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篇

第一部分

西平堡血战（1）

后金铁骑以连续作战的方式，快速而突然的进攻，短促而猛烈的袭击，一举夺沈阳，再举下辽阳，其势如锐不可当的狂飙，所经之处，席卷而下。努尔哈赤战略上的进攻战，战术上的速决战这一用兵特点，从萨尔浒战场到开铁之役，进而发展到辽沈大战，都一再地表现出来，并节节获胜。但他攻下辽阳后，却不满足已取得的胜利，当八旗将士满怀欢喜以为从此可以休止攻战时，他又把目光转向辽河西岸的广宁镇，并为夺取这座重镇而迅速进行准备。

就在攻下辽阳的第九天，即三月二十七日，努尔哈赤派遣十子德格类和侄儿债桑弧率领八旗的八个大臣及由各牛录抽出的一千兵，前往辽河，武装侦察该河浮桥，同时安抚所得到的汉人。辽河流经海州城（辽宁海城市）西七十里，在此已形成三岔河，过河西北行百余里，可直通广宁。明时，视此河为广宁“天险”，联系河东与河西的一条交通要道。每年以“苇缆大船三十只为桥，便民往来”。冬季冰坚，“仍打芦苇搭造浮桥，以济不通”。明专委派一员指挥或千户、百户官员“把截，讥察非常”。努尔哈赤派兵侦察，显然，他打算从这里渡河，袭取广宁。这支部队至海州驻扎，另派部分骑兵驰往三岔河，察看浮桥及明军动静。第二天，他们回来报告说：桥已被拆毁，河两岸与河面上也没有一条木船。渡河无桥，又无船，这给后金骑兵造成了困难，努尔哈赤不能不谨慎从事。

努尔哈赤“惯使奸细”，每于发动进攻前，就派出大批“奸细”潜入该地，侦察明军虚实和兵力部署，有的甚至打入明军内部，“用间”策反，做内应。沈阳、辽阳迅速被打破，“奸细”发挥了相当大的作用，连明朝皇帝和阁臣们也惊叹：“辽失全以内应”！为了攻取广宁，努尔哈赤一面“沿边各置守望河上，时遣游兵”，监视明军动静；一面秘密派遣大量“奸细”想方设法窃取明朝军事情报。辽阳有一个“原任通判黄衣者”，广宁人，他曾助后金破辽阳。现在，又受命潜入广宁，“为奴游说”，被明军发觉，逮捕处死。差不多同时，在北京逮捕了为后金传送情报的刘保父子。他们与李永芳建立了关系，每月向后金提供明廷内部的邸报，得报酬银一百两。后金奸细无孔不入的活动，使明前线与内地防不胜防，大有草木皆兵之感。兵部惊呼：“广宁奸细无处不有，内地奸细无处不有！”熹宗指令兵部派一名高级官员到关外传达他的谕旨，兵部唯恐被奸细窃去，一再说服皇帝不便派人。

到了五月，后金汉将李永芳等已集舟师，将从黄泥洼进攻广宁。六月间，明朝又获悉，后金已于张义站集结兵力，马上发起攻势。消息是从扣押在后金的一个蒙古王公宰赛那里传出去的。他的使者先告诉给蒙古的一个首领炒花，此人与明朝交好，故得此重要情报，立即透露给明广宁巡抚王化贞，而明兵也看到“奴已跃兵河上”，他们惊恐万状，“广宁昼夜传烽，上下官兵半月来何曾敢一闭眼！”

但是，努尔哈赤却迟迟没有采取大规模军事行动，除了渡河存在实际困难，还因对明朝方面没有摸清全部情况，一时下不了决心。从后金内部来说，他的后方很不稳定，牵制这次向广宁的进军。这时候，辽南地区连续发生汉人的各种反抗活动，更有甚者，明朝毛文龙只率二百余人于六月间袭取了镇江（辽宁丹东市附近）。努尔哈赤十分震惊，急忙调兵遣将，把他最信任的四大贝勒分别派到辽南或镇江，严厉地镇压了人民群众的反抗斗争。因此，进攻广宁的时间便往后推迟了。

明军却紧张地注视着后金的一举一动。十二月二十七日，哨卒突然发现后金乘夜发兵三千，携带攻城器具，自辽阳出发，前往海州。次年正月初，其驻军遍及辽河东岸的牛庄（海城市牛庄）。迹象表明，它是后金的一支先遣部队，为进攻广宁做渡河的准备。又据报：“奴酋将各处兵马尽数发在海州一带”，只见“牛庄东南起烟雾五里，宽十里”。谁都看得明白，后金正在调兵遣将，大规模集结，意图于海州西之三岔河渡河，已“明于指掌”。这个重要情报很快得到了证实。十八日，努尔哈赤离开辽阳，挥军西进，目标直取广宁。一场浴血激战即将在辽西大地展开……

面对后金大军压境，明朝统治集团内部却还在吵吵嚷嚷，舌战、笔战，党同伐异，争执不休。而“经抚不和”更激化了党派的对立与斗争。所说“经抚不和”，就是经略熊廷弼与巡抚王化贞因战略方针各主一道而失和，势同水火，致使辽西战守无定。

熊廷弼离京后，按其原定“三方布置策”以守为战。王化贞主战而不言守，宣称：“不战必不可守，不过（辽）河必不可战。”两人各持一端，互不相让。经臣（指熊廷弼）说：“守就是为战。如今人饥马疲，连防守都十分艰难，凭什么去发动进攻？”

抚臣（指王化贞）说：“正因为不足守，所以应当进战，以战为守！”

西平堡血战（2）

经臣说：“军马未动，粮草先行，现在粮运如此困难，既然进兵，就应首先考虑运粮的办法！”

抚臣很有把握地说：“我兵一过河，海州的粮食都为我有。”

经臣又说：“我兵既过河，就要考虑好如何守法，出现危险情况，如何支援法。”

抚臣很轻松地回答说：“我一取下牛庄，那里必然响应，定有人缚叛将来献！”

王化贞为人刚愎自用，“素不习兵，轻视大敌，好漫语”。一个既不懂军事又好说大话的人防守战略要地，哪有不失败的道理！他独出心裁，提出了与熊廷弼根本不同的战略：以投降后金的李永芳为“内应”，外借察哈尔林丹汗兵四十万，实行内外夹攻，他“以不战取全胜”。这是一个十分荒唐而又可笑的计划。但他一意妄行，与诸将利用旧关系，屡次“遣谍”招李永芳，永芳假意奉和，许以“内应”。他哪里知道，已做了努尔哈赤孙女婿的李永芳岂肯再反顾明朝？“谍工”一走，他马上向努尔哈赤报告。这还使李永芳得到了在明军内部进行策反的机会，他诱使王化贞的心腹部将孙得功等人秘密与后金来往，从而给后金不战取广宁创造了有利的条件。再说邀林丹汗兵，虽然明朝每年拿出数量可观的白银赏给蒙古，仍不能保证他们听命于明朝。所以，借用蒙古兵打后金，是根本没有把握的事。王化贞“以虏攻奴”的战略是一贯的。天启元年三月，他任辽东宁前道，就鼓吹过“亟救燃眉，唯有用虏（指蒙古）一著”。他请求朝廷“发帑金百万”，带到山海关，“宣谕诸虏，有能起兵讨奴者予金”。他升任广宁巡抚后，继续推行这一错误的政策。

太仆寺添注少卿满朝荐批评说：“王化贞饷金以啖西蒙，而不给卒伍，偶有声息，驱之城外捍御。”等后金过河，“又不见西蒙策应”。事实证明，王化贞的这一套计谋不仅全部落空，而且招致广宁之败。天启元年七月，王化贞遣都司毛文龙，只以二百余众袭取了镇江。王化贞“自谓发踪奇功”，举朝亦视为“奇捷”，兵部听信王化贞的主张，催促熊廷弼出关督师，进兵赴援。廷弼不得已出关，驻扎在离广宁一百二十里的右屯卫（辽宁锦县右卫）。熊廷弼认为，“三方兵力未集，文龙发之太早，致敌恨辽人，屠戮四卫（指金、复、海、盖四卫），军民殆尽，灰东山（指矿徒起义）之心，寒朝鲜之胆，夺河西之气，乱三方并进之谋，误属国联络之算，目为‘奇功’，乃奇祸耳。”熊廷弼的评论，显然有失当之处，毛文龙此举对后金的打击还应肯定。但其后果影响了三方布置之策的顺利实施。廷臣们看到他的疏言，多不信服，王化贞更不满，屡次反驳熊廷弼对他的批评。从辩论毛文龙取镇江“功罪”一事，熊、王两人争论日益激烈。王化贞向朝廷许下诺言：“仲秋之月，可高枕而听捷音！”他这种轻敌易胜的思想，使他屡战屡败。据熊廷弼统计，在近一年的时间，王化贞已经五次进兵，结果都是无功而退。廷弼上言皇帝：“明谕抚臣（指王化贞），慎重举止，毋为敌人所笑。”王化贞见疏，急驰回京，慷慨陈词，说出了下面一段话：

愿以六万兵进战，一举荡平！臣不敢贪天功，但愿从征将士厚加赏赉，辽民赐复十年，海内除去加饷，而臣归老山林，于愿足矣！即有不称，亦必杀伤相当，敌不复振，保不为河西忧也。稍需时日，经臣以三路蹙之，歼敌必矣。臣又愿与经臣约，怒蛙可式，无摧战士之气；劳薪可念，无灰任事之心。但过河之后，将士有不能破敌逃归者，尽杀之，其军前机宜，许臣便宜从事。若一切指挥必待报而后行，则无幸矣。如以臣言为不可，乞罢臣而专责经臣，庶得一意恢复，不至为臣所挠乱也。

在王化贞看来，打败后金易如反掌，只须六万兵就可以一举荡平！他要求皇帝给他立下军令状，让所有将士听命于他。好像他这“一举”，天下立致太平。最大的讽刺是，此话说出还不到一个月，他就狼狈逃窜，几乎做了后金的阶下囚！

熊廷弼从一开始就确定了主守的方针，在和王化贞争论过程中，一再向朝廷申明：“河西之役，臣主守者也，谓修守即以修战。而抚臣不任守，则臣不得完守之局。”他曾召开过一次军事会议，与会道臣镇将“皆言不能战”，支持他的主守方针。他预计“如守过今冬贼不来，而我且当往，为过河之战矣”。尽管他反复论证主守的理由，王化贞终不听，不时地加以驳斥或攻击。熊廷弼气急，又上疏：“请亟如抚臣约，乘冰急进，免使将士因不战而怨。并急罢官，以正臣‘摧战士之气、灰任事之心’之罪！”

西平堡血战（3）

熊、王两人“终日争战争夺”，他们相互弹劾，进而发展到意气相加，举凡一方赞成，另一方必反对。反之亦是。结果，“刍粮腐于海滨，器杖朽于沙碛”，无人过问。熊廷弼向其他官员散布“抚臣不做实事，不说实话”。王化贞矢口否认：“何尝不说实话、做实事？”他们之间的严重对立，弄得下边将吏“掣于两难”，无所适从，“士卒疲于进退”，而“诸道将俱浮沉于战不战、守不守之间，笑啼不敢，而凡事牵制多矣”。经抚不和，已闹到“通国皆知”的地步。

熊廷弼为人刚强、自信，好骂人，特别是不把那些权贵放在眼里，随意顶撞，引起他们的嫉恨。兵部尚书张鹤鸣与熊廷弼相失，独喜王化贞，在他主使下，王化贞“所奏请无不从”，却不通知熊廷弼。他怂恿王化贞不受廷弼节制。熊廷弼上疏点名抨击张鹤鸣，说：“臣既任经略，四方援军宜听命于臣调遣。但鹤鸣竟擅自指令，不让臣知道。七月中，臣问兵部调军之数，已经两个月，至今不答复。臣这个经略有名而无其实！辽西的事只好让枢臣（指张鹤鸣）与抚臣共同承担吧。”张鹤鸣看到熊廷弼告他，心里非常痛恨。又有一次，那是前一年的事，大约十月间，张鹤鸣请敕廷弼出关守广宁。廷弼很不客气地予以拒绝，说：“枢臣只知经略出关可以镇定人心，其不知徒手无兵的经略一出，不是动摇人心更厉害吗？让臣驻广宁，化贞驻何地？鹤鸣责令经、抚协心同力，而朝廷枢臣就不应当与经臣协心同力了吗？”毛文龙夺取镇江的捷报传到北京，张鹤鸣上疏鼓吹进战。熊廷弼即传令诸将：“敢战渡河者斩！”这些话都深深刺痛了张鹤鸣，更加恼怒熊廷弼。这位兵部尚书对廷弼用人、处分、请示要事，都从中阻挠。

部署在广宁内外的兵力达十二万，均被王化贞所控制，而廷弼“关上无一卒”，不能行其志；王化贞本人行事，不请示经略，背着他直接报请兵部或皇帝。御史江秉谦指出：“是化贞节制廷弼，而廷弼未尝节制三方也。”经略仅有虚名，无权决策。广宁败后，难怪给事中周朝瑞等七人各疏劾张鹤鸣：“党王化贞而力为主战，令之不受经略节制；仇廷弼，而不与关上一兵，且挠其三方布置，封疆破坏，三人同罪。”但在当时，朝廷枢臣、科道官员多替王化贞说话，支持他所谓“一举荡平”的不切实际的计划，极力诋毁熊廷弼守定而后战的方针。甚至有人出于种种恶意诬陷他，布散流言，必置廷弼于死地而后快。廷弼毫不示弱，往往以愤激的语言逐个驳斥，因而又招来更多的攻击。刑科江西员外徐大化劾廷弼，指责他“受国厚恩，不思与虏战，而日日与庙堂舌战、笔战”，将来必“败坏辽事”！

熊、王纷争，朝廷内外差不多都卷进去了，“年来议论纷嚣”，“即争经抚章疏如山”！正值内外为经抚不和哄哄然之时，阉党魏忠贤得势，佞臣大学士叶向高执朝政。他是王化贞的“座主”，自然是站在王这一边的。他支持王化贞不受熊的节制，并向皇帝上疏，称：“欲化贞受其节制，则举朝之人皆以为难行。”除少数人敢于支持熊廷弼的主张，大多数都随叶向高斥廷弼，公开鼓励王化贞反对熊廷弼。王更加有恃无恐，处处与熊对立。廷弼气急难忍，愤愤地说：“诸位大臣能容我封疆之臣则容之，不能为你们门户所容就斥退，何必内借阁部、外借抚臣来围困我呢！”他向熹宗哭诉：“照此下去，臣今无望矣！”

熊、王抗争发生后，廷臣和熹宗皇帝都试图加以调解，直至申斥。但事情越闹越大，两人的矛盾毫无缓和的迹象，连熹宗也制止不了，只好委托兵部召集大小廷臣，研究出一个解决问题的办法。会议于天启二年（1622年）正月十一日在中府召开，由张鹤鸣主持，共八十余人参加，就经、抚的去留问题，每人都表了态，却没有达成一个统一的认识。最后，张鹤鸣将会议结果整理成一份书面材料，凡意见相同的，各归为一类，分别写上赞同者的姓名，交皇帝裁决。其中主张经抚两臣“竭力辽事，功罪一体”的，有三十四人；主用抚臣、许以便宜行事的，有周如盘一人赞成。史弼周等十人主张责成两臣各分任其事。有八人提出，专责抚臣，还有兵科蔡思充等九人，要求把熊廷弼调离，另行安排……总共有十五六种方案，意见纷出，莫衷一是，明确表示将王化贞与登莱巡抚互换，而留下熊廷弼主持大计的，只有徐扬先一人。多数意见，包括张鹤鸣、王在晋这些重要人物在内，都偏向王化贞，力主留王而去熊，要求皇帝赐王以尚方剑，加职衔，必肯用命任事。

熹宗阅后，批示吏兵两部共议，于经略与抚臣中选用一人，专任辽事，另一人调出别用。经议，拟留王化贞，对熊廷弼“斟酌推用”。还没等最后作出裁决，后金已大举进兵，他们感到“临敌易将，必误军情”，遂罢议，宣布仍以两臣协心共事，责以功罪一体。

西平堡血战（4）

自攻下辽阳后，努尔哈赤用了近一年的时间，完成了进攻广宁的备战。天启二年正月，从春节前后就开始向海州、牛庄一带调兵，共五万人马，分作三路进兵：一自柳河（辽宁海城市附近），一自三岔，一自黄泥洼，“联木为伐，乘流至狭处渡河”。努尔哈赤本人和部分将领从黄泥洼（辽阳西，太子河畔）乘船，顺流而下。行军一日，次日，即十九日，宿于东昌堡（海城市牛庄南）。此地位于海州西，辽河东岸。努尔哈赤经鞍山驿（鞍山旧堡）、牛庄到达这里。自牛庄抵广宁二百余里，朝鲜使臣麟坪大君亲经这条路线，写道：“大野泥浓（泞），唐朝所谓‘辽泽’，霖霾则陆地成舟，以是川旅不通。”据他所见，“周回顾望，野天一色，四际无山，浩浩荡荡，恍如乘船大海中。”二十日，努尔哈赤至辽河，此段为太子河、浑河、辽河“合流于此”，故称三岔河。所说大军“至狭处渡河”，即选在三岔河渡口。此处为广宁战略要地，久有“驻三岔，则寇不能东渡”之说，以前议边守广宁，皆重三岔河之守。但守御颇难，河宽不足七十步，“全不见惊涛怒浪”，“盈盈一水，一苇可航”。沿河一百六十里，最浅处如黄泥洼、张义站已在后金的占领之下。柳河在三岔河之南，河西岸就是西平、镇武诸堡，驻有大量明军，欲取广宁，必先翦除其羽翼，孤立广宁而后取之。这是努尔哈赤的一贯军事指导原则，如砍大树，先从两边砍，然后不砍自扑。因此，欲先灭明有生力量，必扑向西平诸堡。努尔哈赤第一次派人侦察，首先来这里察看地形。在进攻之前，明哨卒已侦察到后金集结部队于海城——牛庄一线。这进一步证明后金的主力是在三岔附近，当无疑问。其余两路是在黄泥洼与柳河渡河。从渡河后的后金兵的调动，进一步看清努尔哈赤的战略意图：不直接攻广宁，而攻击其前哨西平诸堡，引诱广宁兵南来，至旷野处，在大规模的运动战中把它歼灭。这就避免后金兵在坚城之下被动挨打。

