禅 机
悲风第一
李鸿章曾言，清王朝面临的是 “三千年未有之变局，三千年未有之强敌”。
1840年6月2日，英军入侵，先是两艘蛮夷舰船驶入沈家门港口。官兵慌乱，张朝发不以为然地说：“夷船被风吹来，常有之事，无足惊讶。”后来有人报告夷船越来越多了，张朝发急忙找下属商议对策。一个官员恍然大悟地说：“广州禁烟，夷船被迫来此，此处将成贸易大码头，我等将加俸了。”
胡林翼乃湘军悍将，一次，他去安庆和曾国藩会面，在长江水道中遇一艘英国火轮。火轮逆流而上，迅速超越了湘军水师，激起的波浪，将一条船都掀翻了。胡林翼登时昏厥，醒来后第一句话就是——“天要变了。”
林则徐作为钦差大臣到广州禁烟，西方多国领事特备了西餐宴请林则徐。在吃冰激凌时，因为冒着气，林大人以为很烫，便张嘴吹了吹才放进口中，遭耻笑。事后，林盛宴回请。几道凉菜过后，端上来芋泥，芋泥颜色灰暗，不冒热气，乍看犹如凉菜，实则烫舌。果然众领事一见佳肴，纷纷舀起来就吃，满嘴粘着，烫得唔唔直叫。
马戛尔尼在出使中国后，写道：“他们穿的是小亚麻布或白洋布做的衣服，非常脏也很少洗，他们从来不用肥皂。他们很少用手绢，而是随地乱吐，用手擤鼻子，用袖子擦鼻涕，或是抹到身边的任何东西上。这种行为很普遍。更令人憎恶的是有一天我看见一位鞑靼人让仆人在他的脖子里找虱子，这东西咬得他难受！”
鸦片战争之前，许多人认为洋人吃的是牛羊肉磨成的粉，食之不化，洋人若离开中国的茶叶、大黄就会“大便不通而死”。林则徐刚到广州时，断定英人不敢轻易开战，否则，只要禁运茶叶、大黄，英人就会大便干燥，不战而降。
1841年，英军出兵广州。林则徐给道光帝的奏折写道：“彼之所至，只在炮利船坚，一至岸上，则该夷无他技，且其浑身裹缠，腰腿僵硬，一仆能复起，不独一兵可刃数敌，即乡勇平民竟足以制其死命，况夷人异言异服，眼鼻毛发皆与华人迥殊，吾民齐心协力，歼除非种，断不至于误杀。”
马戛尔尼曾邀请清朝大将军福康安观看他的卫队演习欧洲新式的火器操法。福康安却冷淡地说：“看亦可，不看亦可。这火器操法，谅来没有什么稀罕！”
1841年3月中旬，英军进攻广州，清军炮台守将居然与英军密商：“你不放炮，我也不放炮，谁都不要放炮。我可以放六次空炮，给皇帝留个面子，然后各自走掉。”
1842至1843年间，魏源受林则徐嘱托编成《海国图志》，对“夷情”作了详细介绍，特别是制造轮船火炮之术、练兵养兵之法，并明确提出要“师夷长技以制夷”。然而，此书在中国很少人能看到，更谈不上影响。但传到日本后，短短几年就再版二十几次，阅读人数以千百万计。
1841年5月，奕山战败，却在奏折中虚报战事大捷，离奇有如神话：当观音山火药库中弹起火时，忽见一位白衣女神，展袖扑火，顷刻熄灭之；英军炮火猛攻之时，天忽降倾盆大雨，浇哑了英军大炮云云。
1841年10月中旬，英军占领宁波城，退走时还掳走一批妇女，全部卖到澳门作了妓女。此后，英军攻陷镇江，极尽报复之能事，造成了“无市不空，无家不破”，“妇女尸满道上，无不散发赤体”的惨状。过了一个世纪，如此惨状竟在南京重演。
1841年，杨芳作为参赞大臣赴广州防剿英军，看到英军炮火几乎炮炮皆准，认为其中定有邪术，他竟想出一条“以邪破邪”的妙计，遍收民间马桶，妇女用的秽带载于竹排之上，抵抗英军进攻，结果惨败。当时有人写诗嘲讽曰:“粪桶尚言施妙计,秽声传遍粤城中。”
关天培殉难前，曾派人给他的八旬老母送去一只木匣和一封家书。关天培殉难后，老母在悲痛中打开木匣，却只见他的几颗落牙和几件旧衣服，老夫人止住悲恸，只说了四个字：“吾有子矣！”
林则徐说烟如不禁，则将来“不唯无可筹之饷，亦且无可用之兵”。但也有人说，若无林文忠公“入即正法，船货归官”的铁腕政策，则鸦片战争也许就不会爆发。
道光二十二年(1842年)，林则徐赴戍边疆之际写道：“余生岂惜投豺虎，群策当思制犬羊。人事如棋浑不定，君恩每饭总难忘。”
《中英南京条约》签订后，消息传到北京，道光很难受。清史记载：“上退朝后，伏首于便殿阶上，一日夜未尝暂息，侍者但闻太息声，漏下五鼓，上乎顿足长叹。”
左宗棠布衣时，林则徐就闻其名。1849年，林则徐途经湖南，遍寻不得，后终于在湖上得见。左宗棠也早慕林则徐大名，急于相见，不料慌忙之间落入水中。左宗棠爬上林船后，要行拜谒之礼，林忙阻拦道：“落汤鸡了，还做什么礼节，快去更衣。”两人相谈达旦。林则徐叹道：“他日竟吾志者，其惟君乎！”临别，林即于舟中手书一联赠左，联云：“此地有崇山峻岭，茂林修竹；是能读三坟五典，八索九丘。”左极感之，晚年犹悬此联于斋壁。
林则徐饱经忧患，为国家殚精竭虑，外国人对他也敬畏三分，但在国内却沉浮宦海，身不由己，无法施展抱负。临终时，林则徐悲慨地留下遗言：“终为中国患者其俄罗斯乎？吾老矣，公等当鉴之。”
林则徐去世后，咸丰皇帝挽林则徐曰：“报先帝而忠陛下，两朝开济属宗臣，表续出师，千古英雄同下泪；佐天子以活百姓，万口欢呼起司马，家传画像，四方妇孺亦知名。”
左宗棠23岁成婚时，曾在新房自拟一联：“身无半亩，心忧天下；读破万卷，神交古人”。后来左宗棠远戍新疆，出嘉峪关时，沿途插柳，初不过为标示归途也，而积久成荫，风景一变。有湘人某游士拜谒左于塞上，献诗云：“大将征西久未还，湖湘子弟满天山。新栽杨柳三千里，惹得春风度玉关。”左大悦，优礼待之。
道光帝派人审问英俘，所提问题是：“该国地方周围几许？”“英吉利到回疆有无旱路可通？”“与俄罗斯是否接壤？”
1857年2月12日，美国驻华使节伯驾向美国国务院呈议，要对台湾 “充满兴趣”，不要在“关于台湾的行动上退缩不前……”，“显而易见，这些岛屿并不会长久隶属这个帝国，如果它一旦在政治上像在地理上一样脱离这个帝国，合众国就显然应该据有它，特别是因为关系着势力均衡的伟大原则的缘故”。觊觎之心可谓久矣。
赫德在其日记中记载：“我的薪水养不起一位英国媳妇。这么一位妻子在这里是一个沉重的负担：美丽、纤弱、极需关怀、医疗，还有众多的仆人，等等。眼下有些中国女人非常漂亮，你只要花上50到100美元即可买到一位，供养费每月只需2到３美元。孤独使我们非常渴望女性的温柔。考虑到这些，你难道不认为我们的处境非常艰难——充满了诱惑——而且是难以抗拒的诱惑？”
一位英国海关职员在清末的中国就可以轻松雇用6个仆人：一个汉语老师，只需4先令的工资；一个“侍童”，可以随时听候差遣，每月的工资是1先令；几位苦力，打扫庭院、准备洗澡水、抬轿子，再加上马夫和马，正好全班……每月不超过20先令，“花这点钱就能过帝王般的生活，两三种白酒、大肉片、家禽、小鱼、蔬菜和水果，连考文垂花园都难以与之媲美，这实在是个物美价廉的国度”。
柯可在《中国》一书中对一所监狱的描述：这是一些没有外墙的小院落，囚室像动物园里圈动物的牢笼。……双层门一打开，屋内的恶臭几乎让人无法忍受。屋子中央躺着一具尸体，上面唯一新鲜部位的乳房已经被老鼠吃掉。尸体周围及上面是一堆腐烂的人，他们居然还活着。……他们是骷髅，不是人。
一个外国人眼中凌迟处死的场面：刽子手们砍完33个人头后，开始对钉在十字架上的人用刑……由于这个人距我们25码远，侧身对着我们，尽管我们看见了他头上划的两道切口，乳房被割掉，还有大腿上下的肌肉也被割掉，我们仍无法窥见这恐怖景象的全貌。从割第一刀开始到从十字架上卸下来然后砍去头，整个过程用了4到5分钟……我们站的地方听不到任何喊叫，我还敢说那33个被砍头的人，在刽子手走向他们时没有一人挣扎，也没有一人喊什么口号。
清末，戴眼镜仍颇有忌讳。道光二十三年(1843年)，李星沅为陕西巡抚，下属吴子俊拜会李星沅，因为眼疾，故戴着眼镜。李心中不悦，指责吴狂态不堪甚。
一个典型的中国士绅：华美的轻舟载着他外出造访……他身着白色亚麻、蓝丝和缎子做的衣服，手拿扇子，身边的小方桌上放着茶碗。即便你没注意到他白皙的手及病态的外表，你也会注意到他的皮肤与健康的下层红褐色皮肤截然不同。
欧洲人谢立三来中国，一次在四川住店时看到一首“题壁诗”：“屋内有老鼠／至少几十只／每只重三斤／或许还不止。／夜里臭虫不计其数／臭气熏天爬又咬／要是不相信／点灯起来找。”他意犹未尽，又给这首诗添加了一个结尾：“里里，外外，浓烈的臭味／直冲鼻孔，防不胜防／后面，猪儿吱吱叫／让人无法睡觉／还有黑压压的小东西，嗡嗡乱闹／蚊子——如果你乐意这么叫／假如这些还不够／幸好，还有跳蚤。”
御史胡家玉以南昌县为例给清朝县长的收入算了一笔账：土地税每年48000多两银子，知县按惯例每两可收取0.24两附加税，可获12000两；每年还需交纳60000担稻谷的实物税，按惯例每担可征收0.3两银子作为额外收入，共18000两。但是知县的固定收入按规定每年却只有1900两！
口岸一开，“君子固穷”的观念已难维系。为了巨额利润，清朝的举人、贡生、生员、监生们开始想尽办法打破律例和矫情，去“外企”充当代办和口岸商人。办法由来，无非“四书五经”，比如“子贡货殖”之说，还说“季氏之聚敛，陈子之螬李，俱为圣贤所鄙弃，由其矫情也”。
1847年的某个时候，两位中国绅士来到广州一个传教士家中，表示渴望学习基督教。其中的一位很快便回家了，不过另一位学习了两个多月，其间他学习了经文并接受教谕，很是不耻下问。此人体格健壮，圆脸，相貌端庄，有点帅，中年，举止温文尔雅，颇有绅士风度。他就是太平天国起义领袖洪秀全。
1862年2月8日，洪秀全的宗教教师罗孝全在《华北捷报》上发表声明说：“……我相信他是个疯子，完全无法使一个杂乱不堪的政府正常运转。他同他的那些态度冷漠的王们亦无法组织一个政府，无法与人民同享利益，甚至无法与旧的帝国政府相比……”
太平天国治下的南京城人口很少，女人和男人的比例大约为2∶1。妇女徒步或骑马公开地在大街上招摇过市。她们不同于一般的中国妇女，几乎全部穿着用精美的苏州丝缎做成的漂亮服装。“天王的部下似乎在他们得胜后的大屠杀中极具慧眼地把漂亮女人全部留了下来。我们几乎看不到老妪和女童，尽管有相当数量的男童。”一个外国人如此写道。
洪秀全有妻妾88人，加上各类妃嫔、女官、女司等人，各项人数加起来，总计有2300多名妇女在天王府陪侍。洪秀全因妻妾太多，连姓名都记不住，干脆一概编号。
咸丰同治年间，太平军、捻军并起，其中却也颇有俊杰。石达开文字优美，洪秀全临命时仍吟咏自若，而李秀成临难前，在监狱中起草口供，洋洋数千言，众人皆知。
太平天国有一个神圣家族谱系：“天兄是天父之太子，天王是天父第二子”，后来萧朝贵娶了洪秀全的妹妹洪宣娇，兄弟兼妹夫，辈分有点乱，只好称“帝婿”、“贵妹夫”。
洪秀全率领50万大军，自武昌乘风破浪攻破南京。在这战志飞扬、军书傍午之时，洪在“龙舟”中写一谕旨，其内容竟然只是严禁随征将士在御舟之侧偷窥“天王娘娘”！
东王杨秀清令全城13至16岁少女统统向官府报到，以备选入后宫，违者罪及父母。为父母者只好污秽女儿的面，把美女扮成丑婆，报到应差。谁知在报到处即有满盆清水以待，责令报到少女，先洗面、后参选，一下就选了美女60人，挟之而去。
杨秀清至少有老婆60余人，却仍不满足，四处搜集佳丽。1856年，北王杀掉东王之时，杀尽后宫有孕美女，殉夫而死的美人有54人。
当淮军打下苏州，进入忠王府时，只见府内后花园中竟堆了几座银山，“高与屋齐”。李鸿章亲自进入忠王府视察，惊叹其华丽，恍如仙境。至于那几座银山的去向，他则三缄其口。
1864年，洪秀全身染重病，留下遗嘱：“朕托付已毕，归天去了，望尔等共扶幼主，重振天国。”
1865年5月，翼王石达开兵临大渡河，陷入绝境。翼王不忍全军饿死，乃只身向清军“请死”，以救全军，终被“凌迟处死”。
1856年10月，英国借“亚罗号”事件进攻广州，占领广州内河各炮台。彼时叶名琛正在校场阅兵，闻讯笑曰：“日暮，彼自走耳！”并下令广东水师不得应战。待英军攻克广州城时，他犹自坐在房子里“镇定自若”地吟哦诗书。
1857年英法联军攻占广州，此后三年一直控制着广州城。新赴任的两广总督黄宗汉为了不卷入广州的是非中，一路极尽拖延之能事，走了四个月才到达广东境内，而同是这一行程，十余年前急于上任的杨芳只用了半个月。
1860年8月，大沽口失陷。咸丰和他的妃子们匆匆逃往热河。才走了80里，禁军们因饥饿难耐大有溃散之势，护驾的王公大臣们更是急得抱头痛哭，最后派人从北京买回数千斤食品才安稳了军心。逃到热河后，咸丰又开始了锦衣玉食的生活，还雇了戏班天天看戏，并在声色犬马中病逝于热河。
1860年10月5日，当法国将军孟托班率军进入圆明园时，想像中的猛烈抵抗并没有发生，他们见到的只是一群手无缚鸡之力的太监。随后，英军首领格兰特下令，让每个军团的官兵一半上午去圆明园抢掠，另一半下午接着去。就这样，一群穿军服的强盗洗劫了圆明园，他们一夜之间就变成了暴发户，抢劫的财富足以让他们享用终生。10月18日，为消灭罪证，联军司令部下令焚毁圆明园，大火燃烧了三天三夜，照亮了整个北京城。
1861年，英法联军洗劫圆明园后，雨果写下了他那著名的抗议书。“我们所有大教堂的财宝加在一起，也许还抵不上东方这座了不起的富丽堂皇的博物馆。”他说，“两个强盗进了圆明园。一个强盗洗劫，另一个强盗放火……他们手挽手，笑嘻嘻地回到欧洲”。最后还说：“我们欧洲人是文明人，中国人在我们眼中是野蛮人。这就是文明对野蛮所干的事。将受历史制裁的这两个强盗，一个叫法兰西，另一个叫英吉利。”
1862年，对于借洋兵助剿苏州的提议，曾国藩表态：“借洋兵以助守上海，共保华洋之人财则可，借洋兵助剿苏州，代复中国疆土则不可。”后来，崇厚提出调印度兵助剿，曾国藩亦表示“中华之难，中国当之”，“岂轻借洋兵而贻讥于后世”，“徒使印度军士支领英国之饷银，蹂躏中国之土地”。但最终还是胳膊拧不过大腿。
李鸿章在剿灭太平军时曾得洋人支持，他写信给曾国藩时说：“洋兵数千枪炮并发，所当辄靡。其落地开花炸弹真神技也！”又说：“若火器能与西洋相埒，平中国有余，敌外国亦无不足。”“中土若于此加意，百年之后，长可自立。”
自清同治二年（1863年），直隶总督李鸿章就建议朝廷修筑铁路，一直拖至光绪十年（1884年）终获朝廷批准。为赢得慈禧太后的支持，经李鸿章斡旋，法国新盛公司还特意为慈禧太后制作了一列极为精美的丹特型机车。这些洋玩意轻易就打动了太后和皇上的心。
19世纪末，当欧洲的铁路已经四通八达的时候，中国最高级的交通工具却依然是马车。1879年，英国传教士马根济乘马车从天津到北京，80英里的路，共用了两天半的时间才到达。他抱怨说：这些马车笨重而难看，里面空间很小，只能坐或躺一个人……由于没有弹性，路面上满是车辙，颠簸得十分厉害……
马根济记述19世纪70年代的汉口：……街道非常狭窄以至于货车或马车都无法通过。苦力用一根竹竿可以挑起很重的东西，竹竿两头吊起货物，中部放在肩上。他们也这样用桶从河里挑水。富人坐轿，大家都得给他让路。你会相信我所说的，从中国的街道上穿过是一件讨厌的事情。……今天我看到一位男子从另一位男子的牙齿里掏出小虫子，治疗牙痛！
咸丰帝与太平军乱相始终，其临命时，两后以军事为忧，咸丰曰：“大乱即平矣。忧不在此。”闻者愕然，而不知实有先见云。
同治朝，夏子松常在宫中伴读。某次，他私下取出一钟表赏玩，被同治发现，取而碎之，曰：“没有此物就不知道时间了吗？”同治以热河之耻，切齿恨洋人，曾让太监制洋人偶像，排列案上，以小刀去其头，曰：“杀尽洋鬼子，杀尽洋鬼子。”
同治帝常常步出内城寻欢，并自称为江西拔贡陈某。有一次，与大臣毛昶熙相遇于某酒肆中，同治点头微笑，昶熙色变，赶紧出去告诉步军统领某，以勇士十余密随左右。数日后，同治再见昶熙，责怪其多事。
某次，同治由后宰门出游，来到一湖南举人会馆，此会馆与曾国藩寓斋相对。同治翻看了案上的文稿，提笔涂改一遍，匆匆离去。举人问仆人来者何人，仆人曰：“此曾大人之客也。曾大人出外未回，故信步至老爷处耳。”国藩归，举人述其长相，国藩大惊曰：“此今上也。”举人大惊，竟不敢再应试，即日束装而归。
同治私自出而纵淫，又不敢至外城著名之妓寮，恐被大臣看见，遂专觅内城之私卖淫者取乐，终致染病。太医知为淫毒，而不敢言。反请命慈禧，是何病症？慈禧传旨曰：“恐天花耳！”遂以治痘药治之，不见效。同治躁怒，骂曰：“我非患天花，何得以天花治？”太医奏曰：“太后命也。”帝乃不言，恨恨而已。将死之前数日，下部溃烂，臭不可闻，至洞见腰肾而死。
慈禧喜欢妄自尊大，常口出狂言：“予乃最聪明之人，尝闻人言英王维多利亚事，彼于世界关系，殆不及予之半。”“外国之陆海军及机器，我亦称之，但文化礼俗，总是我国第一。”
《清鉴》说慈禧“内行不谨，时逾防检，及光绪朝而益甚”，但具体如何“内行不谨”并未言明。据翁同龢日记载，光绪六年（1880年）十一月初九，长春宫忽抓出一个陌生人,交刑部审讯，盖自中正殿角门入宫也。此门系慈禧宠监安德海所开，成为私入禁宫的捷径。翁同龢光绪七年正月二十的日记又言：“上于昨日如长春宫请安，未语，仅赐糖一包而退。”小字注曰：“五日未见，盖自去岁非召不往也。深宫禁闺，有无淫乱行为，大可怀疑。”翁同龢这两则寥寥数语，词旨含蓄，个中究竟，不言自明。
文廷式《芸阁偶记》载：壬午（光绪八年）春，由琉璃厂卖古董白姓者，有太监李莲英引入大内，并得幸于慈禧。旋慈禧有疾，慈安密察之，乃知有孕。据王闻韶日记，光绪六七年间，慈禧曾疾病缠绵达一年之久，怀孕之说，于此有证。慈安也因为察觉慈禧隐私，被慈禧毒死。
李鸿章当年在曾国藩幕下，曾对其要求十分严格，每日早上必6点钟吃早饭，而李鸿章往往很晚才起，于是曾国藩让一桌人等他。李鸿章无奈，只好从此之后早早起来洗漱，自此养成了早起的习惯。
光绪初年（1875年），翁同龢看出日本人“阴而有谋，固属可虑”，但终究觉得日本还是小邦，于是从鼻子里哼出不屑，加上一句说“穷而无赖，则更可忧”。
