向往国家统一，歌颂"忠义"英雄--论《三国演义》的主题
打倒"四人帮"以来，特别是1983年4月举行的首届《三国演义》学术讨论会以来，沉寂已久的《三国演义》研究日趋活跃，百家争鸣，新见迭出，蔚为大观。其中，关于主题的争论便是一个十分引人注目的热门话题。迄今为止，人们对《三国演义》主题的提法已达十二种以上(包括"文革"以前提出的观点)。
于是，从1984年起，一些同志对主题研究提出了怀疑和否定：有的认为探讨主题就是"主题先行"，有的认为对主题的讨论毫无意义，有的甚至认为主题根本就不存在。这样一来，凡欲深入研究《三国演义》乃至其他古典小说名著的人，都不能不认真思考--
究竟怎样看待主题研究
在文人学士中，偶尔心血来潮的游戏笔墨之作确实是存在的，完全否认这一点就不是历史唯物主义的态度。但是，任何一个严肃的作家，当他呕心沥血地进行创作的时候，都不可能毫无目的、毫无选择地拼凑素材，驱遣文字，都必定要对他所表现的社会生活作出自己的判断，必定要表达某种思想和主张。像《三国演义》、《水浒传》、《红楼梦》这样凝聚了作家多年乃至毕生精力的伟大作品更是如此，而这些判断、思想和主张又总有一个统摄全局的中心，这这就是我们所说的主题思想。南朝刘勰云"意授于思，言授于意"；(《文心雕龙·神思》)唐代杜牧云"凡为文以意为主"；(《答庄充书》)明末清初王夫之云"无论诗歌与长行文字，俱以意为主"；(《姜斋诗话》)清代李渔云"古人作文一篇，定有一篇之主脑"。(《闲情偶寄》)他们虽然没有用"主题"这个词，但实际上都强调了主题的提纲挈领作用。在无产阶级领袖人物中，领导文艺工作时间最长、与文艺工作者联系最密切、对文艺创作接触最多的周恩来同志曾经明确指出： "作品总有个主题思想，解决个什么问题。"(《在音乐舞蹈座谈会上的讲话》)中外许多著名作家都介绍过自己在创作中提炼主题，表现主题的经验。因此，那种认为主题根本不存在的观点是不正确的。
有的同志质询道："思想有哲学、宗教、政治观点、伦理道德观念等各种具体形式，所谓'主题思想'究竟指的是哪一种具体的思想呢?"我认为，这个问题本身就提得含混不清。诚然，思想有多种具体形式，一部作品也可以反映多方面的思想；但就一部特定的作品而言，居于中心的思想却只有一种。至于哪一种思想居于中心地位，则既要受题材的制约，也要受作者世界观的指导。正因为这样，主题思想是因具体作品而异的，不会千篇一律。同样是莎士比亚的剧作，《仲夏夜之梦》和《威尼斯商人》的主题会是一样吗?《哈姆雷特》和《奥赛罗》的主题又怎么会雷同?同样是写梁山一百单八将的故事、，施耐庵、罗贯中的《水浒传》和俞万春的《荡寇志》也决不会有相同的主题。显然，离开了具体的作品来预先规定主题"究竟指的是哪一种具体的思想"，那是谁也无能为力的。
当一部作品定型以后，作为科学研究的对象，人们完全可以从不同的角度、不同的方面对它进行条分缕析的解剖；而对于不同的研究者来说，无论先从哪一方面着手，都是可以的，并不需要遵循固定的顺序。在《三国演义》研究中，有的同志首先注意到人物形象，当然可以；有的同志首先对它的战争描写产生兴趣，也未尝不可；同样，首先研究它的作者、成书年代、版本源流或者艺术手法、结构特点等等，也都是可以的。既然如此，一些同志首先探讨它的主题，又有什么不可以呢?这种探讨同创作中的"主题先行"完全是两码事。
