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祖五年(公元前202年)刘邦即帝位后，下诏嘉奖故衡山王吴芮参加反秦战争有功，封为长沙王。又下诏改封故粤王亡诸为闽粤王。
同年，刘邦以洛阳为都城。五月，罢兵遣送回家。刘邦连续下诏令奖励从事农业生产，规定：一，人关灭秦的关东人愿留在关中为民的，免徭役十二年，回关东的免徭六年。二，劝说原先因逃避战乱逃亡山泽的回到原籍，重新成为编籍内的民户，恢复他们的爵位、田地、住宅，以从事生产，不准官吏虐待。三，原先因饥饿自卖为奴婢的，恢复庶民的身份。四，所有军吏卒无罪的，凡是无爵者一律进爵为大夫，原是大夫的进爵一等，这些人并且一律免除本人及全家的徭役。
高祖十一年(公元前196年)二月，连续下两道重要诏令。一是布告天下，朝廷立意要减少赋敛，指出由于各郡及诸侯王国向朝廷贡献未作出规定，所以造成献礼过多，向民众征收赋敛过重。命令诸侯王等每年于十月朝献，并且规定数额。二是诏令各郡国荐举贤能之士，认为：古代圣王最高的是周文王，最有声望的霸主没有高过齐桓公的，他们都是依靠贤人的帮助才获得成功。难道只有古代才有智能之士，而今天没有吗?问题是如果君王不去结交他们，贤才又有什么进身之路呢?我借上天保佑，靠豪杰的辅佐而得天下，我希望能长治久安，现在多么需要贤能之士同我一起安天下啊!贤士大夫有肯协助我做事的，我要尊敬他，让他扬名。特此布告天下，让众人都明白我的意思。各郡守、诸侯相国要发现有德行、有才能的士人，立即上报，劝说他们，负责护送京师。这两道诏令，体现了汉初轻徭薄赋的方针，成为汉代荐举人才的先导。
同年五月，下诏嘉奖南海尉赵佗治理有力，立为南越王。十二年(公元前195年)二月，下诏对被卢绾胁迫反叛愿意归附者予以宽大。
以上2项内容，都是《史记·高祖本纪》所缺，而为班固补充的。这些行政措施涉及汉朝开国奖励生产、稳定社会秩序、处理四方边境和选拔人才等方面，对今人考察西汉的经济发展、民族状况、制度演变、社会习俗等项，都是非常值得珍视的。
《史记》没有《惠帝本纪》，惠帝年问事悉记在《吕太后本纪》中，司马迁的用意，是当时惠帝只有虚名，实权掌握在吕太后手中，故按照实际权力的归属处理。但篇中有关惠帝年问的事迹却按惠帝纪年，内容也比较简略，主要写了吕氏集团的兴亡史，名虽为“纪”其实仍同一“传”。班固觉得《史记》的处理有不尽恰当之处，故增设了《惠帝纪》，这从纪传体史书以“本纪”为大纲的性质来说，是有道理的。《汉书·高后纪》也进行了删削改写，增补了一些全国大事，真正成了“纪”体。《汉书·文帝纪》中大量补充了显示文帝政绩的诏令。如：元年(公元前179年)，下诏对鳏寡孤独穷困之人借贷救济；又下诏照顾老年人。二年(公元前178年)，下诏亲率农耕，并释放因罪没人官府服劳役者回乡务农。十二年(公元前168年)，下诏劝民务农种树，减田租。十三年(公元前167年)，下诏劝农桑。后元元年(公元前163年)，下诏求直言无隐，告知各地实情。以上补充，就为汉文帝恭谨求治、成为历史上著名的皇帝提供了更充分的史实，使人信服。《汉书·景帝纪》从内容到篇末赞语，都是班固重写的。《汉书·武帝纪》与《史记·孝武本纪》内容迥然不同，当然更是出自班固的手笔。由此可见，《汉书》“本纪”武帝以前的6篇之中，新设①《史记》、《汉书》所记不同处，亦有《史记》不误，《汉书》见误者。如，长沙王相软侯姓名的记载，《史记》原为“利仓”，《汉书》改为“朱仓”，而马王堆出土侯印则正作“利仓”。
现存《史记·孝武本纪》内容系后人割裂《史记·封禅书》的文字以充篇幅，《汉书．武帝纪》则是武帝在位54年施政的大纲，记载很有系统。
《汉书》中还补充了大量诏令、奏议、诗歌、书牍、辞赋等文章。据吴福助先生统计，《汉书》共收录文章70篇，其中诏令类571篇(复算32篇)，奏议类503篇(复算6篇)，诗歌类70篇(复算篇)，书牍类45篇(复算篇)，辞赋类9篇，其它类2篇。《汉书》中补充了大量诏令，对于我们了解当时的治国方针和政策大有帮助；所增补的奏议，如《贾谊传》中的《治安策》，《晁错传》中的《削藩策》、《贤良对策》、《论贵粟书》，《董仲舒传》中的《贤良三策》等，都是对于我们认识当时国家情势以及作者的思想人格等大有帮助的重要资料。譬如，在《史记》的《屈原贾生列传》里，司马迁只收了贾谊的《吊屈原赋》与《鹏鸟赋》，这样，在司马迁的笔下，贾谊就成了一个牢骚满腹的“怀才不遇”的文人，而《汉书》收入了他的《治安策》，作为一个政治家和思想家的贾谊，才被突出出来。《汉书》中收录的大量诗歌、书牍和辞赋等，都是我们研究西汉时期文学及社会风貌的重要资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