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战后自由主义共识及其挑战者

"从20世纪末的观点来看，人们很难想像到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时保守主义的艰难处境。当时在许多人心目中，保守主义与欧洲法西斯主义的罪行以及导致大萧条的经济政策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与阴谋诡计、反犹主义和笃信等级制的精英义观点也是一丘之貉。"纽约文人的杰出代表之一莱昂内尔·屈瑞林(Lonel Trllng)在1950年就此写道："此时在美国，自由主义不仅是主导的思想传统，甚至也是惟一的思想传统。显见的事实是，当今通常传播的思想中并无保守主义或反动观念的一席之地。"不过，在坚定的自由主义者屈瑞林看来，自由主义在美国的独大并不利于自由主义的真正强大。在引用穆勒的论断--只有敌对思想的挑战才迫使人去检验自己观念的弱点--后，屈瑞林指出，保守主义的怀疑与悲观有益于自由派知识界反省历史，批判自身的浅薄与乐观。如果自由主义长期缺少保守思想的压迫性挑战，将会逐步丧失批评与鉴别功能，结果导致文化思想领域内乌托邦和过激倾向蔓延。屈瑞林的这番忠告当然不是一个自由主义者的矫情之语，只是他"现代文化均衡构想"的反映。不过，他还是低估了保守主义的潜在能量，高估了自由主义特别是自由主义朝着健康方向调整自身的能力。

当然，1950年时的屈瑞林更不可能预见到"大环境"(ercum．stance)的变化，而正是这个大环境孕育了任何一种意识形态在某时某地的具体形态和实际表现(包括政治表现)。

一、考察的视角和层次

迄今为止，对美国保守主义的考察有三种范式或基本

视角。第一种范式以美国经历和传统的"例外论"(exceptonalsm)为基础，我们或可称之为"保守主义的美国例外论"。有些持此种观点的学者认为，美国并不存在19世纪、20世纪欧洲的那种意识形态纷争。因为美国革命创造了一个普遍的自由主义社会，所以美国并不存在保守主义。也有些学者认为，美国存在保守主义，但美国的保守主义是保守主义的例外(exceptonal)一类。保守主义的美国例外论在战后美国以路易斯·哈兹(Lous Hartz)和克林顿·罗塞塔(Clnton Rosster)为代表的共识派史学家那里表现得最为明显，他们认为，美国的传统就是一以贯之的洛克式自由主义。哈兹在其经典名著《美国的自由主义传统》中明确地断定，美国的传统就是自由主义传统；美国人通常没有认识到这一点，是因为自由主义已经深入到整个民族的血液之中、成为整个民族的生活方式，自由主义之于美国人民就像空气一样使人深深浸染其中而不自觉并认为理所当然。所以，美国从来都没有真正的保守主义传统，美国所能有的只能是"不真实的"保守主义。克里克(Bernard Crck)更为大胆地断言，由于美国的民主自由主义者没有保守主义传统可供攻击，因此，被迫发明了一个子虚乌有的保守主义传统；正是虚构的自由主义者对保守主义的攻击使得被攻击的一些知识分子认为自己就是保守主义者。但由于美国的传统就是自由主义传统，保守主义因此与美国政治和社会问题完全不相干(rrelevant)。罗塞塔做了稍稍复杂的考察，他区分了两种保守主义，一般的保守主义和伯克式的保守主义。他认为，美国有的只是前者。他说："至少一百年以来，美国的保守主义传统一直是美国传统的思想囚徒，......美国的政治思想一直是自由主义，因为变革和进步一直是美国人的生活方式。"所以，美国的保守主义者必定是一个真正的自由主义者。

第二种范式是"美国保守主义的非例外论"，其核心主张是存在着普遍的保守主义真理，这种真理是超越时间、空间和环境的。持该种观点的主要代表人物是战后美国的保守主义思想家拉塞尔·柯克(Russell Krk)。他认为，伯克提出了真正的保守主义原则，只有找出美国经历中与伯克所说的那些普遍原则和政治实践的一致之处，才能理解美国的保守主义；美国革命是保守主义革命，其精神正是光荣革命的精神；目标和原则的持续性不仅存在于英美保守主义之间，也存在于英美的历史经历之问；因为毕竟美国的传统主要来自于英国的传统，比如对精神秩序的信念、对政治自治政府的信念、对家庭的信念等等。

