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洞悉狼性霸王的兴败之法
《史记》是我国第一部纪传体通史，也是我国第一部规模宏大的传记文学名著，记载了从传说中的黄帝到汉武帝后期长达三千年左右的历史。其中当然不乏一些震烁古今的帝王和令人发指的昏庸君王。在古代社会，宫廷中到处勾心斗角、尔虞我诈，大臣结党营私、争权夺利，那些狼性霸主是怎样登上帝王宝座的？有什么值我们学习的经验？而那些亡国之君，他们又有怎样的教训足以让我们引以为戒呢？这需要我们去探讨，去研究……
1．夏禹：勤勉的夏代开国主
大禹
《史记?夏本纪》载：“禹为人敏给克勤；其德不违，其仁可亲，其言可信；声为律，身为度，称以出；亹亹穆穆，为纲为纪。”“尧遭鸿水，黎人阻饥。禹勤沟洫，手足胼胝。言乘四载，动履四时。娶妻有日，过门不私。九土既理，玄圭锡兹。”
禹是史前华夏诸族的共同领袖，一个富有神话色彩的传奇人物。《史记?夏本纪》载：禹为黄帝轩辕氏之玄孙，姓姒，名文命。因率众治理洪水有功，初被封为夏伯，故称“伯禹”。后受舜帝禅让，建立我国历史上第一个王朝——夏朝，为上古夏、商、周诸朝第一位天子。在位八年而卒，传位于子启，而开君主世袭之制。亦称为夏后氏。
禹是颛顼之孙，姓姒氏，父鲧。他是中国人所知的一位治水英雄，为治水他三过家门而不入。贵为天子，保持本色，亲近百姓，为民谋利，是帝国君主制度下的君主典范。
历史上关于夏的记载很少，大多都是传说。关于夏禹的出生地，就有很多的传说，《蜀王本记》载：“禹本汶山郡广柔县人，生于石钮”；《水经?沫水注》称：“广柔（今北川）县，有石钮乡禹所生也，今夷人共管之”；《吴越春秋》记：“母吞珠孕禹，剖胁而产，家在西羌，地曰石钮，在蜀西川也”……而有《华阳国志?巴志》力证：“禹娶于涂山，辛壬癸甲而去，生子启，呱呱啼，不及视，三过其门而不入室，务在救时——今江州（重庆）涂山是也”；《尚书?皋陶》佐证：“娶于涂山，辛壬癸甲，启呱呱而泣，子弗子唯荒度土功”。话又说回来，不管出生地在哪里，他都是华夏大地的英雄。
传说在公元前四千多年前的尧舜时代，中国的广大地域江河泛滥，洪水滔天。人民遭受洪水灾害，庄稼被淹了，房子被毁了，老百姓只好往高处搬，有些都搬离了原地，可谓流离失所，生命财产损失严重。不少地方还有毒蛇猛兽，伤害人和牲口，人民的生活极端困苦。
面对如此情况，尧召开部落联盟会议，商量治水的问题。他征求四方部落首领的意见，讨论应该派谁去治理洪水，首领们都推荐鲧。
尧对鲧不大信任。首领们说：“现在没有比鲧更强的人才啦，你试一下吧！”尧才勉强同意。
于是授命给鲧，让他去治水。鲧只知道用一直以来的“障水法”，也就是所谓的“水来土掩”，造堤筑坝，结果洪水非但没有得到治理，反而冲塌了堤坝，闹得更凶了。鲧用了九年时间去治理洪水，以致劳民伤财，事功无成，终归失败。舜接替尧当部落联盟首领以后，亲自到治水的地方去考察，发现了这一状况。并照部落法规将鲧处以死刑，被杀于羽山。
虽然鲧被处以了极刑，但是治水问题依然是存在的。于是四方部落的酋长和大多人众又向舜推荐鲧的儿子禹来继承其父的治水工作。
大禹治水
大禹沉痛地感到父亲因水而死，下决心要征服洪水。他总结前人及其父亲治水的经验教训，经日夜思考和长期的操劳实验，从中得到改变治水的好方法，即改变“水来土掩”的旧法，采用开渠排水、疏通河道的办法，把洪水引到大海中去的疏导方法，
从此，夏禹同他的助手契、后稷、皋陶、伯益等人带领人们一起劳动，他们戴着箬帽，拿着锹子，挖土、挑土，累得小腿上的毛都磨光了。他们从四川的岷江开始治水，随即治理湔江、通口河（四川北川县境内）、嘉陵江（四川境内），又转向黄河、淮河、长江而富春江、钱塘江等大江流域。特别是“凿龙门”（今山河津和陕西韩城之间的龙门山，即“晋陕峡谷”）、“辟伊阙”（今河南洛阳市南12．5公里处，两山相峙如阙门，伊水径流其间）。工程浩大，使用了大量的人力物力。夏禹同人众披星戴月，栉风沐雨，经过十三年的努力，终于完成了凿山导流的任务，最终疏通了九河，平息了水患，地面上又可以供人种庄稼了。“导河积石，至于龙门，南至于华阴，东至于底柱，又东至于孟津。东过洛汭，至于大伾，北过降水，至于大陆，又北播为九河，同为逆河，入于海。”（《尚书?禹贡》）这段记载，就是对夏禹治河活动和治水后黄河河道的描述。
夏禹治水的事迹在古籍中有相关的记述，内容十分动人。《史记?夏本纪》当然毫无疑问地会有，除此之外，《韩非子?五蠹》记载：“禹之王天下也，身执耒臿，以为民先，股无胈，胫不生毛，虽臣虏之劳，不苦于此矣。”直到现在，黄河两岸仍广泛流传着夏禹治水的传说，如宁夏的青铜峡，晋陕之间的龙门，伊水流过的伊阙，都说是禹用神斧劈开；著名的黄河三门峡砥柱石及三门——神门、鬼门、人门，也说为夏禹所凿，甚至鬼门岛上的两个圆坑，也被说成禹从狮子头骑马跃过三门时，马失前蹄所留下的印记。历代诗人写下了许多吟咏夏禹治水的诗篇。夏禹公而忘私、不畏艰险驯服洪水的业绩，成为中华民族精神的象征。
说到夏禹的勤勉，很多人会想到他三过家门而不入的故事。《史记?夏本纪》载：禹伤先人父鲧功之不成受诛，乃劳身焦思，居外十三年，过家门不敢入。薄衣食，致孝于鬼神。卑宫室，致费于沟淢。陆行乘车，水行乘船，泥行乘橇，山行乘暐。左准绳，右规矩，载四时，以开九州，通九道，陂九泽，度九山。
传说夏禹受命治水时，刚刚新婚不久。为了治水，他到处奔波，在外治水十三年，三过家门而不入。甚至有一次，他妻子涂山氏生下了儿子启，婴儿正在哇哇地哭，禹在门外经过，听见哭声，也狠下心没进去探望。其勤政劳苦忙碌的情景可见。由于夏禹治水的努力，水患终于平息。
贡法也系禹制，他根据各地出产确定应纳贡品，名曰“定贡”。为志禹功，《尚书》以《禹贡》名篇。主张“德惟善政，政在养民”，曾向帝舜献“九功惟叙，九叙惟歌”之谋，舜善其言，赞禹功为“地平天成，万世永赖”。舜年老之后，也像尧一样，物色继承人。因为禹治水有功，大家都推选禹。到舜一死，禹就继任了部落联盟首领。
夏禹在继位后并没有忘乎所以，他如治水时一样的勤勉。继位后他首先做的事就是把中国的疆域分为九州，收集各地的青铜，铸造了九鼎，作为统一的象征。
有很多资料都能表现出夏禹的为人和勤政。首先对政事来讲，夏禹唯恐他的为人处世、修身治国的道理不明白；对自然或社会一切事物的义理看问题不熟悉；对处理国家事务有无不妥当的地方；对国家社会各行各业的隐患和忧事是否全知道；对刑事案件、诉讼监狱的事是否及时办理完善了。夏禹的头脑里无时无刻不思虑着这些问题。然而对于这些问题的解决也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当然，这是以当时的客观条件来讲的）。因为当时的四方部落和众多百姓，离他驻地远近不一，同时又很少有机会向他当面直言有关问题。然而，夏禹对全国各地、各方面的情况、各种各样的问题又不能因为客观条件而有所忽略，这些都是需要了解和解决的问题。为了将国家事务处理好，他就作了一套“揭器求言”的办法和设施。所谓“揭器求言”，就是在门外悬挂五种不同的乐器，这五种乐器分别是：鼓、钟、铎、磐、鉊。有人来求见他，根据要反映的内容，只要敲其中一件乐器就行了。他对民众宣布说：“有人要告诉我为人治国的道理就击鼓；讲解事物的义理就撞钟；报告公事办法就振铎；说明社会忧事就敲磐；要办诉讼案件就摇鉊。”此后，夏禹在住房里面听见哪件乐器响了，就知道来人要反映哪一方面的事情，提哪方面的意见。夏禹的勤勉可见一斑。据说，夏禹为了接待前来访问的人，经常是“一馈而十起，一沐三握发”，也就是所说的吃一顿饭站起来十次，洗一次头发三次手握湿发同人谈话，决不慢待来访的人。当然，这个故事的真实性还有待考证，但是他却反映了夏禹为人勤政的精神和人民的愿望。
说一个人勤勉当然不止局限在某一方面，有时候从别的方面也可以体现出来。夏禹也是如此。传说，他在为人勤政方面，最能见微知著，因之主张防微杜渐，消除隐患于未然。作为一个最初的政治家，他是当之无愧的。
这里同样用一个“戒酒防微”的故事来说明：当时，有一个名叫仪狄的人，以善酿佳酒闻名遐迩。有一次，仪狄把自己酿的酒献给夏禹品尝。夏禹饮了仪狄的酒，觉得甚为甘美。但是夏禹却自思又联想到有关国家兴衰问题。他说：“后世之人，必有因纵酒而导致亡国的事情发生啊！”此后，夏禹就对仪狄疏远了，甚至于不准仪狄再来进见，并下令宫内不许饮酒。
回想一下，我们就可以发现，历史上几乎所有关于祭祀神灵，供奉祖先，宴会盛典，酒都是不可缺少的。我们还可以发现，古代帝王中因纵饮过度，而内生疾病，且外废政务，以致乱亡之祸势的例子不胜枚举。作为最初的统治者就有如此之先见之明，值得敬佩！夏禹谨始虑微，预以为戒。然而，夏禹戒酒防微所说的话，还是在他的后代中应验了。他的末代子孙夏桀，荒淫无道，终日纵饮。这个暴君竭百姓之财，作琼宫瑶台，设酒池肉山。传说酒池里可以行船，糟堤十里，一鼓而牛饮者三千人！后来，夏桀终于在醉生梦死中削弱了自己的统治，被商王朝的杰出领袖成汤攻伐夏桀，夏的统治终被取代。当然，夏桀的事情那是后话了。
夏禹的勤政精神换来了夏朝的兴盛。夏禹是圣人，聪明过人，而且能“一馈而十起，一沐三握发”地对待来访的人，国家社会的事务，就没有一件不知道，四方民情，也没有一丝一毫壅蔽他的耳目。如此的勤政爱民，夏朝的的兴盛也就是预料之中的了。
夏代铜爵
2．商汤：以仁厚揽人心
商汤
《史记?殷本纪》载：汤出，见野张网四面，祝曰：“自天下四方皆入吾网。”汤曰：“嘻，尽之矣！”乃去其三面，祝曰：“欲左，左。欲右，右。不用命，乃入吾网。”诸侯闻之，曰：“汤德至矣，及禽兽。”
从对鸟兽的态度上就可以看出，汤是一个仁厚之人。那么这件事到底是怎么样呢？现在就来具体看看：
有一次，他外出游玩，看见一人在树上挂起一张网，然后喃喃自语说：“不论天上来的，还是地面来的，凡是从四面八方来的鸟，都飞进网里来。”汤对他说：“你太过分了吧，怎么可以这样网尽杀绝呢！你撤掉三面，留下一面的网就可以了。”农民依言照办。此外，汤还嘱告道：“鸟儿啊，你们愿意往左的就往左，往右的就往右，只有不听我话的鸟儿，才飞进网里来。”汤网开三面，恩及禽兽的事传开后，人民都称赞他对待百姓宽厚仁慈，纷纷拥护，汤的势力进一步壮大。
在这里还是先来介绍一个商汤吧！《史记》上说：“成汤，自契至汤八迁。汤始居亳，从先王居，作帝诰。”汤是商的开国君主。契之后，名履。汤是一位很有修养的商族首领。汤是一位政治上有远见，事业上有作为的国王，能知人善任、任人唯贤。今人多称商汤，又称武汤、天乙、成汤，甲骨文称大乙，又称高祖乙，因为他灭夏建商，具有武功文治，因而又被尊称为武王，主要活动区域在今河南商丘虞城一带。商汤开以武力夺得天下的先例，使中华帝国以后的历史变得多采多姿，打破了天子是不可变的定律，是中国政治史上的第一次改革。其在位30年，其中17年为部落首领，13年为国王。
商族本是夏的一个方国，夏朝末年，夏王桀政治腐败，暴虐无道，一面大兴土木，造寝宫、瑶台享乐，耗尽民脂民膏；另一面穷兵黩武，连年用兵四方，致使民众怨恨，诸侯方国纷纷叛离。此时，在中原东部崛起一个古老的部族商，商王汤在国力日渐强盛，但与夏相比仍处劣势的情况下，为求得向中原发展，表面上臣服于夏朝，实际上积极进行灭夏的准备。他对内励精图治，轻赋薄敛，发展生产，得到百姓支持；对外广行仁义，大力发展同周围方国的关系，扩大影响，使“诸侯皆归商”（《史记?夏本纪》）。商族很快发展成为有相当实力的国家。
对于商族实力的不断壮大，桀的内心很是惧怕，他将商族的首领汤囚禁在夏台，但不久之后又释放了汤。诸侯不满桀的暴政，全都归附汤，于是汤决定出师讨伐桀。桀在鸣条被汤的队伍击败，被流放而死。桀失败后，对身边的人说：“我后悔没有在夏台杀了汤，以至于有今天的下场。”
《史记?夏本纪》说：“桀不务德，而武伤百姓，百姓弗堪。”从这里就可以看得出来，夏桀对广大庶民群众是极其凶狠残暴的。广大群众愤怒地发出了“时日曷丧？予及汝皆亡”的呼声！
当时的夏朝处于内外交困的局面，外而诸侯叛离，内而众人反抗，夏桀的统治已经无法维持下去了。而此时东方的商部族已在孟诸地区兴起。夏桀统治时期，政治黑暗腐朽，诸侯互相攻伐。商汤乘机灭掉了一些亲夏的诸侯国，举兵西向伐夏。《孟子?梁惠王》说：当时各地人民欢迎商军“若大旱之望云霓”。可见汤伐夏是很得人心的。
在做攻夏准备中，汤历数夏桀的暴虐无道，号召夏的附属小国背弃桀，归附商。对不听他劝告者，就先后出兵攻灭。如葛、韦、顾等夏朝属国，以剪除桀的羽翼。商汤越战越强，“十一征而无敌于天下”。夏桀陷于孤立的境地。汤还迁都于毫，以此为前进的据点，准备最后攻灭夏朝。此外，汤还有一位得力的助手，那就是“阿衡”（即宰相）伊尹。汤采纳伊尹的建议，停止朝贡夏朝以试探桀的实力。桀命令九夷族发兵征讨商，汤从这里认识到桀还能调动九夷族的兵力，于是便和伊尹马上请罪，恢复向夏桀的进贡。一年后，九夷族忍受不了桀的残暴统治，纷纷叛离，使桀的力量大为减弱，汤和伊尹见时机成熟，就由汤召集部众，出兵伐夏，他以“天命”为号召，说“有夏多罪，天命殛之”，要求大家奋力进攻，以执行上天的意志。夏、商两军决战于鸣条，夏桀势孤力穷，结果战败而逃，终被放于南巢而死。
