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谈三国，自然需要了解汉末三国时期的历史。而最早系 统记载三国历史的史书，乃是西晋史学家陈寿的《三国志》。
陈寿(233～297)，字承祚，巴西郡安汉县(四川南充)人。
其父曾为蜀汉将领，任马谡参军；诸葛亮首次北伐时，马谡违背军令，败军街亭，损兵折将，被诸葛亮斩首，其父亦受处罚。陈寿本人生活在蜀汉后期和西晋前期。当他两岁时，蜀汉贤相诸葛亮已经去世。他曾师事同郡著名学者谯周，担任过蜀汉东观秘书郎、散骑黄门侍郎。当时，宦官黄皓操纵权柄，许多朝臣都去巴结逢迎，陈寿却正直不屈，因而屡遭贬黜。炎兴元年(263)，蜀汉被曹魏所灭。此时陈寿三十一岁，正是年富力强之时。两年以后，司马炎取代曹魏政权，建立晋朝。陈寿家居数年后，因司空张华欣赏其才华，举为孝廉，历任著作郎、平阳侯相、治书侍御史等职，曾于晋武帝泰始十年(274)编成《诸葛亮集》二十四篇。太康元年(280)，西晋灭吴，统一全国。四十八岁的陈寿开始系统搜集魏、蜀、吴三国史料，经过大约十年的辛勤努力，撰成《三国志》六十五卷，包括《魏书》三十卷、《蜀书》十五卷、《吴书》二十卷。
《三国志》是一部纪传体史书。陈寿身为西晋朝臣，而西晋政权是由曹魏政权禅代而来，为了维护其合法性，陈寿不得不以魏国为"正统"，魏国君主皆为《纪》，而蜀汉、孙吴的君主则低一个规格，立为《传》。然而，仅从《三国志》的书名就可以看出，陈寿实际上是把魏、蜀、吴三国视为平行的并立政权的，并没有故意抬高曹魏而贬低蜀、吴。从总体上看，陈寿在记载魏、蜀、吴三国的历史时，态度比较公允持平，基本上能秉笔直书。如对多次攻伐曹魏、又处罚过自己父亲的诸葛亮，他既不以成败论英雄，也不挟私嫌而用曲笔，而是在《诸葛亮传》中如实记载了诸葛亮一生的显赫功绩和崇高品德，并且满怀仰慕之情，"评曰：诸葛亮之为相国也，抚百姓，示仪轨，约官职，从权制，开诚心，布公道......终于邦域之内，咸畏而爱之，刑政虽峻而无怨者，以其用心平而劝戒明也。可谓识治之良才，管、萧之亚匹矣。"这种公正求实的态度，加之取材谨严，文笔简洁，使《三国志》享有"良史"的美名，与《史记》、《汉书》、《后汉书》合称"前四史"。
但陈寿的《三国志》也有明显的不足之处，主要缺点是记载过于简略，对一些重要的历史事件和人物事迹，有的语焉不详，有的甚至遗漏。例如，对于三国历史影响极大的赤壁之战，陈寿的记载就不够完整全面，有关材料分散于《魏书·武帝纪》、《蜀书·先主传》、《诸葛亮传》、《吴书·吴主传》、《周瑜传》、《鲁肃传》等不同人物的《纪》、《传》中，每一篇的记载都不够完整具体
(《周瑜传》稍好一些)，当时人的若干记载，他都没有采用。这就给后人留下一些遗憾乃至疑问。到了南朝刘宋时期，史学家裴松之(372～451)广泛搜集资料，于元嘉六年(429)写成《三国志注》(简称"裴注")。裴注引书多达二百余种，主要是补充缺漏，记载异说，矫正谬误，辨明是非，并对有关史家和著作予以评论，极大地弥补了《三国志》之不足。由于裴注所引之书绝大部分都已亡佚，这些注文便弥足珍贵。从此，《三国志》与裴注就形 成一个整体，成为后人了解三国历史的最主要的依据。
元末明初的杰出作家罗贯中，在创作《三国演义》这部文学名著时，就是以《三国志》(包括裴注)为取材基础的。现存最早的《三国演义》版本是明代嘉靖壬午(嘉靖元年，1522)刊本《三国志通俗演义》(简称"嘉靖元年本")，共二十四卷二百四十回(后来的《李卓吾先生批评三国志》合并为一百二十回，经清初毛纶、毛宗岗评改本《三国演义》加工而定型)，其卷首题署为："晋平阳侯(相)陈寿史传，后学罗贯中编次"。这清楚地表明了罗贯中对陈寿的敬慕和对《三国志》的倚重。作为一部历史演义小说，《三国演义》具有不同于一般文学作品的特点：尽管它可以通过多种方式进行艺术虚构，可以带上作者强烈的爱憎感情和褒贬倾向；然而，它反映历史生活的基本框架却应该大致符合历史发展的脉络，它描写历史上实有的人物时(虚构的人物是另一码事)，其主要情节也应该大体上与人物的性格一致(或是曾有的史实，或是特定条件下可能有的言行)。正是这条基本规律，使罗贯中在创作时不能不"据正史，采小说"(明·高儒：《百川书志》)，使《三国演义》在内容上受到《三国志》的很大影响。
通观《三国演义》全书，真实而具体地描写了灵帝失政、黄巾起义、天下大乱、董卓弄权、军阀混战、曹操当政、官渡之战、赤壁鏖兵、荆州之争、夷陵之战、平定南中、孔明北伐、邓艾灭蜀、司马种麴干渣面晕笺河亲至两普缔一期间的雷女陌中喜件情节枯展的基本线索与《三国志》记载的史实大致吻合(部分情节取
材于《后汉书》和《晋书》)。同时，书中大多数重要人物的主要言行业绩，也往往可以在《三国志》(包括裴注)中找到根据或影子。试以深受读者喜爱的赵云形象为例。嘉靖元年本描写赵云的主要情节有：卷二第13回《赵子龙磐河大战》，写赵云第一次出场，救了被袁绍大将文丑杀败而险些丧命的公孙瓒，表明心迹道："方今天下滔滔，民有倒悬之危。云愿从仁义之主，以安天下，非特背袁氏以投明主。"这取材于《三国志·蜀书·赵云传》裴注引《赵云别传》。卷九第82回《长坂坡赵云救主》，写赵云在长坂坡曹军重重围困之中，先后救出甘夫人和阿斗。这取材于《赵云传》。卷十一第104回《赵子龙智取桂阳》，写赵云夺取桂阳后，太守赵范欲以寡嫂樊氏改嫁，赵云愤然拒绝。这取材于《赵云别传》。卷十三第121回《赵云截江夺幼主》，写孙夫人返东吴，欲将阿斗带走，被赵云赶上，夺回阿斗。这取材于《赵云别传》。卷十三第130回《刘玄德平定益州》，写刘备夺取益州后，欲将成都有名田宅分赐诸官，被赵云谏阻。这取材于《赵云别传》。卷十五第142回《赵子龙汉水大战》，写赵云先后救出黄忠、张著，又匹马单枪立于营门之外，使追来的曹兵惊疑退走，被刘备称赞为"浑身都是胆"，号为"虎威将军"。这也取材于《赵云别传》。卷十七第161回《范强张达刺张飞》，写刘备为替关羽报仇，欲伐东吴，赵云挺身加以谏阻。这同样取材于《赵云别传》。卷二十第191回《孔明挥泪斩马谡》，写失街亭后，蜀军撤退，唯赵云所部不曾损失一人一骑，诸葛亮欲加赏赐，赵云谢绝，希望留待冬天赏赐诸军。这仍然取材于《赵云别传》。这就雄辩地说明，《三国演义》中那个勇武善战、深明大义、公忠体国、谦虚谨慎的赵云形象，正是在《三国志》(包括裴注)提供的史料的基础上塑造出来的。
当然，《三国演义》毕竟是小说，毕竟离不开想像和虚构。书中大部分情节，都不同程度地带有虚构成分；而且，最生动传神的情节，往往也是虚构成分最多乃至纯然虚构的。同时，它的故事来源，除了《三国志》之外，还有《后汉书》、《资治通鉴》等有关史籍，还有宋、金、元的通俗艺术"说三分"、三国题材戏曲和众多的民间三国传说。在此基础上，再加上罗贯中的天才创造，才成就了这部不朽的作品。但是，无论如何，《三国志》终究为《三国演义》提供了最基本的骨架。
对于《三国演义》的作者罗贯中，我们至今知道得不多。明代人有关他的记载极少，仅存的一些记载，彼此还有若干出入。其中最受人重视的是《录鬼簿续编》的一段记载："罗贯中，太原人，号湖海散人。与人寡合。乐府、隐语，极为清新。与余为忘年交，遭时多故，天各一方。至正甲辰复会，别来又六十年，竞不知其所终。"《录鬼簿续编》的作者，一般认为是元末明初戏曲作家贾仲明。他生于1343年，至正甲辰(即至正二十四年，公元1364年)曾经与罗贯中"复会"，当时他二十二岁(虚岁)，四年以后，即至正二十八年(1368)，元朝就灭亡了；罗贯中既然是他的"忘年交"，年龄至少应该比他大二三十岁以上，那么，罗贯中的生年大约在1320～1330年左右，如果按享年七十岁计算，其卒年大约在1390～1400年左右。这当然只是一个粗略的估计。也有人认为《录鬼簿续编》的作者是无名氏，即使是这样，罗贯中仍然是这位无名氏的长辈，其生年应在元代中、后期，其卒年也应在明初。我们说罗贯中是元末明初作家，根据就在这里。这样，《三国演义》当然就成书于元末明初了。
根据一些早期《三国演义》版本的题署和明代学者郎瑛的《七修类稿》、高儒的《百川书志》、田汝成的《西湖游览志余》、胡应麟的《少室山房笔丛》的记载，罗贯中名"本"，"贯中"是他的字。关于他的籍贯，明代以来有"东原"(今山东东平)、"太原"(今山西太原)、"杭州"或"钱塘"(均指今浙江杭州)等几种说法。
关于罗贯中的交游，可靠的文献极其难得。有的学者发现元代理学家赵偕的《赵宝峰先生文集》卷首有一篇《门人祭宝峰先生文》，门人名单中有一个"罗本"，认为他就是《三国演义》的作者罗贯中。然而，又有学者指出，这个名单中的"罗本"，与《三国演义》的作者罗贯中并非同一个人。此外，明代王圻的《稗史汇编》卷一三《文史门·杂书类》说罗贯中是"有志图王者"，清代又有人说他曾在元末割据称雄的张士诚手下当过幕僚，曾作《水浒传》来讽谏张士诚；但这些记载都语焉不详，更未说明材料来源。不过，许多人根据《三国》、《水浒》擅长描写政治军事斗争的特点，倾向于接受罗贯中"有志图王"的说法。明清以来还一直流传着罗贯中是施耐庵门人的说法，但学术界对有关记载是否可信尚有不同看法。在这种情况下，要想勾画出罗贯中的生平概貌，暂时还难以办到，这是多么令人遗憾的事啊!
总之，罗贯中是一个才华横溢的通俗文艺作家，凭着广泛的阅历和惊人的创造力，他留下了丰厚的著作。今天人们知道的署名罗贯中的作品，主要有以下几种：
杂剧三种：《赵太祖龙虎风云会》、《三平章死哭蜚虎子》、《忠正孝子连环谏》(仅存《赵太祖龙虎风云会》一种)，均见《录鬼簿续编》的著录；小说五种：《三国演
义》、《水浒传》、《隋唐志传》、《残唐五代史演义传》、
《三遂平妖传》。
罗贯中对这五部小说的著作权，大致可以分为三类情况：
第一类，著作权明确属于罗贯中的，指《三国演义》，这一向得到学术界的公认。
第二类，著作权有争议的。首先是《水浒传》。自明代以来，关于《水浒传》的作者有三种说法：(1)罗贯中作；(2)施耐庵作；(3)施耐庵、罗贯中合作(包括"施耐庵的本，罗贯中编次"、"施耐庵集撰，罗贯中纂修"、"施
作罗续"等提法)。一般认为，罗贯中参与了《水浒传》的创作和修订，对《水浒传》至少拥有部分著作权。其次是《三遂平妖传》。以前学界多认为二十回本《三遂平妖传》系罗贯中所作，四十回本《平妖传》则系冯梦龙增补本；也有学者认为四十回本系原本，二十回本则系删节本。现在看来，此书由后人托名罗贯中而作的可能性相当大。
第三类，并非罗贯中所作，而是后人托名的。一是《隋唐志传》，二是《残唐五代史演义传》。
可以肯定地说，仅仅《三国演义》这一部作品，就足以使罗贯中成为中国文学史上最杰出的作家之一而享誉千秋。以"魏、蜀、吴"指称三国，人们早就习以为常；但为什么这样称，许多人却从来没有想过。在三国中，"魏"指由曹操奠基、曹丕建立的魏国；由于历史上以"魏"为国号的政权有若干个，后人为了便于区别，故称之为"曹魏"。"吴"指由孙权建立的吴国；由于历史上以"吴"为国号的政权也不止一个，后人为了便于区别，故称之为"孙吴"。这两者都很清楚，不必多说；而"蜀"的问题则比较复杂。两汉三国时期，"蜀"不是国名，而是地区名：它既可与"巴"对举，指益州西部地区("巴"则指益州东部地区)；又可代指整个益州。刘备建立的政权，其国号并不是"蜀"，而是"汉"。作为汉室宗亲，他针对曹丕的篡汉自立，把自己建立的政权称为"汉"，表示刘氏政权继续存在，以便强调自己的合法性，达到争取人心、共讨曹魏的目的。因此，刘备、刘禅及其部属都自称"汉"或"大汉"。当时并立的另外两个国家，吴国开始与刘备对抗，故称之为"蜀"，表示不承认其合法性，后来两国恢复同盟关系，吴国又称之为"汉"；魏国一直不承认刘备政权的合法性，故从不称之为"汉"，而一直称之为"蜀"。史书《三国志》的作者陈寿身为晋臣，不得不以魏为正统，因而也用"蜀"来代称刘备政权。到了北宋司马光的时代，已经无此顾忌，所以《资治通鉴》按照史实，称刘备政权为"汉"，称刘备、刘禅为"汉主"，称其军队为"汉军"。由于历史上已经两度建立汉王朝，后人为了便于区别，便把由刘邦创立、以长安为都的政权称为"西汉"(前汉)，把由刘秀创立、以洛阳为都的政权称为"东汉"(后汉)；而把由刘备创立、以蜀为疆域的政权称为"蜀汉"，又进一步省称为"蜀"。由此可见，后人可以用"蜀汉"或"蜀"来称呼刘备政权，以"魏、蜀、吴"来称三国；但这毕竟只是后代的习称，刘备集团自身则只能称为"汉"。所以，影视、戏曲中刘备方面旌旗上的"蜀"字不对，应当改为"汉字。14《三国演义》是一部中国封建社会百科全书式的作品，具有极其博大而深厚的思想意蕴和文化内涵，犹如一个巨大的多棱镜，闪射着多方面的思想光彩，给不同时代、不同阶层的人们以历史的教益和人生的启示。许多人认为，《三国演义》的主要精髓是谋略。我认为，这种看法是不全面的。诚然，《三国演义》给人印象最深的一个方面，就是擅长战争描写。全书以黄巾起义开端，以西晋灭吴收尾，反映了从汉末失政到三分归晋这一百年间的全部战争生活，描写了这一时期的所有重要战役和许多著名战斗，大大小小，数以百计。接连不断的战争描写，构成了小说的主要内容，占了全书的大部分篇幅。而在战争描写中，作者信奉"知彼知己，百战不殆"的军事规律，崇尚"斗智优于斗力"的思想，总是把注意力放在对制胜之道的寻绎上。因此，虽写战争，却不见满篇打斗；相反，书中随处可见智慧的碰撞、谋略的较量，而战场厮杀则往往只用粗笔勾勒。可以说，千变万化的谋略确实是全书精华的重要部分。然而，谋略并非《三国演义》的主要精髓，更非书中精华的全部。在中国传统文化思想体系中，"道"是最高层次的东西。"道"有多义，首先是指自然和社会的根本规律，通常指正义的事业，所谓"得道多助，失道寡助"是也。因此，它也是处事为人的基本原则。谋略则属于"术"，是第二层次的东西，是为"道"服务的，必须受"道"的指导和制约。作为一位杰出的进步作家，罗贯中认为，符合正义原则，有利于国家统一、民生安定的谋略才是值得肯定和赞美的，而不义之徒害国残民的谋略只能叫做阴谋诡计。因此，只有代表作者理想的诸葛亮才被塑造为妙计无穷的谋略大师、中华民族智慧的化身。曹操的谋略可谓高矣，但罗贯中对他却并不喜爱，而是有褒有贬：对曹操有利于国家统一、社会进步的谋略，罗贯中予以肯定性的描写；而对他损人利己、背信弃义的各种伎俩，则毫不留情地予以抨击。综观全书，罗贯中从未放弃道义的旗帜，从未不加分析地肯定一切谋略；对于那些野心家、阴谋家的各种阴谋权术，他总是加以揭露和批判；对于那些愚而自用者耍的小聪明，他往往加以嘲笑。可以说，《三国演义》写谋略，具有鲜明的道德倾向，而以民本思想为准绳。后人如何看待和借鉴《三国演义》写到的谋略，则取决于自己的政治立场、道德原则和人生态度。如果有人读过《三国演义》却喜欢搞小动作，那是他自己心术不正，与罗贯中无关；恰恰相反，那正是罗贯中反对和批判的。有人谈什么"厚黑学"，也硬往《三国演义》上扯，更是毫无道理。那么，《三国演义》的主要精髓是什么呢?我认为，《三国演义》丰厚的思想内涵，主要表现在四个方面：一、对国家统一的向往我们中华民族有着极其伟大的聚合力，维护国家的统一与安定，是我们民族一贯的政治目标，是一个牢不可破的优良传统。几千年来，由于种种原因，我们民族曾经屡次被"分"开，饱，"尊刘贬曹"的思想倾向，早在宋代就已成为有关三国的各种文艺作品的基调，罗贯中只是顺应广大民众的意愿，继承了这种倾向。罗贯中之所以"尊刘"，并非简单地因为刘备姓刘(刘表、刘璋也是汉室宗亲，而且家世比刘备显赫得多，却每每遭到贬抑和嘲笑；汉桓帝、汉灵帝这两个姓刘的皇帝，更是作者鞭挞的对象)，而是由于刘备集团一开始就提出"上报国家，下安黎庶"的口号，为恢复汉家的一统天下而不屈奋斗，不懈努力，被宋元以来具有民族思想的广大群众所追慕；同时，这个集团的领袖刘备的"仁"、军师诸葛亮的"智"、大将关羽、张飞等人的"义"，也都符合罗贯中的道德观。这两方面的原因，使得罗贯中把刘备集团理想化而予以热情歌颂。另一方面，罗贯中之所以"贬曹"，是因为曹操作为"奸雄"的典型，不仅不忠于刘氏王朝，而且常常屠戮百姓.