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入底蕴实事求是--古典文学作品人物形象研究之我见

《光明日报·文学遗产》第647、第648期发表的李春祥、胡邦炜二同志的文章，就《三国演义》中的貂蝉形象提出了截然不同的看法：李文认为貂蝉是一个有自我牺牲精神的人物，是一个值得称道的妇女形象；胡文则认为貂蝉不过是政治谋略的牺牲品，罗贯中对她的描写表现了落后的妇女观。这就使人想到一个问题：为什么对同一部古典文学名著中的同一个人物形象，会产生如此相左的看法?

应该看到，问题不只是牵涉到《三国演义》中的貂蝉，在其他古典名著的研究中，也不乏类似的现象。例如，在《红楼梦》研究中，对薛宝钗的形象就有两种背道而驰的观点：一种认为薛宝钗是一个忠实信奉封建正统思想的"淑女"，其结局也是不幸的；另一种则把薛宝钗看作一个奸险狡诈的野心家、阴谋家，不择手段地要爬上"宝二奶奶"的地位。再如，在《西游记》研究中，对孙悟空的形象也有两种根本对立的观点：一种认为孙悟空是勇于反抗封建统治的英雄，另一种则认为孙悟空是向封建统治者投降了的叛徒。许多读者对这种歧异的观点感到迷惑不解，有的人甚至误认为文学研究就是"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带有很大的主观随意性。究竟应该怎样认识这种现象呢?

我认为，可以从两个方面来分析这个问题。

一方面，文学艺术发展的历史已经反复证明，凡属伟大的文艺作品，凡属真正站得起来的典型形象，都具有深厚的思想内涵和多方面的艺术魅力，不同时代、不同阶级、不同观点的人们，可以从中得到大不一样的感受和启示。即使是同一时代、同一阶级的人们，由于个人经历、文化修养、审美趣味、欣赏习惯等诸多因素的不同，对于同一部作品、同一个人物形象的认识也是千差万别的。正是由于这个原因，对于那些古典文学名著及其人物形象的研究，总是异彩纷呈，光景常新，永无止境。一种观点，只要持之有故，言之成理，就有其存在的价值。所以，应当允许在古典文学作品人物形象研究中"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把这种"放"和"争"视为促使研究逐步深入的正常渠道，而不必对不同观点的存在大惊小怪，在艺术探讨上不应该强求一律，定于一尊。

另一方面，文艺鉴赏和研究的历史也反复证明，在形形色色的看法中，并不是任何一种意见都有根有据，合情合理，其中确有无知妄说，确有无根之谈，确有偏激之论。对古典文学作品人物形象的研究也是如此。这里确实有一个尊重科学，讲究方法的问题。我想着重就这一方面略申愚见，以就正于方家。

俄国十九世纪杰出的文艺理论家杜勃罗留波夫曾经指出，文学批评有两重任务：其一，"发现事实，指出事实"；其二，''根据事实进行评判"(《黑暗王国中的一线光明》)。拿古典作品人物形象的研究来说，我认为应该做好这样两项工作：一是根据作品产生时代的历史条件，如实地指出作品的思想内涵，作品中人物形象的历史生活依据和作家对各个人物形象的爱憎褒贬，分析每个人物形象的性格特色和美学价值；二是站在今天时代的高度，分析作品中人物形象的认识意义及其给予我们的种种启示。这两项工作不能截然分开，而是有机地联系在一起的；但二者又有明显区别，不能划等号。要使二者互相补充，在研究中构成一个整体，前提是要深入作品的底蕴，关键是要实事求是。

