故事开始的时候，是一九七一年，我十三岁，读初二。
我记得我们学校的样子：很大的校园，一半以上的面积是菜地和树林。菜是油菜和蚕豆，树是梧桐和水杉。春天油菜花开的时候，满校园金黄，蜜蜂会嗡嗡地飞进我们的教室，引出女孩子声声尖叫。五月蚕豆花开，紫色的小花甜津津的，大概学校里每一个学生都尝过那花朵的滋味。校园余下的一半面积，四分之一盖满了教室，四分之一是教师及学生的宿舍。灰砖灰瓦的平房一排挨着一排连绵起伏，很是壮观。校园的周遭是河，有水泥桥和木桥分别连通学校的前门后门。冬天河水很浅，冰面结结实实，我们上学的时候就不从桥上走，直接从冰面上滑过去，很刺激。夏天水大了，偷着下水戏耍的人很多，学校三令五申不准游泳，没用，直到有一天淹死了一个刚进初一的小孩子，大家才怕起来，再没人敢下河了，担心死鬼在水下面拽他。
十三岁的那年我开始发育，个子长得跟我母亲平齐，胸前鼓出两个尖尖的小包，把手放上去，能够摸到里面硬硬的肿块。我以为我得病了，生了肿瘤，很是慌张，支支吾吾地告诉了我母亲。母亲伸手摸一摸我，什么也没说，只告诉我："没事。"第二天她上街买回两个小号的乳罩，白色府绸布的，让我戴上。我不知道怎么戴，拿着乳罩发愣。母亲二话不说，一把抓住我的衣服，从头顶扯下，然后替我戴上乳罩，扣好背后的钮扣。
那天上学的时候，我又偷着把乳罩取下来了。乳罩丝毫没有减轻我的羞耻心，反而让我的胸部明显地挺了起来，把我衣服的前襟都顶出了一个弧度。我无脸见人。后来我没有办法，自己动手，用碎布头粗针大脚地缝了两个乳罩，前面是平的，完全地束缚住了我刚刚发育的胸部。我母亲看见了，什么也没有说。大概她少女时代也有过同样的经历。
我的头发变得乌黑浓密，天热的时候，因为发根里透不进风，很容易发馊，走在太阳下，我自己都能够闻到那股热烘烘的酸味。母亲摁住我的脑袋，死命地给我洗头发，洗得不耐烦起来，索性操剪刀给我剪了个短短的"运动头"。她剪完了对着我左看右看，好像不够满意，又押着我到街边的理发店，让一个看上去和气的老师傅给我再修一修。"打薄!不要舍不得下手，她的头发太多了。"母亲说。她监督着老师傅摆弄我的头发，嘴里反复念叨这句话。
很多年中，"把头发打薄"成了母亲对我的发型的惟一要求。因为听母亲说得太多了，我有了很深的自卑感，在别人盯着我看的时候会脸红，总以为人家是看我头发的，而头发太过浓密是蠢笨的标志。
现在我的头发已经日渐稀疏。去理发店修整头发，年轻的理发师会拨弄我的头顶，提醒我说，要保养啊。我有时候会想，如果有一天头发掉光了，我是戴发套好呢，还是去医院植发好呢?我有点拿不定主意。
我的个子瘦高，胸部扁平，两肩微微地有一点佝偻，剪着男孩一样的运动短发，紧抿着嘴角，目光严肃地在校园里走来走去。没有人注意我，也没有人对我有丝毫的兴趣。
直到有一天，发生了那件令我无地自容的事情。我在毫无准备的情况下第一次来了例假。
我来了例假。我出血了。我的裤子已经湿了一片，黏糊糊的，冰凉凉的，甚至沉甸甸的。我知道我是来了例假，我的母亲在此之前曾经不止一次地询问过我，告诫过我。我没有想到例假会对我这样无情，像战争一样袭击了我，把我弄得措手不及。
我靠在教室外面的山墙上，后背紧贴着墙面，不敢动弹。我不知道怎么办才好。上课铃已经响过了，同学们都走进教室了，剩下我一个人面对操场站着，孤独而且绝望。我感觉血还在往下流，顺着腿根，蚂蚁一样地爬行，痒丝丝的。我的腰骨和小腹都在隐隐疼痛，酸胀，像是坠上了沉重的铅砣。我在想，我怎样才能让自已死掉，因为人死了就可以不对自己负责，那时候，别人怎么嘲笑我羞辱我，我都可以置之不理了。阳光很好。油菜花金黄一片。成群的蜜蜂在花丛中盘旋起落。几只粉蝶夹杂其中，像飘来飘去的纸片。从教室前后窗里传出来此起彼伏的读书声。我听出我的语文老师的声音了，他在领诵一首毛主席诗词，用他的带浓重乡音的普通话，读得抑扬顿挫，非常卖力，也因此听上去非常滑稽。他是个瘦高瘦高的老头儿，我想像他驼着个背，一手抓着课本，一手别在背后，按住翘起的衣服后摆，在教室里来回走动，头一点一点的样子，心里忽然涌出一些淡淡的惆怅，好像我以后再也见不着他了似的。
这时候，他看见了我。他穿着一身藏青色中山服，黑色布鞋，胸口的衣兜里别着钢笔，肘弯中夹了几本书，从办公室的廊下绕出来，大概准备走回宿舍去的，突然间看见了壁虎一样紧贴在山墙上的我，迟疑一下，改变了方向，穿过油菜地里的小路，向我走过来。
他一定觉得奇怪，正是上课时间，这个小女孩怎么会孤零零地站在这里，满脸惶惑，一副受苦受难的模样。也许他以为我是犯了错误，被老师罚站在教室外面反省。或者我自己做贼心虚，不敢走进教室。总之，我的孤独无助的形象肯定不同寻常，他是老师，不能不走过来关心一下，问个究竟。
他那时还不认识我，因为他是高中的化学老师。可我认识他。我知道他是从北京的名牌大学毕业之后分配过来的，之前在海边的一个农场劳动过两年。他新婚不久，妻子也在我们学校工作，当打印员，专门打印讲义和试卷。他会拉手风琴，笑起来的时候眉眼灿烂，牙齿洁白，左边脸上还有一个很深的酒窝。其实也不是真的酒窝，是小时候跌跟头磕了腮帮子，留下这个凹坑。他喜欢用五颜六色的粉笔写下整黑板的化学公式，使听他课的学生能够记忆深刻。值日生在上完他的课后总是迟迟不擦黑板，原因就是那些公式写得太漂亮了，它们像盛开在教室里的花朵，怎么看心里都是舒服。
我认识他。关于他的细枝末节经常在女同学当中传来传去，引出一些没来由的兴奋。高年级的女生甚至会三五成群守在他走过的路上，故意拿一道化学题问他，然后等他走远之后，瞄着他的背影，疯疯傻傻地笑。我实在不知道她们笑些什么，但是大家都那么注意他，我就不可能对他没有印象。
他走过来的时候我很慌张。我往山墙上贴得更紧，恨不得顷刻间变成一道水流，被墙缝"嗤"地一声吸收进去，无影无踪。我的面孔绷得十分严肃，眉头皱着，目光中全是警惕和戒备。我在想，如果他发现了我裤子上的血迹之后，我要不要往墙上一头撞死。就这样，歪着身子，往前面猛跨两步，再冲回来，脑袋对着墙，"咚"一下子，完事大吉。
我把所有的动作细节都想好了。应该说我是个有条不紊、思路清晰的人。
他停在我面前，看了我一会儿，忽然笑起来："你猜你像个什么?小刺猬。你要是身上有刺，肯定是一根一根张开来的。这么紧张，为什么?"
我把嘴巴抿得死紧，不说话。我期盼他问不出话来，就走过去，不再管这个闲事。
"哑巴?聋哑人?"他故意逗我，还弯下身，看我的嘴。我笑不出来。我天生就不喜欢笑，现在更不可能笑。他轻轻地"哦"了一声，大概感觉事情有一点复杂。歪着头想了一下之后，他问我："哪个班的?要不要我叫你的班主任来?"
我瞪着他，拼命摇头。
"要不然先到我的办公室去?你看你站在这儿多不好，等一会儿下了课，南来北往的老师同学都会看见你，他们会奇怪，你也会难为情。"
他为我描述了一个可怕的场面，我一想到不久之后被众人围观的场景，真是绝望到了崩溃。我的两条腿开始发软，身子飘浮起来，不由自主地顺着墙壁往下出溜。他上前一步，及时揽住了我。这时候他盯住我的身后，眉毛扬了一扬，显出惊讶的样子，因为我的身体离开墙壁之后，墙上留下了一处隐隐的血痕。
他开始明白了。
他明白了之后，动手把他自己的上衣脱下来，裹在我身上。他的衣服一直拖到我的腿根下面，恰好遮住了那块羞人的血迹。然后他拍拍我的背，柔声招呼说："跟我走，我爱人在家，她会帮你。"
我乖乖地跟着他走了，像他脚边的一条小狗，一道轻得没有分量的影子，一粒粘在他身上的灰尘，一抹趴在他肩头的阳光。我裹紧了他的衣服，轻轻松松地走，定定心心地走，安安逸逸地走。在那一刻，他是我的主宰，我的神灵，我的父亲，我把自己完完全全交给了他，没有一丝羞惭和疑惑。
"你那时候这么瘦。"有一次我们爱过之后躺在床上，他用手在我的身体上比划了一下。"你的目光那么严肃，身架轮廓却完全是小孩子的，看上去很不吻合。你跟在我后面走，脚步子细细碎碎，也是小孩子走路的那种动静。我没有回头，但是我听得出来。我心里在笑，还有点感动，有些不同寻常的念头，好像我从此对你有了责任。"
他说这番话的时候，已经是九十年代，距我们相识相爱，差不多过去了二十多个年头。
我没有说话，往他身边更紧地贴了贴，脸埋在他的颈窝里，额头顶着他的下巴。我闻到他皮肤的温暖，就像春天走过油菜花地时，从阳光晒热的土地上升起来的暖意，有饱满的水气，也有青涩的庄稼味。
床头手机响了。他歉意地对我一笑，拿了手机，到卫生间去接电话。他不喜欢当我的面听下级汇报工作，或者作一些布置和指示。他离开床边时随手披了一件睡衣，从后面看上去，腰背依然挺拔，岁月没有在他身上留下太多的痕迹。
我静静地在床上躺着，听见洗衣机在厨房里自动工作的声音，先是电机转速渐缓渐停，片刻之后"咔哒"一声响，跟着水流哗哗地冲出，泄进下水道，洗衣机的肚子里发出咕咕的欢鸣。好像一个人排泄顺畅之后的手舞足蹈。
如果一切安静，我在床上甚至能够听到冰箱压缩机工作时的轻微轰鸣，嗡嗡的，绵长而均衡的，对耳膜不造成压迫，反而让人的心里平静和安适，无端生出一些对寂静生活的感激。我可以一连几个小时地就这么躺着，耳朵灵醒，心也很灵醒。心里想到很多久远的事情，有一道看不见的水流在我的心里缓缓漫溢，偶尔汤泱起来，我整个的身体就跟着飘浮了，摇荡了。
对他的妻子，我并不陌生。事实上我跟她不止一次打过交道。我的记忆里，七十年代初期好像没有统一的中学教材，我们书包里的课本大部分是讲义，有上面发下来的铅印的，也有我们学校老师自己编写，然后用油墨印出来的。我是我们班里的学习委员，他妻子是油印室的职工，每学期开学的日子，我会从她的手上领取讲义，然后抱着回教室，发给每一个学生。
她长得异常娇小，我十三岁那年，起码比她高出半个脑袋。她有一张饱满光洁的娃娃脸，脸上的皮肤粉白红润，鼻梁扁平，鼻头却有趣地翘了起来，嘴巴总是微微嘟着，嘴唇鲜嫩潮湿，半开半合，看去欲念十足，好像小孩子时刻盼望从大人手里得到糖果那样。只是在她笑起来的时候，才能从她眼睛周遭看到细细的皱纹，知道她实际上并不年轻了。
她很认真，每次我去领取讲义，她都不厌其烦地询问我的班级和老师的名字，确信无误之后，拿钥匙打开橱柜，把我需要的讲义抱出来，当我的面再一次点数。她的手同样很小，但是皮肤粗糙，手心手背满是裂纹，指甲坑坑洼洼，灰白无光，跟她孩子样的娇嫩面容相比，差异太大。有一次她发现我盯住她的手看，脸红了一红，说："手上有油墨，每天都要用刷子蘸了汽油刷，就刷成这样。"然后她把手藏到桌子下面，指挥我："这些讲义，你自己点一遍。"
她不喜欢别人看到她糟糕的一面，而且掩饰得这么直接和笨拙，这使得她身上的孩子气更浓。那时候我就知道了，她是一个脆弱和容易受到伤害的人。
那一天，她很乐意地从她丈夫手中接管了狼狈不堪的我。她把我领到她的卧室，用木盆对了热水，让我先脱掉裤子，洗一洗。我害羞，脸红得发烫，僵直地站着，一动也不敢动。她就责备我："怎么不听话呢?你在我面前有什么好怕的?"她认为我还是个小孩子，孩子在大人面前不存在隐私，她叫我脱，我就应该脱，爽爽气气地裸露身体，然后由她指导着完成整个的清洁程序。
我最终还是照她说的办了。因为紧张和难为情，我的两条光腿上起了一层密密的鸡皮疙瘩，膝盖都僵屈得变了形。洗去污血，在她的帮助下，我使用了她提供给我的一切用物，最后穿上她的一条干净裤子。她的裤子我穿着太短，裤脚吊在脚踝上，裤筒晃晃荡荡的，走起路来像个演杂耍的小丑。她先是捂着嘴笑，然后放开声音哈哈大笑，一直笑到扑在床上。我绷住脸，紧闭着嘴，不明白她为什么要笑成这样。她这么笑的时候，我心里其实非常别扭。在办公室里接到她的电话。她的声音没有太多变化，仍然是那样细声细气，甚至娇声奶气，完全就是个喜欢撒娇的小女孩儿。"我昨天翻你老师的电话本，看见上面有你的名字。你还记得我吗?你听出我是谁了吗?"
我当然知道了她是谁。我有一点心跳，也有一点心虚，毕竟她是他名分上的妻子。
"原来我们都在一个城市住着!可是你一次都没有来看过我。"她撒娇一样地抱怨。"星期天过来玩玩好吗?星期天我们都在家里，我让你老师别出门。快二十年不见了啊，我真是想看看你现在是什么样子呢。"
我不能不去。我如果坚持不去，不知道她心里会怎么想。我去的那天，买了一点礼物，是一个化妆品的礼盒。他出来开了门，脸上有欣喜的笑容，是发自内心的高兴。他把那个礼盒接过去，放在沙发前的茶几上，动作和神情也是水到渠成的自然。
那时候他已经是省化工厅的厅长，一个拥有硕士头衔的高级领导干部。
她从楼上走下来，穿着家常的睡衣裤，一只手扶着栏杆，走得很慢，几乎是一步一步挪动，比老人还要龙钟。我知道她一直生病，但是没有想到她的外形会有这么大的改变。她胖得像个发面团，是虚胖，喧暄的，糟糟的，腐白的皮肤一点光泽都没有。我明白了她为什么会客时也穿着睡衣裤，她只能穿这个，商店里肯定买不到适合她的其它衣服。她的那张脸还是娃娃脸，鼻头圆圆的，嘴唇半张半合的，只是脸盘比以前大了不止一圈。她的五官、皱纹、肤色和看上去天真的神情奇怪地组合在一起，让人的心里感觉怪诞，甚至有一点轻微的震撼。
她拉住了我的手，喘气，笑，笑声虽然断断续续，但是清脆。她仰头看我，说我成熟了反而比以前漂亮了，以前太拘谨，老气横秋，不容易让人喜欢。接着她抱怨她的身体，说她已经病退很久了，是肾脏的毛病。她吃力地弯下腰，捞起一只裤管，用食指在脚踝处按了按，让我看那个按下去很深的坑。她腿上的确浮肿得厉害。
然后她转过头看他，用一种娇憨的口气责怪说："你怎么不说话啊?"
他轻轻笑了笑，走过去为我的茶杯续上水。他走过我身边的时候，我情不自禁地心跳，也许脸上还有红晕，也不知道她看出来没有。
她对我使用了不容分辩的口气，就像二十年前她让我在她面前脱掉裤子时一样的口气："你留下来吃饭，我让阿姨去买菜。"
她摇摇晃晃挪到厨房，跟阿姨商量菜单，吩咐对方要买哪些东西。她的脑子很好，一样一样叮嘱得很清楚，一点儿都不拖泥带水。然后，等阿姨挎着篮子出门之后，她孩子气地怂恿我们："我们玩一会儿吧，打扑克牌好吗?"
她拿出一副崭新的牌，我们坐下来，玩"争上游"。她把牌分成均等的四份，放一份在旁边，这样就减少了猜出对方手中牌的概率。她玩牌玩得很好，也是真正的开心，不时还尖声地叫，耍一点小赖皮。相反，我和他却都有点心神不定，我的目光尤其忐忑。
阿姨做他们家的饭比较费事，每个菜都只能够先放一点盐或是酱油，熟了之后盛出一小碗来，余下的部分再加工到正常口味。那一小碗淡菜是给她吃的，她的肾病需要少盐。她幽幽地告诉我："我吃了好几年没滋没味的饭菜。"她把菜碗送到我面前，坚持要我尝一尝。我实在不知道她这是什么意思，是不是让我对她的处境心生怜悯，然后出于人道主义的想法离开她丈夫呢?我这么怀疑。当然这也很可能是我的做贼心虚。
那次拜访之后的不久，好像就是三四个月的时间吧，他给我打来电话，只说了一句话："她去世了。"我一时无言，抓着话筒，听见他在那边的轻轻呼吸声。我感觉他当时心里有些难过，虽然她病了那么久，去世也是早晚的事。
我始终不能确定，她是否清楚我和她丈夫之间的关系。他心里对此有一个什么样的了解呢?他从来没有对我说过。
好像应该从这里插进来说一说我的家庭。对于一个人一生的故事，家庭的影响至关重要。 、我的母亲是一个药剂师。我童年留下来的第一个关于母亲工作的印象，是她坐在县医院药房的窗口，隔了玻璃和铁栅栏，收进皱巴巴的处方笺，飞快地瞄一眼，扭身从背后的药架子上取下一两只药盒，有时候连盒子推出窗口，有时候要拆开包装，从瓶子里倒出一小堆药片，拿白纸包成一个三角的小包，再推出去。
她那只伸出药房窗口的手，苍白到近乎透明，手背上凸出的青筋像一条条纤细的蚯蚓，同样透明的浅粉色指甲修剪得整整齐齐，指肚儿是尖尖的，有着异乎寻常的精巧和敏锐。成年之后每次去医院看病拿药，我喜欢凝视那些医生和护士的手。那些手，或者温厚，或者精瘦，或者绵软，或者灵动，但是无一例外都是洁净的，细腻的，白皙和高贵的。
浆洗干净的白色帽子和口罩，使我母亲原本平常的面容中多了一些凛然不可侵犯的严肃。因为瘦，她的眼睛大得有点空落，形状像杏核，尾端微微地吊上去。不是人们常说的那种"丹凤眼"，丹凤眼比较细长，带着媚态，看人的时候容易产生亲和力，讨人喜欢。我母亲的眼睛过于漂亮，就显得厉害，不容接近，甚至是拒人于千里之外的冰冷和戒备。
五十岁之后母亲的面容有了变化，她开始发胖，眼睛周围的皮肤松弛下来，遮盖了一部分面积，眼眶的轮廓就变得小了一些，家常和通俗了一些。她的眼神也逐渐柔和，看人的时候目光还会漾开，透出一种心满意足的笑意。这样，母亲终于成了平常意义上的母亲，一个儿孙满堂、衣食不愁的年老的女人。
我的哥哥，他完全承袭了母亲家族的遗传基因，有着同样纤细的身材，苍白的面容，杏核形状的漂亮眼睛。他是一个刚愎自用的人，从小就是。也许因为他聪明，读书成绩总是优秀。又或者是因为他的容貌太像母亲，母亲从他身上看到了另一个自己，因而对他宠爱有加，百依百顺。我小时候见得最多的是母亲谦恭地站在哥哥面前，头微仰着，陶醉一样地看他，口中不住声地问："行不行啊?你说行不行啊?"我哥哥皱皱眉头，转身就走，甩下一句硬邦邦的话："烦死了。"
我哥哥有一件黑色粗呢的衣服，是母亲用我父亲的一件旧大衣改制而成。我记得那衣服改成了立领，两个很大的贴袋，同样黑色的有机玻璃扣子。哥哥穿上这件衣服，再围上一条旧旧的米色围巾，苍白，赢弱，又带了一种说不出来的高贵，像极了电影里三十年代的青年大学生。我母亲手扶门框，脑袋歪过来，枕在手背上，目不转睛地看着哥哥远去的背影，轻轻地叹上一口气。母亲的那种神情，不是对儿子的，而是对她爱慕和崇拜的情人的，我总有这种奇怪的感觉。
我哥哥还有一双白色球鞋，鞋底和鞋面白得发青，是那个年代县城里很少有人穿用的。哥哥穿上那双白鞋，形象立刻又有了变化，是一个顽皮可爱、活力十足的翩翩美少年的模样。可惜县城里那时候都是土路，哥哥的白鞋只要沾地，片刻工夫就成了灰鞋。哥哥就从他的脚上脱下来，责令我去河边刷洗干净。当然再不可能洗到原先那样的白了，所以洗好晒干之后还要上一层白色鞋粉，很麻烦。我哥哥是个绝无感恩，之心的人，每次从我手中接过擦洗干净的白鞋，他总要里里外外仔细地看，指出这儿还有一块黄斑，那儿还有一片墨渍。他厌恶地瞥我一眼，说："你能够做好什么呢?"
