伟大的中华民族在长达五千年连绵不断的曲折发展过程中，像滚滚东流的长江那样，以磅礴之势，冲破了重重险阻，奔腾向前，现在更以崭新面貌，雄姿英发，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这是人类历史上的一个奇迹。产生这一奇迹有诸多原因，其中十分重要的一点，就是我们勤劳、勇敢、智慧的各族人民，在长期的生产活动、社会活动、思维活动和对外交往以及抗击外来侵略过程中，逐渐创造、积累、发展了具有以生生不息的内在思想活力为核心的优秀传统思想文化。

人们常说，“时势造英雄”。杰出人物的成长，离不开时代的熏陶和培育。东汉时期，著名史学家、思想家班固，以其非凡的创造力，从司马迁巨大身影的笼罩下走出来，撰写了流芳百世的纪传体断代史《汉书》，创造了新的史籍体例，形成了自己独特的、深具影响力的史识。我们不应将班固的成就仅仅归结于班固个人的才能，实则其非凡的创造力乃深深地植根于时代土壤之中。
《史记》和《汉书》这两部非凡的巨著，都产生在国家兴盛的时期：《史记》产生于西汉处在鼎盛阶段的武帝时代；《汉书》则产生于东汉国力强盛的明帝、章帝时代。东汉初年强盛的国力，是班固创造力的源泉。

班固能够著成《汉书》这一杰出著作，并形成了自己独具特色的思想和学术体系，除了东汉初年鼎盛的时代条件以外，还有司马迁著史优良传统以及班氏家族家学渊源的影响。

班固继承父亲的遗志，呕心沥血，历20余年，终于完成了《汉书》这一成功的史著，在中国古代史学中建树起又一座丰碑。

班固这位具有卓越史识、对历史大势有准确把握的大史学家，所撰《汉书》的一项重大成就，便是规模恢宏、内容全面地记载了西汉一代历史。他站在东汉初的历史高度，热情地赞颂了西汉王朝的一统局面，肯定了为西汉开国和兴盛作出贡献的人物，记述了他们的历史功绩。同时，他又以“实录”之笔揭露西汉封建统治的阴暗面，深刻地总结反思了西汉一代治乱兴衰的经验教训。

宋代郑樵曾说，班固“断汉为书”，“失会通之旨”，“是致周秦不相因，古今成间隔，白高祖至武帝凡六世之前尽窃迁书，不以为惭。自昭帝至平帝凡六世资于贾逵、刘歆复不以为耻，况又有曹大家终篇，则固之自为书也几希，往往出固之胸中者，古今人表耳，他人无此谬也。后世众手修书，道傍筑室，掠人之文，窃钟掩耳，皆固之作俑也，固之事业如此，后来史家奔走班固之不暇，何能测其浅深!迁之于固，如龙之于猪，奈何渚史弃迁而用固?”郑樵赞赏司马迁修撰通史，而把班固修撰的断代史极力加以贬低。这完全是出于偏见的无端指责，与历代众多有识史家对《汉书》的褒扬恰成鲜明对照。实则，班固在历史编撰上具有非凡的创新精神，取得了卓越的成就。他创立了著史的新格局，在构史体系上取得了重大突破，在内容上也有出色的补充和创造。毫无疑问，班固《汉书》在中国史学发展史上是继司马迁《史记》之后又一座高高耸立的丰碑。

刘知几认为史学家应该具备“才、学、识”三长，已经得到史学家的普遍称赞。按照这一标准衡量班固，我们可以看到，班固不仅具有很高的“才”“学”，在掌握大量史料并能灵活运用的基础上，创立了新的构史体系，而且具有超乎寻常的史识。他反对复古倒退，具有发展进步的历史观；敢于秉笔直书，弘扬史学“实录”精神；注意宣扬汉代功业，发挥史学的鉴戒功能；他笔下的史著，还反映广泛的社会生活，关注民生疾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