左宗棠认为，中国人的聪明才智都“运于虚”，而外国之聪明则“寄于实”。所以，“泰西巧而中国不必安于拙也；泰西有而中国不能傲以无也”。
李卫乃朝廷最受宠之汉臣，传闻其识字不多，凡章奏稿案，皆由他人代劳。一日，奉诏出使，李正患痔疮，欲陈所苦，其幕僚恐痔字不庄，久之不能措笔，李曰：“何不云‘坐处不安’耶？”闻者翕服。
周天爵任广西巡抚，屡立战功。其入都时，不接朝贵，不受馈赠，敝车羸马，彳亍于长安道上，风骨峭厉，人目为怪物。惟与黄树斋、汤海秋二给谏往还，谈议终日，樵苏不爨，一茗相对而已。
1861年，郭嵩焘在日记中写道：“吾尝谓中国之于夷人，可以明目张胆与之划定章程，而中国一味怕。夷人断不可欺，而中国一味诈。中国尽多事，彝人尽强，一切以理自处，杜其横逆之萌，而不可稍撄其怒，而中国一味蛮。彼有情可以揣度，有理可以制伏，而中国一味蠢。真乃无可如何。”
咸丰九年（1859年），洋人来换和约，僧忠亲王诱而击沉其船，天下无不称快。十年过后，夷人复至，于是京师不守，几丧天下。这大概也是“中国一味蛮”的例子。
1895年4月17日，《马关条约》签订。第二天，郑孝胥就在日记中写道：“闻之（和议）心胆欲腐，举朝皆亡国之臣，天下事岂复可问？惨哉！”
张之洞和李鸿章素有芥蒂，李主和，张主战，二人在朝廷上时相攻讦，私下里也互不相让。庚子年，东南互保时，李居京当外交之冲，日与德将瓦德西周旋，南皮贻书讥之，合肥语人曰：“香涛做官数十年，犹是书生之见也。”语闻于南皮，乃仇然曰：“少荃议和两三次，乃以前辈自居乎？”时人以为天然无缝之联。光绪二十七年，李鸿章死在北京，张之洞既没有送挽诗祭文，也没有送挽联，仅仅送了祭帐一悬，当中只有一个“奠”字。
张之洞早岁登第，名满都门，诗酒宴会无虚日。一日，在陶然亭会饮，张以“陶然亭”三字命作无情对，李文田曰：“若要无情，非阁下之姓名莫属矣。”众大笑，盖“张之洞”也。
张之洞督鄂，巡视纺纱厂，遇一卖茶少女，“美色也”。属下会其意，商之女父，诡称入衙门事奉三姨太云云。该女夜入督署，之洞纳之，流连两月。后得疳疾而亡，即后墙舁出。章太炎改唐诗讥张之洞：“而今梁上无君子，终古文昌唤卖茶。”
张之洞督蜀学时，一日出城，游浣花草堂，偶集杜诗二语为楹帖，欲写一跋，但数易其稿，终不惬。“然已三日夜不寐矣。”侍者早已支持不住，而张却从容如平时，及挥毫落纸，则仅“集本集句”四字而已。书成，始欣然命驾归。
张之洞久督两湖，知名之士大半罗致，故幕中人才称盛一时。其尤契合者，每饭必召与同餐，幕僚自是肃然陪侍。然有时餐未及半，张竟倚着桌子沉沉睡去，诸幕僚不敢离去，只好整肃端坐，待张醒，然后接着吃饭。
张之洞调督两江时，其在鄂任内亏空五百余万，张电致盛宣怀挪借二百万，以备弥缝，订期归还。盛复电“有心无力”，张阅毕怒曰：“杏荪原来是一个大滑头！”
某日，张之洞正在午睡，忽召其与俄国订约。下人撼之不醒，只好替他穿上衣物，塞进车内。及至颐和园附近，张始醒来，询知其故，不觉大笑。
张之洞在武昌时，日本伊藤博文将来游黄鹤楼，张交代江夏县令：“馆宇内外陈设装饰，及一切饮馔之类，务极华美，不限费用，总以豪侈为主。”伊藤来后，仅居两日就走了，临行叹曰：“金钱可惜！”
1909年8月21日晚，张之洞肝痛加剧，向老友陈宝琛叹曰：“国运尽矣！”转而对子孙说：“勿负国恩，勿堕家学，勿争家产，勿入下流。”并说：“我生平学术行十之四五，政术行之五六，心术则大中至正矣。”语毕命去。
清末名士王湘绮唁吊张之洞：“老臣白发，痛矣骑箕，整顿乾坤事初了；满眼苍生，凄然流涕，徘徊门馆我如何？”
晚清名臣里，曾国藩最为著名。曾以书生张空拳，创办湘军，扑灭了太平天国运动，又使清朝残喘了50年，被誉为“中兴第一名臣”。
曾国藩在处理“天津教案”时滥杀无辜，向洋人屈膝讨好，换来的是侵略者的步步紧逼。左宗棠拍案而起，“中国有萧墙之忧，各国岂独无池鱼之类！”为此与曾失和。
辜鸿铭妙讽曾国藩：“或问余曰：‘曾文正公所以不可及处何在？’余曰：‘在不排满。’”当时粤匪既平，曾氏兵权在握，倘使文正公稍有猜忌，微萌不臣之心，则天下必将有甚于三国者。孔子曰：“微管仲，吾其被发左衽矣。”辜氏亦曰：“微曾文正，吾其剪发短衣矣。”
曾国藩、左宗棠二人平生龃龉，人所共知。湘乡（曾国藩）薨，湘阴（左宗棠）作联挽之，款署“晚生”。联曰：“知人之明，谋国之忠，自愧不如元辅；同心若金，攻错若石，相欺无负平生。”
胡林翼巡抚湖北时，最倚任严渭春，尝对严说：“吾辈不必世故太深，天下唯世故深误国事耳。一部《水浒》教坏天下强有力而思不逞之民；一部《红楼梦》教坏天下之堂官掌印司官、督抚司道首府及一切红人，专意揣摩，迎合吃醋捣鬼。”
左宗棠素以武侯自命，平时与友人书札常署名为“今亮”。某次，吴县吴清卿中丞督学陕甘，来到兰州，下车观风，即以“诸葛大名垂宇宙”题。左闻之甚喜。次日，见下属，左故意问新学使昨日观风，以何命题。下属具以对。左捻须微笑良久，徐徐曰：“岂敢！岂敢！”
左宗棠微时尝以才智自负。曾国藩问他：“当今逆乱四起，需才甚急，既有大志，曷出仕乎？”左曰：“以吾之才，非总督一省，不能展平生之学问。”曾笑曰：“何自命之高乎！”于是戏作一联曰：“季子自命太高，隐不在野，仕不在朝，与我意见大相左。”左对曰：“藩侯以身许国，进未能战，退未能守，问君经济究何曾？”
胡林翼推荐左宗棠出来做官，授四品京堂，左半推半就曰：“吾可大受，而不可小知，能用人，而不能为人所用。”曾国藩诒书为贺，且曰：“四品卿衔礼亦宜之，何云腼颜耶？昔日之武侯纶巾羽扇，今日之武侯蓝顶花翎，遥遥相对。”
李鸿章平素最服膺曾国藩，言必称“我老师”，曾说：“我老师文正公，那真是大人先生。现在这些大人先生，简直都是秕糠，我一扫而空之。”李说他办一辈子外交，没有闹出乱子，都是靠老师一言指示之力。曾国藩曾对李说：“依我看来，（办外交）还是用一个诚字，诚能动物，我想洋人亦同此人情。……老老实实，推诚相见，与他平情说理；虽不能占到便宜，也或不至过于吃亏。”
李鸿章挽曾国藩曰：“师事近三十年，薪尽火传，筑室忝为门生长；威名震九万里，内安外攘，旷世难逢天下才。”俞樾挽联云：“是名宰相，是真将军，当代郭汾阳，到此顿惊梁木坏；为天下悲，为后学惜，伤心宋公序，从今谁颂落花诗。”
1875年，郭嵩焘建议把官有轮船交给私商经营，却未得到清廷任何回应。而同一年，日本政府开始全面扶植三菱公司与美国对抗。
1886年，慈禧挪用海军经费1000万两重建清漪园，并于1888年改名颐和园。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失败，被迫签下《马关条约》。
甲午战前，中国位列世界上第七大海军强国，“北洋水师”则号称“东方无敌舰队”；日本海军则极为勉强地屈居第12位。中国有1100多万平方公里的国土和4亿人口，日本只有37万平方公里国土和4千万人口……
1894年，日本在旅顺进行大屠杀，旅顺全城仅36人逃生。1900年，八国联军攻陷北京，柏杨估计：“至少有3千万以上无辜的中国人，家破人亡。”从1840年至1905年，清廷被迫签下了不平等条约700多个，割走中国领土174万平方公里，约等于3个法国的国土面积。战争赔偿白银总额19.5亿两，这个数字相当于中国1901年国库收入的16倍。
史学家们异口同声说张之洞“殁后家无一钱，惟图书数万卷而已”，“任疆寄数十年，及卒，家不增田一亩云”。身为张之洞幕僚二十多年而又直言不讳的辜鸿铭说：“文襄自甲申后，亟力为国图富强，及其身殁后，债累累不能偿，一家八十余口，几无以为生。”
张之洞一生勤于政务，无片刻闲暇，在他幕下九年的陈衍说他 “奏议告教不假手他人，月脱稿数万言。其要者往往闭门谢客，终夜不寝，数易稿而后成书札。有发行数百里，追还易数字者”。
同刘坤一等许多清代高官一样，张之洞亦吸食鸦片。《泰晤士报》驻华记者莫理循写道：“他反对吸鸦片烟……可是他本人却从鸦片烟枪中寻找安慰，或者更确切地说寻找性的刺激。”“所有总督除张之洞外都反对吸鸦片。张在理论上反对但实际上并不反对。”
1902年，张之洞上奏折提出“防流弊”三条措施：“一曰幼学不可废经书”，“二曰不必早习洋文”，“三曰不可讲泰西哲学……中国圣贤经传无理不包，学堂之中岂可舍四千余年之实理，而骛数万里外之空谈哉！”
咸丰九年（1859年）腊月，翰林院侍读学士潘祖荫向咸丰帝写了一道奏疏，其中有言：“国家不可一日无湖南，即湖南不可一日无宗棠也。”光绪十一年（1885年）7月27日清晨，74岁的左宗棠停止了最后的呼吸。他一死，意味着大清王朝最后的顶梁柱倒下了。
自古以来燕赵多慷慨悲歌之士，而湘黔多坚毅不拔之人。左宗棠、李鸿章即风格迥异。1874年，新疆事起，李建议放弃塞防，左极力反对，并说：“对中国而言，十个法国将军，也比不上一个李鸿章坏事。”还说：“李鸿章误尽苍生，将落个千古骂名。”左曾以64岁的高龄，督办新疆军务。
张之洞与康有为、梁启超断绝关系前，曾著《强学篇》，提倡变法。后风声日紧，便大加修改，易名为《劝学篇》，内容以忠君爱国、尊经守道为说教，隐示新法不可行、旧法不可变之意。1898年，康、梁组织保国会后，张曾写信给幕僚梁鼎芬：“康学大兴，可谓狂悍！如何，如何！”梁答云：“贼猖悍，则讨之，不当云‘如何’也。”
梁鼎芬挽张之洞：“甲申之捷，庚子之电，战功先识孰能齐，艰苦一生，临殁犹闻忠谏语；无邪在粤，正学在湖，讲道论心唯我久，凄凉廿载，怀知哪有泪干时。”可谓概括南皮一生。
王韬生于晚清末世，一心想建奇功以名天下，于是便有了三次献计之举。第一次是第二次鸦片战争期间，向江苏巡抚徐有壬献策，以平外患；第二次是太平天国之际，向江苏布政使吴煦献计剿灭太平军；第三次是化名“黄畹”，向太平军首领刘肇钧上书，建议夺回安庆，缓攻上海。前两次是帮助大清朝廷，后一次按他自己的话来说是“置身豺狼近，杀贼先结贼”的险计。然而此信很快被清军收缴，王因此险遭杀身之祸，寻得英人保护遁居香港，才躲过一劫。
王韬周游列国，见过西洋美妇，亦知西方家庭生活。他一生虽素喜嫖妓，但对于挑选终身伴侣的标准颇为严格：“娶一旧家女郎，容不必艳，而自有一种妩媚，不胜顾影自怜之态。性情须和婉，明慧柔顺而不妒，居家无急颜遽色。女红细巧，烹饪精洁，倘能作诗作字更佳。薄能饮酒，粗解音律。每值花晨月夕，啜茗相对，茶香入牖，炉篆萦帘，时与鬓影萧疏相间，是亦闺中之乐事，而人生之一快也。”
王韬对自己的传奇一生总结道：“少为才子，壮为名士，晚年当为魁儒硕彦。”
经学大师段玉裁告诫外孙龚自珍：“做学问，嗜好琐碎固然会被人讥笑，可是治学疏略也就不能成就高大。况且各种学问自有门径，不是同行就以为你不过是零零碎碎，一丘一壑。但是一旦进入其中，就发现都是泰山沧海，涉历艰苦，没有穷尽的。”“即使是贫穷家的女子，也会积攒针头线脑，何况是学者？”
段玉裁一生著述，至死方休，“吾似春蚕一般，茧既成惟待毙焉已”。段死后，王念孙黯然道:“若膺死，天下无读书人矣！”
黄遵宪被公认为晚清“诗界革命的一面旗帜”，提出“我手写吾口，古岂能拘牵”。戊戌变法失败后，黄隐归故里梅城，在人境庐将自己数十年来的诗篇整理为《人境庐诗草》，号称“晚清诗史”。庐近溪流，窗含山色，有一联云：“有三分水，四分竹，添七分明月；从五步楼，十步阁，望百步梅江。”
顾太清是个守寡的王妃，其诗名素与纳兰性德相提并论。龚自珍仗着自己薄有诗名，前去勾搭，还特意写了马屁诗：“太平湖畔太平街，南谷春深葬夜来。人是倾城姓倾国，丁香花发一低徊。”“空山徒倚倦游身，梦见城西阆苑春；一骑传笺朱邸晚，临风递与缟衣人。” “再顾倾人国”，即顾姓也。此即曾引起京城轩然大波的“丁香花案”。此案一发，龚便一箫一剑飘然出京，留下家属子女，并终其一生未再入京；顾亦受他所累，被赶出了王府。
1905年10月，俄国人勃奥鲁切夫用一点随身携带的俄国小商品，换取了一大批敦煌文书经卷；1907年5月，匈牙利人斯坦因用一叠子银元换取了24大箱敦煌经卷、5箱织绢和绘画；1908年7月法国人伯希和又用少量银元换去了10大车6000多卷写本和画卷……
陈垣曾对胡适说：“汉学正统此时在北京呢？还是在巴黎？”两人相对叹气，盼望十年后也许可以在北京了！
辜鸿铭刚回国时在张之洞门下做幕僚，其间曾受命处理一份出口国货的英文清单。辜刚看数行便暴跳如雷，提笔把Native goods改成Chinese goods。因native在语义上有“生番、未开化、野蛮”等意。张得知后，暗赞辜氏胆识。
梁鼎芬在一次开学堂会上，准备了一份对“新政”和张之洞极尽颂誉的赞词。诵读者读得抑扬顿挫，兴会淋漓。读毕，辜鸿铭突然接口道：“呜呼哀哉，尚飨！”满座皆惊。而辜兀然高坐，神泰自得。
1862年，上海赛马会成立，这项英式运动立即受到上海滩富人们的青睐，上海也取代香港赛马会而成为东亚首会。中国人去赛马场不仅为了好玩，还为了赌博，只要付钱就可以进入跑马场。
1871年10月，洛杉矶华人内部殴斗，一名白人意外死去。一伙持枪暴徒打着替死者复仇的幌子冲入唐人街，吊死了22名中国人，其中包括老人和孩子。1877年夏，旧金山的暴徒包围唐人街达三天之久。1880年，丹佛市成百上千的白人暴徒袭击华人，当局竟以保护华人为名把华人统统关进监狱……国弱至此竟殃及侨民。
19世纪90年代，“酿酒大王”张裕的老板张振勋全部海外资产约合白银7000万两，相当于当时清政府一年的财政收入，真可谓“富可敌国”。
1884年，一位京官在奏疏里直陈当时农村情状：“近因迭遭兵燹、水旱、瘟疫各大劫，人民损伤无算。更兼生计艰难，丁壮及岁，往往不能婚娶。产生女婴，率多溺毙……约计一村之中向有百人业耕者，今只得五六十人。而此五六十人中，吸食鸦片，惰于农事者，又约有二三十人。而世风日降，人心亦未能近古，粮食收取租谷，甚为不易……贫瘠之田，竟至白送与人承粮而不肯受。”
迟暮第二
1886年，北洋海军在黄海之上举行“大操”，检阅台上，直立于两位海军大臣李鸿章和奕之间的主检阅官，竟是上无须下无器的大太监李莲英！
1891年，东京湾防卫司令官东乡平八郎应约上“定远”舰参观，发现中国水兵在两尊主炮炮管上晒裤子，东乡归语同僚：“其藐视武装若此，终不堪一击也！”
甲午战起，在北洋水师身陷危局的生死关头，“来远”号和“威远”号两舰舰长照常上岸嫖妓，结果两舰当晚即遭日军鱼雷偷袭击沉……
沈祖宪、吴闿生《容庵弟子记》载：袁世凯曾随同吴长庆出兵朝鲜，担任整治纪律的任务。有一天袁跑来报告，说军队里有人抢掠朝鲜村民。话未说完，吴指着袁说：“你为什么不严办?”袁赶紧回答：“我已请出令箭正法七人，请大帅验明首级。”吴连声说：“好孩子！好孩子！”
1896年3月，钦差大臣李鸿章赴俄国庆贺沙皇尼古拉二世加冕。俄国皇后出于礼貌，向他伸出手来。李鸿章不知吻手礼，以为是皇后向他索要礼品，急忙将慈禧太后送给他的一枚钻戒放在皇后手上。皇后将戒指戴上之后，说了声“谢谢”，再次将手伸出来。李认为皇后太贪心，而此时他又无礼可送，只好愣愣地站着，情景十分尴尬。
李鸿章到德国拜会铁血首相俾斯麦时，得意地说：有人恭维自己是“东方俾斯麦”。俾斯麦沉吟了一会儿，说：“你是‘东方俾斯麦’，我自己却难望得到‘欧洲李鸿章’的称号。”意思是，自己手中的鹅毛笔从未签订过丧权辱国的条约。
李鸿章在英国伦敦赴某贵族宴会时，席间咳嗽，即随手取座前盛香槟酒的小玻璃杯，吐出浓痰一口于其中，复置座前。一口浓痰，色如翠玉，反光四射，颇为美观，而举座失色矣。
李鸿章赴英女王御宴时，因为杯中咖啡太热，便倒入小碟内，一口一口从容呷之。座中皆贵客，无不掩口窃笑。女王为主人，恐这位中国上宾难堪，自己也倾咖啡于小碟内，照样举呷以陪李。
在英国，李鸿章特意前去祭奠了戈登墓。戈登家人很是感激，便将一只爱犬相赠。这只狗曾在英国的竞犬会上获得过第一名，乃名贵之物。回国后，李鸿章给戈登家人复信，以示礼貌，中有云：“厚意投下，感激之至，惟是老夫耄矣，于饮食不能多进，所赏珍味，感欣得沾奇珍，朵颐有幸”云云。
李鸿章访美期间，由华盛顿赴纽约，派随员某君先行一日，预为布置。某抵纽约，到宾馆问价，则曰：“一等每间每日180元，二等减半，三、四等递减。”某不敢决，致电李鸿章请示。李阅电咋舌，斟酌再三，始电复，令订二等一间自己居住，三四等各五间随员、仆人分居之，并于次晨驱车前往，笑对左右曰：“一日不去，则耗费不鲜矣。”
在美期间，美国某武将前来拜见，李鸿章方如厕，命儿子代为接风。某坚持要见本人，李俟事毕乃出，对某曰：“我患痔，不能坐，仅可立谈。”某曰：“立谈亦佳。”历半小时，李不支，某睹其状，遂兴辞而去。
世人皆闻北洋水师大名，而不知尚有南洋。沿海之辽、冀、鲁称北洋，苏、浙、闽、粤称南洋，分设南北洋大臣，北洋大臣为李鸿章，南洋大臣为刘坤一。甲午中日海战期间，北洋致南洋电文：“无理可讲，无法可挡。”南洋回北洋电文：“无兵可调，无饷可筹。”
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整个中国动乱频频、人心惶惶。《天演论》在这一年正式出版，让中国文化人第一次了解到西方也有如此精到的哲学思想。也是在这一年，不通外文的林纾在王寿昌的帮助下，翻译了《巴黎茶花女遗事》，让因循守旧的中国人了解到了一种崭新的文学、一种崭新的情感和生活方式。
甲午海战中，“致远”号管带邓世昌因舰沉而坠海。邓的爱犬“太阳”游到他旁边，衔着他的臂膀要把他拖上岸，邓毅然将犬首按入水中，同爱犬一起沉入波涛汹涌的海水里，与全舰官兵250余人一同壮烈殉国。
1895年，李鸿章前往马关和日相伊藤博文签订《马关条约》，这是其中一段对话：
李：昨日我派经方至贵大臣面谈各节，一一回告。贵大臣丝毫不放松，不肯稍让。
伊藤：已让到尽头，万不能改。
李：总请再让数千万，不必如此口紧。
伊藤：屡次言明，万万不能再让。
李：赔款既不肯减，地可稍减乎?到底不能一毛不拔!