二十日清晨，后金拔营，推进至河边，五万人马开始渡河。王化贞部署的防河兵见势不妙，掉头逃跑。后金前哨健卒猛追二十里，直追到西平堡为止。

在后金正往辽河东岸集结兵力时，王化贞为实现他的战略，也在调兵遣将，部署兵马，准备渡河出击。后金兵临河西渡，势在必行。王化贞错误地估计他们不敢渡河，甚至打算令部将罗万言带些哨卒过河“诱之来”，然后以精锐骑兵袭击，必给以“大创”。这个不切实际的计划被众将否定，才作罢。

坚持固守广宁，集中兵力于一处防守，“相度城外形势，犄角立营，深垒高栅以俟”。当年徐光启曾向熹宗建议：“广宁以东一带大城只宜坚壁清野，整理大小火器，待其来攻，凭城击打，一城坚守，彼必不敢蓦越长驱，数城坚守，自然引退。”这就是“以铳护城，以城护民，万全无害之策，莫过于此”。这些见解与熊廷弼大致相类。其次，后金攻镇武，明兵“勿轻战”，它也不敢越镇武而取广宁，即使越过，镇武与闾阳两处明兵就抄它的后路。熊廷弼提议总兵刘渠、高出守镇武；祁秉忠、胡嘉栋督闾阳。但王化贞坚持“驻兵河上”，还要在西平、柳河等堡“各置戍设防”。熊廷弼坚决反对，指出“兵分则力弱”，是“自弱之计也”。他认为，这些地段或要津，只宜设游击兵，“更番出入，示敌不测”，如西平诸处，则“只宜置戍兵”，作为哨探与报警之用。王化贞根本不予理睬，仍在河上设“防河兵”，还命副总兵罗一贯（或写作贵）以三千人守西平。不久，战事的发展就证明兵分力弱，被后金以优势兵力一个一个吃掉。

西平、镇武、西兴、西宁、平洋诸堡都在广宁东或东南，这些堡镇彼此相距很近，互为声援。它们是明代防边的军事哨所。闾阳在广宁西南侧，去西平各堡亦不甚远，从几十里到百余里不等。

后金兵一过河，就直扑兵力单弱的西平堡，先攻南门，参将黑云鹤不听劝阻，出城迎战，被逐回。次日，二十一日，他又出战，被斩于城下。其时，后金兵蜂拥而至，五万多人马将西平堡重重围住，战车、云梯、铁钩等攻城器具都推出阵前，准备大举攻城。指挥攻城的李永芳先派出一名使者，举着旗，来到城下，招罗一贯投降，说：“我们知道罗将军是个好男子汉，快投降吧，愿与将军共享福贵！”罗一贯站在城楼上，大骂李永芳：“逆贼！朝廷何曾亏待你，为什么要叛变？你难道不知道我罗一贯是个忠臣义士吗？”他也举起一面旗，招呼李永芳投降，喊道：“逆贼快降，免你一死！”李永芳大怒，下令攻城。罗一贯指挥若定，凭城固守，用猛烈的炮火还击。只擅长使用弓箭的后金兵密布在城的四周，成为炮火准确的轰击目标，每一炮弹落地，随着一阵震天动地的轰响，后金兵即倒下一片，死伤累累，没过多长时间，城下积尸几与城平！在打得最激烈的时候，眼看有三次将要破城，三次又被打退。激战中，一矢飞来，正射中罗一贯的一只眼睛，难忍的疼痛使他丧失指挥的能力，但兵士们仍然人自为战。火药已用完，矢石也用尽，但援兵不至。

西平堡血战（5）

战斗进行到中午，后金兵看到城里突然停止轰击，矢石亦中断，便迅速地推出战车，进至城下，竖起云梯，人如潮水般一拥而上。西平陷落了。罗一贯决心以身殉国，他面朝南——京师的方向——拜了一拜，不胜悲愤地说：“臣力枯竭，城失守了！”说完，举起佩刀自刎而死。都司陈尚仁、王崇信也同罗一起自刎殉国。剩余将士继续抵抗，在城墙上，短兵相接；在各条巷子里，拼命肉搏，到处是血肉横飞，尸积累累。守城的三千明兵全部被歼，全城血洗一空。在这次战役中，后金兵损失很重。据明官方报道，说后金兵死伤六七千人。这个数字多少有些夸大，但可以肯定，实际伤亡是比较接近这个数字的。

西平堡刚被攻破，后金兵还未及清理战利品，已经发现大队明兵正向这里移动。原来，这是王化贞与熊廷弼派来的援兵。后金围攻西平时，熊廷弼已在右屯，闻讯，立即发令箭督王化贞援西平，还说：“你平时说的大话都哪里去了？”他只好令刘渠尽撤镇武兵前去解围。他还听信心腹孙得功的主意，“尽发广宁兵”，以孙得功为先锋，与祖大寿一起会同守御闾阳驿的祁秉忠所部，共三万余人，欲解西平之围。孙得功原是贺世贤的部下，明降将“驰书得功约内应”。孙得功暗中已降，便预谋利用援西平之机，想方设法促使明兵失败。

后金兵发现明援兵后，努尔哈赤迅即下令整队迎战，发起攻击。这时，孙得功挥军分左右翼，让刘渠上阵，他则退到阵后，刘渠刚与后金将领交锋，他大喊：“兵败了！败了！”一边喊，一边策马急驰，冲出阵先逃，副将鲍承先紧随其后逃去。明兵见主帅已逃，一哄而散，四面溃退。正在交战的刘渠不明原因，听得阵后哗然，无心恋战，拨马而走，随溃兵奔逃。后金兵乘势追杀，至沙岭（广宁南，西平附近）大肆围歼明兵。努尔哈赤亲临战场指挥，“与川兵交战”，还动用枪炮攻打。明兵早已溃不成军，任其屠杀。在乱军中，刘渠的马蹶倒，把他掀翻在地，被后金兵杀死。祁秉忠身中二刀三矢，幸被家丁救起，扶上马，冲出重围，行至中途，伤重而死。镇武堡副将刘征在重围中冲杀，中箭落马。刘式章身中一箭，从臀部穿过，把他“钉于马鞍之上”……明援兵三万余人在沙岭全军覆没，加上后金兵的死亡数，更不知有几万人丧失了生命！

清兵入关不久，距沙岭之役已二十多年，朝鲜麟坪大君作为使臣首途北京，路经此地，亲眼看到“白骨颓藉”，触目皆是。到康熙时，沙岭一带，到处还有“白骨纵横沙草间”。有一和尚，法名心月，不忍看惨死的兵士的遗骨久抛荒野，募集资金，制塚掩埋。他用募金雇人捡骨，每天不下数十人，骨已捡完，但雨后，“复累累徧野”。将近十年工夫，“寒暑无间”，始将遗骸捡尽，分别安放到三座大塚里掩埋。塚高三四丈，周围二十余丈，人皆称“万人塚”。我们不难想见当年沙岭之战的激烈程度，双方伤亡之多！

后金不战取广宁（1）

后金在西平、沙岭大败明兵，首开进军辽西的胜利纪录，那些被遗弃在荒原峻岭的数以万计的明兵尸体，显示了它所取得的辉煌战果。这一胜利无疑为努尔哈赤实现此次用兵的战略目标——夺取广宁，创造了最有利的条件。但他并没有立即进军，因为他还不敢轻易相信孙得功真心投降，就令部队屯驻沙岭，遣游骑哨探消息，静观广宁之变。原来孙得功已暗中约降后金，预谋回广宁擒获王化贞，与广宁城一起献给后金。努尔哈赤很愿意兵不血刃地得到这座辽西重镇。

还在后金兵渡辽河时，消息一传到广宁，全城士农官民多逃出城，避难于山中。西平与沙岭败后，孙得功等逃回城里，和他的党羽公开散布说：“敌兵快到广宁城了！”人们更加慌乱，街市喧嚣，城门紧闭，不少士兵自城墙缒下逃命，很快广宁几乎成了一座空城。孙得功和他的党羽一面煽惑人心；一面封闭府库及火药库，准备迎接努尔哈赤进城。

巡抚王化贞还蒙在鼓里。二十二日晨，他刚起床，正阅读军书，外面发生的情况他一点也不知道。突然，参将江朝栋未经允许，擅自闯入他的卧室。王化贞大怒，厉声呵斥。江朝栋顾不得礼仪，急上前拉住王化贞，大呼：“情况非常危险，快走！快走！”王化贞顿时吓得不知所措。江朝栋挟起他就往外走，径直奔马厩牵马，但马已被叛兵窃去，幸亏还有忠于他的将领送来七匹马，江朝栋把他扶上马，二名家人徒步跟随，还有行李四箱，用二峰骆驼驮着，匆匆朝城门赶去。

这时，城门已被叛兵把持，上前阻止王化贞逃跑，喊道：“你不能走！”说着，动手夺了一峰骆驼。王化贞说：“此皆往来书札，并无其他东西。”叛兵打开箱子，确无财宝，于是殴打王化贞和他的从人。正打得不可开交，江朝栋率数十人赶到，挥刀乱砍，把乱兵驱散，保护王化贞出城，遂弃广宁不守，踉跄西奔。辽东巡按方震儒还在城内，尚未起床，等他听说王化贞已逃，也慌慌张张单骑西逃。

王化贞一行，逃经大凌河（辽宁锦县），正遇上熊廷弼熊廷弼与王化贞逃亡相遇之地。他听到西平、沙岭惨败的紧急报告，忙引五千兵马，离右屯入援，驻闾阳驿。监军许慎言曾力劝救广宁，计擒叛将。佥事韩初命反对此议，力阻去广宁。熊廷弼竟率众退还，行至大凌河，才巧遇王化贞。他一见熊廷弼，不禁哭了起来。廷弼冷笑一声：“六万军一举荡平辽阳，现在怎么样？”化贞羞愧不能答，略停了一会儿，提出如何守卫宁远及前屯。廷弼没好气地说：“哼！都晚了。你如不受骗出战，不撤广宁兵去镇武，当无今日之败！此时，正是兵溃之际，谁还肯为你固守？唯一的办法，就是保护百万生命入关，不被敌人掳去，也就够了。”他把自己所率五千人交给王化贞指挥，负责殿后，他与韩初命等引领百姓进关。在撤退过程中，熊廷弼下令清野，尽焚明军与地方官府的仓储物资与设施。

从王化贞弃广宁，到决策全面撤退进关，且不说王化贞如何懦怯，未见敌人的影子，拔腿就逃，就以熊廷弼而言，也有两大失误。一误于未能迅速而果断地勇赴前敌，坚守广宁，而在广宁处于危险的境况时，听从了韩初命的意见，没有前去援救。可以相信，以他当时的威望和权势坐镇广宁，是可以稳定军心民心的，不致溃乱得不可收拾。连王化贞在丢弃广宁后给皇帝的奏疏中也承认，他弃广宁前，城内守军尚有一万六千余人，“守御之具甚设，即贼至城下，未必可攻而入也。”假如廷弼入城，以所带五千人协守全城，再集中各路散兵，也可达三万以上，是可以坚守下去的。当然也就不会发生王化贞弃广宁的严重后果。但熊廷弼计不及此，是畏敌，还是有意看王化贞的失败，大抵两种因素兼而有之。这不能不是他的一大失误。再误于他丢弃关外，又犯了逃跑主义的错误。如果说，王化贞的错误仅是丢弃广宁不守，那么熊廷弼的错误则是丢弃河西给后金，将山海关这个京师的东大门暴露于敌前，从而将京师置于非常危险的境地。熊廷弼并没见后金一兵一卒，居然闻风而退，不敢停留关外！当时，虽然失去广宁，在辽西还有锦州、宁远、中前、中后等多处要塞。只要稍加整顿，作固守之计，是可以抵挡住后金的攻势的。数年后，袁崇焕孤军守宁远，打退努尔哈赤，就是一个最令人信服的例子。

还有一个地理上的优越条件，以上诸处要塞彼此相距很近，远者百多里，近者才几十里，更便于互相应援，况且离大本营山海关近，随时都会得到接应。但熊廷弼虑不及此，竟轻率地作出决定，放弃河西大片土地，军民一体撤出关外，并把明在这个地区的储积付之一炬，使朝廷遭到严重损失。这一严重失误，确是熊廷弼自取杀身之祸，而辽西人民的灾难亦随此次战争所肇始，熊廷弼妄断撤退，则加剧了这一灾难的程度。蓟辽总督王象乾向朝廷报告了兵马溃退的凄惨景象：“日来援辽溃兵数万，填委关外，遍山弥谷，西望号呼者竟日达夕。逃难辽民数十万，隔于溃军之后，携妻抱子，露宿霜眠，朝乏炊烟，暮无野火，前虞溃兵之劫掠，后忧塞虏之抢夺，啼哭之声，震天动地……”兵民陆续至山海关，守关将吏唯恐有后金“奸细”混入，“闭关不纳者三日”。二十六日，熊廷弼抵关，说明情况后，才将他们放入关。接着，王化贞、高出、胡嘉栋等也先后进关。唯有兵备道参政高邦佐独自赴松山（辽宁锦县松山乡），长叹：“不能存广宁，何颜入关！”他决心以身报国，自缢而死。

后金不战取广宁（2）

王化贞逃跑后，孙得功和他的同伙千总郎绍贞、陆国志、守备黄进等把守城门，控制了广宁城。二十三日，孙得功派七人前往努尔哈赤驻地西平，迎请后金兵进城。努尔哈赤赏给来人银两与信牌。

二十四日，努尔哈赤率军开赴广宁。孙得功与黄进等率士民出城东三里望城岗，他们打着旗，撑着伞盖，抬龙亭，备轿子，吹奏鼓乐，迎接后金兵进城。努尔哈赤先令八旗诸贝勒与李永芳“同至广宁，扎营教场，使人搜城毕”，他才放心地骑马进城，至明巡抚衙门即王化贞办公之处下马，作为他的临时行宫。后金兵不战而得广宁，距王化贞逃走时间仅隔两日。清崇德六年（1641年），汉官石廷柱曾总结以往的经验时说：“当年沈阳得，而沈辽随破；沙岭捷，而广宁随之。”这是说，沙岭决战，消灭明军精锐，广宁传檄而定！

后金占领广宁后，环广宁周围各堡也不战而降。计有：

平洋桥守堡闵文龙、西兴堡备御朱世勋、锦州中军陈尚智、铁场守堡俞鸿渐、大凌河游击何世延、锦安守堡邓登、右屯卫备御黄宗鲁、团山守堡崔尽忠、镇宁守堡李诗、镇远守堡徐镇静、镇安守堡郑维翰、镇静堡参将周元勋、大清堡游击阎印、大康守堡王国泰、镇武堡都司金励、刘式章、李维龙、王有功。

还有壮镇堡、闾阳驿、十三山驿、小凌河、松山、杏山、牵马岭、戚家堡、正安、锦昌、中安、镇夷、大静、大宁、大平、大安、大兴、盘山、大茂、大胜、大镇、大福、大定等，共四十余堡镇及其将吏所属百姓，皆入后金的掌握之中以上各堡，据有明一代，先防蒙古，后防女真（满），沿边大修长城、边墙、台堡，列兵戍守。“辽左至山海关直至开（原）、铁（岭），每三十里即筑一城，势如连珠，明季防边旧制也。”朝鲜人进一步证实：关外各重镇之间，每三十里置一堡，每五里置一墩，“极目旷野，绝峰迢递，墩台森罗，纵横于东西”。在两墩之间又筑长墙，“墙上植木栅，以防（后金）豕突。”堡是明军防边的一个军事据点。广宁周围的堡台，大多修于明中叶。嘉靖二十八年（1549年），“巡按山东御史徐洛勘报辽东广宁、宁远等处修筑墙垣、墩台工竣”。堡以下为台，每堡辖台若干，属军事哨所性质，原为五里一座，至嘉靖时，又于每两座之间增设一座。明所修堡台及报警的烟墩，密如蛛网，“棋布星罗，千里相望，沿边诸山顶亦处处有之”。“明季防边至周且备，不知费几万万金钱！”朝鲜也为之感叹：“中华物力殆非斗筲所可量测也”。但与后金（清）战争开始以后，这些数以几千计的堡台烟墩组成的防御体系很快被冲垮，一个个堡台都成了后金轻而易举的攻击目标。

努尔哈赤为得到广宁而允许八旗将士休整十天，打算继续向西进兵。大军行至中左所（辽宁锦县县境），距广宁城有百余里，沿途所见，满目荒凉，人烟断绝，途经大凌河、小凌河、松山、杏山、塔山等镇，几无所得，就返回了锦州。这时，努尔哈赤以战略家的眼光发现广宁西的义州（辽宁义县）地处冲要，不仅对巩固广宁，尤其是对进兵辽西不失为一交通枢要之地。他当即派二子代善、八子皇太极领兵取义州。驻守此城的明将不听招抚，闭门拒降。代善与皇太极兄弟下令攻城，经过八个多小时的战斗，城被打破，守城的三千明兵全被歼灭。努尔哈赤授孙得功为游击，隶镶白旗，统辖归降的明兵，移驻义州。

