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1、导师与殉道者
胡一兵打电话来说，刘跃进的家庭起风波了，约我去说说话，给刘跃进散散心。我想这两年刘跃进还挺风头的，一手写论文参加一场全国性的讨论，一手写杂感模仿大师的口吻谈世界人生，他怎么会有麻烦？作为大众精神导师的他难道还要我们这些俗人排解苦闷？吃了晚饭我去了金天宾馆，不一会胡一兵开车带刘跃进来了。上电梯到了七楼的茶室，胡一兵要了一间包房。刘跃进说：“喝杯茶哪里都能喝，到这样高档的地方来干什么？”胡一兵说：“装修了就是让人来的。”以前别人这样请我，我觉得太奢侈，现在习惯了觉得不是这样的地方简直不能去。把你往街边茶楼一请，你成了什么人？那些虚的东西是非讲不可的，谁谦虚只显出自己不上档次，没见过世面。刘跃进还不懂这一点。胡一兵没有顺着刘跃进的问话吹嘘几句，这才是朋友。发了点邪财就连自己也不认识的人，这几年见得太多了。
小姐斟了一壶茶就站在门边听候吩咐，胡一兵让她去了。喝着茶知道了刘跃进的家庭是怎么回事。刘跃进心高气傲，到前两年才找了凌若云结了婚。凌若云比他小九岁，来到省城怎么也不安于资料员的命运，不顾刘跃进的反对，到港资的金叶置业去应聘，居然聘上了，半年后升到了公关经理，工资是刘跃进的八九倍。刘跃进不能接受这个事实，要凌若云回学校，可那又怎么可能？她反过来劝刘跃进说：“你每天扒在桌子上写那些东西，又有什么用呢？”道不同不相谋，夫妻不能相谋危机就逼近了。以后凌若云又每天开一辆丰田车回来，把刘跃进气得半死，开始怀疑她和香港余老板的关系，不然怎么可能有这么好的事？从此家庭纠纷不断，却不愿对朋友说。我想他是怕影响自己作为一个导师的形象，自己的妻子都不跟着走，怎么能叫天下人跟着走？前几天争吵之后，凌若云离家出走数日不归。昨天他去金叶置业找她，却看见余老板当着许多职工的面站在她后面，弯了腰身体几乎挨着，一只手在电脑上指指点点说什么。几个职工看见了他，眼神怪异，似笑非笑，他一声不吭羞愧地退了出来，实在忍不住了，才给胡一兵打了电话。
听刘跃进把苦诉完了，胡一兵说：“我们是不是铁哥们？是！铁在一起八磅大锤也锤不散！铁哥们了说话就不必拐七八个弯，我说人非得用新的眼光看世界不可，人生看大势，跟上了大势烧水都能发动汽车，跟不上大势喝水硌牙烧水都粘锅，早晚成为一个问题人物。我看小凌有她的长处，看大势跟潮流，潮流从来不考虑哪个人的情绪，它把人像蚂蚁一样淹了。毛主席说历史潮流不可抗拒，我有刻骨铭心体会的。什么叫潮流?升官发财。你掰着指头算算那些大人物的子女，几个不是走在这两条路上？大人物是最能把握潮流的。我不管他们怎么讲，我看他们怎么做。”接着他讲了自己刚经历的一件事，省里正在布置一个表现抗洪救灾的大型展览，布展的经费是四百多万，他也去投标了，也想尽了办法，根本拢不了边，被文副省长的儿子拿去了。我说：“怪不得你这么大的火气，财路被挡了。”胡一兵说：“如此世道你跟它去讲精神文明，文左良他爸爸把精神文明含在口里，天天在电视上讲，比你总讲得好些吧？他是精神文明专业户。文左良他什么业务都不懂，可他的公司什么业务都做，从来就是赚大钱，布展只是小菜一碟呢。有几项公共工程没有权力在其中上下其手？他们想不发财，那是难于上青天。将来他们就是中国的精英人物了，这一辈是他们父亲说了算，以后是他们说了算，升官发财的人说了不算，你讲人文精神的说了算？”我说：“文左良他爷爷是淮海战役牺牲的，他老爷爷是马日事变被杀害的，你胡一兵怎么好去跟人家比?”刘跃进说：“胡一兵你这两年变俗了。”我说：“那要看他碰上了谁，碰着雅人他是俗人，碰着俗人了他又是雅人。”胡一兵嘿嘿笑说：“跟大为兄一样，碰见当官的他是学者，碰见学者他是当官的。”又说：“刘跃进我们言归正传，你干脆到我公司来当个副老总算了，别的人我也信不过。大为我以前动员他，现在他上路了我也不说了，他还看不起我呢。管用的是权和钱，在中国第一是权，只要你愿意又有点勇气，随时可以变现。刘跃进你这两头都不占，你老婆如花似玉钱比你多十倍那不出问题？不出问题那就是我把人性理解错了，人其实比我设想的要好些。说真的你来不来吧？把公司做大了，那就不是几千几万块钱的事，到那天几百万都是小菜一碟，那时候你就把凌若云镇住了。”刘跃进摇头说：“想不好。”我说：“刘跃进他愿做个导师，就让他做个导师，你要他升官发财他很痛苦，他看得起那些俗事?他会问你，要那么多钱有什么用？”胡一兵说：“要那么多钱有什么用？这是大师说的话。大师的话打开书句句漂亮，合上书又不知道说了些什么。碰上事情了再打开书走到事情里面去，发现总对不上号。事情它只认权和钱这两个死理，别的都不认，它就是这么俗。要那么多钱有什么用？这个问题要去请教比尔·盖茨，我还答不上来。”刘跃进说：“我没有把钱看得那么大，真的要那么多钱有什么用？”我说：“胡一兵在商言商，他只要现实的市场，我在官言官，我只要现实的江山，跃进你在导师则言天下千秋，把天堂留给了自己，各得其所。历来的聪明人都把天堂留给老百姓。”刘跃进说：“胡一兵早就是经济动物了，大为你也快变成政治动物了，我还想做一个人。”胡一兵笑了说：“跃进就是比我们高一个档次。”刘跃进说：“不是档次的差别，是质的差别。”我说：“刘跃进你不赞同我们，你至少可以理解我们。”他马上说：“我可以理解你，正如我可以理解那些小偷。”胡一兵说：“我们不说玄的，说真的吧。把事情说得玄乎其玄，到头来事情还是事情，还得靠那个俗物。要那么多钱有什么用，听不懂！起码你把老婆镇住了吧。面对如此现实的世界，谁也无法自作多情。反抗世俗就是反抗潮流，反抗历史的合理趋势。这不是历史的悲剧，而是抗拒者的悲剧。看潮流还有一个最简单的办法，就是看那些美人倒在谁的怀里去了。”刘跃进的脸上变了色，胡一兵装作没看见，残忍地说下去，“美人依据自己追求幸福的本能，最擅长敏锐地选择方向，你别以为她们傻，她们一点都不傻。你到了文左良那个份上，一群女孩子围着你争风吃醋，那是什么滋味？什么境界？那滋味你想想吧！”刘跃进不屑地摇头说：“我要别人围着我干嘛，我还没精力应付她们呢。这个世界向人们昭示的幸福是虚假的，商人们把大家引向了一个错误的方向。