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记得，我懂事较早，很小就识事明理。
那时候，我被确诊患有出血性疾病；而全家六七口人，仅靠母亲一人维持生计，哪有余钱供我看病?
九岁那年春天，我小腿肌肉出血。开始，鼓起的小腿肚一跳一跳地痛，红红的好象涂了层淡淡的红汞，后来，疼痛加剧，火烧火燎的，腿肚也变成青晃晃的。母亲喝令我躺下，为我扎紧绷带．我领教过大发作的厉害，乖乖躺下。疼痛并没有因为躺下而缓解。我终日伛偻身子，抱住小腿呻吟。母亲听着嫌烦，要送我去、医院。我想，现在是月底，母亲要在月初发工资，这种日子，照理是不应该去医院的。母亲见我态度坚决，叹了口气，不再说什么。
那几天，我一天天捱着，一分一秒捱着，想捱到母亲发工资。渐渐地，我觉得捱不住了。白天还经受得住煎熬，实在痛得厉害，最多哼几声。晚上，尤其在那万籁俱寂的深夜，我总忍不住--这时，辛劳了一天的母亲正在身旁，我怎能吵醒她?于是，我只能轻轻扭动，以抵抗那难忍的疼痛。
捱到第六天半夜，我的扭动失效了。我躺不下，一分一秒也躺不下。我忽儿爬起，忽儿趴下，片刻不得安宁。于是一种强烈要求迅速摆脱疼痛的本能诱使我呻吟。但我怕被母亲听见，就垂下头，抿紧嘴，用下巴抵住喉节，无声地呻吟。我试着呻吟了几声，工自以为找到了解脱的法宝。不知不觉中，呻吟变成了吼叫。于是，夜空中鼓起一股兽类似的呜咽。母亲拉亮了灯。
"怎么啦?"她抬起头，惊骇地问：
"痛得厉害?"我屏住声息，生怕一张嘴会冲出嚎啕。
"去医院吧?"我摇摇头。
"那么，睡吧，再等两天，我们去医院!"我点点头，但没敢把头点得太坚决。母亲带着倦意关灯睡了。
谛听着母亲的鼾声，默视着漆黑的夜，想到还要煎熬两天，我的心绪再也无法平静了。我折腾、呻吟。母亲被我搅醒了，拉亮了灯问：要不要喝水。我摇摇头，一星期的疼痛耗尽了体力，我懒得开口。我呼吸急促，脸庞发烧。母亲端来开水。她拭了拭我额头说：哎哟，不好，有热度!怎么办?旋即，她粗声叹息：唉，终归捱不过了，去吧，去医院吧。往常，我会假惺惺推辞；这次，我没有推辞，听凭母亲为我穿衣。母亲利索地为我穿衣套鞋。蓦地，她停顿了：
"真要命啊，"她喃喃嘀咕，
"这么早，去向谁借钞票?"母亲愁眉不展。我觑一眼桌上的闹钟：时针指向四点。我不吭声，埋头系自己的鞋带。一旦决定去医院，那么，在去医院之前的时间就比平时难捱百倍。我坐在床沿，疼痛使我龇牙咧嘴，浑身打颤。母亲怔怔看看我，转身打开放钞票的抽屉，塞牵了半天又呼然关上。她唉声叹气向外走去。一刻钟后，她嘀嘀咕咕重新折回。她抱怨：
"这么早，都关着灯，总不能敲开人家大门?"我知道，她刚才去借钞票了。疼痛使我坐不住，我试着用一条腿站起。见我痛得越加厉害，母亲撇下我，再次向外走去。几分钟后，她又返回。就这样，在四点到五点的一个小时里，母亲进出了十多次。
五点以后，母亲对我说，对面有家熟悉的邻居的灯亮了，她去叩门借钱。但片刻后，她折回对我说：走到那家门前，又想想觉得不妥--还借着人家一笔钱，好意思再开口?看母亲为难，我不满意说：你不会去小菜场看看?!母亲想想有理，急匆匆再次出门。这时，已是五点半了。
门外吹进清馨的熏风。我焦灼地盯住闹钟。暗红色的秒针一跳一抖向前蹦着，滴滴嗒嗒的声响仿佛在我疼痛的小腿上践踏。我觉得实在忍不住了，剧烈的疼痛几乎使我昏厥。我一分一秒数着，五分钟过去了，母亲还不来；十五分钟过去，还不见母亲的影子!二十分钟后，门外响起杂沓的脚步声。母亲气喘吁吁奔进门。一定借到了钞票!我迅速站起、准备匐在母亲背上，让母亲驮去。不料，母亲却要我坐下。我立即明白了。还是没有借到钞票!于是，深重的失望，再加疼痛，我伏在桌上毫无节制地流泪了。母亲絮絮向我解释：菜场里确实遇到不少熟人，有的带钱不多，有的，她不好意思开口。看我愈加伤心，母亲生气了：
"好了，别哭了，我再去试试!"说着，母亲掏出皱巴巴的手帕，为我拭泪。想到母亲的不易，我的泪水更多了。母亲的手帕很快湿透了。
"叫我怎么办，"母亲为我拭泪，边轻声劝解，那口气委委屈屈的，好象请求我原谅，"我也没有办法啊!"见我不哭了，母亲叹了口气，慢慢向门外走去。
十分钟后，母亲兴冲冲回来。这次，她终于借到了钞票，借到了十元钱!这时，七点已过。盼了三个多小时，仅借到十元钱，我不免扫兴，但看到母亲兴奋的样子，我大大松了口气，觉得母亲了不起。
八点左右，三轮车把我们送到一家大医院的急诊室。挂了号，量了体温，护士引我们进一间僻静的诊室，听完母亲诉说，一位戴口罩的女医生严厉地问：
"为什么不早点来医院!"母亲尴尬宣地看看我，没有吭声。
"这么高的热度，不要命了!"看着咄咄逼人的医生，我为母亲难过。
"血肿已经化脓，留下观察吧!"说着，医生头也不抬，一气写了三四张五颜六色的纸，一咕隆塞给母亲。母亲红了脸，想说什么，但最终没有开口。
母亲驮着我，绕过一条弯弯曲曲的长廊，来到一间充满阳光的病室。她把我安顿在一张白色的小床上，拿着纸片走了。不久，她慌慌张张折回说：钞票不够!这十块钞票哪够配药。怎么办?我紧张，霎时忘了疼痛。愣了半晌，母亲说，她马上回家，叫姐姐去乡下向阿奶借钱!看我惊惶，她俯下身对我讲，她还得向单位请个假，无缘无故不上班，要扣工资!母亲临走嘱咐：姐姐借来钞票，要她立即去配药，我点点头。母亲为我掖紧被子，然后一步一回头离去。看着母亲的身影倏然消失，我的胸腔仿佛一下子被掏空了。
我静静躺在松软的床垫上，心里充满着焦灼。不久，门外探进一张俊俏的白脸，她大声地问：
"咦，你母亲呢?等她配药，人到哪里去了!"她的发问立即引来数双诧异的眼睛。我浑身发烫，立即垂下头，我在心里请求她不要大声嚷嚷。但她根本不顾我的自尊心，连连阿我发来阵阵排炮，那一发发炮弹震得小腿一胀一胀的痛。
这天上午，在这充满春光的病室，护士们不断向我大声责问：你母亲呢?你母亲为什么还不来?她们还责问我：没有钞票，怎么给你配药、打针?不吃药打针、你躺在这里干什么?在她们轮番"进攻"的时候，我总会不由自主地怯怯扫视同病室的男女病孩、以及他们的家长；这时，他们总是用异样的目光看着我，仿佛我不配和他们同处一室。于是，我羞愧，把头埋入枕头，几天来的折腾和饥饿，一阵眩晕，使我昏昏睡去。
不知睡了多久，我朦胧醒来。这时，夕阳西坠，红霞映在雪白的墙上。不见姐姐借来钞票，我更焦躁。我使劲扭动身子，软乎乎的床垫要被我扭碎了。正扭得起劲，走廊尽头飘来隐约的脚步声。我仄耳谛听：凌乱的脚步声中，掺着一种从小稔熟的乡音。阿奶?阿奶为我送钞票来了!于是，我振奋。阿奶来得太及时了。有了钞票，我再也不用受窝囊气了!
阿奶在大姐的陪同下蹒跚地走来了!在我们的目光相遇之际，憋了一整天的委屈，顿时化为水淋淋的东西，然而，没等它窜出眼窝，我看见倚在门上大喘气的阿奶快速抖动起瘪瘪的下巴。我正担心阿奶喘不过气，不料，却从她那张脱掉门牙的嘴里喷来一连串火焰......在那个宁静的黄昏，当着许多陌生人，我被阿奶扎扎实实骂了一通。阿奶骂我讨债鬼，把一个好端端的家庭搅得七零八落；阿奶骂我吸血鬼，一次次发病、一次次吸血，吸尽了父母的血汗还要吸她老骨头的血；阿奶诅咒我，巴不得我早点死掉......骂着咒着，她老人家突然涕泗横流、嚎啕大哭。她边哭边诉说自己苦命的女儿，生了这么个孽障......
看着痛哭流涕的阿奶，我目瞪口呆，不知所措。我不明白发生了什么事。默视着抽抽嗒嗒的阿奶，我自卑透顶，恨不得跳下床，一头撞死在硬梆梆的水门汀上!
阿奶好不容易哭停，从大襟夹袄里掏出手绢，捂住脸庞把眼窝、鼻腔里的残迹揩擦干净，才从一只补丁缀补丁的布袋里，摸出一迭用草纸包了又包，用稻草扎了又扎的纸包。阿奶捧着纸包凑向我，把佝偻的背脊挡住门，抖索着枯藤般的手拆开纸包。我看见一叠压得平平整整的钞票!阿奶轻声告诉大姐：这是贰百零五块钱。她让大姐当面点清。大姐说，不用点，你点的还会错?阿奶眨眨眼，随手给钞票穿上一件件衣裳，临了还杀上腰带；同时，她唠叨：去年的收入全在这里了，她一直不敢用，是准备修房子、买种籽，打发"人头世债"的；现在她都拿来了，一分一厘也没留。说着，她把纸包塞在我枕下，用力按了按，在大姐耳旁吩咐了几句，几乎没看我一眼，就挪开小脚，巍巍颠颠、嘀嘀咕咕朝外走去。大姐喊住她，要她歇息，等母亲来了再走。她挥挥手，执意不让送。在她们推推让让的时候，我看见阿奶的围裙上尽是泥渍。大姐送走阿奶，悄然踅回病室。她从枕下抽出纸包，匆匆向外走去。不久，护士拎来两瓶亮晶晶的药水。在护士撸平我胳膊、往肌肤上扎针的当儿，我那蜷曲了一整天的身体突然挺直了。我挺直身子，倒不是因为针刺疼痛，而是觉得有了这两瓶补液，我就配躺在这里了。
窗外的天黑透了。尽管一天没吃没喝，我不觉得饿。正在想阿奶为什么哭?母亲拎着玻璃丝网袋走来；袋里有几只焦乎乎的大饼和一只漱口杯。母亲捧出漱口杯，掀开杯盖，是一杯热气腾腾的阳春面。看着母亲象大饼一样焦黑的倦容，我摇摇头。母亲把面递给大姐，一向谦让的大姐，爽快接过杯子，大。口吃起来。她一边噬溜有声地吮吸面条，一边绘声绘色向母亲汇报一天的经过。母亲警觉地问：向阿奶要了多少?大姐用筷子指指枕头；道出数额。不料，母亲板起脸数落开了。母亲责怪大姐不懂事，不该让阿奶把钱都拿来，更不该不留阿奶住一夜。数落着数落着，母亲把矛头指向了我。她骂我是黑心黑肺黑古隆通的无底洞，是敲骨吸髓的吸血鬼......
默默领受着母亲的责骂，我舒展的心灵卷拢了。我不是不知道阿奶挣钱不容易，她这么大年纪还在参加田间劳动；我更知道我们不应该一次次向阿奶借钞票，而阿奶每次借给我们的钞票都成了有来无回的肉包子，全被我吞进了日益膨胀的狗肚皮，首等它们化为粪便，去肥阿奶那几分贫瘠的自留地，今生今世恐怕不会有指望!
整整一夜，我没有合眼。倒不是因为小腿痛得厉害，也不是因为臂上插着钢针，无法安睡。这一夜，我始终在想......从这天开始，"金钱"作为一枚不会结出好果子的种子，深深埋进了我的心田。
贫寒起盗心。这话不无道理，至少对我是箴言。在那时，在一个相当长时期，母亲不给一分一厘。母亲不给零用钱，甚至不为我添置衣裤鞋袜，倒不是缺乏母爱。母亲没有多余的钱通过"爱"的方式施于我。我也懂事，从不向她索取。不吃零食，不化零用钱，在我看来是理所当然的。有时候反而觉得，我非但不该向母亲索取，相反，我欠了她--直到今天，我都有这种欠债感觉。我想，如果天下所有的母亲注定要吃亏，那么，我的母亲则是所有母亲中吃亏最多的一个。为此，我为她深感悲哀。
尽管我从小懂事，能体谅母亲的难处，从不向她要这要那，但作为一个人，一个感觉器官健全的人，难免会禁不住诱惑。就说那又甜又凉又滑爽的棒冰，我就常常抵不住诱惑。即使现在，每当烈日当空，暑气逼人，窗外只要响起叫卖棒冰的富有节奏感的木击声，我便会扔掉手上的工作，打开门，掏出钱，买上几根，大嚼一气。可在那时，要抵御这种诱惑多难!有时为了吃一根赤豆棒冰或奶油棒冰，我想方设法，甚至还拖着随时都可能遭难的病涔，整天和健康的小伙伴到处拾冬瓜籽、鸡毛、乌贼骨、甲鱼壳。有一年盛夏，我还和小弟弟顶着炎日拾过桃仁。
现在，我当然知道"桃仁"的活血化瘀的功效。我的书桌上此刻就有一盒伤药，上面赫然列着桃仁的大名。那时候，我却不量懂，听说它可以换钱，就拚命拾。拾来桃仁，洗净、晒干，积到一定数量，就拿到菜场顶端那家有高高柜台的中药店，换几分钱。接过银光闪闪的镍币，便冲着路边破阳伞下发出的荡人心魄的木击声滚去，然后迫不及待拨下粘在掌心的分币，抢过那冷冰冰、硬梆梆的一块，撕去纸，就心急慌忙塞入热气腾蒸的血盆大口。我喜欢慢慢地吃棒冰，小口小口地舔，细细品味，尽可能让那甜甜的凉意在口腔中回荡，弥漫。就象对面那个叫"娃娃"的女孩子吃糖。有人给娃娃一颗硬糖，她总是大模大样走到别人面前，功架十足地掏出那颗并不怎样高级的硬糖；一边象陶醉似地微微摇晃身子，一边煞有介事地剥开糖纸，然后翘起兰花指，捏住糖的两端，高高举起，探出尖而腥红的舌头舔那么一下、两下；舔一下咂咂嘴巴、挤挤眼。感到心满意足了，才重新包上糖纸，隔那么一二天，再如法炮制。娃娃的一颗糖可以吃两星期，要不是最终被老鼠由表及里咬破裤袋啃个净光，甚至可以吃一年。可惜棒冰不象硬糖，不管你想保存多久，必须马上吃完。因此，尽管想延长那种快意，但看到它滴滴嗒嗒烊化，往往会忍不住大嚼特嚼，以致嚼得嘴唇青紫，牙关打战，快活地发出哼哼的呻吟，直到剩一根细细的淡而无味的木杆，才觉得不该吃得如此匆促，后悔没吃出滋味。棒冰始终对我有无比的吸引力。
然而，这种短暂的享受也来之不易。三五天或一星期的工作只能换来一两次快活。现在想，这种快活实在不快活。想一想，为了吃一根棒冰，连续在烈日下走十多里路，合算吗?可在那时，我没算过这笔帐。为了吃棒冰，我根本不介意中暑，根本不顾恤自己的身体。
那年夏天，特别炎热，气温经常高达三十六七度。家家户户都把铺板、竹榻、长凳，以及八仙桌置在路边，男女老少露宿街皇头，每天骄阳西去，小小的老城区纵横交错、密如蛛网地布满各种睡具，平时老死不相往来的家庭，一下子汇入这个和睦的大家庭，气氛颇为热烈。尤其象我们这些半大的孩子，更是忘情。我们拥来拥去，走东窜西，马路上到处转悠，直到东方欲晓，方肯睡去。我跟那个后来倒在枪口下的小弟弟，就是在这时相识的。不知哪里传来消息：厚实、坚硬、布满皱褶的桃核里，竟然包藏着金子般的"心"。住在九间楼的一个中学生率先拾起桃核，走上掏"金"者之路。于是这一带风起云涌，纷纷效仿。手握一柄铘头，最好是羊角铘头；腰系一只布袋，不管什么袋，装东西不漏即可；精光晒得乌黑的背，穿一条短裤，蹬一双只要在后面轻轻踩住就会摔得眼青鼻肿的木拖板，出发了。
阳光真厉害，笔笔直插下，插得头顶心火辣辣的痛。正是桃子应市季节，人们吃完香喷喷、甜蜜蜜的桃子，吐掉桃核，抹抹湿漉漉、粘乎乎的嘴，扬长而去。这些被人唾弃的东西，就成了我们的宝贝。不管什么品种：肉露水蜜桃、龙华猕猴桃、毛桃、蟠桃，均与我们无关。我们关心的是它们的内核：一只只被啃得精光、滑溜、淡绛色、皱皮疙瘩的桃核。觅到这些宝贝，往街沿石的缝隙里一塞，然后举起锑头，轻轻一磕。于是香红木色的核子便"豁然开朗"，笑盈盈地启开两瓣猩红的唇，吐出一颗纯洁的鸡心般的舌仁儿。于是扔下铘头，伸出两根泥萝卜似的手指，用指尖小心翼翼撮起，投入腰间瘪瘪的口袋。这样拾来的桃仁不用洗，太阳下晒一晒，就可以拿去换钞票。可惜，由于拾的人多，桃核成了你抢我夺的稀世珍宝。我们经常处于悲苦的失业中。有时，远远看见肮里肮脏的阴沟边有一枚，淘金狂们便"哇"地一声尖叫，同时向它扑去。由于急功近利，忽略了必要的时间差，听到訇然一声闷响，两三颗脑袋同时"撞车"，只撞得眼冒金星，额角上鼓起"红星闪闪"的凸卜瘤。
一连几天，日起而出，日落而归。一天，我向母亲要个袋。母亲不问情由，随手塞给我一只面粉袋。这袋大得可以套在身上当衣衫穿。要是冷天，我兴许会穿，现在天热，无法穿，就一波三折系在腰间。我暗暗下定决心，狠狠拾它一袋，狠狠吃一通棒冰，剩下的钱，就为自己买双泡沫塑料拖鞋。这时一种软乎乎、色彩斑斓、富有弹性的泡沫塑料拖鞋刚应市。我不喜欢态度生硬的木拖板，稍不留心就会踢破脚趾，流许多血。
那天，我正在为拾不到更多的桃仁发愁，小弟弟提议跟我合伙，我爽快答应了。我明知道小弟弟跟我同岁，我好象还比他大几个月，但我总把他看成大我两三岁。小弟弟高大结实，有胆量，有气魄。在很小时候，他就开始顺手牵羊、偷鸡摸狗了。所谓的鸡、狗、羊，是关在我家隔壁南货店里那些炮弹形的玻璃瓶中的动物饼干。这些椭圆型的玻璃瓶，齐崭崭排在柜台上的货架里。它们瓶口钥上，瓶底朝下，光溜溜的瓶底偶有裂隙，贴着大大小小的"烂膏药"。那膏药大抵用牛皮纸做成，指甲轻轻一挑，纸缝间便会挣出一头羊，一只鸡。小弟弟还在踮脚举手刚够攀到货架时，就开始干这种勾当了。
正午的太阳高高悬着。我和小弟弟光身子，裸着头颅，毫不理会尖头辣椒般的太阳。小弟弟说，市中心有钱的人多，吃桃子消暑的人也多，不妨去那里看看。口腔粘膜焦乎乎的；唾沫成了粘搭搭的汗。我舔舔晒得油亮乌黑的胳膊：汗是淡涩涩的。踢踢踏踏走到市中心，那里并没有遍地"黄金"。桃核偶尔也有，拾的人却不少。搜索到金陵路一带，我实在撑不住了。看见路旁带骑楼的商店，就迫不及待滚进店前的浓荫，顺势趴在阴凉的地上。我不想看吃棒冰的人。人来人往的人流中，偏有捏着棒冰，一摇三摆的狗男女。情不自禁中，我的视线落在一个穿花裙的小姑娘身上。她一手拿一根棒冰；一根含在嘴里小口小口地吮着，一根拿在手里听凭它滴滴嗒嗒流淌。看她不在乎的样子，我急得要命，恨不得冲上去，狠狠为她咬去两大口......也许，我的眼神透出了什么，小弟弟看着我哈哈大笑。我尴尬地咽下满口苦涩的口水，不好意思地笑了。小弟弟说，别瞪牛眼了，我们去大世界看看。我不愿意起身，下意识摸摸腰际的面粉袋：袋里干瘪瘪的，几颗少得可怜的桃仁"粒粒在摸"。攒多少才能换一根棒冰呢?我不禁泄了气。
小弟弟闪忽起大眼睛朝我微笑。"弄只西瓜吃吃怎样?"西瓜?没有棒冰，吃西瓜也好。
"你有钱?"小弟弟点点头。他把羊角铘头递给我，说声"跟我来"，轻松地走下滚烫的柏油路。路对面有家南货店，一辆卡车刚卸下十多筐蓝黝黝的西瓜，零零落落散在狭窄的人行道上。小弟弟挺直腰板穿过马路，不慌不忙朝西瓜走去。我提着两把沉甸甸的铘头，无精打采尾随其后。是清一色的解放瓜。当时是斑马纹，橄榄形的平湖瓜的天下。这刚应市的皮薄瓤红籽小的解放瓜，很快吸引了不少行人。小弟弟混迹其间，象模象样拣起了瓜。他弯着腰不时从这只筐拣到那只筐，不时托起西瓜象煞有介事用手指弹弹。看他显得这样老练，我越加对他佩服。但不久，我对他不厌其烦的挑剔有意见了。我的耐心快要坚持不住了。我要求自己抿紧嘴，生怕聚集在舌板下的稠厚、火烫的唾沫象鼻涕虫那样爬下来。
