千秋万代话资源
作者: 金辉
开 篇
28年前，人类第一次登上月球，第一次从38万公里之外遥望我们的地球。
地球，人类世世代代居住的广袤家园，原来只是一个美丽而脆弱的小天体，犹如遨游在茫茫太空中的一艘封闭的宇宙飞船。
这一新的视角，深刻地改变了人类对我们自己这颗行星的认识。人类终于开始意识到，无限的宇宙中间只有这一个地球，几十亿地球人只有这一片家园。
阿波罗登月之后半年多，1970年4月22日，美国有2000多万人参加了一次名为“地球日”的活动，那是人类历史上第一次规模宏大的群众性环境保护运动。
1972年3月，一份题为《增长的极限》的罗马俱乐部的报告，又引起了全世界的注意。报告指出，由于地球资源的有限，人类的物质增长不可能永无止境地持续下去。
1972年6月，联合国在斯德哥尔摩召开第一次人类环境会议。
也许并非偶然，从那以后，我们的地球似乎再也摆脱不掉危机的阴影。
1973年中东石油危机的爆发，对长期大量榨取第三世界廉价能源的西方发达国家，不啻釜底抽薪。随后，接踵而至的人口危机、粮食危机、生态和环境危机、资源危机等等，一次又一次席卷全球。
80年代，非洲发生了持续的大饥荒，全世界的人们都从电视屏幕上看到了那片受难的大陆和成千上万骨瘦如柴的灾民那可怜可怕的情景。
进入90年代，一场围绕争夺能源的高技术局部战争，又在科威特油田的弥天大火和铺满海湾的原油中降下帷幕。
一系列冲击和困扰，人类开始对自工业革命以来建立的一整套观念和行为模式，包括我们的生产和生活方式，进行反思和调整。面对这个危机四伏的世界，我们再回忆起在月球上看到的这幅画面时——茫茫太空中的一颗孤独的地球——一就更觉得意味深长。
4月22日，是世界地球日。就在全世界都在谈论地球的这一天里，我们这个地球上都发生了一些什么呢——
每天有5.5万公顷的森林消失；
每天有4万公顷土地变成沙漠；
每天有6000多万吨耕地表土随水流失；
每天消耗3500多万吨标准煤的能源；
每天从地球中挖掘出1.4亿吨矿产品；
每天约有几十个物种永远消失。
人类对地球的压力在日益增加，我们中国这片土地承受的压力更是日益沉重。新中国成立以来的40多年中，我国的总人口增长了一倍多，但是能源和各项资源消耗却增长了20到40倍。
今天，我国一天消耗的钢铁接近1949年中国全年产量的2倍；
一天烧掉的原油等于1949年年产量的4倍；
一天所用的化肥更超过1949年年产量的12倍。
长期以来，我们一直全力追求经济增长，而认为“地大物博，家大业大”；一直急于摆脱贫困，而以为自然资源“取之不尽，用之不竭”。我们走的是一条高投入低产出、高消耗低效率的粗放经营的发展之路。
我们的经济建设取得了巨大成就，我国的人民生活水平有了显著改善，但是我们却为此付出了过高的资源环境代价。相对于我们自己的资源家底来说，我们已经是过于挥霍、过于奢侈了。
让我们把中国与加拿大、印度做一个比较：
面积 人口 人均耕地 人均林地 人均水资源
万平方公里 亿 亩 亩 立方米
中国 960 12.3 1.6 1.6 2200
加拿大 997 0.27 26 215 109000
印度 297 9 2.8 1.1 2100
加拿大面积比我国稍大，但人口仅为我国的1/45，况且森林覆盖率是我们的3倍，水资源总量也高于我国。因此，人均拥有量相差就极为悬殊。
印度的国土不到我国的1/3，人口与我们接近，在人均林地和人均水资源上稍低于我国，但是耕地总面积和人均水平都高出我们许多，况且印度的耕地后备资源还是我国的5倍以上。
我国的自然资源总量虽然位居世界前列，但由于人口太多，按人均水平我们只是个资源小国。
我国的人均耕地不到世界平均水平的1/3；
人均森林面积不到世界平均水平的1/6；
人均淡水资源不到世界平均水平的1/4；
人均草地资源只有世界平均水平的1/2；
我们的各类矿产资源绝大部分低于世界人均占有量，总排序在世界第80位；
而以资源为基础的人均富裕程度，我国在全球174个国家和地区中名列第162位。
人口与资源的矛盾，已经成为并将始终是制约我国社会经济发展的核心问题。
