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教自公元前2年传入中国，到了东汉（25～220年）时期兴盛一时。在都城洛阳，第一个汉传佛教寺庙白马寺建立后，来自印度和西域地区的僧人就住在那里。从公元68年建立白马寺，到晋怀帝永嘉（307～312年）年间，洛阳有佛寺42所。到了北魏迁都洛阳的时候，寺庙陡然大量增加起来，最盛时多达1367所。然而，世事无常，到北朝东魏孝静帝天平元年（534年）迁都到邺城时，残破的洛阳城也就只剩下421所寺庙。《洛阳伽蓝记》记述东都洛阳鼎盛时的盛况：“逮皇魏受图，光宅嵩洛，笃信弥繁，法教愈盛。王侯贵臣，弃象马如脱屣，庶士豪家，舍资财若遗迹。”译成白话文为：到大魏接受河图，在嵩山洛水间定居，至诚信奉的更多，佛教越发兴盛。王侯贵臣，抛弃象和马像脱掉鞋子，百姓豪家，舍弃财物就好像是遗弃自己的脚印。
有人说，那是一个我国中古时期宗教狂热的时代。不过，虽然洛阳在皇家的支持下，建了那么多寺庙，但是每个寺庙里的住众人数不多，而且住在寺院里的人也只是把头剃了，像个僧人的模样而已，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僧人。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呢？因为佛教的戒律在当时还没传到中国，戒律系统还没有建立。这种情况一直延续到曹魏时的印度律学沙门昙柯迦罗来华才开始改变。他首先翻译出了《僧祗戒心》，并在中土首次建立了受戒仪式。正因如此，后世即尊奉昙柯迦罗为中国佛教律宗的初祖。
早期的清规戒律是从印度直接挪用过来的日常行为规范，带有浓厚的印度特色，由于没有经过本地化的修订，所以与当时中国的风俗习惯难以吻合。我们可以举两个简单的例子来说明这一点。
比如说，印度的天气很炎热，当地的人多赤裸上身，下着长裙。因为这样的衣着习惯，客观上就已经要求人们在小便时采用下蹲的姿势。站立小便，被认为是极不文明的行为，同时也是下贱人的做法。所以，释迦牟尼在制订戒律的时候，严格要求佛教僧人不管男女，小便时一律都要采用下蹲的姿势。在中国早期的僧人日常行为规范里，就是这样严格规定着寺院的每一个生活细节。随着时间的推移，与社会民众的接触日益广泛，这些不符合中国人习惯的做法逐步地被修订了。
再比如说，释迦牟尼在《佛遗教经》（即释迦牟尼圆寂之前告诫弟子们的遗嘱）中告诫弟子们为什么要持戒时说：
汝等比丘，于我灭后，当尊重波罗提木叉（戒律），如暗遇明、贫人得宝。当知此则是汝等大师。若我住世，无异此也。持净戒者，不得贩卖贸易、安置田宅……不得斩伐草木、垦土掘地、合和汤药。占相吉凶、仰观星宿、推步盈虚、历数算计，皆所不应。节身时食，清净自活。不得参预世事，通致使命，咒术仙药……当自端心，正念求度。不得包藏瑕疵、显异惑众。于四供养，知量知足……戒是正顺解脱之本，故名波罗提木叉。因依此戒，得生诸禅定，及灭苦智慧。是故比丘，当持净戒，勿令毁缺。若人能持净戒，是则能有善法；若无净戒，诸善功德皆不得生。是以当知戒为第一安隐功德住处。
对于其中的“不得斩伐草木，垦土掘地”一条，在中国就很难绝对奉行。因为中国是个农业社会，如果僧人们过着一种不劳而获的寄生生活，就无法得到儒家文化的认可。
