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部分

A:爱新觉罗 Aixinjueluo

爱新觉罗是满族姓氏之一，清朝的皇帝们都姓这个姓，因而它变得无比尊贵。但是，在满族的姓氏中，爱新觉罗只是个小姓。满族的八大姓是佟佳氏、瓜尔佳氏、马佳氏、索绰络氏、祁佳氏、富察氏、那拉氏、钮祜禄氏，根本没有爱新觉罗。

到辛亥革命以后，满族人都冠以汉字姓了。其规律多是取其原来多音节姓氏中的第一字为姓，或取数音节相切，取一音近的汉字为姓。如索绰络氏改姓索，舒穆禄氏改姓舒或徐，瓜尔佳氏改姓关，那拉氏改姓那等；也有将原来姓氏意译为汉字取姓的，如巴颜氏改姓富，因巴颜在满语中有富有之意；而皇族爱新觉罗氏则改姓金，这是因为爱新在满语中是黄金之意。

爱新觉罗氏的来源至今众说不一。据《清太祖高皇帝实录》中记载，有一次天女佛库伦在长白山附近的湖里洗澡，吞食神鸦所衔的果子之后，觉得身重不能升天，不久便生下一男孩，体貌奇伟，落地会说话。佛库伦对他说：“汝以爱新觉罗为姓，名库布里雍舜。”这个孩子就是清王朝奠基人努尔哈赤的始祖。这一说法充满神话色彩，表示其受姓于天。可是努尔哈赤的上几代并非姓爱新觉罗，至于姓什么，无可考，不知道是佛库伦疏忽了，还是那个落地就会说话的小孩没有记清楚。

爱新觉罗氏在几百年的清史上大出风头，当代著名书法家启功先生便是满清皇族的后裔。但到启功这一辈时，家道已日渐衰败了，他年轻时受了不少磨难。一提起这些，老人总是略而不谈，只说自己是满人，祖上是爱新觉罗部落（这个部落的说法真是有趣）。他说很多人给他写信时，总爱这样写：“爱新觉罗·启功”，启功就会在信上贴个条儿：“查无此人”，然后退回去。他说自己的姓名就是启功，没有爱新觉罗这个姓，去公安局查名儿，你找不到爱新觉罗·启功，只有启功这两字。

相形之下，倒是有不少人以皇室后裔为荣，这大抵是受了西方血统观念的影响—有皇亲干吗不沾？于是，在北京的大小书画商店中，处处可见署名“爱新觉罗·××”的书画作品，蔚为奇观。

A:奥运村 Aoyuncun

为2008年奥运会兴建的奥运村在最新版的北京城区地图上已经标明了它的位置，可是我们却无法对它的历史和今天有一个准确的形容。因为在2008年的奥运会到来之前，它几乎每天都会发生变化，于是，也必将一次次刷新着人们对它的认识。

奥运村基地位于北京市中轴路及四环路的交点附近，由原奥体

中心向北扩展而成。奥运村北侧为辛店路，南侧为世界贸易中心和中科院地理所，东侧为北辰东路，西侧为白庙村路。

奥运村用地为城市空地。该地区接近北京北部山区，气候干旱，土质较差，不适宜农业用途。奥运村选址充分考虑到保护北京古都风貌的要求，避开了对北京市中心紫禁城、北京市政府划定的城区25片文化保护区的自然环境和整体景观的影响，因此在发展体育场馆和长期居住上有很大的优势。奥运村以西，是作为国家级重点建设项目的中关村高科技园区，有大量的中小高科技企业在此创业；以东是北京现阶段的中央商务区。在奥运村地区进行开发建设，可以使北京整体的经济发展格局形成一体。

2008年奥运会所需比赛场馆37个，北京将提供32个场馆，其中19个场馆为新建。奥运会结束之后，这些场馆一部分将成为公共文化娱乐活动场地，一部分成为国家专业体育运动员比赛和训练的基地，例如自行车馆和射击馆等。为确保长期使用，许多场地都预留了大面积的商业服务设施，而不仅仅是作为单一的比赛训练场地。

在新建场馆中，有少数是临建性场馆，赛后可以拆除；另外一部分是永久性设施，主要有奥林匹克公园和五棵松文化体育中心。

据了解，国家体育馆在奥运会期间将作为体操比赛和手球、排

球决赛的场地，在赛后有可能成为大型文艺演出场地。国家游泳中

心赛后将是一个戏水乐园。

此外，还有一批规划中的建筑，在奥运会期间用做乒乓球、羽毛球、击剑、摔跤比赛场馆和主新闻中心、国际广播电视中心，会后将成为会展中心和文化设施，如首都青少年宫、城市规划展览馆等。

1990年第11届亚洲运动会的召开，带动了中轴线北部地区的建设，除建成现在的国家奥林匹克体育中心和亚运村外，还建起了国际会议中心、酒店、博物馆等公共设施，相关交通和市政设施比较完善。亚运会后，经过近十几年的发展，亚运村已经成为北京最具吸引力的区域之一。不难想像，2008年之后的奥运村，一定是京北一颗亮丽的明珠。

或许再过许多年，当人们回忆起2008年的奥运村，一如今天的我们所张望的遥远的雅典古竞技场，也会是宏阔而美丽的。

B:八宝印泥 Babao Yinni

八宝印泥相传为福建漳州首创，与水仙花、片仔癀并称漳州三宝。好东西当然要进献皇帝的，八宝印泥在清朝就是贡品了。文人雅士自然也近水楼台先得月，于是便口口相传开来。

八宝印泥与一般印泥相比，有如下特点：色泽鲜艳、纯正，印迹清晰，不糊印章，不洇油，不怕日晒，不怕火烤，久放不干，永保原色。其制作工艺极其复杂，需采用麝香、朱砂、红宝石、珊瑚、朱胶、赤合叶、老陈蓖麻油及艾绒等8味上等名贵药材为原料制成。朱砂选用上等镜百砂；天然红宝石、珊瑚经研细和多次漂制；珍珠选用上品研制；蓖麻油经自然阳光照晒与四季冷热处置，存放20年以上；艾绒经挑选、漂制、摘绒加工等工序制成。上述材料经加工后，进行配料、搅拌、研磨、检验细度，再加入精制艾绒，用石臼研砸匀细，前后达30多道工序。随后放入缸内存置6～10个月，使油和料浸透、回性，方为成品。

这种工艺究竟是漳州人首创，还是京城的文人墨客在漳州八宝印泥的基础上进一步演化而来，现在已无可考。

开业于清同治四年（1865年）的一得阁，由谢松岱先生创办。谢先生在京考科举失意，便研磨墨汁到考场外兜售，备受考生欢迎。他不久便在琉璃厂开设了自产自销墨汁的一得阁，而与墨汁齐名的，便是他精心配制的八宝印泥，驰名海内外。

近世艺人魏长青是一位制作印泥的大师。魏长青是北京昌平县人，从小在琉璃厂当学徒。他写得一手好颜体字，临摹《麻姑仙坛记》碑，几可乱真，他的篆书、隶书也俱佳。天安门广场人民英雄纪念碑上周恩来总理的题词，就是由魏长青设计，镏金镌刻在巨大的花岗石上的。1934年，魏长青把原来开设在廊坊头条的文兴斋（一家专门制印的商店）迁至东琉璃厂，改名萃文阁。他采用上等原料，搀入珍珠、玛瑙的粉末制成的八宝印泥，极为名贵。制印泥的关键原料是印油，印油的做法是先将蓖麻榨压成油，存在密封的瓶内，放在烈日下曝晒，任凭风吹雨打，要经历若干年后才能做印油使用。魏长青有一瓶明末清初储存的已达几百年的印油。每次制印泥，他只抠出一小块冻油，用新蓖麻油化开后使用。萃文阁的八宝印泥盖上不洇油，色泽鲜艳，鲜红发亮，故闻名于世。

一块小小的印泥，都有这么多的讲究、这么动人的故事，若是敞开来讲，八宝印泥的故事又何止这些？

B:八大胡同 Bada Hutong

说起老北京的妓院，人们首先就会想到八大胡同。所谓八大胡同，并非某一条胡同的名称，而是由八条胡同组成的，位于前门外大栅栏附近，因妓馆密集而成一大销金窟。《京都胜迹》一书引用过当时的一首打油诗：“八大胡同自古名，陕西百顺石头城（陕西巷口的百顺胡同、石头胡同）。韩家潭畔弦歌杂（韩家潭），王广斜街灯火明（王广福斜街）。万佛寺前车辐辏（万佛寺系一小横巷，西通陕西巷，东通石头胡同），二条营外路纵横（大外廊营、小外廊营）。貂裘豪客知多少，簇簇胭脂坡上行（胭脂胡同）。”

民国后，袁世凯担任临时大总统，又为八大胡同的兴旺火上浇油。他出手很大方，花高价收买了参、众两院八百名议员（号称八百罗汉），每人月薪八百块现大洋。而国会的会址就位于宣武门外象来街（今新华社所在地）。“钱来得容易也就花得痛快，南城一带产生了畸形的繁荣，许多商界、娼界的人士直至四十年代还津津有味地谈起‘八百罗汉’闹京城时的盛况……古有饱暖思淫欲之说。‘八百罗汉’酒足饭饱之后，当然不乏有些寻花问柳的青楼之游。位于前门、宣武门之间的八大胡同是北京的红灯区，许多妓院竟然挂出了‘客满’的牌子。”这段文字，见之于方彪所著的《北京简史》。

提到八大胡同，有个叫小凤仙的人不能不表。袁世凯复辟称帝期间，滇军首领蔡锷身陷虎穴，他为摆脱监控，假装醉生梦死，放荡不羁于八大胡同，因而结识了出淤泥而不染的小凤仙。小凤仙胆识过人，掩护卧薪尝胆的蔡将军躲避了盗国大贼的迫害。“一九一六年，一个叫蔡松坡（蔡锷）的人，在云南举行了倒袁起义，打碎了袁世凯的迷梦。这位蔡锷的名字永存于北海西北角的松坡图书馆。面对蔡锷的起义，袁世凯筹划已久的君主制度像一枕黄粱般破灭了……”（林语堂语）蔡锷为中国的民主制度立下的汗马功劳，其中似应有小凤仙的一份，多亏她助了一臂之力。古人常说英雄救美，可这回却是沦落风尘的美人救落难的英雄。

北京文史学家叶祖孚先生曾重新参观了从前妓院的旧址。他去

了朱家胡同9号，原来是家二等妓院，叫聚宝茶室，门框上面“聚

宝茶室”四字犹存。“听说在一次房管局修缮房屋过程中，居住在

里面的居民愤怒地要求铲掉门口这四个字，他们不愿意这些象征耻辱的痕迹仍旧保存着。”朱家胡同45号，是原先的妓院临春楼，门框上刻有“二等茶室”的字样，里面的住户抬头低头都能看见，估计同样很不是滋味。“这里楼下5间房，楼上也是5间房，每间房约9平方米，原先楼上楼下都是7间房，每间房只有6平方米，后来改成5间，略大了些，但仍是鸽子笼似的……”6平方米的空间，虽小，里面却浸染着一部血泪史。当然，故事早已失传了，面目模糊的主人公也下落不明。妓院分三六九等，其中的头等者，硬件设施要高档一些，甚至很豪华，可以想见当年其门前车马喧嚣的情景，进进出出的都是那个时代的大款吧？百顺胡同，就是精装修的头等妓院之集中点，专为上流社会提供服务。譬如49号，是个四面环楼的院落（属于另类的四合院），“每面4间房，楼形共16间，楼下也是16间，每间房均10平方米大。有个楼梯通到楼上，楼梯还结实，楼上还有雕花的栏杆。看了这个头等妓院，可以想像从前这里妓女倚门卖笑，过着纸醉金迷生活的样子，从这里散发出来的污浊空气腐蚀着整个北京城。”

北京妓女的打扮比较朴素，比同期上海滩的摩登女郎显得土气一些

值得一提的是，这花枝招展的韩家潭（今名韩家胡同），曾是闲散文人李渔的隐居之地。他请张南垣为他在韩家潭垒石蓄水，仍以他在金陵的别墅“芥子园”为名，并题楹联曰：“十载藤花树，三春芥子园。”芥子园，恐怕是八大胡同地带惟一的文化遗迹吧？想这放荡不羁的李笠翁，即使挟妓醉饮，也不会怎么脸红的。正所谓“大隐隐于市”也。

前一段时间，有好事者倡议修缮八大胡同妓院遗址，将其作为旅游景点吸引中外观光客，哪怕是进行一番“忆苦思甜”的教育，也有积极意义。此言一出，立即招致众人反对。有人说：老北京的风俗，不能靠八大胡同来表现，有趣味的地方多呢，天桥、大栅栏、琉璃厂等，够玩的了；有人说：让八大胡同重新曝光，不过是为了满足某些现代人对妓女生活的好奇心与窥视欲，会产生毒害作用的。凡此种种，似乎都恨不得将八大胡同夷为平地，最好是索性将其从中国人的记忆里抹去。

抹，是抹不去的。八大胡同毕竟是北京特定的历史阶段的产物。至于是否有必要把它列为景点隆重推出，确实够让人为难的。怀古乎？怀旧乎？八大胡同，似乎跟巴黎的红磨坊、纽约的红灯区还是有区别的，东西方的道德观念，也还是有区别的。所以，本地虽然一直向外来游客推荐“胡同游”，但八大胡同并未列入其中，即使不能算禁地，也属于被刻意遗忘的角落。