1949年，中国结束了百年动乱，为了尽快改变国家一穷二白的面貌，几代中国人付出了巨大的热情和牺牲。
由于我们经济发展的起点太低，必须借助国家政权的力量，动员并运用全社会各种资源，依靠农业提供原始积累，实行高积累、低消费的发展战略来推行工业化，并建立了高度自给自足的工业体系。
大庆油田的开发，结束了中国进口原油的历史。大庆精神，也成为一个时代的象征。
作为世界人口最多的国家和传统的农业大国，为了养活迅速增长的庞大人口，我们长期坚持大规模垦荒造田，坚持兴修水利工程和治理水患。
河南林县人民经过10年苦战，在太行山区劈山引水，修筑红旗渠，使林县水浇地面积从1万多亩增加到60多万亩。红旗渠是几十年来我国人民兴修水利的一个缩影。
尽管中国人口在40多年中增长了1倍多，我们还是在占全球7%的耕地上生产出了占世界17%的粮食，养活了占世界22%的人口。
40多年来，全国整修、新建江河堤坝20多万公里；建成大中小型水库8.6万多座；灌溉面积扩大4.8亿亩；累积开垦耕地5亿亩。
1949年 1996年 增长倍数
粮食 1.13亿吨 4.9亿吨 4.3倍
原煤 0.32亿吨 13.8亿吨 43倍
钢 0.0016亿吨 1.011亿吨 632倍
原油 0.0012万[亿]吨 1.58亿吨 1317倍
发电量 43亿千瓦时 10750亿千瓦时 250倍
40多年来，我们国家依靠自身的资源，建立起了比较完整的国民经济体系，综合国力得到明显增强。资源保证了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发展，这一点功不可没。
由于历史的限制和认识上是原因，过去我们走的是一条高强度消耗资源的发展道路。但近十几年来，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我们对资源的破坏与浪费，则有更大的人为因素，这种现象并非不可避免。各种各样的乱采滥挖、乱砍滥伐、乱捕滥捞，导致了资源和环境的无法挽回的巨大损失。
我国的荒漠化面积，现在已经达到262.2万平方公里，占了全部国土总面积的27.3%，并且每年还在以2460平方公里的速度扩展。
耕地资源十分紧缺，是我国自然资源的首要危机。全国因合理与不合理的建设用地、水土流失、沙化和污染等灾害毁地，每年都要净减700万亩。
水，是地球上最重要的生命支持系统。在黄河中，越来越少的是流水，越来越多的是泥沙。近年来，这条大河频繁断流。1996年的黄河，竟创造了断流时间和断流长度两项历史最高纪录。千百年来养育了中华民族的黄河，现在竟然正向着季节河、内陆河在演变。
自然资源，是我们赖以生存和发展的物质基础，对国家和民族的兴衰至关重要。
我国政府制定的《21世纪议程》，提出了可持续发展的总体战略思想、政策和行动框架，成为我国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中长期计划的一个纲领性文件。
人口过多，自然资源紧缺，资源供需形势严峻的局面将长期存在，这是我们的基本国情。
建立资源节约型的国民经济体系包括适度消费的生活服务体系，这是我们的基本出路。
1952年全国一年消耗的能源总和，在今天尚不足以维持我们半个月的国计民生。
我们正以十分脆弱的自然资源基础，负载着历史上最多的人口，支撑着前所未有的经济快速发展计划。
今后相当长的时期内，为了保证整个民族的生存，为了推进中国的现代化，任何对人民的轻易许诺、或将某些不成熟的理论付诸实践、根据不足的过高发展目标、急功近利的政策和有意无意的短期行为等，都将严重损害下个世纪保证并满足后代人生存需求的基础，大大地影响中国长期发展的能力。
人类有权在一种能够过尊严的和福利的生活的环境中，享有自由、平等和充足的生活条件的基本权利，并且负有保护和改善这一代和将来的世世代代的环境的庄严责任。
——《人类环境宣言》
登上长城之巅，南方的长江黄河奔来眼底，北国的草原大漠一望无际。
位于亚洲大陆东部的这片96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曾经哺育了人类历史上延续时间最长的文明，并养育了世界上人口最多的民族；未来的世世代代，还要在这里繁衍生息。