成汤在灭夏后，回师亳邑，建立了中国历史上第二个奴隶制王朝——商朝。商汤之所以取得天下，关键是民心所向。这一点《孟子?梁惠王》里一段话说得再明白不过了。孟子对梁惠王说：“臣闻七十里为政于天下者，汤者也……《书》曰：‘汤一征，自葛始’，天下信之，东面而征，西夷怨；南面而征，北狄怨，曰‘奚为后我？’民望之，若大旱之望云霓也”。商汤之所以能“十一征而无敌于天下”，一个根本原因就是得民心。众多的诸侯前来朝会，表示臣服。商王朝正式建立，新建的亳（今河南洛阳偃师商城遗址一带）都便成为统治全国的中心。汤建立商朝后，减轻征赋，鼓励生产，安抚民心，使商的势力扩展至黄河上游，成为又一个强大的奴隶制王朝。
偃师商城遗址
后来，商汤又向四方扩大征伐面，商王朝的统治地区有了进一步的扩展。周边部落前来朝贡的越来越多，加速了周边地区经济和文化的发展。它的邦畿东至泗上，西及伊洛，包括大平原的绝大部分。在此范围内，殷墟和一些商城遗址，都经过重点发掘，证明是规模宏大的都邑。在其周围的今河南、河北和山东一带，也发现了不少商代遗址，可能不少是当时畿内的城邑。畿外的方国，往往与畿内的城邑错杂在一起，不过分布的范围要大得多。如曹、杞、宋、雇、奄、薛、齐、邳、方、盂方、妟（燕）、周等等。用现在的区域划分来讲，即以今河南北部和山东西部为中心，其势力所及，西到陕西西部，北到河北北部，南到湖北和湖南北部，东到海滨。《诗?商颂?殷武》：“昔有成汤，自彼氐羌，莫敢不来享，莫敢不来王。”西方的氐族、羌族亦臣服于商。
总之，在东至大海，西及陇山，南过淮水，北达燕山，这一大片的中原地区内，不仅有了更多的方国和城邑，而且范围也有一定程度的扩大，这就说明商王朝统治的基本地区有了较大的发展。
汤建商后，吸取夏朝教训，实行“以宽治民”的政策，注意发展农业生产。同时四方征伐，把疆土扩大到西部的氐羌地区，商朝统治逐渐巩固。
历史上关于商汤的故事有很多，他以仁厚收揽人心，争取人民的支持。在商朝刚刚建立时，王畿内就发生了一场旱灾，共延续了七年。这场旱灾造成的影响非常之大，当时烈日暴晒，河井干枯，禾苗不生，庄稼颗粒无收，人民生活异常困苦。旱灾本是一种自然现象，但是当时的科学技术还很落后，人们根本无法解释这些类似的自然现象，所以就把它看成是上帝的安排。于是，无论是朝廷还是民间，人们纷纷祈求上天，希望早日下雨，缓解旱情，然而毫无结果。到第七个年头，成汤命令史官们在一座草木茂盛的山上，选桑林设立祭坛，亲自率领伊尹等大臣向上天祈雨。但是，成汤的祈雨行为依然没有结果，天上连一滴雨都没有下，所以他就让占卜原因。史官们说：“拜祭时除了要用牛羊作牺牲外，还要用人牲。”成汤听了以后，生气地说：“我祭祀占卜祈雨本来就是为了人民，怎么能再把无辜的人烧死呢？还是用我来代替吧。”于是，成汤先命令把祭祀的柴火烧起来，然后将自己的头发和指甲剪掉，沐浴洁身，最后向上天祷告说：“我有罪，就惩罚我一个人吧，不要惩罚我的臣民。”祷告完毕，毅然向燃着的柴火走去。或许是成汤命不该绝，恰在这个时候，天忽然下起了倾盆大雨。成汤自我牺牲的精神，终于感动了上帝。于是，商人都用歌唱的方式来表达自己对他的热烈拥戴。这只是一种机缘巧合，只是一个非常简单的自然现象，但是成汤这种勇于牺牲自我的精神，却值得敬佩和景仰，无怪乎他赢得了国家，赢得了民心。
此外，还有一个值得提及的事情。成汤自小聪慧，继承诸侯之位后，发奋图强，开荒地，造钱币，深得封地里的人民爱戴。其时，民间多用以物易物的方式交易，甚为不方便，成汤量定金铁，做成钱币以代交易之用，商地之中交易流通非常方便。流通量的加大，民生富足。成汤认为，如果全国都实行钱币的话，人民的生活一定能得到莫大的好处。所以向桀帝进言，而桀帝竟然怕麻烦而不起用成汤之建议。
与此同时，夏朝还有一个大贤人——唐尧，他是大禹的后人，按辈分桀应该叫他哥哥，量币之意见就出于他，后商汤行之而桀帝反之。知桀帝无德，上殿直斥，桀帝不服怀恨于心。后借机会派唐尧的罪，把唐尧杀了，当朝文武无人敢言。成汤知道了，上朝哭诉，桀帝非常生气，他把成汤押在夏台之上，令汤受尽屈辱后才放他走，成汤心灰意冷地返回封地。封地子民得知侯王受辱，大为震怒。成汤知桀王无望，于是起兵反桀，封地子民望风而从，其它诸侯小国也素来受成汤照顾，均知成汤贤能。也都助商讨桀，附从之国多达四十多个。
商汤的统治与夏桀竭然相反，他对部民仁厚，制定了人道的法律和道德让大家都遵守，臣下的劝谏不管对不对他从来不生气，做事情总是以身做则，起表率带头作用，严于律己，宽以待人。商汤之后，由太甲到太龙，是商朝巩固和发展时期。商汤统治下的国家，社会经济继续进步着。
商朝铜器
3．盘庚：“迁”出来的兴盛
盘庚
《史记?殷本纪》载：帝阳甲崩，弟盘庚立，是为帝盘庚。帝盘庚之时，殷已都河北，盘庚渡河南，复居成汤之故居，乃五迁，无定处。殷民咨胥皆怨，不欲徙。盘庚乃告谕诸侯大臣曰：“昔高后成汤与尔之先祖俱定天下，法则可修。舍而弗勉，何以成德！”乃遂涉河南，治亳，行汤之政，然后百姓由宁，殷道复兴。诸侯来朝，以其遵成汤之德也。
先来介绍一下盘庚其人。他生卒年不详，是祖丁的儿子，阳甲的弟弟。继阳甲之位为国王，在位28年，是一位很有作为的国王。因病去世，葬于殷（今河南省安阳县小屯庄）。
商代的历史是不能不提到盘庚的。盘庚是商代的一位很有作为的国王，他决心要在自己手里整顿朝政、复兴社稷。为了达到这一目的，他继位后的第一件事便是决定迁都。因为他知道，这样不但可以避免水患，还可以摆脱那些王公贵族和老臣对自己的箝制，放开手脚推行自己的治国方针，同时，也乘机治理一下上层贵族的奢靡之风。后来他迁都于殷，承上启下，对商王朝的历史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
在盘庚以前的几代时期，商王朝政局混乱，经过几代内乱（即九世之乱），政治腐败，贵族奢侈，王室内争激烈，阶级矛盾尖锐，加上天灾频繁，面临着严重的危机，甚至威胁到了王朝统治。盘庚为了挽救商王朝的衰亡，决定放弃原来的都城，迁都到荒芜的殷。为了缓和社会矛盾，摆脱政治困境，他不顾一些贵族的反对，决心选择一个有长远发展前途的地方重振朝纲。当他得知安阳（当时称北蒙，即后来所说的殷）一带土肥水美，山林有虎、熊等兽，水里有鱼虾时，就决心到此来发展。为了动员迁都，他曾发表一个重要的演讲。但是贵族们都竭力反对迁都，盘庚就发布文告，严厉命令他们服从，若不服从，便重法处置。终于摆脱了阻力，他率众西渡黄河，来到了安阳，这就是历史上所称的“盘庚迁殷”。迁到殷后，他又以强硬手段制止了贵族们搬回旧都的企图。《尚书?盘庚》就是他在迁殷前后的的讲话记录。公元前14世纪中叶迁都于殷后，促进了经济与文化的发展，且盘庚又执行比较开明的政策，他还提倡节俭，改良风气，减轻剥削，人民安居乐业，文化发展，社会富足繁荣，终于安定了局面。殷也发展成为一个十分繁荣的都市，商王期从此中兴。
盘庚迁殷
商代600年基业，自汤至纣，历十七世、三十一王，以盘庚迁殷为界，可分为二个阶段：第一阶段：汤在位期间，能够励精图冶，履行“天子”职责。当时商的势力很大，《诗经?商颂》上说：“昔有成汤，自彼氐羌，莫敢不来享，莫敢不来王，曰商是常”。汤死后，其孙太甲即位，虽然荒淫，但有贤臣伊尹辅佐，尚不致大乱。后来多次发生王位争夺事件，王都屡迁，政局不稳，“比九世乱，于是诸侯莫朝”（《史记?殷本纪》）。第二阶段：从盘庚开始。鉴于当时严峻的政治形势，盘庚派人认真选定了新都的地址——殷。这里正好地处商朝疆域的中部，且形势险要：它左有孟门关（在今河南辉县），右有漳水和滏水，前有大河可供航行，北有太行山作屏障，是号令天下的理想之地。于是，盘庚决定把都城自奄迁至殷，并立刻颁布了迁都令。正如文章引用《史记?殷本纪》所说：盘庚“行汤之政，然后百姓由宁，殷道复兴，诸侯来朝”。盘庚三传至武丁，商王朝达到极盛。疆域北到辽宁，南到湖北，西到陕西，东到海滨。
在第一阶段之末，即从中丁到阳甲之间，商王朝的发展经历了一段困难时期。《史记?殷本纪》云：“自中丁以来，废嫡而更立诸弟子，弟子或争相代立，比九世乱，于是诸侯莫朝。”王位继承的纷争加上自然灾害不断，造成商王朝国势衰微，失去了诸侯的拥护。在这样恶劣的背景下，盘庚接过其兄阳甲的王位。一定程度上来说，这也就意味着他接受了历史赋予他复兴商王朝的使命。盘庚复兴商朝的重要举措就是迁都，面对习惯于旧都的生活，不愿意迁移的贵戚旧臣，盘庚作了耐心细致的说服工作。
当时的情况是，很多的贵戚旧臣经几代的安逸生活，变得贪图享乐，不思进取，因此他们对盘庚的迁都之举很有抵触情绪。一部分有势力的贵族还煽动平民起来反对，闹得很厉害。因此，可以说盘庚要说服他们一起历经艰难跋涉迁都，是十分困难的事情。
为此，盘庚进行了有针对性的说服工作。面对强大的反对势力，盘庚并没有动摇迁都的决心。他把反对迁都的贵族找来，耐心地劝说他们：“我要你们搬迁，是为了想安定我们的国家。你们不但不谅解我的苦心，反而发生无谓的惊慌。你们想要改变我的主意，这是办不到的。”商代贵族特别注重先祖，于是盘庚就格外强调商朝先王和贵族们先祖的关系。他对贵族们说：“古我先王，亦惟图任旧人共政。”盘庚还引用著名的上古贤人的话：“人惟求旧，器非求旧，惟新。”这些言语拉近了双方的距离。商代重神，凡事都要通过占卜而求知神意。盘庚利用这一点有针对性地强调，如果他不率众迁都，先王就会责备他“曷虐朕民”；如果这些贵戚旧臣不随他同心迁都，那么他们的先祖就会责备他们“曷不暨朕幼孙有比”。于是这些贵戚旧臣的先祖就会告诉先王“作丕刑于朕孙”。
由于盘庚迁都的立场比较坚定，所以反对势力的主张被挫败，终于盘庚带着平民和奴隶，渡过黄河，搬迁到殷（今河南安阳小屯村）。在那里整顿商朝的政治，使衰落的商朝出现了复兴的局面，以后二百多年，一直没有迁都。盘庚的说服工作之所以能够取得明显成效，跟他采取的有针性的辞语有直接关系。通过这些话语，既拉近了双方关系，又讲明了利害，让贵戚旧臣心悦诚服。因此，从这里也可以看出，盘庚不止是一个成功的君王，还是一个出色的语言家。
盘庚是一位富有忧患意识的国王，在他掌国期间，正好是商朝的“乱世”，他敏锐地看到了民众的疾苦，并想方设法加以消除。盘庚自觉吸收先王的治国经验，“古我先后，罔不惟民之承保。”他认为商之先王都是把民众的需求放在第一位，重视并体贴民众的意愿。盘庚认为统治好民众，就是要与其共享欢乐与康宁。他还要求贵戚旧族也要摒弃私心，给民众施以实惠。这一点在他选拔与任用官吏时便可以体现出来，因为盘庚不是以才学能力为取舍标准，而是以能否养护民众为取舍标准。对于那些聚敛财宝的人，一概不用，而对于爱护民众之人，则给予重用。他对官吏总的要求就是“无总于货宝，生生自庸。式敷民德，永肩一心”，要求官吏不能聚敛财宝，而要永怀一颗爱民之心，向民众布施恩德。
不过，既然处在众人之上这个位置上，总有许多矛盾的地方。盘庚真不愧是一个有为之君，在当时他虽居冲龄，并不回避矛盾，敢于直面这些权贵，要他们“猷黜乃心，无傲从康”（《尚书?盘庚篇》）上，从中可以看到，盘庚虽然声称“视民利用迁”（即为人民的利益而决定迁都），但对那些不听命令的人，他发出了“我乃劓殄灭之，无遗育，无俾易种于兹新邑”（我要将他们斩尽杀绝，不让孽种留在新邑）的威胁，反映了内部争斗的激烈。这也反映出，面对当时迁都的举措，盘庚也遇到了相当大的阻力。话又说回来，作为一代商王，盘庚深谋远虑，总算是完成了商都最重要的一次迁徙。盘庚迁殷以后，王室内部的矛盾得到缓解，促进了社会经济的发展。盘庚被称为“中兴”之主，并为武丁盛世的到来，打下了基础。根据《史记?殷本纪》记载，盘庚迁殷之后，又“涉河南，治亳，行汤之政”，出现了“百姓由宁”、“诸侯来朝”的盛况，彻底扭转了商朝自中丁以来“比九世乱”的局面，实现了“殷道复兴”。盘庚死后，其弟小辛立，“殷复衰，百姓思盘庚”，说明他的业绩和品格，深受后人崇敬。
盘庚于“迁都”问题的较量中，充分地展示了其为政的才能与魄力。他不仅取得了“迁都”斗争的胜利，而且也为今后实行“去奢行俭”的新政，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在商代后期的273年间，殷成为全国政治、经济和文化发展的中心。从盘庚迁殷以后，商代的政治经济和文化都有了比较迅速的发展，到武丁时期便达到了商代后期的极盛时期。