摧残人才，作品对其恶德劣行的描写大多于史有据，并非有意"歪曲"；而对曹操统一北方的巨大功绩，对他在讨董卓、擒吕布扫袁术、灭袁绍、击乌桓等重大战役中所表现的非凡胆略和智谋，罗贯中都作了肯定性的描写，并没有随意贬低。由此可见"尊刘贬曹"主要反映了广大民众按照"抚我则后，虐我则仇"创标准对封建政治和封建政治家的选择，具有历史的合理性；对圳不应作片面的理解，更不应简单地斥之为"封建正统思想"。三、对历史经验的总结《三国演义》以很大篇幅描写了汉末三国变幻莫测的政治、军事、外交斗争，总结了各个集团成败兴衰的历史经验，突出强调了争取人心、延揽人才、重视谋略这三大要素的极端重要性。董卓集团败坏朝纲，残害百姓，荒淫腐朽，导致天下大乱，完全是一伙狐群狗党、混世魔王，作品便不遗余力地予以鞭挞。袁术狂妄自大、轻薄无能，既不注意延揽人才，又无明确的战略目标，更不顾百姓死活，却急于过皇帝瘾，大失人心，作品也予以严厉批判。袁绍虽然颇有雄心，其集团一度声势赫赫，实力雄厚，但由于袁绍胸无伟略，见事迟缓，坐失战机；不辨贤愚，用人不当，以致关键时刻内讧不已；心胸狭隘，文过饰非，甚至害贤掩过，终于只能成为曹操的手下败将，无可挽回地走向灭亡。相比之下，刘备、曹操、孙权三大集团在这三方面各有所长：刘备历经磨难，却始终坚持"举大事必以人为本"的信念，深得民心；求贤若渴，"三顾茅庐"堪称千秋佳话；倾心信任诸葛亮，既有正确的战略方针，又有灵活多变的谋略战术。曹操虽然心术不正，却也十分注意争取人心，延揽人才，手下猛将如云，谋臣如雨；在战略战术上，他也高出同时诸雄。孙权手下也是人才济济，周瑜、鲁肃、吕蒙、陆逊四任统帅均为一时之杰，而且有着明确的战略目标。因此，在众多政治军事集团中，刘、曹、孙三大集团得以脱颖而出，形成三分鼎立的局面。四、对理想道德的追求在艺术地再现汉末三国的历史，描绘形形色色的人物的时候，罗贯中不仅表现了对国家统一、清平政治的强烈向往，而且表现了对理想道德的不懈追求。在这里，他打起"忠义"的旗号，把它作为臧否人物、评判是非的主要道德标准。通观全书，有许多讴歌理想道德的动人故事。为了忠于"桃园之义"，关羽不为曹操的优礼相待所动，毅然挂印封金，千里跋涉，寻访兄长；为了维护兄弟情义，刘备不顾一切地要为关羽报仇，甚至宁可抛弃万里江山；为了报答刘备的知遇之恩、托孤之重，诸葛亮殚精竭虑，南征北伐，不屈不挠，死而后已......当然，对"忠义"这一概念要作具体分析。作为封建时代具有一定进步倾向的文人，罗贯中的"忠义"观不可能越出封建思想的藩篱，但也确实融合了人民群众的观念和感情。他的所谓"忠"，常常指一心不贰地为封建王朝奔走效劳，甚至只是为某一集团的领袖卖命捐躯；但也常常指对国家、民族的忠贞不二，对理想、事业的矢志如一，鞠躬尽瘁。他的所谓"义"，用在政治原则上，有时是封建纲常的代名词，有时又是坚持真理、鞭挞邪恶的同义语；用在人际关系上，往往以个人恩怨为转移，但也常常指对平等互助、患难相依的真诚追求......这种犬牙交错的状况，使得《三国演义》的"忠义"呈现出复杂的面貌；但就主导方面而言，它反映了中华民族传统的价值观、道德观中积极的一面，值得后人批判地吸收。《三国演义》的思想内容如此丰厚，那么，它的主题是什么呢?我认为，可以用一句话来概括--向往国家统一，歌颂"忠义"英雄。向往国家统一的政治理想，构成了《三国演义》的经线；歌颂"忠义"英雄的道德标准，构成了《三国演义》的纬线。二者纵横交错，形成《三国演义》思想内容的坐标轴。罗贯中依靠这两大坐标轴，把历史评价与道德评判有机地融合在一起，使作品达到了难能可贵的高度和深度。《三国演义》第1回写到汉灵帝中平元年(184)黄巾起义爆发时，刘备先后结识了张飞、关羽两位豪杰，三人情投意合，认识次日便举行了脍炙人口的"桃园结义"。应该指出，这个情节是虚构的。《三国志·蜀书·关羽传》写道："先主于乡里合徒众，而羽与张飞为之御侮。先主为平原相，以羽、飞为别部司马，分统部曲。先主与二人寝则同床，恩若兄弟。"同书《张飞传》也写道："少与关羽俱事先主。羽年长数岁，飞兄事之。"这两条记载，只是说张飞把关羽当作哥哥看待，二人忠心耿耿追随刘备，而刘备对他们也十分亲近，"恩若兄弟"；但并没有说三人正式结拜为兄弟。宋元以来，通俗文艺对"恩若兄弟"一语加以增饰渲染，逐渐形成"桃园结义"故事。元代的《三国志平话》中有《桃园结义》一节，元杂剧也有无名氏撰的《刘关张桃园三结义》。正是在此基础上，罗贯中在《演义》中设计了"桃园结义"这一情节。由于它是"恩若兄弟"这个史实的合理延伸与发挥，符合人物的性格逻辑，也符合读者的心理，因而得到广大群众的认可，几百年来，影响极大，妇孺皆知。说到"桃园结义"，人们最容易联想到的是誓词中"不求同年同月同日生，只愿同年同月同日死"两句，以为这就是刘关张结义的核心价值。其实，这只是一种表面化的认识，并未抓住问题的实质。这两句誓词，仅仅表示了忠于兄弟情谊的决心，却并未涉及结义的宗旨和奋斗目标--有谁会把"只愿同年同月同日死"当作结义的目标呢?因此，它绝非刘关张结义的价值追求。那么，"桃园结义"的价值追求究竟是什么?我认为，《三国演义》已经写得很清楚，就是誓词中的四句话："同心协力，救困扶危；上报国家，下安黎庶"。其中的核心价值则是后面八个字："上报国家，下安黎庶"。正是这八个字，使得刘关张的结义具有了崇高的政治目标，使他们不仅与董卓集团那样害国害民的狐群狗党有着天渊之别，与袁术集团那样趁着乱世占山为王却不顾百姓死活的军阀判若云泥，也与形形色色以利相交的狭隘小集团不可同日而语。因此，"上报国家，下安黎庶"成为刘关张高高举起的一面正义旗帜，成为刘蜀集团得人心的根本原因。罗贯中将这八个字写入刘关张结义的誓词，使《三国演义》中的"桃园结义"超越了一般通俗文艺，达到了新的精神境界。
由于《三国演义》的巨大影响，后世模仿"桃园结义"者甚多。满族领袖仿效"桃园结义"，与蒙古诸汗约为兄弟，自认为是刘备，而以蒙古为关羽，从而增强了自己的实力。农民起义、民间结社、帮会组织也往往仿效结义的形式，宣称"不求同年同月同日生，只愿同年同月同日死"。一些人以某些帮会组织乃至黑社会也有这类言词为口实，指责《三国演义》影响不好，这是一种脱离作品实际、缺乏历史观念的皮相之见。结义只是一种形式，关键在于结义的目的是什么。"桃园结义"的目标是"上报国家，下安黎庶"，农民起义军也采用结义方式，为的是反抗封建统治，与黑社会岂能混为一谈?如果有人要拜把子干坏事，这就已经与"桃园结义"的目标背道而驰了，与《三国演义》又有什么关系呢?可以说，对"桃园结义"的宗旨和核心价值的误解乃至歪曲已非一日，这至少是没有认真读书所致。但愿我的解说能帮助读者重视罗贯中写得明明白白的这八个字："上报国家，下安黎庶"。
在中国古典小说中，《三国演义》谋士形象之丰富多彩是无与伦比的。通观全书，人们会得到这样的印象：刘备的谋士最精，孙权的谋士最拙，曹操的谋士最多。作为纵横海内的一世之雄，曹操最早注意到延揽人才。他刚在兖州立足，就积极招贤纳士，苟或、苟攸叔侄、程昱、郭嘉、刘晔、满宠等重要谋士接二连三地归于帐下，很快形成了"猛将如云，谋臣如雨"的兴旺局面(《演义》第10回)。比之同时那些只知抢占地盘、苟且混世的军阀，曹操的胸襟和眼光确实要高明得多。尽管在《三国演义》中，曹操的谋士们远远不曾得到像诸葛亮那样细致的描写，但仍给读者留下了较深的印象。试看数例：苟或。被曹操誉为"吾之子房"("子房"系西汉开国功臣张良的字)。当汉献帝在李催、郭汜的混战中无处安身时，苟或及时向曹操提出"奉天子以从众望"的战略性决策，使曹操将献帝移驾许都(第14回)，从此"挟天子以令诸侯"，政治上占了极大的优势。曹操每次出征，苟或都留守许都，主持日常政务，使曹操没有后顾之忧。在官渡之战的关键时刻，曹操见军力渐乏，粮草不继，欲放弃官渡，退回许都，写信征求萄或意见；苟或回信坚决劝止，指出："此用奇之时，断不可失。"(第30回)果然，曹操随后便采纳前来投奔的许攸之策，奇袭乌巢，大破袁绍军，赢得了决定性的胜利。
郭嘉。初归曹操时，年仅二十七岁。曹操与他谈论天下大事，赞许道："使孤成大业者，必此人也。"(《三国志·魏书·郭嘉传》，《演义》未写此事)他眼光卓具，智虑深远，时有惊人之见，非凡之论。在袁绍兵威赫赫、曹操自叹力不能及之时，他提出"十胜十败"之说，使曹操下定消灭袁绍的决心(第18回)。消灭袁绍集团后，他又促使曹操北征乌桓，一举平定了辽东(第33回)。可惜他享年不永，病逝时仅三十八岁。程昱。当曹操进攻陶谦时，吕布乘虚袭破兖州，"止有鄄城、东阿、范县三处，被苟或、程昱设计，死守得全"(第11回)。官渡之战后，袁、曹两军又在仓亭决战，程昱献"十面埋伏"之计，大破袁绍(第31回)，再一次显示了他出类拔萃的智谋。然而，曹操在消灭袁绍、统一北方之后，飘飘然起来，不大注意听取谋士的计策了。不战而得荆州，进兵江南以后，更是骄盈已极，自以为天下无敌。扬州刺史刘馥因为败了他的诗兴，竟被他一槊刺死。在庞统献"连环计"后，程昱、苟攸提醒他防备火攻，他却满不在乎，认为冬天不会有东风南风，毫不提防(第48回)。他对众多谋士很少问计，却两次信用蒋干这个蠢才，上了大当。结果，他在赤壁之战中一败涂地，扫平江南的美梦也化为泡影。逃到南郡以后，他突然哭起了郭嘉："若奉孝在，决不使吾有此大失也!"弄得"众谋士皆默然自惭"(第50回)。
其实，赤壁之败怎能怪谋士们无能呢?就是郭嘉复生，曹操当时也不一定听得进他的意见吧?看到这个题目，有的读者可能会哑然失笑：曹操、张飞这两个死对头，怎么会沾上亲戚关系?然而，这并非海外奇谈，而是实实在在的史实。曹操和张飞的亲戚关系，是通过夏侯渊一家搭起来的。先说曹操。
曹操之父曹嵩，是东汉末期大宦官曹腾的养子，但他的本家却是夏侯氏。据《三国志·魏书·武帝纪》注引《曹瞒传》及《世语》二书："(曹)嵩，夏侯氏之子，夏侯悖之叔父。太祖(指曹操)于悖为从父兄弟。"这就是说，从血缘关系来看，曹操其实应该说是夏侯氏的后代；他手下的头号大将夏侯悖就是他的堂弟，另一员大将夏侯渊也是他的族弟。夏侯悖长期独当一面，"特见亲重，出入卧内，诸将莫得比也"(《三国志·魏书·夏侯悖传》)；夏侯渊多次领兵出征，"虎步关右，所向无前"，也极受信任；除了他们自身的才干勋业之外，与曹操的亲族关系乃是一个重要的原因。
不仅如此，曹操还有意识地与夏侯悖、夏侯渊亲上加亲。夏侯悖之子夏侯桥(按：《三国演义》说夏侯梯原是夏侯渊之子，自幼过继给夏侯悖，误)，娶曹操之女清河公主为妻，封列侯，"历位侍中、尚书、安西、镇东将军，假节"(《三国志·魏书·夏侯悖传》)，可谓官高爵显；夏侯渊的长子夏侯衡，也"尚太祖弟海阳哀侯女，恩宠特隆"(《三国志·魏书·夏侯渊传》)。总之，在曹魏集团内，夏侯悼、夏侯渊家族真是尊荣无比。所以，陈寿在写史书《三国志》时，干脆把夏侯悖、夏侯渊与曹仁、曹洪等曹氏宗亲合为一传，标名《诸夏侯曹传》。至于张飞，作为刘备的心腹大将，无论就其家世出身还是政治观点来看，本来是很难与夏侯氏家族发生什么瓜葛的；然而，在那天下大乱、人的命运变幻无常的年代里，由于一个偶然的机会，他却成了夏侯氏的女婿。据《三国志·魏书·诸夏侯曹传》注引《魏略》，事情是这样的："建安五年(200)，时(夏侯)霸从妹年十三四，在本郡，出行樵采，为张飞所得。飞知其良家女，遂以为妻，产息女，为刘禅皇后。"
这就是说，张飞的妻子是夏侯霸(夏侯渊次子)的"从妹"，也就是夏侯渊的堂侄女。论起辈分来，张飞还得算是夏侯渊的堂侄女婿哩!通过这样两方面的说明，事情已经很清楚了：既然曹操是夏侯渊的族兄，而张飞是夏侯渊的堂侄女婿，那么，张飞也可以说是曹操的堂侄女婿。不仅如此，就连蜀汉后主刘禅(张飞的女儿是他的皇后)，也得算曹操的隔房侄孙女婿!自从建安五年元月曹操亲自率军击败刘备，重占徐州以后，曹、刘两大集团一直处于尖锐对立的态势。所以，曹操和张飞虽然是亲戚，却没有机会互相走动，互叙亲戚之谊。不过，即使在双方兵戎相1见之时，也还没有完全忘记这1一层亲戚关系。建安二十四1年(219)，刘备进兵争夺汉中地区，从建安二十年(215)以来一直镇守汉中的夏侯渊与之相拒，在定军山被刘备部下勇将黄忠所杀。张飞之妻闻讯后，便"请而葬之"，算是对这位堂叔尽了一点孝道。再过二十年，魏、蜀两国的开创者们均已谢世，两国的对峙态势虽然如故，但这种对峙和彼此攻伐主要是出于政治上的需要，而双方--曹操、夏侯渊的子孙和刘备、张飞的子孙--在感情上的仇恨心理已有所淡化，这一层亲戚关系更成了急难时的一张王牌。魏正始十年(249)，司马懿发动政变，诛灭曹爽集团，独揽曹魏大权。当时任右将军、"征蜀护军"的夏侯霸害怕被株连，惶惶然投奔蜀汉，在阴平道上迷了路，因粮食尽绝，杀马充饥，步行脚又受了伤，真是狼狈不堪。蜀汉方面闻报，急忙派人迎接。
夏侯霸到了成都，刘禅亲自接见，特地向他解释道："卿父自遇害于行间耳，非我先人之手刃也。"刘禅还指着自己的儿子说："此夏侯氏之甥也。"看来，刘禅这位庸主并不像人们想像中那么昏聩糊涂，还多少懂得笼络感情的重要性。从此，刘禅对夏侯霸"厚加爵宠"，一直让他做到车骑将军。就这样，夏侯霸成了蜀汉后期的重要将领之一。曹操和张飞是亲戚，这本来是很好的小说材料，其中有多少矛盾冲突可以展开，有多少悲欢离合值得渲染啊!但是，罗贯中写作《三国演义》时，却完全没有涉及这一点，不仅张飞之妻根本不曾露面，就是写到夏侯霸投奔蜀汉时，也没有顺便略作交代。不知罗贯中是没有注意到这一层亲戚关系，还是因为不想描写家庭生活而有意舍弃这一事实，抑或是担心写了这一点会模糊作品"尊刘抑曹"的思想倾向?这是一个难以索解的谜。不管谜底如何，我们对此都感到惋惜。《三国演义》第17回写曹操再次出兵征伐张绣时，正值麦熟季节，百姓见大军经过，皆逃避在外，不敢刈麦。为了争取，人心，曹操当即下令："大小将校，凡过麦田，但有践踏者，并皆斩首。"偏偏他自己的战马却突然受惊，踏坏了一块麦田。在这极其尴尬的情况下，曹操自责道："吾自制法，吾自犯之，何以服众?"
"即掣所佩之剑欲自刎"。众人急忙拦住，曹操最信.任的谋士郭嘉劝道："古者《春秋》之义，法不加于尊。丞相总统大军，岂可自戕?"曹操沉吟良久，乃毅然割下自己的头发，代替斩首，号令三军。顿时，全军震慑，人人谨遵命令，有效地争取了民心。为什么曹操割发代首有那么大的震慑力?首先，他令出法随，执法如山，敢于"逗硬"。作为全军最高统帅，他当然不可能将自己斩首，"拔剑自刎"只是一种姿态；然而，在不可能自杀的前提下，他坚持处罚自己，并当机立断，割发代首，这仍然是对所谓"法不加于尊"(按："法"当作"罚")的"《春秋》之义"的大胆挑战，表现了一个封建政治家罕见的魄力和勇气。这就明确昭示全军：任何人违犯了命令都不能例外。
毛宗岗把"割发代首"也斥为曹操的奸诈，未免带有偏见；如果硬要曹操自杀，岂不是太幼稚了吗?试问，在几千年的传统社会里，敢于惩罚自己的最高统治者又有凡人?其次，古代华夏族认蔗"身体发肤，受之父母"，长劳保持蓄发的传统，因而割去一个人的头发是一种相当严厉的惩罚，是很大的耻辱；崩谓"髡刑"，就是剃去犯人能头发。《三国演义》就写到，袁绍死后，其妻刘夫人出于嫉妒心理，将其宠妾五人全部杀害，还怕其阴魂在九泉之下与袁绍相见，又"髡其发，刺其面，毁其尸"(第32回)；蜀中智士彭蒹因为触犯了刘璋，也被处以髡刑(第63回)；东吴鄱阳太守周鲂诈降曹魏大司马曹休时，又曾割发为誓(第96回)。于是，珍惜头发成为一种得到普遍认同的、稳固的民族心理，以至了明朝灭亡、清兵入关时，能否坚持蓄发竟成为是否坚持民族气节的重要标志；而满清王朝为了征服汉族，瓦解汉族人民的反抗意志，则两度颁布"剃发令"，强迫汉人剃发，以此表示归顺，稍有不从便砍头示众，这就是所谓"留头不留发，留发不留头"的野蛮政策。当然，经过清朝二百多年的长期统治，经过满汉两族的彼此融合，特别是经过近百年来的巨大社会变革，社会心理已经发生了深刻的变化，蓄发与否已经不再具有民族色彩和政治意义了。但我们至少可以了解，在曹操那个时代，一个声名赫赫的最高统帅要当众割去自己的头发，以示惩罚，是多么不容易!这样，全军将士怎么能不受到极大的震慑?又有谁还敢以身试法呢?