真正的幸福是爱智慧，真正的价值是经历有省察的人生。”胡一兵说：“刘跃进你说起话来还是像个大师。可是为什么大家都跟商人跑不跟导师跑呢？”刘跃进说：“他们屈从于自己的物质欲望。”胡一兵说：“导师没人跟他跑他还是导师吗?可惜这不是一个需要导师的时代，人人都明白自己应该追求什么。活着就是生存，生存就要解决各种问题，解决问题靠什么？靠那两个王八旦!飘得再高也要落回到庸俗而现实的地面上来。飘在空中的话空空洞洞，也渐渐说不下去了，这是导师的悲哀。也许这个时代需要殉道者，可殉道者在哪里？导师们都太聪明了，把原则阐述了要别人去做，自己总是在关键的时候缺席，装成个聋子瞎子哑巴，不装行吗？”我疑心他在暗示我几年前在华源县搞血防调查的事，又想他也许是暗示我去年当职称评委的事。想起来是挺惭愧也挺内疚，可我能挺身而出？我不能当殉道者。我去观察胡一兵的表情，他似乎也没有特指我的意思，也许我多心了。胡一兵说：“按说每个朝代知识分子都是社会的最后一道道德堤坝，可今天这个堤坝已经倒了。连他们都在按利润最大化的方式操作人生，成为了操作主义者。天冷了自己只有一件棉袄，而眼前有一个将要冻死的苦人，他于是跑到菩提树下去闭了双眼冥想大问题，想普度一切人类的方法，而决不脱下棉袄，冻杀自己。这就是导师，你要别人怎么跟他走？我不为自己辩护，我堕落了，牺牲和责任感已经与我无关。大为你呢，你在这里别玩虚的，咱铁哥们几个！”我说：“那我也加入你的阵营吧。”刘跃进说：“你们要紧跟时代潮流，能不堕落？”胡一兵说：“也不止我们，我看那些以讲人格为专业的人也只有那么高的人格。我也不骂他们，总不能要求一个人去反抗历史，历史是不可以对抗的。”刘跃进说：“这是选择，只有软弱无力的人才把责任推给历史。”胡一兵说：“我不跟导师辩论，我们说事情，说真的到我的公司你来不来吧。”刘跃进倔犟地说：“不来！”胡一兵说：“那就算了。我总不能劫持你来我的公司吧。”又说：“不来也好，像我上了这条船吧，有时候你看看对面是条狗你也得陪他吃饭你说人能跟狗一桌吃吗?我忍来忍去也习惯了，看在钱的份上，千万别把自己当人!刘跃进他来了他会受不了。”
刘跃进死死地盯着眼前那杯茶，好像里面有什么神秘的东西。我说：“我们回到地面上来，想一想怎么把小凌搞回来吧。人说得再飘逸也要回到地面上来。”刘跃进说：“搞她回来干什么，随她去！最好她不来打搅我，我还清静些呢。”胡一兵说：“你是说赌气的话还是说心里话？说心里话我们就算了。”刘跃进不做声，眼睛仍用力盯着那杯茶。我说：“胡一兵你有经验，你最了解女人，你去劝一劝小凌。”胡一兵说：“凭一张嘴怎么劝？谁能凭张嘴劝希特勒不杀人？”可还是问刘跃进要了凌若云的手机号码，掏出手机拨了号，接通了把手机递给我。我接过手机说：“小凌吧，我是池大为呢。我们胡总想约你说几句话。”凌若云说：“哪个胡总？”胡一兵的牌子没甩响，我连忙站起来跑到门外，说：“胡一兵想找你谈谈。”她说：“你们如果想做我的思想政治工作，首先你们做做他的工作。他那么敏感，谁受得了？你们把他的思想工作做好了，我自然就通了。”我说了好一会，她还是同意见见面，我说：“我和胡一兵开车来接你，你在哪里？”她说：“我自己会来。”约好二十分钟以后在金天宾馆的门口见。坐回去胡一兵说：“等会别叫我胡总，她那个老板比我大，叫起来就没意思了。”我说：“胡一兵你的虚荣心怎么变强了，讲这一套。说到底那是个水泥匠，你怕什么！”他连忙说：“要讲的要讲的，甩不响的牌就别甩，就像你们那个圈子要把级别讲得清清楚楚，谁拿处长的牌子到厅长面前去甩?财大才能气粗，这是我们的游戏规则，不然怎么钱要赚个没完没了呢？”刘跃进说：“凌若云她算个屁！”我说：“算什么我们管不着，算你老婆我们还是要认她的。”
我和胡一兵到楼下去等，有丰田车开过来就注意一下。快到时间了，一辆凌志车从我们身边开过，胡一兵说：“这是辆好车。”我望过去看凌若云正从车上下来。我刚想喊，胡一兵扯我一把。凌若云在台阶上站了站，就进了大门。我看她穿着黑色的风衣，披发，转身走去时那种飘感特别有气度。胡一兵说：“几个月不见，凌若云真的变了，你看她的气质，典型的贵妇人呢。”我说：“她本来就是演员，这么一包装，那当然今非昔比。”他说：“我看算了，我今天没想到要约凌若云来，一身休闲服太随便了，走到人家跟前去，怎么开口说话？”又说：“我还以为他开部丰田呢，凌志！连我都英雄气短了。”我也有些气短，说：“没想到胡总这么重的虚荣心，我们过去把话说了，不成就算了。”他说：“我都没什么话说了。你看她那个气派，是刘跃进享受的吗？这种档次的女人，不是百万富翁消受得了的，刘跃进？世界上没有奇迹，我见得多了。连自己的老婆都跟商人跑了，还咬着牙说爱智慧？我就看不出这个智慧有多么智慧。刘跃进他享了两三年艳福，也该满足了。”我坚持说：“还是过去一下，不然也对不起朋友。”他说：“你不知有这一句话？天下就没有对得起穷哥们的事！要去你去。”这时凌若云从大厅里出来，四下张望，胡一兵把身子转过去，扯着我走到街上，说：“何必自讨没趣？”又拨通凌若云的手机，说临时有急事不能来，改日再谈。透过树丛看到凌若云接了电话，飘到小车旁，开走了。胡一兵说：“刘跃进以后的日子就难过了，曾经沧海难为水，他还会看得上谁？”我们上楼去，我说：“胡一兵你虚荣心太重了。”他说：“有钱人怕更有钱的人，有权的人怕更有权的人。她把凌志往你跟前一停，比打一个耳光还难受，要不钱怎么赚起来没个完？金钱如粪土，亿万富翁才敢讲这句话。百万富翁那是没有资格的。”
进了茶室，刘跃进询问地望着我们，我心中隐隐作痛。胡一兵说：“等了这么久也没来，过了十分钟也没来，怎么就不来呢？”我说：“要不再拨一次电话？”刘跃进说：“算了算了。”胡一兵说：“下次再找她好好谈谈。”刘跃进显得有些萎顿。胡一兵把睛眼望着我说：“天下的事都是有缘份的，勉强不得的。大为兄你没有官运，拼了这条命还是没有，就靠一个缘字！事情不到你跟前来，那是没缘份，到你跟前又离开了，那也是没缘份。没缘份再好也不是你的。你想它干什么？”我连连点头。刘跃进说：“你们见到凌若云她了？”我马上说：“没见到没打照面没说一句话。”刘跃进叹一声说：“真不知怎么办才好。”我有点可怜他，却也说不出什么。胡一兵说：“男子汉站在那里顶天立天，有什么风吹雨打他怕？不怕！”
