杀人不见血的刀
蔡攸见上面写着“白米五百石”，叫来保近前说道：“蔡老爷亦因言官论列，连日回避。阁中之事并昨日三法司会问，都是右相李爷秉笔。杨老爷的事，昨日内里有消息出来，圣上宽恩，另有处分了。其手下用事有名人犯，待查明问罪。你还到李爷那里去说。”
——《金瓶梅》第十八回
《金瓶梅》一书中字里行间讲的是宋朝时期的事情，其实质则为明朝社会的历史。书中没有提到过宰相这个词，那是因为明朝从朱元璋起就不再设立这一职位了。尽管如此，书里却提到了太师这个字眼，太师的职务在中国古代官职中可以看是宰相的另一个别称。这不是说太师就是宰相，而是说太师与宰相的职务有些类似之处。
宰相是一种官职，是中国古代封建王朝政治制度体系重要的组成部分。它的主要功能是辅佐皇帝处理政务，管理文武百官。这一职位起源于战国时期的秦国，此后在诸侯国内普遍设置。但是把宰相真正作为官称，却是秦国末期的事情了。秦始皇统一六国后，为了建立一个开天辟地的帝国，对王朝的政治体制进行了一系列的改革。正是这个时候，确立宰相的职责是“掌丞天子，助理万机”，使之成为正式官制，其正式官名为丞相。以后的朝代虽有变动，不过大体上都延续使用下来。到了元代，以中书省总理政务，统辖六部，以中书令、平章事为宰相。明朝建国初年，接受一部分元朝旧制，其中就有沿袭宰相制度一项。
在古代，丞相分为左右两个丞相，右丞相就是在皇帝右手站立的丞相，也称主相；左丞相就是在皇帝左手站立的丞相，也称副相。虽说有主副之分，但是，这种分配并不是一成不变的。秦时左相大，汉朝右相大，到了明初则又以左为尊。
宰相的权力是相当大的，地位仅次于皇帝，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重臣。汉代宰相陈平曾经很好地诠释过宰相的职责，是：“上佐天子理阴阳、顺四时；下抚万民、明庶物；外镇四夷诸侯，内使卿大夫各尽职务。”也就是说，宰相是皇帝的“超级助理”，对内、对外，甚至对皇帝本人都有干涉的权力。
既然宰相有如此大的权力，如果交给一个道德与能力稍差的人，那就会很容易成为朝纲上的不稳定分子。可能某一天，他就能带领百官，对抗皇上，成为皇帝执政的阻碍。有如，董卓为专权，封自己为相；曹操为了掌权，也自封为相。事实要是真变成那样，当不当皇帝也就没什么意思了。
朱元璋坐上了皇帝位置后，本来这个人疑心病就重，再加上这么个特殊位置，让他逐渐感到皇权与相权的冲突，整天害怕臣下权力太大，会导致“宰相专权”、“臣操威福”的局面。为了让自己睡个安稳觉，也为了子孙“有口饭吃”，朱元璋开始琢磨着试图调整一下体制，以加强皇权。
朱元璋当政时，也曾经设立过两个丞相。一个为左丞相，一个是右丞相。左丞相是李善长，右丞相为徐达。因为徐达常年在外领兵打仗，实际权力都掌握在李善长一人手里。
李善长是朱元璋攻下滁阳后，接纳下来的谋士。还在朱元璋称吴王时，李善长便出任右相国，指挥作战，组织供应，事事皆能妥善处理，充分展现他裁决如流的才干。之后，他的儿子李祺又被朱元璋招为驸马，权势显赫，是朝廷中掌握实权的淮西集团首领。
淮西集团势力在朝廷内权势熏天，日益膨胀。一生多疑的朱元璋对他颇存顾忌。于是找了个理由，说李善长年龄已高，并且有病在身，在洪武四年，让他告老还乡了，当时李善长五十八岁。朱元璋虽然撤了李善长的官职，但是此时并没有彻底撤去宰相职位，因为对于一个刚刚建立的王朝来说，过早裁撤如此重要的职位，时机尚未成熟。朱元璋真正撤销宰相制度，是从胡维庸身上下的手。
朱元璋撤换李善长时，为了选择一个能够接替李善长职务的人，曾经向刘基请教过合适人选。
刘基说：“善长为元勋旧臣，能调和诸将，不宜骤换。”朱元璋道：“善长屡言卿短，卿乃替他说情么？（李善长跟刘基不和）朕将令卿为右相。”刘基连忙顿首道：“臣实小材，何能任相？”估计当时，刘基不是不想当宰相，而是他不敢当。可能刘基预料到在淮西集团掌权的情况下，自己即使做了宰相，也必然会受到排挤，故而坚决不肯任相职。
朱元璋又问：“杨宪何如？”刘基答道：“宪有相材，无相器。”朱元璋又问：“汪广洋如何？”刘基道：“器量褊浅，比宪不如。”朱元璋又问及胡惟庸，刘基连连摇头道：“不可不可，区区小犊，一经重用，偾辕破犁，祸且不浅了。”朱元璋默然无言。但是后来朱元璋还是根据李善长的推荐，任用了善于钻营的胡惟庸。刘基叹道：“惟庸得志，必为民害。”
胡惟庸，凤阳府定远（今属安徽）人。在和州投奔朱元璋，被用为元帅府办差。由于他与李善长是同乡，在李善长提携下，青云直上，先后任宣使、宁国主簿、知县、吉安通判、湖广佥事。公元1367年，朱元璋称吴王，他被召回朝廷，任太常少卿，进太常卿。洪武三年（1370年），又被升为中书省参知政事。
因李善长的提携，胡惟庸于洪武六年（1373年）进入中书省，与汪广洋同任右丞相，左丞相空缺。胡惟庸入相后，他的精明干练很快得到朱元璋的赏识。这期间，胡惟庸还将自己的侄女嫁给了李善长的弟弟李存义的儿子李佑为妻，结成姻亲，使得他与李善长关系更进一步。有这样的元老重臣为后盾，胡惟庸更加胆大妄为。加上李善长的旧属们也极力帮助他，胡惟庸可谓如鱼得水。由于他逢迎有术，渐得朱元璋宠信。到洪武十年，进左丞相，位居百官之首，独揽丞相之权。
随着权势的不断增大，胡惟庸日益骄横跋扈，生杀黜陟，为所欲为。内外诸司所呈现给皇帝的奏章，胡惟庸全部要先拿过来审视，看到有对自己不利的奏折，就隐匿不上报。胡惟庸权倾朝野，许多人都看他脸色行事，敢怒不敢言。
对于异己者，胡惟庸必定会打击报复。因入相问题，胡惟庸曾与刘基有过节（刘基不同意胡维庸做丞相）。恰恰刘基家乡附近有一片空地，一向为盐枭占据，刘基奏请设巡检司进行管辖，盐枭不服，反而聚众作乱。刘基儿子刘琏将实情上奏，但是没有按照程序先向中书省报告，掌管中书省的胡惟庸认为刘基蔑视他，越加愤怒，于是唆使刑部尚书吴云弹劾刘基，诬称此地有王气，刘基想据为己有，用来修墓，应严加惩处。朱元璋便撤除了刘基的俸禄。刘基忧愤成疾，没过多长时间就去世了。
对于胡惟庸的所作所为，朱元璋也略有察觉，对他的擅权更是感到不满。洪武十二年九月，占城国——今天越南中部的一个城市国家，派使臣前来朝贡，朱元璋不知道，等到事情过后，朱元璋问及此事的时候，胡惟庸又与礼部互相推卸责任，朱元璋非常恼火，连下敕书，把宰相跟礼部尚书抓进了监狱。胡惟庸已明显失宠。大概是揣度到朱元璋的心理，洪武十三年正月，御史中丞涂节首先告胡惟庸谋反。与此同时，被谪为中书省属吏的御史中丞商暠，也揭发了胡惟庸的许多隐私。结果，朱元璋顺势就把胡惟庸处死了。
另外，关于胡惟庸的死还有一种说法：洪武十三年正月，胡惟庸称他家的旧宅井里涌出了醴泉，视为大明的祥瑞，邀请朱元璋前来观赏。朱元璋欣然前往，走到西华门时，一个名叫云奇的太监突然冲到皇帝的车马前，紧拉住缰绳，急得说不出话来。卫士们立即将他拿下，乱棍齐上，差点把他打死，可是他仍然指着胡惟庸家的方向，不肯退下。朱元璋这才感到事情不妙，立即返回，登上宫城，发现胡惟庸家墙道里都藏着士兵，刀枪林立。于是下令将胡惟庸逮捕，立即命廷臣进行审讯，随即以谋反罪就把胡惟庸处死了。
胡惟庸猝然被诛，是明代开国以来空前大案。据《明史》记载：惟庸既死，其反状犹未尽露。五年后，洪武十八年，李存义为人首告，免死，安置崇明。二十一年，蓝玉征沙漠，获封绩，善长不以奏。至二十三年五月，事发，捕绩下吏，讯得其状，逆谋益大著。会善长家奴卢仲谦首善长与惟庸往来状，陆仲亨家奴首仲亨、费聚等与胡惟庸共谋不轨。帝怒，肃清逆党，胡狱坐死之功臣封侯者二十余人，连及坐诛者三万余人，乃为《昭示奸党录》布告天下。株连蔓引，迄数年不清。
由于《昭示奸党录》失传，胡惟庸案实情亦无法为后世所悉。不少史家亦认为，胡惟庸谋反一案只是朱元璋为了诛除功臣，而千方百计寻找的借口，历史上有无胡惟庸谋反一事，值得怀疑。然而，此案之影响后世者，在于朱元璋罢相的决定。在洪武十一年三月，为了限制宰相的权力，朱元璋就下令凡奏事不得先“关白”中书省。在此之前，凡是各地送给皇帝的奏章都要关白中书省，就是给皇帝一份，同时也要给中书省宰相送一份。现在不需要有这套程序了，大大削弱了中书省的权力。
经过胡维庸一案，朱元璋遂下诏罢相：“自古三公论道，六卿分职，不闻设立丞相，自秦姑置丞相，不旋踵而亡。汉、唐、宋虽多贤相，然其中多少人，专权乱政。今罢丞相，设五府、六部、都察院、通政司、大理寺等衙门，分理天下庶务，事皆朝廷总之。以后嗣君，毋得设置丞相，臣下敢以此请者，寘之重典。”从此，中国历史上便再没有宰相这个职务了。
朱元璋废除了丞相，六部直接由皇帝统辖，又以兵部和五军都督府分掌兵事，刑部、大理寺、都察院分典刑狱，使其互相牵制，一切兵刑大权也都总揽于皇帝。在地方机构中，在全国设十三布政使司（俗称省）。并把各省的兵、民、钱、谷分别由布政使、按察使、都指挥使管理；布政使掌民政，按察使掌刑，都指挥使掌兵，叫作“三司”。明太祖为了加强监察机构的职能，在都察院下设监察御史。监察御史出为巡按御史，代皇帝巡视地方，弹劾官吏，监察民情。此外，还设立通政司处理臣民的章奏，规定除田土、诉讼之争，一般民户皆可上书言事。