我恨这双鞋。我恨我哥哥颐指气使的口气。有一个星期天，趁家里没人的时候，我在屋后的麦地里挖了一个坑，把白鞋埋进去了。第二天哥哥去学校，死活找不到他的鞋，急得哭起来。我母亲帮他找，甚至爬上梯子到房顶上看。我们邻居的孩子恶作剧的时候喜欢把东西往房顶上扔。当然他们不可能在房顶上找到任何东西。
我搂着妹妹，静悄悄地站在墙角。看着哥哥和母亲忙乱一团的样子，心里好笑，有一点近乎恶毒的快感。
夏天收割麦子的时候，那双鞋被盘结的麦根从地里带了出来，但是鞋帮已经腐烂，根本看不出鞋本来的颜色是白是黑。我哥哥走过去，用拇指和食指把烂鞋拎起来，举着，看了又看。他心里很是怀疑，但又实在无法确定这是不是他的那双宝贝白鞋。我从后窗口看着他，他也回头看我，我们彼此的目光短兵相接。最后他无计可施，悻悻地把鞋扔了，拍一拍手上的泥土，走回家来。
在很长时间里，父亲只是我们这个家里的一个符号。
他是一个优秀的外科医生，县城里人人尊敬的人。能在他的手里开刀治病是一种荣幸。经常有邻县的小车开过来，从我们家门口直接请走父亲，一两天，最多两三天，再用小车送回到家里。这时候，邻居的孩子们围上来看汽车，东摸西摸，一脸兴奋。母亲出门几步，目送汽车绝尘而去，掠一掠耳边的短发，呵斥我们回屋写作业，声音严厉，神情却是骄傲的，矜持的，鄙睨一切的。
父亲的模样总是疲倦，因为那一台接一台的手术耗去了他太多的精力。他回到家里，坐在藤椅上，含笑地看着我们，一声不响，仿佛疲倦得说不出话来。有时候，碰到没有把握的疑难病症，他回家就翻书，指挥着我，把书橱里那些厚厚的、硬面皮的医书搬出来，坐在桌旁，一本接一本地翻，偶尔会捂住嘴，轻轻地咳嗽几声。
我喜欢听父亲的咳嗽声，文静，温和，优雅，有书卷气，让人心里隐隐地生出感动，觉得平安和熨帖。
父亲不管家务。他的工资由母亲代拿。他能够说得出工资的十位数，却记不起来个位数，更别提小数点后面的数字了。但是在七十年代，小数点后面的数字也很重要，有时候它就是一家人一天的伙食费用。
父亲的特殊癖好是剪指甲。他给我哥哥剪，给我和妹妹剪，甚至给我母亲剪。他看不得我们当中哪一个人的指甲长出来一点点，有一点点他都要剪掉，否则他坐立不安。他有一把专门修剪指甲的不锈钢小剪刀，刀口磨得飞快，收藏在他的书桌抽屉里。平时不允许我们去碰。有一次我哥哥偷出来修剪蝴蝶标本的翅膀，用完之后忘了擦干净，刀锋上沾了一点蝶翅粉末。父亲发现了，把剪刀扔在哥哥脚下，责令他拿酒精棉花擦二十遍，还让我监督。我当然乐意做这样的事，端把椅子在哥哥对面坐着，眼都不眨地看着他一遍遍地擦剪刀，还掐指头数着，丝毫不予通融。我哥哥恨得咬牙切齿。
父亲和母亲一样，身上都有一种去不掉的酒精药水味。
我想这是在医院工作的人群的一种特殊标志。圣洁中带着神秘的气味，因为它的背后隐藏着生命的秘密，肉体的秘密，爱情和欲望的秘密。
我妹妹生于"大跃进"之后的困难时期。因为营养严重不足的缘故吧，生下来的时候只有四斤八两，三根筋挑着一个头，浑身的皮肤皱成一团抹布，我母亲说她当时连多看孩子一眼的兴趣都没有。
体弱多病的妹妹在月子里就开始折腾人，没日没夜地嚎哭，如果不抱她，她能够哭得脸发青，嘴发紫，身子挺起来闭过气去。我母亲因此患了神经衰弱症，脸色越发苍白，眼睛越发空落，有时候还会无缘无故地晕眩，躺倒。父亲的身体也跟着走下坡路，早晨起床的时候常常会按着额头两边的太阳穴，抱怨他头疼。那一年我和哥哥都还小，非但帮不上母亲的忙，相反还需要人照料。家里面简直乱成一团，狼狈不堪。
母亲是个聪明人，懂得"丢卒保车"的道理，当机立断将妹妹托给了乡下的奶妈，请那个好心的女人带回家喂养。
六岁，妹妹要上小学了，母亲才把她接回城里。我还记得我放学回家第一次见到妹妹的情景：她长得矮小细瘦，脸色黄黄的，眼神怯生生的，头上扎了好几根小辫，头顶一根，耳朵两边两根，脑后还有猪尾巴似的一根。所有的小辫都缠上了粗粗的红头绳，猛一看像是头上爬满了可怖的蛇虫百脚，叫人心里起腻。她身上的衣服是家纺的紫花布，又长又肥，下摆一直拖到大腿，跟电影里三十年代童养媳的装扮毫无差别。
我父亲看到妹妹的第一眼，就哭了。他觉得是他自己失职，才使妹妹弄成了这副模样。他跟母亲要了钱，小心翼翼牵着妹妹的手走进商店，替她买了一身墨绿色灯心绒的衣裤。我印象中那是父亲第一次替家人买东西。父亲挺会买，那身衣裤很洋气，衣领饰有花边，胸口还有绣上去的动物图案。但是妹妹穿着新衣服一点也不好看，新衣服衬得她整个人更加拘谨和乡气。此后的好几年中，她都不能和家庭和学校和同学融为一体，她看上去就是个乡下的孩子。
"乡巴佬儿!"我哥哥经常对着我妹妹恶狠狠地叫嚷。当然是父亲不在身边的时候。父亲在，他不敢，他知道父亲会维护妹妹。
乡巴佬儿。这是一顶沉甸甸的帽子。我认为六岁的妹妹并不能明白这个称呼的含义，但是她分明能够感觉这个称呼对她的压迫，那种牛粪一样巴在她的头上、使她不能抬头做人的羞耻。
她患上了轻微的自闭症。她可以一连几个小时地坐在屋角，用一条肮脏的手帕叠小老鼠，不抬头，也不跟任何人说一句话。
学校老师来家访，对我母亲说："你的小女儿，她是不是有什么病?"
母亲变了脸色。不，她的小女儿没有病，她很健康，甚至聪明，她就是内向，羞涩。
老师说："要让她说话。她不说话，谁也不知道她心里想什么。"
母亲矜持地回答："不鸣则已，一鸣惊人。"
那天傍晚父亲回家后，母亲却忧心忡忡问他说："我们的小女儿不会有什么病吧?"
父亲惊讶地瞥她一眼："你说什么呀?"母亲羞愧地闭住嘴，不再说什么了。
前年春节，在母亲家里，吃过年夜饭，妹妹帮母亲收拾桌子，掸尘，拖地。一不留神，拖把的后柄捅到了站在她身后的哥哥的腰上。哥哥当时没有太多的疼痛，片刻之后，他拿出扑克牌准备陪母亲"斗地主"的时候，忽然弯下腰，手捂着肚子，脸色煞白，额头冒汗。
家人慌忙送他去医院，一查，脾脏破裂。
春节全家都没有过好。妹妹像个罪犯似的，整日守在哥哥床头，喂饭喂水，眼泪汪汪。
我哥哥那时候已经变得谦恭卑微了，三十年的岁月磨去了他身上所有的傲慢和骄横，他的头顶微秃，鬓边花白，昔日漂亮的眼睛胆怯地隐藏在层层眼皮之中，看上去不像母亲的儿子，像她的兄弟。
我哥哥扭过头，不看妹妹的眼睛，自言自语："这是报应。"妹妹不承认，她哭，像小时候一样，泪如泉涌。她化过妆的眼睛花花沓沓，可笑而又无助。她伸手要摸一摸哥哥的脸，表示对他的歉意。哥哥把脸侧过去，躲开了。他嘟嚷着说，他不配，千万别对他这么好。
"千万不要。你让我羞愧。"
我哥哥在三十年后懂得了忏悔，承认他少年时代的残忍。妹妹的泪更加汹涌。她说她听不得哥哥说这种话，不习惯。她宁愿他还是从前那个颐指气使的哥哥，目中无人的哥哥。"多愿意从头再活一遍啊。"她轻轻叹息。
尽管从前的日子不尽如意，人们还是愿意温习和重复它。这很奇怪。
十三岁。我比我的哥哥小两岁，比妹妹大三岁。
哥哥在成年之前一直是漂亮的，出类拔萃的。他俊秀的容貌吸引了不知道多少个女孩子的目光，让她们心神摇荡，茶饭不思。但是哥哥对她们视而不见。他把所有的时间和心思用在了袁小圆身上。在整个少年时代，他们亲热得就像一对情侣。之后，哥哥工作了，结婚了，他迅速地老去，比绝大多数的男人都不经老，皮肤松弛得不可收拾，过于女性化的面孔呈现出奇怪的失衡，好像放置一个冬天之后干瘪得不成样子的红元帅苹果。他糟透了。与其这样，不如没有从前的辉煌。我妹妹恰恰相反，她在十六岁的那一年如花蕾开放，一扫从前的乡气和凡俗，变成一个羞答答的有古典气质的美丽少女。她下巴尖尖的，鼻子翘翘的，眉眼弯弯的，皮肤是那种荷花般娇嫩的粉红，纤薄得让人不敢对着她大声说话，好像呼气太重都能够吹破她的脸。我母亲没事总喜欢琢磨她，捧着她的脸左看右看，百思不得其解。造物主是不是一个淘气的小老头儿，时不时要拿人开一个玩笑呢?
只有我，上帝对我很严肃，我小时候不算特别丑陋，长大了也没有特别漂亮。我始终平常，尤其在十三岁的时候，我平常得像沧海中的一颗水滴。
记得有一次我和他坐在沙发上看电视，因为角度和光线，的原因，他恰好从电视屏幕上看到了我映上去的若隐若现的面孔，一张在高山大海的画面之间如海市蜃楼般虚幻的脸。他看了一会儿，忽然笑起来，抬手轻轻扳过我的脸，对我说："知道你脸上有什么地方不同寻常吗?是你的眼睛。你的眼睛太严肃了，严肃得令人惊讶，叫人一看就不能忘记，像钉子一样钉在人心里。"
我站起来，冲到卫生间的镜子前，很近很近地贴上去，端详我自己的眼睛。我看见一种深深的黑暗，从我的瞳仁中钻进去，一直往后伸展，像深不可测的时间隧道。我的过去和将来都蜷缩在隧道中，无人能知，也无从把握。
一九七一年，"文革"还没有结束。深秋，从省城到乡镇掀起了一个莫名其妙的运动，要挖出一个无中生有的"反革命集团"。据说这是一个很庞大的组织，在人群中盘根错节，一串一串，埋伏得相当隐秘。先被"挖"出的人，要集中关押，每人交待出十个以上的发展对象，自己才能脱身。省人民医院有一个父亲的老同学，实在无可交待，便乱说一气，把父亲的名字也列上了名单。
一个秋雨袭来的下午，父亲从手术台上被抓走了。他手里的病人刚开了膛，切了一半的胃，血糊邋遢地躺着，临时换一个医生清创缝合，搞得手术室成了一口爬着蚂蚁的热锅。我母亲声色俱厉地嘱咐我们："谁也不许在外面提爸爸的事!有人问，就说他出差了。"她想了想，又补充声明："他不会有问题的。前几年打派仗闹得那么凶，他都没有参加任何组织。他是逍遥派，凭本事吃饭。"
我们相信母亲的话，对父亲的处境并不担忧。
元旦前的一个中午，父亲突然提着简单的行李卷儿走进家门。他长发遮耳，胡子拉碴，面色灰白，眼窝深陷，完全就是一个在地洞里窝藏多年的囚犯的模样。
母亲一开始欣喜若狂，张罗着给他煮面条，打鸡蛋，蒸香肠，忙得颠颠的。过了一会儿，她忽然意识到什么，从炉子边直起腰："怎么这么快就出来了呢?我听说中学里有个老师，关进去两个月了，家里人还没有见到一面。"她盯住父亲的脸，"你不会是......"
父亲低着头，不敢看她的眼睛。
"你承认了?承认你加入组织了?你还交待了别人?"母亲逼问。
父亲嗫嚅着："我受不了。"他更深地低下头去，"那不是人过的日子......"
母亲手里的面碗掉在地上，摔得粉碎，煮熟的面条在地上散成白花花的一堆。母亲愣了一会儿，用双手捂住脸，哭起来，肩膀一耸一耸，很伤心。
我那时候还无法体会母亲心里复杂的情绪，只觉得那一刻世界是黑黑的一片，我有一种灭顶的绝望，透不过气来的压抑。我一句话没说，转身出门。
那时候我没有逃学的概念，心里再难过，学总是要上的。我低着头往学校里走，一边走一边独自落泪。反正我是个孩子，没有人注意我在这世上有什么快乐或悲伤。
他那天刚好从学校出来，骑着一辆自行车，车把上挂着一个布兜，要办什么事去。迎面看见我，他跳下来，十分吃惊地问：
"怎么回事啊?你哭什么啊?"
他这么一问，我哭得更厉害，喉咙里一个劲地抽气，眼泪像断线的珠子一样往下落。
他笑起来，拍拍我的肩："你看你啊，比林黛玉还要能哭啊!说给我听听，有什么非哭不可的事?"
那一刻，我实在很想对一个人说说我心里的伤痛。如果换了另外一个人过来关心我，我同样也会说。我完全忘记了母亲叮嘱我们的话。
他听完我说的一切，脸上有一种显而易见的同情和难过。他是真的为我难过。一个"反革命集团成员"的女儿，今后的人生道路上要经受多少屈辱和磨难，他肯定比我更清楚。但是他没有对我说这些，只轻轻叹口气说："下午别去上学了，我替你请个假。眼睛哭成这个样，同学看见了多不好。"
他让我坐上他的自行车，送我回家。我当时眼睛肿得很厉害，鼻塞头晕，看什么都是模模糊糊的。我就闭着眼睛在他车后坐着，任凭他走大街穿小巷带着我走。风呼呼地往我身上吹过来，两边耳朵和脸颊吹得生疼，但是额头上的一小片皮肤很温暖，因为那地方贴着他的后背，他替我把风遮住了。他送我到家，没说别的，只告诉我母亲一句话："孩子心里很难过。"
只这一句话，母亲便清楚他已经知道了一切。他走了之后，母亲对我说了我终身难忘的一句话。母亲说："要哭也不能到外面哭。"
我从此学会了把眼泪咽在肚子里。我比以前更加沉默，形单影只，备感孤独。我一个人行走在校园里，目光严肃，双唇紧
闭，骄傲而自卑。世上的一切离我很遥远，大字报小字报，学工学农，入团当干部，男生女生拉帮结伙你好他不好，统统跟我没关系。我无爱无恨，无喜无悲，无欲无求，像一个木头凿出来的小偶人。
直到有一天，他拉着我参加了学校的文艺宣传队。
他拉我参加宣传队，理由是我的音色好，普通话讲得好，宣传队正在排演一个小歌剧，除我之外没有第二个合适的人选。
其实，他一直在关注着我，怕我情绪太低落，生命太灰暗，孤独成了习惯，成年之后会永远找不到幸福感。
很多年后回忆起那一段，他笑着对我说："我一个教化学的老师，学校怎么就会挑我负责宣传队?我又怎么就答应了?我是喜欢嬉闹疯玩的人吗?"
他当然不是。然而人生就是这样，千变万化，充满不可知数，你永远都不知道明天早晨一觉醒来睁开眼，等待你的将会是什么。
那个小歌剧，有一个当年很时髦的名字：《铁树开花》。内容是歌颂解放军医疗队的。医疗队来到偏僻的小山村，为山民送医送药，发现村子里有一个家境贫寒的聋哑女孩。医疗队的队长决心用针灸方法让聋哑人说话。他在自己身上扎针试验，几番昏迷，最终聋哑女孩说话了，千年铁树开花了。我在剧中就是演那个聋哑女孩，渴望张口说话的山村少女。四十分钟的舞台时间，前面三十五分钟我只有动作和眼神，点头或摇头，万分激动的时候就做擦眼泪的动作。我在最后五分钟才被赋予了正常人的身体功，能字正腔圆地说话和歌唱。
学校的音乐老师当导演，他跟我谈剧情的时候说："这五分钟是你的华彩时刻，你必须做到一张口就声惊四座。"
我闭着嘴，目光严肃地听他讲解，其实心里很怀疑：聋哑人第一次开口说话，就能够把大段台词说得清楚和流畅吗?我在参加了排练之后才知道，我哥哥的好朋友袁小圆是剧作者。那一年，哥哥和袁小圆读高中二年级。
十六岁的男孩子，如果早熟，如果自恋，如果像我哥哥和袁小圆这样骄傲和优秀，毫无疑问他们会是校园里令人注目的一道风景。我至今忘不了他们肩并肩走在梧桐树下的样子。他们的个头一般高矮，穿一样的白衬衣、白球鞋、蓝裤子。我哥哥的皮肤更加白皙和细腻一些，唇红齿白，眉眼飞扬，像个处处受宠的幸运女孩。袁小圆的皮肤黝黑，却绝不粗糙，相反有一层细细的瓷一样的光泽，这使他的面容显出贵族式的沉静和矜持。
我哥哥是理科成绩好。袁小圆则更全面，理科文科都同样出色。高二年级的老师每次改试卷，先看袁小圆的，再看我哥哥的，如果有哪道题目他们两个都错了，那就不用往下看，肯定全班皆错。
彩排的那天，袁小圆被邀请过来看他的剧。他坐在台下第一排，故意做出漫不经心的放松，两只手撑着板凳的两端，肩膀扛起来，头侧过去，不停地小声跟我哥哥说话，时而用眼睛的余光往台上瞟一眼，好像演员的表演跟他完全没有关系似的。他那时候喜欢我们宣传队里一个漂亮的女孩子，演医疗队护士的那个。
他表现出的这种漫不经心，应该是做给那个女孩子看的。
可是我误会了，我以为他不满意我。他对着我的哥哥评头论足，肯定是责备和嫌弃我。他们两个人从来都是对我不屑一顾的。我恨我的愚钝和呆板。我的眉眼像僵死的雕版画，我的举手投足慌乱而笨拙，甚至我穿的那件打了补丁的山村女孩子的衣服，它那么短小和紧绷，我在台上的时候不能不夹紧双肩，缩着胸脯，以免一不小心露出我肚脐周围的一部分身体。
我告诉他说，我不能演了，我个子太高，那件戏服不适合我。 他盯住我的眼睛，温和地询问我：仅仅是这个理由吗?我点头，偏过脸，不敢看他。一想到台下袁小圆不屑的神情和姿态，委屈的泪水就涌到眼眶里，随时都会夺眶而出。他坐下来，耐心地跟我讲道理："你认为贫苦的山村小姑娘有条件穿上很合身的衣服吗?戏服短小才符合剧情，因为她家里没钱给她做新衣服，那衣服是她几年之前就穿上了身的，也许是她的姐姐或者她的某个亲戚穿旧了送给她的。"说到这里，他停顿了一下，似乎忽然想起什么："我明白了，不是戏服的问题。你是不是对你的舞台形象没有自信?"
