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九章

一树梅花还远。你埋首书中隔着这些久远的文字

几许香气便能纠缠内心

——石光华《献给爱诗·酒·女人和字画的病中诗人》

1

我打开《后朦胧诗全集》，找出石光华的这几句诗，这部小说便已临近尾声。此时，我的心情恰与那些诗句接近。该诗中还有两句：“英雄在踏雪亮刀，诗人在喝酒。”多么好的时候!而我放下笔，又去哪里喝酒呢?

听说马行早已回到成都，但我们肯定不是能够同桌喝酒的人了。灯笼街已面目全非，规划局将这片地盘纳入了“本届政府1号工程”，折迁公司的升降吊车在一个中午轰隆隆地开来，我们不日就将搬往僻远的城南。

好在出版社的编辑们已审读完除第九章外的全部书稿，我也可以松一口气了。就在我忙于将成捆的衣物和书籍往搬家公司的卡车上堆放的时候，一名邮差送来了出版社长达十余页的编辑意见。

他们首先肯定了该书作为一部实验小说的文本价值，并从哲学、社会学、心理学、修辞学、文体学、接受美学等多方面进行了颇有理论质地的归纳，得出如下几点结论：

1、该小说揭示了女性在这个世界中永恒的悲剧主题。

2、是从社会学和心理学的范畴对女性性意识的双重观照。

3、借鉴西方后现代主义的创作方法，运用复写、改写、错位、虚实穿插、独白、幻境等手段，尝试性地对古典名著实施解构，从而具备了极富生长性的文体价值。

4、随意和开放的小说结构，既照顾了读者的阅读期待，不失时机地引导了读者的创作参与，又使其在阅读的过程中获得了非被动的接受愉悦。

5、为金学的研究提供了一个崭新而又有趣的话题。

另外，也提了若干需要我回答和解释的问题。

2

搬进城南新居之后，我马上写了一封致出版社编辑的信，信中，我诚恳的表示：

首先感谢你们对拙作做出的让人受宠若惊的高度评价。尽管我自认为拙作还配不上你们所赋予的如此深刻和深奥的意义与价值，但它总算没有被误解为低级趣味的消遣读物，就此一点，也实在够我感到十分的欣慰了。请允许我把你们的肯定当做是对我无数个昼夜所付出的艰辛劳动的酬劳。再说一句，我恐怕承受不起你们进一步的赞誉。

《金瓶梅》是汉语言文学中的一部了不起的巨著，尽管我已斗胆对其进行了仿作（或照你们的意思称为“解构”），但如果重读原著，我仍然为我写下的每一行文字深感汗颜。它是中国文人创作的第一部小说，同时，毫不夸张地说，也是迄今为止中国文人尚无法超越的小说。我尤其惊异的是，作家那客观、冷静的笔调，将十分琐屑的日常生活状写得如此生动、感人，无论从年代还是成就上，都超过了被奉为大师的福楼拜、普鲁斯特等西方作家。或者，至少是在同一水平上。关于这一层意思，我已在这部小说的第三章有过相近似的表述。

至于有关《金瓶梅》中的性描写问题，金学研究者们已有很精辟的见解，由于我对此课题没有更深入和独到的钻研，在此就免于涉及了。不过我要重申我的观点，那就是我认为尽管那些性描写有可能对性风俗、性心理、性技巧等性文化研究有所帮助，但其中文学上的价值却是无关宏旨的，删去它们一样无损于《金瓶梅》作为一部伟大小说的崇高地位。

亲爱的编辑先生，我并非借此表白我的谦逊，实在是因为你们如此地赏识而使我由衷地流露出感激之情。虽然我写这部小说的初衷仅仅是出于私下对一种文体的实验冲动，但由于你们的努力使其变成了供大众阅读的出版物，这样的结果，在我来说，也是一种意外的收获。你们作为这部小说的编者（也同时是读者）所反馈的阅读感受，也给了我起码的自信，即，它至少是一部很好读的小说。但我也不排除小说出版之后，将会有不同的意见，甚至会有来自某些方面的猛烈抨击。我知道，这都是极其正常的现象，正如加西亚·马尔克斯说过的，小说写完后就不属于自己了，说好说坏你已无能为力，随它去吧，你关心的是你下一部还未写出的小说。

因此，在这部小说尚未最后与大众见面之前，我很乐意回答和阐述你们提出的有关问题：

一、书名《潘金莲回忆录》是否出于商业考虑?或者另有含义?