这是我们美丽而清贫的祖国。
这是我们广袤而拥挤的家园。
这是我们祖祖辈辈共同的家。
这是我们子子孙孙唯一的家。
又 见 家 园
贺兰山西麓的阿拉善地区，水草连天的肥美草原已经成为遥远的记忆。在风沙的蹂躏侵袭下，草场退化，河流枯竭，失去了生存的条件，人们只能离开自己世代居住的家园。
沙尘暴，近年来频繁地出现于我国的大西北地区。仅1993年5月的一次特大沙尘暴，就席卷了新疆、甘肃、内蒙、宁夏的90个县市，造成116人死亡和失踪，24万头牲畜死亡，近600万亩农作物受灾。
在我国的西北、华北和东北，已经形成了长达万里的风沙危害线，近1/3的国土受到风沙的威胁。许多地方沙进人退的现象十分严峻，全国有60%以上的贫困县集中在这里。
人类诞生在绿色的摇篮中，人类成长在绿色的怀抱中。如今，这绿色却正在和我们悄悄地告别。
东北的兴安岭，素以林海雪原而闻名。而今，黑龙江省海林市的三大林业局，每个局只剩下了面积很小的一块原始森林。
长期的超量采伐和剃光头式的集中采伐方式，造成已开发林严重过伐，森林资源迅速枯损。在全国136个林业局中，已有61个局处于过量采伐状态，25个局的森林资源已基本枯竭。
我国属于世界上的少林国家，森林覆盖率只有13.92%，人均森林蓄积量为世界人均水平的1/10。
绿色对于我们本来格外宝贵。
但是，多年来我国森林资源每年的计划外消耗量都是国家计划消耗量的2.32倍。而作为薪柴砍伐的消耗量又占了全国森林总消耗量的30％。
1984年以来，平均每年有750万亩有林地被侵占。
1987年大兴安岭的一场大火，就烧掉了我国宝贵森林面积的1%。
对我国森林危害严重的树木病害有60多种，还有危害严重的病虫害200多种。仅松毛虫的发生面积平均每年就达4000多万亩。
由于不合理采伐、乱砍滥伐、森林火灾和病虫害等原因，全国每年2250万亩有林地逆转为无林地。
随着生命的绿色的越来越少，灾难的黄色是越来越多。
全国的土地荒漠化的扩张速度，在逐渐加快：
50—60年代，年平均1560平方公里；
70—80年代，年平均2100平方公里；
90年代以来，每年达到2460平方公里。
据统计，95％以上的沙漠化，是由人为活动造成的。
就在现在，就在我们的脚下，平均每分钟就有7亩的家园变成荒凉的沙漠。
森林消失了，它的影响决不仅仅是森林。
金沙江，万里长江的上游，这裸露的河谷在向人们诉说。金沙江林区是长江水源涵养林的最后堡垒。可是在这里，森林已经难得一见，而典型的石化现象却比比皆是。
人们说长江就要变成第二条黄河了。其实，就水土流失的总量而言，长江早已超过了黄河，并后来居上。黄河的多年平均输沙量为16亿吨，而长江流域的年土壤流失量自50年代就达到了24亿吨。40年来，长江流域新增的水土流失面积是治理面积的3倍。
这是一条养育着4亿多人口的大江。
对于现代中国，没有什么能比失去这样一条清澈的大江更为悲哀的事情了。
尽管长江已经成了这个样子，但那些百年大树却依然被大批大批地砍倒，并铺在了人们的脚下。踩在这样的路上，能让我们走多远，又会把我们引向何方呢？
北京林业大学教授唐锡阳，一位和绿色有着不解之缘的老人。
那年，正是在一片绿色中，他结识了马霞女士。马霞女士是来华工作的美国专家，她热爱中国，更喜欢绿色。对绿色的共同迷恋，使唐锡阳和她走到了一起。他们结为夫妻，为中国的绿色共同奔走了十几年。他们到世界各地的自然保护区参观，合写了一本《环球绿色行》，介绍给中国的读者。他们共同发起保护云南白马雪山原始森林的“大学生绿色营”，马霞带着重病参与组织这一活动。可是，就在绿色营计划出发的那天清晨，马霞女士在北京逝世。
唐锡阳与妻子诀别后，和大学生们一起，又奔向了金沙江畔的那片绿色。
四川省的森林覆盖率在近40年中减少了约一半，而水土流失面积增加了4倍。在1981年夏季的暴雨洪灾中，全省的130多个县市受灾，滑坡、泥石流相当普遍和严重，尤其是盆地内森林覆盖率不到1%的20个县，全部都是重灾区。
四川的灾情引起了邓小平同志的关注，他指出，最近的洪灾涉及到林业，涉及到森林过量采伐，中国的林业要上去，不采取一些有力的措施不行。