我们之所以重视主题研究，是因为对一部杰出的作品来说，其激动人心，历久不衰的魅力，虽然取决于许多因素，但主要地却是来自它的丰富而深刻的思想内容。就《三国演义》而言，论情节的曲折离奇，它不及后来的公案小说；论对厮杀场面和人物武艺的描写，它也比不上新旧武侠小说。但是，它却经受了漫长的六百年历史的考验，一直为广大人民群众喜闻乐见，在文学史上占有比公案小说、武侠小说重要得多的地位。其根本原因，就在于它通过丰富的故事情节和鲜明的人物形象，表现出博大深厚的思想内容。在这里，主题思想是起了关键作用的。
必须强调指出，我们重视主题研究，只是为了更好地把握作者的创作意图，更深刻地理解作品的思想内容；决不是说主题就是作品的一切，主题研究就可以代替对其他问题的研究，更不是说只要有了好的主题，作品就一定会成功。创作是一种极为复杂的精神劳动，影响作品成败的因素很多，人物、情节、语言、结构等都很重要。在真正的艺术家笔下，这些要素总是水乳交融的。唐搜同志说得好："主题需要从题材产生，但又反过来使题材趋于完整；好比灵魂需要依附于肉体，但又反过来指导肉体，使肉体成为一个有机的生命一样。一篇作品内容丰富，而主题思想不明确，这就好像是没有灵魂的行尸走肉；如果主题思想有，读起来却干巴巴，毫无生趣，那又可能变做没有血肉的游魂落魄。两者都要不得。"(《理乱麻》，载作家出版社1962年版《创作漫谈》)因此，文学研究也是一种复杂的精神劳动；对作品必须进行多侧面、多层次的考察，进行综合分析，才能全面地把握它，揭示它成功的奥秘。
事实是最有说服力的。综观几年来的《三国演义》研究，我们可以看到这样几点：
第一，根据我的粗略统计，从1977年到1984年底，全国各级报刊发表的《三国演义》研究文章共约三百篇左右，其中专论主题者不过二十篇左右，仅占总数的十五分之一，可见学术界同行们并没有一窝蜂地围绕主题问题兜圈子。
第二，对《三国演义》主题进行过探讨的同志并没有在这一点上止步不前，他们同时又认真地研究了作品的人物形象、艺术特色以及毛评的得失等问题，从而不断地开拓着研究的领域。
第三，目前提出的各种观点，并不是以往各种意见的简单重复，而是在新的基础上所作的更深入的开掘。同时，这些观点并不是彼此对立，互不相容的，而是各有侧重，互相补充的。它们为更加全面、更加准确地概括《三国演义》的主题提供了基础。
第四，更重要的是，对主题的探讨和争论不仅没有妨碍对整个《三国演义》的研究，而且激发了更多的人们的研究热情，开拓了人们的思维空间，促使人们注意改进研究的方法，提高思维的缜密性，这对研究的进一步深入是很有好处的。当然，应该看到，与《红楼梦》研究、《水浒传》研究相比，《三国演义》研究起步较晚，基础较薄，力量也较弱，要想在短时间内对诸如主题这样的重大问题取得一致，实在不大容易。同时，还应该承认，在过去有关主题的探讨中，确实也有不足之处：有的同志对"主题思想"这一概念的理解不同，从而导致归纳主题的方法不同；有的同志则有偏执一端的倾向。这就是下面要谈到的--
对现有各说的评价
在讨论这个问题的时候，首先必须确定两个前提。