我站在窗口，看见冬天的阳光灰黄沉静，冬青树的叶子上落着厚厚的灰尘，像长途跋涉之后坐下来休息的疲倦旅人。有一只麻雀在蚕豆地里跳来跳去，翻找它喜爱的食物，也许是一条蚯蚓，也许只是一截草根。土地干燥得厉害，麻雀的嘴巴一甩，就有轻微的粉尘飘起来。我几乎可以嗅到泥土被太阳晒过之后芳香的气味。
他准确地猜中了我心里最致命的悲伤。在这之前，没有人用这样温暖和关切的口吻跟我说话。
正式演出的那天晚上，他亲自动手给我化妆。他仔细端详了我的脸庞，然后告诉我，我的面部轮廓很有可塑性。我跟宣传队那些漂亮的女孩子比起来，不够精致，不够明艳，正因为如此，我比她们更有被修正被改造的余地。
他把油彩均匀地抹在掌心，然后涂上我的脸。他的鼻尖离我很近，呼吸喷到了我的脸上，正好在额头的部位，额头感到气流的旋转和飘拂。他手上的油彩刚沾到我皮肤上的时候，是冰凉的，黏滞的，有一点化不开的晦涩。很快，油彩开始有了温度，变得滑腻和滋润，散发出令人恍惚的甜香。
我们的周围嘈杂而混乱。小乐队的成员吱吱呀呀地调弦弄琴，音调忽高忽低，让耳朵备受折磨。有人在清点道具，大声询问一盏油灯的下落。那个被袁小圆喜欢的女孩子，勾好了眉眼，却发现腮红没有了，不知道被谁拿去先用了，她就噘了嘴，在一旁生气。男生们早已经三下五除二地把自己收拾停当，聚在一起大声地说笑打闹，一不小心打翻了桌上的化妆箱，油彩盒滚落满地，引起女孩子们一片的惊叫和责备。
他专注地伺弄我的脸，像庄稼把式全心全意伺弄地里的庄稼。灯光照着他眯缝的眼睛，我看见映在他眼中的斑斓色彩，那是我崭新的面孔，被他修正和改造过的面孔。我的额头和鼻梁是粉白色的，自得光润而纯净，没有丝毫凹陷、鼓凸和瑕疵。从颧骨开始，有一抹桃红慢慢地晕开，一丝丝地往周围皮肤渗透，像雨后天边的彩霞一样，逐渐淡至无痕。我的眉毛修长浓黑，眉型平直，末梢处微微地挑高，给我的面容平添了娇美和活泼。眼影是砖红色，妩媚中透出幽深，跟我过于严肃的目光恰好相衬，眼睛就变得楚楚动人，眼波转动时甚至还能够看出一种无言的忧伤，一种隐忍和期望。
他用手指轻轻地托起我的下巴，看了又看，然后出一口长气。
我记得他指尖在我脸上滑过的时候，皮肤之间轻微摩擦的声音。
一九七七年的初秋，我们都听到了大学恢复招生的消息，开始复习迎考。
袁小圆和我在一个公社插队，两个村子靠得很近。我哥哥在工厂里请了病假，经常带着复习资料下乡，和袁小圆关着屋门做习题。公社里的知青们都说，袁小圆的目标是北大，我哥哥一心要进清华，他们两个最起码有九成半的胜算。
有一天我路过袁小圆的村子，看见他的屋门敞着，他和我哥哥正蹲在地上做题，地上写了白花花的一片粉笔字。两个人脑袋挨着脑袋，眉头紧蹙，嘴巴里念念有词，好像在背诵公式，又好像在小声争执。
我有点好奇，想过去看看他们复习到什么地步了。我的影子遮住他们脚前那块地面的时候，他们同时吃惊地抬起头来。然后，哥哥瞪着我，满脸都写着戒备、警惕、不欢迎。袁小圆做得更出格，他飞快地移动脚掌，用鞋底擦去了地上的一部分字迹。
我的脸蓦然涨红，一句话没说，转身逃离。
春节之前，录取通知书发到了每个人的手上。我如愿以偿地考上了第一志愿。我哥哥被地区师专录取。袁小圆藏着他的通知书，不给任何一个人看到。他很快就走了，像是从人间悄悄蒸发了似的。据说他考到了四川山区的某个大学里，似乎是学机械之类的。
我有整整二十年的时间没有再见过他。我哥哥也从来不提他的名字，闹不清他们之间是否还有联系。
去年我到丽江旅游。
有三天时间，我和我的同伴们愉快地在那个小城里转悠。我们坐在小溪边的露天咖啡座里喝茶，从背背兜的纳西族女人手里买粑粑吃，买烧玉米吃，买炒蚕豆吃。石板铺地的街道干净得能够看清一丝一丝深色石纹，细格子的桌布和花边遮阳伞非常洋气，满眼的外国旅游者使古朴的小镇洋溢着异国风情。溪水就在我们身后的渠道里流淌，带着湍急的粼粼声，有雪水清凉甘甜的气味。晚上，沿溪边红红的灯笼依次亮起时，溪头便有人开始放荷花灯，粉色的灯盏摩肩接踵地顺流而下，烛火一朵一朵小小的，幽幽的，像水中一长排亮晶晶的眼睛。清风徐来，纳西古乐的声音白天而降，杯中的普洱茶水变得澄澈透明，舌尖存余的茶香久久不散。
就在丽江古镇，木氏土司府前纤尘不染的广场附近，我遇到了二十多年没有见面的袁小圆。
他先认出了我。他本来已经从我的旁边走了过去，忽然又回头，试探地喊了一声我的名字。我愣住了。我先记起了他的面孔，然后脑子里才跳出他的名字。我说："是你吗?"我不太能够接受这样仓促的奇遇。
他没有过多的变化。真的没有。有些人的容貌好像是一生一世固定了的，十年之前是皮肤黝黑，眉眼弯弯，牙齿雪白，十年之后，三十年之后，依然如此。岁月从他们身边过去时，恶作剧地拐一个弯，把他们撇到一旁，于是他们的容颜和年龄就不能同步，出现了一种荒唐的停顿。
袁小圆穿着一件绛色的真丝夹克，下面是晃晃荡荡的涤纶西裤，元宝口的咖啡色皮鞋。这种颜色和面料的夹克十年之前曾经流行过，可见他现在对时尚缺乏了解。他笑着，露出雪白的牙齿，依然是动人心魂的。眉眼之间的傲气消失不见了，取而代之的是谦恭、温和、真诚。初秋的阳光照在他的头顶上，头发沉默地花白着，跟他依然年轻的面孔恰成陪衬，看上去就有点别扭。
总之，我那天对他的第一眼印象，是他整个的人，从里到外，从衣着到精神，都有一点错位。
"好多年没有见面了。"他很感慨。我说出确切的时间："二十五年。"他一下子有些惊讶："是吗?"他接着又笑起来，"可我还是一眼就认出了你。"
我说："怎么会在丽江碰上?太有戏剧性了。"他开始解释："我们单位组织出来旅游......"
我们面对面地站了一会儿，说了几句无关痛痒的废话。然后，他行色匆匆地指着远处买东西的一群人："那是我们单位的，我得过去了，他们会找我。"
我点头。我说："我的同伴也要找我了。"
我们甚至没有说一声"再见"。我们没有询问各自的工作、婚姻、家庭，没有留下电话和地址，更没有合影照相。短暂的相遇像一场梦，有一种扑朔迷离的虚幻，非人间的不真实感。之后我不止一次回想那次偶遇，弄不清上天如此安排是什么意思，难道我们两个人的生命密码中注定有那样一次交叉吗?
那一年，我们的校园里还发生了另外一件令人吃惊的事。时间是在夏初的一个上午，大概是第二节课的中途，语文老师正口干舌燥地给我们讲解各类应用文的写法，忽然有救护车惊心动魄的尖叫声从校门外一路飞来。
那时候，救护车是县城里少见的玩意儿，人们对生命的珍惜程度远不如今天这样深切，生和死基本上是一个听天由命的概念，救护车在所有师生的心目中肯定是神秘和神圣的，是难能一见和至高无上的。当车子的红灯闪动尖叫着掠过校园时，所有教室里的师生蜂拥而出，挤在走廊里、过道上、山墙下，屏息凝神，目光中带着惊诧和肃穆，齐刷刷地看着白色车身从眼前一闪而过，拐进礼堂北面的那条土路，扬起一条长龙样的灰尘。
有胆大些的学生，受好奇心驱使，不顾老师的呵斥，执意要跟着救护车去看个究竟。于是他们看见了车子"嘎"地一声刹在了教师宿舍的那一排灰瓦房前面，车门从屁股上訇然而开，跳下几个扛担架的白衣天使，一溜小跑地冲进一间洞开的房门。片刻之后，担架平着被他们抬了出来，担架上睡着一个人，是女人，有长长的头发垂在担架的把手下面。眼尖的学生认出来了，那是学校资料室的打字员，身材娇小、长着一副可爱的娃娃脸的女教工。
他跟在担架后面出了门。他一只手抱着一床薄薄的被子，一只手拎着蓝颜色的塑料网兜，网兜里有一只洗脸盆，一个热水瓶，一些牙刷、梳子、茶杯之类的零碎用物。他的脸色苍白，衬衫领口软沓沓地敞着，腰间的皮带系得松松垮垮。除了紧张之外，他神情中更多的却是茫然，手足无措的那种惶惑，好像不明白事情是怎么发生的，他的妻子怎么就会忽然之间被救护车接走。医护人员们七手八脚往车上安置病人时，他帮不上手，就无助地扭过头，看着土路对面那些围观的学生们。他的嘴巴微微地动了动，像是要做什么解释，又像是为惊动大家而表示抱歉。
其中的两个学生看见了从担架下面洇出来的血滴。
救护车开走之后，他们绘声绘色地对大家讲述他们看见的东西。他们说，血肯定是从她下身流出来的，因为洇血的地方正好就在那个部位，在担架中间，稍稍偏下一点。血的颜色不是人们常说的鲜红，是紫红，暗暗的那种红。而且有黏度，最起码有粥汤那么黏，否则不会挂在担架下面荡来荡去，挂那么大一滴都不肯落下来。他们把拇指和食指圈起来，举高，比划着血滴的大小。他们之中的一个人说，另一个人就忙着点头，附和，瞪大了眼睛，信誓旦旦的样子。他们很兴奋。大家都很兴奋。暗红色的血滴和女人出血的部位是一个微妙至极的话题，引人遐想。他们对这一切似懂非懂，因而更有探讨和研究的愿望。
女生们不好意思参与这个话题的讨论。毕竟血是从女人的下身流出来的，这个暖昧的事实使得她们莫名其妙地有一些羞愧。但是她们对此同样地好奇。她们在离男生稍远的窗口站着，肩挨肩地挤成一团，看起来是在研究一种玻璃丝花的编织技术，实际上耳朵竖得直直的，不放过那边的一个字一声笑。她们互相看着，目光鬼鬼祟祟，躲躲闪闪，脸上慢慢地浮起两团红晕。然后，她们像商量好了似的，一齐扭过身走了，把孤傲的背影留给了兴奋不已的男生，表示她们对这种亵渎式讨论的抗议。
不久我们就知道了，那一次动用救护车的原因，是他妻子宫外孕大出血。
医学书上对"宫外孕"的解释是这样的：孕卵不在子宫腔以内，而在宫腔以外种植和发育。其中以输卵管妊娠最为多见，约占98％。患者早期与正常妊娠没有明显区别，但随着胚胎长大，可以穿破输卵管壁或自输卵管伞端向腹腔流产，造成腹腔内出血，甚至因失血性休克威胁孕妇的生命。
我们学校所有的人，全体师生，都知道了"宫外孕"这个神秘的词。在我们年少的时候，性教育就是这样启蒙的，来自于日常，从我们周围的生活中耳濡目染，加上我们自己的揣度、想像、心领神会和触类旁通。
宫外孕。我们在心里默念这个词。我们想像着子宫是什么样子，受精后的卵子又是什么样子，以及受精卵为什么不肯安分守己地在子宫内做巢，而要跑到另外的什么地方捣乱。我们浮想联翩，心跳加快，目光灼亮，以为自己已经分享了成年人的秘密，从此生命就进入到了更高的层次。
某种程度上，对性的想像是一种本能和天赋，我们需要了解我们的身体，需要得到人类如何生存繁衍的最权威的解释。他和他的妻子，就这样成了我们的启蒙者。有一点荒诞，也有一点偶然。
不幸的事是，在那一次的外科手术中，他妻子被切除了子宫。他们两个人都还年轻，二十多岁。
"乡巴佬儿!你这个讨厌的乡巴佬儿!"我哥哥跳起来，一把揪住我妹妹头上细细的辫子，横眉立眼，咬牙切齿，像是要把她嚼巴嚼巴吃了，再一口啐出去。
我妹妹拼命地用手去护着头发，因为疼痛而把一张小脸皱成核桃的模样，目光惊惶得像猎人枪口下的兔子。
其实没什么了不起的事情：我哥哥在临摹一张用于"大批判专栏"上的报头画，我妹妹遵命帮他按着纸，结果手动了一下，哥哥的画笔跟着纸张拐了个弯，那画就糟蹋了。
"乡巴佬儿!除了吃饭，你还会干什么?"哥哥抓住他手里那条细得可怜的辫子，用劲地一下一下地扯，不依不饶。
我妹妹哭了，眼泪大颗大颗地流出来，成串的玻璃珠儿一样。哭还不敢哭出声，嘴角撇成一个弯弯的八字，肩膀一耸一耸，万般的隐忍和悲苦。
我看不下去。我丢下手里做数学用的三角板和量角器，站起来走到他们面前。"你放开她。"我要求我哥哥。
"走开，不关你的事。"他瞄了我一眼，不屑的样子。我说："你放不放?"
他不放。他把那根可怜的辫子揪得更紧。我妹妹护疼，只好把脑袋一个劲地往他手边送，腰跟着弓起来，弯曲得像一只虾。
我转身离开，走到厨房里，抄起一把切菜刀。那一刻我对我哥哥恨透了，我的血呼呼地往头顶上冲，眼睛通红，心脏狂跳，一心一意要干出一件石破天惊的事情。我要杀了他。我要看见他的血，听见他死前的惨叫，让他从此不能在这个家里称王称霸。
我哥哥看见了刀。他惊叫："你疯了!"
我逼视他，重复那句简单的话："你放不放?"
他的手下意识地松了一下，跟着又扯紧，开始嘲笑我："想干什么呀?两个对一个吗?别这么虚张声势好不好?你要真敢杀了我，我自己先把头剁给你!"
我一声不响，刷地扬起切菜刀。刀刃在空中划出一道银亮的弧形。我看见我哥哥的脸在瞬间扭曲和发白，变得惨兮兮、乱糟糟，像一团用旧的抹布。
还好我没有完全地丧失理智，刀口扬上去的那一刻，我的手背鬼使神差地翻了过来，改用刀背对准我哥哥的脑袋。而且我的力量没有用足，刀背只轻轻地在他耳朵上方砍了一下。但是这已经够可以了，他的脑袋上已经绽出了一道血口子，血涌出来，聚集在伤口处，似乎还犹豫了一小会儿，然后才细细地往下流淌，越过发丛，染红了耳朵，再滴落到衣服的领子上。我哥哥抬手按住伤口，一声不响地看着我，满脸都是惊讶和疑问。他的手不由自主地松下来，放开了我妹妹的辫子。我妹妹倒是一点也没有发懵，重获自由之后，立刻奔到我父母的房间里，去取常用的那只药箱。
作为一个医生之家，我们家的纱布药棉碘酒红汞之类向来不缺。而且我们兄妹几个都懂得一些粗浅的急救知识，小伤小痛是能够对付的。那天我哥哥对着镜子自己给自己疗伤，拿一把小剪刀剪去伤口周围的头发，然后用酒精药棉清洗血迹，涂上碘酒，还撒了一点消炎药粉，敷上纱布棉花，用胶布带粘牢。最后他妥善地服下两粒消炎止痛药。
他一个人忍着疼痛，龇牙咧嘴做这一切的时候，我和妹妹远远地站在他身后，全神贯注地看着。我看见镜子里的他别扭地抬着手臂为自己疗伤时那副肃穆庄严、自爱自怜的样子。他偏着脑袋，不断地动来动去，调整角度，好让他把自己镜中的形象看得更全面一些。他洗伤口、擦药、敷纱布时，翘着兰花指，动作轻柔而细致，简直就像《木兰词》里"对镜贴花黄"的妙龄少女。他还不时抬头，暂停了手里的忙碌，看镜子深处倚墙而站的我和妹妹，不敢多说话，却发出怪异的冷笑，一副幸灾乐祸的神气。他知道等会儿我父母下班回来，不会轻易饶恕我的行为。
我开始感到后怕，心里怦怦地跳得厉害，浑身肌肉轻微地颤抖，痉挛，使我感觉异常疲倦。我的手把我妹妹的小臂抓得发红，是下意识的，捞住救命稻草一样的。我妹妹虽然小，却真的是善解人意，不住地用她的小手指轻轻抠我的手心。我知道这是她惯用的动作，每次她对一个人表示忠诚和安慰时，就给出这样的暗示。
我的父母看见哥哥头上的伤口，果然大为震怒。我母亲抬手就给了我一个耳光。她秀目圆睁，指着我的鼻子说："我真没想到你这么歹毒，小小年纪就有杀人的心思。"
我父亲首先检查哥哥的伤口处置情况，确认过程无误之后，把我叫到房间里谈话。他说："如果你那一刀下来，又偏巧砍在头部的哪根动脉血管上，我们现在要对付的就是一场丧事。而且你会立刻被判人牢，在牢中长满十八岁，然后被拖出去枪决。我和你妈妈还要为你付五毛钱的子弹费。如果你砍伤的是神经，那更糟，你哥哥会痴呆，或者瘫痪，你要为他负一辈子责任，忏悔一辈子。那样你更是生不如死。"
我紧抿着嘴唇，竭力不让自己的眼泪掉下来。我拼命想一些不好的事，让我气愤的事，用来阻止自己伤心，那就是：为什么没有人去反省事情发生的起因?他们为什么不去责备我的哥哥?
袁小圆又到我家里来了。
是在夏天的晚上，父亲母亲都在医院里值班。他们经常要值夜班，用一把铁锁把我们三个人反锁在家里。这也是没办法的事，如果他们不锁门，由我们在临睡前从里面把门销插上的话，他们回来时就很难把门敲开，因为我们一个比一个睡得更死，常常是邻居被叫醒了，我们还没有醒，邻居们很有意见。
其实锁门也就是一种形式，所谓防君子不防小人。我们住的是平房，朝南一排玻璃窗，夏天窗户都是开着的，手扒着窗沿，身子一耸，轻而易举就跃上来了，不费吹灰之力。就连我妹妹
这样瘦小的人儿，都能够出出进进如人平地。我们很喜欢从窗户里跳进跳出的游戏，有时候实在找不到出门的理由，就把铅笔橡皮扔出去，再翻窗出门捡回来。那个时代的少年们就有这样的本事，能够把平淡的生活过出不平淡的滋味。袁小圆很规矩，也很客气，他绝对不会在黑暗中冷不丁地蹿上我们家的窗台，然后贼一样地跳进屋里。他来了，就在外面轻轻敲击某一扇窗户，"嗒嗒嗒"三声，不多不少，不轻不重，像战争年代地下工作者的接头暗号。我哥哥一听到这样的声音就会眼睛发亮，喜形于色，豹子一样敏捷地跳起来，奔到窗口，伸出一只手去。袁小圆在外面搭住他的手，脚底下一用劲，长腿就迈上来了。他从来不像我和妹妹那样，要把肚皮贴在窗沿往上爬，他嫌那样的姿态不雅，还会弄脏他雪白的衬衫。
袁小圆带来了一盒棋，他要跟我哥哥下象棋。他把土黄色卡其布的西装短裤束在衬衫外面，短裤上系的是一条军用皮带，半旧，有一种不动声色的高贵和威严。我想这皮带肯定是他爸爸送他的，我哥哥说过，袁小圆的爸爸是团职干部，在上海驻军。那天他还穿了一双咖啡色塑料凉鞋，跟他的短裤及皮带的颜色十分般配，所以我印象深刻。
袁小圆一来，我哥哥就拉着他的手，把他带到里屋我父母的房间里去了。当时我和妹妹在外屋饭桌上合看一本小人书，打仗的。我对写打仗的书一向有兴趣，我妹妹却不喜欢，一看到死人断腿的场面就要捂眼睛。她老是催我翻页。我们头顶上吊着一盏十五瓦的电灯泡，灯光昏黄，时不时有米粒大小的蠓虫从窗外飞进来，绕着灯泡飞舞。虫子的身体绿得很漂亮，翅膀掀开是一层层的，轻纱叠起样的。虫子不咬人，但是飞翔中冷不丁地撞到我们的脸上，皮肤就有微微的蜇刺感。袁小圆一来，我的心思不在小人书上了，我的眼睛继续瞄着书页，耳朵却弹簧一样不断地伸长，一直伸进我父母的房间，听那里两个男孩子的动静。我希望能听到他们在一起都说些什么，他们下棋时会不会争吵，袁小圆是不是比我的哥哥更加聪明，肯不肯在棋盘上痛下杀手，把我哥哥弄个人仰马翻。
我时时都盼着看到我哥哥沮丧和失败的样子。
时间过去了十分钟。接着又过去了十分钟。里屋安安静静，恰似无人。我实在猜不出来他们在干些什么。我妹妹用一根食指捅捅我的胳膊，小声提供了她的想法："你猜他们会不会跳里面的窗户出去了?"