在邓小平同志的倡导下，1981年12月，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作出《关于开展全民义务植树运动的决议》，规定凡是条件具备的地方，年满11岁至60岁的中国公民，每人每年植树3—5棵。
一个社会办林业，全民搞绿化的运动，在全国兴起。
在黑龙江铁力市郊，有一片树林叫马永顺林，这是当地政府用一位老人的名字命名的。
85岁的马永顺，和树打了一辈子的交道。作为伐木工人，他的伐木纪录是36500多棵大树，当了全国劳动模范，并受到毛主席的接见。伐的树越多，他得到的荣誉也越多。但他的老伴对这些荣誉却有另一种看法：“我说他，你别觉得你不错了，你是个罪人。人家说给子孙造福，我说你不是造孽了吗。你到山上把那树全砍没了，子孙后代都没有饭吃。他说他也承认，他说想办法栽上。”
马永顺从退休后，就开始了种树。在自己以前伐树的地方，一棵一棵地栽树。一年又一年，他亲手栽的树已经到了4万余棵。这天，马永顺领着他的小孙子，又来到了自己种的这片树林，打算着开春在这里再种上1000棵树。马永顺老人的最大愿望，就是能有更多的人加入到植树的行列里来。
1979年，我国政府确定，3月12日为植树节。
现在我国的人工造林累计保存面积，已达3800万公顷，速度和规模均为世界第一。但在80年代以前，我们的造林保存率不到1/3。
近几年，我国虽然开始艰难地实现了森林面积和蓄积量的双增长，但用材林和成熟过熟林的比例还在持续下降。
预计，到2000年，全国木材的缺口为8000万立方米。到2010年，缺口可能达2.5亿立方米。
我国的森林资源还远远不能满足经济发展的需要，森林同时也是我国生态环境中最薄弱的环节之一。
森林并不仅仅是给我们提供木材。森林是自然界功能最完善的资源库、基因库、蓄水库和能源库。
吉林的长白山林区在20多年中，年平均降水减少3.4毫米，调查发现森林消失是降水减少的主要原因。因为在其周围的俄罗斯远东地区、朝鲜半岛、日本等地区相同年份的降水量均有所增加，相临的辽宁省降水量也变动不大。
毗邻黄帝陵的子午岭林区，是泾河和洛河的主要水源涵养林，但毁林从耕使林缘后退的十多公里，结果，年降雨量减少了7—42毫米，相对湿度降低3—4%，而洪水的含沙量则增加了一倍。
森林植被的破坏导致水土流失，水土流失致使山穷水恶。
大量研究和资料表明，一个国家和地区20％的森林覆盖率，是维持生态环境不至于恶化的最低限。
被誉为“中国绿色长城”的三北防护林体系工程，横跨我国的西北、华北和东北的13个省区，这里都是我国荒漠化和水土流失最严重的地区。工程从1978年开始启动，将历时73年，到2050年规划造林3508万公顷，这是当今世界上最大的生态工程。
目前，我国计划和已经实施的三北防护林、长江中上游和沿海防护林等十大生态体系工程，到本世纪末，将把我国的森林覆盖率由13.92%提高到16%。
在这里，绿色是脆弱的。也正是这漫漫黄沙中的绿色，展示着生命力的顽强。
他们是甘肃景泰治沙站的职工，在这里工作已经有六个年头了，他们中的大部分都是大学生。
固沙网，用干草枝在沙丘上面铺成一个一个四五十厘米见方的方格，才能把流动的沙丘固定住。几年中，他们就是这样一格一格地铺了一万多亩。
现在，治沙站植草植树共计18.5万亩，遏制了风沙的危害，使上万亩农田得到保护。
六年前，他们唱着这首治沙站站歌的时候，这里到处是一片黄沙。今天，他们还在唱着这首歌，但那些黄沙已经逐渐在被绿色所覆盖了。
经过几代人坚持不懈的努力，中国大地上的绿色应该能够逐步地多起来。
在我们给后人留下的家园里，但愿绿色不再是奢侈品。
我们应该无愧于子孙。
水 的 诉 说
安徽凤台县河西村是淮河的行洪区，是90年代以来水灾中受灾最重的地方。高丽琴老人从20岁嫁到河西村，在这里生活了50多年，也和水灾相伴了半个世纪。
高家的房子还算好的，村子里大多是土坯房。房子年年泡，年年修，把一年的劳动积蓄都搭了进去。农民们说：“一涨水就倾家荡产。淹一年你就要趴五年，再淹，十年你都爬不起来。”