其一，统一概念。什么是主题?就是"文艺作品通过描绘现实生活和塑造艺术形象所表现出来的中心思想。是作品内容的主体和核心。是文艺家经过对现实生活的观察、体验、分析、研究，经过对题材的提炼而得出的思想结晶，也是文艺家对现实生活的认识、评价和理想的表现"。(《辞海·文学分册》第11-12页)简言之，主题乃是作者通过作品内容所表达的看法和主张。因此，我们对主题的概括既要提挈作品的全局，又要反映作者的思想。明确这一点非常重要，如果概念不同，大家在讨论中只能是瞎子摸象，各执一词，或者是南辕北辙，标准不一。过去，不少同志是从自己阅读作品的某种感受，或者说，是从作品的某种客观效果来分析作品的主题的，这种方法未必可靠：道理很清楚：形象大于思想，乃是作品的普遍现象。同一部作品，在不同时代、不同阶级、不同经历、不同性格的读者心中所唤起的感受，往往是大相径庭的。人们可以阐发自己各不相同的感受，却不应该把这些感受都称为"主题"。否则，问题只会被搞得五花八门，永远也无法得到统一。
其二，既然《三国演义》的主题乃是作者罗贯中通过作品所表达的观念和主张，那么，归纳主题的依据就应该是学术界公认为最接近罗贯中原作的嘉靖本《三国志通俗演义》(简称"嘉靖本")，而不是经过毛宗岗评改的《三国演义》(简称"毛本")。如果依据的本子不同，也难免方枘圆凿，格格不入。有了上述两个前提，我们在主题研究中所持的标准就比较统一，意见也就比较容易趋于一致了。
现在，让我们来看看几年来有关《三国演义》主题的各种观点吧(参见拙作《(三国演义)研究中若干问题讨论综述》，载《文史知识》1984年第7期)。
"歌颂理想英雄"说。这种观点认为，《三国演义》歌颂了"明君"的典型刘备、"贤相"的典型诸葛亮，"对其他仁厚、智勇、忠义之士，也竭力进行了歌颂。这些歌颂，构成了《三国演义》的基本内容。"它抓住了《三国演义》塑造人物的基本原则，因而抓住了其思想内容的主要方面，值得我们充分重视。遗憾的是，学术界对这一观点至今注意不够。同时也要指出，持此观点的同志对它的阐发还欠深入，对《三国演义》艺术地加以再现的从汉末致乱到三国归晋这一情节主线也未涉及，这不能不说是这种观点的明显的不足之处。
"赞美智慧"说。此说论者认为："《三国演义》的主题思想应该阐述为：通过三国时期各军事政治集团之间斗争的描写，揭示了正义的力量只有运用智慧才能战胜邪恶的道理。"这种观点抓住了《三国演义》思想内容的一个重要方面；但是，这一方面还不能说是全书的主题思想，用这一观点还无法统帅黄巾起义、鞭打督邮、董卓之乱、袁绍磐河战公孙、孙坚跨江击刘表、李催郭汜犯长安、孙策大战太史慈、关羽千里走单骑、陆逊火烧连营等一系列重要情节，也无法说明曹操灭袁绍、败马超等重要战役的胜利(它们显然不能称为"正义战胜邪恶")，更无法解释蜀汉灭亡，三国归晋的结局。所以，此说有其片面之处。
"天下归一"说。此说认为，《三国演义》"通过汉末致乱、农民起义、诸侯割据、三国鼎立、西晋统一等一系列曲折复杂的历史事件的描绘，表现了汉末至西晋统一这一段历史的真实面貌，表现了'合久必分，分久必合'，'治中生乱，乱归于治'的历史辩证法，表现了'天下归一'是当时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它抓住了《三国演义》的情节主线，揭示了罗贯中通过一系列曲折复杂的历史事件所表现出来的向往"天下归一"的思想，因而触及到《演义》主题思想的核心，比较引人注目。它的不足之处是，对于作者在人物塑造这个重要方面所表现的观点和倾向未能充分注意。因此，用它无法解释：为什么积极进行统一战争的曹操却往往遭到作者的鞭挞?如果让这种观点与"歌颂理想英雄"说互相结合，互相补充，那就比较全面了。