72、粉红的传说
抗洪回来不久，我通过了博士论文答辩，几乎在同时，我被破格晋升为研究员。接着马厅长领衔的博士点批下来了，我又成了博导。出乎我意料的是，我的几个同窗也顺利地通过了答辩。同窗三年，我都没见过那两位书记主任，他们什么时候来上过课？我不知道，可这时他们都拿出了像模像样的博士论文。连任志强都嘟囔着说“这两个人是三次博士，报到来一次，送礼来一次，答辩拿文凭来一次。”他们已经到了心想事成的境地，这个世界就是围绕着他们设计的，连讲道理的方式，也是由他们的需要决定的，除此之外没有别的方式。所有的原则在操作中都变成了一纸空文，那些煞有介事的话讲给谁听的呢?这些大人物都把它当作玩笑，还能指望谁来听呢?想一想感到恐怖。再想一想也只能如此，要求设计者不按自己的需要来设计游戏规则，那合乎人性吗？他们拥有权力，这种权力唯一难以达到的地方就是更高的权力，其余的问题都不是问题。看清楚了这些我感到，自己还得努一把力，还得向更高的境地前进啊，算起来也只有一步之遥了。
机会果然来了。快到年底的时候，马厅长在厅办公会议上提出要我兼任厅长助理，据说当时没有任何人提出异议，我得到信息之后也作好了上任的准备，只等下文件了。这样下一次的厅办公会议我就有资格参加了，就进入厅里的核心圈子了，这也算迈出了一小步吧。
可第二天纪检会卢书记悄悄告诉我，有一封匿名信把我告了，说我有作风问题。我一听几乎心跳停止，孟晓敏的事发了？我沉住气说：“说我有作风问题，说我？”我想着是不是药材公司瞿经理漏了什么风给谁，或者有谁盯过我的梢，不然怎么可能？卢书记说：“你别激动，这只是一种传说，我们还没调查呢。”一听要调查我的心里就发虚，一调查我就完了，因小失大，因小失大啊！我硬了头皮说：“希望组织上尽快调查。”
下午我跑到外面很远的地方给孟晓敏打了传呼，问她有什么异常的情况没有？她说没有，还一个劲地催我到老地方去见面。我说：“厅里现在有人要陷害我，要把我们的事情捅出来，你最近千万别跟我联系。”她还是坚持要跟我见面，我说：“现在是什么时候！”她很委屈，却不肯放弃自己的要求。我说：“你怎么就不知道个事情的大小！”就挂了电话。
晚上我怎么也睡不着，想着是谁在陷害我呢？躺在董柳身边翻来覆去也不是个事，就对她说要赶一份文件，起来了坐在客厅沙发上，在茶几上摊开了纸，手中拿着笔，装模作样写了几行字。毫无疑问，那封信是冲着马厅长的提议来的，政治目标也可以用迂回战术来实现。长期以来有人盯着我分析我，这我是知道的，我不也在分析别人吗？想上去的人总比上面的位子多，有了你的就没我的，所以条件越接近就越是冤家，这实在是没有办法的事情。要竞争大家挑明了竞争，你也抗洪去，你也发论文，你也把博士学位扛回来，在这些地方下绊子，小人啊！我知道这是男人的薄弱环节，没想到自己也在这上在栽了。我得想一个万全之策，这一战输了，锐气挫了，很可能这一辈子都没机会了，人生又有几个下一次？我又后悔不该凭一时兴致跟孟晓敏来往，把她运动到省城来了。凭什么？别人一问我就没法回答了，这不是铁证如山吗？事情穿了泡，跟董柳又怎么交待呢？
我把可能的人挨个想了一遍，孙之华？袁震海？丁小槐？甚至黄主任？或者是他们中的谁指使哪个小人物写的？第一个回合，大将是不出马的。第二天我去处里，几个人看见我，眼神中都有点怪异，喊“池处长”的声音也有点特别。多年的训练使我能从别人的神态中察觉他们自己都感觉不到的那点差别。丁小槐来了，我用稍微变了点调的嗓音喊了声：“老丁啊。”他似乎吓了一跳，我觉得自己的检验方式奏了效，马上接着说：“早上好啊。”他连点头说：“池处长早上好。”我双眼望着他，面带微笑，他眼神有点乱，点着头到自己的办公室去了。我几乎就认定信是他写的了。但我不上去，事情也轮不到他，他跳出来干什么？纯粹出于嫉妒吗？不太可能。这时丁小槐进来找我商量事情，我感到了他完全是为了掩饰自己刚才的那点失态而来的。事情说完了他说：“有人嫉妒我们处里，怕我们处里办事更方便些，工作开展得更好些。”我说：“那是谁呢？”他说：“不知道风从哪里刮出来的，有这么多处室呢。”他去了。
中午回到家里，董柳倚在沙发上看电视，饭也没做。我说：“什么时间了？”她说：“还吃饭干什么？”我一听这口气就慌了，跑到厨房去做饭。董柳闯进来，把淘米的锅往地上一摔说：“你在外面做的好事！”口气很严厉，声音却并不大。我弯下腰去把锅捡起来，想着是抵赖呢，还是承认算了？我慢慢直起身子，把锅放到台板上，又蹲下去收拾溅在地上的米。董柳一把将我扯起来说：“外面人都知道了，只有我一个人不知道！以后叫我怎么出这张门？让我被人家戳背脊！怪不得这几天走在外面背脊上还有后脑勺发麻!”我说：“怎么呢，怎么呢，值得生这么大的气？”我打算承认了。她一推一推把我推到客厅，说：“一个女人，这些事情不生气，那还有什么事情生气？就不说对得起我，你对得起我一波不呢？我什么时候做过对不起你的事，你那样窝囊的时候我都没说过你一句，换世界上第二个女人她做得到？你变心吧，你变了心我把你的东西割下来，让你在别的女人那里当不了男人!”我说：“我不好你把我丢了，去追求新的爱情。”她马上说：“那没有用，男人总是男人，换个人他还是男人。男人我都看透了，就是夹不住那一泡骚，捣腾完了他就安神了，我看透了。”我说：“轻点，轻点。”打算去关窗户，一看窗户已经全关上了，“轻点，关键时刻你不能向别人提供炮弹来轰我！”我想想董柳说的也是真的，她苦了那么多年，孟晓敏做得到？我知道赖不掉，打算先跟她晓以利害，把家里的战火平熄了再说，就避重就轻地说：“去年……”她把手掌当作一把刀从空中一劈下来，把我的话砍断了说：“屁话，你要说就老老实实说，别想轻描淡写！”我连连点头说：“我是老老实实说。去年……”那把刀又从空中劈下来，说：“去年？那一年你到北京去就是跟那个妖婆借的钱，前年妖婆带了表弟到我们家里来，还装模作样当我的面批评你几句，戏演给谁看呢？妖婆还帮自己的情人介绍过对象呢！你喜欢她你就做第三者去挖墙角，挖下来算你的本领，你认识我干什么？”我一听梦醒了似的，外面人传说的原来是小莫！我试探着说：“你听谁说的？”她说：“要别人说干什么？我都当面看见了。别人都把你告了！”我把茶几一拍，气壮如牛说：“别人陷害我你也跟在后面跑？我到厅里来十年了，我跟莫瑞芹？你听谁讲的我当面去对质，看那条长舌头看见什么了？”董柳说：“你刚才都承认了，又不承认了？”我不理她，抓起电话就拨通了卢书记家，说：“卢书记，我们家里现在变成战场了，东西都打烂好多了，外面的谣言传到我家里，董柳说组织上都认定了我有问题，怎么说也不听。现在我请组织尽快把事情弄清楚，这是陷害，不早不晚这个时候出来一个粉红色的传说，这是政治陷害！董柳现在要跟我离婚，报告都写好了，逼我去签字，下午就去办手续。先吃饭？到现在饭都没做。董柳还发疯说要抱了儿子去跳河，如果结论不尽快出来，真出了问题，那怎么办？”卢书记马上要董柳接电话，我把话筒递给董柳，凑在她耳边说：“哭，哭。”董柳一边听，一边使劲地把鼻子抽了几下，又抽了几下，抬起胳膊去擦眼泪，真的哭了起来。