我把小人书推给了我妹妹，站起身，离开饭桌，把走路啪嗒作响的木屐留在桌下，光脚丫子往里面的屋里走。
外屋和里屋之间有门框，但是没有门扇，这就给我的偷窥提供了方便。我的身子贴在门框上，只把一个脑袋伸进门洞里。里屋同样是一盏十五瓦的灯泡，光秃秃吊在我父母的大床前。用久的蚊帐在灯光下黄得发暗，散发出热烘烘的气息。帐门低垂，隐隐约约看见帐子里有两个静坐不动的身影。床前踏板上是整齐排列的两双鞋，咖啡色塑料凉鞋是袁小圆的，磨得很薄的木屐是我哥哥的。
我屏住呼吸，只用脚掌着地，猫科动物一样地往前再走几步。现在我已经看得很清楚了，他们两个人居然是面对面盘腿坐在床上的!他们盘坐的姿势一模一样：膝盖架着，胳膊肘撑在膝盖上，身体前倾，肩背拱起来，以便低头看到摆在两个人之间的棋盘。他们脑袋紧挨着脑袋，抵在一起，互相借力一样，有点像两只头角相抵的羊。我哥哥的一只手甚至搭在袁小圆的光腿上。而袁小圆的十个脚趾又分别扣住了我哥哥的两个脚背。他们的眼睛只看棋盘，不看对方，手脚也都静止不动，好像突然之间被什么人施了魔法，或者点了穴位，就那样的成了两尊姿态怪异的雕塑。
我当时的感觉真的是很怪异。有一种说不出来的别扭和嫉妒在我的心里蹿动，我喉咙发干，脚板底下好像火烧火燎。我明白自己成了一个令人讨厌的闯入者，我的处境异常尴尬，走也不是，留着也不是。我不知道如何是好。
我哥哥坐在蚊帐里，头也不抬地说了一个字："滚!"
他们已经发现了我。我的脸刷地一下红成了新娘子的盖头布。
可我不能就这么不战而退，我勉强为自己找到了一个闯入房间的理由："妈妈不喜欢别人上她的床。而且你们连脚都没有洗。"
我哥哥隔着蚊帐鄙夷地瞥我一眼："滚出去，你管不着。"我再祭出一个法宝："妈妈说你跟袁小圆不应该整天粘在一起，好得过分。"
我哥哥一声冷笑："你嫉妒了?"他又说："你肯定是嫉妒了。我知道你喜欢袁小圆。哎，是不是?"他用膝盖碰了碰袁小圆的腿。
袁小圆埋头在棋盘上，像是在苦思一个了不起的残局。他没有理睬我哥哥的话，也没有抽空看我一眼。他从头到尾都没有抬头看我。
我一点儿都不否认我崇拜和喜欢袁小圆，可恶的是这个事实不应该由我哥哥的嘴里说出，他霸占了属于我的感情空间，还要对我射出冷枪冷弹，简直就是一个恶魔。我大步地走上前，哗地掀开蚊帐门，大叫："下来!别弄脏爸爸妈妈的床!"我的话音刚落，袁小圆呼地一下子抹掉了棋局，一声不响地把棋子连同那张画了棋盘的纸收进棋盒里，手撑着凉席挪到床边，弯腰穿鞋，从我身边沉默地走过去，翻窗离开了我家。我赶到窗口，呆望着他的背影在夜空中消失。不知道哪家邻居刚给菜地施了粪肥，空气中有一股热烘烘的臭味，粪臭中却又夹了蔷薇花的浓香，感觉怪异得很。我有些心虚，怕袁小圆生气，从此不再理我。尽管他一直就没有理过我。
这不是我的本意，我想。我没有赶他走的意思。下一次，他会在什么时候到我家里来呢?
高中三年，我跟他几乎没有个人的接触。他是高中部的化学老师，可是我们总是阴差阳错地分离着。我读高一时，他教高三班。我升了高二，他又从高三下来教高一。我们时常在教室走廊上匆匆地擦肩而过。那时候，上课的电铃声催命一样地响着，男生女生从校园的各个角落里红头赤脸地往教室狂奔，头发间和衣领中冒出热烘烘的、年轻人身上特有的气味，荷尔蒙的气味。一节课下来，四十多个学生在关闭的房间里闷坐四十多分钟之后，这种古怪的气味会更加浓烈，像死鱼身上的腥臭。
他挟着讲义，有时候手里还拿着一两样做化学实验会用到的简单仪器，混杂在高中学生中间，从走廊对面向我走过来。他走路的步子本来很快，因为走廊上人多拥挤，只好随大流地跟着移动。他的脸非常年轻，脸上总是有明媚的笑意，一侧脸颊的酒窝深深，如果不是下巴上胡茬的颜色稍稍的重一点，跟我们班里那些长相老成的农村男孩没有太大的年龄差距。
我们擦肩而过。我们彼此都淹没在人群里，模糊了个性和外貌，普通到一不留神就会把对方疏忽过去。
可是我嗅到了他身上的气味，他皮肤上的那种温暖，就像春天走过油菜花地时，从阳光晒热的土地上升起来的暖意，饱满，潮湿，略略地带着青涩气。
初中那年，在宣传队参加歌剧演出，他弯下身子为我化妆的时候，我在这样温暖的气味里浸泡过了，腌制过了。
一九七七年，我十九岁，那时我已经插队农村，是知青屋里的一个年轻的户主，穿褪色的破旧衣服，脚上是打着补丁的高帮胶靴，头发用皮筋绑成两个刷锅把儿，扛上锄头，和所有生产队的乡民们一样，日出而作，日落而息。
夏末秋初的一个炎热中午，我在棉花地里打药。沉重的农药喷雾器把我的肩膀勒出两道血痕，汗水渗进伤口，火辣辣地刺痛。我整个的人晒成了一只红虾，而且是那种因为脱水过久而奄奄一息的虾，虾身疲软脱节，没有弹性。从我手中喷出去的农药通过鼻粘膜吸进气管，使我双眼模糊，恶心要吐。我知道这是轻微的农药中毒。昨天我的一个同伴就因为中毒过深而昏死过去，送医院急救才缓过气来。可是喷农药的活儿总要有人来干，实际上队里的女工都聚集在这块棉花地里，临阵逃脱是可耻的行为，棉田如果喷药不够及时，虫害蔓延的后果会不可收拾，半年辛苦在一夜之间化为乌有。恶魔般的棉铃虫就是这样肆虐和猖狂。
我心慌，气闷，恶心。棉花地里密不透风，滚烫的土地如一口蒸笼，蒸腾出农药和化肥双重难闻的气味。药水打过的棉株上，肥嘟嘟的粉色肉虫蜷缩一团，然后跌落在地，留下娇嫩的棉蕾上触目惊心的咬痕。我穿的是长裤长衫，裤脚袖管都用麻绳紧紧捆扎起来，头颈上包着一条棉纱方巾，防备农药对皮肤的直接渗透，带来的尴尬便是闷热难当，热得我们不能不把嘴巴鼻子尽可能地张大，因此而又吸进了空气中更多的农药颗粒。
队长在棉花地外边朝我招手，让我过去。他脸上的神情是笑嘻嘻的，不像是对我做的活儿不满意，拎我出去教训一通的样子。我放心了。
背着喷雾器从棉花地里横着穿过时，茂密的棉叶刷啦啦地擦过我的身体，衣服上沾着青青的汁液，像一朵朵染上去的蓝花花儿。刺鼻的农药味渐渐离我远去，剩下的是阳光和青苗的热烘烘的芳香。我拼命地呼吸，吐纳，肺腔中的浊气一点点地被置换出来，胃里的恶心开始平息，心情又变得轻松和愉快。不管怎么说，日子还过得去，活儿虽然苦，可是我们年轻，一觉睡过来又精力十足。我们周围的知青们彼此彼此，麻木和听天由命是我们共同的状态，既然大家都没有什么想头，也就不去多想。
队长笑嘻嘻地说："有个人找你，男的，不知道是你爸还是你哥?"
队长往远处的机耕路上一指，我迎着太阳，眯缝起眼睛，看见了站在树荫下的他。不是我爸，也不是我哥，我爸和我哥都不会来看我，我想这么告诉队长。可是我最终什么也没有说。
我把肩上的喷雾器卸下来，放在田边，拍一拍衣服上的浮土和碎叶，心跳着向他走过去。我闻到自己头发里的酸馊，农药的残留气味也赖在衣服上拂之不去，高帮胶靴上似乎还有棉铃虫死尸的腥臭。我的头发零乱，满脸汗斑，皮肤晒得一片片卷曲脱落，比花脸猫的模样好不了多少。我的裤子太肥，上衣太短，裤管袖口还用麻绳可笑地捆着，跟村子里烧锅做饭的老妇女们同样的不修边幅。那一瞬间，我的眼泪不争气地流了出来，我心里忽然有些恨他，他不该在这样的时候不期而至，让我狼狈，让我出丑，让我无地自容。
他站在树荫下，默默无声地看着我，目光像是要穿透我的身体，看清楚我生命中所有的艰辛和困顿。他穿着格子布的短袖衬衫，米色长裤，黑色布鞋，千干净净，清清爽爽。他是骑自行车来的，车后座上卡着一个方方正正的布包，车龙头上挂着漆皮掉落的军用水壶，一块擦汗用的小白毛巾系在水壶带子上。总是这样。他做任何事情都是这样：周到细致，近乎完美。
他让我更加沮丧。我们之间的差别如此巨大，我不希望他来看我。让我自甘堕落好了，最好这世上所有的亲人朋友都忘记我，不再提起我，我就这么混着，混到死为止。
我一步一步走到离他很近的时候，他忽然伸出手，一把将我拉进了树荫之中。然后他取下车把上的水壶，拧开壶盖，让我喝。我的嘴唇刚一接触到壶口，就紧紧地粘上去了，凿子都无法凿开一样。我仰着头，咕咚咕咚地往喉管里灌水，喘不过气来。他眼巴巴地看着我的贪相，一声也不敢出，怕我呛着了。我喝完壶中最后的一口甘露，才猛然想起，应该给他留下一点，他回去的路上渴急了怎么办?
他是特地来给我送复习资料的，就是夹在他车后座上的那一包东西。他告诉我，据可靠消息，大学要恢复招生考试了，我不能放过这个机会，无论如何，我要把命运掌握到自己手里。他说我在学校里成绩那么好，我比他教过的所有女孩子都更聪慧，他希望看到我成功。
他最后说了一句话："我对你有责任。"说这句话的同时，他把手抬起来，放在我的头顶，轻轻地抚了一抚，顺势落下去，擦过我的肩头时，再一次地作了一个短暂的停留。
他对我说了那一大段考大学的理由和必要，我没有听进去，但是他的手在我肩头停留的那一刻，我鼻子一酸，流泪了。他说他对我有责任，我感觉到这句话的分量。我十九岁，已经懂得了承诺是一种什么样的东西。他承诺了我，我应该把我的承诺回报给他。我们彼此间早就有了这样的默契。从我十三岁，用他的上衣遮盖了我流血的身体时，默契就开始了。
我比袁小圆和公社里的其他知青们多出了一个月的复习时间。我刚开始遮遮掩掩看他给我的那些复习资料时，我的同伴们非常不屑，她们说我还是年少，幼稚，见风就是雨的。
她们说，中国的事情，哪能够听信谣传呢?不知道谣传十回有九回半是假的吗?中国人多么善于给自己制造心理安慰啊!一个月之后，公社的高音大喇叭里播出新闻：中国的大学要在一九七七年底恢复高考制度。
我的同伴们傻眼了，短暂的震惊和激动之后，大家开始发疯样地收集各种"文革"前的初高中课本，语文、数学、物理、化学、地理、历史......见什么逮什么，角角落落，只言片语，统统拿过来供在案头，夜夜苦读到天明。
那个时候，我已经读完了他送来给我的全部课本，开始一道道地做题，做难题和偏题。他帮我在所有的题目后面都配了答案，我可以给自己判定对错。
深秋的那一天，我哥哥和袁小圆敞着屋门在地上做题，粉笔在地上写出一片白花花的公式和解题步骤时，我凑巧走过去瞥了一小眼。他们生怕我偷题，抬起头，瞪着眼，用那么戒备和不欢迎的态度对待我。袁小圆甚至抬脚抹去了地上的一切粉笔字迹。
他们一个是我的哥哥，一个是我曾经崇拜和迷恋过的男孩。
两个漂亮、优秀、自恋和互恋的小男人。
那个瞬间的场景，我记忆极深，如镌刻在石壁上的岩画一样，岁月无法轻易磨灭。
春节之前，我和哥哥双双拿到了大学录取通知书。我哥哥先看了他的，然后又看了我的。他不敢相信。他抿着嘴，漂亮的眼睛里罩上了一层青青的雾气，拿信纸的那只手在微微颤抖，很轻微很轻微，是努力克制的姿态。他不愿意在我面前暴露出他的沮丧和软弱。可是我看见了他手中纸张的颤动，簌簌的，像风中粉蝶的翅膀。
最后，他的手无意中一松，那张通知书在空中轻飘飘地打了个旋，倾斜着往地上坠落。我一把抄起来，折两折，重新装进信封。他不看我，转身躺到床上去，两只手垫在脑后，双眼望天。到晚上，我妹妹喊他起来吃晚饭的时候，他的眉间多了一条皱纹，眼皮也有点耷拉下来。半天的时间，我的哥哥老了差不多十岁。
去年的那个冬日，我从电话中得知他的死讯之后，心里涌出的第一个愿望是在梦中再见他一次。我早上醒来，从冰箱里倒出一杯牛奶，喝下牛奶的同时，我吞下去两片"安定"。然后我又上床。半小时之后，我开始迷糊，似睡非睡，能听见客厅里电话铃响，听见楼下老太太们买菜归来的寒暄和唠叨，但是我不能思想，对外界发生的一切无法作出反应。我把双手搁在胸口，期待做梦。多年以来，我有个很坏的毛病，睡觉时只要手搁在胸口，肯定会做梦，而且是噩梦。我经常在梦中被我的亲人追杀，逃无可逃，乞求、哀告、反抗都无济于事。我也会梦见我的亲人死去，是暴死，家族战争那样的死，死者躺在棺材里，血糊邋遢，面目全非，甚至身首异处。我还无数次地从悬崖坠落，快速下沉，脚下是深不见底的黑洞，我沉落的速度可以用"一坠千丈"来形容。醒来时我大汗淋漓，胸腔内像有一面皮鼓在拼命擂响，晕眩的感觉许久之后才能消散。也有时候我是尿急，死活找不到厕所，东奔西突，因为即将当众出丑而绝望至极......
我将双手搁在胸口，半睡半醒中做很多诸如此类的噩梦。我一次都没有梦见过他。他不会在我的噩梦中出现。我叹一口气，把手从胸口挪开，别在腰后。我又迷糊过去，但是却不再做梦，平平静静。
下午，我开始清醒，觉得肚子饿，起来泡了一袋方便面吃。我不甘心。我怎么就会梦不到他?我怎么能够梦不到他?我又吃了两片安定。
所有的程序再一次重复：我如果将双手搁在胸口，必然会做噩梦，追杀、逃窜、械斗、坠崖......鲜血淋淋，紧张刺激。我如果放下双手．又干脆什么梦都不做，安详平静如同婴儿。我陷入一个关于做梦的怪圈。
半夜，安眠药的药劲全部过去了，我在黑暗中无比清醒，镜子中能看见自己的双眸闪亮。我听见夜的声音沉寂却又喧闹，潮水一样起伏绵延。露水一滴滴打在窗口的雨篷上，很小的一滴，偏偏响出滞缓的沉甸甸的分量。对着夜空，我开始勾画他的面容，回想我们之间的一幕幕往事。回忆有连续性，像电影，却是无声的，而且是原始的黑白两色。我不满足。我还是想在梦中见到他。我想知道他在我的梦中会是什么样子，他将以什么样的形象出现，又会以什么样的举止结局。我不要真实的回忆，我要让梦境替我虚构和创造。
会发生什么呢?在梦中，在单独属于我们的世界里?
独自一个人，背着简单的行李卷儿，带着四季衣物、洗漱用具、大学录取通知书和粮油户口迁移证，我坐上了去北京的列车。
唐仁，我是在车行途中认识他的。
他由他的姐姐护送到京。他姐姐高大健壮，短发，脸庞红润，乌溜溜的眼睛很灵活地转来转去，笑容时时漾在嘴边，说话的声音清脆爽朗，一望而知是那种圆通能干的女孩。他们姐弟上车时买的是站票，没有座位。做姐姐的就跟我商量，让她弟弟在我的座位边上挤着先坐一会儿。然后她不见了。唐仁的外表跟他姐姐恰好相反，清秀，单薄，甚至有一点赢弱。他垂着眼皮，听任他姐姐前后张罗，一言不发，顺从，或者也可以说是迁就。他被他姐姐安排着在我身边挤坐下来时，矜持地只坐上半个屁股，身体是背对我侧过去的，而且从头到尾没有抬头看我一眼。
他坐着，上身笔直，一动不动。我感觉他的身体非常紧张，像绷直的弹簧一样。于是我也跟着紧张，列车员过来倒水的时候，我连杯子都不敢拿出来，生怕动作过大惊动了他，让他更不自在。还好他姐姐很快回到车厢，并且笑嘻嘻地带来了列车长，一个三十多岁表情苛刻的男人。列车长开始赶我对面座位上的一对农村夫妇，让他们站起来让开座位。原来这两个人是蹭坐的，他们稀里糊涂坐在了列车长掌控的机动座位上。列车长把这两个位子给了唐仁姐弟。
他们在我的对面舒舒服服坐稳之后，我惊讶地发现唐仁跟袁小圆长得有几分相似，尤其是脸上那副骄傲和轻慢的神气，那种只关注自己、对身边万物不闻不问的劲儿，简直像到了极点。惟一不同的是唐仁的皮肤比袁小圆白皙，因此显不出袁小圆那一口洁白发亮的牙齿，也因此比袁小圆少了一种神采飞扬的活力。
这是一个被家里宠坏的男孩，一路上享受他姐姐无微不至的关照和溺爱时，他心安理得，从容自在，没有一丁点知恩图报的表示。他埋头看书，是一本小人书，连环画册，看到有趣时，他嘴角会牵起来，目光柔下去，脸上有孩子气的笑意。他姐姐忙着给他剥煮鸡蛋的壳，剥干净之后浸到盛满开水的搪瓷缸子里。她不断地用手去试开水缸的外壁，觉得水凉了，鸡蛋热了，才动手捞出蛋，放在一块干净的手帕上，让弟弟吃。她很多余地对我做着解释，说她弟弟从小身子弱，胃不好，凉东西吃了会疼。
徐州过去之后，列车有过一次紧急停车，好像是前方铁轨上有人试图卧轨自杀。车停下来时发出刺耳的吱嘎声，整个车厢猛然往前一冲，正向而坐的人跟着往前滑动，我的膝盖正好撞在了唐仁的膝盖上。他异样地看我一眼，没有一点安抚或者担心的意思，却赶快把膝盖挪开，好像生怕我还会有第二次冒犯。
我搁在头顶行李架上的一个黄布书包没有放好，车厢震动时骨碌碌滚了下来，差一点儿砸在唐仁的头上。他姐姐眼疾手快地接住，平托着，还给我。有几样东西从包里掉到了小桌上，是我的钢笔、小圆镜子、塑料钱夹、装着入学通知书和户口迁移证的厚厚的信封。他姐姐看到了信封上的校名，惊喜地叫起来，问我是不是这一届的新生?我才知道，唐仁跟我录取在同一所学校，我们同校不同系。
夜深了，火车在漆黑的华东平原上行进，车轮声喀嚓喀嚓地响着，漫长得没有尽头。车窗是紧关着的，车厢里的气味浑浊而污秽。所有的人都在昏睡。
我起身上厕所，从歪七倒八的人群里挤出去，然后再挤回来，因为打扰了太多人的好梦而心怀歉意。在座位上重新坐下来的时候，我无意中望了一眼车窗玻璃。我惊讶地发现，车厢里昏黄朦胧的灯光反射在玻璃上，整面车窗成了一幅活动着的电影屏幕，那些鸡啄米一样站着睡觉的人，挤来挤去上厕所的人，偶尔在车厢露面的穿制服的乘警，全都影影绰绰在车窗上映了出来，像是列车的外面并行着另外一辆列车，其中的一个车厢正在完整复制着另外一个车厢的场景和生活。
我还看见车窗上映出一张轮廓清秀的男孩面孔，面孔的一小半被撑在额头的手背遮住，手背下面掩护着一双直视玻璃的眼睛。昏黄幽暗的车厢背景之中，这双眼睛清澈明亮，眼中的两点微光闪闪烁烁，美如钻石。
那是唐仁。他通过玻璃的反射观察我，还以为我不知道。这个像极了袁小圆的男孩。
我们在出了车站之后分手，一前一后登上了两辆学校开来接新生的巴士车。我是故意跟唐仁和他的姐姐拉开距离的，我不喜欢看到他姐姐对他那种无微不至的样子。姐姐也就比他大一两岁吧，他们之间的角色有点错位，使我感觉到荒诞和别扭。
我不知道如今的大学新生在踏进校门那一刻的心情是什么样。在我们七七级，毫无疑问，最初的喜悦是像醇酿一样把我们醉倒了的。我像一个梦游者，脚步踉跄地行走在校园里，看图书 馆前过早盛开的迎春花，看初春天气点缀在料峭寒风里的星星红梅。北方的色彩比南方要来得庄重和肃穆，雕梁画栋和绿色琉璃瓦都是皇家的气派，连空气中都有跟南方不一样的辽远和旷达。
我喜欢一个人闲来无事地走，从宿舍的楼门出发，沿柏油小路拐上中央大道，途中看留学生们三三两两地进出他们的住宿区，看校内商场简陋的橱窗，看学校告示牌上新换的内容。然后，穿过体育场，绕过教学楼，围着我最喜欢的图书馆转上一个圈，从另外的一条路，贴着食堂和宿舍区的边，返回到我的出发点。
离食堂不远，在宿舍楼和商场之间，有一家门面很小的新华书店，每次从那里过，我都会伸头进去陷上一眼的。书店虽小，摆出来的书却是天文地理无所不包，总能够满足学校里文理各科学生的需要。书店的气味很香，纸张和油墨混杂在一起的那种甜蜜，诱得人心痒痒的。
有一天，书店门外排着长队，是店里新到了一套英语教材。我正好从这里路过，看见张贴在橱窗上的新书广告，就排了进去。排进队伍才发现，我前面的一个男生是唐仁。
唐仁瘦了，脸色有一点黄，鼻梁更加高耸和挺拔，目光却依旧严肃和淡漠。他的头发零乱如草，衣领也不是很干净，衣服的扣子还掉了一个，风一吹，下摆就掀起来，没着没落地舞动着，显出一种无人照顾的仓惶。他回头看见了我，愣了一愣，对我点点头。我也对他点点头。我们之间就像是普通的有一面之交的同学，就像我们从来没有在火车上面对面地度过一天一夜，彼此那么近地呼吸过同一个立方米里的空气。
书店营业员发现队伍太长，怕大家排了队又买不到书耽误时间，就走出店堂，大致地估了一个数，让排在我后面的同学散开，等书店明天进了货再来。这样，我成了排在队伍最末一个的人。唐仁在我的面前。我们之间相隔半只胳膊的距离，沉默地跟着队伍一点点地往前移动。
实际上，如果不是后面发生的事，我也许一辈子都不会跟唐仁说话，我们永远都是隔着距离的陌路人。我们相互没有仇恨，没有喜悦，没有欲念，更没有爱。爱实际上是需要欲念激发的，对于唐仁，我感觉不出有任何的欲念，我一辈子对他都很冷静，我总是由他的第一个动作猜测他可能会做的第二个动作，我等待，静观，像解几何题目那样一一求证，而后怅然地想：不出所料。
后来唐仁把人生所有的不快都算在我的头上，他说，是我害惨了他。
我不这样认为。这不公平。既然我没有爱过，我就不应该承担爱的责任。
说出来还是书店营业员的错，那一次，他把教科书的数量和排队同学的数量估算得对不上号了，排了约摸一小时的队之后，只剩我和唐仁两个人眼巴巴站在柜台前的时候，营业员弯腰找了又找，还是不能够从柜台下面找出相同的两套书来。他只好把最后一套书珍惜地托在手中，轻轻拍打着书页，看看唐仁，又看看我，不无为难地跟我们商量："谁拿上呢?你们两个?"