有的同志提出的"分合"说("合久必分，分久必合")，其基本内涵与"天下归一"说一致，却不及"天下归一"说准确。这是因为：第一，此说立论的基础是毛本《三国演义》开头的第一句"话说天下大势，分久必合，合久必分"，而嘉靖本《三国志通俗演义》却根本没有这句话。第二，《演义》虽然表现了东汉末年由"合"到"分"的过程，但这种"分"并不反映作者的愿望，恰恰相反，作者对这一段"分"的历史是痛心疾首的。作者倾注笔墨重点描写的，倒是由"分"到"合"的过程，也就是"天下归一"的过程。所以，这种观点与其表述为"分合"说，毋宁表述为"天下归一"说。
"讴歌封建贤才"说。此说认为："《三国演义》的主题不在于宣扬封建正统思想，也不在于鼓吹'王道'、'仁政'，而是要为真正的封建贤才呐喊，歌唱。整部《三国演义》就是一曲封建贤才的热情颂歌。"它从《三国演义》的真正主角是诸葛亮这一认识出发，论述颇见新意，能给人以一定的启发。但从本质上看，它与"歌颂理想英雄"说是相通的，却比后者的思想容量更小一些。所以，此说也不足以概括全书的主题。"悲剧"说。此说论述相当精采，在首届《三国演义》学术讨论会上曾经引起热烈的争鸣。应当承认，罗贯中确实是把曹操和刘备作为一组对立的形象，作为"奸臣"与"仁君"的典型代表来刻画的，表现了"拥刘贬曹"的思想倾向。但是，把魏胜蜀败视为全书的结局是不准确的，因为蜀亡后仅仅两年，魏就亡于晋，应该说全书结于三家归晋。同时，由蜀亡于魏的史实得出这样的结论："对封建政治生活起支配作用的力量，不是正义，而是邪恶；不是道德，而是权诈。......《三国演义》所描写的不仅是蜀汉集团的悲剧，而且也是我们民族的悲剧。"这却是此说论者的主观感受(尽管这种感受有其深刻之处)，而不是罗贯中本人所要表现的主题思想。罗贯中虽然为蜀汉的灭亡而惋惜，但对率兵灭蜀的魏国大将邓艾却热情地赋诗赞美：当年邓艾袭西川，曾把阴平石径穿。越岭雄兵齐贯索，临岩大将自披毡。五丁破路应难及，三国论功合让先。汉祚将终须换主，真饶山向上摩天!而且在写到邓艾死后，又云："史官因邓艾盖世之功，乃有庙赞诗一首日：'......功成自被害，魂绕汉江云。"(《三国志通俗演义》卷二十四，《凿山岭邓艾袭川》则及《姜维一计害三贤》则)悼惜之情，溢于言表。这哪里像在描写"邪恶"战胜"正义"的悲剧呢?因此，用"悲剧"说来概括《演义》的主题也是不恰当的。
"仁政"说。此说认为，《三国演义》的"尊刘抑曹"倾向，反映了挣扎在封建制度残酷压迫之下的人民对仁政的歌颂和向往，对暴政的批判和鞭挞。它抓住了《三国演义》思想内容的一个侧面，但却忽略了这样一个基本事实：《演义》虽然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封建统治阶级与人民群众的矛盾和斗争，表现了对暴政的鞭挞和对"仁政"的向往；但全书描写的重点却是统治阶级内部各个政治集团之间的矛盾和斗争，是他们斗智斗勇，竭力图王兴霸，以便由自己来统一天下的复杂过程。所以。"仁政"说也无法概括全书的主题。
