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
阎老师邀请做《序》，深为诚惶诚恐。小辈不才，与阎老师合作并成忘年交，实属三生有幸。现将与阎老师的两次谋面小记如下：一来写写我眼中的阎老师，二来也说说此书的来历，就姑且称为《序》吧。
首次拜访阎老师是在他的家中，我揣着栏目出具的策划人员邀请函，心中颇为忐忑。
“历史是镜子，历史也是艺术。它可以借鉴，更可以欣赏。”讲起历史，阎老师就像是说故事。做了三年多的央视《百家讲坛》栏目制片人，接触的专家学者近千位，能把学问当评书讲的，能把历史当故事说的，阎老师是第一人。
“乾隆属兔，关于他妈是谁可有很多传闻……”谈起“清十二帝”，阎老师就像说起隔壁的老熟人。这种平民视角我久觅不得，而在阎老师这儿却“得来全不费功夫”！
我正式邀请阎老师做《百家讲坛》栏目大型历史系列节目《清十二帝疑案》的策划人兼主讲人，诚恳地递上邀请书。
第二次谋面是在《百家讲坛》栏目的机房。阎老师正襟危坐，专注于编辑机的监视器中自己的表现，我没有过去打扰他。编导告诉我，每期节目阎老师都要亲自过目，将自己表达不够准确的地方、编导编辑中不够确切的地方乃至错别字都一一挑出。
来《百家讲坛》做过节目的学者已有几百位，阎老师的认真让我吃惊。我看到过他为准备一期节目做的文案，十几页打印纸，洋洋数万言，不做任何改动即是一篇极好的人物传记，而电视由于其表现上的局限，只能从中撷取若干个兴趣点，不得不弱化其中的系统性、史料性和完整性。我大呼可惜，建议阎老师将这些文稿集结出书。阎老师笑答：做完节目再说吧。那份淡然让我肃然。
而今，节目已经播出，中华书局又将这些文稿精编出书，于阎老师也许是无心插柳，于我却是正中下怀。
祝阎老师永葆学术青春。
天命汗努尔哈赤
近些年中外出版有关努尔哈赤的传记、论著、小说以及影视作品达60多部,说明努尔哈赤是史学界研究的一个热点，是文艺界创作的一个热点，也是老百姓关注的一个热点。
在二三十年前并不是这样。笔者在文革期间写了一部《努尔哈赤传》书稿，文革结束后，某出版社想出版。在讨论选题时，一位负责人说，“三家村”邓拓、吴晗、廖沫沙的传记还没有出版，怎么能出版写外国人的传记呢！这本书稿就被搁下，直到1983年才由北京出版
社出版。可见当时人们对努尔哈赤陌生到何种程度。
现在，努尔哈赤不仅在国内成为热点，在国外也备受关注。一位西方学者说，西方人最关注的中国古代英杰人物是成吉思汗和努尔哈赤。在中国灿如星汉的历史人物中，不乏像秦皇、汉武、唐宗、宋祖这样的杰出帝王，而他们为什么更钟情于成吉思汗和努尔哈赤？主要原因可能是成吉思汗与努尔哈赤都是少数民族，由少数民族入主中原，统治以汉族为主的、人口众多的多民族国家，不能不说是个奇迹。同成吉思汗相比，努尔哈赤的传奇色彩似乎更浓。在中国自秦始皇以下2000多年的皇朝历史中，建立过200年以上大一统皇朝的只有西汉、唐、明、清。大清帝国占据中国历史舞台长达268年，为自秦以降整个中国皇朝历史的八分之一。而汉高祖刘邦、唐高祖李渊、明太祖朱元璋，都是汉族，只有清太祖努尔哈赤是少数民族。努尔哈赤在中华文明史上开创了一个时代，由他奠基的大清帝国，到康乾盛世时，成为当时世界上人口最众多、幅员最辽阔、经济富庶、文化繁荣、国力强盛的大帝国。努尔哈赤作为大清帝国的奠基人，作为一个新时代的开创者，对清代历史产生了原生性的影响：既播下了“康乾盛世”的种子，也埋下了“光宣衰世”的基因。这就是努尔哈赤死后378年的今天，人们研究、关心努尔哈赤的关键所在。
近一个世纪以来，史学家研究努尔哈赤，有很多成果，也有很多谜团。努尔哈赤至少留下12桩历史疑案——先世之谜、姓氏之谜、身世之谜、幽弟之谜、杀子之谜、族名之谜、八旗之谜、建元之谜、大妃之谜、叶赫老女之谜、炮伤之谜和遗诏之谜，等等。这些历史之谜，还是由满学家和清史学家们去研究、去解疑吧！
我们要探讨的是努尔哈赤人生的两个最大的历史谜底：一个是他事业成功的谜底——努尔哈赤由僻处边塞的一个拾松子、采蘑菇的少年，成长为伟大的政治家、军事家，他在历史舞台上演出的人生喜剧的谜底是什么？其成功的奥妙何在？另一个是努尔哈赤晚年、特别是他68岁那年，他在军事舞台上遭遇了“宁远之败”，战无不胜的神话随之破灭，一代天骄郁郁而终。可以说，努尔哈赤人生的结局是一场悲剧，他人生悲剧的谜底又是什么？
十大功绩与成功之谜
有一本美国历任总统的合传，提到各届总统值得历史学家肯定的历史功绩，有的一二件，多者也不过三四件，有的一件没有。
努尔哈赤活了68岁（1559～1626年），他从25岁（1583年）起兵，到生命结束，政治军事生涯44年。历史学家盘点努尔哈赤的历史贡献，举其大端，共有十件：
统一女真各部。金亡之后，女真各部，纷争不已，强凌弱，众暴寡，元、明300年来，未能实现统一。努尔哈赤兴起，采用“顺者以德服，逆者以兵临”的策略，经过30多年的征抚，
实现了女真各部的大统一。今天世界上有那么多的民族在争斗厮杀，其原因之一，是没有一位杰出的民族领袖，能将本民族各种利益集团协调统一起来。可见,努尔哈赤促成女真——满洲的民族大统一，确是一件非常了不起的事情。
统一东北地区。明中期以后皇权衰落，已不能对东北广大地区实行有效管辖。努尔哈赤及其子皇太极经过艰苦努力，统一了东北：“自东北海滨，迄西北海滨，其间使犬、使鹿之邦，及产黑狐、黑貂之地，不事耕种、渔猎为生之俗，厄鲁特部落，以至斡(wò)难河源，远迩（ěr）诸国，在在臣服。”就是说，东起鄂霍次克海，西北到贝加尔湖，西至青海，南濒日本海，北跨外兴安岭的地域，实际辖境大约有500万平方公里，和明朝实际控制面积大致相等。东北地区的重新统一，结束了长期蹂躏掳掠、相互杀伐，“介胄生虮虱”、“黎民遭涂炭”的悲惨局面。这就为康熙二十八年（1689年）中俄《尼布楚条约》的签订奠定了基础。如果没有努尔哈赤对东北的统一，后来沙俄东侵，日本南进，列强争逐，东北疆域被谁人占有，实在难卜。
制定满族文字。金灭亡后，通晓女真文的人越来越少，到明朝中期已逐渐失传。满语属阿尔泰语系满—通古斯语族，满洲没有文字。努尔哈赤兴起后，建州与朝鲜、明朝的来往公文，由一个名叫龚正陆的汉人用汉文书写；在向女真人发布军令、政令时，则用蒙古文，一般女真人既看不懂，又听不懂。明万历二十七年(1599年)，努尔哈赤命巴克什额尔德尼和扎尔固齐噶盖，用蒙古字母拼写满语，创制满文，这就是无圈点满文(老满文)，皇太极时改进成为有圈点满文（新满文）。满文是拼音文字，有6个元音字母、22个辅音字母和10个特定字母。满语文成为清朝官方语言和文字。当时，东北亚满—通古斯语族的各民族，除满洲外都没有文字。满文记录下东北亚地区文化人类学的珍贵资料，并成为满汉、中西文化交流的重要桥梁。后来耶稣会士通过满文将“四书”、“五经”翻译到西方。所以，努尔哈赤主持创制满文，是满族发展史上的一块里程碑，是中华文化史和东北亚文明史上的一件大事。
创建八旗制度。努尔哈赤利用女真原有的狩猎组织形式，创建八旗制度。女真人狩猎时各出一支箭，每十人中立一个总领，总领称牛录额真（牛录，大箭的意思；额真，首领的意思），后来这个相当于狩猎小组组长的牛录额真成为一级官名，牛录成为最基层的组织。屯垦田地，征丁披甲，纳赋服役，都以牛录为计算单位，努尔哈赤便在此基础上加以改组、发展、扩大和定型，创立八旗制度。规定：每300人设一牛录额真，五个牛录设一甲喇(là)额真，五个甲喇设一固山额真。固山是满洲户口和军事编制的最大单位，每个固山有特定颜色
的旗帜，所以汉语译固山为“旗”。原有黄、白、红、蓝四旗，后又增添四旗，在原来旗帜的周围镶边，黄、白、蓝三色旗镶红边，红色旗镶白边。这样，共有八种不同颜色的旗帜，称为“八旗”，即满洲八旗。后来又逐渐增设蒙古八旗和汉军八旗，统称八旗，而实际是二十四旗。八旗制度“以旗统军，以旗统民”，平时耕田打猎，战时披甲上阵。八旗制度以八旗为纽带，将全社会的军事、政治、经济、行政、司法和宗族联结成为一个组织严密、生气蓬勃的社会机体。八旗制度是努尔哈赤的一个创造，是清朝的一个核心社会制度，也是清朝定鼎燕京、入主中原、统一华夏、稳定政权的一个关键。
促进满族形成。建州女真的统一，女真各部的统一，东北地区的统一，诸族的融合，各部的联姻，八旗的创建，满文的创制，使得新的满族共同体出现在中华民族大家庭之中。满族是以建州女真为核心，以海西女真为主体，吸收部分汉人、蒙古人、达斡尔人、锡伯人、朝鲜人等组成的一个新的民族共同体。为反映这个满族共同体形成的事实，皇太极于天聪九年（1635年）十月十三日，诏谕曰：“我国建号满洲，统绪绵远，相传奕世。自今以后，一切人等，止称我国满洲原名，不得仍前妄称。”从此，满洲族的名称正式出现。满洲族初为东北边隅小部，继而形成民族共同体，以至发展到当今千万人的大民族。满洲族肇兴的领袖，就是清太祖努尔哈赤。
建立后金政权。创大业者，必立根本。如果一个边疆少数民族首领不能创建一个政权，他就不能希望在中国建立一个王朝。万历四十四年（1616年），努尔哈赤作为一个僻处边境一隅的满洲族首领，以赫图阿拉为中心，参照蒙古政权、特别是中原汉族政权的范式，登上汗位，建立后金。从此有了巩固的根据地，以支持其统一事业的进一步发展。尔后，他克沈阳、占辽阳，夺广宁、据义州。都城先迁辽阳，继迁沈阳。其子皇太极，于天聪十年（1636年）四月，改元崇德，国号大清。自天命元年（1616年）至宣统三年（1911年），共历296年。努尔哈赤“经始大业，造创帝基”，是大清帝国的开创者和奠基人。
丰富军事经验。努尔哈赤戎马生涯长达44年，史称他“用兵如神”，是一位优秀的军事统帅。他缔造和指挥的八旗军，在17世纪前半叶，不仅是中国一支最富有战斗力的军队，而且是世界上一支最强大的骑兵。努尔哈赤统帅这支军队，先后取得古勒山之役、乌碣岩之役、哈达之役、辉发之役、乌拉之役、抚清之役、萨尔浒之役、叶赫之役、开铁之役、沈辽之役、广宁之役和觉华岛之役12次大捷。其中古勒山之战、萨尔浒之战、沈辽之战、广宁之战和觉华岛之战，为其精彩之笔。他在军事谋略上，在指挥艺术上，集中兵力、各个击破、围城攻坚、里应外合、铁骑驰突、速战速决，体现了高超的智慧。他在萨尔浒之战中，采取“恁(nèn)尔几路来，我只一路去”，就是“集中兵力，各个击破”的兵略，成为中国军事史上集中兵力、以少胜多的经典战例。他在军队组织、军队训练、军事指挥、军事艺术等方面的作为，都可圈可点。特别是他在作战指挥艺术上，对许多军事原则，如重视侦察、临机善断努尔哈赤御用剑、诱敌深入、据险设伏、巧用疑兵、驱骑驰突、集中兵力、各个击破、一鼓作气、速战速决、用计行间、里应外合等，都能熟练运用并予以发挥，丰富了中华古代军事思想的宝库。
制定抚蒙政策。自秦、汉以来，北方游牧民族一直是中央王朝的北部边患。为此，秦始皇削平诸侯后连接六国长城而为万里长城。至明代，京师两次遭北骑困扰，明英宗甚至成了瓦剌（là）兵的俘虏。徐达与戚继光为固边防，也大修长城。努尔哈赤兴起后，对蒙古采取了既不同于中原汉族皇帝、也不同于金代女真皇帝的做法。他用编旗、联姻、会盟、封赏、围猎、赈济、朝觐(jìn)、重教等政策，加强对蒙古上层人物及部民的联系与辖治。后漠南蒙古编入八旗，成为其军政的重要支柱；喀尔喀蒙古实行旗盟制；厄鲁特蒙古实行外扎萨克制。其联姻不同于汉、唐的公主下嫁，而是互相婚娶，真正成为儿女亲家。这是历朝中央政权（元朝除外）对蒙古治策的重大创革。中国2000年古代社会史上的北方游牧民族难题，至清朝才算得以解决。后康熙帝说：“昔秦兴土石之工，修筑长城。我朝施恩于喀尔喀，使之防备朔方，较长城更为坚固。”清朝对蒙古的抚民固边政策，其经始者就是努尔哈赤。
推进社会改革。努尔哈赤在44年的政治生涯中，不断地推进社会改革。在政权机制方面，他逐步建立起以汗为首，以五大臣、八大贝勒为核心的领导群体，并通过固山、甲喇、牛录三级组织，将后金社会的军民统制起来。尔后，创立八和硕贝勒共议国政制——并肩同坐，共议大政，断理诉讼，举废国汗，即实行贵族共和制。但此制度在努尔哈赤死后未能实施。在经济机制方面，他先后下令实行牛录屯田、计丁授田和按丁编庄制度，将牛录屯田转化为八旗旗地，奴隶制田庄转化为封建制田庄。随着八旗军民迁居辽河流域，女真由牧猎经济转化为农耕经济。在社会文化方面，初步实现了由牧猎文化向农耕文化的转变。
决策迁都沈阳。此前，辽设五京，没有沈阳；金设五京，也没有沈阳。元朝东北行政中心在辽阳；明朝辽东军政中心，先在广宁，后在辽阳。天命十年即天启五年（1625年），努尔哈赤决定迁都沈阳，但遭到贝勒诸臣反对。理由是：近来正在修建东京辽阳，宫室已经建好了，老百姓的住所还没有最后完工。本来年景就不好，迁都要大兴土木、劳民伤财。天命汗力主迁都沈阳，说：
沈阳形胜之地，西征明，由都尔鼻渡辽河，路直且近；北征蒙古，二三日可至；南征朝鲜，可由清河路以进；且于浑河、苏克苏浒河之上流，伐木顺流下，以之治宫室、为薪，不可胜用也；时而出猎，山近兽多；河中水族，亦可捕而取之。朕筹此熟矣，汝等宁不计及耶！
努尔哈赤综合考量了历史与地理、社会与自然、政治与军事、民族与物产、形胜与交通等因素，而做出迁都沈阳的重大决策。从此，沈阳第一次成为都城。努尔哈赤迁都沈阳，促进了辽河地域的经济开发。他注重采猎经济，发明人参煮晒法，使部民获得厚利，“满洲民殷国
富”。他关注采炼业，万历二十七年(1599年)，建州“始炒铁，开金、银矿”，开始较大规模地采矿、冶炼。他尤为重视手工业生产，包括军器、造船、纺织、制瓷、煮盐、冶铸、火药等。明朝也称其“制造什物，极其精工”。他对进入女真地区的工匠“欣然接待，厚给杂物，牛马亦给”。他曾说，有人以为东珠、金银为宝，那是什么宝呢！天寒时能穿吗？饥饿时能吃吗？……收养能制造出国人所制造不出物品的工匠，才是真正之宝。迁都沈阳后，经努尔哈赤、皇太极父子两代的开发，沈阳及辽河地区的经济与社会得到全面开发与迅速发展，并带动了东北地域经济与文化的发展。清朝迁都北京后，沈阳成为陪都。似可以说，近代辽河流域、沈海地带的区域经济开发，清太祖努尔哈赤是其经始者。
努尔哈赤一生打过12次大胜仗，留下十大历史功绩，他的人生轨迹可以说是光彩夺目。人们在谈论努尔哈赤时，多沉迷于他巅峰时刻的辉煌，却常常忽略他攀援过程的艰辛。努尔哈赤幼年丧母，继母那拉氏刻薄寡恩。家里并不和睦，兄弟们闹着分家。父亲塔克世听了继母挑唆，给他的产业极少，不够维持生活。努尔哈赤青少年时代吃尽了苦，挖人参、采蘑菇、拣榛子、摘木耳、拾松子，然后将这些东西运到抚顺马市去卖，以此来维持生活。在他25岁那年，更大的不幸降临了。努尔哈赤的祖父和父亲，同时死于明军攻城的炮火。这一事件，对努尔哈赤以后的人生道路产生了决定性的影响。
关于这件事的前因后果，还要从王杲（gǎo）之死谈起。在当时的建州女真中，以王杲势力最强。王杲曾带兵进犯明辽东首府辽阳，杀死指挥王国栋。后王杲被俘，被解送到北京问斩。王杲死后，他的儿子阿台为报父仇，袭杀明军。万历十一年（1583年）二月，明将李成梁提兵直捣阿台的住地古勒寨。阿台妻子的祖父是努尔哈赤的祖父觉昌安。觉昌安为了使孙女免于战难，也为着城内部民减少伤亡，便同努尔哈赤的父亲塔克世一同进城，打算劝说阿台投降。建州女真图伦城的城主尼堪外兰，里通明朝，导引攻城，向城上守军喊话说：“李太师有令，谁杀死阿台，谁就做古勒城的城主！”果然，城里出现内奸，城被攻破，觉昌安和塔克世也不幸死于战火。努尔哈赤得到父、祖蒙难的噩耗，捶胸顿足，悲痛欲绝。他质问道：“我祖、父为何被害？你们与我有不共戴天之仇！”明朝派官员谢过说：“非有意也，是误杀耳！”明军送还觉昌安和塔克世的遗体，朝廷赏给努尔哈赤“敕（chì）书三十道，马三十匹”，还封他为指挥使。但是，努尔哈赤怒气未消，又不敢直接同明朝冲撞，便迁怒于尼堪外兰。万历十一年（1583年）五月，努尔哈赤以报父、祖之仇为名，以“十三副遗甲”，率领百余人的队伍，向尼堪外兰的驻地——图伦城进攻，拉开了女真统一战争的历史帷幕。
经过12次大的战役，这位苦难青年先是统一了女真各部，继而统一了东北全境，并成为后金大汗。
努尔哈赤成功的秘密在哪里？400多年来，人们有多种解释。一位教练经过研究认为，一个运动员取得世界大赛的金牌，大约需要156个因素（其中有主有次）。那么一个伟大的政治家、军事家的成功，更是需要多种因素的和谐统一。我认为，努尔哈赤的成功，一个前提是苦难生活的磨砺。继母的寡恩，使他养成自立的性格；马市的交易，使他大开眼界，广交朋友；父、祖蒙难，刺激他毅然摆脱常人的平庸生活，踏上王者的征服之路。而更关键的因素在于他实现了“四合”——天合、地合、人合、己合。
一说天合。司马迁说：“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天”，可以理解为“上天”、“天命”、“天道”、“天意”、“天时”等，这里说的主要是“天时”。“天时”有大天时，有小天时。魏源说：“小天时决利钝，大天时决兴亡。”孟子说：“五百年必有王者兴。”500年是个概数，300年也会有王者兴。明末清初，中国历史的“天时”到了一个大动荡、大变革的时期。当时的世界上，俄国尚未东越乌拉尔山，葡萄牙到了澳门尚未对明朝形成威胁，日本丰臣秀吉侵略朝鲜兵败。女真的东面朝鲜，外祸内乱，衰落不堪；西面蒙古，四分五裂，林丹汗孤立；北面扈伦，彼此纷争，贝勒落马；南面大明，南倭北虏，内忧外患，极端腐败。总之，努尔哈赤处于300年一遇的大天时。据统计：《清太祖高皇帝实录》共83875字，其中“天”字312个。努尔哈赤得了大天时，取得了大成功。