我把事情的利害跟董柳讲明了。她见我说得斩钉截铁，将信将疑说：“你自己都承认了的。”我说：“那是我懒得跟你解释，反正已经闹到组织上去了，让他们去作结论。你如果也跟在陷害的人后面跑，假的都成真了。别人说，池大为自己老婆都说有问题，我怎么解释？”好不容易把董柳说服了，毕竟她还不至于糊涂到那种地步。吃过晚饭我提议到楼下去打羽毛球，董柳似乎不情愿，可还是带着儿子下去了。打球时董柳不停地叫“大为”，很兴奋的样子。快天黑了，两人又牵着一波到大院门口去散了一会步，才回来了。
事情很快就平息下去，毕竟匿名信没有拿出足够的证据。我倒希望写信的人有进一步的动作，那样能够更进一步证实我的清白，也证明我是打不倒的，下一次就不会有人跳出来了。没有进一步动作我还感到有点失望。我向卢书记提出了追查写信者及其动机的问题，卢书记说：“事情到这里就打止了吧，难道还报公安局追查？”我说：“陷害者你今天饶了他，他明天又卷土重来，他捅一刀子是可以捅死一个人的。”他说：“算了，老池，算了。”我只好算了，但碰了马厅长孙副厅长我又提出了这个问题。我知道查是不可能查的，我要让所有的人都知道，我也不是一块面团凭人怎么捏的。
谁知这天晚上有人打电话到家里来，董柳接了，那边没说话就挂了。董柳用怀疑的神态看着我，我说：“看着我干什么？”过一会又来了，又是如此。我想一定是孟晓敏，在这种时候她还来给我添乱！第二天上班我找机会出去，把她约到裕丰茶楼。我一见面就说：“你怎么把电话打到我家里去？”她撅嘴说：“那要我到哪里去找你？你也不给我打传呼！”我没跟她讲厅里的事，不然她知道我怕这个，反过来将我的军怎么办？我问她有什么事，她说：“上次你在电话里的一句话，我想了几天，越想越不通，你倒给我说清楚了。”我根本想不起来，她说：“你自己说过的。”说了半天才知道是“事情大小”那句话。她说：“你说清楚你到底把我放在哪里？什么是大事，什么是小事？”我知道女人在这个时候是绝对不讲道理的，就说：“你是大事，其它事都是小事。”她马上说：“不对，我们的关系是大事，其它都是小事。”我说：“对，对对，对对对。”她说：“对吗？对吧？那你说你把我怎么办？这样不明不白都有一年多了，我不愿这样下去，你离婚吧。”我吓了一跳，说：“不敢，不敢。”她说：“你怕老婆？你怕我不怕，我去找她谈，我心平气和跟她谈，相信她是懂道理的人，没有感情了，还捏在一起，两个人都是痛苦。”我望着她，不认识似的，小小女孩二十出头竟有这样一份勇气？这倒使我怕了起来，又感激她为了我竟能有这样的勇气。我说：“这么急干什么，你还没老！”她说：“你知道这一年我放弃了多少机会，又失眠了多少夜晚？别人晚上成双成对在外面走，我就在楼上看着他们。我过的是什么日子?你也为我想一点吧。”我想着离婚是绝对不可能的，对不起董柳更对不起儿子，而且进步要大受影响。拖下去那将来我欠她的就更多了，女人有几年青春？到那天她也更理直气壮了。可就这么了结吧，我又实在舍不得。沉默之中她说：“你给我一个说法，我等也要有个尽头。”我说：“晓敏，我喜欢你，但是，”我停下来，在内心积蓄着残酷的勇气，“但是，”她用惊恐的眼神望着我，“但是，我不能离婚。”她马上把头伏在茶桌上，又一下一下地在桌面上碰着，我马上扶住她的头。她说：“池大为，我看清了你，男人都是自私的人。”我扶住她说：“别这样，有话好好说。”她用力甩开我，说：“看清了看清了看清了！”又扑到我怀中，疯狂地吻我，泪水渗进了我的嘴角，说：“这是不是最后的结论，你告诉我，你今天要说一句真话。你今天说了真话，我还能活下去，你再不说真话，到以后我就只有死路一条了。”看到她如此疯狂，我庆幸自己还是有所克制，还保持了最后的清醒，没有越过最后的界线。我说：“你坐好，我们好好说话。”她坐好了，我慢慢喝茶，把话扯开去。她说：“大为你不要说别的，我今天非弄个水落石出不可。”我被逼得没有办法，说：“我不能离婚。”她忽地笑了说：“池处长，谢谢你的诚实。”又嘿嘿地笑，笑得我心里发冷。她说：“我先走了。”背着挎包，头也不回走了出去。我猛地跳起来想叫她回来，在包厢门边停住了，叫回来又怎么办？我拍着额头，咬咬牙，没有开口。
过了几天我在家里打电话的时候，觉得话筒的手感有点不对，看一看还是那部蓝色的电话机，再仔细看才发现已经换了一部电话机，这是一部双制式来电显示电话。董柳还是不放心我，那个传说启发了她的警觉。
经过了这件事，我走在大街上的时候，经常会出现一种奇怪的念头，迎面那部汽车或摩托车会不会对着我撞过来？迎面有车开过来，我本能地强烈感到后面会不会有什么阴谋？经常神经质地往街边一跳。好多次躲避不及汽车从我身边开过，下身的隐秘之处就会有一种又麻又凉的中了电的感觉。我越来越没有办法相信这个世界。
73、孔子死了