"追慕圣君贤相鱼水相谐"说。此说认为，《三国演义》"通过三国时代尖锐复杂的矛盾斗争的描写，以及各种典型形象的塑造，表现了作者对圣君贤相风云际遇，鱼水相谐的政治理想的思慕和追求"，论述比较深入。不过，与"歌颂理想英雄"说一样，这种提法也忽视了"天下归一"这个情节主线，其容量仍嫌太小，不足以概括《演义》的主题。
"宣扬用兵之道"说。此说认为："《三国演义》的主题思想就是：作品通过三国兴亡过程中形形色色的战争描绘，着重揭示了战争胜败的关键在于指挥者能否灵活运用'兵不厌诈'的军事思想。"它抓住了《三国演义》擅长描写战争的突出特点，立论颇为新颖，论述也比较细致。但是，必须看到，《演义》中大量的战争描写，并不单纯着眼于宣扬"兵不厌诈"的军事思想，主要还是着眼于由天下大乱、群雄并起到三国鼎立，再到西晋统一这个历史巨变的发展趋势，着眼于塑造为国家重新统一而竭忠尽智的一大批英雄豪杰。所以，此说虽然给人以新的启示，但称之为《演义》的主题则不足以服人。
通过上面的分析比较，我自己对《演义》主题的概括已经伸手可及了，这就是--
向往国家统一，歌颂"忠义"英雄
我们中华民族有着极其伟大的聚合力，维护国家统一，渴望和平安定，是我们民族一贯的政治目标，是一个牢不可破的优良传统。几千年来，由于种种原因，我们民族曾经屡次被强行"分"开，饱受分裂战乱之苦。但是，每遭受一次分裂，人民总是以惊人的毅力和巨大的牺牲，清除了分裂的祸患，医治了战争的创伤，促成重新统一的实现。在那"出门无所见，白骨蔽平原"的汉末大动乱时期，以及罗贯中生活了大半辈子的扰攘不安的元代末年，广大人民对国家安定统一的向往更是特别强烈。罗贯中敏锐地把握了时代的脉搏，通过对三国时期历史的艺术再现，鲜明地表现出统一是大势所趋，人心所向。这是《三国演义》的政治理想，也是它的人民性的突出表现。实现统一的大业需要一大批才智忠勇之士，三国时代正是一个英雄辈出的时代，而小说的主要使命又是塑造鲜明生动的人物形象。这诸多因素交汇作用，使罗贯中不可能冷冰冰、干巴巴地复述那个由乱到治、由分到合的历史过程，而是怀着极大的热忱，以一支绚丽多彩的巨笔，精心塑造了一大批栩栩如生的人物形象。在这里，他打起了"忠义"的旗帜，把它作为臧否人物、评判是非的主要道德标准。当然，作为封建时代的文人，罗贯中的"忠义"．观不可能越出封建思想的藩篱：他的所谓"忠"，就是要一心不贰地为封建王朝奔走效劳，肝脑涂地，有时甚至只是为某一集团的领袖卖命捐躯；他的所谓"义"，则以"忠"为前提，是"忠"这种政治品格在人际关系的外化，而又往往以个人恩怨为转移。这种"忠义"观有着严重的缺陷。但是，我们又必须看到，作家的思想也确实融合了人民群众的观念和感情，如对汉族王朝的深沉依恋，对忠于事业、鞠躬尽瘁的精神的热烈颂扬，对平等互助的人际关系的真切向往，对残民以逞的邪恶势力的愤怒斥责......这种犬牙交错的状况，使得《三国演义》呈现出复杂的思想面貌，也使得它几百年来一直处于一种微妙而特殊的地位：统治阶级企图利用它，人民群众也从中提取自己的斗争武器。自然，今天的人们还可以给"忠义"赋予新的意义。