我想我完全能够明白营业员的意思：他希望我拿上。否则他把书直接递给我前面的唐仁就行了，用不着问这么一句话。
他让我排了一个小时的队，于心不忍。我是女孩，唐仁是男孩，在可能的情况下，女士应该有优先权。
我已经把手伸进衣袋里，准备掏钱了。可我嘴上还是要客气一声，表示礼貌。我就对唐仁谦让了一句："你排在我前面，书是你的。"
唐仁"嗯"了一声，一个"谢"字都没有说，手伸进口袋，掏出他的皮夹子，取一张十块的纸票出来，放在柜台上。
营业员的眼睛里闪过一丝惊讶，他没有想到在我们这样的校园里会有如此愚钝抑或是自私的男孩。他把嘴张了张，大概忍不住想要说上一句什么，结果还是无话可说。他翘着手指把那张纸币拈起来，扔进钱箱，找零，脸上的神情是明显的不乐意。
我不走，我固执地站在店堂里，等着看完唐仁买书的全过程。我看着他把找回的零钱抹平，放进皮夹子，把发票夹进新书里，把新书塞进书包，然后转身出门。他没有问一声我是否比他更加需要，没有表示一丝一毫对我的歉意，甚至没有一个请求我原谅的眼神。
那一刻，我又想到了袁小圆。袁小圆当年在知青屋里拒绝我看他写在地上的题目时，伸出一只脚擦去满地粉笔字的动作，是同样的冷酷、绝情和自恋。
走出书店的时候，我流出了眼泪。我很难为情，慌忙抬了头，使劲地望天，把泪水封在眼睛里，憋回去。我为什么要为这样的男孩子哭?我不该悲伤，应该愤怒，以冷酷回应冷酷。泪干了，眼眶是绷紧的，涩涩的，很难受。我低下头，迎风走着，头发和心都在风中飘飘荡荡。我说不清楚我是不是恨他们--唐仁和袁小圆。他们眉清目秀，姿态高贵，行为自我，对女孩子不屑一顾，或者说是不懂得相顾。
我恨不恨他们呢?我们彼此都是骄傲的人。
又是排队，在大饭厅里，中午买饭的时间。
排在我前面的肯定超过了两百个人，队伍长蛇一样从卖饭的窗口蜿蜒横亘过整个大厅，一直逶迤到对面山墙。我旁边的几排队伍更长，队尾顶到山墙还拐了弯。似乎全校的学生都在同一时间旋风一样地扑进饭厅，他们上完上午的四节课之后饥肠辘辘，脸色焦黄，眼冒绿光，迫切需要饭菜对肌体的抚慰和滋润。饥饿使大家极不耐烦，脾气急躁，无数的饭盆无数的铝匙在手中碰击出一片叮当的声响，恨不能拿空气当食物先吃进嘴里。地上是油腻腻的，陈年的菜渍、饭粒、馒头渣、汤水结起一层厚厚的污垢，脚踩上去能感觉到污垢的黏度和弹性。泔水的酸味从饭厅两侧飘过来，暂时性地把胃里的饥饿压下去，让大家排队时的心情不那么急迫。一直要到接近卖饭口，新鲜饭菜的热腾腾的香味才浓浓地盖过一切，把我们的目光直勾勾地引过去，一心一意想像和期待着窗口后面精彩的内容。
我排到队伍中间时看到了唐仁。他穿着一件米黄色的翻领上衣，右肩背着很大的书包，左手拎一个装着饭盆和铝匙的脏兮兮的饭袋，迟迟疑疑地出现在饭厅门口。他被饭厅里排队买饭的巨大长蛇阵吓住了，进退不是地站着，考虑要不要加入进来。跟他身边进进出出的北方男孩子相比，他身体单薄，神情羞怯，站在饭厅尺寸高大的门框下，更显得赢弱和迷茫。
考虑片刻之后，他往后挪了一步，准备退出。有不少人舍不得花时间排这样的队，在饭厅附近找个地方蹀躞着背上十来个英文单词，待饭厅里曲终人散之后，再重新杀回来。但是剩下的饭菜无可挑选，不是最贵的就是最难吃的，读书读出毛病的人才会这么干。
我踮起脚，朝他招手，还喊了他的名字。我这么做，不是出于对他的好感或怜悯，我是报复，同样是排队，他不肯成全我，我却要帮助他，用我的大度报复他的狭隘。
他听见喊声，眼睛在饭厅里寻找一番之后，看见了我。他脸上闪过一丝惊讶，惴惴的，好像不太明白我喊他的意思。有一瞬间，他甚至还把脸别到了旁边，害羞一样。
我对他招手，动作幅度很大，傻瓜都看得出来：我让他到我前面插队，加塞儿。
他肯定不习惯别人对他的这种慷慨和热情，迟疑好久，才磨磨蹭蹭地过来，微红了面孔站到我旁边。我往后退了半步，留出一个人的位置，示意他站进队伍中。
但是我身后的人不干，他们不好意思指责我，就一个劲地嘘唐仁，要轰他走。加塞儿的行为等于不劳而获，而且唐仁还是个男生。唐仁脸红得更加厉害，不知所措地回头看我，征求我的意见：他应该怎么办?他脸上的线条因为惊慌而变得僵硬，嘴唇苍白发干，鼻尖上有一些细碎的汗珠，眼睛越发的迷蒙和茫然。
我的心突然地柔软了，融化了，舒展成一块温润的海绵。从前我对这个男孩的所有恼怒和不满烟消云散。我几乎是在一刹那置，变成他的守卫者监护人。他应该是我的，他是属于我的，除我之外，别人没有权利对他做任何的伤害。
我看着他的眼睛，小声而不容置疑地对他说，他可以出去，在门外等我。
他从队伍里狼狈而逃的背影就像个罪犯。我看着他夹起来的单薄瘦削的双肩，心里有些奇怪，这样一个骄傲自恋的男孩，他遭受打击的一刻却又是这样脆弱，玻璃破碎一样，让人心疼。
我的饭袋里有两个白瓷饭盆，一个用来装饭装菜，另一个扣在饭菜之上，做盖子用。现在我把它们分开了，打了两份饭菜，一份是熘肉片，一份是西红柿炒鸡蛋。我一手托着一个热腾腾香气四溢的饭盆，侧身用肩膀开路，艰难地从几列长蛇队中横穿出门。
唐仁果然在门外等我。我把熘肉片的那一份递给他。他看了看盆子里黏糊糊的肥肉片和一些黄瓜、胡萝卜的碎块，皱眉不语。我马上明白他不喜欢这个菜。我就换给了他另外的一份，西红柿炒鸡蛋。
我们站在饭厅外面吃饭。大家都是这么吃：左手托饭盆，右手拿饭匙，连饭带菜地舀。饭厅外面是一大片槐树林，春夏之交的季节里常有碧绿的"吊死鬼"从树上落下来，被无数双学生的脚碾烂，弄得满地青紫。有一次一只"吊死鬼"恰好落在哲学系男生的饭盆里，他当时挥着饭匙大谈西方的几大哲学流派，顺便就把那只"吊死鬼"当肉丝舀进嘴巴。有两个女生看见了，捂着嘴，因为恐怖而忘了惊叫，眼睁睁地看着悲剧发生。几天之后她们才敢把真相告诉这位未来哲学家。哲学家并不慌张，笑一笑说，这没什么，他是广东人，广东人什么都吃，海纳百川。据说其中的一个女生对他大为佩服，由此而决定跟他恋爱。
唐仁吃东西很文静，也很仔细，每舀起一勺饭菜，要看一眼才肯往嘴巴里送，不知道是不是怕吃进第二条绿虫。他咀嚼饭菜的时候，舌尖会把西红柿的皮准确地留下，吐出，不吐在地上，握在手心中，准备洗碗的时候扔进垃圾桶。
他问我，应该付给你多少饭菜票?一毛五还是两毛?我说，是一毛五。我又说，其实每次付清很麻烦，我还要给你找零。我让他明天再到饭厅来找我，还由我代他买饭，可以每星期结算一次。
他松一口气，笑起来。他笑的时候眉眼花花的，有一些孩子气。因为有了饭菜的滋养，他的嘴唇开始红润和鲜亮，显出原本活泼的意味。
星期天，唐仁到我的宿舍来。我结余了一些杂粮票，拿到学校附近的农贸市场换了一兜鸡蛋，我答应给他煮鸡蛋吃。我们宿舍的五个女生中，有四个是北京人，星期天她们都回家，所以宿舍暂时成了我的单人房，我可以在十多平方米的空间里享受完全的自由。我有一个简陋的电炉，偶尔偷着用一用，煮几个鸡蛋，下一碗面条，冒险的快乐比吃的快乐更多。唐仁来的时候，换了一身干净点的衣服，头发也是新理的，显得清清爽爽斯斯文文。我问他那些脏衣服怎么办?自己会不会洗?他坦白地说，用洗衣粉泡在脸盆里呢，泡到非用脸盆不可的时候，捞起来揉一揉，在水龙头下冲一冲，马马虎虎就混过去了。我让他下次把衣服带到我这儿来，我负责帮他洗。他当时的表情很惊讶，惊讶中又有惊喜，像是走在路上捡着了大元宝一样。他问我，是真的吗?我说是真的。他用劲地拍了一下自己的脑袋，似乎想把这件事记得清楚一些。我一共煮了五个鸡蛋，全部剥给他吃了。
我有一小瓶酱油，是买来下面条用的，我倒了一些在茶杯盖子里，他就用剥好的鸡蛋去沾。他后来告诉我，蛋黄沾酱油的味道更好，鲜味比较入骨。但是他在独自享受鲜味的时候，一点儿也没有想到让我也尝一尝。
他那天的样子很幸福，坐在窗前我平常看书做作业的位置上，在阳光下，仰着头，皮肤光洁，眉眼生动，额头上的茸毛泛出金黄的色彩，眼仁和鼻尖上跳跃着三个小小的太阳。
我忘记了他的自私，他的娇宠，他的脆弱和懒散。我想要全心全意地去爱一个人，去伺候他，奉承他，娇惯他，纵容他，怂恿他。为了我想爱的人，我愿意出卖自己，扒光自己，剁碎自己，燃烧自己。
我坐在距离他有两米之遥的另一把椅子上，不无好奇地看着他，心里想，下一步我应该做什么呢?
系收发室的老师叫住我，递给我一个方方正正的牛皮纸包，让我签收。我看了纸包上的落款，地址是我们省城的大学。我不知道谁是这个大学里的人，签字之后，就迫不及待地把纸包撕开。
一套崭新的小说--《约翰·克利斯朵夫》。封面是淡灰色的，灰中带绿，格调庄严而高贵。掌心轻轻抚上去，纸质冰凉滑腻，化人肌肤一样。清爽的油墨味从书页中飘出来，袅袅四散，从鼻孔到脑门都有被荡涤的愉悦。
套书的第二册和第三册之间，夹着他的短信。他说，他考上了化学系的研究生。本来也想考到北京来的，填表的时候忽然地自卑起来，怕没有把握，终究是不敢。他说，独自在省城读书，为打发无聊，读了不少小说，读到罗曼·罗兰的这本巨著，忽然想到我肯定也会喜欢，在新华书店排了一上午的队，才买到手。他最后写道：一年没有见到你，不知道你的目光是否仍旧严肃忧郁?方便的话请寄张照片。
我把书送回宿舍，立刻跑出校门，直奔最近的一家照相馆，拍了我上大学之后的第一张照片。我在照相馆里别出心裁地盘起了头发，脑门光溜溜的，眉眼弯弯，脖颈修长，笑得有一点妩媚。
那是我希望自己坠入爱情的时候。
我给他寄去了这张照片，顺便也给父母寄了一张。
我母亲写信来，小心翼翼地问：真的是你吗?你怎么一下子变得漂亮了呢?你漂亮得连我都不敢认了。
我很高兴，就把那张照片拿去放大，配了镜框，锁在箱子里。我想，我要等到四十岁的时候，再回头来看我二十岁的模样。
唐仁说，你应该吻一吻我。他又说，你难道一点都不想吻我吗?
我问他，你想吗?或者你应该先吻我?
唐仁皱着眉，好像有点儿不太高兴。他不喜欢我这样跟他斤斤计较。在他看起来，他吻我，或者我吻他，实际内容是一样的，只是一个表述顺序不同的问题。
他往前靠了一步。我跟着也往前靠一步。现在我们彼此的距离已经贴得很近，衣襟和钮扣厮磨到了一起，他口中呼出的气息把我的额发吹得飘飘扬扬。
是个月黑天，星光不那么灿烂，小树林里的灌木和石块影影绰绰，刚才走过来的时候差点儿绊了我一个跟头。话又说回来，如果月明星朗，遍地洒银，我们就不会忽然想到接吻的念头，这样暧昧的事情如果有第三个人看见，我们会无地自容。
我等着，闻着唐仁呼吸中的气味。此前我们还没有接吻的记录，经历中一片空白。我感觉我们周围的空气正在凝固，变成黏稠的糖浆，要把我们不动声色地封闭起来。林子里本来有秋虫在鸣，此起彼伏赛歌一样，现在忽然地都停住了，好像被人指挥着一齐噤口，屏息静气地等待一件事情发生。唐仁伸出一只手，摸索着把我的手握住，拉起来，放到他胸口。他说他心跳得厉害，问我感觉到没有?我缩回手。我说我也一样。他如释重负的样子，问我是不是仍旧想试试?我点了头。我不知道他对我的表态是失望还是高兴，总之他最后又问了我一句：确定吗?我说，确定。
他停顿了几秒钟的时间，好像是在积蓄身上的力气，也可以说是勇气。然后，他伸出舌尖，试探着碰一碰我的嘴唇。他的舌尖冰凉柔软，接触我唇边的瞬间有一个躲闪的动作，缩回去一点点，再迎头碰上来，粘住，原地画了一个圈。
我认为我不能过分被动，毕竟这是我们两个人的事，所以我也张开口，把舌尖迎上去。我们的舌尖碰触到一起之后，彼此都感觉到惊奇，原来人的身上还有如此柔软的部位，那样一种彼此融化的奇妙的交合。我们就这样探着脑袋，嘴巴张开，舌尖相触，缓慢地摩挲，像两只面对面寻求沟通的鸟儿。唾液从我们的舌尖上一点点地涌出，我们不知道舌咽，就让它顺着自己的舌根咝咝地流进口腔。初起涌出的液汁是温暖的，从舌尖流往舌根的过程中，被夜风吹抚滋润，变得冰凉，冰凉而且清甜，把口腔和喉管润得非常舒服。
图书馆闭馆的电铃声忽然撕心裂肺地叫起来，把沉浸在品尝阶段的我们吓得一个激灵。我们像一对仓促行动的小偷，慌张地收回自己的舌尖，下意识地后退一步，站好。我们的心怦怦地跳着，有片刻时间竞不知道如何是好，是赶快走出树林，还是大大方方地原地静立，等着下自习的同学从身边过去?
在我们举棋不定的时候，纷沓的脚步声和说话声已经由远而近，潮水一样地漫过来，在树林前面的岔路上分出无数支流，往四面八方漫过去。也有一部分学生抄近路，从树林子里穿着走。但是他们没有发现黑暗中悄无声息的我们。也许因为人太多了，谁也顾不上注意谁。
唐仁拉了拉我的手，说："走吧。"
我们一前一后，相隔了一米左右的距离，走出树林。唐仁没有送我回宿舍。他从来都不送的，我们都是在宿舍区的丁字路口分手，各自回楼。
那天他已经往另一条路上走了几步，忽然又转头，追上了我。他对我附耳说了一句话："你的唾液很甜。"
我一个人站在楼门口的路灯下，很长时间地想着他所用的这个词。我记得他说这句话时，脸上有很纯的孩子气的笑。
每天晚上的日程都是固定的：我背着沉重的书包，站在饭厅的一个角落里，飞快地吃完排队买来的半盆玉米粥和一个馒头，挤到水龙头下冲一下饭盆，湿漉漉地塞进饭袋，拎着它一路小跑地往图书馆走。在馆门口排队，等着开馆放人。然后冲进大厅，飞奔上楼，在二楼阅览室门口再一次排队。我必须排得尽可能靠前，才能在阅览室里占到一个座位，同时用我的书包替唐仁占好另一个座位。
总是排队。没完没了地排队。千篇一律地排队。日复一日地排队。
唐仁从来不替我做这样的事情。他买了晚饭，要慢嚼细咽地吃，否则他会胃疼。他吃过晚饭还要先回一趟宿舍，把晚上要用的开水打好。如果等自习回来打水，开水房里又是人满为患，他讨厌那种拥挤。也许他还会趁这段空闲给他家里写一封信，贴上邮票投进邮筒。要是有人喊他打羽毛球，他也会下楼挥几拍子。总之他有了我为他排队，尽可以不慌不忙，把日子过出贵族般的悠闲。
一个星期总有一两次，在闭馆电铃叫响之前的十分钟，我们互相递一个眼色，提前收拾了自习作业，一前一后地悄然离桌。
我们去小树林接吻。
仅仅就是接吻。除此之外我们不知道还可以做什么。我们小心地抱在一起，他的手搭在我的肩头，我的手扣在他的腰间，客客气气的，有分寸有距离的，抱在一起。我们已经熟悉了彼此舌尖的柔软程度，我们在口唇相交的瞬间就能够知道对方今天是不是专心致志，有没有敷衍应付。我们的神情有一点庄重，有一点虔诚，还有一点像完成试验那样的，一丝不苟地遵守一个过程。
每天如此。每星期如此。我不知道唐仁心里是怎么想的，可我已经觉到了厌倦。
香港回归的那一年，我跟郭卫星正式离婚。之后没有多久，唐仁回国探亲，专门到我居住的这个城市来看我。
他给我打电话，而且打的是我的手机。他居然搞到了我的手机号码。他的声音我应该是熟悉的，但是他说话的腔调却令我陌生，那一口广东腔或说是台湾腔带着一点让人头皮发麻的嗲劲儿。我当时正在一家商场里，手机的通话效果不是太好，四周人声又太过嘈杂，所以对方老是架着我，要我猜他是谁的时候，我不耐烦了，大声地对话筒吼了一句："我不认识你!"