水把贫穷的枷锁始终牢牢地套在这里的人们的头上，他们只能在洪水轮番洗劫的间隙里，维持着最低限度的生存。
进入90年代以来，洪水一次又一次在我们的国土上泛滥成灾，长江、太湖、洞庭湖、淮河、海河、辽河频频发难。
洪水洗劫了我们的家园。千百万人聚集在大堤上，脚下是一片汪洋，白天头顶烈日，晚上蚊虫叮咬。洞庭湖区的人们住在大堤上，最长达三个月。
洪水卷走了我们的财富，使人们一贫如洗。
1991年，江淮大水，淮河、太湖流域直接经济损失779亿元；
1994年，珠江、长江、辽河、黄河流域洪水，直接损失1700亿元；
1995年，长江中下游、松辽流域水灾，直接损失1700亿元；
1996年，全国因洪涝灾害而造成的直接经济损失达2200亿元，相当于全国一年新增国民生产总值的1/3都打了水漂。
洪水还迫使我们的孩子离开了他们的课堂。洪水过后，孩子们在晾晒着被大水浸泡的课本。褶皱的课本再也不能复原，灾难也把沉重的烙印刻在了他们幼小的心灵上。他们渴求阳光能把浓浓的书香再还给他们。
甘肃定西。在大西北的一所学校里，学生们也正为水所困。水，成了他们每天的头等大事。每到中午，大家就围在一起，等着分水。
一天的用水就全部寄托在一个小小的盆中。除了烧饭、喝水，所剩无几。
为了维持学生们正常上课，学校每天到几十公里以外去拉水，三个月里就花去了五千元的拉水费。这所贫困山区学校的经费，大多都用在吃水上。
12个男生的宿舍里边只有一个小脸盆。他们每天早晨噙一口水洗一把脸。
缺水的童年是干涩的，缺水的孩子没有五彩的梦。盼水，是他们唯一的梦。
一位小姑娘希望能有很多很多的水，并且是像蓝天那样清澈、透明。但像蓝天一样的水，离他们太遥远了。他们这里仅有的，就是黄土高坡上流下来的含氟含碱相当高的少量雨水。
水这个东西，真是多了也不是，少了也不是。
我国的水资源总量居世界第六位，但人均水资源量仅为世界水平的1/4。
这本来就不多的水，在空间和时间的分布上又很不均匀。从全国看，是由东南向西北递减。长江和珠江流域分别是全国平均值的1.4和2.4倍，而黄河流域只有全国平均值的20％。黄河、淮河、海河流域的径流量仅为全国的7％，耕地却占了全国的41.8％。在北方的干旱和半干旱地区，一年的降水量往往集中在一两次暴雨中倾泻而下。降水越集中，水资源总量中可用水的比例就越小，并且旱涝灾害也就越发严重。
于是我们经常看到，一方面是南涝北旱，一方面北方又是先旱后涝。
水，在我们国家多灾多难的历史舞台上，不管出场还是不出场，它唱的都是主角。
我国的旱涝灾害，还有一个发生频率越来越高、强度越来越大的趋势。1975年到1985年，平均每年的受灾面积和成灾面积，分别为50年代的两倍多。
全国农田干旱受灾面积平均每年都在3亿亩以上，仅1995年就有3000万亩农田颗粒无收。
全国600多座城市中，缺水的城市已超过300个，严重缺水的108座。
每年因缺水影响的工业产值达到1200亿元。
全国农村有5800多万人饮水困难，8亿多亩农田和14亿亩草场缺水。
水资源紧缺是继耕地资源危机之后，中国自然资源的第二大危机。
历史文化名城西安，曾经有过“八水绕长安”的千年滋润。而今，它却成为全国最缺水的城市之一。这是一个在干渴中躁动的城市。
从汉代到唐代，长安一直都是那条著名的丝绸之路的起点。如今这条路上的几十座古城，都早已消失在茫茫沙海之中。据考证，那些城池都是从植被破坏开始，继而缺水，然后沙化，最后成为沙漠风干的“木乃伊”。
从西安到丝绸之路，从历史到今天，这也是一连串水的故事，水的传说。
地面水紧缺，人们又盯住了地下水。
强行超量开采地下水，使许多城市地面下沉。西安的大雁塔倾斜了。上海和天津市区的地面最大下沉达1米多甚至超过2米。超采地下水在沿海地区导致海咸水大范围入侵，在北方十个省市还出现了水位埋深几十米的“漏斗”50多个，面积达3万多平方公里。许多地区已面临地下水资源枯竭的威胁。
人们总是说，水是可再生资源。但在地下水资源的总量中只有约千分之一是可补充的。对于人类短暂的生命尺度来说，深层地下水实际上是如同石油一样的不可再生资源，因为大自然要重新补足矿物地下水的储备，通常需要几千年到几百万年。