明朝的制度在废除宰相之后，进行了一次“大手术”。目的只是完全着眼于加强皇权，限制朝臣权力过大。但是朱元璋万万没有想到，他这种改革，对皇帝本人要求是很严的，它要求皇帝本身的才能非常出众。但毕竟一人精力和才能有限。更不幸的是，朱元璋的子孙们大部分懈怠朝政，使得制度本身的缺陷被加倍放大。
成祖即位，命翰林院编修、检讨等官入阁参与机务，称为“内阁”。入阁大学士逐渐又成为实际的宰相，号称“辅臣”。首席大学士称为“首辅”或“元辅”，余皆称“次辅”。这就跟《金瓶梅》提到的蔡太师，其实就是一个变相的宰相的兼指。古代称太师、太傅、太保为“三公”，后多为大官加衔，表示恩宠而无实职，如宋代赵普、文彦博等曾被加太师衔。其二，古代又称太子太师、太子太傅、太子太保为“东宫三师”，都是太子的老师，太师是太子太师的简称，后来也逐渐成为虚衔。有时丞相也可兼太师，张居正曾有八个虚衔，最后加太子太师衔。
此外，自成祖以后，太监权力日盛，皇帝与朝臣都在行政体系中边缘化，明朝的命脉逐渐为宦官集团把握。
太监敢顶半边天
这太监说道：“大人，你不认的我，在下是匠作监太监何沂，见在延宁第四宫端妃马娘娘位下近侍。昨日内工完了，蒙万岁爷爷恩典，将侄儿何永寿升受金吾卫副千户，见在贵处提刑所理刑管事，与老大人作同僚。”
——《金瓶梅》第七十回
《金瓶梅》中不论是谈及官场或是世俗都有太监身影，给人感觉好像明朝时期，太监尤其多，几乎是泛滥成灾了。事实上，明朝时期的宦官也就是太监确实是比较厉害的角色。
宦官专权，一直是困扰明朝中后期的一大弊病。其实早在朱元璋时期，情况并不是很糟糕。朱元璋是极力反对宦官干涉内政的。明代初年，对宦官的限制非常严格，据《昭代典则》记载：
洪武二年（公元1369年）八月，在确定内侍官制时，太祖诏谕吏部说：朕观《周礼》，阍寺不及百人，后世多至数千，卒为大患。今虽未能复古，亦当为防微之计。此辈所事，不过供洒扫，给使令而已。若求善良，百无一二。用为耳目，即耳目蔽；用为心腹，即心腹病。驭之之道，但当使之畏法，不可使之有功。有功则骄恣，畏法则检束，自不为非也。
据《明会要·职官十一》引《明政统宗》载，洪武十年（公元1377年）五月，有一个内侍官因在内廷时间较久，偶而言及政事，当即被太祖斥遣归还乡里，并令终身不得叙用。又对诸臣说：此辈日在左右，其小忠小信，足以固结君心。及其久也，假窃威权，以干政事，遂至于不可抑。自古以此辈乱者多矣。今立法不许寺人干预朝政，决去之……随后又规定内臣不许读书识字。
洪武十七年（公元1384年），朱元璋特铸一个铁牌，上刻文字：“内臣不得干预政事，犯者斩”，置于宫门之中。又敕令诸司，不得与内官监文移往来。
上述文段，都是朱元璋时期对宦官的政策。从开国之初，劝诫不用宦官参政，到最后，下敕令严惩干预政事的宦官，看出朱元璋是下了很大决心整治内廷的。
明初不仅仅对宦官参政有严厉处罚，而且，在一个正常人成为一个真正的太监过程也是很受约束的。明代曾规定，凡自愿阉割要求成为宦官者，事先必须得到官府的批准。一家有四五个孩子以上，愿意将其中的一个孩子阉割者，由相关部门登记造册，待收补之日选用，如果私自阉割，一经发现，将受到重罪处罚，邻居知而不报者，一并治罪。
但是，这一规定并未能严格遵行。从明代录用宦官的实际情况来看，除了按照规定报名就阉、候补收用者之外，朝廷还大量直接录用了那些未经报名起送而私自至京的自宫者。明代宦官录用事务的主管机构为礼部。但是，随着司礼监地位的不断提高，录用宦官的事务逐渐由司礼监会同礼部办理，而宦官机构在实际上已拥有相当的决定权，这以后的内幕操作就更不为人知了。
明初，内廷宦官机构开始设立。明太祖统治期间，宦官机构及有关职官设置变动频繁，宦官数量不断增加，相关机构逐步膨胀。到洪武年间，明代宦官机构及官职设置已基本形成定制。明代的宦官机构，以“二十四衙门”为基本主体。二十四衙门包括有十二监、四司、八局。宦官除在内廷任职之外，还能出任各种外差出使职务。按照原来的规定，这二十四衙门主要只是在皇帝周围服役、为其生活服务的部门。但事实上，明代的宦官已经发展成为极其重要的政治势力，不但掌管了宫廷内有关饮食起居的一般事务，还控制了全国的军政要务。
明成祖朱棣尚为燕王的时候，开始勾结受建文帝压迫的宦官而掌握了建文帝的动向，此后又在其围攻南京时，与宫内的宦官里应外合取得了胜利，登上了皇帝宝座，制造了历史上有名的“靖难之役”。朱棣上台后，也害怕会有失意的宦官像出卖建文帝一样出卖自己，故而不惜背叛祖训，拉拢宦官，有了“出使、专征、监军、分镇、刺臣民隐事诸大权”。
明宣宗即位后，怕他的叔父朱高煦步明成祖的后尘——夺位，对大臣防范更严，对宦官的依靠也愈深。他规定：司礼监的秉笔太监，可以根据内阁所拟字样，按皇帝的旨意，用朱笔批行，称“批红”。
司礼监是明代宦官二十四衙门之一，负责掌司、典簿等，督理皇城内一切礼仪、刑名、钤束长随、当差、听事各役、关防门禁、催督光禄寺供应等事，此外内府各衙门的题奏，均须报请司礼监后方可执行，称为“十二监中第一署”，也是整个宦官系统中权势地位最高者。
由于皇帝的信任，特别在司礼监中设立了秉笔太监的职位，秉笔太监主要负责进行各种奏章的初审。这个职位似乎并不高，但权限却是非常大的，他们发出去的指令，除非皇帝本人的亲自否认，否则，很难判断出指令的真假，毕竟这是圣谕。司礼监“无宰相之名，有宰相之实”。此一制度确立，就完全只有依靠皇帝的勤政来避免太监的权力滥用，而一旦皇帝不理睬政务，无人能加以管制的太监是否擅权就完全取决于太监自己的意愿，这样的取决是很危险的。
同时，明宣宗又废除祖禁，首次在宫中设内书堂，被认为聪明颖悟的太监自小就被纳入其中，由“大学士陈山教习之，遂为定制”。这类太监学堂，成为专门培训宦官集团行政能力的学校，从此宦官多通文墨、晓古今。有些特别优秀的秉笔太监，其文字水平竟可以修饰出于大学士之手的文章辞藻，在行政上亦建立足以与台阁匹敌的实力。明朝第一个开始专权的宦官王振就出自内书堂。
到明朝中期，最高统治集团日渐腐朽，从英宗到武宗都是些昏愦无能之辈，尽管他们仍然抓住高度集权的皇权不放，但已经没有能力像他们的老祖宗那样亲自使用这个权力了。无能引起的猜忌与恐惧使他们对大臣愈来愈不信任。于是，已经获得皇室信任并有了某些大权的宦官，便打着维护皇权的幌子，利用与皇帝朝夕相处的有利条件，乘虚而入，极力迎合，讨得欢心，骗取信任，成为皇帝的耳目、心腹，进而向皇帝施加各种影响，改变皇帝的旨意，甚至把皇帝变为傀儡，形成宦官的专权。
明朝的宦官专权始自英宗朱祁镇统治时期。他九岁即位，太皇太后委政于内阁大学士杨荣、杨溥和杨士奇。“三杨”年高望重，又有太后支持，宦官还有所顾忌。英宗正统七年（1442年），太皇太后病故，三杨一死二病，英宗年少骄纵荒淫，不问政事，大权逐渐旁落于宦官之手。
当时专权的宦官叫王振，他少年时入宫服侍朱祁镇，朱祁镇即位，王振得宠，被任为司礼监太监，管理内外奏章和中央的行政、司法、军事及特务机构。同时在各省遍设镇守太监，以控制地方政府。为名正言顺地掌权，王振在正统七年公然毁去朱元璋禁宦官干政的铁牌。他“导帝用重典御下，防大臣欺蔽”（《明史·宦官传》）。凡对王振不满、不敬的大臣，或下狱至死，或流戍边地；凡对王振趋炎附势的官吏，即可高升，荫及子侄。王振出语即称圣旨，事事不必通过英宗，英宗对他却倾心信任，称之为“先生”，公侯勋戚称之为“翁父”，可谓炙手可热。
明武宗正德时，宦官权势更盛。刘瑾等八个宦官“日进鹰犬、歌舞、角之戏，导帝微行，帝大欢乐之，渐信用瑾”（《明史·刘瑾传》）。让刘瑾掌司礼监，另外，掌管东厂、西厂、锦衣卫的指挥使也是刘瑾的爪牙，使原来的厂、卫分立，变成厂卫合势。刘瑾又设立内行厂，由他亲自指挥，连东、西厂的特务也在侦察范围之内，为害愈烈。京师内外都说有两个皇帝：一个坐皇帝，一个立皇帝；一个朱皇帝，一个刘皇帝。大臣上奏要写双份，先用红本送刘瑾，再用白本送武宗。他还引进许多爪牙死党充当朝中大臣，连内阁首辅焦芳也谄事刘瑾，致令“司礼之权居内阁上”（《明史·阉党传》）。所以当刘瑾事败受审时傲然夸口：“满朝公卿，皆出我门，谁敢问我者！”（《明史纪事本末·刘瑾用事》）
明世宗前期，对宦官势力有所打击和限制，嘉靖八年（1529年）裁革了各地镇守太监，但神宗万历时，税监、矿监、采办又遍布天下了，而且“帝所遣中官，无不播虐逞凶者”（《明史·宦官传》）。宦官人数也由洪武初年的不足百人膨胀到十多万人。
明熹宗时期重用宦官魏忠贤，终于把中国历史上的宦官专权推到登峰造极的地步。魏忠贤是万历的宦官，侍奉皇孙朱由校，很得宠幸。朱由校即位，是为熹宗，目不识丁的魏忠贤竟然升任司礼监秉笔太监。他在宫内选会武艺的宦官组成一支万人武装队伍，作为羽翼；在外收罗一大批无耻官吏作义子走卒，人称“阉党”。文臣有崔呈秀等“五虎”，武将有田尔耕等“五彪”，还有“十孩儿”、“四十孙”等，“自内阁、六部至四方总督、巡抚，徧置死党”（《明史·魏忠贤传》）。