伊藤：两件皆不能稍减，不能稍改。
……
李：台湾已是口中之物，贵国何必急急?
伊藤：口中之物，尚未下咽，饥甚!
李鸿章忍辱蒙垢定约马关。一日宴会间，日相伊藤博文对李说：“有一联能属对乎？”因举上联曰：“内无相，外无将，不得已玉帛相将。”李仓促无以应，愤愧而已。翌日乃驰书报之，下联曰：“天难度，地难量，这才是帝王度量。”
丧权辱国的条约签订后，当时一批所谓“清流”上章弹劾李鸿章媚外卖国。李命运未卜。京中几个文士聚在一起议论此事，有人出了一道谜：牧童归去横牛背——打一字，说谜底就是李鸿章的前程。众人都猜不出，出谜人只好自揭谜底：“牧童归去，那么牧童不在了。”又把纸横将过来从纸背面看，即“牛”字横而又背，恰是一个“升”字。
甲午战败，李鸿章深受苛责。李无以辩白，只身居住在北京贤良寺中，惴惴不可终日。一夕更漏三下，忽有旨令李鸿章入见。李鸿章闻命骇然，乃衣冠入朝，恰逢恭亲王出宫，道上拱拱手，连曰：“恭喜！恭喜！”旧例大臣被诛，执刑者亦每以“恭喜”为言，李鸿章闻之，愈加胆寒，自以为此命休矣。迨入见，见西后与光绪正秉烛以待，才知是要起用他为全权议和大臣。
1900年7月17日，李鸿章在广州登船准备北上时，不禁感叹道：“惟有竭力磋磨，展缓年分，尚不知做得到否？吾尚有几年？一日和尚一日钟，钟不鸣，和尚亦死矣！”
1901年11月7日，离新年还不到一个月，回銮路上的大清国皇太后慈禧在黄河岸边的辉县收到了一个令她颤抖并失声哭起来的消息：李鸿章死了。一时间，大清国犹如“梁倾栋折，骤失倚侍”。而就在他咽气之前的一个小时，俄国公使还站在他的床头逼迫他在俄占中国东北的条约上签字。
李鸿章死后，他的好友黄遵宪为之写挽联叹息：“老来失计亲豺虎，却道支持二十年。”
严复挽李鸿章联：“使当时尽用其谋，知成效必不止此；设晚节无以自见，则士论又当如何？”
梁启超曾说：“吾敬李鸿章之才，吾惜李鸿章之识，吾悲李鸿章之遇。”
1895年，严复写了《论世变之亟》，表达了对中国处境的紧张和焦虑。同是在这一年，他又写下了《原强》，译出了赫胥黎的《天演论》，“天演之学，将为言治者不祧之宗”，这句话仿佛成了20世纪中国思想史的谶言。
1855年，中国第一个留学生容闳回到本土，觉得“中国反倒像异乡”；1879年，严复求学归来，每有“局外人”之感，尤其对自己“仕途之不达”深感沮丧，甚至留下“当年误习旁行书，举世相视如髦蛮”的诗句。
梁启超在《戊戌政变记》里说：“唤起吾国四千年之大梦，实自甲午一役始也。”
李鸿章：“查治国之道，在乎自强。而审时度势，则自强以练兵为要，练兵以制器为先。”认准了一个道理不改。
搞“同治中兴”和自强运动，当年那批“文”字辈的清末名臣可谓槃槃大才：林文忠、曾文正、左文襄、张文襄、李文忠……
邹容在其著作《革命军》中说：“有野蛮之革命，有文明之革命。”“野蛮之革命，有破坏，无建设，横暴恣睢，适足以造成恐怖之时代，如庚子之义和团，意大利之加坡拿里，为国民添祸乱。”
1898年4月，康有为在“保国会”上发表了著名的演说：“吾中国四万万人，无贵无贱，当今在覆屋之下，漏舟之中，薪火之上，如笼中之鸟，釜底之鱼，牢中之囚，为奴隶、为牛马、为犬羊，听人驱使，听人宰割，此四千年中二十朝未有之奇变。加以圣教式微，种族沦亡，奇惨大痛，真有不能言者也。”
葛兆光说，在19世纪末，特别是1895年以后，中国人在极度震惊之后，突然对自己的传统失去了信心，虽然共同生活的地域还在，共同使用的语言还在，但是共同的信仰却开始被西洋的新知动摇，共同的历史记忆似乎也在渐渐消失。
梁启超为李鸿章作传，在关于甲午战争一节写道：在当时，全国的督抚没有一人为李鸿章出一兵一卒，即使湘军名将刘坤一也是如此，大家都捂着嘴，一边喊着爱国，一边看李一个人打仗。李作战不利时，大臣都去参奏……
光绪二十二年（1896年），第一届夏季奥运会在雅典召开之前，清政府接到了国际奥委会的邀请函。光绪、慈禧及满朝文武均不知“奥运”为何物，未予理会。
清末张亨嘉出任京师大学堂监督（即校长），举行就职仪式时，张致训词曰：“诸生听训！诸生为国求学，努力自爱！”训词一毕，仪式即告结束，可谓简短。
京师大学堂刚成立时，日人服部宇之吉授心理学。一次上课他解释记忆力，说中年人记不起幼年的事，是因为中年人事多，将幼年的事遮没了；及至老年，中年的事便淡忘，幼年的事重新浮现出来。恰逢管学大臣张之洞来查学务，听到服部此番话，以为是在讥笑他年老健忘，便借故取消了这门课程。
1902年，袁世凯向清廷报告：“大学堂聘用各教习，皆平素主张民权自由之人，若以此化导学生，则将来之祸，必更甚于戊戌！”
光绪年间，广东学堂开学，旗人官员德寿提出删算学、体操和地理三门，理由是：算学自有账房先生料理；我辈是文人，因此不必练体操；地理一科是风水先生之言，何必培养那么多风水先生呢？
庆亲王奕劻是卖官鬻爵的老手，经他手卖出的官职不计其数，且“各官皆有价目，非贿不得”，时人讥之为“老庆记公司”。邮传部尚书空缺，此是肥缺，奕劻示意售银30万两。盛宣怀欲买，奕劻知道其实力雄厚，称：“别人三十万可以，你就非六十万不可。”
李莲英把守后宫，不论皇亲国戚，入见太后均需交门费，皇帝亦不例外。重臣左宗棠入见皇帝，也要收“买路钱”，否则便百般刁难。袁世凯深谙此道，便一直在李身上下工夫，仅一次就送了白银20万两，所以很快爬上了高位。
据李莲英的接班人、满清最后一任总管太监小德张回忆，慈禧太后当年一天的生活费竟然高达纹银4万两！如此费用，一年便可装备一支高居全球六七位的海军舰队。
俄修北满铁路，火车开入中国，居然没告知当地官吏，当时经过黑龙江的程德全穿上官服，横卧轨道，俄火车才停止开入。此事传入宫廷，西太后特旨召见，遂官升数级，直至江苏都督。后有人问起卧轨之事，程某笑言：“不过兴之所至耳。”
1894年，直隶总督袁世凯为贺慈禧太后六十大寿，进口了中国第一辆小轿车——第二代奔驰轿车。
京师白云观，由于观中道士高云溪神通广大，旧时为前清卖官鬻爵之地。高云溪本山东人，喜交游，当时如荣禄、奕■、载恬者，皆与之有深交。高也常出入官邸中，载不为怪。高道士正月二十日寿辰，凡王公百官以及优伶隶卒，皆前往庆祝。
王韬喜冶游，但又极惧内。每次外出，老婆就派一个老仆跟从，晚10时一过，此仆必附耳告以时刻，王不以为忤，辄翩然而归。王氏曾致信伍廷芳，侃侃而谈，令人喷饭：“弟固亦尝有妾矣，已纳十年，未占一索……位虽虚而犹设，琴在御而不弹；偶有余闲，偕二三同志，载酒看画，不过聊作消遣，而约束已随其后。跬步暂蹈，荆棘便生。一刻之欢，不敌千言之詈。寸天尺地，俱有拘掣，此真尘海中苦恼群生也！”
1901年，《辛丑条约》签订。中国对各国赔款白银4.5亿两，派遣使节到德国及日本谢罪。这次赔款以关税、盐税和常关税作抵押，使中国的海关税、盐税和常关税全部被列强控制。慈禧在条约签订以后，竟然向各国公使们表示，她要“量中华之物力，结与国之欢心”。
庚子事发，两宫西逃。离京前，慈禧将珍妃投入宫中井内。据说珍妃素不孝老佛，离京前还劝皇上不必西逃，以议和为贵，才惹得老佛大发雷霆。出走至西安后，慈禧一日假寐，梦见珍妃，历数慈禧之恶。慈禧“醒而不语者半日，咽喉尽肿”。有记载还说：“回銮后，出妃尸于井，颜如生，胭脂尚好，只失去扎腿一飘带而已。”已近于里巷传说。
按《辛丑条约》第一款之规定，钦派醇亲王载沣赴德国致“惋惜之意”。载沣到柏林后，德皇威廉大帝命中国亲王谢罪时须行跪拜之礼，载沣不堪其辱，据理力争，“若德皇强欲清使行中国礼，传之他国，反为德国之耻”云云。威廉始放弃原意，决定行三鞠躬礼。
慈禧自西安回銮，沿途均需供应周全，地方官惟有含怒忍痛，转而嫁祸于小民而已。某县令因地小民穷，实在无法张罗，愤而摘下官帽，声称“干不了”而径去行辕坐地待罪。
回銮未数日，大臣即议筹款建正阳门楼。光绪曰：“何如留此残败之迹，为我上下儆惕之资。”而慈禧却以诸臣之议为是，还召外优演剧。光绪小声道：“这是何等时光，还唱得什么戏。”被一小太监听到，怒曰：“你说什么！”光绪赶紧说：“我胡说，你千万莫声张。”
袁世凯留京议订宪法，光绪冷语曰：“你的心事我全知道。”袁不敢对。八字空言，耐人寻味。
闻两宫回銮时，庆王奕劻由京迎驾于开封，临行前问李鸿章：“中堂有何话说？当为代奏。”李曰：“要说的话甚多，两宫抵京后，当逐细面陈。惟老且病，不能久跪，将来召对时，可否破格赐坐，以便从容陈奏，请王爷先以此意代达。”然未等两宫回京，李中堂已在京病逝矣。
辜鸿铭曾劝西方人若想研究真正的中国文化，不妨去逛逛八大胡同。因为从那里的歌女身上，可以看到中国女性的端庄、羞怯和优美。对此，林语堂说：“辜鸿铭并没有大错，因为那些歌女，像日本的艺妓一样，还会脸红，而近代的大学女生已经不会了。”
太平天国禁娼甚严，“当娼者，合家剿洗”，“明知故犯者，斩首不留”。当太平军于1853年3月20日攻占南京时，秦淮两岸的妓女就纷纷逃到扬州、苏州、上海，仍操旧业。太平军攻占扬州、苏州后，她们又纷纷逃到上海的租界。因此，在这个时期，上海租界的娼妓业飞速发展，达668家之多。
有一次，慈禧对曾纪泽说：“曾国藩真是公忠体国之人。”“也是国家气运不好，曾国藩就去世了。现在各处大吏，总是瞻徇的多。”曾答：“李鸿章、沈葆桢、丁宝桢、左宗棠均系忠贞之臣。”慈禧：“他们都是好的，但都是老班子，新的都赶不上。”曾：“郭嵩焘总是正直之人，只是不甚知人，又性情褊急，是其短处。此次亦是拼却名声，替国家办事，将来仍求太后、皇上恩典，始终保全。”慈禧：“上头也深知郭嵩焘是个好人。其出使之后，所办之事不少，但他挨这些人的骂也挨够了。”此时曾即将接任郭的职位，也即将面临与郭相似的攻击与辱骂。
郭嵩焘在英国写信给李鸿章说：“……我们必须风俗敦厚，人民家给户足，作为基石，然后才可以谈到富强。……船坚炮利是最末微的小事，政治制度才是立国的根本。……中国之大患，在于士大夫没有见识……”
陈宝琛说，曾国藩在军营时每日必有日记数则，读书数篇；胡林翼在军营每日必读《资治通鉴》十篇，以为课程，丝毫不苟。“其后二人果成勘定大乱之勋臣。”
溥仪的英文教师庄士敦冷眼旁观时政，觉得中国人似乎对共和制还是君主制并不特别关注，只要自己能够统治，中国的政客们似乎愿意接受任何形式的政府。
按照清宫惯例，凡新任命的人得到赏赐都要散发给近侍们，太监们会当面索要。庄士敦入乡随俗，答应如数给他们，但条件是，太监们必须给他开收据。他的这一要求让惯吃软饭的太监们又惊讶又沮丧，结果是谁也没有胆量给庄士敦出字据，只好眼睁睁看着一个洋人坏了他们的规矩。
《天津条约》送达御前时，咸丰帝对真正丧权辱国如“内河航行”条款表现得相当温和大度，独对“外国使节进驻北京”这一正常国际交往规则怒不可遏，认为是亘古未有的奇耻大辱。他担心洋鬼子一旦进驻首都，必然得寸进尺地要求晋见皇帝。可洋鬼子的膝盖是“直”的，不知道下跪，叫他这个天朝大国的君王面子上怎么下得来？
每逢出现日食或月食，清廷都要动员全国民众进行救护活动，因天象事关皇朝命相。直到1908年12月8日，又逢月食，清朝礼部遵循惯例奏请举行救护活动，被摄政王载沛传谕废止。
1893年，做了20年童生的康有为最后一次提着考篮，与一群十余岁的嘻嘻哈哈的小把戏一起进入广州考棚，拼却老命，终于中举。两年后，又在北京会试中了进士，正如郑板桥所言“如今脱得青衫去，一洗当年满面羞”——郑本人则是康熙秀才、雍正举人、乾隆进士！
1895年6月7日清晨，日军炮袭台北北门，城内清军不战自溃。日本军队大肆奸杀抢夺，听说台湾巡抚衙门有饷银100万，又纷纷抢进巡抚府，并互相开枪，自相残杀。此时，住在北门的老妇人陈法，迎着日军枪火，快步登上城墙，放下竹梯，引日军入城……
1907年7月15日天亮之前，鉴湖女侠秋瑾在故乡浙江绍兴被清政府杀害。《时报》描述当时情景：“……行至轩亭口，秋瑾不作一声，惟注视两旁诸人一周，即附首就刑。观者如堵。”
罗振玉一生撰著众多，学术研究遍及甲骨文、金石学、古器物学、古文字学、经学、校勘学、汉晋简牍及敦煌学，是我国最早从事敦煌学研究的学者。晚年他有一联挽自己说：“毕世寝馈书丛，得观洹水遗文，西陲坠简，鸿都石刻，柱下秘藏，抱残守缺差不幸；半生沉沦桑海，溯自辛亥乘桴，乙丑扈跸，壬申于役，丁丑乞身，补天浴日竟何成。”可谓是对自己一生的概括。
溥杰厌倦紫禁城的刻板生活，一心想出国。“到外国去读书是要花钱的，没有钱怎么办？”于是，溥杰开始偷宫里的东西。他每天上午进宫伴读，下午回家就带走一包东西，名义上是皇上赏给他的。溥杰说，他前后偷了一年多，一共拿到书画精品400多件，“皆属琳琅秘籍，缥缃精品”。溥杰说他鉴别文物的能力，“就是通过这一阶段偷运文物的活动养成的”。
1903年7月，“学识优良，性机警，广交游”的记者沈荩从外交界获得见不得阳光的《中俄密约》，在日本报纸全文披露，慈禧震怒，迅即将其捕来。当时正逢慈禧万寿庆典，不宜公开杀人，于是竟悍然将沈荩活活杖毙在公堂之上。这是中国第一个为言论自由而死的新闻记者。
1885年上海《外滩公园游览须知》第一条：狗及脚踏车切勿入内；第五条：除西人佣仆外华人不准入内；第六条：儿童无西人同伴不准入内。
1909年9月的《公共租界工部局公共娱乐场规章》：……华人不准入内，除非是侍奉外国人的佣人。印度人不准入内，除非是衣冠整洁者。马、汽车和自行车不得入内。狗不得入园，除非加嘴套及用皮条牵住。
1909年的法国公园的规定：严禁下列人和物进入公园：中国人，但照顾外国小孩的中国阿妈和伺候洋人的华仆可跟其主人入园；酒醉或衣衫不整的人……洋人牵带的外加口罩的狗则可入内……
20世纪初，中国始有公园，然而却不准男女同游。如天津的公园就规定：“星期一二三五六，准男客人览；星期四日，独许女客人游览。”
曾国藩曾“效管仲之设女闾”，在南京发布弛娼令，并亲自倡设陆、李、刘、韩等六家妓院于清溪一带，“招四方游女，居以水榭，泛以楼船，灯火箫鼓，震炫一时，遂复承平之盛”。曾国藩还亲临其境，买棹游览，召妓歌舞助兴，“一时士女欢声，商贾麇集，河房榛莽之区，白舫红帘日益繁盛，寓公土著风闻来归，遂大有丰昌气象矣。”诗曰：“何顿风流久寂寞，青青无复柳千条。谁知几劫红羊后，又见春风舞细腰。”
维新第三
据《翁同龢日记》记载，光绪在1891年12月1日开始学英语，当然，中南海里学外语，ABCD，Good morning，不过摆摆样子。英国《泰晤士报》很快作了报道，在华推动“变法”的传教士李提摩太更是兴奋异常，马上著文《恭记皇上肄习英文事》，说中国的“变法”大有希望。
“康圣人”康有为常发怪异之论。鲁迅记载，康周游十一国，一直到达巴尔干，终有所悟——外国常有“弑君”之乱，皆因宫墙太矮！史学家蔡尚思说：“康有为的短处是太主观，太武断，太附会。”
蔡锷说，孙中山得华侨款，悉用于革命，康南海（有为）则以之买古董。孙中山一生，几无长物，就连上海香山路中山故居，也是华侨捐资购赠的。而康在上海有游存庐，在杭州有人天庐，在香港亦有房产，可见蔡锷之言非虚。
梁启超在《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中说：若想使一国的道德、宗教、政治、风俗，乃至人心焕然一新，必须多写小说。何以故？“小说有不可思议之力支配人道故。”
清末总理各国事务衙门每年新正都要接待外国驻京公使贺岁。翁同龢有一次参加了接待，他看到洋人衣着贴身，步履迅捷，庄严若赳赳武夫；反观同僚，一身袍褂，行动迂缓，摇摇摆摆，不觉发出了“彼则一对貔貅，我则一群鹅鸭”之叹。
戊戌变法失败，光绪为保全老师翁同龢，放他离任回家。翁在本籍谨言慎行，守口如瓶，自号“瓶庐”，绝口不提当年事，每月必禀呈当地县令，称同龢本月在籍并未滋生事端云云。
翁同龢生前曾与李鸿章一起被人作诗嘲讽：“相国合肥天下瘦；司农常熟世间荒。”在他临终前，曾自咏一首：“六十年中事，伤心到盖棺；不将两行泪，轻向汝曹弹。”
1891年，康有为在众高足簇拥下，移居广州，正式挂牌讲学，是为“万木草堂”。康氏自封为“素王”，但他当时仅仅是个童生而已，他的头号门徒梁启超却是个新科举人，正所谓“秀才老师，举人学生”。
1893年，在广州行医的孙中山仰慕康有为，托好友转致结交之意。康氏说：“孙某如欲订交，宜先具‘门生帖’拜师乃可。”孙中山也是个“舍我其谁”的人物，两人因此而缘悭一面。
同治十二年（1873年），同治帝亲政后，改用西方礼节觐见皇帝，觐见地点改为文华殿。光绪二十三年（1897年）正月，法国公使施阿兰觐见完毕退出时，未按礼节单从文华门左门出，而迳从文华门中门出，德国公使海靖亦随之，为执礼大臣敬信扯住衣袖。当时总理衙门中有人拟对法国公使的违礼行为提出交涉，总理衙门大臣张荫桓认为，事已至此，也不可能让法国公使再走一遍，遂作罢；而德国公使却因衣袖被扯之事向总理衙门提出交涉。
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德国皇帝威廉二世之弟亨利亲王来华，慈禧在颐和园乐寿堂召见，但只是“立见”。德国公使海靖对此不满，认为慈禧接见时应该赐坐。双方交涉几个回合，最终也没有“赐坐”。
光绪好摄影，与太后、皇后、妃嫔、翁同龢、汪鸣銮、文廷式、康有为、梁启超等均有合影，觉得好，就密赐之，不着墨，不钤印，惟照片反面有细微之“常八九”三字，意谓“不如意事常八九”也。
维新事败之后，光绪皇帝也被慈禧软禁在瀛台。瀛台三面环水，冬天水面结冰，光绪常偷着溜冰出去，又被门卫阻止。后来慈禧干脆命人将冰凿开。有一次光绪看《三国演义》，刚读几行便掷去长叹曰：“朕且不如汉献帝也。”