就这样，我靠在方棱棱的水泥柱上，怀着极大的耐心，看小弟弟拣瓜，等他拣只甜如蜜糖、汁如清泉的西瓜解馋、止渴、消暑，然后去进行疯狂的淘金。我的耐心经不住煎熬，终于站着迷迷糊糊打起了瞌睡。好象很长时间，又好象短暂的瞬间，我倏然睁开眼，看见小弟弟捧只圆鼓鼓的大西瓜，挺起胸膛慢慢向柜台走去。但不知怎样，快到柜台了，他突然来个180度转弯，脸带微笑、步态安详地朝我走来。他凑近我轻声、急切、不容分辩地说：
"快，拿去，向前走。"我麻木地接过小弟弟送到怀里的瓜，急匆匆，直愣愣穿过车来人往的马路，迅速拐入一条小路。我毫无目的地向前赶着。我觉得我的心在西瓜底下强烈地搏动，它"砰砰"地叩击生脆的瓜壁，使我感到这是一只保熟保甜、红瓤黑籽，蜜甜多汁的好瓜......我走着走着，眼前晃动起一根根棒冰。想到棒冰，心里顿生一股蛮力。管他妈的，怕什么，吃不成棒冰，偷只西瓜又怎样?!这么一想，心绪便安顿起来。
现在想，那时纵然我多么沉着大方，我的形象--腋下夹两，把铘头，腹上顶个大西瓜，光着上身满头大汗，不是偷儿也象偷儿。但在那时，我并没有意识到形象欠缺，凭着一股劲，心里哼着"向前、向前、向前，我们的队伍向太阳"的歌，勇往直前......不知走了多久，脚被木拖板的铅丝皮带勒得生痛，我才放慢了脚步。不久，我的耳畔飘起不成调的口哨声，回头看，是笑容可掬的小弟弟。他一直保持着距离跟随我。"慌什么，走得这么快干什么!"小弟弟满意地接过瓜，口哨吹得象西瓜一样圆溜。
我们选一条僻静的小路。小弟弟在街沿石上坐下。我拭汗。小弟弟笑着问：西瓜要吃哦?我说，有我的份，当然要吃。小弟弟笑得更开心了。他放下西瓜站起，高高举起铘头。蓝绿光润的西瓜立即按下了一只只深邃的眼睛，它们冷冷盯住我，看得我心里发毛。铘头砸不开，小弟弟捧起西瓜使劲往石头上砸。瓜终于碎了，但碎得不漂亮--弯弯曲曲画了道弧线，把瓜分成两瓣：大的一半象宜兴夜壶，小的一半象壶盖。我拿起壶盖咬一口，生韧的瓜皮差点割破我的嘴角。西瓜远比想象的寡味：热烘烘的、少汁、淡，好似母亲烧的清水肺头。小弟弟吃得细致老到、热情奔放、涕泗横流。他把那只"夜壶"一分为二，再一分为二，直至分割到最佳状态，才一块连一块，不慌不忙朝嘴里塞去。我记得，那天，小弟弟吃了整只"夜壶"，我啃了一只壶盖。就这壶盖也最终因味同嚼蜡而弃之不食。小弟弟啃完最后一块，抹抹水淋漓的嘴，凸出肚皮大喝一声"开路"，就大摇大孥去继续淘金了。看着他结实的背影，我感到委屈：这西瓜偷得有点冤枉，我根本没有品出西瓜味道。但隔了一夜，当我很想吃棒冰而仍然无法如愿时，我便觉得，那西瓜的味道也实在不错：甜、多汁，不愧为大名鼎鼎的解放瓜。于是我后悔当时只吃了一小块。不过，以后，我还是吃到了西瓜。那天，在拾桃仁的路上，我想吃棒冰，小弟弟建议吃西瓜。就这样，我们先后偷了两次瓜。当时小弟弟嫌味道不好，啃了几口就抛下了。我吸取了教训，敞开肚皮大吃。这天，我几乎没吃饭，撒了许多许多尿，很快把棒冰的诱惑扔得远远的。以后，我们不仅偷西瓜，还偷货真价实的水蜜桃。不过，这些勾当都是小弟弟唱主角，我做些望风、掩护、移花接木之类的小动作。要不是我的母亲，我真不知道以后会干出什么无法无天的勾当。
我永远感激我的母亲，感激给我生命，给我今天一切的母亲。每当我的生命受到威胁，都是她伸出慈爱的双手拯救了我；每当我误入生命的岔道，都是她及时为我拨正生命的航道。记得孩提时，有一次，我把幼儿园玩得爱不释手的一只玩具沙发偷偷带回了家。当晚母亲发现我的"劣迹"，根据我的认识能力，对我进行批评教育。她指出两种改正错误的方法由我选择；
一，悄悄归这沙发，以后坚决改正；
二，告诉老师，然后"杀杀工"打一顿。经过考虑，我选择了前者。翌日，我乖乖地"物归原主"。母亲当即和颜悦色表扬了我。我心里甜滋滋，暖烘烘的，暗暗下定决心"改邪归正"。现在有时回忆童年趣事，偶尔想起此事，随之而起的是对母亲的深深敬意。母亲当时的教育实在明智。
还有，这年秋天，就在我为强烈的贪欲所驱，为满足口腹之乐和小弟弟缠在一起，以致于差点走上犯罪道路之际，母亲又及时给了我当头棒喝。
通过多次"小试牛刀"，小弟弟跟我的关系更密切了。他信任我，干什么都喜欢拉着我。而我也乐意和他交往。这年秋天的一天上午，他不知从哪里弄来五元钱。"南京路去哦?"他小声问。看他神秘兮兮的样子，戬感到今天一定有什么好事。我不愿去。今天母亲休息，万一找不到我，会发脾气的；再说我的肘关节血肿刚退，如果奔跑，鼓胀的胳膊会疼痛：聪明的小弟弟看出我的心事，笑嘻嘻地对我说：今天不用奔，你还是去吧，保你开心。我明白他的意思，爽快答应了。我们慢慢向南京路走去。走到半路，小弟弟突然弯下腰，从表袋里抽出一小块黑糊糊的东西，在我眼前扬了扬，又利索地插入。我没看清，问是什么。他得意地一笑：
"五块钱。"五元钞票?!我大吃一惊。当时八元钱就够一个人的一月伙食费，这五元钱对小孩无疑是一笔巨款。我问：钱是哪来的。小弟弟一味傻笑，不予回答。后来他见我脸色苍白，被吓懵了，才故作轻松地告诉我，钱是从铁头家的玻璃台板下拿的。昨天晚上，许多人涌到铁头家听唱片，他趁人不备偷偷"拿"了。他再三强调，这是"拿"的，不是"偷"的。五元钱虽然对我是个吓死人的数目，但金钱对我的吸引力实在太大了，再说，这钱是"拿"来的，我就放心了。
到了南京路，小弟弟闪进一个小便池。环顾左右没人，他迅速从袋里掏出那东西。这次我看清了，是几张折成拇指大的钞票。小弟弟分离出一张，其余的塞入表袋。看他塞表袋的样子：撩开衣襟、一肩高、一肩低，指尖夹着钞票，卟地插入袋里；那利索劲，真让我羡慕得要死。小弟弟抖抖衣襟，拍拍表袋，喊了声"开路"。于是我们开始了实行被小弟弟称为"买光，用光，吃光"的三光政策：见商店就钻，见好吃的就买；水果、糖果、零食；甜的、咸的、酸的，一家一家收罗，一样一样朝嘴里塞。往往嘴里没吃完，手上的东西就有待往嘴里送了；手上没出空，袋里的东西又在探头探脑了。我乎生第一次遇到这种难题，真有点手忙脚乱。小弟弟始终显得有条不紊，镇定自如。他不慌不忙朝嘴里塞，嘴唇稍稍翕动，口腔就出空了。当然，小弟弟都是买双份的：两块糖糕，两包橄榄，两袋陈皮梅，两瓶汽水......然后一分为二。我对汽水没兴趣，宁可吃棒冰也不愿喝汽水，因为钱是小弟弟的，我不能作主，只好买啥吃啥。
就这样，整个上午，我们从西藏路逛到河南路，不仅走酸了腿骨，还吃酸了嘴巴。小小的胃囊成了什锦砂锅，什么滋味都有，惟独没有一样：饿。我们走不动了，就坐在亨得利钟表店门前喘大气。按照小弟弟的意思：与其留下余钱、留下隐患，还不如统统包销。他掏出所有钞票清点：还剩两元多。他为难，他说，余下的钱无论如何不能带回家，说不定，他母亲会抄他身。他建议再接再厉，打一场彻彻底底的歼灭战。"去中央商场吃鸡鸭血汤，要不干脆上饭店!"看他兴致勃勃的样子，我一点精神也提不起。我突然想起母亲今天休息，说不定正在到处找我。此刻，我觉得踝关节出现发病的征兆：微微泛酸、隐痛。于是我提议回家，马上回家。小弟弟看我态度坚决，同意回家。不过，他提出要求：把余钱存在我处。我顿时紧张。母亲休息在家，被她发现不是玩的。我嗫嗫嚅嚅、颠三倒四解释，一言蔽之，不愿做"窝赃犯"。小弟弟眼不眨地看着我。我想，这时他一定在思忖：这人是否有有福同享，有难同当的素质。解释完毕，我以为说服了他，不料，他沉默半晌，启开薄薄的唇，吐出两个平淡无奇的字，我就动摇了。
"明天，"小弟弟说，"我们去吃'两面黄'，就是那种打耳光也不肯放筷子的'两面黄'。"对两面黄，我早已久仰，隔壁有位美食家大哥哥，就经常提起它。只是它是方是圆，是长是扁，．我不得而知。于是想，既然小弟弟愿意带我吃两面黄，也该当一回"窝赃犯"。"真的，明天，就我们两个去?"小弟弟言之凿凿，递来一迭钞票。我把分币还给他，把纸币叠起，统统塞进黑胶鞋。说定明天上午在我家门口集合，我们快步回了家。
母亲果然在找我吃赤豆汤。她不知听哪位医生说的，我这病是缺血引起的；血是红的，赤豆也是红的，所以赤豆补血。有一时期，每逢休息，母亲总会忙里偷闲，煮一大锅赤豆汤；如果家里有红枣，她就烧红枣赤豆汤。只是不知什么原因，母亲烧的赤豆汤，是名符其实的"汤"：不见红枣，少见赤豆，独多的是清水晃荡。不是淡而无味，就是甜得发苦，喝完汤，舌头还苦吟吟、麻涩涩的--那是多放糖精的缘故。尽管如此，我对它充满感情，每次借"补血"为名，大喝特喝，直喝得肚皮透明、凸出。看我这样喝汤，母亲总斥之为"穷相"，"饿死鬼投胎"。后来她对"补血汤"作了改革：剔除红枣，掺入花生衣--那种据说对我的病具有特殊疗效的苦涩得几乎能把全身液体赶尽杀绝的花生米红衣，这样，这种赤豆汤就成了我的专用汤，从此我对它失去了兴趣。母亲洞察了我的以"补血"为名行"解馋"之实的可恶用心，以后就不常做"补血汤"了可是今天，母亲心血来潮，不仅烧了满满一锅"补血汤"，而且还把强加在它身上的不实之物(花生衣)坚决予以剔除。汤煮得浓浓的，面上还有几颗圆硕的东西在作袅袅状。奇怪的是，却引不起我点滴食欲。"舀一匙吃吃，蜜蜜甜!"母亲正告我，言外之意，此汤已经不是彼汤了。我勉强喝一口，果然很甜。这是一种充和，平静，纯美的甜。我猜，汤一定是用白糖煮的，而且是那种细腻白洁的东北绵白糖。我培养一下感情，努力激发起热情。然而纵然煞费苦心，依然对它冷若冰霜。
"怎么样，哪里不舒服?"母亲挑起眉毛，警惕地问。我佯装出兴趣盎然的样子，拿起调羹，立志要喝得滋溜出声。那天午饭，我硬吃了半碗。但不管我怎样掩饰，我故作的津津态多少引起了母亲的注意。
赤豆汤和午饭的破绽必须掩盖。下午，我躺下装"狗"样--每次发病，母亲总骂我"死狗"。我和衣倒在床上，不敢脱鞋，生怕从又臭又脏的黑胶鞋里露出"马脚"。否则免不了一顿暴打。母亲向来对小偷小摸犯忌。她从小告诫我们：人穷不能志短，人穷志短，这才不可救药。
此刻，我把脚搁在床沿，恹恹地转向床里。我闭上眼睛，试图装出熟睡的样子。要命的是我的注意力一刻也无法从黑胶鞋上移开。我担心鞋里的钱不慎从豁开的"老虎口"滑出。渐渐地，我觉得脚底微微发烫，越来越烫。火辣辣的火舌舔着脚底，不久，灼热感变成了微痛感......于是我为明天拽担心生病，吃不到两面黄......我反思：我朦朦胧胧觉得不义之财是不应该贪的，今天我贪了不义之财，非但败坏了"赤豆汤"的兴趣，而且将陷入苦难深渊--要是疼痛加剧，让母亲送医院，说不定又要化大笔钱......我后悔。现在想，这是我最初萌发宗教情绪、感到"因果报应"这么回事。我常常感到奇怪：我不信教，但熟悉我的工朋友都说我身上有股浓厚的宗教情绪，推根究底，这情绪恐怕就是疾病带给我的。黄昏，我家摆开八仙桌准备吃饭。就在我考虑要不要起床吃饭的当儿，一伙人浩浩荡荡闯进了我家。为首的正是大名鼎鼎的"铁头"，他身边是猥猥琐琐、脸上挂着五彩的小弟弟。铁头开宗明义说是来拿钱的。尽管我几乎二话不说，马上从臭烘烘的鞋里取出同样臭烘烘的钞票，母亲还是不由分说抽了我一个大巴掌。我毫无防备，被掮成一只陀螺，捂住脸哼叫着满屋子打转。母亲不肯饶我，抓起我脱下的胶鞋，劈头盖脸一阵"冰雹"，打得我鬼哭狼嚎，抱头鼠窜，不是邻居闻声赶来，说不定我会被打死。好心的邻居纷纷抬出挡箭牌--我的病。他们用打坏了"合算不合算"的道理开导母亲。在他们劝阻下，母亲撇下向隅而泣的我，气咻咻地抖落起她的洞察力。她说，我一进门，她就轧出了"苗头"。
"哼，赤豆汤也不要吃了，平时吃起来象恶狼，今天不要吃了!"还说什么我搞阴谋，耍手段，躺在床上"装胡羊"。说得兴起，她举手又打......不过我心里明白，当着这么多人，不管她如何高举"不打不成器"的旗帜，是坚决打不起来的。还是小弟弟的母亲有水平，把我和小弟弟的界限划分得泾渭分明：钱不是我偷的，我最多是个"协从"，党的政策历来是"协从不问"，因此对我采取这么严厉的措施显然过火了。她这么一表态，母亲马上对她肃然起敬--事后母亲一再表扬小弟弟的母亲懂道理。当然我知道这些溢美之词是建立在她当着"众乡亲"的面，把我定为"协从"的份上。既然有幸被定为"协从"，我就索性装出一副"受蒙蔽无罪"的样子，伺机"反戈一击有功"，对小弟弟进行检举揭发。刚说了几句，当看见小弟弟身上脸上的累累伤痕，我动了恻隐之心，打消了"立功"的念头。这伙人在两位母亲就赔偿问题展开拉锯战的时候走了，而我则因"嘴馋""贪吃"，让母亲采取"以毒攻毒"的办法，喝令"饿饭"一顿，滚进被窝"悔过"。我抽抽嗒嗒走进里间，乖乖上了床。两位母亲在外间"争论"。小弟弟的母亲认为我是无辜的，已经打重了，不要赔了；母亲坚决要赔，表示一分也不能少，且态度坚决，言辞铿锵。我知道母亲，她嘴上不让人，口袋里未必有钱，一旦赔了钱就会心疼，这样，遭殃的还是我。我希望小弟弟的母亲态度坚决些，否则我又得吃皮肉之苦了。果然在拿出一元两角、送走了小弟弟的母亲后，母亲就象狼一样冲进里间，抓起竹尺，掀开被子，朝脱得精光的我噼里啪啦一阵暴打。从竹尺掉下第一下，我就感觉到这是真打，狠打，猛打，具有"棒头底下出孝子"的意韵。临睡前，气咻咻的母亲对我说：今天还算照顾我的，要不是我的病，这顿"生活"就好看了．。我相信，母亲一点不言过其实。因为我确实该打!然而，就在母亲表示对我宽大处理的半小时后，胳膊肿成大馒头的我还是被她送进了医院。
我记得很清楚，这次去医院，母亲也化了一元两角--连挂号和包扎。回家路上，我觉得这钱化得冤枉，母亲却认为值得。我明白她的意患：化这些小钱最终能阻止"咬奶头"的悲剧，那无疑是大大合算的。
家里人说，我的"改好"，和母亲的大棒有关但我认为，母亲的大棒政策对我的思想转变起过一定作用，而不是决定作用。．我的最终"改好"，纯粹出于一个偶然的原因。
这年冬天，我的病发作频繁，病情加重。每次病痛袭来，我总是龟缩在小阁楼上那个放马桶的死角。透过一排灰蒙蒙的气窗，可以看见半条被窗框隔成一块块的马路。躲在那里，我可以看见外面的形形色色，外面的人却看不见我一丝一毫。发病的时候，我知道我的形象寒碜：佝着身子、抱着腿或胳膊、紧皱眉头、表情呆滞、脸色死白，象只不幸被呛死的小虾。
小弟弟这个人不错，直到今天我都这样认为。他聪明，机警、大度、豁达、讲义气。那次，他并没有因为我的"检举揭发"疏远我、仇视我。相反，他认为我们的友谊经过"血与火"考验加深了。尤其当他知道我被母亲打伤、送进了医院，他对我更友好，甚至佩服。他乐意交我这样的朋友，处处充当我的代理人。我也乐意交他这样的朋友。有一次，我正在发病，他来找我。姐姐告诉他我病了。我在那个死角看见他脸露不屑：咦，又病了!掉头就走。小弟弟的这声"咦"，让我自卑透顶。为此，我埋怨姐姐，责怪姐姐坍我的台。姐姐认为我大惊小怪："说说又怎样?实事就是嘛!"见她振振有词，我心里恨得要命。现在我想，我那不可抑止的自卑感，那种由自卑转化来的自尊，就是在这时产生的。
经过三五天或一星期静养，缓解了疼痛，我缠着绷带，面色苍白地下了楼。
是的，我怕小弟弟他们察觉我的病而疏远我。每次看见他们生龙活虎，成群结队，外出"打野食"，心里就有种失落感；这年冬天，我们这一带的男孩热衷于"老牛拉破车"的把戏：
偷一辆拖车，轮流拉着周游"世界"。一群半大的男孩，坐了满满一车，让另几个同样大小的男孩，前拉后推，顶着寒风，汗流满脸，却兴致勃发，情绪高涨，这情景现在想来有些滑稽，但在那时则气势壮观。我们曾经拉着黄鱼车如入无人之境地横穿南京路、浩浩荡荡直奔华山路、康平路--当时的上海市委在华山路；听说康平路上发生过什么"事件"。具有"领袖"色彩的小弟弟还建议，拉着黄鱼车访遍上海的革命历史遗迹：兴业路的"一大"会址，香山路上的孙中山故居，四川路上的内山书屋......当然，在参观访问途中，小弟弟不忘干些偷鸡摸狗、顺手牵羊的勾当，然后坐上车子惬惬意意享受。他称这种"享受"美其名日"南霸天"式的享受。
在"大串联"开始阶段，我象集体中的每一员一样，既有当"南霸天"的权力，又有当"强巴"的义务--大家轮流拉车，轮疼坐车，公平合理。后来不知怎样，小弟弟知道了我的病。他提出免去我的拉车人义务。经过表决，大家一致通过。以后，我坐了两天车。但两天坐下来，我发现，光享受不劳动的滋味也不好受，不说冷风让人受不了；就说自尊心也不许我"坐享其成"。因此，每当有人提出诸如鞋带断了、脚底起泡之类的减免申请，我就积极争当替补队员。然而，剧烈运动的后果是可想而知的。就在小弟弟想用黄鱼车来干些"奔袭"行动的当儿，我便因"老弱病残"之嫌，被"精兵简政"了。
我记得，这是一个没有太阳的下午。凛冽的北风，不时从地面抄起尘土，送进我的眼窝、送进我的领口。那天，小弟弟偷来一辆崭新的黄鱼车。他们聚集在菜场摊棚后小声嘀咕。见他们不时向我瞟眼神，我便敏感地意识到将要发生什么变故。果然，小弟弟笑嘻嘻朝我走来："我们今天要奔......人家说不定会追，我们就扔下车子逃......"不用多说，我当即明白了。于是，我点点头，显得无所谓，心里却难过得想哭。就这样，我眼睁睁看着强悍、灵活的"同伙"，毫不留情地抛下我，吆喝着拉起车，风风火火向西冲去。他们走后，我始终愣愣地坐在冷冰冰、湿漉漉、用竹爿搭成的菜摊上。我始终魂不守舍地坐在峻峭的寒风中，默默等候小弟弟他们归来，等候他们带回种种趣闻......