他秉笔批红，掌握朝政，从首辅至百僚，都由他任意升迁削夺；他握有军权，可随意任免督、抚大臣；他也握有经济大权，派亲信太监总督京师和通州仓库，提督漕运河道，派税监四出搜刮民财。“内外大权一归忠贤”。他出门的车仗，形同皇帝，所过之处，士大夫都跪在道旁高呼九千岁。阉党和无耻官吏还竞相在各地为他修建生祠，祠成后，地方官要春秋祭享，官、民入祠不拜者论死。厂卫勾结，大兴冤狱，残害异己官吏，勒索钱财，暴虐百姓。“民间偶语，或触忠贤，辄被擒僇，甚至剥皮、刲舌，所杀不可胜数，道路以目。”（《明史·魏忠贤传》）
思宗即位后，虽然逮捕了魏忠贤，罢逐了阉党，但积重难返，他仍然信任宦官、倚靠厂卫，还振振有词地埋怨大臣，“苟群臣殚心为国，朕何事乎内臣”（《明史·宦官传》），就这样直到明朝灭亡。
明代的宦官人数到底有多少，史书上并无明确记载。但从整体上讲，随着时间的推移，明代宦官的人数呈急剧增加的趋势，由明初的数百人发展到明末的数万人(一说七万人，一说十多万人)。
据沈德符《万历野获编补遗》记载，正德二年（公元1507年）九月，武宗曾严申自宫之禁，但有潜留京师者论死。由于当时宦官格外宠幸，愚民不受其禁，不少人阉其子孙以图富贵，有的一村中自宫者数百人。嘉靖、隆庆以后，自宫的人数越来越多。
玩主坯子皇帝命
且说玉楼见老娘进门，便向金莲说：“蔡老娘来了，咱不往屋里看看去？”那金莲一面不是一面，说道：“你要看，你去。我是不看他。他是有孩子的姐姐，又有时运，人怎的不看他？头里我自不是，说了句话儿‘只怕是八月里的’，叫大姐姐白抢白相。我想起来好没来由，倒恼了我这半日。”玉楼道：“我也只说他是六月里孩子。”金莲道：“这回连你也韶刀了！我和你恁算：他从去年八月来，又不是黄花女儿，当年怀，入门养。一个婚后老婆，汉子不知见过了多少，也一两个月才生胎，就认作是咱家孩子？我说差了？若是八月里孩儿，还有咱家些影儿；若是六月的，踩小板凳儿糊险神道——还差着一帽头子哩！失迷了家乡，那里寻犊儿去？”
——《金瓶梅》第三十回
《孟子·离娄上》说，“不孝有三，无后为大”，传宗接代，对于家庭来说那是头等大事；对于封建帝王来说，那就是国家大事了。
明孝宗弘治皇帝朱■樘，是一个比较受大臣们怀念的皇帝。怀念他，并不是因为他有什么特殊功绩，而是在臣子的眼中，这个皇帝性情温和，中规中矩，乐意听取下属意见，工作态度也还算勤奋，是臣子们最期待的“听话”的好皇上。但是，他当政的时候，明朝社会并没有什么大的景象，只能算是平稳过渡时期。在朱■樘还是太子的时候，就娶了一位北直隶兴济姓张的女孩为妻子，即位后册封为张皇后，此后再也没有立过嫔妃，这位皇帝和皇后一直恪守着一夫一妻制，开创了中国封建历史的一个奇迹（这八成也能算个历史功绩吧）。
然而，这种奇迹的出现也会遭受一些压力，因为张皇后在与弘治结婚数年后，居然一直没有儿子，这让朝野上下急破了脑袋。当然，大臣们着急，并不是人们常说的“皇帝不急太监急”的着急法，而是怕哪天皇帝蹬腿前，还没有留下一个继承大统的人，那时候可能会天下大乱的。于是，无数的奏折飞向弘治，要他再立嫔妃，以便生个龙种，继承大统。皇天不负有心人，弘治也真给大臣们面子，正当大臣们为皇帝无后发愁的时候，内廷突然宣布诞生了皇子，这再次让朝野上下震惊——要不是多年没有，要有就是迅雷不及掩耳。
当时江湖传言那个皇子并非皇后亲生的，可能是弘治皇帝和某个宫女生下的，然后假装是皇后自己的孩子，理由是张皇后这么多年都没生出个孩子，怎么会偏偏这个时候生呢？不过这个理由却不太能站得住脚，因为之前几年没有生不代表后来就不会生，何况在生下这个皇子后，过了几年张皇后又生了一个儿子朱厚炜，可惜过早夭折。
不管真相如何，孝宗终于有后了，国家终于有接班人了。明朝的前九位皇帝中，太祖、成祖、景帝都非长子；英宗、宪宗、孝宗都为庶出，建文帝、仁宗、宣宗在出身时母亲都还没成为皇后，只有这个孩子，是真正意义上皇帝皇后的嫡长子，其继承大统的身份之纯正是独一无二，绝无仅有，弘治皇帝怎么能不开心？
世界上每个角落都缺少不了拍马屁的。弘治皇帝得了个儿子，欣喜若狂，立即有人拍马屁指出了皇子出生的非凡之处，这位皇子的生辰八字非常奇妙，他出生的具体时间应该是亥年戌月酉日申时，正好是申酉戌亥这个排列顺序倒过来，在古代这被看成是个大吉大利的生辰，尤其是据说这个生辰与太祖朱元璋有着某些暗合之处。弘治皇帝更加高兴了，他对这个儿子充满了期望，按照明朝制度，为其取名厚照，厚为辈分，照字则是希望他“四海虽广，兆民虽众，无不在于照临之下”，并很快册封为太子。
或许是因为孝宗弘治小时候的悲惨经历，使得他不想对他的儿子管理太严格，何况朱厚照是他惟一的儿子，也是大明王朝的合法继承人，正是有了孝宗的过度溺爱，造成了明朝皇帝队伍中一个不务正业的帝王出现。朱厚照没有读过太多的书，甚至儒家基本的《论语》都没学完。用现在的标准计算，估计他小学都没毕业。等当上皇帝后，几乎跟书本断绝关系。
但是，朱厚照是一个非常聪明的家伙，属于一个典型的歪才。他在踢球、骑马、打猎、射箭、荡舟、音乐、戏剧等方面都有不错的造诣。他从宫中找了个乐工臧贤，召集了几百个乐艺精通者，组成一个庞大的乐队，时常演练戏曲。朱厚照还自己作曲，曾经亲自写过一首曲子叫《杀边乐》，后来的明代教坊司一直传习了很久。
朱厚照的兴趣过于广泛，也邪门得很，只要是跟皇帝这个职业无关的事情，他都感兴趣，并且时不时地还挑战极限，比如他有时候喜欢和一些动物搏斗，往往是自己亲身上场，也不管对方是猛虎还是豹子，都能坚持上场，即便有时候被抓伤也毫不在意。他还比较好酒，经常和几个近臣一起吃饭，也没什么尊卑之分，就像几个好朋友一样在一起吃酒说笑话，喝的多了，有时候就互相枕着睡，第二天一大早继续被叫起来上朝。朱厚照对皇后和皇妃出奇的冷淡，基本在搬到豹房后就很少和她们来往，所临幸的女人往往在豹房，这些女人大都来自于宫外的进献。
豹房是什么呢？豹房原来是为皇家养一些猛兽的地方，比如哪个国家又进贡了什么奇怪的动物就放在这里，供皇帝大臣随时欣赏。明武宗朱厚照住进去的豹房，应该在皇城的西内太液池西南岸，靠近今日西华门附近一带。这里原有虎城、豹房和百兽房。朱厚照在原有基础上，大兴土木，建设了两百多间宫室，名曰豹房。实际上是集办公场所、宫室、游乐场所的别宫，在这里，朱厚照可以不再受到宫中的拘束。他可以在豹房批阅奏章、娱乐、生活。他还喜欢研究佛经，并学习梵文，请高僧甚至西藏的喇嘛到豹房来为其讲解。这种奢靡的生活，真不知道他是怎么理解“空即是色，色即是空”这句话的。
正德五年，朱厚照统治的天下终于发生了刘六、刘七起义，驻守各地的明军前去镇压。结果，明帝国军队的战斗力之差真是让人目瞪口呆，居然被这些起义者连克数城，以至于京师戒严。朱厚照对这种情况相当不满，他直接调来了边军（戍边军）平叛，果然，边军不费吹灰之力就杀得刘六、刘七无处可逃，全部死于非命。
这件事情改变了朱厚照对军事的看法，他为驻守内地的军队和边军战斗力相差如此之远感到震惊，同时，几个在平叛中立功的军官如许泰和江彬被他召入豹房，侍从左右，朱厚照没事会询问他们一些军事上的问题。
本来豹房中最有权势的人是相当于管家的钱宁，现在，江彬的加入分走了朱厚照对钱宁大部分的宠信，这对钱宁是一个巨大的威胁，从此，所谓的管家派和边将派开始在豹房中进行斗争。有一次，朱厚照亲自下场和老虎搏斗，谁知道这个老虎太过凶猛，朱厚照一时打不过，连忙呼叫钱宁过来帮忙，钱宁非常胆怯，不敢上前，眼见皇帝危险，江彬冲上前去，奋力制服老虎，把它赶回了笼子。朱厚照为了给钱宁一个台阶下，对江彬开玩笑说，我自己本来能制服它，其实不必你来救。不过心底里开始憎恶钱宁了。
朱厚照不满足于在京城玩乐，希望有更广阔的天空，于是他置国政于不顾，带着江彬等人到处寻花问柳，他经常在夜间闯入百姓家逼令女子作陪，遇到中意的，还要带回宫去，使得百姓怨声载道。史书记述，武宗“每夜行，见高屋大房即驰入，或索饮，或搜其妇女，民间苦之”。
正德十二年，武宗化名为总督军务威武大将军总兵官朱寿，到宣府、大同、延绥去巡查西北部边境。在巡查的过程中正值鞑靼小王子带领五万大军南下骚扰。他心血来潮,亲自带兵赶到应州去迎战。这时，小王子已经退走，他却督军穷追，与小王子的小股部队接仗，杀死了对方十六个士兵，己方却死伤了数百人，武宗还认为打了大胜仗，命令金鼓齐鸣，凯旋回京，神气活现地对百官说：“朕在前线亲自斩杀了一敌兵，卿等知道吗？”命令吏部加封朱寿为太师。又命礼部派遣朱寿前往京郊和山东巡查。
由于朝政的荒废，大量百姓流离失所，一场动乱正在酝酿之中，而这场动乱的发起者不是百姓，而是出自明朝皇室。这个人就是宁王朱宸濠，他妄图效仿永乐帝，趁武宗荒于政事，准备秘密叛乱，并于正德十四年扯旗造反。武宗皇帝并未因此而着急，这正好给了他一个南巡的机会，于是他又打起了威武大将军朱寿的旗号，率兵出征，可谁知行到半路御使王守仁已经平定了叛乱。这个消息丝毫没有降低武宗的兴致，他又一手导演了一幕闹剧，他命王守仁将朱宸濠重新释放，由自己亲自再将他抓获，然后大摆庆功宴，庆祝自己平叛的胜利。