以上两种范式都是对具体(concrete)的历史经历的抽象，前者肯定自由主义的普遍意义以及在美国传统中的普遍性，后者则强调保守主义的普遍意义。尽管抽象的重要性和价值是非常大的，也是必要的，因为人们正是首先通过抽象才能为所观察对象描绘一个大致轮廓、范围，确定其主要性质的一部分，但是，抽象往往会夸大对象的某些特征，舍掉甚至否定其他的实质性特征，将无比复杂的具体现实简单化。就"保守主义的美国例外论"而言，他们对美国传统的辨识虽然极具启发性，但其观点的根本缺陷在于他们将美国的自由主义传统视为"持久的或单一维度的思想"(consstency or one-dmensonal mentalty)即便我们在一定程度上承认美国的传统是自由主义或洛克式自由主义的，但并不必然意味着只有一种具体的自由主义，更不是说自哇主义不会发生变化。20世纪60年代以来的研究不仅表明同一种自由主义传统中存在着不同的、甚至相互冲突的分支，而且六的自由主义传统亦历时而变。就前一方面来看，从美国革命牛所体现出来的那种自由主义，本身就包含着实现保守主义目能的激进手段。革命事实上开创了两种主导美国政治思想的自由主义。其一为杰弗逊和潘恩倡导的自由主义的个人主义，他相信，一旦镇压的力量被释放出来，自由和正义的问题就能得銎解决；他们主张削弱政府的权威，颂扬人民的意志。从某种程度上，这一分支是自由主义的激进一脉。同时还存在着消极一脉，汉密尔顿和麦迪逊代表的自由主义的多元主义。他们相信镇压的力量根植于社会存在的性质之中，必须通过制衡机制(check．,and balances)控制人民以免出现多数人的暴政。前者珍视个人的自由、自主和自足，后者则更看重国家的权力、稳定和效能。一位学者曾恰当地评论说："个人主义为美国人提供了追求其利益的手段，而多元主义则为美国人提供了保护自己的手段。"从自由主义的变化来看，艾里克·方纳(Erc Foner)对自由内涵变化的考察、波尔(J．R．Pole)对美国个人主义和进步观念之间关联变化的简短回顾、布林克利(Alan Brnkley)对20世纪自由主义重大变化的透视、威廉姆斯(Leonard Wllams)对美国自由主义变化的理论研究等，都有助于我们认识自由主义或其组成部分、核心观念的嬗变。

柯克的看法问题更严重。首先，他对英国社会、政治性质和英国保守主义的理解是非历史的，也就是说，在他的头脑中，英国似乎永远停留在他以伯克为透镜所观察到的英国。虽然我们和萨拜因一样认为，在伯克之前不是没有保守主义，但肯定没有保守主义哲学，换言之，保守主义作为一种明确的、自觉的政治哲学正是始自伯克。我们也承认，"迄今为止所有对保守主义的论述都是对伯克的注解。"但是我们必须知道，伯克以后的英国保守主义随着英国社会和政治性质的变化也在变化(更何况伯克的思考也不能完全涵盖英国的保守主义)。柯克看法存在的第二个问题是，他将英国保守主义看作是普遍性的，但事实并非如此。英国的保守主义基本上是一种"英国"现象(Englshphenomenon)，英国传统赋予它的适度(moderaton)、妥协(con-promse)和含糊性(muddlng)使它与欧洲大陆的保守主义截然不同。即便在受英国传统影响极大的美国，虽有一些和英国相同的社会和政治实践，但是这并不意味着这些实--代议制政府、政治共同体、地方和私人权利--具有同样的意义。在一点上，柯克显然混淆了语言的相似性和意义的相似性。

抽象既然是不够的(作者需再次强调，抽象是必要的)，就必须回到具体当中。界定任何具体的政治传统，都必须从一般到具体，从理论到历史。这就是第三种范式的思想风格，由于它强调历史情境，可称为历史情景范式。努尔·奥苏利文(Noel0Sllvan)1976年的《保守主义》一书堪称其代表。奥苏利文认为保守主义因时因地而不同，虽然任何一种思想流派非某一国家所独有，但每一哲学流派都可以在某一或某些国家中找到其最明显的代表，从这个意义上说，这一具体流派可被视为那一或那些国家政治传统的典型。奥苏利文特别强调，从一般的意义上看，与19世纪的保守主义相比，20世纪西方的保守主义发生了两方面的重大变化：其一，存在着一个共同的外部敌人即苏联；其二，还有一个共同的内部敌人即劳工和国家机构的集体主义目标。正是这种变化使得20世纪的保守主义具有了一个共同的关切；而19世纪各国的保守主义则表现出不同的发展路径。亨廷顿更为明确地假设，保守主义总是反动性的(reac· tve)。在1957年的一篇文章中，他将保守主义称为"情景意识形态"(stuatonal deology)，是针对"对现状的具体挑战"(spe-cfc challenges)而作出的反应。更明确地说，美国的保守主义并非一种真正的意识形态，缺乏对未来的设想(vson of the future)；保守主义的冲动来自于摆在理论家面前的社会挑战，而非他背后的思想传统。当人们因为他们认为理所当然的社会突然间不复存在而感到害怕并力图反应时，他们就变成了保守主义者。