在奴隶社会，盘庚作为“王”，他是个最大的奴隶主，他剥削、压迫奴隶，也剥削、压迫自由民，但他能认识到保障自由民的最低生活水平的重要性：“古我前后，罔不唯民之承。保后胥戚，鲜以不浮于天时。殷降大虐，先王不怀”（《盘庚》），盘庚正是出于“保民”的美德。其实，“保民”，也正是保证了他的奴隶制政权的永固性。所谓“民为邦本，本固邦宁”的道理，殷商的统治者，也是很懂得的。并且，盘庚的作法也确实达到了其本想要的效果。
4．商纣王：荒淫残暴致失国
商纣
《史记?殷本纪》载：帝纣资辨捷疾，闻见甚敏；材力过人，手格猛兽；知足以距谏，言足以饰非；矜人臣以能，高天下以声，以为皆出己之下。好酒淫乐，嬖于妇人。爱妲己，妲己之言是从。于是使师涓作新淫声，北里之舞，靡靡之乐。厚赋税以实鹿台之钱，而盈钜桥之粟。益收狗马奇物，充仞宫室。益广沙丘苑台，多取野兽蜚鸟置其中。慢于鬼神。大勣乐戏于沙丘，以酒为池，县肉为林，使男女裸相逐其间，为长夜之饮。
商代后期比较尖锐复杂的社会矛盾，到商王纣（帝辛）时，就更为激化了。纣王，又称帝纣，子姓，帝乙少子。纣王性情残暴，是中国历史上有名的暴君，也是中国商代最后一位君主。如《史记》记载，纣才思敏捷，据说是筷子的发明者；武力超凡，曾平定东夷，使中原文化逐渐传播到长江、淮河流域，奠定中国统一的规模。但是他对内重刑厚敛，对外黩武好战。纣拒谏饰非、沉迷于酒色，信宠妲己，暴敛重刑，滥施专制淫威，偏用奸臣，同时又刚愎自用。他的所作所为遂引起百姓的普遍怨恨和不满，导致内外矛盾四起。《史记?殷本纪》谓纣王“重刑辟，有炮格（烙）之法”；“九侯女不薏淫，纣怒杀之”；“脯鄂侯尸”；“剖比干，现其心。”或许后世对于商纣的残暴事实有夸大之处，但他乃一个有名的暴君却是无疑的。
纣王宠幸妲己，说到妲己，她绝对算是一个美人胚子。妲己乃有苏氏的女儿，因商纣王征服有苏氏（今河南省武陟东），有苏氏才献出美女妲己。纣王迷于妲己的美色，对她言听计从，身为一国之君却对大臣们的话置若罔闻。妲己是中国历史上有名的既漂亮又狠毒的女人，整日缠着商纣王变着法子玩乐。
妲己
在纣即位之后，便扩大殷都，大修离宫别馆。妲己喜欢歌舞，纣王令乐师师涓创作靡靡的音乐，下流的健蹈，在宫中朝夕欢歌。纣王荒理朝政，日夜宴游。为了讨妲己的欢心，商纣王下令从各地收集各种奇珍异宝，不断扩建宫廷的园林楼台。他在宫廷里举行各种大型宴会，表演各种音乐、舞蹈、游戏。纣王还让人在卫州（今河南省淇县）挖了许多大池子，然后用酒灌满池子，可以供数千人狂饮不止；他还让人把熟肉悬挂起来，看上去像树林一样，人们可随便伸手摘取食用，这也就是有名的“酒池肉林”。为满足自己的淫乐，商纣王还令男女裸体追逐其间，彻夜狂欢，其情其景不堪入目。后来人们常常用“酒池肉林”来形容君主生活的荒淫无耻。九侯（封地在今河北省临漳）有一位女儿长得十分美丽，应召入宫，后来因为九侯的女儿看不惯纣王的荒淫无耻，商纣一怒之下把她杀了，九侯也遭“醢刑”，剁成肉酱，分赏给诸侯们吃。大臣鄂侯来劝阻，商纣把鄂侯也做成了肉干。
商朝末期还是有很多忠臣的，面对商纣王的荒淫无度，很多大臣都埋怨责备他，但已迷了心窍的纣王根本听不进去众臣的提醒，以致后来许多大臣都背叛了他。可是商纣王非但没有及时醒悟，反而加重刑罚。反对他的人，甚至向他提出劝谏的亲信臣僚，都被施以重刑，轻者终生残疾，重者全家丧命。纣王如此施政的直接后果就是：再也没有大臣来劝谏。然而这样却反而让没有自知之明的纣王更加妄为，他更加认为自己的所作所为是正确的，相应地也就更加地淫乱。
妲己喜欢观看“炮烙之刑”，就是用青铜铸造一根中间空的柱子，将铜柱涂油，燃以火炭，令“犯人”赤脚在烧红的铜柱子上走，走不过去的就跌落火红的炭中活活烧死。即使摔不下去，脚板也会被烧伤，不时发出惨叫声。妲已听到犯人的惨叫，就像听到刺激感官的音乐一样发笑。纣王为了博得妲己一笑，竟不顾别人的死活而滥用重刑。
纣王的无道，激起人民的反抗。并且在统治阶级内部，他要削弱一些贵族的权势，也遭到强烈的反对，在他的严厉打击之下，许多人叛逃他处，这大大削弱了他的统治力量。统治后期，他又迁都朝歌（今河南淇县），大兴土木，修筑极为华丽的宫室苑囿。商纣“厚赋税以实鹿台之钱，而盈钜桥之粟”（《史记?殷本纪》），极力加强搜刮。广大人民奋起反抗，他又滥施酷刑和屠杀。但是这只能越来越强烈地激起人民的反抗斗争。
纣王的统治集团日益腐败，社会矛盾与阶级矛盾尖锐。商纣王不仅生活极度奢侈，而且刚愎自用，专断偏听，远贤用奸。他滥施刑戮，王族重臣也在所难免，导致众叛亲离。在各国关系上，又作战失策，倾力于对东夷的战争，以致穷兵黩武，劳民伤财。
随着纣的残暴统治加剧，统治危机也日益严重，以至各地诸侯纷纷叛离，周边各部也乘机内侵。为了转移人民群众和一部分贵族的视线，商王纣决定对周边各部用兵。这更加剧了其灭亡的步伐。
越来越多诸侯因纣王的无道而起来反对。其中，地处商朝西边的一个属国周日益强盛，周武王崛起之后，乘机起兵讨商。大军大战于牧野（今河南淇县西南），即牧野之战。公元前11世纪，周武王灭商之战。
公无前11世纪，殷商的气数已接近苟延残喘之时，以纣王为首的奴隶主统治集团日益腐败，逐渐在内外矛盾交织中走向崩溃。而崛起于商国西面的周族方国，在周太王、王季时，已将势力伸入江、汉流域。周文王转移商纣视线，暗中积蓄力量，积极争取各个击破商西部属国，奠定了灭商基础。周武王又与诸侯结盟，向朝歌派遣侦探，加紧灭商准备，待机兴师。
周武王继位后四年，得知商纣王统治集团分崩离析，王族重臣比干被杀，箕子被囚，微子出奔，而商军主力远征东夷，朝歌空虚，即率兵伐商。从汜地（今中国中部河南荥阳汜水镇）渡河水后，兼程北上，至百泉折而东行，直指商都朝歌。
周武王
商朝的成长历史与战争是离不开的，奴隶制社会本就是不断地征战。所以商朝的每一代国君几乎都可以称之为战士，且大部分的时间都在统一各国和各部落氏族中度过。然而大兴土木与征战，导致国人负担过重，奴隶更不要说了。每一个君王驾崩，都要有上千个奴隶陪葬，各大臣诸侯王更是频繁搞奴隶殉葬活动，最终导致商朝晚期生产力与战斗力的下降，抵御不了西岐联军。
周朝历、文王两代，交替使用武力扩展与睦邻政治，力量不断发展。文王时已“三分天下有其二”，直至把干戈深入到商朝腹地。周文王死后，其子武王秉承遗志，于即位的第二年（前1027年）进军孟津（今河南孟县），大会“八百诸侯”，确立了伐纣大同盟。
因殷商早已不得人心，所以周师沿途没有遇到商军的抵抗，因而开进也相当顺利，仅经过几天的行程，就抵达牧野。
周军进攻的消息传至朝歌，商朝廷上下一片惊恐。商纣王无奈之中只好仓促部署防御。但此时商军主力还远在东南地区，无法立即调回。于是只好武装大批奴隶，连同守卫国都的商军共约17万人，由自己率领，开赴牧野迎战周师。
商军中的奴隶和战俘对商朝愤恨不已，内心向往武王，到关键时刻也就纷纷起义，掉转戈矛，帮助周师作战。而商军也在临阵时纷纷倒戈，于是商军十几万之众顷刻间土崩瓦解。纣王见大势尽去，于当天晚上仓惶逃回朝歌，商纣王在鹿台穿上他的宝玉衣，然后投火自焚而死。残暴的商纣王自取灭亡，周朝正式取代了商朝。想来，那商纣虽残暴无道，却还算有些气节。尔后，武王分兵四出，征伐商朝各地诸侯，肃清殷商残余势力。
牧野之战，是中国商朝和周朝交替时，周武王在吕尚等人辅佐下，率军直捣商都朝歌（今河南淇县），在牧野大破商军、灭亡商朝的一次战略决战。
同时，需要提及的是，在纣王逃到鹿台自焚后，妲己也自缢而死。并且，关于妲己，历史上还有一个成语来形容她，那就是“助纣为虐”。说的是妲己不仅荒淫狐媚，而且残忍毒辣，为了满足自己疯狂变态的心理，怂恿纣王设计林林种种令人瞩目惊心的惨无人道的酷刑，帮助纣王荒淫残暴。对于这点，从上面的叙述中我们就可以看得出来。
中国历史上的商代距今已有3000多年的历史了。据史籍记载，商的末代王纣王是个典型的昏君。因其用刑残忍，在中国法制史上也算是名留史册的人物。事实上，依当时的条件来看，纣王新立，文有太师闻仲，学撤古今，又天生生就慧眼，能辨忠奸，足以安邦。武有镇国武成王黄飞虎，武功盖世，足可以定国，而纣王天生聪颖，又是在盛世而立，坐享太平，百姓安乐，各方八百诸侯由四路大诸侯统领，东伯侯姜桓楚、西伯侯姬昌、南伯侯鄂崇禹、北伯侯崇侯虎各领二百小诸侯侍奉朝歌。然而偏偏就是在这么优势的条件下，纣竟能将一个国家都败与他人，可见他的治国之道之“非同一般”。也就是从那之后，历代史家言暴君必数夏桀、商纣，足以见得其影响力之“巨”。
5．周厉王：杀人止谤，终被赶下天子宝座
周厉王
《史记?周本纪》载：“夷王崩，子厉王胡立。厉王即位三十年，好利，近荣夷公。”“王行暴虐侈傲，国人谤王。”“王怒，得卫巫，使监谤者，以告则杀之。其谤鲜矣，诸侯不朝。三十四年，王益严，国人莫敢言，道路以目。”
周厉王（？～前828年），西周第十位国王（前878年～前841年在位），姬姓，名胡。周夷王的儿子。在位37年。
任何一个朝代，在经历了发展与兴盛阶段之后，总会走向衰落。西周王朝也是如此。西周后期，奴隶主贵族日益腐朽，不断搜括钱财，发动战争，压迫百姓和奴隶。周厉王即位后，对百姓和奴隶的剥削压迫更重。他贪财好利，对人民横征暴敛，独占山林川泽，不许百姓打猎、砍柴、捕鱼，还派人监视他们的言行，加重了对劳动人民的剥削。同时，他还剥夺了一些贵族的权力，任用荣夷为卿士，实行“专利”，将社会财富和资源垄断起来。因此招致了贵族和平民的普遍不满。但就是如此，还不准人们随意议论，更不用说指责了。谁议论他，他就把谁杀死。人民忍无可忍，到处都有人起来反抗，周王朝的统治越来越不稳固，简直可以用“不可救药”四个字来形容。
周厉王统治期间，因为策略的不当，可以说把国家置于了内外交困的局面。在国家内部发生很大危机的同时，对外也不断受到困挠。他还不断南征荆楚，西北方面又防御游牧部落，西北戎狄等不时入侵。与周边的少数民族也有矛盾。曾臣服于周的东南淮夷不堪承受压榨，奋起反抗。
周王朝内部有很多大臣眼看着政权摇摇欲坠，都感到很痛心。其中有一个叫凡伯的忠心耿耿的老臣，他极力劝谏周厉王改变暴虐的政治，力修德政，挽救国家。可是周厉王根本不听，一些权臣也嘲笑凡伯，说他昏庸无能，不识时务。对此，凡伯非常气愤，挥笔写了一首表达自己焦急心情的长诗。诗中字字句句劝说周厉王和那些权臣千万别把忧患当作儿戏，应趁它还没有到来的时候尽力防止。若是忧患越积越多，终会无法治愈的。可是这仍没有引起周厉王的重视。
对于国家外部所遇困境无计可施的周厉王，转而压制国家内部不满，事实上，厉王的所作所为正是弱者的表现。在《史记?周本纪》中记载着被人们称之为“周厉王杀人止谤”的故事。故事是这样的：我们都知道，按习惯成例，普天之下，莫非王土，山川林泽和荒野名义上自然是归周天子所有，任何个人不得私自占有。但是由于山川林泽数量太大，周天子也无暇顾及，民众可以随便使用。
生产力是不会因社会的变动而停止发展的。到西周中期以后，情况发生了变化。由于生产力的提高，一些山川林泽和荒地已被开垦出来加以使用，成了贵族和国人的私田。随着占有欲的增加，他们还把原来占有的国有土地逐渐私有化，当成了私田。周厉王在位时，这个问题日益严重，而因周厉王为人“好专利”和暴虐，他为了满足自己奢侈的生活，总是想不断聚敛更多的财富。当时周王朝有一个叫荣夷公的大臣，很有聚敛财富的本事，他为周厉王提建议，劝其重申土地国有的传统法度，明确山川林泽、荒地及其中生产的各种产品都是国王的专有利益。这样，周厉王便在“土地国有”的招牌下，公然侵夺贵族的私田、产品和奴隶，变为王有，而一般平民也不得在山林砍柴打猎，不得在河流中捕鱼。这种作法激起贵族和国人的不满，社会矛盾激化，他们作诗指责厉王：“人有土田，汝反有之；人有民人，汝复夺之。”这样的情况事实上对周王朝是不利的。虽然说周厉王获得了一些实际的利益，但与国家政权相比，那又是如何之小。
对于周厉王的作法，朝中很多人都不满意，其中一个叫芮良夫的大夫劝谏周厉王，不要听信荣夷公的话，并请求周厉王废除有关“专利”的各项规定。可是周厉王被新增加的大量财富迷住了心窍，根本听不进芮良夫的肺腑之言，不仅没有疏远荣夷公，相反还提拔他做了朝廷的卿士。对人民的剥削更甚。