《三国演义》第73回写到刘备夺取汉中以后，进位汉中王，"封关羽、张飞、赵云、马超、黄忠为五虎大将"。于是有三国爱好者写信来问：曹操也有"五虎大将"吗?这是一个很有趣的问题。首先需要说明的是，历史上的东汉三国时期，根本不存在"五虎大将"这样的官职或称号。建安二十四年(219)，刘备夺得汉中，自称汉中王，立即封赏文武群臣，拜关羽为前将军，假节钺(此前为荡寇将军、汉寿亭侯)；张飞为右将军，假节(此前为征虏将军、新亭侯)；马超为左将军，假节(此前为平西将军、都亭侯)；黄忠为后将军，赐爵关内侯(此前为征西将军)；唯赵云未升官爵，仍为翊军将军。五位大将的身份等级并不一致，其中关羽、张飞、马超基本为一个等级，黄忠地位略次，赵云则明显差了一截(前后左右将军系常设将军，其下为征东、征西、镇东、镇西等将军，翊军将军则系地位更低的"杂号将军")。但《三国志·蜀书》中将关羽、张飞、马超、黄忠、赵云五人合为一传(《三国志》卷三十六)，紧接在《诸葛亮传》之后，表明他们都是刘蜀集团的重要将领，同为蜀汉的开国元勋。宋元以来的通俗文艺家在讲唱三国故事时，历来以刘蜀集团的英雄为中心。大概是受到《三国志·蜀书·关张马黄赵传》的启示，他们按照自己的习惯，把这五位大将称为"五虎将"。元代的《三国志平话》卷下就有一节题为《皇叔封五虎将》，说"关公封寿亭侯，张飞封西长侯，马超封定远侯，黄忠封定乱侯，赵云封立国侯"。
到了《三国演义》，罗贯中超越史书记载，树立起赵云勇冠三军的虎将形象，并强化他与刘关张的亲密关系，从而提高了他在刘蜀集团中的地位，把他排在马超、黄忠的前面。于是，《演义》中的"五虎大将"便成了"关张赵马黄"，并从此广泛传播开来。不过，只要认真辨析一下，就可以看出，在《三国演义》中，"五虎大将"并非正式官衔，而是一种美称。你看，第73回中费诗刚对关羽说刘备封他为"五虎大将"之首，紧接着刘备就派使者前来，"拜云长为前将军，假节钺，都督荆襄九郡事"；刘备称帝以后，张飞升迁为车骑将军，马超升迁为骠骑将军(第81回)，但继张飞被刺后，第83回写到黄忠因箭伤而死(历史上的黄忠死于刘备伐吴之前一年，即220年)，刘备叹曰："五虎大将，已亡三人。"由此可见，"五虎大将"只是一种荣誉性的称号。至于曹操方面，历史上当然没有"五虎大将"之称。不过，既然《三国演义》写了刘蜀方面有"五虎大将"，读者猜想猛将如云的曹操方面也应该有"五虎大将"，便是一种并非奇怪的联想了。那么，曹操方面哪些人够得上"五虎大将"的资格呢?《三国演义》没有说，只好由读者自己来评选。这就需要明确评选的标准：能够人选"五虎十监，鲁汰丽皂曹抽焦圃由地位和功业都比较突出、足以独当一面的重要将领。
像典韦、许褚这两员猛将，虽然武艺过人，但主要是担任曹操的贴身护卫，基本上没有统兵打仗，更未镇守方面，便不应人选。正好，《三国志·魏书》中有一篇《张乐于张徐传》，将张辽、乐进、于禁、张邰、徐晃这五员大将合为。一传(《三国志》卷十七)。这情形，似乎与《蜀书》中的《关张马黄赵传》相当。其中的《于禁传》说："是时，禁与张辽、乐进、张邰、徐晃俱为名将"；合传的末尾又"评曰：太祖建兹武功，而时之良将，五子为先。"看来，他们确有资格称为曹魏的"五虎大将"了。然而，在《三国演义》中，乐进的地位与李典相近，其功业不够突出；于禁战败而降，向关羽乞哀告怜，可谓晚节不保：他们似乎不应与张辽、张邰、徐晃三人并列。另一方面，与曹操有宗族关系的夏侯氏、曹氏诸将中，夏侯悖一直极受倚重，总是独当一面；夏侯渊多年镇守关西，战功赫赫，位在张邰、徐晃之上：他们两人大概可以取代乐进、于禁，与张辽、张邰、徐晃合称"五虎大将"。此外，曹仁先后镇守南郡、襄阳，勇猛善战，功业与夏侯渊不相上下，好像也有资格入选"五虎大将"。由于夏侯悖、夏侯渊、曹仁的特殊身份，他们的生平业绩均被载入《魏书·诸夏侯曹传》(《三国志》卷九)，置于《张乐于张徐传》之前。这是陈寿为了记事方便而作的安排(史家体例)，并不代表各人功业的高低。如果要评选"五虎大将"，就应把他们放在一起进行综合评比。这样一来，很可能就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了。看样子，要为曹魏方面评选出"五虎大将"，并不容易，这实际上是一次小小的三国知识竞赛。读者诸君，不妨一试。
《三国演义》中的有些次要人物，虽仅仅出场一两次，却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蒋干便是十分突出的一例。他只是在"赤壁之战"这个情节单元出现过两次，就成了家喻户晓的知名人物。第一次，他向曹操夸下海口，要凭三寸不烂之舌，说动周瑜前来归顺；但在英姿飒爽而又智慧过人的周郎面前，他简直无法开口，却中了周瑜的反间计，偷了一封伪造的蔡瑁、张允给周瑜的信，害得曹操杀了蔡、张二人，削弱了自己的水军指挥能力。第二次，他又自告奋勇到江东刺探军情，结果什么也没打听到，却把庞统请去给曹操献"连环计"，使曹军后来遭受火攻时损失极为惨重。他眼高手低，志大才疏，处处上当，还偏偏自以为得计，真是个地地道道的蠢材!其实，这一切都是虚构出来的。在历史上的赤壁之战中，曹操并没有杀掉蔡瑁、张允。据《襄阳耆旧传》记载，蔡瑁年轻时就与曹操交好，曹操率领大军南征，不战而得荆州以后，曾经亲自造访蔡家，"入瑁私室，呼见其妻子"，对蔡瑁优礼有加；而周瑜也不曾用过什么反问计，曹操怎么会随便杀掉蔡瑁呢?至于庞统，根本没去见过曹操，更没有献过什么"连环计"，是曹操自己决定把战船连起来的。既然这两件事都不是史实，当然就与蒋干无关了。历史上的蒋干根本就不是什么蠢材。他是九江郡人，虽然九江郡与周瑜的家乡庐江郡同属扬州管辖，但二人并非"自幼同窗交契"。据《三国志·吴书·周瑜传》注引《江表传》，蒋干"有仪容，以才辩见称，独步江淮之间，莫与为对"。这就是说，他生得仪表堂堂，颇有大丈夫气概，而且才干优卓，长于辩对，决非庸碌之辈，不是那种鼻子上抹了白粉，逗人发笑的丑角。需要强调的是，历史上蒋干去见周瑜的时间，《资治通鉴》系于建安十四年(209)，也就是赤壁之战以后。所以，不管曹操在赤壁之战中倒了多少霉，也不管杀蔡、张和"连环计"是否真有其事，都与蒋干无关。而且，这趟差使也不是蒋干争取来的，而是曹操派他去的，大概是因为他能言善辩的名气很大，所以曹操想让他去打动周瑜吧?更值得注意的是蒋干见了周瑜之后的表现。周瑜是何等聪明之人，一见蒋干就猜出他是来为曹氏做说客的，但仍然以礼相待，请他参观自己的军容，同时又毫不含糊地宣布拒绝任何游说："丈夫处世，遇知己之主，外托君臣之义，内结骨肉之恩，言行计从，祸福共之，假使苏张(指战国策士苏秦、张仪)更生，郦叟(指秦汉之际策士郦食其)复出，犹抚其背而折其辞，岂足下幼生所能移乎?"蒋干也很明智，他见周瑜态度如此坚决，便只是含笑而坐，"终无所言"。
不仅如此，他回去见曹操时还"称瑜雅量高致，非言辞所间"。用今天的话来说，这是一次不成功的访问，双方都既无所得，也无所失。蒋干自始至终都显得高雅、稳重，不失名士风度，哪有一点昏聩糊涂、被人家牵着鼻子走的蠢相呢?然而，到了罗贯中的笔下，蒋干却显得气粗心浮，愚而自用。他先是大大咧咧，自以为是；到了周瑜面前却拿不出任何本事，时而"愕然"，时而"大惊"，时而"面如土色"，处处被动，真是既可笑又可怜。罗贯中的艺术虚构是精采的，但他笔下的蒋干，却与历史人物蒋干太不相同了!当然，罗贯中的虚构并非凭空而来。一方面，历史上确有蒋干奉曹操之命去游说周瑜之事；另一方面，元代的《三国志平话》已经把蒋干写成了一个言大而夸的蠢材，说他到江东一无所获，却中了黄盖的反问计和诈降计，害得曹操吃了大亏，结果被众文武乱刀砍死。罗贯中在这样的基础上，按照自己"尊刘贬曹"的思想倾向，作了新的艺术处理，塑造了一个独特的蒋干形象。数百年来，这个形象已经深入人心，而熟悉三国历史的人们却觉得他"似是而非"，觉得罗贯中为了观念而改变了史实，替蒋干感到委屈。
阅读《三国演义》，很多人都有这样一种感觉：曹魏、刘蜀、孙吴这三大集团，其杰出人才的绝大部分出现于其创业阶段和建国之初；到了三国的后期，真正给人以深刻印象的文臣武将就不多了。就曹魏方面而言，后期将领中，最优秀的可能要算邓艾。邓艾(197～264)，字士载，义阳棘阳(今河南新野东北)人。在《三国演义》中，他的姓名第一次出现是在第107回。当魏将夏侯霸投奔蜀汉，来向姜维介绍魏国情况时，特地提到邓艾和钟会(225～264)，并一再强调："若使领兵马，实吴、蜀之大患也"；"此二人深可畏也"。如此郑重其事，可谓先声夺人。邓艾第一次出场则是在第110回。当起兵反对司马师的扬州刺史文钦之子、勇将文鸯领兵杀人司马师的大本营，所向披靡时，"只见一军行如猛风"，席卷而来，这就是官居兖州刺史的邓艾。他指挥魏军前后夹攻，杀得"(文)鸯部下兵各自逃散，只文鸯单人独马，冲开魏兵，望南而走"。如此亮相，可谓出手不凡。当姜维第三次北伐，大败魏国雍州刺史王经时，邓艾以行安西将军身份(《演义》仍作"兖州刺史"，误)，前去协助征西将军陈泰抵御姜维。
他巧设疑兵，虚张声势，使姜维不辨虚实，匆忙撤兵，从而解了王经之围，他因此功而实授安西将军。从此，邓艾一直镇守魏国的陇右地区，成为姜维的主要对手。在双方一次又一次的交锋中，邓艾多数时候智高一筹，掌握了战场的主动权，使姜维难以得志，白白消耗实力。在司马昭决心灭蜀时，邓艾与钟会分兵而进。他敢于冒险，亲率人马偷度阴平，奇袭涪城，击败诸葛瞻，直逼成都，使惊惶失措的刘禅自缚投降，对灭蜀起了决定性的作用。罗贯中对邓艾的描写并不充分，而且一再把邓艾的年龄弄错--这是由于邓艾与钟会大致同时崭露头角，罗贯中便误以为二人的年龄也差不多。其实，邓艾比钟会年长二十八岁，只不过钟会出身显贵(其父钟繇官至太傅)，出名较早，而邓艾出身寒门，大器晚成罢了。尽管如此，罗贯中仍然通过一系列情节，表现了邓艾的杰出才干和非凡胆略，给读者留下了相当深刻的印象。
灭蜀之后，他自以为建立了盖世奇功，顿时头脑膨胀，忘乎所以，动不动就自吹自擂。这自然容易引人嫉妒，授人以柄，才高而心术不正的钟会便对他十分忌恨。特别是掌握魏国大权的司马昭，为人阴险狠毒，更担心他尾大不掉，竭力限制他的行动。偏偏邓艾不懂权术，反而更加自作主张，提出把刘禅留在蜀中，封其为扶风王，以招诱吴主孙休归降；司马昭借口"须候奏报，不可辄行"，他仍不明白，还说什么"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这样一来，司马昭怎么会不怀疑他想割据称雄?再加上钟会伪造表文，故意陷害，进一步造成他企图谋反的假象。于是，邓艾糊里糊涂地成了阶下囚；甚至在钟会因谋反被杀之后，他仍未平反昭雪，竞在毫无防备中丧命，时年六十八岁。一代名将，竟成封建统治者猜忌心的牺牲品，实在令人感慨!
《三国演义》中的刘备，作为罗贯中心目中"明君"的典范，参与群雄角逐的主要本钱有二：一是宽仁爱民，深得人心；二是身为"皇叔"，血统高贵。这里姑且不谈前者，只想探究一下：刘备真的是汉献帝的"皇叔"吗?要弄清这个问题，关键是分别查明刘备和汉献帝的世系。先说刘备。《三国志·蜀书·先主传》明言刘备是汉景帝之子中山靖王刘胜的后代，出自刘胜之子刘贞一支，但对此后的世系却没有交代，便径直写到刘备的祖父刘雄、父亲刘弘。《三国演义》第20回倒是提供了一份完整的刘备家谱，其中开列了从汉景帝、刘胜直到刘弘的十八代祖先。照此说来，刘备就是汉景帝的十八代玄孙了。那么，刘备的家谱是否可靠呢?应该说，其中真假杂糅，大部分是靠不住的。这份家谱所列的刘备的十七代祖先，只有第一代刘胜、第二代刘贞、第十六代刘雄和第十七代刘弘在史籍中有明确的记载。
据《三国志》和《华阳国志》，刘胜之子刘贞，于汉武帝元狩六年(前117)被封为涿县陆城亭侯(按：据《汉书·王子侯表》，应是元朔二年前127被封为"中山国陆成侯")。后因没有按朝廷规定献纳"酎金"(诸侯献给皇帝助祭高祖的黄金)，丢失了侯爵，便移居到涿郡涿县(今河北涿州)去了。这就是说，刘贞这个支系很早就没落了，经历过两汉之间的改朝换代和一次又一次的政治风暴之后，更是家世衰微，谱牒不明。所以，刘备只记得自己的祖父刘雄当过东郡范令，父亲刘弘也曾仕于州郡，不幸早死。然而，在长期广泛流传的三国故事中，刘备却是一个十分重要的角色，被塑造为一个继承汉室正统、寄托庶民理想的"明君"。在民间艺人们看来，这样一位明君，又是中山靖王之后，如果谱系不明，有些说不过去。所以，他们想方设法要把刘备中断了的家谱衔接起来。正是出于这种尊崇刘备的心理，罗贯中在写作《三国演义》时，拿出了一份完整的十八代家谱。作为文学创作，这样处理是完全可以理解的。不过，罗贯中在虚构刘备的第三代至十五代祖先爵位姓名时，却留下了不少漏洞。其一，自相矛盾。明明第二代刘贞已经"坐酎金失侯"(《演义》第一回也已写到)，第三代刘昂怎么可能封为"沛侯"?其二，爵名不当。汉代的列侯，爵名均取县邑之名。而这份家谱里的"漳侯"、"沂水侯"、"钦阳侯"、"胶水侯"、"祖邑侯"等等，所标的"漳"、"沂水"、"钦阳"、"胶水"、"祖邑"等名目，或为河流名，或纯为捏合，均非汉代县邑名。因此，这些爵名均难成立。其三，大小混淆。家谱中的第八代刘哀封"广陵侯"；按广陵系王国名，因此，只有"广陵王"，而不可能有"广陵侯"。第十三代刘达封"颍川侯"；按颍川系郡名，其下有颍阳县、颍阴县，却没有"颍县"，所以，"颍侯"之名也不能成立。这些漏洞，正好说明家谱中的第三代至十五代是出于罗贯中的艺术虚构。所以，刘备究竟是汉景帝的第多少代玄孙，至今还是个未知数。
再看汉献帝。东汉自和帝刘肇以后，皇帝大多短命，而又往往无子，太后及其娘家的外戚们为了长期把持政权，总喜欢用支系的幼儿来继承皇位，因而堂兄弟相承、叔侄相承屡见不鲜。汉献帝的父亲汉灵帝，就是在汉桓帝死后，以支属入继大统的；而献帝本人又是在其兄汉少帝被废后即位的。这样一来，弄得世系纷纭，一般人很难理清头绪。不过，细加排比梳理，仍然可以推算出汉献帝刘协是汉光武帝刘秀的第八代玄孙，也就是汉景帝的十四代玄孙。罗贯中与他之前的许多民间艺人一样，出于"尊刘"心理，觉得堂堂汉昭烈帝如果谱系不明，未免太不像话，所以想方设法要把刘备中断了的家谱衔接起来。然而，他拿出的刘备家谱，却存在不少漏洞，经不起推敲。
更糟糕的是，他根本没有认真推算汉献帝的世系，只是信笔写来，随便给刘备加上一个"皇叔"的头衔，大概是因为刘备比汉献帝年长二十岁吧。而按照他拿出的家谱，刘备却要比汉献帝低好几辈呢!在现实生活中，年长者反而辈份低的现象并不算少，鲁迅的《社戏》就写到一同玩耍的小朋友中，有的属于太公辈，有的则属于曾孙辈。罗贯中一时考虑不周，顾此失彼，导致了自相矛盾。
至此，我们可以作出这样的结论：从史实的角度来看，刘备与汉献帝的辈份关系尚难断定。所谓"皇叔"，其实是罗贯中虚构的头衔，而且虚构有误。好在这毕竟是艺术虚构，尽管有误，一般读者并不留意，我们知道也就是了。
"刘备的江山是哭来的"，这个说法传得久，传得广，但不确切。其实，史书对刘备的评价是很高的，《三国志·蜀书·先主传》说他为人"弘毅"，"折而不挠"。《三国演义》描写吕布月夜袭取徐州，使刘备失去根基，他只是"叹曰：得何足喜，失何足忧!"听到夫人失陷，也只是"默默无语"，并没有哭。即使被曹操打得大败，关、张失散，妻子生死不明，只落得匹马落荒，凄凄惶惶地逃奔冀州，他仍然没有哭，确是坚强得很哩!当然，《演义》中也写他哭了好几次：当阳县大哭，是为了收揽民心；鲁肃来讨还荆州时大哭，是逢场作戏；只有关羽、张飞死后的痛哭，则是出于兄弟之情，方算是真哭。看来，坚韧不屈才是刘备性格的主导方面，哭则是他用以进行政治斗争的"武器"。难怪曹操、孙权等人都称他为"天下枭雄"!
诚然，刘备的武艺确实不及关张赵云，智谋也远逊孔明庞统；但我认为，他有一个最大的本事--善于识鉴和使用人才。他三顾茅庐，恳请诸葛亮出山辅佐之事早已成为千古美谈。那时他已四十七岁，连目空一切的曹操也赞许他为"天下英雄"，而诸葛亮年仅二十七岁，尚未建立任何功业。庞统的才能一旦被他了解，他就马上责备自己："屈待大贤，吾之过也!"立刻"敬请庞统到荆州"，"下阶请罪"，并且"拜庞统为副军师中郎将，与孔明共赞方略"。
当阳之败，糜芳自称亲眼看见赵云去投曹操，张飞也动了疑心，他却斩钉截铁地说："子龙是我故友，安肯反乎?"真是知之深，信之坚，难怪赵云要那样忠心耿耿地追随他。有了这批文臣猛将，才使他如鱼得水，如虎添翼，尽可与天下豪杰争雄。否则，仅凭一掬眼泪，无论如何是创立不起江山的。刘备之善于识才和用才，连诸葛亮也往往不如。长沙之战，魏延救了黄忠后前来归顺，诸葛亮要斩魏延，刘备不允，后来又任命魏延为汉中太守，地位仅次于五虎大将。结果，魏延为蜀汉立下许多战功。马谡为诸葛亮所爱重，刘备却明确指出他："言过其实，不可大用。"由于诸葛亮没有认真记取此言，致有街亭之败。善于识才和用才，是一个领袖人物最重要的本领。刘备的老祖宗刘邦，运筹不如张良、陈平，用兵不如韩信、彭越，但他却善于使这些文臣武将各得其所，各施所长，终于打败了项羽，统一了天下。连心高气傲的韩信都不得不承认："陛下不善将兵，而善将将。"刘备不也正是这样的创业之主吗?
在《三国演义》中，诸葛亮出山以后便担任刘备的军师，直到章武元年(221)刘备称帝，拜他为丞相为止。在这十几年里，每遇战事，他不仅为刘备出谋划策，而且直接调兵遣将，用尽神机妙算，立下赫赫战功。这位精通韬略的诸葛军师，简直成了刘备集团无可替代的军事统帅。历史上的诸葛亮真的当过刘备的军师吗?军师究竟是什么官?据《三国志·蜀书·诸葛亮传》记载，建安十二年(207)，诸葛亮出山以后，虽与刘备关系颇为亲密，但所任职务不详，估计是幕宾之类；次年，赤壁之战以后，刘备夺得荆州江南四郡，诸葛亮始任军师中郎将；至建安十九年(214)，刘备平定益州，诸葛亮又升任军师将军。总之，诸葛亮从未担任"军师"这一职务；而且，在刘备称帝之前，他大部分时间是留守后方，足食足兵，从未统管过军事。其次，汉末三国时期，"军师"乃是常见的官职，通常只是高级大臣的属官，参与军事谋议，并非统兵大臣。就曹魏方面而言，自建安元年(196)起，曾先后设军师祭酒、中军师、前军师、后军师、左军师、右军师等多种名目(如董昭曾任军师祭酒，苟攸曾任中军师，钟繇曾任前军师，凉茂曾任左军师，毛蚧曾任右军师)，均为参谋人员，官阶仅为五品，大多不是独立带兵打仗的将领，更不是掌握一国兵权的重臣。蜀汉方面，诸葛亮任丞相期间，也有中军师、前军师、后军师等属官。如系兼领之职(如魏延以征西大将军兼领前军师)，其品秩从本官；如系专职，则仅为五品。东吴方面的情况则有所不同，曾经以三公等大臣兼领军师之职，如丁奉曾以右大司马兼左军师，朱然曾以左大司马兼右军师；东吴末年，丞相张悌亦曾兼军师；但在整个东吴历史上，这种现象并非主流，其历任主政大臣，仍为丞相或太傅，如同汉末旧制。
从总体上看，汉末三国时期，"军师"大多不过是三公及常设将军的军事幕僚而已，与诸葛亮担任的军师中郎将、军师将军(均系刘备创置之官职)并非一码事。有趣的是，在《三国演义》中，众多担任过"军师"的汉末三国人物不被提起，而从未当过"军师"的诸葛亮反而被写成了"军师"，其身份、权力都是一人之下、众人之上，所有将领都必须服从其调遣。罗贯中这样写，当然与史不合，但也是有来历的。元代的《三国志平话》写到诸葛亮出山时，就说"玄德遂拜诸葛为军师"，可见宋元以来，通俗文艺早已把诸葛亮写成了无所不统、无所不能的"军师"。而由于《三国演义》的广泛传播，神机妙算的"军师"诸葛亮形象更是深入人心；"军师"一职，也成了明末及清代众多农民起义军中仅次于起义领袖的重要职务。直到太平天国起义时，掌握军政大权的杨秀清，其头衔也是"左辅、正军师、东王"，并以此身份节制诸王，统率全军。
《三国演义》的头号主角无疑是诸葛亮。在罗贯中笔下，他的神机妙算、高招奇谋表现得淋漓尽致，令人倾倒。然而，史书《三国志》的作者陈寿却说他"于治戎为长，奇谋为短，理民之千，优于将略"，"应变将略，非其所长"(《三国志·蜀书·诸葛亮传》)。不少人认为陈寿贬低了诸葛亮。那么，事实究竟如何呢?历史上的诸葛亮，确实是一位杰出的政治家，他的《隆中对》，"未出茅庐，已知三分天下"，堪称英明的战略预见。他治军严整，令出如山，连敌方也十分佩服。不过，说到施谋用计，他并非顶尖人物；人们津津乐道的那些奇谋妙计，大部分是《三国演义》和三国戏、三国传说"送"给他的。请看--火烧博望。历史上只有刘备与夏侯悖、于禁相拒于博望，"自烧屯伪遁"，以伏兵击破敌军之事(见《三国志·蜀书·先主传》)，是在三顾茅庐之前，自然与诸葛亮无关。
火烧新野。纯属虚构。赤壁大战。主要的英雄应为周瑜。诸葛亮除了出使江东，智激孙权联刘抗曹之外，应该还会有所作为；但他究竟有何克敌致胜的妙计，史无明文。《三国演义》中的"智激周瑜"、"草船借箭"、"借东风"等精彩情节，均属虚构。三气周瑜。虽然包含一些史实成分，但基本出于虚构。
夺取益州。从决策到具体实施，起主要作用的都是庞统；诸葛亮则在战争的后期入蜀增援，"分定郡县"，协助刘备最后攻取雒城和成都。《演义》将庞统之死和诸葛入蜀提前，让诸葛亮起了关键性的作用。智取汉中。历史上是法正在刘备身边充当谋主，诸葛亮则"镇守成都，足食足兵"。《演义》却将法正降为次要谋士，把诸葛亮写成主要指挥者，让他连施妙计，使曹操心惊胆战，仓皇退兵。八阵图困陆逊。纯属虚构。+安居平五路。纯属虚构。七擒孟获。史实是诸葛亮凭借军事优势，开展政治攻心，获得成功；至于怎样七擒七纵，史籍语焉不详。人们今天在《演义》中看到的，其实是罗贯中艺术想像的产物。六出祁山。历史上诸葛亮总共五次北伐，只有两次兵出祁山；尽管他每每处于攻势，但实际收获不大，有时还无功而返。
"智取三郡"、"骂死王朗"、"雪夜破羌兵"、"空城计"、"奇袭陈仓"、"火烧上方谷"等脍炙人口的情节，也基本上出于虚构。由此可见，历史上的诸葛亮虽不愧为千秋楷模，但其智慧主要是善于把握天下大势，善于总揽全局，制定正确的战略方针的政治智慧；他的主要职责是镇守中枢，足食足兵，这正是优秀丞相之责；施谋用计，出奇制胜并非他特别擅长之处。不过，这丝毫无损于他人格的伟大，热爱诸葛亮的人们也无须遗憾。是历代人民的共同努力，加上罗贯中的天才创造，才把诸葛亮塑造成用兵如神的谋略大师，成为中华民族无比智慧的化身。
提起三国遗迹，谁不知道成都武侯祠?来到蜀汉故都，谁不想看看成都武侯祠?成都武侯祠位于成都市区西南。它不仅是全国现存十几座武侯祠中规模最大的一座，而且是所有三国遗迹中最早被列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的一处。成都武侯祠的沿革经历了一千几百年的漫长岁月。
早在四世纪初，西晋人李特、李雄领导的流民起义军攻占益州，建立成汉政权，便在成都的少城首次建立了武侯祠(诸葛亮生前封"武乡侯"，死后谥"忠武侯"，故名)。它与蜀汉建兴元年(223)修建于成都南郊的刘备陵墓"惠陵"相距不远，这一对鱼水君臣在地下也彼此相望。公元五世纪，惠陵旁边建成了一座武侯祠，到唐代已成一方名胜，文人墨客多有题咏，其中最著名的当推杜甫那首令人荡气回肠的《蜀相》诗：丞相祠堂何处寻?锦官城外柏森森。映阶碧草自春色，隔叶黄鹂空好音。三顾频烦天下计，两朝开济老臣心。出师未捷身先死，长使英雄泪满襟。此后数百年，武侯祠备受游人重视，香火之盛，远远超过昭烈庙(即刘备庙)。明朝初年，朱元璋之子、蜀王朱椿不满于此，以"君臣宜一体"为由，下令废武侯祠，在昭烈庙侧附祀诸葛亮，从此形成君臣合庙的格局。然而，老百姓却把合并后的昭烈庙称作武侯祠。为此，有人写了这样一首意味深长的诗：门额大书昭烈庙，世人都道武侯祠。