B:八道湾 Badaowan

说起八道湾，很自然地就会想到周作人，以及他的苦茶庵。八

道湾仿佛是因为苦茶庵出名的。梁实秋说：“周作人先生在北平八道湾的书房，原名苦雨斋，后改为苦茶庵，不离苦的味道。小小的一幅横额是沈尹默写的。是北平式的平房，书房占据了里院上房三间，两明一暗。里面一间是知堂老人读书写作之处，偶然也延客品茗。几净窗明，一尘不染，书桌上的文房四宝井然有致。外面两间像是书库，约有十个八个书架立在中间，图书中西兼备，日文书数量很大。”文笔简约，像建筑师般把苦茶庵的横截面临摹在纸上，这仿佛也是周作人半明半昧的一生缩影。

八道湾实际上也和鲁迅有关，1919年底鲁迅携全家从北京菜市口的绍兴会馆搬来，周氏兄弟及家属亦同时迁抵。所以解放后，八道湾胡同11号院一度被称为鲁迅故居。而苦茶庵的名称，则几近于失传了，有相当长一段时间，国人都在回避周作人这个名字。甚至努力将他的文本从记忆中淡化掉—历史以这种措施处理尴尬。其实1923年7月周氏兄弟失和，当时文坛上一场著名的家庭内战就是在八道湾闹起的，几天后鲁迅便收拾行李与母亲迁出，搬到西四砖塔胡同61号。也就是说，鲁迅只在此生活了几年，周作人则居住了近半个世纪，并以此为一生的归宿。但八道湾依然算鲁迅故居，谁也没有勇气在院门口立一小块纪念性的牌子，上书“苦茶庵”。

张中行老人说：“我由上学时读新文学作品起，其后若干年，

常听人说，我自己也承认，散文，最上乘的是周氏弟兄，一刚劲，一冲淡，平分了天下。”他兼而分析：“提到观照人生的高度说，兄是偏于信的一端，弟是偏于疑的一端。各有所向，哪一种近真？也不好说。但从受用方面看，疑总难免小有得而大失。”如此裁判已堪称勇敢了。更勇敢的是，张中行在周作人从南京老虎桥监狱出来后，还多次以学生的身份前去拜访：“人不是当年的了，坐落在北京西北部公用库八道湾的苦雨斋也一变而凄清冷落。住房只剩内院北房的西北部；东半部，爱罗先珂住过的，中门外南房，鲁迅先生住过的，都住了其他市民。所住北房三间，靠西间是卧室，日本式布置，靠东一间书房兼待客。客人来，奉茶是自己或羽太夫人。”苦茶庵给张中行的印象是萧条困顿的，他甚至引用了“门可罗雀”的成语，其风格大大迥异于梁实秋眼中的。毕竟是两个时代了，就像有两个苦茶庵一样。那么，哪一种更真实呢？这同样不好说。

后来电视台采访鲁迅故居在八道湾拆迁区中的存留问题，镜头捎带着拍了一下周作人的苦茶庵，灰墙斑驳，光线昏暗，原来和普通老百姓的旧宅没有二样，惟一的区别是屋檐下镶嵌了一排褪色的砖画，尚有那么点文化气息。想当年，苦茶庵的主人曾凝视着这典雅的画面品茗吧？品出什么滋味了吗？那一切都被风吹走了。正如主人指缝间寄出的“雨天的书”，在中途就搁浅了。风雨中摇摇欲倾的苦茶庵，不再是惟美主义的空中楼阁。还是鲁迅的《野草》说得好：“院子里有两棵树，一棵是枣树，另一棵还是枣树。”是否在暗喻兄弟二人？遗憾的是，枣树兄弟也闹过矛盾。斯人俱往矣。

有几位居委会老太太曾在电视镜头前一边晾衣、洗菜，一边回答记者提问（大意）：连鲁迅故居都要拆，怎么向后人们交代呢？到哪儿重新盖一座呢？八道湾，这座曾旁听过周氏兄弟恩恩怨怨的院落，作为两位文化名人的物证，而今已荡然无存，取而代之的是一家生意红火的房地产公司。看来，在金钱面前，很多事情都是需要妥协的，甚至妥协到虚无。

八道湾，这个即将被人们遗忘的地名，我们还能说些什么吗？

B:八旗子弟 Baqizidi

威风凛凛的八旗，本是努尔哈赤一手创立的集军事、政治、生产三位于一体的组织。初期只有黄、白、红、蓝四旗，标帜以色彩相区别；后又增编了四旗，在原有四旗（称为整旗或正旗）的标帜上镶嵌了边角，即为镶旗。正黄、镶黄、正白、镶白、正红、镶红、正蓝、镶蓝，合称八旗。既是一个小社会，又是一个大兵团。彼此呼应、众志成城，以弓强马壮、纪律严明著称。

努尔哈赤与皇太极两位创业者，正是依靠这支千锤百炼的子弟

兵，突起于白山黑水之间，与一墙之隔的明王朝分庭抗礼，对峙并

且交锋。坐守长城的明军，遥望关外猎猎飘扬的八面战旗，既恨又

怕。在他们眼中，这异族的旗幡是嗜血的，气吞万里如虎。

清帝进京之后立刻实行满汉分治，将内城的原有居民全部迁移到外城，填充以携眷驻防的八旗官兵：正黄旗驻德胜门内，镶黄旗驻安定门内，正白旗驻东直门内，镶白旗驻朝阳门内，正红旗驻西直门内，镶红旗驻阜成门内，正蓝旗驻崇文门内，镶蓝旗驻宣武门内。另外在西郊还设有三大营：圆明园护军营，蓝靛厂火器营，香山健锐营。

内城像一块大蛋糕，被八旗给瓜分了，共同拱卫着紫禁城。

所有在旗之人都是吃皇粮的，定期领饷。全体成员均由国家供养，除了养在编的官兵，还要养他们的家属，包括那些因兵额有限而成为闲散人员的八旗男丁。可见八旗子弟无论兵民，不农、不工、不商、不牧，也照样能坐收渔利，而且是铁饭碗。

有人说：在那个时代，当兵不是义务，而是权利。八旗的规矩是“五口为户，户出一丁为兵”。按十几万的兵额来推算，京旗的总人口应在60万以上。这么多张嘴，长年累月地吃下去（况且还常办满汉全席什么的），再富有的国家也会被吃穷的。

舍替八旗子弟画过一幅入木三分的肖像：“在满清的末几十年，旗人的生活好像除了吃汉人所供给的米，与花汉人供献的银子而外，整天整月的都消磨在生活的艺术中。上自王侯，下至旗兵，他们会唱二簧、单弦、大鼓与时调。他们会养鱼、养鸟、养狗、种花和斗蟋蟀。他们之中，甚至也有的写一笔顶好的字，或画点山水，或作些诗词—至不济还会诌几套相当幽默的悦耳的鼓儿词。他们没有力气保卫疆土和稳定政权，可是他们会使鸡鸟鱼虫都与文化发生了最密切的关系……就是从我们现在还能在北平看到的一些小玩艺儿中，像鸽铃、鼻烟壶儿、蟋蟀罐子、鸟儿笼子、兔儿爷，我们若是细心的去看，就还能看出一点点旗人怎样在微小的地方花费了最多的心血。”

从什么时候开始，八旗子弟不会骑马了，不会射箭了，不会战斗了？从什么时候开始，八旗子弟退化为“不敢流血的青年”，只会闭关锁国，只会割地赔款，只会忍辱求和？他们的膝盖不再是铁打的了，他们的营盘、城池乃至江山，也不再是铁打的了。

在拆房卖地、倾家荡产之后，他们又将面临亡国的命运。他们，把祖传的基业全送进了当铺里。

这些“微小的地方”确实是旗人文化的典型之处。北京的茶馆是靠八旗子弟泡出来的，北京的戏园是靠八旗子弟捧出来的，但他们最终被自己所享受的文化给葬送了—他们成了文化的牺牲品。这种文化不仅削弱了他们的武力，更磨损了他们的志气。旗人由骁勇善骑射的草原民族变为专事享乐、过寄生生活的特权阶层，其刚健剽悍的民族性格退化而为好逸恶劳、颓靡软弱，为京师一地民风的弱化提供了一个恰当的注脚。而生活要成为一门艺术，必有其铁定

的前提—富裕和闲适。

当敌人从远方的地平线上出现时，八旗子弟已无招架之力。1860年的英法联军，1900年的八国联军，都轻而易举地攻破了北京城。早已刀枪入库的八旗劲旅，匆忙披挂上阵，却一败涂地，作鸟兽散。真令人难以置信：努尔哈赤时代的雄风何在？此八旗非彼八旗？他们不仅在军事上、外交上输了，在精神上也输了。他们恍然醒悟了敌人无时不在、无所不在，而自身却又如此弱不禁风。仔细想一想，倾家荡产的八旗子弟连自己的一亩三分地都保不住，又如何能守疆卫国？当然，他们典卖的不过是祖传的房地产（俗称“吃瓦片”），而皇帝与太后出手更为大方，动不动就割地赔款。难怪有人说：殖民主义者的使节是清廷的太上皇。所谓的《南京条约》、《辛丑条约》什么的，都带有当票的性质，是为了苟延残喘而赊借几天和平。

清帝退位之后，爱新觉罗氏对北京的统治垮台了，京旗也就随之解体。

B:白石桥 Baishiqiao

国家图书馆附近，有桥名曰“白石”。现在已经见不到当年的桥了，取而代之的是现代化的立体交叉桥。

据说国图所占之地，为元大护国仁王寺遗址。“至元七年（1270

年）十二月，建大护国仁王寺于高良（粱）河。”（引自《元史·世祖纪》）香火好像还很旺盛。可有一条高粱河（通惠河之上游）相隔，南岸的朝拜者，需向左或右绕一段路，借广源桥或高粱桥过河，往返极是曲折。至元二十九年（1293年），便在大护国仁王寺门外以白色石块砌筑一跨河小桥，俗称白石桥。桥北有路，可达魏公村—时称畏吾村，为元朝色目人中维吾尔族营寨。白石桥与魏公村之间，有一位姓万的驸马所造之庄园，也以“白石”为名：“驸马都尉万公白石庄，在白石桥稍北，台榭数重，古木多合抱，竹色葱茜，盛夏不知有暑，附郭园庭，当为第一。”（引自《燕都游览志》）看来这位驸马爷很沾了皇帝（及公主）的光，可惜他靠裙带关系获得的别墅，今已夷为平地。魏公村一带，不仅有维吾尔族集市，湖南人也很喜欢这块风水宝地，建造了乡亲们的义园（公墓）。??

1957年，大画家齐璜（白石）就安葬在这里。齐璜是1913年由湖南闯北京的。跨车胡同13号，有这一代宗师的故居，今天仍住着其第三代嫡孙齐秉颐等八户齐氏后人。院中的三间北屋，即其自题的“白石画屋”。

从白石桥北望，常让人想起九泉之下的白石老人。看来老人和白石桥还是挺有缘的，他一定能遥遥地听见桥下的流水声，不会感到寂寞的。

前几年，古石桥尚存，依旧是很结实的样子。它实在太经得起

时光的消磨了。

可惜，前几年扩建白颐路（白石桥至颐和园），把白石桥拆了。有好事者问海淀文物所为何不就地保留。人家很为难地回答：谁给出钱呀？这就是冷酷的现实，后人只能对消失的白石桥报以一叹了。

B:白塔 Baita

北海曾有太液池之美誉，湖心的琼华岛又叫万岁山—当年元世祖最喜欢住在这里。忽必烈汗的这座广寒殿（相传是辽萧太后的梳妆楼），于明万历年间忽然倒塌了，琼华岛顿时显得失重而又荒凉。好在清顺治八年（1651年），一座白塔仿佛天外飞来般出现在山巅，填补了空白，并且构成风景中的风景。按照前寺后塔的建筑原则，白塔的脚下自然还有一座依山势蔓延的寺院，即永安寺。从此，湖光塔影，相映成趣。人们再也不可想像：假如北海没有这座塔，会是什么样子？它仿佛已是不可取代的标志了。

这种白塔其实是喇嘛塔，藏式秘宗佛教里佛的化身或象征，其造型刻意模仿坐佛的轮廓：丰满的肩膀、收紧的腰围、盘屈的下身，塔刹（又叫塔脖子）上端的华盖及塔顶，更是预示着一张无比权威的面孔，这张脸正从神秘的云端俯瞰着芸芸众生。隔水相望，你看见的是一座线条流畅的塔呢，还是一尊盘腿打坐的佛——包括他的莲花宝座？由此可以鉴别出你自身的悟性与诚意。当然，风景也许比任何宗教更容易感化人心，哪怕你是个无神论者，也照样会因湖光山色而变得温柔。

对于天水一色的北海来说，白塔确实起到了画龙点睛的效果，为之补充了无穷的活力。它更像是彼岸的灯塔，不仅使人间苦度的众生感受到希望，而且锦上添花般地为风景照明，使美变得更美。“文革”期间，宣扬破旧立新，许多宗教建筑都受到了致命的冲击，譬如法源寺、卧佛寺等，却没有哪位红卫兵小将想过把永安寺的白塔连根拔掉——那无异于拔掉了老北京的门牙。野蛮可以摧毁美，但最终仍将为美所驯服。在北海一波三折的水面上，白塔至今仍是最牢固、最有分量的镇纸。

即使是疯狂了的红卫兵小将，恐怕也是在北海白塔的注视下长大的。出生在北京的孩子，谁不曾在北海公园里划过船呢？20世纪50年代，产生了一首众口相传的歌谣《让我们荡起双桨》，有一句是“海面倒映着美丽的白塔”，里面出现的“白塔”即北海白塔也。据作曲家刘炽回忆，当时他领着一大群少先队员在北海划船，头脑中忽然有段旋律不请自来，于是赶紧弃舟上岸，趴在琼华岛的一块假山石上将之记录下来。是北海给了他灵感，是白塔照亮了他！