这个愚蠢的周厉王，本来也有些雷厉风行的手段和无情的意志。可惜小聪明太过，只注重短小的、眼前的利益，这只能称其为小人之志。面对周厉王越来越甚的“专利”的做法，人们普遍感到不满，上上下下议论纷纷，尖锐的批评直指周厉王，这就是史上所说的“谤王”。后来，这些批评的议论被大臣召公听到，他是一位对周王朝忠心耿耿的人，在听到议论后便急忙跑去报告厉王，并告诫厉王：百姓已经无法忍受了。周厉王听后大怒，同时，为了压制国人的不满，他找了一个卫国的巫师，让他暗中监视国人，一旦发现有人发表“谤王”的言论，立即告发，一律处死，这些引得国内各项矛盾急剧起向尖锐。在这样的残酷镇压下，很少有人敢再“谤王”了，各地诸侯也不再来镐京朝见。果然，厉王的措施很快便得到“效果”：“国人莫敢言，道路以目。”“国人”只能侧目而视、怒目而视，不敢再批评、指责周厉王了。周厉王对自己的措施取得的效果非常满意，也因此，便有了周厉王与召公之间的一段精彩对话：“厉王喜，告召公曰：‘吾能弭谤矣，乃不敢言。’“召公曰：‘是障之也。防民之口，甚于防川。川壅而溃，伤人必多，民亦如之。是故为川者决之使导，为民者宣之使言。故天子听政，使公卿至于列士献诗，瞽献曲，史献书，师箴，瞍赋，矇诵，百工谏，庶人传语，近臣尽规，亲戚补察，瞽、史教诲，耆、艾修之，而后王斟酌焉，是以事行而不悖。民之有口，犹土之有山川也，财用于是乎出；犹其原隰之有衍沃也，衣食于是乎生；口之宣言也，善败于是乎兴，行善而备败，其所以阜财用、衣食者也。夫民之虑于心而宣之于口，成而行之，胡可壅也。若壅其口，其与能几何？”（《史记?周本纪》）召公这段话可谓字字珠玑，他的话讲透了一个“为川者决之使导，为民者宣之使言”的道理；并且还叙说了一整套从大臣至父老的谏劝、规诫国君的制度。用现代语言来表达召公的思想，就是：国君当通过各种渠道来倾听舆论改善政治，而不应该用杀人的办法使民众敢怒而不敢言，因为那样做容易出大乱子。中国古代在倾听舆论的问题上，能达到如此高的认识水平，是我们后人应引以为骄傲的。然而可惜的是，召公的话并没有起作用，一意孤行的周厉王根本听不进，这才有了后来的“王不听，于是国人莫敢出言；三年，乃流王于彘。”“杀戮无辜曰厉”。（《史记?周本纪》）周厉王的谥号“厉”字，或许正是他的这段杀人止谤的历史故事之写照吧。
周厉王实行“专利”，虽然确实增加了王室的收入，却损害了贵族及国人的利益，因而丧失了民心。在周厉王推行的高压政策下，人们敢怒而不敢言，表面上看国中平安无事，实际上一场大的动乱已经在酝酿中了。
公元前841年，也就是周厉王实行“专利”的第三年，表面的平静状态再也难以维持了，国都中爆发了一场大规模的国人暴动。城中的国人、工匠和部分贵族一哄而起，包围了王宫，袭击厉王。厉王仓皇而逃，一直逃到彘地（今山西霍县）。后来厉王再也不敢回镐京，最后就死于彘。
国人暴动的记载
事实上，召公的劝谏，以及“防民之口甚于防川”的论断，正是站在奴隶主统治的立场上说的，也就相当于站在周厉王的立场上所说。这其实也是专制统治的底限，这个底限不能保证，人民就会离心离德，即便是做奴才，在奴才的生活方式下也活不下去，活不痛快，活得不顺心的时候，也是会愤怒的。正如那句话所说“水能载舟，也能覆舟”。在厉王逃到彘之后的那个周召共和的时代，无非是两个人执掌朝政，事实上离民主共和的真理念，还相差甚远，但是这种方式却恰恰让人民活下去了。这里没有什么专利的东西，自然资源让人民共享。于是老百姓就专心忙自己的事情，砍柴的砍柴，打渔的打渔，至于是不是在做奴才等那些都无所谓了，因为那并不是老百姓会操心的事情，于是西周又稳定了若干年。而厉王却不懂得做奴隶主之道，他非要生事和奴才们争夺自然资源、空间，不让奴才们乱说乱动，逼得奴才们赶跑他这个主子，那么厉王便也只能成为人们茶余饭后的谈资笑料了。
像周厉王那样，只愿意听好话，却听不得半点不好的声音，如果有人说了一句他统治的国家有问题，此人便会被打成“反动派”，轻则封住嘴巴，重则处以死刑。爱听好话，是人的本性，这倒也无可厚非，但是一件事情如果做的过于极端，那就要出现大问题了。厉王的结果也正说明了这个问题，最后还不是落得天子宝座尽失！
周厉王时期编钟
6．秦始皇赢政：统一六国，千古一帝
秦始皇
大索，逐客，李斯上书说，乃止逐客令。李斯因说秦王，请先取韩以恐他国，于是使斯下韩。韩王患之。与韩非谋弱秦。大梁人尉缭来，说秦王曰：“以秦之彊，诸侯譬如郡县之君，臣但恐诸侯合从，翕而出不意，此乃智伯、夫差、湣王之所以亡也。原大王毋爱财物，赂其豪臣，以乱其谋，不过亡三十万金，则诸侯可尽。”秦王从其计，见尉缭亢礼，衣服食饮与缭同。缭曰：“秦王为人，蜂准，长目，挚鸟膺，豺声，少恩而虎狼心，居约易出人下，得志亦轻食人。我布衣，然见我常身自下我。诚使秦王得志于天下，天下皆为虏矣。不可与久游。”乃亡去。秦王觉，固止，以为秦国尉，卒用其计策。而李斯用事。
——《史记?秦始皇本纪》
秦始皇，秦庄襄王之子，历史上第一个统一的封建帝王，而他所开创的秦朝（公元前221年～公元前207年）自然也就是中国第一个统一的封建制帝国。虽然整个秦朝在历史上的时间并不长，但其地位却极其重要。
秦国原本是战国乱世中最弱小的小国，但是在战国后期，经过商鞅变法已进入了高速发展阶段，为兼并六国创造了物质条件。秦王政从即位（前247年）到称始皇帝的二十六年间，相继消灭了韩、赵、魏、楚、燕、齐六国，建立了统一的多民族的中央集权制国家。
秦始皇出生时正逢乱世，但他从小便树建功立业之雄心，博览群书，觅“五帝之术”。纵使忍受万般屈辱，也从不低头。天意造人，使他登上大秦皇位，这位少年具有非凡的胆识，对待朝中国老吕不韦，他绵里藏针，用妙计慎对《吕氏春秋》；目睹母后淫乱宫帷，他不动声色，冷对荒淫；面对奸臣造反，他从容不迫，坚决镇压。他大智若愚，甘做傀儡，却是潜龙隐忍待时飞。真“龙”就当有这份隐忍之气魄。
要成就一番大业势必要经历一些困苦，秦始皇更是如此。能够做出统一全国这样前无古人的伟业，可以说完全取决于他善用人才的智慧。他礼贤下士，向卑侍求得离间大计；他虚心纳谏，求得顿弱“连横”计谋。在治国上他更是高瞻远瞩，他顺从民意，以暴制暴伐匈奴；他搜集官粮，息战救民。他建立了中央集权，影响中国两千年。他善用法治国，大小人臣尽在掌握；高薪养廉，以法严惩贪官污吏……如此种种，皆为他的大业提供了条件。
虽然说秦朝只经历了两代皇帝就在历史上消失了，但它对后世的影响却极其深远。秦始皇本人是一个感情极端复杂的人。后人常称始皇是“帝国暴君”，主要是因为他为帝时的一些重大过失：他排除异己而进行的“焚书坑儒”，使得中国古老文化从此毁灭，没有保留下文明成果。而且，他的酷吏更让人为之一颤：他为了权利，杀弟囚母；为消除反侧与箝制思想，没收民间兵器，偶语诗书者弃市，又有焚书坑儒之事；他唯我独尊，逼死仲父除隐患；他筑建万里长城，虽长城内外，雄关南北，使得千里江山无狼烟，却不知白骨累累，多少家庭妻离子散……同时，他也因为功绩而被后人大加赞赏：把古时的皇与帝合称为皇帝，自称始皇帝，废谥法，以世计。废封建，行郡县，以集权中央，秦始皇统一了中国大陆，除西部、西南部和东北部的边疆地区尚未开发外，其版图基本沿用至今；始皇时建立的一套中央集权制度，也基本上为后世历代王朝所继承；秦代修建的万里长城，至今仍是世界建筑史上的奇迹；统一度量衡与文字；开辟驰道，修筑长城，以巩固国防；并且，他还五度巡行天下，北逐匈奴，南征百越。于始皇三十七年（公元前210），死于巡游途中。
从这两个方面来说，虽然他也曾犯过一个影响力很大的过失，但与其功绩相比，就其历史意义来讲，仍旧是功大于过。秦始皇所创下的赫赫功绩是不可磨灭的，他无愧为千古一帝的称号，他既有帝王的霸气，更有男人的志气，他光焰四射的魅力更让人无法忘怀。他不愧被人们称之为“千古一帝”。
秦始皇作为“千古一帝”，他行霸术、弄权谋，集权御臣一统天下，当然会有一定的能耐。他废丞相，软禁太后和皇后，杀人无数。但同时也是一个精明能干，知人善用的人。他深知，要做大事，就必须要以人才为本。历史总是有其偶然性和必然性。秦始皇能统一六国和其善用人才不无相关。他重用尉缭、李斯等大臣，谋划灭亡六国的策略；任命王翦、李信、蒙恬等为将军，部署统一全国的战略，展开大规模的统一战争。天下英雄皆归已用，定有旷世智慧和武力，秦始皇可谓是历史上最善于用人的皇帝。
秦始皇为什么能消灭六国？秦国经过先祖的称霸、变法、扩张领土、占领军事要塞已成为当时首屈一指的强国，尤如弦上之箭蓄势待发，正所谓“万事俱备，只欠东风”，而秦始皇便是这“东风”，他能够善用先祖留下的基业，高瞻远瞩，顺应民心，紧跟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实现统一的霸业。统一中国，他的雄才大略在哪里？秦始皇的雄才大略在于善用人才。秦在灭亡六国，统一天下的过程中，秦王政充分显示了他的雄才大略和许多优良品格，如处事明断，善于用才，善于改过，用人不疑等等。秦王政还不耻于向臣下认错求助，敢于把倾国之兵交与老将王翦，体现了对臣下的高度信任。没有这些优良的品格，也就不能实现他的雄才大略，也就不能完成统一的大业。
秦始皇当政时，秦国人才济济，其中有一个叫郑国的，他是韩国派来的，以兴修水利为名，行疲秦之计，也就是以水利工程拖住秦的人力、物力，财力，使其无暇东顾进行军事行动。而对于韩国的这些计划，秦王起初一点也未察觉，还对郑国非常地信赖，并委以重任。但是在工程开始后，秦国宗室集团内有了轩然大波，一些宗室大臣对此大作文章，攻击旅秦客卿，说这些人都是各为其主，要秦王将他们全部逐除。
水工郑国
经过一番调查后，秦王发现郑国来秦果然是“疲秦”之计，非常生气。于是便下逐客令，郑国被抓了起来。在被逐的人中有一个人叫李斯，他在离开咸阳时上了一份《谏逐客书》。李斯在《谏逐客书》中用事实证明客卿在秦国发展过程中所起的重要作用，批评秦王对于人才“不问可否、不问曲直，非秦者去，为客者逐”的错误，指出这绝不是用以统天下的办法，他说：“臣闻：泰山不让土壤，故能成其高；河海不择细流，故能就其深；王者不即众庶，故能成其德。昔穆公之霸也，西取繇余戎，东得百里奚于宛，迎蹇叔于宋，求平豹公孙枝于晋；孝公用商鞅，以定秦之法；惠王用张仪，以散六国之从；昭王范雎，以获并之谋，四君皆赖客以成其功，客亦何负于秦哉？大王必欲逐客，客将去秦而为敌国之用，求其效忠谋于秦者，不可得矣。”
看过李斯的《谏逐客书》，秦王幡然醒悟，深觉自己的做法不正确。于是他立即收回成命，派人把李斯请回咸阳，官复原职。试想，若不是秦始皇重才任人，能够听取意见，那么在政治决策上，他就会不可避免地有一个严重的错误，这对他统一大业势必会造成严重后果。
而对于韩国人郑国，秦始皇在将他抓住之后，他辩解道：“始臣为间，然渠成亦秦之利也，臣为韩延数岁之命，而为秦建万世之功。”秦王认为很有道理，就将他放了，并依旧让他修渠，渠道终于建成。《史记?河渠书》载：郑国“凿泾水自中山西邸瓠口（今陕西泾阳西北仲山）为渠，并北山东注洛三百余里，欲以溉田。”“渠就，用注填阏之水，溉泽卤之地四万余顷，收皆亩一钟。于是关中为沃野，无凶年，秦以富强，卒并诸侯。”这些对于秦国的发展，有着很重要的作用。
郑国渠
相信熟知秦朝历史的人一定知道，李斯在秦王朝的统一过程中发挥了很大的作用。
公元前247年，李斯为了施展报负，怀着建功立业的心情来到秦都咸阳，投入丞相吕不韦门下，开始了他的政治生涯。
秦庄襄王死后，赢政继位，吕不韦掌握大权，李斯才华出众，受到吕不韦的赏识，将他推荐给秦王赢政。拜见秦王，当时的国君嬴政还处于学习如何治理国家的见习阶段，便趁机向嬴政进献了他的“帝王之术”，纵论天下形势，李斯单刀直入，提出了吞并六国成就帝业的主张。
李斯认为：不能成就功业的人，是因为他不善于把握时机；能够成就功业的人，在于能利用他人失误的机会而收获进取。从前秦穆公成就了霸业，却不能东进吞并六国，这是因为当时诸侯还有很多，周朝的时运还未衰败，所以春秋五霸相继而兴，都去尊崇周室，因而不具备实现统一的可能性。自从秦孝公以来六代君主所面临的局面就不同了，周室时运衰微，诸侯之间相互争伐兼并，关东存有六国，秦国乘势攻伐他们，居主导地位，已经六世了。如今诸侯政治上屈服于秦，如同秦的郡县一样。如果大王能以秦的富强和自己的贤明去消灭诸侯，就像扫除灶灰那样容易。要想成就帝业，使天下统一，此时是难得的时机。现在不抓紧时间，等诸侯强大起来连纵聚约，到那时就是有黄帝的才能也不能兼并天下。
赢政对李斯的话非常赞同，他觉得李斯有才华，因此决定重用他。当即便拜他为长史，让他直接参与谋划吞并六国的具体步骤。
李斯又建议秦王用重金收买六国大臣，破坏其君臣团结，从而干扰这些国家内外方针的制定，从内部瓦解六国，以便趁虚而入。
就在秦王重用李斯的时候，魏国大梁人尉缭来事秦。尉缭向秦王分析了当前的形势，他指出：秦国以实力消灭东方各诸侯国是不成问题的，但是若诸侯国合纵抗秦，也会给秦的统一造成很大困难。因此，他向秦王政献合纵之策。
我们可以看得出来，尉僚的计谋实际上与李斯相同。所以秦王就用尉缭为太尉统领兵权，由李斯具体执行其计划。于是他们便开始了自己的使命。李斯派出的一批批谋士携带大量金银珠宝，来到各国，他们以秦国的武力为后盾向诸侯展开外交攻势，同时明里暗里结交亲秦势力，用丰厚的贿赂诱使他们为秦国的利益服务；而对于那些不为金钱利益动心的、拒绝上钩的人，或设计陷害，或使人暗杀，手段种种，无所不用其极。反间计的实行，有力地配合了秦对六国的军事行动和“远交近攻”的战略部署：一旦诸侯国内政局不稳，秦国马上就大兵压境，轻而易举地取得战争的胜利。反间计、军事行动、“远交近攻”三者相结合，可以说是秦国统一的三块王牌。