谭嗣同“好任侠，善剑术”，康有为说“复生奇男子，神剑吐光莹”。谭精通剑术，后从大刀王五学单刀。戊戌政变谭被袁世凯出卖，王五欲挟谭逃亡，谭不肯。谭嗣同、唐并称浏阳二杰。谭死后，唐大恸，挽谭七十二字，一字一泪，实一字一恨也。联云：“与我公别几许时，忽惊电飞来，恨不携二十年刎颈交，同赴泉台，满赢将去楚孤臣，箫声鸣咽；近至尊刚十数日，被群阴构死，忍抛弃四百兆为奴种，长埋地狱，只剩得扶桑英杰，剑气摩空。”两年后，唐才常自立军起义失败，亦慷慨就义，临终遗诗“七尺微躯酬故友”。
1898年9月24日，谭嗣同在“莽苍苍斋”被捕。四天后，谭嗣同在菜市口法场就义。在刑部狱中，他在给梁启超的绝笔书中写道：“嗣同不恨先众人而死，而恨后嗣同死者虚生也。啮血书此，告我中国臣民，同兴义举。”
1898年戊戌变法，康广仁力劝哥哥化装出逃，自己则替兄赴难。康死前留遗言说：“今八股已废，人才将辈出，我辈死，中国强矣。” “若死而中国能强，死亦何妨！”康被杀后，曾被暴尸两日，被义人收敛后葬于义冢。南海会馆曾为他立了一个简陋的墓碑，上面一个字也不敢写。直到八国联军入侵后，才有人偷偷在上面凿了一行字：南海康广仁之墓。
康广仁死后，康有为悲痛欲绝，说“余有折翼之痛”。写诗曰：“夺门白日闭幽州，东市朝衣血倒流。百年夜雨伤神处，最是青山骨未收。”
康有为生平得意门生，一为梁启超，一为谭嗣同。戊戌之役，梁得逃，谭遇难，康挽谭联云：“逄比孤忠，岳于惨戮，昔人尚尔，于汝何尤，朝局总难言，当随孝孺先生，奋舌问成王安在；汉唐党锢，魏晋清流，自古维昭，而今犹烈，海疆正多事，应共子胥相国，悬眸看越寇飞来。”时人叹为绝作。
人多以孔子之“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为愚民政策，梁启超加了两个标点，使其文意大改：“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
袁世凯在小站练的那支新军有7400多人——大多数是山东人。他们与湖南人据说是中国最优秀的士兵。贝思福在《中国的分裂》一书中说：“这是我在中国看到的唯一一支合乎西方标准的真正的军队……”
28岁那年，孙中山试图向李鸿章呈达8000字的改良建议，并坚称：“以中国之人力材力，参行新法，其时不过二十年，必能驾欧洲而上之。”
李鸿章将伍廷芳延入幕府，以便“遇有疑难案件，俾与洋人辩论”。李鸿章在给朝廷的奏折中称，伍虽“熟习西洋律例”，但“恂恂然有儒士风”，并根据伍在香港做大律师的收入水准，为他向朝廷申请“六千金”的高额年薪。
1890年，美国檀香山华侨黄秉常等在广州长堤集资开办了第一家电灯公司，发电量可供1500盏灯照明用。当时用电量按灯泡亮度收费，灯泡分16支烛光和10支烛光（1支蜡烛亮度等于1烛光），每盏灯月收费1元和6角。因电费昂贵，整座广州城只有700盏电灯用户。
张謇一度被称为清官，但这位清官的家庭开支却也庞大得很。家人写信向他要钱，仅食品支出的单子一年就列了2000银元。他回信要求家人勤俭持家，遂把食品支出缩减为1200银元。但当时张謇做官每年的固定收入只有85银元和30担大米。
康有为在光绪初年（1875年）嫖得一塌糊涂,因急于赶往北京，直到搭上招商局的轮船，他的嫖账都还没有还上。债主们追到船上来索债，“康圣人”急中生智，躲到了船顶上的救生船里，居然得以赖过债。这段子来自马相伯的《六十年来之上海》，当时马正奉李鸿章之命，在上海轮船招商局查账。
1895年“公车上书”以后，康有为名彻神州。他就踌躇满志地投稿参加在上海举办的“何为当今中国变法当务之急”的征文比赛。但是评委们似乎没有给“康圣人”多大面子，在85位获奖者中，只授了他一个五等末奖，奖金3两。王韬是当时的评选主持人。
据清廷官方说，义和团法术虽大，然尚畏秽物。华学澜《庚子日记》载：“本日为拳民荡平西什库之期，摆金网阵，惟洋人有万女旄一具，以女人阴毛编成，在楼上执以指麾，则义和团神皆远避不能附体，是以不能取胜。”
侨析生《京津拳匪纪略》：“连日每战不利，皆由西人用赤身妇女裸骑炮上，或赤身高楼巅，妇女皆租界旁西开一带娼妓及河东住户也。吾辈神术最恶污秽，妇女又为最忌。又传言，西人用人皮制一巨炮，满涂污血，一经施放，秽气远出，故神兵却退而不敢犯，每次战败职此之故。”
1899年10月，法国人方苏雅带着7部相机，历时11个月后抵达昆明，开始了他对这个城市巨细无遗的注视。这些照片成为亚洲最早、最完整地记录一个国家、一个地区社会概貌的纪实性图片。
宣统登基时尚不足3岁，其父摄政王抱着他，接受百官朝贺。这3岁小童实在受不了一番折腾，坐在宝座上哭喊着“要回家”，其父赶紧哄道：“快完了，快完了。”果然三年后清朝玩完，人谓摄政王一语成谶。
张之洞厌新学而喜旧文，一日见某君拟件，顿足骂曰：“汝何用新名词耶？”某对曰：“名词者，亦新名词也。”文襄既惭且怒，哑口无言。
《睇向斋秘录》载：某学使以“西子”为题，命作文。一生写道：“夫东门则有东郭偃焉，南门则有南宫适焉，北门则有北宫敬叔焉，西门独无其人乎？两目而望之，两手而招之，曰：‘西子来矣！西子来矣！’”学使仿之曰：“夫一等则有一等人焉，二等则有二等人焉，三等则有三等人焉，四等独无其人乎？一笔而勾之，一牌而挂之，曰：‘秀才去矣！秀才去矣’！”
辛亥革命一起，满清遗老纷纷出都，津、沪租界房价为之骤升。有好事者书一联曰：“君在，臣何敢死？寇至，我则先逃。”
国子监祭酒盛昱颇负才名，却为时所忌。其卒后一年，庚子乱作。有烧杀抢掠者进其宅，见图书狼藉满地，唯一老妪守之，说：“此读书人家也。”掩门叹息而去。
康有为挽谭嗣同：“复生不复生矣（谭字复生）；有为安有为哉。”
新科进士康有为不过是个六品工部主事（未到职），只因首倡变法，“强学会”风行一时，便自大起来，有点舍我其谁的势头。其时，因甲午之败暂时失势的李鸿章愿出银二千元加入强学会，康有为却否决了李鸿章的申请。弄得十分器重康有为的翁同龢也在日记里说：“康祖诒狂甚。”梁启超也说他老师“先生最富于自信力之人。其所执主义，无论何人不能动摇之……”其后不久，李鸿章的亲家、御史杨崇伊一纸奏章便将强学会参劾下来。
咸丰、同治年间住在北京的名士李莼客曾在日记里抱怨总督张之洞送他的礼太轻。过了几天日记里又有一段记载，为：“午后至陶然亭，张之洞来，我避之。”
某年，文庆、胡林翼主试江南，遭时人所讽：“何以文为？文理文心遭劫运；伊于胡底？胡言胡语得功名。”
1905年，京师大学堂的管理人由“管学大臣”降为“监督”。出任第一任监督的便是光禄寺卿张亨嘉。人或问其中西学之优劣，张曰：“中国积弱至此，安有学？”
蒋梦麟说，1898年的维新变法，结果有如昙花一现，“所留下的唯一痕迹只是国立北京大学”。
李鸿章宴客，谈及边事，某客问及北洋战兵可得几何？李对曰：“苟延之局,何必认真。”客作色谓：“傅相安得为此言。”举酒笑曰：“谬耶?罚酒一盅。”
易中实少负奇才，得名最早，八岁能诗文，十五通群书。张之洞开府武昌，延入幕。某日，易中实、樊樊山共游西山，樊对易说：“西山爽气扑人眉宇，雅人韵士时常眺望其间，独不见君抱琴至，何也？”易曰：“岂能对牛弹琴？”
王照既无康有为政客天分，又无谭嗣同烈士气节，胸无城府，首鼠两端，卷进政坛激流后，成了激化帝、后矛盾的导火线，“旧党斥其党康，而康党复疑其党旧”，沦为帝、后两党的共同敌人，终至亡命天涯，身陷囹圄，半生狼狈，令人唏嘘。晚年坦言：“戊戌政变内容，十有六七皆争利争权之事，假政见以济之。根不坚实，故易成恶果。”
廖平为经学大师，当时，清人新注十二经，唯《谷梁》无人敢问津，廖平撰《谷梁古义疏》填补空白。书成之前，廖平颇为自负，张之洞为山西巡抚时，他曾去看望，席间不免自恃甚高，廖对张说：“倘使《谷梁》书成，不羡山西巡抚！”张之洞笑而不语。他还自署一联：“推倒一时，开拓万古；光被四表，周流六虚。”标榜自己的成就。廖辞世后，章太炎为他撰墓志铭，说他“言极恢怪”。其师王闿运也说廖平“他日流弊，恐在妄议古人”。
道光皇帝的侄子奕谟曾有两语概括清末十年之事：“因夫妻反目而母子不和，因母子不和而载漪谋篡。”说的是光绪不喜欢隆裕皇后(慈禧的侄女)，因此与慈禧龃龉；因为慈禧厌恶光绪，清宗室载勋、载漪等人乘机密谋“废立”。
1902年，章太炎的元配夫人王氏病逝，他在《顺天时报》刊登“征婚告白”，提出五条标准：女方是鄂籍（湖北人）；大家闺秀，性情开化；要通文墨，精诗赋；双方平等，互相尊重；夫死可嫁，亦可离婚。这五条标准，尤其是最后一条，引来众人嘲笑。几乎没有人肯嫁或者敢嫁给他，大家都讥笑他为“章疯子”。直到十年后他才经友人介绍，结识了汤国黎女士，条件符合，与之成婚。
1903年，吴沃尧的《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李伯元的《官场现形记》，刘鹗的《老残游记》在《绣像小说》杂志上发表，一时风行，可谓“谴责小说”的丰收年。
1904年，中国人有了自己创办的第一所幼儿园，即武汉幼稚园。幼稚园全套照搬日本办园模式，连“幼稚园”这个词也是从日语中直接拿过来的。主管该事的张之洞意欲将幼稚园改为“敬节学堂”，以维护中国“礼法”。此类保守举动终没能挡住“洋式教育”进入中国。
1904年7月，最后一次科举考试完毕，夺魁的举子是广东人朱汝珍，“珍”字让慈禧想到了被她赐死的珍妃，因而大为不悦。第二名是直隶肃宁人刘春霖。无论是“肃宁”还是“春霖”都暗合了慈禧太后的心思。大笔圈定，刘春霖名列榜首，成了头名状元。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后，清朝灭亡，科举制度废除，状元刘春霖不知所终。
张之洞与袁世凯一起在军机处共事。袁对德国公使说：“张中堂是讲学问的，我不讲学问，我是讲办事的。”有人将此话转述给辜鸿铭，以为是袁得意之谈。辜答道：“那要看所办是何事。如老妈子倒马桶，固用不着学问。除倒马桶外，我不知天下有何事是无学问的人可以办得好的。”
袁世凯年轻时与张謇同在吴长庆幕下，张是状元，袁以弟子礼相谒，来往通信，皆称“夫子大人函丈”之类；自任山东巡抚后，书信就改称为“季直先生阁下”；后来升任直隶总督，又改称“季直我兄”。张謇写信讽之曰：“夫子尊称不敢，先生之谓不必，我兄之称不像。”
清末武备松弛，军队纪律极差，作战也特别不正规。义和团事件开始时，清军受命攻打东交民巷。架起大炮后，大喊一声：“四喜丸子（炮弹）准备好了么?”开一炮后，便在一旁若无其事地抽烟、喝酒、聊天、逗笑……
林纾曾经为康有为画了一幅《万木草堂图》，“康圣人”十分满意，便写了一首七绝相赠，其中有一句“译才并世数严林”，意思是当时论翻译，最了不起的就是严复和林纾两位了。不料这句溢美之词同时得罪了两人。林纾觉得自己是古文大家，以诗文著称，而“翻译者,雕虫小技也,不足提”。严复则认为，林纾翻译的都是小说，只是供消遣的无聊文字，哪里能跟他译的那些伟大的思想名著相提并论？
王寿昌精通法语，与林纾合译《茶花女》，常常译至感人处，两人面对面大哭。该书初版万册，一销而空。
叶德辉家富藏书，人多吝，书橱上赫然贴着“书与老婆，概不外借”的字条。此人善经商，且为富不仁，无怪乎他的学生说“吾师耻言高尚”。
叶德辉性爱渔色，满口脏话，“买书如买妾，美色看不够”，人称文化流氓。他长年带领门生嫖娼，且颇好男色，收藏春宫图甚丰，曾汇编刊印中国古代房中术名著。叶的老师王湘绮说他“躁妄殊甚，湘潭派无此村野童生派”，当是知人之论。
康、梁变法，叶德辉因讨厌“康圣人”的“今文经学”，视之若仇寇，以至于宣示“鄙人一日在湘，一日必拒之。赴汤蹈火，有所不顾”。叶时时哀叹儒风日微、斯文欲坠，“旧学商量同辈少，中原离乱故乡亲”，慨叹人心不古，尤对那些急不可待地去当民国官的朋友颇有微词。1916年王湘绮去世，叶送给老师一副挽联：“先生本自有千古，后死微嫌迟五年。”因王在清亡后又出任袁世凯政府国史馆馆长之职。
袁世凯对张之洞说：“练兵之事，看起来似乎很复杂，其实很简单，主要是练成‘绝对服从命令’。我们一手拿着钱和官，一手拿着刀，服从命令就有官有钱，不从就吃一刀。”枭雄也。
有一次，袁世凯向李鸿章面陈练兵事宜，说现在部署粗定，德国教习亦选聘，日内就要订立合同。还没说完，李即勃然变色，举所持手杖，用力顿地，砰砰作响，曰：“呸！小孩子，你懂得什么练兵！又是订什么合同！我治兵数十年，现在尚不敢自信有何等把握。兵是这样容易练的？难道雇几个洋人，扛上一杆洋枪，念几句‘横土福斯’便算是西式军队么？”袁面红耳赤不敢言。
1905年，北京社会各界纷纷创办公众报刊阅览室，有识之士也常常把报纸张贴于大街小巷以供路人阅读。此风一开，数年间由北向南，影响遍及全国。
1905年10月，满族人惠馨女士为兴女学殉身自殒，并留下遗书：“愿将一死，以动当道，请拨款，兴女学，图自强！”
章太炎学问极高，精于文字学，常常讥刺常人不识字。他与汤国梨小姐结婚后，生有两女，年纪很大了却无人提亲。后来才知，因章氏把两个女儿的名字取得平常人读不出，所以无人敢来提亲出丑。
1904年，慈禧七十大寿，章太炎送去一联：“今日到南苑，明日到北海，何日再到古长安？叹黎民膏血全枯，只为一人歌庆有；五十割琉球，六十割台湾，而今又割东三省，痛赤县邦圻益蹙，每逢万寿祝疆无。”
“章疯子”是拜革命党的同志黄兴所赐。章太炎确有任侠之气，说话多有绍兴师爷之刻薄。他曾向汪允中借两块钱买香烟，说自己和王也就两块钱的交情，多了怕他不借。
1936年６月，日本大举入侵前夕，章太炎黯然离世，留下遗嘱曰：“设有异族入主中夏，世世子孙毋食其官禄。”
蔡元培挽章太炎联语：“后太冲炎武已二百余年驱鞑复华窃比遗老；与曲园仲容兼师友风义甄微广学自成一家。”
徐珂和梁任公为同年。某年，任公集宋词一联寄徐：“春已堪怜，更能消几番风雨；树犹如此，最可惜一片江山。”徐装潢了挂在室中。徐去世后，蔡孑民挽曰： “嫉恶如仇，独对我过事宽容，平生风义兼师友；多文为富，无片刻暂离铅椠，等身著述付儿孙。”
胡适说梁启超遗墨约有3万件，件件是珍品，其中没有一件是“苟且落笔”的。何以故呢？因梁氏成名太早，知道自己的片纸只字都会有人收藏，所以他连个小纸条也不乱写。其实胡氏的日记又何尝不是如此。
据说罗马古城有妓院遗址，严范孙远游罗马庞贝古城时，曾赋诗一首，以凭吊古妓院之事：“平生不入平康里，人笑拘墟太索然，今日逢场被破戒，美人去已二千年。”严老笃行君子，而诗多风趣俳谐。
1910年3月22日，大雨滂沱。胡适和一帮朋友在妓院喝酒，大醉后胡氏雇一辆人力车回家。车夫乘他酒醉，顺手牵羊，剥了他的衣裳，偷了他的钱包，把他扔在雨里了事。此类荒唐事，胡氏再不敢为。
国学大师俞樾去世后，各方送来的挽联不下二三百。孙诒让挽俞樾最精到：“一代硕师，名当在嘉定、高邮而上，方冀耄期集庆，齐算乔松，何因梦兆嗟叱，读两平议遗书，朴学销沉同堕泪；卅年私淑，愧末列赵商、张逸之班，况复父执凋零，半悲宿草，今又神归化鹤，拈三大帙手墨，余生孤露更吞声。”
杨翠喜乃天津名妓，当时的风流才子李叔同对她追求最力，曾为其写诗曰：“燕支山上花如雪，燕支山下人如月；额发翠云铺，眉弯淡欲无。夕阳微雨后，叶底秋痕瘦；生怕小言愁，言愁不耐羞。”其二：“晚风无力垂杨嫩，目光忘却游丝绿；酒醒月痕底，江南杜宇啼。痴魂销一捻，愿化穿花蝶；帘外隔花荫，朝朝香梦沾。”有一次贝子载振到天津，看上了翠喜。载振是庆亲王奕劻之子，段芝贵以巨资将杨翠喜买下，献给载振，遂得到署黑龙江巡抚之职。李痴情落空，誓言终身不娶，后遁迹空门，号弘一大师。
一次，吕碧城与一代高僧谛闲和尚谈禅，谛闲和尚对她说：“欠债当还，还了便没事了；但既知还债的辛苦，切记不可再借。”此言使她解脱不少。1914年，她在柳亚子提携下加入“南社”，让“南社”的小才子们很是骚动了一阵。但吕对“南社”的那帮小才子根本不动于心，她说，生平可称许男子不多；梁任公早有妻室，汪季新（精卫）年岁较轻……
戊戌变法后，民国第一任总理熊希龄被贬到常德，常德知府朱其懿把妹妹嫁给了他。可惜不久朱氏即病故，熊悲痛万分，从此蓄须持杖，不肯续娶。1936年，熊希龄66岁，他在上海见到复旦大学教授毛彦文（当年吴宓追求甚勤），两人“一见钟情”，熊即刮了胡子，向毛求婚。毛时年33岁，她的女同学就写了副对联：“旧同学成新伯母，老年伯作大姐夫。”
徐桐是清末的体仁阁大学士，此人守旧，反对外国的任何东西。义和团杀洋人，他认为是“数千年来第一件快乐事”。他还曾给义和团的大师兄送了一副对联：“创千古未有奇闻，非左非邪，攻异端而正人心，忠孝节义，只此精神未泯；为斯世少留佳话，一惊一喜，仗神威以寒夷胆，农工商贾，于今怨愤能消。”
徐桐以讲授程朱理学闻名，还是大阿哥的师傅，但是退朝之后却召集翰林们大讲“阴门阵”。所谓“阴门阵”，是说教堂里的洋人们“割教民妇阴，列阴门阵，以御枪炮”。堂堂帝国大学士，竟信此传言。有一则绝句，所咏即是此事：“学守程朱数十年，正容庄论坐经筵。退朝演说阴门阵，四座生徒亦粲然。”
徐桐恶西学如仇寇，人称“徐老道”。他恨洋人，可家就住在东交民巷附近，天天看着夷人进进出出，就在门上贴一副对联：“望洋兴叹，与鬼为邻。”他儿子徐承煜与他正相反，私宅里全是西洋家具，于是，他每次从儿子门口经过，都闭着眼睛捂着耳朵。有一天，他看见儿子居然当着他的面吸西洋雪茄，便大怒：“我在尔敢如是，我死，其胡服骑射作鬼奴矣！”罚令“跪暴烈日中，以儆其后”。