因为漂浮在一首永远的儿歌里，白塔很旧，又很新。它无形中

担任了许多人童年记忆的证人，它本身也因之而保持着淳朴与童真。白塔作证，歌声作证：我们都曾经有过一颗玉璞般未曾雕琢的纯洁的心。而究竟是从什么时候开始，我们失去了双桨，也失去了天真？

其实白塔并不只是北海的这一座，在阜成门内还有一座更为古老的——建于元朝至元八年（1271年）的妙应寺白塔，高50.9米，系我国现存最早、最大的喇嘛塔。远在辽代，这里属辽南京北郊的永安寺，寿昌二年（1096年）就曾建有一座释迦佛舍利塔，后被毁。元世祖忽必烈将此地圈入新建的大都城内，并敕令在辽塔遗址上重新营造一座用以“坐镇都邑”的大型藏式佛舍利塔。至元十六年（1279年），又命以塔为核心，修筑作为皇室在京师佛事活动中心的大圣寿万安寺。忽必烈讲究“以佛治心”，颇受其青睐的大白塔自然集皇权和神权之象征于一身，不仅佛光普照，而且皇气逼人。况且它在体型上也算元大都城内罕见的巨人，不可一世，标志着一个横跨欧亚的超级大帝国的尊严。这座喇嘛塔是因通体洁白而被称为白塔的，而寺也一直被民间俗称为白塔寺。虽然明朝时把它改名妙应寺，但即使在今天，老百姓仍习惯以白塔寺相称，连公交车的站牌上也以此为地名。

假如说北海白塔是北京的小胖子，妙应寺白塔则绝对是大胖子：塔基面积1 422平方米，底部有高9米、共3层的方形折角须弥座（由佛祖莲花宝座衍化而来），上承覆钵形塔身，塔身以上是重叠的13层相轮和垂有流苏的华盖，华盖以上还有高约5米、重达4吨的鎏金宝塔形的塔刹（俗称金顶），真称得上是雍容华贵、倾国倾城。可惜如今它被一大群灰暗的民居所包围，被大商场和巨幅广告牌所包围，已无当年鹤立鸡群的气势。站在车水马龙的阜成门内大街，即使仰酸了脖子，也看不见那曾经脱颖而出的白塔金顶。是北京城长高了，还是白塔变矮了？

林语堂把北海白塔与妙应寺白塔合称为“绝妙的一对”。他谈论妙应寺白塔尤其有趣，偏偏认定它状如意大利红勤地酒瓶——这是北京城里一瓶古老的洋酒？他还感叹：“康熙和乾隆皇帝时期，白塔寺得到了很好的保护和修缮，但如今的白塔已陈旧破败不堪，宽敞的寺院成了定期庙会的场所，成了废铜烂铁、水果蔬菜的交易市场。”民国期间，白塔寺的庙会确实很有名：小商小贩们在庄严的白塔底下念着生意经，只是解放后就取缔了。不知道白塔究竟是喜欢热闹呢，还是喜欢清静？

位于黄寺西侧的清净化城塔院，同样以白塔金顶的美景著称。据说从北三环中路中间往南看，就可以看到那座汉白玉石塔鎏金的塔刹和闪耀的垂带，它是班禅六世的衣冠塔。乾隆四十五年（1780年），来北京给皇帝祝寿的班禅染病圆寂于黄寺，皇帝很悲痛，遂下令建造清净化城塔院以示纪念，塔下安葬着班禅六世的经咒衣

履。

西郊玉泉山北峰的妙高塔，创建于乾隆初年，则更是占尽了天时地利。塔身洁白，覆钵上镶嵌着黄色琉璃环带，再加上蓝天白云掩映的金色塔刹，简直完美无缺，被称为“融合了汉、藏和印度诸风格于一体的巧妙建筑”。它和玉泉山南峰的玉峰塔遥相呼应，如同云河间的双子星座，系颐和园西部名景。

B:白云观 Baiyunguan

对道教有兴趣的人，恐怕都知道北京的白云观。此乃北京最大的道观，被誉为“道教全真第一丛林”。早在唐开元年间已成规模，名为天长观；金时改称太极宫；元时又叫长春宫，因为掌门的道士即大名鼎鼎的长春真人邱处机。

邱处机曾先后拒绝了金朝皇帝和南宋皇帝的召见，却对成吉思汗遣使相邀欣然允诺。不远万里直奔蒙古草原。据说他在使者尚未登堂入室之前就有预感了，吩咐弟子：“赶快替我整理行装，皇帝派人来召见我了，我要去了。”对于这一幕，后世学者褒贬不一。可当我们看了邱真人的弟子李志常撰写的《长春真人西游记》之后，便可以洞见这位修行一生的老人为什么会历尽千山万水去见成吉思汗了。他西行的主题是“一言止杀”。他根据“清心寡欲方能长生不老”的道家思想，向大动干戈的成吉思汗进谏：治国当以敬天爱民为本，要想统一天下并长治久安，就不可嗜好杀戮。不知草原上的霸主是否因此而放下了屠刀，但他当时确实做出听进耳朵里的样子，命令史官逐一记录，后来又封其为大宗师，赐号“神仙”，让他居于燕京长春宫，执掌天下道教。从此邱处机便很少离开长春宫，甚至死后也安葬在宫内，长春宫因此改名为白云观，有怀念的意思。应该说，白云观是因为这位姓邱的真人而出名的。

白云观的春节庙会连开数天，以正月十九最为热闹，因为这是老掌门邱处机的生日，故称“燕九节”。清代的一首《竹枝词》描绘道：“京师盛曰称燕九，少年尽向城西走。白云观前作大会，射箭击球人马蹂。”可以看出其中还包括一些体育竞技项目。听老人说，扭秧歌、踩高跷等民间表演更是年年都有。

白云千载空悠悠，当年的大漠孤烟、铁马冰河乃至金玉良言皆已成往事，而这幢层楼曲廊的建筑却保留了下来，供后人凭吊。出西便门（而今已无城门，却有一平地而起的立交桥代替）约一里路，便可望见白云观的袅袅香烟。香烟，毕竟比硝烟要安逸，而且比炊烟更超脱。因此这一里路最好步行，乘公共汽车或打车都多多少少会破坏古老的意境和浪漫的游兴。与白云为伍，诚不易也。

B:报国寺 Baoguosi

报国寺位于宣武区广安门内大街路北，为千年古刹，占地17 000

平方米。此寺规模宏大，为南城最大庙宇。寺内三大殿保存较好，仍可见当年的气势。寺内树木多为松柏、银杏。

报国寺始建于辽，明初塌毁；成化二年（1466年）重修，改名慈仁寺，俗称报国寺；清乾隆十九年（1754年）重修，改名大报国慈仁寺；光绪年间又改建为昭忠祠，成为朝廷供奉先辈将士和英烈忠臣的祠堂。思想家顾炎武在京时，曾住寺院西院。道光二十二年（1843年）改建西院为顾亭林祠。因此，报国寺在很多人看来，说是顾炎武的故居要更为亲近些。

报国寺有七进院落，七层殿堂，堂后为36级高的毗卢阁，当年登上毗卢阁，可遍览京城风景。阁下有高尺余的瓷观音像，宝冠绿帔，手捧一梵字轮，系神宗时景德镇瓷窑所贡献，为旧京八宝之一，谓之窑变观音。梁间曾悬《胜果妙因图》一轴，寺内还有嘉庆六年（1801年）《五彩天尊仙女》一轴。现寺中仍保存成化二年（1466年）御制碑，和乾隆二十一年（1756年）御制重修报国寺诗碑。

20世纪90年代初，报国寺进行了大规模修缮，如今全寺已修整一新。现寺内开办有报国寺文化市场，并辟作北京古文化市场，经营工艺品、收藏品、文化用品和图书，成为旅游观光、民间收藏交流的活动中心。因此，到报国寺除游览古迹外，还可购买与交流各种古旧书籍、钱币邮票、古玩首饰等。

在这一点上，报国寺和潘家园旧货市场很有得一比。有人认为潘家园旧货品种全，有人认为报国寺的旧货才正宗。其实旧货齐全与否并不重要，关键是能否在逛的时候找到自己的心爱之物。因此，奉劝各位收藏迷，还是都转转看看为妙。

B:北大红楼 Beida Honglou

中国美术馆往西不远，故宫东北角，在五四大街上一个叫沙滩的地方，有一处很容易被人忽略的建筑，那是一座看似普通的红砖小楼，却有着极不平凡的历史。它就是北大红楼，现为文物出版社和新文化运动纪念馆。

以现在的眼光来看，红楼真的算不上什么，和动辄几十层的CBD建筑群相比，区区四层只能算是个小字辈儿。然而八十多年前，这个拥有地上四层、地下一层的“工”字形西洋式建筑，可堪称北京最有现代气息的建筑了。红楼是名副其实的红色，整个建筑主体都是用红砖砌成的，所以从建成起至今一直被叫做红楼。这种主体的颜色与中国革命的颜色是一致的，而它，也确实在中国革命史上有着不可忽视的作用。一批批仁人志士便是从这里走出去，投身于火红的革命征途。岁月流逝，这座见证了中国历史上许多重大事件的红色建筑也饱经了沧桑。由于受风雨侵蚀，建筑的不少处已经可以明显地看出用青砖修葺过的痕迹，但她仍屹然挺立着，红色的主

调没有改变，红楼的名称仍然时常被响亮地叫起。

红楼所在的街道叫五四大街，光从名称上就可以知道，这是一条有着许多光荣的大街，而用一个历史事件来命名一条街，这在北京众多的道路名称中恐怕是绝无仅有的。在红楼大门右侧的墙壁上，镶嵌着一块大理石，上面刻写着由北京市学生联合会和北京大学学生会题署的说明：红楼是北京大学旧址的一部分，是五四运动的重要活动地点之一。李大钊、毛泽东同志都曾在这里工作过。红楼后面是华北学联于1947年命名的民主广场。

红楼本身就是一个沉甸甸的文物，她既证明着一段辉煌的历史，也见证了诸多文化名流的流金岁月。想当年，蔡元培、李大钊、陈独秀、鲁迅、胡适等人，都曾经穿着灰布长衫、围着白围巾在红楼里出入呢。红楼这个名称，永远给人似曾相识的感觉。

这样一来，北京最著名的红楼至少有两个，一个是曹雪芹梦见的，另一个则从属于现实—老北京大学的红楼，简直称得上世纪初的一座文化堡垒，她对历史的影响绝不比曹雪芹的那座空中楼阁逊色。

红楼一层东南角这间李大钊的办公室，房号是119。搬入红楼后不久，李大钊在1918年11月发表了《庶民的胜利》等文章，代表了中国先进分子的新觉醒。次年5月，李大钊为《新青年》主编《马克思主义研究专号》，并亲自撰写了《我的马克思主义观》一文，他对马克思主义的三个组成部分—政治经济学、科学社会主义和唯物史观的基本观点作了比较系统的介绍。这是中国人在著作中第一次对马克思主义作了系统、完整的介绍。

在红楼这间普通的办公室里，李大钊主持成立了北方第一个共产主义小组—北京共产主义小组。他还在这里召集过少年中国学会的会员开会，北大红楼由此成为北京早期马克思主义者活动的重要场所。

这里还曾经来过一位伟大的过客。1918年9月，湖南书生毛润之送本省青年赴法勤工俭学，第一次来到北京，就住在北大附近景山东街三眼井吉安东夹道七号的一间民房里（因留法预备班设在北大）。他还在北大图书馆担任过助理员，经常和李大钊、邓中夏探讨中国的出路问题。半年后他就告别了北京，把这段青春的经历留存于记忆：“我自己在北京的生活是十分穷苦的，可是另一方面这座古代都城的美，对于我可算是一种补偿。”（引自李锐《毛泽东同志的初期革命活动》）这是他对北京最初的赞美。他恐怕也不曾预测到：再见北京已是1949年，不过这一次他站到了天安门的城楼上—也是这座美丽的古代都城最尊贵的位置—主持了开国大典。北京从此成为新中国的首都。

这么多年来，红楼面临过不少危难。日军侵华期间，这里被日

军宪兵队当了7年的队部，地下室曾被作为囚禁迫害爱国志士的监

狱。1976年的唐山大地震，使红楼遭到了严重破坏。

为挽救这座具有光荣历史的建筑，国务院专门为抢修工程立项并拨专款。工程持续了3年，耗资80万元。按照文物维修的原则，在保持不改变文物原状的前提下，工程设计组制定了一套中国传统建筑技术与现代科技相结合的抗震加固方案：把钢结构卧入楼板层内的水平钢桁架，在内墙体两侧加钢筋网穿墙拉固，浇注豆石混凝土，墙体内外用型钢拉固，使这座早已超过使用年限的砖木混合结构建筑恢复了强健的“体魄”。在建筑和文物保护专家的共同努力下，完工后的红楼室内外原状和整个色调没有任何改变。

1998年，北京大学举行校庆100周年活动，不少老北大的教授来到红楼瞻仰，他们对红楼保护得如此完好非常满意。作为一个重要的文化遗存，北大红楼也正在发生着变化。

1995年，北京市政府批准了《北京文物事业发展五年规划》，其中要求当时红楼的使用部门逐步搬迁出来，市政部门将整治红楼周边环境。2003年底，由首都规划委员会牵头，有关部门在红楼后面举行了环境整治现场会，明确规定限期拆除原民主广场周围所有的违章和临时建筑。