禅宗作为佛教的一个宗派，宗门下的僧人原本偏好在山泽的清净之处，结庐而居，或者住在山岩洞穴里。中国禅宗初祖达摩就曾在少林寺背后的山洞里面壁十年，惟则禅师也曾在天台山的岩洞里勤修梵行，石头希迁更希奇，把自己静修的草庵修建在寺院外面的一块大石头上。杭州的鸟窠道林禅师则在一棵大树上搭了一个硕大的“鸟窝”，栖身其中，引得白居易前来问禅，并留下了一段令人深省的对话：
“老禅师，请问：什么是佛法大意？”白居易问栖身在鸟窝里的道林禅师。
“哦！佛法大意很简单，只有几句话。”老禅师说。
“那么，就谢谢禅师慈悲，您就告诉我吧！”
“诸恶莫作，众善奉行，自净其意，是诸佛教。”道林禅师一字一顿地念道。
“呵呵！就这么简单么？您说的道理，连三岁的孩子都知道！”
“三岁孩童道得来，八十岁老翁却行不得！”老禅师说完，又轻轻地合上了眼睑，只留给来问禅的白居易一片怅然。
“诸恶莫作，众善奉行，自净其意，是诸佛教。”说成大白话就是：“所有不利于社会、人群和自己的事情，都不要做；而且，不要因恶小而为之。所有有益于社会、人群和自己的事情，都要努力去做；而且，不要因善小而不为。在去恶行善的同时，更要净化自己的心灵。这就是一切诸佛的教诲。” 是啊！这句偈子只有短短的十六个字，真的很简单，连一个三岁的孩子都能背熟，但是，八十岁的老人却往往做不到。
白居易参访杭州鸟窠禅师的故事，与许多禅宗的其他公案一起，在历史上流传很广。中国佛教禅宗接引弟子和学人及其传承方式、方法，与印度禅宗有着极大的差别。这个差别，甚至可以说是一种颠覆。这种颠覆的元素自然是来自中国固有文化，尤其是来自于老庄思想。正因为中国固有的老庄思想，才让佛教在初来的时候感觉到了丝丝的温馨，有一种“海内存知己，他乡遇故知”的欢喜。进而促成了佛教与中国文化的快速融合，并完成了自身在中国传承的本地化过程。
中国佛教完成本地化的过程从魏晋时期的道安大师开始，一直到唐代的道宣律师建立中国佛教南山律宗才宣告确立。而在实践上，佛教中国化的具体体现则在于中国佛教净土宗和禅宗的建立。其中，最有中国特色的是禅宗。对于中国佛教律宗的建立过程，2005年秋，我在为陕西省长安终南山净业律寺撰写的《重振南山律宗祖庭净业寺碑记》中有这样一段：
夫佛制戒律，约束僧众，防微而杜渐。释迦示寂，首次结集，全仗优婆离尊者而诵出。此后，部派蜂起，见解沓然；流传支离，异说纷呈。逮及佛法东渐，虽规模初创，而名实不真。因有天竺僧人昙柯迦罗，于三国时来华，见诸寺众虽具沙门之相，而无受戒之体；遂于魏嘉平年间，在洛阳译出摩诃僧祗戒本，更请天竺诸僧为立羯磨法，创行受戒制度。
至北魏孝文帝时，平城法聪宣扬《四分律》，口授弟子道覆作《四分律疏》，再传慧光删定羯磨。此后，更经道云而道洪，由道洪而智首；凡五传而至隋末道宣，专研律学。继入终南山净业寺潜心述作，著《四分律比丘含注戒本》、《四分律删补随机羯磨》、《四分律删繁补阙行事钞》、《四分律拾毗尼义钞》、《四分比丘尼钞》，世称为南山五大部。并创设戒坛，制订受戒仪轨、特宗立行。
综述源流，上溯昙无德、昙柯迦罗、法聪、道覆、慧光、道云、道洪、智首诸师，道宣为第九祖；此后次第传承周秀、道恒、省躬、慧正，至宋代有允堪、元照而再盛。允堪据道宣《四分律删繁补阙行事钞》作《会正记》，其再传弟子元照著《行事钞资持记》，禀持异议；因之南山律宗在宋时更分为会正、资持两派。
这一段碑文，简要地记述了中国佛教律宗的建立过程及其重要历史人物。中国佛教律宗假唐代的道宣律师之手而建立起了自己的律学系统。中国佛教律学系统的建立，同时也标志着佛教的中国化在理论上的告一段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