由来名位输勋烈，丞相功高百代思。明末兵燹，此祠遭到毁坏。清初康熙十年至十一年(1671～1672)，在废墟上又重建起一庙两殿的君臣合庙，其大致规模沿袭至今。成都武侯祠的主体部分，占地大约八十余亩，有大门、二门、刘备殿、过厅、诸葛殿五重建筑。大门与二门之间，夹道矗立六通石碑，其中最著名的是唐代裴度撰文、柳公绰书写、鲁建镌刻的《蜀丞相诸葛武侯祠堂碑》，因其文、书、刻三者俱佳，人称"三绝碑"。刘备殿正中是3米高的刘备塑像，宽面大耳，体态端庄；两侧偏殿，分别祀关羽、张飞；刘备殿的左右两廊，即闻名遐迩的"文臣武将廊"，塑有28位蜀汉文臣武将的像。这些人物的选择和造型，贯穿着"尊刘"倾向和"忠义"思想，深受《三国演义》和三国戏的影响。如刘禅虽是蜀汉后主，但系亡国之君，殿中便无其立足之地，倒是他那位以身殉国的儿子、北地王刘谌居于刘备侧后；周仓本系虚构人物，因在《演义》中忠实追随关羽，便也昂然而立于关羽偏殿中；关羽的面如重枣，张飞的豹头环眼，庞统的面黑而丑，都来自《演义》；就连关羽的青龙偃月刀、张飞的丈八蛇矛，也是《演义》的产物。刘备殿后稍低处，诸葛殿前，悬挂多幅匾联；殿中为诸葛亮坐像，羽扇纶巾，神态静穆安详；左侧为其子诸葛瞻，右侧为其孙诸葛尚。
祖孙三人，皆公忠体国，令人肃然起敬。出诸葛殿往西，穿过红墙夹道，便是刘备墓。墓高12米，周长180米，占地约2000平方米，有砖墙环护。墓茔前立有"汉昭烈皇帝之陵"石碑，系清代乾隆五十三年(1788)重建。最近几年，武侯祠的保护和建设有了较大发展。在诸葛殿后，建起了纪念刘备、关羽、张飞的"三义庙"，为一进四合院，由拜殿、大殿和两侧廊房组成。拜殿内有两组墨色大理石画像石刻，东墙为"桃园三结义"，西墙为"三英战吕布"；石刻之后，各有四通青石画像碑，内容均取自明代《三国》刻本插图。大殿中有刘备、关羽、张飞的塑像，造型均根据《三国演义》。
"三义庙"侧后方，是新建的"结义楼"，为一仿古戏院，由前楼、戏台和东西廊房组成。前楼厅堂、两廊和天井摆满方桌竹椅，是人们品茗聚会、观赏三国戏的好去处。"三义庙"西边有一片桃林，林间空地中，矗立着白、红、黑三块巨石，以粗犷的手法雕凿出刘备、关羽、张飞的写意形象，颇具英雄神韵。这几个新景点，连同原有的主体建筑，形成浓郁而又多彩的三国文化氛围。此外，武侯祠的附属性设施、景点，立意命名也大多本于诸葛亮的言行和影响。如用于正式会议的"广益堂"，来自诸葛亮的名言"集众思，广忠益"；用于接待和小型会议的"碧草园"，来自杜甫咏怀诸葛亮的诗句"映阶碧草自春色"；盆景园"听鹂馆"，来自杜甫的另一诗句"隔叶黄鹂空好音"；主要餐厅"三顾园"，来自"三顾茅庐"的典故......出入于此，三国文化会在不经意间带给我们一分亲切和感动。
2004年，武侯祠的发展又迈出了非常重要的两大步：一是毗邻的南郊公园并人武侯祠，使其总面积达到二百几十亩。这不仅为它增加了开阔的园林区，而且为它展示三国文化的深度和广度，发挥多种功能提供了比较充足的空间。二是经过三年的努力，在武侯祠东侧建成了仿古风格的"锦里一条街"。街名来自唐代盛称的"锦里"，源于因诸葛亮设置锦官(管理织锦之官)而得名的"锦官城"。此街宽不足十米，长约三百余米，虽非通衢大道，却设计得精巧富丽。首尾两座大门，北门为正门，建成牌楼样式，面向武侯祠大街；南门为侧门，通向三义庙。街道两侧，商店、府第鳞次栉比，其中有"张飞牛肉"等风味小吃，有"诸葛连弩"等竞技场所，还有琳琅满目的工艺商品；而表现蜀锦、蜀绣发展史的"锦绣陈列区"则是全街的中心。每天，这里都熙熙攘攘，流光溢彩，让人从多方面领略汉代三国时期以"蜀锦遍天下"闻名，唐代以"扬一益二"(扬州富甲天下，益州仅次于扬州)著称的蜀都的富庶、繁荣和美丽。武侯祠以其宏大的气势、丰富的内涵，强烈地吸引着中外游客，每年前往参观访问者多达150万～200万人次。在这里，政治家们会仔细品味清人赵藩那副有名的对联："能攻心则反侧自消从古知兵非好战，不审势即宽严皆误后来治蜀要深思"；平民百姓会在诸葛殿和文臣武将廊追怀先贤，留连忘返；海外游子会虔诚凭吊，一抒寻根之情；外国朋友则会惊叹诸葛亮对中国人民影响之巨大。其实，历史人物诸葛亮的文治武功是相当有限的，单就历史功绩、历史地位而言，历史上超过诸葛亮的政治家、军事家至少可以举出二三十个；然而，要论在人民群众中的知名度和影响力，文武周公姜尚管仲也好，秦皇汉武唐宗宋祖也罢，谁也比不上诸葛亮。
广大民众不仅是敬仰作为杰出政治家的历史人物诸葛亮，而且更多的是热爱作为中华民族忠贞品格和无比智慧化身的艺术形象诸葛亮。史实与文学艺术的融合，民族道德观念与审美理想的渗透，在武侯祠表现得非常充分。这也正是我们所说的广义的"三国文化"的一个特征。"诸葛大名垂宇宙"，武侯祠也将名垂千古。
《三国演义》的小读者很多。如果问问他们对于关羽的看法，回答多半是："我不喜欢!"要问理由吗?也大抵一致："他太骄傲了。"历史上的关羽确有大将之才。他追随刘备，不避艰险，屡立战功；后来镇守荆州，独当一面；建安二十四年(219)秋率兵北伐，"威震华夏"，以至曹操"议徙许都以避其锐"(《三国志·蜀书·关羽传》)。但关羽也确实太骄傲了。他第一次崭露头角是在《三国演义》第5回--"温酒斩华雄"。那时，关羽只是刘备手下的一个马弓手，位卑而名微，实在没有什么骄傲的本钱。所以，就在斩了华雄之后，他也只是"提华雄之头，掷于地上"，并未自我吹嘘。待到斩颜良、诛文丑、过五关、斩六将、杀蔡阳而名扬天下之后，他的头脑就膨胀起来，越来越心高气傲，目中无人。
赵云取桂阳，张飞取武陵，都是三千人马；而关羽取长沙时，却硬是只带五百校刀手(第53回)，以显示自己比赵云、张飞高明。结果，他打得很不顺手，若非黄忠念情，魏延献城，胜负还难以预料哩!马超归顺刘备后，关羽特地派关平千里迢迢送信给刘备，"要入川来与之比试高低"。如此好胜，简直像个不知天高地厚的毛头小伙子。由于诸葛亮写信对他又捧又劝，满足了他的虚荣心，他才"将书遍示宾客，遂无入川之意"(第65回)。当他得知黄忠与自己并列为"五虎大将"时，竟气冲冲地宣称："大丈夫终不与老卒为伍!"(第73回)曹操、刘备、孙权三大集团之间，始终是一个相互矛盾斗争的三角态势，诸葛亮有鉴于此，定下了"东和孙权，北拒曹操"的外交战略方针。
关羽却因骄傲而破坏了联吴大局。当刘备自立为汉中王后，诸葛瑾为孙权之子向关羽之女求婚，关羽不同意也就罢了，竞"勃然大怒曰：吾虎女安肯嫁犬子乎!"(第73回)从而激怒了孙权，加剧了蜀吴之间本来就潜藏着的紧张关系，成为后来东吴袭夺荆州的直接诱因。关羽自己最终也败走麦城，竟为东吴的无名小将马忠擒获，落得个脑袋搬家、全军覆没的下场。骄傲为害之烈，这可算一个典型的例子。《三国演义》的作者罗贯中在作品里主要宣扬关羽义薄云天的忠义品质，长期以来封建帝王也大力褒扬关羽的"忠义"。岂料几百年后人们却对关羽的"骄傲"印象甚深。这恐怕是作者所始料不及的吧!
《三国演义》第5回的"温酒斩华雄"，是表现关羽赫赫武功的第一个重要情节。它说的是诸侯联军讨伐董卓时，董卓部下勇将华雄先是斩了鲍信之弟鲍忠，继而打败联军先锋孙坚，接着又连斩联军几员将领；在各路诸侯大惊失色之际，身为小小马弓手的关羽奋勇请战，当他提着华雄之头回到中军帐时，曹操为他斟的酒尚有余温。其实，这是一个典型的"张冠李戴"情节。历史上虽有斩华雄之事，但真正的英雄不是关羽，而是那位华雄的手下败将孙坚。《三国志·吴书·孙破虏传》写得明明白白：孙坚确曾被董卓军击败，但"(孙)坚复相收兵，合战于阳人，大破(董)卓军，枭其都督华雄等"。然而，自宋代以来，民间形成了"尊刘、贬曹、抑孙"的褒贬倾向，孙吴集团的人物在三国故事中往往充当陪衬，而且每每被贬低甚至丑化。
在元代的《三国志平话》和元杂剧《虎牢关三战吕布》中，原本"勇挚刚毅"，"有忠壮之烈"的孙坚被写成一个看不起身份低微的刘关张、自己却无多大本事的官僚。特别是在郑德辉所撰的元杂剧《三战吕布》中，孙坚的形象更是遭到严重丑化，被写成是骄横倨傲、色厉内荏的草包，武艺平常、好吹牛皮的小丑。当吕布前来挑战时，他假装肚子疼，不敢出战；后来勉强出战，被打得大败，丢盔弃甲而逃；张飞夺回盔甲，嘲讽他，他恼羞成怒，欲斩张飞，真是又可气又好笑。如此描写，随意性太强，显得不大可信。罗贯中写作《三国演义》时，吸取了《三国志·吴书·孙破虏传》的主要内容，通过自告奋勇担任先锋、斩胡轸、拒绝董卓联姻之议等情节，表现了孙坚"勇挚刚毅"的一面。对于斩华雄一事，罗贯中作了较大改造，将这一功劳加在关羽头上。这样处理，对孙坚来说仍然很冤枉，但《演义》写成他因袁术不发粮草，军心动荡，华雄趁机偷袭而败，毕竟不失英雄本色；而对关羽来说，因此而威名大振，则实在是一大幸事。由于罗贯中巧妙运用侧面描写，层层烘托，虚实结合，将关羽勇猛无敌的气概写得十分传神，这一情节被公认是《三国演义》中艺术成就最高的篇章之一。
《三国演义》中的张飞，是广大读者最熟悉、最喜爱的人物形象之一。然而，这个形象，却是罗贯中在保持历史人物张飞忠于刘蜀、勇猛善战的基本特点的基础上，按照市民阶层的伦理观和审美观加以改造而塑造出来的。对于历史上的张飞，许多人未必熟悉，甚至存在一些误解或缺乏根据的猜测。首先，历史上的张飞相貌如何?大家可能会说："豹头环眼，燕颔虎须。"其实，这只是通俗文艺的说法，史书《三国志》中的《蜀书·张飞传》却并无一字涉及张飞的相貌。晚唐著名诗人李商隐的《娇儿诗》中有这样两句："或谑张飞胡，或笑邓艾吃。"其中"张飞胡"意指张飞长着一部络腮胡，不知有何依据，大概是因为历史上的张飞"雄壮威猛"，有"万人敌"、"熊虎之将"之誉而产生的艺术想像。宋元以来，民间通俗文艺在反复讲说三国故事时，沿着这一思路，逐步把张飞的相貌加以规范。元代的《三国志平话》卷上描写张飞："生得豹头环眼，燕颔虎须，身长九尺余，声若巨钟。"罗贯中写作《三国演义》时，基本上吸收了这一描写；但为了表现刘关张三人体格的差别，将张飞的身高改为"八尺"(刘备"身长七尺五寸"，关羽"身长九尺")，并略加渲染，于是便有了这样一段经典性的相貌描写："身长八尺，豹头环眼，燕颔虎须，声若巨雷，势如奔马。"(第1回)从此，张飞的相貌就在广大读者心目中定型了。
后来的戏曲为了表现张飞的刚直，又"送"给他一张黑脸。有人说，历史上的张飞可能是个美男子，理由是：张飞的两个女儿先后成为蜀汉后主刘禅的皇后(《三国志·蜀书·二主妃子传》称长女为"后主敬哀皇后"，次女为"后主张皇后")，而刘禅是个好色之徒，可见张飞的两个女儿都是美女；既然女儿很漂亮，那么父亲也应该是个仪表堂堂的美男子。不过，这只是一种推测，未必是事实。其一，古代皇帝选择妃、嫔，固然看重美色；而立皇后，则主要考虑政治因素。刘禅为太子时，开国元勋中，诸葛亮无女，关羽之女已被东吴所虏，唯张飞关系最亲近而且有女，故刘备纳其长女为太子妃；刘禅嗣位，其妃自然立为皇后，这并不能证明此女为美女。其二，刘禅确系平庸之君，但说他"好色"则缺乏依据。事实上，张飞长女当皇后十五年，直至建兴十五年(237)六月逝世；次年正月，其妹即被立为皇后，一直当了二十五年。
在长达四十年中，并无废立之事。这证明刘禅比较守规矩，却不能证明两姐妹都是美女。其三，即使张飞二女真的是美女，也不能推论张飞本人就是美男子。父母与子女之间的遗传关系十分复杂，决非一个模子铸成的相似品。古往今来，父母相貌平平而儿子英俊、女儿美丽者，可谓不胜枚举。所以，由子女的相貌来推断父母的美丑，实在并不可靠。由此可见，说"历史上的张飞是个美男子"，只能是一种推测。当然，张飞相貌端正倒是很可能的。其次，历史上的张飞是什么出身?我曾经指出："张飞出身，史无明文。"
《三国志平话》卷上称他"家豪大富"，却没说明他以何为业。而在《三国演义》第1回中，张飞首次出场，便自称"世居涿郡，颇有庄田，卖酒屠猪，专好结交天下英雄"。所谓"颇有庄田"，当然算得上富裕；而"卖酒屠猪"--尽管他本人不一定亲自操刀杀猪--则是普通市民们相当熟悉、相当接近的行当。这样的出身，很自然地赋予了张飞较多的民间色彩和市井气息。有意思的是，刘关张三人的实际出身都不算高：历史上的刘备，虽然说是"汉景帝子中山靖王(刘)胜之后"，但早已家道中落，不得不以"贩履织席为业"(《三国志·蜀书·先主传》)；《三国演义》据史叙述云："家贫，贩屦织席为业"(第1回)。历史上的关羽，出身不明，《三国志·蜀书·关羽传》开篇便说他"亡命奔涿郡"，想来应该是出身于下层；《三国演义》亦未明言关羽的出身，而第一次写他出场的动作则是"推着一辆车子"(第1回)，显然是下层劳动者模样；民间流传干脆说他是卖豆腐(或卖黄豆)出身。相近的出身，给了他们彼此接近的机会，成为他们顺利结拜为兄弟的重要基础。
然而，由于刘备后来成为蜀汉的开国之君，谥"昭烈"，关羽早在北宋即已追封为王，元代已习称"关大王"，在普通民众心目中，他们已是高高在上的帝王和神柢。因此，尽管刘关张原本都有市井气息，张飞的家境还好于刘备、关羽，却只有张飞最能使芸芸众生感到亲切。再次，历史上的张飞性格如何?根据《三国志·蜀书·张飞传》的记载，历史上的张飞虽有尊贤爱士、敬慕君子的优点，却也有性格暴躁，遇下寡恩的严重缺陷。本来，身为勇将，历经波折，性格急躁甚至暴躁一点，并不足怪；但驰骋9疆场数十年，与士卒一起出生人死，甘苦与共，至少应该懂得善待部属这个起码的道理。然而，张飞却偏偏不懂这一点，对士卒极其粗暴，动；辄鞭挞致死。这是一个致命的弱点。刘备就曾多次告诫张飞："卿刑杀既过差，又挝健儿，而令在左右，此取祸之道也。"但张飞却依然故我，还是动不动就拿部下出气，这当然要激起某些部下的不满甚至报复。果然，章武元年(221)六月，正当他准备从阆中出兵，到江州与刘备会合，一起伐吴之时，却被部将张达、范强(古书作"疆")杀害。一代虎将，壮志未酬，竟死于非命，固然令人痛惜，但这却是他自己粗暴性格酿成的可怕后果。陈寿评张飞云："飞爱敬君子而不恤小人。飞暴而无恩，以短取败，理数之常也。"实在没有冤枉他。《三国演义》在《三国志平话》的基础上，将历史人物张飞"勇而暴"的性格特色，改造为"勇而莽"的性格特色。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变化。"暴"的精神指向是"残暴"，意味着不讲道理，暴虐好杀，它只能减弱人们对张飞的好感，绝不会让小民百姓喜欢。"莽"则意味着鲁莽、粗心，也意味着无城府、少心计。它虽然常常导致误事，却没有那股令人害怕的杀气；它是许多平民百姓也会有的毛病，是可以容忍、可以接受的缺点。加上《演义》着力突出张飞的爱憎分明、嫉恶如仇、真诚坦率、心直口快，这就为小说中的"莽张飞"增添了许多可爱之处。综上所述，绝大多数中国人心目中的张飞，其实已经不是历史人物张飞，而主要是经过《三国演义》改造和重塑的张飞形象。他既以历史上的张飞为原型，又有很大的发展变化。这个令人喜爱的艺术形象，不仅在《演义》写到的上千个人物中是独一无二的，而且开启了明清小说中以"粗犷鲁莽"为特征的英雄人物系列，并成为这个形象系列中任何人也无法取代的影响最为深远的"这一个"。
《三国演义》中塑造张飞性格的第一个重要情节是"鞭打督邮"。当那位傲慢无礼的督邮倚势索取贿赂，并逼迫县吏诬陷刘备时，性如烈火的张飞闯入馆驿，将他捆在县衙前的马桩上，用柳条狠狠地鞭打了一顿(第2回)。真是打得有理，打得痛快，打得让人拍手叫好!历史上确有鞭打督邮之事；但其主角不是张飞，而是刘备。《三国志·蜀书·先主传》对此记载得明明白白，说刘备任安喜县尉时，督邮因公事来到安喜，刘备求见，督邮却不肯见面，刘备便闯入督邮的住处，用刑杖将他打了二百下，然后用自己的印绶系住他的颈子，把他绑在马桩上，弃官而去。裴松之注引《典略》写得更为具体，说当时朝廷已经下诏，要对因军功而当官的人们进行一番淘汰，刘备担心自己可能被淘汰。
正好督邮来到安喜县，准备遣还刘备；刘备原本认识这位督邮，前往馆驿求见，督邮却称病不见(平心而论，在这种情况下，即使见面也会非常尴尬)。刘备感到气愤，便带着一伙吏卒，闯入馆驿，声称奉上司的密令逮捕督邮，将他捆起来，拉到县界，然后解下自己的印绶，系住他的颈子，把他绑在树上，"鞭杖百余下"，还打算杀掉他。督邮哀求饶命，刘备这才住手，扬长而去。刘备这样做并不奇怪，他被人称为"枭雄"，性格本来就比较刚毅，一旦觉得受了欺辱，自然不会忍气吞声，特别是眼看用鲜血换来的官职保不住，更难免怒火烧胸，暴发一通。罗贯中写作《三国演义》时，为了把刘备塑造为理想的"明君"，着力把他写成一个宽仁厚道、尊贤爱民的长者。
这样，如果按照史实的原貌，让刘备来鞭打督邮，就会与读者心目中忠厚长者的形象不那么吻合。于是，罗贯中来了一个巧妙的移花接木，将鞭打督邮者改为粗莽易怒的张飞，而将督邮写成一个贪婪可恶的小人，一个专门讨打的坏蛋，活该"张三爷"来狠狠教训他。如此处理，既照顾到刘备的"仁厚"形象，又突出了张飞嫉恶如仇的刚烈性格，可谓一箭双雕，十分成功。
在《三国》戏和《三国》评书里，赵云每每被刘备和关羽、张飞称为"四弟"。事实是不是这样呢?其实，历史上原来没有"桃园结义"之事，自然也不存在刘备称关羽、张飞为"二弟"、"三弟"之事。不过，《三国志·蜀书·关羽传》中毕竟有刘备与关、张"寝则同床，恩若兄弟"的记载，表明他们的关系非常密切。宋元以来，通俗文艺就"恩若兄弟"加以增饰渲染，遂成"桃园结义"故事。而在《三国志·蜀书·赵云传》中，连类似于"恩若兄弟"的记载也没有，更谈不上赵云与刘备结拜兄弟了。尽管赵云很早就追随刘备，但他却不具备像关羽、张飞与刘备那样的特殊关系，也远不像关、张那样受器重。当刘备任平原相时，"以羽、飞为别部司马，分统部曲"；而赵云仅为刘备的"主骑"(卫队长)。
以后，关羽、张飞每每担当方面重任，堪称刘备的得力助手；而赵云则长期跟在刘备、诸葛亮身边，很少独当一面。可以说，在刘备集团中，赵云的地位不仅不如关羽、张飞，而且不如马超、黄忠，甚至不如魏延。建安二十四年(219)，刘备称汉中王，拜关羽为前将军，假节钺(早已封为汉寿亭侯)；张飞为右将军，假节(先已封为新亭侯)；马超为左将军，假节(先已封为都亭侯)；黄忠为后将军，赐爵关内侯；提拔魏延为督汉中镇远将军，领汉中太守；而赵云仅为翊军将军(前、后、左、右将军均为常设将军，三国时为第三品；镇远将军、翊军将军均为杂号将军，三国时为第五品，但魏延职责比赵云重要)。章武元年(221)，刘备称帝，除关羽、黄忠已卒外，张飞升迁车骑将军，领司隶校尉，进封西乡侯；马超升迁骠骑将军，领凉州牧，进封嫠乡侯；魏延也进拜镇北将军；而赵云的官爵却未升迁。这些事实都说明，历史上的赵云绝不可能是刘备的"四弟"。罗贯中承袭元杂剧《刘关张桃园三结义》和元代《三国志平话》的艺术创造，在《三国演义》中让刘备与关羽、张飞结拜成了兄弟，却并没有让赵云也参加结拜。诚然，罗贯中十分喜爱赵云，通过一系列情节(包括"单骑教主"这样夸饰成分甚重的情节和"力斩五将"这样纯粹虚构的情节)，充分渲染了他高超的武艺、过人的胆识、高尚的品格，提高了他在刘备集团中的地位，把他排在了马超、黄忠的前面，却没有把他写成刘备的异姓弟兄。
通观《演义》，只有第73回中，关羽说过一句："子龙久随吾兄，即吾弟也。"这里的"即"，意思是"相当于"，而非"是"。事实上，书中的刘备从来没有称赵云为"四弟"。由此可见，"四弟"的称呼，并非来自《三国演义》。编演《三国》戏、《三国》评书的艺人们显然为赵云抱不平，他们觉得赵云追随刘备那么久，立了那么大的功劳，又两次救护阿斗，与刘备的关系应该和关羽、张飞差不多才对。所以，他们在罗贯中的基础上又大胆地前进了一步，把赵云说成是刘备的"四弟"。经过一辈又一辈艺人的广泛传唱，这个新的创造竟也使广大群众信以为真了。
在《三国演义》亿万读者心目中，最令人喜爱的人物，除了诸葛亮之外，就要算赵云了。有趣的是，日本的广大三国爱好者在评选"你最喜爱的三国人物"时，也把赵云排在第二位。其中奥妙何在?历史上的赵云，虽有"一身都是胆"的美誉，号为"虎威将军"，但因长期跟随在刘备、诸葛亮身边，很少独当一面，其功业和地位不仅不如关羽、张飞，而且不如马超、黄忠、魏延。然而，赵云却具有一些不同凡响的优秀品格：其一，深明大义。在那群雄割据、战乱不已的年代，他择主的标准是"从仁政所在"，目标是解民于倒悬，这就使他大大高出于一般的赳赳武夫。其二，忠直敢谏。刘备夺取益州后，一些人"欲以成都中屋舍及城外园地桑田分赐诸将"；他以争取民心为重，坚决反对，提出："益州人民，初罹兵革，田宅皆可归还，令安居复业，然后可役调，得其欢心。"(《三国志·蜀书·赵云传》注引《赵云别传》)刘备欲伐东吴，他又从战略大局着眼，竭力劝阻。在刘蜀集团的众多武将中，只有赵云两次从根本大计上直言规谏刘备。其三，公正无私。他一向克己奉公，不徇私情，兢兢业业，从不凭一己好恶办事，深得刘备赏识。其四，谦虚谨慎。在诸将中，他的资格仅次于关羽、张飞，又有救护刘禅之功；但他从不居功自傲，从不争名夺利，对后来居上者也能友好相处，这又是"刚而自矜"的关羽、"性矜高"的魏延等人所不及的。建兴六年(228)，诸葛亮首次北伐，遭到街亭之败，赵云与邓芝率领的疑兵也在箕谷失利。在撤退时，由于赵云亲自断后，部伍不乱，"军资什物，略无所弃"。诸葛亮对此十分赞赏，要赏赐赵云所部将士。这时赵云毫无沾沾自喜之态，而是诚恳地说："军事无利，何为有赐?其物请悉入赤岸府库，须十月为冬赐。"透过这番真挚感人的话语，其律己之严格，胸襟之开阔，均可洞然如见。那些浅薄自负、自吹自擂之徒，岂能望其项背!综上所述，历史上的赵云，虽然在功业上不能冠冕众人，却具有人所不及的美德。罗贯中写作《三国演义》时，将深刻的现实主义精神与浓郁的浪漫主义情调相结合，笔酣墨饱地塑造了一个光彩照人的赵云形象。首先，罗贯中超越史书记载，树立起赵云勇冠三军的虎将形象。这集中表现在对长阪坡之战的描写上。按照《三国志·蜀书·赵云传》的记载，赵云抱着阿斗，保着甘夫人，只能匆匆撤退，根本不可能在敌军阵中横冲直撞。而罗贯中却通过虚构、生发和渲染，编织出一连串紧张曲折的情节，让赵云在特殊条件下奋勇冲杀，所向披靡，使"常山赵子龙"从此成为勇敢英武的代名词。其次，罗贯中使用大量笔墨，从多方面表现了赵云的美德。除了历史人物赵云所有的美德之外，还特别突出了他的机警和精细，使之成为《演义》武将形象系列中性格最完美的人物。再次，罗贯中精思妙裁，使赵云在最后一次出征中保持了常胜将军的威名，使其美德在晚年发出新的光彩。这样，《演义》中的赵云便成为一个真实性与独创性融为一体的鲜明的艺术形象。不过，赵云形象之所以特别受人喜爱，最重要的原因还是读者审美心理的变化。在罗贯中笔下，关羽是被作为"古今来名将中第一奇人"来刻画的；但随着社会制度和社会观念的巨大变化，今天的读者审美心理已与封建时代的"小民"大不相同，关羽在他们心目中的地位早已降低，而赵云的一系列美德则更容易得到他们的理解和欣赏。因此，尽管赵云形象不及关羽形象那样丰富和深刻，人们仍然把赵云列为仅次于诸葛亮的最受喜欢的人物，艺术的辩证法就是这样奇妙!