红楼内部的变化是静悄悄的，但现在红楼周边的环境正在发生着大变化。几年前，红楼东面狭窄破败的小路不见了，代之以贯通南北、长达3公里的皇城根花园。

绿树繁花映衬下的红楼，分外美丽。经过五四大街的时候，你可再不要小瞧了这座四层小楼。

B:北京大学 Beijing Daxue

北京大学创办于1898年，初名京师大学堂，是第一所国立综合性大学，也是当时中国的最高教育行政机关。辛亥革命后，于1912年改为现名。

1917年，著名教育和民主主义革命家蔡元培出任北京大学校长，他“循思想自由原则、取兼容并包之义”，极大地推动了北京大学的思想解放和学术繁荣，标志着新教育体制在这古老的封建国度里的推行，北京大学从此日新月异。这对中国现代史上大名鼎鼎的新文化运动及五四运动以北京作为策源地，起着至关重要的铺垫。

同样是在1917年，陈独秀、李大钊等被聘请到北京大学。在此之前，陈独秀在上海创办了《新青年》，率先举起了新文化运动的大旗。是否可以这么认为：新青年们从那时起开始移师北京了？那时候的北京大学集结着一批最精锐的新青年，蔡元培功不可没。正因为他提出“兼容并包”的方针，北大才仿效西方的教育制度和教学内容，吸收了大批持各种思想观念的师资力量，既有以梁漱溟、辜鸿铭、林纾为主的宣扬国故旧派，又有陈独秀、胡适、鲁迅、钱玄同等主张变革的新派。两派同在一座校园之中，针锋相对，通过授课、演讲及辩论等方式进行着白热化的思想斗争，进而影响着青年学生、广大知识分子甚至整个中国思想界。据载：1918年统计北京大学教员总数达217人（内含教授90人），学生总数1 980人（内含研究生148人），在当时是全国规模最大的大学，所以它容纳着那个时代如此众多的文化精英。难怪有人说：在五四运动以前，北京大学已经成为新文化运动的策源地。可见北京新青年们思想的先锋，已比1919年5月4日的游行队伍提前出发了—两者是一脉相承的。

当时的北京大学校园坐落在景山东街马神庙（今已改为文化部办公院及宿舍区），大门朝向横贯东西的五四大街。站在五四大街，能看见老北京大学的红楼（详见P20“北大红楼”），处于北京城区的中心地带，多年以后才改迁到京城西北角的海淀区。

那段时间，北京大学的学生中恰巧有个叫徐志摩的人。据梁实秋介绍：徐志摩在20岁的时候与张幼仪女士结婚于浙江硖石，翌年入北京大学。他在北大读了两年书，又于1918年到美国入克拉克大学社会学系。有趣的是，十年以后他居然重回北大做了教授，因为当时胡适任北大文学院院长，劝寓居上海的志摩去北平换换空气。由此可知，那个时代的北大可谓人才济济，甚至无名学生中也会涌现未来的英才。很多人与其说关注北京大学在五四运动前后的那段历史，莫如说在关注那个时代的思想与文化，或者说在关注那个时代。那是一个文化精英辈出的时代，而北大的新式教育，把全国各地的中青年知识分子吸引到北京这座城市来。整个20世纪，北京一直是中国的文化中心，是对外省文人最大的诱惑。

与北京大学一样名震寰宇的蔡元培、陈独秀、鲁迅、胡适等人，他们当之无愧为20世纪进入北京的第一代外省文人的代表。他们置身的是刚刚推翻了帝制、刚刚结束了数千年封建时期的新时代，他们进入的是一座没有皇帝的京城，一座以民主和科学为文化旗帜、但又在背影里隐约拖着传统的辫子的古都。所以他们不得不以远道而来的斗士形象出现，在血气方刚的壮烈搏击中又不乏浪漫的游侠作风。他们先声夺人地占领了这个国家文明断层的上风和世纪更替的关卡，20世纪一代代外省文人涌进北京的滩头阵地，是他们最先构筑的。或者说，他们是第一代新青年，新型知识分子。在他们之后，进入北京的外省文人才有了周作人、郁达夫、沈从文、叶圣陶、何其芳、郭沫若、茅盾、艾青等等同样振聋发聩的名字。

如今的北京大学坐落于海淀的中关村附近，占地面积开阔，层楼叠嶂，金漆彩绘，画栋雕梁，林木狭疏，更加上人潮如织，书声琅琅，与位于沙滩破落萧瑟的旧校址已不可同日而语。

北大的灵魂全在于未名湖，这是画龙点睛之笔。菁菁校园，莘莘学子，在水一方，便获得了生命本质的倚仗与烘托。水是生命之源，水边的物性人情一向显得滋润潇洒。逐草而聚，傍水而居，青灯黄卷的苦读生涯亦能洋溢游牧的情调。那塔、那湖，颇让人生出些对时空的缅怀与瞻仰。这所与20世纪的中国共同经历了风雨洗礼的高等学府，忠实记录着无数代新青年的光荣与梦想。

B:北京的“海” Beijing De Hai

北京是辽、金、元、明、清五朝古都，这五个朝代里又有四个是由北方游牧民族掌权的，所以许多古老的地名都起得粗犷而大气。即使当初的那些命名者已经不在了，可他们的性格依然通过永恒的景物获得延续：一座山、一条河、一架桥抑或一块人类的聚居地。譬如北京的湖泊，动不动就以海相称，仿佛大得没边了，这在中国的其他古都，是少见的现象。杭州的西子湖够大够美够富贵了吧，还是老老实实地叫西湖。扬州也有座西湖，为了区别，也只敢加了个“瘦”字—瘦西湖，显得更文弱谦逊了。南方的湖泊，连从名字上看，都跟林黛玉似的弱不禁风。

老北京的皇城两边，各有三海。内三海指南海、中海、北海；外三海指前海、后海、西海，又合称为什刹海。至于郊外的海，就更多了。永定门外的南海子（包括头海子、二海子、三海子、小海子等多处），是元、明、清三代著名的皇家苑囿，即南苑。元大都西北角的积水潭，当时叫海子或西海子，《元史·河渠志》称其“聚西北诸泉之水流入都城而汇于此，汪洋若海，都人因名焉”。甚至大名鼎鼎的海淀，原始的词义亦为“像海一样的湖泊”。根据明万历年间蒋一葵所著《长安客话》中的说法，“水所聚曰淀。高粱桥西北十里，平地有泉，洒四出，淙汩草木之间，潴为小溪，凡数十处。北为北海淀，南为南海淀。”

海子之名最早产生于唐朝。金元时期，北方游牧民族逐草而行、傍水而居，他们视水源为生命，跋涉很远的路才能遇见，乃人畜皆喜，“凡水之积者辄目为海”（引自《咏归录》），也就有了把湖泊称为海的语言习惯。在蒙古语里，一向称湖为海子，恐怕从成吉思汗开始就这么叫了。他的子孙占领北京之后，自然也习惯这样命名，在湖畔歇歇脚，松开盔甲，并且饮饮马，是这些来自草原的骑士的最大梦想。

这些从未见过海的内陆牧民，在沙漠或枯草季的荒野驰骋久了，灵魂有着先天性的渴意，见到了波光潋滟的湖泊自然无比满足，以为寻找到了海的替身。要知道，真正的海对于他们来说，是祖祖辈辈流传的神话，是仅仅靠马鞭无法抵达的幻境，但同时又是一种致命的诱惑。难道他们犯了一个错误：以为这异域的湖泊就是海了？不，不是这样的。把湖泊称为海子，不过是止渴的一种方式而已，蒙古人借此而获得征服更大的水域的野心与勇气，他们相信海洋也能像划归版图的这些湖泊一样成为自己的囊中之物。恐怕正因为这种天性中的豪放（连给湖泊命名都如此夸张），成吉思汗及其后裔才缔造了一个空前绝后的横跨欧亚的大帝国。而元朝，才做了别的朝代没敢做、甚至没敢想的事情：先后于1274年和1281年，两次跨海东征日本。尤其第二次，分别从朝鲜和舟山群岛出发，总兵力达14万人，船只共4 400艘，被称为“迄至近代世界史登场以前最庞大的渡海部队”。黄仁宇说：“在现代社会出现之前，很难能有一个陆上强国也可以同时成为一个海上霸王。”这两次跨海作战虽都以失败而告终，却更像是理想主义的行军—草原的骑士渴望成为大海的水手，并且不计代价地这么干了。这种豪赌（并且连续赌了两次），是别的民族无法想像、也无力承担的。虽败犹荣的蒙古人啊，曾经是海上的堂·吉诃德，把大海当成敌对的巨人了。

这两次渡海东征的最高指挥者，是元世祖忽必烈。他占据北京后，摒弃了金亡后的中都城，另起炉灶，于1266年开始营造以北海琼华岛为中心的新大都，历时19年竣工。北海、中南海乃至什刹海，顿时都成为这位雄视天下的霸主的私人金鱼池。元大都就是今天北京城的前身，《马可·波罗游记》里称之为汗八里（汗王之城的意思）：“大汗平时住在都城，在每年三月离开此地，向东北方前进，一直走到距海仅两日路程的地方……当大汗向海滨前进时，会有许多富于趣味的事件伴着狩猎活动而出现，这真可以说是世界上其他任何游戏所无法比拟的。”从这段叙述里，能管窥出忽必烈对大海的向往与好奇。不知他一生中是否亲眼目睹过真正的海？对于他来说，恐怕只有征服才是最刺激的游戏，他一直很认真地玩着。他在北海的湖心琼华岛（又称万岁山）指点江山、挥霍一生，不仅命令麾下乘胜攻取了南宋小朝廷苟且偷生的杭州西湖，而且孕育了更为膨胀的欲望：向真正的大海进发，向日出的地方进发，强渡日本列岛。这是天之骄子对海之骄子的挑战。

后来明成祖朱棣建都北京，基本上沿袭了元故都的规模与格局，把中南海、北海包括在皇城之内，爱称为太液池（“太液秋风”是燕京八景之一）；把皇城之外的什刹海尊称为玄武池，因为什刹海彼岸有一座供奉玄武神的火神庙，系唐代遗留的古建筑。到底是汉人的皇帝，连给湖泊起的名字都引经据典、别有涵义，而且多多少少带一点实用主义—太液池和玄武池的命名，都有防火除灾的寓意，尽管防不胜防。

如此，不难发现这样的落差：蒙古人把湖称为海，豪迈中不无夸张，如同他们面对世界的那份主人般的狂放；汉人则把湖比喻为池塘，象征着人在神面前的谦虚乃至自我贬低。前者是天地的主人，后者是神的奴隶。在明朝，那些曾经生怕沦为忽必烈汗阶下囚的日本人变得强大了，反而渡海来大陆劫掠。倭寇，是很让明朝皇帝们头疼的事，这甚至遗传给了清朝—清朝对大海简直充满恐惧，所以干脆奉行闭关锁国的政策。大清帝国的劲敌大都来自海上，他们以其坚船利炮，羞辱着生病的东方狮子。慈禧太后挪用了2 400万两白银的海军军费修建颐和园，她在昆明湖上泛舟，却输掉了那场著名的海战。大清帝国首先是在海上被打垮的，它甚至保卫不住自己漫长的海岸线，更何况地平线呢。于是，它成了地平线上最惨痛、最耻辱的一次落日—版图遭到了西方列强的瓜分，彻底葬送了忽必烈汗时代的尊严与遗产。

那些把湖泊称为海、有着广阔胸怀和超人视野的英雄们，都哪儿去了？那些逐水草而居、弯弓射大雕的游牧者，那些快马加鞭、风雨兼程的夸父式的骑手，都哪儿去了？那些缚龙的长缨、驭风的神驹、势如破竹的宝剑，都哪儿去了？那些气吞万里如虎的悲歌慷慨之士，都哪儿去了？

B:北京音乐厅 Beijing Yinyueting

单府右街路南，长安街边，耸立着一座以黑大理石为基体的白色矩形建筑，它风格典雅、造型端庄，这就是我国第一座现代模式的、专为演奏音乐而设计建造的北京音乐厅(Beijing Concert Hall)。它的北面与景色怡人的中南海毗邻，东西远眺宽阔的长安街、宏伟的天安门广场，蔚为壮观。

北京音乐厅于1985年9月建成。演奏厅可容纳1 182位听众。 厅内采用了一系列现代化的建筑声学措施，具有良好的音质、频率特性和适度的混音时间，以及均匀的声场分布，使北京音乐厅以其明显的厅堂声学优势吸引着众多的表演家和听众。

北京音乐厅属于社会文化事业团体，是中央乐团的组成部分。在这里工作的有从事音乐理论、作曲、演唱、演奏达二三十年以上的专业音乐工作者，及其他训练有素的专业人员四十余名。他们随时接待国内外音乐团体的演唱家、演奏家在这里举行音乐会，并向音乐会听众提供热情服务，为音乐爱好者组办音乐讲座、欣赏、展览和辅导活动。同时，还利用本厅的音乐优势和先进的录音设备对外开展各种录音业务。

音乐是看不见的，你只能去听。然而北京只有这么一个地方天天有音乐会，喜欢音乐的人在这个拥有1 500万人的城市中，即便只有1％，也是15万之众了。按每人每两个月听一场音乐会来计算，那2 000个座位也是座无虚席了。