努尔哈赤夺取了广宁，招抚了这一地区的各镇堡和百姓，是继辽沈大战后的又一次巨大的胜利。他掩饰不住内心的喜悦，特令他和诸王贝勒的后妃妻妾都来广宁庆贺他所取得的令人鼓舞的辉煌战果。福晋们于二月十一日从辽阳出发，十四日抵广宁。努尔哈赤举行盛大的宴会、庄严的仪式，在这里度过了有历史意义的日子。

十七日，努尔哈赤命诸王贝勒统兵守广宁，他和福晋们悠然返回都城辽阳。至此，努尔哈赤发动的广宁之役，自正月二十日渡河始，仅二十余天，即告胜利结束。到天命八年（明天启三年，1623年），全部运完广宁的战利品，放火焚城，“尽成灰烬”。努尔哈赤下令撤离广宁、义州等城，守军全部返回辽阳。

努尔哈赤占领广宁，对后金的巩固和发展有重要意义。经过这次战役，后金突破了明朝的辽河防线，打开了争夺辽西的新局面。广宁是辽西重镇之一，西与明朝、北与蒙古为邻，这就为后金进攻辽西、征服蒙古提供了一个前哨基地。后金夺占广宁地区，“尽驱锦（州）、义（州）百姓渡河东去”，从而获得大批人口、牲畜和金银布疋、粮食等物资，进一步充实了它的实力。尤其是在军事上所取得的巨大胜利又一次显示了这个新政权的生命力，有助于消除人们对它能否维持下去的怀疑，在政治上达到巩固的目的。

后金不战取广宁（3）

明朝失掉广宁，影响深远，对它的统治不啻击一猛掌！有广宁在，尚可表示辽西完整，恢复辽东有望。而一经失去广宁，实际上就是丧失辽西，亦即丧失整个辽东，这等于断去京师的一条肩臂，其危险的程度是可想而知的。广宁弃守后，改任辽东经略的王在晋指出：辽东局势，“一坏于清（河）、抚（顺），再坏于开（原）、铁（岭），三坏于辽（阳）、沈（阳），四坏于广宁。初坏为危局，再坏为败局，三坏为残局，至于四坏，捐弃全辽，则无局之可布矣。逐步退缩至于山海关，此后再无一步可退。”明失守广宁的严重性正在于此！除此，它在物资上的损失也令人痛惜不已。据兵部题奏：此次全国援广宁，“调兵十数万，转饷二百万，发帑数百万，器械、火药、盔甲、鞍马、头畜、刍粮数十万，尽付于奴酋！而四方驱车驰马，海运陆输，臣等目不交睫，手不停批者，皆以助狂夷之毒焰。静言思之，愤懑欲死，惭惶欲死……”一句话，明朝呕心沥血鼎力维持辽西残局，所作一切努力尽付东流。自抚清交战，至宁远战之前，八年间，“竭四海九州之物力，不能成尺寸之功”，它投入数以百万计的财富全部转入后金之手！

熊廷弼与王化贞作为朝廷一度最信赖的封疆大吏，专主辽西战守。朝野曾寄予厚望，特别是熊廷弼的才望更为人们所推重，以为他经略辽西，一定会使局势转危为安，有一个明显的起色。但事实完全相反，他们弃守广宁，并从辽西大溃退，拱手将辽西让给后金。这一严重事件，朝廷为之震惊。按明律，封疆失守，“情罪深重，国法难容”。前有经略杨镐三路丧师，已正典刑，如今到自己头上，熊、王很清楚他们应得的处分。广宁一弃守，王化贞马上疏奏：“本职席蒿待罪”，“罪应万死”。熊廷弼说得更为恳切，他于二月二日自山海关上奏，即表示自己“辜负圣恩，已在不赦之科矣。臣回关之日，拟即槛车赴阙，以候诛戮”。他要自入囚车进京，等候处死。眼下他正同有关官员安置自关外逃来的六七万乱军和数十万避乱难民，一经安置妥当，他就“奔趋藁街，愿以身明白受法”。他的这番话，仍不失敢作敢当的气概。熹宗批复：封疆失守，熊廷弼不能推卸罪责，姑且准予“戴罪守关，立功自赎”。看来熹宗还给他一次立功赎罪的机会。熊、王两人在山海关以“自赎”的态度，实心任事，颇为用力。

但是，事情并未就此简单结束。明统治集团内部，出于不同派别的利益，或出于个人的私怨，纷纷追究起熊、王失疆的责任来。兵科都给事中蔡思允首先发难，奏请惩治熊、王及高出、胡嘉栋等人罪。熹宗放过熊、王，让他们“戴罪候处”。高、胡二人在辽沈之战时为逃将，此次又逃，令“锦衣卫拿解来京”。接着，二月十一日，大理寺少卿冯从吾、太常寺少卿董应举、太仆寺少卿何乔远三人联名上疏，要求逮捕熊、王，“以申国法”。十三日，熹宗批准逮捕王化贞，将熊廷弼革职，回家听候处理。但他不愿回家，担心一离京师，受到政敌攻击，加罪于己，他留京可以随时辩驳种种不实和诬陷之词。

西平、沙岭惨败，广宁弃守，辽西溃退，经略熊廷弼和巡抚王化贞都负有责任，但两人负罪性质和轻重程度不尽相同。熊廷弼从家乡起用为经略，抱着以汉代名将卫青、霍去病为榜样的志向，决心为安定国家边疆建立不朽的勋业。但是他所处的环境不同于汉代，跟他一起共事的那些人远不是汉代的明君贤相。他与王化贞及其支持者的深刻矛盾，使他的抱负与战略部署无法实现，多年已建树的功勋甚至生命竟毁于一旦！

熊廷弼为人刚直不阿，树敌很多。他身居经略高位，受到皇帝宠信时，很少有人敢与他公开对抗。当辽西兵败，大批反对或仇恨他的大小廷臣幸灾乐祸，额手称庆。他们打着为国分忧的旗号，假充公允，纷纷出来评论辽西战事，袒护王化贞，一意打击熊廷弼。一向与他作对的张鹤鸣力毁诽谤，公然说：“化贞功罪相当，廷弼有罪无功。”多数人以当初“经抚功罪一体”之约为根据，要求一体处分。如，陪都南京十三道御史王允成等也联名上疏，认定“经抚同罪，国法不可不正”。开始，熹宗对熊、王两人是区别对待的。但熹宗一想到熊廷弼辜负他的厚望，失城丧地，心中着实痛恨，而他又在群小日进谗言的煽惑下，就采取第一个步骤，将熊廷弼革职、听候处分。个别阁臣如蓟辽总督王象乾还有“怜才”之意，也有的阁臣请求留用熊廷弼，说此人“似胜王化贞”。熹宗很生气，说：“熊廷弼走得快，果胜外廷！”以后，再也无人敢建议留用。显然，形势变得对熊廷弼很不利。广宁失守后，正是阉党猖獗之时，他们根本就厌恶像熊廷弼这样不亲权贵、敢于抗违他们意志的人。因此，他们借机谋兴大狱，严厉处罚熊廷弼，以震慑和沉重打击朝廷中正直的人们。于是，他们在“功罪一体”的掩饰下，审理熊、王“封疆失守案”。

四月，由刑部尚书王纪、左都御史邹元标、大理寺卿周应秋组成三法司，会审熊、王。熊廷弼作为“罪人”，不得不跪在三法司面前，但一跪就站了起来，仍然带着几分不服气的口气大声地说：“我起自田间，复任经略，原议是让我驻山海关，并无驻广宁的片字决定。广宁失守，罪在王化贞！”

后金不战取广宁（4）

左都御史邹元标厉声驳斥：“失地丧城，功罪一体，你是难以辞掉责任的！”熊廷弼对“提审”他提出异议。邹元标接着说：“本职屡奉明旨，内云‘提审’，又有‘确审’字样，你竟然不理！今日必须进刑部，是非自明，你不必抗旨，否则，反得罪于朝廷。”

熊廷弼不服，辩解说：“我奉明旨‘听问’，不是‘送问’，写得明明白白，怎能将我下狱？”

两人争论多时，刑部尚书王纪接过来说：“你不肯进刑部，就叫锦衣卫旗尉陪你暂到天仙庵住一日，我们上奏皇上，请旨裁决。”

事已至此，熊廷弼深知分辩无用，所谓“旨意”，还不是由他们拟定！于是他改变主意，自请皇帝下诏逮捕他。

审完熊廷弼，邹元标、王纪都带着客气的口吻说：“请过王巡抚来。”

王化贞一进大堂，就“长跪痛哭”，说：“我苦唯有自己知道，一言难尽！”说着，从袖里取出一封信送上。

邹元标、王纪都说：“你必须承认自己的罪过，将来一定还有在朝班之日！”安慰了一阵，也没细审，就都站了起来，与王化贞“一躬而散”。

事后，熊廷弼上疏，申诉三法司未定罪而先把他送狱，未奉旨意而先让他赴狱。他要求三法司按照对待罪之人之体与朝廷待大臣之体对待他。他的申辩不但没得到好结果，相反更激起这些人对他的嫉恨。朝廷中也不乏敢于仗义执言之人。御史江秉谦几次上疏，弹劾张鹤鸣的罪过在熊、王之上，同时还为熊廷弼辩护，遭到熹宗申斥，调离京城，放外任，夺俸一年半。给事中刘弘化也持此意见，受到夺俸三个月的处分。为熊廷弼辩护的人很少，案子全掌握在反对他的人手中，终于把他同王化贞定成死罪。四月七日，宣判了对熊、王的处理。这里，不妨将此宣判书原文抄录如下：

奴酋猖獗，辽阳失陷，拔化贞于监司，起廷弼于田间，畀以军旅，重任二臣，被非常宠遇，宜同心戮力，誓灭此而朝食。不虞其相闹一场，河西拱手送奴，竟以一逃结局也。王化贞受命于败军之际，广宁危若累卵，只手撑持八阅月，人谁不怜之！但朴实不知兵，用虏而反为虏用（指联络蒙古以攻后金）；用间而反为间用（指策反李永芳，反被后金利用）。叛逆孙得功辈日侍左右而不悟，认贼作子，声声立战；贼尚在百里之外，而弃广宁如敝屣，匹马宵遁，哀哉！化贞有忧国之心，而无谋国之智；有吞胡之志，而无灭胡之才。事已至此，安所逃罪？宜服上刑，以正厥辜。

若熊廷弼才识气魄，睥睨一世，往年镇辽而辽存，去辽而辽亡，关系匪轻。再起经略，赐剑赐蟒，侑以金帛，饯以九卿，受此异数，何以仰答眷宠？迨其初出春明，即邀有控扼山海之旨，议者已知其无意广宁矣。抵关以后，虽言我兵不宜浪战，西虏不足尽信，永芳降情之叵测，广宁人心之不固，语语若持左券。其刚愎之性，虚骄之气，牢不可破，以争毛文龙功罪一事，开衅化贞。水火之形既分，玄黄之战遂力，笔锋舌枪，相寻不已。守备之计，等闲置之，虏骑一来，错愕不知所出。飞檄催战，盖曰：胜可以成吾之名，败亦可以验吾之言也。不知封疆大臣破坏封疆，国有定律，百口何辞！廷弼试扪心一思：比之杨镐更多一逃，比之袁应泰反欠一死。若厚诛化贞，而廷弼少及于宽政，不惟无以服天下万世之心，恐无以服杨镐、袁应泰之心矣。宜用重典，以警将来此段文字录自。

这份判决书写得颇为动人。归纳起来，说明以下几点。首先，肯定了熊、王两人的各自长处，还不是因为判成死罪而一笔抹杀。其次，宣扬皇上给予他们的崇信与宠遇，而他们却辜负皇上的圣恩，失地逃命，罪在不赦。第三，最重要的是，对两人的功罪作出了不同的评价。判决书说王化贞有忧国、报国之志，却无治国之才能。

他误信孙得功，中反间计，最后弃广宁，是很痛心的。他的失败，一句话，是才能不足，不懂军事所致。而熊廷弼论才气、魄力远在王化贞之上，但他出关前就无意守广宁，也无真心守河西。他的失败，不是才能不够，而是他抱的思想不正确，甚至以战守当儿戏，与王化贞意气用事，盛气凌人，品行不端，等等。稍一比较，就可以看出，判决书厚王化贞，给予相当大的同情，对熊廷弼则含讥讽诋毁之意。以魏忠贤为首的阉党，的确是竭力救援王化贞，但他丢弃广宁，不见敌人却捷足先逃，这个罪行是无法掩盖的，他们爱莫能助，只得按国法忍痛判死刑。在这种情况下，当然他们也不能放生熊廷弼，以“功罪一体”之约，让他“陪死”，来表示他们不偏不倚，一视同仁！最后，还有一点，朝廷当权者把广宁之败完全推给了熊、王，对于其中一些枢臣如张鹤鸣等人处处破坏熊的战略、不断挑拨和加剧熊王的矛盾造成的严重失误和后果只字不提，毫无追究之意。事情很清楚，熊、王两人被他们当成了替罪羊。

后金不战取广宁（5）

熊、王虽被判为死刑，并没有立即执行。开始，“当事者亦无意即杀”，特别是对王化贞更无意处死。三法司审判的时候，已向王化贞许愿，不久还会恢复他的官职，得立“朝班”之中。因此，他们两人长时间被关押在狱中，迟迟没有处决。

但是，随着朝廷内部党争日趋激烈，身在狱中的熊廷弼也受到牵连，竟加速了对他的处决；王化贞因而也长期监禁，没能实现原先的预谋。

熊、王入狱时，朝野正掀起反阉党专权的斗争。天启四年（1624年）六月，左副都御史杨涟率先奋起，上疏揭露魏忠贤二十四大罪。接着，大小九卿及南京陪都各部科道等官都上疏，弹劾魏忠贤，凡七十余章，其中诸如吏科都给事中魏大中、左佥都御史左光斗、太仆寺少卿周朝瑞、武库员外郎顾大章等，都是攻击魏氏最猛烈的人。昏庸的熹宗宠爱魏忠贤，对群臣交章揭露“概置不听”。阴险狠毒的魏忠贤怀恨在心，与其党羽冯铨、霍维华、杨维垣、李鲁生等谋兴大狱，血腥报复。他们就从杨涟等为熊廷弼辩解入手，视为一党，刻意打击。魏忠贤等人诬告杨涟揭发他的二十四大罪的疏稿出自熊廷弼之手；诬称杨涟等受熊廷弼重贿，为之开脱罪责；还指控周朝瑞“十日四疏”替熊申救、顾大章则说熊值得同情；指责汪文言内探消息，外入杨（涟）左（光斗）之幕，等等罪名纷纷而来，魏忠贤把他们打成一党，将他们一个一个地投入监狱，严刑拷打，惨死于狱中。同时，魏忠贤一伙必欲尽快将熊处决，否则他们陷害杨、左等人的阴谋就会败露。

熊廷弼原有一部将，名叫蒋应旸，曾去监狱看望他，被魏忠贤控制的特务机关东厂发现，将其逮捕，搜出一本《观音经》，书后有图谶数语，定为“妖言”，诬告他挟此“入狱营谋”不轨，因而被斩首。他们杀害蒋应旸的目的，还是给熊罗织罪状，以便尽速处决。此事刚了，又编造了所谓《辽东传》的谎言。这是天启五年（1625年）八月的事。二十一日这天，东阁大学士顾秉谦、周如磐、黄立极、丁绍轼、冯铨五人侍讲毕，冯铨从袖中取出一部带有肖像的《辽东传》，当面呈给熹宗，五人一口咬定，说：“此书为熊廷弼所作，流传市上，希图为自己开脱。”《明史纪事本末补遗》、《国榷》等书载，《辽东传》出自袖中者为丁绍轼。不确，实出自冯铨袖中，其实这部《辽东传》并非熊廷弼所作，而是冯铨为报私仇，私作此书，托名熊廷弼，以激起熹宗之怒《明史纪事本末补遗》、《国榷》、《明史》、《明实录》等书皆不载所谓《辽东传》系何人所作。据《两朝剥复录》载，实为冯铨所作，盖此事实出自当时实录。亦记有冯铨欲杀熊之企图。。果然，熹宗读后大怒，对熊廷弼顿生杀机。这时，又有阉党言官郭兴治、门克新、石三畏等上疏，再激熹宗发怒，于是下诏立即处决。

二十五日，魏忠贤召集阁臣，策划如何处决熊廷弼。他顾虑熊廷弼统兵日久，部下将弁与他同心，害怕处决之日激变成乱。商量了一上午，还没定下来。中午已过，阁臣黄立极出了个主意：“夜半片纸了当之！”所说“片纸”，即用皇上的名义，写一道命令，半夜时秘密处决了事。一句话提醒了魏忠贤，就依黄立极的主意行事，由魏忠贤出面，假借皇帝的名义，发下一道“谕内阁”的旨意：

我皇祖特起熊廷弼于田间，授以经略，赐之尚方，赐之蟒玉，宠极人臣，义当尽瘁。乃廷弼欺朕即位之初，托病卸官，荐袁应泰而辽亡；既则刚愎不仁，望风先逃，而河西失。当是之时，不知费国家几百万金钱，丧军民几百万性命。而征兵西蜀，则西蜀变；风闻山东则山东乱，至今黔中尚岌岌未宁，斯其罪难以擢发数！