刘跃进打电话问我，能不能找到一张香港地图？我记起丁小槐前年去过香港，就问了他，果然有一张，就通知刘跃进过来拿。晚上刘跃进到我家来了。董柳说：“刘教授你准备到香港去？”刘跃进说：“到香港去轮得到我？”我把地图拿给他，他看了几眼，收在裤口袋里。董柳问：“你跟凌若云最后到底怎么样了？”我正担心董柳问得太冒失，会不会刺伤了他，刘跃进说：“拜拜了。”很轻松地做了一个手势。董柳惊呼道：“真的？”刘跃进说：“那种女人，理她干什么？”几个月没见面，刘跃进他变了。其实我早知道分手是早晚的事，本来还担心他会不可自拔呢，见他竟放得下，我也就放了心。我说：“想不到你还是放下来了，我和胡一兵本来还替你担心呢。”我忽然有了强烈的冲动要把那天晚上的事告诉他，话冲到舌尖上还是含住了。他刚才还在说不理人家呢，得让他在我们面前保持这个虚无的神话。哪怕是朋友，有些话也不能撕开来说。刘跃进说：“放下来了，连我自己都没想到能这么快。再说不放下又怎么样？”他笑几声，“不放下又怎么样？天下的事，也不是由谁的意志为转移的。我不但把凌若云放下了，连世界我都放下了！放下一个世界比放下一个女人总更困难更痛苦吧，可是我放下来了，不放下又怎么样？”我说：“大家不约而同都走到这条路上去了。说好听点吧，是梦醒了觉梧了，看清楚了不骗自己了，说难听点吧，是堕落了放弃了，只剩下自己了。”刘跃进说：“心里其实还是苦呢，但想想苦也是白苦，苦它干吗？我从小觉得一个读书人的天然使命就是承担天下，就是入世的那一份情怀，先天下之忧而忧。你叫他不承担，不忧，他做人都没有感觉，空空洞洞的，那种轻松实际上很沉重，很可怕。可忧了这么多年回过头一看，自己是白忧了。自己说了什么，写了什么，做了什么，等于没说，没写，没做。世界它该怎么样还怎么样，绝不会因为谁而走另一条路。时间之中有一种力量比人的意志更加强大，那是天数，看不见摸不着说不清，可它制约着一切。天数非人力可为，我想通了。胡一兵说得对，在一个权钱社会，你说那一套，谁听你的？这就是天数啊!我经常嘲笑电视播音员对着天说话，”他两只手的食指往上一戳一戳的，“领导是服务，干部是公仆。最近醒悟了我自己也是对着天讲话，天下国家连学生也不当真了。他们比我还潇洒，他们是在市场背景下成长起来的一代，好多话我在课堂上都讲不下去了。跟现实无关的话，空空洞洞大而无当的话，讲着心里都不踏实，像飘在云端。市场它是一种经济结构，又是一种意识形态，它消解了终极，以及知识分子；它还是一种人生观，活着你得去挣钱！有市场就没有终极，市场把一切都平面化，现世化了，我们的生命失去了想象的空间，谁都明白要面对自己，要抓住今天。大概念变了一切都变，浅薄就是深刻。你人格高尚视金钱如粪土？我忽然发现自己的武功在不知不觉之间被废掉了，自己在不知不觉之间成为了多余的人，不知不觉！被历史限定的人不可能超越历史，人不能抗拒宿命，因此别无选择。最伟大的逻辑程序也不能解决人的问题，我以前想错了。没有人能够给世界一种出人意料的理解，然后改变了一切。那是不可能的，读书人不可能在现实之外依托逻辑来建立一套价值，建立起来也只停留在书本上，无法跟现实产生有效联系，我不能装作对自己无能为力的处境浑然不知。在一个按实力分配利益的社会高唱理想是可笑的，由既得利益者来主唱更是滑稽的，他们的理想在高唱中已经实现。他们过得那么好，我过得这么差，我还要听他们来讲奉献和牺牲?大学还是精神文明的堡垒呢，站在讲台上我真的不知怎么开口了，所有抽象的话题已经失去了话题性，我再闭着眼睛对着天说虚的那一套就是有意无意的骗子了。”我说：“那你以后不写书了？”他自嘲地笑笑说：“书还得写，这是一个道具，与世界无关，也不可能有关系。如今写点什么都成了泡沫，泡沫是泡沫，精品也是泡沫，在时间之流中稍现即逝。我花几年功夫写一本书，都被那些泡沫淹了。”我也笑笑说：“每个写了书的人都是这么说的。”他说：“也许吧。时代变了，古代的读书人面对的是整个世界，今天却只面对各自的那渺小可怜的一隅，他们与世界的关系已经被一种难以描述的力量斩断。他们还活着，如此而已。没有了神圣感，也看不出有什么必要为了这可怜的一隅把自己牺牲掉，牺牲如泥土入海。把世界放下来了，我轻松了，我该为自己谋点福利了。现在人人精明能干自顾不暇，都想着怎么做大自己的蛋糕，有谁把天下放在心上？市场只承认眼前的利益，不承认万古千秋，这就摧毁了全部的神圣感。孔子在我心中已经死去，在这一代人心中也已经死去，因此知识分子也已经死去。你说是不是？”我说：“细想之下，如果不自作多情，我们应该有勇气承认天下已经渺远，自己也只是个可有可无的小人物，于是自我便是世界。想掩盖这一点的人正是对这一点感受最深的人。”他双眼茫然地望着我，好像我是在很远的地方。我看出他说得很轻松，心里却并不轻松。他把目光从远处收回来说：“前不久我去北京上海，看见我的那些文友的日子都过得很好，很精致，精致到骨头里去了，一个小菜都可以变着法儿弄出七八个花样来，还有人买了小车别墅。他们对钱的感受与常人并没有什么不同，对自我的关注和爱恋还甚于常人。他们说什么并不妨碍自己做什么，做什么也不妨碍自己说什么，他们在两极之间自由地滑动。我就知道再说什么都太多余了，太矫情了，高调再也唱不下去了。我对知识分子很失望，对自己也很失望。几千年来，在孔子的感召下，退守自我空间很少成为中国知识分子的主流选择，但似乎在一瞬间，情况就变了，大家眼中只剩下自我了，把世界扔下了。”我说：“这不是谁的过错，这是历史。我们的幸运和不幸，都在于我们在世纪之交遭遇了相对主义，它把一切信念和崇高都变成一种说法，一种含糊其辞模棱两可的说法。一种说法不能够成为牺牲的理由。活着是唯一的真实，也是唯一的价值。历史决定了我们是必然的庸人，别无选择。人们因此看清了真相，解放了自己，却抛开了良知，放弃了世界。那些看清了真相的人实际上在一种更高的真实中迷失了，他们是这个时代最大的赢家，也是最大的输家。我不敢说自己真的赢了。”他沉默良久，点了点头，说：“我说孔子死了还有另一条理由。孔子是讲君子小人的，可市场和权力场只讲强者和弱者。孔子死了，高贵和卑贱的区别已经被一种看不见的手抹平，而强者和弱者的差异如此明显。人们看透了这一点，放下了精神高贵，社会弥散着痞子意识，王朔是痞子，他还痞得真诚，那些痞得虚伪的人，嘴上还念着道德经的人，那才是大玩家呢。古人可凭人格力量做个布衣君子，今天谁称自己是布衣君子，那不是强者的笑柄？观念从根子上都变了，我们甚至已经不能说小人是小人，君子是君子了。我说金叶置业的余老板是小人，自己是君子，那不是笑话？没有了小人君子之辩，孔子他不死？承担和牺牲的精神，人格和道德的力量，传统文化两大支柱已经崩塌，也没有重建的可能。