天擦黑了。他们没有回来，我却感到肘部在微微作痛。于是带着周身苦寒，悻悻而归。我百无聊赖地躺进被窝。母亲下功：回家见我躺着，以为我学乖了。不料在转身之际，她听到一声粗重的叹息。叹息是我发出的。我不知道为什么叹息：受了冷遇、疼痛缘故，还是一种认命的先声?总之，这叹息意义重大，它预示一种新的开始，因而格外粗重。听到叹息母亲慌忙转身：
"怎么啦?"我沉默。她俯身用冰冷的脸拭拭我的额头。哟，不好，有热度!"我知道自己病得不轻，只是不愿意承认。母亲建议去医院。我摇摇头。我觉得我不配去医院。
这一夜，我再次经受了煎熬。我几乎没合眼，我想得很多。子夜过后，躺在脚后的母亲被我折腾醒了。她无法忍受我的痛苦，把我拖出被窝。在去医院的路上，在那没有星辰的夜空下，我伏在母亲温暖而瘦弱的背上，呼吸着她粗重而温馨的喘息，我突然感到一种从未有过的自责。是的，在短短的一个半月里，我竟然去了五次医院!我应该懂事了，否则，我太对不起我的母亲了。
翌晨，我从医院回家，看见小弟弟正在初升的太阳下戏耍。我低下头，匆匆从他身边走过。尤其次日，当小弟弟吹着口哨从我家门前走过，我更感到自惭形秽......从此，每发一次病，我沉默一成，而小弟弟精神一成，我越来越萎靡，小弟弟却越来越活跃。不久，我们就生分了。以后，我们的关系就象当时一句台词说的：两股道上跑的车，走的不是一条路。十多年以后，也就在距今十多年之前的一个秋天，我们俩的生命之车都停顿了。不同的是，我是因故抛锚，被迫停驰，而他却永远驰进了生命的终点。小弟弟验明正身、绑赴刑场那天，我正因血尿住院。那年，我参加工作不久，大约在七四年。这次发病，是我自找的--我想学会熬夜，学习写作。当时我的工作要早起，而我硬不让自己早睡，坚持坐在书桌前读、写。但是没坚持几天，我就因劳累过度垮了。
我至今记得这样一个秋高气爽的下午。我躺在一间宽敞明亮的病室。我的面前是一排落地钢窗，窗外是一个长长的阳台。一株拔地而起的大叶杨把蓬松、翠绿的树冠送到阳色边。我手上挂着补液，静静躺着，静静享受着眼前的安闲和静谧。正在这时候，一支黑洞洞的、深不见底的钢管对准了小弟弟扁平的后脑勺。随着一声脆响，我们这一带从此失去了一个矫健、强壮的身影。
这都因为小弟弟制造了一桩命案。
在我们这一带，有家老字号米店，名叫强康。强康是它的旧称，现在当然改为××粮店，但居民们依然称它"强康"。这年春天，在一个漆黑的深夜，小弟弟从气窗潜入强康米店去"借""吃头"。那时候，黑道中把"偷"称为"借"；把粮票称作"吃头"。小弟弟和我同届理应去农村，但父母不让他去，他也不愿去，就这样被搁下来"待分配"。昔日的同伴外出的外出、工作的工作，具有团伙意识的他从此混入社会闲杂人员行列。身强马壮的七尺汉子靠父母赡养，怎么好意思?不久，他很快染上了赌博恶习。出事前一个月，他赌输了大笔钱。急需要钱还债的他，自然想到了强康，想到了粮票。
小弟弟知道米店没人值班。因为米店没有银箱，营业款都是当天缴入银行，粮票也是随手注销的，即使有也所剩无几。但为了钱，他还是想试一试。不走运的是，他偏偏撞上酒槽老朱。老朱是老强康，家小都在农村，平时住宿舍。那几天，正值宿舍大修，老朱就象当年"学生意"那样，背着铺盖，在三尺柜台上搭铺将歇。那天深夜，老朱正酣然入梦，朦胧听到声响。他以为老鼠作祟--店里的老猫已失踪多天，随手拉亮日光灯。就在"司大塔"闪忽的刹那间，他看见一个身影。这一京非同小可......那天，小弟弟刚站定，忽然听到一阵鼾声，于是赶忙蹑手蹑脚打开门，情急中偏偏找不到门栓，却踏翻了畚箕。于是，这一带就发生了一幕血淋淋的悲剧......
消息传出，大家震惊。尤其对老朱，大家尤感惋惜、哀伤。我记得，这一带居民都喜欢跟老朱逗乐。老朱是个快活人，又是单身汉，喜欢寻开心。人们喊他"酒槽猪头"，他最多傻笑，并不生气。这个整天嘻嘻哈哈、开朗乐观、辛苦了一辈子的老人，怎会想到，就在即将退休前夕，竟会死在看着长大的小弟弟的秤砣之下。我无法猜测，小弟弟在向这位和蔼老人砸去的时候心里是怎样想的。老朱平时待人不薄，包括小弟弟家在内的许多街坊都受过他的恩惠。米店只要到涨性足、吃口好的新米，他总会笑嘻嘻地挨家挨户通知。更令人不可思议的是，小弟弟平时也和老朱相处得蛮好。他经常靠在米店柜台边跟老朱海聊。有什么好烟，述不忘敬老朱。支。而老朱也不客气，笑咪眯接过，夸张地在鼻尖下嗅嗅，然后高高兴兴支在招风耳朵上，留待蹲坑时享用。可就这个小弟弟，仅仅为了不多的钱和粮票，却把这个即将告老归乡安度晚年的老人砸死了。据说，老朱死亮扭住小弟弟，边大喊抓贼，慌乱中，小弟弟随手抓起米店的大秤砣......于是，老朱的血把一袋准备留给哪位熟人的粳米染成了血糯米......
此刻，我静静地无可奈何地躺着，胳膊上缭着古黄的橡皮管。我眼睁睁看着阳台边那片青绿。一尘不染的窗玻璃外是一孔派柔和滑爽的秋阳。母亲耷拉着脑袋，似睡非睡靠在白色的铁床架上。一绺稀疏、枯黄的额发，散在她纵横交错、皱纹迭起的脸上。是为了解乏，还是为了解闷，或许为了宣泄郁结在心间的愁绪，她嘴里不时吐出毫不连贯的话语：
"唉，这小赤佬......"；"小弟弟的娘疯了......""这小鬼的面孔扎得象肺头!"；
"前世一劫，也是数啊"。
其实，关于昨天下午的一切，母亲未必亲眼目睹。这些天，她整天陪我，不可能知道小弟弟行刑前后的细微末节。她告诉我昨天发生在家门前的一切，都是她晚上回家为我烧菜或取衣时，听哥哥姐姐说的。这几天，我们这一带被搅得沸沸扬扬，传说、轶闻层出不穷。怪不得哥哥姐姐不愿来医院探望我。我被锁在腻味的病榻上，为失去最后看一眼少年时代的好朋友而深感遗憾!
此刻，我的眼前浮现出小弟弟的音容笑貌--一张永远笑嘻嘻的白皙的俊脸；浮现出他干过的那些丑事、傻事、可笑事。其实，从本质上说，他这个人不怎样坏--甚至还显出几分好心眼。他最多算个沾有不良习气的淘气鬼。他讲义气，为人慷慨大方，常常不失时机地给人帮助。记得有一年夏天，母亲陪我看病回家，暴雨在我家门前汇成了一条小河。三轮车佚抛下我们径管自己走了，而我们却因无法蝓越眼前的水流而为难--我这个大小伙子，怎能让母亲背着瞠水?!我斜倚着母亲正在发愁......一个强悍的身影闪进伞冠。是脸含微笑的小弟弟!我想起对面"九间楼"的屋檐下似乎站着几个闲聊的人......原来正在闲聊的小弟弟早就注意我们了。小弟弟朝我点点头，微笑着对母亲说：
"我来"，弯腰抱起了我。就在我伸出手臂本能地攀住他粗壮的脖子时，我闻到了一股浓郁的气息，一股青年男子的健康的气息。我感到羞赧，感动。他跨过积水，轻轻把我放下。母亲向他道谢，请他抽烟。他朝我微微一笑，说声"不客气"，转身冲向密密的雨帘。这是他成年后第一次来我家"作客"，逗留不过几秒钟，却给我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印象。然而，就这位朋友，被钉上了历史的耻辱柱，作为他的朋友怎不感到震动?
母亲说，小弟弟是由四辆警车，十三辆摩托车押来的。他先在九间楼前的土堆上批斗，然后绑赴刑场。昨天清晨，天蒙蒙亮，派出所民警偕同里弄专政队就在土堆上拉起了有线广播。中午，里委送来两只漏斗形的大喇叭。喇叭重新刷上了银漆。一只被高挂在"九间楼"前涂着厚柏油的电线杆上；一只被置在土堆上；土堆上直楞楞插着根粗粗的杠棒一一就是《海港》中被老码头马洪亮们摩挲得乌光锃亮、具有革命样板意义的那种。银白色的大喇叭就悬在杠棒顶端；远远看去酷似一朵永远向着红太阳的葵花。为了防止不法之徒劫持法场，民警同志和专政队员作了清场：把濒临土堆的"九间楼"上各户居民的钥匙统一收缴，直到小弟弟脸孔紫绿，神智不清地被熊背虎腰的军警塞入闷罐子囚车，民警才发还各家各户钥匙，让大家淘米烧夜饭......
听母亲颠三倒四，昏昏沉沉说着，我心里展现出一幅躁动而喧嚣的画面：
小弟弟被五花大绑押上高高的土堆；两股拇指粗的白色绳．索深深嵌在他并不细的脖颈上。血流被切断了，全身血液都郁积在那张国字脸上--此时当然不能称"国字脸"，因为它臃肿、虚浮、变了形。胸前照例吊一块大牌子；牌子上用斗大的毛笔酣畅淋漓写着"反革命杀人犯张小弟"；"张小弟"三字必是用血样的红笔打上叉的--那时候，不管什么人犯均称"反革命"。小弟弟浑浑噩噩向前垂着，忽儿倒向东，忽儿斜向西，幸亏两旁各有一根牢不可破、无坚不摧、用钢铁长城浇铸的"柱子"，才不致倒下。只是我不知道他的裤管是否被扎紧。母亲没有交待这个细节，以后我出院，邻居也没有说到这个细节。因此，我觉得，那天所有在场的人，忽略了这个至关重要的细节是很可惜的。我曾听邻床病友说：押赴刑场的待决犯都需扎紧裤管；不扎裤管，到时候就会滚下干的湿的。我仔细品味他的教诲，觉得不无道理：一旦弄出这些东西，那场面一定尴尬，而且够那些工作同志麻烦的。由此推断，扎裤管这一步骤万万不可粗心大意。小弟弟就这样左右倚靠着坚强的柱子，突兀在光溜溜的土堆上。脚下是一只只黑白相间的"西瓜"、一对对铜铃般的"桃子"。这圆鼓鼓、黑呼呼的一堆，肃穆在他的脚下，连呼吸都静止了。我想，当时小弟弟一定知道他的前方是我家那排陈旧的高平房；他的背后是赫赫有名的文化遗迹"九间楼"；他脚下踩的是被我们当年称之为"山"的土堆。这土堆就是"深挖洞、广积粮、不称霸"的时代写照。那时候，附近的里弄、学校、商店、工厂、菜场挖防空洞挖出的几千立方泥土，就积年累月堆在这里，形成一系长条山脉，给这幢近四百年历史的古楼平添了一个人文景观。这山脉高陡、气势宏伟、与古楼那具有明代风格的廊檐比肩相峙；它不长一草一木，不筑一亭一阁，是座纯粹的"山"。小弟弟一定记得，以前，我们经常上山"打游击"、坐山观天、发些"山高皇帝远"式的牢骚；有一年盛夏，这里的大人也上山乘起了风凉......
此刻，银色的喇叭在半空中喧响；小弟弟的大名被喇叭吐进吐出，在人们的耳孔里钻进钻出。小弟弟的腿弯酸汪汪、软沓沓的；小弟弟的背脊冷嗖嗖、汗淋淋的；小弟弟的头面热烘烘、鼓胀胀的；小弟弟的神智忽儿清晰、忽儿模糊，忽高忽低地飘......此时，我无法猜测他是怎样想的，但有一点我清楚，此刻的他，一定象正在大出血，大疼痛的我，蜷缩在闹烘烘的候诊室里，听凭着那些操有生杀大权的白大褂的处置，满心充彻着慌、乱、怨、恨、悔、愧、恐惧和渴望......
我默默注视着透明晶莹的玻璃滴管。掺着止血剂的淡红色的液体，正不慌不忙、清醒、理智、冷静地滴着：卟笃、卟笃、卟笃。它轻轻地，呈梨状地向通透的玻璃管砸去、砸去、砸去。砸成的碎片，流进了我细细的血管，流进我绷紧的心房，在我空洞的胸腔引起一阵阵悠远的回响：小弟弟死了，死在一根陌生的空心铁管下；我活着、活在一架腐霉、潮湿、缠绵的床榻上。我知道，我活得窝囊，这窝囊的活，对任何人都是不可取的。同时，我毫不犹豫断定：小弟弟也死得窝囊，这窝囊的死，对任何人更是不足取的。尽管人的生命是有限的，是短暂的，有的生命还不一定会绽放出璀璨的光芒；但是，是生命都是美丽的，不管发光的生命还是不发光的生命都是美丽的。因此，每个人都不应该随便处置自己的生命。小弟弟毁于自己的一念之差，从此他的生命黯然无光，否则，凭他的体魄，很难说他的生命不会发出光亮。今天我还侥幸存在着，这全因为我的病，要是没有这个病，也许我会成为小弟弟第二，在那个纷乱的年代、在那个缺乏文化的环境。但是，我又想，如果没有这个病，我真的会成为小弟弟第二吗?小弟弟的毁灭，难道仅仅应该归罪那个时代、那种环境吗?
有时我向朋友们说起我的少年、少年时代的朋友小弟弟，总会推出我假设：要是我没有病，可能会落到小弟弟的下场。多数朋友没等我说完，就打断我阐述，对我病态的联想加以善意的嘲笑。只有少数朋友听完我的解释，在经过沉思之后，认为有这可能。比较分析两类朋友的两种意见，我吃惊地发现：凡是对我的假设表示认可的少数人，都是些或以他们严肃的生活态度，或对人生的练达而赢得我崇敬、爱戴的好朋友；凡是对我的假设大加嘲笑的人，大多是些浑浑噩噩、不明是非的糊涂虫!
我了解自己。我小小的生命从来就燃烧着强烈的物欲。
我决定把个人的隐私，毫无保留地写出来，并非为博得人们的一嗔或一哂，而是为了对自己警策：人生旅途充满危险、充满诱惑；稍有不慎就会被欲念引向危险的岔道、引苦难的深渊。我的右脚跟至今留着一个"碗大"的疤，每晚洗脚都能看见它。每次看见它，我总会想起少年时代那些痛苦屈辱的往事。就这个留有我生命印记的疤痕，记下了我的贪婪。
记得在稍明事理的十三四岁，物欲始终紧紧纠缠着我。尤其在那些因为看病而让母亲大量化费的时候，我对金钱的占有欲便达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有一年冬天，我听说有人在菜场捞"外快"，就隋不自禁受了诱惑，迫不及待跟去了。
所谓"外快"，就是被遗留在菜摊板缝里、踏脚板下、钞票箱里的分币或少量角票。我们去捞的时候，营业已结束，因此，这种"外快"是名副其实的"外快"。
我脚跟的那个使我蒙受耻辱、使我家蒙受不幸的印戳"碗大"的疤，就是在捞"外快"时落下的。不过，这跟一双胶鞋有关。
我想不起，在工作之前，母亲曾经为我添置过多少衣裤鞋袜--那时候，我都是穿哥哥、甚至姐夫穿剩的。母亲不常为我添置衣裤鞋袜，即使添，也象当时善于勤俭持家的家庭主妇主张"留有余地"，而且留好几年的余地。记得十一岁那年，母亲给我买双黑胶鞋，也搬出了"余地"论，特意买大了两三码。并且还不无忧患地说，我的脚正在日长夜大，买得太小，到时候鞋子还崭崭新的，却穿不下，岂不冤枉!但事实并非象母亲说的，这胶鞋我穿了一年，乌黑的帆布磨白了，穿在脚上还空落落的，走起路来依然"呼哧呼哧"，有呼风唤雨之感。更为难的是，穿这鞋有深重的后顾之忧：必须时时刻刻顾盼坐姿。要不然，当你正象煞有介事大踏步向前，有人只要轻轻踩住那多余的一截，保险把你摔得眼青鼻肿--。当时有人经常用这种恶作剧作弄我。为了避免防不胜防的意外事故，我不得不采取防范措施：每次穿鞋，总把鞋带抽得紧紧的，让鞋带对脚板笼络感情。然而，正象辩证法说的：凡事有利必有弊。这样，鞋子跟脚了鞋带却损得厉害，一根新鞋带，没使用几天就绷断。对此，母亲很有意见："你这是在干什么?!系鞋带，还是在捆强盗!"说实话，我在系鞋带时的神态，确实有股捆强盗的意味：低着头、咬着牙、瞪着眼，面孔涨得通红。后来，母亲见申斥无效，在连续为我买了三副鞋带后，索性扔给我两根粗电线。她想：这下总够你用力了吧。这两根杏黄色的电线也确实管用--胶鞋穿得稀烂，它依然完好无损，接上电源仍可通电。只是，黑色胶鞋串两根鲜艳的电线，不能不使我的形象受到损害。想一想，鞋带是杏黄的，橡胶是黑色的，帆布是白色的；再加上那些逐渐点缀上去的花花绿绿的补丁，使胶鞋显得花里胡哨，稀奇古怪，酷似哪本连环画中老神仙的"百宝鞋"。就这百宝鞋，好容易挨到"合脚"，却要寿终正寝了。先是脚趾顶端两块薄如蝉翼的胶皮被磨破，好象开了两扇窗；窗里经常探出两个圆溜溜的黑和尚，总是东张西望遭惹是非。有一天，其中一位遭到当头棒喝：踢在一块尖棱棱的花岗岩上，顿时血流满脸。幸亏回家用绷带紧紧扎上，才没酿成大祸。只是趾端长了个若大的紫血泡，酷似傲笑天下的龟头。
这鞋不能穿了。我要求母亲买新鞋。那天我在洗脚时故意把脚跷得高高的。母亲很认真地审视着那个紫血泡。我以为她动了恻隐之心，特意伸了伸脚。不料，母亲后退一步，厌恶地皱起眉头，大声喝斥：在家里呆着，不许外出!看着母亲铁板的面孔，乖觉如我，只好缄口。可这破胶鞋不为我争气，动不动就磕破脚趾。一天，大脚趾又磕破了，我硬着头皮再次向母亲提出买鞋，而且还把她经常挂在嘴上的有关"小洞与大洞"的道理，郑重其事推出。我的意思很明白：这么简单的帐都不会算，还配做母亲?我还说：买不买鞋我无所谓，说到底，还是为她着想，等等。母亲不堪我饶舌，在抱怨一通我"脚头重"之后，答应为我买新鞋。不过，她提出等发了工资。尽管我对母亲的附加条件不甚放心，还是觉得高兴。从此，我天天拨着手指，盼望母亲发工资。有一天，好容易盼到母亲发薪，一次发作打破了我的美梦。但作为一次补偿，病愈后我去了附近的百货商店。我久久扒在陈列鞋子的橱窗前，一双双欣赏，一双双评判，就象现在有关专家观看时装模特儿。我应用无比出色的想象，伸出墨墨黑的脚爪，一双一双试穿：穿着它们在镜子前比试；穿着它们在大马路上趾高气扬；穿着它们来应验人们各具色彩的眼神。就这样，我在那玻璃橱窗前扒了半天，直到两腿酸汪汪，要滴出咸菜汁来，才悻悻起身，依依不舍离开。现在想，一个十三四岁的男孩，蹲在一个陈列着既不能吃、又不能穿的胶鞋、雨鞋、塑料拖鞋的橱窗前看半天，似乎不可思议。但那时我确实做了，而且做了不止一次!经过反复选择、比较，我选定了一双草绿色的胶鞋，就是那种低帮、橡胶底、帆布面，柔软厚实的解放军跑鞋。我想，穿上这种跑鞋一定神气，一定可以不费吹灰之力走遍千山万水。在回家路上，我竞傻砰呼地唱起了"红军不怕远征难"，仿佛我已经穿上了红军跑鞋，当上了红军。
再次轮到母亲发工资，母亲却说：
"这个月超支了，下个月再买!"她对我脚上的跑鞋看了半天，断定还能穿些时间。她哼了旬顺口溜："新三年，旧三年、缝缝补补又三年!"母亲的顺口溜引起了我警觉：三年、三年、都是三年，黑胶鞋已穿了两年，难道还要穿一年?这样拖延了几个月，正在失望中，有一天，母亲回家吃午饭，忽然对我说：还不快点吃，跟我买鞋去!因为消息太突然，我又惊又喜，肚皮肉也痉挛了，于是嚷一声"肚皮痛"，干脆撂下碗筷，跟母亲匆匆走了。
这商店我已来过多次，一进门，我就熟门熟路扑向橱窗。营业员把一双散发出刺鼻橡胶味的军跑鞋抛上柜台让我试试。我说没错，不用试，抢过跑鞋就揽进怀里。它早被我"穿"过无数次了，还用试!