答：我记得自己在小说中提起过，我是受《塔皮埃斯回忆录》这个书名的启发，才开始构思这部小说的。我想以回忆录这种文体来讲述一个众所周知的人物（潘金莲）的故事，这本身就是一件值得去尝试一下的新鲜而有趣的事情。所以，这样的书名从一开始就向读者透露出该小说的实验性和先锋性。当然，如果这个书名在客观上产生了商业号召力，那也是完全意料之中的事。

二、小说第三章中引用的幽默故事是否必要?

答：关于这一问题，我猜想可能有两层意思，①以传统观点看待，那几则故事的引用不太符合小说的结构章法，有突兀和脱节的感觉；②故事的格调不够高雅。在此，我想说明的是，这种看似游离于小说情节之外的故事引用，实则是整部小说的有机组成部分。正如你们指出的，这种“随意和开放的小说结构，既照顾了读者的阅读期待，又不失时机地引导了读者的创作参与……”因此，我在写作第三章的时候，我认为从叙述的结构考虑，需要在那里有一个停顿，读者也正好在这个间隙轻松一下，于是我讲了那几则故事。那些故事百分之九十出自《笑林广记》，我认为它们是对性的适度的玩笑，仅到幽默为止，并不露骨。作为传统的民间笑话，它们也显露出创作者的机智与智慧。我的引用，也为小说增添了必要的喜剧成分。

三、可否对书中的某些性描写作适当的删节或修改?

答：我有充足的理由不考虑这一善意的建议。由于潘金莲这个特定的人物以及小说所涉及的特定主题，不可避免地将会出现一些有关性心理和性行为的描述，它们亦是推动小说发展不可缺少的细节。而在处理这类描写的时候，我极其严肃地斟酌了每一个字句，以象征、暗示等诗化笔法，保证了阅读的美感。如果这还不够弱化可能引起的感官刺激，恐怕包括《红楼梦》在内的那些所谓的文学名著都应该统统出删节本了。总而言之，性是人类活动中不可忽略的行为部分，从某种角度讲，甚至是重要的部分，这不但是本书立意触及的母题，也是过去、现在、将来的文学艺术永恒的母题之一。而我们区分其是艺术的还是淫秽的基本尺度，则取决于创作者的态度和出发点，是为性而性，还是有其形而上的观照……

3

当我一一回答完编辑们提出的那些问题，深感作为一个小说家所要面对的枯燥的一面，他远不及做一个诗人那么愉快，这也是我为什么要在每个章节之前摘引那些诗句的原因。它们是可供我小憩的阳台，使我得以在整个写作过程中，调整身心，保持充沛的精力。

写作小说的过程，本身就是一部小说。

我不得不承认，那位多年前就开始了小说创作的朋友这一句格言式的感叹，与我眼前第一次写完一部长篇的感受完全合拍。

从写下这部小说的第一行文字起，我就无能为力的离开了这个现实世界，而进入到那个虚构的世界中去了。因此，当翟影（那个曾经谎称与我同名同姓的女人）又一次出现在我面前的时候，我简直已不能判断这是虚构还是现实了。

我是在蜀都大道西段碰见翟影的，或者说，是翟影在蜀都大道西段碰见了我，因为是她先喊叫我的名字，并向我不停地晃动她那仍然白皙的小手。那时我不知在张望什么，神态一定显得很茫然。

“怎么了，不认识了?”

她已站在我的面前，堆起笑来，眼睛忽闪忽闪的。

“是有点变样。”

我如此说，也还是掩饰不住已写在脸上的惊讶。

“你的小说写完了吗?”

听她这一句话，我有一瞬间竟恍惚起来，那部小说按理讲应该是写完了，但她的出现，使我却不能完全的肯定了。我只好含含糊糊地说：

“还在写罢，大概也还不算写完。”

她疑惑地看着我，说：

“咋搞的，话都说不清楚了?”