B:饽饽铺 Bobopu

周作人在其《北京的茶食》中，曾对饽饽铺有如下叙述：“固然我们对于北京情形不甚熟悉，只是随便撞进一家饽饽铺里去买一点来吃，但是就撞过的经验来说，总没有很好吃的点心买到过。难道北京竟是没有好的茶食，还是有而我们不知道呢……北京的朋友们，能否告诉我两三家做得上好点心的饽饽铺么？”由此可知北京人把糕点叫做饽饽。其实北京的糕点是极有名的（周作人多多少少有种南方人的偏见），尤其是宫廷有佳品。御膳房里精制的糕点，不仅是宫廷宴席不可或缺的一个组成部分，而且是皇帝赏赐文武百官的一种节日礼物。糕点受到重视，还跟唐代以后饮茶之风盛行有关，因而又叫茶食。北京曾是金中都，据《海陵集》载，女真人“俗重茶食，阿古达开国之初，尤尚此品。若中州饼饵之类，多至数十种，用大盘累高数尺，所至供客，赐宴亦有焉，一种名金刚镯，最大”。估计是从清朝开始，糕点在北京被叫做饽饽的，而主要制售满族糕点的店铺便叫满洲饽饽铺。据道光二十八年（1848年）所立的《马神庙糖饼行规碑》中载：满洲饽饽为清代“国家供享、神、祭祀、宗庙及内廷殿试、外藩筵宴，又如佛前供素，乃旗民僧道所必用。喜筵桌张，凡冠婚丧祭而不可无，其用亦大矣”。小小的饽饽，居然构成了当时帝王将相以及平民百姓生活中不可忽略的星辰。相信这并不是夸大其词。周作人来过这家饽饽铺吗？

饽饽铺的字号多以斋名，烫金刻写在匾额上，温文尔雅，让人有焚香净手、顶礼膜拜的感觉。譬如周作人在《北京的茶食》里特意提到西四牌楼以南的异馥斋，便是一家义和团以前的老店。除此之外，还有前门大栅栏的聚庆斋、东四八条口的瑞芳斋、东华门的金兰斋、菜市口的桂兴斋等，都是曾经大名鼎鼎的老字号，有些已改为国营继续营办，但大多数都名存实亡了。这些店名多么典雅隽永，仅仅听来，便仿佛能感受到一种古老而浪漫的生活。许多老人，至今仍怀念在北京的老饽饽铺里体会过的那种本真的滋味。譬如王世襄最难忘瑞芳斋的奶油萨其马：“奶油产自内蒙。装在牛肚子内运来北京，经过一番发酵，已成为一种干酪，和现在西式糕点通用的鲜奶油、黄油迥不相同。这一特殊风味并非人人都能受用，但爱吃它的则感到非此不足以大快朵颐……”据他说，北新桥素华斋的萨其马奶油味格外浓，有蒙藏喇嘛经常光顾。而地安门的桂英斋，因邻近紫禁城，为了照顾太监们的口味，较多保留有宫廷点心房的传统。同样是大众化的萨其马，在不同的饽饽铺里却制作得各有千秋，因而也吸引着不同阶层的顾客。每个饽饽铺都有自己的拿手绝活，否则怎么能在偌大北京城里获得一席之地呢？

饽饽铺里的糕点主要有大八件、小八件。没亲身体会过的人，是说不全哪八件的。老人们讲起桃酥、状元饼、枣泥酥、藤萝饼、油糕、百果花糕来，都是如数家珍一般，他们说，那时候的滋味，可非今天国营商店里卖的同名食品可比拟。老饽饽铺属于自产自销，稍有疏忽便会砸牌子，而各自的金字招牌，绝不是仅仅靠做广告就能树起来的。

B:博物馆 Bowuguan

城市中的博物馆是一种记忆贮藏室。一个国家刚刚诞生之时，

有必要将这个国家的文化脉络重新整理与陈列。博物馆起的就是这样的作用。在天安门广场的东侧，中国国家博物馆（于2003年在原中国历史博物馆和中国革命博物馆基础上建成）将中华民族的历史与其标志性物证陈列在那里，它的对面就是现在正在形成的历史：天安门广场上自由散步的人群和西面随时决定国家方针大计的人民大会堂。因此，一个国家、一座城市、一个民族，必须要有自己的博物馆，它把历史及其物证陈列在那里，是为了未来会更好，是为了焕发人们对创造新历史的信心。

北京现有的博物馆已超过了一百家，正是这些博物馆，形成了这座文化中心城市的文化记忆。在北京久居的人，不管其文化层次高低，没有去过博物馆的恐怕不多。现代博物馆的概念已经远远超出了“馆”的局限，而渐渐成为展品陈列、名胜古迹、寺庙、园林的综合体。当你游览故宫、十三陵时，是否想到过，自己步入的正是一座巨大的博物馆？

除去国家级的中国国家博物馆和故宫博物院，北京的博物馆大致分为几类。一类是历史名人纪念馆，如毛主席纪念堂、鲁迅博物馆、宋庆龄故居、郭沫若纪念馆、梅兰芳纪念馆、李大钊烈士陵园和詹天佑、郭守敬、吴运铎、曹雪芹纪念馆、茅盾故居等。

另一类是专门博物馆，像中国美术馆、中国体育博物馆和军事、地质、航天、农业、古动物、民族文化、天文、科学技术、自然、艺术、古钟、石刻、古代建筑、古观象台、长城、古代钱币、石经、印刷、工艺美术、邮票等博物馆，它们是某一专门领域的集大成之所在，你的知识可以在此得到迅速的扩大和积累。这类博物馆环境幽静，能使人增长见识、平静心态，是浮躁和繁华都市中的静土。

还有一类是陵园寺庙和王府博物馆，像明十三陵博物馆、白塔寺、雍和宫、周口店遗址博物馆、正阳门、钟鼓楼、东南城角楼、法海寺、大觉寺、皇史、慈悲庵和恭王府花园等，这类博物馆大致以皇家陵地、佛教和喇嘛教寺庙、古人类/古建筑、旧王府为博物内容，充满了传统文化的气息。

最后一类是以一些历史事件为博物内容的，像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焦庄户地道战遗址纪念馆、北京长辛店二七纪念馆、卢沟桥史料陈列馆。这类大事记类博物馆以历史断片的形式保存了一份沉痛而激越的历史记忆。

值得一提的是，北京近两年涌现出了一批私人博物馆，像马未都的古家具博物馆、陈丽华女士的紫檀博物馆等，它们一般规模都较小，却更专业化、专门化。这类博物馆还带有经营性质，集收藏、展览与交易于一身，将来一定会越来越多。

天安门广场边上的中国国家博物馆堪称北京乃至中国的一种象征

博物馆是一座城市中的记忆碎片，是历史的遗迹与物证的汇集之地。人们建造这些博物馆，主要是为了纪念过去、清理历史，保存一份文化记忆，明白我们是些什么人，从哪里来，今后还会到哪里去。博物馆使我们看到了整个民族创造文明的各项成果，了解到人的智慧与能力，从而对自己更有信心。对于北京来说，这一百多家博物馆构成了中华民族灿烂的历史文化及渊源，在一个首都建造这些博物馆，就等于确立了国家文明的坐标，更显示出国家成长的信心与雄心。

未来几年要兴建的博物馆有首都博物馆和中国电影博物馆等。博物馆可以说是北京城最好的去处之一，是这座城市散发浓郁文化气息之地，是这座城市魅力的一种折射。

有关部门已经连续十几年发行了北京博物馆通票，通票场馆涵盖博物馆、景点和生活优惠点，真正切合广大市民文化、旅游、休闲三位一体的生活需要，满足知识性、趣味性和实用性相结合的高品质休闲要求，使其成为北京这座历史名城的城市名片之一。该通票2004年共纳入通票入网的单位138家，其中免票3人次的50家，免票1人次的50家，共计免票点100家；半价或提供特别优惠的38家。入网点更新60%，门票减免总价值达5 000元以上，但通票售价仅为80元，最大程度地体现了通票的公益性价值。对于想了解老北京文化的人而言，拥有这样一张通票，几乎可以称得上是“北京通”了。

C:曹雪芹故居 Cao Xueqin Guju

北京西郊植物园内，有一处古色古香的农家院落。老树昏鸦自不必提了，低矮的围墙下面，搁置着废弃的磨盘、辘轳，乃至半筐暗黄的老玉米棒子之类的物什—这深山里藏着的便是曹雪芹纪念馆。

讲解员介绍说，此乃曹雪芹落魄时的故居。他默默无闻地藏身于这香山脚下的乡间，远离红尘，撰写了洋洋大观的《红楼梦》，十年辛苦不寻常啊。至于此处是如何被发现的，还缘自当地人修理老房子，铲掉墙皮之后，里层上面暴露出许多题壁的诗句，按照内容与字体来猜测，认定极有可能是曹雪芹的手迹。于是，纪念馆就这样落成了，还隆重地举行过开幕典礼，其惊喜不亚于发现了新大陆。

墙头残损的墨迹、室内摆放着的生锈的油灯、几本纸张泛黄的古书，乃至一些年代久远的陶制器皿，仿佛都在证明着自己是曹雪芹使用过的旧物。

事实上，学界对于卧佛寺附近的曹雪芹故居是存疑的。

尤其张中行，属于坚决的反对派：“康雍时期建筑，如畅春园内的，至今也片瓦无存，何以这几间小民房会如此长寿？漏洞一大堆，或说毫无证据，就以为曹雪芹曾伴其新妇（小说中的史湘云？）在这里卿卿我我，这轻些说是视梦为真，重些说是自己知道是梦，却希望他人视为真，连用心也成问题了。”他提及墙上的诗句绝大部分抄自《西湖二集》—写《红楼梦》的大手笔会这样浅陋吗？如何证明这就是曹雪芹亲笔手书？

学界的较真儿有时会打破一些美好的东西，其实对于那些美好的事情，我们为什么不能宁信其有呢？明知无法证实，内心还是期许着这样的精神寄托，哪怕是海市蜃楼或虚光浮影，也总比无枝可栖要好。人生，总有些感悟需要借助外物触发，即使这外物是假的、虚拟的，只要抒出的情是真的就可以。曹雪芹肯定是住在北京的，也是死在北京的，《红楼梦》肯定是写在北京的。至于曹雪芹究竟是住在香山脚下，还是住在通州张家湾，又有什么关系？除了大内紫禁城，任何地方都有可能留下其足迹。曹雪芹故居即使是伪托，也总比空缺着要好。总应该尽早给大家提供一个怀念大师的地方吧。至于这地方是否确属大师购置的房地产，模糊点也好，宜粗不宜细。正如许多传说中的古代名人衣冠茔什么的，都有类似的效果—给其崇拜者找一个坟头哭一哭。情感本身，远远比事实依据之类更重要，更真切。

C:茶馆 Chaguan

京剧是国粹，茶文化同样也是国粹。老北京的茶馆，是一种市民气息很浓的茶文化载体，这跟文人雅士的茶道稍有区别。茶道，说起来太高深了，仿佛必得不食人间烟火、清心寡欲方能得其道。明明是喝茶，偏偏雅称为“品茶”，似乎着意于品尝人生的滋味，这种超凡脱俗的境界是普通老百姓可望而不可及的。老北京的茶馆便反其道而行之，不仅不是清净之地，甚至常常是喧哗且热闹的。这跟北京人的性格有关：他们怕冷清，爱交流，尤喜扎堆儿聊天（或叫侃大山），茶馆便提供了这样一块谈天说地、呼朋唤友的社交场所。

在清末民初，北京的茶馆遍及街头巷尾。而同时，在法国巴黎流行的则是咖啡馆，艺术家们甚至在咖啡馆里举办画展和沙龙。可见不管哪一个民族，都有自己的休闲方式。老舍是最关心茶馆的，因为茶馆里聚集的都是他感兴趣的人—不仅对他们的话题感兴趣，更对他们的命运感兴趣。他写过一部叫《茶馆》的话剧，直到半个世纪以后的今天，还是人艺常演不衰的经典剧目，据说演员都已换到第五拨了。只是看《茶馆》的人（包括演《茶馆》的人），都未曾身临其境过，也难以想像出茶馆昔日的辉煌。他们对于《茶馆》很熟悉（甚至背得出人物表），对于真正的茶馆却又很陌生。现代青年，似乎更偏爱去三里屯泡吧，更痴迷于欧风美雨。

清末的茶馆种类颇多，其中最高档的是清茶馆，早晨供纨绔子弟遛鸟后休憩（棚顶有挂鸟笼的位置），中午供商贩们谈生意。此外，还有书茶馆（有说评书、唱鼓词的艺人演唱助兴）、棋茶馆（茶桌上画有棋盘，供顾客对弈）、茶酒馆（兼而售酒）等。总之，三教九流皆能寻找到符合自己趣味的乐园。《“批判”北京人》一书分析：“茶馆在更深的意义上，已经从凡夫俗子、商贾富人的娱乐场所变成了处于困境、陷于迷惑的人的人生避难所。大多数人，从茶馆中觉的是一种极实际而又精神性的享乐。说它‘实际’是因为不耽于幻想，将享乐落到了实处，这实处便是清茶与点心；而说它‘精神性’，是因为不溺于现实，将享乐远离大吃大喝，偏重于和谐宁静，自在自得的气度与风范。这里面包含着普通人在物质条件制约中的生活设计以至创造，是有限物质凭借下的有限满足。它是以承认现实条件对于人的制约为前提的对快感的寻求与获得，是一种艺术的生活方式或休闲手段。在这种休闲方式中，北京人也为他们个性的被压抑、个体需求的被漠视，找到了有限的满足。”老北京人借助一杯清茶，怜惜着自己的影子。在茶馆的热闹气氛里，他们忘却了孤独；在泡茶馆的轻松感觉中，他们获得了瞬间的自由。在这远离琐事与俗务的时刻，他们是属于自己的，他们真正成了自己的主人。

潘治武在《旧京茶馆面面观》一文中写道：“老北京的茶馆遍布于全市各个角落，无论是前门、鼓楼、四牌楼、单牌楼等通衢大道旁，还是多如牛毛的偏僻小巷中，茶馆如星罗棋布。正像老舍先生笔下的《茶馆》一样，民国以来社会的动荡、百业萧条，本小利微的茶馆更难以维持，至解放前夕，北京只剩下屈指可数的几家了。”这当然指的是老派的茶馆，今天看来，这一类茶馆的衰落也是历史的必然，没有八旗子弟的北京城，哪来那么多闲人？位于前门西大街的老舍茶馆是仅存的硕果，为海内外来京游客了解老北京“玩艺儿”的好地方（详见P143“老舍茶馆”）。这几年，北京城的茶馆数量激增，自从1994年地安门附近开设了一家五福茶艺馆之后，北京茶馆的经营者在这片土地上建设了近千家现代茶馆，使之成为新北京的一道风景。