"还不快脱!"母亲光火了。她吃饭时间只有半小时。看母亲起愠，我只得乖乖脱下黑胶鞋。面对臭烘烘黑糊糊的脚丫，我却为难：这么脏的脚，怎么往人家新跑鞋里伸。这时营业员说话了。她说，这鞋给你穿过，卖给谁?母亲劝我明天洗了脚再买。我看母亲犹豫不决，就趁机鼓动。母亲拗不过我，只好掏钱。不过她再三叮嘱：这鞋不能穿，要等她回家，洗了脚试穿过才算数。母亲的话，我哪里听得进。风风火火跑回家，马马虎虎洗完脚，没等揩千就心急火燎蹬上了。然而，几小时后，我就后悔了。
美滋滋穿上思慕已久的军跑鞋，我一蹦三跳出了门，吹着口哨在路上溜达。住在对面的社会青年阿弟哥，见我难得这么高兴，以为我拾到了钞票。听我说明原因，他也乐了。"大世界去哦?"阿弟哥笑嘻嘻问我。"大世界"是上海著名的游乐场，即使在那年头，也令人神他今天穿上新跑鞋，即有人邀请你"白相大。
"世界"，岂不荣幸。
"去、去、去!"我急不可待，兴冲冲答应。不过，我很快发现这荣幸很累人，甚至还要付出代价。譬如，阿弟哥发出邀请："去哦?"你说，
"去，"他就顺势把软绵绵瘦嶙嶙的胳膊送给你，同时送上半爿瘪嗒嗒的身子，然后用胳膊紧紧绕着你脖颈，死死倚在你身上，一路慢慢徜徉而去。他这样躬背屈腰，把身躯吊在你身上让你一路拖去，还居然心安理得，脸上露出好逸恶劳的笑容。因此说，他邀请你，只是邀请你当"拖拉机"罢了。而他最多拨动拨动轮子--拖拖那对长腿。虽然我早已感到阿弟哥的邀请含有"拖拉机"的成份，但因为新跑鞋的缘故，我欣然应允了。
阿弟哥送上绵长的胳膊，我接过，自觉地盘上脖子。他懒洋洋倚上身子，我发动了"马达"。"这鞋几钿一双?"阿弟哥垂下头，笑嘻嘻地问。其实阿弟哥年纪并不大：二十四五岁；只是长得瘦且长，再加满面黑苍苍的老皮，显得老相。我老实告诉了他。阿弟哥当即大惊失色，连呼上当。他说："上当，上当，你上当了，'淮国旧'，这种军跑鞋只卖一块钱一双!淮国旧"是当时上海有名的调剂商店，市民们都喜欢去那里塌便宜货。那时，我有些"财迷"，听阿弟哥这么说，顿时凉了半截：用同样的钱，可在"淮国旧"买两双跑鞋!正感沮丧，阿弟哥却松下胳膊说："大世界到了，"撩开衣襟，笑嘻嘻走进了小便池。我立即觉得上当。在沪语中，小便池叫"出尿坑"，"出尿坑"与"大世界"近音，说得含糊些，易听成同音。阿弟哥解完手，见我还愣着，就笑嘻嘻劝我回家。看他这张铁锈色的老皮显得不动声色，我倒傻呵呵地笑了：这是阿弟哥的惯用伎俩，他是经常以"大世界"为幌子，驾着两轮"拖拉机"让人送去小便池的。
在快怏往回走的时候，我忽然发现我的脚一下子长大了，似甜乎应了母亲那"日长夜大"的谶言。双脚胀鼓鼓的，好象尽是肥肉，那肥肉尽往鞋帮外溢，而崭新的跑鞋仿佛成了态度生硬、不肯通融的木匣。蓦地，我想起母亲"留有余地"的理论。鞋子买小了!意识到这，我赶快回家。
回家后脱下跑鞋，用板刷刷去鞋底的污迹，然后装入纸袋，急忙拿去换。那营业员说：
"不能换，"我问为什么。她说，穿过的鞋，一律不换。我生性怕羞，跟任何陌生人说话都会脸红心跳。见那营业员态度坚决，我就顾不上了。我说：鞋是我买的，穿过不穿过，难道我不知道?再说，你们店里为什么不备洗脚水、毛巾......总之，鞋子买小了，是你们失责，至少是你失责。我七嘴八舌，磕磕绊绊，脸红耳赤强辩，恳求她开恩换一双，否则，我母亲的损失就惨重了。这位打扮得山清水绿的营业员不屑跟我这个半小孩"理论"，一味支着头看报，直到我语无伦次说累了，她才抛出一只胶鞋，让我自己看。见我疑惑不解，她就皱起眉头开导，要我拿到太阳下去比比。我默默接过鞋，不须出门就发现：穿过的鞋橡胶色泽黯然，象霜打的茄子，萎头蔫脑的；没有穿过的鞋，橡胶光泽，熠熠发亮。这一比，我再也不能说什么了。这时我想，我宁要那种踏着尾巴就翘头的"余地跑鞋"，也不要这种把脚裹成三寸金莲的军跑鞋。我首次感到了母亲"留有余地"的英明。
我惴惴等候母亲回家，等待母亲暴跳如雷，等待母亲听说已经"忍"了好久的一顿"生活"。想到母亲的种种艰难，我深深觉得自己错了。是的，母亲多不容易，为了给我买这双鞋，她不知要啃多少淡馒头!我猜测母亲得知这消息后的心情：怨恨、沮丧、懊恼。为了不使母亲伤心，看来只能隐瞒真相了。我忐忑不安坐在门口，等待她看我喜洋洋穿上她为我买的新跑鞋。
傍晚，母亲回家第一件事果然让我洗脚穿新鞋。于是，我把几小时前的动作操练一遍：拭净根本不用洗的脚，蹬上这双显得过于小的跑鞋，努力扮出笑逐颜开的样子。我不知母亲在用满意的目光进行检阅的当儿，是否看到我的笑容中掺着一种难以名状的情绪：苦涩。是的，苦涩。此刻，我的两脚犹如装进木匣，火辣辣地痛，而我必须装出若无其事、甚至心满意足的样子!检阅完毕，母亲忙于洗菜淘米，烧夜饭。但母亲一转身，我就赶忙弓起足背，就象吃饱睡足的老猫，伸伸懒腰弓弓背脊那样。
不知有人研究过没有：整天裹紧双脚--就象穿至少小一码的胶鞋，会患高血压症?我认为会得高血压的。这认识是在穿那双军跑鞋时获得的。那时候，母亲只要在家，我就得整天穿那双该死的鞋。穿得时间稍久，我就会感到两足肿胀难忍：好象滞留在足部的血液被迅速往上挤压，挤到脚后跟，挤到小腿肚，顺着胀鼓鼓的大腿往上挤向脊梁、脖颈，最终直冲大脑，使整个脑袋鼓胀胀的发沉、发昏，眼珠还微微发痛，有种外突感。若干年后，我翻医书，发现这些症状和高血压症相似。在那时，我虽对高血压不甚了了，但一刻也无法忍受这种痛苦。
我试图把自己从困境中解脱出来。第一个尝试，就是去"淮国旧"。我去"淮国旧"的目的有两：
一，如果那里真有阿弟哥说的一元钱一双的跑鞋(哪怕七成新亦好)，我就设法为自己买一双，然后换下脚上的"紧箍咒"；
二，假如那里没有卖，就看看这"紧箍咒"可寄售多少钱，然后设法搞钱，再为自己买一双。那天早晨，母亲前脚走，我后脚就出了门。一路上，脚上的鞋把我憋得难受：胀痛、酸乏、发烫。我走走停停，有时忍不住在路边坐坐，解开鞋带脱丢鞋，让脚趾做做广播体操。"淮国旧"没有一元钱的军跑鞋，甚至连打过补丁的一元钱的军跑鞋都没有。阿弟哥显然在撒谎。其实，我早该知道他的为人：活得腻味，寻开心而已。只是这"开心"有点残酷。
"淮国旧"没有便宜的军跑鞋，寄售跑鞋倒可能。我看见空荡荡的货架上有双老方头皮鞋，擦得乌光锃亮、皮质柔软细洁--只是款式有"四旧"嫌疑，却只卖七元钱。这么好的皮鞋卖七元，看来我的跑鞋最多寄售一元。想到这，我悻悻而返。回家路上，我始终无精打采，双脚也被"紧箍咒"夹得更痛了。为了赶路，迅速摆脱难忍的折磨，我索性解开鞋带，趿起鞋爿，让脚跟踩在鞋帮上......趿了一次鞋，我再也不愿把脚裹进鞋帮了。只要母亲没看见，我就趿鞋爿。这样没多久，跑鞋后帮给我踩扁了，沿口上的帆布起了毛，绿色的橡胶也踩裂了。
已属寒冬，天气日趋寒冷。双脚裹进单薄的跑鞋都冷得够呛，更不要说几乎打赤脚。为此，我常常被冻得嘴角青紫，腿肚抽筋......然而我情愿受冻，也不愿忍受这种痛苦。尽管疼痛经常袭击我，但直到今天，我都无法忍受任何部位、任何程度的疼痛。每次疼痛袭来，我总想及时摆脱它。现在，要是有两种选择：疼和冷。郝么我将毫不犹豫选择后者。虽然我知道冷的滋味也不好受，但与疼痛相比，简直微不足道。可能经受疼痛较多的缘故，我自认为对疼痛有较理性的认识。我认为，没有一种感觉比疼痛更让人类无法忍受的；饿、麻、酸、疲乏、寒冷、甚至性的骚扰，都没有象"痛"来得强烈、凶猛、缠绵、那么令人无法心平气和。我不知道别人是怎样看待痛感的，但我相信，至少象我患同类疾病的朋友，他们的感受与我相同或者相似。在他们经受疼痛的时候如果让他们在皇冠、金钱、美女和"不痛"之中任意挑选，那么，我相信，他们将会毫不犹豫选择"不痛"。因为在疼痛甜笼罩的时候，似乎所有的皇冠、金钱、美女以及它们的总和都抵不上一个"不痛"。只是耐人寻味的是，平时人们并不认为它的重要，只有当它一旦失去，人们才知道它的重要。
母亲很快发现我在作弊。她是从鞋帮和我的嘴唇以及脚上的冻疮发现的。在问明事由后，母亲狠狠打了我一顿。这次，母亲打得狠毒......不过事后我很快原谅了她。是的，她没有理由不这么狠心：生活这么不顺心，而她的儿子偏偏让她烦恼；钱又不是偷来的，为什么不能光明正大地买双鞋，为什么不能称心满意地买双鞋，看，好端端的钱，不是给糟蹋了!然而就在母亲巴掌落下的当儿，我却感到委屈。是的，我同样没有理由不为自己感到委屈：母亲你不看我已经知道错了，我甘愿挨冻受冷，是不愿让你伤心。照理，你应该体察儿子的心思，原谅他因一念之差铸成的错误，但是你没有，相反给了他严厉的惩罚......这天傍晚，我逃夜了，怀着委屈和愤懑、拖着这双让我痛苦、让我屈辱的"解放军跑鞋"出走了。一路上，我拖着鞋爿，吞咽着冰冷的泪水。这泪水是从我浅浅的心窝溢出的，我无法抑止它......
因此，当我得知人们在"捞外快"时，我就迫不及待地加入进去。当时，我的想法很实际：多捞点钱，重新为自己买双跑鞋，以实际行动弥补过错，为母亲挽回损失。但是，就这个自以为聪明的办法却把我推进一个更为痛苦的深渊。为此，我和我的家人：父亲、母亲、还有我的姐姐都为之付出了代价。
有一天，在"捞外快"时，由于求财心切，没有注意"地形"，我一脚踩空，摔了个趔趄。一个偌大沉重的砧墩倒下，我的右脚跟顿时被砸得鲜血如注。现在我想，那天如果我没有趿鞋爿，兴许鞋帮可以抵挡-阵子，后果也不致于这么严重。可那天我偏偏趿着鞋，而且还穿了双薄薄的破袜子!我当即痛得趴在地上，捂住创口悲嚎。幸亏一位邻居路过，看见惨状把我送回家。当天晚上，母亲把我驮去医院。在路上，我敏感地意识到：这下完了，等待我的将是无穷无尽的痛苦和孤寂，等待这个家庭的将是无穷无尽的贫困和不幸......
到了医院，医生让我拍片，说，要是骨折，事情就麻烦了。幸运的是，骨头完好无损，只是鲜血不断从创面流出。看着流血不止、肿如馒头的足跟，医生建议输血。母亲似有难言之隐。我体察母亲的难处，拒绝了医生的建议。年关将近，家里银根短缺，输血需要不少钞票，再说输一"只"血200未必有用。医生看看母亲，又看了看我，派头十足地耸耸肩，不再说什么。我知道，接下他只能对我进行一般处理了。他使劲为我缠绷带，把我的脚后跟扎得密不通风，气喘吁吁，只差没有窒息。末了，医生对母亲说：这种绷带止血法是不是办法的办法，偶尔为之可能管用，不过，必须经常为我"松绑"--间隔两三小时松一次，否则，血流阻断可能导致机体"坏死"。母亲默默领受医生的告诫，回家后，果然一丝不苟执行医嘱：间隔两三小时为我松绑一次。但她很快发现，这绑是万万不能松的，每次"松绑"以后，刨口就渗血严重。母亲无法处理这尴尬局面，只能再次把我送入医院。二十四小时内去了三次医院，医生也感到束手无策。医生要我住下观察，努力动员母亲给我输血。母亲依然面露难色。于是只能把"坏死"问题剔在一边，采取更严厉的扎结法；扎完后还"高高挂起"--切断血流量，坚决不予松绑。没有钞票，我们只能这样做。
这下可苦了我。伤口疼痛且不说--那火辣辣、钻心入骨的疼痛，使我痛不欲生；更无法忍受的是我的腿整天被高高吊在从天花板上悬下的绳索上，象一尊高射炮。整个身躯颠三倒四挂着，一连挂几天，这滋味谁受得了?于是，我流泪--即使流泪也流不畅：人被倒悬着，眼凹成了小小的水库，汩汩向外冒的泪水不能顺着鼻梁、脸颊往下流，只能蓄积在天然水库里。我痒痒地承受着来自水库的轻微的重压，突然萌发一个奇想：制造眼屎。以前，我总感到眼屎是泪水变的，泪水凝固了便成了眼屎。本着这想法，我试制起眼屎，几天试下来，我发现泪水是永远不会凝聚的，除非我的生命结束、泪泉涸竭；我的血液也永远不会凝结，除非血液流尽、我的生命结束......这些天里，我总是哭哭、想想，净想些莫名其妙的事。
母亲天天上班；姐姐哥哥们忙于置办年货：磨糯米粉，做黑洋沙，拿出积蓄了一年的西瓜籽、南瓜籽、黄豆、蚕豆放在生铁锅里炒......穷人自有穷人的乐趣，即使再拮据，也要努力变出些花样来点缀这个大同小异的"年"。我对过年不感兴趣。我不喜欢过年，甚至害怕过年。青少年时代，从来没有一个"年"是真正属于我的。每年过年，我都在孤寂、凄惶的病榻中度过。因为那时的气候特别容易诱发疾病。在浓郁的节日气氛参照下，我格外感到不可名状的失落感。这个年，我又要过惨了。
创口的血好象停了，但创面仍然疼痛。我觉得这疼痛似乎不同于关节腔出血。关节出血是种剧烈而尖锐的闷痛，而这疼痛却是火辣辣的爽痛。因此，当母亲得知创口已经止血，从而喜滋滋预言我除夕一定能坐上八仙桌，阖家能团团圆圆吃年夜饭时，一丝阴影掠过了我心头。果然，创口发炎了，而且岂止是发炎!那一夜，母亲为我清洗创口，就在她费尽九牛二虎之力，借助剪刀解开绷带的刹那间，她的脸霎时变色，手上的剪刀也随之掉地。"怎么啦专"我赶忙折起身；刨面血肉模糊，四周散着一圈乌黑的紫血；在黑苍苍的板结物边缘，蠕动着米粒大的白糊糊的东西!尽管当时我不太知道这是什么，但毛孔还是为之失禁，浑身一阵寒战。这事发生在远东第一大城市、发生在医院星罗棋布的繁华都市，怎么可能呢?而当时我家距最近的医院只消几分钟路。
母亲"哎哟"一声，慌忙向后退去。她捂住眼睛久久不敢看我。我感到十分奇怪，以前，母亲从来没有这样惊惶失措过。艰辛的生活铸成了她大胆、坚毅的性格，可今天她却沉不住气了。
"怎么办?"她怯怯地问：
"要不要去医院?"我看创面：脚踝肿得象高级馒头，血却止了。于是我若无其事地说：不用去医院了。母亲忧郁地看着我，心想，这话也不无道理。因为在我身上出血才是真正的毛病，至于其它，譬如发烧、头晕、心悸、化脓生蛆，哪算毛病呢。母亲思量再三，推出一个折衷方案：去地段医院。地段医院在附近，医药费也较大医院便宜。照母亲的说法：大医院就贵在名气上，看毛病就象上饭店，同样一盘麻辣豆腐，大饭店往往比小饭店贵好几倍，因此小毛小病去地段医院最合算。
当晚说定了。母亲为我换了洗净的绷带，重新封闭面。接着，母亲伺候我睡下。可我无论如何睡不着。我觉得创口痒得要命，好象许多虫子在使劲扭动，虫子一扭，我也跟着扭。母亲见我这么扭，再也不愿睡在我脚后了。她找了两块铺板，在外间搭了张床，马马虎虎将歇了一夜。我不知道，这一夜母亲是否睡着了，反正我没听见她的鼾声。
翌晨，母亲早早起了床。她让哥哥借辆黄鱼车，大清早把我拉向地段医院。医院那位鼻尖上架老光眼镜的医生，看到我的创口就皱起眉头，连连咂动嘴巴。他从镜架上挑出眼珠，狠巴巴地逼视母亲：
"为什么今天才来!"母亲镇定自如回答：我们在大医院看过!我发现母亲微微红了脸。那医生嘀嘀咕咕说：不是吓唬你们，这创面再不治疗，就会得败血症，"败血症，懂不懂，"说着，眼镜架上的眼球又透出凶光，"败血症要死人的!"听医生这么说，再看母亲的窘态，我相信，这决非危言耸听。母亲对我太不负责了，我对自己也太不负责了。只是我感到这医生态度不好，有点大惊小怪。何必呢，呱啦呱啦的。这时，我发现这医生鼻子奇大，隆起的鼻准上布满粉刺。当即我觉得，和有这种牛鼻子的人是很难打交道的。不过，牛鼻子还算尽职，他拨弄了半个多小时创面，末了洗了半天的手，好象我有传染病似的。最后，他正色警告母亲：必须每天换药，一天也不能脱，否则，后果不堪设想。母亲连连点头，一副痛改前非的样子。
以后，哥哥天天拖我去换药。通常他背着我，先往一扇圆洞窗里买换药单，然后驮我到牛鼻子诊室，接受牛鼻子千遍一律的治疗。然而，几天过去了，我的创口依然如故，脚跟稍稍接触地面，就开裂似地痛。我开始怀疑牛鼻子的本领。通过观察，我发现牛鼻子每天给我换药的程式一成不变：揭开创面黄纱布；用药棉棒拂拭一下创口，然后覆上新的黄纱布。黄纱布，黄纱布，天天黄纱布，永远黄纱布，就象母亲的顿顿炒青菜，哪有不倒胃口的道理?他也不看看，创面上罩着色泽褐黑、质地坚硬、酷似乌龟板的血痂。往乌龟板上覆黄纱布，创口怎么愈合?!于是，我给那圆洞窗起了个绰号：无底洞。并且自然而然涌出一句"打油诗"：贪得无厌的无底洞，住了个黑心黑肺的牛魔王，乌龟板上设圈套，钞票掼在石板上。我想：愚公移山子子孙孙是没有穷尽的，我们往无底洞里扔钞票一次一次是无声无息的。愚公移山最后感动予上帝，我们朝无底洞扔钞票又能感动谁?
除了牢记"因小失大"这个古训，我还能说什么呢?!
过年了。父亲要回家了。父亲有使不完的偏方、单方、验方。父亲回家，我们再也不用去无底洞给牛魔王送钞票了。我躺在寂寥的病榻，默数着稀落的鞭炮声，计算起父亲的归程。几天前，母亲让哥哥给父亲写信，告诉我的病情。母亲要父亲回家过年，顺便为我医治创口。父亲很快回了信。他说，他尽量赶在春节之前回家，同时转告我，要我安心养病。哥哥读完信，我接过仔细看了。寻遍字里行间，我不由得失望。父亲没有确定具体归期，只说"尽量争取"。我理解父亲的处境，父亲的命运掌握在他人手里，一切都由不得他自己。尽量争取，谁知道能否争取到?
我谙熟父亲那里的规矩。自从父亲失去自由以来，凡节假日--元旦、春节、中秋，乃至"五一...十一"，不要指望父亲回家。越是象征阖家团圆的日子，越不能指望。从懂事以来，我记不得父亲曾经回家和我们欢度过一个一个正经的节日。但尽管如此，我还是企盼着。
初一、初二：初三......正月十五。眼看春节即将过去，父亲还不回来。正月十五元宵节晚上，母亲吩咐把准备留给父亲的菜肴统统回锅一下，端出来吃了。小菜摆了满满一桌，大家却吃得兴味索然，又原封不动装进菜橱。
晚饭后，我叹了口气，蒙头就睡。不知睡了多久，我仿佛觉得有股冷风窜进被窝。我缩缩身子，继续睡。不料冷气紧追不舍，于此同时，一双冰冷的手抓住了我受伤的脚跟。我大吃一惊，骨碌起身：哦，父亲，父亲蓬首垢面，鼻子被冷风吹得通红站在床边!我喜出望外喊了声。父亲笑嘻嘻地要我躺下。在父亲垂下身子为我解绷带的时候，我仔细打量他：身穿破旧的褪了色的人民装棉袄，棉袄袖子卷得高高的，露出黧黑干枯的双手；右手指染上一片焦糊糊的烟黄，说明父亲抽烟很凶......检查完毕，父亲自信地对母亲说：这种创口，便当，便当得很，一星期保好!母亲将信将疑看看父亲，想说什么，最终没有说。
"嗬嗬，总算回家了，"父亲满意地说，黑苍苍的脸上绽出笑容：
"这次总算回来过年了--元宵节也蛮有意思。"说着，他抓起酒瓶，大大咂了一口。母亲端出几小时前端出的冷菜要热，给父亲劝住了。父亲说，此刻他的肚子象火炉，说着举筷就吃。那菜肴尽管是冷的，还算丰盛：鸡、鸭、鱼、肉，应有尽有。父亲光顾说话、喝酒，很快对小菜失去了兴趣。渐渐地，他容光焕发，细长的眼里泄出了光亮。父亲谈笑风生，这么好的兴致是前几次回家没有的。我高高搁起伤腿，默默看着父亲。父亲不时看一眼座钟。此刻，离十二点还差十几分钟。于是我明白了他兴高采烈的原因：经过艰难曲折，这次他终于回家过"年"了，虽然只过了个细细的年尾巴，但毕竟是回家过年--元宵节也在"年"内啊!
那天，因为是"过年"，父亲谈东说西，兴致勃发。天将破晓，父亲才躺下。但一眨眼，父亲又起床了。父亲喜欢雷厉风行、大刀阔斧。两星期的探亲假实在太有限了!