随即，她又现出一股天真烂漫的神情，神秘兮兮地对我说：

“知道吗?我结婚了。”

她说完，夸张地瞪大了双眼，等待着她想象中的那种戏剧化的反应。

“我也结婚了。”

我说。她一下做出一副泄气的表情，两手一摊，说：

“都结婚了。那么去喝一杯如何？”

我突然感觉有一种咕咕声在我的胸腔里直往嗓子眼窜动。我努力想将那声音克制着、压抑着，因为我清楚的知道，一旦将那咕咕声放出嗓子眼，它们就是一串爆笑，那样是极不礼貌的。

但我想笑，的确是想笑得很，仿佛这笑声我已足足憋了几年，甚至几十年。

我庆幸自己最终没有当着翟影的面笑出声来。那时候，我故意的东张西望，企图从身旁那些来来往往的自行车流中认出一个熟人，以分散那些憋闷在胸中的笑声。

麻杂的车铃声，一下在我的周围响成一片，男男女女的人趴扶在自行车把上，匆匆忙忙赶向彼此都不知晓的地方。那些一晃而过的面孔也许还会第二次、第三次相遇，但也可能就此一晃，一生中再也无缘碰面了。而且，在那茫茫人流中，还有更多，多得不计其数的面孔，是在眼前连照面一次的机会也没有的。

我再也笑不出声来。

4

读者是否与我有相同的认为，这部小说到第八章就已经结束了?同时，读者也许能够理解，我在结束了这部小说之后，还专门占用一个章节来写写划划，纯属一种写作的惯性，或者就是那种被称为作家职业病之一的停笔恐慌症。不管出于什么原因，有一点我自己是十分清楚的，我之所以安排出第九章，是因为我不知道小说应该如何结尾。换句话说，我找不到一句恰当的语言，来作为一部书的最后一句话。我为此查阅了几部正好放在案头的名著，每一部我都翻到最后一页，企图有所借鉴。

《寒冬夜行人》的结尾是：“再等会儿。我这就读完伊塔洛·卡尔维诺的小说《寒冬夜行人》了。”

《胡利娅姨妈与作家》的结尾是：“帕特丽西娅表妹是个骄傲倔强的姑娘，她可是说话算数的。”

《作家与胡利娅姨妈》的结尾则是：“由于那些存在于生活中的难以用常理去解释的东西，由于那些仍留在我们记忆中的骗局，我于某个五月三十日走进了一个年轻大学生的生活，又于另一个五月三十日从这个作家的生活中永远走了出来。”

《塔皮埃斯回忆录》的最后一句话是：“山颠的阳光与附近生灵之间的引力应该有必要的平衡。”

博乐赫斯的《乌尔里卡》却是这样结尾的：“我觉得外面的雪下得更大了。家具和境子都不复存在。我们两人中间没有钢剑相隔，时间像沙漏里的沙粒那样流逝。地老天荒的爱情在幽暗中荡漾，我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占有了乌尔里卡肉体的形象。”

5

《潘金莲回忆录》的结尾：

1996年冬天我写完这部小说。2001年我再一次重读，并做了一些语句和语气上的修改。我最后想要说的是，这是我的第一部长篇小说，也是我作为一个诗人，第一次尝试小说的写作。其间我引用了我同时代一些诗人的诗句，并将一些朋友的真名与那些虚构的情节交织一起，没别的意思，仅仅是我在写作这部小说之中，他们的友谊给了我写作的兴趣和耐力。尤其是杨黎，没有他一天一个电话的催促，我这一生中永远不可能有这样一个在30天内完成一部10余万字的长篇写作的记录。也包括我的妻子，当小说写到第六章的时候，正遇上我们要由郭家桥搬往翠竹苑的新家，没有她承担那些琐屑的家务，我也很难静心写作。还有我的少年时代的朋友，《红岩》杂志的编辑蒲卫平，以及湖南文艺出版社的颜家文先生，是他们在这部小说完成两年之后仍无处露面的处境下，为我争取了一个首发和收入选集的机会。几年来，我都渴望着它能够以单行本的形式问世。假如我能如愿此偿，我当然是一样的感激不尽！

桃树又开花的消息

从城外传来

每一年都是在三月

我们便开始想象

城外的山坡上

那一树一树的桃花

有人只是想象

有人却出了城

但是桃花

大家都在谈论

——何小竹《桃花在城外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