对方的声音一下子就沉寂下来，有好几秒钟时间我只听到手机里电流的杂音。我以为对方确实是打错了电话，被我吓唬一声才醒过神。这样的情况是经常会发生的。我在心里骂了一句"神经病"，就准备收线。这时候我耳朵里忽然听到轻轻的几个字："我是唐仁。"
我大声问："你说什么?你是谁?"他说："我是唐仁。"
我闭上眼睛。这世界真像一个巨大的旋转门，你明明看着他一声不响从这边的门扇里转出去了，不知道什么时候，他又从那边门扇里转进来了，而且是面带微笑，一副踌躇满志的样子。整个经过荒唐得一塌糊涂。
我去宾馆见了他。我们约在楼下茶座里碰头。他早早地就坐在了那里，可我犹豫了好一会儿不敢走上前确认。我以为我会见到一个沧桑严肃的中年男人，或是一个风度翩翩的儒雅学者，恰恰就没有料到我面前的唐仁依然清秀柔弱，皮肤还是那样的光洁白净，高耸的鼻梁略显单薄，嘴唇是孩子气的潮润，就连额发也是从前那样软软地垂着，让人忍不住要伸手过去揉一揉，在掌心里体验那种绵软和滑顺。
我很奇怪，所有我认识并且付出过一段感情的男人，他们像商量好了不再改变自己似的，从他们年轻时候与我碰面的那一刻起，他们的容貌就定格了，他们身体中骨骼的生长、肌肉的发展、五官的位置，甚至毛发的疏密......通通都在那一天里确定下来，时光从此对他们不做任何修正。与此相反，我认识的那些女人们，我的亲人和女友，我喜欢和不喜欢的诸多的工作女性，她们的变化总是令人扼腕，岁月走过她们身边的时候，想方设法也要留下某种痕迹，非如此不可，好像不这样就是白宠了她们一场，无论如何都不能甘心。
唐仁一看见我，马上就站起来跟我打招呼。从这一点来说，他比年轻时候还是有一些进步，多懂了一点世故人情。他从错落放置的迷宫般的桌椅间快速绕过来，制止了我在靠窗的某一张桌前坐下来的企图，抓住我的手臂要求我："上楼，到我的房间去。"
我们上电梯，然后进到他的房间。他的房间和他衣服上都有淡淡的香水味，是一种中性的香水，柑橘香。他的衬衫也是柑橘的颜色，醒目，鲜亮，很配他不带沧桑感的眉眼和皮肤。从始到终，他都是一个缠绵的，柔性的，被娇宠与被溺爱的小男孩。我喜欢他的恰恰就是：他从来不对我隐瞒和藏匿这一点，他愿意像孩子一样被我娇惯，当我的玩偶和宠物。
他请我在窗口的沙发上坐下，自己巴巴地坐在我的对面。坐下不到三秒钟，他屁股着火一样地站起来，提出要求："我要先抱抱你。"
我憋不住地笑出了声。唐仁的举动一点都不像他这个年纪的人。也正因为这样，他比这个年纪的大多数男人可爱。我把后背贴在墙上，任由他用双臂环住我的肩头。我想寻找到我们从前在小树林里相拥相抱的感觉。他有些性急，还没等我们的身体彼此适应，就勾下头，开始用舌尖来碰触我的嘴唇。我推他，说，别这样。我认为我们到达亲吻这一步还缺少过程，起码我面前的嘴唇暂时还是陌生的。他显得异常严肃，用力地把我按在墙上，不让我反抗，一边喃喃自语，说他憋不住了，他必须要做完这件事才能跟我像正常人一样相处，说话。他说，十五年中，他最想念的就是我的唇舌的滋味，我们之间交往的最高级的状态就是接吻，所以他的思维永远停留在那个状态，他疯狂地想要重温那种时刻。求求你，他说，让我吻你，求求你啦。
他边说边转动脑袋，用他的嘴唇来凑我。他脸上的真诚，他的因为去国日久而带了广东腔和台湾腔的普通话，都有一种孩子气的缠绵，使我的身体一点点地变得柔软。我们像一对壁虎一样紧贴在墙上，喘息和激动着完成了见面最初的仪式。他的双手把我的肩头抓得很紧，指甲一直掐进我的骨缝之中，几乎要把我掐到筋断骨裂。我一点都没有料到文弱的唐仁也会有这么大的蛮劲。他很快就出汗了，皮肤变得潮湿，嘴唇也越发糯润。柑橘的芳香从我的鼻翼下面丝丝缕缕飘起，无声却又是顽强地入侵我的每一根神经，让我舒服，让我甜蜜，让我醉生梦死和飘忽迷离。
我回到了一九七九年的小树林里。月色昏黄，树影朦胧，图书馆的灯光亮成一片遥远的边幕，秋虫在野草间呜叫得如怨如诉。我们躲在黑暗之中，身体与身体之间隔着一个彼此认可的距离，双手轻轻相握，探着脑袋，口唇张开，小心地寻找，试探，碰触，品味，像两只头颈相交喁喁缠绵的鸟儿。我记得他说过的那句话，关于我的唾液滋味的结论，很纯粹的孩子的语言。他的眼睛里也是孩子式的满足。他以为这就是爱情。我们都这样认为，在很长的时间里。
他还在吻我，一点都没有停顿和结束的意思。但是他的舌尖上不再有从前那样的冰凉。也许因为我们封闭在房间里，没有了夜晚小树林中冷风的吹拂，体温能够恒久的缘故。也仅仅是这样的一点不同，我对他感觉到了陌生，心里闪过一种追寻不得的失落。接下来的几分钟，我开始变得被动，起码没有太多的积极性。我的身体对他只有迎合，没有接纳，更没有鼓励和纵容。这对唐仁来说非常糟糕，有点伤他的自尊。
他停下来，抱怨我对他太不热情，他是远渡重洋回来看我的，他做梦都想着跟我再一次接吻。
我从他的手臂中挣脱出来，回到沙发上坐下。我需要歇一歇，喘一口气。我还认为他的话言过其实，他不可能专门飞回来看我。这么多年，他不是在我的面前如烟蒸发了吗?从前你有家庭，现在你离婚了，你让我又有了机会。他说。
我张口结舌。我离婚才一个月，消息就传到了他的耳朵里，可见现代社会中信息渠道是如何的畅通。
我又想，他应该还是真心爱我的，否则他不可能时时刻刻关注我的婚姻，收集我所有的信息，包括我的手机号码。
可是，他还知道别的什么吗?关于我生命中最重要的那个人，他听到过哪怕是一点点传闻吗?我不能确信。
我走到床前，开始脱衣服。那是一张很宽很大的双人床，"KING SIZE"的，已经躺到了床上的唐仁在超大尺寸的被子里显得更加弱小，像个始终没长大的孩子。
我拉开外衣的拉链，双手别在背后，让衣服从肩背滑下去一半，再用一只手去扯另一只衣袖，脱下来的外衣扔到沙发上。然后我交叉了手臂脱套头的紧身内衣。
唐仁把被单拉到下巴处，只露出一张脸，神情庄重地看着我。他好像有一点紧张，还有一点羞涩，眼光时不时滑到别处去，躲避着什么似的。我没有指望他照顾我，替我脱衣服，安顿好我的一切，然后他再上床，躺到我旁边。不，他从来就不是这样的人，他不知道女人是需要由别人来宠爱的。
我在解胸罩搭扣的时候遇到了一点麻烦，细细的金属搭扣头缠到胸罩的蕾丝花边上了，而且越绞越紧，怎么都弄不开来。
唐仁说："你慢慢解，我等你。"
可是我在那一瞬间改变了主意。我明白我不能强迫我自己。我放弃解搭扣，并且拿起脱在床上的那件套头内衣，重新往身上穿。
唐仁把脑袋支起来，目瞪口呆地看着我。
我对他道歉。我说我本来是想要好好爱他一次的，事到临头才发现我做不到。我说，我们之间交往的最高级状态就是接吻，只能是接吻，二十岁的时候就已经定型，二十年后不可能再有改变。我说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我为我无法逾越从前而对不起。
唐仁慢慢地躺下去，用被子蒙住头。我知道他一定是哭了。他肯定会哭的，这个孩子样的男人。
我穿好外衣，走出房间，回手给他把房门带上。
大学三年级的暑假，我买了一张学生火车票，回家。唐仁在考试一结束的时候就回家去了，我如果像前两年的暑假一样，呆着不走，就会在学校图书馆里消磨一整个夏天。图书馆通风敞亮，找一个靠窗的座位坐下来，让小风习习地吹着，一天时间悠悠闲闲地读完一本外国小说，或者一本文学期刊，是无比享受的事情。
可我母亲来了信。母亲生气地写道：如果你这个暑假再不回家，那就一辈子也不要回家啦。我觉得这里面有些误会，我不回家是为了替家里省钱，可我母亲认为我心里没有他们。母亲这么一说，我是非回去不可了。
学生票是坐票，一天一夜，从北京坐到省城。然后，我必须再搭乘长途汽车，六个小时左右，到我老家的城镇。火车进站时间在中午，出站花去半个小时，打听去长途汽车站的路径、坐公交车过去、排队买票......又是一个小时。售票员嘴巴里嚼着一块泡泡糖，爱理不理地告诉我，当天的班车已经没有了。我不敢迟疑，赶快买好了第二天上午的车票。
一下午和整整一个晚上的时间，我只能提着我的旅行包在陌生的省城流浪。而且我不知道晚上可以在哪儿睡觉。一个孤身女孩，从没有住宿旅馆的经验，也没有足够的住旅馆的钱，形单影只，惶惶不安。我就这样在长途汽车站四周的马路上徘徊。
我想到了他是必然的。省城里我只有他一个熟人，可靠的人，我信得过的人，一定一定会给我提供帮助的人。
按照我带在身边的通讯录上的地址，经过长时间辛苦的寻找和打听，我找到了省城的那所著名大学。我又找到化学系，找到系里研究生的宿舍。我最怕的是他放暑假后已经回家，人去楼空，让我白高兴一场。但是我很幸运，宿舍传达室的老阿姨告诉我，他在学校，只不过暂时不在房间，去实验室了。
老阿姨热情招呼我在她的房间里歇一歇脚。我坐了一会儿，心里有些兴奋，坐不住，又出了门，到路口等着他。天各一方的日子里，我对他并没有什么惦记和思念，现在见面在即，我发现我还是期盼这一刻的，起码心跳的频率比平常快了很多。
将近五点钟，他从实验室回来了。校园大马路与我的距离在一百米开外，西斜的阳光把路面照得花花的，马路上走动着无数穿白汗衫灰裤子的人，但是我一眼就看见了他。
他一定要我先洗一个澡。盛夏时节，我坐了一天一夜的火车，又在马路和校园里流浪了半天，疲劳和肮脏的模样可想而知。
那一天学校的浴室没有开放，他无法带我去女生楼解决问题，就干脆领我到他们楼里的盥洗房。所幸是在暑假当中，时间又是傍晚，整个楼道里不见人影。他给我送进去两瓶开水和一个脸盆，我找出旅行包里自己的毛巾和换洗衣服，就进去了。他替我把门关上，嘱咐我别紧张，别害怕，慢慢地洗，他会在外面守着我的。
先洗头发。头发浸透了汗，又沾了太多的灰尘，黏结成一团，像头上顶着一层硬壳一样。我用袋装的洗发精洗了两遍，再把脑袋伸到水龙头下，直接去冲。水管被太阳晒得发了热，出来的水流是温乎乎的，漫溢在我的头皮和发丝间，再顺着额头和耳根往鼻尖聚集，流成又一条直线。然后，我把头发挤得半干，后退两步，弯下腰，拼命甩动脑袋。水珠在盥洗室里四处飞溅，把墙壁和地面打出啪啪的声音。脑袋去掉了一层垢壳之后，瞬间感觉到清爽和轻盈，轻得我一时间不能适应，站立不稳。我第一次体会到洗头也能给人带来这么多的快乐。
冲洗身体的时候，我用脸盆接了水，举过头顶，慢慢地沿肩背和胸腹浇下去。无数道水流在我的皮肤上翻山越岭奔逃流窜，余下的水滴被汗毛粘住了，一颗颗地站立着，浑身上下像缀满了珍珠。身体轻轻一摆，珍珠就纷纷掉落，皮肤变成涂过蜜的玻璃纸，被窗外夕阳映得闪闪发亮。
我最后从盥洗室出来的时候，眉眼浸透了水汽，看人看物都带了雾状的朦胧，手脚在水中泡得久了，粉白透明，头发湿漉漉地垂在肩上，浑身上下飘散着玉兰牌香皂的味儿。我穿着一件蓝白条纹的短袖布衫，一条藏青色三角短裙，趿着乳白色的塑料拖鞋。布衫是我自己缝的，那一年里我们宿舍的女孩子们热衷于自己缝制衣服，当手工消遣。蓝白色的竖条纹布本来寻常，可是我用剪裁剩下的边角布料在领口、袖边、下摆缀上了一圈斜纹的镶边，布衫就变得不同凡响，有了一些"时装"的意思。三角短裙的做法更加简单：拿一块四方形布料，对角相叠，裁开，再剪成扇形布片，加一条拉链，缝接起来，全部工序只花半天时间，穿上身的效果青春气十足。
他接过我手里的水瓶和脸盆，顺便上上下下地打量了我，笑一笑说："我让你洗个澡是对的。"
他带我去学校的教工食堂吃晚饭。研究生的伙食待遇比本科生要强。因为是暑假，食堂里人不多，菜肴却丰富，他给我的饭盆里装上了干烧带鱼、糖醋排骨、清炒丝瓜和鸡毛菜。他不断地劝我多吃，说北方吃不到鱼，也吃不到新鲜蔬菜，生活比南方清苦得多。他说："你要增加营养。"
我们面对面地坐在食堂靠窗的饭桌边。我努力把筷子从堆尖的菜肴里挖下去，才能挖到最下层的米饭。米粒浸透了鱼、肉和蔬菜的汤汁，油润亮泽，鲜香无比。我一口菜不吃都可以消灭掉半盆米饭。天很热，饭菜的热量又过于充足，我的鼻尖开始冒汗，脸颊也有点绯红。他起身出门，从旁边的小卖部里买回一把黑纸的折扇，递给我。他顺便还买了一瓶冰汽水，放在我面前的时候，瓶盖已经打开了。
吃完饭，他洗碗，洗我的饭盆和他的饭盆。我抢着要帮他洗，他把我推开，让我退汽水瓶去。他开玩笑说，难得一次啊，让我有机会照顾一位女士。
他称呼我为"女士"。从前他一直喊我"小丫头"，最多喊我的名字。
解决晚上的睡觉问题，费了他一点周折。他不放心让我独自一个人住旅馆。那时候的旅馆条件都差，一个房间里有好几个床位，人员混杂，他怕我半夜里睡得太死，被人抬出去卖了。我知道他是开玩笑，可是玩笑能反映出他对我珍爱的程度。
他出去找他系里的女同学，想跟她们通融一下，让我到女生楼里挤一个晚上。转了一圈之后回来，他说恐怕是不行了，女生大概都放假回家了，一个人也没碰上。
最后的解决办法是：我睡他的房间，他借宿出去。
他打一盆水抹了床上的凉席，拿手电筒把蚊帐的四个角落搜检一番，确信没有隐藏的蚊子之后，把帐门放下，掖好。房间里的蚊香早早点上了，灯光下隐约能看见空中一缕一缕缭绕的青烟。气味有点呛人，但是想到蚊子在这里没有藏身之处，心里还是觉得安逸。他关照我，睡前一定要把房门锁上，任何人敲门都不要理睬。他说，他就睡在我对面不远的宿舍里，有情况他会马上过来。
他走了之后，我立刻就锁上房门，钻进蚊帐。两天一夜的旅途折腾，我累了，困得要命。我侧身蜷在床上的时候，嗅到他枕头上淡淡的脑油味，这让我想起了县中的校园，春阳把油菜地晒得发烫之后，土地散发出来的那一股新香。我把手掌摊开，紧贴在枕席上。席面异常滑腻，因为用水擦过而透着些微的冰凉。房间里虽然关了灯，但是楼道里的灯光透过气窗玻璃照进来，我从蚊帐里能够影影绰绰看见书架上又大又厚的专业用书，一些做实验用到的玻璃器皿，用纱布罩着的碗筷，还有肥皂和剃须刀一类的东西。我忽然想到，明天早晨他需要这些洗漱用具的时候怎么办呢?他肯定要等我起床之后才能进盥洗室了。
我在进入朦胧状态时听到轻轻的敲门声。起先我没有在意，以为是别人的门被敲响。后来一下子彻底惊醒，发现是有人敲我的门。我很紧张，以为是他同宿舍的人突然回来了，心里嗵嗵直跳。片刻之后他在门外说话，问我是不是睡着了?我慌忙下床开灯，拧开门锁。他隔了门缝递给我一个很大的纸包，说我夜里方便的时候可以用它。我关门之后把纸包打开，才知道他给我的是一个白瓷的带盖痰盂。我笑起来，心里想，我自己在睡前怎么就没有考虑到这个问题。
我回家的当晚，母亲操办了一个相当隆重的家宴。不是专为我接风洗尘，是为我哥哥，他的女朋友初次登门，母亲必须表示一个意思。母亲在厨房煎鱼的时候对我说，要我暑假回来，是希望我替哥哥掌一掌眼，看看他这个女朋友的模样人品是不是能过得去。母亲说，我现在是北京人了，见过大世面的了，识人经事总要比小地方的女孩子精到许多。母亲再三再四地嘱咐我，这是哥哥的终身大事，一定要替他看仔细了。母亲逼我这个暑假回家，原来是为了我的哥哥。母亲的心里还是只有儿子。
我很无趣。家里已经没有我的位置，我在回家的第一天就想走。
我哥哥的女朋友不是他谈恋爱谈出来的，是对方看上了他，通过家庭关系找上门来的。我哥哥读了三年师专，暑假一结束就要毕业分配。他的这个女朋友是县文教局长的女儿，许诺能让我的哥哥分到县中教数学。如果不是这层关系，哥哥十有八九会分到乡村的某个学校，在一间低矮的土坯房子里安置下来，备课、改作业、做饭、睡觉，娶个小镇上的营业员当老婆，寂寞地度过终生。心高气傲的哥哥肯定不能接受这样的现实。
哥哥在婚姻和工作面前只能屈从一头。他选择了县中。也就是说，他选择了舒适、体面、整洁和秩序。
如果让我猜，我能猜到这个结果。我哥哥就是这样的人。
因为天热，家里的门窗都是开着的。风从南窗北窗交替着吹过来，带进了窗下夹竹桃花的闷闷的浊味，还有附近一条河沟里腐殖土的腥臭。空气不见凉爽，更觉燠燥。一盏六十瓦的灯泡高高地悬在饭桌上，把母亲精心准备的一桌菜肴照得五光十色热闹异常。一只不知趣的灰蛾扑到灯前，一圈一圈发疯般地飞舞，我哥哥站起来，拿扇子狠命一甩，灰蛾被甩到了远处的墙角，可怜巴巴地抽搐不停。
母亲称赞哥哥说，赶得好，否则蛾翅上的粉落进菜碗里，就 太不卫生了。
母亲这话明显是说给那女孩子听的。
结束厨房的工作，上饭桌之前，母亲曾经进她的卧室梳洗打扮了一番。她在乌黑的短发上擦了薄薄的一层发蜡，然后用发夹把头发紧紧地别在耳后，整张脸庞就显得特别光洁和明亮。她穿着一件白底带咖啡色圆点的翻领短袖衬衫，配一条黑绸的过膝褶裙，下面是短丝袜和黑皮鞋。我母亲在县城里一向是时髦的人，当年她的这一身打扮，应该说是尽了她的最大努力的。
我父亲夏天在家里总是穿白色的老头汗衫，那晚也没有例外，但是汗衫是崭新的，有整齐的折痕，颜色也自得发青。他不穿那条常穿的豆青色斜纹布西装短裤，却郑重其事地套着一条浅灰色长裤，好像还是薄型毛料的，质地很好，衬得他的形象既不张扬，又不简慢，真正的恰到好处。
我妹妹和我都是家常打扮。我们肯定没必要喧宾夺主。我哥哥很怪，一般情况下他是个很讲究穿着的人，一件普通的布料衬衫，他都要叠得有棱有角，在枕头下压得板平，然后才肯上身。但是那天晚上他的装束是显而易见的简单，甚至是刻意为之的随便。一件半旧的浅蓝色T恤，一条皱巴巴的米色卡其布裤子，裤子已经洗得缩了水，在脚踝处吊着。我知道他其实有一条很时髦的咖啡色涤纶筒裤，用衣架撑着挂在他的床前，不知道他为什么不穿。我怀疑他是故意要把自己弄得不三不四，以表现他的高傲，他对女方的怠慢和轻视。我哥哥就是这样的人，他永远都不肯承认自己比别人赢弱。
那个女孩，我未来的嫂子，她那天晚上绝对坐错了地方。她为了跟我的哥哥隔开一点距离，为了表示她适度的谦恭和温顺，就自作主张地坐到了我们家里最无足轻重的一个人--我妹妹的身边。
我妹妹小时候从乡下回来时，长着一副营养不足的苦瓜脸，谁见了都要皱眉。发育成人之后，她几乎是在一夜之间如花蕾开放，下巴尖尖的，鼻子翘翘的，眉眼弯弯的，皮肤粉白娇嫩，纤薄透明，十足一个中世纪小说里着力描写的人物。那天晚上尽管她只穿一件淡绿色碎花布衫，但是她的精致和纤巧是任何粗粝的环境所不能掩盖的，她的美丽是一种珍珠一样柔和收敛的美，有恰到好处的温度、气味和手感的美。
那个女孩跟我的妹妹刚好相反，她好像有点过于健康，肩背肥厚圆实，胸脯饱满得呼之欲出，一张银盘样的大脸虽然也是唇红齿白，跟我精致的妹妹放在一起两相对照，不知怎么就显得粗糙，简陋，有说不出来的凡俗之气。
如果她一开始就坐在我的旁边，情况或者会好一点。现在，差异突现得非常明显，我们家里的人都看出来了，我哥哥尤其很不自在，他埋头喝他喜欢的一碗丝瓜毛豆米蛋汤，坚决不往他的女朋友脸上多看一眼。他眼睛里的屈辱、悲愤和不甘，坐在一旁的我看得清清楚楚。
我母亲隔着我的位置在桌下捅我哥哥的腿，要求他尽到自己的责任。女孩子的家庭背景对哥哥事关重大，母亲在这一点上无比清醒。我哥哥很勉强地在一块抹布上擦干净手，替女孩子剥了一只油爆大虾的壳，放到她的碗里。女孩子倒也懂得投桃报李，马上回剥一只大虾给我哥哥，顺便还给我父母各个孝敬一只。
我母亲津津有味地吃掉了那只虾仁。她有意无意地看我一眼，脸上的表情是七分满意三分遗憾。我父亲没有吃他碗里的虾，我知道他嫌女孩子的指甲过长。他的目光总是下意识地滑向女孩子的手指，恨不能当场拿来剪刀替她修剪一番。
女孩在饭后提出要走。她用眼睛看着我的哥哥，希望他送一送她。她渴望能够跟我哥哥单独相处。
我父亲一言不发地钻进他的房间里看电视。我们家里刚买了一台九英寸的"金星牌"黑白电视机，是父亲用病人家属奉送给他的一张计划票证买回来的。
妹妹洗碗。这是她的任务。
母亲把我堵在厨房门口，她一边脱那件白底带咖啡色圆点的上衣，一边盯着我的眼睛问：怎么样?你感觉怎么样?我说还好吧。我又说，其实这是哥哥自己的事，我说好说坏都不算数的。
母亲把上衣拿在手里，只穿一件薄薄的女式汗背心，皱起眉头，开始絮絮叨叨地责备我，说我对我哥哥不负责任，又说我冷漠，自私，跟家里的人离心离德......