迨三尺莫逃，百计钻求，其最甚者，有周朝瑞十日四疏申救；有顾大章议其罪属“可矜”，而又转托奸徒汪文言内探消息，外入杨涟、左光斗之幕，嘱令贻书求解。诸奸受贿，动以万千，安问祖宗疆土与法度哉！朕深痛恨，已将杨涟等置之不理。

顷八月二十一日，于文华殿讲毕，卿等五员“卿等五员”，即指顾秉谦、周如磐、黄立极、丁绍轼、冯铨。呈到外间刊行之有像《辽东传》一册，出诸袖中，合词奏曰：“此廷弼藉以掩饰夸功，希图脱罪。”朕亲览之，竖发切齿。况屡经言官郭兴治、门克新、石三畏、周洪谟形于章疏，宜亟加两观之诛，庶大快万人之愤！卿等可即传示刑部衙门，著便会官处决了，以为人臣辱国偷生、罔上不忠之戒此段文字录自。

后金不战取广宁（6）

魏忠贤目不识丁。自然，这道谕旨为他的党羽阁臣所拟。此文把熊廷弼说得一无是处，罪大恶极，甚至把全国动乱的责任全推到了熊廷弼身上。这就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辞！

当天半夜关于熊被处死的时间，“中贵捧驾帖至”，掌管提牢的山东司主事张时雍命狱卒把熊廷弼骗出来。他马上就明白了是怎么回事，便从容地洗漱完毕，整理衣冠，从室内走出，说：“我是朝廷大臣，必须拜见圣旨，岂能草草了事！”他行至厅堂，正想要说什么，张时雍迎上前，说：“芝岗（廷弼号），失陷封疆，应得一死，你还有什么话说？”熊廷弼默然不语。张时雍发现他胸前悬挂一小袋，就问：“袋中何物？”熊廷弼说：“辩冤疏！”张时雍带着骄横的语气说：“你没读过《李斯传》吗？囚徒怎能上书！”熊廷弼轻蔑地说：“这是赵高说过的话！”

张时雍无言以对，熊廷弼也不说什么，从袋中取出疏稿，委托他转呈皇上，当即作绝命诗：他日傥拊髀，安得起死魄。绝笔叹可惜，一叹天下白！从容就戮《两朝剥复录》：“廷弼虽弃市，实非西曹，乃以夜半杀之狱中，次日（26日）托言弃市耳。”按旨意，熊廷弼的头被割下来，传送“九边示众”九边者，即辽东、宣府、大同、延绥、宁夏、甘肃、蓟州、山西、陕西等九军镇，合称“九边”。，尸体遗弃漏泽园，不准安葬，而他死前奏疏也被毁弃不报。

残酷的处罚并没有就此结束。熊廷弼一处死，熹宗就下令驱逐他的家属，“不许潜住京师”。阉党开始迫害他的遗属。御史梁梦环诬告熊廷弼生前侵盗军资十七万；御史刘徽诬称其家资百万，要求抄没佐军。这纯属无中生有。当时人都称颂熊廷弼为官清廉，说他“自有辽事以来，再任经略，不取一金钱，不通一馈问，终日焦唇敝舌与人争言大计，视国如家”。一个忧心国事的人是不会聚敛财产的。熊廷弼身居显官，自不同于一般人家，但他哪里会有那么多资财！阉党不过以追赃来继续迫害熊廷弼的家属。魏忠贤捏造种种事实，还盗用皇帝的名义，追抄其家产。无资财可抄，就抄他的族人与姻亲，无不倾家荡产。他的长子熊兆珪被逼索赃金，极度悲愤，自刎而死；其女熊瑚愤激过度，吐血身亡。

三年以后，朱由俭即位，改元崇祯。阉党魏忠贤被铲除，吏政有所改善，给人以气象维新的感觉。于是，有人给熊廷弼鸣冤，要求予以昭雪。其中有个工部主事叫徐尔一，首先为熊廷弼讼冤。他写道：“廷弼以失陷封疆，至传首陈尸，籍产追赃。而臣考当年，弟觉其罪无足据，而劳有足矜也。广宁兵十三万，粮数百万，尽属化贞。廷弼止援辽兵五千人，驻右屯，距广宁四十里耳。化贞忽同三四百万辽民一时尽溃。廷弼五千人，不同溃足矣，尚望其屹然坚壁哉！廷弼罪安在？化贞仗西部，廷弼云：必不足仗。化贞信李永芳内附，廷弼云：必不足信。无一事不力争，无一言不奇中。廷弼罪安在？且屡疏争各镇节制不行，屡疏争原派兵马不与。徒拥虚器，抱空名！廷弼罪安在？……”新登大位的崇祯皇帝不敢贸然地为熊廷弼平反，没有接受徐尔一的建议。

次年，即崇祯二年（1629年）五月，大学士韩等人为熊廷弼翻案，追述他经略辽东的功绩与失误，认为功劳大于失误，不应处于极刑，尤其是设置种种陷阱，独加害于他，其死实属冤枉。最后，他写道：“臣等平心论之，自有辽事以来，诓官营私者何算！廷弼不取一金钱，不通一馈问，焦唇敝舌，争言大计。魏忠贤盗窃威福，士大夫靡然从风。廷弼以长系待决之人，屈曲则生，抗违则死，乃终不改其强直自遂之性，致独膺显戮，慷慨赴市，耿耿刚肠犹未尽泯。今纵不敢深言，而传首已逾三年，收葬原无禁例，圣明必当垂仁。臣所以娓娓及此者，以兹事虽属封疆，而实阴系朝中邪正本末。皇上天纵英哲，或不以臣等为大谬也。”崇祯总算“开恩”，批准了韩的要求，“诏许其子持（廷弼）首归葬”谷应泰：《明史纪事本末补遗》，卷2。，并停止追赃。但仅仅是给予熊廷弼以葬身之地，却没有重新评价他的功过。

这时，王化贞尚在狱中。迟至崇祯五年（1632年），朝廷追论广宁失事，在众多廷臣的坚持下，才把王化贞斩于西市，“以平公论”。

熊廷弼之死，时人认为，由于杨涟、左光斗等公开对抗阉党魏忠贤，并替熊廷弼说话，亦决定和加速了对他的处决。所以都说：“廷弼不死于封疆而死于时局，不死于法吏而死于奸珰也。”王化贞虽得到阉党支持，也终未逃得一死。可以说，熊、王都做了朝廷内部党争的牺牲品。质言之，是阉党祸国毁明的牺牲品。特别是熊廷弼作为一代杰出的统帅、军事家，被诬害致死，确是明朝一大损失。人们不禁感叹：“廷弼死，镇辽者益非其人”，所作所为，“必尽掷于强邻，而社稷随之矣”。

守御山海之争（1）

广宁之役后，明与后金的战争进入暂时间歇的状态。

努尔哈赤在两年左右的时间里，连续夺取了沈阳、辽阳、开原、铁岭、广宁等大小城镇近百座，领有的疆土飞速地成倍增长。这与后金有限的实际力量不能不产生严重矛盾。努尔哈赤懂得巩固已有战果和建立稳定后方的重要性，有必要暂停对明的大规模征伐，以便腾出时间来加强对新占领地区的统治。

广宁战役一结束，他就返回辽阳，着手建设新都城。在明辽阳故城东、太子河东岸重新营建一城。他在新都城还没住上三年，又发现“沈阳四通八达之处”，无论伐明、征蒙古、威胁朝鲜，都是一战略要地。天命十年（天启五年，1625年）三月，努尔哈赤再次把都城从东京迁往沈阳。这是政治重心的转移，也是牢固地建立起与明争战的一个新的大本营。在这期间，他还大力整顿内部，训诫群臣，阐述为政之道，制定各种措施，防范汉族人民的反抗，使后方得到了进一步的巩固。他征抚并用，加强了与蒙古的同盟关系，从而扩大和增进了他们之间的军事合作。所有这些，都使后金在短短三四年基本和平的环境中得到了较迅速地发展，不仅补充了在战争中已损耗的力量，而且给他继续对明进行战争提供了新的物资条件。

明朝失掉广宁和丢弃关外大片土地，好像只伤了点皮毛。但辽东地区所处的战略位置，使它同京师乃至全国的安危直接联系在一起。因此，辽东每一城一地的丧失都会引起京师不同程度的震动。但明朝统治者的决策，只顾眼前。在经历短暂的痛苦呻吟之后，它命官选将，收集残兵败卒，征调各地军队，只得固守山海关。

当广宁失守的消息刚传到京师，熹宗和廷臣们都惊慌得六神无主，他抓住首辅的衣襟，急得哭泣起来。当时，最紧迫的一件事就是选一得力将帅，速往前线，应付军事上危险局面。兵部尚书张鹤鸣自知理亏，害怕追究他失广宁的罪责，就自请去山海关前线督师。熹宗如获救星，喜出望外，马上给他加官晋爵，赐蟒玉及尚方剑。可是，明兵“屡败之后，人情入关一步便为乐园，出关一步便是鬼乡”。张鹤鸣逗留十七天，始抵山海关，“无所筹划”，只迁延时间而已。最后，便以病为由辞职归家。熹宗任命宣府巡抚解经邦为兵部右侍郎兼都察院右佥都御史经略辽东。

他顾虑重重，“胆落于（辽）东”，为“苟全性命”，避杀身之祸，接连三次上疏，“力辞重任”，拒不接受这项新任命。熹宗恼怒，斥责他“托词避难”，完全失掉做臣子的责任和义务，“著革职为民，永不叙用！”从此，再无人肯任经略。于是，就采取廷臣推荐的办法，不管本人是否愿意，只要皇帝批准，必须上任。天启二年（1622年）三月初，吏部等衙门尚书张问达召集九卿科道众臣于中府推选经略，每人给一支笔，在纸单上填写人选姓名。与会者议论纷纷，直到天黑，才把每人填写的纸单收上来，统计票数，以荐举王在晋者为最多。当初添设兵部侍郎，并由王在晋担任，“原以备经略之用”。这样，王在晋成了当然的经略。推选结果一报到熹宗，当即批准。八日，正式任命王在晋为兵部尚书兼都察院右副都御史，经略辽东、蓟镇、天津、登莱等处军务。皇帝给予如此崇高的职务，王在晋并不认为是一件好事，他深知“为此地（指山海关）经略难之又难”，不愿任职，请求辞掉。熹宗不准辞，令他“刻期就道”。他明白如不接受这项使命，“则以国法绳之，词严而义正”。有鉴于解经邦的教训，他不敢再辞。

经略驻地山海关山海关，又称榆关，以古渝水而得名。见杨雨苍：《临榆县志》。是举世闻名的“天下第一关”。它背靠峥嵘险峻的燕山，万里长城沿着峰峦极顶，似蛟龙起舞，飞腾直上，消失在云霭缥缈的苍穹深处。它的南面，向着万顷渤海，长城的起点，如龙头伸入海中，畅饮着千层巨浪。所谓“襟连沧海枕青山”，山海关之名，盖出此意。整个城垣与长城相连接，以城为关隘，形成为浑然一体的锁关之势。诚如清人所赞：“两京锁钥无双地，万里长城第一关！”这道雄关创建于明洪武十五年（1382年），规模还不大。为防御蒙古及后来的女真（满），洪武以后历朝不断增修扩建，直到明亡前夕，它还在大兴土木，继续增修。终明之世，积二百余年之功，山海关堪称铜墙铁壁，成为蒙古与女真（满）人不可逾越的天险！

守御山海之争（2）

山海关对于明朝具有极其重要的战略价值。它正好处于河西走廊的咽喉地带，是从东北进入华北的陆上必经之道。明人概括山海关的战略作用是，“内拱神京，外捍夷虏，最契紧处”。自明与后金争战以来，山海关尤其重要。它是明进兵辽东的总指挥部，也是积聚兵员、储备粮饷的后方基地。自从失去广宁，兵民尽撤，蜂拥进关，“（辽）河西七百里，边城俱为煨烬，关外几成异域。”“今日全辽丧尽，山海之外，奴虏充斥。”明兵撤出关外，宁远以西五城七十二堡为蒙古喀喇沁部占领。这时，已无前后方之分，山海关直接暴露在后金面前。但后金兵追赶明溃兵至宁远而回，并没有占领各城镇，主要原因是后金兵力不敷，不敢分兵久驻。自广宁以西，诸如大小凌河、锦州、宁远、中前、中后等地，这一条狭长的河西走廊，成为双方的军事缓冲地带，双方的侦察与游击兵不时出没，互有斩杀。尽管如此，善于疾驰的八旗铁骑随时可达于关门之前。

因此，明朝将帅仍存有危机感，时时担心后金来攻关。所谓“辽沈没，始急广宁；广宁失，始急山海，而山海之外不闻有后著也”，正反映了明朝上下的普遍恐惧心理。在明朝的战略家看来，保卫山海关简直关系到他们的存亡。枢辅大学士孙承宗指出：“关门系天下安危”，“当今急务，莫急于守山海”。巡抚直隶监察御史潘云翼也说：“天下之安危，仅视榆关一线。”如果“关门震，则内地与之俱震。”在防守山海关这个根本问题上，明朝的文臣武将的认识是一致的。他们决定不惜一切代价守住山海关，紧急征调全国各地精锐集结于此。很短时间，“关城聚秦、晋、川、湖、齐、梁、燕、赵之众”，“官与兵云屯猬集”。天启二年（1622年）底，已集中兵力七万九千八百六十九人，马一万二千七百六十匹。次年秋，马步兵员已达十万，到天启五年（1625年）略有增加，达十一万七千零八十六人，马匹有五万九千五百匹。实际情况表明，明朝投入如此雄厚的兵力已经超过后金的总兵力，其财力也非后金所能相比。可以说，防卫山海关是不会成为问题的。正如御史汪裕疏言：山海关“现存之兵，御侮有余，定额之饷解给无难”。

问题的关键是确立什么样的防御指导思想，兵力部署是否得当，以及将士是否决心要打。

新任经略王在晋并不懂军事，但很自信，喜欢夸夸其谈。他编辑的《三朝辽事实录》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其中有关他的奏疏和评论尽收入该书，却恰好暴露了他的这一弱点。凡所议辽事及其战守，摇笔动以千言乃至数千言，叙事辩理，娓娓动听，但只要与实际情况稍一对照，不过是一番阔论，纯属纸上谈兵！孙承宗评论他“笔舌更自迅利，然沉雄博大之未能”，正点中了他的不足。还有，凡与他政见不同、意见相左的人，如孙承宗、袁崇焕等，他都加以诋毁。这反映了他为人偏私、狭隘的一面。当然，在他所有的议论中，某些看法也不失为真知灼见，但他本人并不准备实行，这又表现了他言行不一的坏作风。

广宁失守后，他曾提出守山海关的具体措施，说：“臣以为守关必外有城郭为藩篱，有营屯为犄角，有烽堠以严瞭望，有哨探以通消息。关以外尚为我之地面，然后可容布置。”又说：“倘乘此际虏骑未侵，急率兵出关，收复宁、前，徐伺机便，以图恢复，则可冀桑榆之功。”他还质问前线将领：“奈何缩首裹足，将山河轻弃，惊风鹤而疑草木乎？”王在晋这一番议论，其见识未必不正确，其勇气未必不令人感动。然而，事临到自己身上，他却变成另一个人。廷臣推举，皇帝批准，责令他赴前敌，他却失去了勇于承担责任的气概。不得已而受命之后，意志消沉，对防守山海关毫无信心，充满了悲观情绪。他还未离京，就连连上奏章，一再声称：“山海（关）之无足恃也”，“欲恃兵力而兵力不可恃，恃人心而人心不可恃，恃地险又不可恃。”他在另一份奏疏中，力贬山海关的战略价值，说：“山海一关不过防军民之出入，稽商旅之往来，左为山，右为海，所以名山海，究竟则犹郡邑之城郭也。彼辽、沈、开、铁、广宁皆东方之重镇，且望风瓦解，岂一关所能独御哉！”如前所述，山海关原为防御蒙古而设，岂仅是防军民与商旅出入！他把一座结构严谨、体系完备、坚固实用的雄关比之于一般城邑，把它与辽沈等诸镇视为等同。他散布上述种种失败主义的论调，不过是用来掩饰他的懦怯与无能。他毫不隐讳地向熹宗表示：“倘逐臣而使之归，臣之所大幸也！”他最希望的一件事，就是巴不得把他罢官归乡，以图身家性命保全。御史陈宝泰首先怀疑王在晋有负众望，说：“一切战争事宜，在晋能料理否？不然拥牙坐蟒，横玉挂剑，不足吓逃兵，能吓奴酋乎？”

守御山海之争（3）

三月十八日，王在晋将起程赴山海关，熹宗特赐蟒玉、衣带与尚方剑，“勉建功勋”。他抵关半月余，就提出了“拒奴抚虏、堵隘守关”的方针。所谓“抚虏”，就是由朝廷拿出大笔金钱收买蒙古，像王化贞一样又把希望寄托于“抚虏”上，竟大言不惭地说：“俟赏事成，督臣可以还政”，“枢臣可以还朝”，他们从此解甲为政，而他独自一人就可以稳坐山海关，“担任危疆”的重任。所谓“堵隘”，是在山海关外再修一座关城，称重关。原先，王在晋只想到利用蒙古的力量袭取广宁，跟他很要好的蓟辽总督王象乾出主意说：“得到广宁也守不住，罪过更大。不如在山海关外的地方再设置一道关，作为险要，护卫山海，亦护卫京师。”王在晋以为是一条妙计，遂定为“抚虏堵隘”的守关方针。