同样深知“帝王之术”的韩非也为秦王所用。韩非写了著名的著作《孤愤》、《五蠹》，秦王看了这些文章，大为倾倒，他感叹说：“若能见到作者，死而无恨。”为了得到韩非，秦始皇甚至于公元前234年派军向韩进攻。韩国无力抵抗，只好让韩非入秦。由此可见秦王对人才的重视。秦王见到韩非，十分高兴，在盛情接待之后，便让他以客卿的身份留在咸阳为自己献策。
同样的人才还有很多，如魏国人姚贾、齐国人茅焦……对于他们，秦始皇都能做到任其才能，让其尽情发挥。
历史的发展正如李斯等分析的那样，秦始皇以他的雄才大略，用了10年的时间，终于灭了6国，统一了全国。知人善任无疑正是其中成功的关键因素之所在。
对于秦始皇历史功过，梁启超是这样评价的：“秦始皇宁为中国之雄，求诸世界，见亦罕矣。其武功焜耀众所共知不必论，其政治所设施，多有皋牢百代之概。”如苏轼在《念奴娇?赤壁怀古》中所说：“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中华文明五千年，令多少伟大英雄慷慨悲歌；三千里多娇江山，令多少英雄竞折腰。历史的潮流，浩浩荡荡，淘尽了多少风云儿女。弹指一挥间，曾经的记忆在脑海中渐渐模糊。然而，有些记忆却无法抛弃，会随着时间的增加，不断积累，因为他们独领风骚几十年，功盖五帝，而秦始皇无疑就是其中最突出的英雄之一。
秦陵地宫（部分）
7．汉高祖刘邦：精于用人之道，“流氓无赖”成豪杰
汉高祖刘邦
《史记》记载：仁而爱人，喜施，意豁如也。常有大度，不事家人生产作业。
这句话说的就是汉高祖刘邦。刘邦，江苏沛县人，父母都是乡下的农民，祖祖辈辈都没人作过官。这的确是在宠爱中长大孩子的写照，虽然吊儿郎当，有点像“不肖子”，但却还算善良、有气度。这种环境长大的年轻人自然不喜欢辛苦无聊的庄稼工作，只要有机会马上会偷懒往外跑，因此只能靠两个哥哥养活。刘邦很早就出来在社会上混，终日与同乡的周勃、樊哙等人混在一起，偷鸡摸狗，赌博喝酒，无所事事。从这来看，此时的刘邦确是个名副其实“流氓无赖”，谁也不会想到有朝一日他能成就一番惊天动地的大业。
当秦末天下大乱、群雄逐鹿中原之际，刘邦由一个乡村无赖，奋起草莽，提三尺剑取天下，终于成为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出身社会底层的皇帝。
对于刘邦的人品，我们无意去评论，但毫无疑问的是，在历史上，他总是给人一个流氓无赖、阴诈小人的形象。不过单从权谋而言，也给我们留下了一个疑问，刘邦到底是凭借什么才能坐上王位呢？
深入研究你会发现，事实上刘邦所精通的只有一门权术，但就是这门权术，却使得他足以击败“力拔山兮气盖世”的楚霸王项羽，足以龙袍加身，君临天下！这门权术就是用人。毫不夸张地说，刘邦称得上是古今中外几千年来最懂得用人的权谋家。
他知人善用，选拔人才不拘一格，任贤使能，才使他的麾下聚集了一个由不同社会阶层、不同出身和阅历的贤能人物组成的强大人才集团。如：陈平出身贫困，做小官时贪污受贿，且与嫂子关系暧昧，素有“盗嫂受金”之讥。他投奔刘邦后，被任以护军中尉之职，他曾建议用反间计，使项羽不用谋士范增，并以王位去笼络大将韩信，为创建汉王朝霸业作出了重大贡献。曹参是沛县的一位小吏；周勃以编席为业，兼当吹鼓手帮人办喜、丧之事；樊哙是宰狗的屠夫；灌婴是布贩；夏侯婴是马车夫；彭越、黥布是强盗……这些人的成分都很复杂，出身各异，但刘邦却能信而用之，这也说明刘邦用人的标准明晰，能者就用。
经过五年艰苦的楚汉战争，刘邦终于君临天下、高枕无忧了，一个“市井之徒”是怎样一步步赢得战争，战胜项羽，最终登上万人之上、九五之尊的宝座的呢？刘邦“自布衣提三尺剑取天下”，他就经常考虑如何吸纳使用天下的有才之人；在“愤发蜀汉，还定三秦，诛籍帝业”夺取政权的实践中，他更深深体会到，人才是成败的关键，同样，他从秦王朝“忠臣不敢谏，智士不敢谋”而导致政权丧失的教训中，进一步清醒地认识到，要巩固政权同样离不开人才。五年的楚汉战争中，刘邦屡遭挫败。他本人曾十二次受重伤，几次被活捉，但他依靠张良、萧何、韩信等人，屡败屡起，终于以弱胜强，取得最后胜利。可以说，刘邦的成功史就是广纳人才、量才而用的最好佐证。以史为鉴，对现在的领导者也会有很大的启示。
“鸿门宴”本是刘邦的一个险境，但就是这个险境之中仍能体现出刘邦的善用人才。他发现张良是个可用之才后，立刻加以重用，并且十分信任。在自己“金蝉脱壳”后为刘邦垫后，这可以说是一个成功的政治家所应有的能力。靠一个人是没办法打天下的，但是依赖于武将、谋士为自己效力就有可能称霸天下了。
《史记?高祖本纪》载，上（刘邦）问曰：“如我能将几何？”信（韩信）曰：“陛下不过能将十万。”上曰：“于君如何？”信曰：“臣多多而益善耳。”上笑曰：“多多益善，何为我禽？”信曰：“陛下不能将兵，而善将将，此乃信之所以为陛下禽也。”
此话一语道破天机，同时也说明了刘邦的用人之高明。刘邦在用人方面的确有他的独到之处，连韩信这样带兵多多益善之人也为之所“禽”。的确，在谋略方面，他比不上张良、陈平；在打仗方面，他比不上韩信、彭越；在治理国家上，他又比不上萧何。然而，刘邦能够“将将”，能够最大限度地使用人才，知道把手下的人才放在最合适的位置，这就是刘邦特有的用人之道。
无论古今，一个系统中最稳定的架构是一个三角形结构。萧何、张良、韩信就是刘邦集团中稳定的三角：他们是平行的级别，只对最高首长刘邦负责。他们是互相依赖的，工作上有明确的分工，这种分工也使他们之间彼此制约。他们都是专业型人才，性格也不同，三个人不可能联合起来对付刘邦——他们谁也领导不了谁，不可能产生新的领袖。作为最高层的领导，要随时掌握全局，不可能让其中的一股势力发展壮大到威胁其他两人的地步，更不要说威胁自己了。刘邦的聪慧和大智就深深蕴藏在他的政治谋略中。能用人，能驾御人，就是刘邦最大的长处，是他能够战胜项羽、平定天下最重要因素。对此，刘邦本人也引以为豪：“夫运筹策帷帐之中，决胜于千里之外，吾不如子房；镇国家，抚百姓，给馈响，不绝粮道，吾不如萧何；连百万之军，战必胜，攻必取，吾不如韩信。此三者，皆人杰也，吾能用之，此吾所以取天下也。项羽有一范增而不能用，此其所以为我擒也。”
刘邦与“汉初三杰”的巧妙搭配可称得上是一个千古经典的政治组合。首先，三人之中张良是比较超脱的。张良给自己的定位就是“帝王师”——他没有政治野心，也没有政治势力。他是总参谋长的角色，刘邦对他非常信任，对他言听计从，“夫运筹策帷帐中，决胜千里外，子房功也”。相比较之下，萧何就要忍辱负重了。萧何本人很能干，是刘邦的左右手。刘邦对他很敬重，但也并非全无防备之心。关键是萧何能较好地处理好与“一把手”之间的关系，那就是“善归于上，恶归于己”。三人之中，韩信的下场最惨，打仗有方，自保无术。但是不得不承认，韩信虽然不是政治家，却是一个不可多得的军事人才。而且韩信也是个颇能忍的人，因“胯下之辱”一事而留名千古。
刘邦搭好了“戏台”，让他们三人唱戏。而且，刘邦抓大放小，大家尽情地粉墨登场表演，具体的事情刘邦并不过问，在打天下的时候，基本上也做到了用人不疑这一点，因此刘邦的政治班底很稳定。所以说，政治家必须以自己为核心，画出一个美妙而稳固的圈子来，建立起一个庞大的势力集团，然后，驱使着这个集团军抗衡、“蚕食”各种异己力量，最终取得“大一统”，就是一个巨大的圈子。到那个时候，成功政治家的新任务就是要把大圈子中各个小圈子的平衡制约的问题搞好。
刘邦能够广揽人才、得众心，最重要的原因就是：宽容以待人，不拘小节，不究前嫌。破秦后，秦王子婴乘坐白马素车，亲自上门来投降，诸将领磨刀霍霍，皆言要诛杀之为快。刘邦却说：“始怀王遣我，固以能宽容；且人已服降又杀之，不祥。”于是命人放了子婴，妥善安置。进入咸阳后，刘邦约法三章：“杀人者死，伤人及盗抵罪”，对秦朝臣民官吏一概不咎前责。故“秦人大喜，争持牛羊酒食献飨军士”，“唯恐沛公不为秦王”。即使是对待自己的死敌项羽，刘邦也不是采取戮尸挖心的报仇雪恨方法，用《史记》中的话说就是“以鲁公号葬项羽谷城”。
刘邦用人，一个重要的方面就是善于听取他人的意见，勇于纠正自己的错误。能容忍别人的过失，不拘一格的使用人才，尽管他人与自己的想法不一致。但刘邦绝对是“量小非君子，无毒不丈夫”类型的人。做不到这一点，就正如王安石在《兴贤》中所说的：“有之而不用，犹无有也。”刘邦在这方面的表现是很出色的，他不但乐于听取不同意见，而且能够做到不难于公开认错，收回成命。他刚带兵起义时，有一位叫郦食其的长者求见，刘邦态度甚是傲慢，“方踞床，使两女子洗足”。郦食其说：“足下必欲诛无道秦，不宜踞见长者。”刘邦听后立即认错，“摄衣谢之，延上坐”。攻下咸阳，进入秦宫，刘邦见到“宫室帷帐狗马重宝妇女以千数”，想留在那里安享清福，樊哙劝阻，他不听，后来张良晓以大义：“夫秦无道，故沛公得至此。夫为天下除残贼，宜缟素为资，今始入秦，即安其乐，此所谓‘助桀为虐’。且‘忠言逆耳利于行，良药苦口利于病’，愿沛公听樊哙言。”刘邦惭愧不已，当即还军霸上。
世界上没有任何一个人是全能之才，所谓“尺有所短，寸有所长”是也。避人之短，用人之长，是刘邦用人的要法。用人之长，是建立在对人才的全面了解之上的。他得重病卧床不起，吕后问：“陛下百岁后，萧相国即死，令谁代之？”刘邦说曹参可以。又问曹参以后应是谁，刘邦回答道：“王陵可。然陵少戆，陈平可以助之。陈平智有余，然难以独任。周勃重厚少文，然安刘氏者必勃也，可为太尉。”
大胆起用敌方军队中的失意之人，乃刘邦用人的一大特色。“项羽妒贤嫉能，有功者害之，贤者疑之，战胜不与人功，得地不予人利。”故离叛者颇多。韩信在项羽手下时不能人尽其才，投奔刘邦后，经萧何推荐，被委以重任；陈平在项羽手下为都尉，因事惧诛而投奔刘邦，刘邦拜他为都尉，使为参乘，典护军，周勃、灌婴曾谗毁过他，刘邦不但没有看不起他，反而拜他为护军中尉，二人也极尽其尽护诸将之职。
晏子是春秋时的政治家，他曾对齐景公说国有三不祥：“夫有贤而不知，一不祥；知而不用，二不祥；用而不任，三不祥也。”刘邦之所以能够在楚汉战争中由弱变强，终而战胜项羽，后建立西汉，与他的知人善任有很大的关系。
纵观之，刘邦用人，通常根据不同的形势，采取不同的策略。刘邦用人的时候真能放开手去用你，整人的时候也真能下得了手。刘邦是个流氓，然后却是流氓中的英雄。他表面随和，其实狠毒，表面窝囊，其实坚强。这一点可以从他对韩信的态度及使用上清楚地看出来。
首先，势单力薄时，他卑躬屈膝。韩信初到汉营时，还属无名小卒，刘邦看不起他。但他听萧何说韩信是一个大将之才，可以帮助他打天下时，马上放下了汉王的架子，筑了一个高台，举行隆重典礼，毕恭毕敬地拜韩信为大将。并向全军宣布说；“凡我汉军将士，今后俱由大将军节制，如有藐视大将军，违令不从者，尽可按军法从事，先斩后奏。”那种谦恭卑顺的样子，全军上下都感到惊异。
其次，在形势不利时，慷慨让步。汉高祖四年（前203年），这时刘邦在成皋战场作战失利，急需把韩信、彭越等部队调来支援正面战场。不料此时已攻占齐地的韩信，正巧派使者来，要求刘邦封他为“假王”，以镇抚齐国。刘邦大怒说道：“怪不得几次调他一直按兵不动，原来是想自己称王！”这时正在身旁的张良、陈平赶紧用脚踢了他一下。刘邦恍然大悟，急忙改变口气，对韩信的使者说：“大丈夫平定诸侯，做王就该做真王，为何要做假王呢？”于是派张良为特使，正式封韩信为齐王。韩信受封后，自然乐意带兵参加战争。
再次，在其功成名就后，心狠手辣。刘邦称帝后，大封自己的同姓子弟为王，同时总认为那些在战争年代封的异姓王们，居功自傲，藐视皇帝。就决定拿韩信开刀，除掉异姓王。刘邦在高祖六年（前200年），宣称巡游云梦泽（今洞庭湖一带），约定在陈地会晤诸侯。当韩信奉命来到时，刘邦以有人告他谋反为由，让武士把他拿下。当韩信申辩时，刘邦厉声说：“有人告你谋反，你敢抵赖吗？”把韩信押回洛阳后，因查无实据，便把他官降淮阴侯，软禁在京城，后被吕后诱杀。
刘邦在历史上，无疑是独树一帜的，他没有足够的文韬武略，不能身先士卒，垂范天下，也没有龙脉可以相承，他所凭借的，只是一门用人之术。
毫不夸张地说，在用人的谋略方面，刘邦堪称是古往今来的第一人。他可以根据不同的历史时期和处境遭遇，来确定自己的用人策略，以不变应万变。他的用人权谋，已单纯从个体的“人”抽象出来，不从人的角度出发去谈论用人，而是从谋略体系的角度去用人，如此高明的用人权术，恐怕天下没有几人能与之相敌！
“鉴于往事，有资于治道”，2000多年前的一代政治家刘邦的用人之道，实在耐人寻味，令人深思。正是凭借了如此高超的用人之道，刘邦才一路凯歌，不断扩张疆域，达到汉初政治和社会的鼎盛景象。刘邦的用人策略，既有坦诚恩惠，也有诡诈刁滑，作为封建时代的政治家，这些策略的交替使用，是其事业成功的重要因素。
汉代瓷器
8．吕雉：足智多谋，终成一代女皇
吕雉
太史公曰：孝惠皇帝、高后之时，黎民得离战国之苦，君臣俱欲休息乎无为，故惠帝垂拱，高后女主称制，政不出房户，天下晏然。刑罚罕用，罪人是希。民务稼穑，衣食滋殖。