20世纪30年代，中山公园的茶座极有名，共有五六处之多，最热闹的是春明馆、长美轩、柏斯馨，许多老人至今仍记得它们的名称。茶馆逐渐衍变成茶座，而且转移进公园里（帝制的时代，这些公园都是皇家禁地），可见北京人越来越讲究周边环境、讲究背景了。坐在曾经为皇帝一人所垄断的坛庙社苑里自由自在地喝茶，感觉一定颇为良好。难怪著名学者谢兴尧提到：“凡是到过北平的人，哪个不深刻地怀念中山公园的茶馆呢？尤其久住北平的，差不多都以公园的茶座作他们业余的休憩之所或公共的乐园。有许多曾经周游过世界的中外朋友对我说：世界上最好的地方，是北平，北平顶好的地方是公园，公园中最舒适的是茶座。我个人觉得这种话一点也不过分，一点也不夸诞。因为那地方有清新而和暖的空气，有精致而典雅的景物，有美丽而古朴的建筑，有极摩登与极旧式的各色人等，然而这些还不过是它客观的条件。至于它主观具备的条件，也可说是它‘本位的美’，有非别的地方所能赶上的，则是它物质上有四时应节的奇花异木，有几千年几百年的大柏树，每个茶座，除了‘茶好’之外，并有它特别出名的点心。而精神方面，使人一到这里，因自然景色非常秀丽和平，可以把一切烦闷的思虑洗涤干净，把一切悲哀的事情暂时忘掉，此时此地，在一张木桌，一只藤椅，一壶香茶上面，似乎得到了极大的安慰。”至于公园里的茶座，究竟是茶馆的退化呢，还是一种进步？在客观环境以及饮者的心态方面，茶座肯定比茶馆更具开放性，也更能加强天、地、人之间的沟通与交流。

茶馆自然不是北京的专利。四川、云南等地的茶馆，不见得比北京逊色，但南方与北方的茶馆文化，多多少少还是有点区别。北京的茶馆，是天子脚下的北京人生活习惯与思维方式的反映。在全中国，似乎没有谁比北京人更幽默、更健谈、更贪玩、更闲散以及更关心时政了，所以北京人泡茶馆时的话题，应该算最丰富且有趣的了。

茶馆也是他们宣泄才华（哪怕是口才）的地方，至于喝茶这一行为本身，反而退居次位了。老北京的市民，一般都酷爱茉莉花茶，四季皆饮。这就很使精于茶艺的南方人鄙夷，南方人觉得绿茶才是正宗，所谓的花茶，要么因为这茶叶不新鲜—加茉莉花瓣烘烤后既能掩盖异味，又便于储存；要么是嗜好者而并非内行—重视花香却忽略了茶叶本身的清香。北京的茶馆，确实远离那神圣的茶道，北京人也不相信品茗就能羽化登仙，但这恰好证明了北京人喝茶的目的：醉翁之意不在酒也。人来客往的茶馆是个大舞台，泡茶馆是为了看戏、听戏甚而至于演戏的。每个人都是其中的一个角色。茶馆是社会的缩影。

C:长安街 Chang,anjie

北京找不出第二条长安街。的确，中国再没有一条街像长安街

这样集历史与现代于一身，这样重要而知名，这样高度集中了政治、经济、文化、旅游等宝贵资源。而长安街延长线改造的完成，使昔日的十里长街成为东起通州区东关大桥、西至石景山区首钢东门的百里绿色长龙。

如果说北京是中国的心脏，那么长安街则是北京的心脏。不论是中国人还是外国人都这样说：如果没到过长安街，就等于没到北京。在这条脸面似的大街上，串联着政治、经济、文化等一系列代表性机构，彰显出国际大都市与悠久历史文化交相辉映的华彩。单单从资本的角度去看，金融街、王府井、西单、朝外商圈等特大商圈均像一条条支流，汇入了长安街这条长河里来。在这条长河里流淌着的是金水，许多机构都希冀在这条长河中占有一席之地，淘得一羹金汤。

长安街的核心部分是西三环的公主坟立交桥到东三环的国贸立交桥，全长14公里左右，这一段大街两侧汇集了北京乃至国家的许多重要的政治、行政、文化、经济经贸和商业建筑。长安街对北京市的整体规划与布局之所以非常重要，就在于北京的原点是以天安门广场为中心的，长安街刚好是东西主干线。建国五十多年间，长安街及其两侧的建设从未间断过，长安街已形成了北京城市风景线最为重要的一段，尤其是其中心段十余公里的长度中，汇集了这座城市主要的建筑代表作。

长安街可以说就是北京的“门脸”，建国10周年评的十大建

筑和20世纪80年代初评比的新十大建筑，以及不久以前评出的20世纪90年代十大建筑，大部分都分布在长安街一线。让我们从东长安街沿长线、靠近东四环的西大望桥说起。街南侧还在兴建的大型标志性建筑，由东向西分别是现代城、新亚大厦、海外投资中心、航华科贸中心，在国贸桥的南北内侧则是中国国际贸易中心及其南面正在运作中的大型商务区太和商务中心，从国贸桥到东二环建国门，则分布有京伦饭店、建国饭店、华彬大厦、贵友商场、工艺品大楼、北京广播电台大厦、友谊商店、国际大厦、国际俱乐部、赛特商场、长富宫饭店、华侨城等，这一段可以说是北京目前最具国际化特征的商务区，也是北京夜间最繁华的地段之一。

从建国门到天安门广场，两侧的主要建筑则有华润大厦、中国

社科院、长安光华大厦、中国海关大厦、恒基中心广场、交通部大楼、妇联大楼、中粮广场大厦、国际饭店、华诚大厦、东方广场、外经贸大厦、北京饭店、长安俱乐部、中国历史博物馆等，渐渐进入了国家行政、文化与商业的中心建筑群。这一线的建筑以“夺回古都风貌”为主，恒基中心和北京饭店是西洋古典式建筑，北京最大的建筑组团东方广场则以三组庭园式建筑群组成，其余建筑的屋顶大都抽象地戴上了大屋顶与小屋顶。

从天安门广场向西，目前在建的重要标志性建筑有国家大剧院、首都博物馆等，这一段是西长安街段，汇集了国家文化、商业和金融的重要部门总部。复兴门外有广电大厦、中化大厦、建威大厦、光大大厦、中国科技会堂、八一大厦、中央电视台大厦、中都大厦和城乡贸易中心大厦，这一段是西长安街的延长线，其中的八一大厦是中国军事指挥中心，中都大厦在公主坟立交桥东北侧，两年后那儿将耸立起主楼为150米高的20万平方米的集商务、饭店、商业、住宅为一体的大型建筑群，从而形成长安街的核心地段“东有国贸，西有中都”的格局。

从建筑美学上讲，东西三环之间14公里左右的区段内集中了这座城市五十多年的建筑精品；从建筑职能上讲，那儿集中了国家主要的政治、行政、文化、商务、商业、金融、信息等机构总部所在。可以说，这条街既是现代北京风貌的缩影，也是充满活力、大

气磅礴的国家形象的最好体现。

C:长城 Changcheng

古往今来，献给长城的赞美诗不计其数，惟独鲁迅曾在20世纪初别出心裁地评价：“从来不过徒然役死许多工人而已，胡人何尝挡得住。现在不过一种古迹了，但一时也不会灭尽，或者还要保存它。我总觉得周围有长城围绕。这长城的构成材料，是旧有的古砖和补添的新砖。两种东西连为一体造成了城壁，将人们包围。何时才不给长城添新砖呢？这伟大而可诅咒的长城！”他对长城实用价值的怀疑并未真的影响到人们对长城在今天—在一个和平年代的审美价值观。凡是来过北京的人，几乎没有谁不去看长城的，它甚至比这座城市还要古老。今天的人们仍然在忙于修补长城，不是为了防御战乱，而仅仅为了纪念。长城曾经保护过我们，现在到了该我们保护长城的时候了。它的箭垛、阶梯、烽火台如同岁月的蛀齿，几乎每隔几年就要修补一次。每天都有从世界各地涌来的游客，站在粉饰一新的长城上摄影留念—这是和中国几千年文明合影的最佳位置。凸凹不平的每一块城砖上面，重叠着多少代人的脚印，或者说，浓缩着多少中国的往事。从这个角度来看，长城已被神化了，是整个民族的精神寄托，象征着对历史的崇拜与信仰。它称得上是中国的第一号文物了，享有着至高无上的尊重与保护，像一位

活在我们周围、同时又活在民族记忆里的沉默的老人。

多年前流行过电视剧《霍元甲》的主题歌歌词“万里长城永不倒，千里黄河水滔滔……”将长城与黄河皆作为中国人的精神支柱相比拟。黄河是民族的摇篮，是造物主呈献给它的子民的一份厚礼；长城则是中国人亲手缔造的一个神话。前者出自天意，后者出自人为，甚至今人对长城的维护都堪称一项修补神话的工程。

秦始皇把战国时秦、燕、赵三国北方边境的长城连接起来，形成了一条西起临洮、东至襄平的万里长城。而在历史上，北京地区是万里长城的中心地段，相当于群雄角逐的大舞台。

有人说，没有长城就没有北京。北方游牧民族和中原农耕民族，长期以来借助长城来拔河，比试各自的臂力。北京城频频易手，就是这两股原始力量互有胜负的标志。

还有人说，没有长城，辽、金、元、明、清也不可能在北京建都。尤其是北方游牧民族越过长城之后，并不敢远离自己的故乡，在更靠南的地方建都—为了留有退路。于是长城脚下的北京便成了进可攻、退可守的首选。至于明朝，如果没有长城作为军事屏障，也不敢贸然迁都北京的，况且中原王朝历来就深受“据长城而抚四夷”的传统观念之影响。可见，长城情结是属于攻守双方的，对于一方来说，它是盾牌、是武器；对于另一方来说，它又可作为绝妙的战利品，构成永久的诱惑，更重要的是，敲开了这扇门就等于敲

开了整个中原的深宅大院。

于是，长城成了东方的被争夺的海伦，成了世袭的特洛伊，围绕着它展开了无数的战争，同时也谱写了无数的史诗（比《荷马史诗》要浩瀚、漫长得多）。从宏观的方面来看，帝王变迁、朝代更替、国家兴亡，都与长城有着潜在的联系。自春秋、战国以来的中国历史，堪称是一部《长城传》。正如史学家埃米尔·路德维希以《尼罗河传》为名撰写的那部关于埃及文明的书，长城也是中华文明的一大命脉，它的意义仅次于长江、黄河，它是一条凝固的河流、时间的河流。

C:长廊 Changlang

为什么颐和园的长廊在英语里不是译作the Great Corridor，而仅仅是the Long Corridor呢？Long比起Great，在味道上自然是差了许多。大略是因为长廊再长，也终究是在一个园子中，比不上绵延万里的长城伟大吧。

颐和园长廊始建于清乾隆十五年(1750年)，也就是颐和园的前身—清漪园动工修建之时。它东起邀月门，西至石丈亭，横卧在万寿山南麓，全长728米，共273间。1990年，颐和园已被《世界吉尼斯大全》评为全球画廊之冠。从东往西，廊中点缀着留佳、寄澜、秋水、清遥四个重檐八角亭子，象征春夏秋冬四季，四亭两两相对。这四座亭子不仅使长廊的布局更趋严谨且富于变化，而且还是长廊起伏的地势和曲折的走向变化的连接点，由于处理巧妙，所以人们在长廊内游览，并不会明显感到地势和走向的变化，难怪人们说这是古代匠师们绝妙的艺术杰作。廊中共有彩画14 000多幅，故有画廊之称。同时还建有短廊连接着对鸥舫和鱼藻轩两座临水建筑，及山脚下的一座八面三层建筑，可谓山色湖光共一楼。

皇帝消失了，画匠也消失了，整个清朝都消失了，留下的是这座山、这片水、这段长廊，及长廊里美人迟暮的彩绘。

来这里游览的人多半会看着画廊指指点点，这些采集于《三国

演义》、《西厢记》、《水浒》、《红楼梦》、《封神演义》等名著的绘画作品，对我们的古典文化知识无疑是一次很好的测试。

三百多年前的工匠们创作的作品被收藏在这座古老的长廊中，堪称是有史以来规模最宏大、延续时间最长久的画展了。然而，岁月无情，时间会给很多古物打上烙印，很多画面已经残缺不全了。这让人总不免有些遗憾。

前不久，颐和园管理处组织了一批专家和艺术家，将残缺不全的长廊画面逐一复原，并粉饰一新。对此，很多学者颇有微词，认为这样的粉饰破坏了原有的沧桑，而不同时代的艺术的灵魂，是无法模仿的。

其实，我们何必不以一颗平常心看待这种变化呢？管理者这样

做，一方面是为了吸引游客，同时也可以很好地普及古代文化知识。有什么不好呢？或许再过300年，当新漆褪尽，那份沧桑又回到了民间。

C:厂甸 Changdian

厂甸庙会始于明代嘉靖，兴于清代康熙，盛于乾隆，衰于民国，复苏于新中国成立后，消失于“文革”初期。历时四百多年，历经由祭祀而灯市、转而书市、渐成贸易集市的演变过程，时有学者誉之为“雅俗相济、商娱相融”。