萨尔浒大战之胜，原因之一在于得天时。万历四十七年（1619年）三月初一日，赫图阿拉地区大雪封山，江河冰冻。明军四路出师，长途跋涉，山路崎岖，丛林密布，冰雪封路，没能按照原定计划如期合围赫图阿拉；后金熟悉地形，便于设伏，分路出击。努尔哈赤巧妙利用天时，在明军形成合围之前，集中兵力，逐路击破，夺得胜利。
二说地合。地利主要指地形、地势、地域。赫图阿拉是一个山环水绕、气候温湿、土壤
肥沃的宝地，那里西距抚顺200里，既为关山阻隔利于暗自发展，又有大路通达辽沈利于驱兵进取。努尔哈赤在这里建立并扩大基地，这个基地后来发展成东到日本海、东北到库页岛、北跨外兴安岭、西到青海、西北到贝加尔湖、南到长城的广大领域。这里有粮食、皮毛、人参、林木、矿藏等,可以形成一个独立的自给自足的经济体系。
以沈辽之战为例。明军本来依靠沈阳、辽阳两城，占地利；努尔哈赤在平原攻城，不占地利。但努尔哈赤设计将城里的明军诱出城外，进行野战，发挥骑兵优长，变不利为有利，取得胜利。
三说人合。人合主要指人际关系。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化消极因素为积极因素。当时的政治舞台上，以后金努尔哈赤为一方，明朝万历帝、泰昌帝、天启帝为另一方。明朝皇帝对北方少数民族政策的基本点，就是一个“分”字，分而弱之，间而治之。分则弱，合则强。努尔哈赤则针锋相对，采取一个“合”字。熊廷弼（bì）说：“昔建州诸夷，若王兀堂、王杲、阿台辈尝分矣，而合之则自奴酋始。”
关于“人合”，可以举两个例子。
第一个例子：努尔哈赤率军攻打翁科洛城，被对方的鄂尔果尼一箭射中，鲜血一直流到脚面。努尔哈赤继续坚持战斗。这时候又有一个人叫洛科，一箭射到努尔哈赤脖子上了。那支箭带反钩，他往下拔箭，立刻血流如注。他拄着弓从房顶一步一步下来后就休克了。后来攻下翁科洛城，鄂尔果尼和洛科都抓到了。部下要对他们施以乱箭穿胸之刑，这是当时最残酷的刑法。努尔哈赤说，两军对垒，他们是为自己的主人来射我，这样的勇士太难得了。不仅给两人松绑，还都授了官。别人一看，原来射他的人都可以宽免，都可以授官，那他的自己人，只要做出成绩就更可以做官了，更可以升官了！大家都同心协力地效忠努尔哈赤，在战场上勇敢杀敌。
第二个例子，是叶赫老女的例子。叶赫老女是叶赫贝勒布扬古的妹妹，可能长得比较漂亮吧，为了联络建州，13岁就许给努尔哈赤了。但是许完之后并不把她嫁过来，而是随后又许给哈达的贝勒、辉发的贝勒、乌拉的布占泰，结果这三个部落都被努尔哈赤灭掉。蒙古扎鲁特部的介赛也要娶她，叶赫老女誓死不从。介赛就要报复。布扬古又把他妹妹许给喀尔喀部达尔汉贝勒的儿子，叫莽古尔岱。建州得到这个消息之后，贝勒们非常气愤，认为这个女人许给上（努尔哈赤）已经20年了，现在又把她许给莽古尔岱，真是奇耻大辱啊！要发兵把她夺回来。努尔哈赤说，为了我们共同的利益可以打他，可为了一个女人打他不好。这个女人许配给我，我都没有那么生气，你们那么生气干什么？结果33岁的叶赫老女就嫁给了蒙古的莽古尔岱。这件事情反映了努尔哈赤能够以大局为重，以和为贵，妥善处理各种关系。
四说己合。虽有天合、地合、人合，若没有己合，事业也不会成功。己合主要是胸怀开阔、心境豁达，能够把握自己。这是一个人取得事业成功的基本素质。
万历二十一年(1593年)，叶赫纠合哈达、乌拉、辉发等九部联军3万，分三路向建州古勒山而来。过了浑河之后，晚上军队支灶做饭，灶火像天上的星星一样。探骑回报时脸色都变了，当时努尔哈赤兵不满一万，建州官兵，人心惶惶。努尔哈赤得到报告时已经是晚上，他听后照常打着呼噜就睡着了。妻子富察氏赶紧把他推醒，说：“敌兵压境了，你怎么还睡觉啊？你是方寸乱了，还是害怕了？”努尔哈赤说：“要是我方寸乱了，害怕了，我能睡着吗？起先我不知道这九部联军什么时候来，老是惦记这事。现在知道他们已经来了，我心里就踏实了。”说完以后又呼呼睡着了。第二天早晨，他带领众贝勒等祭堂子，尔后统军出发，一举夺得了古勒山之战的胜利。
己合很重要。一个人的健康与长寿，同己合至关密切。与努尔哈赤对立的明朝三个皇帝——万历帝好发脾气、荒淫无度，只活了58岁；继位的泰昌帝登极一个月吞下红色药丸死去，只活了39岁；天启帝才活了23岁。至于努尔哈赤的子孙们——皇太极脾气大，忒（tuī）任性，高血压，患心脑血管病，突然去世，享年才52岁。皇太极如能做到“己合”，多活10年，那么，迁都北京，定鼎中原，坐在金銮殿的一定是皇太极而不是顺治。清初有“三祖一宗”，即：清太祖努尔哈赤、清世祖顺治、清圣祖康熙和清太宗皇太极。努尔哈赤是清帝国的奠基人，所以庙号太祖；顺治入关、定鼎燕京、统一中原，所以庙号世祖；康熙“经文纬武，寰宇一统，虽曰守成，实同开创焉”，所以康熙的庙号也是“祖”。皇太极却只能得到一个“宗”字。
清太祖努尔哈赤一生善于“天合、地合、人合、己合”，实现了最大的人生价值；而正当他处于事业巅峰的时候，命运却让他意外地遭遇了明朝的书生袁崇焕，他的喜剧人生不得不在悲剧的氛围中谢幕。
兵败宁远及悲剧之因
努尔哈赤一生经历过许多重大战役，所向告捷，攻无不克。明天启二年即天命七年（1622年），努尔哈赤大败明辽东经略熊廷弼和辽东巡抚王化贞，夺取明辽西重镇广宁（今辽宁北宁市）。熊廷弼因兵败失地而被斩，传首九边；王化贞也因兵败弃城而丢官，下狱论死。明廷派天启帝的老师、大学士孙承宗为辽东经略。孙承宗出关赴任，巡察边务，整顿部伍，
储备粮料，积极防御。他还任用袁崇焕修筑宁远城，加强战备。整整四年，没有大的战事。然而，孙承宗是东林党的领袖，与以大太监魏忠贤为首的阉党势不两立，虽然身为帝师、大学士，但在党争中也受到排挤，辞官回京。接替孙承宗任辽东经略的，是阉党分子高第。高第上任后，采取消极防御方略，命令山海关外的兵力全部撤到关内。明军官兵，弃城丢械，涌向关内，兵民塞路，哭声震野！身为宁前道的袁崇焕拒不从命。宁远（今辽宁兴城）是明军在辽西失陷广宁后最重要的军事堡垒，后金军进攻明朝首当其冲的就是宁远城。袁崇焕率领万余兵民，独守孤城宁远。他布置火炮——将新从海外引进的西洋大炮（又称红夷大炮、红衣大炮）安放在城上；坚壁清野——将城外的商民、粮草撤到城内，焚毁城外房舍；军民联防——安排百姓巡逻放哨、运送火药；激励士气——刺血宣誓，激以忠义，并亲自向官兵下拜，官兵都决心与袁崇焕同死生、共赴难。袁崇焕一切布置妥当，静待敌人来攻。
明天启六年即天命十一年（1626年）正月，68岁的努尔哈赤亲率6万八旗军，号称20万大军，渡过辽河，如入无人之境，向孤城宁远猛扑而来。守城者袁崇焕，42岁，进士出身，没有指挥过作战。
二十三日，努尔哈赤命离宁远城5里安营，横截山海之间的大路。努尔哈赤采取“先礼后兵”的策略，先放回被俘汉人捎劝降书给袁崇焕说：献城投降，高官厚赏；拒绝投降，城破身亡！袁崇焕回答说：“义当死守，岂有降理！”二十四日，努尔哈赤派兵猛力攻城。城堞上，箭头如倾盆雨；悬牌上，矢镞如刺猬皮。后金兵攻城不下，努尔哈赤命军士冒死凿城挖洞。后金兵将城墙凿开三四处高约两丈的洞口，明守军抛火球、扔火把烧挖城之敌。当城墙快被挖穿时，袁崇焕亲自带兵用铁索裹着棉絮蘸油点燃，垂下来烧挖城之敌。他的战袍被射破，肩臂受伤，仍旧坚定指挥，不下火线。二十五日，袁崇焕命用西洋大炮，从城上往下轰击，重创八旗军。努尔哈赤对这种新引进的西洋大炮，其来源，其特点，其性能，其威力，一无所知，毫无准备。炮过之处，死伤一片。官兵害怕，畏缩不前。努尔哈赤亲自督阵，后金将领持刀驱兵向前，快到城下，畏炮又退。有史料记载：城上西洋大炮击中黄龙幕，伤一大头目，用红布包裹，官兵抬去，放声大哭。对上述史料，清史界有不同见解。有学者认为：这个“大头目”就是天命汗努尔哈赤。
努尔哈赤一生戎马驰骋44年，几乎没有打过败仗，可谓历史上的常胜统帅。但他占领广宁后，年事已高，体力衰弱，深居简出，怠于理政。他对宁远守将袁崇焕没有仔细研究，对宁远守城炮械也没有侦知实情。他只看到明朝经略易人等因素，而未全面分析彼己，便贸然进兵，图刻期攻取。但是，宁远不同于广宁，袁崇焕也不同于王化贞。努尔哈赤以矛制炮，以短击长，以劳攻逸，以动图静，吞下了骄帅必败的苦果。后金有一位叫刘学成的人，上书分析宁远之败的原因。他说：“因汗轻视宁远，故天使汗劳苦。”刘学成直言陈明：天命汗努尔哈赤骄傲轻敌，致使兵败宁远。
胜利会腐蚀聪明，权力会冲昏头脑。天命汗晚年，被胜利和权力腐蚀了聪明，冲昏了头脑，犯下错误，吞下苦果。天命十一年（1626年）正月的宁远之败，是努尔哈赤起兵以来所遭遇到的最重大挫折。此后，天命汗郁郁寡欢，陷入苦闷。八月十一日，在沈阳东40里的叆福陵隆恩门（ài）鸡堡忧愤而死。《左传》曰：“君以此始，必以此终。”努尔哈赤以兵马起家称汗，又以兵败宁远身死，这是历史的偶然，还是历史的必然?
瑕不掩瑜。清太祖努尔哈赤虽然在晚年有过一些失误，犯过一些错误，但他仍不失为一位杰出的历史人物。他把女真社会生产力发展所造成的各部统一与社会改革的需要加以指明，把
女真人对明朝专制统治者实行民族压迫的不满情绪加以集中，并担负起满足这些社会需要发起者的责任。他在将上述的社会需要、群体愿望，由可能转变为现实，由意向转化为实际的过程中，能够刚毅沉着、豁达机智、知人善任、赏罚分明，组成坚强稳定的领导群体。其时，南有明朝，西有蒙古，东有朝鲜，北有海西。努尔哈赤没有四面树敌，更没有四面出击，而是佯顺明朝，结好朝鲜，笼络蒙古，用兵海西；对海西女真各部又采取远交近攻，联大灭小，先弱后强，各个吞并的策略；进而形势坐大，黄衣称朕，挥师西进，迁鼎沈阳。他通过建立八旗和创制满文，以物质与精神这两条纽带，去组织、协调、聚结、激发女真的社会活力，实现历史赋予女真各部统一与社会改革的任务，并为大清帝国建立和清军入关统一中原奠下基石。至于大清王朝奠基礼的完成，还有待于他的儿子皇太极。
努尔哈赤个人小档案
姓名：爱新觉罗·努尔哈赤出生：明嘉靖三十八年（1559年）
属相：羊卒年：天命十一年(1626年)
享年：68岁谥号：初谥武皇帝，改谥高皇帝
庙号：太祖陵寝：福陵（沈阳东陵）
父亲：塔克世母亲：喜塔拉氏，后尊为宣皇后
初婚：19岁结婚，配偶佟佳氏，配偶：16人，皇后（大福晋）叶赫那拉
为元妃氏
子女：16子，8女继位人：皇太极（太宗）
最得意：萨尔浒之战夺得胜利最失意：兵败宁远
最不幸：父、祖被杀害最痛心：杀死长子褚英
最擅长：谋略
相关阅读书目推荐
（1）阎崇年：《努尔哈赤传》，北京出版社，1983年
（2）阎崇年：《天命汗》，吉林文史出版社，1993年
（3）阎崇年：《清朝通史·太祖朝》，紫禁城出版社，2003年
崇德帝皇太极
爱新觉罗·皇太极是努尔哈赤第八子,在八大贝勒中排名第四，又被称为四贝勒。皇太极12岁丧母，20岁带兵打仗，35岁登极，在位17年，52岁去世，是清朝继努尔哈赤之后又一位杰出的政治家、军事家。
皇太极生活在这样一个时代——当时，中国上空有四颗耀眼的明星：一颗是清太宗皇太极（1592～1643年），一颗是明崇祯帝朱由检（1611～1644年），一颗是农民军领袖李自成
（1606～1645年），再一颗是蒙古察哈尔部林丹汗（1592～1634年）。这四个人，各代表自己民族或集团的利益，参与了那场空前惨烈而又可歌可泣的政治角逐。最后结局是：林丹汗败死青海打草滩，时年43岁；崇祯帝逼迫皇后自杀、砍伤亲生女儿、走上煤山自缢，时年34岁；李自成在紫禁城做了一天皇帝，败死在九宫山，时年40岁。林丹汗、崇祯帝、李自成的基业，最后都归了皇太极和他的子孙们。
皇太极成为最大的赢家绝非偶然，不论是文治还是武功，他都显然比对手要技高一筹。
文治：革弊图新
皇太极在文治的棋盘上，调整关系，革弊图新，有四步高棋：
革除弊政，调剂满汉。努尔哈赤晚年，特别是进入辽河平原以后，实行了一些错误政策——大量迁民，按丁编庄，清查粮食，强占田地，满汉合居，杀戮诸生，遭到辽东汉民的反抗，民族矛盾十分尖锐。汉人有的向饮水、食盐中投毒，有的把猪毒死出售，有的拦路击杀单独出行的满人，有组织的武装暴动也此起彼伏。努尔哈赤却没有停止对汉人的奴役和屠杀，继续执行高压政策。结果矛盾进一步激化，人口逃亡，丁壮锐减，田园荒芜，“民将饿死”，寇盗横行。
皇太极继位之后，对其父汗的失误之策，适时做出调整：
对汉民：他提出“治国之要，莫先安民”，强调满洲、蒙古、汉人之间的关系“譬诸五味，调剂贵得其宜”。他决定：汉人壮丁，分屯别居；汉族降人，编为民户；善待逃人，放宽惩治——“民皆大悦，逃者皆止”。
对汉官：汉官原从属满洲大臣，自己的马不能骑，自己的牲畜不能用，自己的田不能耕；官员病故，妻子要给贝勒家为奴。皇太极优礼汉官，以此作为笼络汉族上层人物的一项重要政策。对归降的汉官给予田地，分配马匹，进行赏赐，委任官职。皇太极重用汉官，范文程是一个例子。“太宗即位，召直左右”，参与军政大计。每逢议事，总问：“范章京知道吗？”遇有奏事不当之处，总是说：“为什么不和范章京商量呢？”大家说：“范章京也这么说。”太宗就认可。有一次范文程在皇宫里进食，看着满桌佳肴美味，想起老父亲，停箸不食。太宗明白他的心思，立即派人把这桌酒席快马送到范文程家里。后来，范文程做到内秘院大学士，这是清朝汉人任相之始。
对汉儒：“士为秀民，士心得，则民心得矣”，谁占有更多的优秀人才，并发挥其才能智慧，谁就能战胜对手。大明有人才却不能用，大顺没有鸿儒俊彦，牛金星不过是个举人，而决定大清能否在这场龙虎斗中取胜的关键也在于能否大量地占有人才。努尔哈赤对明朝生员屠杀过多，对所谓通明者“尽行处死”，其中“隐匿得免者”约有300人，都沦为八旗包衣下的奴仆。皇太极下令对这些为奴的生员进行考试，各家主人，不得阻挠。这是后金科举考《清太宗圣训》试的开端，结果得中者共200人。他们从原来为奴的身份，尽被“拔出”，获得自由，得到奖赏。后又举行汉人生员考试，取中228人，从中录取举人，加以重用。这项举措，反响强烈，“仁声远播”。
族名满洲，建号大清。皇太极做了两件大事，影响千古，史册永存。一件是改族名女真为满洲。天聪九年（1635年）十月十三日，天聪汗皇太极发布改族名为满洲的命令，从此，满洲族（简称满族）的名称正式出现在中华和世界的史册上；另一件是改国号大金为大清。天聪十年（1636年）四月十一日，皇太极在沈阳皇宫大政殿举行即皇帝位的典礼，改国号“大金”为“大清”，改年号“天聪”为“崇德”。因为皇太极有两个年号：一个是天聪，另一个是崇德，所以清朝出现十二帝十三朝的现象。皇太极为什么改国号为“大清”呢？有一个传说：努尔哈赤早年逃难时骑着一匹大青马，慌急赶路，马被累死。努尔哈赤难过地说：“大青啊，大青，将来我得了天下，国号就叫大清！”当然这是一个传说故事，不必深究。皇太极改国号、称皇帝意在表明：自己不仅是满洲的大汗，而且是蒙古人、汉人以及所有人的大汗，是大清国臣民的皇帝。
“南面独坐”，完善体制。随着后金的发展，皇太极改革并完善政权机构。一是，除掉二贝勒阿敏、三贝勒莽古尔泰，又挟制大贝勒代善，废除大汗同三大贝勒并坐制，改为皇太极“南面独坐”，强化君主极权；二是，巩固和完善八旗制度，逐步设立八旗汉军，以管理汉军及其眷属的军、政、民等事宜，并扩编八旗蒙古，加强对蒙古的统辖；三是，创设蒙古衙门（崇德三年改称理藩院），以专门处理民族事务；四是，仿效明制，设立内三院、六部、都察院，形成内三院、六部、都察院和理藩院所谓“三院六部二衙门”的政府架构，基本完善了政府组织的体制和架构。
造红衣炮，创建重（zhòng）军。天聪汗皇太极在经过宁远之战、宁锦之战和北京之战三次重大失败之后，终于明白了一个道理：战败的重要原因是自己没有最新式武器——红衣大炮。此炮为西洋人制造，称作“红夷大炮”；满洲忌讳“夷”字而谐音为“衣”，称作红衣大炮。天聪五年(1631年)正月，后金仿制的第一批红衣大炮在沈阳造成，定名为“天佑助威大将军”。从此，满洲终于有了自己制造的红衣大炮。这是八旗兵器史上划时代的大事件，也是八旗军事史上的一座里程碑。皇太极在八旗军设置新营“重军”，就是以火炮等火器
装皇太极的腰刀
备的重型新兵种——炮兵。从此，清军有的强大骑兵明军没有，明军有的红衣大炮清军也开始拥有。
这样，皇太极纠正了他的父亲晚年所犯下的错误，使得后金军政事业有了新的发展。皇太极死后被谥为“文皇帝”，这个“文”字恰恰说明他一生文治功业的特征。
武功：四向开拓
皇太极在武功的棋盘上，四面出击，开拓疆域，也有四步高棋：
向东出兵，两征朝鲜。天聪元年（1627年）正月，皇太极命二大贝勒阿敏等率军东征朝鲜。阿敏统率大军，过鸭绿江，占领平壤。三月，双方在江华岛杀白马、黑牛，焚香、盟誓，定
下“兄弟之盟”。崇德元年（1636年）皇太极称帝大典时，朝鲜使臣拒不跪拜，双方撕扯，仍不屈服。皇太极认为：这是朝鲜国王效忠明朝、对清不从的表现。十二月，皇太极以此为借口，第二次对朝鲜用兵。皇太极亲自统率清军渡鸭绿江，前锋直指王京汉城。朝鲜国王李倧（zōng）逃到南汉山城。皇太极也率军到南汉山城驻营。第二年正月，李倧请降，奉清国正朔，向清帝朝贡。于是，皇太极在汉江东岸三田渡设坛，举行受降仪式，确立了清同朝鲜的“君臣之盟”。皇太极两次用兵朝鲜，达到一石三鸟的目的——一是改变了朝鲜依违于明朝和清朝之间的立场，二是得到了来自朝鲜的物资供应，三是解除了南攻明朝的东顾之忧。