庚子之乱，徐桐的儿子徐承煜闻两宫西狩，洋兵进城，就倡议父亲及全家自杀殉国。徐桐不得已，勉循其请。经商量大家以投井为最敏捷，乃促家人实行。母、妻、儿女辈先已入井，最后徐桐抖作一团，被徐承煜扶持着往井中跳下去。可不料井浅而人多，徐桐下去后踩在人上头，水不能浸。徐承煜只得拉父上来，命老仆在大厅正梁上结了两个绳套，父子商定一同殉国。谁知徐桐刚成“大节”，他儿子却悄然遁去。
1908年，慈禧太后与光绪皇帝先后死去，举国志哀。成都官府甚至规定每家大门口都要贴挽联。川中文人刘师亮对此非常愤慨，拟一联曰：“洒几滴普通泪；死两个特别人。”横批：“通统痛同”。
溥仪非常喜欢骑自行车，他自己回忆道：“我结婚以后，最爱骑自行车。为了骑自行车，宫里许多门槛都让我叫人锯掉啦，嫌它碍事。”
溥仪曾仿《陋室铭》作有《三希堂偶铭》，其文云：“屋不在大，有书则名；国不在霸，有人则能。此是小室，惟吾祖馨。琉球影闪耀，日光入纱明。写读有欣意，往来俱忠贞。可以看镜子，阅三希，无心荒之乱耳，无倦怠之坏形。直隶长辛店，西蜀成都亭。余笑曰：何太平之有？”
“灯闪着，风吹着，蟋蟀叫着，我坐在床上看书。月亮出了，风熄了，我应在院中唱歌。”这是溥仪在17岁时写的一首新诗，他应该是第一个写新诗的皇帝，且还是“口语诗”。
溥仪学习英文后，特意为自己取了个英文名字——亨利。
1911年7月，“久寓故都，同光老辈，鲁殿巍然”的陈宝琛成为宣统帝师。溥仪说：“他是最忠实于我、最忠实于‘大清’的……他我唯一的智囊。事无巨细，咸待一言决焉。”赐“紫禁城骑马”，并将玉渊潭钓鱼台赏给陈。陈甚为高兴，逢人便说：“宣统帝是个明白人。”
溥仪在读书时，每逢老师教读经书、圣训之类的课程，便觉索然乏味，无心去学，而对于太监讲的鬼怪故事，却听得津津有味。每逢此时，帝师陈宝琛便以“子不语怪力乱神”加以规劝。
溥仪读书时，有师傅、太监、匠役在一边伺候，多达数人。凡溥仪赏人匾额或对联时，先由师傅拟好词句，再由匠役按笔画用针刺成小孔，撒上白粉；白粉漏在另一张纸上，溥仪就照那白粉的字形来描写。此即为“御笔”。
溥仪听庄士敦常说辫子不好，就想把自己的辫子剪掉。大约是1920年，尽管太妃和师傅们苦苦劝阻，他还是亲手把辫子给剪了。然后请个理发师来，理了个“学生头”。
摄政王载沣原想趁袁世凯入宫之时，以非常手段将其干掉，可惜他没有康熙擒鳌拜的胆识和魄力，再加上张之洞等大臣牵制，他竟不知如何是好，乃将原谕一改再改，措辞前紧后松，变为“开缺回籍养疴”。纵虎归山，自贻后患。
1895年，康有为开始着手制定一系列新的计划，包括拟订在巴西建立一个“新中国”的方案。他认为巴西纬度与中国相同，且地广人稀，是中国移民的理想去处。
殷海光说，清朝承袭了很多优良的传统，清朝的士大夫多能固执于道德理想，所以为人甚有规范、风格。殷认为成为社会明灯的，必须是知识分子。一个社会是否健全，全看是否尊重知识。
1902年，留学日本的鲁迅将自己头顶的“富士山”剪掉。他声明自己剪掉发辫既不是为了美观也不是为了革命，而仅仅是因为“不方便”。他剪辫后立即拍了小照一帧，并题诗一首：“灵台无计逃神矢，风雨如磐暗故园。寄意寒星荃不察，我以我血荐轩辕。”
1909年2月6日，清廷颁布诏谕，禁止蓄养买卖奴婢，此次废奴诏谕规定：“凡从前旗下家奴”，“概听赎身，放出为民”，“其经放出及无力赎身者，以雇工人论”。自此，历经两千余年的奴婢制度终告结束。
1841年1月27日，道光皇帝对英国宣战；1860年9月12日，咸丰皇帝对英法宣战；1894年8月1日，光绪皇帝对日本宣战；1900年6月21日，慈禧太后对诸国（13国）宣战。屡战屡败，屡败屡战！马克思当年评价中国说：一个人口占世界三分之一的幅员辽阔的帝国，不顾时势，仍然安于现状，由于被强力排斥在世界体系之外而孤立无依，因此，极力以天朝尽善尽美的幻想来欺骗自己，这样一个帝国，终于要在一场殊死搏斗中死去。
共和第四
1910年10月3日，在资政院第一届常会上，议员罗杰和周震霖均提出“剪辫易服”议案。资政院议决时认为，“非剪除辫发……不足灿新天下之耳目”。很快，一场酝酿已久的剪辫运动席卷全国。
1911年春天，18岁的毛泽东将他所描绘的未来中国政治蓝图贴在湖南长沙一所学校的墙上：孙中山成为新中国的总统，康有为担任首相，梁启超则是外交部长。
1911年4月，黄兴领导的黄花岗起义受挫，120名战士中72人英勇就义。黄兴以一首荡气回肠的《蝶恋花》，哭祭众烈士：“转眼黄花看发处，为嘱西风，暂把香笼住。待酿满枝清艳露，和风吹上无情墓。回首羊城三月暮，血肉横飞，气直吞狂虏。事败垂成原鼠子，英雄地下长无语。”
黎元洪在政治上的开明与对下属的宽厚是有口皆碑的，因此，武昌起义爆发后，革命党人首先想到让他来主持大局。黎不是主动参加革命的，在被强行推举为都督以后，他还是惶恐不已：“休要害我！休要害我！”但是，这个一向谦和的人一旦下定决心，便义无返顾了，且看他的宣誓：“众意难辞，自应受命；成败利钝，死生以之；决心革命，毋庸有贰！”
武昌起义后，革命风声传到江苏。江苏巡抚程德全顺应时局，将巡抚衙门屋顶的瓦片挑落几片，同时把衙门的牌子一换，就以示“革命”了。他也摇身一变成为江苏都督。
1911年12月25日，孙中山结束其16年的流亡生涯回到上海。众人纷纷揣测他从西方带回了军舰与大批贷款，孙却说：“予不名一文也，所带者革命之精神耳！革命之目的不达，无和议之可言也。”
梁启超在《新民丛报》上撰文批评革命党领袖们：“徒骗人于死，己则安享高楼华屋，不过‘远距离革命家’而已。”
民国初年，袁世凯段祺瑞相继执政，梁启超曾做过几任大官，康有为则誓不入仕。有一次康打电报给袁，开头为“慰亭总统老弟”六个字，足见他的倚老卖老了。
康有为有一方印，刊句云：“维新百日，出亡十三年，游三十二国，行四十万里路。”
欧游回国后，康有为更加无以自处。他曾与张勋合作，号为文武两圣。勋败，又去依附吴佩孚，以吴知大义，不敢再言复辟。康曾至长安，见某寺中有宋本佛藏，借口翻印，载之而去；刚到潼关，即被人追还。有好事者夜题其门曰：“国家将亡必有老而不死是为。”
光复会首领陶成章的父亲开了一家瓦窑，颇善经营，陶成章却偏执于读书和革命。有一次父亲问他：“你搞那些子革命，为的是个啥呢？”陶答：“为了要使得人人有饭吃。”父亲听了这话，便由着他去流浪做革命运动去了。他父亲曾对人说：“我儿子要使得人人有饭吃，这个我怎好去阻挡呢？”
陆皓东曾亲手设计了青天白日旗作为起义旗帜，后成为中华民国国旗。临刑前他痛斥清廷腐败：“一我可杀，而继我而起者不可尽杀。”后被清政府五马分尸，年仅27岁。后来他的同志找到一部分尸体，将他埋葬于故乡。
冯友兰认为辛亥革命其实是“绅权和官权的斗争”，“在当时的封建社会中，官和绅本来是一样的人。知识分子经过科举做了官，在他做官的地方他是官，回到他原籍他就是绅。……我现在觉得辛亥革命的一部分动力，是绅权打倒官权，就是地主阶级不当权派打倒地主阶级当权派。”
在冯友兰眼里，所谓民主就是“少数服从多数”，实现民主的办法就是选举，“什么东西都不能压倒个人的人权，只有一个东西可以压倒，那就是‘多数’”。“如果没有真正的选举，那就并没有民主。”
哥伦比亚大学教授N.佩弗认为1911年在中国建立起的共和政体只是美国的仿制品，注定是一个大失败，因为“它在中国的历史、传统、政治经历、制度、天性、信仰观念或习惯中毫无根据地。它是外国的、空洞的，是附加在中国之上的。……它只是政治思想的一幅漫画，一幅粗糙的、幼稚的、小学生的漫画”。
辛亥革命后，河南唐河也办了一个女学，冯友兰的母亲在女学里负责管理学生，名义是学监。她给自己起了一个新名字，叫吴清芝，还特意印了张名片。
辛亥革命后，年轻人都喜欢穿洋装。樊樊山仍然穿袍子，就有人去问他为什么要穿满洲的衣裳。樊樊山反问道：“你穿的是哪里的服饰呢？”答曰：“我穿的是外国服。”樊樊山道：“我穿的也是外国服。”
民国初建，百姓起初欢呼雀跃，许多人家的门口都贴上“民国万岁，天下太平”的对联。旋即，军阀混战，官僚横行，政治黑暗，苛捐杂税多如牛毛，民不聊生，对联遂改为“民国万税，天下太贫”。
南京临时政府基本上算是一个廉洁的政府，总统府设在南京旧两江总督衙门，孙中山就在一幢平房内办公，在一座简陋的旧式小楼房内居住。由于财政困难，百废待举，所以临时政府成立时，上至大总统下至一般职员，都没规定支付薪金。他们除食宿由政府供给外，只发给财政部发行的军用券30元，这实际上是一种供给制。
《大清皇帝辞位后优待条件》规定，大清皇帝辞位后，尊号仍存不废，中华民国以待外国君主之礼相待，皇宫、宗庙、私产、杂役均保留如初，且每年还有岁银4百万。可谓优厚。
1912年1２月12日，由张謇主稿的清廷退位诏书曰：“今全国人民心理多倾向共和，南中各省既倡议于前，北方诸将亦主张于后，人心所向，天命可知，予亦何以忍因一姓之尊荣，拂兆民之好恶。用是外观大势，内审舆情，特率皇帝将统治权公诸全国，定为共和立宪国体，近慰海内厌乱望治之心，远协古圣天下为公之义。袁世凯前经资政院选举为总理大臣，当兹新旧代谢之际，宣布南北统一之方，即由袁世凯以全权组织共和政府，与民军协商统一办法。”
1912年退位时，宣统皇帝只有6岁，当时情形已经模糊，但有一人他却记忆清晰：“有一天，在养心殿的东暖阁里，隆裕太后坐在靠南窗的炕上，用手绢擦眼泪，面前地上的红毡子垫上跪着一个粗胖的老头子，满脸泪痕。我坐在太后右边，非常纳闷，不明白两个大人为什么哭。这时，殿里除了我们三个，别无他人，安静得很。胖老头很响地一边抽缩着鼻子，一边说话，说的什么我全不懂。后来我才知道，这个胖老头就是袁世凯。”
1912年，孙中山在南京宣誓就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宣告中华民国成立，发布《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宣言书》，第一次提出了“国家之本，在于人民”的概念。
1912年8、9月间，孙文、黄兴北上，与大总统袁世凯共商国是。孙非常认真地表示，他愿在10年内修筑铁路20万里，请袁在同期训练精兵100万。袁听后瞋目结舌，对其亲信说：“孙氏志气高尚，见解亦超卓，但非实行家，徒居发起人之列而已。黄氏性质直，果于行事，然不免胆小识短，易受小人之欺。”
1912年，民国开新纪元，断发易服成为了一项政治任务。孙中山通令全国剪辫时说：“凡未去辫者，于令到之日，限二十日一律剪除净尽，有不遵者以违法论。”
袁世凯死后，有人在茶几上发现其亲书二语曰：“为日本去一大敌”，“看中国再造共和”。
王闿运长女出嫁之日，彩舆在门，王却令其背诵《离骚》，讹数字，王“以指叩其额”。
王闿运的儿女儿嫁给黄十一后，黄诫之曰：“汝来吾家，不准看书写字，敢违吾令，挞楚随之。”其女不堪其辱，密函乃父，以诉心中之苦。王执笔批曰：“有婿如此，不如为娼。”
辜鸿铭曾说：“吾生在南洋，学在西洋，婚在东洋，仕在北洋，乃东南西北人也。”
于晦若性诙谐，民国初成，他曾拟一联曰：“男女平权，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阴阳合历，你过你的年我过我的年。”于逝后，陈散原挽之曰：“寻常挟孤愤，滑稽评今古。”
梁鼎芬以书报吴子修云：“门外大雪一尺，门内衰病一翁。寒鸦三两声，旧书一二种。公谓此时枯寂否，此人枯寂否？”吴曰：“趣人趣语。”
王湘绮出题让诸生作赋，某生赋中有“船中一支曲，曲中是何人”二语。王批曰：“是耒阳人。”问其故，答曰：“耒阳驶船人喜吹小笛，此生殆写实，非用典。”
梁鼎芬与章太炎评当世之维新人物，梁曰：“康有为霸气纵横，不失为一佳士，惟深沉不可测，传其颇有做皇帝之野心，君识其人，亦谓可信否？”太炎对曰：“君误矣，皇帝人人可做，康有为如仅图为皇帝，尚不足为异，最荒谬者，则其人竟妄想欲为教主也！”
某次，章太炎与黄季刚闲话，章问：“季刚汝试答我，妇人身上诸物，以何物为最美乎？”黄忍俊不禁，徐徐答曰：“未知也，先生之见何如？”章欣然曰：“以我观之，妇人之美，实在双目。”黄大笑：“人谓先生痴，据此以观，先生何当痴也？”盖先生晚年性气稍和，而态甚庄肃。
陈散原与人谈诗必曰：“吾七十岁后已戒诗矣。”求其写字，虽午夜篝灯，必勤勤交卷。黄季刚曰：“是能用其所短。”
民国元年（1912年），黄兴返湘，湘人为纪念革命元勋，欲改长沙一繁盛街名为“黄兴路”，叶德辉著文反对，谓长沙街名只有“鸡公坡”、“鸭婆桥”，不闻以人名街也。事实上,黄兴返湘不久,即辞谢了改名之事,叶德辉还意犹未尽,又作《光复坡子街地名记》,沿街散发。
黄兴做了一辈子副手。他说：“名不必自我成，功不必自我立，其次亦功成而不居。”罗家伦认为，黄兴“是豪士，是英雄，是开国元勋。但是他更是有中国文化根底的读书人，他是‘士’。这个士便是曾子所谓‘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仁以为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后已，不亦远乎’的士。这个士也就是孟子所谓豪杰之士”。
谭人凤评价黄兴待人接物“有一种休休之容，蔼蔼之色，能令人一见倾心”“而其最短之处，则颇刚愎自是，不听人言，好恭维……无怪乎誉满天下而事业终不能成也。惜哉！” “克强（黄兴）雄而不英，钝初（宋教仁）英而不雄。”
有记者问孙中山对袁总统如何评价，孙说：“他是很有肩膀的、很喜欢办事的、民国现在很难得这么一个人。”问及袁某有无野心，他说：“那是没有的，他不承认共和则已，既已承认共和，若是一朝反悔，就将失信于天下，外国人也有不能答应的。除非他的兵不特能够打胜全国，并且能抵抗外国，才能办到。这是怎么能够的事情。况且现在已经号令不行于地方，他若改变宗旨，于他有什么利益呢？”
袁世凯《咏怀》一首：“不爱金钱不爱名，大权在手世人钦。千古英雄曹孟德，百年毁誉太史公。风云际会终有日，是非黑白不能明。长歌咏志登高阁，万里江山眼底横。”
袁世凯要做皇帝，其子袁克文表示反对，曾作诗道：“绝怜高处多风雨，莫到琼楼最上层。”
袁世凯对人说，天下翰林真能通的只有三个半，张幼樵（佩纶）、徐菊人（世昌）、杨莲府（士骧），再加上半个张季直（謇）。
1912年10月，袁世凯授予孙中山、黄兴等人大勋位，黄兴当即复电谢绝。随后袁又派人将委任状、勋章、授勋令一起送到上海，还送来了几件礼物和两匹英国种的枣骝玉点马。黄兴命人把其他东西悉数退回，却把马留下了。黄的儿子问：“为什么要留马？”黄说：“因为将来还要我打仗的。”
叶德辉爱臧否人物，尝谓：清末有四人讲公羊，王壬老，廖季平，康有为和我。我们各有各的公羊，内容绝不一样。
1913年1月1日，东、西长安门及天安门广场正式开放通行，从此，昔日壁垒森严的皇城禁地成为普通百姓自由穿梭的公共场所。史景迁在他的《天安门》英文版的前言中说：“它的后面是退位皇帝的腐败朝廷，高墙环绕，晨昏不辨，纸迷金醉，在强横的军阀统治下苟延残喘；它的前面，成了政治活动家、学生和工人们集会游行的场所……”
1905年，日本报界指责中国留学生是“乌合之众”，日本《朝日新闻》公然丑诋留学生“放纵卑劣”。正在日本留学的陈天华激愤不已，决定以一死而警醒国人，激励留学生“坚忍奉公，力学爱国”。12月8日，他一步一回头地走向日本东京大森海湾，投水自尽，时年30岁。1917年9月，周恩来东渡日本前夕赋诗一首：“大江歌罢掉头东，邃密群科济世穷。面壁十年图破壁，难酬蹈海亦英雄。”
吴稚晖年少时，读到《何典》的开篇一首《如梦令》中最后一句“放屁放屁，真正岂有此理”，茅塞顿开，豁然领悟，从此骂人无拘无束，自由放荡。鲁迅在《“言词争执”歌》中讥讽道：“……吴老头子老益壮，放屁放屁来相嚷……放屁放屁放狗屁，真真岂有之此理。”
吴稚晖写文章骂人，酣畅淋漓，正言斜语，不痛快不收笔。他在《猪生狗养之中国人》一文中骂梁启超云：“三年以来，粪味将浓时，纵有一个剿灭人种的梁贼、梁强盗、梁乌龟、梁猪、梁狗、梁畜生，所谓梁启超者，无端倡满洲黄统万世一系之说，洗净了屁眼，拉鸡巴来干，然用其雌雄之声，犹有什么政治革命、责任政府等之屁说，自欺欺人。”可谓无骂不用其极。
1912年5月20日，23岁的戴季陶在《民权报》发表措辞激烈的短论《杀》，反对向四国银行团借债，直言：“熊希龄卖国，杀！唐绍仪愚民，杀！袁世凯专横，杀！章炳麟阿权，杀！”据胡道静《上海的日报》说，戴一出狱，即在编辑室墙上大书“报馆不封门，不是好报馆；主笔不入狱，不是好主笔”。
王国维论近世学人之弊有三：损益前言以申己说，一也；字句偶符者引为确据，而不顾篇章，不计全书之通，二也；务矜创获，坚持孤证，古训晦滞，蔑能剖析，三也。此三弊今人亦有。
黄侃20岁时留学日本，恰与章太炎同住一公寓，他住楼上，章住楼下。一天夜晚，黄某内急，来不及去厕所，便忙不迭地从楼窗口往外撒尿。此时，楼下的章太炎夜读正酣，蓦地一股尿水如瀑布飞溅，禁不住怒骂起来。黄侃不甘示弱，也报之以骂。黄盛气凌人，章更是生性好骂人，两人都有“疯子”之称，“疯子”相遇，一场好骂。然而“不骂不相识”，一谈之下，才知道章的学问高深，黄侃便折节称弟子。
世称苏曼殊为曼殊大师，因其出家之故。苏曼殊性清至纯，心无旁骛。有一次，他从朋友处借得几十元钱，便跑到小南门买蓝布袈裟，不问价钱就付了20元。店伙计还没开口，他就已经乐颠颠地跑出门了，身上剩下的钱，全都掉在路上。回去以后朋友们问他拿几十元钱都干了些什么，他只是举起换下的旧袈裟和几包雪茄烟给他们看。