《三国演义》第63回写刘备在军师庞统辅佐下，夺取涪城(今四川I绵阳)，斩了刘璋大将冷苞之后，与庞统分兵进取雒城(今四川I广汉)；出发前，庞统马失前蹄，刘备让他换乘自己所骑白马；庞统走小路，行至一地势逼窄之处，听说此地名叫"落凤坡"，大惊，急令退军，却被埋伏于此的张任军认作刘备，乱箭射死。一代英杰，竟然死于非命，年仅三十六岁。这一情节是如此深入人心，以致从明清以来，很多人都以为庞统真的死于"落凤坡"。清代著名诗人王士稹就曾写下《落凤坡吊庞士元》一诗。其实，这一情节基本是虚构的。据《三国志·蜀书·庞统传》："进围雒县，统率众攻城，为流矢所中，卒，时年三十六。"可见历史上的庞统并非死于进兵雒城的途中，而是死于攻城之时；不是因为中了埋伏而死，而是因为被流箭射中，死于意外。关于庞统的葬地，史无明文。由于其故乡襄阳(今湖北襄樊)距离遥
远，且为曹操地盘，还葬原籍显然不可能；而鹿头山(今名白马关，在今四川罗江县西南)距雒城不过数十公里，而且地势高阜，背景开阔，可能是刘备进攻雒城的大本营所在地，因此，痛失良佐的刘备将庞统葬于此处的可能性是很大的。从现存的文献资料看，至迟从宋代起，今白马关一带已经有了关于庞统墓的记载。宋代大诗人陆游就写有《鹿头山过庞士元墓》一诗，其中有"士元死千载，凄恻过遗祠"，"苔藓无情报，秋来满断碑"等句，可见陆游经过此地之前，这里早已有了庞统的祠墓。大概是受到这一事实的启发，又因庞统有"凤雏"的美名，罗贯中才虚构出庞统死于"落凤坡"的情节。那么，罗贯中为什么要如此虚构呢?这是为了突出诸葛亮的智谋，有意将庞统之死提前，以便诸葛亮及早入蜀，指挥夺取益州的战斗(历史上诸葛亮是在刘备包围雒城以后才与张飞、赵云等溯江入蜀，分定郡县，然后与刘备共围成都的)。这样一来，就大大降低了庞统为刘备夺取益州所起的关键作用，对庞统而言未免不大公平。为此，罗贯中又虚构了庞统在赤壁大战中巧献连环计、任未阳县令时半天了断百日积案等情节，有力地表现了他的非凡才干，为塑造其忠烈睿智的形象作了一定的补偿。
由成都北上，大致沿年诸葛亮出师北伐的路线，三国遗迹甚多。其中第一个重要的遗迹，就是位于新都县城南二里桂林乡马超村的马超墓。马超(176～222)，字孟起，东汉末右扶风茂陵(今陕西兴平东北)人。其父马腾，汉灵帝末年与边章、韩遂起兵于西州(即凉州)，后被朝廷任命为征西将军，屯驻关中多年；建安十三年(208)被征人京担任卫尉(九卿之一)，部众由马超统领。马超生于乱世，长于军旅，武艺高强，骁勇善战，堪称一代虎将。建安十九年(214)归刘备，拜平西将军(先已封为都亭侯)；建安二十四年(219)夏，刘备夺取汉中，七月，刘备集团众文武由他领衔(当时诸葛亮、关羽、张飞等人官爵均低于他)，尊刘备为汉中王，他升迁为左将军；章武元年(221)，刘备称帝，以他为骠骑将军，领凉州牧，进封綮乡侯，位居蜀汉武将之首(此时关羽已死，张飞为车骑将军，进封西乡侯，位略次)。次年，他就溘然而逝，年47，后追谥"威侯"。据文字记载，明代的新都马超墓颇具规模。到了晚清，墓冢经过修葺，高4米，周长约50米，气派俨然；墓前建起了祠庙，供人祭祀。以后，祠、墓迭遭破坏，如今仅存荒冢一座，残碑两通。驻足马超墓前，不禁感慨系之。在一般人心目中，这位蜀汉"五虎大将"是个充满着阳刚之气、洋溢着壮美色彩的神奇英雄。你看，潼关大战，杀得曹操割须弃袍而逃，多么威风!酣斗许褚，夜战张飞，多么勇猛!就连他的形象，也是那么英俊潇洒，被冠以"锦马超"的美誉。然而，尽管马超"勇"的性格特征确有史实依据，但其俊爽洒脱的浪漫主义英雄风貌，却主要是《三国演义》塑造的结果。历史上的马超，实际上是一个心头伤痕累累的悲剧性人物。
建安十六年(211)，他与韩遂等起兵反曹，进逼潼关，结果大败而回，还连累他那已经进京担任卫尉的老父马腾及其全家惨遭杀害。建安十八年(213)，他依靠羌人，东山再起，攻占凉州诸郡，不久又被杨阜、姜叙等击败，妻子儿女都成了刀下冤魂，他本人仅与从弟马岱、部将庞德等少数人逃到汉中投奔张鲁。次年正旦(即春节)，其内弟给他拜年，他悲从中来，一边吐血一边说："全家一百多人都已被害，你我二人还有什么可庆贺的哟!"由于张鲁的左右忌嫌他的威名，他在张鲁手下郁郁不得志，反而时时提心吊胆，便与马岱辗转投奔正在夺取益州的刘备。于是，留在汉中的家属又成了张鲁发泄怒火的牺牲品：庶妻(妾)董氏被赐给张鲁的功曹阎圃，儿子马秋被张鲁杀害......短短几年间，他连连承受着失败的耻辱，饱尝丧亲的痛苦。
临终前，他上疏给刘备说："臣门宗二百余口，为孟德所诛略尽，惟有从弟岱，当为微宗血食之继，深托陛下，余无复言。"(《三国志·蜀书·马超传》)这浸透血泪的遗言，实在令人不忍卒读。、马超的悲剧还不止于：此。在他归附刘备之后，虽然表面上地位尊显，刘备还1要借其威名争取羌人，但因他原非刘备的嫡系，刘备对。他并不是充分信任，放手使用。从归刘到去世，整整八年，他除了偶任偏师，很少统兵出征，只好或企羡黄忠冲锋陷阵，或坐观魏延镇守汉中，岂能有多大建树?对于一个既想重建功业、又思报仇雪恨的猛将来说，如此空耗岁月，尽管焦躁难忍，却又无可奈何。而且，走投无路归附甚晚的他，还得处处小心谨慎，以免别人怀疑他有二心。境遇如此，难道不也是悲剧?罗贯中充分吸收民间传说故事的营养，对马超的命运悲剧作了大幅度的改造，塑造出一个所向无敌的俊美英雄，数百年来，备受喜爱。文学艺术的魅力是巨大的，但这样的马超形象，显然已经与历史人物马超大有区别。
魏延是《三国演义》中一个著名人物，但许多读者记得他，主要是因为诸葛亮说过他"脑后有反骨，久后必反"(《演义》第53回)；诸葛亮死后，他果真"谋为不轨"，终于被马岱所杀(第105回)。这桩公案究竟如何?据《三国志·蜀书·魏延传》，历史上的魏延"以部曲随先主人蜀"，本来就是刘备的"嫡系"，并非降将，自然也无诸葛亮一见面就要斩他之事。《三国演义》虚构魏延在长沙搭救黄忠，杀了韩玄，归降刘备，这在小说艺术中是允许的，问题在于诸葛亮要斩他的理由站不住脚："食其禄而杀其主，是不忠也；居其土而献其地，是不义也。"在那个天下大乱、群雄并起的时代，兵微将寡、又没有地盘的刘备，要想成就帝王之业，必须延揽天下英雄，包括欢迎从对手营垒投顺过来的文武人才。如果把投奔自己的豪杰斥为"不忠不义"，岂不是闭塞贤路，自陷孤立?按照诸葛亮的这个逻辑，张松、法正食刘璋之禄，居益州之地，却背弃刘璋，千万百计地帮助刘备夺取益州，岂不也是"不忠不义"，都该杀头?诸葛亮既不反对重用法正，为什么对魏延要特别苛刻呢?至于"吾观魏延脑后有反骨"，更是荒诞不经之言。说句开玩笑的话，魏延当时头戴铁盔，诸葛亮怎么能看见他的后脑勺呢?事实上，魏延为蜀汉立下了汗马功劳。《三国演义》在长达五十余回的篇幅中，多次写到他出生入死，冲锋陷阵，坚毅果敢，有勇有谋，常与黄忠、赵云比肩而立。从这些叙述中，读者怎么也看不出魏延有谋反的迹象。曹操不是曾经"招魏延归降"吗?结果却遭到"魏延大骂"(第72回)。即使在诸葛亮逝世以后，魏延想的也是："丞相虽亡，吾今现在。杨仪不过一长史，安能当此大任?他只宜扶柩人川安葬，我自率大兵攻司马懿，务要成功。岂可因丞相一人而废国家大事耶?"(第104回)这哪里是想要反叛呢?当然，魏延也有较大的缺陷：由于诸葛亮没有采纳他直出褒中、奇袭长安之计，他常常满腹牢骚；对杨仪被诸葛亮信用，他尤其不服，最后竟不顾诸葛亮新亡，蜀汉急需稳定内部，而与杨仪刀兵相见。这种不顾大局的行为，当然要大失军心，使他落得个身败名裂的可悲结局。
读《三国演义》，许多人把姜维当成了诸葛亮的接班人。这个印象，并不准确。诚然，姜维一直深得诸葛亮赏识。建兴六年(228)春，诸葛亮首次北伐，姜维归附，诸葛亮即任命他为仓曹掾，加奉义将军，封当阳亭侯，并写信给留府长史张裔、参军蒋琬，称赞道："姜伯约忠勤时事，思虑精密......其人，凉州上士也。"(见《三国志·蜀书·姜维传》)此后几年，姜维屡从征伐，到建兴十二年(234)八月诸葛亮病逝前，已经晋升为中监军、征西将军。不过，由于姜维归附较晚，功业、威望均有不足，尽管诸葛亮对他期望甚殷，予以重点培养，却不可能直接把他选为接班人。那么，诸葛亮选定的接班人是谁呢?是蒋琬和费祚。《三国志·蜀书·蒋琬传》明确记载道："(诸葛亮临终前)密表后主曰：臣若不幸，后事宜以付琬。"《蜀书·杨戏传》载其所作《季汉辅臣赞》，裴注引《益部耆旧杂记》云：诸葛亮在五丈原病重时，后主派尚书仆射李福前去探望，并咨询国家大计。李福问："如公百年后，谁可任大事者?"诸葛亮回答："君所问者，公琰(蒋琬的字)其宜也。"李福又问："蒋琬之后，谁可任者?"诸葛亮回答："文伟(费神的字)可以继之。"正因为如此，在诸葛亮逝世，杨仪统率北伐大军回到成都后，后主即任命蒋琬为尚书令(东汉以来，尚书令均负责处理朝廷日常政务)，总统国事，杨仪仅为中军师，无所统领；次年(建兴十三年，235)又进蒋琬位为大将军，使之正式成为蜀汉的最高官员(诸葛亮死后，蜀汉不再设丞相)；费神则晋升为尚书令，为蒋琬助手。蒋琬(?～246)，字公琰，零陵湘乡(今湖南湘乡)人。赤壁之战后，刘备夺取武陵、零陵、长沙、桂阳等江南四郡，年轻的蒋琬归附了刘备，后随从入蜀，曾任过广都(今四川I双流)长。诸葛亮非常赏识蒋琬，称他为"社稷之器"，先后任命他为丞相东曹掾(主管二千石长吏及军吏的任免升迁)、参军、留府长史。诸葛亮北伐期间，他留守成都，保证了兵员和粮饷的供应，进一步得到诸葛亮的推重。
建兴十二年(234)，诸葛亮病逝，后主刘禅遵从诸葛亮遗志，任命他为尚书令，总统国事；次年，又进其位为大将军，录尚书事("录尚书事"意为总领尚书台事务，系执政大臣的名号)，封安阳亭侯；延熙二年(239)，再加为大司马。在蜀汉政权面临重大考验之际，他从容自如，迅速安定了人心，稳住了政局，使蜀汉国力有所恢复。延熙元年(238)，他出镇汉中，伺机伐魏。六年(243)，还镇涪县(今四川绵阳)。三年后病卒，谥为"恭侯"。因其原籍零陵早已成为东吴地盘，遂安葬于涪县，其墓至今尚存于绵阳市西山。历史上的蒋琬，稳重沉静，秉承诸葛亮的治国方针，把政务处理得井井有条。在军事上，他清醒地认识到魏强蜀弱的现实，珍惜国力，徐图进取，决不轻举妄动。执政十二年，除了派姜维率领偏师攻袭曹魏凉州，以及延熙七年(即曹魏正始五年，公元244年)曹魏大将军曹爽进犯汉中时调兵抵御之外，他基本上没有发动大规模的军事行动，从而舒缓了民力，取得了保境安民的良好效果。他为人豁达开朗，严于律己，宽以待人。东曹掾杨戏性情简傲，与蒋琬说话不大恭敬，有时甚至爱搭不理的。有人在蒋琬面前攻击杨戏傲慢太甚，蒋琬却说："杨戏不发违心之论，不一味附和我，这正是他爽快之处啊。"督农杨敏指责蒋琬糊涂，比不上前人(指诸葛亮)。有人要惩办杨敏，蒋琬却泰然自若地说："我确实不及前人，杨敏没什么可惩办的。"后来杨敏因事下狱，许多人担心他会被处死，蒋琬却秉公论断，使杨敏得免重罪。因此，蜀汉臣民普遍敬重蒋琬，把他视为贤相。论政绩，论品格，蒋琬不愧为诸葛亮的接班人；论历史地位，他应该高于姜维；而要论判断形势的正确和处理国政的得当，他更是明显高出姜维一筹。费神(?～253)，字文伟，江夏郾县(今河南信阳东北)人。初为太子舍人。后主即位，为黄门侍郎，迁侍中，为诸葛亮所器重。诸葛亮北伐，留他与郭攸之、董允总摄宫中之事。后调他为参军，先后迁中护军、丞相司马。诸葛亮曾屡次派遣他出使孙吴，成都市城南的万里桥，相传即因诸葛亮于此设宴送别，费袜叹曰"万里之路，始于此桥"而得名。他与孙吴君臣交往，气宇轩昂，言辞得体，赢得孙权尊重，曾以宝刀相赠，从而有效地巩固了蜀汉与孙吴的同盟关系。诸葛亮病逝后，他与姜维协助杨仪，率领蜀军安全撤退，转任后军师。不久晋升为尚书令，作为大将军蒋琬的助手，负责处理日常政务。他为人宽厚，才识过人，处事敏捷干练，深受同僚敬佩。延熙六年(243)升任大将军、录尚书事，与大司马蒋琬共同执政，后又兼领益州牧。蒋琬逝世后，他成为蜀汉的头号大臣。
延熙十一年(248)出屯汉中(陕西汉中地区)，后移驻汉寿(原名葭萌，今四川广元市昭化镇)。刘禅对蒋琬和他十分尊重，尽管他们身在外地，朝廷每有大事，都先征求他们的意见，然后实行。延熙十六年(253)正月，为庆祝岁首(春节)，他在府中宴请宾客，欢饮沉醉，竟被魏国降人郭惰刺死。因其家乡当时为曹魏地盘，遂就地安葬，其墓至今犹存。在蒋琬、费秫执政期间，董允也发挥了重要的辅助作用。董允(?～246)，字休昭，南郡枝江(今湖北枝江东北)人。董和之子。董和在刘璋手下曾任益州郡太守，执法严谨，为政清廉，深得民众拥戴。刘备夺取益州后，任命他为掌军中郎将，与诸葛亮共同负责处理左将军大司马(刘备当时的主要官衔)府事务。他勤于国事，为人坦诚，事有不妥，能与诸葛亮反复磋商，深得诸葛亮称赞。董允继承家风，年轻时即与费袜齐名。初为太子舍人；后主即位，迁黄门侍郎，颇得诸葛亮信任。诸葛亮北伐，留他与郭攸之、费神总摄宫中之事。不久，费袜调任丞相参军，董允迁侍中，领虎贲中郎将，统宿卫亲兵。由于郭攸之性格温顺，而董允忠直敢言，谏诤后主过失的责任实际上落在他的肩上。他正色立朝，处事总是防患于未然，对后主的一些不合理的要求敢于劝阻，后主对他颇有几分敬畏。后主宠爱的宦官黄皓更是怕他，不敢为非作歹。延熙七年(244)，以侍中守尚书令，为大将军费神副贰，与蒋琬、费棉并为蜀汉重臣。延熙九年(246)卒。此后，陈祗为侍中，与黄皓内外勾结，千方百计讨好后主，黄皓才开始干预政事，进而逐步专权，使朝政日非，终至亡国。因此，蜀汉民众无不追思董允。《华阳国志·刘后主志》赞许道："(董)允立朝，正色处中，上则匡主，下帅群司。于时蜀人以诸葛亮、蒋(琬)、费(神)及允为四相，一号四英。"蒋琬、费棉连续执政达十九年之久，占蜀汉四十三年历史的将近一半，从而构成蜀汉历史上的一个重要时期；然而，《三国演义》对这一重要时期却一笔带过，这是一个明显的缺陷。尽管罗贯中在《演义》第105回中写到刘禅"依孔明遗言，加蒋琬为丞相、大将军，录尚书事"(按：蒋琬未任丞相，《演义》有误)，却基本上没有描写蒋琬的政绩。对于费神、董允，更缺乏正面描写。第107回写到司马懿诛灭曹爽集团，夏侯霸投奔蜀汉后，姜维欲借机伐魏，"尚书令费神谏日"云云，似乎费袜位在姜维之下，更不准确。此时(延熙十二年，公元249年)，费袜为大将军，而姜维为卫将军，位在费神之下。由于《演义》在内容安排上轻重失当，具体描写又时有不确之处，而绝大多数读者并未读过史书《三国志》，以致许多人竟不知道蒋琬、费神是诸葛亮选定的接班人，这不能不说是一个遗憾。
《三国演义》写到的蜀汉中后期人物中，姜维是给人印象最深的一个。姜维(202～264)，字伯约，天水冀县(今甘肃甘谷东)人。原为魏国中郎(《三国演义》误为"中郎将")，参天水郡军事。建兴六年(228)春，诸葛亮首次北伐，姜维归蜀，诸葛亮即任命他为仓曹掾，加奉义将军，封当阳亭侯，时年二十七。从此深受诸葛亮信任，屡从征伐。后迁中监军、征西将军。建兴十二年(234)，诸葛亮卒，他任辅汉将军，进封平襄侯。延熙六年(243)，迁镇西大将军，领凉州刺史。十年(247)升任卫将军，与大将军费神共录尚书事("录尚书事"意为总领尚书台事务，系执政大臣的名号)。十九年(256)进位大将军，成为蜀汉最高官员。姜维并不是诸葛亮指定的接班人，但却是继承诸葛亮北伐曹魏、兴复汉室的遗志最为坚定的一个。从延熙十二年(249)起，他先后八次伐魏。第一次，延熙十二年"秋，卫将军姜维出攻雍州，不克而还。将军句安、李韶降魏"；第二次，延熙十三年(250)，"姜维复出西平，不克而还"；第三次，延熙十六年(253)，"夏四月，卫将军姜维复率众围南安，不克而还"；第四次，延熙十七年(254)，"夏六月，维复率众出陇西。冬，拔狄道、河关、临洮三县民，居于绵竹、繁县"；第五次，延熙十八年(255)，"夏，(姜维)复率诸军出狄道，与魏雍州刺史王经战于洮西，大破之。经退保狄道城，维却住钟题"；第六次，延熙十九年(256)，"春，进姜维位为大将军，督戎马，与镇西将军胡济期会上邦，济失誓不至。秋八月，维为魏大将军邓艾所破于上邦。维退军还成都"；第七次，延熙二十年(257)，"闻魏大将军诸葛诞据寿春以叛，姜维复率众出骆谷，至芒水"；第八次，景耀五年(262)，"姜维复率众出侯和，为邓艾所破，还住沓中"。