向北用兵，征抚索伦。皇太极向北用兵，兵锋直指黑龙江上游、中游和下游地域。皇太极的策略是：“慑之以兵，怀之以德。”达斡尔头人巴尔达齐居住在精奇里江（今结雅河）多科屯。皇太极将宗室女儿嫁给巴尔达齐，他成了皇太极的额驸（驸马，侄女婿）。不久，索伦部的许多首领相继到沈阳朝贡，表示归顺。崇德年间，皇太极两次发兵索伦，征讨博穆博果尔。双方在黑龙江上游雅克萨（今俄罗斯阿尔巴津）、呼玛尔（今呼玛）等地遭遇，经过激战，清军获胜，但损失很大。博穆博果尔率余部北逃。皇太极采用“声南击北”的计谋，预先埋伏蒙古骑兵截其逃路，将率众逃到齐洛台（今俄罗斯赤塔）的博穆博果尔擒获。皇太极征抚并用，以抚为主，终于使贝加尔湖以东、外兴安岭以南、乌苏里江至鄂霍次克海的广阔地域归属于清朝。
向西用兵，三征蒙古。明清之际，我国蒙古分为三大部：漠南蒙古即内蒙古、漠北蒙古即外蒙古、漠西蒙古即厄鲁特蒙古。漠南蒙古位于明朝和后金之间，并同明朝定有共同抵御后金的盟约。漠南蒙古察哈尔部林丹汗，是元太祖成吉思汗的后裔。他势力强大，自称是全蒙古的大汗。明廷每年给林丹汗大量“岁赏”，使其同后金对抗。努尔哈赤时漠南蒙古东边诸部多归服后金，但察哈尔部成为漠南蒙古诸部对抗努尔哈赤父子的坚强堡垒。皇太极即位后，西向三次用兵，其主要目标是察哈尔部的林丹汗。天聪二年（1628年），皇太极利用漠南蒙古诸部的矛盾，同反对林丹汗的喀喇沁等部结盟，首次亲统大军进攻林丹汗。到敖木伦，获得胜利，俘获11000余人，后乘胜追到兴安岭。四年后，皇太极再次率军远征林丹汗，长途奔袭至归化城（今呼和浩特市）。林丹汗闻讯，惊慌失措，星夜逃遁。皇太极回军，途中获得明塞外民众数万、牲畜10余万。此后，察哈尔部众叛亲离，分崩瓦解。林丹汗逃至青海打草滩，出痘病死。天聪九年（1635年），皇太极命多尔衮等统军三征察哈尔部。林丹汗的继承人、其子额哲率部民千户归降，并献上传国玉玺。据说这颗印玺，从汉朝传到元朝，元顺帝北逃时还带在身边。他死之后，玉玺失落。200年后，一个牧羊人见一只羊三天不吃草，而用蹄子不停地刨地。牧羊人好奇，挖地竟得到宝玺。后来宝玺到了林丹汗手中。皇太极得到“一统万年之瑞”，如同自己的统治地位得到上天的认可，自然大喜过望。他亲自拜天，并告祭太祖福陵。昔日为敌20余年的察哈尔举部投降，广阔的漠南蒙古归于清朝。
向南用兵，五入中原。皇太极向明朝用兵，先后取得大凌河之战和松锦之战的胜利，并五次向关内用兵。第一次是天聪三年（1629年），皇太极亲自带领大军，绕道蒙古地区，攻破大安口，围攻北京城；第二次是天聪八年（1634年），皇太极亲统大军，蹂躏宣府、大同一带；第三次是崇德元年（1636年），皇太极命多罗郡王阿济格等率军入关，到延庆，入居庸，取昌平，逼京师。接着，阿济格统军下房山，破顺义，陷平谷，占密云，围绕明都，蹂躏京畿。此役，清军阿济格奏报：凡56战皆捷，共克16城，俘获人畜17万。他们凯旋时，“艳服乘骑，奏乐凯归”，还砍木书写“各官免送”四个大字，以戏藐大明皇朝；第四次是崇德三年（1638年），皇太极派多尔衮率军入关，兵锋直到济南。在长达半年的时间里，多尔衮转战2000余里，攻克济南府城暨3州、55县，获人、畜46万；第五次是崇德七年（1642年），皇太极派阿巴泰率军入关，横扫山东一带，俘获人口36万、牲畜32万余头。皇太极五次大规模入塞，攻打北京，掳掠中州，陷落济南，皇太极之胆识、之气魄、之谋略确是雄奇的。但他多次派兵入塞，屠城、杀戮、焚毁、抢掠，却是兵略中之最下者。
谋略：谋位施计
皇太极为什么能取得上述的文治武功？原因很多，但关键在于谋略。谋略是关乎政治家、军事家心智高下、事业成败、民族盛衰、国家兴亡的大事。下面讲四个例子。
精心谋划，继承汗位。满族先人女真像许多游牧民族一样，汗位继承没有实行嫡长制。
努尔哈赤身后的大位由谁来继承？当时没有一个制度。努尔哈赤生前为着巩固权位，先幽死胞弟舒尔哈齐，又杀死长子褚英。努尔哈赤晚年在汗位继承问题上非常烦恼，他没有指定继承人，而是宣布《汗谕》：实行八和硕贝勒共议推举新汗和废黜大汗的制度。所以，他死之后，尸骨未寒，汗位之争，非常惨烈。当时在诸贝勒中，以四大贝勒的权势最大，地位最高；此外，还有多尔衮、多铎。四大贝勒是：大贝勒代善、二贝勒阿敏、三贝勒莽古尔泰、四贝勒皇太极。皇太极在四大贝勒中，座次和年齿均列第四，为什么却能登上后金国汗的宝座？因为皇太极在大位争夺中，长期而巧妙地运用了谋略。
当时的形势是：二贝勒阿敏是皇太极的堂兄，其父舒尔哈齐获罪被圈禁至死。阿敏自己也犯下大过，自然没有资格也没有条件争夺汗位继承权；三贝勒莽古尔泰是皇太极的五兄，有勇无谋，生性鲁莽，军力较弱。他的生母富察氏曾因过失获罪，莽古尔泰竟亲手杀死母亲。这种人，名声差，可做统兵大将，但不能做一国之君，更没有条件争夺汗位；大贝勒代善有资格、有条件也有可能继承汗位。代善性格宽柔、深得众心，且军功多、权势大。努尔哈赤曾预示日后由其袭受汗位，说：“百年之后，我的幼子和大福晋交给大阿哥收养。”大阿哥就是代善。皇太极虽怀大志、藏玄机、有帝王之材，但同乃兄代善争夺汗位继承，各方面均处于不利的地位，于是不得不暗设机关。
这里面有一个故事：努尔哈赤小福晋德因泽向天命汗告讦（jié）大福晋两次备佳肴送给大贝勒，大贝勒受而食之；又送给四贝勒，四贝勒受而未食。大福晋经常派人去大贝勒家，还在深夜外出宫院。努尔哈赤派人调查属实。他不愿家丑外扬，便借故惩处大福晋。这件事在满洲贵族中曝光后，大贝勒代善的威望大降，已无力争夺汗位。有人说小福晋德因泽告发是受到皇太极的指使，皇太极藉大福晋同大贝勒代善难以说清道明的“隐私”，施一箭双雕之计：既使大贝勒声名狼藉，又使大福晋遭到惩处。大福晋在这次事件中受了点“伤”，但没有“死”，不久又得到努尔哈赤的宠爱。
大福晋就是多尔衮、多铎的生母大妃乌拉那拉·阿巴亥。阿巴亥12岁嫁给努尔哈赤，共同生活25年。她当时37岁，正值盛年，丰姿饶艳。阿巴亥生有三个儿子：当时阿济格22岁、多尔衮15岁、多铎13岁。多尔衮、多铎兄弟也有资格同皇太极争夺皇位。要削弱多尔衮、多铎的力量，最好的办法就是处死大妃。努尔哈赤死后，皇太极和几个贝勒说先汗有遗言，让大福晋殉葬。在皇太极等四大贝勒的威逼下，她自缢而死（一说被用弓弦勒死）。阿巴亥死后，多尔衮、多铎年幼，失去依靠，没有力量同皇太极争夺大位。据《清史稿·索尼传》记载，多铎曾说：“当立我，我名在太祖遗诏。”由此看来，努尔哈赤生前或有遗诏，可是至今没有见到。多尔衮死后议罪，一大罪名就是曾说：“太宗文皇帝之继位，原系夺立。”所以，皇太极到底是继位还是夺位？至今学界仍有不同的意见。
代善失势、多尔衮失母，皇太极在大位争夺中处于有利地位。新汗的推举议商，在庙堂之外进行。大贝勒代善的儿子贝勒岳讬、萨哈璘到其父代善的住所，说：“四大贝勒（皇太极）才德冠世，深契先帝圣心，众皆悦服，当速继大位。”代善说：“这是我的夙愿！你们所说，天人允协，谁不赞同。”这样，父子三人议定。第二天，诸王、贝勒、贝子聚于朝。代善将他们的意见告诉二贝勒阿敏、三贝勒莽古尔泰及诸贝勒。没有发生争议就取得共识。皇太极经过长达15年的精心谋划，终于登上大位。皇太极初登新汗宝座时，四大贝勒并肩而坐，处理军政大事，四人轮流分值。尔后，皇太极除掉二贝勒阿敏、三贝勒莽古尔泰，胁服大贝勒代善，终于“南面独坐”，稳固了权力。
一后四妃，笼络蒙古。皇太极在盛京立五宫——“一后四妃”，都是蒙古族，都姓博尔济吉特氏，分属于蒙古科尔沁部和察哈尔部。皇太极娶异民族的“一后四妃”，主要是出于笼络蒙古的政治考虑。
皇后博尔济吉特氏，是蒙古科尔沁贝勒莽古思的女儿。成婚那年，皇太极23岁，博尔济吉特氏15岁。皇太极继位后，博尔济吉特氏成为后金第一夫人，称中宫——清宁宫大福晋。崇德元年（1636年），皇太极登上皇帝宝座后，妻以夫贵，博尔济吉特氏就成为中宫皇后。
皇太极宠爱的还有四位皇妃：
第一位是关雎宫（东宫）宸妃，博尔济吉特氏，是中宫皇后的侄女，也是永福宫庄妃博尔济吉特氏的姐姐，天聪八年（1634年）同皇太极结婚。这时她已26岁，皇太极也已43岁。
第二位是麟趾宫（西宫）贵妃那木钟，为蒙古阿霸垓郡王额齐格诺颜之女。她原是蒙古林丹汗囊囊福晋，林丹汗死后，投顺后金。同年，皇太极娶囊囊福晋为妻。那木钟贵妃后生下一子名博穆博果尔和一女。她的儿子博穆博果尔及其王妃，日后演绎出一段生动离奇的故事，留待谈到顺治皇帝时再讲。
第三位是衍庆宫（次东宫）淑妃巴特马·璪，原是蒙古察哈尔林丹汗的窦土门福晋。林丹汗死后，她携部众降金，不久被皇太极纳娶。她抚养蒙古一女，皇太极“命睿亲王多尔衮娶焉”。
第四位是永福宫（次西宫）庄妃，俗称大庄妃，名布木布泰，是科尔沁贝勒寨桑之女，又是中宫皇后博尔济吉特氏的侄女，关雎宫宸妃的妹妹。庄妃14岁嫁给皇太极，这年皇太极
34岁。皇太极即皇帝位后，封她为永福宫庄妃。庄妃作为一个女人，人生中最大的事，就是生下一个儿子——福临，即后来的顺治皇帝。这年她28岁。庄妃的故事后面再讲。
皇太极为了联络蒙古，以次女下嫁林丹汗之子额哲，命济尔哈朗娶林丹汗遗孀苏泰太后为福晋，长子豪格及二兄代善、七兄阿巴泰分别同察哈尔部联姻，从而构成错综复杂的姻盟。
松锦用兵，精于谋略。崇德四年(1639年)，皇太极开始在辽西同明军进行决战。清军围困锦州，明守将祖大寿告急。崇祯帝派洪承畴为总督，率8位总兵、13万步骑、4万马匹，解
锦州之围。洪总督采取“步步为营，且战且守，待敌自困，一战解围”的兵略，于崇德六年即崇祯十四年(1641年)七月，进军至松山。两军初战，“清人兵马，死伤甚多”，清军失利，几至溃败。败报传到盛京，皇太极带病急援。史载：“上行急，鼻衄（nǜ）不止，承以椀(碗)”，鼻子流血不止，用椀接着，马不停蹄，昼夜兼行500余里，赶到松山。他部署：埋下伏兵，断敌退路；袭劫积粟，断敌粮道；高桥设伏，击敌逃兵；大路列阵，截敌援兵。经激战，获大胜。《清太宗实录》记载：“是役也，计斩杀敌众五万三千七百八十三，获马七千四百四十匹、骆驼六十六、甲胄九千三百四十六副。明兵自杏山，南至塔山，赴海死者甚众，所弃马匹、甲胄以数万计。海中浮尸漂荡，多如雁鹜。”洪承畴退缩到松山城中。清军破城，洪承畴被俘。明朝得报洪承畴殉国，朝廷祭奠、褒扬，结果洪承畴却投靠了清朝，闹了一个大笑话。
自万历四十六年即天命三年(1618年)抚顺第一次交锋，至崇祯十七年即顺治元年(1644年)清军入关，在近30年间，对明清兴亡产生极其深远影响的主要是三大战役，这就是萨尔浒之战、沈辽之战和松锦之战。萨尔浒之战是明清正式军事冲突的开端，标志着双方军事态势的转化——明辽东军由进攻转为防御，后金军由防御转为进攻；沈辽之战是明清激烈军事冲突的高潮，标志着双方政治形势的转化——明朝在辽东统治的终结，后金在辽东统治的确立；松锦之战标志着明清辽东军事冲突的结束，双方辽西军事僵局的打破——明军顿失关外的军事凭藉，清军转入新的战略进攻，为定鼎燕京、入主中原奠下基础。
设反间计，除袁崇焕。天聪汗皇太极在事业发展过程中，有一件事很值得大书一番，这就是巧设反间计，除掉袁崇焕。事情要从源头说起。天命十一年（1626年）正月，努尔哈赤在宁远之战中，攻而未克，不久郁郁而死。皇太极亲临战场，目睹了八旗战史上这场最惨痛的失败。父汗死了，皇太极要报仇！于是，发动了宁锦之战。天聪元年（1627年）五月，皇太极在宁远、锦州战败。宁远、宁锦两役失败，皇太极认识到：袁崇焕是他经山海关进入中原通道上的“拦路虎”。所以，皇太极用了一计：绕道山海关，攻打北京城；调动袁崇焕“勤王”，实施“反间计”，除掉袁崇焕。
天聪三年（1629年）十月，皇太极亲率大军，避开山海关，绕道内蒙古，进攻北京城。这时的袁崇焕被崇祯帝重新起用为兵部尚书、蓟辽督师。他曾奏报，辽东防守坚固，敌军不会通过；但蓟镇一带防务空虚，应当加以重视。朝廷对他的奏报未予理睬，而尘封起来。当袁崇焕在山海关巡视的时候，得到皇太极进攻京师的军报。他急点九千骑兵，日夜兼驰，前来救援，同敌决战，保卫北京。
袁崇焕驻兵在北京广渠门外，兵无粮，马无草，白天作战，夜间露宿。袁崇焕身先士卒，中箭头的衣甲，像刺猬皮似的。袁崇焕连获广渠门和左安门两捷，京师转危为安。皇太极就使用《三国演义》中周瑜利用蒋干盗书使曹操中反间计的手法，设计陷害袁崇焕。此计，《清史稿·鲍承先传》记载：
翌日，上诫诸军勿进攻，召承先及副将高鸿中授以秘计，使近阵获明内监系所并坐，故相耳语云：“今日撤兵，乃上计也。顷见上单骑向敌，有二人自敌中来，见上，语良久乃去。意袁经略有密约，此事可立就矣。”内监杨某佯卧窃听。越日，纵之归，以告明帝，遂杀崇焕。
十二月初一日，崇祯帝中了皇太极的“反间计”，以议军饷为名，命袁崇焕到紫禁城。当时，北京城戒严，九门紧闭。袁崇焕坐在筐里，被人吊到城上。袁崇焕到了紫禁城平台，崇祯帝并未议饷，而是下令将他逮捕，下锦衣卫狱。第二年八月十六日，一代名将袁崇焕在北京西市被凌迟处死。《明季北略》记载：袁崇焕受刑时，人们咬牙切齿，买从袁身上割下的肉就酒喝，喝一口，骂一声。这个记载，未必可靠。但说明当时京城上下都中了皇太极的“反间计”，误认为袁崇焕“通敌”。事情一直到清朝修《明史》，在满文档案中看到当时的记载才真相大白。事过100多年后，袁崇焕的冤案由乾隆帝给予平反。
皇太极用反间计使得大明崇祯帝“自毁长城”。《明史·袁崇焕传》说：“自崇焕死，边事益无人，明亡征决矣！”
皇太极心机之深、谋略之高、手段之辣，令人叹为观止。这自然与其先天禀赋有关，但所处环境和人生经历则是更重要的原因。
皇太极出生那年，父亲努尔哈赤34岁，生母那拉氏18岁。他的生母是叶赫部贝勒扬佳努的爱女，名孟古，称孟古格格。14岁嫁给努尔哈赤，29岁撒手归天。12岁的皇太极自此失去母爱。那拉氏之死，在很大程度上是心情抑郁所致。孟古从结婚到患病、逝世，建州同叶赫部一直敌对。古勒山一战，孟古的堂兄布斋贝勒，战马在厮杀中被木墩绊倒，死于非命。努尔哈赤命将布斋的遗体劈作两段，将其一半归还。从此建州与叶赫结下了不共戴天之仇。孟古病危，觉得自己在世的日子不多了，要求见生母一面。努尔哈赤派人去叶赫迎接，但叶赫贝勒不许。孟古终未得见生母，抱憾九泉。
皇太极少年丧母，又没有同母的兄弟姐妹，可以说是孤苦伶仃！而他的家庭，却是一个大家族。他有4个叔父，仅二叔穆尔哈齐门下就有11个堂兄弟，三叔舒尔哈齐门下有9个堂兄弟，其中阿敏贝勒门下有6位侄子、济尔哈朗贝勒门下有11位侄子。而他又有15位同父异母兄弟，亲兄弟的子侄多达一百四五十人。他的7位同父异母的兄长由5位福晋所出，这5位福晋都是建州本部人，唯独其生母是叶赫部，而叶赫又同建州结下血海深仇。这种家庭环境，对皇太极少年时代的成长有着许多正面和负面的影响。
第一，皇太极外公为女真著名领袖，生母那拉氏是一位聪明灵秀的格格。受遗传的影响，他聪敏过人。而其他兄弟的外公（除多尔衮外公）都名不见史传，这个背景增强了他政治上的自信心。
第二，少年丧母，使他在生活中遇到过多的艰难与困苦，磨炼了他的独立性格与顽强意志。
第三，没有母亲呵护，没有同母兄弟姐妹，格外势孤力单，养成他慎言少语的性格，锻炼了沟通与协调的能力。
第四，皇太极因舅父同建州有世仇，长期冤怨相报，使他在家族中处于不利地位，促成他长于心计。
泰化否，否生泰。少年丧母，自是人生中的一大不幸。然而，挫折于懦弱者会磨损意志，于坚强者会愈挫愈奋。以清初的四位君主来说，太祖努尔哈赤11岁丧母，太宗皇太极12岁丧母，世祖福临6岁丧父，圣祖玄烨8岁丧父、10岁丧母。努尔哈赤虽少年丧母，却锻炼了独立品格。同样，皇太极失去母亲的关爱，却促使他学习、仰慕父汗，也更锤炼他独立、慎思、顽强、拼搏的品格。似可以说：皇太极在对内辖制和对外征服的过程中能够挫败群雄，是同他挫折长智慧、困厄磨意志的特殊家庭环境和人生经历分不开的。
这样一代英杰，本来应该能够创立更大的功业。但是，皇太极在52岁的盛年（1643年）却遽然辞世，他离世的当天，还在进行政务活动。天不假年，使他无缘端坐在紫禁城的宝座上，实现其终生为之奋斗的定鼎燕京的美梦。他死后葬在昭陵，陵前的石像中有一对石马，就是“昭陵二骏”，相传是仿照皇太极生前喜爱的坐骑——大白、小白二骏雕制的。
皇太极的死，标志着大清皇朝一个朝代的结束，也标志着大清皇朝奠基工程的完结。太祖、太宗两代整整60年的奋争，为后来清军入关，定鼎燕京，统一中原，奠下了基础，准备了条件。《清史稿·太宗本纪》中对皇太极的评价是：“允文允武，内修政事，外勤讨伐，用兵如神，所向有功。”这个评论，大体公平。但是，杰出英雄，也有失算。《清史稿》道出他“储嗣未定”和“大勋未集”两大遗憾，这一点留待下面讲到“顺治帝”时再详述。
皇太极个人小档案
姓名：爱新觉罗·皇太极出生：明万历二十年（1592年）十月二十五日
属相：龙卒年：崇德八年(1643年)
享年：52岁谥号：文皇帝
庙号：太宗陵寝：昭陵（沈阳北陵）
父亲：努尔哈赤母亲：那拉氏，后尊为孝慈高皇后
初婚：22岁结婚，配偶博尔济吉特氏，配偶：16人，皇后博尔济吉特氏
为皇后
子女：11子，14女继位人：福临（世祖）
最得意：松锦之战夺得胜利最失意：兵败宁锦