水，永远是一种无可替代的最珍贵的资源。石油采光了，人类也许会找到替代能源，可是如果没有了淡水，人还能活么，后代又怎么办？
我国的南方一般并不缺水，但是却有许多城市守着水而不能用。因为水被污染了。这种污染缺水类型占了南方缺水城市的60％。
水污染加剧了我国水资源的短缺。
全国每年80％以上的污水直接排入江河湖海，每天直接排放上亿吨未经任何处理的污水。全国已有90％的城市水环境恶化，污染加重。
曾几何时，上千个造纸厂的废水涌入淮河，仅仅18年，就毁掉了一条淮河。
就在水资源紧缺的同时，我国的水浪费又十分惊人。
工业用水的重复利用率很低，用水单耗超过国际水平的十多倍。
农业用水效率更为低下，许多地方的农田灌溉还是原始的大水漫灌方式。据分析，仅全国水渠渗漏损失的水量，每年就高达1700亿立方米，约占农业灌溉用水总量的56％。
世界上所有与水相关的问题，从水灾、干旱和缺水、水污染、水浪费到水土流失，我国不仅都有，而且都相当突出。
水，已成为困扰我国人民生活和经济发展的一大难题。
多少代大西北人，忍受着缺水的煎熬。缺水使这里成为中国最贫困的地区之一。100多年前，陕甘总督左宗棠在奏折中写道：定西苦瘠甲天下。一个多世纪后的今天，这里的人们终于开始有望摆脱缺水的阴影。
1995年，甘肃省全面实施“121”雨水集流工程。
“121”工程是一项政府和群众共同实施的工程。它是在每户人家砌成一个100平方米的水泥集流场，挖两口储存雨水的水窖，发展一亩地的庭院经济。目前这一工程已初步缓解了当地人的生活和农业用水。
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人民为治水投入了巨大的人力物力和财力。
40多年中，全国兴建起大中小型水库86000多座，总库容4600多亿立方米，占全国年径流量的17％，在拦蓄洪水和调节利用水资源方面发挥了巨大的作用。
黄河，一条制造过无数灾难和悲剧的河流。40多年来，国家先后投资60多亿元，对黄河大堤进行了四次大规模加高加宽，完成土石方14亿立方米。这道2000多公里的长堤，紧锁着河床超出地面最高达12米的悬河，连续40多年没有发生秋汛大决口，创造了近代黄河史上的奇迹。
建国以来，长江中下游人民投入了不知多少劳力和资金，修筑起了3600多公里长江干堤和3万多公里支堤，完成土石方40多亿立方米，这一工程量远远超过了举世闻名的黄河堤防工程。
洞庭湖畔的人们全靠大堤护卫着家园和土地，他们一砖一石、一锹一铲地修筑着保命的大堤，人们把炉灶和帐篷都搬到了工地上。在这里人与大堤相依为命。
人口40万的安乡县四面环水，全县人均负担１米大堤的修防任务，每个农村劳动力每年都要为防汛抢险和修堤干100多天，最多时达到150天，修防费用占生产费用开支的1/3左右，有个乡为修堤取土五年中就废掉了800亩良田。
常德市到1996年底，已修筑防洪大堤长达2800公里。同样的工程量，如果修建高速公路，可以从常德修到北京，再从北京修到沈阳。湖区的百姓为生存付出了巨大的代价。
衔远山吞长江的八百里洞庭，历来是调节长江巨大洪水的天然大水库。长江流域尤其是上游的植被破坏导致的水土流失，每年有1亿多吨泥沙淤积在洞庭湖，湖底年均淤高10厘米以上。湖边被淤平淤浅了，湖区的人们趁机大量围湖造田。从50年代到80年代，洞庭湖的湖面和容积都缩减了40%以上。
人们剥夺了洪水的生路，人们于是从此不得安生。洞庭湖越来越暴躁了。
在建国后的40多年中，洞庭湖区有34年发水灾。到了90年代不但几乎年年闹灾，灾情也更加严重。
90年代以来我国各大江河流域发生的水灾，有一个奇怪的共同规律，那就是，水不大灾大，基本都是小洪水，高水位，造成大灾害。
全世界有越来越多的科学家，都把日益深重的旱涝灾害归咎于植被破坏和土地沙漠化。
水土流失已经使长江流域塘堰的总库容淤积了一半以上。四川省12000多座水库的报废率达到28％。黄河干流上七座大水库的泥沙淤积库容平均为40％。全国8万多座水库的被淤库容估计已达1/4。另据统计，全国有40％的水库处于病险状态，不仅影响这些水库正常功能的发挥，在汛期还将威胁人民生命财产的安全。
