及至禅宗的兴起，佛教中国化彻底完成。我们在这里所说的快速完成，历史竟也长达数百年。
中国佛教禅宗的丛林兴起，首先应当归功于马祖道一（709～788年）。道一禅师是中国禅宗的第八祖。他结合了中国的具体国情、政治环境以及国家管理模式，广建道场，率众而居，创立了禅宗的“丛林”，亦即禅宗的寺院。值得强调的一点是，禅宗从此一改印度佛教僧侣不事劳动、依靠施舍度日的旧俗和其他佛教流派依靠皇家资助的传统，发展出“一日不作，一日不食”农禅并重的传统家风。
到了稍晚的时候，江西百丈崖的怀海禅师为了整肃道风，使共住在一起的僧人能够安心常住，共同修行，又在已经建立起来的丛林基础上，制订了一整套适合宗教职业人员共同遵守的、严整的寺院管理制度。而怀海禅师本人更是终身奉持“一日不作，一日不食”的家风。
百丈怀海禅师说过，作为出家人，要想在中国好好地生存，那就必须随众“出坡”——集体劳动。因为寺院多建在山里，劳动也就多在山坡进行，因此，中国佛教寺院就习惯性地把集体劳作称之为“出坡”。他80岁的时候还坚持“出坡”，徒弟们心疼他，把他的锄头藏起来；于是，老人家就干脆坐在房间里不吃饭。弟子们没办法，只好又把锄头还给了他。
中国禅宗，相传由南朝梁武帝时经水路来华的印度僧人菩提达摩所创。后来，相递传承至第六代，分为在修行观念上有顿、渐之别的南（慧能）北（神秀）两支。再往后，南宗声势浩大，取代了北宗。慧能下又别出二系(南岳、青原)、五家(沩仰、临济、曹洞、云门、法眼)、七宗(上述五家加上黄龙、杨岐)。南岳怀让和青原行思是六祖慧能的两大弟子，青原行思传石头希迁，再传天皇道悟，道悟传义存禅师；南岳怀让传马祖道一，再传百丈怀海，再传黄檗禅师。我本人则宗属临济。
由于禅宗在经济上获得了独立，因此唐代出现灭佛运动的时候，禅宗受到的影响很小，而其他宗派则因为受到政权的排挤无法立足，天下的僧侣也大量地集中到了禅宗寺庙。
马祖道一时代，在中国佛教各宗并行于世的情况下，禅宗可谓是异军突起、一支独秀。住众最多的寺庙达到数千人。大家所熟知的成语“当头棒喝”，其实就是禅宗接引学人的一个“公案”。“公案”里的主角黄檗禅师，他是我所在的这个宗派（临济宗）的创始人临济义玄的师父，他所生活的年代在中晚唐（776～856年）；当时，他住在福建福清的黄檗寺，寺院里的住众有3000多人。云门宗的老祖宗义存禅师（822～908年）在福州闽侯县的大雪峰寺，也有3000多人。数千人从五湖四海汇集在这里，学习、行持。
到了近代，人数达数千的寺庙已不少见。西藏最大的寺庙哲蚌寺，政府规定的住众编制是7700人，但住众往往超过1万人；色拉寺住众定编5500人，实际经常超出7000人；拉萨三大寺当中最小的一个寺庙是甘丹寺，定编3300人，但往往也超过5000人。
除了垄断行业里的一些特大型国有企业之外，超过1万名员工的民营企业凤毛鳞角，大多数都是几千人的企业。这样的人员规模与许多著名寺庙的规模相差不多，但是，在人员的生活服务与作息管理上却有着根本差别。因为，企业员工一般分散在各地，只有工作的时候才在一起，下班后的生活是分开的。然而，寺院里的情况就不同了，寺院里的住众要同吃、同住、同学、同劳动，几千人完全生活在一个很密集的小范围内。这样，管理的难度不言而喻。
寺院管理中有一句口头禅：“铁打常住流水僧，宁带一营兵，不带一堂僧。”说的就是这个意思。为了加强对僧众的管理，九祖百丈怀海禅师就着手制定了《百丈清规》。从此，丛林之制大备。这就是后世所谓“马祖建丛林，百丈制清规”的出处。有了丛林建制，寺庙里的僧众才具备了“僧团”的特征，也就是说，佛教寺院通过丛林建制的方式，将在寺院集体生活的一个个单独的修行个体，整合成了一个“弘法利生”的大型团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