最不幸：生母早亡最痛心：爱妃早死
最擅长：韬略
相关阅读书目推荐
（1）孙文良、李治亭：《清太宗全传》，吉林文史出版社，1983年
（2）阎崇年：《袁崇焕研究论集》，（台）文史哲出版社，1994年
（3）阎崇年：《清朝通史·太宗朝》，紫禁城出版社，2003年
顺治帝福临
清世祖章皇帝爱新觉罗·福临，6岁登极，是清代历史上有名的少年天子。年号顺治：顺，意顺利；治，意治理。就是顺利治国，华夏一统的意思。
少年福临的命运，真如同他的名字一样：“福”从天上降“临”。为什么这样说呢？
第一，大清皇位，从天而降。如前文所说，清崇德八年（1643年）八月初九日夜亥刻，
皇太极带着“储嗣未定”的遗憾猝死。皇太极在白天还处理政务，夜里就离开人世。他死之前，没有留下任何遗言，也没有交代由谁继位。由于事出突然，诸王贝勒也没有一点准备。经过一段时间的忙乱和哀悼，一场激烈的皇位争夺战在皇宫崇政殿打响。那一天是八月十四日，也就是皇太极死后的第六天。
努尔哈赤有遗诏，规定皇位的继承要满洲贵族来讨论。当时主要有七个人的意见举足轻重：四个亲王，就是礼亲王代善，郑亲王济尔哈朗，睿亲王多尔衮，肃亲王豪格；还有三位郡王，就是英郡王阿济格，豫郡王多铎和颖郡王阿达礼。当时，最有希望夺得大位的是肃亲王豪格和睿亲王多尔衮。
豪格（1609～1648年）的有利条件主要是：第一，为皇太极长子，35岁（比多尔衮年长3岁），正值壮年；第二，人才出众，史称他“容貌不凡，有弓马才”，“英毅，多智略”；第三，久经战阵，屡获军功；第四，皇太极生前亲掌的正黄、镶黄和正蓝三旗大臣拥护豪格继位，尤其是两黄旗贝勒大臣更是誓死效忠。
多尔衮（1612～1650年）的有利条件主要是：第一，是努尔哈赤第十四子，皇太极之弟，时年32岁；第二，受到父亲的钟爱。史载，努尔哈赤曾留下遗言：九王子（多尔衮）当立而年幼，由代善摄位。而代善鉴于当时情势，转而拥立皇太极；第三，多尔衮兄弟为正白旗和镶白旗的旗主贝勒，这两个旗支持多尔衮；第四，有二位胞兄弟阿济格和多铎的支持，在上述七王中，多尔衮兄弟占了三个席位；第五，多尔衮多次统军出征，“倡谋出奇，攻城必克，野战必胜”，屡立大功。
八旗甲胄从实力对比看，豪格有正黄、镶黄和正蓝三旗的支持，多尔衮有正白、镶白两旗的支持。那么，其余三旗——代善父子掌管的正红和镶红两旗、济尔哈朗掌管的镶蓝旗——的意见就至关重要。
十四日黎明，两黄旗大臣在大清门盟誓，拥护豪格继承皇位，并部署两黄旗巴牙喇(即护军营,为禁军中护卫皇帝的部队)张弓挟矢，环卫崇政殿。图尔格、遏必隆又传令其牛录下的护军，备好甲胄弓矢，护卫大清门。议商皇位继承人的贵族会议在崇政殿的东庑殿举行，由年纪最长（61岁）、地位最高的礼亲王代善主持。黄旗索尼和鄂拜首先倡言“立皇子”，多尔衮以其资历不够，令他们退下。索尼和鄂拜虽然退出，但两黄旗巴牙喇包围了宫殿。两黄旗暂时占了上风。但两白旗并不示弱，豫郡王多铎、英郡王阿济格弟兄发言，力劝多尔衮即帝位。多尔衮见形势紧张，正在犹豫。多铎声言：“你如果不答应，应当立我。我的名字在太祖遗诏！”多尔衮不同意立多铎，说：“肃亲王（豪格）的名字也在遗诏里，不独王（多铎）也！”多铎又说：“不立我，论长当立礼亲王（代善）！”礼亲王代善表示自己老了，提出豪格为“帝之长子，当承大统”。豪格觉得有两黄、正蓝和两红旗的支持，大局可定。于是，表示谦辞，说：“福少德薄，非所堪当！”他本来是假意谦让，想让众人“坚请不已”，然后顺势登上皇帝宝座，这样不是显得既谦恭又众望所归吗？但是，两白旗并不相让。他内心愤懑，随即暂退。在争执激烈的气氛下，两黄旗大臣佩剑向前说：“我们这些人吃先帝的，穿先帝的，先帝对我们的恩情有天大。要是不立先帝的儿子，我们宁可以死追随先帝于地下！”这时，礼亲王代善见形势不对，以年老不预朝政而离席，英郡王阿济格随后以不立多尔衮而退出，豫郡王多铎沉默不发一言。这就出现“定议之策，未及归一”的僵局。
在这剑拔弩张、互不相让的紧要关头，表面憨厚而内心机敏的郑亲王济尔哈朗，提出一个折衷方案：让既是皇子、又不是豪格的福临继位。多尔衮权衡利弊：如果自己强行继位，势必
引起两白旗与两黄旗的火并，其后果可能是两败俱伤；让豪格登极，自己既不甘心，还怕遭到豪格报复；而让年幼的福临继位，则可收到一石三鸟之利——打击豪格，自己摄政，避免内讧。所以，多尔衮说：“我赞成由皇子继位，皇子当中豪格提出他不继位，那就请福临继位。福临年纪小，郑亲王济尔哈朗和我辅政。”豪格也不好反对。
于是，6岁的福临意外地坐上了大清国皇帝的宝座。这有点像天助神佑，但也并非找不出事理的根据来。正如一位哲人说过的，在权力争夺的平行四边形诸力中，两条边的两个不同方向的分力，斗争的结果，既不是这条边的力，也不是那条边的力，而是对角线的力，就是两个分力所产生的一个合力。福临，幸运地成了这条权力斗争中的“对角线”。
第二，迁鼎燕京，从天而降。清顺治元年即明崇祯十七年（1644年），李自成带领农民军下太原、占大同，陷宣府、破居庸，掠昌平、焚皇陵。三月十九日黎明，李自成军攻陷北京。崇祯帝朱由检在疯狂杀死、杀伤自己的妻女之后，在煤山（今景山）自缢而死，276年的大明皇朝灭亡。
李自成攻占北京城的军报，传到大清的都城盛京。多尔衮急召智囊范文程等决策。范文程分析了明崇祯帝死后军事与政治的形势，建议利用忠于明朝的官吏、缙绅、儒士、百姓对农民军的不满，兴师入关，逐鹿中原。他起草宣谕官吏百姓的布告说：
我们的军队是为你们的皇帝报仇的，不是来杀你们的百姓的。现在我们要诛灭的，只有闯贼！官吏归顺我们，还是官复原职；百姓投奔我们，还让你们重操旧业。我们的军队有严
格的军纪，肯定不会加害你们！
于是，摄政睿亲王多尔衮于四月初九日领大将军印，统率八旗满洲、蒙古、汉军等共约14万大军，奔向山海关。
这时，山海关聚结三大军事集团：第一个是明山海关总兵吴三桂所统领的明军；第二个是李自成亲自带领讨伐吴三桂的20万大军；第三个便是多尔衮所率领的清军。他们代表三种政治势力——大明、大顺、大清。这三个军事集团，反映了当时中国最强大的军事力量。
从二十一日到二十三日，展开山海关大战。吴三桂降清，与清军联合。经过激战，李自成大败。
多尔衮取得山海关大捷后，以吴三桂军为先导，率领八旗军向北京进发。沿途官兵，献城投降，奉表称臣。李自成则于四月二十六日败归北京，四月三十日，匆匆称帝，放火烧毁紫禁城一些宫殿，弃京西走。
五月初二日，多尔衮率领清军，从朝阳门进北京城。多尔衮进紫禁城，临武英殿御政。
多尔衮御政中的一件大事，就是定都的问题。睿亲王多尔衮建议迁都北京，但英郡王阿济格表示反对：“初得辽东，不行杀戮，故清人多为辽民所杀。今宜乘此兵威，大肆屠戮，留置诸王，以镇燕都。而大兵则或还守沈阳，或退保山海，可无后患。”多尔衮以太宗皇太极遗言回答了其胞兄：“先皇帝尝言，若得北京，当即徙都，以图进取。况今人心未定，不可弃而东还。”
年方7岁的顺治帝，自然采纳多尔衮迁都的意见。同年十月初一日，顺治帝因皇极殿(今太和殿)被李自成焚毁，便在皇极门(今太和门)张设御幄，颁诏天下，“定鼎燕京”。
祖、父28年奋争未能实现迁鼎燕京，7岁的福临却实现了。他在多尔衮的辅佐下，“入关定鼎，奄有区夏”。所以，福临身后得到的庙号是“世祖”，而他的父亲皇太极的庙号仅是“太宗”。
这一切都来得太突然，甚至于令人来不及思索；这一切又来得太轻易了，让人不能不怀疑这是“天福降临”。
福临戏剧性地登上了政治舞台，并在这个舞台上活动了18年。这18年，他做了8年傀儡，其间主要是摄政王多尔衮在发号施令；后10年才逐步实现乾纲独断，当上了主角。顺治朝的18年：剃发、易服、圈地、占房、投充、逋逃，是其六大弊政；定鼎北京，保护皇宫；攻占南京，统一中原；废除三饷，兴利除弊；亲善蒙古，治理西藏；惩治贪官，整顿吏治；崇文兴教，倾心汉化，则是其六大功绩。历史学家对这段历史的评价可说是毁誉参半。
福临在人生的舞台上活动的时间十分短促，24岁时就匆匆谢幕。福临的人生，短暂却绝不平淡，他的亲情，他的爱情，甚至他的死，都让人褒贬不一，一言难尽。
同母后的关系
顺治的生母，就是有名的庄妃，也就是后来的孝庄太后。她13岁嫁给皇太极，后来住在永福
宫，被封为庄妃，所以称她为永福宫庄妃。皇太极登极为天聪汗时，她才14岁。夫君死得太早，刚满30周岁就守寡，是她的不幸；但她的大幸却是儿子做了皇帝，自己则做了皇太后。庄妃本身不是皇后，儿子也不是皇长子，却一口吞下两枚幸福之果——儿子做皇帝和自己当太后。
在当时，一个30岁的寡妇带一个6岁的儿皇帝实在是不容易，让人不由得联想起明朝万历皇帝和他母后的故事：万历皇帝10岁继位，上皇后尊号为“仁圣皇太后”，上生母尊号为“慈圣皇太后”。他的生母李太后原是宫女，在宫中没有地位，吃饭时仁圣太后和万历帝坐着，慈圣太后却站着。内廷有仁圣皇太后，外朝有大学士张居正，万历皇帝才10岁，她依靠什么巩固自己的地位？这个女人太有心计了！一天，她说，夜里做了一个梦，梦中神托言，自己是九莲菩萨转生。于是，她捐资在北京阜成门外修建一座慈寿寺，供奉九莲菩萨。寺中还修建一座高塔，名“永安万寿塔”，又叫“慈寿寺塔”。从此，再没有人敢欺负这位现世“九莲菩萨”。
孝庄太后倒没有用诸如此类的策略。她深知，同摄政王多尔衮搞好关系才是自己最为稳固的靠山。关于孝庄后和多尔衮的关系，历来有种种传闻和猜测，最有名的是“太后下嫁”的公案。
民国初年出版的《清朝野史大观》卷一，有三条专记太后下嫁一事。民国八年署名“古稀老人”编写的《多尔衮轶事》则更记得如同亲闻目睹，说“当时朝廷情势，危于累卵”，“太后时尚年少，美冠后宫，性尤机警，……故宁牺牲一身，以成大业”。而多尔衮本来就好色成性，此时更以陈奏机密为由，出入宫禁。至今仍有人认为所谓“太后下嫁”确有其事，并提出种种理由，但是还没有一条铁证。提出的理由大致有以下几条：第一，庄妃下嫁为保全儿子的皇位。这点前面已经讲过，顺治继位是多种政治势力复杂斗争和相互妥协的结果。第二，兄死弟可娶其嫂是满洲习俗。满洲确实有这样的习俗，但有这样的习俗并不能证明多尔衮就一定娶了他的嫂子。第三，称多尔衮为“皇父摄政王”。这是尊称，如同光绪称慈禧为“皇阿玛”一样。如果说，称多尔衮“皇父摄政王”就说明太后下嫁的话，那么叫慈禧“皇阿玛”，恐怕要得出慈禧变性的结论来了。第四，蒋良骐所辑《东华录》里记载多尔衮“亲到皇宫内院”云云。高阳认为，极有可能是指孝庄与多尔衮相恋的事实。相恋的事可能有，也可能无，但相恋不同于下嫁。第五，孝庄死后埋在清东陵的昭西陵（在皇太极昭陵西面）。孝庄和康熙都做了解释：太皇太后不愿意惊动太宗的亡灵，而愿意同儿孙在一起。第六，有人说见过《太后下嫁诏》。历史不能凭某人一说，这根本没有任何证据。第七，惟一比较直接的证据是明末张煌言（苍水）的一首七言绝句《建夷宫词》：“上寿觞(shāng)为合卺(jǐn)尊，慈宁宫里烂盈门。春官昨进新仪注，大礼恭逢太后婚。”我们做一个分析吧。它的标题叫《建夷宫词》，“建”是建州，“夷”就是夷狄，明显地带有民族偏见。这个时候，张苍水在江南，南明势力和清朝是对立的，所以出在敌人之口，记在异国之文，不能成为历史的证据。而且诗词也不能直接作为历史的证据，因为诗可以夸张，可以比附。孟森先生早就指出：“远道之传闻，邻敌之口语，未敢据此孤证为论定也！”可以说，至今还没有见到一条关于“太后下嫁”的史证。特别是当时作为清朝属国朝鲜的《李朝实录》没有“太后下嫁”颁诏告谕的记载，而像这样的大事，如果有，照例是应当诏谕属国的。
我认为：孝庄太后同多尔衮的情愫可能有，“太后下嫁”的事确实无。不管下嫁与否，孝庄太后出于母子命运和大清江山的考虑，尽量笼络多尔衮，倒是不用怀疑的。
这样一对相依为命的母子，按理说应当母慈子孝、关系融洽。但事实似乎并非如此。关于顺治皇帝和母后的关系，《清史稿·后妃传》仅有四句话的记载：第一句是“世祖即位，尊为皇太后”，这是例行公事；第二句是“赠太后父寨桑和硕忠亲王，母贤妃”，这也是例
行公事；第三句记载：“太后万寿，上制诗三十首以献”，这仍是例行公事；第四句记载：“上承太后训，撰《内则衍义》，并为序以进。”仅仅以上四句话、60个字而已。而同一篇传记，记载康熙同他祖母关系的则有715个字。从中透露出顺治同母后的关系并不太协调。可能有的冲突是：
第一，顺治小时候贪玩，母后管教过严，这是家庭中的常理。第二，顺治的皇后是母后和叔父多尔衮给指定的。小皇后出身蒙古科尔沁贵族，从小娇生惯养，顺治不喜欢。虽然勉强成了亲，但婚后经常发生口角。顺治不顾母后和大臣的反对，强行废掉了皇后。直到顺治病危的时候，被废的小皇后想要见他一面都不行。后来再立一个皇后，顺治还是不喜欢。在皇后问题上母子有矛盾。第三，顺治喜欢董鄂妃，爱得死去活来。太后干涉，母子又发生矛盾。矛盾最激烈的就是第四个，顺治放着皇帝不做，要出宫做和尚，母后当然坚决反对。第五，母后同多尔衮有着说不清道不明的关系，也让小皇帝心里不愉快。总之，母子之间的关系并不是太好。
同皇叔的关系
福临的登极，既是有幸的，又是不幸的。说他有幸，是因为他小小年纪，大福降临，成了皇上；说他不幸，是因为他做个儿童皇帝，无权无势，形同傀儡。他与叔父多尔衮的关系也是双重的：没有多尔衮的支持，他无法登上皇帝宝座；但是只要有多尔衮在，他就要生活在皇叔摄政睿亲王的阴影里，有名而无实。
未成年的小皇帝，起初还有两把保护伞：一是两黄旗大臣的效忠，二是有皇兄豪格作为坚强后盾。摄政睿亲王多尔衮经过几年谋划，运用各种手段对这些小皇帝的保障，同时也是自己的阻碍的政治势力，逐个加以翦（jiǎn）除。
多尔衮在宣誓辅政之后，就一步一步地将朝政大权掌握在自己的手中：第一步，取消了军国大事由八旗贝勒共议的制度，而由两位摄政王决断。这样一来，二位摄政王就凌驾于诸亲王、郡王、贝勒之上。第二步，独揽大权。谕告各衙门办理的事务，有需要向睿、郑二王报告的，都先向睿亲王汇报。这样一来，多尔衮实际上成了“首席摄政王”。第三步，分化黄旗。顺治元年（1644年）四月初一日，多尔衮利用都统何洛会等讦告豪格，把豪格定罪幽禁。通过这个案子，将豪格进行降罚。对像索尼这样豪格的两黄旗亲信，或处以死刑，或籍没家产，或贬官远放。而对首先讦告者，给予升官、晋爵。这就严重地分化、削弱了两黄旗。第四步，整死豪格。豪格的存在，对于多尔衮来说，是最大的政治威胁。先是，尽管豪格被废降罚，但在清军入关用人之际，还是让豪格随军从征。豪格作战勇敢，立下大功。顺治在北京登极，分封诸王大臣，复封豪格为和硕肃亲王。不久，派豪格西征。豪格下西安，平陕西。又击败大西军，射死张献忠。顺治五年（1648年）二月，豪格凯旋归京，即被讦告。多尔衮藉此又将豪格定罪，下狱。三月，豪格猝死，年仅39周岁。一说豪格带了大军凯旋的时候，到了卢沟桥，在宴会当中，被用弓弦给勒死的。还有一种传说是在凯旋的时候多尔衮设伏兵把豪格给杀了。多尔衮杀掉豪格后，还霸占了豪格的妃子作为自己的福晋。
经过一番经营，多尔衮真正做到了大权独揽，小皇帝也真正成了孤立无援。多尔衮的尊号从“叔父摄政王”到“皇叔父摄政王”，顺治五年再尊为“皇父摄政王”，成了名义上的“太上皇”，实际上的皇帝。而小皇帝的处境则危如累卵，只有仰人鼻息，任人摆布了。
多尔衮摄政王做了七年，在顺治七年（1650年）十二月死于喀喇城。第二年正月，顺治亲政。二月就宣布多尔衮十大罪状。籍其家产，罢其封爵，撤其庙享，诛其党羽。不仅如此，传教士卫匡国《鞑（dá）靼(dá)战记》一书记载说：据传多尔衮的坟被挖了，多尔衮的尸体被抛弃荒野，还用棍子打多尔衮的尸体，用鞭子来鞭尸。更有甚者，把他的头割下来，令他身首异地。我们不评论这件事情是不是过分，但是说明一个问题，就是顺治对多尔衮之恨可谓咬牙切齿。
同爱妃的关系
《清史稿·后妃传》记载顺治帝有两后、十五妃。但他的婚姻生活是个悲剧。
顺治先后册立两位皇后。一位是他母亲的侄女博尔济吉特氏，由多尔衮做主定婚、聘娶。顺治亲政，册为皇后。二人性格不合，顺治废掉皇后，降为侧妃。另一位是孝惠章皇后，博尔济吉特氏，顺治十一年（1654年）五月，年十四，聘为妃。六月，册为皇后。她不久又受到顺治帝的责斥。但这位皇后能委屈圆通，又有太后呵护，才没有被废掉。
顺治真正视为国色天香、红粉知己的是董鄂妃。顺治帝对董鄂妃可谓是一见钟情，至死不渝。有几件事可以说明少年天子对董鄂妃的恩爱逾常。
一是晋升之速和典礼之隆。董鄂氏在顺治十三年（1656年）八月二十五日被册为“贤妃”，仅一月有余，即九月二十八日再晋为“皇贵妃”。这样的升迁速度，历史上十分罕见。十二月初六日，顺治帝还为董鄂妃举行了十分隆重的册妃典礼，并颁恩诏大赦天下。在有清一代近300年的历史上，因为册立皇贵妃而大赦天下的，这是绝无仅有的一次。
二是尽改恶习、专宠一人。据当时的传教士汤若望记述，少年福临“和一切满洲人一个
样，而肉感肉欲的性癖尤其特别发达”，结婚之后，“人们仍听得到他的在道德方面的过失”。可见，福临确实沾染了满洲贵族子弟那种好色淫纵之习。可是奇迹出现了，自从遇到董贵妃后，少年天子变得专一起来。两人情投意合，心心相印。可谓“长信宫中，三千第一”、“昭阳殿里，八百无双”，真是六宫无色、专宠一身。