这次出征胜利后，他就逗留江南肆意玩乐，一天，武宗亲自驾着渔船在江上打鱼，玩得兴起，不慎跌入江中，差一点被溺死，左右将他救起，由于当时已经是九月天气，江水寒冷，加之武宗已经被女色掏空了身体，自此开始生病，这一病就再也没有好起来。武宗匆匆回到京城之后仍不收敛，照旧纵情宣淫，身体日益虚亏，数月之后，武宗死在了宠爱的女子王满堂的怀里，结束了他荒唐的一生。
王满堂是明代正德年间霸州的著名美人，说她曾进京选宫女不中，返家途中夜宿驿馆时，她做了一个梦，梦中见到一位头环金光、身着金衣的仙人，告诉她说，将来有个名叫赵万兴的人来聘她，此人贵不可言，千万不可错过。回到家后，王满堂偷偷地把她在驿站得到的那个梦告诉了父母，两位老人也觉得定有天命，只是时机未到，心情大好。
谁知此事被一个垂涎王满堂美貌的姓段的道士利用，假冒自己是赵万兴，骗娶了王满堂。之后，他又利用“贵不可言”的预言，召集徒众，占山为王，兴风作浪，自立朝廷，封妻子王满堂为“大顺平定皇后”，还设了左右丞相、文武大臣，每逢三、六、九日，在茅草大殿上接受群臣的朝贺，并像模像样地研讨军国大事。王满堂,这个自认为有皇后命的“霸州美人”，便这样做了个山中皇后，其实，充其量不过是个压寨夫人罢了。
这群乌合之众，跟小孩子过家家一样。朝廷简单一镇压，就土崩瓦解了。不知道为什么，在朝廷砍头的名单中，王满堂被单列出来，送入京师，并被收进豹房。本来打算求富贵的王满堂，前次来京师，由于当时还小，武宗没有看中。这次再次来到京师，经过多年的洗礼，她已经变得老练。为了讨好武宗，她使出浑身解数，深得武宗喜爱。
这时候，明武宗刚从江南游历归京，途中落水染病，本应该调养休息一段时间；可一下子又得了个千娇百媚、令人振奋的王满堂，让他怎么安静得下来，连夜里缠绵芙蓉帐里，颠鸾倒凤，直弄得他精疲力竭。在王满堂进入豹房不到一个月的一个春夜里，明武宗便在王满堂的酥怀中一命呜呼了！
明孝宗弘治小时候郁闷了整个童年，好容易后来做了皇帝，算是有了个补偿；中年得了儿子，本想不让儿子小时候跟自己一样郁闷，没想到却因此弄巧成拙，朱厚照书没念成，皇帝也没做好，大明江山看来他是“照”不住了。朱厚照根本就不是做皇帝的料，最后竟然死在女人的肚皮上，看来，说西门庆是以朱厚照为原型也不无道理。
父母还是亲生好
后月娘归家，开了门户，家产器物都不曾疏失。后就把玳安改名做西门安，承受家业，人称呼为“西门小员外”。养活月娘到老，寿年七十岁，善终而亡。
——《金瓶梅》第一百回
正德十六年（1521年）明武宗死，因无子嗣，即由明宪宗之孙、兴献王朱■杬之子、武宗之堂弟朱厚熜即位，称为明世宗。明嘉靖间，世宗君臣间围绕世宗生父、生母的尊崇典礼而进行论争。历史称之谓“大礼议”。
兴献王朱■杬，是明宪宗成化皇帝的次子,也是明孝宗弘治皇帝最年长的弟弟。孝宗皇帝只有一个儿子就是刚刚去世的正德皇帝朱厚照。随着朱厚照无嗣且自己也英年早逝，孝宗这一脉的子嗣从血统上讲已经绝了，那么按照祖制“兄终弟及”的规定，应该从孝宗弟弟们的脉系里寻找继承人，兴献王一脉显然是最合适的。
在朱厚照去世的当天，慈宁宫联合内阁一起颁布了朱厚照的遗诏:“朕疾弥留，储嗣未建。朕皇考亲弟兴献王长子厚熜，年已长成，贤明仁孝，伦序当立，已尊奉祖训。兄终弟及之文，告于宗庙，请于慈圣皇太后，即日遣官迎取来京，嗣皇帝位。奉礼宗庙，君临天下。”同时皇太后还亲自下了懿旨:“皇帝寝疾弥留,已迎取兴献王长子厚熜来京嗣皇帝位，一切事待嗣君至日处分。”就这样，朱厚熜从一个藩王直接当上了皇帝。
正德十六年四月二十二日，朱厚熜正式坐上了龙椅，明王朝的嘉靖时代开始。在朱厚熜进北京城之前，还发生过这样一件事。
《明史》记载：正德十六年“夏四月癸未，发安陆。癸卯，至京师，止于郊外。礼官具仪，请如皇太子即位礼。王顾长史袁宗皋曰‘遗诏以我嗣皇帝位，非皇子也。’大学士杨廷和等请如礼臣所具仪，由东安门入居文华殿，择日登极。不允”。
朱厚熜走了二十多天才到京城的郊外良乡，停留在这里，因为储君进城是要举行仪式的，他们只能休息，等待第二天仪式的开始。没想到的是，矛盾如此之早的就在京城郊外爆发了。礼仪官要求朱厚熜按照皇子的身份进入北京。而朱厚熜却很固执，坚决拒绝皇太子的身份，否则拒不入城。双方争执不下。最后，张太后亲自下旨，认为国家不可以长时间没有君主，大家还是让一下步，请朱厚熜迅速进宫即位吧！
朱厚熜以“兄终弟及”的方式登上皇帝宝座后，另外一个问题出现了。按照皇统继承规则，世宗要承认孝宗是“皇考”，享祀太庙；自己的生父只能称“本生父”或“皇叔父”。因为嘉靖帝朱厚熜的父亲受封兴献王，他们那一脉是朱家的小宗，理学家根据儒书的规定，认为小宗入继大宗，应以大宗为主。朱厚熜虽不可能成为朱厚照的儿子，却必须作朱■樘（明孝宗）的儿子，以此来表明大宗不绝，使朱厚熜的即位符合理学的规定，即所谓“继嗣不继统”。
照这个说法，朱厚熜应称伯父朱■樘为父亲，称伯母朱■樘的妻子为母亲，而改称自己的父亲为叔父，改称自己的母亲为叔母。从礼法上看，如果追封兴献王为帝，那就是对正德帝不孝；而不追封，对嘉靖个人来说就是对生父的不孝。嘉靖很显然不能接受后者的事实。
朱厚熜即位后第六天，就下诏令群臣议定他自己的生父兴献王为“皇考”，按皇帝的尊号和祀礼对待。这样以支持派张聪、桂萼等新贵和反对派杨廷和父子与许多大臣展开纷争。
首辅杨廷和与礼部尚书毛澄，合著了一篇《崇祀兴献王典礼》，在礼官议兴献王主祀称号时，“廷和检汉定陶王、宋濮王事授尚书毛澄曰：‘是足为据，宜尊孝宗曰皇考，称献王为皇叔考兴国大王，母妃为皇叔母兴国太妃，自称侄皇帝名，别立益王次子崇仁王为兴王，奉献王祀。有异议者即奸邪，当斩。’”《明史·杨廷和传》。
毛澄依照杨廷和的意思，在正德十六年（1521年）五月七日率臣奏言，除举汉定陶王、宋濮王两例为据外，特引程颐之言曰：为人后者，谓所后为父母，而谓所生为伯、叔父母，此生人之大伦也。然所生之义，至尊至大，宜别立殊称。曰皇伯、叔父某国大王，则正统既明，而所生亦尊崇极矣。（《明史·毛澄传》）
汉代定陶王和宋代濮王的故事被他们拿来套用。汉成帝一直都没有儿子，于是他在宗亲中选择了共王的儿子定陶王立为皇太子，并将其作为自己的儿子养在身边一直到其继位成为汉哀帝。为了延续共王的子嗣，又从楚孝王那里选择了一个孙子以继作共王的子嗣来接替共王的位置。宋代的例子和这个基本差不多，宋仁宗也没有儿子，于是从濮王那里找了个孩子养在宫中改名变成自己的孩子以备继承皇位，这个孩子就是后来的宋英宗。
这年七月观政进士张璁上疏：“朝议谓皇上入嗣大宗，宜称孝宗皇帝为皇考，改称兴献王为皇叔父兴献大王，兴献王妃为皇叔母兴献大王妃者，然不过拘执汉定陶王、宋濮王故事，谓为人后者为之子，不得复顾其私亲之说耳……比有言者，遂谓朝议为当，恐未免胶柱鼓瑟而不适于时，党同伐异而不当于理，臣固未敢以为然也。夫天下岂有无父母之国哉！臣厕立清朝，发愤痛心，不得不为皇上明辨其事。”
张璁指出：汉哀帝、宋英宗为共王、濮王之子，是因成帝、仁宗无子，皆预立为皇嗣，养于宫中，尝为人后。今武帝已嗣孝宗十七年（实十六年），“臣读祖训曰：凡朝廷无皇子，必兄终弟及……今武宗无嗣，以次属及，则皇上之有天下，真犹高皇帝亲相授受者也。故遗诏直曰：‘兴献王子伦序当立。’初未尝明著为孝宗后，比之预立为嗣养之宫中者，其公私实较然不同矣。”
世宗得张璁疏，曰：“此论出，吾父子获全矣。”然廷臣大骇，群起攻击张璁。杨廷和说：“秀才安知国家事体。”于是张璁被黜为外官。恰巧当时宫中发生火灾，杨廷和趁机指出，这正是天老爷对违反礼教之徒的一种惩罚，朱厚熜必须称亲生父亲为叔父，称亲生母亲为叔母，上天才会高兴，才会保佑明朝，不然会受到上天的惩罚。朱厚熜母子自问不能抗拒上天，只好照办。
早在正德十六年九月二十五日，嘉靖的母亲蒋王妃来到京城，跟儿子团聚。当她走到了北京城郊时，嘉靖提出要以母后的仪仗，从大明中门入宫，并祭拜太庙，顿时朝野舆论大哗，张璁派和杨廷和派互相争执闹得不可开交。
城外的蒋王妃也不甘寂寞，她在听说嘉靖要称呼孝宗为皇考时，不禁大怒，对身边的迎接官员高呼：“我的儿子！为什么要变成别人的儿子！”愤怒之余，蒋王妃宁愿在城郊简陋的行驿住着，在自己的丈夫没有获得尊号之前，拒绝入城。世宗则以“避位奉母归”要挟大臣。杨廷和只好同意世宗父母为帝后。但是，礼议之事并未就此完结，朝臣因议礼而形成的派别斗争旷日持久。
嘉靖二年（1523年），张璁与桂萼、胡铎互相辨析大礼议。是年十一月，桂萼上疏，重申大礼议：“今礼官失考典章，遏绝陛下纯孝之心，纳陛下于与为人后之非，而灭武宗之统，夺献帝之宗，且使兴国太后压于慈寿太后，礼莫之尽，三纲顿废，非常之变也……臣闻非天子不议礼；天下有道，礼乐自天子出。臣久欲以请，乃者复得席书、方献夫二疏。”
嘉靖三年(1524年)四月，嘉靖正式下令恢复旧称，伯父仍称伯父，父亲仍称父亲，追尊世宗父母为“本生皇考恭穆献皇帝”、“本生圣母章圣皇太后”。理学家卫道士又一次大为震动，杨廷和的儿子杨慎（杨廷和离职归家）尤其激烈，他大声疾呼说：“国家养士一百五十年，仗节死义，正在今日。”另一位大臣王元正也哀号说：“万世瞻仰，在此一举。”于是包括各部尚书在内的全体高级官员数百人，一齐集合在左顺门外，匍匐跪下，大喊朱元璋和朱■樘的帝王称号。虽然有宦官奉朱厚熜的命令前来劝解，可是群臣依然“伏地如故”，进行抗议。他们誓言在朱厚熜不改称父亲为叔父、母亲为叔母之前，哭声绝不停止。