本书作者在一般的意义上接受第一种范式的主张，更明确地说，我认为相对于欧洲而言，美国的传统大致是自由主义的；但另一方面，这种自由主义传统内部有不同的分支，且始终处于变化之中。此外，与后来政治上的自由主义一样，美国的保守主义同样主要从自由主义传统特别是从自由主义传统的消极一脉中汲取思想养分。从思想方式上，作者基本接受第三种范式，也就是把所考察的具体的保守主义主要视为对某些变化的反动。之所以如此，是因为作者不相信存在着统一的或单一的保守主义主张，或者说保守主义并非一系列永恒的法则(a permanent set of formulae)。事实上，保守主义所反对的正是那些自称掌握着"放之四海而皆准"之永恒法则的意识形态。正如斯克鲁顿(Roger Scruton)所言，保守主义很少以箴言、法则或目标来表达自己，其本质是不善于表达的，即使被迫表达，其表达也是怀疑论式的。之所以如此，主要因为保守主义对人类事务之复杂有着清楚的认识，因为保守主义坚持的价值观念是不能为乌托邦理论的抽象清晰(abstract clarty)所理解的。守主义的原则来自于一些本能的直觉(nstncts)，特别来自于三方面的直觉：

1．对乌托邦思想和大多数重建人类社会的现代思想的怀疑；

2．尊重传统，倾向于相信传统所包含的智慧远比任何个人的更伟大；

3．对国家、教会和家庭的尊重。

虽然我们认为不存在单一的、永恒的保守主义主张，但我们并不能因此就否认存在着驱动保守主义者行动的保守主义思想、一系列信条或原则以及对社会的一般看法。我们知道，政治的现实是行动，但行动或多或少地来源于思想，连贯的行动更是需要一贯的思想。根据斯克鲁顿和艾略特的看法，思想和行动之间存在着一个"类型的分级"：哲学(phlosophy)或"沉思层次"、教义(dogmatcs)或"前政治层次"和政策(polcy)或"政治小卒子层次"，这三者的关系并非简单的一一对应关系，有时切合、有时不同甚至相互抵触，但在任何时候，都不能化约为一系列永恒的法则。保守主义的政策是指意在促进或捍卫保守主义者利益的政治实践；保守主义的教义是信念、偏见和承诺(tom-mtments)的体系，它完全贯穿于保守主义的政策之中或被用来证明保守主义政策的合法性和正确；保守主义的哲学是表达保守主义论断、观点之合理性和内在一致性的尝试。在本书对保守主义、自由主义和新保守主义的探讨中，著者主要关心的是第二、三个层次，但偶尔也会涉及到"沉思层次"。这里，还需要提请读者诸君注意的是，人们在现实政治中和思想领域中所遵循的是根本不同的逻辑。不是说某人相信的东西就会完全反映到他的实际政治行为中，也不是说某位政治家打着保守主义或自由主义的旗号，保守主义或自由主义思想就完全被贯彻在他的实际政策当中。在这个问题上，我们要谨记19世纪英国保守派政治家迪斯累里的话："一个政治家本质上是注重实践的人物；当他被请出任职时，他并不会探究对此事或彼事可以有怎样的看法或没有怎样的看法；他只需确定采取那些必须采取的，并且有利的也是最为可行的措施。"当然，这也不是说政治家的政策完全不受思想或意识形态的影响，只是这种影响总会受到实际政治考虑的"折中"。

在说明本书的考察层次后，我们需要回到具体和历史当中。因为考察任何具体的政治传统、思想或意识形态，都必须从一般到具体，从理论到历史。

二、当代美国的自由主义和保守主义

就它们在美国本土的思想渊源上说，美国自由主义和保守主义是兄弟，或至少是堂兄弟。我们上面说过，美国革命事实上开创了两种主导美国政治思想的自由主义。今天的自由主义更为切近于自由主义的个人主义，但并不完全相同，因为其间经过数次演变。泛泛而论的话，今天的自由主义根源于富兰克林·罗斯福的新政，对个人主义的重视经久未变，但是对政府的认识已发生变化。过去的自由主义在强调个人权利的同时，始终把政府看作是对个人权利和自由的威胁。今天，自由主义的支持者则将政府视为个人免受各种非政府力量(市场难以预测的变化、商业决定等)危害的保障。换言之，自由主义相信政府应当在维护正义和机会均等中起积极的作用。现代自由派希望保留个人权利和拥有私人财产的权利，但他们也更愿意接受政府对经济的干预，以医治资本主义和市场经济的弊病。在较为哲学的层面上，自由派一般相信进步的可能性。他们相信事情能够解决，未来会变得更好，障碍能被消除。而今天的美国保守主义则更多地从过去自由主义的消极一脉中汲取思想养分，保守主义者对政府作用的看法与自由主义恰恰相反，他们要维持一个小政府，国防领域除外。另一方面，与自由派相比，他们对人性的看法更为悲观，所以他们又坚持认为大多数人需要强有力的权威、严格的法律和传统道德规范，以使人们的欲望受到控制。