孔子死了，我很痛心惋惜，却也看到这是历史必然，在农业文明的土地上生长出来的观念无法面对今天的现实世界。如果说孔子还剩一口气，那就是食色性也，连我都要拿起这个武器大胆地走向堕落了，我只恨自己堕落不了！”我说：“像你一个知识分子，要把过去的自己杀死，又谈何容易？人人都是爱自己的，谁下得了这个杀手？我特别能理解你。堕落也要有残忍的勇气呢。”刘跃进说：“我说自己是知识分子我很惭愧，这一群人正在失去身份，变成了生存者操作者大玩家。对世界我已经是心灰意冷，从绝望中生出一种堕落的勇气。有时候想着绝望中还有一线希望，物极必反，我就不相信功利主义对人的征服是永恒的。”我说：“真有那一天，你刘跃进还活在这个世界上吗？你的等待和牺牲只有靠历史学家来考证了，但恐怕未来的历史学家没有这样一份闲心。”他拍着自己的头说：“是的，是的。现在是从个人看世界的时代，世界对自己有意义那才是真实的意义，起点变了，世界翻转过来了，从世界看个人的时代一去不复返了。你对世界的那点意义世界是体会不到的，一只泥牛填不平大海。大为我也要学你呢，要活出一点滋味，想想在世界上只能活一万多天了。想那么多干什么?当个旁观者又怎么对得起这点岁月，又怎么能活出滋味？人活着吧，就是活那点滋味！”他说着把嘴唇品咂了几下，“那点滋味！”听了他的话我感到了震惊，虽然这样想法也是自己曾经想过的，但现在从另一个人的口中说出来，特别是从刘跃进口中说出来，我还是感到了震惊。别人也在用心感受世界。这更使我相信，时间之中的某些因素，不是谁可以抗拒的，抗拒也没有意义。历史就是历史，聪明的人，倔犟的人，都拗不过历史。我为自己先走一步而有了现在的主动而感到庆幸。
很晚了我送他下楼，在楼梯上他忽然浑身摸着说：“地图带了没有？哦，在这里。”又说：“你猜我要这张地图干什么吧？有出版商约我写一部小说，故事发生在香港。条件是第一页就要上床，要写细节。我想想钱来得快吧，就答应了。弄得好了还可以拍电视连续剧，那就不止三万块钱了。”我觉得他有点可怜，教书先生没见过钱，三万块钱就把头低下来了。我说：“出来了拿本给我看看。”他说：“我用化名，用真名把我的名声都败坏了，也就是临时骗它几个钱。钱这个东西不能说它不好，它唯一的缺点就是没长鼻子，不分香臭，只知道为主人服务，管那个人是不是王八蛋呢。我看那个出版商离王八蛋也差不了多远，有了一把钱就耀武扬威人五人六的，我暂时忍下这口气，骗点钱再说。你想不到我也会这么做吧？孔子死了，世界放下来了，内心的约束解除了，人轻松了自由了。”我没想到刘跃进他会说出这么一大篇话来，早几个月他还在说我和胡一兵呢。我看他也别说别人，自己也是一个文化动物。
刘跃进去了，我在灯下发了一阵呆。在这个时代，我们遇到了精神上的严峻挑战，我得承认这一点。我们没有足够强健的精神力量来回应这种挑战，在不觉中，就被打败了，缴械投降了。我们失去了身份，这似乎是时间的安排，不可抗拒。有史以来，中国的知识分子第一次失去了根基。他们解放了自己，却陷入了万劫不覆的精神绝地。最后我叹一口气：“不知不觉，三千年一大变局！”
74、青萍之末
大风起于青萍之末。
新年刚过，我打电话到医政处去，要袁震海把年前就布置的全年工作计划交来。袁震海说：“该死该死，这几天我父亲一病，我都把这事忘了。过两天吧。”我想谁都有个忘的时候，也没放在心上，把已经收上来来的处室的计划看了，准备替马厅长起草全年工作计划的报告，过了两三天报告有了一个轮廓，可医政处那一块还空着。袁震海还没送计划上来，我心里有点不高兴，也不去催，等着。又过了一天，还不见动静，我心里就火了。你袁震海对我有想法我可以理解，让我为点难我也能忍，我还没有资格发脾气，我只是个厅长助理，可报告是给马厅长用的，这你是知道的!我气起来几乎就想空着这一块交上去，你袁震海自己去向马厅长解释。想一想还是忍了，报告没写完整，总是我的事。我又打了一个电话过去，他说：“该死该死，这两天实在抽不出空，明天一定送来。”我把火气压下去说：“马厅长明天就要这份东西了，他还要看，还要改，还要重新打印，下星期就开全厅的大会了。”他说：“明天，明天，明天一定。”第二天我一直等到下午快下班了，几次打电话过去催，袁震海才派小田把计划送过来了。我对小田说：“我准备把你们处里这一块空着交上去。”小田走了，我想着有点不对劲，昨天我都把马厅长这面旗祭出来了，他还如此怠慢，他对我有怨气他就不怕我到马厅长那里参他一本？我怨气难消想着干脆放慢一点操作节奏，等马厅长催起来了，再把事情给马厅长说了，让他娘的也摔一个跟头。转念一想又觉得不妥，我把马厅长的牌子都甩出去了，居然还不灵，这话马厅长听着舒服吗？我只好忍气吞声，连夜把材料赶了出来。这时已近十二点，我气得睡不着，就把事情跟董柳说了，董柳说：“公家的事你气什么，人生好比一出戏，气坏身体无人替。你睡不着，人家打鼾了呢。”我想想也是，想放宽心去睡，可心里那种被怠慢的感觉怎么也按捺不下去。人到了圈子里，那自尊心就没有办法不是超度的敏感。袁震海不仅是怠慢，简直就是戏弄！该死该死，他真的是该死！我睡不着，把这件事翻来覆去地想，越想越感到还有一点别的意味在里面。袁震海他怎么有把握我不会把空着一块的报告往上面一交？真交了他怎么下台？他不止是怠慢我，还是怠慢马厅长啊，他敢，他居然敢！
想到这一点我心中划过一道闪电，又打了一个炸雷！马厅长今年五十八，按照二五八的政策，五十二不提处，五十五不提厅，到了五十八，厅长也要让贤了。十年来马厅长在卫生厅说一不二，谁不拿他的话当圣旨？难道袁震海听到了什么风声？不可能吧。我总觉得袁震海的行为有点异样，还是想不透其中的道理。
我把报告的草稿交给马厅长，马厅长不高兴说：“那我只好周末加班来弄它了。”话不重，可比打我一个耳光还难受，我这个助理是怎么当的？袁震海的过错，难道要我跟他扛着？我只好把几次催袁震海的事说了，但没敢说打了马厅长的旗号去催的情节。连我这个厅长助理稍有怠慢都堵在心中沉沉的一块放不下来，碰了马厅长一下那还得了？我汇报了，就等于说他的绝对权威不那么绝对了，这话好听？马厅长听了说：“知道了。”我不再多说。