就这样，向往国家统一的政治理想--这构成了《三国演义》的经线}歌颂"忠义"英雄的道德标准--这构成了《三国演义》的纬线。二者纵横交错，形成《三国演义》思想内容的两大坐标轴。罗贯中以这两大坐标轴为中心，把历史的与道德的评价融合在一起：凡是有利于国家统一和进步的，他就肯定，就推许；凡是符合他的"忠义"观的，他就赞美，就歌颂。反之，则予以贬斥和否定。于是，在这个巨大的坐标系统中，全书的主要情节被有机地编织起来，各个人物的功过高下也都历历可见。十分明显，用这两大坐标轴来概括《三国演义》的主题，既兼有"天下归一"说和"歌颂理想英雄"说的长处，又避免了它们各自的弱点；这样的主题，既反映了历史发展的方向，又表现了中华民族品评人物时"尚德"的历史传统，在思想内容上达到了难能可贵的高度和深度。
用我们这里提出的"向往统一，歌颂忠义"说来观照全书，作者对自己笔下的各类政治集团的态度都可以得到合理的解释，许多看似矛盾的现象也就不难理解了。
第一类集团是作者满腔热情加以歌颂的，刘备集团可以算是典型。这个集团一开始就提出"上报国家，下安黎庶"的口号，以匡扶汉室相标榜，在曹丕代汉以后又以继承汉室的正统自居。他们从来没有忘记恢复汉家的一统天下(这里的"汉"具有双重含义：一则指历史上的汉朝，二则指宋元时期广大人民心目中的汉族政权)，尽管由于历史条件的限制，他们的目标没能实现，但他们对益州的治理，对南方的平定，毕竟也为统一作出了贡献。而那种对兴复汉室的不屈不挠、不懈不怠的追求，不能不被具有民族思想的人民群众以及进步作家罗贯中所追慕。另一方面，这个集团的领袖刘备的"仁"、军师诸葛亮的"忠"、大将关羽等人的"义"，也都符合罗贯中的道德观，深为他所崇敬。这两方面的原因，使得罗贯中把刘备集团理想化，从而表现出尊刘的倾向。
除了刘备集团之外，孙坚、孙策父子胸怀大志，颇有荡平天下之气概；孙权的进取精神虽然不及乃父乃兄，但他联刘抗曹，待机而进，治理江南，也是争取重新统一这场角逐中的佼佼者。因此，罗贯中对孙氏父子每每加以赞许，而不是像毛宗岗在《读三国志法》中所说的那样，把孙氏的吴国与曹氏的魏国都列为"僭国"，同样加以贬斥。对忠于孙氏父子的谋臣武将如周瑜、鲁肃、陆逊、程普、黄盖、甘宁、周泰、徐盛、丁奉等人，罗贯中也都持肯定的态度；只有吕蒙、潘璋二人，因为擒杀了"义"的化身关羽，才被施以贬斥性的描写。
第二类集团是作者不遗余力加以鞭挞的，其中最突出的是董卓集团和袁术集团。董卓"常有不仁之心"，杀太后，鸩少帝，败坏朝纲，残害百姓，以至"两朝帝主遭魔障，四海生灵尽倒悬"，造成天下大乱，实为不忠不义的元凶巨恶，罗贯中对他自然是痛加贬斥。董卓余孽李催、郭汜之流，也是一伙狐群狗党，混世魔王，为天下所不容，也为罗贯中所嘲骂。袁术狂妄自大，轻薄无能，急于过皇帝瘾，却既无统一天下的本领，又不顾百姓死活，忠义两亏，同样为罗贯中所不齿。
第三类集团是作者褒贬互见的。例如，刘表虽然拥有荆州九郡，本是用武之地，却划境自保，不图进取；刘璋虽为天府益州之主，却暗弱无能，坐以待毙：他们都是作者嘲笑的对象。但就个人品质而言，刘表不因蔡氏之谗言而加害刘备，尚有长厚之风；刘璋在刘备兵临城下之际，不愿牺牲百姓的生命去冒险死战，不失仁义之心，作者对此则是首肯的。至于忠于他们的文士武将，如伊籍、黄权、李恢、王累、秦宓等，都被罗贯中作为忠义之士而加以肯定。
比之刘表、刘璋来，罗贯中对袁绍集团的态度是更有代表性的。他肯定了袁绍在诛灭宦官、讨伐董卓等斗争中的积极作用，但又一再讥笑他外宽内忌、赏罚不明、好谋无断、色厉内荏，不是统一天下的雄主。在写到袁绍吐血而死时，罗贯中引诗云：
羊质虎皮功莫说，凤毛鸡胆事难成。又诗日：