保守派还认为那些失败的人在某种程度上是咎由自取，因此要为解决自己的问题承担起主要责任，而不要指望政府。大多数保守派反对新政和20世纪60年代的"向贫困开战"计划，反对由联邦政府解决社会问题，换言之，他们反对福利国家制度，更愿意支持教会、家庭、志愿组织、基金会和地方政府当去担当这项任务。

上述意识形态分野并非一直存在，因为当代的保守主义主要作为对新政"自由主义"项目的反动而出现的，并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成为一支政治力量。

从主导公共政策的思想看，直到20世纪初时，美国的主导思想仍是自由放任主义。自由派支持个人自由、人类进步和个人对合理的个人私利的追求，认为这些是自由社会的基础，坚决反对给国家过多的权威。这种自由放任的自由主义设想了一个流动的、变化的社会，国家不会保护现存的财富和特权模式，个人能够自由地追求他们的目标并依照其成就而获得发展。但就在此时，内战后开始的工业化和城市化到20世纪初已极大地改变了美国的社会和经济面貌。工业社会的特征越来越不合乎自由主义的经济社会图景：拥有史无前例的财富和力量的巨型公司出现了，这些新的权威中心看起来阻碍了个人追求他们经济私利的自由，许多自由放任的支持者开始认为维持一个真正的自由社会需要在一定程度上限制私人机构的力量。同时，由于经济活动的扩张、交通的发展和人员在全国范围内流动的出现社会的规模扩大了，到20世纪二三十年代，美国已经成为一个"全国性社会"(natonal socety)，以地方政府为主导的政治管理格局不再能适应新的情况。自19世纪70年代以来，一批中产阶级精英开始寻求一条介于自由放任主义和危险的社会主义之间的"中间道路"。他们认为，对于一个正在工业化的国家来说，不论自由放任主义还是社会主义都有所欠缺，自由放任主义无力回应新的政治经济提出的挑战，而社会主义又太过激烈，大大背离了美国的个人主义和企业家传统。20世纪初时持这种见解的人自称为"进步主义者"(progressves)。1916年，进步主义者的领军人物赫伯特·克罗利、沃尔特·韦尔和沃尔特·李普曼打起了"自由主义"的旗号。自此，"改革"自由主义就成为"进步主义"的同义词，它致力于驯服工业主义的过度，对资本主义施加一定的社会控制措施。改革者们开始保护个人、共同体和政府不受过度的公司力量之害，通常通过某种形式的政府干预向公民提供基本生活所需和尊严。

一战后20年代的繁荣使得进步主义者的改革热情不再具有现实意义，但其后的大萧条又促使改革自由主义以新的面貌出现。1932年在大选中获胜的民主党总统罗斯福，为了挽救全面瘫痪的经济，在上台后放弃了传统的自由放任政策，实行"新政"，运用国家权力对工业、农业、贸易、财政和金融等各方面进行广泛的干预和调节。虽然新政版本的改革自由主义和进步主义存在着很大的差异，以致我们可以说新政标志着美国改革历史上激烈的新开端，但是从许多方面来看，新政也可以被认为是进步主义传统在新形势下的发展。从人事方面说，罗斯福本人和其他许多新政推行者和支持者在一战之前都曾是进步主义者；新政推行者和进步主义者一样希望利用政府机构来满足人民的需要并干预经济的运转；新政推行者还完全接纳了克罗利等进步主义知识分子的这样一种建议--从中央出发进行组