五月，他正式提出筑重关的计划。其理由是，山海关南为海，“虏”如舍骑乘舟，瞬息可达。北为角山，设有边墙，但峰峦更高于墙垣，如敌人先据高山、险岭，造成“凭高搏击之势”，山海关便不能守。因此他主张从芝麻湾或八里铺再筑一边墙，约长三十余里，北绕过山，南至海，把关外一片石、角山及欢喜岭等要地都包罗在内一片石，位于山海关外东约十里处，即今辽宁省绥中县李家台村。使之关外有关，墙外有墙，以四万人守卫，“乃可为关门捍蔽”。这是一项浩大的工程，“计费甚巨”，用人夫数万，历时颇长。他坚持认为，这道作为“外墙”的关隘必不可少，请求朝廷批准疏奏。六月，王在晋再申筑城之议，确定在八里铺地方“划地筑墙”，估算费用共九十三万两白银。熹宗批准，同意先发帑金二十万两，其余费用陆续拨发。

王在晋筑重城的做法遭到他的部下宁前兵备佥事袁崇焕、孙元化等人的坚决反对，认为此举“非策”，极力劝阻。王在晋不听。崇焕两次写信给首辅叶向高，申诉了自己的意见。向高对阁臣们说“此事不可臆断”，一时也分不清谁是谁非。大学士管兵部事孙承宗自请亲赴山海关实地考察，然后再定大计。向高很满意，熹宗也高兴，特加太子太保的头衔，赐给蟒玉、银币，以示隆礼。

孙承宗，字稚绳，高阳人（河北高阳县），他的相貌奇伟，“铁面剑眉，须髯戟张”，声若洪钟，震撼墙壁。他年三十余，“伏剑游塞下，历亭障，穷厄塞”，在边塞生活过一段时间，每每喜欢跟老将及退役兵卒究问险要边情，因而“晓畅边事”《明史?孙承宗传》，卷250。。万历三十二年（1604年）中进士，授编修。熹宗即位，他以左庶子充当日讲官，叙事分析，“激切恺直”，每次讲完，熹宗就情不自禁地说：“心开！”对他特别看重。天启元年，辽沈相继失陷，廷臣以承宗知兵，一致推他为兵部侍郎，负责辽东军事。但熹宗舍不得他离开，拒绝了廷臣的一再请求。广宁失守后，熹宗焦虑万分，这才提升孙承宗为兵部尚书兼东阁大学士，直接参与辽事。过了几天，命他以阁臣掌兵部事。他上疏说：“迩年兵多不练，饷多不核。以将用兵，而以文官招练；以将监阵，而以文官拨发；以武略备边，而日增置文官于幕；以边任经、抚，而日问战守于朝。此极弊也。今天下当重将权。择一沉雄有气略者，授之节钺，得自辟置偏裨以下，勿使文吏用小见沾沾陵其上。边疆小胜小败，皆不足问，要使守关无阑入，而徐为恢复计。”这一奏疏，清晰而深刻地表达了他的军事思想。他提出“重将权”，改革明朝军事制度和原则，在当时都有重要的实际意义。当此如何决计防守山海关的紧要时刻，他主动要求执行这项使命，是非常合适的。

六月二十六日，孙承宗由兵部主事鹿善继等陪同，抵山海关，就防御问题同王在晋展开了激烈的辩论。

“新城建成，即移旧城四万人守卫吗？”孙承宗首先发问。

“不，当另设兵。”王在晋回答。

“如此，那么八里内共有守兵八万余人，一片石西北就不能设重兵吗？而且在八里之内筑关，新城背后即旧城址，内中埋有大量的品坑地雷，是为敌人设的呢，还是为新兵设的？新城如可守，还用旧城干什么？如果不可守，那么四万新兵倒戈旧城下，是开关放行呢，还是闭关委给敌人呢？”孙承宗提出了一系列疑问，让王回答。

“关外有三道关，可以进关。”

“如像你所说，敌人来了，而我兵逃跑如故，还要重关有何用？”

“准备在山上建三座寨，以接待逃跑的兵卒。”

王在晋说到这里，孙承宗脸色一沉：“兵未溃，先筑寨以等待他们，这不是教他们逃溃吗？而且溃兵能进关，敌人也会尾随进关的。现在，不为恢复失地作打算，划关为守，却尽量撤去藩篱，天天在内部哄哄然，京师之东还有安宁的地方吗？”

守御山海之争（4）

王在晋这个人很顽固，虽理亏也不服气，仍然坚持修重城的主张。孙承宗出示袁崇焕给朝廷的奏疏，“始丧失色”。为了听取各方面的意见，他召集将吏讨论如何防守关外。监军阎鸣泰主守觉华岛（辽宁兴城东三十里海中，今称菊花岛）。袁崇焕主守宁远卫（辽宁兴城）。王在晋都反对，提出守中前所（辽宁绥中县前所）。监司邢慎言、张应吾等随声附和。其时，明兵前哨名义上驻中前所，实不出八里铺。意见分歧，事关重大，孙承宗没有立即作出决断，便带他们出关察看形势。

孙承宗来到中前所，登上城楼，向东北方向眺望，“遥见宁远形势，天设重关，以护神京，必不可不守”，而“觉华孤峙海中，与宁远如左右腋，可厄敌之用”。他一眼看中宁远是山海关的天然“重关”，坚信是可以守得住的。于是，他表态明确支持袁崇焕守宁远的意见，希望王在晋能赞成守宁远的计划。他“推心告语七昼夜”，而在晋固执到了极点，“终不应”。

孙承宗最终没能说服王在晋，回到北京后提出一份报告，阐述他的见解。他写道：“敌人未抵镇武，而我自烧毁宁远、前屯，这是经臣与抚臣的罪过；我弃宁、前，敌人终不来，而我却不敢出关一步，这是今日将吏的罪过。将吏隐藏关内，却没有办法变畏敌之心为畏法令，转化其谋私利之智为谋敌，这是我与经臣的罪过。与其白白扔掉百万金钱建无用之重关，何不如筑宁远这个要塞而防守！八里铺四万人担负守宁远冲要，与觉华岛互为犄角。敌人窥城，令岛上兵卒旁出三岔河，断绝浮桥，绕敌于后从侧面攻击。即便没有战事，亦收复二百里疆土（按：山海关至宁远约二百里左右）。总之，不尽破庸人之论，辽事不可为！”几天后，他乘给熹宗侍讲的机会，当面提出“在晋不足任”，应予撤换。熹宗同意了他的意见，下令把王在晋调到南京，充任留都南京的兵部尚书。自此，八里铺筑城之议即作罢论。

自熊廷弼与王化贞革职被逮，辽东经略屡易其人，而王在晋在山海关任职半年，毫无作为。孙承宗指出：“半年来，兵未合营，将未束伍，独有逃官逃将，议筑议凿，口口声声俱说要守，而将不简，兵不练，何以为守？”事实确系如此。王在晋自到关整天空喊防守，议论修“重关”，借以掩饰他的胆怯和准备逃跑的心理。在半年内，他不做一件切切实实的工作，把“关城之事担（耽）搁已久”，山海关的军事形势不但没有好转，反而日益混乱，继续恶化。孙承宗当机立断，建议把王在晋调离，是很及时的。王在晋一走，山海关的防务最终采取并贯彻了孙承宗与袁崇焕主守关外的战略方针，布置成一道坚固的宁（远）、锦（州）防线，成为后金骑兵不可逾越的障碍。从努尔哈赤到皇太极，不管他们个人的能力有多大，军事力量有多强，始终都没能完全打破这道防线。在屡次碰壁之后，迫使他们望宁远而却步，望山海而兴叹。就是这道防线不仅保卫山海关免受攻击，而且在此后的二十余年间，基本上稳定了河西走廊的战局。山海关防御之争及其重大结果的深远意义正在于此。

二、明部署宁锦防线

天启二年八月，王在晋被免去辽东经略的职务。孙承宗以天下为己任，勇赴国难，自请出任经略。他豪迈地说：“经略去矣，代者且将奈何？与其以天下之大付之不可知之人，不如以天下之大付之不可知之我！”熹宗非常满意，当即批准他以原官督山海关及蓟、辽、天津、登、莱诸处军务。经他推荐，阎鸣泰被任命为辽东巡抚。九月二日，孙承宗到山海关正式“视事”，首先调整指挥系统，命将任职：以总兵官江应诏定兵制、监军袁崇焕修营房、总兵官李秉诚练火器，广宁道万有孚主采木、司务孙元化筑炮台、游击祖大寿驻觉华岛，负责粮饷与器械……

孙承宗一到任，就把防务部署得井然有序。对于山海关的防御及关系明军的成败最有战略意义的是，他与袁崇焕布置了一条把宁远、锦州与山海关联结成一体的宁锦防线。袁崇焕在孙承宗的支持下，发挥了巨大的作用。他们是在明与后金军事斗争舞台上涌现出来的又一批杰出人物。

还有一说，如《明季东莞五忠传》载为“平南人”。平南与藤县仅一水之隔，袁之亲人在此住过，至今仍留有坟墓。比较各说，藤县说较为妥当。而东莞（广东省）实为袁之祖籍。一般来说，藤县与东莞说都对，差别只在祖籍与现籍之别。，生于万历十二年（1584年）四月。四十七年（1619年）成进士，授邵武知县（福建邵武）。他为人慷慨，肝肠热，心雄胆壮，富有谋略。从青少年时起，他就立志于边塞，以安边治国为己任，希望建立不朽之勋业。他在《边中送别》的一首诗中倾诉了这一伟大抱负：

五载离家别路悠，送君寒浸宝刀头。欲知肺腑同生死，何用安危问去留！策杖只因图雪耻，横戈原不为封侯。故园亲侣如相问，

守御山海之争（5）

袁崇焕一颗滚烫的报国之心跃然纸上！他正是怀着这样一个远大理想，如饥似渴地学习有用的知识，尤其喜欢学习军事，平时与人交谈，也离不开用兵打仗。他在戎马倥偬中曾忆及少年时与朋友谈兵至深夜而忘返的情景。他的一首《话别秦六郎》诗中这样写道：

海鳄波鲸夜不啾，故人谈剑剡溪头。言深夜半犹疑昼，酒冷凉生始觉秋。水国芙蓉低睡月，江湄杨柳软维舟。

他任邵武县令时，每天都找了解“辽事”的老兵讨论边塞的军事，他侃侃而谈，“绝不阅卷”。他掌握了相当丰富的边塞知识和用兵的谋略，常“以边才自许”。

天启二年正月，辽西战事失利，正值袁崇焕在京朝觐，“自陈愿备兵”。御史侯恂立即向熹宗推荐，说：“见在朝觐邵武县知县袁崇焕，英风伟略，不妨破格留用。”二月十六日，正式提升袁崇焕为兵部职方司主事。他“以兵部主事即日辞朝出关”关于袁出关时间，有两种说法。其一，如《明史》、《三朝辽事实录》记为袁升授兵部职方司后出关。其二，袁朝觐毕即单骑出关，如《东莞五忠传》、黄尊素《说略》等均持此看法。考之事实，袁在升任山海关监军时，曾上疏《擢佥事监军奏方略疏》云：“臣原以兵部主事即日辞朝出关”。足证袁提升兵部主事之日，即2月16日出关，距第二次提升监军即2月28日，相差12天，昼夜疾驰，足够往返北京与山海之间。可见袁确在两次提升中间去过山海关。考察山海关形势。回京后，他向朝廷表示：“给我兵马钱粮，我一人足以守关！”是时，镇武兵败，广宁师溃，熊、王退入关，消息传到京师，官员“纷纷惊窜，风鹤惊惶”，都做了逃跑的准备。而袁崇焕这一番豪言壮语，无疑是给惶惶不安的朝廷注入一剂镇静剂。京师各官“皆缩朒不敢任，崇焕独攘臂请行”，这在当时确是惊人之举。二十三日，兵科都给事中蔡思充以袁崇焕“饶有才能”，建议派他与原任辽东兵备阎鸣泰“分任榆关（即山海关）”。二十八日，熹宗批准提升为山东按察司佥事山海监军。三月初，朝廷发帑金二十万两，户部发银两千两，供他招募新兵之用。

这时候，熊廷弼已被革职听勘，刚刚回到北京。袁崇焕久仰其盛名，特于离京前夕拜访他。廷弼问：“你持什么战略去山海关？”崇焕说：“主守而后战。”这与廷弼不谋而合，他非常高兴，然后滔滔不绝地讲了起来，还给崇焕画了一张从辽东到宣府的示意图，列出各要隘地名位置，注明戍守先后事宜。两人晤谈了一整天，尽欢而散。袁崇焕赴任后，先驻山海关，不久，经略王在晋令他移驻中前所（按：此地距山海关约四十里）。因为前屯聚集了很多失业的百姓，亟待安置。王在晋令他前往办理。他于当夜独自一人赶路，闯过虎豹出没的荆棘丛，于天亮前进了城，将士们都佩服他的胆量之大。王在晋也更器重他，于七月初题补为宁前兵备佥事。但崇焕看到王在晋无远略，对他提出于山海关外筑“重城”的计划也以为“非策”，两人争论了几次。袁崇焕提出了守关外以捍关门的方略，得到孙承宗的全力支持与赞助，付诸实现。

袁崇焕倡言守关外，守在宁远。此地原无城，明初为广宁前屯及中屯二卫地。宣德三年（1428年）置宁远卫，始修卫城，周长六里八步，高二丈五尺，池深一丈，宽二丈，周长七里八步。全城呈方形，有四门，东为春和门，南为迎恩门，西为永宁门，北为广威门。至嘉靖四十三年（1564年），由副使陈绛又重修了一次。城的规模不算大，但很坚固。城内驻军一千二百五十余名。它辖二所、边台一百五十五座，总计官军六千八百一十四名。宁远在那时还不具有特殊的战略地位，只考虑到从前屯至锦州距离稍远，不便相互应援。为接通山海关与关外各镇之间的声气，才决定增建一新。到明与后金爆发战争后，诸如开铁、辽沈，直至广宁等战役，宁远还没有引起明朝战略家们的注意。当战争发展到辽西，山海关成为阻挡后金进军的唯一的一座关门，宁远城的战略作用才突现出来。它是伴随着明与后金战争的深入发展，而为那些少有的远见卓识的战略家所认识。袁崇焕发现宁远的战略价值，已经显示了他非凡的军事才能。宁远“内拱岩关，南临大海，居表里之间，屹为形胜”。由于它正居于河西走廊的中间，守住它，也就扼住了这条走廊的咽喉，山海关尚在二百里之外，根本不会受到惊扰。

守御山海之争（6）

孙承宗决计守宁远，派祖大寿负责修补全城。这时，朝廷人事更动，又使他的方略受阻。辽东巡抚阎鸣泰因不称职，被劾听勘，换上一个胆小怯懦的张凤翼，主守关内，与孙承宗意见分歧。天启三年（1623年）九月八日，承宗出山海关，东巡三百余里，达于宁远东杏山附近。他在给朝廷的奏报中写道：“若失辽左，必不能守榆关；失觉华、宁远，必不能守辽左。”他特别强调宁远城“生气郁然，因思为国家远计，则此城为必据必争之地”。孙承宗的战略意图是，山海关外以宁远为重点，将沿线原有各城都恢复起来，派驻军队，层层设防。因而把山海关至宁远二百余里之间的镇堡尽收为“内镇”，而山海关“不觉在重桓之内矣”。为实现其战略方针，孙承宗采取如下措施：

一是筑城。经过河西战乱，各城堡都被焚弃。承宗令各城尽速修复。二是派军驻守，同时召辽人回故居，重建家园。如中前所兵民已近五千人，前屯军民有六万余人，中后所兵民不下万余人。宁远原“城中郭外，一望丘墟”。经袁崇焕、满桂等恢复后，兵民达五万余家，屯种远至五十里。总计已恢复五城十三堡，兵民已达十余万。三是垦荒屯田。以帑金买牛，召旧人垦种，三年起科。截至承宗东巡，已垦田五千余顷。四是发展采煤、煮盐、海运等事业，以充实民力，佐助军需。经过大力整顿，关外形势为之改观。

就在这次东巡时，孙承宗至宁远召集诸将讨论如何防御的问题。多数人同意张凤翼守关内的方略，马世龙请守中后所。袁崇焕仍然坚持守宁远。孙承宗作出最后裁决，以守宁远为方略。但佥事万有孚、刘诏极力阻挠。孙承宗不听，力排众议，当即命令满桂与袁崇焕共守此城。还在承宗到任不久，就令祖大寿筑城。他以为朝廷绝不会守宁远，仅完成原定筑城计划的十分之一，而且工程质量很差，根本不符合防御要求。于是，袁崇焕重新设计，定制城高三丈二尺，雉高六尺，址广三丈，顶部二丈四尺，仍由祖大寿与参将高见、贺谦分别督工著者近年曾去兴城考察，所见城墙完整，四门俱在，仍保持着古朴雄姿。据测量，城周长为3200米，合六里200米。平均高度为6米，底宽6.5米，顶宽5米，较原城略低，其他相差无几。。次年即天启四年（1624年）完工，成为关外一重镇。在袁崇焕的精心治理下，宁远“商旅辐辏，流移骈集，远近望为乐土”。