苏曼殊好吃，一有钱就要吃个痛快，没钱了就卧床不起。为了吃，他甚至把自己的金牙敲下来，换成糖，所以又被称为“糖僧”。一日，苏曼殊的朋友胡朴安在去赴宴的路上碰到苏曼殊，于是问他：“君何往？”苏曼殊说：“赴友饮。”胡接着问：“何处？”答曰：“不知。”又问：“何人招？”还是答：“不知。”然后苏反问胡朴安：“何往？”胡答曰：“亦赴友饮。”苏曼殊说：“然则同行耳。”苏曼殊一到就开吃，也不问主人是谁。
一旦苏曼殊有钱的时候，他一定会邀朋友做青楼之游，为琼花之宴。对于自己招来的妓女，苏曼殊总是凝目对视，一句话也不说，可谓目中有妓，而心中无妓，自有几分出世与入世的定力。该吃饭的时候，他又想起来自己原是个和尚，于是合十顶礼，毫不顾及身边那些妙龄女子，搞得人们不欢而散。
苏曼殊曾经感慨地说：“国家养士，舍辜鸿铭先生而外，都是‘土阿福’。”
苏曼殊能诗文，善绘画，通英、法、日、梵多种文字，和陈独秀、柳亚子等文学泰斗交往甚密，是“南社”两位著名畸人之一（另一位是弘一法师）。1918年5月，苏曼殊最终因厌倦一切，慢性自杀而死，时仅35岁。他曾有诗云：“禅心一任蛾眉妒，佛说原来怨是亲。雨笠烟蓑归去也，与人无爱亦无嗔。”
一次，辜鸿铭在电影院看电影，前面坐着一个秃头的苏格兰人。辜想把烟点上，但火柴正好用完了。他就用烟斗轻轻敲击那个苏格兰人的光头，轻声说：“请点上它！”那洋人被这种无礼吓坏了，竟懵懂从命。
陈独秀在日本留学期间，交往最多的是章士钊和苏曼殊。他们三人同租一屋，一起学习读书。有一次，三人断了炊。陈与章在家等饭，叫苏曼殊拿几件衣服去当铺换点钱买吃的。一直等也不见人影，陈、章二人不耐饥寒，就昏昏沉沉睡去了。直到午夜，苏曼殊才手捧一本书摇头晃脑地念着回来了。他俩一骨碌爬起来，问：“吃的呢？”苏说：“这本书我遍寻不得，今天终在夜市上得到。”三人遂披衣阅读至天明。
辜鸿铭对清廷模仿西洋立宪颇不以为然，并著文大加嘲讽，认为五大臣出洋考察宪政，不过出洋看洋画罢了。
竺可桢幼时聪明好学，2岁开始认字，15岁时（1905年）进入上海澄衷学堂。但他身材瘦弱，被同班同学胡适讥笑说活不过20岁。竺闻此话后下决心锻炼身体，风雨无阻。后来他曾任浙大校长、中科院副院长，72岁时加入共产党。有一次毛泽东邀他到中南海面谈，对他说：“我们两个人分工合作，就把天地都管起来了！”竺管天，毛管地。
《大公报》的创办人英敛之爱开风气之先，他不仅把辫子铰了，还跑到天津租界，找个会做西装的日本裁缝，做了一身西装。铰了辫子无异于砍头！他不怕，还公然到大街上溜达了一圈，唯一的感觉就是西服不如长袍舒服。回家一看，原来把衣服架子也穿在里头了。
“秋深矣！鸣蝉寂矣！草木渐摇落矣！万籁无声，时闻寒蛩，似断似续，如诉如泣矣！此佳节乎？而有心人当之顿生无穷之感。怨天欤？悯人欤？如此乾坤，吾何独为此佳节贺，吾亦悲悯中人也！……啾高马肥，记者当整顿全神以为国民效驰驱,使吾国民之义声，驰于列国；使吾国民之愁声，达于政府；使吾国民之亲爱声，相接相近于散落之同胞……”这篇美文是于右任为《民立报》所写的发刊词，文采璀璨，气势如虹，传诵一时，有“先生一支笔，胜过十万毛瑟枪”之誉。
王闿运做客两江总督府，与曾国藩纵论天下大势。王认为平定太平天国后，曾氏亟应利用因此获得的天下重望，麾师北上，推翻清政府。曾国藩闻此一语不发，径直端茶送客。后来，收拾桌椅的下人发现，满桌都是曾大帅用手指蘸着茶水写下的“妄人”二字。
王闿运曾为袁世凯重用，但终究深窥到袁某之野心，曾写下名联曰：“民犹是也，国犹是也，何分南北；总而言之，统而言之，不是东西。”上联嵌入“民国”二字，讽刺民国南北分裂；下联嵌入“总统”二字，痛斥袁某人“不是东西”。
王闿运晚年依然一副遗老打扮，对襟马褂，方领马蹄袖，缎靴荷包俱全，脑后垂小辫一条，长约一尺余。王本已秃顶，其发辫早已无复存在，但仍用红绳拈成两股，垂在脑后，形式与绳无异。有人戏问其故，王笑曰：“我之装束，亦西装也，难道他人可以着西装，我独不能着西装乎？”
袁世凯称帝后，邀王闿运任职国史馆，王却之不暇，遂应付了事。《日知报》云：“王湘绮自膺特聘纂修国史到京，开馆以后，老趣颓唐，全持玩世主义，对于史事，搁置脑后。正如为混沌画眉，不知何时始有端绪。”某政界人士面晤湘绮老人，询以国史馆近状，王曰：“无事可办，吃饭而已。”
马相伯、袁世凯二人在朝鲜相识，马是朝鲜国王的政治顾问，袁只是驻朝清军的下级官吏，所以袁视马为前辈。有一次马回国，袁请他向李鸿章保荐自己。马回到天津后与李提及此事，李说：“这个年轻孩子，何以堪当此任？”马为其力争，李才勉强答应。没想到袁从此竟平步青云，扶摇直上，终于成为复辟帝制的窃国大盗。每忆及此，马总是追悔莫及。
袁世凯曾向马相伯请教升迁之事，马半开玩笑说，只要厚赂宦官，结纳亲贵，便可越级提拔。袁如法炮制，果然也。事后袁问他：先生既然认识如此透彻，为何不为自己经营一下呢？马见他如此浅薄，只好嘲讽道：“我是只会说不会做，所以未免终为书生也！”
辛亥革命后，钱玄同认为推翻清朝的统治就是光复汉族，一切应该恢复到中国古代的情形，包括古人的“深衣冠服”。他还参照《礼记》《书议》《家礼》等写了《深衣冠服考》，并身体力行，穿着这种奇怪的服装去上班，可惜无人效法，且被传为笑料。
民国成立，袁世凯掌握了政权。有一天他对张謇说：“闻江苏有一黄某（炎培），很活跃，我想招他来，政事堂里还缺人。”张謇答：“黄某不宜做官，外边也要留个把人的。”袁曾对人说：“江苏人最不好搞，就是八个字：‘与官不做，遇事生风’。”
侯德榜1911年考入清华留美预备学堂。上学期间，他非常刻苦，结果第一学期考试结束，侯的10门功课每门都是100分，轰动了整个学堂。毕业时，美国的十几所大学向他发来通知书，后来他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拿到了博士学位。
1911年6月，上海成立劝戒纸烟会，汇集沪上各界名流，成为全国最大的戒吸纸烟团体，并编出《戒烟三字经》以示劝诫：“人之初，不吸烟；习相近，好新奇。窃香烟，外国造，害我民，实不浅。伤脑筋，损肺管，吸之久，瘾乃深……劝诸君，早省悟，既省钱，又除害……”
1912年秋，北大正趋全盛，可谓名流云集，时有“五马”“四陈”“三沈”“二周”之称。“三沈”即沈兼士与其兄沈士远、沈尹默，三人同在北大任教，同为北大评议会成员。在《三松堂自序》中，冯友兰回忆道：“给我们讲中国哲学史的那个教授，从三皇五帝讲起，讲了半年，才讲到周公。我们问他，照这样的速度讲下去，什么时候可以讲完。他说‘无所谓讲完讲不完。若说讲完，一句话可以讲完。若说讲不完，那就永远讲不完’。”
1912年，郭沫若由父母包办，与张琼华结婚。因对此婚姻不满，婚后五天郭即离家出走，赴成都读书，直到1939年父亲病重才回家探亲一次。相隔27年后，郭回家看见老人由张琼华悉心侍奉，一切井然有序，尽管对张氏没有爱情，还是当着父亲的面，对张琼华表示了感谢。20世纪50年代以后，张的一切生活费用都由郭沫若供给。
民国时期的秦淮河由于太脏，有碍观瞻，政府决定拨款修浚。警察挨家挨户地通知，不准大便，违者重责。于是各妓院、酒馆以及茶坊非常恐慌，纷纷贴出告示“奉警宪面谕，此处禁止大便”云云。某酒馆洗手间里写道：“照得河水污浊，多半由于大便。顷奉警官面饬，通知贵客知悉，解溲请待厕所，切勿自失场面。”
1913年2月1日，中国参加了在菲律宾马尼拉举行的第一届远东运动会。这是中国首次参加规模较大的国际性比赛。在运动会上，足球居然获得了亚军。
1913年3月20日，上海火车站，宋教仁随着一声枪响倒下。临终前，宋授意黄兴代拟给袁世凯电报，真诚地希望袁“开诚心，布公道，竭力保障民权，俾国会得确定不拔之宪法，则虽死之日，犹生之年”。电报到京，袁世凯正和章士钊一起吃饭，袁叹息说：“钝初可惜，早知如此，何必当初？”
宋教仁死后，有人送了一副挽联：“前年杀吴禄贞，去年杀张振武，今年杀宋教仁；你说是应夔丞，他说是赵秉钧，我说是袁世凯。”应夔丞是直接凶手，赵秉钧是总理，赵的背后才是真正的主谋民国大总统袁世凯。
谭人凤说，“国民党中人物，袁之最忌者惟宋教仁”。对宋，袁一开始可谓极力拉拢，饵以官，不受；啖以金，不受。袁送他西装，连尺码都非常准确，还送他交通银行50万元的支票一本，请他自由支用，但宋只略取少许，离京南下前夕即让赵秉钧交还袁，留信一封表示谢意：“绨袍之赠，感铭肺腑。长者之赐，仁何敢辞。但惠赠五十万元，实不敢受。仁退居林下，耕读自娱，有钱亦无用处。原票奉璧，伏祈鉴原。”
1913年7月1日，有人对中小学生“最崇拜的人物”搞了一次调查，结果如下：孔子（157人），孟子（61人），孙中山（17人），颜渊（11人），诸葛亮、范仲淹（8人），岳飞（７人），王守仁、黎元洪（6人），陶侃、大禹、华盛顿（4人），程德全（３人），苏轼、康有为、袁世凯、屠元博（２人）……
孙中山到日本宣传革命，先自剪了头，换上和服，改名中山樵，还蓄起日本式小胡子，宣称要中日一体。他请日本的政客和财阀们出人、出钱、出枪，帮他推翻袁大头，私下谈好的条件是把东北割让给日本等等。
王韬有一个朋友在李鸿章幕下做事，孙中山让王写封信，介绍自己到天津，或可一见李。时值1894年，中日正在开战，李鸿章在芦台督师，幕僚把孙先生的《万言书》拿给李鸿章，并告知孙的求见之事。李说：“仗打完以后再见吧！”
袁世凯称帝后，手下袁乃宽奔走尤为得力。袁乃宽的儿子以此为耻，遂改名“袁不同”，以彰显自己与父亲趣味不同。
蒲殿俊清光绪年间得中进士，授刑部主事，曾留日。1915年，袁世凯想拉拢蒲殿俊，在交谈中，袁不由自主地自大了起来：“我袁世凯，恐怕就是两个曹孟德也不过如斯而已。”蒲答：“天下自认为不为人欺者终被人欺。”没给袁留一点面子。
1915年，李大钊在日本求学期间，得知袁世凯已秘密接受了《二十一条》，遂拍案而起，写下了血泪文字——《警告全国父老书》，其中有句：“空山已无歌哭之地，天涯不容飘泊之人。”
1915年12月13日，袁世凯在怀仁堂接受文武百官的朝贺，众人文东武西排列，向袁行三鞠躬礼。袁用极浓重的河南腔发表演说如下：“大位在身，永无息肩之日。故皇帝实为忧勤惕厉之地位，决不可以安富尊荣视之。且历代皇帝、子孙鲜有善果，平时一切学问职业皆不得自由，故皇室难期发达，予为救国救民计，牺牲子孙，亦不敢避。”
《泰晤士报》驻北京记者莫里循记录袁世凯登基仪式：“袁世凯入场，像鸭子一样摇摇晃晃地走向主席台，他体态臃肿且有病容。他身穿元帅服，但领口松开，肥胖的脖子耷拉在领口上，帽子偏大，神态紧张，表情很不自然……”
袁世凯称帝时，为有辅佐，称徐世昌、赵尔巽、李经羲、张謇“久负重望”，与自己为“道义之交”，称其为“嵩山四友”，以期仿汉“嵩山四皓”，并各颁嵩山照片一张，均计不称臣。但事与愿违，四人均不为所动。
1915年，袁世凯过生日，延请京城京剧名角来演戏贺寿。孙菊仙、谭鑫培不愿去，但还是被挟持前往。寿戏演完的时候，孙菊仙拒绝接受袁世凯的“赏赐”，将200银元沿途丢撒，边走边喊：“袁头银洋，都落地了！”出得新华门，200银元刚好撒完。
袁世凯死后，黎元洪接任大总统，大力恢复了议会与被取缔的政党；倡导并力行“好人政府”；任命蔡元培为北京大学校长；大力压缩总统府预算……被迫离开政坛后，他跑到天津做寓公。临终时，他还说“革命为迫不得已之事，但愿一劳永逸”。他在北洋水师学堂读书时的老校长严复曾对他有过一句考评：“黎黄陂是德有余而才不足。”当是知人之言。
袁世凯在企图恢复帝制时，对借助孔教正统的支持可谓煞费苦心。1916年1月1日，袁称帝的第一天，即下令封孔子后裔孔令仪为“衍圣公”，这个头衔最早是1055年宋朝皇帝封给孔子直系后代的。
徐世昌说：“项城（袁世凯）一生走稳着，独帝制一幕趋于险着，此余之不解者。”
梁启超说：“吾爱孔子，但吾更爱真理。”
1915年，北京嫖赌之风日炽，不仅贩夫走卒、纨绔子弟、政府官员成了嫖客赌徒，连青年学生也沾上了嫖赌恶习。据当时一位医生统计报告，北京大约100名学生中，就有90人受染花柳病。
黎元洪上台后，给李烈钧颁发一枚大绶勋章，以示拉拢之意。李将这枚大绶勋章挂在他豢养的哈巴狗的颈项上，让他的儿子牵去大街溜达，以示对北洋政府的鄙弃。
1916年，有“中国革命之拿破仑”之称的黄兴病逝。病榻上的蔡锷悲伤地写下挽联：“以勇健开国，而宁静持身，贯彻实行，是能创作一生者；曾送我海上，忽哭君天涯，惊起挥泪，难为卧病九州人。”
章太炎给黄兴的挽联曰：“无公则无民国，有史必有斯人！”
史学家们多认为，袁世凯在大清帝国是个颇为前卫的人物。从1895年开始的维新变法运动中，他是强学会的支持者，严复的朋友；除了小站练兵成绩突出外，所上奏章，谈论国事也颇有见地。进入20世纪，身为北洋大臣和直隶总督，推行新政成绩最为显著。
郑孝胥谈及富国强兵之计，说：“极简单，两字妙诀——‘借款’而已。”
1916年，北大哲学门这一届出了三位名人：朱自清，陈公博，冯友兰。
钱玄同说，“人过四十就该死，不死也该枪毙”，然而过了40岁，他还活着，而且白白胖胖，膏厚油多。另外，他在北京师范大学担任国文系主任时期，禁止学生学习和宣传辩证法，并说“头可断，辩证法不可开”。鲁迅和他关系疏远后，写过《教授杂咏》，其中一首即是讽刺钱玄同的：“作法不自毙，悠然过四十。何妨赌肥头，抵当辩证法。”
1904年10月，蔡锷以优异成绩在日本士官学校第三期毕业，与蒋方震、张孝准并称“中国士官三杰”。被推举为云南都督时，蔡年仅29岁。梁任公对蔡从戎曾力加反对，认为他天资聪颖，身体瘦弱，不如研究学问。蔡不为所动，并说：不做个出色的军人，就不再来见梁师。
护国军兴，让袁世凯恼羞成怒，责令湘督汤芗铭查抄蔡锷家产。不想一查吓一跳：将军为官多年，邵阳老家却仍然寒素贫微，“实无财产可查封”。蔡病逝后，生前“尚欠债三四千金”。历史学家李剑农说蔡松坡“盖棺后室家萧然无长物，尤是为当世军人楷模”；报人陶菊隐说：“自民国以来，武人解兵柄，棠爱犹存者，蔡松坡一人而已。”
1917年1月13日，蔡元培聘请有争议的人物陈独秀出任文科学长。守旧派反对蔡的此项任命，他们认为，陈只会作几篇策论式的时文，连在北大任教尚且不够格，何以能主持文科？蔡则说：“当代学者人格之美，莫如陈独秀。”
梁漱溟在蔡元培逝世二周年时写道：“譬如蔡先生包容中，当时发生最大作用的人，第一要属陈独秀先生，次则胡适之先生。……胡先生额脑明爽，凡所发挥，人人易晓。当时的新文化运动自不能不归功于他。然未若陈先生之精辟广悍，每发一论，辟易千人，实在只有他才能掀起思想界的大波澜。”
蔡元培自述：“我对于各家学说，依各国大学通例，循思想自由原则，兼容并包。无论何种学派，苟其言之成理，持之有故，尚不达自然淘汰之命运，即使彼此相反，也听他们自由发展。”
老北大有“偷听”之传统，偷听生的大量存在，而且昂首阔步，乃北大校园一大奇观。校方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教授则希望多得人才。小说家许钦文20世纪20年代初就在北大偷听，几十年后，许氏深情回忆道：“我在困惫中颠颠倒倒地离开家乡，东漂西泊地到了北京，在沙滩，可受到了无限的温暖。北京冬季，吹来的风是寒冷的，衣服不够的我在沙滩大楼，却只觉得是暖烘烘的。”
1916年11月8日，护国将军蔡锷溘然长逝，年仅34岁。孙中山称赞他“平生慷慨班都护，万里间关马伏波”。蔡的红颜知己小凤仙在闻得将军辞世的噩耗后，奉上一副挽联以寄无限哀思：“不幸周郎竟命短，早知李靖是英雄。”
段祺瑞有一个奇怪的生理特点，一发怒，鼻子便向左歪斜，人称“歪鼻将军”。因此，他身边常带按摩医生。“鼻子都气歪了”，此说难道源于段某？
北洋时期，大小军阀玩鸟逗鸟成为一种时尚。徐世昌养一只八哥儿，通人性，会奉承，远远瞧见徐，就“大总统、大总统”地叫个不停，逗得徐大总统喜上眉梢。
1917年，张勋率辫子军复辟。当日早晨，警察命各户悬挂龙旗，居民们早无此物，只得用纸糊旗子来应付。接着，几年没见的清朝袍褂也在街上出现了，一个一个好像从棺材里面跑出来的人物。
张勋复辟后，段祺瑞组织讨逆，并首次使用了飞机。当飞机出现在紫禁城上空并扔下三颗炸弹时，张的复辟美梦便彻底破灭。溥仪回忆说：“这三个炸弹一个落在隆宗门外，炸伤了抬‘二人肩舆’的轿夫一名，一个落在御花园里的水池里，炸坏了水池子的一角，第三个落在西长街隆福门的瓦檐上，没有炸，把聚在那里赌钱的太监们吓了个半死。”
1918年10月，徐世昌经皖系操纵的安福国会选举为总统。他标榜偃武修文，主张南北和谈，鼓吹尊孔读经。
1922年第一次直奉战争后，直系控制了北京政府，曹锟、吴佩孚逼徐世昌去职。徐被迫返回天津，避居英租界，过起了寓公生活。徐出身翰林，博学多才，文章诗词书画皆精。退隐后，曾有一联以表心迹：“此心平静如流水，放眼高空看过云。”
吴稚晖说：“（章士钊、陈独秀、梁启超）他们三人共通之点，在矮子里头寻长人，都也比较有三分诚心，想把中国弄好的。不像那班摸金政客，滑头学生，只在‘人生世上，势位福后，盖可以忽乎哉’的螺丝壳里，尽翻觔斗的。”
杨度在袁世凯恢复帝制的闹剧中，扮演了一个不光彩的角色，曾赢得了“筹安会长”之“雅称”。袁氏死后，杨也辞归故里，闭门读书，颇有迷途知返、痛定思痛之意。不久，杨氏为其母生日祝寿，一个宾客送来寿联曰：“海屋添筹，安琪天使；香山盛会，长乐花开。”全联十六字，寓“筹安会长”四字。家人知其有讥笑嘲弄之意，欲撕毁之。杨阅后，胸襟坦然，并频频称赞此联不仅辞藻秀丽，对仗工整，而且用典恰到好处，不失为上乘佳作，立命家人将其悬挂于中堂显眼之处。
