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谈《三国演义》的地理错误

1985年1月，我和任昭坤同志合写了《试谈(三国演义)的地理错误--从渭南之战说起》一文(载《三国演义学刊》第1辑，四川省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5年7月出版)。文章剖析了嘉靖本《三国志通俗演义》对渭南之战(曹操征马超之战)的描写，指出了其中一连串地理错误，意在引起广大读者和研究工作者的重视。五年多来，通过反复研读《三国演义》，特别是通过编纂《三国演义辞典》和以后的文史对读，我越来越深切地感到， 《演义》中确实存在着相当多的"技术性错误"；其中，地理错误便是一个突出的方面。在本文中，我想对这类错误作一番比较系统的分析。

一

首先应当强调的是，我和绝大多数文学研究工作者一样，认为文学和历史是两个不同的范畴，文学家有权对历史事件和人物作出自己的审美判断，有权(而且必须)进行适当的艺术虚构；不应当时时处处用历史来规范文学，使文学成为历史的

附庸。然而，这绝不是说，文学家在创作中可以不受任何制约。仅就地理描写而言，在写到历史上实有的地名时，不管作家如何进行艺术虚构，他笔下的地名都应该头绪清楚，其相对位置不能任意颠倒。这既是一个常识问题，也是一个创作原则问题。

综观《三国演义》全书，地理问题十分复杂。除了作者有意虚构的地名之外，对于书中几百个历史上实有的地名，由于作者的历史地理知识不足和传抄、刊刻等方面的原因，造成了地理错误。这些错误，大致可以归纳为八种(下举各例，均取自通行的人民文学出版社整理本《三国演义》)。

(一)政区概念错误

汉末三国时期，基本的地方行政区划为州--郡--县三级；另有王国，相当于郡；侯国，相当于县。东汉全国分为十三州；三国共有十七州，其中魏、吴各置荆州、扬州，实际只有十五州。降至隋代，鉴于南北朝时州郡设置过多，乃废郡为州，将地方行政区划改为州--县两级或郡--县两级，于是州、郡地位相等。唐代基本行政区划仍为州(一度改为郡)--县两级，后又形成道--州、府--县三级行政区划。到了宋代，地方行政区划为路一府军、监--县三级，府、州地位仍平行。这些变化，都在宋、元以来的"说话"艺人和小说作者头脑中留下了印象，使他们常常缠杂不清，发生许多概念错误。罗贯中便是这样。

例子之一："沛国谯郡人也。"(第一回，8页)

按：沛国系王国，地位相当于郡，其下应辖县，而不能辖郡，故原文误。今据《三国志·魏书·武帝纪》，改为"沛国谯人也"("谯"即谯县)。

例子之二："九郡四十二州官员。"(第三十四回，300页)按："九郡"指荆州辖区(荆州原辖七郡，后增置襄阳、章陵二郡)，郡只能辖县，故原文误。今据《后汉书·郡国志》，改为"九郡四十二县"(四十二县指襄阳、南阳、江夏三郡所辖县总数)。

例子之三："此西川五十四州之图也。"(第三十八回，328页)

按："西川"为唐代以后的政区名，此处实指益州；其下不能再设州，故原文误。今据《后汉书·郡国志》，改为"益州五十四县"(益州除南中四郡外，蜀郡、巴郡、汉中、广汉、犍为五郡共辖五十四县)。

例子之四："江南八十一州百姓。"(第四十八回，411页)按："江南"指孙权所据吴郡、会稽、丹阳、豫章、庐陵、庐江六郡，六郡皆属扬州，其下岂能又有"州"?"州"实应为"县"。今据《后汉书·郡国志》及《三国志·吴书·吴主传》，改为"江南八十三县"(六郡原辖七十八县，孙权增置五县)。(二)大小地名混淆

《演义》常常对具有隶属关系的大小地名不予明确区别，或大小并列，或以大代小，或将州、郡辖境与其治所混为一谈，造成许多似是而非的错误。

例子之一："兖州、濮阳已失。"(第十一回，95页)

按：兖州辖八十县，濮阳仅为其中之一，二者不能并列。据《三国志》及《演义》上文，兖州并未全失，故原文应改作"濮阳已失"。

例子之二："汝可引军一万，坚守兖州。"(同上)

按：此时曹操、吕布各据有兖州一部，故吕布命薛兰、李封"坚守兖州"不通。此处实指兖州州治昌邑，因此原文应改作："汝可引军一万，坚守昌邑。"