朱厚熜龙颜大怒，当场命令锦衣卫逮捕了为首的八名大员，将五品以上的官员夺去俸禄，五品以下官员进行廷杖，有十六人被当场打死。余人全部逐出朝廷，分别受到入狱、夺俸、贬官、戍边等处罚。他用武力平息了这场长达三年的“皇考”之争。
所谓“大礼议”之争，表面上是“继统”与“继嗣”的礼仪形式之争，而实际上是蕴涵着皇权与阁权的政治之争，以及学术思想上正统朱（熹）学与新兴王（阳明）学之争。
守旧的旧臣阁老们所遵循的是绝对的程朱理学，他们做的任何事情都是按照这个“理”去衡量，逐渐形成了一种形而上学的观点，认为是普遍存在的根据，也是最深层的价值源泉，没有一个东西能够动摇它，万事万法都依它而生。杨廷和在“大礼议”一开始就表明：“惟宋儒程颐《濮议》最得义理之正，可为万世法。”而张璁等人所遵循的是新兴的王学，即王阳明之学。他的一些主张跟程朱理学恰恰相反，承认人欲，率性而为。正如杨慎等人上书言：“臣等与萼辈学术不同，议论亦异，臣等所执者，程颐、朱熹之说也；萼等所执者，冷褒、段犹之余也。”两种不同的观念相撞，自然产生激烈的火花。
新兴王学挑战了一下作为统治者驾驭百姓的好工具——程朱理学，并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但是，这种新的思想却给明朝后期的社会带来极大的负面影响。
特务行业很吃香
西门庆道：“你妇人都知道些什么？陈亲家是我的亲家，女儿、女婿两个孽障搬来咱家住着，平昔街坊邻舍恼咱的极多，常言：机儿不快梭儿快，打着羊驹驴战。倘有小人指搠，拔树寻根，你我身家不保。”
——《金瓶梅》第十七回
提起明朝特务机构，人们自然会想到锦衣卫、东厂、西厂，围绕这几个组织，可说是有着说不完的话题。
早在洪武年间，朱元璋为巩固皇权，防范臣民造反，就利用特务人员，“专主察听京大小衙门官吏不公不法，及风闻之事”（刘辰《国初事迹》）。他杀了宰相胡惟庸以后，又设立了专门的特务机构——锦衣卫。
锦衣卫是皇帝的侍卫机构。前身为太祖朱元璋时所设御用拱卫司。明洪武二年(1369年)改设大内亲军都督府。洪武十五年（1382年）改称“锦衣卫亲军指挥使司”，表面上是京城直卫亲军指挥使司的二十六卫之一，实际上则是由皇帝本人直接指挥，只对皇帝负责，是皇帝侍卫的军事机构。
明太祖朱元璋设置锦衣卫，按照《明史·职官五》说：“锦衣卫掌侍卫、缉捕、刑狱之事，恒以勋戚都督领之……盗贼奸宄，街涂沟洫，密缉而时省之。”“侍卫”，本就是皇帝的亲兵；“刑狱”，自己可以断狱；加之“密缉”，则又说明其特务机构性质。明太祖的锦衣卫，则以消灭功臣为目的，罗织罪状，置无罪者于死地。《明史·刑法志》说：“胡惟庸、蓝玉两（大臣）案，株连且四万（人）。”大部分功劳都应该算在这些锦衣卫身上，足见其酷烈程度。
锦衣卫的首领称为指挥使（或指挥同知、指挥佥事），一般由皇帝的亲信武将担任，很少由太监担任。其职能是：“掌直驾侍卫、巡查缉捕。”可见，锦衣卫有两个职责。一是负责执掌侍卫、展列仪仗和随同皇帝出巡，基本上与传统的禁卫军没什么两样；二是“巡查缉捕”，其实朱元璋建立锦衣卫的初衷也只是用来卤簿仪仗，但后来由于他大肆屠戮功臣，感觉传统的司法机构刑部、大理寺、都察院使用起来不太顺手，于是将锦衣卫的保卫功能提升起来，使其成为皇帝的私人侦探。负责侦缉刑事的锦衣卫机构是南、北镇抚司，其中北镇抚司专理皇帝钦定的案件，拥有自己的监狱（诏狱），可以自行逮捕、刑讯、处决，不必经过一般司法机构。
南、北镇抚司下设五个卫所，其统领官称为千户、百户、总旗、小旗；普通军士称为校尉、力士。校尉和力士在执行缉盗拿奸任务时，被称为“缇骑”。缇骑的数量，最少时为1000人，最多时多达60000之众。锦衣卫校尉一般从民间选拔孔武有力、无不良记录的良民入充，之后凭能力和资历逐级升迁。同时，锦衣卫的官职也允许世袭。
明太祖担心自己死后，下一代皇帝驾驭不了文武功臣，所以他几兴大狱，假借了若干由头，连杀带整，把辅佐他打天下的文武功臣差不多灭了个干干净净。但是这类案子，事出有因、查无实据，如果交给朝官们按法办理，就有可能旷日持久，甚至定不了案。所以就把这些案子作为诏狱交给锦衣卫办理。上至宰相藩王，下至平民百姓，都处于他们的监视之下，对他们的命令只要稍有拂逆，就会家破人亡。
和锦衣卫有密切关系的一种刑法，叫“廷杖”，即殿廷上责杖进谏触怒或有过失的大臣，以提高皇帝的威权。行刑者为锦衣卫校尉，他们都受过严格训练，技艺纯熟，能够准确根据司礼太监和锦衣卫指挥使的暗示而掌握受刑人的生死。如果这执行人两脚像八字形张开，表示可留杖下人一条活命；反之，如果脚尖向内靠拢，则杖下人就只有死路一条了。
锦衣卫抓人，往往先在僻静地方打一顿，名为“打桩”，而后再送入狱。一般说来，一入狱门，便无生理，入狱者“五毒备尝，肢体不全”（傅维鳞《明书》卷七三），足见用刑之残酷。以致锦衣校尉过门，臣民如临大盗，弄得人心惶惶，怨声载道。为平息民怨，洪武二十年，朱元璋下令焚毁锦衣卫刑具，并停止其诏狱权。洪武二十六年（1393年），他就下诏“内外狱无得上锦衣卫，大小咸经法司”。还算有点人性，锦衣卫权力缩小，国家走向“法治”。
明世宗初年，锦衣卫职权又开始缩小，改为“惟察不轨、妖言、人命、强盗重事”（《明史·刑法志》），即把矛头专门指向政治上的反对派和民间宗教团体。
然而，在这之前，明成祖夺取帝位时，为镇压反对派，在锦衣卫中增设北镇抚司，专治“诏狱”，为害更烈。
并且明成祖还建了与锦衣卫相同性质的东厂。东厂始于明成祖，一开始就是从收买建文帝身边的宦官、刺探消息起家的机构，其特务性质更为明显，所以正式建立后即专以宦官负责，专门“缉访谋逆妖言大奸恶等”。
在明成祖眼里，锦衣卫到底是外官，终不如内官可靠。在发动“靖难之役”夺取了侄子的皇位后，朱棣的精神一直处在高度紧张中，一方面，建文帝未死的流言不时出现，另一方面，朝廷中的很多大臣对新政权并不十分支持。为了巩固政权，朱棣迫切需要一个强有力的专制机构，设在宫外的锦衣卫使用起来并不是很方便，于是决定建立一个新的机构。在朱棣起兵的过程中，一些宦官出过大力，所以在他心目中，还是觉得宦官比较可靠，而且他们身处皇宫，联系起来也比较方便。
永乐十八年（1420年），明成祖朱棣增设东厂，设立于北京东安门北。职掌与锦衣卫相同，其属官、隶役均由锦衣卫官卒中选任，再收罗一些地痞流氓做爪牙。所不同的是：皇帝指派亲信宦官做东厂的提督，一般由司礼监秉笔太监第二人或第三人担任，称“督主”；锦衣卫向皇帝报告要具疏上奏，东厂可口头直达；皇帝还赋予东厂督主以监督锦衣卫人员的权力。这样，厂权高于卫权，宦官又直接控制厂权，使宦官拥有随意逮捕、刑讯、杀戮臣民的特权，从而加速了宦官专政的进程。
那时，每月初一，东厂派出成百上千隶役到各官府及锦衣卫去听会审大狱、考掠重犯，叫“听记”；或去各官府、各城门缉访，叫“坐记”。东厂隶役听到什么秘密上报，叫“打事件”，要及时报告隶役长——裆头，再由东厂督主直转报皇帝。连民间琐事、夫妻口角也得连夜报进宫去，弄得朝野内外“上下惴惴，无不畏打事件者”（《明史·刑法志》）。
东厂是后来居上。由于东厂督主与皇帝的关系密切，又身处皇宫大内，更容易得到皇帝的信任。东厂和锦衣卫的关系，逐渐由平级变成了上下级关系，在宦官权倾朝野的年代，锦衣卫指挥使见了东厂厂主甚至要下跪叩头。
明宪宗成化十三年（1477年），为加强特务统治又增设西厂，设于旧灰厂，人员比东厂多一倍，以宦官汪直为提督。汪直利用西厂“屡兴大狱”，建立五个月，“士大夫不安其职，商贾不安于途，庶民不安于业”（《明史·商辂传》）。特务活动范围已不限于京师，“自诸王府、边镇及南北河道，所在校尉罗列”（《明史·汪直传》），民间斗鸡骂狗，也在缉拿之列。汪直专权六年，“冤死者相属”，公卿慑服。西厂特务侦缉各地，引起朝野反对，后被迫撤销。明武宗时大宦官刘瑾专权，又恢复西厂，刘瑾倒台后又被撤销。
西厂成立，本来只是为了替皇帝刺探消息，但汪直为了升官发财，拼命地构置大案、要案，其办案数量之多、速度之快、牵扯人员之众都远远超过了东厂和锦衣卫。西厂在全国布下侦缉网，主要打击对象是京内外官员，一旦怀疑某人，就立刻加以逮捕，事先不必经由皇帝同意，之后当然就是严刑逼供，争取把案件弄得越大越好。对一般百姓，其一言一行只要稍有不慎，就会被西厂以妖言罪从重处置。
在这种情况下，西厂仅仅成立5个月，就弄得朝野上下人心惶惶，以大学士商辂为首的辅臣集体上书，向宪宗痛陈西厂之危害，并将汪直办下的不法之事一一举报。宪宗收到奏章后为之震惊，于是撤销西厂，遣散了西厂的人员。但没有西厂的日子总让宪宗觉得没有安全感，一个奸臣戴缙在得知皇帝心思后，主动上书，大肆吹捧汪直。宪宗大喜，立刻恢复西厂，废与开之间，只相隔一个月。汪直复出后，更加严酷地办案，戴缙也得以升职。