朝廷方面，对于孙承宗实行守宁远以护关门的方略仍议论纷纷。尤其是张凤翼仍在极力反对，竟然说：“国家就是放弃整个辽东，仍不失为全盛。如大宁、河套等都已放弃，对国家有何损害？如今，举世无一人打算恢复全辽，他（指承宗）一人就能恢复吗？”他甚至对人说：“枢辅（指承宗）想把我置于宁前这块荒凉的边塞，这是杀我啊！”他怕得要命，急忙把妻子送回老家。针对张凤翼的真正的亡国谬论，孙承宗于天启四年（1624年）二月再上“边方大计疏”，逐一驳斥，极言宁远可战可守。他说：关外诸城，“以兵以屯”，这就是：“以辽人守辽土，养辽人，使关外之备稍足，则关内之防稍减。”如果“守在关以内，则内备浅薄；守在宁远，则山海已为重关，神京遂在千里之外”。如后金来攻城，兵民置于绝地必“心坚敢死”，矢志坚守。在申辩了战守方略后，孙承宗请求熹宗“立断”，不要动摇他们拟定的大计。熹宗被他的雄辩所折服，还给予夸奖。

明廷围绕守山海关与宁远所进行的激烈争论，由于孙承宗与袁崇焕坚持自己的正确主张，几经反复，才获得了熹宗的同意，他们的方略得到贯彻实行。这年九月，崇焕同大将马世龙、王世钦率水陆马步军一万二千人，东巡广宁，经过十三山（大凌河出海处，地属辽宁锦县）、右屯，泛三岔河，改由辽东湾航海返宁远。这种带领大部队巡视的做法，是向后金显示明军的实力，同时也起到召集辽人返回故地和安定人心的作用。不久，袁崇焕晋升为兵备副使，再晋为右参政。

天启五年（1625年）夏，孙承宗与袁崇焕计议，遣将分据锦州、松山、杏山、右屯及大小凌河各城，修缮城郭居住。这样，自宁远又向前推进二百里，而宁远则成为“内地”，再加上宁远至山海关二百里，共为四百里，形成了以宁远为中心的宁锦防线。四年来，孙承宗重用袁崇焕一大批忠直的文武将吏人才，边防大备。“自承宗出镇，关门息警，中朝宴然，不复以边事为虑矣。”不但扭转了原先的那种颓败之势，而且，整个形势变得越来越好。正当孙承宗与袁崇焕锐意恢复之际，阉党势力猖獗，魏忠贤等人加紧了对一向不听命于他的孙承宗的打击，想方设法必欲将孙排挤出朝廷。

后金暂时减少对明朝的进攻和施加军事压力，明统治集团内部斗争却愈演愈烈，政治也愈发黑暗。以魏忠贤为首的阉党势力日炽，完全控制了朝政，连熹宗本人也成了他们的傀儡。这位年轻的皇帝自十六岁即位，就在魏忠贤和其乳母客氏的引诱下，追逐声色之乐，不务政事。他喜好走马、水戏，喜欢自己盖房屋，自操斧锯，“朝夕营造”，造成后又废弃，废弃后再重造……每当他行此娱乐时，阉党们就趁机奏事，熹宗边玩边听，就说：“你们用心做去，我知道了。”大权下移，“忠贤辈操纵如意”。

守御山海之争（7）

于是，他们挟熹宗以制群臣，血腥迫害不同政见的大臣，凡稍忤阉党之意，必欲置之死地。这一迫害以逮捕并害死东林党杨涟、左光斗、汪文言等人为开端，同时陷熊廷弼于死命。继之，肆无忌惮地残害那些正直的大臣。据统计，与杨、左等一起和稍后被无辜迫害而惨死的有十七人。魏忠贤掌握的东厂是一个特务机关，其党羽密布京师各处，侦察朝野之士及百姓的言行。“缇骑之遣无虚日矣”！缇骑——专事缉捕人犯的警卫，天天捕人，只要陷进他们的魔掌，很少有生还的。这种恐怖的景象，不禁令人胆寒！天启朝仅历七年，是明代政治上最黑暗的时期之一。

在魏忠贤的把持下，“朝政日乱”，无端的迫害逼使在朝各官“缄口结舌”，“徇私避祸”。但刚直不阿的孙承宗根本不买阉党的账。有一次，魏忠贤遣其党羽刘朝、胡良辅、纪用等四十五人携带一批军用物资与金银前往山海关犒军。承宗刚出关巡宁远，听到这个消息，马上给皇帝上疏，表示反对：“中使观兵，自古有戒。”当刘朝一行到来时，承宗仅备茶水招待。

孙承宗在朝廷中功高权重，资历也深，威望誉朝野。魏忠贤为长久把持政柄，一心想把他拉到自己一边。一次，他特派太监刘应坤到山海关，以帑金十万两犒军，又给承宗不少金银及用品等物，还嘱托刘应坤向他明示其拉拢之意。承宗鄙视，根本不跟他说一句话。

魏忠贤非常痛恨。天启四年十一月，承宗西巡至蓟、昌，想到他给朝廷的奏疏皇帝未必能亲自看到，决定趁庆贺熹宗生日的机会回京面奏。他先给熹宗发了一份请示奏文，写道：“臣奉违天颜三年，当此普天嵩呼之日，不胜瞻恋。今阅历蓟辽，去京数千里，拟于十二日入都门，十三日随班早朝，十四日与同官恭贺万寿，另日面奏机宜，与文武各官商确。可否？事毕回任。”

孙承宗打算回京的事，被阉党魏广微探知，他奔告魏忠贤，故意夸大事实，造谣说：“承宗拥关兵数万，将回京清君侧，兵部侍郎李邦华为内应，公立齑粉矣！”魏忠贤吓得不知所措，跑到熹宗面前，绕御床痛哭，恳求保护。熹宗一向宠爱他，被他一哭，大动恻隐之心，当即命内阁拟旨，先对孙承宗督师关外安慰一番，然后严令：“无旨离汛地，非祖宗法，违者不宥。”当天夜里，魏忠贤命开宫门，召兵部尚书入宫，发三道飞骑前去阻止孙承宗进京。又假传旨意，令九门阉党：“孙阁老若入齐化门，就绑来杀了！”这时，孙承宗不带兵将，单骑到了通州，连续接到飞骑传来的三道命令，被迫返回关门。事后，阉党利用这件事攻击孙承宗，诬陷他“拥兵向阙，叛逆显然”。但熹宗仍然信任他，不予究问。

最终导致孙承宗被排挤下台。山海关总兵马世龙是承宗手下一员大将，误信自后金逃归的“降虏生员”刘伯漒的话，派遣前锋副将鲁之甲、参将李承先领兵渡柳河，袭取耀州（辽宁营口县西北岳州村）。因为用渔船往返，不能多载，渡河凡四昼夜，被后金哨兵发现，布下伏兵。当半夜明兵发动偷袭时，后金伏兵四起，把明兵杀得大败，直追赶到柳河，落水淹死很多。此役明兵死四百余人，鲁之甲、李承先战死阵中，损失马匹六百七十匹，还有大量甲胄等军用物资，这些都成了后金的战利品。此役是马世龙背着孙承宗“托言东哨，接济难民”而发动的一次冒险进攻，不过是小规模的接触，胜败不影响整个战局。

但是，阉党乘机抓住这次小的失败事件，一齐围攻马世龙，并参劾孙承宗，章疏达数十道，要求惩办他们。承宗气急，连上二疏，自请罢官。在此之前，他已多次“乞罢”解职，熹宗一再“慰留”。阉党不甘心，利用柳河兵败，加紧排挤。魏忠贤等把他们的党羽高第推为兵部尚书，作为迫使孙承宗下台的一个重要手段。但高第惧怕担任这个职务，不敢接受。因为按照惯例，担任兵部尚书，就得任经略，出征前线。他“叩头乞免”，魏忠贤不听，他“日夜忧泣”。十月五日，正式任命高第以原官经略辽东、蓟镇、天津、登、莱等处军务。他不敢辞，非心所愿地接受这个非常危险的职务。十五日，批准孙承宗回籍养病。表面上，熹宗给他特进光禄大夫，赐银、彩缎等，十分丰厚，又派专人送他荣归故里。实际上，他是被阉党排挤下台的。他们慑于孙承宗的威望，顾忌熹宗对孙承宗还没有完全割断情谊，故不敢加害，仅把他排挤下台了事。这对于他来说，也算是一个最体面的结局。

袁崇焕誓守宁远（1）

高第接任辽东经略后，下令拆撤宁锦防线。明在山海关及其关外的军事形势顷刻陷入一场新的危机。

高第本是一个读书人，于万历十七年（1589年）中进士，宦业不显，《明史》本传还不足五十字！他于军事一窍不通，胆怯无能。孙承宗曾大声疾呼“重将权”，如此“以文统武”是“弊法”，应当加以改革。然而积重难返，这已成为习惯，远比创立新制更易使人们接受。像高第这类既不懂军事又没打过仗的人担负如此重要的军事责任，只能步王在晋的后尘，以高卧坚固的山海关为生命的保障，一谈出关即心惊胆战。他极力阻挠孙承宗的军事部署，要求朝廷撤关外以守关内。柳河之败，似乎给他一个良机，便急上一疏，称：“自广宁弃后，蓟镇单弱，所赖以内护邦畿、外拒奴虏者，惟榆关为扼要。近闻渡河取败，宜挑选精兵谨防山海。及查关山原设三部总兵，各有所管地方，分布驻防，不意今春夏间，三部兵马尽驱之关外……此何等时也，犹不思护内而防外乎？”他认为，朝廷应“严谕枢辅，责成抚镇、道将各官，各率重兵驻关，共图防守之策”。他说得很明白，就是抛弃关外的疆土，退保山海关。孙承宗据理痛驳，高第怀恨在心。他刚到山海关上任，就给朝廷上了一道针对孙承宗的奏折，说关门只有五万名士兵。言外之意，承宗治军不实，谎报兵数。孙承宗闻讯，马上通知户部官员说：“高第刚到山海关任职，曾给十一万七千人发饷。现在他说关上只有五万人，那就按这个数发饷足够了！”一下子揭穿了高第的谎言，他不得不“以妄言引罪”，承认了自己的错误。

自天启二年，后金铁骑驰骋辽西大地以来，明统治集团都被吓破了胆，“不独文官缩足，即武官却步，人人视关门为死地，视总兵（为）死官”，都说：只要能守住关门半年，便成“良将”，就会得到越级提升。因此，那些庸臣怯将难也不想冒险守关外。高第一到山海关，一反孙承宗的部署，断言：“关外必不可守！”下令从锦州、右屯诸城撤防，这些地方只供哨探过往休息的场所，原驻防将士都撤到山海关。

高第这一错误处置，引起有识之士的强烈反对。袁崇焕手下管右屯、锦州粮屯通判金启倧给他写了一封信，不同意撤到关内。他在信中写道：“锦、右、大凌三城皆前锋要冲，倘收兵退守，既安之百姓复罹播迁，已复之封疆反归夷虏，榆关内外更堪几次退守耶？”袁崇焕完全支持他的意见，向高第表示不能撤。他争辩说：“兵法有进无退，锦、右一带安设兵将，藏卸粮料，部署厅官，安有不守而撤之？万万无是理！……前柳河之失，皆缘若辈贪功，自为送死，乃因此而撤城堡，动居民，锦、右摇动，宁前震惊，关门失障，非本道之所敢任者矣。今只择能守之人……三城屹立，且守且前，恢复可必。”高第完全拒绝了袁崇焕等人积极防御的正确主张，坚持逃跑的方针，置国家疆土于不顾。他凭借大权在握，命令袁崇焕撤出宁远与前屯卫两城。崇焕拒不从命，大义凛然地说：“我是宁前道，在此当官，就在此死，我坚决不撤！”高第无法动摇他的意志，便置而不管，尽撤锦州、右屯、大小凌河及松山、杏山、塔山诸城的防御，惊慌地驱兵入关。所屯米粟尚有十余万石没有带走，也丢弃在原地，任其遭损。经战乱之后刚返回家园的百姓，又被驱赶进关，“死亡载途，哭声震野，民怨而军益不振”。孙承宗在山海关督师四年，曾先后修复大城九座、堡四十五座，练兵十一万，建车营十二、水营五、火营二、前锋后劲营八，造甲胄、器械、弓矢、炮石、渠答、卤楯之具达数百万，开拓疆土四百里，开屯田五千顷，岁入十五万石。孙承宗立足于积极防御，精心部署，大见成效。而高第到任后一无所为，以破坏孙承宗与袁崇焕的军事部署为能事，遂使他们数年心血而抛弃于一旦！当孙承宗求去之时，袁崇焕看到“魏忠贤势日炽”，深感“边事不可为”，见到承宗时，痛哭流涕，请求一起辞职。这次他眼见高第撤防、驱赶军民进关的错误做法，更愤激请求辞职。但熹宗不准辞，于十二月还提升他为按察使，继续执行原定职责。这时，他驻守的宁远城在关外辽西一线孑然仅存！

天启六年（天命十一年，1626年）正月十四日，努尔哈赤亲率诸贝勒统八旗大军，向明朝发动了新的大规模进攻，双方在宁远城下遭遇，展开空前激战。这就是明清（后金）战争史上著名的宁远之战。

自努尔哈赤于天启二年初得广宁，一直到这次攻宁远，时隔三年多没有发动大规模伐明的战争。除了它自身需要巩固以往的战果，不便于连续军事进攻，还有一个原因，正如明朝人所分析：“奴酋原非须臾忘战者，乃鸷伏三年余而卒不见犯顺之实迹，或者闻重臣出关，调天下之精锐以为应援，奴未测我之虚实，不敢轻发也。”后金长时间没有发动进攻，这是其中的一个重要因素。明人鉴于以往的经验，却是时时担心后金突然进攻，尤其是一到严冬，“无人不虑冰坚可渡之时，恐奴入寇，而今果然矣！”还在正月初六日，辽东经略高第就向朝廷报告了后金将要进攻的情报，提出具体日期为正月十五日前后，后金将渡辽河，夺取右屯粮食。这个情报是相当准确的，它只比后金出兵的时间十四日误差一两天。

袁崇焕誓守宁远（2）

努尔哈赤行军二日，于十六日抵东昌堡，次日十七日开始渡辽河。此次进军路线，与天启二年攻广宁完全相同。后金兵渡河后，“于旷野布兵，南至海岸，北越广宁大路，前后如流，首尾不见，旌旗、剑戟如林。”清人的这番描写，虽有增饰，但经过几年准备，其军容之盛亦必雄伟壮观。后金兵先占领右屯卫，次及锦州、松山、大小凌河、杏山、连山、塔山等七城，原驻守这些城卫的明兵，都遵从高第的命令，“焚房谷而走”，撤入关内，只有袁崇焕紧急招集本部人马全部撤入宁远城内。

后金兵“如入无人之境”，未遇任何抵抗，故一往无复顾忌，直取宁远。二十三日，抵达宁远城郊。努尔哈赤以攻心为上，欲收不战而得之效，先派去被俘获的汉人进城，给袁崇焕传信说：“我以二十万大军攻此城，肯定会攻破。你们如果投降，我马上封以高爵！”袁崇焕回答说：“汗为什么向宁锦加兵？这都是你抛弃的地方，我既已恢复，就有责任死守，岂有投降之理？你说出兵二十万，是虚夸之数。我已知道你的兵力只有十三万，我岂能以此数嫌少呢！”完全拒绝了努尔哈赤的武力威胁与高官之引诱，表示了他誓与宁远共存亡的决心。总兵满桂、副总兵左辅、参将祖大寿与中军守备何可纲“坚执塞门死守之议”，愿与袁崇焕共命运，“而何可纲按剑决之”。

努尔哈赤发动宁远之役，用兵多少？他自称二十万，袁崇焕说十三万。学术界也多以十三万为通行说法，大抵都是根据袁崇焕的这句话。其实，无论二十万还是十三万之说都不对，与事实相去很远。有清一代，一向讳言用兵之数，尤其是在入关之前，从太祖到太宗，凡与明朝用兵打仗，所修官书或实录从来不直书用兵数，只“罗列营制而皆不计兵额”，不愿把八旗兵的准确数目“轻以示人”。所以要了解它每次用兵数目，的确是一件很困难的事情。努尔哈赤这次攻宁远，官修《太祖武皇帝实录》只透露：“帝命八官，领布（同步）兵四万将海岸粮俱运贮右屯卫。”这八员将官率四万之众是负责运贮粮食的，用于攻战的有多少并无记载。明朝方面，对后金攻宁远的兵力作过侦察，从战斗开始到结束，有过四次报道。第一次是在宁远刚被包围时，从战场上看到后金兵约有五万余骑。此系辽东经略高第所报。

第二次是山海关主事陈祖苞“塘报”：“虏众五六万人”。

第三次是兵科都给事中罗尚忠说“虏众”有五六万人。

第四次是山西道御史高弘图也认为后金兵约有五万之多。

朝廷官员所引用后金兵数为五六万，显然是被官方承认的较为可靠的数字。清朝修《明史》也承认：天启六年正月“我大清以数万骑来攻（宁远），远迩大震。”也否认了十三万的说法。实际上，袁崇焕所说十三万，是针对努尔哈赤吹嘘二十万（如《东莞五忠传》说三十万；《石匮书》记为四十万），反其数而用之。考察清入关前兵力，至努尔哈赤晚年已达九万。这次出兵五六万，可见他倾注全力，来夺取这一新的胜利。

袁崇焕对后金的进攻早做了迎战的准备，并精心进行了军事部署。当后金兵渡河的消息一传来，他就召集大将满桂、参将祖大寿、守备何可纲等誓死守城，紧急采取如下措施：

首先，集中兵力于宁远。撤中左所、右屯等处兵马及宁远城外的驻军连同西洋大炮，全部入城防守，至二十一日顺利完成集结的任务，总计城内明兵不满二万。

其次，实行坚壁清野。传令住在城外的百姓携带守城的工具全部迁入城里，所剩屋舍与积蓄付之一炬，全都焚毁，使后金兵到此，一无所得。

再次，军事上实行严密分工，集中指挥。令同知程维模督察“奸细”，勿使后金派人混入城内刺探军情。通判金启倧按城四隅编排民夫，供给饮食。卫官裴国珍采办物料。总兵官满桂提督全城的防务。其中城东南角，正当锦州通向山海关的大道，最为重要，满桂自任此处防御。他是蒙古人，自幼住家宣府，善骑射，“忠勇绝伦”。孙承宗主持辽东军事时，把他擢为副总兵，再擢为都督佥事，加衔总兵。其余三个方面的指挥是：副将左辅分在城西面防守、参将祖大寿分在城南面、副总兵朱梅在城北面。袁崇焕总督全局。