综观姜维这八次北伐，除了第四次为蜀汉增加了一点人口，第五次大破曹魏雍州刺史王经，旋因魏征西将军陈泰来援而退兵外，其他几次，要么劳而无功，要么兵败而还(第六次甚至是大败)，可谓败多胜少。《三国演义》从第107回到115回，以主要篇幅描写了姜维的八次北伐。对历史上姜维的第二次、第四次北伐未予叙述；所写的六伐(与邓艾、司马望斗阵法，大破之)、七伐(借魏将王瑾诈降之机，将计就计，诱邓艾来劫粮草，将艾包围，艾弃马爬山而逃)则纯属虚构；其他几次北伐，也有虚构成分。尽管《演义》的描写注意维护了姜维的形象，但读者仍强烈地感觉到他力不从心，收效甚微。为什么姜维八次北伐难获成功?从根本上说，是因为历史没有给他提供获得成功的必要条件。在三国之中，蜀汉本来就疆域最小，实力最弱。到了蜀汉末年，后主刘禅昏庸无能，贪图享乐；宦官黄皓专权乱政，结党营私。朝政腐败，百姓疲惫，以致"人其朝，不闻直言；经其野，民有菜色"。蜀汉灭亡时，总共只有二十八万户，九十四万人；如此少的人口，却要供养十万二千军队、四万官吏，老百姓的负担该是多么沉重!仅就这一点而言，蜀汉政权已经无法维持。国势如此衰微，姜维却不明大势，只凭一厢情愿，年年出兵，徒耗民力。这样，不仅无法取得根本性的胜利，而且实际上加速了蜀汉的灭亡。在此期间，吴国先后经历了废立太子、孙权逝世、诸葛恪被杀、孙峻孙当专权、少主孙亮被废等大事，虽曾几度攻魏，但均遭失败；孙休在位期间，先是诛灭权臣孙琳，继而忙于处理内政，更无法有效地组织对魏国的进攻，与姜维配合。因此，等司马氏巩固了自己在魏国专权的地位以后，蜀汉最先灭亡也就毫不奇怪了。蜀汉景耀六年(263)，即姜维第八次北伐之后仅仅一年，司马昭命征西将军邓艾、镇西将军钟会、雍州刺史诸葛绪分兵三路，大举攻蜀。姜维与张翼、廖化、董厥等坚守剑阁，遏制了钟会大军。但邓艾偷度阴平，奇袭涪城(今四川绵阳市)，又在绵竹(今四川德阳黄许镇)击破诸葛瞻军，直逼成都，后主刘禅仓皇投降。在腹背受敌、政权覆灭的形势下，姜维率军诈降钟会，欲利用魏军内部矛盾，使邓艾杀卫璀，钟会杀邓艾，杀魏军诸将，然后杀钟会，乘势恢复蜀汉政权。然而，尽管钟会手握雄兵，企图割据自立；但因违背历史潮流，不得人心，加之事机泄露，反被众将所杀。姜维无力回天，受伤自刎而死，成为一个令人同情的悲剧英雄。
平心而论，若论在蜀汉政权中的作用，论历史地位，蒋琬、费袜都高于姜维。然而，蒋琬、费神执政期间没有令人目眩的创造，没有惊心动魄的战争，一切都那么平平和和，顺顺当当；这虽然在当时受到国人的好评，但在后人看来，却似乎不如长年驰驱疆场、浴血奋战的姜维那么富于传奇色彩。蒋琬因病而死，费袢意外被刺，其结局也不像竭力救亡图存、不幸事败被杀的姜维那样充满悲剧情调。从文化心理来说，人们更崇拜轰轰烈烈的英雄：既崇拜所向无敌的胜利英雄，也崇拜慷慨赴死的失败英雄。因此，后代的民间艺人们总是乐于渲染姜维的功业事迹。罗贯中继承了这种文化心理，加之他重在叙述三国的征战史、兴亡史，因此，他虽然在《三国演义》第105回中写到刘禅"依孔明遗言，加蒋琬为丞相、大将军，录尚书事"，却基本上没有描写蒋琬、费神的政绩，而径直把姜维写成了诸葛亮事业的继承者。此后六百多年来，由于《三国演义》的广泛传播和根据《演义》改编的戏曲、曲艺的反复说唱，使得一般老百姓都熟知姜维，却不大知道蒋琬和费袢。这样的文化现象，在世界各国历史上似乎都有，很值得研究。
蜀汉后主刘禅(乳名阿斗)，在位四十一年(223～263)，先有千古名相诸葛亮主持大局，后有蒋琬、费棉、董允、姜维等文武贤臣尽心辅佐，但他却一直浑浑噩噩，得过且过；后来竞让宦官黄皓专权，朝政日益腐败，终于将大好河山拱手让人。与他那位弘毅坚韧、百折不挠的枭雄父亲相比，这位亡国之君实在让人看不起，"扶不起的阿斗"便是千百年来人们对他的一句定评。不过，人们在抨击、嘲笑刘禅的时候，往往出于对诸葛亮的追思、对蜀汉的悲悼，情绪宣泄多于理智评判。如果对具体的历史作一番深入细致的分析，也许会对刘禅的性格和命运有更加全面的认识。诚然，刘禅非常"笨"，但并非一无是处。衡量一国之君的好坏，不是看其个人才干如何，而应主要看两条：其一，国家是否安定，政治是否清平；其二，君臣关系是否正常。梁武帝博学多通，才华出众，但赋敛苛重，忠奸不分，晚年佞佛，一手造成侯景之乱，黎民涂炭，自己也被饿死，难逃昏君之责；隋炀帝天资聪颖，文武兼备，但穷奢极侈，横征暴敛，滥杀大臣，导致天下大乱，更是不折不扣的暴君。刘禅作为一国之君，最大的毛病是"平庸"，无所作为；最大的优点则是"安于君位"，没干什么突出的坏事。与历史上形形色色的昏君、暴君相比，他的表现还不算太差，堪称"庸主"的典型。就内政而言，曹魏后期，自司马懿于正始十年(249)诛灭曹爽集团，独揽大权以后，屡次发生反对司马氏的激烈斗争：嘉平三年(251)，太尉王凌谋立楚王曹彪，以抑制司马懿。司马懿讨王凌，凌自杀，曹彪被"赐死"；嘉平六年(254)，中书令李丰与皇后父张缉谋诛司马师，以太常夏侯玄代之，事泄被杀，不久，司马师废少帝曹芳为齐王，立高贵乡公曹髦为帝；正元二年(255)，镇东将军母丘俭、扬州刺史文钦起兵讨司马师，司马师率兵攻之，俭兵败被杀，钦奔吴；甘露二年(257)，征东大将军诸葛诞据寿春反司马昭，称臣于吴，司马昭挟持魏主曹髦及太后，率大军往攻，直至次年二月才攻破寿春，诸葛诞被杀；甘露五年(260)，魏主曹髦率殿中宿卫僮仆讨司马昭，司马昭命亲信贾充率兵迎战，杀害曹髦，另立常道乡公曹奂为帝：十余年间，真是内乱不已。孙吴后期，政治也很混乱。特别是孙皓在位的十六年间，骄奢淫逸，穷凶极恶，滥用民力，大兴土木；全国人口不过二百几十万，而他的后宫竞达五千余人!致使吴国迅速衰落，将士离心，百姓贫困，怨声载道；西晋大举伐吴之前，国内已有多处起义和兵变。相比之下，刘禅在位四十一年，虽然后期内政日渐走下坡路，但政局基本上保持了长期平稳。就君臣关系而言，曹魏后期，司马氏靠政变上台，又以阴谋诡计和残暴手段垄断权力，其与曹魏皇室之间，全无信义可言：架空少主，威逼太后，两度废立，甚至悍然杀害皇帝，血溅宫廷；而被害的魏主曹髦则留下一句千古名言："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吴国末帝孙皓在位期间，对大臣视若仆隶，任意残害：丞相濮阳兴、左将军张布定策迎立他为帝，仅仅四个月后，他就杀了二人，可谓恩将仇报；右丞相万或在他为乌程侯时即与之交好，最早建言迎他为帝，却因进谏被责而自杀；中书令贺邵屡次进谏，引起他不满，邵中风，口不能言，被他怀疑装病，拷打得体无完肤，终被杀害；侍中韦昭有良史之才，因撰写《吴书》时坚持据实而书，竟被下狱，亦被杀害......他杀人还常常花样翻新：或锯人之头，或剥人之面，或凿人之眼。如此兽行，自然使君臣关系极端恶化。相比之下，刘禅在位期间，与大臣的关系显然要好得多。刘禅在位期间大致可以划分为三个时期：前期，即诸葛亮辅政时期(223～234)；中期，即蒋琬、费神执政时期(234～253)；后期，即黄皓由干政到专权时期(253～263)。
三个时期中，刘禅基本上能守君道，优礼大臣；即使后期昏庸日甚，也几乎未见残害大臣之事。在诸葛亮辅政时期，刘禅严格遵循父亲"汝与丞相从事，事之如父"的遗训，对诸葛亮极为敬重，充分信任，"政事无巨细，咸决于亮"(《三国志·蜀书·诸葛亮传》)。诸葛亮治理蜀中，发展经济，与吴国恢复同盟关系，他总是乐观其成，从不干预；诸葛亮亲自南征，几度北伐，他总是予以支持，从不掣肘(《三国演义》第100回写诸葛亮气死曹真，打败司马懿，后主却听信流言，下诏宣诸葛亮班师回朝，纯属虚构)。
如此放手让辅政大臣行使职权，不疑心，不捣乱，在封建时代并不多见。当诸葛亮在五丈原病重时，他派尚书仆射李福前去探望，并咨询国家大计；诸葛亮推荐蒋琬、费神为接班人，他又虚心采纳，先后任命蒋琬、费神为执政大臣。不仅如此，诸葛亮逝世后，他仍追思不已。九年之后，又招诸葛亮之子诸葛瞻为驸马，后来还下诏为诸葛亮立庙于沔阳(今陕西勉县定军山前)。这证明他确是真心诚意地崇敬诸葛亮。裴松之在《诸葛亮传》注引《袁子》云："及其受六尺之孤，摄一国之政，事凡庸之君，专权而不失礼，行君事而国人不疑，如此即以为君臣百姓之心欣戴之矣。"从诸葛亮的角度来看，能够如此，堪称千秋楷模；而从刘禅的角度来看，能让诸葛亮"行君事而国人不疑"，也很值得赞许。蒋琬总统国事时，刘禅当皇帝已有十二年，早就可以自己作主了；但他并不独断专行，对蒋琬、费稀这两位执政大臣仍然十分尊重。蒋琬从延熙元年(238)出屯汉中，到延熙九年(246)卒于涪城(今四川I绵阳)，在外达八年之久；费神从延熙八年(245)起，两度出屯汉中，后又驻扎汉寿(原名葭萌，今四广元市昭化镇)，直至延熙十六年(253)被刺，在外时间也长达六年；然而，朝廷每有大事，刘禅都先征求他们的意见，然后才实行。
在此期间，协助蒋琬、费神执政的董允忠直敢言，对刘禅的一些不合理要求敢于劝阻，刘禅虽然不太高兴，但对他却颇有几分敬畏。如果换一个皇帝，很可能会蛮横拒谏，而董允则可能早就被罢官，甚至下狱或被杀了。蜀汉的最后十年，宦官黄皓由干预政事发展到专权乱国，这是刘禅的一大过失。不过，这一时期，还不全是奸臣当道，刘禅也用了一些忠臣、贤臣。此时蜀汉的最高官员是大将军姜维，他连年北伐，刘禅都没有猜忌阻拦，没有派人去监视，更没有因其几次兵败而将他撤职囚禁乃至杀头。姜维率兵在外，朝中实际执政大臣先后为陈祗、董厥、樊建、诸葛瞻等；除陈祗与黄皓内外勾结之外，其余几人均可称忠臣。然而，他们对刘禅的过失却很少谏阻，对黄皓也未加抑制或惩戒。所以，对黄皓的专权乱国，他们也不能完全辞其咎。诸葛瞻之子诸葛尚在绵竹战死前就曾叹曰："父子荷国重恩，不早斩黄皓，以致倾败，用生何为!"说到蜀汉的灭亡，首先是因其疆域最小，国力最弱，长期与魏对峙，民力已消耗殆尽；其次是因后期朝政腐败，加速了国势的衰落。对此，刘禅当然要负主要责任；但姜维、董厥、樊建、诸葛瞻等人缺乏远见卓识，军事、政治举措多有不当，也并非毫无干系。尽管他们忠于蜀汉，却无法挽回亡国的命运。总之，作为亡国之君，刘禅被抨击、被嘲笑是应该的；但他还不同于汉桓帝、汉灵帝之类的昏君，更不是隋炀帝、梁太祖(朱温)之类的暴君，而是一个既无雄心又无能力、无法承担守成重任的庸主。《三国演义》对刘禅很少正面着笔，仅仅通过虚构的"安居平五路"、"听信流言召回诸葛亮"、"听信谗言召回姜维"等情节，以及"对姜维请诛黄皓不以为然"、"仓皇出降"、"乐不思蜀"等来自史实的情节，便把这位庸主的形象写得活灵活现，给读者留下了相当深刻的印象。
在《三国演义》中，作者以雄健的笔力，精心刻画了曹魏、刘蜀、孙吴三大集团的创业者们的艺术形象。其中，开创江东基业的"小霸王"孙策，便是一个虽然来去匆匆，却充满英武气概的人物。历史上的孙策(175～200)，本来就是一个富有传奇色彩的英雄。兴平二年(195)，年仅21岁的他摆脱袁术的羁绊，独自率兵渡江南下，短短三四年间就夺得丹阳、会稽、吴郡、豫章、庐陵等郡，占据江东大片地盘，为孙吴立国奠定了基础。《三国志·吴书·孙讨逆传》这样概括了他的气势和风度：策......渡江转斗，所向皆破，莫敢当其锋，而军令整肃，百姓怀之。策为人，美姿颜，好笑语，性阔达听受，善于用人。是以士民见者，莫不尽心，乐为致死。
陈寿在传末评中肯定了孙策的历史功绩：策英气杰济，猛锐冠世，览奇取异，志陵中夏。割据江东，策之基兆也。罗贯中在史籍的基础上，艺术地再现了孙策创业的过程，塑造了一个虎虎有生气的少年英雄形象。《演义》第15回中，因父亲孙坚战死而暂时依附袁术的孙策不甘久居人下，便以救援母舅、保护亲属为名，以孙坚当年得到的传国玉玺为抵押，向袁术借到三千士卒、五百马匹，进兵江东，迈出了独立创业的第一步。要夺取江东，主要对手便是扬州刺史刘繇(江东诸郡属扬州管辖)。所以，作者用这一回的大部分篇幅，分五个层次描写了孙策打败刘繇的过程。第一层，写孙策打败刘繇部将张英，占领军事要津牛渚，缴获大批粮食、军器，壮大了自己的军力；第二层，写孙策与刘繇会战于神亭，大获全胜；第三层，写孙策回兵牛渚，再败刘繇；第四层，写孙策攻取秣陵；第五层，写孙策生擒太史慈，以义降之，并招降刘繇余部。就这样，在很短的时间里，孙策消灭了刘繇集团，占领了丹阳郡，在江东站住了脚跟。接着，孙策乘胜挺进，打败自称"东吴德王"的严白虎，夺得吴郡；又击破会稽太守王朗，占领会稽郡。随着他的旌麾节节南指，江东大部分地区都迅速归于他的管辖之下。这位二十出头的青年将军，以令人惊异的速度崛起，为孙氏政权奠定了基础。
综观孙策创业的过程，如同欣赏一支狂飙突进式的交响乐，令人倾倒于他那一往无前的英雄气概。他不仅是当时几大军事集团中势力发展最快的一个，而且是魏、蜀、吴三国创业者中最年轻的一个。当曹操于初平三年(192)领兖州牧，奠定一生基业的时候，年已38岁；当刘备在赤壁之战后夺得荆州江南四郡，有了一块较为像样的地盘时，年已48岁；而孙策据有江东之时，年仅24岁!他武艺高强，胆略过人：大战太史慈，挟死于糜，喝死樊能，飞剑刺死严舆，显示出罕见的神威。他心雄万夫，壮志凌云：刘繇欲夺回牛渚，他厉声喝问："吾今到此，你如何不降?"严白虎企图与他"平分江东"，他大怒道："鼠辈安敢与吾相等!"表现出压倒一切对手的气势。他又是一个天才的统帅，极善用兵，战无不胜，攻无不克，纵横驰骋，所向披靡。他是那个干戈扰攘的时代中一只勇猛的雄狮，不愧为威震江东的"小霸王"!说到"小霸王"，人们自然会联想到当年自称"西楚霸王"的项羽。项羽"力拔山兮气盖世"，勇猛无敌，为推翻暴虐的秦王朝作出了重大贡献，孙策那睥睨天下的气概似乎与之相近。然而，孙策绝不是楚霸王的复制品，与项羽相比，他具有自己的突出优点：其一，有勇有谋。项羽虽有力敌万人之勇，但勇而无谋，只会强拼硬打，终于败在刘邦手下。而孙策并不徒逞匹夫之勇，每每能够施谋用计。战神亭，用袭敌腹心之计，大败刘繇；攻秣陵，用诈死之计，击灭薛礼；取会稽，用避实击虚之计，打败王朗，都是成功的例子。正是凭借勇猛与智谋的结合，他才能以数千之众，迅速击败强敌，壮大自己。其二，善于用人。项羽心胸狭隘，不辨贤愚，授任无方，有一范增而不能用，以致韩信、陈平等人才纷纷背楚投汉，英布、彭越等大将也成了他的对头，这是他败亡的重要原因。孙策则胸襟开阔，求贤若渴，善于用人。创业之初，他就恭请张昭、张绂辅佐，待以师傅之礼；太史慈曾与他殊死搏斗，被俘后却被他"自释其缚，将自己锦袍衣之"，并坦然让太史慈去招降刘繇余众，从而赢得了这员勇将的心；夺取会稽后，又"令张昭与董袭同往聘请虞翻"。正是因为他爱惜人才，蒋钦、周泰、陈武、凌操、董袭等英雄豪杰才会主动前去投奔。从此，孙氏集团人才济济，文有良臣，武有猛将，为鼎足三分作了必要的准备。其三，善于争取人心。项羽不明天下大势，滥施杀戮，大失人心，终至众叛亲离，落得个自刎乌江的结局。孙策深知"得人心者得天下"的道理，十分注意严明军纪，安民恤众。书中这样写道：及策军到，并不许一人掳惊，鸡犬不惊，人民皆悦，赍牛酒到寨劳军。策以金帛答之，欢声遍野。其刘繇旧军，愿从军者听从，不愿为军者给赏归农。
江南之民，无不仰颂。这里固然有夸张的成分，但大致反映了历史事实。在那兵荒马乱的年代，老百姓受尽残害，渴望安宁。孙策能够注意恤民，自然是得人心的。这是他卓荦不群之处，也是他得以割据江东的根本原因。罗贯中熟悉人物塑造的辩证法，他在突出孙策的飒爽英姿的同时，也写到了孙策明显的缺点，这就是年轻气盛，容易冲动，勇猛有余，谨重不足。如果经过多年的磨炼，他可以逐步成熟起来，成为一个老练的政治家。可惜天年不永，他还没来得及克服缺点，就已尝到了它那可怕的苦果：在一次围猎中，他甩开随从，独自追赶一只大鹿，结果遭到意外袭击，竟因伤重而死，年仅26岁!由于孙策的人生之旅过于短促，其性格确实不如曹操、刘备那样深刻和丰富；但在罗贯中笔下，这个形象仍然独具风采，令人向往。
读过《三国演义》的人，一般都会觉得虎踞东吴的孙权是一个善于识才用才的明君。其实，历史上的孙权和封建时代的许多创业君主一样，也是一个性格复杂的人物，其一生作为，充满了矛盾。在人才问题上，他就表现出明显的二重性。首先应该肯定，孙权确有识人之鉴、用人之明；特别是在关系孙吴集团安危存亡的关键时刻，这一优点表现得更为突出。他先后重用的东吴四任统帅--周瑜、鲁肃、吕蒙、陆逊，可以说都是选拔得当，并称其职，均为当时第一流的人才。周瑜在赤壁之战中以弱击强，大败曹兵，不仅维护了孙吴集团的生存，而且为三分鼎立奠定了基础；鲁肃不仅早就向孙权阐明"汉室不可复兴，曹操不可卒除"的天下大势，提出"鼎足江东，以观天下之衅......然后建号帝王，以图天下"的战略方针，而且在其执掌兵权期间，坚持联刘拒曹，巩固了东吴的基业；吕蒙偷袭荆州，实现了孙吴集团多年来一直追求的占据长江的目标，大大扩张了其势力范围；陆逊在夷陵之战中大败蜀军，以后又屡次击败魏军，成为支撑东吴江山的栋梁。对于这几位杰出人才，孙权放手使用，尊崇有加，甚至脱略行迹，恩礼备至。对周瑜，他视之如兄，亲厚异常；周瑜去世时，他"素服举哀，感动左右"；直到多年以后称帝时，他还颇为动情地说："孤非周公瑾，不帝矣。"(《三国志·吴书·周瑜传》及注引《江表传》)就连周瑜的子女，他也特别关照。对鲁肃，他始终待以殊礼，比之为东汉开国功臣邓禹；他称帝时，也没有忘记鲁肃，对众公卿说："昔鲁子敬尝道此，可谓明于事势矣。"(《三国志·吴书·鲁肃传》)对吕蒙，他十分赏识，认为其"筹略奇至"，仅次于周瑜；当吕蒙病重时，他极为关切，以重金召募医者，千方百计为之治疗，并随时观察其病情，见其能吃东西便喜笑颜开，反之则坐卧不安，夜不能寐；吕蒙病死，他痛哭流涕，悲不自胜(《三国志·吴书·吕蒙传》)。对陆逊，他倚为干城，极为信赖，特地把自己的印留一枚在陆逊身边，每当与蜀汉交往书信，总是先请陆逊过目，若有不妥，径直改定盖印发出；黄武七年(228)，魏国大司马曹休率大军南侵，他以陆逊为大都督，统兵迎击，并亲自为之执鞭：以后，他又让陆逊辅佐太子孙登镇守武昌，总督军国重事。如此厚待辅弼之臣，实在难得。然而，孙权也有不敬才、不爱才的时候，有时甚至发展到忌才害才的地步。试看以下几个例子：