枕上春梦刚三年，贵妃撒手绝人寰。董鄂妃本来就体弱多病，生了一个男孩儿又百日而殇，这种打击使得她一病不起，22岁就告别了深爱着她的少年天子。顺治得知噩耗，痛不欲生，“寻死觅活，不顾一切，人们不得不昼夜看守着他，使他不得自杀”。顺治帝辍朝五日，追谥其为端敬皇后。并在户部资金极为短缺的情况下，在景山建水陆道场，大办丧事。将宫中太监与宫女30人赐死，让他们在阴间侍候自己的爱妃。同时令全国服丧，官员一月，百姓三日。顺治帝让学士撰拟祭文，“再呈稿，再不允”。后由张宸具稿，“皇上阅之，亦为堕泪”。以顺治帝名义亲制的董鄂妃《行状》数千言，极尽才情，极致哀悼，历数董鄂氏的嘉言懿行，洁品慧德。
贵妃辞世，留给少年天子无尽的哀思。4个多月之后，福临就溘然离世，追随爱妃而去。
董鄂妃是何许人？她运用了什么样的魔力令这位至高无上的君主甘心为之生，为之死？
董鄂妃，又作栋鄂妃。她的来历有三说：
一说是《清史稿·后妃传》的记载：“孝献皇后栋鄂氏，内大臣鄂硕女，年十八入侍。上眷之特厚，宠冠后宫。”
二说是董鄂妃为秦淮名妓董小宛。董小宛原为江南名士冒辟疆之妾。江南名妓知书多艺，倾慕东林，如李香君与侯方域、柳如是与钱谦益、卞玉京与吴伟业、顾眉生与龚鼎孳，都是佳人配才子。持此说者认为，清军南下，董小宛被掳到北京，先留在王府，后被太后要了去。顺治看了喜欢，就从孝庄太后那里要到自己身边，用满洲姓董鄂氏。其实，只要用一些史料排比看一看，就知道这个说法站不住脚。
根据冒辟疆《影梅庵忆语》记载，冒辟疆初识董小宛在崇德四年（1639年），那一年董小宛16岁，顺治帝才2岁。而顺治娶董鄂妃时是19岁，董鄂妃18岁。如果董鄂妃就是董小宛，那么此时她应当是33岁了，显然年岁不合。同时，《影梅庵忆语》对董、冒二人从相识、完婚、蒙难到董小宛病死，都有比较详尽的记录。大致的情形是：
崇德四年（1639年），董小宛16岁。冒辟疆初遇董小宛。
崇德六年（1641年），冒辟疆又邂逅陈圆圆，称其“令人欲仙欲死”，于是疏远了董小宛。
崇德七年（1642年），陈圆圆被周奎购京师，冒辟疆重逢董小宛。
崇德八年（1643年），董小宛20岁，入冒辟疆家，为其妾。董小宛“却管弦，洗尽铅华，精学女红”，一心一意做良家妇女。
顺治二年（1645年），董小宛22岁。清豫亲王多铎率军渡江，破南京。冒辟疆在逃难中患病，“此百五十日，姬仅卷一破席，横陈榻旁。寒则拥抱，热则披拂，痛则抚摸，或枕其身，或卫其足，或欠身起伏，为之左右翼”。董小宛辛苦侍疾，无微不至。
顺治四年（1647年），董小宛24岁。冒辟疆再病，“勺水不入口者二十余日”。“姬当大火烁金时，不挥汗，不驱蚊，昼夜坐药炉旁，密伺余于枕边足畔六十昼夜”。董小宛二度侍疾。
顺治六年（1649年），董小宛26岁。冒辟疆患病，董小宛三度侍疾。
顺治八年（1651年），董小宛28岁，病死。这不仅有冒辟疆的笔记，还有当时不少文人学士的悼念诗词，均可证明当时董小宛确实死在冒府。
董小宛比顺治大14岁，同冒辟疆结婚9年未生育，并于顺治八年已病死，所以董小宛即董鄂氏之说实属望风捕影，不能成立。
三说是董鄂妃原为顺治的弟弟、襄亲王博穆博果尔的妻子。这种说法主要来自于《汤若望传》的记述：“顺治皇帝对于一位满籍军人之夫人，起了一种火热爱恋，当这一位军人因此申斥他的夫人时，他竟被对于他这申斥有所闻知的天子，亲手打了一个极怪异的耳刮。这位军人于是乃因怨愤致死，或许竟是自杀而死。皇帝遂即将这位军人底未亡人收入宫中，封为贵妃。”根据陈垣先生的考索，她似乎就是顺治夺十一弟襄亲王博穆博果尔之爱，但有学者提出不同意见。
董鄂妃，这位神秘的女子，让那么多文人墨客梦绕魂牵，赋诗寄情；又让那么多历史学家费尽心思，苦心考索。但直到今天，她的身世依然是个待解之谜。
同洋人的关系
顺治在明清两代28位皇帝中，是一位尊崇耶稣会士、笃信佛教的皇帝。大体说来，顺治亲政后，前7年间汤若望耶稣会士势力影响较大些，后4年间佛教和尚势力影响较大些。
顺治帝尊崇耶稣会士，是受汤若望的影响。汤若望（Joannes Adam Schall vonBell），耶稣会士，德国人，明崇祯年间被征参与天文推算，设馆于现在的北京宣武门内南堂。明亡清兴，北京内城原居住民要迁往外城。汤若望以馆内藏经、像为由，上书请求缓迁。他意外地得到谕准的满文谕告，贴在堂门，得以免迁。顺治元年（1644年），受命修正历法。新历
法称《时宪历》，修成颁行。他因此得了太常寺少卿衔，成了清朝的命官，开创了西洋传教士掌管钦天监的先例。
顺治帝亲政后，汤若望不仅给皇太后治好了病，还给顺治的未婚皇后博尔济吉特氏治好了病。孝庄皇太后非常感谢他，请他参加顺治皇帝的大婚典礼。皇太后尊汤若望为义父，顺治尊称他为“玛法”（满语“爷爷”的意思）。皇太后还将汤若望赠给她的十字圣牌挂在胸前。此后，顺治一方面向汤若望请教天文、历法、宗教等学问，另一方面向他请教治国之策。在顺治十三、十四年间，顺治曾24次亲访汤若望的馆舍，长时间晤谈。汤若望也没有辜负太后和皇帝的信任，“睹时政之得失，必手疏以秘陈”，先后向顺治呈递了300多件奏帖，陈述自己的建议和见解，其中许多谏言被顺治帝采纳。顺治很喜欢汤若望平易近人的作风，语言慈祥的奏疏。他对朝廷大臣说，汤若望对国君的爱是真诚的，不像有的大臣讨好国君是为了得到功名利禄。
顺治同汤若望的交往日益密切，以至超出君臣关系。顺治允许汤若望随时进入内廷，他也常到宣武门内汤若望的住所研讨学问，参观书房，游览花园，共进便餐。顺治19岁的生日，是在汤若望的家里度过的。他们欢洽之情，如同家人父子。顺治因为宠信汤若望，给他封了许多职爵：先加太仆寺卿，不久改太常寺卿。顺治十一年（1654年）赐号“通玄教师”。后又加封通政使，晋光禄大夫，升正一品。
汤若望想使顺治皈依天主教，但因他已信佛教，而没有受洗。顺治帝病危时，议立嗣君。顺治因皇子年龄太小（长子牛钮已殇、次子福全9岁、三子玄烨8岁），想立皇弟；皇太后想立皇三子玄烨，征询汤若望的意见。汤若望以玄烨出过天花（可终生免疫），支持皇太后的意见。顺治帝便一言而定玄烨继承皇位。史书说汤若望“直陈万世之大计”。陈垣先生评价说：“吾尝谓汤若望之于清世祖，犹魏征之于唐太宗。”
但在顺治帝死后，汤若望被杨光先诬告而下狱。康熙帝亲政后，给汤若望平反。因原封号“通玄教师”的“玄”字为康熙帝名讳，而改封为“通微教师”。关于这件事，将在下文详述。汤若望的墓在今北京市车公庄大街6号院内。
同僧人的关系
顺治成为一位笃信佛教的皇帝，有他生活环境的影响。早在他的祖父努尔哈赤时，藏传佛教已传到赫图阿拉。努尔哈赤常手持念珠，并在赫图阿拉建立佛寺。到皇太极时，盛京（沈阳）兴建实胜寺，藏传佛教在后金已产生很大影响。顺治的生母是蒙古族人，自幼受到佛教的熏陶，又年轻寡居，以信佛解脱内心的孤独与苦闷。再加上太监们的怂恿，顺治帝稍长便信奉起佛教来。
顺治十四年（1657年），在太监的精心安排下，20岁的顺治在京师海会寺同憨璞(pú)聪和尚见面，两人相谈甚欢。顺治帝欣赏憨璞聪的佛法智慧、言谈举止，便将他召入宫中。十月，顺治帝又在皇城西苑中海的万善殿，召见憨璞聪和尚，向他请教佛法，并赐以“明觉禅师”封号。他对佛教愈信愈虔，愈修愈诚。顺治还召见玉林琇、木陈忞（mín）、(áng)溪森等和尚，让他们在宫里论经说法。顺治请玉林琇为他起法名，“要用丑些字样”，他自己选择了“痴”字，于是取法名“行痴”、法号“痴道人”。玉林琇称赞顺治是“佛心天子”，顺治在这些和尚面前则自称弟子。
顺治总有剃度出家的念头。有一次他对木陈忞说，朕想前身一定是僧人，所以一到佛寺，见僧家窗明几净，就不愿意再回到宫里。要不是怕皇太后罣(guà)念，那我就要出家了！在爱妃董鄂氏死后，他更是万念俱灰，决心遁入空门。有记载统计，他在两个月的时间里，先后38次到高僧馆舍，相访论禅，彻夜交谈，完全沉迷于佛的世界。顺治命溪森为他净发，要放弃皇位，身披袈裟，孑身修道。溪森开始劝阻，他不听，最后就剃成和尚头了。这一下皇太后可着急了，火速叫人把溪森的师傅玉林琇召回京城。玉林琇到北京后非常恼火，当时命人架起柴堆，要烧死弟子溪森。顺治无奈，只好让步。溪森得免一死。后来溪森临终时作偈（jì）语说：“大清国里度天子，金銮殿上说禅道！”就是说的他同顺治的特殊关系。
这件事过去不久，顺治又听从玉林琇的建议，命选僧1500人，在阜成门外八里庄慈寿寺从玉林琇受菩萨戒，并加封他为“大觉普济能仁国师”。有一次，顺治和玉林琇在万善殿见面时，因为一个是光头皇帝（新发尚未长出），另一个是光头和尚，所以相视而笑。
顺治是个既任性又脆弱、既多情又哀愁的人。他接连受到情感上的打击——爱子夭折、宠妃死亡、出家不成，他极度忧伤的精神垮了，他骨瘦如柴的身体也垮了！董鄂妃死后刚过百天，“痴情天子”顺治，因患天花，终因医治无效，崩于养心殿。
有人说，顺治并没有死，而是出家了。这不符合事实。从现有材料来看，顺治还是死了。顺治帝患天花有历史记载，清廷还曾禁止民间炒豆。还有更直接的证据。顺治病危时，翰林院清孝陵掌院学士王熙起草《遗诏》。《王熙自定年谱》记载了这件事情：正月初二日，顺治帝突然病倒，病情严重。第二天，召王熙到养心殿。初六日子夜，又召王熙到养心殿，说：“朕患痘，势将不起。尔可详听朕言，速撰诏书。”王熙退到乾清门下西围屏内，根据顺治的意思撰写《遗诏》，写完一条，立即呈送。一天一夜，三次进览，三蒙钦定。《遗诏
》到初七日傍晚撰写与修改完毕。当夜，顺治就去世了。顺治临终前说：“祖制火浴，朕今留心禅理，须得秉炬法语……”顺治帝死后被火化，由溪森和尚主持。四月十七日，溪森和尚在景山寿王殿为顺治遗体秉炬火化。溪森死后，他的门人编辑他的语录《敕赐圆照溪森禅师语录》记载了这件事。所以，顺治帝确是死了，而不是出家了。
顺治帝死后，按照皇太后的懿旨，顺治帝的遗嘱，由8岁的玄烨继承皇位。玄烨就是康熙大帝，下面就要讲到他。
福临个人小档案
姓名：爱新觉罗·福临出生：崇德三年（1638年）正月三十日
属相：虎卒年：顺治十八年(1661年)
享年：24岁谥号：章皇帝
庙号：世祖陵寝：孝陵（清东陵）
父亲：皇太极母亲：孝庄太后
初婚：14岁结婚，配偶博尔济吉特氏，配偶：17人，皇后博尔济吉特氏
为皇后
子女：8子，6女继位人：玄烨（康熙）
最得意：惩治死后的睿亲王多尔衮最失意：想出家未成
最不幸：父亲早故最痛心：爱妃董鄂氏早死
最擅长：佛学
相关阅读书目推荐
（1）阎崇年：《清朝皇帝列传·顺治皇帝》，紫禁城出版社，2002年
（2）周远廉：《顺治帝》，吉林文史出版社，1993年
（3）宫宝利：《顺治帝与多尔衮》，山西人民出版社，1999年
（4）李治亭主编：《清朝通史·顺治朝》，紫禁城出版社，2003年
康熙帝玄烨
清圣祖仁皇帝爱新觉罗·玄烨，生于顺治十一年（1654年）三月十八日，属马。他8岁登极，在位61年，享年69岁，是中国历史上有文字记载以来在位时间最长的君主。年号康熙：康，安宁；熙，兴盛——取万民康宁、天下熙盛的意思。又称康熙帝。
康熙的父亲是顺治，祖母是孝庄太后，祖父是太宗皇太极，曾祖父是太祖努尔哈赤；儿子是雍正，孙子是乾隆。康熙是清朝第四位皇帝、清定都北京后第二位皇帝，在清朝前六代
皇帝中承上启下，处于十分重要的地位。当时的大清，朝虽立而国未盛、民未安，守成和创业同等重要。上继父祖鸿业，下开后世太平，实现民众康宁、国家熙盛，是康熙帝面临的时代课题。
事实证明，康熙承担起了这样艰巨的历史使命。少年康熙，就已经表现出卓越不凡的才智和决断力。这一点，可以从他智擒权臣鳌拜一事中看出来。
同父亲顺治一样，康熙登极时也是儿童皇帝，太皇太后也要给他配备辅政大臣。为了避免再次出现类似于顺治初年摄政睿亲王多尔衮擅权独断的局面，决定：不由皇族宗室中的长辈摄政，而在异姓功臣中选拔大臣辅政；增加辅政大臣为4人，以便相互制约。皇族宗亲勋贵对辅政大臣实行监督，再由太皇太后对军国大政总裁。所以，康熙帝登位后，内有祖母太皇太后孝庄懿训，外有索尼(正黄旗)、苏克萨哈(正白旗)、遏必隆(镶黄旗)、鳌拜(镶黄旗)四大臣辅政。在四位辅政大臣中，索尼曾为太祖一等侍卫，四朝元老，功勋卓著，位居四辅臣之首，但他年老多病。苏克萨哈爵位在遏必隆和鳌拜之下。四大臣辅政之初，尚能不结党羽，和衷共济，实践他们在顺治皇帝灵位前的誓言。但是后来逐渐形成鳌拜结党营私、欺凌幼主的局面。
鳌拜首先拿苏克萨哈开刀。
事情的导火线是土地问题。起先，顺治初年实行圈地时，摄政王多尔衮利用权势，将原定圈给镶黄旗的永平府一带的好地让给正白旗，而另拨河间府一带次地给镶黄旗。这件事当时曾引起一场风波，但事过20多年，旗民各安生业，旧怨也已淡忘。鳌拜却旧事重提，让正白旗与镶黄旗互换土地，目的是讨好自己和遏必隆所在的镶黄旗，而打击苏克萨哈及其所在的正白旗。这件事引起朝野上下的普遍反对，正白旗人诉告到户部。大学士、户部尚书苏纳海认为不可，直隶总督朱昌祚以此举会造成数十万失业者而抗疏称其不便，保定巡抚王登联以圈拨扰民而疏请停止。鳌拜矫诏将这三位大臣诛杀。鳌拜借机又“一连七日强奏”，矫旨将辅政大臣苏克萨哈及其子孙全部处死，并籍没家产。鳌拜肆无忌惮，专横跋扈，一些重大的朝政，在家中议定后便施行，不把少年天子玄烨放在眼里。鳌拜目无君主，举朝震惊。康熙帝虽内心对鳌拜极为不满，在表面上却同其周旋。
康熙六年(1667年)，玄烨14岁。辅臣索尼援引先帝福临14岁亲政的祖制，疏请康熙帝亲政。康熙帝征得祖母同意后，允索尼所奏，不久开始亲政。亲政时索尼已死，鳌拜成了首席辅政大臣。鳌拜与遏必隆同旗结党，镶黄旗独掌朝政，既无意收敛，更飞扬跋扈。康熙帝同太皇太后秘商后，决定拔除鳌拜。但鳌拜为三朝勋臣，握有重兵，遍置党羽，不便轻动。
康熙帝便同索尼的第三子、侍卫索额图，在宫中召集满洲少年，组成宫廷卫队，天天演习“布库”(摔跤)。鳌拜以为少年戏耍，没有在意。一天，鳌拜奉召入内观看“布库”演习。康熙帝不露声色，命满洲“布库”少年将鳌拜擒捕，并公布其三十大罪。但康熙帝对鳌拜做出宽大处理，免于处死，终身监禁；对遏必隆仅革太师，后还公爵。这样处理，不仅一举清除鳌拜及其同党，而且稳住了镶黄旗。当时，康熙帝年仅14岁，而部署周密，沉着机智，处理得当，不失分寸，初露其胸怀谋略、临机果决的政治家风范。
此后，康熙大帝革除旧制，施行新政，勤于国事，好学不倦，御敌入侵，山河一统，治河重农，提倡文教，奠下了清朝兴盛的根基，开创出“康乾盛世”的大局面。
对历史：八大贡献
康熙一生对中国历史和世界文明的发展做出了重大的贡献。概括说来，共有八点：
《吴三桂斗鹑图》第一，削平三藩，巩固统一。三藩是指三个降清的明将：平西王吴三桂，镇云南；平南王尚可喜（子之信），镇广东；靖南王耿继茂（父仲明、子精忠），镇福建。三藩占据要地，拥兵自重，成为清初的三个地方割据势力，其中以吴三桂实力最强。从顺治朝开始，军费开支浩大，每年入不敷出。以顺治十七年（1660年）为例，国家正赋收入银875万两，而云南一省就要支出银900多万两。竭全国之财力，尚不足一藩之需求。到了康熙初年，财政困难局面仍旧未见好转。国家钱粮，大半耗于三藩。三藩在自己的独立王国里，设立税卡，私行铸钱，圈占土地，掠卖人口。平西王吴三桂还自行选派官员，称为“西选”。康熙帝除鳌拜后，三藩成为他最大的心病。他要削平三藩，强化皇权。
当时，朝廷上主张不可撤藩的占绝大多数，支持撤藩的只有兵部尚书明珠、户部尚书米思翰等少数官员。20岁的康熙帝力排众议，他认为：“三桂等蓄谋久，不早除之，将养痈（yōng）成患。今日撤亦反，不撤亦反，不若先发。”于是，下令撤藩！
康熙大阅盔甲一石激起千层浪。“东南西北，在在鼎沸”，京城里有杨起隆举事，察哈尔有阿尔尼叛乱。而且，先后发生京师大地震、太和殿火灾，康熙帝爱后赫舍里氏也崩逝。朝里与朝外，外叛与内变，雷火与地震，天灾与人祸，连连击到年轻的康熙皇帝身上。一时间人心惶惶，京师不少官员甚至把家眷送归江南乡里。
临大事，有静气。青年天子玄烨在危急时刻，持心坚定，气静不慌。原来主张不可撤藩
的大学士索额图、户部侍郎魏象枢等，提出要处斩建议撤藩的大臣。康熙帝义正词严：撤藩出自朕意，他们何罪之有？这就坚定了主张平叛的大臣的决心。他下诏削夺吴三桂的官爵，公布其罪状。不久又将留居京师的吴三桂之子应熊、孙世霖等逮捕处死。消息传到吴军，吴三桂正在吃饭，闻讯大惊。后西藏五世达赖喇嘛为吴三桂说情，请求朝廷“裂土罢兵”，遭到康熙帝的坚决驳斥。他为了安定惊恐的军心，慌乱的民心，每天游景山，观骑射，以示胸有成竹。有人进行讽谏，康熙置若罔闻。事后他说：“当时我要是表现出一丝惊恐来，就会人心动摇，说不定会出现意外的情况！”他的坚定决心和平静心态，对于稳定大局和安定人心，起了很大的作用。
经过八年平叛战争，终于取得削平三藩的胜利。群臣请上尊号，康熙帝严辞拒绝。他认为，八年战火，生民涂炭，应该务实，切戒虚名。随后，他开始着手统一台湾。
第二，统一台湾，开府设县。明天启四年（1624年），荷兰人侵占台湾。顺治十八年（1661年），郑成功从荷兰人手中收复台湾。郑成功死后，其子郑经奉南明正朔（即承认南明的正统地位）。康熙二十二年（1683年），康熙抓住郑经死后，其子郑克塽年幼、部属内讧、台湾政局不稳的时机，以施琅为福建水师提督，率军统一了台湾。设台湾府，隶属于福建。台湾府下设三县——台湾县（今台南）、凤山县（今高雄）、诸罗县（今嘉义），派总兵官一员、率官兵八千，驻防台湾。从而加强了中央对台湾的管辖，促进了台湾经济文化的发展。