袁崇焕誓守宁远（3）

最后，关系到宁远成败的一个重要条件，就是袁崇焕动员群众参加抗战，从思想上激发全城军民的抗战热情，树立起敢战敢胜的无畏的勇气。他手持佩刀，自刺皮肉，用自己的鲜血写成血书，号召军民积极参战。他向全体将士下拜，郑重委托并相信他们一定不惜一切牺牲，坚守住宁远这座孤城。全城军民都深为感动，迅速行动起来：不能登城打仗的就参加后勤供应，连那些读书的诸生也都投笔从戎，负责把守城内各巷口。为了防止军心民心动摇，袁崇焕与军民约定：战斗中有人乱行动者即杀，城上的人擅自下城者即杀。他通令守前屯的赵率教、守山海关的杨麒：凡从宁远临阵脱逃经此处者，逮住即杀，如若放跑一人，唯赵、杨是问。

袁崇焕在紧急部署防御时，给朝廷写出一份奏疏，表达了他固守宁远的坚定信念。他写道：“今日以宁远为前锋，宁远一固，则奴必不敢舍坚城而西。宁远不守，诸城堡如中右、中后未必能存。”他对固守宁远充满了信心，说：“本道身在前冲，奋其智力，自料可以当奴。”最后，他表示：“定与此城共存亡！”当宁远被围时，“举国汹汹，一重门限，岂是金汤！”对袁崇焕誓死守城的决心，虽然“莫不翕然壮之”，但能否成功，却都“未敢逆料”，表示出严重的忧虑与怀疑。刚刚接任兵部尚书的王永光，“大集廷臣议战守，无善策”。议过几次，还是一筹莫展。经略高第拥兵山海关，置若罔闻，似乎宁远的安危与他毫无关系。在宁远孤注关外、面临强敌的情况下，“中外谓宁远必不守”，静观宁远失守。开始，宁远城内军民也不抱任何信心，一听说后金兵渡河，人心惶惶，准备逃命。但经袁崇焕紧急动员和精心部署后，人心才安定下来，抱着“死中求生，必生无死”的信念，军民同心守宁远努尔哈赤企图以强大的军事压力和高官厚禄诱降袁崇焕，遭到严词拒绝，回答他的是轰隆的炮声。袁崇焕的家丁罗立已掌握了装炮与施放之法，他先在城上向西北方向后金扎营的地方放了一炮，后金兵不及防，被炸死伤数十人，不敢留此，赶紧把营移到城西侧。二十四日，努尔哈赤下令发起总攻，先以主要力量抢攻城西南角。明军防守的重点是城东南角，此侧正当着通向山海关的大道，以为必受后金攻击。但努尔哈赤却选择了明军防守的薄弱部分城西南角作为攻击点，企图由此处攻入，亦能阻击从山海关调来的明援兵。努尔哈赤横刀跃马，亲自指挥攻城。

城内，袁崇焕正与几个幕僚闲谈，得到后金攻城的警报，立即乘轿至敌楼，与来中国充当朝鲜使翻译的韩瑗谈古论今，面无忧色，镇静如常。他先令兵民“偃旗息鼓待之，城中若无人”。朝鲜李星龄待后金兵近城，进入射击线，忽听一声巨响，震天动地。城上开始施放西洋大炮，轰击后金兵。崇焕笑着说：“敌人攻城了！”他推开窗户，向下俯望，后金兵蔽野，骑兵、步兵、楯车、钩梯一拥而至。

后金采取战车与步骑相结合的“结阵”方法，即阵前布楯车，车前挡以五六寸厚的木板，再裹上生牛皮。车装有双轮子，可以前后转动。此车专对付明兵的火器。在楯车后一层是弓箭手，再后一层是一排小车，装载泥土，以填塞沟堑，最后一层是铁骑，人马皆穿重铠，号“铁头子”。战斗开始，骑兵并不出击，往往用楯车抵挡一阵，等明兵发完第一次火器，未及续发第二次，它就突然奔驰而出，如一股狂风刮过来，分开两翼，向明兵猛冲，霎时间，就把明兵冲得七零八落。后金进入辽沈以来，多采取这种“结阵”法，屡屡奏效。现在，后金兵又推出楯车，后边骑兵、步兵施放弓箭，万矢齐发，如飞蝗一般飞向城去，落满城堞与悬牌，好似刺猬。然而，它的猛烈进攻却失去往日的效果。因为明兵凭坚城护卫，既不怕骑兵猛冲，又能躲避箭矢的攻击。

还有，它以城护炮，又以炮护城，就使明兵处于完全有利的地位。城上共有大炮十一门，安设在城的四面，都司佥书彭簪古指挥东与北二面的大炮，罗立指挥西与南二面的大炮，“周而不停，每炮所中，糜烂可数里”。后金的楯车抵不住威力强大的西洋大炮，只要一击中，就被炸得粉碎。后金兵不顾死伤累累，踏着尸体拼命向城下推进。一些楯车直抵城墙脚下，猛烈撞击城墙。车的顶部以厚板遮蔽，后金兵隐藏在里边，手持斧镬凿城，有三四处高约二丈余的墙被凿成大窟窿。因为大炮不能直射城下，因而失去作用，连城上的箭矢、檑石也奈何不了楯车上的挡板。在这危险的时刻，袁崇焕拿出库藏仅有的一万一千一百余两白银，置于城上，激励将士们说：有能奋勇杀敌而不避艰险的，即赏银一锭。将士们受到鼓舞，勇气倍增，有的脸上被流矢击中而不动摇，仍在战斗。

袁崇焕自己也身先士卒，亲临战场。他眼见城墙被凿破，亲自挑石土堵塞缺口，不意受伤，众将士劝他养伤，他厉声说：“偷息以生，复何乐也！”说着，从自己身上撕下战袍，包扎受伤处，更加不顾一切地挑土搬石。将士们受到极大激励与鼓舞，个个争先，很快将缺口堵住，幸亏天寒土冻，“凿城破坏而不坠”。但城下后金兵仍在凿城不止。情况已危险到了极点！通判金启倧急中生智，他把火药均匀地筛在芦花褥子和被单上，然后各卷成一捆。他先做试验，刚一点着火，忽然火星飞溅到胡须上，迅速蔓延，未及救，已被烧死。袁崇焕下令如法制造，把百姓献出来的被褥单裹上火药，卷成一捆捆投掷城下。后金兵正攻城，忽见被褥单遍地，争相抢夺。这时，城上明兵急速投下点燃的火箭、硝黄等易燃物，被褥中的火药忽地燃烧起来。眨眼间，火势飞腾，扬起一人多高。后金兵惊惶地扑打身上的火苗。不料，越扑火势越凶，“火星所及，无不糜烂”。大量的后金兵活活被火烧死。明兵管这种土造武器叫“万人敌”。

袁崇焕誓守宁远（4）

后金兵在城西南角伤亡很重，于是转攻城南角，仍用板车遮盖，潜伏在里边的兵士仍用斧凿城。袁崇焕又改用一捆捆柴草，上面浇油并掺上火药，用铁索系到城下。板车、楯牌被火点燃，迅即烧成一片火海，潜伏在里边的士兵纷纷被烧死。

到了晚上，激战仍在进行，后金兵冒死不退。城上举火，又把火球、火把投下，顿时城上城下，如同白昼。后金兵继续遭到重大伤亡，尸体到处“堆积”。至二更时候，约十点左右，努尔哈赤只得下令停止攻城。袁崇焕乘机选派五十名敢死之士，携带棉花、火药等物，用绳子把他们从城上系到城下，把后金兵未及运走的板车尽行烧毁。

次日，后金发动新的攻势，喊杀声、炮声与北风的怒吼声交织在一起，战斗的激烈程度同昨日一样，到下午申时（约当15—17时），后金兵没有一个敢靠近城下。八旗将领虽挥刀从后面驱赶兵士进攻，但一到城下扭头就往回跑，伤亡者在他们之中纷纷倒下。活着的人只得把他们同伴的尸体抢回来，运到西门外瓦窑，拆下民舍木头，举火焚化，黄烟顿时弥漫开来，空气中夹杂着一股刺鼻的烧焦的难闻气味。攻击又持续了一夜，除了增加伤亡，毫无进展。努尔哈赤被迫停止攻城，其“攻具焚弃，丧失殆尽”，退到西南侧离城五里的龙宫寺扎营。

到了第三天，即二十六日，后金兵仍将城围住，明兵不断发射西洋大炮轰击。努尔哈赤无计可施，便派武纳格率蒙古军转攻觉华岛。该岛为明兵的屯粮之所，屯粮料八万二千余石，驻兵七千余人，除护卫粮料，还为宁远应援。此时正值严冬季节，这一带海域每到这个季节要结冰两个月左右，可以走人、行车。岛上明兵就在冰上结营，外围以战车，形若城郭。为阻止后金骑兵袭击，明兵在靠近海岸一侧凿冰，又沿营房东西两侧把坚冰凿开，形成一道激流，迫使后金兵不得渡海。但天气非常寒冷，风雪交加，冰刚被凿开，很快又结了一层新冰。武纳格乘结冰之时，率八旗兵冲入岛中，明兵无险可守，经受不住惯以冲杀为长技的后金骑兵的迅猛攻击，不一会儿，明兵被冲得大乱，后金骑兵往来驰突，追杀到处乱跑的明兵。据明朝方面报道，岛上七千明兵全部战死，他们的将领如参将金冠、姚与贤等皆力战而死。岛上还住有“商民男妇”，也都惨遭杀戮。岛上设施及剩余未运走的粮料被点火烧毁。战役结束后，袁崇焕亲自为文：《祭觉华岛阵亡兵将文》，对阵亡将士深切哀悼，并抒发了以收复失地为己志的抱负。

努尔哈赤攻宁远不下，损失很重，而攻克觉华岛，屠戮数千明兵也算得到一点补偿。攻下觉华岛的第二天，二十七日，他率大军解围，自兴水县白塔峪灰山箐处东归。路经右屯卫，烧毁粮草，于二月九日返回到沈阳。

努尔哈赤自二十五岁兴兵以来，四十三年间，身经百战，“战无不胜，攻无不克，唯宁远一城不下，遂大怀忿恨而回”。且不说他的自尊心受到何等沉重的打击，他所损失的将卒也是他经历的战斗中较惨重的一次。据清朝方面的统计，攻城两天，共折游击两员、备御两员、兵五百。显然，这是一个被缩小了的数字。另据明朝当时的战场报告说：二十四、二十五两日，“前后伤虏数千，内有头目数人，酋子一人”。经略高第报：“炮毙一大头目，用红布包裹，众贼抬去，放声大哭。”战后，袁崇焕上疏报功，曾提到从城下割得后金兵首级二百六十九颗，其他被打死与火化的更远远超过此数。

朝鲜人李星龄所著《春坡堂日月录》记载宁远之役尤其详细而生动。据朝鲜译官韩瑗所见，“自城外遍内外，土石俱扬，火光中见胡人，俱人马腾空，乱坠者无数，贼大挫而退。”特别引人注目的是，该书独载努尔哈赤被炮击成重伤，不久即因伤重而亡。

袁崇焕誓守宁远（5）

综合以上官方“实录”及私家著述，有关后金兵伤亡人数多笼统，很少以明确数字加以说明。这是因为守宁远的明兵远在城内，不可能得知后金伤亡更详细的情况。他们只看到城外倒毙的一处处尸体，而且多被抢运火化，很难得知其确数。连袁崇焕几次向朝廷报告战况时，几乎都没有涉及后金伤亡数字。有的官方报告中也仅仅泛泛提到“伤虏数千人”而已。这说明从袁崇焕到朝廷都没有掌握这方面的具体数字。其次，清朝一向避讳它出兵人数与战场的伤亡，往往既简略，又有重大隐瞒。但我们可以估计到后金兵在宁远城下伤亡约在一二千人之间，比较接近实际。至于努尔哈赤之死，并非被炮击伤所致。朝鲜人韩瑗虽身在宁远城中，目睹了激战实况，但他所看到的，也只是远距离的模糊现象。

当时传闻很多，诸如努尔哈赤受伤亦在传闻之中。故该官回朝鲜后将传闻写成了真事。从明朝当事人的奏疏、报告中都看不到努尔哈赤受伤的任何反映。只有毛文龙在奏疏中称：他听到“回乡的张有库等人说，新年老汗于二十四日在宁远等处攻城，不料著伤……”实际情况是，努尔哈赤败退沈阳后，过了八个多月才去世。指挥宁远战役的袁崇焕证实：他得到可靠情报，“皆云奴酋耻宁远之败，遂蓄愠患疽，死于八月初十日。”

记袁得努尔哈赤死讯为8月10日，而《清太祖武皇帝实录》记为8月11日，仅差1天，亦证明袁的消息基本准确。其后，御史汪若极进一步确认：在宁远城下，“奴焰大挫，一旦疽发而伏天诛。”很清楚，努尔哈赤之去世，实因年事已高，经受不住宁远城下的惨败所带来的精神打击，背生疽，便夺去了他的生命。

明兵在此役中，守宁远城损失很小，而觉华岛则全军覆没。这一损失远远超过了后金的伤亡。尽管如此，毕竟从战役的全局上明兵以少胜多，孤军奋战，顶住了后金的顽强而勇猛的进攻。它是明兵自萨尔浒战役以来的第一个大胜仗，并以“宁远之捷”而载入史册！

明兵凭坚城用大炮获胜（1）

自宁远被围，它与外界的一切联系均已中断。北京方面，“数日消息无闻”，焦虑不安，连熹宗也“寝食不遑”。迟至二十九日，初战告捷的战报才传到北京。原来，还在二十五日这天，刚刚击退后金的猛烈攻城，袁崇焕乘机选派景松和马有功两人，把他们从城上系下来，疾驰山海关，报告经略高第，他迅即派快马，以十万火急的速度，把这一好消息报告了朝廷。战斗尚在进行中，熹宗和朝廷诸臣既为初胜高兴，又有几分担忧。接着，有关宁远的战报陆续传来，直到二月十三日，宁远战况的全面报告一传到北京，朝野欢呼为“宁远之捷”，士庶空巷相庆……

宁远大捷，是明与后金抚顺首次交锋以来所取得的唯一的一次大胜仗，它打破了后金兵不可战胜的神话，举国上下大有扬眉吐气之感。朝臣们以兴奋的心情高度评价此役获胜的深远意义。兵部尚书王永光不胜感慨地说：“辽左发难，各城望风奔溃，八年来贼始一挫，乃知中国有人矣！”大学士顾秉谦讲得更深刻，他说：奴贼自抚顺发难，于今九年。彼大入大利，小入小利。辽沈、广宁相继陷失，而我兵非望鹿奔北，则闻风先逃，曾不能以一矢相加……而宁远捷音至矣。是役也，遏十余万之强虏，振八九年之积颓，四夷共凛天威，九塞咸称庙算。熹宗也视宁远胜利为一奇迹，说：“虏遭屡挫，打死头目，此七八年来所绝无，深足为封疆吐气。”他们一致认为，“恢边胜算，以宁远为第一功，而灭奴要会以叙宁远为第一务。”因此，熹宗慷慨颁赏，凡参加宁远保卫战的全体将士都分别等级给予奖励。袁崇焕于二月初提升为都察院右佥都御史，仍驻宁远，专理军务。

三月，加辽东巡抚；四月，又加升一职，为兵部右侍郎，赏银四十两、纻丝三表里。满桂与赵率教都升为右都督，赏银二十两。左辅实授都督佥事，赏银二十两；朱梅授都督佥事，祖大寿授副总兵，各赏银十五两。以下有关将领也都有所提升。另提解十几万两白银犒赏士兵。但从这次战役中获得最大好处的是朝廷枢辅大臣，他们既不出谋，又不打仗，却也得到升官发财。如元辅顾秉谦特加进光禄大夫太保，次辅丁绍轼、冯铨各加少保兼太子太保，改户部尚书，进武英殿大学士。太监魏忠贤也是“有功”之臣，说他“予发火器，大壮军威，功虽奏于封疆，谋实成于帷幄。”好像宁远的胜利全赖此阉人运筹决策！熹宗特给予加恩三等，荫其弟侄一人任锦衣卫都指挥。另外，给这些人的赏赐尤多，都赏银四十两或五十两不等，所赐衣物也超过宁远将领。不仅如此，连他们的子弟竟也得到封赏！曾为宁锦防线做出重要贡献的孙承宗也得到一份奖赏，但低于以上掌政的权贵。袁崇焕和他的将士用鲜血与生命换来的巨大胜利竟成了这伙权贵晋级的垫脚石！

有奖必有罚。在宁远被围期间，“（山海）关上不发一骑相救”；后金撤退时，又不发一兵追歼。作为经略的高第负有重要责任，但他把责任推到了辽东总兵杨麒的身上，参劾他“懦怯不前”，不救宁远，先被撤职，很快又加重处分，削籍为民。山海关主事陈祖苞则以“科索往来财物，怨声载道”等错误给予革职闲住的处分。高第受阉党保护，没有给处分。不过，他也不安其位，屡次“乞休”，被免职归乡。因为宁远打了胜仗，此次受处分的比往次要少得多。