在此后的五年里，汪直领导西厂又办下了无数“大案”，将反对自己的朝臣如商辂等一一剪除，他的权势也达到了极点。但俗话说“物极必反”，汪直极度膨胀的权力不能不引起皇帝的警觉，在其后的权力角逐中，汪直失败，被调出京城，西厂也随之解散。几年以后，汪直在失意中死去。
到了宪宗的孙子武宗继位后，大太监刘瑾掌权，宦官势力再度兴起，西厂复开，由太监谷大用领导。好笑的是，西厂与东厂虽然都受刘瑾的指挥，但两者之间不是互相合作，而是争权夺利，互相拆台。为了改变这种情况，刘瑾又自建了一个内行厂，由本人直接统领，其职能与东厂、西厂一样，但侦缉范围更大，甚至包括东、西厂和锦衣卫。一时间，锦衣卫、东厂、西厂、内行厂四大特务机构并存，缇骑四处，天下骚动。直到五年后，刘瑾倒台，武宗才下令撤销西厂和内行厂。
锦衣卫、东厂、西厂合称厂卫，是明朝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统治高度强化的标志之一。这类系统，基本上贯彻于整个明王朝的始终。《明史·刑法志》把它们与“廷杖”加在一起，称之为：“明之自创，不衷古制。”一语道破了贯穿明王朝的特别专制的酷政性质。
平民组织闹党派
即令堂候官取过昨日科中送的那几个名字与他瞧。上面写着：“王黼名下书办官董升，家人王廉，班头黄玉，杨戬名下坏事书办官卢虎，干办杨盛，府掾韩宗仁、赵弘道，班头刘成，亲党陈洪、西门庆、胡四等，皆鹰犬之徒，狐假虎威之辈。乞敕下法司，将一干人犯，或投之荒裔以御魍魉，或置之典刑，以正国法。”
——《金瓶梅》第十八回
中国古代多把为政治私利而结成的排斥异己之宗派集团称为“朋党”，故《论语》云：君子“群而不党”，《荀子》曰：“朋党比周以环主图私务，是篡臣者也。”然而事实上，受儒家思想影响的士大夫们，一面叫嚣着不要结党营私，另一面却又竭尽全力地组织自己的利益集团。他们把不听任自己的集团称为朋党，同时组成一个反对集团来共同讨伐，在不知不觉中，另一种形式的朋党利益的团体也出现了。大臣们互相指责对方为朋党，并因此而引起党争、酿成党祸，其最烈者如东汉的党锢之祸，唐代的牛、李之争，北宋的新旧两党，以及明代的东林党争。
明朝建立之初，上上下下都受到过战争的破坏，人们一心想修补战争创伤，稳定社会，再加上朱元璋等人的勇武果敢，此时的明王朝处于百废待兴的局面，所以，太多的矛盾都被这股热潮所掩盖。等到明代走到中后期，统治阶级内部的斗争逐渐开始显露出来，进而变得十分复杂尖锐。自从明成祖时起，宦官开始嚣张起来，逐渐成为一个特殊的集团，在宫廷中形成一种势力，并且得到皇帝本人的支持。
嘉靖时，宦官的势力受到排斥，而转变成权臣专政的局面。故世宗、穆宗、神宗时“内阁始专”。内阁大学士开始有首辅、次辅和群辅的区别。首辅位极人臣，一切朝政都归其调度。为争夺首辅的权位，大学士联册结党，攀引门生,互相倾轧排挤,采用各种权术打败竞争者，形成长期的门户之争。如张璁因迎合世宗，在“大礼议”后成了内阁首辅，“颐指百僚，无政与抗者”。及至后来，夏言、严嵩、徐■等也都通过类似的手段先后彼此取代。特别是严嵩入阁二十年，执牛耳凡十五年，一意媚上，窃权罔利，“握权久，遍引私人居要地”。
万历时期，出现了以地区乡土为界限划分出的帮派，其实这种以乡土为界限的党派每朝每代几乎都有，毕竟中国人还是比较注重乡土情结的。万历时期所谓的“老乡”党派不但多，而且势力大。这些党派有山东人的齐党，湖北人的楚党，安徽宣城人的宣党，江苏昆山人的昆党，浙江人的浙党，而以后者（浙党）声势较大。浙党首领沈一贯、方从哲先后出任过内阁首辅。除了这些，还有一个大的党派，这一部分人在经济上没有什么豪门巨富，政治上没有什么势力，只是一厢情愿地为了挽救明朝的统治危机，形成的一股政治力量，被他们的反对者称为“东林党”。
万历三十三年（1605年），被明朝政府革职的吏部郎中顾宪成，与同好高攀龙、钱一本、薛敷教、史孟麟等人，在他的故乡无锡东门东林书院讲学。顾宪成认为：“官辇毂，志不在君父；官封疆，志不在民生；居水边林下，志不在世道，君子无取焉。”因此他们经常“讽议朝政，裁量人物”，抨击当权派。一时“士大夫抱道忤时者，率退处林野，闻风响附”，一部分在职官吏如李三才等也“遥相应合”。东林党就是以此而得名。
宣党首领汤宾尹是宣城人，昆党首领顾天峻是昆山人，浙党首领沈一贯、方从哲都先后出任内阁首辅，本身就是当权派的人物。这些党派相互之间也有矛盾，但他们却有一个共同的目标——“务以攻东林排异己为事”。
明神宗万历的皇后无子，王恭妃生子常洛（即光宗），郑贵妃生子常洵（即福王），常洛为长。但神宗宠爱郑妃，欲立常洵，乃迁延不立太子。双方焦点就集中在这立谁为太子的事情上。内阁大学士王锡爵、沈一贯、方从哲等先后依偎万历身边。而东林党人上疏反对，各党派又群起反对东林。
万历十四年朝廷对策时，顾宪成针对皇太子册立问题直言不讳指出：“皇太子国之本也，忠言嘉谟国之辅也，两者天下公也。郑贵妃即奉侍勤劳，以视天下犹皇上一己之私也，以一己而掩天下，亦以偏矣。”万历二十一年再次上疏：“昔人有言：天下事非一家私事。盖言公也。况以宗庙社稷之计，岂可付之一人之手乎。”
东林党与对立各派之争，并不仅仅是在册立太子的问题上，还有其他别的方面的东西。如史书所说，“以立储(皇太子)为主脑，三案为余波，察典特报复之具”。于是有“国本”之争、三王并封之争、福王就国之争。仅在立太子的问题上，东林党和它的反对派就有长达二十余年的争论。这期间，双方都还利用其他事件不失时机地打击对方，其中“京察”就是一个作为打击对方的手段。
“京察”是明代考核京官的一种制度，规定六年一次，称职者予奖或晋升，不称职者处罚或斥退。很明显，掌握这个权力就是把持了朝廷的人事大权，可以有很大人为性任职和罢免官吏。
万历三十三年(1605年)的京察，由东林党人、吏部侍郎杨时乔主持。在京察中提出几个倒霉蛋，决定要处分的人，其中就有几个是首辅沈一贯的党羽。由于沈一贯蒙蔽了万历帝，他的党羽钱梦皋等人受到包庇，未遭处分，而杨时乔反被严旨斥责。东林党人和其他一些朝臣一再奏劾沈一贯遍置私人、蒙上箝下，沈一贯被迫谢病不出，于次年致仕（辞职了）。
转眼到了万历三十九年（1611年），当年的京察，由东林党人、大学士叶向高主持，这一次，齐、楚、浙、宣、昆等党里面一些人物被罢了官。但在南京(时称留都)则出现了另一种局面。这次在南京主持京察的，是齐、楚、浙党方面的官员，他们就合谋排斥了所有支持东林党领袖之一李三才一派的人。双方矛盾可谓越积越深。
万历四十五年(1617年)京察时，方从哲秉政，齐、楚、浙等党多居要职，于是又“尽斥东林”。
熹宗天启年间，党争达到高潮。最初，东林党曾占上风。不久,反东林诸党与宦官魏忠贤相勾结，形成“阉党”，对东林党施以残酷的报复。魏忠贤使人编《三朝要典》，借“梃击”、“红丸”、“移宫”三案为题，打击东林党，更唆使其党羽造作《东林党点将录》等文牍，想把东林党人一网打尽。
天启五年(1625年)三月，许显纯对已投入狱中的东林党人汪文言严刑拷打，迫他诬陷杨涟、左光斗等人在“封疆案”中接受熊廷弼的贿赂。所谓“封疆案”是指熊廷弼经略辽东，防守有方，但朝廷又派根本不懂军事的阉党王化贞为辽东巡抚。天启二年，在后金军队的进攻下，王化贞丢了重镇广宁，一败涂地。朝廷判熊、王两人死罪，尚未执行。至此，阉党就设计诬陷东林党人。汪文言宁死也不肯诬陷杨涟(字大洪)等人，他在受刑时大呼：“世岂有贪赃之杨大洪哉!”许显纯用毒刑害死了汪文言，又捏造汪的供词，诬陷杨涟等六人受贿。于是魏忠贤用皇帝的名义，下旨逮捕东林党人杨涟、左光斗、袁化中、魏大中、周朝瑞、顾大章(时称六君子)，并将受牵连的赵南星等十五人削籍为民，提问追“赃”。随后，又有几次残酷的迫害，《明史》感叹：“明代阉宦之祸酷矣，然非诸党人附丽之，羽翼之，张其势而助之攻，虐焰不若是其烈也。”
崇祯元年(1628年)，魏阉势力被迅速打压下去，东林党人才免遭毒手，被害的东林党人被平反昭雪，但阉党的势力并没有被彻底铲除，东林党同它的斗争一直继续到明朝灭亡。
继承东林党风范的为复社，这也是一个党派组织。复社是崇祯六年在苏州虎丘成立的。领袖人物为张溥、张采，时人称为“娄东二张”。在明崇祯后期，清军压境，一部分江南士大夫，继东林党而起，组织团体，也主张改良政治，以谋挽救明王朝的统治，大仓人张溥（天如）和张采等人合并江南的若干文社，称复社。其成员多是青年士子，先后共计2000多人，声势遍及海内，“成于数人之志，而后渐广以天下之意”。他们大都怀着饱满的政治热情，以宗经复古、切实尚用相号召，切磋学问，砥砺品行，反对空谈，密切关注社会人生，并实际地参加政治斗争，可以说是东林党的继续和发扬。
东林党人对“朋”和“党”有了不同于前人的认识。他们不讳言“党”，常以“吾党”自称。顾宪成说：“君子在朝，非君子自能在朝也，本之君子之领袖为之连茹而进也。”至于后来的复社更是优于东林。复社是以德高望重者为盟主，基层以社长为中心，以集中聚会形式整合意见，以章程盟约为约束机制，它有统一的社规和相对成型的组织系统，在内部实行各司其职的分工管理。复社规模、影响之大，活动地域之广，居我国古代历史上诸文社之首。直到清朝顺治九年(1652年)，复社被清政府取缔。