50年代以来长江中下游水系的天然水面减少了12000平方公里，减少的容积相当于两座三峡水库的防洪库容，我们更为此损失了350亿立方米宝贵的淡水资源储量。
山青才有水秀。山穷必然水恶。
我国目前的水土流失总面积（包括水蚀和风蚀），已经达到367万平方公里，占了全部国土的38.2%。我们的半壁河山都处于流失之中。
全国592个贫困县，在水土流失区内的就有530个。
黄土高原是水土流失的世界之最。
在这片58万平方公里的黄土地上，水土流失面积约53万平方公里，较严重流失面积有43万平方公里，特别严重流失面积为28万平方公里。
甘肃省定西县关川河小流域治理，采取山顶戴帽子——种树，山腰系带子——修梯田，山脚穿靴子——修堰坝的方法，用6年时间治理了1800平方公里的小流域区。
世界银行的代表高度评价它比万里长城更伟大。
关川河流域虽然面积不大，但它却是一项纪念碑式的工程，它既造福一方，也恩泽中下游，恩泽后代。
黄河在治理，长江也在治理。
1989年，长江流域防护林体系工程开始建设。江西省兴国县是长江防护林的示范县，然而20年前，这里的水土流失面积高达2/3，被称为南方的“红色沙漠”，地瘠民贫如黄土高原。英国水利专家查理斯目睹这里的情景，深感震惊。他说我在世界上走了很多国家，还是第一次看到水土流失这么严重的地方，如果你们再不治理，将来“兴国”可能就要“亡国”。
饱受贫困之苦的兴国人，终于明白了治水先治山的道理。全县上上下下采取各种办法植树造林，到1994年，基本消灭了荒山荒坡，人们的温饱问题也得到了初步解决。
从大禹治水到都江堰水利工程，五千年来我国人民在治水中积累了丰富的经验。但直到今天，我们还不能说已经成功地治好了哪一条重要的江河。
我国的老一代水利专家早在20世纪40年代就提出：治水的根本在于治山。
水情是国情的重要部分。水情的凶吉善恶与民族的命运息息相关。
过去，我们曾相信人定胜天；现在，我们开始懂得人类与自然的相互依存关系。只有尽最大努力恢复和保持良好的流域生态环境，才能使我们与水和谐相处。
回 首 大 地
民工潮。确实是像潮水一样铺天盖地涌动的民工潮。
中国农村的经济改革，极大地解放了农业生产力，但由于我国的人口太多，耕地又太少，农村的剩余劳动力逐年增多。虽然迅猛发展的乡镇企业吸纳了大约１亿人，但还有至少１亿多剩余劳动力。仅仅全国农村剩余劳动力中的几分之一，就组成了这声势浩大的民工潮。
重庆双流村村民熊光珍，家里共有八口人，因为地少，孩子们都出去打工了，忙乎不停的只有老两口。为了多打粮食，双流村的老人不得不精耕细作。地，实在太少了，并且正在越来越少。
在这里，路只有两行脚印宽。同大都市飞涨的地价一样，这也是一种寸土寸金。
双流村的今天，也许就是更多地方的明天。
我国幅员辽阔，居世界第三位。在960万平方公里的国土中，沙漠、戈壁、冰川、石山、高寒荒漠等难以被农业利用的面积就占了1/3，再除去天然草地、林地、水面和建设用地，耕地只占国土总面积的14％。相比之下，印度的国土不到我国的1/3，耕地却比我国多3000万公顷。
我国的人均耕地仅为0.11公顷，只有世界人均水平的1/3。
耕地是有限的和宝贵的。对于人多地少的我们来说，耕地尤其有限和尤其宝贵。
我国每年的各种建设要占用耕地50万公顷，相当于三年就会减少一个福建省的耕地面积。
河北容城。7年前，这里还是好耕地，但是自从被征作开发项目用地后，一直闲置着，如今，成了人们盖房取土的好地方。各种名目的开发项目占去了无数优质耕地，受伤害最大的是农民。
50多岁的冯德秀这几年家里的地越来越少，孩子们每天出去打工。老冯做梦也没想到，当了一辈子农民，这把年纪了只得改行，靠摆水果摊自谋生路。
好地就这么荒了，好土就这么挖走了。冯德秀说：“再过几年下去，这都得挖完了，都得挖成一条大河。将来这地永远也没法耕了，整个儿浪费了，祖祖辈辈也没法种了。”
在1992年的“开发区热”中，全国的开发区由117个猛增至2700多个，圈地曾达2300万亩，其中80%是耕地，而开工面积只有2%。土地成为最热门的紧俏商品，不知有多少人在批条子和“空手道”中发了横财，但这些被炒来炒去的耕地却大片大片地长期闲置不用，年复一年地任凭野草疯长。