我总感到马厅长“知道了”三个字是有份量的，但想不透。马厅长会不会想着我是一个小人，为了保自己就把别人推了出来，所以他不置可否地说了这么一句？如果这样我就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了。还有一种可能就是后面也许还有什么内容，他明白了，但不点破。那内容又是什么呢？我得想想，好好想想。
在听了马厅长的报告之后我深受鼓舞。我的草稿中谈的是今年的工作思路，可马厅长作了重大修改，把时间推上去了，连以后三五年的规划都谈到了，准备盖新的办公楼，准备把后面皮箱厂的地征进来，准备研究出几种能在全国打开市场的中成药，等等。信息是明确的，他马垂章今年不会下台。只要他不下台，我就有足够的时间积蓄资历，就有了缓冲的机会。当然这是几家欢乐几家愁的事，肯定有人是很不高兴的。我去看孙副厅长的脸色，也看不出什么。
可几天后的厅办公会议又使我的信心受到了动摇。本来马厅长准备把中医研究院医政科的左科长调到医政处当副处长，这件事他也跟我透过风。可办公会议开到一半，准备讨论人事问题的时候，孙副厅长说：“马厅长有一种意见我觉得很好的，很正确的，厅里提拔干部，主要从厅里内部解决，这是对厅里广大干部的关心，谁工作得好，就有机会，这条政策虽然从没形成文字，但厅里在马厅长的领导下，长期以来是这样做的。厅里能够做到人心安定，工作顺利展开，用人的思路是一条很重要的原因。”孙之华的话让我吃了一惊，这不是先发制人堵着马厅长吗？会场上的空气一时有点紧张，没有人接下来说话。沉默了足足有两分钟，这两分钟比两个小时还长。马厅长说：“我原来有个想法，想把左文松同志调到医政处来帮助袁震海同志工作，是不是合适，大家可以议一议。”又沉默了一两分钟，我觉得自己是非站出来不可了，反正没有马厅长就没有我，我豁出去了，就说：“左文松同志因为跟我的专业比较接近，我还是了解他的，不论从专业水平还是工作能力，他都还是可以胜任的。”我刚说完袁震海马上说：“我们医政处如果能来一个懂得西医业务的人，可能更好一些，开展工作更顺利一些，毕竟我们的工作对象大多数都是与西医有关的，不然就不太成比例了。”他在暗示厅里的干部学中医的太多，他敢!他居然敢!看来他也是豁出来了。十来个人你一言我一语，说的都是这件事，可真有点站队的意味了。马厅长说：“这件事有不同意见，暂时放一放，大家先议一议药品检查问题。”
事情很快就在厅里传开了，马厅长在六月份的去留，本来似乎不是一个问题，现在却成为一个问题了。大家每天上班，私下里隐隐约约闪烁其辞但意义却非常清晰的议论也多了起来。星期天我去少年宫送一波上书法班，人事处贾处长正好送女儿上舞蹈班，见了我神秘地说：“你注意没有，领导上这一次没拍板，把事情搁下了。我在人事处这么多年，这是第一次。这后面莫不真有点什么风声？”我说：“你说呢，你搞人事的总该知道一点。”他说：“我正想问你呢，你在省里有没有人?我方向不明夹在中间，做人容易吗？”我说：“没想到袁震海的胆子这么大，他敢站在领导的对面。”他说：“也有人说你的胆子大呢。”他又说了几句，匆匆去了。
贾处长的话使我的危机感陡增。按政策马厅长是下定了，他下了我就完了。袁震海正是看清了这一点，才赌宝似地在孙之华那里一赌。马厅长下了，不论将来孙之华是否能主政，他都是赢家。真到那一天，我就如股票撞上跌停板了，还可能是连续几个跌停板。这时我又感觉到周围的人对我的态度有了一点变化，没别人的时候依然亲热着，可在公共场合就摆出一副不咸不淡的嘴脸，他们骑在墙上观察风向，骂他们小人吧也有点冤枉了他们，混了几十年才混出一点眉目，一点生存空间，谁敢拿这点可怜的本钱去赌，去主持正义？都是有老婆孩子的人啊！
75、口口声声
我准备趁春节去朱秘书家拜个年，看能不能摸到一点风声。如果大势去了，我还得到孙之华家去拜个年。门难进，那也不得不进，至少我还没跟他撕开脸吧。门再难进也得进啊，只要他不把我拒之门外，看一看脸色也是应该的，不然我就真的撞跌停板了，玩完了。玩完了今后的日子可怎么过啊！想都不敢想。到了正月初二正准备去孙之华家，钟天佑打电话来说，明天同乡聚会，要我在随园宾馆门口等。我忙问：“小朱去不去？”他说：“有空他就来了。”我第二天上午十点钟到了随园宾馆，口袋里装了四千块钱，准备抢着买单，不一会钟处长开车来了，招呼我上车，谁知旁边还有两个人也是上他的车的，上了车我说：“不在随园？”钟处长说：“找个安静的地方。”又说：“文副省长今天可能会来。”到了城郊的丘山酒家下了车，已经来了几辆车。我说：“我还不知道这里有一家家乡的酒楼。”就上了二楼。朱秘书果然在，我想，这是天要助我啊！老板来了，对着我们几个抱拳打拱，说：“今天大家看得起我一个做生意的人，让我作了这个东，这是给我脸啊！我特地请了做国宴的厨师来了。”中午就我们两桌，其它人一概不接待。大家相互认识了，大都是厅长一级的人物，只有我最不起眼。我的名片有上拿和下拿两种拿法，我把一叠名片拿出来，从下面抽出来，是博士导师，跟大家交换了。大家说着话，等文副省长来。我凑到小朱身边说：“卫生厅最近有一点小风波，你们在上面知道不？”他说：“也知道一点。”我说：“不知道风到底哪边吹？你不知道我们办事的人有好难，踩一步都是地雷，今天不爆明天也是要爆的。”他说：“省里还没讨论。”我说：“有那么一点点意向也是好的。”他指了钟处长说：“那你要问他。”钟处长说：“还没讨论。我们到时候提了方案，等上面批了，还要考虑人大会议能不能通过。”我说：“钟处长透一口气给我们办事的人，我们也好做人一点。”钟处长说：“真没有什么气可透的。”小朱说：“池处长你按组织原则办事，今天谁当家你就听谁的。”我觉得这句话倒有了一点意味。人家做干部工作的，不能说就是不能说，有这么一点意思，就算一个信息了。我也不再追问，反正是不去孙之华家了。