“高后女主称制”，从这里就可以看出，吕后实际是当时大汉王朝的实际掌权者，且前后共掌权十六年之久，是我国历史上为数不多的女统治者之一。且从“民务稼穑，衣食滋殖”也可以看出，在吕后统治期间，社会进步的脚步非但没有停止，反而继续前进，从这点来看，我们应给以她正面的、肯定的评价。那么她究竟是如何一步步地成为一代女王呢？
吕后是汉高祖刘邦的妻子，名字叫雉，就是历史上有名的吕雉（前241年～前180年），秦朝时单父县（今山东省单县）人。早年其父为避仇迁居沛县，将其嫁与刘邦。刘邦称帝后，被封为皇后。因此又称为汉高后，吕太后。生子刘盈、女鲁元公主。刘邦驾崩后，立刘盈为帝。把持朝政。吕雉算中国封建史上第一个比较著名的后宫人物。她不但坚忍、聪慧，而且专权，狠毒。她是第一个干政并且掌权的女人，为了达到自己的目的，她施尽了手段，其果断、凶狠，给后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也许正是慑于吕后的果断、凶狠，才在一定程度上让许多想反抗她的人都不敢轻举妄动，她便拥有了更多呼风唤雨的机会，历史也差一点改写，汉室朝廷也差一点成了吕氏的天下。
吕雉出身富贵人家，也算是知书达礼。她从小受过一定的教育，脑子里有一点儿墨水。称得上足智多谋，她帮助刘邦清除了许多异姓王。早年时期，吕雉也可称得上贤惠，刘邦将吕后娶过来之后，时常为了公务以及与朋友们周旋，三天两头不见人影，织布耕田，烧饭洗衣，孝顺父母及养育儿女的责任，都一股脑儿地落在吕后一人身上。
秦末农民战争时，刘邦率众进入沛县被拥立为沛公，吕后也因此被尊称为吕夫人，等到刘邦攻入咸阳，被西楚霸王项羽立为汉王，吕后的称号再一次晋级，成了王妃。但吕后并没有因此过上舒适的日子，在接下来刘邦和项羽打得天昏地暗的楚汉战争中，吕后成了项羽的俘虏，在四年的楚汉战争中，吕后一直被囚在楚军之中作人质，受尽了折磨和凌辱，挣扎在生死边缘。
一直到楚、汉罢兵言和，以鸿沟为界平分天下，项羽才将吕后还刘邦，对吕后来讲，真是恍如隔世。
后来刘邦毁约，重挑衅端，最终在垓下之战中打败项羽，建立西汉王朝，刘邦当上皇帝，吕后就顺理成章地当上了皇后。
西汉 皇后玉玺
吕后是一个极有谋略的女人，汉初，吕后助刘邦杀韩信、彭越等异姓王，消灭分裂势力巩固统一的局面。前195年，刘邦死，惠帝立，尊吕后为皇太后，惠帝仁弱，实际由吕后掌政，前188年，惠帝崩，立少帝，临朝称制八年，因为少帝的生母是被吕后所杀，所以，少帝对吕后多有怨言。后来吕后便逐杀少帝，立常山王刘义为帝。但实际情况是，“号令一出太后”，刘义只能算是一个傀儡。
事实上，早在吕后专政时期，就已经开始安插自己的亲信势力，特别是吕氏集团的兄弟子侄们担任国之要职。称制以后，更是加大了扶植的力度，使得吕氏集团的势力迅速崛起。其实，对于吕后的野心，刘邦其实在世时就已经察觉。但受传统观念的影响，刘邦认为吕后是与他患难与共的结发妻子，也许还有“糟糠之妻不下堂”之说，加之当时吕后本身并没有什么过失，反而在他诛杀功臣时立了大功。所以刘邦对她也无可奈何，只得订立了“白马之盟”，相约：“非刘氏王者，天下共击之”，以此来防范吕氏夺权。而吕后一称制，首先挑战的就是刘邦的“白马之盟”，“议欲立诸吕为王”，当时的右丞相王陵坚决反对，说：“高帝刑白马盟曰‘非刘氏而王，天下共击之’。今王吕氏，非约也。”但是，当时的大权，特别是军权已经掌握在吕氏集团手中，即使反对也是惘然。
吕后性格残忍，她所生的孩子有汉惠帝刘盈和鲁元公主，但刘盈从小性格软弱，不被刘邦重视。甚至还动过废太子刘盈的念头。或许正是从这一刻开始，吕后的为己谋位之心才开始的。她开始知道后宫权利的重要，权利欲望也与日俱增。吕后是十分有心计的人，她找到刘邦的谋士张良，逼张良给自己出谋应对，张良推诿不过，给她出了请“商山四皓”出来陪侍太子读书的计谋，果然，刘邦看见商山四皓陪侍太子，就打消了废太子的念头。
在刘邦死后，吕后残忍地将刘邦的宠姬毒死，而且更残忍地对待戚夫人，甚至砍掉她的手脚，又挖眼熏耳，用药使她变哑，最后扔到厕所里，称为“人彘”。
戚夫人
惠帝不满吕后所为，但因自己无实权因此也无可奈何，终于在忧郁中死去。吕雉在惠帝死后，自己临朝称制，成为中国帝后专政的第一人。她让自己的侄子吕台、吕产、吕禄等人做王，滥用亲信掌权，把持朝政。不过在吕后称制的八年中，人民生活比较安定，社会经济也得以恢复。
在吕后当政期间，虽然朝廷内部有许多的纷争，但是这并没有影响刘邦的休养生息政治的推行。刘邦临终前，吕后问刘邦身后的安排。她问萧何相国后谁可继任，刘邦嘱曹参可继任；曹参后有王陵，陈平，但不能独任；周勃忠诚老实，文化不高，刘家天下如有危机，安刘氏天下的必是周勃，可任太尉。吕后虽实际掌握大权，但她是遵守刘邦临终前所作的重要人士安排遗嘱的，相继重用萧何，曹参，王陵，陈平，周勃等开国功臣。而这些大臣们都以无为而治，从民之欲，从不劳民。在经济上，实行轻赋税。对工商实行自由政策。在吕后统治时期，不论政治，法制，经济和思想文化各个领域，非但没有倒退，反而大大发展，全面为“文景之治”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吕后不同于一般的古代女子，她虽然满手血腥，却未因之而疯狂。赵王友饿死后不久便出现了日蚀，长安城中即使在白天也是一片黑暗，吕后深感不吉而烦闷地告诉身边的人：“这都是因我而起。”她并非单纯的因为杀害赵王友而畏惧报应的到来，即使烦闷却依旧有直言原因的魄力。此外，她不同于一般女子之处在于有政治家的风度。匈奴冒顿单于乘刘邦之死，下书羞辱吕后，说：“你死了丈夫，我死了妻子，两主不乐，无以自虞，愿以所有，易其所无。”吕后采纳季布的主张，压住怒火，平心静气复书说：“我已年老弃衰，发齿也堕落了，步行也不方便。”然后赠与车马，婉言谢绝，终于化干戈为玉帛，匈奴自愧失礼，遣使向汉朝认错。
应该说，吕后的大局意识还是蛮好的，晚年时，她因没有子孙，怕高祖诸姬子孙欺凌吕氏，故重用诸吕为重臣。吕后除了大封诸吕为王、侯，让他们分掌文武大权外，还做了许多怪事。如喜欢搞裙带关系来巩固她和诸吕的地位。由于分封诸吕为王，违反了刘邦生前规定的“非刘氏为王，天下共击之”的禁令，诸吕擅权引起了刘氏宗室和重臣元老的不满。
后来，吕后因病去世，死时年六十二，与高祖合葬长陵。
评价历史人物，应该从这个人物对当时及对后世的影响，所谓“民为天，社稷次之，君为轻。”只要他对百姓好，把当时的国家治理得好，对社会进步具有积极的意义，那么，他就应该给予肯定。然而中国古代的史学家，对历史的评价都是逃不出儒家思想的框框套套，两千年来，儒家思想成为评价历史功过的一把铁尺。没错，或许她所统治的时代让人感到一片血污，但终究只限于宫廷内的斗争。但其铁腕决断，尽显政治女强人本色。诛杀功臣，铲除异己，做事一步到位，不留后患，其凌厉让男子汗颜。过错虽多，却不能不让人感到佩服！
历史上对吕雉的评价毁誉参半。但无论如何，在我们的年代，看到的是她在当时为她的子民所作出的成绩为定论的。所以仅在这一方面，对她的评价应该是正面的。
总结吕后的特点时你会发现，她其实有很多值得人们效仿的地方：如她很坚忍，在刘邦打天下时，与她的儿女和公公颠沛流离，甚至被项羽当作人质，但一直顽强的活着，周旋着，挣扎着；她很成熟，在刘邦得到天下后，宠爱戚夫人冷落自己时，没有自怨自艾，没有撒泼吃醋，她很好地隐藏了妒意，广交重臣，维护了自己与儿子的地位和利益；她很智慧，她设计为刘邦铲除了心腹大患，稳定了汉初政权……总之，她是一位生活的强者，勇敢地面对一切斗争与波澜，从容不迫，是一位出色的女皇，更是一位了不起的女性！
9．汉文帝刘恒：软硬兼施，终创一代盛世
汉文帝
太史公曰：孔子言“必世然后仁。善人之治国百年，亦可以胜残去杀”。诚哉是言！汉兴，至孝文四十有余载，德至盛也。廪廪乡改正服封禅矣，谦让未成于今。呜呼，岂不仁哉！
孝文在代，兆遇大横。宋昌建册，绛侯奉迎。南面而让，天下归诚。务农先籍，布德偃兵。除帑削谤，政简刑清。綈衣率俗，露台罢营。法宽张武，狱恤缇萦。霸陵如故，千年颂声。
——《史记?孝文本纪》
汉文帝刘恒（前202年～前157年），谥号孝文帝，是汉朝的第四个皇帝，高祖刘邦第三子，惠帝刘盈弟，母薄姬。前196年刘邦镇压陈豨叛乱后，封刘桓为代王，建都晋阳。高祖死后，吕后专权，诸吕掌握了朝廷军政大权。惠帝死后，吕后立非正统的少帝。前180年，吕后死，吕产、吕禄企图发动政变夺取帝位。太尉周勃、丞相陈平等大臣把诸吕一网打尽，迎立代王刘桓入京为帝，是为汉文帝。文帝在位23年，以俭约节欲自持，是个谦逊克己的君主。其在位期间，是汉朝从国家初定走向繁荣昌盛的过渡时期。汉文帝好“黄老之学”，他继续执行惠帝时期与民休息和轻徭薄赋的政策，对稳定汉初封建统治秩序，恢复发展经济，起了重要作用。文帝与其子景帝的两代统治，历来被视为盛世，史称“文景之治”。
相对来说，汉文帝能当上皇帝还是比较幸运的。在刘邦的众子中，他只是最不起眼的一位。这主要是因为其母亲薄姬，薄姬原本是项羽所封魏国王宫的宫女，在刘邦打败魏国后，将许多宫女选进自己的后宫，后来便和薄姬生了文帝刘恒。但刘恒出生后，薄姬却遭到刘邦的冷落，地位一直是“姬”而没有上升，所以，文帝刘恒从小就做事小心，从不惹是生非，给大家留下了很好的印象。七岁做了代王，虽然地位没其他王子那样显赫，但这恰好帮文帝躲过了吕后的迫害，幸运地活下来，后来又幸运地登上了皇位。恐怕这样的际遇连其本人都没有想过。
可以说，刘恒的帝位得来是非常不易的，所以在他即位后，首先做的就是任命自己的心腹负责守卫皇宫、京城，从根本上保证自己的人身安全。紧接着便是封赏，对于拥立他做皇帝的功臣们一一赏赐、封官晋爵，对于被吕后贬斥的刘姓王也恢复了称号和封地，同时，对于跟随父亲刘邦开国的功臣们也分别赏赐、分封。这些措施使文帝的帝位得到巩固。
随后，汉文帝又进行了一系列稳固政权的措施。汉文帝很重视农业生产，认为农业是天下的根本。即位后多次下诏劝课农桑，并按户口比例设置三老、孝悌、力田等地方吏员，经常给予他们赏赐，以鼓励农民发展生产。他注意减轻人民负担，常颁布减省租赋诏令。前178年和前168年先后两次“除田租税之半”，即租率从十五税一减至三十税一，甚至12年免收全国田赋，前167年又下令尽免民田租税，大大减轻了农民的负担。自后，三十税一遂成为汉代田税定制。同时，每年的算赋，也由过去每年每人一百二十钱减至四十钱，徭役则减至每三年服役一次。在即位之初，他就连续下了两道诏书，表达了自己爱护百姓、体恤民情、关心老人的意愿。管理民政的政府机关向各县发布了命令：对八十以上的老人，每人每月可以赐给米一石，肉二十斤，酒五斗；九十以上的老人，每人再加赐帛二匹，絮三斤。赐给九十岁以上老人之物，必须由县丞（县令的属官，职权仅次于县令）或者县尉（仅次于县丞）送达；其他由啬夫（乡的官吏）来送达。他还亲自耕作，做天下之表率，对当时农生产的迅速恢复与发展，起了积极的推动作用。此外，文帝还下诏“弛山泽之禁”，向人民开放土地和山林资源，任民垦耕；并除盗铸钱令，开放金融，实行金融自由政策，结果富商大贾周流天下，交易之物无不流通，商品迅速发展。农工商业的发展，使文帝时期蓄积财增，户口渐多，国家的粮仓钱库溢满，海内殷富，天下家给人足，社会经济繁荣。
对于国家的内部法治政策，汉文帝对于秦代以来的苛刑峻法在高祖、吕后改革的基础上，进一步作了改革。废除了肉刑和诽谤妖言罪等一些严邢苛法。他实行平狱缓刑，约法省禁的政策，并带头执行法制判决，作为一个封建国君，这是难能可贵的。
秦代法律大多比较残忍，有很多肉刑，如墨刑、劓刑、宫刑等，都是极端残忍的种类，此外，还有连坐法等。所谓连坐法就是，罪人的家族都要连坐，重者处死，轻者没入官府为奴，丧失平民身份，也称为“收拏相坐律”。文帝首先就是连坐法，颁：“尽除收拏相坐律令”。前接着便是对肉刑的废除，将黥、劓、刖左右趾这几种“肉刑”，分别改为笞三百、五百。即使这样还是太重，经常把人打死，于是文帝又减轻次数，最终达到了减轻刑罚的目的。秦法还规定，判为隶臣妾以及比隶臣妾更重的罪人，都没有刑期，终身服劳役。文帝诏令重新制定法律，根据犯罪情节轻重，规定服役期限；罪人服役期满，可免为庶人。另外，文帝还将“诽谤妖言罪”也废除了。这项罪名是说，对于皇帝不能随便议论，更不能有所怨恨，如果触犯，就是犯了“诽谤妖言罪”。百姓不高兴时因为常诅咒天地，这又和“天子”有了联系，百姓因此就犯了“民诅上罪”。文帝将这些罪名予以废除，说这些罪名使大臣们不敢说真话，在上的皇帝也就不能知道自己的过失，这对国家政事是很不利的，无法招贤人纳良才。当时晁错为内史时，他“惩恶亡秦之政”，对法令进行更定，“论议务在宽厚”，于是在文帝时期“禁网疏阔”，“是以刑罚大省”，每年天下断重罪者仅四百，人民所受压迫比秦代显著减轻。