第三，抵御外侵，缔结和约。黑龙江地域在皇太极时已经归属清朝。清军入关后，沙俄东进侵入我国黑龙江流域地区，占领雅克萨（今阿尔巴津）、尼布楚（今涅尔琴斯克）、呼玛尔（今呼玛）等城。康熙统一台湾后，调派军队进行两次雅克萨自卫反击战，取得胜利。康熙二十八年（1689年），同俄国在尼布楚签订《中俄尼布楚条约》，规定了中俄两国的东段边界，从法律上划定了以额尔古纳河、格尔毕齐河和外兴安岭为界，整个外兴安岭以南、黑龙江和乌苏里江流域（包括库页岛）都是中国的领土。这是中国历史上同外国签订的第一个平等条约，表明康熙帝独立自主外交的胜利。
第四，亲征朔漠，善治蒙古。努尔哈赤和皇太极解决了漠南蒙古问题，康熙则进一步解决了漠西蒙古和漠北蒙古的问题。从秦汉匈奴到明朝蒙古的民族难题，到康熙时才算得解。康熙说：“昔秦兴土石之工，修筑长城。我朝施恩于喀尔喀，使之防备朔方，较长城更为坚固。”蒙古成为清朝北部坚固的长城。
第五，重农治河，兴修水利。清军入关后，最大的弊政莫过于圈占土地，跑马占田，任意圈夺。顺治帝曾谕令禁止圈地，但禁而不止。康熙帝颁令，停止圈地，招徕垦荒，恢复生产。
为促进农业生产，康熙帝六次南巡，治理黄河、淮河、运河、永定河，并兴修水利，取得很大成绩。
第六，移天缩地，兴建园林。康熙先后兴建畅春园、避暑山庄、木兰围场等，乾隆又大兴“三山五园”——香山静宜园、玉泉山静明圆、万寿山清漪园（后改名颐和园）和圆明园等，将中国古典园林艺术推向高峰。
第七，兴文重教，编纂典籍。他重视文化教育，主持纂修了《康熙字典》、《古今图书集成》、《律历渊源》、《全唐诗》、《清文鉴》、《皇舆全览图》等，总计60余种，2万余卷。
第八，吸纳西学，学习科技。这一点将在下文详述。
经过艰苦卓绝的努力，康熙时的大清帝国，成为当时世界上幅员最辽阔、人口最众多、经济最富庶、文化最繁荣、国力最强盛的大帝国。那时清朝的疆域，东起大海，西至葱岭，南达曾母暗沙，北跨外兴安岭，西北到巴尔喀什湖，东北到库页岛，总面积约1300万平方公里。康熙大帝奠下了清朝兴盛的根基，开创出康熙盛世的大局面。康熙皇帝是中国自秦始皇以来少有的好皇帝，是一位英明的君主、伟大的政治家。
康熙为什么会取得上述的巨大成功？他的为君之道是怎样的？以下从五个方面来探索康熙事业成功的秘诀，也可以说是探索康熙为君之道的五把历史钥匙。
对自己：好学不倦
过人的功业，因有过人的思想；而过人的思想，因有过人的学习。“学习”二字，是解开康熙一生开创大业秘密的一把钥匙。
康熙8岁丧父，10岁又丧母，很是可怜。母亲重病时，小玄烨“朝夕虔侍，亲尝汤药，目不交睫，衣不解带”；母亲病故后，小玄烨又昼夜守灵，水米不进，哀哭不停。一个年龄才9周岁的孩子，两年之间，父母双亡，形影相吊，应当说是人生幼年的最大不幸。他后来回忆说，幼年在“父母膝下，未得一日承欢”。人常是这样：生于忧患，死于安乐。忧患既使人痛苦，忧患也激人奋进。幼年的忧患，激励了康熙奋发学习、自立自强的精神。
康熙身上有着三种血统、三种文化和三种品格。他的父亲是满洲人，祖母是蒙古人，母亲是汉族人。他深受祖母的教诲，又向苏麻喇姑（苏墨尔，孝庄随嫁贴身侍女）学习蒙古语，向满洲师傅学习骑射，跟汉族师傅接受儒家教育。康熙的勇武与奋进，受到了满洲文化的影响；高远与大度，得益于蒙古文化的熏陶；仁爱与韬略，来自汉族儒学的营养；后来，他的开放与求新，则是受了耶稣会士西方文化的熏染。康熙帝吸收了中华多民族的、西方多国家的，悠久而又新进、博大而又深厚的文化营养，具有当时最高的文化素质。这为他展现帝
王才气，实现宏图大业，奠定了基础。
康熙是中国历史上少有的嗜书好学的帝王。他5岁入书房读书，昼夜苦读，不论寒暑，甚至废寝忘食。又喜好书法，“每日写千余字，从无间断”。他读“四书”——《大学》、《中庸》、《论语》、《孟子》，“必使字字成诵，从来不肯自欺”。后来他要求皇子读书，读满百遍，还要背诵，这是他早年读书经验的传承。
康熙继位后，学习更加勤奋，甚至过劳咯血。他读书不是为消遣，而是为“体会古帝王孜孜求治之意”，以治国、平天下。他在出巡途中，深夜乘舟，或居行宫，谈《周易》，看《尚书》，读《左传》，诵《诗经》，赋诗著文，习以为常。直到花甲之年，仍手不释卷。
康熙帝重视史籍，下令编纂《清文鉴》(满文字书)、《康熙字典》、《古今图书集成》、《全唐诗》、《皇舆全览图》等，开一代整理与雕印文化典籍之风。他还有《御制文集》（三集）、《御制诗集》、《几暇格物编》等传世，留下1147首诗词。
康熙皇帝对医学很有兴趣，也很有研究。他说自己“年力盛时，能挽十五力弓，发十三把箭”，可见他体格强健、长于弓马。他也得过几场大病，使他很早留心医药学。康熙40岁那年得了疟疾，中医药未能治愈，耶稣会士洪若翰、刘应进金鸡纳霜（奎宁）。康熙服用后，很灵验，病好了。他召见洪若翰、刘应等，在西安门内赏赐房屋，后这里成为天主教北堂。曹寅得了疟疾，康熙赐金鸡纳霜治好了他的病。此后，康熙便对西药发生兴趣，命在京城内炼制西药，还在宫中设立实验室，试制药品，亲自临观。他提倡种痘以防天花。关外的游牧族群，特别怕患上天花。顺治因患天花而死，康熙也出过天花，脸上留下麻子。清朝在塞外建避暑山庄、木兰围场，原因之一是蒙古贵族可以不入京朝觐，减少出天花的机会。他破除因循，推广种痘，命先给自己子女及宫中女子种痘，还给蒙古49旗及喀尔喀蒙古部民种痘，这就使千万人因种痘而免去患天花死亡或不死而留下麻子的悲剧。
康熙帝命耶稣会士巴多明将西洋《人体解剖学》书籍翻译成满文、汉文。他曾命将一只冬眠的熊进行解剖，并亲自参加。
康熙又喜爱、研习自然科学。他学习和研究自然科学的一个动因，是曾经因为不懂自然科学而在处理政事时遇到困难。钦天监杨光先状告汤若望，朝廷会议展开了一场关于天算历法的大争论。当时，康熙命各位大臣在午门前观测日影，但在九卿中没有一个懂得天文历法的，康熙自己也不懂。他想：自己不懂，怎么能判断是非呢？因此发愤学习。
康熙二十七年（1688年）十一月二十八日，白晋、张诚等6位法国科学家在乾清宫受到康熙帝的召见，他们献上了从法国带来的30件科技仪器和书籍作见面礼。这些非同寻常的礼品，令康熙帝“天颜喜悦”，当即决定让他们入宫，担任自己的科学顾问。从此开始了外国科学家在清朝宫廷从事科学活动长达数十年的局面。
白晋等人入宫后，与康熙相处很融洽，工作也很顺利。他们对康熙热衷科学的态度给予了高度评价，曾把他们的见闻写在给路易十四（1643～1715年）的报告中。1698年巴黎出版的白晋著《中国皇帝康熙传》中有过如下记述：
康熙带着极大的兴趣学习西方科学，每天都要花几个小时同我们在一起，白天和晚上还要用更多的时间自学。他不喜欢娇生惯养和游手好闲，常常是起早贪黑。尽管我们谨慎地早早就来到宫中，但他还是经常在我们到达之前就准备好了，他急于向我们请教一些他已经做过的一些习题，或者是向我们提出一些新的问题……
有时他亲自用几何方法测量距离，山的高度和池塘的宽度。他自己定位，调整各种仪器，精确地计算。然后他再让别人测量距离。当他看到他计算的结果和别人测量的数据相符合，他就十分高兴。
对从法国带来的科技仪器，白晋说康熙“最喜欢的是用于观察天体的双筒望远镜、两座挂钟、水平仪，这种仪器精确度很高，他让把这些仪器摆放在自己的房间里”。他“把着直尺和圆规爱不释手”。
在法国巴黎凡尔赛宫2003年曾举办了“康熙大帝展”，展出故宫珍藏的康熙年间西洋科学仪器，至今仍运转自如，光彩耀人。这些展品主要有：（1）手摇计算机。世界上第一台手摇计算机是法国科学家巴斯如于1642年制造的，通过里面的齿轮进位进行计算。故宫博物院收藏10台手摇计算机，都是康熙年间制作，能进行加减乘除运算。（2）铜镀金比例规。原是伽利略发明的计算工具，可以进行乘、除、开平方等各种计算。康熙的比例规增加平分、正弦等不同的计算。（3）康熙角尺：尺上镌刻有“康熙御制”四个字。（4）平面和立体几何模型，全部由楠木精制，是清宫造办处为康熙学习几何学所制作的教具。（5）绘图仪。质地有银、木、漆、鲨鱼皮等，每套6至20余件不等。盒内装有比例规、半圆仪、分厘尺、假数尺、两脚规、鸭嘴笔等。为适用野外作业，有的还配有刀子、剪子、铅笔、火镰、放大镜、黑板、画棒等。这类仪器是康熙时期清宫造办处仿照西洋绘图仪器制作的，用于野外绘图。（6）御制简平地平合璧仪：它是集简平仪、地平仪、罗盘、象限仪、矩度为一仪的多功能测量仪器，携带方便，具有适合野外作业的特点。它共分六层，由清宫内务府造办处制造。
白晋、张诚之后，又陆续有不少西方科学家来到清宫。他们最大的成绩，莫过于促使康熙创建了被他们称为“中国科学院”的蒙养斋算学馆，和促使康熙实施了中国地理大测绘这一伟大创举。
康熙组织的这次地理大测绘，对世界地理学的贡献不容低估。法国科学家们也因此而有机会到中国各地考查，在其他方面的收获也相当大。康熙四十八年（1709年），杜德美参加
了赴东北的勘测队。他在长白山见到采参的情况后，把参的性能、产地、采集、保存等等，写成文字、绘出图样寄回法国发表。没想到4年后，另一位法国科学家参照杜德美有关人参的文章，在加拿大与长白山纬度相近的魁北克一带，也发现了相似的参。它产于西洋，就有了“西洋参”这个名字。
当谈及这些历史往事时，人们自然会问：既然300年前西方科技就已经传到中国，为什么18世纪后中国科学又大大落后于西方？看看当时在康熙宫廷供职的巴多明留下的诸多信件，就不奇怪了。
巴多明于康熙三十七年（1698年）从巴黎来到中国并进入宫廷。他在参与地理大测绘的同时，把对中国官场的观察也一一记录下来寄回法国，收入《耶稣会士书简集》。比如在谈到清朝的天文机构——钦天监时，他说：
他们观察天象的条件简陋。在钦天监工作一生的人惟一的希望就是能当上钦天监的高级职位……如果监正本人很富有，又爱好科学，他就自己花功夫去搞研究，如果他想对他的前任工作精益求精，增加观察或对工作方式做些改革，他马上会在钦天监中成为众矢之的。众人顽固地一致要求维持原状。他们会说，何必自讨苦吃、多惹麻烦呢？稍有差错就会被扣罚一、二年的俸禄。这不是做了劳而无功反而自己饿死的事吗？毫无疑问，这是北京天文台阻碍人们使用望远镜去发现视线达不到的东西和使用摆锤精确计算时间的原因。
在这种仅有康熙皇帝与个别大臣对科学感兴趣的情况下，改进科研制度的社会条件根本不具备。就是皇帝个人这一因素也是每况愈下，康熙朝以后，皇帝们对科学一个比一个缺乏兴趣。乾隆朝进入宫廷的法国科学家，如杨自新、蒋友仁等本都是法国学有专长的科学家，但乾隆对科学一窍不通，他们也就只能为皇帝制作机械钟表、西洋楼、大水法（人造喷泉）了。
康熙皇帝是一位学习型的皇帝，是“二十五史”中惟一了解西方文明、尊重科学精神的皇帝。
对朝政：勤慎理政
康熙处理军国大政有两个显著的特点：一个是“勤”，另一个是“慎”。
康熙一生勤政。“勤政实为君之大本，怠荒实亡国之病源”。明朝灭亡的一个原因，就是皇帝大多怠政，而不勤政。万历皇帝和天启皇帝都是有名的怠政庸君。万历“怠于临政，勇于敛财，不郊、不庙、不朝者三十年，与外廷隔绝”。万历不御政，导致南北两京缺尚书、侍郎14员，大学士泡病号请假，内阁大门白天紧闭，尚书虚悬，无人理事，中枢机构瘫痪。宰相方以哲进入内阁八年才得见万历一面，而且是惟一的一次见面，什么问题也没有解决。遇到紧急的军国大事，皇帝不接见朝臣，不议商国事，也不做出决策。有的大臣跪在朝门外十个小时不起，请求皇帝上朝，万历仍然不予理睬。万历二十几年不上朝，有人说是耽于酒色，有人说是首辅纵容，有人说是疾病缠身，但从根本上说是万历没有做皇帝的责任感。天启也是一样，整天迷恋木工活，刀凿锯斧，玩得津津有味。大宦官魏忠贤专等他玩得高兴的时候前去奏报军国大事，天启不耐烦地说：你看着办吧！魏忠贤借以假传圣旨。
清朝的皇帝，从天命汗到光绪帝都是勤政的。他们吸取明朝亡国的教训，勤理政事。从康熙开始，皇帝每天都要御门听政，就是在皇宫乾清门前，由皇帝亲自主持御前朝廷会议。因为最初康熙听政主要在乾清门，所以称作御门听政。后来听政的地点经常变化，有时在中南海瀛台勤政殿、畅春园澹（dàn）宁居、避暑山庄澹泊敬诚殿等。参加会议的主要有六部九卿（礼吏户兵刑工六部尚书、左都御史、通政使、大理寺卿）等官员。会议有记录，就是起居注。康熙从14岁亲政以来，每天御门听政，一年四季，无论冬夏，没有例外。听政的时间，一般在早上八点左右，所以又称“早朝”。康熙的御门听政，严寒酷暑，从不间断。他说：“一岁之中，昧爽视朝，无有虚日。亲断万机，披览奏章。”即使在康熙十八年发生北京大地震，康熙照常早朝，御门听政。康熙从亲政之日起，到去世之前，除因生病、三大节、重大变故外，几乎是没有一天不听政的。
康熙理政不仅“勤”，而且“慎”。康熙一生谨慎，对于关系国计民生的大事，反复调查，慎重决策。下面举治河与抚蒙两个例子。
先说治河。康熙四十五年（1706年）治河，康熙在御门听政时，大臣们发生意见分歧。经过
调查、面奏、辩论、验证等，从正月初十日开始，到十二月二十七日结束，整整进行了一年，才做出决策，真可谓慎之又慎。下面举例看康熙治河决策的全过程：
第一，重视治河。康熙亲政后将三藩及河务、漕运三件大事，书写在宫中柱子上。
第二，寻根溯源。比如黄河，他派侍卫探查黄河之源，到星宿海，往返万余里，并绘成舆图。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幅经过实际踏查而绘成的黄河图。另如永定河。康熙巡视北京通州段河堤，随驾的有皇太子、皇四子、皇五子、皇八子、皇十四子、皇十五子、皇十七子等。他命诸皇子分钉木桩，学用仪盘，亲自检测仪器，记录测量数据。
第三，任用能臣。康熙任用治河名臣靳辅和陈潢。靳辅，汉军镶黄旗人，以安徽巡抚授
为河道总督。受命后，一日八上奏疏，报告治河之策。他的治河方略是：统审全局，河运并治，浚河筑堤，束水攻沙，多开引河，量入为出。他重点治理黄河、淮河、运河交汇的清口。陈潢，浙江杭州人，善治水，负才不遇，题诗祠壁。靳辅见而惊异，访得引为幕友。疏奏多由陈潢起稿，施工亦由陈潢监理。他们督率民工，日夜辛勤，治河大成。但是，靳辅受到诸臣合讦交攻，发生了意见分歧。
第四，御前辩论。河道总督靳辅与直隶巡抚于成龙在治河方略上意见相左。争论的主要是两个问题：一个是治河水退后出现的田地，是实行屯田还是由豪绅垦占？另一个是为了使河水通畅顺流入海，是开浚海口还是修筑大堤？康熙不妄加论断，而是命双方在乾清门进行御前辩论，各申己见，互相驳难。关于屯田——于成龙说：“屯田夺民产业，不能实行！”靳辅则说：“丈出之田，作为屯田，抵补河工所用钱粮。因属吏奉行不善，民怨是实，臣无可辩，唯候处分。”关于开浚海口，靳辅的意见是：开海口虽可泄水，但可能引起海水倒灌。于成龙的意见是：要是加高河堤，堤高一丈五尺，民居在其下面，一旦河决，无数百姓，将饱鱼腹！争论没有达成共识，决定再广泛征询意见。
第五，集思广益。辩论双方各有各的理由，康熙不能决断。他又命乡里临河的在京官员，书写己见，上报朝廷。
第六，会议裁决。康熙帝听了两方面的陈述，看了大臣的疏报，交九卿会议裁决：采纳了于成龙的方案，将靳辅罢官，陈潢被削职、逮京后病死。
第七，实践验证。康熙帝曾数次派大臣视察河工，检验朝廷辩论的意见孰对孰错。后康熙帝南巡阅河，靳辅扈行随从。回京后，康熙肯定靳辅治河功绩，复还他的原来品级。
第八，改正错误。靳辅之后，命于成龙为河道总督。康熙帝召于成龙入京，问：“过去你说靳辅之短，现在怎样？”于成龙回答：“臣那时妄言，现在也按照靳辅的办法去做。”这是对靳辅治河方案最好的结论。
第九，断不出书。康熙悉心治河数十年，撰写治河论述，河道总督张鹏翮（hé）请将治河谕旨编纂成书，雕刻颁行，永久遵守。康熙说：“前代治河之书，无不翻阅，泛论虽易，实行则难。河水没有定性，治河不可一法。今日治河之言，欲令后人遵行，断不可行。”这表现了《厄鲁特蒙古图》康熙可贵的谦逊的科学态度。
以上九点能够做到一点，可以称作明君。
再说治理蒙古。康熙讲求仁道，抚绥蒙古。喀尔喀蒙古（外蒙古）分为土谢图汗部、扎萨克图汗部、车臣汗部三大部。诸部内讧，互相残杀。土谢图汗擅杀扎萨克图汗沙喇，引起喀尔喀蒙古内部纠纷。噶尔丹乘机东犯，逼迫喀尔喀南迁。康熙巧借噶尔丹东犯威逼喀尔喀之机，于三十年（1691年）五月，亲赴塞外，主持多伦诺尔（今内蒙古锡林郭勒盟多伦）会盟。盟会开始，土谢图汗、哲布尊丹巴呼图克图、扎萨克图汗沙喇弟策妄扎布、车臣汗坐在第一排，其余按次序入座。蒙古王公贵族由理藩院官员引领晋谒康熙。康熙对土谢图汗擅杀扎萨克图汗沙喇，引起喀尔喀蒙古内部纠纷，给噶尔丹以可乘之机的过失加以申斥，让他领罪。然后康熙说，如此盛大的盟会，要是对土谢图汗处以重罪，实在于心不忍。康熙当众宣布赦免土谢图汗之罪。喀尔喀贵族700余名、哲布尊丹巴辖下喇嘛600余名，齐向康熙皇帝行三跪九叩大礼。康熙帝在大蒙古包正式接受全体喀尔喀蒙古贵族的臣服，并编喀尔喀蒙古为49旗，封喀尔喀蒙古贵族为亲王、郡王、贝勒、公、台吉等。又举行盛大的阅兵典礼，列阵10里，吹角鸣炮，众呼前进，声动草原。康熙骑马弯射，技艺精湛，令蒙古部众心悦诚服。康熙帝通过召见、训谕、赦免、封爵、检阅、较射、会盟、宴赏和修庙等举措，使喀尔喀蒙古出现冰释前仇、化解分歧、辑睦安居、气氛和谐的局面，实现了喀尔喀蒙古内部的重新统一。经过7天的多伦诺尔会盟，喀尔喀蒙古完全臣服清朝，加强了中央对喀尔喀蒙古的统一管辖。
对臣民：仁爱宽刑