我不明白我刚才的话有什么不对。母亲是不是希望我可劲儿地夸赞这对新人几句，投一张大大的赞成票?天太热了，一顿饭吃下来，身上汗出得发黏。我真不该赶在最热的天气里回家，一切都毫无意义。
我妹妹用眼色示意我跟她出门。
太阳把大地照成白花花的一片，前脚才跨进太阳地里，后脚身子就"轰"地一声着了火，鼻腔里灼得喘不过气。眼睛只能眯着，否则会疼痛流泪。就连树上的知了都把自己的身体藏进了阴凉，使劲夸张着自己的难受，叫得声嘶力竭。
我问她想让我干什么?非得在这么热的中午出门不可?她身子贴上来，一把挽住了我的胳膊，扬起那张因为炎热而变成粉红色的脸，笑微微地说，带我去见一个人。
我妹妹初中毕业就考了师范，读幼师班，这个暑假刚刚分到了机关幼儿园，怎么说也算是个老师了。她的工作倒是一点没用我父母操心。我母亲曾经在家里不无幽怨地说，生儿女还是平庸一点的好，省心，省事。像我哥哥这么出色的，倒应了"心比天高，命比纸薄"这句话。当时我很替妹妹委屈：她在我母亲眼里怎么就是"平庸"的呢?倒是妹妹见怪不惊，不声不响做她的家务，没有丝毫反驳的意思。
我们穿过城里那条晒得发软的马路，拐进一个不收门票的公园。碎碎的石子路曲径通幽，两边的竹林高大蔽日，开火红和金黄色花朵的美人蕉在竹林中探头探脑，看上去是这城里正午时分最蓬勃的生命。妹妹拉着我一直往公园的后面走，绕过假山和水池之后，攀上一个八角形的凉亭。
一个肤色黧黑的小伙子站在凉亭人口处，龇牙对我们笑。小伙子最多二十岁的模样，身高中等，虎头虎脑，笑起来的时候觉得他睫毛很长，眼睛就显得毛茸茸的，下巴上还有一个圆圆的肉疙瘩，肉疙瘩正中又有一个小酒窝样的坑，非常有趣也非常可爱。
我妹妹拉着我的胳膊，羞涩地喊了我一声："姐!"
小伙子马上也跟着喊我"姐"。他喊得既亲热又自然，好像他从小就跟着我们家的人长大，一直就是我的弟弟。
我明白妹妹带我出来的意思了。妹妹信任我，崇敬我，才会把她尚处于隐秘之中的幸福生活在我面前揭开头盖，让我与她一同分享。我感到万般惊讶的是，我妹妹一向是个安于现状的人，偏偏是她在不声不响之中就完成了生活中很多复杂的过程。
我注意到了妹妹和小伙子之间一些极为默契的配合。比如说，妹妹往凉亭的石凳上看了一眼，小伙子就知道俯下身去鼓了腮帮子吹，吹去石凳面上的那一层浮灰，殷勤地招呼我落座。又比如说，我妹妹伸出舌头舔了舔因为干渴而发黏的嘴唇，小伙子就拔腿跳下凉亭，在石子小径上一溜烟地跑得不见。
我问我妹妹，让他干什么去了?天太热，别跑得中暑。妹妹抿嘴一笑说，你担心他呢，他当体育老师，太阳底下晒惯了的。她接着又告诉我，他们是同学，一个在幼师班，一个在体育班，处朋友已经一年了，还没有被发现，连我的父母也不知道。妹妹说，被发现了就要受学校处分了，因为他们两个都太小，是"早恋"。妹妹说到这个当年常被提到的词，声音忽然地小了下去，脸上泛出桃花一样的娇羞，连眼皮也染了一抹红晕，像演员们扮戏时打上的胭脂。
她的小男孩从石子路上奔回来的时候，手里多了一个硬纸盒，纸盒里是整齐躺着的四根冰棍。一路太阳烤过来，冰棍几乎化去了一半，盒子里汪着一层黏糊糊的奶油糖水，已经有嗅觉灵敏的蜜蜂试探着要飞过来分享甜蜜。
他把纸盒子一直捧到我的鼻尖下面，亲亲热热地催促我："姐，你快吃。"
我妹妹也说："快吃，姐，要化光了。"我推让道："你们也吃。"
他一个劲地笑，下巴上的小肉疙瘩跟着一跳一跳，像活了一样。他说："冰棍是女孩子吃的东西啊，我喝水就行。"说着他又一次跳下凉亭，拧开草地上一个浇花用的水龙头，嘴巴凑上去，喉咙里咽得咕咚咕咚响。水花打在他的牙齿上、嘴唇上、脸上，溅起来，往四面喷散，他的眼睛在水幕中毛茸茸的，有某种食草动物的可爱和善良。
我对我妹妹说："你千万不要丢失了他。"
我哥哥整日恹恹的，饭吃得很少，脸黄，倦怠，还有一点低烧。我母亲怀疑他是否肝脏有什么毛病，带他到医院作了个检查，还抽去了一管血，结果一切指标都十分正常。母亲琢磨来琢磨去，最后把罪因归结为天热，是民间所说的"疰夏"。她天天给他熬绿豆百合汤，熬金银花汁，熬各种清热泻火的中药，熬得屋子里那股苦兮兮的味儿昼夜不散。
他的面如银盘的女朋友经常来看他。她给他带西瓜，带我们当地少见的水蜜桃，有一次甚至带了一手绢嫩生生的莲蓬，坐在他旁边，一颗一颗地剥莲子给他吃。我哥哥拒绝张口，把那些莲子攥在手心里，看起来像是不好意思坐享她的劳动成果一样。等他女朋友一走，他站起来冲到窗口，把手心里的莲子"哗"地一把撒到了灌木丛中。
我恰巧看见了这戏剧性的一幕。我劝他说，要是实在不喜欢这个女孩，还是不要勉强自己，勉强是一件多痛苦的事啊。我说，你告诉我真话，你是不是讨厌看见她?
我哥哥垂着眼皮，考虑了好半天，才推心置腹地告诉我，他不光是对她，他好像对所有认识的女孩子都没兴趣，他觉得她们每一个人都很蠢。
我忽然尖声地说出一句话，我说："你其实喜欢的是袁小圆，你从来都没有忘记他!"
我的态度非常激动，牙齿紧咬着，呼吸急促，眼睛和鼻腔发热，一不留神就能够迸出眼泪。另外一方面，我说出了一直想说的话，心里又特别舒服，从未有过的爽快。
我哥哥却受伤严重。他张着嘴，几乎有些痴呆地看着我，目光中露出猎物样的惊惶。他的高贵帅气，他的矜持傲慢，他的聪明优秀，在那一刻逃逸得无影无踪。
我眼睁睁地看着他老了。他脸上的皮肤很奇怪地皱缩起来，突现出无数细细的痕纹，眼皮下垂形成眼袋，鼻梁扁塌，脸颊和嘴角的肌肉呈向下的走向，肤色暗淡无光，目光空洞无神......他真是过早地显出了老态。
我没有想到他是这么的不经打击。早知道如此，我完全可以不对他说这句话。
晚上，一家人照例在室外乘凉。我和妹妹合挤着一张狭小的竹床。父亲坐藤椅，脚搁在我们的床架上。母亲独自躺一张凉榻。如果我哥哥有兴趣过来，母亲就起身，到我们的竹床上，把凉榻让给哥哥。但是哥哥大部分时间是闷在屋子里不出来的，他不怕热，三伏天里照样能够衣冠整齐地端坐灯下看书。
父亲把九英寸屏幕的小电视搬出来，搁在窗台上，声音调得尽可能的响。这样，虽然屏幕上的人影小得像手指头，嘴脸不容易看得清楚，好歹有声音在，能够帮助我们想象，对电视里的人物和故事进行再创造。不好的是，院子里其他乘凉的人家也会把电视机搬出门，音量同样也调到最高，如果大家看的不是同一个频道，各种声音就在院子里形成交响，纷乱一片，人的耳朵左右都不能逢源，无法适从，心里反觉烦乱，无风的夜晚越加闷热。
父亲又带一个头，把电视机请回屋里，不听不烦。别人家的电视机虽然还在响，毕竟离我们远了，成了背景声，恰到好处地驱赶了家人间的沉闷，让我们不必无话找话。
不过母亲还是喜欢絮叨的。母亲四十五岁，刚刚进入更年期，话语明显变稠，情绪也容易激动，只不过坏脾气来得快去得也快，有点像孩子。
母亲问我，暑假回家怎么没想去县中看看老师呢?她开始扳着手指，列数她认识的几个老师的现状。她若有所思地说，他今年好像没有回来。我问她，谁?谁没有回来?母亲口气笑笑地，说，就是他呀，那个挺喜欢你的老师，教化学的。母亲所躺的位置恰好在屋里灯光照出来的阴影中，我努力地向她看过去，也只能够看见她眼睛里两点黑色水晶般的亮。
母亲提及他的名字，有点像是受魔法驱使。之前母亲对他并不熟悉。毕竟母女连心，母亲的意识总是能够一下子穿透我的躯壳外层，直抵我灵魂的深处。
回家这些天里，我总是不安，烦乱，急躁，沮丧，丢三落四甚至魂不守舍。我没有看进去一本书，也没有出去见一个老师和同学。我下河洗拖鞋会让鞋子顺水漂走一只，上街买东西会在付钱之后空着手回家。喝粥时我会烫了嘴，吃鱼又会莫名其妙地卡了嗓。我把整个夏天都过成了狼狈的日子，沉闷的日子，邋遢和窝囊的日子。我以为是离开了唐仁让我手足无措，我已经习惯了照顾他，溺爱他，迁就他，为他牺牲和付出。母亲的提示让我如梦初醒，原来我的意识中始终存活的是另外一个人，我的一切都是为他而准备的，因为有他，我才长大。
第二天我去了县中。鬼使神差地，我想要看看他的妻子，那个身材娇小、长着一张粉嫩的娃娃脸、为我们刻印过许多讲义和试卷的女人。
传达室的老师傅已经不认识我了，他从窗户里探出半个身子，手里抓着断过腿的老花镜，问我到学校找谁?我说了他的名字。老师傅马上告诉我，他早就走了，不在学校当老师了。我又说出他妻子的名字。老师傅用花镜剩下的一条腿朝远处指了指："那不是吗?她过来了。"
她穿着一件白底黄花的束腰连衣裙，一路走，一路用手去捋那一排冬青树的叶子，像个手脚闲不住的小女孩似的，朝我这边走过来。
我们命中注定要见这关键的一面。
她走得很近的时候，我发现她的面容和身材都有了些微改变。她原来最可爱的是那张娃娃脸，最好看的是皮肤，粉白鲜嫩如小女孩的皮肤。现在皮肤依然是白，但是自得不大自然，石膏样的死白，或说是豆花样的腐白，像是皮肤的细胞早已经生命死寂，温度和质感已经悄然离去，剩下来的表层物质只作维持，不再担负其它任何责任。她的体形也有点发胖。她原本的骨架子很小，经不起发胖，胖了就感觉走形，好像里里外外都松泡泡的，被人使足了劲儿才吹得鼓起来一样。这样，白底黄花、抽领束腰泡泡袖的儿童式连衣裙穿在她身上就很不合适，给人的感觉非常怪诞。
很久之后我才想到，那时候她其实已经疾病上身，她患了肾炎，只是病情不重，她自己还没有察觉，别人也不知道。她老远看见了我，稍微想一想，记起了我是谁，立刻张嘴"哦"了一声，脸上笑成一朵花，加快脚步向我迎过来。是你啊!她用带着一点奶气的小女孩子的声音跟我说话。我都有好几年没有看见你了，差点儿认不出你来，真的呀!她说话的语气，很亲热，还微微地有一点撒娇的意思，让我恍忽有种错觉，好像我比她年长，她反过来成了我的小妹。
她拉住我的手，引我到树荫里站着，东问西问，对我在大学里的一切生活都有兴趣，不断地发出惊讶和快乐的声音。她的手小小的，拉紧我的手的时候，只能包住我的半个手掌，我余下的半个手掌就有点无着无落，不知道是这样悬着让她握住好，还是干脆缩回来更好。
她忽然想到似的，轻叫起来："哎呀你知道吗?他也去上学了，读研究生。你的老师。"她抿嘴看着我，很想从我脸上看到惊讶的神情。
我问她，不是暑假吗?他怎么没有回来?
用这个时间读书多好啊，回来干什么呀?她说。她话头一转，告诉我一件他们刚刚决定了的事：她要跟他离婚。她说，她的子宫已经被切除了，不可能再为他生孩子了，可是他还年轻，应该享受生儿育女的幸福，她不想耽误他。她看着我惊吓的眼睛，大笑："干什么吓成这个样子?离婚是可怕的事吗?我是为他好啊!我离了婚，就没有心理负担了，再领养一个孩子，肯定会过得不错。我真的是为他好。我让他解放。"她忽然发现了我的神情不对，"你怎么啦?天太热了吗?不习惯南方的夏天了?"
她一点都没有想到我的神情不对是另有原因。我头晕得厉害，无法思维，身子像飘浮在空中的一个人形的物体，在她语言的节律中悠来荡去。
命中注定我们要见这一面在某种程度上，是她为我解除禁锢，推我上了路。她为我们之间制造的气氛，是轻松里夹杂了欢快。肉体和灵魂将要奏出的长长的篇章，基调就是如此。
他的身体缓慢而小心地进入我的一刹那，因为紧张和疼痛，我的面孔扭曲起来，变成了一副悲伤无助的隐忍模样。我的手用力抵住他的双肩，像是要把他决绝地推开。我甚至莫名其妙地昂起脑袋，往四面寻找，仿佛是要期待一种解救。连我的后背都已经抬了起来，往上挺直，腾空，如病危者的濒死挣扎。总之，我表现出来的身体语言跟我的初衷完全不相吻合，有一点反应过度，如果对方同样没有经验，肯定会手足无措。
他停住，仔细看我的眼睛，我脸上的神情，判断我接下来可以承受的程度。很久之后他告诉我，那一次他真的想半途而废了，他看见我的反应那么激烈，于心不忍，不想让我的第一次成为痛苦。他又说，当他下了决心准备从我的身体中撤退的时候，我的两只手忽然地抱住了他的后腰，抱得很紧，铁箍一样，手指都要勒进他的尾骨。并且我把他用劲地往下压，往下压......我是在要求他继续。我当时的神情很奇怪，他说，我紧张，疼痛，而且悲伤，可是我又期盼，激动，兴奋，义无反顾。我像一个出发寻宝的孩子，因为急切上路，准备不足，走到半途已经艰辛万分，在已知和未知之间挣扎徘徊，最终还是选择了前进。他说：这就是你的性格，你始终都是一个不肯放弃的人。
我不肯放弃。我爱他。我从十三岁的时候开始爱他，却是在将近十年之后才终于明白，所以我不能放弃。
在那样的时刻，我无法用语言表示我的意愿。语言令我羞涩。我只有用眼睛，用手，用身体的全部姿态。我要求他继续，从始到终，给我一个完整的过程。我希望自己被他撕裂，被他吞咬，被他杀戮，被他粉碎成无数的风中残片。我闭紧眼睛，不想看到他目光中的迟疑和商榷。我已经大汗淋漓，额发散乱地贴在眉眼处，皮肤被汗液浸得更加晦涩，浑身上下散发出鱼一样的腥味。
他明白了我的意思，身体经过短暂的停歇之后，开始了又一轮谨慎的试探。他还是不愿意过分地弄疼我。此后在我们漫长的相爱岁月里，始终是这样：他把我的感受放在第一位，他必须先 看到我快乐了，才开始放纵他的快乐。
母亲得知我要提前结束暑假，眼睛从缝了一半的衣服扣子上抬起来，盯了我半天，不无幽怨地说："是有人在学校等你吧?"她又说，"你的心都飞到他身上了。"
我没有答她的腔，快手快脚收拾我的东西，恨不得当天就有班车开往省城。
我父亲大概想要证实母亲的话是不是言之有理，绕在我身边一连转了几圈，看我目光严肃不打算开口的样子，叹一口气，又走开了。
他们都明白我是个嘴巴很紧的人，我不想说出来的事情，那就谁也别想从我的嘴里挖出半句。他们只能在家坐等，等我有一天觉得应该说了，主动地说出来给他们听。
我坐长途客车到了省城，又坐公共汽车马不停蹄赶到他的学校。我的面孔又一次被夏阳晒得通红，出汗，沾着很多的灰尘烟屑，显得憔悴和疲惫。我手里的灰色旅行包破旧不堪，拉链豁开了一个小小的口子，把手的胶皮一片片开裂，露出里面白色的线络，把我的窘迫和清贫彰显无疑。但是我的眼睛明亮动人，射出一种火焰燃烧的灼热，使我走在路上的时候，有一种异乎寻常的坚定，骄傲，尊贵和决绝。
我敲他的房门。他仿佛等候在宿舍里。他在看见我的那一瞬间，从我的目光中明白了一切。他肯定是想要拒绝的，要把所有的可能掐灭在尚未发生之中。可是我不等他开口，就放下旅行包，拿了脸盆和热水瓶，到盥洗室收拾自己。在我洗头和沐浴的间隙中，我对站在门外守候的他大声说了一句：
"她说她一定要跟你离婚。"
我们再一次回到房间之后，他把我揽进怀中，不容置疑地抱住了我。
我知道，他在心里等待这一天，也是很久了。
皮肤与皮肤摩擦，发出细碎的丝绸般的声音。他的眼睛微笑地看着我，因为距离太近，我只看见眼前有两朵闪动的光亮。他的呼吸声均衡匀称，带着从容不迫的沉稳，让我心里非常安静。我把掌心从他的身上收回来，举在口鼻处，嗅他皮肤上的气味，那种阳光晒开了油菜花之后，泥土渗出的带青涩气的温暖。
他翻了一个身，开始细细地吻我。他的身体舒展之后，能把我完全地覆盖起来。我躺在他的包裹之中，像蜷在巢中的鸟儿，舒适而且安全。每当吻完我的某一个部位，他就抬起头，用手掌再轻轻地摩挲一遍。他做得认真而且细致，没有一点一滴的疏漏。他在观察我，研究我身体的反应，希望我能得到更多的快乐。他是引领我的神，让我从凡世走入仙境。这样，他第二次俯身向我的时候，我已经把自己完全地打开了。我全身心地接纳了他，再没有疼痛，也没有紧张、恐惧和悲伤。
他起身，把挂在门后的一条毛巾取下来，在手中揉到松软，翻过我的身体，擦我流出来的血，擦凉席上沾到的血。然后他叠起毛巾，用干净的那一面擦我胸前和背后的汗。他问我：你快乐吗?我说我很快乐，从来没有这样快乐。我说完这句话之后就哭了，眼泪不是一颗一颗地流出来，是汹涌澎湃地往外冲，捂都捂不住。
他坐在我的旁边，起先还试图劝止我，后来就笑了，说，你真是个孩子啊。
我泪流满面地想，我真是喜欢做他的孩子，我要一辈子做他的孩子。
开学的第一个星期，周三的晚上，离图书馆闭馆时间还有半小时，唐仁照例用目光示意我提前出去。
我已经没有游戏的兴趣，因此拒不接受他的信息，埋头写一份要交的作业。
唐仁以为我回家一趟过得糊涂了，忘记了从前我们之间的很多默契，就干脆起身，收拾了他的书包，绕过长长的条形桌走到我身后，拿书包碰一碰我的背。图书馆里安静得能听清翻书写字的声音，他不敢造次跟我说话。
我回身递给他一张纸条，纸条上写了一句话：感冒，怕传染给你。
唐仁看过纸条，脸上有诧异的神色。中午在食堂买饭时他跟我说了好一会儿话，我并没有声重鼻塞的现象。他在我身后迟疑不走，第二次用书包碰我的背，还弯腰跟我耳语一句：我不怕传染。
我递给他第二张纸条：请保持安静。
他继续愣了几秒钟时间，只好悻悻地出门，因为他空出来的座位已经被另一个同学坐了。
半小时之后我随人流往宿舍区走，一路上都在注意找寻找他的身影。我以为他会等候在某个地方，要缠住我问个究竟，最少也要关心一下我的"感冒"情况。结果是他早已经回宿舍了。他没有关心别人的习惯，更不会为别人付出半小时的等候时间。我拒绝了他，他稍微地难过一下，事情也就过去了。他一点儿都没有想到这是我们之间拉开距离的预兆。
可是我的确厌倦了我们之间孩童式的游戏。我不再愿意宠爱一个孩子样的男人。从前我喜欢唐仁，是我天性中母爱的那一面过早地开启，并且得到错误的落实。我以为爱一个人就是这样，其实不是，远远的不是。经过这个暑假，我已经明白过来。
唐仁终于发现了我对他的心不在焉。他开始感到慌乱。在习惯了我的照顾和溺爱之后，他不再适应独自来去的生活。他对我不是没有感情，是不懂得如何表达感情，以及他永远不会让这种感情超越他对自己的关注。
他试着改变一些事情的做法，博得我的欢心。中午他会早早排到了买饭的队伍里。他也会放弃一份晚饭，到图书馆替我占一个座位。有一次他还挤在人群里抢购到了一纸包新上市的花红苹果，兴冲冲地抱到我的宿舍。总之，只要他有心去做，偶尔也能把事情做得很好。
我悲哀地看着他忙前忙后，丝毫感觉不到从前的快乐和惊喜。他作为男人的形象早已经在我心中定位，现在即便是脱胎换骨，也不能再有改变。
何况他脱不了胎也换不了骨。他就是他，唐仁，一个聪明的、漂亮的、柔弱和自恋的小男孩。我们曾经互相喜欢过。我们轻轻地拥抱，安静地接吻，享受到了异性之间最初的温暖。
大学的最后一个学期，唐仁因为成绩优秀，获得了公费留美的名额，去斯坦福，读空间物理。他走的那天，我去送他，坐的是机场大巴。他一路死死抓住我的手，像小孩子第一天离开母亲去幼儿园那样。我逗他放松，说，别这样，你都已经是国家的栋梁之材了。他就问我，如果他在美国安定下来，我能不能也申请过去?如果我去，他愿意课余打工供我上学。他信誓旦旦地说，一定愿意。我含糊应付他：看情况吧。他把我的手抓得更紧，哀求一样地说："你发誓，你要去。"他以为只要我去了，他就能够得到我了。当时我莫名其妙地发了火，我说，凭什么我要发誓?你有什么权利让我发誓?