亲兄弟得明算账
不说普静老师幻化孝哥儿去了，且说吴月娘与吴二舅众人，在永福寺住了十日光景，果然大金国立了张邦昌在东京称帝，置文武百官。徽宗、钦宗两君北，康王泥马渡江，在建康即位，是为高宗皇帝。拜宗泽为大将，复取山东、河北。分为两朝，天下太平，人民复业。
——《金瓶梅》第一百回
大宋王朝到了宋徽宗、宋钦宗爷俩手中，算是倒霉透顶了，先不说他们自己荒淫不荒淫的事情，单说堂堂一个中央大国，竟然被大金国把老家给端了。差一点把祖坟都给刨了。要不是赵构这小子有点鬼机灵，建立了南宋小朝廷，说不定宋朝历史就得从“靖康之难”结束。刚刚不到几百年，大明王朝走到明英宗的时候，也出现了一件几乎亡国的事件——土木堡之变。
原来，蒙古瓦剌部本来有三支力量比较强大的部落，他们的首领其一马哈木，其二太平，其三把秃孛罗。永乐年间，明朝封赏三个部落，马哈木为顺宁王，太平为贤义王，秃孛罗为安乐王。
三个部落之一的马哈木在进攻鞑靼部阿鲁台时被杀，其子脱欢被俘。日后，脱欢被放回，反戈一击，为父报仇。他被明朝允许袭父爵，也称“顺宁王”。英宗正统初年，脱欢杀掉“贤义王”和“安乐王”，兼并瓦剌各部，成为一方强主。他本想自称可汗，但诸部多有不允，无奈之余，只得又捡出元朝皇族的一个后代脱脱不花为“大汗”，脱欢自己当“丞相”。正统四年，脱欢病死，其子也先袭位，称“太师淮王”，实际上他才是北元真正的主人，脱脱不花只不过是挂名傀儡而已。每次向明朝入贡，也先和脱脱不花都各派使节，明朝也是假装糊里糊涂，平等对待来使，没把“顺宁王”使臣置于脱脱不花使臣之下。
英宗正统十年(1445年)，也先集结沙州、罕东和赤斤蒙古诸部进攻哈密卫。哈密重地，落入也先掌握之中。明廷对此不仅不救，还敕令修好，怂恿了也先的野心。此后，也先开始觊觎明朝西北边地。当时，大同的巡抚罗亨信上奏，提醒明廷在直隶以北战略要地增设防御工事，无奈当时宦官王振把持朝纲，而王振又与也先有勾结，任兵部尚书的邝野畏惧王振威权，不敢对此事拍板定夺。这不仅仅延误了防务也先的时机，同时反而增强了也先的野心。
也先与明朝试探性的动作，是朝贡事件。瓦剌在最早向明朝进贡的时候，派遣的使臣只有三五十人，这些人在北京等地总是受到明朝政府级别很高的接待，并且按人头赐银颇丰。一来二去，瓦剌觉得这种“打秋风”方式回报多且快，就不停增派“贡使”的人数。到了也先时代，每次均有一两千人之多。明朝负责接待的礼部对此早有发觉，屡次告诫瓦剌贡使不能越来越多，但也先我行我素，不断增派。正统十四年(1447年)春，也先遣“贡使”两千人入京，这还不算，他又诈称人数是三千人，以冒取明朝的回赐。同时，他们带来向明朝“进贡”的马匹，也多疲劣不堪，以次充好。
王振得知此事后，告知礼部：“只按实来人数赐银，一个子儿也不多出。至于马价，以质论价，绝不能花买人参的钱买回萝卜。”
此外，在数次通贡过程中，明朝的各级“通事”(外交接待人员)收受了也先大笔贿赂，尽告国内虚实。也先曾要求明朝嫁公主于自己，明廷内部不知道，高级通事却已经答应下来。这次“贡马”，也先让使者向明廷表示是“聘礼”，朝廷才知道下边有人“许婚”。王振遣礼部以皇帝名义答诏，明白告诉对方，朝廷没有许婚之意。“也先益愧愤，谋寇大同。”
八月，也先联集塞外蒙古及诸番部落，分三路入寇。也先本人统中路军，率军直攻大同；“可汗”脱脱不花自兀良哈率军，侵入辽东；阿剌知院率军，进逼宣府(今河北宣化)。
数十年过去，明太祖、明成祖那一茬兵将老的老，死的死，明军战斗力远远不如从前。当也先瓦剌军进至猫儿庄(今内蒙察哈尔右翼前旗)时，明将吴浩迎战，交手即败，他本人也战死。四天之后，大同总督军务宋瑛率数万明军迎堵也先于阳和口(今山西阳高)，本来兵势不弱，但监军的太监郭敬无勇无谋，胡乱指挥，使得明军大败，一军尽没。西宁侯朱瑛等人战死，只有太监郭敬躲在草丛中才捡得一命。
这样一来，瓦剌军势如破竹，连陷塞外诸军事堡垒。而瓦剌的阿剌知院所率军队又从独石口南下，占据了马营堡(今河北赤城)。心惊之下，马营堡守将弃堡逃遁。阿剌知院乘胜又攻下永宁城(今延庆)。
诸路败报频传，北京的王振不忧反喜，觉得自己应该抓住这个机会，再立大功以示威，使自己在朝中威望更上一层楼。极力蛊惑，劝明英宗“亲征”。
明英宗此时已经二十三岁，他自小就喜欢观看军队演操习武。一心想着像太祖、成祖那样一生戎马，屡经战阵。然而，明英宗仅仅是金笼贵鸟，哪里见过真正的战场。王振提出“亲征”，明英宗欣然同意。
消息传出，以吏部尚书王直为首的大臣纷纷上谏，苦劝英宗皇帝千万不要“御驾亲征”。也先几万人的敌寇，犯不着大明皇帝亲自出马。英宗不听,反而下令兵部两天内一定要调集五十万人马。“事出仓猝，举朝震骇。”
1447年阴历七月十七日，王振、明英宗率五十万胡乱集合的人马从京城出发，留英宗异母弟郕王朱祁钰在北京留守。至于阁臣曹鼐、张益，英国公张辅，兵部尚书邝野等六部尚书，全部随驾从军。也就是说，三分之二的政府要员，全部随皇帝而行。
秋雨时至。几十万大明军，冒着凄风苦雨，出居庸关，沉重前行，过怀来，至宣府。“连日风雨，人情汹汹，声息愈急。”随驾群臣察觉士气低落，接连在军中上表，恳请英宗皇帝回鸾。王振大怒，罚兵部尚书邝野等人于草中长跪。
阴历八月初一，数十万明军终于得抵大同。瓦剌部也先见状，佯装避去，实际是想诱敌深入。王振一意孤行，坚持进军。恰巧此时在前线跑回来的太监郭敬，告诉了前线情况，王振听后，又害怕了。转而又劝英宗退军。明军八月初一到大同，八月初二即“班师”。真是“兵贵神速”,五十万人马，原路后撤。
本来，明军应该经大同由居庸关回北京。中途，王振想衣锦还乡，让英宗去自己的蔚州老家辉煌一下，便下令改道由紫荆关(今河北涞源)入京。结果，大军惊惶退走，到处踩踏庄稼，王振又怕老家的乡邻田地也被蹂踏，在距蔚州四十里地时，他改主意，命令大军向宣府方向行进，仍从居庸关返回。如此反复逡巡，不仅使也先军队追了上来，又使明军侧背全然暴露给了瓦剌军。就这样，拖了八天之久，明军才退至宣府。同时，也先骑兵，一路追赶，恰巧跟上。
八月十三日，明军退至怀来以西的土木堡。土木堡并非是一个军事据点，其地原名“统幕”，讹称为“土墓”、“土幕”、“土木”，不仅未有城墙护池，荒地也无水草，明军掘地两丈多深也挖不出水来。土木堡南面十五里处有一条河，却已经被也先派人首先占据。明军水源被断，军心大乱。“兵士争先奔逸，势不能止。”
瓦剌军四面围攻，骑兵蹂阵而入，挥长刀砍杀明军，“大呼解甲投刀者不杀”。于是明军士兵“裸袒相蹈藉死，蔽野塞川”。朱祁镇与亲兵乘车突围，不得出，被俘。明50万大军，“死伤过半”。王振也死于乱军之中。有一说，王振是被扈卫军官樊忠以大锤击杀，而《明史》中讲,“(王)振乃为乱兵所杀”，应该是混战中被瓦剌军砍死或者被自己人逃跑时踩踏而死。
此一战役，明军死伤数十万，文武官员亦死伤五十余人。英宗被俘消息传来，京城大乱。瓦剌俘虏明英宗，便大举入侵中原。并以送太上皇为名，令明朝各边关开启城门，乘机攻占城池。十月，攻陷白羊口、紫荆关、居庸关，直逼北京。廷臣为应急，联合奏请皇太后立郕王即皇帝位。郕王于九月初六登基，是为景帝，以第二年为景泰元年，奉英宗为太上皇。
也先大兵逼近北京城，势不可挡，明朝廷惶惶不安，有大臣提出南迁都城。兵部侍郎于谦极力反对迁都，要求坚守京师，并诏令各地武装力量勤王救驾。随后，调河南、山东等地军队进京防卫，于谦主持调通州仓库的粮食入京，京师兵精粮足，人心稍安。正统十四年（公元1449年）十月初六，也先挟持英宗入犯北京，京城告急，北京保卫战开始。
明景帝让于谦全权负责守战之事。于谦分遣诸将率兵22万，于京城九门之外列阵，并亲自在德胜门设阵，以阻敌人前锋。十三日，于谦派骑兵引诱也先，也先率数万众至德胜门时，明朝伏兵冲出，神机营火器齐发，将也先兵马击溃。也先又转攻西直门，城上守军发箭炮反击，也先又败。京师之围解除。
也先俘获英宗时，原以为奇货可居，足以要挟明朝，但在景泰帝即位后，要挟明朝不能得逞，英宗已失去作用，因而无计可施，乃于景泰元年（1450年）八月，把英宗放回。然而英宗归来之后，又出现了皇室的内争。景泰帝贪位薄兄，自私之心太重，先是不愿英宗归来，不肯遣使迎驾，等英宗归来之后，又把英宗置于南宫（今北京南池子）禁锢起来，并且废掉皇太子朱见深（英宗之子），立自己儿子朱见济为皇太子，而不久朱见济病死，自己又没有第二个儿子，也不肯恢复朱见深做皇太子。因此种种，就积成了兄弟之间的怨恨。
当时一些失意及不满于谦的投机分子，主要是官僚石亨、徐有贞及太监曹吉祥等人，为了建功邀赏，即阴谋拥护英宗复辟。景泰八年（1457年）正月，景泰帝病危，不能视朝。十六日，武清侯石亨、副部御史徐有贞等率兵夜入南宫，拥戴英宗夺门（东华门）入皇宫，登殿复位，又杀兵部尚书于谦及大学士王文，诬称二人欲迎外藩襄王之子为帝，以此为罪名杀之。杀于谦时，英宗有些不忍，说于谦实在有功，徐有贞进言,“不杀于谦，此举为无名”，遂下毒手。于谦有功被冤杀，京郊百姓莫不流涕。这一事件史称“夺门之变”，也称“南宫复辟”。英宗复辟后，改年号为天顺。