例子之三："操引军赶至南阳城下。"(第十七回，156页)按：南阳系郡名，而非具体城名，故"赶至南阳城下"不通。今据《三国志·魏书·武帝纪》，改为"赶至穰城下。"(穰城即穰县，隶属南阳郡)

例子之四："(陈登)人见吕布日：'......可将钱粮移于下邳......"'(第十九回，165页)

按：徐州系州名，而非具体城名。刘备领徐州时，治下邳；吕布袭夺徐州，仍治下邳。作者却以为吕布驻屯"徐州"，而写陈登向他建议移钱粮于"下邳"，把州与州治混淆不清，由此引起一连串错误。所以，对书中有关徐州的描写需作一系列校正。

(三)误用后代地名

由于历史地理变迁的影响，作者在写作中往往有意无意地使用了东汉三国以后出现的地名。这种误用，与下面谈到的"古今地名混用"，对于考证作者的生活时代和作品的成书年代，具有一定的价值；但从历史小说的创作要求来看，却又是一种错误。

例子之一："河东解良人也。"(第一回，5页)

按："解良"即"解梁"，系金代地名(金代曾置解梁郡军，后改为解州，治所在解县)。今据《三国志·蜀书·关羽传》，改为"河东解人也。"("解"即解县)

例子之二："玄德、关、张三人往代州。"(第二回，16页)

按："代州"系隋代所置地名，隋代的州与汉代的郡地位相等。今据《后汉书·郡国志》，改为"往代郡。"(东汉代郡属幽州)

例子之三："牛辅守住陕西。"(第三回，22页)

按：陕西成为行政区划是在宋代，而汉代的陕县在今河南省西部，二者大不相同。今据《三国志·魏书·董卓传》，改为"守住陕"。

例子之四："吾有西凉进来好马。"(第四回，36页)

按：宋代始置西凉府，其辖区在汉代属于凉州。今据《后汉书·郡国志》，改为"吾有凉州进来好马"。

(四)古今地名混用 '

例子之一："玄德除授定州中山府安喜县尉。"(第二回，14页)

按："定州"系北魏所置地名，北宋末改为中山府，明初又改为定州，故"定州"与"中山府"实为一地。"安喜"则为汉代县名。今据《后汉书·郡国志》，改为"冀州中山国安喜县"。

例子之二："路经德州平原县。"(第五回，40页)

按："德州"系隋代地名，"平原县"则系汉代县名，属青州平原郡，二者不协。今据《后汉书·郡国志》，改为"路经青州平原县"。

例子之三："可选大小战船，从蔡、颍而入淮。"(第八十六回，730页)

按："蔡"即蔡州，系隋代所置地名，辖境本属汉代汝南郡；"颍"即颍川，则系汉代地名。今据《后汉书·郡国志》，改为"从汝、颍而入淮"。

例子之四："都督建业、南徐军马。"(同上)

按："建业"系东汉建安十七年(212年)孙权所置地名；"南徐"则系南朝宋所置，治所京口，汉末三国时称为京城。今据《三国志·吴书》，改为"总督建业、京城军马"。

(五)方位错乱

所谓"方位错乱"，是指两个或几个地名之间的相对位置与事实不符。这类错误数量不多，但却不可忽视。

例子之一："此是乌林之西，宜都之北。"(第五十回，427页)

按：宜都在江陵之西；按《演义》所写，曹操此时刚逃离乌林，离江陵尚远，怎么谈得上在"宜都之北"?原文大误。今据地理，改为"此是乌林之西"。

例子之二： "此去东北一百三十里，有一县名耒阳县。"(第五十七回，485页)

按：此时刘备驻江陵，据地图，耒阳在其东南约九百里。原文南辕北辙，大误。今应改为"此去东南九百里"。

例子之三："(刘备夺取雒县后，刘璋命)费观、李严点三万军来守绵竹。"(第六十四回，550页)

按：雒县在绵竹与成都之间，历史上刘备攻刘璋的进军路线为涪城--绵竹--雒县--成都；《演义》却误为涪城--雒县--绵竹--成都，造成一系列错误。因此，第六十二～六十五回有关内容需要调整顺序。

例子之四："张鲁大喜，以为得马超，则西可以吞益州。"(第六十四回"552页)