大清早，父亲就搜罗出医疗器械。它们是：一把断头小剪刀、三把大小不一的镊子钳、两只白瓷碗、一只搪瓷小腰盆。在"和平时期"，这些七零八落、锈迹斑斑的器械，是父亲用以修理破钟坏表的工具。那些年，父亲回家探亲，要是家里太平无事，他就外出兜兜旧货摊、淘淘"落落表"--就是那种化一元钱可买两三只的破手表，以及各种坏钟。然后整天躲在家里，沉浸在拆拆弄弄的乐趣中。可能太急功近利，抑或不懂钟表原理，父亲从未修好过一只钟或表。倒是那少得可怜的零用钱不明不白扔了不少。
到"战争时期"，父亲就用这些器械来维修我这架。"老爷机器"。在那些年，每当父亲用这些"战地两用"器械为我治病，我总会想起晋察冀、想起五台山、想起伟大的国际主义战士白求恩。我想，在那些艰难困苦的战争环境里，白大夫也是用简陋的医疗器械为抗日战士治病的。于是我自比抗日战士，而且自豪。然而，我又清楚，尽管我很想当抗日战士，但毕竟不是抗日战士；父亲的"救死扶伤"虽然和白大夫相似，但毕竟不是白求恩。我因此得出结论：自大夫的器械纵然简陋，但终究不象我家的破烂货；何况，白大夫的医疗工具必定是消过毒的，而我家这些东西从不消毒，使用之前，父亲最多在袖口擦擦，用毕往自来水里冲冲。现在想，对这些东西消毒是很简单的：放在沸水里滚滚，投入高锰酸钾溶液里泡泡，要不买瓶75％医用酒精拭拭。当时父亲从没想到这层意思。
因此，当父亲从抽屉、工具箱找出这些缺腿少胳膊的家伙时，我心里闪过一道疑惑，但最终还是被对父亲的崇敬压了下去。父亲摆弄了半天"十八般兵器"，用草纸一一拭去锈垢，归拢于一堆。平时，它们屈居于螺帽、齿轮、摆盘中间，蔫头蔫脑的毫不起眼，现在，它们整整齐齐集合在一起，倒象模象样、威风凛凛的。想到有了它们，我们再也不用往无底洞扔钞票了，我微微高兴。
下午，父亲在外面转悠了半天。黄昏，他带回两样东西：一瓶黄油油的药水，一瓶白乎乎的药水。父亲说，黄的叫"利凡诺"，黄纱布就是它变的；。白的叫"双氧水"，用来洗创口。父亲高高举起宝贝，要我们狰多少钱，但未等我们开口，他却笑呵呵地道出价钱："嘿，便宜，便宜透了，两瓶总共三块多!"听父亲说，这两瓶东西起码可用几十次，我更是高兴，为母亲高兴。
当夜，心急的父亲用纱布试制成黄纱布。以后，父亲天天用黄纱布为我换药。开始每日一次，后来见收效甚微，改为每日两次，甚至三次。几天过去了，创日依然故我，丝毫不肯长进，为此，自信的父亲显得焦虑。有限的探亲假又用去了几天，父亲能不焦虑吗?
有一天，父亲正在为我换药，突然轻声嘀咕了几句，我没听清，不知道他在叨念什么。我问他，他说在计算日期。于是，我心领神会，也不免焦虑。看来父亲那所剩无几的探亲假是无论如何打发不了这创面的。踌躇满志、胸有成竹的父亲开始愁眉不展。他整天绕着屋子走马灯似地踱来踱去。烟，他抽得更凶了。飘逸的烟雾终日在屋里缭绕，以致天冻地寒也只得开窗。晚上，父亲更是彻夜不眠、整夜咳嗽。此起彼伏，连绵不断的咳嗽声，搅得全家不得安宁......我知道，不服输的父亲又在酝酿什么。果然，一天清晨，我正在昏昏欲睡，父亲摇醒了我。他要我穿衣起身，神秘兮兮对我说：他终于想出了好办法，这下，就有希望在短时期内治愈我的创口。我看见父亲细长的眼缝里泄出一道犀亮的光。父亲的方案确实大胆--用剪刀剪除覆盖在创口上的那块又黑又硬的血痂，裸露出真正的创面再作治疗。父亲在详细阐述手术方案时，母亲正在吃早饭。没等父亲阐述完毕，母亲撂下碗筷，倏然起身。母亲重申了自己的态度：坚决反对父亲的"手术"。她断定，父亲的方案非但不能迅速治愈我的创口，反会酿成更大的灾难。要是这样，父亲到时候拍拍屁股一走了之，遭殃的还不是她!她说：
"还是用黄纱布太平点吧，你这样乱弄三起，万一流血不止呢?"说完，母亲皱皱眉头，匆匆赶去上班了。看到母亲迅速撤退，我敏感地意识到，父亲是不该在吃饭时候跟她讨论我的创口的。因为这创口实在太不登大雅之堂了，甚至还催人反胃。我想，父亲要是改在其它时候跟母亲商讨，母亲是决不会轻易撤退的，她一定会据理力争，而且不获全胜，决不收兵。
母亲的反对有先见之明。父亲果然闯祸了。
那天，母亲走后，父亲吩咐我赶快吃饭，他为我彻底解决难题。当时，我对父亲十分信服，甚至还莫名其妙地崇拜。尽管我从母亲的强硬态度中发现父亲的手术有"乱弄三起"的嫌疑，但本着对父亲的崇敬和信任，我加快了吞咽速度。
父亲摆开了阵势。他指定我在一张方凳上坐下。我怀着伟大的献身精神，欣然下座。父亲一一亮出武器：镊子钳、小剪刀，瓷碗、小腰盆、绷带、药棉。今天，在父亲的常规武器中，还多了两件新式武器：一根长长的空心橡皮管，这就是被称作"止血带"的那种；一把尖棱棱的锉刀，就是父亲经常用来锉落落表"马脚"的小钢锉。于是，我意识到，父亲要大动干戈了。不过，父亲还是作了缜密的安排：既大刀阔斧，奋勇向前；又亦步亦趋，步步为营。这橡皮管就是手术万一失灵时的制动器。
父亲不慌不忙端只小凳子在我面前坐下。他先用棉球沾点双氧水，在那岿然不动的"乌龟板"上作番清洗。清洗完毕，他压抑住内心的激动，颤抖着手，从搪瓷盘里拿起一把布满黄锈的断头剪刀。在剪刀朝我插来的当儿，他似乎觉得这剪刀锈得厉害，便偷偷觑了我一眼，赶忙不好意思地用药棉抹一下。只是这剪刀实在不象剪刀，倒象一把凿子。此刻，我的脚搁在父亲曲起的膝头。父亲睁大双艰，噘起坚毅的上唇，把它紧紧搂在怀里。我的心怦怦乱跳，倒不是因为疼痛，而是因为害怕、难受。父亲的剪刀轻轻蚕食着那衍生物。疼痛，我受得了。无法忍受的是那种木钝钝、酸汪汪的滋味。这种犹如用尖利的铁器在玻璃上刻划、又象金属调羹在搪瓷盆里使劲刮搅的、让人的心脏都会掩拢来的尖、酸、胀的难受，我受不了。但为了父亲，也为了自己，我只能侧转头，紧闭眼，默默忍受。我感到周身一阵阵发热。这究竟是父亲的体温感染了我，还是我徒劳挣扎的缘故?时间在一点一滴流逝，父亲在不屈不挠战斗。柜台上的老式自鸣钟破锣似地敲了十下。钟声提醒父亲，两个多小时过去了，手术应该结束了。十一点，母亲回家吃午饭。父亲知道，母亲要是看见这样"手术"，一定会大唱反调；甚至会不顾一切把我重新拖到牛魔王那里。"好了!"父亲终于松了手。訇地一声，心上的石头搬开了，我回头看：那坚硬的乌龟板果然被父亲凿开了一个口子，它犹如一道弯弯的下弦月，镶嵌在肿如馒头的脚踝上。父亲满意地笑了。笑毕，他掏出手帕，拭了拭我的额头，又拭了拭自己汗浸浸的脸。
"今天就到这里，"父亲似乎意犹未尽，
"明天再剪去一小块，后天，再剪......三四天剪过，就解决问题了!"说着，父亲匆匆在创口盖上黄纱布，匆匆为我缠上绷带。
就这样，父亲和我瞒着母亲，偷偷进行"手术"。每天早上，母亲跨出门，父亲就摆开阵势，发扬起挖山不止的愚公精神。反正中国历史悠久，几张薄薄的故纸充彻着层出不穷的精神。穷、穷则思变；变、万变不离其宗，最终还得归于价廉物美的愚公精神。愚公没钱买炸药，只好动员子子孙孙和锄头；父亲没钱送我进医院，只好动用剪刀锉刀和止血带。连日来，父亲每天挖山不止，经过五天勤奋挖掘，终于感动了上帝，搬走了蒙在创口上的大石板。石板掀掉居，裸露出一个粉红、深陷的大洞。就在父亲想发扬"精卫"精神，唧来东海小石予把它填满时，却发现它成了"火山口"。
创口受了感染，果然发炎了。父亲的任务更艰巨了。每天解开绷带，嫩红深陷的创口就渗出黄绿的液体。我发烧，整天烧得昏糊糊的。母亲怕我重蹈当年小腿开刀的覆辙，天天要送我去医院。在这情况下，假期所剩无几的父亲当然不愿扔下我一走了之。父亲再三向我、向母亲保证，他一定治愈我的创口，否则决不归队。看父亲显出"一人做事一人当"的气概，母亲自然不能说什么。为此，父亲只能超假了。
以后，在那胆战心惊的日子里，胆小而自尊的父亲始终心焦如焚。他担心那里来人"劝"他回去......尽管如此，父亲还是屡屡表示，他不忍心抛下我，听凭创口溃烂，最终夺去我一条腿，乃至整个生命。更何况，"穷祸"是他闯下的。
纵然父亲慷慨激昂，可在当时的形势下，父亲是不轻松的。那些天，父亲简直把心按在脑度日--脑门身居高位，可以高瞻远瞩，一有风吹草动，即可作出反应。譬如，有时父亲为我治创口，他正象一位训练有素、技艺娴熟的演奏员，按照乐谱有板有眼埋头操作着，会突然抬头愣怔好久。开始我不理解这骤然的休止号--乐谱上并没有这样规定；见父亲无缘无故停了不止一拍，我就不耐烦催促，父亲这才如梦初醒，尴尬地朝我一笑，继续演奏。后来我发现，每当父亲高举休止号的当儿，街东面或街西面，总有突突的引擎声。这下，轮到我如梦初醒了，从此不好意思催了，而是耐心和父亲一起聆听这惊心动魄的轰鸣，直到它在门前碾过，直至消失，才让父亲"如歌的慢板"进行下去。事后听父亲说，这时他最怕汽车的戛然刹车声了，怕汽车接他回去。幸亏当年门前过往车辆不多，否则，不等我刨口愈合，父亲倒要得心脏病了。
就这样，父亲战战兢兢伺候我，伺候我脚后跟那个难以治愈的创口。每天，他小心翼翼给我换药。经过非凡努力，父亲终于为我克服了令人头痛的感染。之后，父亲信心陡增，决定打一场速决战，在短时期内迅速治愈创口。
为了这创口，父亲可谓殚精竭虑，废寝忘食。他翻遍小阁楼上的古医书，夜不成眠，悉心披阅。每有心得，翌晨赶快投入实践。什么石灰、明矾、童便、麻油、还有新鲜鸡粪，他都用遍了。这，当然都是名不见经传的偏方、单方。这时期，我家简直有点象中药铺、建筑行，甚至还象一触即发的火药库--验方介绍硫磺有杀菌作用、杉木炭有生肌收口作用......父亲就千方百计把它们搞来。这些硫磺、木炭，再加极容易挥发的双氧水，岂不可制造炸药?--抗日战争中的土炸弹不过尔尔!
父亲通宵达旦研制这些单方、偏方、验方，然后把它们一一盛入那些大大小小、质地迥异的碗、碟、酒盅、小腰盆。平时，它们一古脑陈列在我家那只曲曲尺柜改成的非马非驴的立柜上；使用时，父亲就把它们众星捧月般地、七碟八碗地围绕我摊在地上。父亲的操作颇具初出茅庐的厨师或新婚的家庭主妇的神韵。每次工作前，他总要戴上老光镜，然后按照书上说的量体裁衣、看菜吃饭。譬如验方上写道：先用童便洗清创口，后抹上木炭粉，稍等片刻再用童便洗去，最后敷上千石灰调成的药料等等，父亲就一一照办。与那些厨师或家庭主妇不同的是，父亲显得沉着、冷静、富有情趣性和艺术性。
在这一个多月里，我不断试验父亲配制的各种验方：用自己的小便洗自己的创口；喝用臭气熏天的猪脚爪壳熬成的药 汁......起初，我心甘情愿积极配合父亲治疗，而且还自觉地把心得及时告诉父亲，后来，我发现，什么都试过了：木炭、人中白(童便)、硫磺、香油等等，那宛如浅口茶盅的创口，依然没有长高一分一厘。还有，创口原先还好看：嫩红的新肉红得新鲜活泼，自从用了层出不穷的验方，居然被染得红不红、白不白、黄不黄，那花里胡哨的样子，酷似当今的广告衫，十分难看。而且，还有气味--这气味当然也是那色彩带来的。为此，我隐约觉得父亲在拿我、拿从他身上分化出来的肉体在做试验，来检验古人留传下来的精华或糟粕。
因此，当我感到父亲辛苦了近一个月，创口除了增添色彩，毫无长进，我总觉得不高典。有一天，父亲在自言自语，好象要准备进行"鸡粪"试验。听说父亲要用"鸡粪"来治创口，一句整天在体内周流不息的话，终于冲口而出了：
"脑袋掉了，还不过碗大的疤!不治了!!"这旬具有双关义的话，不是我创造发明的，也不是我听来的--上海人不说这样的话，而是得自于一本颂扬农民武装斗争的长篇小说，它好象是一位叫朱老忠或高老忠的农民领袖说的。当时看了也不觉得怎样，现在，当我感到父亲为这个疤竟然如此折腾，我自然想起这句一再被革命志士或流氓无赖引用的豪言壮语。看看，砍掉脑袋不过一个疤，而我的脚。跟也不过这么个疤，此疤彼疤，不都是一样的疤?!学习革命理论，看人家朱老忠或高老忠多么豪迈豁达；联系实践，看我们多么窝囊?为区区一个疤，父亲和我不仅恬不知耻出卖人格，而且还动用什么乱七八糟的东西!因此，当父亲要进行什么鸡粪实验时，这旬始终在肚肠里千窜百回的壮语，终于喷薄而出了："脑袋掉了，碗大的疤!不治了!"我大声吼叫，用缠着绷带、正期待长出一个疤的右脚，狠狠朝方凳踢去。砰的一声脆响，方凳应声倒地。
"怎么啦，嗯，你要干什么?!"父亲大惊失色：
"坐下，坐下，伤口又要迸出血了!"听到"出血"，我的豪情顿时吓退一半。因为我知道，不要说砍头，就在我身上捅一刀，我也会活不了。我不能出血、我害怕出血。胆小的父亲脸色煞白，愣愣看着我，似乎不相信他这个只有十四岁的儿子，会说出如此惊天动地、要死要活的话!他结结巴巴问：你是怎么知道这句话的?父亲大惊小怪地说，他不许我说这种话。他们那里因为乱说话，枪毙杀头的也大有人在!看着惊慌失措的父亲，我当即意识到犯了堆砌词藻、滥用形容词的错误。其实，我并非不想活，而是觉得"鸡粪"太恶心。让"童便"洗洗创口，马马虎虎还可以，毕竟自产自销。让那脏巴巴的东西涂在已经够难看的创口上，怎么不让我"孰可忍，孰不可忍"呢?
父亲默默注视着我，通红的眼里露出深重的恐惧。那模样，他一定把我当作亡命之徒了。于是，我觉得身上的毛病实在不少，非但有肉身上的毛病、思想上的毛病，还有语言上的毛病。
"说，这话是谁告诉你的!"父亲打破沉默，气急败坏地问：
"你不想活了?嗯?!"我缄默。父亲看我死不吭声，愤然转身拾收起行装。想到父亲抛下我独自离去，我便感到害怕。是的，你什么话不能说，非要乱说这种话?要是父亲真的离我而去，我怎么办呢?!想到这，我故意大声嚷了起来。我说，我不用鸡粪，连童便也不用!父亲于是转过身，凄切切地对我说：我一心一意想治好你的病，你这样自暴自弃，叫我怎样有信心!我自知有错，垂下头颅。我想，父亲确实不容易，为了我，他不仅耗去了珍贵的探亲假，还熬白了几许鬓发；在这个月里，他日以继夜地研究验方、偏方、单方，从不外出游玩，就是往常那些兜旧书店、淘破手表、逛城隍庙的嗜好，也忍痛割爱了。我感到我与父亲闹了场严重的误会。于是，我颓然下座，心平气和地告诉父亲这句话的来历。说着，我挪动身子，要去找那本小说，父亲摆手阻拦了我。
父亲终于释怀。他高高兴兴地说：好，好，既然不想用，我们就不用，让我再想想办法，找些既干净卫生又简单有效的方法试试。说着，他兴致勃勃地搁上扶梯，爬上高高的小阁楼，搬下一大摞散发着霉腐味鼠尿味的古医书。
经过夙兴夜寐的苦读，父亲提出了"外症内治"的设想。具体内容是：内服火腿治疗我的外症--脚上的创面。父亲这么一宣布，我的心当即动了一卞。哈哈，火腿!我早就对你久仰大名了!就在去年，我还和童年时代的同龄朋友志君争论过火腿。那天，志君告诉我，后门的山东人买了许多火腿去香港奔丧。志君说，香港火腿象金子一样贵，一只火腿可抵一两黄金。听志君这么说，我立即予以驳斥。我说，当今世界上只听到过"一寸光阴一寸金"，从未听说过"一只火腿一两金"，吹牛!志君眨眨困惑的眼，当即哑口无言。其实我明白，志君所以"吃瘪"，是因为无缘识火腿。他的"火腿和黄金"的比价，也是跟在山东人那个塌鼻梁小子后面的人云亦云。而我当时用了旬家喻户晓的成语，驳回了"一只火腿一两金"的谬论，但说实话，我对"火腿"也一无所知。因此，当听到父亲说要去买火腿，我大吃一惊。父亲买火腿、买金子一样贵的火腿是给我吃的?意识到这，我深感不安。我知道父亲收入微薄，说得明白些，他的月薪刚够买十一只花圈，而且是那种两元钱一只的小花圈。有一年，父亲回家探亲，有位饱经人世风霜的邻居老人恰好升天。在母亲再三叮嘱下，不喜欢"场面"韵父亲只能赶去吊丧。那天，我陪父亲去买花圈，来到那家花花绿绿的纸扎店，我见父亲抖索半天才摸出几张皱巴巴的钞票，就轻声问父亲：花圈几钿一只。"两块!"父亲没好气地回答。在去吊唁的路上，看脸色苍黑的父亲小心翼翼高举着那只花里胡哨华而不实的花圈，目光深邃，步履滞重，我问起了他那里的工资。父亲吱晤了半天才告诉我，他每月仅得二十二只"老洋"。我快速在心里进行四则运算，运算的结果使我沮丧透顶：二十二块钞票不多不少，刚够买十一只花圈!于是我感到，今天这两元钱实在化得冤枉，尤其当我们送了花圈，父亲执意不肯留下吃豆腐羹饭，我更感到了冤枉。
现在，我看父亲说起火腿时忧喜参半，就犹豫不决地对他说：算了，就用鸡粪算了，晚然用不化钱的取之不尽的鸡粪能治愈创口，何必去买什么贵似金的火腿呢?只是我的态度不敢坚决。因为我并非不想吃火腿，而是觉得火腿太贵了，让这么贵的火腿去填脚后跟那个贪得无厌的创口，实在有点得不偿失。出于对创面的歹毒，我想，这个脏里脏气的烂疮口根本不配用火腿，而活该填以粪便!我的让步使父亲大喜过望，频频点头。父亲在山穷水尽之际，找到了两全其美的办法，不免喜形于色："好!好吧，内服火腿，外敷......!"父亲笑嘻嘻地说着，戴上帽子，匆匆出门。
我至今记得这一天。这是一个冷峭的早春的傍晚。北风捣得窗棂铮铮响。一阵塞塞窄牢的钥匙声后，父亲迅速闪进，并随手掩上门。他心满意足地看着我、看看妹妹，红喷喷的脸上堆起了僵固的笑容。那时，妹妹还不太懂事，她听父亲和我"火腿"了半天，心想，火腿总不至于就是火的腿哆。就是我，尽管能说出"脑袋掉了不过碗大的疤"之类气冲牛斗的话，也未必知道火腿是怎么回事。因此；我和妹妹紧张地盯住父亲膈肢窝的那只黑色人造革包：
"嗽，火腿，火腿!...'买火腿喽，买火腿喽!'"我们欢呼雀跃。喘息甫定，父亲用木僵的食指抹去鼻尖下的一挂清涕："别吵、别吵!嗬嗬，总算给我觅到了。"说着，父亲放下包，用力搓搓冻僵的手。银色的拉链"呼的"闪起一道白光，包里倒出块硬梆梆的东西。砰的一声闷响，一块用油纸密密包着的方笃笃的东西，砸在冷冰冰的八仙桌上。我疑惑：这怎么算火腿呢?父亲不慌不忙，精神抖擞地一层一层抖开油纸。这下我看清了，是一块巴掌大的黄滋滋、油腻腻的东西。妹妹说它是肥皂，我看肉倒是肉，只是不象大名鼎鼎的火腿。我看了父亲一眼，父亲眯起细长的眼睛，盯着那东西嘿嘿直笑，那高兴的样子，不用说一定拣到了便宜。"两块、只要两块钞票!从十六铺兜到八仙桥、从八仙桥寻到四马路，总算被我觅到!"说着，父亲抓起那东西，鉴别出土文物似地颠过来看看，倒过去瞄瞄，甚至凑在清涕依稀的鼻尖下嗅嗅，连连说：
"便宜、便宜、便宜透顶!"看着饶有兴趣的父亲，我心里忽然格登一下。哟，不好，我差点喊出：
"一只花圈!"是的，我想说，这火腿的价钱，正够买一只花圈!