康熙对臣民强调要实行“仁爱”。“仁”字，《孟子·尽心》说：“仁也者，人也。”儒家有“仁者爱人”的理念。“爱”字，有人说是近代的词，也有人说是西方的词。其实，《论语·颜渊》就有“樊迟问仁”，孔子答曰：“爱人。”《礼记·哀公问》记载孔子的话：“古之为政，爱人为大。”所以，“仁爱”是儒家基本的政治理念。康熙继承了儒家为政“仁爱”的理念，并在施政过程中加以实践。
康熙屡次申令停止圈占土地；又蠲（juān）免钱粮达545次之多，计银15亿两。他赈灾，设义仓，关心民众疾苦。他宣布：自康熙五十一年（1712年），“盛世滋生人丁，永不加赋”。后雍正实行“摊丁入地”，中国长期以来的人丁银被免除。其正面影响是减轻了人身依附，其负面影响是刺激人口增长。乾隆时人口到3亿，道光时则突破4亿。
关于康熙的仁爱，可以举一个例子。康熙十六年（1677年），康熙在塞外视察时，发现一个人僵卧在路旁。他亲自询问，知道这个人叫王四海，是个佣工，在回家路上，因为饥饿，躺下起不来。康熙立即下令给他喂热粥。等王四海苏醒后，将他带到行宫。后给王四海盘缠，送他回家。
康熙十八年（1679年），北京大地震。康熙下令开设粥厂，还让太医院给伤病者送医送
药。
康熙实行宽刑政策。康熙二十二年（1683年），全国秋决（判死刑）的犯人“尚不及四十人”。
康熙身后谥号为“仁皇帝”，这个“仁”字，恰恰是康熙一生为人、行政的一个显著特点，也是康熙区别于清朝其他11位皇帝的一个显著特点。
康熙的仁政，措施之一是惩办贪官、表彰清官。清官是康熙帝的一面旗帜。康熙朝最著名的清官于成龙，有个绰号叫“于青菜”，就是因为他虽贵为封疆大吏，却常年不吃肉，只吃青菜。
于成龙，山西永宁（今离石）人（康熙时还有一位于成龙，汉军镶黄旗人），先任广西罗城县知县，当时已经45岁。罗城位于万山之中，历经战乱，没有城郭，遍地榛莽，县衙是茅屋三间，居民仅有6家。于成龙到任后，召集流民，鼓励耕耘，设养济院，宽免徭役，兴建学宫，县境大治。史书说他“居罗七年，与民相爱，如家人父子”。于成龙升任合州知州，前往赴任时，百姓倾城出动，痛哭号泣相送。有一位瞎子不肯离去。于成龙问他为什么不走，他回答说：“我想您路上盘缠不够，我会算卦，可以沿途赚点钱，以备不足之用。”于成龙很感动，就把他留下来。果然途中钱花光了，幸亏瞎子赚些算命钱补充路费才到了合州。在合州，有政绩，又迁黄冈。黄冈社会治安很乱，他装成乞丐，深入罪犯巢穴，日夜杂处，探明实情，一举端掉贼窝。又任黄州知府，再升任福建布政使。时清军平定三藩之乱，军中多掠良民子女为奴。他集资赎出被掠妇女放还。康熙十九年（1680年），升为直隶巡抚。上任后，严戒馈送长官。又迁两江总督。他自奉俭约，每天就是粗米、青菜，终年不知肉味，江南人称呼他为“于青菜”。在他的带动下，士绅们改绸缎为布衣，官宦出门轻车简从。仅仅数月，朴素之风大为流行。他过于劳累，死在任上。于成龙做官，不带家眷，十分俭朴。死后，将军、都统、官吏、友人到他家中一看，“惟笥（sì）中绨袍一袭，床头盐豉（chǐ）数器而已”。就是说,于成龙的家中只有竹筐里粗糙纺织品制做的一身袍子和床头几罐食盐、豆豉而已。为追悼于成龙，市民罢市，聚哭致哀！百姓家挂他的画像祭祀。康熙说：“朕博采舆评，咸称于成龙实天下廉吏第一！”
格尔古德，满洲镶蓝旗人，笔帖式(即文书、翻译)出身，后升翰林院侍读学士，任日讲起居注官。康熙二十一年（1682年），任直隶巡抚。上任前，康熙帝告诫他说：“你上任后不要急于求名，而要踏实做事；或遭愤恨报复，定要特别小心。”当时京畿地区，旗人与民人杂处；旗下的庄田，有王公大臣的庄田，有贵族豪绅的庄田。庄田设庄头，像《红楼梦》里的庄头乌进孝那样，管理庄田，负责收租，为害一庄。还有投充旗下的人，依靠主子，逃避差徭，诈害良民，无恶不作。自康熙初，鳌拜专权，大学士管户部尚书苏纳海、直隶总督朱昌祚、巡抚王登联因触犯满洲权贵利益而遭杀害后，几乎没有人敢对这个敏感的问题上疏指陈。格尔古德上任不久，亲自访察，提出问题，疏陈：自己卖身投靠旗下之人，有的作奸犯科，想逃脱法网；有的游手好闲，逃避差役。这些人，放债牟利，则讳旗称民；遇上官司，又舍民称旗。他们诈害良民，官府不敢过问，应当加以严厉议处。格尔古德得到康熙帝的有力支持。然而，事情并不那么简单。当时，大学士明珠权势倾朝，他的下属要圈百姓的坟地，民人投诉到户部。户部将诉状转直隶巡抚，格尔古德令宛平县核查。知县怕得罪权相明珠，报称“无碍民坟”。格尔古德不畏权相，上疏劾奏明珠属下“圈占坟地属实”，并请吏部问知县的罪。格尔古德敢于碰权相，敢于碰勋贵，秉承上旨，执法严惩，被时人誉为“铁面巡抚”。格尔古德居官，布衣蔬食，廉洁自律，不畏权贵，拒纳馈送。康熙帝命朝廷大臣公举清廉官吏，格尔古德被列为第一。
彭鹏，福建莆田人，幼年聪慧，乡试中举。三藩之乱起时，他装疯不从。平定三藩之后，任三河县知县。三河在京东，旗民杂处，号称难治。有人冒称自己是给皇帝放鹰的，到县里敲诈勒索，作恶多端。彭鹏经过侦访，查明其真实身份，逮捕并鞭刑严惩。有人偷盗，彭鹏闻警，立即佩刀乘马，急疾追捕。康熙帝巡视京畿，知道彭鹏清廉，在接见他时，赐给他内库帑（tǎng）金三百，并说：“知道你清正，不接受百姓的钱，这些钱给你养廉！”后调升彭鹏为科道。他受命到陕西、山西、河南了解民情、赈济灾荒。他疏报：泾阳知县刘桂克扣籽粒，猗氏知县李澍杖杀灾民，磁州知州滥派运费，南阳知县暧昧分肥等。诏三省巡抚察审，奏报没有查实。在当时，当事人因受到关系网的保护，要核实一个贪污案件，是十分困难的。康熙帝又派他做顺天府尹，彭鹏疏劾顺天乡试举人李仙湄的考卷墨迹删改过多，考官徐倬、彭殿元徇私欺蒙，疏语中说：“臣如妄言，请劈臣头，半悬国门，半悬顺天府学。”九卿等召开会议，认为他语言不敬，应当罢官。康熙帝命考官徐倬、彭殿元退休，而对彭鹏不问。彭鹏为官，拒馈赠，清操守，是康熙朝著名的清官。
张伯行，河南仪封人，进士出身。中进士后，买各地大儒的图书，口诵手抄，整整7年。他说：“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以学问清醇、志操洁肃自励。做官后，家乡河堤崩溃，自己出钱招募民工运土塞堤。任山东济宁道，遇上饥荒，从河南家里运送钱米，并缝制棉衣，给灾民充饥御寒。任江苏巡抚，发现总督噶礼贪婪。江南乡试作弊，生员哗然，抬着财神像到学宫，影响很大。张伯行调查，此案同总督噶礼有关，便上疏朝廷。康熙命尚书张鹏翮等调查，查证作弊之事同噶礼有关，噶礼便弹劾张伯行。康熙命再调查。结果是噶礼被诬
告，张伯行应当罢官。康熙命第三次复查，结论同前一样。康熙说三次查证都是非颠倒，命再议。其实，康熙已经通过密折对噶礼和张伯行都进行了解。康熙知道张伯行是清官，应当加以保全，著免噶礼官，由张伯行任总督。
康熙帝表彰清官，一则是为大小官员树立榜样，养成一代清廉的吏风；二则是借清官监督、揭发、打击贪官；三则是派几位好官，为百姓做点好事；四则是推行“仁爱”理念，为自己博得仁政的名声。但是，清官往往为上级所不喜欢，也普遍为同僚所不喜欢。清官必遭贪官的嫉恨，也必遭贪官的报复。前述于成龙、格尔古德、彭鹏、张伯行等无一例外。然而，康熙帝之所以仁明，在于他能明察是非曲直，而不使廉吏灰心，能信任并保全清官，而遏制贪风日长。
在皇朝时代，官吏贪婪是普遍现象。康熙虽然奖励清官、惩治贪官，但贪官污吏还是屡屡出现。看来康熙对待吏治，还缺乏系统的制度：严格制度，使官吏不能贪污；严厉惩处，使官吏不敢贪污；严定薪俸，使官吏不必贪污；严肃教育，使官吏不想贪污。
对西学：虚心吸纳
自明朝后期始，西方耶稣会士陆续来到中国。他们一面传教，一面传授西方科学知识。明末南怀仁像的大学士徐光启等，从传教士学习西方科学知识，翻译西方科学著作。在康熙朝有一批外籍教师，如比利时人南怀仁、葡萄牙人徐日升、法国人张诚和白晋等，其中以汤若望和南怀仁最为著名。
汤若望，耶稣会士，德国人，万历四十七年（1619年）来华。这一年恰好发生萨尔浒大战。他先到澳门，后入广州，再到北京。崇祯时，创设历局，修订历法，汤若望任事，与中国官员共同编成《崇祯历书》，设馆在今北京宣内南堂地方。清命汤若望掌管钦天监事，参与修正历法。新历法称《时宪历》，颁行天下。汤若望同顺治的关系，在上文已经探讨过。顺治病危时，议立嗣君。福临因皇子年龄太小，想立皇弟；皇太后的意思是立皇三子、八岁的玄烨，征询汤若望的意见。汤若望以玄烨出过天花可终生免疫，支持皇太后的意见。顺治就一言而定玄烨继承皇位。顺治死后，汤若望在康熙初年被抓进监狱，原因是受了杨光先的诬告。
杨光先，安徽歙（shè）县人，为人粗暴，好争斗。崇祯时来到京师，抬着棺材到阙下，上疏弹劾大学士温体仁，被称为奇人。后遭廷杖，谪戍辽西。明亡后，回江南，后又旅居京师。他不懂天文历法，却自认为是一位天算学家。顺治时上书，指责《时宪历》封面不当题“依西洋新法”五个字，攻击汤若望。当时顺治帝对汤若望非常崇信，礼部不予受理。康熙三年（1664年），杨光先再次诬告汤若望，一面上书朝廷，一面散发传单。其中杨光先指责汤若望的《时宪历》只编200年，大清皇朝万万年，这岂不是让大清短祚吗！这是一场保守派对维新派，愚昧文化对科学文化之争。这时汤若望患病，行动不便，无力争辩。可怜的汤若望身患重病，昏迷恍惚，戴着9条锁链，躺在小木床上，仍手举望远镜观测日蚀。康熙四年（1665年）三月，辅政大臣鳌拜等支持杨光先，定汤若望死罪，钦天监五位部门负责官员被处死，废弃《时宪历》。孝庄太皇太后认为对汤若望处分过重，经两次复议，汤若望免死下狱。但也恢复了旧历法，废除了《时宪历》。杨光先则先升为钦天监副，又升为钦天监正。第二年七月，汤若望死于寓所。
康熙亲政后，对这桩学术公案采取了谨慎而科学的态度。因杨光先靠政治讦告做了钦天监一把手，但他不能胜任天文数学的研究和实测。后来用比利时人南怀仁治理历法。南怀仁借地震的机会，奏称杨光先等在历法、测验方面的错误。康熙曾多次召杨光先与南怀仁到宫中当众测验，结果每次都证明南怀仁测算正确，而杨光先并不会计算。康熙八年（1669年），16岁的康熙皇帝以“历法精微，难以遽（jù）定”，命大学士图海等20人会同钦天监官员，赴观象台共同测验。届时，大学士、尚书及其他官员等，聚集一处，当场测验。结果，南怀仁所测都应验，杨光先等所言都不应验。他们做的其他验证也表明：南怀仁的正确，杨光先的错误。最后，议政王等议：推倒杨光先诬告汤若望案，杨光先斩首，为汤若望及同案死者平反。康熙宽弘仁厚，命对杨光先夺其官、免其死、遣回原籍（杨死于返乡途中）。
康熙不论对传统文化还是西学，不论对中国人还是对外国传教士，都没有偏见。他的这种对待各种文化、不同种族的平等心态，来自于其海纳百川的博大胸怀和追求真理的科学态度。
对子孙：督教以严
康熙帝的子女，在清帝中算是最多的，共有35子、20女。有学者统计，康熙的皇孙共97人。康熙对子孙的教育特别认真，也特别严格。
康熙也像平民百姓一样，严格教子，望子成龙。老百姓的儿子，经过教育，可以成才，
但不能成龙；除非造反，夺得天下，自登皇位。“高阳酒徒”汉高祖刘邦和“凤阳贫僧”明太祖朱元璋等能够成龙，绝不是父母培养教育出来的。在中国帝制时代，只有皇帝才可能通过教育使自己的儿子成龙；至于平民百姓，那是万万做不到的。康熙皇帝为着大清江山世代永固，社稷绵延亿万斯年，便对诸皇子进行严格的教育。
明朝的诸藩王，分封而不赐土，列爵而不临民，食禄而不治事。清承明制，又有损益。康熙皇帝对皇子的教育，首选为成龙，次之为襄（助）政，又次之为领兵，再次之为务学，复次之为书画。由是，康熙帝不仅制定严格的制度，而且进行严格的教育。
康熙对子孙的教育，通过多种方式进行。包括言传、身教，让子孙参加祭祀、打猎、巡幸、出征等，上学是康熙教育子孙的基本方式。
清朝皇子的教育，《养吉斋丛录》记载：“我朝家法，皇子、皇孙六岁，即就外傅读书。”学习的时间，“寅刻至书房，先习满洲、蒙古文毕，然后习汉书。师傅入直，率以卯刻。幼稚课简，午前即退直。迟退者，至未正二刻，或至申刻”。休假日，“惟元旦免入直，除夕及前一日巳刻，准散直”。一年之中，休假只有元旦一天和其前两个半天。相比之下，今日学生的假日可谓多矣。康熙确定了皇子皇孙的教育制度。
康熙定制，皇子皇孙6岁开始在上书房读书。康熙亲自为皇子们选定师傅，起初有张英、熊赐履、李光地、徐元梦、汤斌等一代名儒。皇子老师中的汉人师傅，主要教授儒家经典；满人师傅称谙达——内谙达教授满文和蒙古文，外谙达教授弓箭骑射技艺。《康熙起居注册》等书记载康熙二十六年（1687年）六月初十日，皇子一天读书的情状：
寅时（3～5时），皇子在书房读书，复习前一天的功课，准备师傅到来上课。
卯时（5～7时），满文师傅达哈塔、汉文师傅汤斌和少詹事耿介，进入无逸斋，向皇太子恭行臣子礼后，侍立在东侧；管记载皇太子言行的起居注官德格勒、彭孙遹（yù）侍立在西侧。皇太子允礽(réng)伏案诵读《礼记》中的章节，讽咏不停。允礽遵照皇父“书必背足一百二十遍”的规定背足数后，令汤斌靠近案前听他背书。年近60岁的汤斌跪着捧接皇太子的书。听完允礽的背诵，一字不错，就用朱笔点上记号，重画一段，再读新书，捧还经书，退回原来的地方站立。皇太子又写楷字一纸，约数百字。
辰时（7～9时），康熙上完早朝，向太皇太后请安之后，来到皇太子读书的畅春园无逸斋。皇太子率领诸臣到书房外台阶下恭迎。康熙入斋升座，问汤斌曰：“皇太子书背熟否？”汤斌奏道：“很熟。”康熙接过书后，指出一段，皇太子朗朗背诵，一字不错。康熙又问起居注官：“尔等看皇太子读书如何？”奏道：“皇太子睿质岐嶷(yí)，学问渊通，实在是宗庙万年无疆之庆！”康熙嘱咐他们对皇太子不要过分夸奖，而应严加要求。检查完皇太子的功课，康熙回宫。
巳时（9～11时），时值初伏，日已近中，骄阳似火。皇太子不摇折扇，不解衣冠，凝神端坐，伏案写字。师傅达哈塔、汤斌和耿介，因为年迈暑热，晨起过早，伫立时久，体力不支，斜立昏盹，几乎颠仆。皇太子写好满文一章，让师傅达哈塔传观批阅校对。汤斌奏道：“笔笔中锋，端严秀劲，真佳书也！”达哈塔也奏道：“笔法精妙，结构纯熟。”皇太子又将《礼记》画定的篇章读120遍。
午时（11～13时），侍卫给皇太子等进午膳。皇太子命赐诸师傅也吃饭。诸臣叩头谢恩后，就座吃饭。膳后，皇太子没有休息，接着正襟危坐，又读《礼记》。读过120遍，再由汤斌等跪着接书，皇太子背诵。
未时（13～15时），侍卫端进点心。皇太子吃完点心后，侍卫在庭院中张侯——安上箭靶。皇太子步出门外，站在阶下，运力挽弓，扣弦射箭。这既是一节体育课，又是一节军事课。是为教育皇子们“崇文宣武”，治理国家。皇太子射完箭，回屋入座，开始疏讲。汤斌和耿介跪在书案前面，先生翻书出题，学生依题疏讲。
申时（15～17时），康熙又来到无逸斋。皇长子胤(zhī)、皇三子胤祉(zhǐ)、皇四子胤禛(zhēn)、皇五子胤祺、(皇六子早殇)皇七子胤祐、皇八子胤禩(sì)，同来侍读。康熙说：“朕宫中从无不读书之子。向来皇子读书情形，外人不知。今特召诸皇子前来讲诵。”汤斌按照康熙的旨意，从书案上信手取下经书，随意翻书命题。诸皇子依次鱼贯进前背诵、疏讲。皇五子胤祺因学满文，所以只写满文一篇，圈点准确。康熙亲自书写程颐七言律诗一首，又写“存诚”两个大字一幅，给皇子们示范。群臣称颂说小字“秀丽”、大字“苍劲”。
酉时（17～19时），侍卫在院中张侯之后，康熙令诸子依次弯射，各皇子成绩不等。又命诸位师傅射箭。随后，康熙亲射，连发连中。
天色已暮，诸臣退出。皇太子等在畅春园无逸斋一天的功课完毕。
教育能影响一个人，而不能决定一个人的人生道路。康熙帝的35个儿子中，序齿的有24位，实际上成人(年满16岁)的，只有20位。这20个儿子，是由17个妻子生育的。他们性情志趣各不相同，大体可以分为四类：
政治型。康熙帝培养儿子的主要目标是从皇子中产生一位满意的接班人，以使大清帝国江山永固、社稷万年。首先，以儒家经典教育皇子；其次，以“国语骑射”培养皇子；再次，训练皇子实际能力；复次，传授治国安邦之道。诸皇子的培养教育，以皇太子为重。早在康熙十四年(1675年)，封年仅1岁的胤礽为皇太子，加以眷宠，施以特教。初始，康熙帝亲自教他读书、写字。6岁就傅，令大学士张英、李光地做他的老师，又命大学士熊赐履教他性理之书。康熙帝三次亲征噶尔丹，命皇太子留京代理政务。康熙帝几次南巡，也多命皇太子留守京城。康熙三十二年(1693年)，康熙帝患病，命皇太子代理政事：“朕因违和，于国家政事，久未办理，奏章照常送进，令皇太子办理，付批办处批发。”康熙帝病愈之后，命皇太子协助处理一般政务和旗务。他对其他皇子，如皇四子、皇八子、皇十四子等，常委以军政重任，既对其加强锻炼，又对其进行考察。
学者型。康熙教皇子数学、天文学、地理学、医学、测量学、农学等。先以观测日食为例。康熙三十六年(1697年)闰三月初一日，日食。时康熙帝亲征噶尔丹在外，皇太子在北京观测，使用皇父所赐嵌有三层玻璃的小镜子，装于自鸣钟之上，用望日千里眼观望。日食似不到十分，日光、房屋、墙壁及人影俱可见，甚属明耀。观测奏报自京城发出，送皇父览阅。康熙帝得到奏报后，朱批曰：“览尔所奏，果然如此。”后来皇四子胤禛（雍正）回忆道：“昔年遇日食四五分之时，日光照耀，难以仰视。皇考亲率朕同诸兄弟在乾清宫，用千里镜，四周用夹纸遮蔽日光，然后看出考验所亏分数。此朕身经实验者。”又以几何学为例。法国耶稣会士白晋写给法王路易十四的信中说，康熙帝亲自给皇三子胤祉讲解几何学，并培养其科学才能