按：据地理，益州在汉中之南，原文误。今应改为"南可以吞益州"。

(六)地名误植

所谓"地名误植"，是指根据作品内容，应该用甲地名，却因作者笔误或传抄、刊刻之误，错用了乙地名。这类错误，在《演义》中也有一些。

例子之一："可暗令人往袁术处通问，报说刘备上密表，要略南郡。"(第十四回，123页)

按：南郡属荆州，系刘表地盘，而袁术此时占据淮南，原文误。今据《三国志·魏书·袁术传》及《演义》上下文，改为"要略淮南"。

例子之二："(曹操率军往徐州攻吕布，)路近萧关。"(第十九回，165页)

按："萧关"为古关隘名，故址在今宁夏固原东南，距徐州极远。此处实为"萧县"之误。今据《后汉书·郡国志》，改为"路近萧县。"(萧县属豫州沛国，治所在今安徽萧县西北)例子之三："(袁)绍令退军武阳。"(第二十六回，227页)

按："武阳"应为"东武阳"，在今山东莘县南，与袁、曹官渡之战方位不合，实为"阳武"之误。今据《三国志·魏书·武帝纪》，改为"绍令退军阳武。"(阳武在今河南原阳东南)例子之四："沛郡小辈，妄称'皇叔'。"(第三十六回，312页)

按：据《三国志·蜀书·先主传》，刘备系涿郡涿县人，原文误为"沛郡"。今应改为："涿郡小辈......"

(七)地名混位

所谓"地名混位"，是指甲、乙两地原本不相干，却被硬拉在一起，弄得牛头不对马嘴。这类错误，在《演义》中还不算太少。

例子之一："有一个山阳巨鹿人，姓李，名典。"(第五回，39页)

按："山阳"系郡名，属兖州；"巨鹿"亦系郡名，属冀州。"山阳巨鹿人"不通。今据《三国志·魏书·李典传》，改为"山阳巨野人"。

例子之二："第二个泰山华阴人，姓臧，名霸。"(第十一回，96页)

按：泰山郡属兖州，华阴县则属司隶州弘农郡，二者一东一西，相距数千里，不应拉在一起。此处"华阴"实为"华县"之误。今据《三国志·魏书·臧霸传》，改为"泰山华人"。例子之三："复姓诸葛，名瑾，字子瑜，琅琊南阳人也。"(第二十九回，257页)

按："琅琊"系王国名，属徐州；"南阳"则为郡名，属荆州。二者并不具备隶属关系。今据《三国志·吴书·诸葛瑾传》，改为"琅琊阳都人"。

例子之四："遂令杨仪、马忠......去剑阁木门道，两下埋伏。"(第一百一回，866页)

按："剑阁"即剑门关，位于益州梓潼郡汉德县(今四川剑阁北)；"木门道"则位于曹魏天水郡西县境内(今甘肃礼县东北)。二者也不应凑在一起。今据《三国志·魏书·张邰传》，改为"去木闩道两下埋伏"。

(八)纯粹的地名错讹

这类错误与前面几种不同，它与其他地名不发生联系，而纯系作者写错或后人抄错、刻错。

例子之一："迁高堂尉。"(第二回，17页)

按："高堂"应为"高唐"(属青州平原郡，治所在今山东禹城西南)。

例子之二："乃西阆中巴人，姓黄，名权。"(第六十回，513页)

按："西阆中巴"地名错乱，应为"巴西阆中"(今四川闻中)。

例子之三："孔明......传令教大军会于赤坡驻扎。"(第九十九回，850页)

按："赤坡"应为"赤阪"(在今陕西洋县)。

例子之四："离洮阳二十五里，有侯河小城。"(第一百十五回，929页)

按："侯河"应为"侯和"(在今甘肃临潭县西南)。

二

在《三国演义》中，作者花费笔墨最多，最引人注目的地名，无疑要算荆州了。然而，正是在有关荆州的情节中，地理错误也最为突出。

这里，有必要简单介绍一下东汉末年荆州的基本情况。

东汉荆州原辖七郡：南阳郡、南郡、江夏郡、零陵郡、桂阳郡、武陵郡、长沙郡。东汉末年，从南阳郡、南郡分出部分县，设置襄阳、章陵二郡，于是荆州共辖九郡，这就是后世称"荆襄九郡"的由来。不过，因地盘实际未变，《后汉书·郡国志》仍记荆州辖七郡。赤壁之战后，曹、刘、孙三家共分荆州：曹操占据南阳郡和南郡、江夏郡的一部分，刘备占据长江以南的零陵、桂阳、武陵、长沙四郡，孙权则占据南郡、江夏郡的另一部分。建安十五年(210)，周瑜死后，孙权纳鲁肃之议，把自己所据部分"借"给刘备，于是刘备领有荆州绝大部分地盘。建安十九年(214)，刘备定益州；次年，孙权索还荆州，双方以湘水为界，江夏、长沙、桂阳三郡属孙权，南郡、武陵、零陵三郡属刘备(由关羽镇守)。建安二十四年(219)，孙权遣吕蒙袭取南郡等地，关羽被擒杀，从此荆州绝大部分地盘归于孙权，刘备仅有益州之地。