和许多皇帝一样，汉文帝在即位后，也对一些重臣作了有效的打击，如对周勃的处理。当时，周勃因拥立文帝有功，所以总是以功臣自居，表现出很骄横的样子。而文帝也对他很有礼，经常目送他离去。有大臣劝说文帝，不该对周勃这样重礼，有失君主的身份。从此，文帝的神色变得越来越严肃，而周勃则越来越敬畏。周勃的属下及时提醒他：小心功高盖主，引火烧身。周勃终于幡然醒悟，于是辞去了右丞相的职务，文帝自然很乐意地答应了。一年后，因为陈平谢世，文帝又任命他做丞相，但仅十个月后，文帝又以列侯归封国为借口免除了他的相职。后来又有人举报周勃在家常身披盔甲，有谋反之心，文帝听说后马上把他抓捕。周勃赶忙通过文帝的舅舅薄昭向文帝说明实情：被罢免丞相职务后害怕被抓，所以家中有些防备，但却没有反叛之心。文帝在重新调查后，没有发现周勃谋反的事实，便释放了他。与封建时代很多皇帝相比，文帝做得还算比较宽容的。
为了加强中央集权，他逐步削弱诸侯王的势力。由于汉初刘邦大封诸侯王，诸侯王国地盘过大，至文帝时已形成“尾大不掉之势”。当时各诸侯王掌握着封国内的政治、经济大权，对国家的统一和中央政权的巩固形成了严重威胁。济北王刘兴居首起叛心。他趁文帝至前线督战之际，在后方举行叛乱。文帝闻讯赶回长安下诏宣布：叛军凡投降者“皆赦之，复官爵”。结果，叛军迅速瓦解。接着，淮南王刘长“自以为最亲，骄蹇，数不奉法”，无视法制，也起而叛汉。后淮南王死于流放途中。贾谊针对诸侯王势力的膨胀，上书《治安策》，同文帝痛陈天下形势，提出削弱诸侯王的“众建诸侯而少兵力”的政策。文帝采纳了贾谊的建议，把齐国分为六，把淮南分为三，稍微压抑了诸侯王的叛心。这样，一定程度上维护了国家的统一。
汉文帝对周边少数民族采取安抚友好的政策，不轻易动兵，尽力维持相安的关系。这也是为了给重农创造一个相对安定的环境，使国家集中精力进行生产。文帝采取措施解决了南粤赵佗的独立问题以及匈奴的问题，很好地控制了战争。
秦始皇时，赵佗是南海郡的郡尉。秦始皇平定南方的领土后，曾设置了三个郡，即南海郡、桂林郡和象郡，在秦朝末年，赵佗趁农民战争混乱之机兼并了其他两个郡，还自立为南粤武王。西汉初期，社会满目疮痍，汉政府无力，就采取了缓兵之计，封赵佗为南粤王，让他治理当地粤族各部，两地也算相安无事。但吕后当政后，对南越采取了不友好的政策，她觉得南粤是蛮夷之地，就限制对南粤的贸易。赵佗见吕后如此对待，就干脆独立，自称为南武帝，还攻打长沙郡，与汉王朝分庭抗礼。吕后派兵镇压，却因作战不力被赵佗打败。赵佗的老家在真定（即现在河北石家庄市），吕后在攻打失败后，将赵佗家祖坟毁坏。赵佗听说后，发誓要替祖先报仇，对汉政府更加仇恨。文帝时，对南越王赵佗实行安抚政策，他命令修好赵佗的祖先墓，又派人抚慰其家族的人。最后派使者带着诏书和礼品出使南粤，告诉赵佗只要他取消帝号，就恢复他南粤王的称号，照旧管理南粤地区。赵佗最后又归附了汉王朝。
南越国宫署遗址
汉文帝对于北面的匈奴，采取的态度也是以安抚为主，方式主要是和亲。在和亲的同时也加强了边防的力量。公元前177年五月，匈奴右贤王进犯河南地，至上郡杀略吏民，抢掠牲畜，丞相灌婴奉命率八万轻骑将匈奴驱逐出塞，初步取得胜利。此后匈奴虽屡犯边地，文帝只是诏令边郡严加守备；并亲自出巡，视察边境军营，对治军严饬的细柳营，大加称赞，对防备松懈的霸上、棘门军营，提出批评。他还采纳晁错“募民徙塞下”的建议，把一些奴婢、罪人和平民迁徙到边塞屯戍，将他们以什伍编制组织起来，平时进行训练，有事则可应敌。这种做法既起到了“御胡”的目的，经过几次相当规模的战争后，匈奴被赶出了塞外。同时，文帝的这些政策也起了开发边境的作用，为汉代屯田之先河，使汉朝的经济有了长足的发展。
另外，文帝还大力提倡养马的政策，以便加强同匈奴的作战能力。他规定“民有车骑，马一匹者，复卒三人”，并在西北边境设立了三十六个牧马所，用官奴婢三万人从事牧养、繁殖战马。这些措施对防备匈奴大规模入侵起到了一定的作用，最重要的是为武帝开展对匈奴的大规模反击战提供了一定的物质保证。
在用人方面，他知人善任，虚心纳谏，提拔重用了贾谊、晃错、张释之、周亚夫等人才，这些人对文景盛世的繁荣局面起到了不可磨灭的功劳。在生活方面，文帝崇尚省俭克奢，他在位二十三年，史称其“宫室苑囿车骑服御无所增益”。在位期间，宫室、苑圃、车骑、服御很少增添。他反对厚葬，其坟修在长安附近灞水的旁边，称做灞陵。修筑时顺着山陵形势挖掘洞穴，不再加高，陪葬品全用陶器，不准用金银等贵重金属。他还主张死后把夫人以下的宫女遣送回家，让她们改嫁。当然，文帝也有做的不足的地方，最为突出的就是对诸侯王的严重情况，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仍认为宗室亲近，“不忍”对诸侯王开刀。以至后来出现了吴楚七国之乱的局面。
公元前157年，汉文帝去世，在位共二十三年，终年四十五岁。他开创的稳定局面为此后景帝时的经济繁荣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他自己也成为一代名君载入史册。
10．汉景帝刘启：一代贤主，承上启下
汉景帝
太史公曰：汉兴，孝文施大德，天下怀安，至孝景，不复忧异姓，而晁错刻削诸侯，遂使七国俱起，合从而西乡，以诸侯太盛，而错为之不以渐也。及主父偃言之，而诸侯以弱，卒以安。安危之机，岂不以谋哉？
景帝即位，因修静默。勉人于农，率下以德。制度斯创，礼法可则。一朝吴楚，乍起凶慝。提局成衅，拒轮致惑。晁错虽诛，梁城未克。条侯出将，追奔逐北。坐见枭黥，立翦牟贼。如何太尉，后卒下狱。惜哉明君，斯功不录！
——《史记?孝景本纪》
汉景帝（前188～前141年），字开，汉文帝刘恒的儿子，母亲是窦氏，惠帝七年（前188年）生于代地中都（今山西平遥县西南）。出生时，父亲还在做代王。在文帝即位之后将他立为太子。到公元前157年，文帝病死，当时三十二岁的刘启登基，在位16年，卒于公元前141年，谥长信宫灯号“孝景皇帝”。汉景帝在西汉历史上占有重要地位，他继承和发展了其父汉文帝的事业，与父亲一起开创了“文景之治”；又为儿子刘彻的“汉武盛世”奠定了基础，完成了从文帝到武帝的过渡。在位时采用窦皇后的黄老治术，实行无为政治，节俭爱民。是时，海内富庶，国力强盛，世称为文景之治。后因采用晁错的主张，削夺诸侯王封地，引起七国之乱，幸赖太尉周亚夫平定，自此中央权力巩固，诸王毫无实力。在位十六年崩。那么，景帝是怎样发展有利的形势、消除不利的因素，使大汉王朝达到繁荣强盛的境地的呢？
平定藩王
公元前154年，以吴王刘濞为首的七个诸侯王国的叛乱爆发，史称“吴楚七国之乱”。
七国之乱
世上无论任何事情的发生，总会有其原因，七国之乱的发生同样如此。不同的是，七国之乱的发生，它既有远因，也有近因。公元前195年，刘邦在基本上灭掉异姓王后，封了很多同姓王，目的是让这些同姓王来保护中央地区。但这些同姓王逐渐成了地方上的割据势力，他们有行政权、司法权，所属的官吏也是自己任命，基本是一个独立王国。在诸多同姓王中，刘邦封兄刘仲之子刘濞为吴王。刚封了刘濞，刘邦就会悔了，但是想到“君无戏言”也就没有再撤。吴王刘濞在封地上俨然一国之主的姿态，他开铜矿，铸“半两”钱，煮海盐，设官市，免赋税，吴国经济迅速发展起来，伴随着经济的发展，刘濞的政治野心也开始滋生。而对于汉王朝来说，到了汉文帝时期，不断有谋反的同姓王出现，直接威胁到了中央的政权。文帝时，吴太子入朝，与皇太子刘启（即景帝）博弈，因发生争执，刘启无心之失将吴太子砸死。汉文帝派人将尸体运回吴国，吴王刘濞愤怒地说：“天下一宗，死长安即葬长安，何必来葬？”又将灵柩运回长安埋葬。从此，刘濞称疾不朝。汉文帝则干脆赐他几杖，准许他不用朝请。但这更助长了刘濞的骄横，也因儿子的死耿耿于怀。汉王朝中大臣中如贾谊、晁错等人都极力主张将这些同姓王除掉，以免后患。但文帝没有采取措施，将这项任务留给了儿子汉景帝。
吴王刘濞本来就因儿子的事情对汉景帝有怨恨，所以在汉景帝即位后，他变得更加骄横，反迹也越发明显。御史大夫晁错建议削夺诸侯王的封地，收归汉廷直接统治。他给景帝上《削藩策》，力主“削藩”，指出：“今削之亦反，不削亦反。削之，其反亟（迅速），祸小。不削，其反迟，祸大。”景帝采纳了晁错的“削藩”建议，着手削夺同姓王们的封地。于公元前154年，以各种罪名先后削去楚王戊的东海郡，赵王遂的常山郡和胶西王的6个县。汉景帝在提拔晁错做内史后，又升他为御史大夫，为三公之一，是当时的重臣。晁错认为，诸多封地中，刘濞的反叛之心最大。且刘濞已经暗中准备了四十来年，除了极力发展经济外，为了积蓄力量，他还招纳逃犯，谋反之心越来越显露出来。所以，晁错极力主张景帝削夺各王的封地。
景帝认可了晁错的建议，决定先削夺吴的会稽和豫章两郡。景帝前三年正月，汉朝廷削地的诏书送至吴国。刘濞见朝廷开始动手，不愿束手就擒，他立即诛杀了由朝廷派来的郡级以下的官员，并联合各地诸侯王以“清君侧，诛晁错”为名反叛作乱。这次叛乱共有七个诸侯王参加（胶西王刘卬、胶东王刘雄渠、菑川王刘贤、济南王刘辟光、楚王刘戊、赵王刘遂和吴王刘濞），史称为“七国之乱”。
“七国之乱”开始后，刘濞即率20万大军西渡淮水，并与楚军会合后，组成吴楚联军。随即挥戈西向，杀汉军数万人，势态可称得上威猛。叛乱的消息很快便传到了长安，景帝立即派中尉周亚夫（周勃的次子）为太尉，率36位将军迎击吴楚叛军，派曲周侯郦寄击赵，将军栾布率兵解齐之围，并命窦婴为大将军，驻荥阳督战。平定叛乱的汉军已足够强大，但关键是景帝内心仍旧摇摆不定，他不知是该招抚还是大力以武力镇压，这便给另一个大臣袁盎以进谗言之机。
袁盎原为吴相，与刘濞的关系很密切，且与晁错有过恩怨，所以他便趁机劝说景帝杀掉晁错，他说：“方今之计，独有斩错，发使赦吴、楚七国，复其故地，则兵可毋刃血可俱罢。”因景帝为保国家安全，平息叛乱，所以相信袁盎的话，表示“不有一人以谢天下”，最后牺牲了晁错。可惜晁错一片忠心，却换来这样的下场！晃错死后，七国起兵的借口本该去掉了，但是七国仍不罢兵，这进一步暴露出其反叛的面目。并且在景帝招降吴王刘濞的诏书到达后，却一点作用都没有起到，刘濞甚至笑道：“我现在已经是东方的皇帝了，谁还有资格对我下诏书？”景帝对错杀晁错悔恨不已，于是决定以武力平息叛乱。他调派周亚夫等将领领兵平叛。周亚夫采用截断叛军的粮道然后坚守不出的战略，最终击溃了叛军，仅用三个月便将叛乱彻底平定，刘濞逃到东越，最后仍是被杀。
七国之乱平定之后，形势发生了很大变化。景帝抓住有利时机，调整诸侯王国的设置，将王国的权利收回中央，又大量裁撤王国的官吏数量，以加强中央集权。参加叛乱的七国，除保存楚国另立楚王外，其余六国皆被废掉。景帝继续大力推行削藩。此后，绝大多数诸侯王国仅领有一郡之地，其实际地位已经降为郡级，国与郡基本上趋于一致。诸侯王国领郡由高祖时的42郡减为26郡，而中央直辖郡由高祖时的15郡增加至44郡，使汉郡总数大大超过诸侯王国郡数。这一变化，对于国家统一，加强中央集权，意义十分重大。同时，抑贬诸侯王的地位。“令诸侯王不得复治国”，剥夺和削弱诸侯国的权力，收回王国的官吏任免权，取消“诸侯皆赋”，仅保留其“食租税”之权，并且收夺盐铁铜等利源及有关租税。此后，诸侯王已经不再具有同中央对抗的物质条件。以后，王国的诸侯王就成了只享受当地租税的贵族阶层，不再有行政权和司法特权。大乱而大治，经过七国之乱，诸侯王的割据问题很大程度上得以解决。
承父志，休养生息
景帝即位后，继承了文帝休养生息的政策，对农民的剥削（赋役）、压迫（法律），较以前有所减轻。公元前156年，景帝即位之初，为了提高农民的生产积极性，颁布诏令：“令田半租”，即收取文帝时十五税一半，即三十税一。从此，这一新的田租税率成为西汉定制。在降低田租的第二年，景帝又下令推迟男子开始服徭役的年龄三年，缩短服役的时间。这一规定一直沿用至西汉昭帝时代。为了使百姓都能有田地可耕种，以提高农民生活，景帝及时地调配了人口和土地。他改变了当时不准百姓迁移的政策，允许百姓从土地少的地区迁移到土地多的地区，一则可以开发土地资源，二则也能增加国家的赋税收入。
在刑网上，政策也比较宽疏。景帝在法律上实行轻刑慎罚的政策：一，继续减轻刑罚，对文帝废肉刑改革中一些不当之处的修正，甚至对一些刑具也做了具体的规定。二，强调用法谨慎，增强司法过程中的公平性。三，对特殊罪犯给予某些照顾。这样使文帝开始的刑制改革终于完善了。
在对景帝进行评价时，通常都是用“清静恭俭”四个字，这四个字分别有其自己的意义，“清”，是为政少事；“静”，是安定百姓；“恭”，是善待臣民；“俭”，是节省汰用。景帝继续执行黄老无为政治，采取了一系列行之有效的措施。
景帝也如文帝那样，特别重视农业的发展。所以，他继续执行重农抑商这一既定国策。景帝说：“农，天下之本也。黄金珠玉，饥不可食，寒不可衣，以为币用，不识其始终。”因此，他多次下令郡国官员以劝勉农桑为首要政务。文景时的重农抑商政策对农业的发展也确实起到了很好的促进作用。