深入底蕴，就是要认真琢磨作品的情节，把握人物的全部语言、行动和心理，从全篇或全书描写的总和中，仔细地揣摩作家的创作意图，发现作家的真意所在，领会作家为什么要这样写而不那样写，从而找准人物性格的基调，发现人物性格发展的脉络。列宁说得好："要真正地认识对象，就必须把握和研究它的一切方面、一切联系和'媒介'。我们决不会完全地作到这一点，可是要求全面性，将使我们防止错误，防止僵化。"(转引自《矛盾论》)只有这样，才谈得上人物形象研究的科学性。浮光掠影，浅尝辄止，取其一点，不计其余，只能使研究工作失去坚实的基础，导致架空分析，偏执一端，那就难以得出科学的结论。就拿《三国演义》中的貂蝉来说，在剖析这个形象之前，至少应该明确这样几点：第一，《三国志通俗演义》是一部名副其实的政治历史小说，罗贯中是要艺术地再现汉末三国时期纷纭复杂的政治军事斗争，寄托自己的政治理想，而无意于塑造一批可与那些叱咤风云的须眉英雄们抗衡的妇女形象；事实上，当时的妇女确实也不曾与男子平等地建功立业。第二，罗贯中在《演义》中写到貂蝉，一方面是因为史书中本有吕布"阴怨(董)卓"，又"与(董)卓侍婢私通，恐事发觉，心不自安"的记载(《三国志·魏书·吕布传》)，写这个反复无常之徒为女色而成为王允诛董卓的帮手，确实合情合理；另一方面，《三国志平话》和元杂剧中的《连环计》已经为貂蝉形象奠定了基础，并已广泛流传，罗贯中采之人《演义》，是很自然的事，而他把貂蝉与吕布由失散的夫妻关系改为原本素不相识，情节更为合理。第三，罗贯中写貂蝉，并不是津津有味地欣赏她如何被侮辱被损害，而是表现她怎样由一个平凡的歌女而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发挥了关键性的作用。第四，罗贯中在"连环计"这几则中描写了貂蝉过人的机智，而在后来又以不多的笔墨表现了她的平庸，必须把这两个方面统一起来加以研究。考虑到以上种种，人们在作出自己的结论的时候，可能会更加全面，观点的歧异也会小一些。

实事求是，就是在深入作品底蕴的基础上，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对其中的人物形象进行恰如其分的历史的和美学的分析，既不片面拔高，也不随意贬低；既不是用自己的思想去代替作者的构思，也不是毫无见解地罗列现象。仍拿貂蝉来说，以一个妙龄女子，舍弃自己的青春，去周旋于残暴的董卓和剽悍的吕布之间，这未尝不可以说是一种自我牺牲；而当这种牺牲同王允的诛灭元凶，"重扶宗庙，再立江山"的政治目的联系在一起的时候，也确实在某种程度上带上了崇高而悲壮的色彩。但是，必须看到，貂蝉这番行动，完全是因为"妾之贱躯，自幼蒙大人恩养，训习歌舞，未尝以婢妾相待，作亲女视之。妾虽粉骨碎身，莫报大人之万一。""倘有用妾之处，万死不辞。"(《三国志通俗演义》卷二，《司徒王允说貂蝉》则)这纯粹是一种报恩思想，同封建社会中流行的"士为知己者死"的传统观念十分合拍；而对于国家兴亡，民生疾苦，她其实倒很少考虑。所以，这种自我牺牲的动机还是很狭隘的。正因为如此，当董卓伏诛，她归了吕布之后，她便以为已报王允大恩，可以安心当吕布之妾了。明白这一点，就可以理解为什么貂蝉后来再也没有任何值得称道的作为，却满足于与吕布终日厮守，甚至当吕布困守下邳，岌岌可危之时，她仍然只知道"将军与妾作主，勿轻骑自出。"(《三国志通俗演义》卷四，《白门曹操斩吕布》则)因为她本来就缺乏"以天下为己任"的胸襟啊!只有综观书中有关貂蝉的全部描写，才能对她的献身作出比较恰当的评价。

黑格尔曾经指出："人们总是很容易把我们所熟悉的东西加到古人身上去，改变了古人。"(《哲学史演讲录》卷一，第42页)这种以今绳古，"改变古人"的作法，乃是科学研究之大忌。事实上，把作品中的人物形象当作"可以任人打扮的女孩"，随心所欲地予以解释；套用时髦的术语，把人物形象纳入自己主观认识的框子；观点摇摆，忽左忽右，片面追求新奇而不管是否符合作品的实际......诸如此类不实事求是的现象，在古典文学研究中还时有表现。当然，绝大部分研究工作者治学是严肃的，许多同志的观点产生于刻苦钻研之后；但即使如此，要使自己的研究真正符合作品的实际，也是很不容易的。当人们都深入了作品的底蕴，又都尽量实事求是地进行分析的时候，是不是所有的观点都会统一呢?那也不会。这不仅因为"实事求是"乃是一个很高的标准，难以完全达到；而且如前所述，因为伟大的作品和典型的人物形象具有多侧面、多层次的思想内涵，人们往往是着重体味其中的某一个侧面，而难以穷尽其丰富意蕴。我们只能说，按照"实事求是"的标准去努力，可以减少主观臆测，有利于各种观点的交流和磋商。这样，我们的研究工作就会既是科学求实的，又是丰富多彩的，就能健康地向前发展，有利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建设。(原载1984年8月7日《光明日报》第3版。《文学遗产》1985年第3期发表((1984年明清小说研究中的新特点和新方法)一文，对本文予以好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