需要特别说明的是，荆州治所原在汉寿(今湖南汉寿县北)；刘表为荆州刺史后，移治襄阳(今湖北襄樊)；刘备领荆州牧，驻公安(今湖北公安西北)，"借荆州"后，又移治江陵(今属湖北)；关羽镇守荆州，仍以江陵为驻所。

罗贯中围绕荆州的争夺，编织了一系列生动奇妙的情节，使之成为全书最脍炙人口的部分。但是，前面指出的几种地理错误，在这一部分差不多都有表现；特别是由于他对荆州治所究竟在何处模糊不清，并常常把荆州辖境与荆州治所混为一谈，因而造成比较严重的淆乱。这在一定程度上损害了作品的艺术价值。下面试以第五十一～五十六回，即"三气周瑜"这个单元为例，列表分析其中的地理错误。

以下所列，尚属举例性质；由于同一错误多次重复，这六回书中实际存在的地理错误还要多得多。

同样，由于作者老是把荆州、南郡、江陵这三个地理概念混淆不清，第七十五回写吕蒙袭取荆州时，也出现了明显的错误。史实是：吕蒙逆长江而上，奇袭关羽所置"江边屯候"(沿江侦视警戒的部队)之后，直趋公安，招降守将士仁(《演义》误作"傅士仁")；随即又进逼荆州治所江陵，糜芳亦降(糜芳以南郡太守身份驻江陵)。而《演义》却写成吕蒙巧夺烽火台后，首先袭取"荆州"，然后到公安招降士仁，再由士仁往南郡说降麋芳。那么，这个"荆州"在叨叨?它与公安、江陵的方位关系如何?作者根本无法回答。于是，这一部分地理描写便被搅成了一笔糊涂账。

以上论述清楚地表明：《三国演义》中的地理错误确实是普遍存在的，必须予以重视。

在1985年那篇文章中，我们强调指出：

如果说，六百多年前的伟大作家罗贯中由于客观条件的限制而发生地理错误是可以谅解的话，我们今天的《三国演义》研究

工作者就不应该再对书中带有普遍性的地理错误熟视无睹了。如果说，罗贯中写作《三国志通俗演义》以前的广大群众主要是通过"听"来了解三国故事，无暇辨别说话艺人讲说中的地理错误；《三国志通俗演义》流传几百年来的广大读者由于缺乏历史地理知识和没有地图可资观照，对《演义》的地理错误也不易发现的话；那么，在科学发达的今天，越来越多的读者就会不仅仅满足情节的热闹，而要求避免知识性的错误了；随着《三国演义》在世界上日益广泛的传播，其中随处可见的地理错误也会使外国读者感到困惑。这些，显然不利于人们对《三。国演义》的学习和研究。

五年以后，我们对这个问题的认识，应该说系统得多，深刻得多了。

更何况，《三国演义》中的"技术性错误"绝不只是地理错误，还有相当多的人物错误(包括人名错讹、字号错讹、人物身份错讹、人物关系错讹)，职官错误，历法错误，等等。这些错误，并非作者艺术虚构的有机组成部分，不是塑造人物、组织情节所必须的；相反，从本质上看，它们是违背作者的创作意图的，而且其中很大一部分不是作者之误，而显系传抄、刊刻致误，纯粹是不应有的差错。对这些"技术性错误"，不仅应该指出，而且应该用适当的方法纠正。

我认为现有的．《三国演义》版本存在着不可忽视的毛病，难以适应国内外广大读者的需要。为了更好地继承这一份珍贵的文学遗产，弘扬民族文化，必须在深入细致的研究的基础上，重新予以校理。至于哪些问题属于校理的范围，对有关校理的一些问题的理解和认识，校理的主要原则和具体方法，我将另外撰文，进行比较全面的论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