“土木堡之变”、“北京保卫战”、“夺门之变”，一连串的事情发生在两兄弟之间。看似事情的开始应该是也先不老实，王振专横跋扈造成的。然而，事情的背后，却暴露出明朝社会政治上的太多弊端。事情的责任者应该首推英宗本人，不是皇帝自己荒唐，怎么能够匆忙“御驾亲征”；不是皇帝自己的过错，怎么能够让王振一个宦官当权执政。明朝军队的不堪一击，警示出维护王朝安全的“利剑”，已不再锋利。国势衰微，边境不安，明朝开始走下坡路了。
别人挖坑自己跳
朝中杨提督犯事，亲家陈洪给西门庆送书一封：余情不叙。兹因北虏犯边，抢过雄州地界，兵部王尚书不发救兵，失误军机，连累朝中杨老爷，俱被科道官参劾太重。圣旨恼怒，拿下南牢监禁，会同三法司审问……
西门庆叫吴主管抄录一张东京行下来的文书邸报来看。上面端的写的是甚言语：兵科给事中宇文虚中等一本，恳乞宸断，亟诛误国权奸，以振本兵，以消虏患事：臣闻夷狄之祸，自古有之。周之猃狁，汉之匈奴，唐之突厥，迨及五代而契丹浸强，至我皇宋建国，大辽纵横中原者已非一日。然未闻内无夷狄而外萌夷狄之患者。
——《金瓶梅》第十七回
明朝中叶，各种矛盾已经露出头角。底层深受压迫的人们逐渐开始反抗起来。在全国各地先后爆发了多次的农民起义，其中规模较大的三次是正统时赣浙闽山区的农民起义；成化时郧阳山区的农民起义和正德时从河北平原发动的农民起义。
正统十二年（1447年），福建的地方官布政使宋彰为了贿赂宦官王振，对福建人民横征矿税，任意搜刮，又禁止流民入山私开银矿，并多次派巡卒入山镇压。闽浙山区的流民在叶宗留的领导下于浙江庆元、福建政和等地举行起义，四周的农民纷纷响应。这支农民军从江西、福建、浙江三省交界地区转战各地，声势强大。
随之而来的是正统十三年（1448年），福建沙县佃农邓茂七，在沙县举起反抗的旗帜。自称“铲平王”，号召当地佃农不要向地主“送租”，而要地主亲自来佃农家取租；并不许地主再向佃农勒索“冬牲”等物。
这支起义军不久就攻占了沙县、尤县，进攻延平，并提出了“进京诛王振”的口号。他们与叶宗留的军队彼此呼应，声势和规模更加壮大。明朝多次发兵“进剿”，全无结果。
正统十四年（1449年），邓茂七、叶宗留两人先后战死，他们的部众仍坚持抵抗，直到景泰二年（1451年），叶宗留的部下陶得二还继续在山区进行斗争。
在福建、浙江等地的农民起义被镇压之后不到二十年，郧阳地区又爆发了更大规模的起义。郧阳地处河南、陕西、四川、湖广四省交界之处，是一个未开垦的山区。长期以来，许多农民流亡在这里垦荒、采矿为生，聚集的流民达一百五十万以上。
英宗天顺八年（1464年），刘通（刘千斤）和石龙（石和尚）、刘长子等人，因为反对禁山，领导流民四万余人在房县海溪寺起义。
成化二年（1466年），农民军从房县转战四川大昌、巫山等地，受到明军的围攻而失败。成化六年（1470年），流民又在刘通部下李原的领导下，再度起来反抗。起义军迅速控制了整个荆襄地区，起义群众达百余万人。明政府调动二十五万军队，并携有大量的攻山火炮，对起义军节节追逼，深入山区镇压。李原等坚持斗争，终因山洪暴发被擒牺牲。在镇压郧阳起义的过程中，明朝政府采取了极端残酷的手段，大肆杀戮，“死者枕藉山谷”，还把一部分流民迁往贵州充军，途中“多疫死，弃尸江浒”。
郧阳农民起义以后，又爆发了福建佃农丘隆领导的起义和广西大藤峡瑶、僮的起义。到了正德时期，四川、湖广、江西、福建以至河北、山东等地，都出现了农民起义，其中较大的是刘六、刘七的起义。刘六、刘七的起义爆发于北京附近的霸州，霸州庄田交错，军屯密布，贫苦的农民和屯军在勋戚、宦官、管庄军校的剥削和政府的各种特殊差役的压榨下，过着极端痛苦的生活。很多失掉土地的农民经常在平原上骑马出没，劫富济贫，明朝统治阶级称他们为“响马盗”。
武宗正德时，管理皇庄的宦官军校对农民的剥削更加残酷。1510年10月，以刘六、刘七为首等三十四人，在霸州号召起义，不出几月，农民军发展到十余万。起义者主要是流民、饥民、“响马”和屯军，也有个别知识分子等。农民军分为两支，一支由刘六、刘七领导，另一支由赵鐩、刘惠领导，他们以流动作战的方式，转战于今河北、山东、山西、河南、湖北、江西、安徽和江苏八省地区，与江西、四川的起义互相联结。
《明实录》记载农民军在北方，“所过乡落，（当地农民）莫不椎牛供具，甚至为之持门屏以掖矢石，为乡导以攻州县”。又记载“凡过之处，则乐于供给”，甚至“弃家从乱者比比而是”。农民军所过之处，对地主豪绅予以很大的打击。正德六年（1511年），农民军又先后四次进逼北京。为了打退农民军的进攻，明武宗不仅调集了京营的军队，而且把延绥和宣大的边兵也调来北京。北京解围以后，明朝政府又在各地对农民军进行堵击追剿，刘六、刘七先后战死，农民军终于失败了。
在严嵩专政时，北有俺达汗的战争威胁，东南沿海又有倭寇的骚扰。明朝中叶，蒙古瓦剌部衰落，鞑靼部乘势兴起，鞑靼达延汗统一了蒙古各部。嘉靖二十三年（1544年）达延汗死，其孙俺达汗势力独盛。在这一时期内，蒙古统治者曾屡次侵入内地，而明朝政府的边将却把“诸边军粮百万，半贿嵩”，以致军士饥寒疲敝，边防大坏。嘉靖二十九年（1550年），俺达汗率军长驱直入北京城下，明朝拜严嵩党羽大同总兵仇鸾为大将军，仇鸾“懦不敢战”，率兵逡巡敌后，听任鞑靼所至焚掠。嘉靖时，鞑靼曾三次进逼京师，给明朝造成严重的威胁。
隆庆五年（1571年），明朝政府在兵部尚书王崇古的建议下，奉行了与蒙古俺达汗之间的茶马互市政策，这件事得到内阁大学士张居正的支持。张居正认为这样做不仅能使北方的农业生产暂免于战争的破坏，更可以借此兴修屯田，加强边备。同时他命戚继光守蓟门，李成梁镇辽东，又在东起山海关，西至居庸关的长城上加修了“敌台”三千余座。从此北方的边防更加巩固，在二三十年中，明朝和鞑靼没有发生过大战争。
张居正的时候，还支持戚继光平定了东南沿海地带的倭寇。明世宗的时候，有一批日本的海盗经常在东南沿海一带骚扰。跟当地的土豪、奸商勾结，到处抢掠财物，杀害百姓，闹得沿海不得安宁。历史上把这种海盗叫做“倭寇”。沿海的官吏和兵士不敢抵抗，见了倭寇就逃。朝廷把山东的将领戚继光调到浙江，才扭转了这个局面。
戚继光是历史上著名的民族英雄，山东蓬莱人。戚继光到了浙江，他组织了一批新军。根据南方沼泽地区的特点，研究了阵法，亲自教兵士使用各种长短武器。经过他严格训练，这支新军的战斗力特别强，“戚家军”的名气就在远近传开了。“戚家军”所向披靡，倭寇逐渐平息。
各地叛乱或者骚扰，最后都被镇压或被消灭，但有一股势力，明朝始终没有彻底解决，也正是这股势力逐渐地从小到大，把明朝一步步推向断头台。这股势力就是努尔哈赤领导的“后金”政权。
女真建州部初在牡丹江上源长白山东南一带。万历四十四年（1616年），努尔哈赤在赫图阿拉建立了“后金”政权，做了皇帝，还先后颁布了官制和法律，从这时起，女真建州部就有了国家的组织。努尔哈赤从小被抚养在明朝守辽名将李成梁的帐下，接受了汉族的文化，又学习了作战的本领，后来回到建州，明朝封他为建州卫左都督，并加封龙虎将军。在他统一女真各部并建立“后金”之后，威信日大，兵势日涨，这时明朝的内政日趋腐败，军事的防御也松弛了，于是他便与明朝断绝了关系，不再服从明朝的统治，并准备向明进攻。
万历四十六年（1618年），努尔哈赤借口报“七大恨”之忧，大举侵明，烧毁了抚顺城，将人畜物资全部席卷而去。万历四十七年（1619年）明朝以杨镐为经略，出镇辽东。明军四路出师，反击金兵。由于中路军首领杜松轻敌，在萨尔游遇伏，全军覆没，继而其他两路也被金兵击败，另一路撤出。在这次战役后，努尔哈赤在东北的地位更加巩固，明朝对辽东的统治开始动摇。为了应付辽东的败局，明朝政府起用熊廷弼代杨镐，廷弼招抚流亡，修缮守备，形势有了转机。但是明统治者内部党争不息，熊廷弼很快被迫离职，后继者袁应泰防守松弛，除山海关外极小地区外，辽东大小七十二城全部为“后金”所有。
熹宗天启六年（1626年），努尔哈赤率兵攻宁远城，明朝军民在袁崇焕的指挥下英勇抗战，金兵大败。努尔哈赤在阵前受重伤，不久死去，他的儿子皇太极继承了皇位，更积极地准备侵明的战争。皇太极统治东北时期，女真族的社会经济有了进一步的发展。崇祯二年（1629年），明朝以袁崇焕为督师，率军迎战，解除了金军对北京的威胁。由于皇太极的反间，崇祯把袁崇焕杀了。崇祯九年（1636年），皇太极在沈阳改国号为清（天聪元年已不用建州之名而改为满洲）。在这以前，皇太极为了加强君主专制，已把八旗中的三旗直接掌握在自己的手里，还仿照明代制度设立了文馆（内阁）和六部，并宣布在沈阳开科取士，又采用各种办法来招降汉族的官僚地主。这一切都说明大清统治者已经有了覆灭明朝的企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