。后又让胤祉等向意大利耶稣会士德理格学习律吕知识，“命臣德理格在皇三子、皇十五子、皇十六子殿下前，每日讲究其精微，修造新书”。康熙帝命在畅春园蒙养斋开馆，派允祉主持纂修《律历渊源》，汇律吕、历法和算法于一书。允祉还为《古今图书集成》的纂辑做出贡献，成为康熙朝一位杰出的学者。但他在雍正继位后，仍未逃过劫难：被夺爵，禁景山永安亭而死。
艺术型。康熙帝对书法下过一番功夫，他同皇子们说：“朕自幼好临池，每日写千余字，从无间断。凡古名人之墨迹、石刻，无不细心临摹，积今三十余年，实亦性之所好。”他对有的皇子练字，做出具体规定：每一日要写十幅呈览。在皇父严格要求与督促之下，皇太子、皇三子、皇四子、皇七子、皇十三子和皇十四子等，都写得一手好字。皇二十一子胤禧，史载其“诗清秀，尤工画，远希董源，近接文徵明”。皇三子胤祉和皇七子胤祐，以其尤长书法而受命书写康熙帝景陵的《神功圣德碑文》。
生活型。康熙帝的儿子们，有的因其生母卑微，如皇十二子生母万琉哈氏为定嫔，皇十五子生母王氏为密嫔，皇十七子生母陈氏为勤嫔，还有连嫔的品级也未受封；有的因年龄太小，如康熙帝初废皇太子后出生的皇子，到他崩驾时皇二十一子和皇二十二子都是11岁，皇二十三子9岁，皇二十四子才6岁，他们没有资格、没有能力也没有条件同兄长们去争夺皇位。这些皇子能明哲保身，母子平安，安享富贵，就算有大福了。他们不求登大位，但求生活好。所以，把他们归为生活类。
康熙教育子孙，是他为君之道中的重要内容。清朝的皇帝没有暴君、没有昏君也没有怠君。康熙的继承者雍正、乾隆都很杰出。康熙的皇子中，没有不学无术的庸人，也没有胡作非为的纨绔。他们都有一定素养、一技之长。这些都同康熙、清朝重视皇子皇孙的教育有关。但康熙帝的儿子太多，在位时间又长。“夜长梦多”，皇子们结党自固，争夺皇位，最后导致残酷的宫廷斗争。这将在下面讲雍正时探讨。
玄烨个人小档案
姓名：爱新觉罗·玄烨出生：顺治十一年（1654年）三月十八日
属相：马卒年：康熙六十一年(1722年)
享年：68岁谥号：仁皇帝
庙号：圣祖陵寝：景陵（清东陵）
父亲：福临母亲：佟佳氏，后尊为孝康章皇后
初婚：12岁结婚配偶：16人，皇后赫舍里氏
子女：35子，16女继位人：胤禛（雍正）
最得意：14岁智擒辅臣鳌拜最失意：三丧皇后
最不幸：幼年丧父、丧母最痛心：储位两立两废
最擅长：学习
相关阅读书目推荐
（1）阎崇年：《清朝皇帝列传·康熙大帝》，紫禁城出版社，2002年
（2）孟昭信：《康熙大帝全传》，吉林文史出版社，1993年
（3）杨珍：《康熙皇帝一家》，学苑出版社，1994年
（4）王思治主编：《清朝通史·康熙朝》，紫禁城出版社，2003年
雍正帝胤禛
康熙驾崩后，45岁的皇四子雍亲王胤禛即位，年号雍正。“雍正”是雍亲王得位正、为君正的意思。
然而有趣的是，自从雍正继位，到现在282年间，史学界乃至民间对胤禛得位是否正、为君是否正的问题，从来没有停止过议论和争论。野史笔记、文艺创作，更是对此，特别是对雍正即位之谜，倾注了极大的热情。前段时间播出的44集电视连续剧《雍正王朝》，进一步
将雍正继位疑案加以渲染，更引起广大观众的极大兴趣。
以下从雍正继位前奏、继位疑案和继位余波三个方面，对此加以阐释和解说。
储位之争：前奏
清朝的皇位继承，没有采取汉族的嫡长继承制，就是正妻长子继承制。努尔哈赤因为曾经立长子褚英失败，于是决定汗位的继承由八大和硕贝勒会议推定；皇太极猝死，他的遗位继承，也是在满洲贵族会议上推定，由6岁的福临继位；顺治死前，皇位的继承没有经过满洲贵族会议讨论，而是由孝庄皇太后同顺治商量，用遗诏决定由年仅8岁的玄烨继位。这个“遗诏制”破坏了清太祖、太宗两代的皇位继承由满洲贵族会议推定的传统，开了清代皇帝生前用遗诏决定皇位继承人的先例。
康熙继承了其皇父顺治生前决定继承人的办法，采取皇太子制。先立太子的好处是免得皇帝死后引起皇位争夺的血腥斗争，坏处是皇太子同兄弟之间会产生残酷斗争。康熙看到了前者，却忽视了后者。
康熙共有35个儿子，排序的有24人，成年且受册封的只有20人。这20个皇子中，年龄较长者有12人。他们是：大阿哥允、二阿哥允礽、三阿哥允祉、四阿哥胤禛、五阿哥允祺、七阿哥允祐、八阿哥允禩、九阿哥允禟（táng）、十阿哥允（é）、十二阿哥允祹（táo）、十三阿哥允祥、十四阿哥允（tí）。
康熙十三年（1674年），皇二子（实际上是第六子）允礽生。皇后赫舍里氏在生育允礽时难产死亡，年仅22岁。康熙十分伤心，故对允礽格外钟爱，第二年就册立他为皇太子。这年康熙22岁，皇太子才两岁。康熙的这个决定虽然看到他父亲未能尽早立储的教训，但立储过早、太子过幼，显然也是欠妥当的。因为其间的变数太多、太大，两岁的皇太子允礽以后会是什么样？难以预料。
康熙对皇太子的教育竭尽心力，生活上特别关爱。康熙十七年（1678年），皇太子出痘，时值平定三藩之乱的紧要时刻，但康熙亲自护理太子，竟连续12天没有批阅奏章。皇太子在康熙帝亲征噶尔丹时，留守京师，处理政务。平时他也分担处理皇父的部分政务和军务。所以，在皇太子册立后的33年间，朝廷中自然形成太子党。
皇太子集团。皇太子允礽的生母皇后赫舍里氏的祖父是索尼，父亲是领侍卫内大臣噶布喇，叔父是当朝大学士、领侍卫内大臣索额图。索额图结党，趋奉皇太子，议论国政，密谋大事。康熙曾警告索额图说：“你们背后谋划的事，你们勾结一处的所作所为，你们背后说的怨恨之言，都不能摆在桌面儿上说，你心里很清楚！”康熙深感自己的皇位和生命受到威胁，说：“说不定哪天就被鸩杀，或者被谋害，真是日夜警惕，心神不宁。”后来康熙下令将索额图处死，同时警告皇太子说：“从前索额图帮着你谋划的那些事情，我知道得清清楚楚，所以将索额图处死。”但皇太子并未因此而收敛，反而更加乖张。康熙四十七年（1708年），在木兰围场的布尔哈苏台行宫，康熙以皇太子允礽“不法祖德，不遵朕训，惟肆恶虐众，暴戾淫乱”，宣布废除皇太子。当时，他且谕且泣，至于仆地。谕毕，悲伤万分，愤懑不已。甚至六天六夜，不安寝食，涕泣不止。后患中风，只能用左手批阅奏折。
康熙废皇太子引出一个更为严重的后果是：抱有野心的皇子们，结党钻营，谋贪大位。于是在太子党之外，又形成皇八子集团和皇四子集团。
皇八子集团。皇八子允禩，“有才有德”，聪明能干，内外经营，很得众心。在初废皇太子之后，允禩署内务府总管事，党羽相结，谋为代立。皇长子允为惠妃庶出，外叔公是已免职的大学士明珠，本没有希望获取储位。但允生母惠妃曾抚养过允禩，于是两人勾联。其他如皇九子允禟、皇十子允、皇十四子允（与胤禛同母），大臣阿灵阿、鄂伦岱、揆叙、王鸿绪等，都依附于允禩。
皇长子允的密谋泄露，被夺爵、幽禁。储位空悬，也不是回事。大臣们建议康熙早定储位。康熙命诸大臣密举可继立为太子者，以测验大臣之意。大学士马齐等大臣都秘密推举皇八子允禩。允禩觉得自己做皇太子有望，一些兄弟和朝臣也纷纷靠向允禩。由是，在皇八子允禩周围，逐渐形成一个争夺皇储的政治集团。后允禩被锁拿，革爵位。十四阿哥允求情，康熙大怒，“出佩刀将诛允，允祺跪抱劝止”。诸皇子俯地叩头，恳求皇父息怒。康熙帝怒气稍解，命诸皇子鞭挞允禩。
康熙看到废皇太子后诸子争夺储位斗争更为复杂，也更为激烈，康熙四十八年（1709年），复立允礽为皇太子。诸皇子明白：既然皇太子第一次能被废掉，也可能第二次被废掉。于是，皇太子集团与皇八子集团之间的斗争更加激化。康熙五十一年（1712年），康熙决定再废皇太子，对其党羽恨之入骨、严厉惩罚，如将尚书齐世武“以铁钉钉其五体于壁而死”，将死于狱中的步军统领托合齐锉尸焚烧。这样，形势越发复杂，在皇太子集团和皇八子集团之间的皇四子胤禛也逐渐形成集团。
皇四子集团。皇四子党包括胤禛的十三弟允祥、十七弟允礼，以及隆科多、年羹尧等。胤禛颇有心计，细心观察，不露声色。他对皇太子的废立，窥测风向，暗藏心机。他对皇八弟允禩集团，既不附从，也不作对。他佯听父言，“安静守分”，虔心佛法，广结善缘，巧妙地将自己隐蔽起来。他对父皇表示忠孝，又尽力友善兄弟，并交好朝廷诸臣。对其同母所生的皇十四弟允，却不去交结，听任其同皇八弟允禩结党。当皇太子党和皇八子党争得鱼死网破的时候，在父皇、兄弟、王公、大臣们将视线集注于皇太子党和皇八子党的时候，他以
不争为争，坐收渔人之利。
胤禛为着谋取皇位，韬光养晦，费尽心机。他的心腹戴铎，在康熙五十二年（1713年）为他谋划道：
处英明之父子也，不露其长，恐其见弃；过露其长，恐其见疑，此其所以为难。处众多之手足也，此有好竽，彼有好瑟，此有所争，彼有所胜，此其所以为难。……其诸王阿哥之中，俱当以大度包容，使有才者不为忌，无才者以为靠。
戴铎提出的策略是——对皇父要诚孝：适当展露才华。不露才华，英明之父皇瞧不上；过露所长，同样会引起皇父疑忌。对兄弟要友爱：大度包容，和睦相待。对事对人都要平和忍让：能和则和，能结则结，能忍则忍，能容则容。使有才能的人不忌恨你，没有才能的人把你当作依靠。雍正帝基本按照上述策略，一步一步地绕过皇位争夺中的险滩暗礁，向着皇帝的宝座曲折航进。
“诚孝”皇父。胤禛知道，博得皇父的信赖和喜欢，是自己一生事业中最为重要的事情。他抱定一项宗旨，就是诚孝皇父。如在诸皇子争夺皇位激烈之时，他极力表现出对皇父的“诚”与“孝”，既不公开竞争，且劝慰皇父保重。康熙帝第一次废太子后，大病一场。胤禛入内，奏请选择太医及皇子中稍知药性者允祉、允祺、允禩和自己检视方药，服侍皇父吃药治疗。康熙帝服药后，病体逐渐痊愈。于是，康熙帝命内侍梁九功等传谕：“当初拘禁允礽时，并没有一个人替他说话，只有四阿哥深知大义，多次在我面前为允礽保奏，像这样的心地和行事，才是能做大事的人。”胤禛自己也说：“四十余年以来，朕养志承欢，至诚至敬，屡蒙皇考恩谕。诸昆弟中，独谓朕诚孝。”对皇父的“诚”与“孝”得到了回应。
“友爱”兄弟。胤禛知道，善于处理兄弟之间的关系，是自己一生事业中仅次于诚孝皇父的重要事情。他在随驾出京途中，作《早起寄都中诸弟》诗说：“一雁孤鸣惊旅梦，千峰攒立动诗思。凤城诸弟应相忆，好对黄花泛酒卮（zhī）。”表明他愿做群雁而不做孤雁的心意。他在继位之前，处理兄弟关系的主要原则是“不结党”、“不结怨”。诸兄弟之间，结党必结怨。胤禛没有参加皇太子党，也没有参加皇八子党。他表现出既诚孝皇父，也友爱兄弟的态度，使他躲避开皇父与兄弟两方面的矢镞，而安然无恙。
勤慎敬业。胤禛尽量避开皇储争夺的矛盾，极力表现自己不仅诚孝皇父、友爱兄弟，而且勤勉敬业。凡是皇父交办的事情，都竭尽全力去办好，既使皇父满意，也使朝臣口碑相传。自结婚后30年的实际磨炼，使他对社会、对人生有了深刻认识与深切体验，为后雍正手书对联来登上皇位准备了条件。
戒急用忍。胤禛的性格，有两个特点：一是喜怒不定，二是遇事急躁。康熙就此曾经批评过他。康熙四十一年（1702年），胤禛央求皇父说：“现在我已经三十多岁了，请您开恩将谕旨内‘喜怒不定’四字，不要记载了吧。”康熙帝同意，因谕：“此语不必记载！”胤禛是个性格急躁的皇子。他曾对大臣说：“皇考每训朕，诸事当戒急用忍。屡降旨，朕敬书于居室之所，观瞻自警。”胤禛继位后，定做“戒急用忍”掉牌，为座右铭，用以警示。
康熙晚年因其诸子皇位继承纠葛而大伤元气，郁结成疾，悲离人世。他曾说：“日后朕躬考终，必至将朕置乾清宫内，尔等束甲相争耳！”康熙是以春秋五霸之一的齐桓公晚年的境况自喻：齐桓公晚年，五个儿子树党争位。齐桓公刚死，诸子相攻，箭射在尸体上，也没有人顾及。其尸体在床上67天没法入殓，以至蛆虫爬出窗外。由此可以透出康熙大帝晚年心境的悲苦。
康熙帝驾崩，皇四子胤禛登极，是为雍正皇帝。一段历史疑案就此产生。
储位之争：登极
关于雍正的继位，有三种说法：遗诏继位说、改诏篡位说和无诏夺位说。
第一，遗诏继位说
持此说者认为：
（1）雍正受到皇父康熙的信任，派他到天坛代行祭天大典，说明康熙临终前有意让雍亲王继承皇位。
（2）有康熙遗旨为证。康熙六十一年（1722年）十一月十三日，康熙病重。《清圣祖仁皇帝实录》记载：召皇三子诚亲王允祉、皇七子淳郡王允祐、皇八子贝勒允禩、皇九子贝子允禟、皇十子敦郡王允、皇十二子贝子允祹、皇十三子允祥、理藩院尚书隆科多至御榻前，谕曰：“皇四子胤禛，人品贵重，深肖朕躬，必能克承大统，著继朕登基，即皇帝位。”
（3）有《康熙遗诏》为证。《康熙遗诏》今存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上面写道：“皇四子胤禛，人品贵重，深肖朕躬，必能克承大统，著继朕登基，即皇帝位。”
第二，改诏篡位说
持此说者认为：
（1）胤禛虽在康熙眼中印象不错，让他代为天坛祭天，但不能证明康熙有意、有遗旨让他继位。
（2）康熙在临终的当天（十三日），寅刻，宣召皇三子、皇七子、皇八子、皇九子、皇十子、皇十二子、皇十三子共七位阿哥和隆科多进宫，向他们宣谕：“皇四子胤禛，人品贵重，深肖朕躬，必能克承大统，著继朕登基，即皇帝位。”这么重要的决定，既然将继位大事告诉七位阿哥和隆科多，为什么不向当事人——继位者胤禛宣谕？所以有的学者认为这件事是无中生有，是雍正继位后编造的。
（3）如果说胤禛当时代父到天坛祭天不在西郊，那么胤禛在当天曾三次受召到康熙榻前问安，《清圣祖仁皇帝实录》康熙六十一年十一月十三日记载：“皇四子胤禛闻召驰至。巳刻，趋进寝宫。上告以病势日臻之故。是日，皇四子胤禛三次进见问安。”可见这时康熙并没有糊涂。可他为什么在从早上8点到晚上8点12个小时之间，三次召见胤禛，都没有当面告诉由他继承皇位？有的学者认为：这反倒证明康熙没有向七位皇子宣布由胤禛继位遗旨这件事。
（4）康熙咽气之后，为什么由隆科多一人单独向胤禛宣谕由皇四子继位的遗诏？而宣谕康熙遗旨时王公大臣和其他兄弟都不在场？有的学者认为：这个康熙遗旨是假的。
（5）康熙崩逝的噩耗传出，京城九门关闭6天，诸王非传令旨不得进入大内。这就使人们产生“雍正政变”的疑问。
（6）《康熙遗诏》自然应在康熙去世之前已经定稿并经康熙审定，本应在康熙十三日死后立即当众宣布，为什么到十六日才公布？可见这段记载有伪造的嫌疑。
（7）经过清史专家研究，这份《康熙遗诏》是参照康熙五十四年（1715年）十一月二十一日谕旨加以修改而成的。康熙帝说：“此谕已备十年，若有遗诏，无非此言。”因此，有的学者认为：“康熙遗诏漏洞百出。”
（8）有人说，雍正死后不埋在清东陵而埋在清西陵，说明他得位不正，不愿意、没有脸面在地下见他的皇父康熙、祖父顺治。
（9）雍正对诸多兄弟或杀害、或监禁，似有“杀人灭口”或有口不能说之嫌。（详见下文）
（10）雍正继位后杀年羹尧、隆科多是为了“杀人灭口”。
在上述雍正改诏继位诸说中，主要为夺嫡说和篡位说。
其一，雍正是否夺嫡？如前所说，清朝的皇位继承没有实行嫡长制。在清太祖、太宗时，皇位继承采用满洲贵族会议推选制。清世祖福临首用遗旨制，就是在临终前指定皇三子玄烨为皇位继承人，这就是康熙皇帝。康熙的皇位继承，先是指定允礽为皇太子，继而废，废而立，又再废。既然清朝没有实行“嫡长制”，雍正登极之前康熙并没有“立嫡”，雍正何嫡之可夺？所以不能说雍正继位是“夺嫡”。
其二，雍正是否篡位？认为雍正篡位者的根据是：雍正篡了他的同胞皇十四弟允的位。其理由是：
（1）康熙意中的继承者是皇十四子允，派他做抚远大将军，就是让他立军功、掌军权、树威信以备接班。
（2）有的学者认为康熙临死之前，没有留下让雍亲王继位的遗诏。这份所谓《康熙遗诏》是伪造的。康熙刚死，就传出雍正党人将康熙遗嘱“传位十四子”，篡改作“传位于四子”的说法。共有胤禛改诏、隆科多改诏、年羹尧改诏三种说法。如说康熙临终前本来发了一道诏谕，叫远在西宁的抚远大将军、皇十四子允紧急回京继位，却被步军统领隆科多捏在手里不发，改作“传位于四子”。此属传闻，不为史实。因为如果康熙帝真有“传位于四子”的遗嘱，那么：
其一，当时繁体字的“于”写作“於”，“十”字很难改成“於”字；
其二，当时行文规范是“皇某子”，“于”与“四”之间隔了一个“皇”字，很难改；
其三，满文为清朝的国书，如此重要的遗旨应同时以满、汉两种文字书写，满文又岂能改“十”为“于”？
（3）雍正是否更改名字？有人说：康熙遗嘱传位“胤禎”（皇十四子），因“胤禎”与“胤禛”字形、字音相近，胤禛遂取而代之。后将《玉牒》的名字挖改。雍正又命十四弟改名允。这就是“玉牒易名”说。学界对雍正改名看法颇不一致。一种看法是，皇四子就叫胤禛（zhēn），皇十四子就叫胤禎（zhēn），雍正做了皇帝，便命皇十四弟改名允。胤禛做了皇帝之后，命他的兄弟将名字中的“胤”字，改为“允”字，以示避讳。
总之，康熙临终前立皇十四子允继位说，可谓是：事出有因，查无实据。既然康熙晚年没有“立储”，雍正登极之前康熙没立“储位”，雍正何位之可篡？唐太宗发动“玄武门之变”，杀死太子建成篡了兄长的位；燕王朱棣(dì)发起“靖难之役”，篡了侄子建文帝的位。康熙死后、雍正登极之前没有皇帝在位，所以不能说雍正继位是“篡位”。
第三，无诏夺位说。
持此说者认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