凭直觉，我不满意这火腿，尽管直到今天我都不具备鉴赏火腿的眼光，我依然对它有意见。不过，我的不满并没有大不了的理由，惟一的理由是它太贵了。看看，肥皂大的一块，竟要两元钱!两元钱倒可以买只花圈了!我断定，父亲一定被奸商式的营业员当乡下人诓了。于是，我嘀嘀咕咕，从对火腿的不满，引伸到对营业员的不满，从对营业员的不满，转到对父亲的不满。我一味埋怨父亲"这么笨，一点也不聪明。"一定上当了"等等。父亲根本不介意我的小家子气。火腿展览结束后，他一头扎进灶问，掇炉子、剁砧板，叮叮当当忙碌开了。然而，半小时以后，当父亲高抬手臂：低头弯腰、双眼放光，郑重其事端出那只蓝边碗时，萦绕在心际的牢骚顿时悃消云散了。
我闻到了一股香味、一股扑鼻的异香。它来自那只蓝边碗、来自那碗热气腾蒸的火腿。此刻，它们被切成薄薄的一片片，手挽手、肩比肩、秩序井然地挨着白洁的碗壁，排成层层叠叠的一圈圈。
"吃，吃呵!"父亲盛好米饭，连连举起筷子，热情洋溢地招呼我快吃、多吃、趁热吃；自己却侧转头，好象那蓝边碗里的东西惨不忍睹似的。就在我犹豫不决举起筷子的当儿，我看见父亲干燥皱裂的嘴唇上仿佛冒出一片润亮的白光，我刚想探明白那是什么，它被父亲用一坨实楞楞的饭团擦去，咽进了肚里。
"吃啊，吃，还看什么，趁热吃!"父亲窘迫地咽着饭团，含含糊糊招呼。我看看妹妹，妹妹目光异样地看看我，再看看香气四溢的蓝边碗......就在她那乌黑的眸子忙忙碌碌的当儿，稍不留意，一挂清冽的口水流下了她张开的嘴。于是我赶快低下头，默默扒起了饭，再也不敢朝蓝边碗看了。是的，这火腿太贵了，父亲舍不得吃，妹妹也舍不得吃，怎能让我一个独享呢?我的心头沉甸甸的，似乎觉得摆在面前的这个"花圈"正是祭典我的。
父亲连连催我吃火腿。他嘴里塞满米饭，我听不清他的话，却能理解他的意思。他要我快吃，多吃，吃了让创面生肌收口。我心情复杂地觑了妹妹一眼。妹妹把筷子含在嘴里，笑盈盈地看着我，晶亮的眼里充满羡慕和崇敬。但在我们的目光相遇之际，她立即低下头，目不斜视，一心一意扒起那干硬的黄糙米饭，再也不敢看我，不敢看那蓝边碗了。看着妹妹别扭的样子，我大大咧咧举起筷子，夹了块火腿故意大嚼特嚼。其实，我根本不必大嚼特嚼的--薄薄小小的一块，哪堪二嚼?我所以虚张声势，故作津津态，实在是为解除禁欲带给妹妹的痛苦、为妹妹的举筷作铺垫。因为我知道，这时候我不吃，或者少吃，那么妹妹就更不敢吃。这道理，家里有病孩的兄弟姐妹恐怕都有体会。
我终于吃了如雷灌耳的火腿。它比想象的相差了十万八千里。那味道鲜有点鲜，当然并非鲜得无与伦比、登峰造极，味精就可以达到这境界；香，有点香，当然凡能入口的东西，理应都是香的，因此这香味也毫不足奇；咸，有点成，只是这种成味完全可以理解，盐在起作用。除了这些既可意会又可言传的属性，那天的火腿，以及以后几天的火腿，还有一种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感觉。这感觉不太好描绘：象呛人的烟烟；象蜇人的刺，又非刺；象一股气体，又非气体；似乎还包含着一层心理，一种自责、内疚和负罪感--为了我的贪婪，却让父亲付出这么多......总之，这是一种令人难以下咽的味道。因此，那天，我仅仅吃了几筷，就兴味索然了。
"怎么......"父亲停止咀嚼，警觉地问。我皱起眉头：
"火腿怎么是这种味道!是啊，是这种味道，多吃几筷，就习惯了。"父亲又搬出"外症内治"的理论，鼓励我快吃多吃。父亲耐心开导我，他说：有味道又怎样?为了创口，即使当药，也应该吃，毫不犹豫地吃，多多益善地吃。为了制造气氛，父亲给妹妹夹了一小筷。果然毋须问，妹妹当即大呼小叫，连连喊"好吃、好吃"。妹妹说好吃，我就没有理由说不好吃、不要吃了。再说，就象父亲说的，即使这火腿是药，我也应该吃。由于妹妹的参与和渲染，我不断举起了筷子。这花圈很快被我消灭了......
若干年后，我曾经就火腿的这一品性，请教过一位受人尊敬的同事、一位从事腌腊制品销售多年的老师傅。师傅见问，特意从仓库捧出一只金光灿灿、酷似琵琶的火腿，向我传授商品知识。听他讲解，我才恍然大悟，当年父亲买回家的是火腿的一部份，而且是最不上品的部分，也即"火腿滴油"。师傅说：
"火腿滴油"实在无吃头。有股"哈喇"味，因而价格最便宜。师傅这么一介绍，我顿时有种拨开云雾重见太阳的感觉：难怪那火腿难吃，原来是火腿中的第三世界。于此同时，我深深理解了父亲当年的不容易。然而，两年前，我偶尔提起火腿的生肌收功效，父亲却认为，火腿的生肌收口功效尤以"滴油"为最佳--什么"上方"'中方"都没有滴油顶用；而在滴油中，又数"哈喇"味浓的为上品。听父亲如此这般一说，我顿觉羞愧。我实在不该冤枉父亲。父亲从来是个豁达大度的男子汉，他从不会为某些蝇头小利营营苟苟--除了他的晚年。
可是火腿滴油我们也吃不起了。父亲没有收入，接连不断的"火腿疗法"挖空了他的私房钱。母亲收入有限，再加欠医院的大笔钞票要按月在工资里扣除，到手的钱更少得可怜。吃了不少火腿，创口依然没有出息，母亲不免意见纷纷。
母亲历来反对父亲的见异思迁，这次也然，她的意思是，用 一用那些土方不是很好，何必想出花头经搞什么火腿试验。火腿金贵，穷人家怎么消费得起!父亲总是用肤浅的医学知识开导母亲。他说，火腿贵是贵了些，但比起去医院便宜多了。母亲虎起脸说，哪有这么贵的，两三元一丸，比抗战时期的"雷米封"还要贵!抗日战争期间，我舅父不幸得了肺结核，阿奶变卖家产买来治肺痨的特效药"雷米封"，才救了舅父的命，因此，母亲念念不忘雷米封。照母亲的说法，当年舅父吃了不多几颗雷米封就药到病除了，而这短命的火腿，哪能这么吃法!当时，父亲身上偏偏有股浓重的民族自尊心和莫名其妙的排外心理，他容不得点滴西医西药，尤其在心情欠佳的时候。现在母亲一再推出雷米封，父亲哪里受得了为此他们常常争论不休...... 那些天，凡提起火腿，父母的分歧总很大。在父母的争吵声中，我总感到矛盾。我无法断定孰是孰非，有时我觉得他们全是对的，有时则感到他们都错了。以前，在孩提时代，我还能评定是非：谁的嗓门大，谁一定对，因为受了委屈，嗓门才会大。现在，我有了初步判断力，反不会评判了。因为争执的焦点是我，我怎么辨明是非?因此每当他们为我大动肝火，我总感到罪孽深重。在他们的唇枪舌剑声中，我总是默默坐在床上，深深埋下头颅，心里转着许许多多怪里怪气的念头。这时，谁要是触犯了我，我就会暴跳如雷，奋起反击。现在分析，我那暴躁乖戾的性格，恐怕就是那时落下的。
那天早上的争执是这样开始的。已经两天没买火腿了，父亲囊中羞涩。他向母亲要钱，母亲回答很干脆：没有钞票。父亲说，就算借两三元，向你借总可以吧。母亲说，真的没有，剩下的钱要开伙仓。父亲骂母亲吝啬，一毛不拔。母亲埋怨起火腿疗法，转而引伸到"雷米封"。引出雷米封，父母亲就吵开了。父亲咄咄逼人，母亲也毫不退步......
搁下饭碗，母亲气虎虎赶去上班了。父亲余怒未消。他朝一筹莫展的我看看，再朝碗筷狼藉的饭桌看看，便长长叹了口气，面对窗口默默抽起了烟。这时候，父亲正值壮年。在晨光的映衬下，父亲的背影显得魁梧、挺拔。虽然我无法看见他的面容表情，但从他那不屈的身影中分明透露出不堪生活重压的疲惫和无奈。我担心坚毅刚强的父亲会被生活压垮。我不知道正在一支连一支抽着劣质烟的父亲是怎样想的。但敏感的我却能深深理解，父亲的心情一定不好过。
一连抽了五六支烟，父亲踩灭烟蒂，为我盛了碗泡饭，扔上几条酱萝卜，拿起了砚帽、围巾。临出门，他边裹围巾边嘱咐妹妹，要她呆在家里听候我调遣。看父亲神情艾怨，行色仓促，不象往常带上提包，我隐约感到情况有异。砰的一声，父亲把门关得重重的。接着，他的八角呢帽在窗框边划了一下消失了。这一天，整整一天，我始终仰着脸，瞪着眼，怔怔注视那不高的窗。这一天，整整一天，我的身心始终被一种不祥的感觉攫紧着。妹妹也象受伤的小猫，始终偎依在门旁。我们被深重的恐惧笼罩着，陷入了无穷的沉默......
傍晚，暮霭低垂，北风喧嚣。鱼墨色的窗外倏然闪过一道影子，旋即门外响起叮叮当当的钥匙声。妹妹跳起来喊了声"阿爸"，赶忙开了门。神情沮丧、满脸憔悴的父亲出现在摇曳的灯光下。压在心上的石头霎时掉地，我如释重负。父亲问妹妹晚饭烧了吗，妹妹乖乖回答烧了。这时，我发现父亲嗓音嘶哑，带着悲怆。我想，只有悲伤至极的人，才会有这种嗓音。父亲默默看我一眼，要我解开绷带。我慢慢解开绷带--一天没换药，创面情况不好。父亲仔细看着创口，抽紧了眉头。他转身进了灶间，在炉旁蹲下埋头抽起了烟。那天，母亲单位开会，我们早早吃了晚饭，等她回家，我们早已睡了。母亲不知道父亲外出了一天。没料到，翌日父亲还是早早出了门，直到下午才回家，带回一块小小的火腿。我感到奇怪，父亲没有钱，哪来钞票买火腿?......父亲硬逼我吃了火腿，蒙头就睡--他已经两天没跟母亲说话了。第三天上午，父亲依然低低戴着呢帽，严严裹上围巾，不声不响外出，我这才感到问题严重。中午，母亲回家吃饭，没等她坐下，我迫不及待把父亲的行踪告诉了她。不料母亲心情不好，我没说完，她就没好气地抢白了我几句。当即我摔下饭碗宣布"绝食"。这一闹，母亲也吃不下了。她放下刚盛好的米饭，气呼呼地去了单位。现在想，我那时太不懂事，其实，母亲心里也懊悔，只是没流露罢了。那天下午，母亲早早回了家，然而，就在她回家之前，父亲已经回来了。父亲回家后，用开水泡了一大碗冷饭，狼吞虎咽吃了，然后看也不看我，扎进灶间埋头抽起了烟。母亲见父亲在家，大约放了心，起劲烧起了菜。这天，母亲一连烧了好几只菜，每样都色彩悦目、咸淡适宜。父亲吃着美味可口的菜肴，绷紧的脸皮才稍稍松弛。
我想，要不是阿奶--我的外祖母，母亲未必知道父亲这些天的踪影。第二天清晨，天黑糊糊的，门外响起急促的敲门声。正在起床的父亲顿时转色，提起裤子就急急向灶间趋去。我家灶间有扇经年不用的后门，门栓都锈烂了，据说是父亲当年为应付紧急事件，譬如地震、强盗抢、天火烧等特意开辟的。此时此刻，多年前落下的潜意识驱使父亲朝灶问窜去。
"谁、谁、谁啊?!"这时母亲倒十分勇敢，挺身而出，大声闸。
"我，是我!"门外响起清亮的回答。
"哟，阿奶!"母亲又惊又喜，一骨碌下床，趿上鞋爿，匆匆披衣开了门。阿奶一身寒露，满脸凝霜踏进屋来。她劈面就问我父亲在哪里?母亲霎时惶惑。阿奶大清早赶来询问，不会发生什么事吧。幸亏父亲闻声走出，阿奶才如释重负长长吐了口气。她颠起小脚迎向父亲，眯起眼睛朝父亲上上下下打量。母亲脸上的疑惑加深了。
"你昨天去乡下了?"阿奶问。父亲嘿嘿笑笑，不作回答。
"咦，昨天我明明看见你，你为啥不进门......!"父亲不置可否，一味尴尬地笑。此刻，母亲看看这个，又觑觑那个："什么事?阿妈，你坐下说，到底发生了什么事!"阿奶解开包头布，擦擦额上不断冒出的汗说：昨夜，我几乎一夜没阖眼，横想竖想不妥，所以赶来问问。在阿奶抖"包袱"的时候，我看见坐在小凳上的父亲始终显得局促不安。起先，他还红着脸讪笑，后来，这勉强的笑容也挤不出了，索性垂头在两膝之间，默默抽烟。
阿奶说，父亲前天去了乡下，因为这是他回家后第一次回乡，阿奶自然喜不自尽。她特意向队里告了假，歇工为父亲烧莱沽酒、洗尘接风。饭后，阿奶难免问长问短，而父亲始终吞吞吐吐，拼命抽烟。勤快的阿奶要留父亲吃了夜饭再走，自己还想去挣几个工分。父亲却执意要走。阿奶掏出两元钱，说是给他买烟抽的。拗不过阿奶的盛情，父亲红着脸收下。阿奶说，那天，直到父亲离去，她才感到父亲的神色不同寻常，当时以为是劳累所致，也没有细想，然而，隔了一夜，即在次，她又看见了父亲!那时，即将中午，阿奶正在自留田里坌地，远远看见有个人很象我父亲，便手搭凉棚眺望：那人正是我父亲!他躬着身，低着头，双手插在裤袋里，从河对岸悠悠走来。阿奶想，女婿反正会绕过河自己进门的，只顾自己加紧干活，以便早些回家淘米烧饭。殊不知，等她收工回家，屋里根本不见父亲身影。"咦，我老不中用，看错人了!"阿奶思忖，再想，父亲昨天刚来过，今天不可能再来，除非有什么要紧事。可有位乡亲说，刚才他也看见父亲了，看见父亲在那条大河边低头徘徊。这下，阿奶糊涂了，也焦急起来。她五即和那位乡亲团团寻找，还特意去那河边寻找，折腾了半天，终于没找到父亲。于是，她打算明早来上海探个明白。但睡下不久，她又梦见父亲......阿奶说，她是被梦吓醒的，醒后遍体冷汗，越想越怕，再也躺不住了。此时正值深夜，末班车早没了。她怕梦里的凶兆得到应证，就摸黑赶来。七跌八冲走了大半夜，到了江边，头班渡船还没起航，只能在夜露和寒风中干着急......
说到这里，阿奶说她实在不懂，昨天亲眼看见的那人，到底是不是女婿。这时，母亲狠狠瞪了父亲一眼，说死样怪气的，你倒说话呀，到底是不是你。父亲没理母亲，蜷缩在小凳上纹丝不动，烟雾缭绕。
"阿妈，不会是他，既然前天来过，昨天就没有必要再来!"母亲说得这样坚决，阿奶长长"咦"了声，搔搔头皮，满是皱褶的脸上堆上了困惑，
"啊，要不，我撞上了......"但是，经历人世无数风雨的阿奶，还是察觉了什么。她断定自己不会错，昨天看见的一定是我父亲!她狐疑的是，既然已经到了家，为何不进门?父亲抬起头，古铜色的脸上腾起红晕，窘迫地朝阿奶笑笑。母亲从父亲的神态上猜出了原因，便义愤填膺"声讨"开了，当然在"声讨"中，她没有放过父亲的那些劳民伤财的"火腿疗法"......没等母亲说完，精明的阿奶马上明白了女婿两次下乡的原委，于是她顿足叹息，连连自责自己糊涂!是啊，千想万想，偏偏没有想到女婿上门是为了通融钞票!她埋怨母亲不该对父亲扣得这么"死"，这样扣下去，说不定会重新把父亲逼上绝路。说着说着，阿奶发了脾气......母亲委屈得流了泪。她抽抽搭搭说：她不是不懂这些道理，无奈实在没有钱，这两个月，她入不敷出，亏空了不少，再向人家借，自己也觉无颜开口......这时，阿奶才感到错怪了女儿。她紧闭起泛着唾沫的嘴唇，不好意思地看看母亲、又看看我。我真担心阿奶朝我劈头盖脑一顿臭骂，不料她颤颤巍巍撩开衣襟，从胳肢窝里掏出一个皱糅的手帕包。她拿出仅有的十多块钱，满脸羞愧，默无声息地塞向父亲。好象这钱烫手，父亲突然跳起身，慌忙推开。阿奶非要父亲收下，父亲为难地看看母亲，颓然低头。这时，母亲收拾干净泪水说话了。她说，这次不用了，昨天她已向单位互助金借了二十元，就是给我治病的；说到一半，她怯怯瞥了阿奶一眼，见阿奶拉长的脸庞渐起愠色，遂改口说：既然阿妈诚心诚意，你就少拿些吧。父亲蓦然抬头，脸红耳赤弛从阿奶手里要了十元钱，"我，我暂时拿着，以后、以后......"父亲嗫嗫嚅嚅，吐字不清。这时，我发现父亲红了眼圈。
风波以皆大喜欢的结局平息了：阿奶吃过早饭赶回去了，父亲夹着提包外出买火腿了；我却进入一个恍恍惚惚的境地。我始终在猜测阿奶的恶梦，担心它会应验什么。
接连不断的支出，使父亲的囊中日益枯涩。为了让有限的钞票发挥更大效应，父亲跑瘦了双腿，算白了鬓发。有次，父亲说起他的"生意经"，他说，看中一块东西，他往往要在旁边盘桓多时，直到它确实无人问津、他才上前要求"按质论价"，而这时往往在商店打烊前五分钟。他解释，这时候，营业员往往急于下班，无心"恋战"也最容易杀价。连日来，那些火腿，都是这样买来的，价钱当然比平时便宜多了。淘一块价廉物美的火腿竟如此周折，父亲晚回家也不足为怪了。
然而，有一天，天黑透了，还不见父亲回家；夜很深了，我们准备睡觉了，父亲仍然没有回家。一股不祥的阴影笼上我家。母亲开始坐立不安。大家认为，父亲一定发生了意外。哥哥建议去公安局派出所问问，姐姐认为不如先去亲戚家看看......正在众说纷纭，门外响起了杂沓的脚步声。门开了，是蓬头垢面，衣衫不整，脸容苍白，显得极度疲乏的父亲!父亲腋下夹着瘪瘪的空包，手里捏着皱皱的呢帽，身后还似乎带着什么人。我们正觉诧异，两个精壮汉子跨进了门，其中较年轻的是个警察!年纪稍大的身穿便服。刹那间，我们全愣了。警察?他们陪父亲回家千什么?我脑际跳出一个念头：父亲一定出了交通事故。父亲刚想启唇说什么，屋宇上空突然炸响一声闷雷。"站住!"那警察怒目圆睁，大声喝道，
"警告过你了，不准开，否则一切后果由你自己负责!"父亲不服气地看看那人，再也不敢越雷池半步。父亲用不安、痛苦、屈辱的目光扫一眼噤若寒蝉的家人，颓然低头，下意识地抓捏起手中的呢帽。静默。我觉得狂跳的心坠入腹腔，手脚跟着冰凉......应验了，那该死的梦应验了。穿制服的清清嗓子开始说话，他说，上午就有人注意父亲在那家腌腊品商店里转悠，傍晚当父亲刚拿起块火腿一一那人说到这里，垂头丧气的父亲突然跳起来吼叫："放屁!"吼声吓了我们一跳。
"话，说说清楚，不说清楚，马上请你出去!"父亲两眼通红，脖上青筋绽暴，一副拚命样子。于是，我感到害怕：倔强刚烈的父亲在受到侮辱时真会不顾一切。
"好，你嚣张!"年少气盛的"制服"声称要让父亲尝尝无产阶级专政的铁拳，欲上前扭住父亲。于此同时，母亲一个箭步窜上前，奋不顾身插在父亲胸前。
"干什么!干什么!到底为什么事!"母亲呼号。这时，穿便服的开口了。他说，他是商店负责人，想来核实一下。那人态度还算温和，至少不那么凶神恶煞。
"核实?核实什么?"母亲疑惑。那人耍母亲出去一下。母亲跟那人愣愣出了门。制服把住门，虎视眈眈盯往父亲。敞开的门外飘来只字片语。那人在询问母亲的收入、给了父亲多少钱，等等。井始，母亲惊慌失措，说话结结巴巴，后来，她沉着多了，回答得坚决而干脆。
"你没有记错?没记错!肯定不会错?"
"肯定不会错!你敢保证吗保证!"这一切，"制服"全听清了。他似乎更义愤了。
"好吧，麻烦你了。"那人不失礼貌地说。母亲急切地进了门，神色紧张。她责问耷头耷脑的父亲：怎么回事，到底发生了什么事?!父亲涨红着脸，激愤地说：
"什么话，说我没付钱，我明明付了，还说--"没等父亲说完，恼羞成怒的制服再次喝住了他。父亲无可奈何瞪了那人一眼，委屈地闭起了嘴。制服煞有介事训话了。他声色俱厉斥责父亲，把父亲的超假提到"对抗思想改造"的高度......末了，他勒令父亲必须在三天之内归队，否则将动用专政工具!在斥责声中，父亲始终脸色惨自，低低垂着屈辱的脑袋。此刻，我想象不出，当着妻儿的面听候他人训斥的父亲是怎样一种心情?我为一向自尊的父亲懊丧、难过、自卑......
历时十多分钟的训话终于在难堪的令人窒息的气氛中结束了。临走，"制服"要父亲明天去当地派出所"说清楚"，等候处理......