织、行政和管理。四新政是一系列相当实际、相当温和的项目和改革，其意在矫正大萧条的经济灾难。它并没有像许多欧洲资本主义国家那样建立一个普遍的福利国家制度，也并不激进。但它在三个方面改变或帮助改变了美国的政治：其一，它导致了内战以来美国最大的政治"重新结盟"。在罗斯福的领导下，民主党从一个地方主义和强调州权的少数党(从1860--1932年的72年问，共和党执政的年数为53年)"转化成为了一个包括农场主、产业工人、具有改革意识的城市中产阶级、自由派知识分子以及崇尚白人势力至上的南部势力在内的广泛政治联盟，所有这些党内群体都决心使用政府的干预力量来重建经济，为美国人提供社会保障"。正是凭借这一联盟，民主党才确立了其后多年内对共和党的优势地位。其二，新政扩大了联邦政府的规模和权力，并在一定意义上导致了国家观念的改变。联邦政府规模和权力的扩大不仅表现在大规模的开支和不平衡的预算上(这尽管带有凯恩斯主义的味道，但罗斯福在二战之前并不赞同凯恩斯经济学，之所以采取这两项措施纯粹是对迫在眉睫的经济需要的反应)，还表现在人们对政府职责的认识和期盼上。在进步主义时期，人民认为，政府的职能是利用政府权力来阻止大的私人机构对个人的剥削。而到新政时期，"新观念已经取代了旧观念，人们认为，政府的职责是提供安全以对抗生活中主要的危险：失业、事故、疾病、老年和死亡等。立法已经从仅仅防止非法和不正当行为的消极舞台，转入了直到企业活动并控制其形式的积极舞台。"其三，与以上两种变化相关，新政促成了美国政治舞台上第一次较为明确的保守与自由分野。反对新政的人被称为保守派，支持新政的人则被称为自由派。尽管新政的反对者中有一部分民主党人，但由于大部分共和党人在最初反对新政，所以，人们常把保守主义与共和党划上等号，它的主要立场是支持自由放任主义、反对罗斯福时期行政权力的扩张。1938年，在俄亥俄州共和党参议员罗伯特·塔夫脱的领导下，共和党内的新政反对派和一批代表中西部银行与工业利益集团的贸易保护主义者，组成了美国政治史上第一个自称为右派的团体。当然，共和党内的新政反对派也并非铁板一块，其内部包括两大集团。一派是历史悠久、财力雄厚的东部上层阶级集团，他们反对新政、反对大政府和大工会。但另一方面，他们与东部大企业的密切关系(他们中的许多人本身就是大企业家，如洛克菲勒家族)使他们实际且现实，如有必要，他们愿意接纳新政。此外，在外交政策上，他们一直都是国际主义者，因此他们支持罗斯福积极干预国际事务的对外政策。由于他们在战后接受了新政自由主义，也被称为共和党自由派。共和党保守派的另一大集团是中西部和西部的保守派，他们不仅反对政府特别是联邦政府干预社会和经济，认为积极作为的政府是集体主义的(他们认为，国家程度日大地参与组织、管理经济和社会生活的趋势就是集体主义)，且有滑向社会主义的可能；还恪守孤立主义立场，反对美国介入国际事务(主要是欧洲事务)。由于东部权势集团的国际主义立场和他们随时准备与新政妥协的态度，也由于党内竞争之故，中西部和西部保守派也讨厌可恨的东部权势集团。

由于新政并未能结束大萧条，保守派对罗斯福"独裁"愿望和新国家官僚机构的"暴虐"的攻击越发猛烈。战开始时，新政自由主义在政治上已处于守势。政治上的困难迫使新政改革者们重新评估他们最初的自由主义观念，特别是以政府力量改革资本主义的想法。美国参加二战帮助新政自由主义完成了转变，战争缓解了华盛顿对公司的敌意，自由主义者对政府改革资本主义能力的信心降低了；同时，战时经历亦有助于凯恩斯主义财政政策的合法化(和平时期，罗斯福政府70亿美元的最高预算就曾使人们怨声载道；但在战争期间，人们对超过800亿美元的最高预算熟视无睹)，加强了政府社会福利的责任，创造了对于"充分就业"政策的广泛支持。到战争结束时，新政自由主义已经完成了转变，并成为战后自由主义共识的两大支柱之一。