他没有想到我临别时会这样跟他说话，他忧郁得要哭。后来他把我的手松开了，我们一路无言地坐到机场下车，谁都不肯看谁一眼。
在出境的海关玻璃门前，我们最后分别。他表现得非常冲动，眼圈通红，不顾一切地抱住了我。我窘迫得面红耳赤，拼命推他。在那个年代，当众拥抱的情景只能在外国电影里看到，我羞于成为众目睽睽之下的异类。可是他死活都不肯放开我，他蛮横耍赖地说，要么我吻他一次，要么他就抱着我不放。我没有办法，只好匆忙在他脸上啄了一啄。他也知道当时的情况只能如此，孩子样地笑了起来，他嘱咐我：你不要忘记这个吻啊!
从那个暑假我回到学校以后，我们之间开始通信。基本上每星期往来一封，频率不高。我的信总是絮絮叨叨。我从来不是个喜欢说话的人，不知道为什么在他面前却变得琐碎。我向他描述同学间的明争暗斗，老师们的风流潇洒，宿舍里的阴谋和课堂上的搞笑，也汇报我每天吃些什么，做些什么，什么树开了花，什么草又结了果。我在信上经常是语无伦次，前言不搭后语，有了上句没下句，总之是完全的不动脑子，不加修饰，放松到了极点。写完信，我心里总是非常舒畅，连肌肉都绵软了，就像在澡堂子里泡过了一样。他的来信却是相反，简单，简洁，看第一遍有点寡淡，第二遍品咂到了他细致入微的用心，第三遍才能够触摸到他的贴心贴肺的温暖。这样一种风格的互补给我们双方都拓展了空间，我们期盼彼此的来信，在不见面的日子里，绵长而均衡地分配着一点一滴的思念。
秋天快要过去的时候，他给我寄来一个包裹，里面是一条围巾和一双手套。围巾手套都是雪白的兔毛织成，比羊毛轻软，比腈纶绒滑腻，我在北京还没有见到过这么漂亮的东西。只可惜北京的灰沙太大，戴出去才刚两天，雪白就成了浅灰。我不知道兔毛是不是能洗，不敢再糟蹋了，包起来压到了箱底。
前几年我曾经翻出珍藏的这副围巾手套，想送到店里干洗一下。店员眼睛很尖，一下子发现了围巾上几个虫蛀的小洞眼。他把洞眼挑在小指尖上，问我：这些已有年头了吧?他又说，干洗是可以的，不能保证毫发无损，你看这些毛纤维已经老化得厉害，"陈丝如烂草"，就是这样。他说完了，就用眼睛静静地看我，等我拿主意。我沉思了两分钟的时间，告诉他说，不洗了，因为我要保证它们毫发无损，起码在我活着的岁月里。他点头，显然是明白了我的意思。
还有一次，他给我寄来了一个墨绿色的胶皮热水袋。我拆开包裹之后哑然失笑。热水袋是我们老家冬天必须用到的东西，在北京却派不上用场，因为这里的暖气总是烧得人口干舌燥。后来这个热水袋成了我每月一次用来暖腹的东西。来例假的时候，我把它灌满热水，紧抱在腹部，好像他温暖的手心贴在我身上一样，难忍的经痛就缓解很多。
我不怪他。他没有来过北京，对这里的气候和风情一点都不了解。他是用他自己的经验来想像我的生活，尽他所能地提供给我舒适和温暖。
唐仁出国之后的头两年染上了拍照片的瘾，他不断地给我寄来他最新的风景照，在学校的，在公寓里的，在餐厅和咖啡厅里的，在汽车和公路上的，还有他跟老师的合影，他跟美国同学的合影，跟房东、跟送比萨饼的小伙计、跟实验室看门人的合影......他好像下决心要把他的生活通过照片一点一滴地传递给我，邀我分享。
那些照片，都是当年我们校园里难得一见的绚丽彩照。碧蓝如洗的天，五彩斑斓的地，争奇斗妍的车和人。每个人的笑容都是无忧无愁，发自内心，有一种归返童真的可爱的稚趣。那是幸福的美国土地，幸福的美国人。
我一点都不忌妒唐仁的幸福，我只是不能明白，他把那么多的时间用来拍照和游玩，功课怎么能照样优秀。他用一年半的时间读完硕士学位，马不停蹄地又投入了博士论文的研究。他是系里最年轻的博士生，又是最高奖学金的获得者。惟一的遗憾是他一直都没有女朋友。他在女孩子面前一向都是个羞涩的人。
临近寒假的时候，我有将近两个星期没有收到他的信。我每天往系里的收发室跑，跟那个酒糟鼻子的老师套近乎，希望他忽然之间变戏法样地从抽屉里拿出我想要的东西。
有一天我接到了他的电话，他说他到了北京，住在崇文门附近的一家旅店，问我能不能过去看他。我张口结舌了好一会儿，突然来临的惊喜把我弄得像个傻子。醒过神之后，我一迭声地回答说，我能够我能够我能够......我一口气说了五六个"我能够"，收发室老师在旁边盯住我笑。
放下电话，我才感觉到不对劲儿。他的声音里没有了往常阳光般的清亮，相反，感冒似的，音色发闷，尾音也拖得有点过长，字里行间藏着东西。
他没有理由两星期不给我写信，而后忽然地到了北京。他即便来实习，来为论文查资料，来参加学术会议，也应该早早告诉我，让我去火车站接他。他明知我是一定要去接他的。站在冬天惨白的阳光下，我开始哆嗦，寒意从脚底游丝一样升起来，传递到双肩，周身凉彻。我把自己收缩成一团刺猬。
他要的房间在小旅馆的地下室，窗户只有窄窄的一条，贴着马路边沿，透过毛玻璃和防盗栏，影影绰绰看见过路行人的腿。房间里暖气明显不足，空气也不那么新鲜，水房和厕所的味道从门缝里顽强地钻进来，让人有一种无处逃匿的沮丧。我始终是冷。冷的意识一路跟随我过来，坐车，走路，打听地址，一直到走进他的房间，我总是哆嗦，抑止不住地哆嗦。他看见我面色青白的模样，马上从床上拿起他带来的大衣，把我从头到脚地裹住。然后，他隔着大衣抱住我，让我贴住他的胸口，要把我尽快地暖和过来。他的手臂把我的后背箍得那么紧，好像要借此机会将我一把塞进他的胸膛，从此成为他身体的一个部分。
因为恐惧，对将要发生的事情的明确无误的预感，我的灵魂一直在飞速地下沉，所以我想要吻他，和他上床，以此来挽救我自己，减缓我向深渊坠落的速度。
我冰冷的嘴唇一碰到他的唇边，寒意就化开了，转换成令人战栗的愉悦。我抱住他的脑袋就再不肯放手。我用劲地吻他，不依不饶地吻他，我不让他挣脱更不准他腾出嘴巴说话。既然他将要告诉我的事情不会让我欣喜，又何必不把之前的过程拖延得更长一些?
他对我的回吻有一瞬间也变得非常疯狂。他喘气急促，全身都变得僵硬，肌肉开始痉挛，一波一波地打颤。他把披在我身上的大衣用劲地扔出去，因为那时候我已经热得脸颊和手心发烫。我主动抓住他的两只手，示意他从我的棉衣下摆伸进去，抚摸我。我很需要他的爱抚，想要他在我身上留下更多的回忆和梦想。
头顶的日光灯照在房间光秃秃的墙壁上，反射出来的光线有地狱的阴郁。暖气管中不断发出咝咝的喘息，偶尔还会濒死挣扎般地吼叫几声，像庞然大物的腹泻，让人悚然而惊。窗外影影绰绰的人腿变得密集起来，大概到了下班回家的时间了吧。走廊里有一群服务员在大声地议论一个旅客的事情，卷舌音很重的北京话说得溜滑，有水流旋转一样的节奏感。水房里打开水的人络绎不绝，鞋底摩擦水泥地面的沙沙声近了又远，远了又近，操各种口音的外地人在等候水瓶灌满的间歇中会跟女服务员逗几句乐，又总是被泼辣的北京大嫂们轻而易举堵个脸红，吭哧吭哧于笑几声拉倒。
他把被子拉到我的下巴处，把我身体朝外的一面裹得很紧。他生怕在暖气不足的房间里冻坏了我。实际上我全身都在发热，甚至还有一点发烧，口鼻处呼出的气息连我自己都感觉到灼人。
我是在平静下来之后才听完了他的叙说。他的妻子，学校油印室的职工，那个洋娃娃样的娇小女人，被医院确诊为肾病。她很不幸，真的是不幸，先是切除了子宫，再得肾病，一个人就这么废了。医生说，像她这样的肾病是治不好的，只能维持，最后肾衰竭而死。他紧紧地抱着我的身体，叹息，为他妻子的命运也为他自己的命运。本来她已经跟他说好，要离婚，让他再婚之后生一个孩子。他妻子是传统型的女人，比较看重传宗接代的事情。可是现在她得了肾病，他自然就不能绝情而去，不可以这样，道德和良心双重的不准。
那么我呢?我说，我怎么办?爱情怎么办?
他微微地抬起半个身子，双手托住我的脸，仔细地看我，眼睛里流露出深深的不舍。他说，他把一切都考虑过了，前前后后、左左右右地想了很久，才下决心到北京来。他要亲口跟我说明白这件事。我年轻，又是大学生，我前面的路很宽，很宽很宽啊，我可以有无数种的选择啊。可是他的妻子不同，除了有丈夫可以依靠，其余一无所有。他不是丢卒保车，他是丢车保卒，因为车和卒都是生命。
我没有哭。最初的恐惧已经过去了。从接听电话开始，到我们拥抱着谈论问题，其间我有四五个小时的心理准备，我已经把心态调节到可以接受一切打击。
预感变成了现实，仅此而已，我可以不哭。
曾经有一段时间，我希望他的妻子速死，或者暴死。我做各种各样的梦，梦中是他妻子各种各样死的方式，和死的原因。醒过来的时候，我总是谴责和痛恨自己：我怎么会这么自私这么恶毒这么卑鄙?
因为他，我在心理上是一个罪犯，杀人犯，血债累累，不可饶恕。
正合了梦相书上"梦死得生"那句古话，我越是做那些离奇恶毒的梦，他的妻子活得越是长久。她病病歪歪，很早就退了休，足不出户，药不离口，却奇迹般地活到了五十出头。她死前几个月我去见她时，她依然快乐，像孩子一样撒娇，天真得叫人无法对她生出恨意。
她是真的天真到相信一切吗?对她丈夫和我之间的关系，她从来没有一丝一毫的怀疑?
我经常会被自己的疑惧弄得冷汗津津。
小旅馆地下室的两天时间是我们最后的盛宴。他没有来过北京，我尽可能多地带他去见识首都的名胜古迹。我们去了天安门，去了故宫，还去了香山和八达岭。寒冬腊月，旅游景区人迹稀少，鸟踪全无，我们行色匆匆，来回奔走，活像一对绝境中的逃犯。我在那两天之中冻得耳端化脓，脸上肿出两块冻伤，白天迎风刀割一样疼痛，晚上暖和过来时痒得直想拿手指挖掉。
夜里，我们在旅馆不那么干净的小床上相拥相爱。没有暴风骤雨般的疯狂，取而代之的是缠绵，怜爱，丝丝入扣的体贴和给予。他每次都把一块毛巾烤在暖气片上，在我精疲力竭的时候，把热乎乎的毛巾拿过来，在掌心里揉得绵软之后，替我擦汗。他把我的脑袋揽过去，贴在他胸口，让我听他心脏的跳动。有时候他索性搬动我的身体，让我睡在他的身上，然后他用胳膊和腿圈住了我，像藤缠着树那样。他说，你这样压着我，我心里就踏实了，我会睡得很香。但是我总是不能坚持。我喜欢面对面偎依着他睡，把头蜷在他的肩窝里，一只胳膊绕过他的腰际，搭在他臀部。我要这样抱着他的时候才有安全感。
最后的那天晚上，他问我，还想要他为我做些什么?我说，带我去吃涮羊肉吧，我到北京这么长时间，还没有吃过这种闻名遐迩的北京美食。我们就在大雪到来之前的黄昏坐车到了"东来顺"。食客很多，我们排队就排了半个小时。之后由常倌做主， 替，我们两个外地来的傻瓜要了一斤羊肉，一个炒羊杂碎，外加两个火烧。我们不知道羊肉涮到怎样的程度算熟，就边涮边用眼睛瞄旁边的北京老客。我把涮熟的肉片捞到他碗里，他蘸着芝麻酱尝了一口之后，赞叹说，名不虚传，真的是很香。
吃完涮羊肉出门，下雪了，漫天都是飘舞的雪花，北京城隐到了一个银色的世界之中。冷风吹过来，我觉得胃里有点翻腾，弯腰在树下吐了一地。他跟在我身后，轻轻拍我的背，一句话也没有说。我吐完之后转过身，扑到他怀里。我说我难受，我很难受。
回到学校，班主任找我问了话，追究我这两天时间干什么去了。我说家里来了几个亲戚，我陪他们逛逛北京。我平常是个乖顺的学生，从不做出格的事情，班主任就相信了我。他提醒我，还有一年就毕业了，我应该抓紧把论文写好，像我这样的外地同学，如果想留北京，成绩必须出色。
在此期间，唐仁也找过我，他说，他还以为我是故意躲起来不肯见他。我冷笑一声说，如果我不想见，大可以对你说明白，干吗要躲?"躲"这个词用得多么猥琐。唐仁就不吭声。他那时候已经有点怕我。我跟他说过了，我不想再把他当弟弟来爱。
大学最后一年的日子过得非常寡淡。唐仁出国以后，我干脆连一丁点的精神寄托都没有了。我不爱唐仁，可是我又习惯了他在我的面前转来转去，做一些小孩子过家家的游戏。
他的离去使我彻底地成了一个沉默寡言者。
毕业分配前的气氛有一点剑拔弩张。留京的名额有限，想留北京的同学太多。有人为避开风头，一咬牙考了研究生。还有人公开了自己与北京学生或者社会人士的恋情，明明白白地要求照顾。当然也有班上的党员和学生干部，早早地就被各机关物色下来了，此时心定神闲，波澜不惊。
我是个千真万确的幸运者，留京留得我自己都莫名其妙。我的那个名额本来是班里另外一个女生的，可是她在最后的日子里才得知自己被社科院研究生部录取。这样，她的名额空下来给了我。天上只掉下一个馒头，居然就砸到我的头上。
离开学校的那天上午，宿舍楼里混乱得像一个难民营，门窗洞开，垃圾遍地，书籍纸张成捆地堆在楼梯口，绳子上晾着的很多旧衣破袜找不到主人，就那么在冷风中招摇地飘拂，更多的饭盆、脸盆扔在盥洗室里，人走进去没处下脚，踢出一片咣啷啷的声音。
我们宿舍的几个北京同学，昨天家里就来了人，把她们连人带行李接走了。我必须在今天离开，到我的新单位报到。一早起床，我收拾东西，给行李打包。我在床上摊开一片床单，把垫的和盖的两床棉被放上去，紧紧地叠成方形，包上床单，再用麻绳捆扎。麻绳是新的，我昨天刚从小卖部买回来，因而硬邦邦不听指挥。交叉绳头打结的时候，我如果不用劲，行李包是散的；我稍微一用劲，绳头就从我的手里滑开去，甚至还会弹起来打在我脸上，麻酥酥地疼。当我把全部身体扑到床上去压紧行李时，行李也欺负我，我一屁股坐上去，行李乖乖地缩成一个小小的卷筒，我屁股刚一离开，全部棉被哗地就弹开了，散成一摊。我折腾得满头大汗，心火直蹿，只恨手脚太不够用。
有人走到了我的宿舍门口，敲门。我在捆扎行李前不愿意让人看到我的狼狈，事先就把门关上了。敲门声先是有点犹豫，拿不定主意，没有太大把握，忽然间又变得理直气壮，好像生来就有这样的权利。
我正在跟行李窝火，没好气地应一声：进来。那人在门外笑：你把门锁上了，我怎么进得去?我无奈，去给他开门。捆了一半的行李趁此机会舒展腰身，我又一次前功尽弃。
门外的人我有点面熟，应该是某系某班的同学。他身高体壮，皮肤像野外工作者那样粗糙发红，头发理得极短，刺猬样地竖着，眉毛极浓，眼睛看人时有似笑非笑的调侃神气，又有点不容置疑的坚定，好像习惯了把别人置于他的监管之下，由他来指挥和调拨一切。他穿着一件很旧的军用大衣，袖口和前襟已经污渍斑驳，咖啡色毛领子上的海虎绒掉得稀稀落落，脚上却蹬着一双崭新的带毛皮鞋，鞋带系出好看的花结，平整的鞋面擦得乌黑锃亮，几近照人。
他看我上下打量他，很不确信的样子，就举起手里的一团军用帆布行李带，问我："林海燕呢?我来帮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