杨度与夏寿田是好友。1895年，他们同年参加会试，夏中榜眼，杨却落第。一日，二人同游陶然亭，杨写道：“西山王气但黯然，极目斜杨衰草。”夏对曰：“万顷菰蒲新雨足，碧水明霞相照。”后来杨纵横天下，夏却黯然许多。某日，二人旧地重游，杨写诗曰“昨夜东风吹梦远，梦里江山更好”；夏则是“废苑菰蒲风又雨，作得秋声不了”。
杨度与蔡锷均是王湘绮的弟子，王曾对比二人之不同：杨度“憨直”，不圆通，才高气傲，以澄清天下自许，往往是考虑不周，急于求成；蔡锷智虑深沉，胸怀大志而不露锋芒。如果蔡、杨合作，则成就将不可限量。
杨度曾向袁世凯“力言蔡锷主持建军工作”，袁未从，结果袁的皇帝梦还是终结在蔡松坡手里。袁临终时还说：“杨度误我！”杨度则在挽联中说：“共和误民国，民国误共和？百世而后，再平是狱；君宪负明公，明公负君宪？九泉之下，三复斯言。”
冯友兰回忆他在上海中国公学求学时的感受：“进了商店，或者在马路上行走，如果不会说上海话，就会被骂为‘江北佬’。但如果你能说一两个英文单词，他马上就变得尊敬起来。”
梁启超说：“苟有新民，何患无新制度，无新政府，无新国家。”
1917年，山东某报刊登的一个17岁北京高等女学毕业生的招亲广告：凡有年龄相当、身家清洁、欲娶妻室者，请至趵突泉内宝文斋书画店面议可也，每日自上午十时至下午二时，过时不候。
1918年夏，上海一个议员致电江苏公署：“妇女现流行一种淫妖之时下服，实为不成体统，不堪寓目者。女衫手臂则露出一尺左右，女裤则吊高一尺有余……”据说，此种着装属违法行为，胆敢着此类“妖服”招摇过市者，“准其立即逮案，照章惩办”。
梁巨川即民国大儒梁漱溟之父。1918年深秋，梁有感于民国初年社会之黑暗，于自己生日前三天在北京积水潭愤然投水自尽——社会已然如此，他不能容忍自己还过什么生日！临行之前，梁巨川问儿子：“这世界还会好吗？”梁漱溟答：“我相信世界是一天天往好里去的。”父亲说：“能好就好啊！能好就好！……”从容赴死。
梁巨川在遗书里如是写道：“梁济之死，系殉清朝而死……殉清……非以清朝为本位，而以幼年所学为本位。吾国数千年先圣之诗礼纲常，吾家先祖先父先母之遗传与教训，幼年所闻，以对于世道有责任为主义。此主义深印于吾脑中，即以此主义为本位，故不容不殉。”
梁巨川临行前，为了不留下遗憾，把以前借他人的一笔钱还掉，然后到自己的老师处提前奉上贺寿的礼金，最后又为侄孙女买了一些画册。当这些琐事已了，才安然投湖。
古文家林纾在其奄奄一息之际，仍然抬起虚弱的手，颤抖着在儿子的手心写下最后的叮嘱：“古文万无灭亡之理，其勿怠尔修。”
冯国璋临终前在病榻嘱咐长子：“我们的财产，除去在南京烧了五百七十万元，张调表这个小子侵吞了三百万元，王克敏这个小子骗去了四十万（贿选），此外都与账上相符，并不短少，你要好好保管。”冯氏一生聚敛钱财，富可敌国。
章士钊晚年曾说：“今之论士，语涉辛亥革命，往往过于夸张，估计成功二字，溢量太不知何许。”
启蒙第五
陈独秀为《新青年》写的发刊词：“……青年如初春，如朝日，如百卉之萌动，如利刃之新发于硎，人生最可宝贵之时期也……自觉者何？自觉其新鲜活泼之价值与责任，而自视不可卑也。奋斗者何？奋其智能，力排陈腐朽败者以去，视之若仇敌，若洪水猛兽，而不可与为邻，而不为其菌毒所传染也……”
毛泽东为《湘江评论》写的创刊宣言：“……世界什么问题最大？吃饭问题最大。什么力量最强？民众联合的力量最强。什么不要怕？天不要怕、鬼不要怕、死人不要怕、官僚不要怕、军阀不要怕、资本家不要怕……”
1917年北大开始改革时，陈独秀刚满38岁，胡适26岁，钱玄同30岁，刘半农28岁，鲁迅36岁，李大钊29岁，蔡元培41岁。同年，林纾已经65岁，严复63岁，辜鸿铭60岁，段祺瑞53岁。北大的新旧之争也就不奇怪了。
罗素说，正是由于中国学生既非没有力量又不感到舒适满意，于是便成为改革者和革命家，而不是犬儒主义者。改革者和革命家的快乐依赖于公共事业，但是即使被处死刑，他们也很可能比舒适满意的愤世嫉俗者感到更真实的快乐。
1915年9月，北京大学的开学典礼，英文门教授辜鸿铭发言：“现在人做文章都不通，他们所用的名词就不通，譬如说‘改良’吧，以前的人都说‘从良’，没有说‘改良’，你既然已经是‘良’了，你还改什么？你要改‘良’为‘娼’吗？”
盛传当时北京前门外的酒楼妓院主要的顾客多来自“两院一堂”,“两院”是参议院、众议院,“一堂”是社会上还沿用“大学堂”名称的北京大学。
周策纵在《五四运动史》中说：“教员中间有喜作侧艳之诗词，以纳妾挟妓为韵事（以纳妾为韵事的有辜鸿铭、刘半农等，咏妓的有陈独秀、黄侃等，后来又有吴虞。陈尤喜涉花柳），以赌为消遣者，苟其功课不荒，并不诱学生而与之堕落，则姑听之。”此文引的是蔡元培的原话，可见当时妓事之盛。
辜鸿铭在北大开课时给学生约法三章：第一，我进来的时候，你们要站起来；上完课，我先出去，你们才能出去。第二，我问你们话和你们问我话时都得站起来。第三，我指定你们要背的书，你们都要背，背不出来不准坐下。并称这三章受得了的便来，受不了的干脆提早退出。
吴稚晖如此讽刺“五四”时期的“海龟”：“就像面饼，拿去国外炸一炸，回来就变成蓬松硕大的油条了。”
1917年，负笈七年的胡适从美国回到国内，让他吃惊的是，七年内竟没有出版一本哲学方面的中文书籍。最后在上海翻了一整天，才找到一本《中国哲学史》，作者也只不过提出如此见解：“孔子既受天之名”和“与天地合德”。胡氏说：“（过去七年来）不但高等学问的书一部都没有，就是要找一部轮船上火车上消遣的书，也找不出！我看了这个怪现状，真可以放声大哭！”
“血气方刚，切忌连连。二十四五，不宜天天。三十以上，要像数钱。四十出头，教堂会面。五十之后，如进佛殿。六十在望，像付房钿。六十以上，好比拜年。七十左右，解甲归田。”这是吴稚晖的诗，题名《论房事》。
黄侃自命为风流人物，玩世不恭，曾经借住在吴承仕（简斋）家里。他们都是章太炎的学生，本是很好的朋友。后来不知怎么闹翻了，吴叫他搬家。在搬家的时候，黄心有不甘，爬到房梁上，写下一行大字：“天下第一凶宅”。
黄侃在北大讲课，每逢要紧处，往往要卖个关子：“这里有个秘密，专靠北大这几百块钱的薪水，我还不能讲，你们要叫我讲，得另外请我吃饭。”
黄侃在武昌高师任教时，竟与自己女儿的同学发生爱恋，不数月，二人突然宣布结婚。婚后不多时，他转到南京中央大学任教，在九华村自己建了一所房子，题曰“量守庐”，藏书满屋，有美一人，怡然自乐。并和校方约定“下雨不来、降雪不来、刮风不来”，人称“三不来教授”。
黄侃认为学问之道有五：一曰不欺人，二曰不知者不道，三曰不背所本，四曰为后世负责，五曰不窃。治学之弊有四：一曰急于求解，二曰急于著书，三曰不能阙疑，四曰不能服善。
章太炎生平清高孤傲，对黄侃却颇多嘉许。他曾劝黄著书，黄却说须待50岁后再从事纸笔。1935年，黄50岁生日，章送他一副对联云：“韦编三绝今知命，黄绢初裁好著书。”没想到联内暗藏了“绝命书”三字，黄看后愕然。一联成谶，当年10月8日，黄即因饮酒过量，吐血而死。
章太炎学问极好，但似乎生活能力比较糟糕。据说他平时不记路，自己出门常迷路。且对钱没有概念，有时让仆人出去买东西，买包子给10个大洋，买车也是10个大洋。
章太炎一生颇多自诩，至死依然。他的临终遗言是：“朴学从此中绝矣！”
汤用彤自信近于傲慢，当得知其所撰《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获奖时，汤满脸不高兴：“多少年来都是我给学生打分数，我的书要谁来评奖！”钱穆谈起汤来也是感叹不已，赞其为“纯儒之典型”。
陈寅恪留学海外18年，足迹遍欧美，哪里有好大学，哪里藏书丰富，他就去哪里拜师，对学位一概不感兴趣。他一生在20多所大学读过书，却从来没有得过“博士”“硕士”学位，“连大学的文凭也没听说他拿过”。梁启超向清华校长曹云祥推荐陈的时候，校长认为陈既没学位又没著作，觉得“这就难了”。梁很生气：“我梁某也没有博士学位，著作算是等身了，但总共还不如陈先生寥寥数百字有价值！”
陈寅恪讲授佛经文学、禅宗文学时，课堂上用的参考书一定是用一块黄布包裹，而其他课程则用黑布包裹。且一个人抱进抱出，绝不假手他人帮忙。
钱钟书上大学时曾口出狂言，说清华大学没人能教得了他：叶公超太懒，吴宓太笨，陈福田太俗！
张恨水年轻时雨后读《随园诗话》，见咏苔诗“连朝细雨刚三月，小院无人又一年”，吟哦再三。父亲骂他没出息，“读袁枚诗，闭院赏苔，尚有何胸襟乎？”
陈独秀对新社会的描述：“城市的，进步的，积极的，自由的，平等的，创造的，美的，善的，和平的，相爱互助的，劳动而愉快的，全社会幸福的。”
鲁迅说：“我的确时时解剖别人，然而更多的是无情面地解剖我自己。”“我从别国窃得火来，本意却在煮自己的肉的。”
辛亥以后，王国维接受罗振玉的劝告，一变而为大清的纯臣，不但受溥仪之封为“南书房行走”“恩赏五品衔”“赏食五品俸”，而且在学术上也“尽弃前学，专治经史”，甚至写诗歌颂慈禧“五十年间天下母，后来无继前无偶”。他此后还曾参与张勋复辟的密谋，书札暗通，间关奔走，不遗余力……
溥仪出走后，王国维便丢了饭碗，处于失业状态。出于对王的尊敬，顾颉刚给胡适写信，希望胡适能把王介绍到清华国学研究院。经过胡的运动，王国维果然被请到了清华研究院，和梁启超、陈寅恪、赵元任并称清华“国学四大导师”。
王国维曾说“生百政治家，不如生一大文学家”，因为政治家只能谋求物质利益，而文学家则可创造精神之利益，“夫精神之与物质二者孰重？物质上利益一时的也，精神上利益永久的也”。
王国维说，古今之成大事业大学问者，必经过三种境界：“昨夜西风凋碧树，独上高楼，望尽天涯路。”此第一境也。“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此第二境也。“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此第三境也。
冯友兰在其《自述》中说：“北京大学校史应该从汉朝的太学算起，因为我看见，西方的有名的大学都有几百年的历史，而北京大学只有几十年的历史，这和中国的文明古国似乎很不相称。”
1916年，张大千在重庆求精中学念书，放暑假时回内江途中，被土匪绑票。土匪要他写信回家索钱赎身，一匪看到他的字，惊叫：“这娃儿字写得漂亮，我看留他做黑笔师爷好了！”于是，张就做了一阵土匪师爷。
蔡元培掌北大不久，想请梁漱溟来北大讲印度哲学。梁当时24岁，中学毕业，于是自谦学浅，不敢应承。蔡元培反问：“你说你教不了印度哲学，那么，你知道谁能教吗？”梁说不知道。蔡说：“还是你来吧！你不是爱好哲学的吗？我此番到北大来，定要把许多爱好哲学的朋友都聚拢来，共同研究，互相切磋，你怎可不来呢？你不要当是来做老师、教别人，你当是来合作研究、来学习好了！”于是梁不再推辞。
有一次，北大评议会规定，学生必须缴讲义费。闹风潮成瘾的学生们马上集合示威。蔡元培站出来对着示威学生大喊：“你们这班懦夫！有胆的就请站出来与我决斗，如果你们哪一个敢碰一碰教员，我就揍他！”在这头愤怒的老狮子面前，学生们便如绵羊般四散了。
民国初年，北京八所国立大学的教员们经常领不到薪水，他们决定联合起来讨薪。一次，他们强迫教育次长马邻翼一起前往总统府，要求发薪水。走到教育部门口时，天下起雨来，马邻翼借口雨大，不肯继续前往。此时走在他旁边的一位学生马上把自己的雨伞打开递给他：“喏，这把雨伞你拿去！”
有一次杜威去拜见孙中山，席间谈到“知难行易”的问题，杜威对孙先生说：“过重实用，则反不切实用。在西方是没有人相信‘知’是一件容易的事。”
哥伦比亚大学设有丁良中国文学讲座基金。丁一生辛勤洗衣，稍有积蓄，临死时全部交给东家，托付他做一点有益于中国的事情。这位东家就拿这笔钱，再加上自己的一笔捐款，在哥大设立了中国文学讲座来纪念这位爱国的洗衣工。
溥仪将自己的宫殿布置得颇像美国乡下的次等客栈：中间是一张粗俗西式长桌，四周放着丑陋的椅子，桌上摆着一对粉色的玻璃花瓶，而那些美轮美奂的中式家具却被他弃置到后宫去了。
李石曾与胡适为死敌，他想搞臭胡，故意把胡向宣统请安的条子公布出来，条子上写：“臣胡适，今天有事，不能请安。”
某年夏日，胡适、蒋梦麟陪同杜威游玩西山，三人看见一只屎壳郎正在推一个小小的粪球上山坡，刚推上去一段，便随粪球一道滚下山坡，于是又从头推起，如此者不辍。三人看得入迷，各发议论。胡和蒋均说，此物恒心毅力实在可佩。杜威却说，它的毅力固然可嘉，它的愚蠢却实在可怜。
有一时期，戴季陶想到美国去读书，问孙中山意见，孙说：“老了，还读什么书。”再三请求，孙便从抽屉里拿出一枚银元说：“这你拿去做学费吧。”戴季陶说：“先生跟我开玩笑吧？”孙说：“不，你到虹口去看一次电影好了。”
邓之诚的祖父是曾任云贵和两广总督的邓廷桢。邓极不喜欢白话文，学生试卷中凡用“的”之处，他一律改成“之”。一天，他用沉重的西南官话说：“同学们，千万要听明白，城里面有个姓胡的，他叫胡适，他是专门地胡说。”
陈独秀是警察局的常客。有一次，蒋梦麟接到警察局一个朋友的电话：“我们要捉你的朋友了，你通知他一声，早点跑掉吧，要不然大家都不方便。”蒋赶紧通知陈出逃。李大钊是河北人，会说河北乡下话，路径又熟，于是陪同陈独秀坐骡车往天津方向出逃。当他们逃到某山村，李写一封信给蒋，中有“夜寂人静，青灯如豆”之语。
北大图书馆长李大钊找到代理校长蒋梦麟，希望能给毛泽东安排一个职位。蒋于是写了张条子：“派毛泽东为图书馆书记，月薪十七元。”后来，某英国议员开玩笑对蒋梦麟说：“如果你那时候多给他一点钱，也许毛泽东就不会变成共产党了。”
辜鸿铭在北大讲课时对学生们公开说：“我们为什么要学英文诗呢？那是因为要你们学好英文后，把我们中国人做人的道理，温柔敦厚的诗教，去晓喻那些四夷之邦。”
在北大任教时，辜鸿铭脑后尚留着已经落伍的小辫子，一走进课堂，学生们便哄堂大笑，辜不以为然，他平静地说：“我头上的辫子是有形的，你们心中的辫子却是无形的。”
赵元任1910年入美国康奈尔大学，主修数学，最终却一生精研语言学，被尊为“汉语言学之父”，还曾当选美国语言学学会主席。有一次女儿问他为什么要研究语言学，赵答：“好玩儿。”
罗素应邀来华演讲，由赵元任做翻译。有一天，罗素在师大演讲，由于赵元任正和杨步伟处在热恋中，两人双双迟到，害得罗素只能呆坐台上。罗素看到赵偕一女孩进来，禁不住小声地对赵说：“坏人！坏人！”
“五四”前后，黄侃和胡适同在北京大学任教。黄竭力反对胡适所提倡的白话文运动。有一次，黄侃对胡适说：“你口口声声要推广白话文，却未必出于真心。”胡适不解其意，问其故。黄侃答道：“如果你身体力行的话，名字就不应叫胡适，应该叫‘往哪里去’才对。”胡适听后一时语塞。
老舍年轻时文稿常被编辑改动，后来他在书稿旁怒题：“改我一字，男盗女娼。”如此自视一贯正确，当不是老舍作风。
知堂老人曾述及“马家列传”，即马鉴先生一家兄弟之事。马家兄弟九人，后留存五人。马大先生不在了，只留有一子；马二先生即北大的马幼渔，名裕藻；马四名衡，字叔平；马五名鉴，字季明；马七名准，字绳甫；马九名廉，字隅卿。这“宁波群马”不仅是名教授，而且是立德立言的学人。
杨仁山（杨步伟的祖父）初到伦敦时，见每一卧房中均有一个很漂亮的大花盖瓷锅放在床前柜子里，觉得稀奇。那年除夕，大家做了五样大菜，每人从柜子里拿出一个来盛菜，摆在桌上，并邀来英国女同事一起吃。不料这些英国女子一到饭厅便大笑不止。大家莫名其妙，问其故，曰：“此物为英式尿盆也！”好在还不曾用过，于是照吃不误，且特意留了照片为念。
孙伏园主编《晨报》副刊时，曾将好友鲁迅的诗《我的失恋》编发进去，晚上回报社看大样时，却发现独独少了鲁迅这首诗，心中郁闷不已。代主编刘勉慌忙过来说：“鲁迅那首诗实在要不得，所以我抽去了。”孙一时大怒，一巴掌便打将过去，且紧追不舍，大骂一通。第二日，他便辞去《晨报》副刊编务，去《京报》编副刊了。《晨报》副刊由徐志摩接着编了下去，但亦不能与《京报》相比。
1918年6月，复旦大学创办人马相伯在一个毕业典礼上发表演说：“现在世道日衰，人心不古，教会和军政府都是强盗，一天到晚地抢。春光一刻值千金，你们多少春光被他们抢去了！……”台下学生们不禁会心大笑。
周恩来在南开大学的时候，由于参加学生运动，经常受到学校处罚。后来周恩来说：“我是爱南开的，可是南开并不爱我。”现在南开大学的南门立有周恩来像，高大，肃穆，端着手臂，并有他的题字：“我是爱南开的。”
1919年，陈独秀的儿子延年、乔年来北大看望他，但他们不被允许直接进家，而是像其他人一样，各自准备一张名片，上书“拜访陈独秀先生”，下署名号，方得见。
有岛武郎在《四件事》中说：第一，我因为寂寞，所以创作；第二，我因为欲爱，所以创作；第三，我因为欲得爱，所以创作；第四，我又因为欲鞭策自己的生活，所以创作。此人深得周氏兄弟推崇，大概是心有戚戚焉。
周氏兄弟在日本留学其间曾经翻译一些外国小说，大多数是北欧的，译笔古奥，而且结集出版时命名为《或外小说集》。“或”是“域”的古字，如此写法自是受老师章太炎的影响。这本《或外小说集》共两册，1909年分别于东京和上海出版。胡适说“域外小说集比林译的小说确是高得多”“是古文翻的小说中最了不得的好”。但是这本书上下两册分别只售出21本和20本。
“她”字是古代“姐”字的异体，其读音、意义原本和现代汉语都不相同。1917年，刘半农恢复了“她”字，并倡议用“她”来指称第三人称的女性。1920年，又写了《教我如何不想她》，经由赵元任谱曲成歌，广为传唱，而“她”字也借歌被人们广为接受。