在思想方面，景帝也不再严厉禁止其他学派的发展。景帝在提倡汉初以来的黄老学派的同时，也让其他各派存在、发展。同时，还注意发展教育，景帝时期，由于社会经济的恢复及发展已达到相当的程度，所以统治阶级上自景帝，下至郡县官都逐渐重视文教事业的发展。
作为一个国家，除了内政上的措施需注意外，外交方面同样需要注意。在外交方面，景帝主要是继续和匈奴和亲的政策，对匈奴进行安抚。景帝坚持和亲，在一定程度上缓和了军事冲突，为经济发展赢得了时间，为以后汉武帝反击匈奴做了准备。对于匈奴的小股骚扰，景帝也没有大规模地反攻，而是以大局为重，注重的是积极的防御。同时在匈奴的边界地区设立关市，和匈奴贸易，这也在一定程度上消解了匈奴的骚扰。
用人有道，正直贤明
景帝的善于用人是很出名的，为了治理京城的众多皇亲国戚和官僚贵族，景帝任命执法严厉的宁成做中尉。结果宁成到任不久就震慑住了胡作非为的权贵们。对于敢大胆进谏的程不识，景帝让他做太中大夫，负责评议朝政。
对于外戚的任用，景帝也能辨别是非，恰当使用。窦婴原是外戚，在七国之乱时，景帝经过比较，觉得其他外戚比不过窦婴，就封窦婴为大将军，镇守荥阳配合平叛，窦婴很出色地完成了任务。景帝的母亲窦太后好几次让景帝封窦婴做丞相，景帝不顾母亲的埋怨，觉得窦婴不太稳重，所以一直没有答应。最后还是让更合适的卫绾做了丞相。
景帝为人很宽厚仁慈，不记旧仇。张释之就是个很典型的例子：张释之在景帝做太子时曾经阻止他的车入殿门，因为他在进宫门时没有下车，违反了法令。最后这事还让文帝母亲薄太后知道了，文帝不得不摘下帽子认错，承认自己教子不严。这使当时的景帝很没面子，但景帝并没有像很多昏君那样，一即位便报私仇，还让张释之做廷尉。
景帝的仁慈还体现在对同胞兄弟姐妹和宫中嫔妃们的态度上。该爱护的爱护，该惩罚的惩罚，做得很公正。同母兄弟刘武和他很亲近，每次从自己的封地到京城都被景帝留下多住几日。有一次景帝喝酒后乘着兴致说在自己百年之后将皇位传给弟弟梁王刘武。弟弟和母亲当时也没有太在意，但后来刘武因为平定七国之乱有功，开始居功自傲起来，在自己的王国建造豪华的宫殿，出行时也用皇帝才用的旗子，这时的刘武将景帝曾经说过让他即位的话当真了。但景帝在大臣们的劝说下，觉得还是应该将皇位传儿子稳妥。刘武见没希望了，就很伤感地回到了自己的封地，后来就病死了。景帝也很伤心，他将弟弟的五个儿子分别封了王，这同时也是为了安慰伤心的母亲窦太后。
在公元前141年，景帝病死在未央宫，他不算长寿，死时仅四十八岁，共做了十六年皇帝，将一个强盛的国家留给了儿子汉武帝刘彻。
汉景帝在位期间，由于他采取比较开明宽松的政策，社会经济呈现繁荣景象，百姓安居乐业，政治上相对稳定，统治得到加强，社会十分殷实富足。
汉景帝时期的随葬
11．汉武帝刘彻：雄才大略，开创盛世
汉武帝
《史记?孝武本纪》载：孝武纂极，四海承平。志尚奢丽，尤敬神明。坛开八道，接通五城。朝亲五利，夕拜文成。祭非祀典，巡乖卜征。登嵩勒岱，望景传声。迎年祀日，改历定正。疲耗中土，事彼边兵。日不暇给，人无聊生。俯观嬴政，几欲齐衡。
经历了文景之治，再经雄才伟略的汉武帝治理，此时的社会可谓达到了历史之最盛。而汉武帝的功绩也足以与千古一帝——秦始皇相提并论。
从汉武帝一生的所作所为中可以看出来，他是一个变法改制并且取得了伟大成功的帝王，是一个雄才大略规模宏远的君主。
我们不妨来看两个武帝曾先后下过的诏书，元朔元年：“朕闻天地不变，不成施化；阴阳不变，物不畅茂。”元朔六年再次下诏书：“五帝不相复礼，三代不同法。”
这就足以表明，汉武帝的一生都在求新求变，即使是晚年时期。他始终认为，“非期不同，所急异务也”。
汉武帝刘彻（前156年～前87年），是汉朝的第七个皇帝。汉景帝之子，初封胶东王，后立为太子。汉武帝时候，西汉进入极盛时期。汉武帝是汉景帝刘启的第十个儿子。一位雄才大略又善于用人的盛世君主。汉武帝是中国历代皇帝中第一个使用年号的皇帝。54年的统治历程，前无古人的巨大功业。他的雄才大略，文治武功使汉朝成为当时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在他统治下的西汉帝国比罗马帝国还要强盛，成为世界文明无可争议的中心。而汉武帝的时代，也成为中华民族历史上最值得自豪和展示的伟大时代之一。
汉初，因连年争战致使人口减少，生产力不足。但经过汉初六七十年的休养生息，残破凋敝的社会经济已逐步得到恢复和发展，地主阶级和封建国家所积累的财富有了显著增长。
汉武帝就是在社会经济相当发展、国力充实的情况下当了皇帝的。他雄才大略，而当时社会经济的繁荣局面，又给了他施展雄才大略的物质条件。
汉武帝自即位后，就着手解决北方的匈奴的威胁。重用名将霍去病，卫青，李广等，加上张骞的外交，令中国在国际舞台迅即揭起。经过三十年的经营，基本上解决了匈奴的威胁，俨然已成为东亚的霸主。
汉武帝不止是一个雄才大略的封建君主，也是我国历史上杰出的政治家。他所实行的许多政策和措施，对于以后历史的发展有很大的影响。汉武帝深知文景时期的无为之学已不适应奋发求治的时局，他决定借用儒家学说，实现自己大一统的抱负。在他即位之初，社会的情况是，一方面政治形势较稳定，国家经济状况也较好，但是，诸侯王国的分裂因素依然没有消除。因此，他在继续推行文帝、景帝时各项政策的同时，采取了一系列强化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措施。其措施主要包括四个方面。
一、政治方面。
1．登基后继续景帝时的政策，削弱诸侯的势力，颁布“推恩令”，让诸侯封他们的儿子为侯，使诸侯的封地被分割，以进一步削弱地方王国的势力，加强中央的权力。诸侯王、列侯的势力日益衰落。随后，又制订左官律和附益之法，严惩仕于诸侯王的犯罪官吏，严禁朝臣外附诸侯王，限制诸侯王结党营私。前112年，汉武帝借口列侯所献酎金分量和成色不足，夺爵106人。诸侯唯得衣食租税，但不得参与政事。
2．改革官制。在中央由皇帝的亲信尚书令、侍中、给事中、常侍等，在宫廷中参与决策，形成内朝；削弱丞相的权力，他在裁抑丞相职权的同时，提拔许多贤良文学或上书言事的士人，让他们参与国家大事的决策，原来的中枢机构成为外朝，是执行机构，巩固了皇权的神圣地位。此外，还实行刺史制度，他把京畿之郡之外的郡国划分为13州部，每州派部刺史一人，以加强对地方的控制。
3．汉武帝非常注重人才的开发，他确立了察举制度，是中国有系统选拔人才制度之滥觞，对后世影响很大。大量选拔人才，重视官吏的任用与考核。
4．强化完善封建法制，任用一批酷吏，打击豪强地主势力，以维护封建统治秩序。
二、经济方面。
武帝时是西汉的鼎盛时期，期间经济繁荣、府库充实。所以，此方面主要是整顿财政。
1．改革币制，铸造五铢钱，作为通行全国的法定货币，严禁私铸钱，郡国同样不准私铸，此举使得财政集中于他的手中。
五铢钱
2．颁布“算缗”、“告缗”令，征收商人资产税，打击富商大贾。
3．采取桑弘羊建议，将冶铁、煮盐、酿酒等事物收归官营。
4还实行均输法、平准法，由官府经营运输和贸易，这大大增强了国家的经济实力；平抑物价，征收工商业者的营业税和财产税。
5．同时兴修水利，移民西北屯田，实行“代田法”，以有利于农业生产的发展等。
这些措施，加强中央财政大权，抑制了商人势力，为汉武帝的文治武功奠定了经济基础。
三、军事方面。
主要是集中兵权，充实了中央的军事力量。对外他采取软硬兼施的手段。北方匈奴长期以来是中国主要边患，汉武帝即位不久，凭借强大的经济、军事实力，就着手准备对匈奴发动大规模的军事进攻。从公元前133年开始，对匈奴进行长期的战争。武帝起用卫青、霍去病等人发动了三次打击匈奴的战争，使匈奴远徙漠北，保证了河西走廊的安全。公元前119年对匈奴一战，具有决定性的作用。此役后，匈奴主力向西北迁徙，汉军夺取了朔方以西至今甘肃张掖、居延间的大量土地，保障了河西走廊的安全，并移民屯田进行开发。至此，北方边境地所受匈奴的威胁基本解除。保障了北方经济文化的发展，改变了汉朝与匈奴关系中的被动地位。自此，夜郎、南越等政权被消灭，汉政府在西南先后建立了七个郡，并使今天的两广地区自秦朝后重归中国版图。与此同时，又在西南夷地区设置郡县。在东方，汉武帝派兵灭卫氏朝鲜（朝鲜北部），置为乐浪、玄菟、临屯、真番四郡。军事行动的同时，修长城，筑烽燧，派张骞再通西域，打通了汉朝通往中亚的丝绸贸易信道，加强了对西域的统治，并发展了中西经济文化的交流。又进军南越，设置南海等九郡。多民族统一国家的疆城空前辽阔。
河西走廊（部分）
四、思想方面。
随着皇权的加强，经济实力的增强，疆域的扩展，思想上也有必要加强统一。汉武帝不同于秦始皇采用焚书坑儒等强制性的手段，他采纳董仲舒的建议，“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使儒学成为了中国社会的统治思想，对后世中国政治、社会、文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汉武帝即位后便以极快的速度进行了一件大事，就是召集全国文士，亲自出题考试，并且亲自阅卷。凡是士人和官吏，必须学习儒经才能得到使用和升迁，儒家从此成为西汉的统治思想。而且以其“大一统”的思想核心，成为维系国家统一、增强中华民族凝聚力的重要文化精神。汉武帝还创建了中央太学和地方郡国学两级官学，确立了中国封建官学制度。尊儒的同时，他还崇尚法制。这也是他的高明之处，既给儒家以尊崇的地位，又给其它学派（如法家）留下适度发展的空间，这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是容忍多元文化并存的开明统治术，也就是所说的“尊儒尚法”。尊儒尚法是他实行统治的根本思想。当时又建立国家藏书库，整理图籍，使文化事业发展。司马迁所著的中国第一部纪传体通史就是这个时期的著作。
汉初七十年的历史，是社会经济从凋敝走向恢复和发展的历史，也是中央集权逐步战胜地方割据的历史。经过汉武帝的一系列改革，中华帝国的地位如日中天。在经济繁荣与政治巩固的基础上，汉武帝推动西汉进入全盛时期。汉武帝在位的50多年时间，由于他广泛任用各种有才能的人，巩固了全国的统一，促进了各地经济和文化的发展，加强了国防，沟通了汉朝和西域各国的友好关系，使汉朝达到了极盛时期，在他统治期间，以汉族为主体的统一的多民族的封建国家得到了巩固，中国开始以一个高度文明和富强的国家闻名于世。
当然，晚年时候的汉武帝也如常人一样，犯过一些错误，其中最突出的就是连年对匈奴和西域的用兵，还有举行封禅，祀神求仙，挥霍无度，加以徭役加重，捐税增高，这些都使得大量农民破产流亡。不过，汉武帝后来知道了自己的错误，晚年时他曾对卫青说：“汉家诸事草创，加四夷侵陵中国。朕不变更制度，后世无法。不出师征伐，天下不安。为此者不得不劳民。若后世又如朕所为，是袭亡秦之迹事。”
汉武帝认为他所从事的“内兴功利，外事四夷”政策，都是出于创立制度、为后世留下样板和国家的长治久安考虑。他承认自己的政策会扰民，所以并不希望后代效法他的扰民政治，他告诫后代必须警惕而避免重蹈秦朝速亡的覆辙。他还放下皇帝的面子，及时向百姓道了歉。公元前99年，齐、楚、燕、赵和南阳等地均爆发了农民起义。为此，汉武帝在轮台颁下《轮台罪己诏》：“朕即位以来，所为狂悖，使天下愁苦，不可追悔。自今事有伤害百姓，糜费天下者，悉罢之！”以表示承认自己的错误。从这里也可以看出，汉武帝非但是一个宏扬学术崇尚知识的贤君，也是一个知过能改，虚怀纳谏，任人以贤的明主。
为了防止太子的母亲重演吕后称制的局面，汉武帝狠下心借口处死了太子母亲。公元前87年，汉武帝驾崩，葬于茂陵，庙号是世宗。
毫不夸张地说，汉武帝是一位前承古人后启来者而又开天辟地的真正伟大的君王。在他之前的历史上，他所建树的文治武功无人可及。他的权变和机谋令同时代的智者形同愚人。汉武帝具有超越历史的雄才大略，是一位战略和外交设计的奇才。这种天才使他能运筹帷幄而决胜万里，处庙堂之上，而其武功成就，则足以使西方汉尼拔、亚历山大、拿破仑等驰骋于疆场的将帅黯然失色。
尽管汉武帝也具有一些常人都具有的缺点，如他好色、骄傲、虚荣、自私、迷信、奢侈享受、行事偏执。但是，这只能说明他不是一个超凡脱俗的人，并不能掩盖其身上所散发出来的个人魅力。再者来说，即使他不是作为一个君王，而仅仅是作为一个普通凡人，那么以其一生的心智和行为，他仍然应被认为是一个顶天立地的男子汉，一个机智超群的智者，一个勇武刚毅的战士。
在中国历史上，并不缺乏英雄、伟人、壮士、志士和圣者。但是，放置在任何人群中，汉武帝都会是一个引人注目的焦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