那两人一走，父亲马上跌坐下方凳。他捧住脑袋，陷入了久久的缄默。母亲关死了门，上前轻声问：到底怎么回事父亲叹了口气，不愿说。在母亲追问下，他才用委屈的口吻说：今天真倒霉，兜了大半个上海都没有发现"便宜货"，眼看一天光阴将白费，他觉得还是上午在十六铺看见的一块"滴油"比较便宜，于是便匆匆赶去。殊料，那"宝贝"早被人觅去了。反正也累了，索性守住商店。好容易捱到商店打烊，却涌进不少顾客。营业员穷于应付，无心讨价还价，只好选一块过秤。那小姑娘营业员报价"两元两角捌"父亲接过东西，掏出两元三角。那姑娘收了钱，随手扔进钱箱，转身去照应其他买卖。虽然两分钱是小意思，但总不能平白无故送人。看人家忙得不可开交，父亲不好意思催问，只得干等。这时，有人突然重重拍他一下肩，回头看是一个完全陌生的男子。他威严地问：包里的东西付过钱没有?父亲吃了一惊，忙回答"付了、付了"。那人问姑娘，这姑娘却昏了头说"记不清了"。这下，父亲急了。一急就词不达意、语不成调。可能父亲的破衣烂衫给人产生一种什么错觉，那人一把揪住了父亲这一闹，还有人辩白的余地?扭送到"民兵小分队"，很快查明了父亲的身份。当时，不说什么，光这身份就可作有罪的证明。当即对父亲进行搜身，当人们发现父亲随身携带的"外出证"早已过期，父亲的"罪孽"就更严重了。他们向父亲要住址，父亲不愿说。父亲解释，他所以不愿交出地址，是不愿让已成惊弓之鸟的母亲担惊受怕，父亲的"拒不交待"，使他更显得"形迹可疑"，为此，也饱尝了"铁拳"。直到夜深人静，怕家人焦急，父亲才带人回家"对质"。幸亏他身上带的钞票和母亲说的不差分毫，否则，在当时的形势，其结果是不堪设想的。
母亲在扼手称庆之余，又唠叨起短命的"火腿疗法"。她抱怨，要不是父亲"搞花头"，会落到今天的地步!"看看，衣服都撕破了!"父亲故作平淡说：本来就是破衣服，反正破了，撕撕破有什么关系?我想，父亲这才找到了症结：这场灾难问题就出在父亲的不修边幅。要是父亲打扮得体面些--衣冠楚楚，而不是破衣烂衫；红光满脸，气宇轩昂，而不是形容枯槁、骨瘦如柴，会发生这种不幸吗?总之，要是父亲有钱，有许多钞票，他何至为省几个小钱苦苦寻觅、何至于落到今天这种境地!
那夜，父亲蜷缩在墙角，闷闷不乐独酌了很久。翌晨，我醒来时，他已不在了。我知道他一定去派出所"等候处理"了。那天，他向派出所说明了超假的原因，人家也没有说什么。当天下午，他用十元钱换回了四丸"药"，从此天天待在家里，再也不出门了。吃完了那四丸，父亲觉得家里再也变不出更多的钱供他"实践"。这时，姐姐濒临毕业分配，传闻里委向学校反映了父亲的"政治"表现，学校正在考虑取消她去边疆军垦的分配方案--原因是：边疆离北京远，离帝修反近，政治要求特别严。为此，姐姐整天怨天忧人，哭哭啼啼。面对着内外交困，父亲在家里呆不住了。按照他的说法：与其在家里无能为力遭人怨，还不如回去省心省力。
父亲决定归队。那天，他走得很仓促、很出乎意料。下午，他最后为我买了一方小小的滴油，伺候我吃了，自己马马虎虎扒了些泡饭。饭后他突然对我说，他要走了，然后动手整理行李。这时，母亲刚好下班回家。她见父亲行色匆忙，也觉得突兀。临别，父亲把我郑重托付给母亲，要她为我买火腿，说惟有火腿，才能使我的创口愈合。说到火腿，母亲似乎想起父亲身边没有钱--原先说好等母亲发了工资，有了盘缠再走的。父亲皱皱眉头说：盘缠有了，有几块钱够了。母亲想了想，还是从橱里拿出十元钱。
"出门多带小鸡钱，带上吧!"父亲推辞，执意不从，拍拍衣襟、挑起行李，看看熟悉的屋子，看看我，蓦然转身拉开门，毅然跨进了华灯初上的夜幕。
就这样，父亲带着一腔遗憾，带着满心牵挂，走了。不用说母亲，我也常常担忧：不知父亲在那里如何打发日子，听说那里在月初发工资，而这个月才过了几天，身无分文的父亲将怎样度日?父亲很久没有来信，我不知道这是因为他受到了不公正的对待，还是没有钱买邮票。每每想到这，我惶惶然若有所失。父亲走了，一切都需要我自理。幸亏天气渐渐转热，再加上那些被父亲验证过的验方，创口慢慢愈合了。
脚上的创口虽然愈合了，心灵上的创口却永远落下了。皮肤上的创口是有形的，心灵上的创口是无形的；皮肤上的创口愈合后不再流血，心灵上落下的创口稍微磕碰就会淌血。
父亲的遭际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以至使我对金钱的感情变得十分复杂。一方面，我喜欢钱，觉得钱能带来安宁、愉快和幸福；一方面，我对钱持有一种难以言说的恐惧，生怕带来意想不到的屈辱、不幸和灾祸。
尽管我不喜欢与"钱"打交道的职业，但命运偏偏跟我作对--在中学毕业时，我被分进一家商业单位。
在接到通知的那些天，我心情郁闷沉重。说实话，我不喜欢这工作、这种职业，不管人们在它面前冠上多少漂亮的修饰词："桥梁"、"纽带"、"商业战线"。记得在混沌认识的孩提时代，我就不喜欢它那股湿漉漉、粘乎乎、腥秽污浊的气息。在那些年，每天去幼儿园，我都经过那里，经过那条狭窄的蛋格路。但不知怎样，我宁可让母亲带我绕个大圈，也要躲它远远的。现在，我将要在那里工作了，怎不感到怅惘?
母亲可不象我这样多愁善感。在接到通知的最初几天，她显得非常兴奋。母亲的喜悦可以在我舅父身上体现出来。一天傍晚，我那位善良的舅父来询问我的分配情况，当他得知我已被安置在那单位工作，厚道的脸上顿时绽开了笑容：好，好，总算捧上了饭碗，真是金饭碗啊!"是的，金饭碗、金饭碗!"母亲喜形于色、赶忙附和。
然而，母亲没高兴几天，就让一份沉重的忧虑替代了。不知谁告诉她的，每个新职工都要经过六个月的试工期。只有经过试工期，才能真正鉴别饭碗是金铸的，还是泥做的。听到这消息，母亲忧心忡忡、夜不成寐，四处打听情况。其实，不用打听，我倒知道，新职工只有在试工期内没有发现品质上或智力上或身体上的问题，才可转为正式职工。这规定，我是从一位熟悉的医生那里得知的。那天，他在向别人诉说一位我似曾相识的病友。他说，那位病友就是因为经不住试工期的煎熬，在得知被招工单位辞退的当天晚上，用剃须刀割断自己的动脉的。当时，我是个中学生，对这位大哥哥用这种方式草率结束自己的生命，感到不可理解。现在，当戢面临和他同样的境遇，我才理解了他的选择。是的，六个月，整整半年，一百八十多天，准能保证我不发病、不住院、不让人察觉?!试工期，这生死悠关的六个月啊!我了解自己的秉性、了解我的家庭、了解我的母亲。我知道，万一我在那六个月里被搁浅，那么，生命将对我意味着什么。或许为一次昂贵的医药费、或许为生活中一桩小事、或许为母亲积压了十多年的几句牢骚，我便会轻易结束自己、就象那位可怜的病友。因为，我的自尊心不允许有任何哪怕是轻微的伤害。我蔑视苟且偷生，而且从来无法接受这个词汇!
因此，在那个去报到的早晨，不要说眼泪，我连点滴伤感都没有--事后听说许多人都哭了。我觉得，我没有这份奢侈的感情，除非流血，我是不该为它流泪的。我什么想法都没有，唯一的希望就是顺利度过这艰难险阻、危机四伏的试工期!
我记得，这是个寒冷，阴沉的早晨。我揣着一张粉红的纸片和一颗沉甸甸的心前去报到。没有花、没有彩带、没有锣鼓、没有喜洋洋的气氛。简单的欢迎仪式后，是一连几天的"学习班"。说实话，在整个"学习班"过程中，我的听觉是封闭的，我神经始终绷得紧紧静。我似乎什么都没有听明白，唯一听见的，就是自己的心声：开始了，开始了，一切都开始了!
现在，每当我身心舒泰地坐在我的斗室，每当夜阑人静，我集神凝思，我总会念及那六个月；每每念及，我的心里便充彻着一种"往事不堪回首"的感慨。是的，那六个月，那令人难堪、痛苦的六个月，那个使我饱受折磨和煎熬的六个月，那个在我稚嫩的心屏上刻下人生苍凉印记的六个月，要我如何看待你呢?我不会忘却第一天正式上班时的情景。这是个彤云密布、湿度很重、阴冷砭骨的下午。我捧着"生财"：一副蓝卡其套袖、一条人造革饭单、一支崭新的木杆秤、一只自乎乎、方楞楞的白木骨灰盒似的钱箱，红着脸，低着头，穿过许多熟悉的眼睛去大组报到。天，正在酿雪，有种让人喊也不是，哭也不是，令人手足无措的阴冷感。听老人们说，江南的隆冬，数这种天气最冷。往常遇到这天气，我总是冲只"汤婆子"早早躲进温暖的被窝。因为我知道，这种阴冷潮湿、欲雨不雨、欲雪不雪的天气，最易诱发疾病。我记得，以前有几次关节腔大出血，就是在这时节发生的。因此，每逢这天气，母亲总叮嘱我赶快睡觉。而我实在害怕那种要死要活的疼痛，乖觉地应顺自然，躲进被窝，让自己变成一条冬眠的蛇。然而此刻，我不能躺下，不能躲进温暖而安全的被窝，却要去工作，要去上班了。为此，我的心情无比阴郁。终于，新职工们从四面八方，陆陆续续、表情各异地赶来报到了。不久，我们这群迷途的羊羔，被一位中年男子圈进一座油毛毡摊棚。这摊棚既是仓库，又是办公室，又兼会议室。那男子清清嗓子开始致欢迎词--想必他就是大组长。旋即响起唏唏落落的掌声。看清了，是那些高低不一、胖瘦迥异、表情呆板的老职工赠予的。这当儿，摊棚外始终竖着不少新奇的眼睛。它们不时向我们指指戳戳、嘀嘀咕咕。这情景有点令人难堪。然而，我倒不在乎。因为我一心一意期待着那个真正的开始。不知不觉中，组长骤然收住话茬，猛喝一声："统统拉大白菜去!"于是，我的心便卟卟狂跳起来。
我们十多位新职工，跟随十多位老师傅，拉着十多辆拖车出发了。我师傅是位烟瘾十足，满口焦牙，蓄一抹老鼠胡须的半老人--后来我知道，他年纪并不大，似乎正值壮年。他把车把提得高高的，略昂着头，微阖着眼，皱裂的嘴唇中插着支青烟冉冉的劣质烟。看他上半身：头、脸、脖颈、扁平的胸、细溜的肩、除了那烟，全是静止的，看他下半身。脚板、小腿，大腿、胯部，却忙得不亦乐乎；跨腿踢脚的幅度很小，频率却极快，犹如一匹匆匆窜过屋角的老鼠。很快，我被他拉下了。尽管我气喘吁吁、热汗淋漓地使劲赶，还是赶不上。自小腿开刀、踝髋关节因屡次发病形成粘连以来，我从未这样赶过路。医生曾经告诫我：不能疾行、不能奔跳。我始终铭记医生的告诫，从不匆匆赶路。现在我只能拼命加快步伐了。因为我不能请求他，请求我这位埋头拉车的老黄牛师傅放慢步子。在他眼里，我只是个腿部稍欠利索的小伙子啊!然而人们怎会想到，此刻正走在他们中间的那个满头大汗、气不迭出、穿戴臃肿的小伙子，却是一个病人，一个不折不扣、躯体只消轻微破损就会一命呜呼的病人啊!!
我心跳气促拚命赶路。此刻，我那因常年失血而显得苍白的脸，一定是红喷喷的；我那瘦削的身躯，一定被棉织品裹得象头笨拙的北极熊。汗水完全把内衣浸湿了，它粘搭在腋下、背脊下，令人难受。蓦地，莫名的怨恨涌上心际。我感到恨，无缘无故地恨。我不知道恨什么，为什么恨。渐渐地，我好象找到了目标：我恨母亲，她为什么让我穿得这么多!看上身：两件绒线衣、一件棉背心、一件棉袄、还有羊毛围巾和大耳朵雷锋帽；看下身：绒线裤、腈纶裤、外加一双东北人穿的高帮棉胶鞋。母亲以为，把我这样彻头彻尾、彻里彻外武装起来，就可以在我这个漏洞百出的躯体上筑起一道坚固的防事。可她偏偏没想到，她殚思竭虑、挖空心思的谋算，第一天就落空了：这道用棉织品垒起的防线，就象当年被法国人喻为固若金汤的马奇诺防线，注定是徒劳的。它非但没使我产生丝毫的抵抗力，反而为我设置了重重羁绊。看看，我鼻腔淤塞了，心脏负担加重了，浑身热汗被冷风一吹却要感冒了。想到感冒，我无比恐惧。因为感冒从来是发病的主要诱因!!母亲，可怜的母亲，你精心构筑的防范，竟然经不住一次感冒的冲击啊!如是这样，这个裹得严严实实的试工期就将彻底曝光!
我无法忍受，好象不是我在工作，而是全家在跟我一起工作。为了捧住饭碗，可苦了我的家人。这些天来，他们好似受苦受难的耶稣基督，而我则成了心怀鬼胎、颐指气使的犹大。这一切，当然是母亲促成的。母亲助长了我的骄娇两气，而真正的罪魁便是这个天天被我诅咒的试工期。
每天傍晚，我拖着疲惫的身子回家千的第一件事，就是撕日历。在那六个月里，我特意把日历挂在门旁。每当怀着侥幸跨进门槛，我总要久久地注视它。看着那红红绿绿的薄纸，随着我的生命一片一片消失，我干枯的喉头便会涌出一股甜蜜而苦涩的唾沫。于是，我举起痰重的胳膊，把日益变粗变糙的手指探进龟裂的唇。我勾出唾液，骤然撕下一页。同时，一丝冷笑漾上了嘴角。我把"这一天"摊在掌心反复玩味。我用尖利的指甲戳它、刻它、撕它，直到它粉身碎骨，把它拢在掌中。我怀着虔诚合掌举起它，默默向冥冥中的那位祈祷，祈求他老人家搀扶我走过这岌岌可危的独木桥!然后，我把我的祈祷，连同碎纸送进嘴里、咽迸肚里。是的，在这些天里，我每天都怀着难以用语言表述的复杂心情，重复这一动作。这因为，我对那余下的日子没有把握。在以往的岁月里，我即使饱食终日、无所事事，无孔不入的病魔都会跟我捣蛋，每月，它总要光顾两三次，而且每次都弹无虚发。现在，我又怎能保证，在这滞风沐雨、肩扛手提的一百多天里逃脱它的侵袭?
在那几天里，我的心情真可以用"度日如年"来形容。我想，即使牢狱生活，也不过如此...尽管迄今为止，我没有这方面的体验、但我从有类似经历的朋友那里还是了解了些许。为此，我把这段生活比作蹲监狱、服苦役是不为过的。尤其让我惭愧的是，这些天里，我使我的家庭沦为牢房。我不仅使我的母亲为我服劳役，而且还使我的姐姐哥哥们为我服牢役，而我则俨然成了面目可憎、乖戾暴躁的狱头、刽子手!
每天中午，我下班回家，母亲就赶快为我脱去肮里肮脏的外套，让我迅速钻入用汤婆子焐得热烘烘的被窝，--要是母亲不在家，她就把这些苛捐杂税摊派给我的姐姐或妹妹；然后，转身给我打来洗脸水；洗毕脸，她随手递上碗热腾腾的牛奶或糖蛋，伺候我吃完。等我往香喷喷的被窝一躺，她就在外间担任"义务警察"：不许人高声喧哗、不许有点滴声响扰搅我的清梦。而我明白母亲的苦心，立志睡出阵阵鼾声。然而，我这样养精蓄锐、防病杜渐，却苦了母亲她们。每天晚饭后，母亲就让我早早睡觉。这时，纵然稀客贵客不速之客来访，不等他们坐热凳子，母亲的脸上就挂起了"肃静""回避"的牌子。要是人家没有自知之明，她就干脆下逐客令。这时，哥哥姐姐的娱乐和自由自然被坚决剥夺了；家里严格实行"宵禁"--幸亏那时没有电视机，否则定会发生武装冲突；作息制度也作了更改：天擦黑，全家就瞎灯黑火，才拂晓，全家就闻鸡起舞。在我沉湎于黑甜之乡的漫漫长夜中，母亲却几乎枕戈待旦。但当铃声刺破沉阒，母亲就骨碌爬起，披上棉袄，哆嗦着膝头，开炉门，煮点心，准备洗脸水。有时，她还忙里偷闲打开房门，朝风凛冽、黑沉沉的马路"侦察，侦察"，那默默伫立门口的神情，真有点以身试"风"的味道。如果风"硬"，她嘱我多穿衣；如果风"软"，她就为我拿出伞、套鞋、以及防潮保暖的护膝护肘一--因为东风化雨是常识；最后诚惶诚恐、小心翼翼，送招财童子那样把我送出门。
从表面看，母亲的防范，杜绝了病魔的骚扰，但实际上，这种层层把关，严密设防的做法，并不能阻挡病魔的侵袭。不久以后的一天下午，在连续拉了两车大白菜后，下班前，我突然感到了发病的征兆：左肘关节牵强、乏力、微微发沉，我太了解它了，这次象以往数百次、数千次一样，看来是逃不脱的。意识到这，我心情复杂透顶：有一种大难临头的恐惧，又好象不恐惧；有一种强烈的躁动不安，又好象平静恬适；是一种深重的失望，又好象掺着淡淡的希冀。总之，我似乎变得冷静、超脱，仿佛是旁观者、仿佛这是我预料中的又是盼望中的，甚至还夹着一丝好笑、滑稽：看来母亲的苦心要自费了。
黄昏，我托着疼痛加剧的胳膊，拖拖沓沓、无精打采走回家。每当病痛露出端倪，我总是提不起精神。这次，我的情绪更低落。就象每次发病我都要陷入无穷无尽的思索一样，这次我想得更多。是什么引起的?怎么引起的?怎么能避免呢?平时，即使端只凳子，偶尔不慎都会使肘部毛细血管破损，造成大出血，而这几天，每天要递举数十次大白菜，而这些白菜，冻得象石臼，每颗都有十多斤重!哪有不发病的道理?
跨进门槛，没等撕去日历，母亲就战战兢兢迎了上来。"怎么啦，又不舒服了?"母亲忧心忡忡问。今天她休息，象往常一样，她一定早就猫在窗后等我了。我紧紧抱住胳膊，懒得开口。我的脸色一定自得怕人。母亲顿时转色：
"厉害吗?快，快躺下，敷药，快敷药!"我扫她一眼，不愿说话。母亲知道我又犯了牛脾气，也没有介意，管自己找起了绷带、牛皮纸和那种被我家视为灵丹妙药的药料。
母亲很快为我敷上了药料，并且把绷带抽得紧紧的--这方法是位好心的医生教她的，说扎紧绷带，即可达到止血目的。这下可苦了我；血流被截阻，掌和手臂鼓胀胀的，疼痛更甚了。母亲要我快快躺下。我乖乖钻进被窝。此刻，我感到冷，身心都感到彻骨地冷。我打着寒战，牙关颤抖。母亲为我压了床被子。她说：
"快睡，睡着后，一觉醒来，病就会减轻!"看母亲这样充满信心，我却想：好不了的，即使睡它十觉也好不了，因为这来势太凶猛了。疼痛在加剧，滋味实在不好受：胀，使劲地胀；痛，没命的痛，火辣辣地象在烧烤，而且还怦然作跳，我抱住它，辗转反侧。沮丧和愤怒把我攫紧了。这仅仅是开始啊!在漫长难熬的一百多天里，它还会光顾，还将频繁光顾我!想到这，一种要求迅速解脱、彻底摆脱的欲望在心际蔓延。于是，我倏然坐起身。守在床旁的母亲向我投来疑惑甚至恐惧的目光："怎么啦?你!"药!"我哑着嗓子喊。母亲迅速拿来止血止痛片。医嘱两片，我要了八片，不料，母亲又给我添了一片，还说，凑个单数，吉利。我想，我反正无所谓，给我九十片也照吃。我还要安眠药，这下，母亲迟疑了。她似乎想劝阻，但见我态度横蛮，表情痛苦，想了想，还是给了我。不过，她给我两片，我还要，母亲没有理睬我。此时，惨淡的暮色正从窗外渗进。半夜，我惶了，我是被喧嚣的肠鸣唤醒的。我想，母亲为何不喊我吃晚饭呢?!可能她以为这几小时珍贵，兴许这种不省人事的昏睡会使我病情缓解。如果纯粹出于这种考虑，母亲是对的，因为真象伟大的拿破仑说的：胜败在最后五分钟；这短短几小时，可能会决定我与命运抗争的第一个回合的胜负。如果不是出于这种考虑，那么，我对母亲便深感不满了：她总不至于为了这该死的"饭碗"，以后经常让我饿肚皮吧。于是，我再也睡不着了。我试图坐起，但肘部依然疼痛，丝毫没有减轻。为此，我失望、深深失望。一几小时后，我怎能去上班?我的胳膊怎能胜任提、抓、握等等一系列繁复的动作?我无声地叹了口气，复又躺下。此刻，万籁俱静，惟有寒风不时叩打着窗棂。时间在我枕下毫不留情地流失。
母亲听见了我的叹息。夜色中，她在对面床上轻声问：
"怎么样，好些吗?"这一夜，她肯定没有阖眼。于是，我痛苦地哼了一声。
"唉，算了，别去了，我们就别去了!"母亲重重地叹息。这下，她认命了吧?我看不见她的表情，只听她一个劲地嘀咕：唉，反正已经倒霉了，饭碗敲掉就敲掉，这短命的毛病、促狭毛病!那口吻与其在安慰我，倒不如在安慰自己。母亲的艾怨点燃了我胸中正在渐渐熄灭的火焰：不能就此罢休。是的，坚决不能退却，就是为母亲，也应该保住"饭碗"!于是，我要求自己阖上眼，争分夺秒再睡上几小时。因为余下的几百分钟，对我太珍贵了。它将决定我，是否能对命运进行一次冲刺!屋外起风了。肆虐的北风抚弄着电线，发出呼呼的呻吟。疼痛、依然疼痛。现在即使让我安安静静躺着，我都无法忍受这尖锐的疼痛，两三小时后，我怎样去工作?想到马上将去承受更可怕的煎熬，以往一幕幕令人不堪回首的往事便展现在脑屏。是的，这不止是已经开始了的继续，去憷以后那无穷无尽的开始。一切无法让我忍受，还不如现在让它结束，也是结束的时候了。我万念俱灭地躺着，心渐渐平覆了。我昏昏沉沉坠入了无边无垠的黑暗。残余的安眠药再次把我吞没了。
铃声，是尖锐的惊心动魄的铃声，把我从无病无痛的睡梦中拖回。它是母亲召来的--从上班第一天起，母亲就扮演起时间老人，每天在临睡前为闹钟上发条，即便在这时候，她也一丝不苟履行自己的职责。黑暗中，母亲按住了铃。旋即，她似乎挺起身，在默默观察我。尽管我知道，此刻母亲心里一定充彻着矛盾和不安，但我还是感到不快。不过，骤起的铃声刺激了我的尊严，陡起的欲念霎时启开了记忆的阀门，一幕幕往事涌上心头。蓦地，一股蛮劲在心间萌动：不是你吃掉生活，就是生活吃掉你!要活下去，就必须起来、立即起床!只有站起来，才能活下去、更好地活下去。我的命本来就贱，本来就不娇贵。起来，起来吧!于是，一股强大的气流把我猛地托起。我毫不犹豫掀开了被子。母亲立即开了灯，在锃亮的灯光下，她张着迷茫、困惑的眼睛愣愣看着我：
"你--"奇怪，哪来的力量，我竞用一只手穿起了衣裤。母亲慌忙起身，连棉衣都来不及披上就向我伸出了援助之手。当即，我似乎想说什么，但终于没有开口。是的，尽管母亲热情得不近人情，但从理智上说，她是对的，因为惟有如此，才能使我摆脱困境，而且永远摆脱困境。母亲弯下腰，利索地为我系上鞋带，又马不停蹄地伺候我刷牙、洗脸、吃早点。在我打开门，毅然走向黑暗的刹那间，我看见母亲那因为缺乏睡眠而显得疲惫的眼里，分明混杂着一种难以表达的情绪：哀伤、忧虑、要求宽恕和充满鼓励!