英国史家戈弗雷·霍奇逊曾将这种共识称为"自由保守主义"，他指出，这一颇为奇特的混合式共识包括五项基本原则：

1．美国的自由企业制度是民主的，它创造了富裕，并且为社会公正提供了一种前所未有的可能；

2．这种可能性的关键在于以私营企业和政府支持为基础的经济增长，它使得所有人的需求都得到满足；

3．满足大众需求将导致一个更平等的社会，在这个社会

中，各阶级之间的冲突变得不必要和过时，工人在这个社会里已经成为中产阶级的成员；

4．像工业问题一样，社会问题也能被解决，经济能得到很好的协调，福利国家能根治贫困；

5．对这种仁慈的制度的主要威胁来自共产主义，因此，美国及其自由世界的盟友在世界范围内推广美国的自由企业制度的同时，必须与共产主义进行长期的斗争。

归结起来，这五项原则涵盖了两个基本方面：一是信奉基于私有企业的民主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即坚持由干预主义政府调控的自由经济制度；二是对共产主义的恐惧，一致拥护在国外遏制苏联威胁的对外政策。田更明确地说，战后自由主义共识有两大支柱，一是改造后的新政自由主义，一是遏制苏联和国际共产主义的冷战自由主义。正是由于战后自由主义共识的存在，使得新政的反对者在60年代之前不能组织起有效的反对。 战后之初，新政时期的议题已经不再是美国政治中争论的最主要问题。整个50年代的民意测验都表明，外交政策问题已取代经济成为美国人民面临的最重要问题。由民主党总统杜鲁门提出的遏制政策为两党所接受，遏制国际共产主义成为第一要务。大多数保守主义者,交政策的共识阵营之中，孤立主义已没有市场。政治上的保守派更多地是在外交政策上挑战民主党和冷战自由主义，指责民主党对苏联过于软弱，倡议对苏联采取更为强硬的政策。其极端的表现就是麦卡锡主义。但麦卡锡主义只能肆虐一时的事实本身就说明了战后自由主义共识的稳固。50年代的经济繁荣和社会和谐局面使得党派的差别模糊起来，正因为缺乏极化的议题，二战英雄艾森豪威尔才能从罗斯福联盟那里得到选票。1952年，艾森豪威尔获得共和党总统候选人提名，其进入白宫后几乎全部起用共和党的东部权势集团成员以及他奉行的中间道路即所谓的"现代共和党主义"等都说明，中西部和西部的保守派在共和党的党内竞争中处于下风，东部权势集团主宰着共和党的大方向。随着美国公众和共和党政府接受社会保障、赤字开支以及与失业斗争、肩负全球责任的外交政策，新政时期的保守主义立场再也没有市场。

在共和党内外的保守主义者眼中，艾森豪威尔的"现代共和党主义"表明共和党的东部权势集团已经完全向新政集体主义投降。他们认为，要想让保守主义能在美国政治中取得进展，必须解决两大问题：第一，他们必须清楚地界定自己的主张，以使保守主义的声音让美国公众听起来与战后自由主义共识明显不同，也就是说，他们需要把自己的观点重构为一种意识形态。第二，他们还需要建立自己的政治运动，动员保守主义的潜在支持者以重新获得对共和党的控制。在这两大方面，围绕在小威廉·巴克利(Wllam F．Buckley)及其于1955年创办的《国民评论》(Natonal Revew)周围的战后新一代保守主义者都起着关键性作用。

就前一方面来说，虽然保守主义的核心关切自新政以来并没什么变化，但50年代的保守主义者从两个方面改变了他们对集体主义的反对：第一，在国际问题上，从"孤立主义"转向"反共"。应该说，在50年代的重建意识形态之前，保守主义者在这一问题上没有一致的看法。有些人虽然认识到孤立主义不再可行，但又鼓吹一种"不干预主义"即使用有限资源的有限度的外交政策，因为他们害怕政治权力及其带来的无法预先料想到的后果。另一些人则要求全面动员，运用所有的资源与共产主

义斗争。重建后的保守主义采取的是后一种干预主义，因为能获得更多的公众支持。通过阐明他们在这一问题上的立场，保守主义者最终能够把他们的政策与最初由民主党提出的"遏制"政策区分开。第二，在国内问题上，保守主义者则改变了他们反对"集体主义"和捍卫自由放任或"质朴的资本主义"的具体做法。他们以前总是批评大政府阻碍了经济繁荣，鼓吹为了促进资本主义的发展就不能对资本主义进行管制，但是自由主义共识和新政以来政府开支的增加恰与经济的健康发展同步这一事实使得他们的立场并无号召力。所以在50年代，保守主义者改变了做法：从道德方面批评集体主义，为此他们使用了两种常相互矛盾的保守主义语言：强调个人主义和自由的自由至上主义；强调道德秩序和共同体的传统主义。固 战后以来保守主义思想和学术著作在美国的大量出版，曰为新一代保守主义者重建保守主义意识形态的努力提供了思想资源。而他们之所以会采用自由至上主义和传统主义这两种相互矛盾的语言，主要是因为为他们提供思想资源的保守主义思想本身由自由至上主义(1bertaransm)和传统主义(tradtonalsm)两支组成。以弗里德里克·海耶克、路德维格·米泽斯和米尔顿·弗里德曼等几位重量级经济学家为代表的自由至上主义强调以下三个方面：第一，现代世界问题的根源在于个人自由的丧失，有限的国家是个人自由的先决条件。主要的自由是经济自由，个人使用其财产、花钱和出卖自己技能的权利不应受到限制。第二，社会是自我引导之个人的结合(an assocaton of self- drected ndvduals)。社会本身并非整体，它没有作为一个整体的目标、利益或权利。任何界定一共同利益(a dstnct commongood)的努力都因其为集体主义提供了可能的基础，而损害个人自由。根据自由至上主义的假设，个人总是有自我控制和自我引导之能力。当每一个人都追求自己的个人目标时，他们在社会中就能和谐地生活。第三，资本主义的主要因素--私有财产、市场、围绕私人获益的经济生活组织--是对个人自由的主要支持，而个人自由的主要威胁来自国家对经济生活越来越多的指导。恪守传统主义的思想家和学者有理查德·韦弗、彼得·维雷克、拉塞尔-柯克、埃里克·沃尔格林、列奥·斯特劳斯等，他们的基本主张具有三个共同特征：