有一位青年非常喜欢《教我如何不想她》，他便到赵元任家去，想请赵介绍他认识刘半农。碰巧刘半农来赵家，赵当即作介绍道：“这就是你要认识的刘半农先生。”青年起立相迎，颇感失望，情不自禁地说了一句：“原来是这个老头啊！”刘半农颇有所感，写了一首打油诗：“教我如何不想他，请进门来喝杯茶。原来如此一老叟，教我如何再想他！”
诗人康白情在北大念书时，选学了马叙伦先生的老庄哲学，每次上课，照例迟到。马叙伦授课颇为专注，对学生是否缺课，有无迟到，从来不大注意。一日，马叙伦开讲《庄子》，正讲得兴起，康又径自推门而入。这次马叙伦忍不住了，放下《庄子》责问康白情何故来迟。诗人答：“住得太远。”马先生火气大发，说：“你不是住在翠花胡同吗？只隔了一条马路，三五分钟就可走到，何得谓远！”诗人马上说：“先生不是在讲庄子吗？庄子说：‘彼亦一是非，此亦一是非。’先生不以为远，而我以为远。”
1917年，刘半农应陈独秀的邀请，任北大预科教员。后被人讥嘲学识太浅，于是愤而出国，先在英国伦敦大学，后在巴黎大学，于1924年获语文学博士学位。但是这个博士却读得异常辛苦。刘留欧开始是一个人，后来夫人、孩子也跟着出了国。夫人一来就又怀了孕，还生了双胞胎。这样一来，一家三口突然增至五口。因为北洋政府财政竭蹶，公费又迟迟不来，一家人过着叫花子一样的生活。赵元任携妻子经欧回国时曾专门去看望刘，为其处境担忧。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欧洲男女比例严重失调，德、法尤甚。留欧学生中不少人都与洋女有过一夕之欢，其中不乏携洋妇归国者，如何思源、张道藩、谭伯羽、徐仲年等人。陈寅恪和傅斯年却洁身自好，从无绯闻。当时留欧的学子都称：“陈寅恪和傅斯年两人是宁国府大门口的一对石狮子，是最干净的。”
金克木在北大图书馆当过图书管理员。有一次，一位身穿长衫、神气落拓的先生，挟着布包来借书，请馆长准予借出。管古籍的人对金克木说：这位先生不在北大教书，要借的又都是珍本善本，借出去后如何收得回啊！便以馆长已换人为由婉拒了。金克木随后根据这张书单上的书名翻阅各书。多年后他回忆说：“这位我久仰大名的教授，他不远几十里从城外来，用一张书单给我上了一次无言的课。”这位先生即是陈寅恪。
林语堂憧憬说：“世界大同的理想生活，就是住在英国的乡村，屋子里安装着美国的水电煤气等管子，有个中国厨子，娶个日本太太……”其理想颇类似我们N年前的“楼上楼下，电灯电话”。
辜鸿铭说：“中国人缺少精确性的原因又何在呢？我说依然是因为他们过着一种心灵的生活。心灵是纤细而敏感的，它不像头脑或智慧那样僵硬、刻板。实际上，中国人的毛笔或许可以视为中国人精神的象征。用毛笔书写绘画非常困难，好像也难以准确，但是一旦掌握了它，你就能够得心应手，创造出美妙优雅的书画来，而用西方坚硬的钢笔是无法获得这种效果的。”
吴稚晖对“整理国故”颇不以为然，“这国故的臭东西，他本同小老婆吸鸦片相依为命。小老婆吸鸦片，又同升官发财相依为命。国学大盛，政治无不腐败。因为孔孟老墨便是春秋战国乱世的产物，非再把他丢在茅厕里三十年”。
鲁迅在《灯下漫笔》中说，中国历史上只有两个时代，一个是“想做奴隶而不得的时代”，一个是“暂时做稳了奴隶的时代”。
鲁迅说，与朱安结婚是母亲送给他的“一个意外的礼物”，是母亲在娶儿媳妇，“我只能好好地保养她供养她，爱情是我所不知道的”。
1920年，劳工和大批留法学生回国，很多人担心这些回国的工人将成为“潜在的布尔什维克”。事实也证明了这种担心不无道理，这些人里面就包括：周恩来、蔡和森、向警予、吴玉章、李立三、张昆弟、罗学赞、李富春、蔡畅、王若飞、李维汉、陈毅、邓小平……
邓小平留学巴黎时在雷诺汽车公司打工。像许多留法学生一样，他也热衷于土豆、法国葡萄酒、奶酪、咖啡，并且迷上了足球，这成了他终生的喜好，他曾花5法郎去买一张便宜的足球票，而这是他一天的饭钱。
冯友兰北大毕业时，师生在一起照相留念，老师们坐在前一排，学生们站在后边。陈独秀恰好和梁漱溟坐在一起。梁很谨慎，把脚收在椅子下面；陈很豪放，把脚一直伸到梁的前面。相片出来以后，班长孙本文给陈送去了一张，他一看，说：“照得很好，就是梁先生的脚伸得太远了一点。”孙说：“这是先生您的脚。”陈仔细看过，哈哈大笑。
林徽因原名林徽音，后来她发现有个男作家叫林微音，她对其作品很不感冒，于是改“音”为“因”，并说：“我不怕人家把我的作品误为林微音的，只怕日后把他的作品错当成我的。”
1919年2月，胡适的《中国哲学史大纲》出版，初版封面上赫然印着“胡适博士著”。据说在学位问题上，胡与《围城》里的方鸿渐共同之处颇多。胡一生虽得了35个博士学位，可惜都是后来授予的荣誉博士。据唐德刚考证，胡的博士学位其实没大问题，只是拿到得晚了点。
金岳霖认为胡适有人生观，可是没有什么世界观。“对于宇宙、时空、无极、太极……这样一些问题，他根本不去想；看来他头脑里也没有本体论和认识或知识论方面的问题。他的哲学仅仅是人生哲学。”
1917年春，青年毛泽东用一个很奇怪的名字“二十八划生”给《新青年》寄去了一篇稿子《体育之研究》，不久即刊登。毛在写这篇文章时，尚是一个斯巴达式体育训练的热心提倡者。
杜威在游历中国后发表感言说：这是一个奇怪的国家。所谓“民国”，只是一个笑话。可是在某些地方，又比我们要更民主些。这里有完全的社会平等，但妇女除外。议会，十足是个虚幌的滑稽剧，但自动自发的舆论，像现在这样，却有异常的影响力。
罗家伦曾致信蔡元培，请求和蔡先生的女儿订婚。蔡回信云：婚姻自主，父母无权干涉；况小女未达婚龄，你之所求，未免过分。
鲁迅对京剧一直心存不满。他自1902至1922年的20年间，总共看过两次京剧，而给他留下的印象无非是“咚咚咣咣的敲打，红红绿绿的晃荡”“一大班人乱打”“两三个人互打”。他甚至不承认京剧是戏，认为它只是“玩把戏”，“毫无美学价值”。
1919年5月4日，北大、高师等学校3000余人冲往赵家楼曹汝霖家，兴师问罪。高师学生匡互生和余慎初当时走在队伍的最前面。匡见到院内有军警守卫，便凭着满腔热忱，居然说服军警打开大门。学生们一拥而入，拖出来一个像是宅主的人，大打出手，事后方知此人是章宗祥。
余慎初先生回忆说：“如果当时没有匡互生，游行队伍闹一阵后很可能就各自返校，‘五四’运动也许就会改期了。”
“五四”运动感染了全社会，1919年6月10日，上海一位名叫红莲的妓女联络上海名妓，组织起了“青楼爱国团”。她们携手上街，声援学生，并在印发的传单中称：“我们花界，斯也虽剪，爱国则一。愿我同胞，抱定宗旨，坚持到底。国贼弗除，学生不放，誓死不休。”
杜威来中国访问时，适逢“五四”运动爆发。1919年6月20日，他在写给他女儿的信中说：“要使我们国家14岁多的孩子领导人们展开一场大清扫的政治改革运动，并使商人和各行各业的人感到羞愧而加入他们的队伍，那是难以想像的。这真是一个了不起的国家……”
“五四”运动爆发时，郑振铎写了一首诗《我是少年》：“我是少年！/我是少年！/我有牺牲的精神，我有自由不可挡。/我过不惯偶像似的流年，我看不惯奴隶的苟安。/我起！我起！/我欲打破一切权威！”有“五四”亲历者回忆说：“那一天我们还是少年。”
1919年5月8日，蔡元培被徐世昌解了职。蔡留下一封启事后便悄然离去：“吾倦矣！‘杀君马者，道旁儿。’‘民亦劳止，汔可少休。’我欲少休矣！北京大学校长之职，已正式辞去；其他向有关系之各学校、各集会，自五月九日起，一切脱离关系。特此声明，惟知我者谅之。蔡元培启。”
陈独秀在《研究室与监狱》一文中说：“世界文明发源地有二：一是科学研究室，一是监狱。我们青年要立志出了研究室就入监狱，出了监狱就入研究室，这才是人生最高尚优美的生活。从这两处发生的文明，才是真文明，才是有生命有价值的文明。”纵观其一生，也正是实践了这一豪言。
梁漱溟在《中国文化要义》中写道：“中国文化之最大偏失，就在个人永不被发现这一点上。一个人简直没有站在自己立场说话的机会，多少感情要求被压抑，被抹杀。”
蒋梦麟在1919年底写道：“自从五月以来，大约有350种周报出版，这些周报通常印在一张大纸上，有半张日报那样大，中间折起来，变成4页。”据周策纵估计，“五四”时期，即1917到1921年间，全国新出的报刊有1000种以上。杜威说，这些报纸最大的特点就是“有大量的问号”，“在一个信仰既有权威的教条，又是使人感觉满足的国家里，这种提出疑问的热潮，预示着一个新时代的到来”。
“五四”冲击波让青年们的反叛热情达到高潮。一位当年的见证者说：“我在南京暑期学校读书，曾看见一个青年，把自己的名字取消了，唤作‘他你我’。后来在北京，在北大第一院门口碰见一个朋友偕了一个剪发女青年，我问她：‘你贵姓？’她瞪着眼看了我一会，嚷着说：‘我是没有姓的！’还有写信否认自己的父亲的，说：‘从某月某日起，我不认你是父亲了，大家都是朋友，是平等的。’”丁玲女士本不是姓丁的，她觉得“丁”字好写，遂自作主张改姓了丁。
蒋梦麟说，“五四”事件使中国人第一次真正懂得了“他们的力量在于组织起来”。
“五四”期间，陈独秀起草的《北京市民宣言》，提出“市民须有绝对集会言论自由权”。稍后，谈到“政治的民治主义”的时候，他又重申：“我们既然是个‘自由民’，不是奴隶，言论、出版、信仰、居住、集会这几种自由权，不用说都是生活必需品。”
一位“五四”参与者回忆：“被捕的学生初由各地的警察送到各警察分局分所，而那些学生就在各分局分所对着看守的警察演讲起来，演讲的学生大都‘垂泪而道’，而听讲的警察亦大都‘掩面而泣’，甚至于有深表同情于学生而大骂那些卖国贼段徐曹章辈者。”
直系将领吴佩孚致电徐世昌声援学生运动：“大好河山，任人宰割，稍有人心，谁无义愤。彼莘莘学子，激于爱国热忱而奔走呼号，前仆后继……其心可悯，其情可嘉，其情更可有原。”
“五四”运动爆发后，孙中山写信给北大校长蒋梦麟，要他“率领二千子弟，助我革命”。
1920年，张竞生留学归来，见广州内外饥民如蚁，人满为患，痛感中国之贫弱与滥生滥育有关，遂上书陈炯明说：“一国的强盛，不在人口繁多，而在于人人都是有人的资格。”他认为应严格实行一夫一妻制，每对夫妇只准生两个孩子，超过受罚。不料，此提议却戳中了陈炯明的痛处：陈不仅妻妾成群，孩子也有20多个。陈因此对左右笑道：“此公大概有神经病吧。”
鲁迅29岁自日本“束装返国”后，先在杭州师范学堂做化学和生理学教员，后去绍兴中学堂当教务长。之后又出走，想到一家书店当编译员，结果被拒。苏雪林由此而判断，“鲁迅读书老是读一个时期便换学校，当教员也爱跳槽，想必是欢喜同学校当局磨擦，或与同事闹脾气，亦可见他与人相处之难”。
据鲁迅的学生孙福颐说，鲁常怀疑有人会暗害他。由日返国后，曾订制一把小刀，藏在枕头下，每夜枕着睡觉。又据鲁的太太许广平说，鲁常做噩梦，经常梦见自己出门时，黑暗中两边埋伏着两个人，他一喝，那人影便隐去不见了……苏雪林觉得鲁“这么疑神疑鬼，在自造的荆天棘地里度日，做人岂不太苦？”
1920年，胡适将所著《中国哲学史大纲》送了一本给章太炎，扉页上题写了“太炎先生指谬”，下署“胡适敬赠”，并在两个人的名字旁各画了一条黑杠。太炎先生尚不知新式标点为何物，看见自己名字旁加了黑杠，不禁大骂：“何物胡适，竟敢在我名下胡抹乱画！”后来看见胡适的名字旁也有黑杠，方才作罢。
“五四”运动爆发时，胡适正陪杜威在上海访问。唐德刚认为杜东来，胡“竟然率众弟子，夹道匍匐，顶礼膜拜，使杜和尚飘飘然，认为孺子可教，吾道东矣”是“何其懦哉”！“按说，杜威东来之时，我们的胡先生应该把傅斯年、罗家伦、段锡朋等众儿郎唤齐，两班侍立，自己升帐设座，‘口吟六艺之文，手披百家之编’，人分宾主，学辨东西，和杜威来个分庭抗礼，才是正轨。”
《胡适文存》初版于1921年，八年之内印行了12版，47000部，1930年又重排第13版。1920年，《尝试集》出版，两年之内增订4版。章士钊把“的底他它吗呢吧咧之文变”归罪胡适，其实不知道这实在是时势造英雄，“形势比人强”。
唐德刚形容胡适初到北大之得意状：“老博士一肚皮学问，满头脑真知灼见，再加上个能说会讲的嘴巴……可以想见，在北京大学红楼之内，聚天下英才而讲演之，三山五岳，古今中外……闭起眼睛吹起来，吹得讲台之上，天花乱坠，讲台之下，欢笑四起，掌声如雷；胡博士好不乐煞人也么哥！”
从20世纪30年代始，胡适迅速倒向蒋政权，并失去了在青年中的地位和影响，成为半官方的学者。瞿秋白嘲讽曰：“文化班头博士衔，人权抛却说王权，朝廷自古多屠戮，此理今从实验传。”
1919年7月，毛泽东在陈独秀被捕以后著文高呼“我祝君至坚至高的精神万岁”“陈君万岁”；在与斯诺谈话中，毛说“他影响上比任何人更大”；在《七大工作方针》中，毛再次讲到，“斯大林在一篇演说里把列宁、普列汉诺夫放在一起，联共党史也说到他（指普）。关于陈独秀，将来修党史的时候，还是要讲到他”。
胡适的《尝试集》虽说是中国第一部新诗集，但正如胡适自己所承认的，他的一首首诗就像是一只只被裹了很长时间以后重新放开的脚，那样的脚不大不小，那样的诗则半新不旧，都散发着陈腐气息。
鲁迅：“在无边的旷野上，在凛冽的天宇下，闪闪地旋转升腾着的是雨的精魂……是的，那是孤独的雪，是死掉的雨，是雨的精魂。”
1920年，毛泽东在《与黎邵西书》中说道：“可惜我太富于感情，中了慷慨的弊病”“我因易被感情驱使，总难厉行规则的生活”。
章太炎在日本填写的一张户口调查表：“职业：圣人；出身：私生子；年龄：万寿无疆。”不是自视过高，就是欺人不懂汉字。
章太炎最喜欢吃的东西，是带有臭气的卤制品，特别爱好臭乳腐，直臭到满屋掩鼻。有一位画家钱化佛，是章府的常客。一次，钱带来一包紫黑色的臭鸡蛋，章见到此物欣然大乐，他深知钱的来意，就问：“你要写什么，只管讲。”当时钱就拿出好几张斗方白纸，每张要写“五族共和”四个字。后来，钱又不断带些奇怪的臭物来：苋菜梗、臭花生、臭冬瓜等等，前后共计得到章的题字一百多张。钱将其裱好，挂在自家店中，以每条十元售出，小赚了一把。
辜鸿铭好嫖，他搬出《大学》、孔夫子为自己辩解道：“《牡丹亭》曲本有艳句云：‘一生儿爱好是天然。’此原本于《大学》‘如好好色’之意。余谓今人之心失真，即于冶游、赌博、嗜欲等事也可见一般。孔子说：‘古之学者为己，今之学者为人。’余曰：‘古之嫖者为己，今之嫖者为人。’”
辜鸿铭在帮袁世凯做《二十一条》的翻译之时，领到300大洋，径直去了八大胡同，散于胭脂堆中，不领回家去，以表示“不使人间造孽钱”之意。
闻一多曾盛赞郭沫若的《女神》：“若论新诗，郭沫若君的诗才配称新呢，不独艺术上他的作品与旧诗词相去甚远。最要紧的是，他的精神完全是时代的精神——二十世纪的时代的精神。有人讲文艺作品是时代的产儿，《女神》真不愧为时代的一个肖子。”
胡适颇以故乡徽州自豪，故常夸口说，姓胡的、姓程的、姓叶的都是起源于徽州。他还说问过汪精卫、叶恭绰，他们都承认祖上是徽州的。于是有人调侃胡适说：“胡先生，如果再扩大研究下去，我们可以说中华民族起源于徽州了。”
谭鑫培的戏风靡北京，各大学多有谭迷。一天课间休息，教师们闲话谭的《秦琼卖马》时，胡适插话：“京剧太落伍，用一根鞭子就算是马，用两把旗子就算是车，应该用真车真马才对……”在场者都静听高论，无人说话。只有黄侃立身而起，道：“适之，适之，那要唱武松打虎怎么办？”
辜鸿铭翻译水平一流，和林纾、严复齐名。但辜不服林、严两位，认为他们都属“大可鄙薄”之人。一日三人同赴酒席，辜鸿铭大骂他们是大清和中国之罪人，当杀之而后快。事后有人问辜何以如此激烈，辜道：“严又陵所译《天演论》主张物竞天择，于是国人只知有物竞，不知有公理，于是兵祸连接、民不聊生。至于林琴南所译《茶花女》，使人只知谈恋爱，不知礼教是何物。不杀这两个，天下哪能太平！”
“五四”运动时期的两大口号是“科学”和“民主”。辜鸿铭相信科学，因此从来不骂科学，对民主却是深恶痛绝。在文章中，他就把民主的英文“Democracy”改成了“Demon-crazy”， “Demon”是“魔鬼”的意思，而“crazy”是疯狂的意思，因此辜鸿铭认为，民主就是“魔鬼”+“疯狂”。
陈独秀认为“五四”运动特有的精神有二：一、直接行动；二、牺牲精神。
胡适曾下决心“二十年不干政治，二十年不谈政治”。丁文江说：“你的主张是一种妄想：你们的文学革命，思想改革，文化建设，都禁不起腐败政治的摧残。”丁还说，如今“最可怕的是有知识有道德的人不肯向政治上去努力”。胡适后来遂改变初衷，积极议政。
1921年春天，少年无政府主义者巴金写道：“妨碍人民自由就是‘政府’。自从有了政府后，我们的自由全然失去，一举一动都要受政府的干涉。”
商务印书馆的创始人之一高凤池说：“我觉得社会中有三种事业非常重要。一种是银行，一种是报馆，一种是书业。这三种事业与国家社会民族极有关系，力足以移转国家社会的成败、兴衰或进退。”
有段时间胡适对墨子很感兴趣，于是见到黄侃就大谈墨学。黄等他说完，骂道：“讲墨子的人都是混账王八蛋。”胡知道黄素有“黄疯子”之称，便没有理会。谁知黄接着大骂：“胡适的父亲，也应是混账王八蛋。”胡大怒，黄则缓缓道：“你不要生气，我只是考考你。你知道墨子讲兼爱，所以墨子心中无父，而你心中有父，故不是墨子标准信徒。”
1922年5月13日，由胡适起草，经蔡元培、李大钊等16人联合签署的题为《我们的政治主张》提议：“第一、我们要求一个‘宪政的政府’”“第二、我们要求一个‘公开的政府’”“第三、我们要求一种‘有计划的政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