明朝统治集团对宁远保卫战的胜利的确是兴高采烈，上自熹宗，下至群臣，纷纷发表见解，力图总结它的成功“经验”，以利恢复失地，其中也不乏某些真知灼见。一谈到胜利，群臣们必先归功于以玩乐为能事的熹宗，赞颂他“本之以忧勤，出之于镇定，悬有功之赏，严失事之诛，圣谕一颁，士气百倍，无何而宁远捷音至矣！”所谓“忧勤”、“镇定”之说，都是无事实的吹捧。所谓严赏罚，自明与后金交战以来，何时不严？如重臣杨镐、熊廷弼、王化贞等兵败被诛，其下将领因败因逃而被逮被杀的更不在少数。尽管用重赏罚的手段，仍免不了一再溃败，而宁远之战又岂能只靠严赏罚而取胜？

因此，这种议论不过是信口谄媚之词。又有的说，此役全赖熹宗“精文武之选，从此委任专，事权一”。选择好人才，委以重任，的确是胜利的一个因素。如袁应泰、王化贞等人平庸无才，招致辽阳与广宁之惨败。孙承宗、熊廷弼等人是杰出人才，但他们都未尽发挥自己的能力，一个被排挤下台，一个被陷害致死。袁崇焕是个有胆有识的人才，他发挥了自己的才智，才有宁远之捷。群臣认为熹宗对袁崇焕“委任专，事权一”，道理讲得对，但与实际情况不符。高第令袁崇焕撤退关内，遭拒绝后，遂弃而不管。而朝廷方面，诸臣纸上谈兵，议论数日，也拿不出善策来，只得放弃不管，听任存亡。就是在这种情况下，才使袁崇焕全权指挥，孤军奋战。因为没有上面廷臣的横加干扰，他的才能和战略思想得以发挥，终于取得了战斗胜利。

明兵凭坚城用大炮获胜（2）

熹宗几次下达“圣谕”，就宁远之战并联系在此之前的一系列战役胜败，讲了些实在话。他说：宁远战役以前遭到多次失败，“皆因文武不和，互为欺玩。武臣则逢迎朘削以失军士之心，文臣或偏执徇以掣武臣之肘，骗官盗饷，视为固然，妒功害成牢不可破，欺蔽日甚，恢复何时？”这正说中了明统治集团内部的腐败、政治黑暗。但这种现象在宁远城内却没有出现。正如这位皇帝指出，“袁崇焕血书誓众，将士协心，运筹师中，调度得法，有满桂等捍卫孤城，矢心奋勇”，故能“首挫凶锋”。这说明官兵同心，上下一致，众志成城，产生了巨大的精神与物质力量。一句话，开明的政治激发和动员了军民的抗战热情；保家乡，求生存，促成了宁远军民同仇敌忾。这是制胜的一个基本因素。这使熹宗和廷臣们多少已认识到，从前没有不可守之城池，关键是无肯守之人和必守之心。

以上情况反映了明朝统治集团对以往失败和宁远胜利的原因已有所认识。但他们的认识是不全面的，也不那么深刻。宁远的胜利，除了袁崇焕指挥得法和将士用命、百姓支援，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这就是凭坚城用大炮。这一点，在宁远战斗进行中连袁崇焕本人也还没有完全认识到。他几次向朝廷报告战况，每每提到军民奋战，特别强调他的将领如何英勇，不惧怕牺牲等等，对于大炮在军事上所起的巨大作用、决定战争的胜负缺乏足够的估计，也就是说，他对于火器将影响或改变“作战方法本身”人民出版社，1974年。还没有提高到战略地位给予重视。但宁远之役结束后，他很快就意识到大炮等火器在战争中的重要意义。同年冬，他同赵率教等巡历锦州、大小凌河等城后，就向朝廷提出了关于对后金作战的基本方略。他说：

“辽左之坏，虽人心不固，亦缘失有形之险，无以固人心。兵不利野战，只有凭坚城用大炮一策。”这里，他认识到旷野厮杀、搏击不是明兵所长，只有依赖坚固的城池和大炮，并使两者结合起来，才能制服后金。这一重大的战略思想的提出，恰是从军事上对宁远之战的经验总结。这一经验十分宝贵，它成为明军此后相当长的时期内作战的指导方针，是制敌取胜的重要手段。

举世皆知，中国最早发明了火药。据史载，早在唐代已将火药应用于战争，出现了原始的火炮、火箭等武器。以后，历代虽有发展，但很缓慢，刀戈矛弓矢仍然是战争的基本手段。到明代，火器开始有了一个较大的发展。这是因为同善于骑射的蒙古长期处于交战状态，推动人们不断改进和制造新式武器。明人利用历代有关火器的技术，制造出诸如三出连珠、百出先锋、铁棒雷飞、火兽布地雷、十眼铜炮、四眼铁枪等多种武器，并与新型的战车、弓弩等传统武器配合使用，作为“中国之长技”，以对付“射艺极精，矢无虚发”的剽悍的蒙古骑兵。至明末，它又与新崛起的后金经年展开争战，人们对战争的形式和武器的认识进一步提高，得出“中国长技，火炮为上”的新结论。火器更加广泛地应用于战场，对战争的影响也越来越大。下面的统计很能说明问题。这是明官方统计万历四十六年（1618年）至天启元年（1621年）共三年间发往广宁的各种火器。计有：天威大将军十位、神武二将军十位、轰雷三将军三百三十位、飞雷四将军三百八十四位、捷胜五将军四百位、灭虏炮一千五百三十位、虎蹲炮六百位、旋风炮五百位、神炮二百位、神枪一万四千零四十杆、威远炮十九位、涌珠炮三千二百零八位、连珠炮三千七百九十三位、翼虎炮一百一十位、铁铳五百四十位、乌铳六千四百二十门、三眼、四眼枪六千七百九十杆、大小铜铁佛朗机四千零九十架。

火药：清硝一百三十万六千九百五十斤、硫磺三十七万六千二百零八斤、火药九万零五百斤。

弹子：大小铅弹一十四万二千三百六十八斤、大小铁弹一百二十五万三千二百个。钢铁原料：黑铅六十万斤、真钢四万斤、建铁二十七万斤、炼过建铁三十九万零二百五十斤、炼过西铁十万斤。

其他还有刀、枪、弓、矢数百万，以及牛皮、牛觔、棉花、盔甲、各式战车等军用物资应有尽有。

从比例来看，火器占全部武器的一半以上，而且火器名目繁多，种类齐全。可见明代火器的制造相当发达，发展相当迅速，产量之多实属惊人。值得注意的是，在如此繁多的各类火器中，有从西方传入的新式武器，如佛朗机、乌铳即是其中的两种。还在明正德末年，时任广东巡检的何儒，他从泊于此地的西班牙、葡萄牙商船上看到一种新式火炮，因得其制法，造出了第一批这种武器，当时称为“佛朗机”。因为中国人称西、葡两国为“佛朗机”，故以其国名称呼这种武器。“中国之有佛朗机诸火器，盖自儒始也。”欧洲的火器是在十三、十四世纪由中国传入火药后迅速发展起来的。它制造的火器如佛朗机铳较之明人造的火器，有射程较远、杀伤力较强等优点。但它的重量大，最重者达三千余斤，中型的也有千余斤，缺点是不便于携带，机动性差。在对后金的作战中，曾把这种武器大量地运往辽沈地区，给后金造成一定威胁，却没有充分发挥它的威力。

明兵凭坚城用大炮获胜（3）

首先，明军的布阵法与火器的使用是自相矛盾的。每临作战，明兵出城布阵，火器列于阵前。当战斗打响后，明兵先施放火炮，曾给后金兵造成杀伤。但很快就被后金兵识破其中弱点，便采取新的战术，即当明兵发射火炮时，其“铁骑冲突，如风如电”般飞驰而来，迅速地冲过了射击线，炮弹往往落在骑兵的后面，有时明兵“火器不点，贼骑已前”，后金兵有时故意躲开明兵第一次火炮射击，当它正准备放第二炮时，后金迅即发起冲锋，如狂风席卷而来，没等明兵燃放第二炮，阵势已被它冲垮。这就是说，火炮失去安全保障的设置，双方短兵相接，明兵抵不住后金骑兵的凶猛冲杀，火炮顿时失去了作用，还都成了它的战利品。

其次，佛朗机等火炮本身尚有严重不足。例如，射程不远，除了大型的火炮，一般射程为百余丈，还赶不上后金强手的弓箭射得远。因此，旷野作战，明兵炮手往往成为对方攻击的主要目标。

第三，由于当时明人技术不精，制造粗疏，不符合技术要求，经常发生点燃炮药时，炮身炸裂的事故，火器报废，操作者亦被炸成死伤。

自萨尔浒战役以来，直到广宁之役，明朝的火器多落于后金之手。例如，广宁弃而不守，储藏的大量军火武器亦弃给了后金。所以，多年争战，明朝火器的损失是很惨重的。

天启初，一种新式武器——西洋大炮，也称“红夷大炮”，开始传入中国。它比之佛朗机和中国自造的火器更显示了它的优越性。它的射程远，是当时任何一种火器都无法比拟的。在宁远城上，罗立指挥轰击距此五里扎营的后金兵，一炮射去，炸死数十人，迫使其移营。显见它射程远，威力大。明人惊叹：“似兹火器，真所谓不饷之兵，不秣之马，无敌于天下之神物也！”《徐光启集》。对西洋大炮颇有研究的兵部主事孙元化主张用此炮抵御后金的进攻。他指出：“弓矢远于刀枪，故敌尝胜。我铳炮不能远于敌之弓矢，故不能胜敌。中国之铳唯恐不近西洋之铳。唯恐不远，故必用西洋铳法。”他说得很对，不愧为火器专家！从武器发展的历史来看，弓矢是刀枪的延伸，在战斗中，弓矢优于刀枪。因此善使弓矢的后金兵常胜，而专使刀枪的明兵累累失败。铳炮又是弓矢的延伸，更优于刀枪。但中国自造的铳炮射程不远，甚至还不及后金的弓关的射程，仍然不能取胜。只有射程远的西洋大炮才能解决问题。

天启初年，经澳门输入西洋大炮，前后共三十门。朝廷很重视，寄希望于此炮，以打败后金的进攻。特聘请葡萄牙人训练中国炮手，掌握操纵大炮的技术。不久，就将这些大炮投入现役使用。其中十八门留京师，一门在试放时炸裂，余十一门“调往山海（关）”。这十一门大炮是否又发往宁远？宁远“城内架西洋大炮十一门”，从城上轰击后金。当时，任詹事府少詹事徐光启也证明，宁远被围前夕，有十二门大炮尚在城外。他所说十二门，可能记忆有误，或笔误。还值得注意的是，精通西洋火器的彭簪古被调到宁远任火器把总，发挥了重要作用。这证明发往山海关的十一门大炮，接着就调往宁远，似无疑问。此时正值孙承宗任经略，他一向重宁远，为加强山海关的这个前卫的防御能力，把十一门大炮运到这里也是理所当然的。

把大炮安在城外，还是置城上，是关系成败的一个关键问题。还在天启元年五月，徐光启就明确建议，对付后金只宜坚壁清野，整理大小火器，坚守城池，“凭城击打”。他特别强调：“万勿如前，列兵营大炮于城之壕外。”他提出：“建立敌台，以台护铳，以铳护城，以城护民。万全无害之策，莫过于此。”他的门生孙元化也说：如在平地旷野使用大炮，明军若守不住阵地，反被敌人夺去。这是以往的一个严重教训。因此他们主张大炮应进城，安在设方角的敌台上，便于调整角度射击。以台保护火炮，而炮手也不受到后金骑兵冲击，从容操纵。因为有坚城为依托，不管后金骑兵如何勇猛强大，在坚城面前，只能碰壁。这就是凭坚城用大炮，两者互为依存，最能发挥火器的强大威力。

徐光启、孙元化等人提出的这一军事思想，是对传统作战方式的一个重要突破，具有不容低估的军事实用价值。真正把这一新的军事思想应用于实践、并证明行之有效的是袁崇焕。但当时不少人还认识不到大炮的作用，视为可有可无。所以当大炮运到宁远时，有的主张只能在城外用，有的主张毁弃，即使后金得到它，也不能再用。袁崇焕与彭簪古坚持将大炮移入城内，安在敌台上。宁远城的建筑与其他城有所不同，它是根据西洋炮台造法而建的。全城为方形，于城四角各造一方形敌台，它三面伸出城外，一面与城连接。这四座敌台即形成“在城之城外”之势，大炮架于台上，可以三面射击，即使敌人冲到城墙下，一台与另一台则形成交叉火力，使敌人遭到杀伤。一般的城墙建筑，就无法达到这个效果。只要敌人到了城下，铳炮角度受到限制，就无法发射。所以宁远的敌台即四角台都照西洋法改制，“形如长爪，以自相救”。明与后金在宁远的较量证实了这种敌台的优越性。当后金兵冲到城跟前时，“门角两台攒对横击”即交叉射击，给予很大的杀伤。后金还根本不了解这些新式大炮的厉害，毫无顾忌地密集在一起，蜂拥进攻，这给西洋大炮轰击屠杀创造了条件。只两天，就打得后金兵再也不敢靠近城前，甚至不敢在大炮的射程之内扎营！

这就是依坚城与用大炮的新战术取得了前所未有的巨大胜利。为表彰西洋大炮的功勋，天启六年（1626年）三月，熹宗特封西洋大炮为“安国全军平辽靖虏大将军”，其管炮官彭簪古加都督职衔。

明兵凭坚城用大炮获胜（4）

后金所以失败，在军事上犯了以己之短攻人之长的错误。它的长处是利于平野奔驰，以箭术取胜。曾目睹过后金兵作战的朝鲜人李民惊叹：后金“铁骑奔驰，冲突蹂躏，无不溃败”，尤其在“平原易地，决不可与其争锋”。攻坚却是它的短处。努尔哈赤还不懂得战争的手段正在发生变化，继续用他的一贯战术，以为一攻即下。出乎他意料之外，他的铁骑冲到城下，即刻碰壁而回。明兵坚守城池，用大炮对付后金骑兵，已经改变了以往的作战方式。努尔哈赤却看不到这个新变化，仍用旧的方式组织进攻，难免不吃大亏。

努尔哈赤的失误招致了后金军事上的严重损失。正如汉官刘学成所分析，后金占领辽东以来，步兵、骑兵有三年多没有作战了，将领也变得怠惰，兵无斗志，车、梯、籐牌不良，武器不精。努尔哈赤本人为以往的胜利所陶醉，轻视明兵不堪一击，没有把宁远放在眼里。所以在思想上和军事上备战不足，一遇到突然变化了的情况，特别是遭到明军民的顽强抵抗，他便手足无措，只攻了两天便匆匆撤退。

战争是政治的继续。努尔哈赤起兵之初，带有反抗明朝的民族压迫的性质。但向辽沈进军后，他一再发动进攻，就不再具有反民族压迫的性质。恰恰相反，他把女真族贵族的民族压迫强加到广大汉族人民的身上。而他和后继者发动战争的目的，旨在一步步夺取土地和人口，踏着千万人的尸骨登上东北地区直至全国最高统治者的宝座。战争的掠夺性、新的民族压迫必然激起汉族及其他少数民族的强烈反抗。辽东人民不断叛逃，甚至公开反抗后金的民族压迫和征服政策。努尔哈赤实行屠杀、武力镇压，更深深地播下了民族仇恨的种子。汉官们纷纷指出，辽东人叛逃，都杀了怎么能行？不如带他们去打明朝，以汉攻汉，对后金是有利的。又指出，占领新的地方，维持原样与破坏相比，前者为上策。他们内部对政策的讨论，反映了努尔哈赤晚年实行的政策是不得人心的。因此，后金进入辽沈初期，在广大的汉族人民包围中，它是很孤立的。它依靠强悍的八旗兵可以在短时期内取得军事上的胜利，但这个胜利既不能持久，也不能巩固下来。后金在宁远的失败，尖锐地说明了这个问题的严重性。一个得不到广大人民支持的战争，迟早会遭到失败。

袁崇焕的胜利，表面看是胜在坚城与大炮，但归根到底，也是胜在动员和组织军民参加战斗，而人民的抗战积极性大小，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战争的胜负。从前面的材料，我们看到全城百姓动员，拿出被褥、柴草、木头等支持抗战。以往各城失守，内部混入后金的“奸细”，直接破坏了明军的防御。宁远城内也混入了“奸细”，但袁崇焕号召百姓，严密查奸。在各兵登城后，他迅即“纵街民搜奸细，片时而尽”，有个“奸细”叫武长春，混入“城内潜住”。他很快发现“袁兵道关防甚严”，各处街口、巷口都有人把守，无法活动，便逃出宁远，潜往北京，被缉获，经审问，他交代受命侦探明军虚实。武长春在宁远呆不下去，无处藏身，足以证明那里的群众发动得好，从而保证了战争的胜利。

宁远战役，使刚刚建立的宁锦防线初步经受住了考验，它证明明军坚守城池，使用大炮，发挥火器的威力，是阻止后金强大攻势的有效手段。从明朝方面所使用的武器和战术的改变，已经带有近代战争的特点，它反映了军事技术和战术的新的进步。后金的进攻方式和使用的武器，仍属于古老的传统打法，二者相比，显出它落后于时代的明显差异。战争不单单是人心向背、政治力量消长的对比，而且也是物质力量即武器优劣的对比。随着战争的继续发展，明与后金的战略战术都在为适应新的情况而变化，并在更广泛的范围内展开新的竞赛！中编

明、清（后金）的战略相持（1627—1643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