1．现代世界的主要问题是具有神圣根源的道德秩序的信念的衰败和共同体的衰落。精神价值观的丧失使得人类不再有普泛的目标，生活的理由只剩下欢娱和成功的物质主义目标。像家庭、教会和共同体之类将个人连接在一起的共享信念和制度也衰落了。结果人们尝试以集体主义的政府去填补那些衰败和衰落留下的空白，但集体主义政府只提供了对归属感的虚假替代和非自然的乌托邦许诺。

2．社会并不仅仅是追求私利之个人的结合(assoca．ton)，它是道德或情感纽带、共享信念和公共美德(publc vr．tue)，正是这些使社会凝聚为一整体。维持这些共享信念的任务可能落在国家或如家庭、社区或教会之类的中间机构身上。个人的自我控制能力和自由需要这样一个社会。

3．信念的衰败和共同体的衰落与资本主义的发展是有关联的。由于道德秩序的丧失损害了自我控制的任何基础，人类只能屈从于外在的引导即集体主义的资本主义。

为了把这两种存在极大差异的思想合成一种内在连贯的保守主义意识形态，《国民评论》的编辑弗兰克·迈耶(Frank S．Mever)在60年代初期提出了"调和主义"(fusonsm)。迈耶解释说，自由至上主义者对个人自由的关切和传统主义者对道德秩序和美德的关切是交织在一起的：一方面，没有自由，追求美德是不可能的，因为除非可以自由选择，个人的行为不可能是合乎美德的；另一方面，没有更高的目标，自由只是空洞的。因此，在政治领域，自由本身就是目的，而在道德领域，它只是人类追求善的手段。这一论断能成立的关键在于，必须认为资本主义内在是善的甚或是神的命令。没有这一假设，就只能以唯物质论和世俗论调来证明质朴的资本主义的合法性，而这在50年代之前已经被证明是不起作用的。只要福利国家的集体主义(民主社会主义)有效，对它的有效反对就只能是抽象的道德和精神上的反对。因此，保守主义者基本上寻求使用传统主义的道德秩序和宗教作为自由放任资本主义的合法性基础。他们说，自由和质朴的资本主义与对上帝的信念的衰败是同时发生的。但是，自相矛盾的是，质朴资本主义的世俗和唯物质主义结果一方面被说成是道德衰败的原因，另一方面，却又认为解决的办法就是质朴的资本主义。自由至上主义并没有放弃它的消极的经济自由观、个人主义的社会观或质朴的资本主义观，它只是把它的论断放在了植根于宗教的道德秩序基础之上。传统主义几乎放弃了所有东西，除了它对道德秩序的强调。所以，最终迈耶的"调和主义"还是站到了反国家主义的自由至上主义一。他强调，即便人们没有选择好的德行，他们仍可能是自由的。从思想上判断，迈耶的"调和主义"并没能解决自由!主义和传统主义之间的根本分歧。不过，无论这两者的结合是多么成问题，却为双方都接受了(其标志就是他们都接了保守主义这一称号)，毕竟他们面临着共同的敌人：国内的集体主义和国外的共产主义，也因为调和主义是第一个能有效批判国内集体主义的论断。据此，新一代保守主义者描绘了这样一幅资本主义图景：对利润和个人成功的追求既不会导致竞争市场的不完美，也不会带来对道德价值观的信仰的衰败。如果现实与此相悖，那也是因为自由主义的政策、国家的扩展和不相信宗教的自由主义观念。固由于《国民评论》在战后保守主义意识形态重建中的关键作用，我们不妨将重建后的保守主义称为"《国民评论》保守主义"。