然而，当我踏上那条灌稍了黑暗和寒风的小路，我便感到了后悔。此刻即使把胳膊捧在怀里，我都感到疼痛难当，而几分钟后，我却要......我踯躅在黑沉沉的苍穹下，心里充彻着忧伤。冷冰冰、湿漉漉的空气侵占着我的肌肤。我不知道这是寒露、雨、还是小雪。此时此刻，我多想回家，回到那还留着我体温的被窝。但于此同时，我的眼前出现了母亲那困倦的双眼。是的，我不能后退，坚决不能退缩。我没有退路，从来没有退路。我的背后是苦难的沼泽地、死亡的悬崖和陷阱，更何况即使为了母亲，我也该面对严酷的现实前进!
这个令我难忘的早晨，终于被我挺过来了。在我抱着胳膊回家时，我想，幸亏是左肘关节发病。要是右肘，或下肢任何一个关节发病，我是无论如何坚持不了的。那天清晨，看见摊上的货物比寻常少，我便感到宽慰。我知道，这些东西，要不了多久就会告罄。就在我鼓足勇气、犹犹豫豫抓起秤杆的当儿，师傅见我拿秤的姿式别扭--或许他看不过去，或许怕我出差错，就要我放下秤，帮他收找钱款。我正求之不得。于是我歉然一笑，立即遵命。可能我笑得凄切，师傅从鼻腔里哼了一声："怎么样，不舒服"我赶忙把头点得犹如鸡啄米。这么一来，就让我顺利度过了难关。下午，我没去上班。我害怕被派去拉车。根据母亲的建议，我调休了半天。我想，上班有休息天，而且可以随意调节，实在是我的幸运，这为我度过"试工期"提供了可乘之机。尽管我千方百计节省"休息天"，留待身体不适时调整，但每星期一天的休息日哪里够用!上了两个月班，我已经"寅吃卯粮"了，再拖下去，看来就要露馅了。最主要的是，我这个"隐身人"的角色使我不能看病，更不敢请病假。因此，在那些日子里，我的病况始终处于周而复始的发作中。现在想，这种疲于奔命的恶性循环实在是很危险的，稍有不慎，就会酿成大祸，以致一命呜呼。那么，在那些生命和意志受到严峻考验的日子里，是谁在鼓励我呢?我想可能跟尼赫鲁有关。每天上班，我都要途经尼赫鲁家，每次走过他家门前，我总会想起这个有意志有毅力的尼赫鲁。是啊，意志、毅力!尼赫鲁凭着意志和毅力能在那种环境下坚持，我为什么没有理由不坚持呢?
在青少年时代，在这条路上，被我崇拜的大哥哥，除了邻居兼启蒙老师光耀，就是尼赫鲁了。我从小喜欢跟年长我的男孩交朋友。即便现在，我已长大成人，也乐意跟年长我的男性公民建立较稳固的友谊。我与尼赫鲁交往，纯粹是光耀促成的。光耀和尼赫鲁是同学，两人关系不错。尼赫鲁常来光耀家。他一来，我就被他那种沉闷的，带有唏里哗啦痰音的嗓门所吸引。一天，他刚离开，光耀就对我说：这人不错，有毅力、有恒心。听光耀这么一介绍，我就对他毫无名堂地佩服起来。其实，当时听他和光耀闲聊，他毫无引人入胜的地方，甚至连丁点机智幽默都没有；即使后来跟他正式交往，也发现他比我心中的偶像光耀相差甚远。
我注意尼赫鲁，是从静观默察开始的。他住在我家斜对面的一幢衰败破落的矮平房里。现在我上班，就天天从他门前走过。他家对面有只火柴盒式的垃圾箱；右边有个砌了道矮墙的小便池。这堵墙犹如一条束在男人腰际的永久性的水泥围裙。男人们站在围裙后解手，面对着来来往往的男男女女，解手时的喜怒哀乐，甚至连最后的尿震颤，都可使路人一览无余，惟独不见那要性命的命根子。因此说，这围裙是砌得很及时很适合的，它对维护精神文明，起到了不可忽略的积极作用。奇怪的是，自从知道这个有毅力有恒心的尼赫鲁住在这平房后，我的小便也莫名其妙多了起来，经常动不动就走上二三十步，去那围裙后站站。其实，那时候，可供我们小男孩站的地方是很多的，譬如"九间楼"前的那株古柳边、生产组的铁栅栏前、还有棉花店旁的那根电线木杆下。只要觉得膀胱积液满了，即使手上捏着弹子或豆腐格子，嘴里喊声"噢丝开"，就可以大大方方走到任何一处，拉出东西，哔哔剥剥放出一根无色透明的水晶链条，而且边放还可以边回头监视是否有人作弊。说实话，这种"方便"也确实方便。但从开始注意起尼赫鲁，我就不愿意这样"方便"了，而是宁可多走几步路，象大人那样，到尼赫鲁家旁边的围裙后面去方便，并且边方便边不断向左面盼顾。
尼赫鲁家门前总是堆着干的或湿的稻草。稻草好象是他家的图腾。后来我发现，他家不仅门前有，甚至连屋上，也经常铺着薄薄的稻草。它们在金灿灿的阳光下，不时闪烁着丝丝缕缕的光芒，犹如地上婆婆晒的金银丝；它们在阴惨惨的北风下，寒塞窄率摇拽着，好似疾风中的劲草。去"围裙"方便时，我经常看见尼赫鲁。有时还见他端架木扶梯，登上那倾斜的屋面，坐在那想必已经晒干、正散发出"稻谷香"的稻草上，托额支颐，仰望那并不蔚蓝的天，一副乐而忘忧的神态。看到这情景，我总会想起光耀对他的评价；并断定这一定是一个出色人物必不可少的毅力和恒心。于是情不自禁对他羡慕起来。不过，当时我把"毅力恒心"与"开朗超脱"混淆了。随着年龄增长，我知道这时尼赫鲁的形象应该是超脱、甚至还有点郁抑，但决非是毅力、恒心。他给我"毅力恒心"的印象，还是以后的事。
现在想，尼赫鲁的家境确实是够尴尬的。他的父亲、一位唇上蓄着两撇比头发还黑的胡须、说一口焦糊糊的似山东非山东、似江苏非江苏、似安徽非安徽口音的矮老头，据说是什么逃亡地主。"逃亡"，在当时革命群众眼里，含有"流窜"的成份。不是吗，流窜犯通常比吃窝边草的地痞乡党来得狡猾凶残，由此可见，逃亡地主的反动本性，要比破落地主、一般地主、工商地主严重得多。不知怎样，从我知道尼赫鲁家的成份后，我总觉得这间门前、屋顶经常堆着稻草的平房，以及住在平房里的人都有股浓厚的泥土气：尼赫鲁父亲，经常穿一身色泽沉着，样式古怪的服装，象一个土地主；尼赫鲁的母亲，胖胖矮矮的身子，脑后挽个发髻，象个地主婆；尼赫鲁的兄弟们，浓眉大眼，腰圆膀粗，常年穿补丁叠补丁、浆洗得成了泥土色的衣衫，个个象长工；还有，早晨、中午、或黄昏时分，从那扇特意挖掉玻璃的窗洞里，总会飘出一缕缕轻飘飘、白腾腾、蓝幽幽的炊烟。这一切，都使尼赫鲁的家有股泥土气。
当然，我对尼赫鲁产生好感，他并不知晓。一天，他来到光耀家，以他那特有的沉闷、含着痰的喉音和光耀聊起来。我发现，他从不把屁股赖在人家家里、一坐就半天，而且放开喉咙，哗啦哗啦、滔滔不绝，直弄得咽喉充血，兴意阑珊，才肯罢休。他不是这种人。他总是匆匆走来，和光耀匆匆聊上几旬，复又匆匆离去。那神情仿佛在秘密联络，又好象在开什么短促的碰头会。尼赫鲁每次光临，光耀总要端两只他自己制作的、被屁股磨得乌光油亮的小板凳，放在自家门前的石阶上，两人面对面，不咸不淡地聊上一气。看着这情景，我总觉得这个沉闷得有点象闷葫芦的尼赫鲁!对光耀是深怀敬意的，只是表达的方式比较别致罢了：不时来报报到、面对面坐上一阵、说上几旬。然后迅速分道扬镳。在这条路上，他总是独往独来、对谁都不理不睬，唯有跟光耀往来。而尼赫鲁每次起身告辞，光耀也从不挽留。他一定想：人家急于回家，总有家务缠身，怎么能随随便便、假心假意挽留人家呢?因为每次尼赫鲁回家不久，他家窗洞里总会"又见炊烟升起"--当然不一定"夕阳照大地"。需要说明的是，以上带引号的两旬，是近年来一度流行的一首歌的起始旬。这歌除了开首两旬，其余的都被我忘了。现在，这幸免的两旬就被我拿来用在曾经给过我鞭策的青少年时代的朋友尼赫鲁身上。
那天，尼赫鲁匆匆向光耀道别。临走，他不失礼貌地把小板凳递给光耀，嗓音低哑地问：有什么书吗，借来看看。在他们交谈中，我始终坐在他们身旁，佯装埋头读书，实际则仄起耳朵听他们对话--努力想从尼赫鲁身上找出被光耀称赞的"毅力"和"恒心"。这时，我忽然听光耀对我说："你有什么书、借两本给他看看，我上楼去拿，麻烦。"光耀素为我敬重，再说书又是借给渐渐被我崇拜起来的尼赫鲁，于是，我爽快答应，回家随便拿了几本。尼赫鲁接过书，看了我一眼，低头翻起来。
因为书，我与尼赫鲁相识了。每次他匆匆来隔壁光耀家，都不忘向我家瞥上一眼，见我在，他就向我借书，借了书便匆匆离去，以后在约定的时间内把书还我。这样一来两往，我觉得尼赫鲁算得上是位恪守信用的朋友，一旦讲定还书日期，决不会含糊，有时还常常提前。我是在跟他书的交往中，体察到光耀对他的评价的。
不过，这事要怪那个刁钻促狭的洋老鼠。在九间楼东面，有幢古色古香的深宅大院。九间楼有四百多年历史；这建筑也该有一两百年历史吧。这深宅大院的台阶高高的，有扇经常关闭的大黑门。住在里面的人，总给人一种细皮白肉，油头粉面的感觉。即使里面的小孩也足不出户。他们不象住在九间楼和我们这排高平房中的"野蛮小鬼"，喜欢乱钻乱窜，到处兴风作浪、惹事生非。可能"深居简出"历来是有文化有修养有钞票的象征，因此他们恰恰跟我们这些没文化没修养没钞票、穷得叮当响的人家形成鲜明对比。就说吃饭，我们喜欢捧着饭碗走东家串西家，到处"卖饭碗"，到处公开自己的小菜和亮出自己的家底。所以说，住在大黑门里的人，历来被我们看成是一个很高雅的种族。
然而，凡深宅大院，历来象书本上、电影中、生活里的深宅大院一样，是关不住春光的。在那春光明媚、春意盎然、春色可人的春天里，大黑门里的人们，照例也会被春风春光春色，搅得春心芳动。每年严冬过，天际响起一声春雷，达扇犹如压着三座大山的沉重的大黑门，就会被吱吱哑哑推开。不久，门内就走出想必已经醒了冬眠的"蛇百脚"--这当然是光耀给里面的少男少女们起的绰号。开始蛇虫百脚们先倚着门框、伸伸懒腰、打打哈欠、揉揉被强烈的光幅射刺花的眼睛；然后怯生生地跨下高高的台阶，站在最后一级，犹如试水温似地用脚尖尖踮踮肮里肮脏的蛋格路；最后经不住诱惑，终于纵身一跳，彻底"下海"了，并立即跟我们这批"野蛮小鬼"同玩同闹同哭，彻底实行了"三同"。只是他们往往同不过我们。因为他们被大黑门关去了灵性。这个不时拿着封面醒目、书角齐崭的小说书，把我引得馋涎欲滴的洋老鼠，就是他们中的一员。
在那些春意勃发，意志因而格外脆弱的三春天，洋老鼠经常用他家那些书来引诱我。他知道我喜欢看书，不管什么红色革命、白色恐怖、黄色恋爱的小说，我都喜欢。因此，他每每看见我，总劈面送上一撮诱饵："书要看哦?...要看，要看，什么书?"我急切地问。他撅起尖尖的老鼠嘴、扭扭怩怩报了书名。这书我听说过，于是我显出很想看、非常想看、迫切要看的样子。也许，我的渴望表现得太强烈了，他受了感染，于是他指着他家门前的阴沟盖，冷冷抛下一句：
"等在这里，不许动，我去拿!"说着拾级而上，走完五级台阶，还特意回头站定看看我，看我是否听话、是否认真执行他的命令、是否老老实实把双脚站在阴沟盖中心。见我表现良好，他就哼起小调，一摇三摆神气活现地进了门。因为他经常故技重演，所以我深谙这种说一不二、很具官腔的"长官意志"。因此，每当他发完命令，我只好老老实实，不折不扣呆在那阴沟盖上划地为牢、耐心等待他施舍。有时，他还常常从他家那块外面看里面"白茫茫一片都不见"，里面看外面却"一豁两晌"的纱窗里考察我。要是我稍稍跨出阴沟盖，超越了他规定的势力范围，他就会大喝一一声，突然出现在门口，高举手中那本正被我渴望着的书，并把那书舞得犹如一首歌里唱的那样：胜利的旗帜哗啦哗啦响"，撅起尖尖的老鼠喙，鼻腔喷出声轻蔑的哼："哼一一你出来了，不听我的话!哼。"说罢，他把书往胳肢窝一塞，返身进门，再也不理我了。其实那时他的年龄并不小，最多比我小两三岁：八九岁光景。然而，就是这副奶里奶气的霸王相。鉴于此，有时为了能早些尝到精神食粮，我只能经受住严峻考验，在那脚底稍稍一动就噼骨噼骨响的阴沟盖上，一动不动，乖乖站着，哪怕头顶烈日，腿弯疫软，虚汗从腋窝哔哗卟卟滚下。但是，令人丧气的是，有时他用这孙悟空的定身法把我定位后，自己却化为黄鹤，一去不复返了。这时，他不是被他家里什么人关了"禁闭"；就是受到我的渴望的启发，也禁不住渴望起来：找出那本正在被我渴望的书，埋进他家那只长沙发，读了起来。如果这书确实精采，他就会毫不犹豫把正在阴沟盖上翘首相望的我忘得一千二净，干脆慢条斯理、津津有味一页一页看过去。因此，在有过几次"不幸"遭遇后，我觉得很有必要掌握一下"渴望"的分寸，那就是努力做到既"渴望"又不"渴望"。正象伟大的鲁迅先生说的：在有些人面前，有时要显得很通的样子，有时则要显得十分不通的样子。只是，我往往掌握不好分寸--再说这分寸也实在不易掌握。因此，有时在"渴望"了以后，仍得不到那本被我渴望着的书，我常会欲火中烧，恨不得冲上台阶，冲进大黑门，杀向洋老鼠的家，拖出那只据说用柚木做的，很有气派的书架，抢它几本、几十本、上百本，或者干脆放上一把火，把那些让我不断渴望的书、连同书架、连同洋老鼠、洋老鼠的沙发、洋老鼠的家通通烧光。说实话，那时候，每当我很想看一本书，而偏偏觅不到它时，我心里总会升起一股热腾腾的炽热的气体，因而总会产生一种疯狂的破坏欲：烧掉世界上所有的书，烧毁世界上所有的深宅大院大黑门，烧死世界上所有的洋老鼠!现在想，那时我所以没有干出放火的勾当，主要原因有二：一，我不想做秦始皇。关于秦始皇焚书坑儒的故事，我很小就知道了，而且知道这种行为是很残暴的，不足取的；再说洋老鼠或类似洋老鼠这样的人，也算不上一个"儒"。二是，我的病。我想，即使放了火，我也奔不快、逃不脱，与其被人捉住拉去枪毙，还不如不放。更何况，只要我有耐心，经得住考验，在表现"渴望"的时候掌握分寸，书还是能够看到的。因此，每当面对洋老鼠种种考验，我总要求自己耐心，克制。这时候，我在表面上总努力显出对洋老鼠绝对驯服、绝对尊敬、绝对听话的样子，而在心里，我总是把这些害人不浅的书，连同洋老鼠本人，点上油回丝，不止烧了一次。让人苦恼的是，洋老鼠每次借给我书，对我总要作出种种规定：譬如，他中午扔给你一块"砖头"--一本厚厚的书，命令你在天黑之前还他，还书时不准你登堂入室，只准在他家窗台下喊他；不准你大呼小叫，只准你轻声呼喊?而且轻得正好被他听见，而不能被他父母、兄姐、以及那个好婆听见。我为难：怎么样的喊声才能使他正恰听见，而恰好不被他家里人听见?这道难题常使我束手无策。然而一旦处理欠妥，他便唬起脸，一把夺过书，让我至少在两星期内免开尊口。有时，我因喊声太轻或太响而遭到他严厉训斥，心里总会想：要解决这道难题，看来除了让他家里所有的人都得了重听症、惟独他耳目清亮外，实在是别无他法的。因此，每次在接受他训斥的当儿，表面上我显得俯首帖耳，脸上挂着讪讪的笑容，而心里却在诅咒他家里所有的耳朵。再说，"天黑之前"，又是个模糊面难以把握的概念："伸手不见五指"算天黑，"暮霭渐渐下垂"算天黑，那么"明月当空...星汉灿烂"算不算天黑?因此，每当遇到这类难题而无所适从，我心里总会产生类似"心绞痛"的感觉。尽管这样，我还是无条件接受洋老鼠强加于我的种种规章制度，而且总是摆出大大良民的样子，态度比当年清政府接受洋鬼子的不平等条约还谦卑。
一天，我给洋老鼠一只硕壮的橄榄核，洋卷鼠答应借我看《说唐》。这书早让我望穿秋水，听他这么说，我真是喜出望外。洋老鼠在给我书时提出一个附加条件：不准在外面看。我连连答应，觉得这条件不算苛赫。更让我喜不自禁的是，这次他忽略了一个平时每每提及都要开宗明义放到议事日程上来的问题：没有限定时间。我压住心头窃喜，接过书，就象贼一样溜圈了家。我把书刷刷翻一遍。书虽然旧了。但四角平齐，连褶皱都没有，还有插图。一幅幅绣像，用流畅的线条勾勒出一个个英雄好汉的形态神貌；每位脚旁，还用隶书恭恭正正写着名符其实的"注脚"：单雄信、秦叔宝、李元霸等等。我细细端详，终于醒悟：哦，秦叔宝原来是这样的；单雄信长得这么魁伟--不用说，我把它们当照片来看了。光凭这些插图，我就觉得这书好看、值得我细细品尝。
以前，洋老鼠借给我书，都把时间抠得死死的。拿到书，我只能囫囵吞枣，抢羹钣似地朝眼里塞。这次，情况不同，我完全可以慢慢品味了。那天下午，我正在家里逐字逐句读《说唐》，尼赫鲁突然光临我家。这是他第一次走进我家，以前，他都是站在门外向我借书还书的，好象脚下的门槛就是图书馆外借书的柜台，从来不能逾越。"看什么书?"他走进屋子，哑哑地问。我合上书，给他看封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