张昭，东吴的开国元勋。早在孙策创业之初，就任命他为长史、抚军中郎将，"文武之事，一以委昭"(《三国志·吴书·张昭传》)。建安五年(200)，孙策受伤身危，把年仅十八岁的孙权托付给张昭，慨然叮嘱道："若仲谋不任事者，君便自取之。"(《张昭传》注引《吴历》)孙策死后，张昭当机立断，叫沉浸在悲痛之中的孙权上马巡军，并命令各地将校各奉职守，迅速稳定了局势。以后，他又忠心耿耿地辅佐孙权数十年之久，在东吴享有很高的威望。然而，由于张昭性格刚直，常常犯颜切谏，使孙权下不了台；孙权对他既不太满意，又无可奈何，便采取让他坐冷板凳的办法。孙权初置丞相，张昭乃众望所归，孙权却任命了孙邵；孙邵卒，百官再次推荐张昭，孙权却又用顾雍为相；不让张昭当丞相也就罢了，可连"太傅"、"太保"之类荣衔也没授予，只给了他一个"辅吴将军"的官号。如此措置，未免薄情。《三国志》的作者陈寿由此认为孙权的胸襟气度不及其兄孙策。虞翻，东吴的大学者，勤于治学，著述甚丰，并乐于奖掖后进。孙策夺取会稽郡后，自领会稽太守，以他为功曹，"待以交友之礼"。然而，由于虞翻"性疏直"，不会察颜观色，因而在孙权手下一再倒霉。孙权掌权不久，以他为骑都尉；他屡次犯颜谏争，使孙权很不高兴，加之又遭同僚毁谤，他竟被贬到丹阳郡泾县，多年不得任用。建安二十四年(219)，吕蒙袭夺荆州，因虞翻兼通医术，请他随行，才使他摆脱禁锢。孙权封吴王后，大宴群臣，半醉之余，亲自行酒；虞翻偏偏不赏脸，假装酒醉伏地，不接受孙权斟酒，等孙权离开，他才坐起来。这一来，孙权勃然大怒，拔出宝剑，要亲自将他斩首。大农刘基抱住孙权，请他勿杀善士，孙权竟振振有词地说："曹操尚且杀了孔融，我杀虞翻又算得了什么?"经刘基苦苦谏阻，他才宽恕了虞翻。但积怒在心，终难消释，最后还是把虞翻放逐到偏远的交州，死后才许归葬故里(《三国志·吴书·虞翻传》)。
张温，孙吴集团的后起之秀，才华出众，张昭、顾雍等大臣都十分推重。孙权开始征拜他为议郎，不久又提拔为选曹尚书(主管官吏的选拔任用)，徙太子太傅，一度甚为信任。可是，由于张温出使蜀汉后，对诸葛亮的为政有所称美(《三国演义》第86回写到此事)，孙权竟因此而暗生疑忌；又担心张温声名太盛，"恐终不为己用"。于是，就借张温举荐的选曹尚书暨艳得罪之机，诬指他"专挟异心"，"无所不为"，将其罢黜还乡，使这位英杰之士在抑郁寡欢之中罹病而死(《三国志·吴书·张温传》)。对于陆逊，上面已经说过，孙权曾经尊崇得无以复加。但当孙权第三子、太子孙和与第四子、鲁王孙霸争宠时(原太子孙登于赤乌四年241病逝，孙权乃于赤乌五年2423立孙和为太子，陆逊为了维护孙和的正统地位，一再上书，建议对二人"当使宠秩有差，彼此得所，上下获安"。孙权不仅不听，而且屡次派遣使者上门诘责陆逊。陆逊忠而获谴，愤懑而死。后来，孙权终于认识到自己对不住陆逊，曾流着眼泪对其子陆抗说："吾前听用谗言，与汝父大义不笃，以此负汝。"总算认了错。对比孙权在人才问题上的两种不同表现，可以看到一种规律性的现象：他的识才用才，主要见于黄龙元年(229)他称帝之前，也就是他48岁之前。在这将近三十年的漫长岁月里，他身处内忧外患之中，锐意进取，开土拓疆，深知人才之难得、之可贵，因而能够不拘一格选拔人才，并能做到用而不疑，对某些人才的缺陷也不吹毛求疵，遂使江东人才济济，雄视魏蜀。而在这以后的二十多年中，由于三国鼎立的局面相对稳定，他承受的压力有所减弱，又久握权柄，唯我独尊，于是骄矜日甚，怠惰渐生，礼贤下士的风度消磨殆尽，忌才害才的行为却多了起来。所以陈寿在《三国志·吴书·吴主传》中这样评论他："孙权屈身忍辱，任才尚计，有勾践之奇，英人之杰矣。故能自擅江表，成鼎峙之业。然性多嫌忌，果于杀戮，暨臻末年，弥以滋甚。"是的，在
人才问题上，他同那位"可共患难而不可共安乐"的越王勾践相似，也带有很强的实用主义倾向。罗贯中在《三国演义》的创作中，将孙吴集团置于陪衬地位，加之篇幅的限制，不可能充分展示孙权性格的各个方面，而只能选择和强化其性格的某一两个侧面。
经过这种选择和强化，孙权的"明主"形象逐步凸现，给读者留下了鲜明的印象；同时，人物性格的丰富性和复杂性却遭到削弱。这真是一种不得已的遗憾!
在《三国演义》写到的东吴人物中，给人印象最深的无疑是周瑜。周瑜(175～210)，字公瑾，庐江舒县(今安徽庐江西南)人。少与孙策为友。孙策经略江东时，他领兵归之，协助孙策开创孙氏政权，极受倚重。建安三年(198)任建威中郎将，年仅24岁，人皆称为"周郎"。后升任中护军。建安五年(200)，孙策遇刺而死，他与张昭同辅孙权，权以兄待之。建安十三年(208)，曹操率军南征，威逼江东，他与鲁肃坚决主战。孙权以他为统帅，联合刘备军，大破曹兵于赤壁，巩固了孙氏政权。次年击败镇守南郡的曹仁，拜偏将军，领南郡太守。建安十五年(210)，欲率军取蜀，在由京城(江苏镇江市)返回江陵(今湖北荆州市)途中，不幸病卒于巴丘(今湖南岳阳)，年仅36岁。在东汉末年那天下大乱、群雄纷争的时代，周瑜堪称第一流的人才。他志向高远，英武豪迈，精通韬略，为孙吴集团建立了丰功伟绩。与孙策、孙权的另一主要辅佐张昭相比，他最突出的优点是胆识过人，关键时刻善于决断，勇于任事。建安七年(202)，曹操乘着大败袁绍的威势，要孙权送儿子去作人质。孙权与群臣商议，张昭等犹豫不决，周瑜却坚决反对。孙权采纳了他的建议，从而避免了受制于人的不利局面。建安十三年(208)，面对乘胜而来的曹操大军，张昭等大多数谋士主张降曹，许多将士也惊恐不安，周瑜却坚决主张抗曹。他精辟地分析了曹操的几大不利条件："今使北土已安，操无内忧，能旷日持久，来争疆场，又能与我校胜负于船楫间乎?今北土既未平安，加马超、韩遂尚在关西，为操后患。且舍鞍马，仗舟楫，与吴越争衡，本非中国所长。又今盛寒，马无藁草，驱中国士众远涉江湖之间，不习水土，必生疾病。此数四者，用兵之患也，而操皆冒行之。"从而断言："将军擒操，宜在今日。"并主动请缨："瑜请得精兵三万人，进住夏口，保为将军破之。"(《三国志·吴书·周瑜传》)这就促使孙权下定决心抗曹。决策的当天晚上，周瑜又面见孙权，进一步分析了曹操的劣势，大大增强了孙权取胜的信心。果然，孙刘联军在赤壁之战中大获全胜，为三分鼎立奠定了基础。如果没有周瑜，孙氏政权很可能就此覆灭。因此，孙权对周瑜极为敬重，缅怀不已，称帝时还说："孤非周公瑾，不帝矣。"(《周瑜传》注引《江表传》)历史上的周瑜，不仅雄才大略，功业赫赫，而且"性度恢廓"，待人谦让。老将程普曾经在他面前摆老资格，屡次与他过不去；他却从不计较，始终谦和相待。后来程普对他非常敬服，对人说："与周公瑾交，若饮醇醪，不觉自醉。"此外，他还精通音乐，即使在酣饮之时，乐队演奏若有缺误，他一下子就能察觉，回头视之。
为此，当时有歌谣说："曲有误，周郎顾。"如此文武双全的奇才，真不愧为千古风流人物!在《三国演义》中，罗贯中以史实为基础，塑造了一个性格鲜明、独具风采的周瑜形象。历史上周瑜在几个关键时刻的言行功业，《演义》全都予以详略不等的描述：一是协助孙策开拓江东基业(第15回)；二是劝孙权拒绝送子为人质(第38回)；三是率领东吴大军征讨江夏，歼灭黄祖军(第38～39回)；四是激励孙权，决计抗曹(第44回)；五是作为吴军统帅，在众寡悬殊的条件下，把雄视天下二十余年的曹操打得大败而逃，获得了赤壁大战的辉煌胜利(第45～50回)。这些情节，把周瑜的远见卓识、英武机警、足智多谋、风流倜傥表现得十分生动，使周瑜成为东吴人物中最具光彩的形象。
然而，罗贯中出于"尊刘"的创作倾向，在《三国演义》中竭力突出诸葛亮的智慧，渲染诸葛亮的神机妙算，把诸葛亮塑造为用兵如神的谋略大师。在塑造周瑜形象时，他也不忘突出诸葛亮。为此，他把周瑜与诸葛亮的关系定位于"同盟"、"对手"、"知音"三个基点上，有意编织了一系列二人"斗智"的故事，以周瑜之智来衬托诸葛亮之智。这些"斗智"故事，集中于"赤壁大战"和"三气周瑜"两大情节单元。在历史上的赤壁大战中，最主要的英雄本来是周i瑜；诸葛亮除了出使江东、智!激孙权联刘抗曹之外，究竟.还有哪些作为，史书上并无明确记载。然而，在罗贯中笔下，诸葛亮却成了决定战争胜负的最关键的人物。尽管他在吴军中身居客位，但是，他却是"赤壁大战"这一情节单元的真正主角。孙刘联盟的建立，由他一手促成；孙权抗曹的决心，由他使之坚定；周瑜导演的"群英会"、"蒋干盗书"，黄盖的苦肉计、诈降计，都被他一眼看穿；战役的关键决策--火攻计，由他与周瑜共同商定；而实行火攻的决定性条件--东南风，又由他巧妙"借"来。可以说，孙刘联盟在夺取胜利的道路上每前进一步，都离不开他的智慧；如果没有他，周瑜要想打败曹操几乎是不可能的。在孙刘联盟与曹军之间的矛盾和孙刘联盟内部矛盾的旋涡里，在与周瑜、曹操这两个杰出人物的斗智中，他的远见卓识、雅量高致和神机妙算，一次又一次地迸发出耀眼的火花。周瑜对他又敬又嫉，多次企图除掉他，他都一一从容化解，安如泰山，既使周瑜无可奈何，又维护了孙刘联盟，保障了战役的胜利。斗智的结果告诉人们：曹操之智不及周瑜，周瑜之智又不及诸葛亮，因此，诸葛亮才是大智大勇的头号英雄。这些情节，在总体框架基本符合史实的前提下，带有大量虚构成分，有的甚至纯属虚构，虽然波澜起伏，脍炙人口，却无形中降低了周瑜的历史作用；而且把原本"性度恢廓"的周瑜写得胸襟狭隘，对人物性格也有所改变。当然，《演义》写周瑜的狭隘是有分寸的：周瑜之所以欲除孔明，并非忌孔明之才，而是忌孔明之才不能为东吴所用，担心其今后对东吴不利，乃是"英雄各为其主"的心理反射；尽管其眼光不如鲁肃长远，但与小人之嫉贤妒能、害才营私泾渭分明，不可混为一谈。至于"三气周瑜"，则基本上出于虚构。据《三国志·吴书·周瑜传》、《鲁肃传》、《蜀书·先主传》等资料，赤壁之战以后，周瑜立即进兵南郡，经过一年左右的反复较量，终于打败了曹仁，于建安十四年(209)夺得南郡。在战斗中，周瑜曾被流箭射中右胁，伤势颇重；但这里并无诸葛亮派赵云趁机袭夺南郡之事。直到周瑜死后，刘备向孙权"借"荆州，南郡才归属刘备。
由此可见，"一气周瑜"纯属虚构。周瑜夺取南郡后，孙权将妹妹嫁给刘备，是因为看到刘备实力增强，心存畏惧，所以"进妹固好"，这并非周瑜的主意，更不是什么"美人计"。在此以后，刘备到京城(《演义》写作"南徐"，误)见孙权，周瑜倒确实是给孙权上过书，建议将刘备留在东吴，让其沉溺于声色之中，并分开关羽、张飞，使其为东吴所用；但孙权考虑到要对抗强大的曹操，必须广揽英雄，与刘备联合，没有采纳周瑜的建议。可见"二气周瑜"也基本上出于虚构。至于周瑜欲取益州，意在为东吴扩大地盘，进而攻取汉中，以图北方，并非用诈，孙权还曾派人去见刘备，希望共同取蜀；刘备为了今后独占益州，以"新据诸郡，未可兴动"为理由加以拒绝；周瑜在准备进兵时，病死于巴丘，遂使这一计划搁浅。由此可见，"三气周瑜"同样是虚构的。宋元以来的通俗文艺作者，抓住上述史实中的某些由头，加以生发渲染，虚构出许多表现诸葛亮与周瑜斗智的故事。元代的《三国志平话》中就有这样一些情节：周瑜率军假扮商人，欲乘夜晚袭夺荆州(实指江陵)，被诸葛亮识破，命赵云拒其人城，周瑜强攻，又被刘备众将打败；周瑜向孙权献计，将孙夫人嫁给刘备，让其伺机刺杀刘备，结果孙夫人反而与刘备结成一心，使周瑜弄巧成拙；周瑜欲借道取蜀，被诸葛亮派张飞领兵拦住，周瑜偷道而过，张飞却掩袭其后，把周瑜夺得的郡县全部据为己有。就这样，周瑜一次又一次地气破金疮，终于死于巴丘。这些故事虽然写得热闹，但漏洞太多，随意性太强，历史感差。罗贯中在此基础上重新进行改造加工，使情节更加连贯流畅，针线细密，虽是虚构，但具有较强的历史感，使人感到"像"那段历史，加之贯注其中的浪漫主义情调，"三气周瑜"便成了妙趣横牛的精彩篇童。在与诸葛亮斗智时，心高气傲的周郎总是捉襟见肘，着鞭在后，略逊一筹。他精心制定的计策，总是被诸葛亮一眼看穿；他谋取荆州的各种措施，也总是被诸葛亮一一化解。尽管他竭力争取主动，但劳神费力一番，却是要么功亏一篑，要么弄巧成拙。经过"三气"的沉重打击，他的身心均已崩溃。
临终前那"既生瑜，何生亮"的长叹，强烈地表达了他力图压倒诸葛亮却又无可奈何的心情。于是，怀着壮志未酬的遗憾和哀怨，他走完了自己的人生旅途，完成了一出命运悲剧，给后人留下不尽的叹惋与追思。对《三国演义》有关周瑜的描写，今人每每以为有损于人物形象的真实性。不过应该看到，在罗贯中的时代，还没有形成真正严格的现实主义创作方法，为了某种观念而对人物性格加以取舍改造是很自然的。何况几百年来，广大读者已经认同了罗贯中对周瑜形象的处理。今人不必对罗贯中亦步亦趋，也不必以历史否定艺术。
看过《三国演义》的人，大概都喜欢颇有点"憨"气的鲁肃。"憨"者，忠厚、老实之谓也。在赤壁大战期间，当周瑜两次企图杀掉诸葛亮的时候，既是诸葛亮的朋友，又是东吴赞军校尉的鲁肃所表现出来的"憨"，显得特别可爱。第一次，周瑜要诸葛亮带少量兵力，星夜往聚铁山断曹操粮道，企图借刀杀人。诸葛亮欣然应允。鲁肃在一边却着了急，连忙去看望诸葛亮，问他能否成功。诸葛亮趁机使用激将法，说："公等于陆地但能伏路把关；周公瑾但堪水战，不能陆战耳。"鲁肃将此话转告周瑜，好强的周瑜被此一激，怒曰："何欺我不能陆战耶!不用他去!我自引一万马军，往聚铁山断操粮道。"鲁肃又将此言告诉诸葛亮，诸葛亮指出："曹贼多谋，他平生惯断人粮道，今如何不以重兵提备?公瑾若去，必为所擒。今只当先决水战，挫动北军锐气，别寻妙计破之。"鲁肃再将此言告诉周瑜，周瑜只得打消了这个主意，借刀杀人之计自然也无从实现(第45回)。要不是鲁肃当了忠实的传达员，诸葛亮这台戏还真不好唱哩!第二次，周瑜又给诸葛亮出了道难题，要他在十天之内造出十万支箭。诸葛亮满口答应，甚至说：只要三天。看到这里，读者不能不为诸葛亮捏一把汗。这时，鲁肃又出来帮忙了。他答应诸葛亮的要求，悄悄准备了二十只快船，每船三十名士兵，并在船上扎好草束布幔。到了第三天凌晨，他又陪着诸葛亮，率船队驶向北岸，在漫江大雾中演了一出"草船借箭"的好戏(第46回)。试想，如果没有鲁肃的帮助，诸葛亮虽然熟悉天文，到那时大概也会无可奈何吧?忠厚并不等于无能，老实也不等于没有主见。鲁肃这样对待诸葛亮，固然有性格上忠厚的原因，但更重要的还是他对于在当时曹操力量比较强大的情况下，必须联合刘备，才能巩固东吴这一点有比较清醒的认识。他是孙刘联盟的首先倡导者，并一直忠实执行、竭力维护这个根本战略方针。由于他和诸葛亮的共同努力，在他去世之前，孙、刘双方虽有明争暗斗，但联盟关系二直没有破裂。所以，在《演义》写到吕蒙建议孙权不取徐州、而取荆州时，毛宗岗十分感慨地评道："鲁肃若在，必主取徐州之议以共分中原，必不使孙权攻关公以助曹操。"(第75回夹评)需要指出的是，上述两个情节均为《三国演义》虚构的故事；鲁肃的忠厚老实，也是《演义》赋予的性格特色。历史上的鲁肃，最突出的特点是高瞻远瞩，慷慨大度。当孙权初掌江东，鲁肃因周瑜举荐而往，就明确提出了孙吴集团的发展战略："汉室不可复兴，曹操不可卒除。为将军计，惟有鼎足江东，以观天下之衅。剿除黄祖，进伐刘表，竟长江所极，据而有之，然后建号帝王，以图天下。"(《三国志·吴书·鲁肃传》)这番对天下大势的精辟分析，与诸葛亮的《隆中对》有异曲同工之妙，却比《隆中对》还要早几年。如此远见卓识，在孙吴集团最为突出。在曹操率军南征，不战而得荆州，威逼江南之际，孙权的谋士们纷纷主张投降，只有鲁肃力排众议，坚决主张抵抗，充分表现出他临大事而不乱、处大变而不惊的非凡胆略。随后，他又协助周瑜、程普，在赤壁大战中大败曹军，为三分鼎立奠定了基础。周瑜逝世后，又是他以联合抗曹为重，主张把南郡"借"给刘备，维护了孙刘联盟。作为继周瑜之后的东吴第二任统帅，他治军严整，"威恩大行"。裴松之注引韦昭《吴书》云："(鲁)肃为人方严，寡于玩饰，内外节俭，不务俗好。