厂甸原是北京南城南新华街路东的一条小胡同，元代设窑烧制琉璃瓦，故名琉璃厂厂甸。历史上的厂甸庙会北起和平门，南抵梁家园，西到南北柳巷，东至延寿寺街。据乾隆年《帝京岁时纪胜》记载，“每于正月元旦至十六日，百货云集……千门联络，图书充栋，宝玩填街”。1918年，北平市政当局正式认定厂甸为京都惟一的官设春节庙会集市。

与京城其他几个庙会不同，厂甸庙会向以书籍古玩、字画文具独秀于林。当然，厂甸庙会的传统小吃很有名，传统工艺品、日用百货和儿童玩具也颇负盛名。逛庙会的游客形形色色、摩肩接踵，男女老少都能在逛庙会时各得其乐，各有所获。

以儿童玩具（时称“耍货”）为例，由几十个彩色风轮、小泥

鼓联在一起的大风车，到一大枚铜元便能买到的泥人模子；由蜡做的能浮在水中的小鸭子、小金鱼，到活泼泼的各种小活金鱼，真是数也数不尽，说也说不清。正月里学中放假，那时还时兴给长辈拜年，拿压岁钱，所以即使是寒门小户人家的孩子，腰中也有十枚二十枚铜子，到厂甸去也总能买到一两样称心如意的玩艺儿的。至于富有之家的子弟，那就更是取精用宏、不惜金钱，专拣好玩的买了。所以那时的厂甸庙会，人头攒动，至少有一半是儿童。

鲁迅先生第一次去厂甸，是1913年正月初一（公历2月6日），日记记道：“旧历元旦也，午后即散部（步）往琉璃厂，诸店悉闭，仅有玩具摊不少，买数事而归。”大年初一的厂甸，书籍、古玩、吃食等摊还没有摆出来，就只是玩具摊热闹了。先生“买数事而归”，是些什么玩艺儿呢？

大大小小数不清的耍货摊子，都集中在海王村公园以及公园周围。从海王村公园前门说起，有卖扑扑噔的挑子，卖小金鱼、金鱼缸的挑子，卖风车的汉子，卖空竹的车子，卖花炮的临时铺子；海王村公园里面，有江米人摊子，刀剑鬼脸摊子，弹弓袖箭摊子，猴戏摊子，料器飞禽走兽摊子，花灯摊子；一家风筝摊子在海王村西门外往北，一家在西琉璃厂路北，那平日是一家粥店，到厂甸期间作为卖风筝的临时营业处，便是有名的哈记风筝（哈记风筝的创始人为乾隆年间哈姓回民，回族尊称人为“某把”，因之又称“哈把风筝”，其最著名者为丈二尖脚大沙燕）。这些耍货，有些是平时各庙会也能买到的，有些是平日小贩串胡同沿街叫卖的，有的则是只有正月里的厂甸有，厂甸一收市，便再也买不到了。如五彩缤纷的大风筝，哗哗作响的大风车，在平时都是无处购买的。

也许是迎合京城人的怀旧情结，北京市政府于近几年恢复了厂甸庙会。每年春节厂甸庙会从正月初一到初六共六天，地址依然以琉璃厂为中轴线，北起和平门路口，南至虎坊桥十字路口，全长1 050米。庙会改变现存庙会封闭型游园的形式，实行开放型步行旅游商业街模式。内容有老北京传统花会、旧京民俗老照片展和传统商业“幌子”展、老天桥绝活表演、京剧等传统剧目演出、特价书市等，形式多样，异彩纷呈。甜香诱人的糖葫芦、风格各异的风筝和风车等颇具厂甸传统特色的商品风采再现，来自南方北方的能人巧匠也在一横一纵两条大街上摆开擂台展露手艺。当然，琉璃厂文化街上的众多老字号也不甘寂寞，荣宝斋就率先而动，木版水印尽显百年功底；而汲古阁的文物复制、李福寿的制笔工艺、中国书店的古旧图书修复技艺，足令游客大开眼界。像坐花轿、跳火盆、掀盖头等老北京的传统婚礼仪式，也纷纷亮相庙会现场。

这对今人而言，无疑是一件幸事。

C:城门 Chengmen

老北京的城门，有“内九外七”之说。“内九”是指内城有九

座城门：崇文门、正阳门、宣武门、阜成门、西直门、德胜门、安定门、东直门、朝阳门；“外七”指外城有七座城门：广渠门、广安门、东便门、西便门、左安门、右安门、永定门。外城因是明嘉靖年间后建的，其荒凉有如农村，像广安门和广渠门内，多是坟地。

崇文门位于北京东边，宣武门在西边。“崇文”是崇敬文化的意思，“宣武”是宣扬武威的意思。两座城门并列东西，是取左文右武、文治武安的涵义。按照阴阳五行的学说，东方为木，主生；西方为金，主死，所以进北京赶考的举人要进崇文门，死人出殡要走宣武门，死刑犯押赴刑场在清代也是出宣武门到菜市口刑场。明清两代从南方运来的各种货物经大运河到通州后，都要经陆路从崇文门进城，在崇文门接受检查，交纳税金。朝廷在崇文门设立税关，并且派专人监管。明清时北京的粮食多是从江南地区用船只沿大运河运到通州，再将粮食卸船装车运到北京朝阳门内的海运仓、东门仓和禄米仓，所以朝阳门也有粮门之称。安定门和德胜门也是名称对应的两座城门，军队出征要走安定门，打了胜仗之后凯旋班师要从德胜门进城。据说明初徐达率明军进攻北京时，元顺帝就是从元大都北城西边的健德门逃走的，徐达为纪念这次胜利，将健德门改名得胜门，后来城墙南移，又改称德胜门。东直门以运送木料的车居多，这些木料也是从运河水运而来的。安定门外的粪场比较多，所以粪车多从安定门出入。阜成门多走煤车，因为当时北京西郊的门头沟地区产煤。西直门则多走水车，因为当时北京城内水井的水质不佳，宫廷的饮用水要从西郊玉泉山用水车运到城内。

明、清的北京内城，有相当一部分与元大都城相叠压，东西城墙与城门也与元代的城门、城墙重叠。城门名称虽各异，但城门设定的本义却相同。其各门的含义是：西直门（元和义门），称开门，属皇帝晓喻之门；阜成门（元齐化门），称杜门，是休憩之门；东直门（元崇仁门），商门，为交易之门；德胜门（元健德门），修门，乃品德高尚之门；安定门（元安贞门），生门、丰裕之门，皇帝每年去地坛祈祷走此门；崇文门（元哈德门），光明、昌盛之门；宣武门（元顺承门），死门、不幸枯竭之门，送葬多走此门，清代菜市口斩人时犯人走此门；正阳门（元丽正门），国门，只许皇帝经过，城门两侧筑有环抱式东西月城，官民出入于左、右瓮城门。

清代末年，北京城墙逐渐拆除，出现了许多豁口，城门豁口越来越多，如为通火车而开的左安门豁口城门，为让东交民巷洋人方便而在正阳门和崇文门之间开的御河桥城门，为让权贵们从国务院去西长安街方便而在皇城上开的灰厂口城门等，还有1913年在天安门东西两侧皇城所开的南池子和南长街城门，段祺瑞在宣武门和

正阳门之间开的和平门，其他还有德胜门豁口、安定门豁口等。

后来，北京城门由内九外七共16门增加到30多门。新中国成立以后，内、外城城墙被大规模拆除，城门也无所依附，除正阳门、德胜门等几处外，大多数城门已名存实亡，而只剩下名称供人们想像其昔日的辉煌了。

雪后的城门威武地挺立着，如今已没有这样的美丽景色了。

若以今天论，内城不止九门，由于社会发展，目前已有12门了。新增的三个城门是和平门、复兴门、建国门。其中和平门开于1926年，原称新华门，因与中南海新华门重复，遂改名和平门。复兴门、建国门开于上世纪40年代，日伪时期，东为启明门，西为长安门，因具侵略性质，1945年改名为复兴门、建国门。二门之命名乃根据当时流行于校园的歌曲：“……建国一定成功、民族必定复兴，中华康乐无穷。”取其中“建国”、“复兴”二词。然而二门只是简易豁口而已，并无城楼。

1949年，北京开始现代化城市建设。参加北京建设的梁思成等人主张保存古建筑城墙和城楼，“因为它们是一串光彩耀目的中华民族的璎珞，它们是我们民族的珍宝，而且也是世界各国人民的文物……我们必须‘古今兼顾，新旧两制’，北京应是政治、文化中心，而不是工业中心。”

但是，上级主管部门并没有采纳梁思成等人的意见，决定拆掉

旧有建筑，在其基础上建设现代化工业化的首都。随着北京现代化城市建设的开展，西便门、东便门、广安门、右安门、永定门、广渠门、西直门、安定门、阜成门、朝阳门等各门及城楼相继拆除，至今只有正阳门城楼及箭楼、内城东南角楼、德胜门箭楼保存了下来。1968年之前，北京城的各段城墙基本尚存，后来随着环城地铁的修建，城墙基本上都被拆除了，只剩下东南角楼西侧的几段残垣。

北京的城墙和城门即使从1368年算起，也有600多年的历史了。然而，正当它刚满600年之际，却在短短的一两年之内突然消失了。1969年在“深挖洞”的号召下，北京的工人、干部、学生和家庭妇女一齐上阵，打了一场“人民战争”，挖下来的城砖大部分用来修防空洞、院墙和公共厕所，代之而起的是平坦宽阔的二环路。1980年以后，原来北京内城九个城门的原址，除了前三门之外，都建成了立体交叉桥。昔日万夫莫开的雄关，变成了今日车水马龙的通衢。

影片《城南旧事》的同名小说原著者林海音，曾经谈起她的一位也是老北京的朋友，当有人提议请这位朋友回北京看看时，这位

朋友沮丧地回答：“北京的城墙都拆了，我回去看什么呢？”

C:城南旧事 Chengnan Jiushi

城南的特色在于老，老而不朽，是历史的沧桑所赋予的一种美。城南的魅力在于有许多老故事，苍老而哀婉的音乐，如斑驳且凄艳的苔痕，装饰了秦砖汉瓦、唐诗宋词的影壁。城南大多为平民聚居区，建筑陈旧，商业繁荣，遗留有浓郁的民俗色彩。不知这究竟由历史还是风水造成？北京的城南也不例外，在市区地图上不过巴掌大的篇幅，却密集着数不清的老字号商店、茶楼、饭庄、剧院（俗称戏园子），以及明清风格的胡同与四合院。所以说正宗的老北京在城南，要想了解北京的老故事，那就循着味儿追到城南来吧，城南的老人多，老房子多，老地名与老字号多，老树、老公园乃至老街道多。说到底，小城故事多。

说到城南，人们很自然地就会想起林海音的《城南旧事》，想起作为画外音的李叔同的 “长亭外，古道边，芳草碧连天……”想起那湮灭的年代里无形的唱诗班，以及队列中一张张梳着刘海的女孩子的脸。城南，就是门楣上张贴的褪色的红纸春联；城南，就是门两边蹲坐着的青石狮子以及狮子脚趾间一堆散发着火药味的鞭炮碎屑；城南，就是门坎上跨坐着的穿红棉袄、戴瓜皮帽的胖小子（他的乳名如今谁也不记得了）；城南，就是一副怎么摇也摇不响的生锈的大铁门环……

城南原本没有城，没有城墙也没有城门。明朝嘉靖年间，北京城的范围相当于如今的地铁环线（即只有内城），因蒙古鞑靼屡次跨越长城，兵临城下，守军惧于迎敌，只好在九座城楼上高挂免战牌。天坛、地坛、日坛、月坛、先农坛均在九门之外，屡因边警而延误祭祀，圣旨曾下令增筑环包内城四周的外城，将城郊诸坛圈入高墙，然而由于人力、财力所局限，最终外城只修筑了环包南郊一段，使北京城构成倒写的“凸”字形。因为祭祀天坛必须皇帝亲临，其他诸坛可令大臣代祭，而天坛坐落于南郊，因而首先将南郊并入外城，城南或称南城，就这样在地图上诞生了。内城之中，皇城占据了中心区，剩余的范围多被衙署、兵营等割据，北京被锁闭在铁笼子里。增筑外城，给商业活动提供了市场与保障，城南便成为新兴的商业区。惜命的皇帝，倒在无意间做了一件功德无量的事。天坛在城南，天意与民心在城南，皇帝也不敢漠视。这恐怕是城南旧事里的旧事了。

如今，北京的老城墙几乎全拆了，只剩下孤零零的几座城门楼子。但一出大前门，便让人有一种强烈的时光倒流的感觉。前门大街绝不逊色于王府井的老商业街，鼎鼎大名的全聚德烤鸭店就在这里。读书人不妨再往南步行，去琉璃厂逛逛老古玩店和旧书市，你会遗憾为何没有换一袭灰布长衫踏访—西装革履对温文尔雅的琉璃厂是一种冒犯。

对老北京而言，天桥无异于城南的灵魂，以前天气好的时候，街头能看见玩杂技的江湖艺人，他们高超的演技被满口京腔的老北京称为“玩艺儿”，那可不是一般意义上小孩子们玩的“玩艺儿”，那是要经过多年苦练、秘不外传的精彩绝活儿，他们整整表演了一个世纪，可够辛苦的了！而今，我们不得不慨叹岁月的无情，再去城南，除了偶尔能见到一两个散客的表演，那些激动人心的江湖快意早已随风而去，了无痕迹了。