气欲吞天志不高，有谋无断岂英豪。图王霸业浑如梦，枉害伤心吐血劳!但是，对忠于袁绍的田丰、沮授、审配等人，罗贯中不仅没有贬斥，而且视为忠义之士，对他们的死表示了深深的惋惜。在这里，历史评价和道德评判都起了作用。
不过，最能体现罗贯中的创作主旨和褒贬标准的，还是他对曹操集团的态度。
众所周知，《三国演义》具有贬曹的倾向，这是因为曹操作为奸雄的典型，"名为汉相，实为汉贼"，其所作所为每每违背"忠义"的道德观。对此，罗贯中的憎恶之情，充满字里行间。但是，曹操毕竟是统一了北方，并为全国统一奠定了基础的杰出人物，对这一巨大的历史功绩，罗贯中并没有随意贬低。《演义》写曹操擒吕布、扫袁术、灭袁绍、击乌桓、败马超等重大战役，都突出了他非凡的胆略和智谋。当写到曹操去世之时，罗贯中引用后人的四诗三文，既肯定了曹操的历史功绩，又鞭笞了他的恶德劣行。前一方面如"史官有诗日"：雄哉魏太祖，天下扫狼烟。
动静皆存智，高低善用贤。
长驱百万众，亲注《十三篇》。豪杰同时起，谁人敢赠鞭?后一方面则有"前贤"的"贬曹操诗"：
杀人虚堕泪，对客强追欢。遇酒时时饮，兵书夜夜观。秉圭升玉辇，带剑上金銮。历数奸雄者，谁如曹阿瞒?至于忠心耿耿为曹操运筹帷幄的谋士郭嘉、贾诩、程昱、
刘晔等人，以及追随他东征西讨的武将张辽、徐晃、典韦、许褚等人，罗贯中不仅没有把他们看作助纣为虐的帮凶爪牙，而且视为忠义之士、一时之杰，发自内心地予以赞美。有的人可能会感到这种现象难以理解，其实，从"向往统一，歌颂忠义"的观点来看，这倒一点也不奇怪。
罗贯中不愧为杰出的现实主义作家。他既没有把历史道德化而抹煞某些人物的历史功绩，又没有忘记文学艺术宣扬真善美、鞭挞假恶丑的使命，把人物一一放上道德的天平。尽管他的认识摆不脱历史的局限，这样的创作态度却使他笔下的主要人物既有厚重的历史感，又有深刻的美学意义，这正是《三国演义》为后代的多种历史演义小说难以企及的根本原因。
让我们再看一看罗贯中对魏、蜀、吴灭亡的描写吧!当蜀汉后主刘禅向邓艾投降时，《演义》写道："成都之人，皆以香花而迎。"这里没有亡国的深哀巨恸，有的却是对统一事业的衷心拥护。当司马炎接受魏主曹奂禅让时，《演义》又写道："此时魏亡，人民安堵，秋毫无犯。"在人民心目中，国君姓什么是无关紧要的，国家的统一与安宁却是至为重要的。当吴国最后灭亡时，情景同样是"吴人安堵"。尽管西晋统一只是短暂的，但这种统一比起国家四分五裂的状况来，却是一个巨大的进步。因此罗贯中忻喜地写道："自此三国归于晋帝司马炎，为一统之基矣。"至此，无数英雄豪杰演出的一幕幕威武雄壮的活剧，终于迎来了重新统一的结局，小说的主题也得到了完美的体现。
【附记】
本文原载《宁夏社会科学》1986年第1期，但第一部分被删。今据收入本人与段启明、陈周昌合著之《中国古典小说新论集》(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1987年11月第1版)的原文排印，内容、文字未作任何改动。
文中称嘉靖元年(1522)本《三国志通俗演义》为"最接近罗贯中原作"的版本，此系当年的认识。现在本人认为《三国志传》的祖本更接近罗贯中的原作(详见本人整理的《校理本三国演义·前言》，江苏古籍出版社1992年2月第1版)。为存原貌，一仍其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