治军整顿，禁令必行，虽在军阵，手不释卷。又善谈论，能属文辞，思度弘远，有过人之明。周瑜之后，肃为之冠。"因此，孙权对鲁肃十分尊重，将他比为东汉开国功臣邓禹。尽管《三国演义》未能充分展现鲁肃的优异才干与历史贡献，但千百年来，人们仍公认他是那个时!代最杰出的人物之一。在《三国演义》中，张昭是一个颇受贬抑的人物。在一般读者的心目里，他老是给孙权出馊主意，似乎是一个目光短浅、胸襟狭隘的平庸之辈。其实，历史上的张昭乃是那个时代的一个杰出人物。罗贯中之所以对他作了带有丑化色彩的描写，主要是因为他在赤壁大战前夕曾劝孙权归顺曹操。对于刚刚败退到夏口、立足未稳的刘备集团来说，如果孙权降曹，则再无退路，根本无力抗拒曹操的数十万大军，很可能就此覆灭。所以，宋元以来"拥刘"的通俗文艺作家、民间艺人，包括罗贯中，都对张昭大为不满。对于孙权集团来说，举兵抗曹并无必胜的把握，奉江南而归降则可受到优待。在此之前，刘琮不战而降，拜青州刺史，封列侯(《三国演义》写刘琮被曹操命人追杀，系出虚构)；在此之后，张鲁战败而降，拜镇南将军，封阆中侯，都是证明。所以，张昭之议，实在是为了维护孙权集团的利益，正符合"各为其主"的信条；当然，这也会使孙权失去称王称帝的可能。而对于整个中国历史来说，如果孙权当时归顺曹操，将大大有利于曹操早日统一全国，则应该算是一件好事。平心而论，张昭不仅是东吴的开国元勋，而且其眼力、胆识、威望，都堪称东吴文臣之首。当孙策开创江东基业之初，即以张昭为长史、抚军中郎将，"文武之事，一以委昭。"(《三国志·吴书·张昭传》)尽管史书对张昭的具体业绩记载不详，但当时二十出头、忙于征战的孙策多方仰仗其辅佐是毫无疑问的。所以孙策特别尊重张昭，"待以师友之礼"(《张昭传》注引韦昭《吴书》)。建安五年(200)，年仅26岁的孙策遇刺身危，临终把18岁的孙权连同孙氏基业一并托付给张昭，慨然叮嘱道："若仲谋不任事者，君便自取之。"(《张昭传》注引《吴历》)此时，孙氏基业尚属草创，强敌在北，人心未宁，孙权与文官武将们尚无君臣之固，孙权本人既缺乏治军理民的经验，又沉浸在乍失长兄的巨大悲痛之中，而周瑜尚在外地，如果张昭怀有二心，孙氏危矣!然而，张昭却不负孙策信赖，当机立断，马上立孙权为主；同时一面上奏东汉朝廷，一面命令各地将校各奉职守，还亲自扶孙权上马巡军，从而迅速稳定了局势。"(孙)权每出征，留昭镇守，领幕府事。权以昭旧臣，待遇尤重。"可以说，张昭几十年不懈的、忠心耿耿的辅佐，对于东吴政权的建立和巩固起了相当重要的作用。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张昭为人刚直不阿，宁折不弯，常常犯颜直谏，使孙权这位雄主也敬惮不已。
孙权在黄初二年(221)被封为吴王以后，特别是在夷陵之战中大败刘备之后，随着地盘的扩大，权位的巩固，威望的提高，骄纵之心日益滋长，轻狂不当之举、文过饰非之行时有发生。对此，文武大臣虽有谏劝，但往往不敢直言。唯独张昭无所顾忌，敢于面折廷争，有时甚至使孙权下不了台。
有一次，孙权在武昌(今湖北鄂城，孙权当时以此为都)王宫的钓台上宴会群臣，喝得酩酊大醉，不觉狂态发作，命人用水浇洒那些东倒西歪的大臣们。孙权一面哈哈大笑，一面对群臣说"喝!喝!今天要喝个痛快!定要等大家醉得掉进鱼池中，才算了事!"张昭见孙权如此胡闹，开始是板起面孔，一言不发；后来干脆起身离席，走出王宫。孙权见了，头脑似乎清醒了一点，连忙派人请张昭回宫，笑着说："我不过是让大家乐一乐罢了，先生何必发怒呢?"张昭毫不客气地说："想当年，商纣王造糟丘酒池，为长夜之饮，他也认为是乐事，而没想到是罪过呀!"听了这话，孙权无言对答，面有愧色，立即结束了酒宴。还有一次，张昭因"直言逆旨"，得罪了孙权，一度停止进见。这时，蜀汉使臣来到吴国，称颂蜀汉之明政美德，吴国众臣竞无人能与之抗衡。孙权叹息道："假使张公在座，蜀汉使臣哪能如此自夸呢!"第二天，孙权就派人慰问张昭，请他人宫相见。张昭要离席逊谢，孙权跪着劝止他，请他不要起身。张昭回顾当年孙策、吴夫人(孙策孙权之母)两度托付的情景，深情地说："老臣虽然常常违忤陛下，但忠心报国，死而后已。如果要老臣见风使舵，苟且取容，老臣绝对不能。"对此，孙权又是感动又是惭愧，连连向张昭道歉。嘉禾二年(233)，孙权因魏国辽东太守公孙渊遗使称藩，十分得意，轻率地派遗太常张弥、执金吾许晏带领一万人马，携带大批珍宝礼品，浮海前往辽东，封公孙渊为燕王。张昭进谏道："公孙渊因为害怕魏国征讨，这才向我国求援，并不值得信任。
如果公孙渊变卦，把我们的使臣拿去讨好魏国，我们岂不贻笑天下吗?"孙权不以为然，张昭再三劝阻，态度越来越坚决。孙权勃然大怒，按着佩刀吼道："吴国士人入官则拜寡人，出宫则拜先生。寡人对先生已经够尊重了，而先生动辄当众顶撞寡人，寡人恐怕要对不起先生了!"好张昭!面对如此威胁，毫不畏缩，直视着孙权说："老臣之所以如此苦谏，实在是因为太后I|缶终前谆谆嘱托，言犹在耳啊。"话到此处，这位78岁的老臣已是热泪长流。孙权见状，扔下佩刀，与张昭相对而泣。然而就在此后，利令智昏的孙权仍然命张弥、许晏前往辽东。张昭对这种刚愎自用的做法非常气愤，称病不朝。孙权恨张昭又一次扫了自己的面子，命人用土塞住他家的门，表示不准他出来；张昭也犯了犟脾气，又在门内用土填塞，表示绝不出去。不久，公孙渊果然杀了张弥、许晏，将其首级送给魏国，吞没了吴国送去的兵员物资。孙权这才认识到自己错了，几次遣人向张昭致歉，张昭却称病不起；孙权亲自到其门口呼唤张昭，张昭依然以病重推辞；孙权命人放火烧门，想逼张昭出门，张昭反而把门关得更紧；孙权又命人把火扑灭，在门外停留良久。张昭的儿子们怕事情闹得太僵，共同把老父搀到门外，孙权把他载回宫中，狠狠责备了自己一顿。在这种情况下，张昭的气也消了，重新恢复了朝会。一场喜剧，总算到此了结。正因为张昭忠心为国，刚直不阿，举国上下对他都心存敬畏，孙权也常说："孤与张公言，不敢妄也。"这对于协调君臣关系，减少国君的过失，显然是有积极作用的。
陈寿在《三国志》中赞扬他"受遗辅佐，功勋克举，忠謇方直，动不为己"；而孙权不让他当丞相，终究还是胸襟不宽，"以此明权之不及(孙)策也"(《张昭传》评)。张昭的上述言行，在当时可谓惊世骇俗，更是专制主义君权恶性膨胀的明清时代的士大夫们难以想像的。比之那些唯唯诺诺、只会磕头作揖的愚忠者，这位倔强的老先生不是有点可爱之处么?此外，张昭还是一个博学君子，曾著有《春秋左氏传解》及《论语注》，颇为时人称道。继周瑜、鲁肃之后，孙权重用的东吴第三任统帅是吕蒙。吕蒙(178～219)，字子明，汝南富陂(今安徽阜南东南)人。少年从军，二十岁左右任孙策部下别部司马。孙权统事，拜平北都尉。建安十三年(208)春，从孙权攻刘表部下江夏太守黄祖，任先锋，斩黄祖前部都督陈就，因功拜横野中郎将。后随周瑜大破曹操于赤壁，并夺取南郡，进拜偏将军。建安二十二年(217)鲁肃卒后，他以左护军、虎威将军继镇陆口(今湖北赤壁市西北陆溪口)。建安二十四年(219)，趁关羽北伐襄阳之机，率兵袭夺荆州，被任为南郡太守，封孱陵侯。不久病死。吕蒙长于军旅，不仅作战勇猛，而且颇有计谋，深受孙权器重。在他升任偏将军，成为东吴大将后，孙权要求他多读书，吸取历史的经验和智慧。于是他"始就学，笃志不倦"。鲁肃任东吴统帅后，曾去看他，交谈中深感其见识和谋略大有长进，于是拍着他的背称赞道："吾谓大弟但有武略耳，至于今者，学识英博，非复吴下阿蒙。"吕蒙自豪地回答："士别三日，即更刮目相待。"作为一位智勇双全的大将，吕蒙为东吴建立了赫赫功绩。建安十六年(211)，他建议孙权筑濡须坞(故址在今安徽无为东北)，使之成为抵御曹军的坚固壁垒。建安十九年(214)，孙权亲征曹操的屯田基地皖城(今安徽潜江)，众将建议筑土山攻城，吕蒙却力主乘着锐气急攻，并推荐勇将甘宁为升城督，率先进攻，自己率精兵继之。吴军拂晓发起攻击，吕蒙亲自击鼓，士气大振，食时(相当于上午八九点钟)便攻破皖城，俘虏曹操任命的庐江太守朱光。镇守合肥的曹军大将张辽来援，途中听说皖城已破，只得退回。建安二十年(215)，孙权与刘备争夺荆州，命吕蒙取长沙、零陵、桂阳三郡。长沙、桂阳望风归顺，惟零陵太守郝普坚守不降。此时鲁肃在益阳(今湖南益阳东)与关羽对峙，孙权急召吕蒙前去支援，吕蒙却在撤离零陵前做出强攻的架势，让郝普的老友邓玄之进城劝降，一面夸张吴军之强大，一面声称刘备军救援之不可：靠，竞使郝普惧而出降。
建安二十四年(219)，关羽北伐襄阳，但仍留下较多兵力防范吕蒙。吕蒙便诈称病重，回建业医治；等关羽将大部分留守部队调往樊城前线，吕蒙立即亲率精兵，昼夜兼行，袭取荆州，俘虏关羽将士家属，使整个形势急转直下。一代名将关羽就此败亡，而东吴则实现了多年追求的全据长江的战略目标。若干年后，孙权比较东吴的三任统帅，评价道："公瑾雄烈，胆略兼人，遂破孟德，开拓荆州，邈焉难继......公瑾昔要子敬来东，致达于孤，孤与宴语，便及大略帝王之业，此一快也。后孟德因获刘琮之势，张言方率数十万众水步俱下。孤普请诸将，咨问所宜，无适先对，至子布、文表，俱言宜遣使修檄迎之，子敬即驳言不可，劝孤急呼公瑾，付任以众，逆而击之，此二快也。且其决计策意，出张(仪)苏(秦)远矣......子明少时，孤谓不辞剧易，果敢有胆而已；及身长大，学问开益，筹略奇至，可以次于公瑾，但言议英发不及之耳。
图取关羽，胜于子敬。"这一评价，准确地概括了三人各自的贡献和不同的特点。《三国演义》侧重塑造刘蜀集团的英雄形象，孙吴人物则处于陪衬地位。小说描写吕蒙时，对历史上吕蒙的功业大多写到，如从征黄祖、随周瑜攻取南郡、建议筑濡须坞、献策攻破皖城、袭取荆州等，基本再现了吕蒙智勇兼备的形象。然而，吕蒙袭夺荆州，固然对孙吴集团居功至伟，却使"忠义"的化身关羽败走麦城，被擒身亡；于是，罗贯中便利用吕蒙病死于袭取荆州之后不久这一时间上的巧合，虚构其在孙权设宴庆功时，因关羽"显圣"附体而死，使他不得善终(第77回)。这是典型的借虚构以泄愤的情节，在古代小说中屡见不鲜，今天看来则不可取。
在《三国演义》写到的东吴人物中，除了孙策、周瑜性格比较丰满之外，正面描写较多，给人印象最深的大概要算陆逊了。陆逊(183245)，字伯言，吴郡吴县华亭(今上海市松江)人。他出身江东大族，21岁进入孙权幕府，后出任海昌屯田都尉，晋升定威校尉，初显才干，受到孙权赏识，以孙策之女嫁之。建安二十四年(219)，与吕蒙定袭夺荆州之计，任偏将军、右部督，代吕蒙守陆口，麻痹关羽。
吕蒙夺得荆州，成就大功；陆逊与之配合，居功第二，因而升任右护军、镇西将军，封娄侯。黄武元年(222)，任大都督，在夷陵一线与刘备亲自率领的蜀军相持，待其疲惫时实行火攻，大获全胜，加拜辅国将军，领荆州牧，改封江陵侯。黄武七年(228)，又大败魏国大司马曹休于石亭(今安徽潜山北)。次年，孙权称帝，以他为上大将军(《三国演义》误为"上将军")，辅佐太子孙登镇守武昌(今湖北鄂州)，深受倚重。
赤乌七年(244)任丞相，成为孙吴头号大臣。作为孙权重用的东吴第四任统帅，陆逊目光远大，足智多谋，不愧为当时第一流的人才。对其前的三任统帅周瑜、鲁肃、吕蒙，孙权认为各有所长，对东吴的贡献都很大，而对周瑜评价最高。他曾对陆逊说："公瑾......邈焉难继，君今继之。"可见陆逊在孙权心目中分量之重。实际上，陆逊兼有周瑜的雄才大略、鲁肃的远见卓识、吕蒙的智勇双全。如果说，在孙吴建国以前，周瑜、鲁肃、吕蒙三人是制定方略、开疆拓土的元勋；那么，在孙吴建国以后，陆逊就是并峙蜀魏、维持国运的栋梁。在汉末三国的政治军事舞台上，陆逊纵横驰骋达42年之久。--周瑜(175～210)从协助孙策开拓江东到逝世，共计15年；鲁肃(172～217)从归附孙权到逝世，共计17年；吕蒙(178～219)从大约20岁任别部司马到逝世，共约22年。如果说，在三国鼎立正式形成之前，英杰辈出，群星灿烂，陆逊可算其中一颗耀眼的大星；那么，在魏、蜀、吴先后建国之后，尽管才干优卓之士仍不断涌现，但真正顶尖的第一流人才，众所公认者可能只有三人：蜀有诸葛亮，魏有司马懿，吴有陆逊。据《三国志·吴书·陆逊传》，陆逊常常自称"书生"，袭取荆州之前致信关羽时，夷陵之战中告诫诸将时，都自称"书生"，但他却是一个真正的常胜将军。建安二十四年(219)，他协助吕蒙袭取荆州后，率部继续西进，夺取宜都郡，又大破房陵太守邓辅、南乡太守郭睦，"前后斩获招纳，凡数万计"。黄武元年(222)，在号称汉末三国时期"三大战役"之一的夷陵之战中，他任大都督，把握战机，大获全胜；蜀军"土崩瓦解，死者万数"，"其舟船器械，水步军资，一时略尽"；刘备一败涂地，勉强逃回白帝城。黄武七年(228)，魏国大司马曹休率大军攻吴，他再任大都督，假黄钺，与朱桓、全琮三路并进，大败魏军，"斩获万余，牛马骡驴车乘万两(辆)，军资器械略尽"。出兵前，孙权亲自为之执鞭；凯旋时，孙权又命以御盖覆其车，可谓尊荣至极。从此，陆逊声威远播，魏国将领皆惧他几分。如此巍巍战功，实际上超过了诸葛亮，在当时罕有其匹。
在《三国演义》中，罗贯中把陆逊视为可与诸葛亮抗衡的顶尖人才，对其谋略功绩作了比较充分的展现。特别是在"夷陵之战"这个情节单元里(第82～84回)，陆逊的艺术形象更为突出。
如果说，在袭夺荆州之前，他向吕蒙献计还只是初露锋芒的话，那么在这里，他的雄才大略便大放光彩了。当蜀军节节获胜，东吴人心震骇之时，孙权要他"总督军马，以破刘备"。这位资历不深、声望不高的"书生"，毫无畏缩之态，只是一再提出："江东文武，皆大王故旧之臣；臣年幼无才，安能制之?""倘文武不服，何如?"待到孙权当众赐以白旄黄钺、印绶兵符，并且宣布："阃以内，孤主之；阃以外，将军制之。"他便毫不推辞，欣然受命。寥寥数语，写出了他充满自信的神态。当他到达前线后，尽管众位老将不服，甚至暗暗讥讽，他却毫不在意，从容部署。当众将纷纷请战时，他一再阻止，命令全军养精蓄锐，以观敌之变。而当诸将以为蜀军阵脚已固，难以击破时，他却断定"取之正在今日"，使众将尽皆叹服。他巧妙布置，发动火攻，大败蜀军，使东吴危而复安，立下了赫赫功勋。在整个战役过程中，他始终高瞻远瞩，不急不怒，因势利导，指挥若定，表现出敏锐的政治眼光和非凡的军事才能。夷陵之战的胜利，使他赢得崇高的威望，理所当然地成为东吴政权的擎天柱，成为魏、蜀、吴三国鼎立时期最杰出的人才之一。
作者在"忍辱负重"四字上大作文章，使陆逊形象独具个性特色。晚年的陆逊，辅佐太子孙登镇守武昌，总督军国大事。孙吴与蜀汉交往，孙权都要征求陆逊的意见。"时事所宜，权辄令逊语(诸葛)亮，并刻权印，以置逊所。权每与(刘)禅、(诸葛)亮书，常过示逊，轻重可否，有所不安，便令改定，以印封行之。"(《陆逊传》)可以说，陆逊为维护孙刘联盟也作出了自己的贡献。赤乌四年(241)，颇得人望的孙登病逝。孙权乃于赤乌五年(242)立第三子孙和为太子(次子孙虑先已去世)；半年后，又封第四子孙霸为鲁王。这本来算不了什么，但孙权对孙霸却"宠爱崇特"，其待遇与孙和几乎没有区别，这就违背了封建社会的一个重要法则--"嫡庶有别"，"尊卑有序"。这样一来，孙霸恃宠骄纵，处处与孙和分庭抗礼；他身边一帮热衷利禄之徒也巴不得他能取代孙和，以便攀龙附凤，飞黄腾达。对此，孙和及其侍从之臣也不能不有所防范。
于是，两宫之间的矛盾日益明显了。陆逊深知历史上因诸子争立而造成内部分裂的教训(袁绍集团就是前车之鉴)，为了巩固孙和的地位，维护孙吴的长治久安，他一再上书，建议对二人"当使宠秩有差，彼此得所，上下获安"。孙权不仅不听，而且还屡次派遣使者上门诘责陆逊。陆逊忠而获谴，愤懑而死。一国栋梁，竟然就此摧折!可惜《三国演义》未写此事；若能就此展开描写，不仅孙权的形象将会丰富得多，陆逊的形象也将更加深刻，更加丰满。
《三国演义》中的"孙刘联姻"，是一个颇富喜剧色彩的情节。在这个喜剧中，吴国太和乔国老扮演了月下老人的角色，凭借他们的特殊身份，打破了孙权、周瑜的"美人计"圈套，使刘备得以弄假成真，高高兴兴地娶走了孙夫人。其实，历史上虽有"孙刘联姻"之事，但过程并不复杂，《三国演义》有关此事的情节，大部分是罗贯中想像和虚构的产物；而对于吴国太和乔国老的描写，也大多出自虚构。先说吴国太。《三国演义》第7回说："孙坚有四子，皆吴夫人所生......吴夫人之妹，即为孙坚次妻，亦生一子一女：子名朗，字早安；女名仁。"第38回又写到吴夫人于建安十二年(207)病逝，临终前嘱咐孙权云："吾妹与我共嫁汝父，则亦汝之母也。"但是，《三国志·吴书·妃嫔传》只记载了孙坚的正妻吴夫人，却根本没有提及他有什么"次妻"；此传介绍吴夫人时也仅仅这样写道：孙破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