清朝的北京，内、外城实行满汉分治分居，清军圈占了内城东、西、中三区的民宅，将汉民全部迁往外城（即城南），内城变成拱卫紫禁城的八旗军营，按八旗序位驻防。京西另设了圆明园护军营、蓝靛厂火器营和香山健锐营，合称三大营。直至今天，京西仍有许多部队大院，东城与西城仍为政治机关和国家核心。有“学生之城”雅称的海淀是学院区，东边则有涉外饭店、商厦林立的使馆区。那么城南怎么样了？城南依然是城南，它的概念贴近于老百姓、小市民、信用社、公共汽车、大杂院、龙须沟、廉价的日用百货、蜂窝煤、二锅头、菜篮子工程、祖传的手艺和乡野风味的集贸市场。城南是与上流社会权力、财富、政治、贵族相对称的半壁江山，是民俗的源泉。

城南老地名都透着些乡土气—蒲黄榆、磁器口、虎坊桥、金鱼池、校场口、枣林前街、半步桥、教子胡同、南菜园以及菜市口，有的古拙，有的空灵，念起来也琅琅上口。它们无需演绎，本身就是一段城南旧事。所谓的城南，就是由星罗棋布的这一个个地名组成的。没去过城南，没去过城南的老胡同，就等于没来过北京。城南，是北京的另一半。

C:城墙 Chengqiang

将居民点围绕起来的城墙是一座城市最基本的组成部分。

北京，作为中国古都，城墙历来都是统治者们注意的中心。北京现在可以考知的古城墙是金中都的城墙。金代统治者仿照北宋汴梁城的布局，集中了120万劳力花３年时间对辽城旧址进行了扩建，城墙周长37里，东至今琉璃厂西口，西至广安门外土城遗址，南至右安门外１公里，北至宣内顺城街路北。可惜的是，金中都遭到元代统治者的破坏，元代在中都之北新筑了大都城，周长30公里、城基厚21.6米、顶部厚16.7米，这就成了今天北京城的雏形。

元大都城墙现在仍然可见，这就是元大都土城遗址公园。 明代初年，徐达攻占大都后便着手改建城池。北面拆大都北垣，南缩2.5公里，另筑新城，南垣则向南推展１公里，东、西城垣均在元土城基础上包砖砌成，城周长20公里。

到明代中叶，统治者计划在古城墙外扩建一层套城，首先兴建的是南城墙。然而工程进行到一半时，因财力不足，只好在东西角楼处封口。这样，北京城墙格局就成了“凸”字形，城墙也有了内城和外城之分。

金代和元代城墙均以土筑成，元代还在城门之外加修瓮城，目的是加强城门守军的防护能力。其上筑有高大的箭楼，上设排射孔，守城兵将出击时可在瓮城内集结，然后启门出击。如现在俗称的前门，就是正阳门的瓮城。

明代扩建城墙时，建筑者们在土城之外包以大块青砖，从而保证了城墙的稳固。

清代末年《辛丑条约》签订后，为让火车从天津直达正阳门，在左安门旁开了个城豁子，这是对北京城墙的第一次开刀。从此以后，对城墙的破坏便一发而不可收，谁用土就挖城，谁用砖就拆墙。

1917年，段祺瑞为讨伐张勋，拆了东安门南段的皇城。到内乱平息，皇城差不多已被全部拆除，古京城只剩下残壁断垣了。

北京城墙最大的变化发生在1949年新中国成立以后，当时首都的城市建设正如火如荼地进行着，城墙存废的问题也被提上了议事日程。

以梁思成教授为代表的一些科学家认为应该将北京的城墙和城门保存下来，并在城墙顶部开辟登高游憩之地，以保留这一世界古代文明的奇迹。

可惜由于各种原因，这一建议未被采纳，北京城墙逐渐被拆除，

如今只剩下紫禁城、天安门、正阳门、德胜门、东南角箭楼等几处孤零零的城墙。

1988年，北京市花100多万元修复了近200米的西便门古城墙遗址，它是北京城现今仅存的一处明代内城城墙，成为首都新的旅游景观。

C:程长庚 Cheng Changgeng

程长庚（1811～1880年）名椿，一名闻翰，字玉山（一作玉珊）。祖居安徽怀宁石牌镇，其父程祥桂是道光年间三庆班掌班人。程长庚幼入三庆班坐科，道光二年（1822年）随父北上入京，始以《文昭关》、《战长沙》的演出崭露头角，后为三庆班老生首席演员。自道光至咸丰年间，任三庆班主，精忠庙庙首，三庆、春台、四喜三班总管。他的演唱熔徽调、汉调、昆曲等之优长于一炉，以徽音为主，当时称徽派。倦游逸叟在《梨园旧话》中说他“乱弹唱乙字调，穿云裂石，余音绕梁而高亢之中又别具沉雄之致”。他的表演善于体察人物的性格、身份，注重表现其气质、神采，做功身段沉稳凝重。他为人正直、戏德高尚、技艺精湛，备受同行的推崇，与张二奎、余三胜并称“老生三杰”、“三鼎甲”。晚年，他注重人才的培养，创办了三庆科班，其中陈德霖、钱金福、张淇林等人，都是三庆科班培育出来的京剧人才，杨月楼、谭鑫培、汪桂芬、孙菊仙也是程门弟子。程长庚走红时，恰恰在两次鸦片战争时期，饱受西方列强凌辱的中国民众普遍有呼唤英雄的心理，至少可以从其舞台的壮士形象中获得些许安慰。

我国戏曲演员由于社会职业、历史地位与生活习惯等诸多方面的因素及作用，形成了一种爱国、尊师、助同行的传统美德，即戏德。正是由于这种美德的长期沿袭，从而维系了戏曲事业的巩固与发展，促进了戏曲艺人的互助与团结，也加强和完善了戏曲艺术家在观众心目中的美好形象。梨园泰斗程长庚，就是具有这种崇高美德的典范。

辰穆公在其所著之《伶史》中称，程的品德“虽古时贤宰相，比之亦不及矣！”而其艺术成就，《燕尘菊影录》里更说，程是“融昆弋声腔于皮黄中，匠心独运，遂成大观”，台上表演又是“一经出场，不啻现身说教，使观者如面古人，肃然起敬”，尤为可贵的是，“长庚视同行如手足，艺友每遇家资拮据，他便勇解私囊从不吝惜”，而他自己却是“布衣粗食，素资甚微”。作为当时三庆班的班主、四大徽班的总管、精忠庙的庙首，他还是惟一受过咸丰（文宗）皇帝恩赐的五品顶戴的艺人，在生活上却极简朴，“终年身着一件旧布蓝衫，犹如乡下教书先生”。清代每遇皇帝去世便要“遏密八音”，停止一切娱乐活动，此时戏曲艺人几都生活无着。于是，长庚便带领他们到城外小茶馆去唱“清音桌”，得到一点微薄收

入，他全都归众所有，自己却分文不取。

道光二十年（1840年）鸦片战争爆发，清政府与洋人签订了丧权辱国的《南京条约》，全国人民莫不义愤填膺。这时“长庚痛欲绝”，从此“谢却歌台，终日闭户不出，郁郁于心”。不唱戏便无生活来源，于是他经常寅吃卯粮、食无隔宿，友人劝他“出山权宜，以解燃眉”，他“泫然涕泪曰：‘国蒙奇耻，民遭大辱，吾宁清贫亦不浊富。何忍作乐歌场！’”说罢“潸然泪下”。这种忧国忧民、乐善好施的品德，即便是今天看来，也同样是值得人们尊仰和效法的。程长庚算得上是京剧第一号英雄，有廉颇老将之风。他走红时，恰恰是在两次鸦片战争期间，饱受西方列强凌辱的中国民众普遍有呼唤英雄的心理，他们至少可以从舞台上的壮士形象中获得些许安慰。有人以杜甫的诗风比拟程氏的唱腔，谓为“天风海涛，黄钟大吕”。而“国破山河在，城春草木深”，则更能够表现程氏雄浑沉厚的艺术风格。当时，“伶界大王”谭鑫培也颇受相当一部分票友的青睐，程长庚却持有异议：“惟子声太甘，近于柔靡，亡国音也；我死后，子必独步，然吾恐中国从此无雄风也。”

拥护谭派的人认为程长庚之言证明了同行是冤家。不妨理解为一代宗师孤傲不群的气节和对弟子不肖的遗憾，倒更确切些。

C:吹糖人的 Chuitangrende

吹糖人的是旧京一个行业，小贩们肩挑挑子走街串巷，挑子一头是一个带架的长方柜，柜子下面有一半圆形开口木圆笼，里面有一个小炭炉，炉上有一个大勺，中间放满了糖稀（据说是麦芽糖溶化所得）。木架分为两层，每层都有很多小插孔，为的是插放糖人。这玩艺儿好看、好玩，玩完后还能吃，一般孩子都喜欢，见着就走不动了，不是缠着大人要买，就是跑回家去要钱，实在没钱的也不肯离去，眼巴巴地盯着这些糖人。有的小孩图快，就付钱买一个现成的；有的则指定形状要求现做。这时，小贩就用小铲取一点热糖稀，放在沾满滑石粉的手上揉搓，然后用嘴衔一段，待吹起泡后，迅速放在涂有滑石粉的木模内，用力一吹，稍过一会儿，打开木模，所要的糖人就吹好了。再用苇杆一头沾点糖稀贴在糖人上，就大功告成了。糖人有各种形状，什么小鹿、金鱼、耗子、灯笼等，最惹孩子喜爱的是孙猴。孙猴做好后，要在猴背上敲一小洞倒人些糖稀，再在猴屁股上扎一小孔，让糖浆慢慢地流出来，下面用一个小江米碗接着，用小江米勺舀碗里的糖稀吃，直到糖稀流完或冷却凝固时，则连糖人孙猴以及江米碗、勺一块吃掉。这套玩艺儿称为猴拉稀，最受孩子们欢迎，不过价格要比其他糖人贵一些。

听老人讲，早些年有走街串巷吹糖人的，为了让生意好做，糖

人可以不必用钱来买，而是用牙膏皮来换。两筒牙膏皮可以换一个孙猴或是其他的小糖人。这一着颇受儿童欢迎，常常有小孩子把家里没有用完的牙膏挤出来，用牙膏皮去换糖人吃，即便挨打也觉着甜滋滋的。想来这是计划经济难得一见的好处之一，只可惜现在经济发展了，牙膏皮也就不那么紧缺了。现在，恐怕不少老人只能对扔到垃圾堆里的牙膏皮报以苦涩的一笑了。

C:醇王府 Chunwangfu

醇王府位于后海北沿，最早是康熙年间大学士明珠（纳兰性德之父）的宅邸。值得一提的是，它在乾隆年间被和据为别墅，因昔日大学士的后裔得罪了当朝的大学士，故被罚没了家产。和垮台后，此宅又被赐予成亲王永为府第。直至醇亲王接手，又加以扩建，占地达八十余亩。醇亲王奕的原王府在西城区太平湖东里（今中央音乐学院），因其次子光绪帝载生于此府，故光绪继位后醇王必须迁出。为示区别，醇王原在太平湖的王府称南府，后海北沿的新王府称北府。

醇王府占地广阔，分为东部、中部和西部三大片区。东部是王府本身，分为东、中、西三路。中路是其主体建筑，自南而北，街门五间。进入外院后有二门，此门才是王府正门，面阔五间；此后为正殿银安殿，面阔五间，东西有配楼各五间；正殿后是一组自成院落的屋宇，自三间过厅入，正面是正房五间及其配房，按规制此处应属后寝，后寝为供奉神、佛和远祖的神殿；最后为后罩楼，面阔九间，各种庆典时在此举行仪式。东路建筑主要是家祠、佛堂及一些从属建筑，东墙外院落为王府马号。西路有两组院落并列，是醇王府的活动中心，主要建筑为宝翰堂，即大书房；其后的院落，正厅名九思堂，是太纪居处；再后为思谦堂，是王妃住所；另有儿辈读书的小书房任真堂及其他从属建筑。

如醇亲王奕一样显贵的王爷在历史上怕是不多见，他是慈禧的妹夫，是光绪皇帝的父亲。他死时肯定无法预料到：自己的孙子溥仪成了中国历史上最后一位皇帝。

因为溥仪继位的缘故，奕的另一个儿子载沣被慈禧封为监国摄政王，故醇亲王府又称摄政王府。青年汪精卫曾在什刹海小桥埋设炸弹谋刺这位摄政王，未遂。但不管怎么说，革命党的炸弹，毕竟曾经埋到了摄政王的家门前，够清王朝吓一跳的。或许，它也由此闻到了末日的气息。

1912年（民国元年），孙中山来北京时曾访问醇王府，会谈的地点在宝翰堂。其时清帝已退位，载沣也非摄政王了，顶多是帮忙料理一下后事。

醇王府的西花园，即今宋庆龄故居。园内有两棵古树，据说是一代词人纳兰性德亲手栽种的。宋庆龄自1963年至1981年5月29日一直居此。第一展厅原是宋庆龄的大客厅，题额为“濠梁乐趣”。第五展厅原是大餐厅，题额为“畅襟斋”，现辟为宋庆龄生平事迹展览馆，展出她一生的历史照片近400张，文物资料300多件。中院主楼内所展出的陈设，一如宋庆龄生前起居原状。一楼是小客厅，东墙正中悬挂着孙中山先生遗像，像前摆放着鲜花。二楼是宋庆龄的卧室兼起居室和书房，卧室办公桌上放着她日用的书籍、文件、钢笔和老花镜；西边墙上挂着一幅她与工作人员合绣的象征吉祥幸福的安多利恒花刺绣，两边柜上，一边嵌着孙中山手书“共进大同”墨宝，一边摆着她1927年访苏时与加里宁夫人的合影；卧室东面为宋庆龄书房。南湖后湖畔有鸽子房，隔着南湖，有原醇王府花园的南楼以及西边假山上的听雨屋、东边假山上的亭。

北京众多的王府中，只有醇王府和恭王府是对公众开放的。来到醇王府，抚今追昔，想一想这里曾经的几个主人，不失为一件风雅之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