等到一点钟文副省长还没来，大家都很有耐心，没有人催饭。崔老板不时地过来斟茶递烟，很知趣地不坐下来说话，他明白这里没他说话的份。到一点半钟文副省长来了，大家都拥到门边，文副省长说：“来迟了，好不容易才从梦泽园脱身出来，来看看大家，酒是不能再喝了。”又抱拳说：“这就给各位老乡拜年了，也代表梅书记给各位拜年了。”我想着既然梅书记的秘书能到这里来，文副省长跟梅书记关系肯定非同一般。上来的第一个菜是烂炖牛鞭，接下来是红烧鸡冠，油卷兔耳，卤牛鼻，法国蜗牛，清炖山鸡等，都是没见过的菜，酒是XO。崔老板亲自布菜，却不上桌，也没人喊他入坐。我想着自己带四千块钱，真要我付钱，连酒钱都不够。喝着酒气氛就亲热了，议论起省委省政府的事情，毫无顾忌，说到自己还想进步的愿望，也毫不掩饰。在这里大家想什么说什么，倒也不失一份真诚。平日里这些人将自己最大的愿望缄口不提，口口声声要有服务意识公仆意识，老百姓虽不傻，却也习惯了这些表白，不去认真，谁敢？我看着这些人微醺的神态，竭力想象过了春节又坐在台上慷慨陈辞该是一副怎么样的模样？财政厅牟副厅长提起自己几年没动，说：“钟处长你是处长管厅长，你把我当作被爱情遗忘的角落了。”钟处长说：“找我不管用，要找他。”指指另一桌的文副省长。大家过去跟文副省长敬酒，文副省长望了我说：“你就是小池吧，钟天佑跟我说起过。”我几乎感动得要掉泪，自己的名字居然从文副省长的口里说出来了！我鼓起勇气把名片呈上去一张，趁势鞠了个躬。回去的时候我把车门边的纸袋向钟处长示意了一下悄声说：“别人送我的，我也不抽，你拿两条给小朱。”纸袋里是四条大中华烟，我一早买来的。钟处长说：“那就……”
春节过后厅里的局面就明朗了，孙副厅长跟马厅长摊了牌，万事不合作。我没想到孙之华做马厅长的副手十来年，竟会闹到这种地步。人们私下里传说孙副厅长跟马厅长摊牌的经过。孙之华说：“你五十八九了，你就是这几个月半年不到的事了，我五十才出头呢。”传说无法证实，但在厅办公会上，马厅长点了孙副厅长的名，指出他春节动用公车回家乡的事实，应该出一百一十七元油钱。孙之华马上反驳说：“我往家里跑一趟该出油钱是不错，但有人十多年来用公车往家里跑几千趟，那该出多少钱.也请同志们算一算。”空气一时紧张得能够点燃，有两个人装着上厕所出去，走到门边夸张地解着皮带示意着，躲开了。我想起钟处长“今天谁当家就听谁的”那句话，也顾不得孙之华当年是帮过我的，咬牙撕开脸皮说：“这倒不是一回事，平时用车是上下班。”袁震海马上说：“一样是公车，一样是回家，一样烧油，哪点不是一回事？”我捏了捏拳，奋不顾身似地说：“省里的领导上下班谁不是公车接送，你的意思是还要给省里的领导提意见？”袁震海马上说：“那省里的领导出去度假是开自己的车烧自己的油？”
会议不欢而散。我痛切地感到世界上的道理真是个讲不清的东西，话语权在谁手中，道理就是谁的。人不抓住印把子可不行啊，没有这个东西，人不可能有自尊，也不可能掌握自己的命运，那么人还是人吗？历史上有那么多人豁出命来拼这个东西，以前想着不理解不值得，今天看来是太理解也太值得了。事到如今，我已经没有退路，后面是万丈深渊。人除非不走上这条路，走上这条路心态就变了，感觉世界的方式也变了，就没有回头路可走。什么叫做你死我活？
想一想人都是可以理解的。马厅长他不谋求连任，五十八岁要他回家养老？孙之华五十二岁了，他已经等了很多年，再等一届就过气了，他不跳出来殊死一搏？连袁震海也是可以理解的，马厅长把机会给了我，他忍得下这口气？人嘛。
接着厅机关和省直卫生系统流传着一封信，署名是部分群众。信上除了列举马厅长的五大错误，还说出了两个事实，一是马垂章在某年某月在省人民医院安了心脏起博器，二是据十年前省内出版的一本叫《厅长访谈录》的书上记载，马垂章的出生年分是1937年，而不是现在大家认为的1938年，他今年已经五十九了。信上号召大家大胆站出来，向上级反映自己的意见。
在厅机关的中层干部中有一个地下表态运动，你在这场冲突立场如何？表了态的人就有义务向省里反映自己的意见。丁小槐在第一时间就出示了父亲病危的电报，要请假回家乡去。而我明知他在逃避，但电报拿在手中白纸黑字，也只好让他去了。
这时工会组织全厅干部去大叶山春游，内容之一是登山比赛，分老中青三个组，连马厅长都报了名。我为马厅长捏一把汗，连夜打电话给沈姨，沈姨在电话中就哭了，说：“这不是要把我家老马往死里整吗？谁料得到他身边还盘着几条毒蛇?”马厅长执意要参加比赛，我只好安慰沈姨说：“我和工会陆主席会作好安排的。”就在登山比赛前对老年组作了安排，比赛结果，五十岁以上的老年组十三个人参赛，马厅长是第二名。想起三十年前毛主席几次横渡长江，那种意义不可低估。春游回来之后，厅里的风向果然有了一点变化。
省委组织部钟处长带人来厅里搞干部考察，问到那封信，孙之华坚决否认与信有任何关系，那是群众意见，自己并没有看到过。钟处长找很多人谈了话，就回去了。过了不久章副部长又带人来了，开了两个小型的座谈会，又把全厅干部召集起来，口口声声说要听取群众意见，每人发了一张表进行民意测验，就回去了，测验的结果后来也没有公布。好在大家也习惯了，知道自己的意见是不管用的，并没有谁真把自己当成个人物，也没有谁真把自己的意见当一回事，去追问测验的结果。我在旁边想着，中国的人民群众真好啊！
厅里一时风平浪静，能往上用力的拼命往上用力。钟处长告诉我，马厅长找了省人大祝副主任等人在做工作，我心中感到一种安慰，却又有一种别样的感觉。多少年来我都把马厅长看得非常神秘，他本人就是无所不能的力量之源。现在这种神秘感消失了。一个人没有了权力，他不过就是他妻子的丈夫罢了。马厅长他也有求人拜码头的时候!圈子里的事，说一千道一万，赢了才是真的。在这里只讲结果不讲过程，正如人生只讲过程不讲结果。到了这种性命攸关的时刻，也没有什么不好意思那么一说。我们用不上力的，就竖了耳朵打探一点风声。在极度的焦虑中等了两个月，终于传来了好消息，马厅继任一届，孙之华调到省计生委当副主任。我松了一口气，这一大战役是赢了！我本能地感到马厅长的胜利与去年抗洪时与梅书记见的那一面是有关系的。碰到了袁震海，他的脸都成铁灰色了，好像刚从地狱中回来。我喊一声“袁处长”，他竟不理我，看来他打算破罐破摔了。他不理我，我倒把心放了下来，我根本不必有那么一种负疚之感。总有人要下地狱，他不下地狱，难道让我下地狱?过了不久在一次会议上碰见了朱秘书，说起了这件事，他说：“那封信是谁写的？脑膜炎啊，要不就是脑髓给狗吃了。”又悄声说：“梅书记也安了起博器呢，安了起博器就该退休？”回想起来，我真的是与死神擦肩而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