在重建保守主义意识形态的同时，新一代保守主义者还积极组建政治组织以与共和党内以纳尔逊·洛克菲勒为首的东部权势集团争夺对共和党的控制权。1953年，弗兰克·绍得罗夫(Frank Chodorov)建立了第一个学生保守主义组织"个人主义者校际协会"(the ntercollegate Socety of ndvdualsts)，后更名为"校际研究协会"(ntercollegate Studes nsttute)，其主要活动是印发保守主义的著作。1960年，中西部保守派出身的共和党副总统理查德·尼克松为获得党内总统候选人提名与洛克菲勒达成了具有自由主义倾向的"第五大街协议"，引起新一代保守主义者的强烈不满，年轻的保守主义者更是将之称为"美国的慕尼黑"。同年9月，巴克利邀请80名青年保守派到他位于康涅狄格州沙伦(Sharon)的家中，共商如何挽救共和党和保守主义的政治命运。会议决定成立"自由青年美国人"(YoungAmercans for Freedom)组织，以便把共和党的领导权从东部权势集团那里夺过来。会后发布的《沙伦宣言》还对整个50年代在保守派圈子里流行的观念进行了总结：自由的市场是"个人自由"的支柱；政府的权力必须被限制在维持秩序、主持正义和从事外交活动的领域之内；"国际共产主义"是对自由的最严威胁，必须予以消灭。"自由青年美国人"很快就成为新一代保守主义的政治代言人巴里·戈德华特(Barry Goldwater)参加1964年共和党总统候选人提名活动的冲锋队，自1961年夏起担任"自由青年美国人"组织执行主席职务的理查德·维格里(Rchard Vguere)更是利用新的计算机技术通过"直接邮寄"筹款法为戈德华特募得巨额竞选资金。卿戈德华特竞选活动是战后美国保守主义力量在政治舞台上的首次展示。亚利桑那州参议员戈德华特是继塔夫托之后的共和党中西部保守派的主要政治代表，尽管他因其极其激烈的言论--比如他不分青红皂白地反对历届民主党政府的自由主义改革政策，甚至在贫困的阿巴拉契亚山区谴责反贫困措施，在老众多的佛罗里达州攻击对老年人的医疗援助；他在国际问题上的立场更是让绝大多数美国人感到害怕，他一再宣扬要进行一场反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十字军远征"，"为了保卫自由"不惜发动一场核战争--而在竞选中惨败在约翰逊手下。但是，戈德华特竞选活动却为保守主义在70年代的东山再起奠定了基础。首先，竞选活动加强了保守派之间的联系与了解，培养了一批保守主义政治活动家和骨干分子。例如以后新右派的主要领导人维格里和霍华德·菲利普斯(Howard Phllps)等，都以"自由青年美国人"组织领导者的身份，积极支持戈德华特竞选，并从中吸取了不少经验和教训；再如新一代南方保守的共和 人也是在戈德华特竞选活动中招募的。其次，竞选为保守主义阵营征集了新的支持者。来自快速发展的南加州和西南部的郊区选民的支持，以及从"阳光地带"的石油工业和航空工业的新贵中滚滚而来的竞选资金，都表明保守主义已经获得了新的选民和资金基础。戈德华特取胜的6个州中有5个位于南方这 一事实说明，50年代中期以来的民权革命已经重新绘制了美国的政治地图，为以后共和党的"南方战略"打开了大门。再次， 竞选中采用的"直接邮寄"筹款法，为保守派日后的发展提供了条件。这种筹款办法使得保守派活动家获得大量同情者的姓名和住址，为保守主义者在共和党内外的立发展创造了条件，成为"美国保守派方面今后一切有组织的政治活动的基础"。最后，戈德华特竞选的失败也让保守主义者认识到，不讲策略地攻击广受欢迎的"新政"改革，无疑是不受绝大多数美国人欢迎的；保守主义要想在政治舞台上取得进展，就必须调整策略，抓住人们普遍关心的问题。

总之，经过20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初期新一代保守主义者重建保守主义意识形态和参与实际政治活动的努力，保守主义在戈德华特竞选时已成为一支重要的政治和思想力量。只是由于战后自由主义共识的根深蒂固，保守主义还不能取得更大政治成就。不过，随着"动荡的60年代"的到来和相当一部分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因不满于动荡而与自由主义阵营决裂，战后自由主义共识的瓦解和保守主义在70年代中期后的东山再起指日可待。从这个意义上说，戈德华特在选举中被击败的确是"保守主义黎明前的黑暗时刻"。固其实，普通美国人对于新政的态度是很复杂的。一方面，他们希望在危难时能得到政府的救助；另一方面，他们又害怕政府的力量过大对他们的生活干预过多。1935年盖洛普的第一次民意测验表明，60％的人认为政府用于救济的开支太多。为何会出现这种状况呢?实在是因为新政和联邦政府应该采取积极措施以缓解经济困难的观念在美国不同寻常。1923-1929年间担任总统的卡尔文·柯立芝(Calvn Cooldge)曾这样评价大萧条之前联邦政府的作用："如果明天联邦政府停止运转，至在6个月时问内，普通美国人毫无察觉。"那时的联邦政府在国内问题上所做的事情基本上是发发信函、发行联邦债券和向退伍军人支付退伍费等，而大萧条一来，这一切都改变了，也难怪对任何政府权力一贯抱有怀疑态度的美国人感觉不习惯甚至会反对新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