北海原是广西沿海的一座渔港小城，作为大西南的一个出海口，多年来一直在寻找快速发展的捷径。在“开发区热”中，这里推出了土地的“低门槛”政策，凭着低价的优势，大量招商引资，北海因此而名噪一时。
从1992年到1994年，北海市批租土地近70平方公里，相当于旧城区的5倍，但是直到今天，这些土地大部分也没有开发。
美丽的北海也许不曾想到，“筑巢引凤”的结果，使政府面对着大片土地而束手无策，以至后来想在市区盖座图书馆的地皮也没有了。
据国有资产管理局估计，仅建设用地的闲置和低效利用这两项，国家每年就损失约800亿元。
建国以后，我们进行了持续的大规模开荒造田运动，累计开垦耕地5亿亩，有效地缓解了耕地资源紧张的矛盾。
曾经闻名全国的河北遵化市的沙石峪，靠铁锤和扁担在石头山上造出了高产田，那“万里千担一亩田，青石板上创高产”的精神，成为一个时代的象征。
随着经济的发展，土地的用处正在越来越多，耕地也在越来越少。
工矿企业要占地：到80年代末，仅乡镇企业占地就达8000万亩。
有用的东西要占地，没用的废物也要占地：历年工业废渣和垃圾占地已超过100万亩。
大城市的扩张和小城镇的建设要占地，并且占的都是最好的耕地。
新修的公路要占地，延伸的铁路网也要占地。
活人盖房子要占地，死人的坟墓还要占地：仅1988年一年，全国农村造坟就占地100万亩。
还有，沙漠在吞噬着我们的土地，水土流失在蚕食着我们的土地，全国每年因各种灾害损毁的耕地就超过200万亩。
尽管我们一直在大力开垦新的耕地，但是从1958年起，我国耕地总面积就开始出现负增长，到1986年的29年中，耕地净减少2.34亿亩，平均每年减少807万亩。
全国每年增加1500万人口，每年减少七八百万亩耕地，这一增一减，使我国的人均耕地在40年中下降了一半。
10年前，许多专家和官员就一再呼吁：照此发展下去，再过200年，中国大地上将无地可耕！
耕地危机已成为我国自然资源的首要危机。
土地是不能移动、无可替代又不能进口的一种自然资源。对于人多地少的我们来说，从现在起到整个21世纪的100年内，它还是一种在总量和人均拥有量上只会减少而不可能增加的一种资源。
我国的耕地少，后备资源更少，总量仅为世界耕地后备资源的1％，只有印度的1/10。我们的后备耕地大都处于边远地区，开采难度很大，而即使全部开垦出来，也只有1亿多亩。
严格节约用地，大力复垦被废弃的土地，是我们缓解耕地资源危机的主要出路。
全国因工矿建设和生产中造成的废弃土地估计已达5000多万亩，但是复垦利用率仅有2％。
全国各类破坏废弃土地的总面积约为2亿亩，而复垦率不到4％。
再看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等地广人稀、耕地充足的国家，废弃土地的复垦率都高达70—90％。
为了贯彻保护耕地的基本国策，各地对开发区占地进行了整顿和治理。
在开发区热中深受其害的北海市，下决心进行土地盘整，市政府忍痛让利5.5亿元，从开发商手中买回闲置土地。
曾频频出现于电视广告中的华北工业城，位于保定市开发区，占地3000亩。1994年，当它仅开发了500亩的时候，国家下达了治理开发区的通知。
为了复耕，当地政府和开发商达成协议，组织农民耕种。1994年7月，复耕了闲置几年的2200亩土地，当年秋季收获粮油作物21万公斤。
我们经常不得不面对这样的尴尬，绕了一个圈，又回到了原来的起点。开发区热把许多耕地开发成了一片荒芜，现在我们还要对它进行第二次开发，让这些土地上重新长出庄稼。
我国12亿人口有9亿在农村。全国村镇用地已达2.4亿亩，人均占地约180平方米，大大超过控制目标。如果都能严格按照人均100平方米的国家标准，全国就将增加耕地1.08亿亩。
耕地是我们的生命线。“民以食为天”。尽管现代科学技术取得了惊人的成就，但是人类的命运依然和土地紧密相连，维系我们生命的食物，依然绝大部分来自我们脚下的大地。
我国的耕地资源已经太少太少，我国的人口已经太多太多。
即使采取最严格的土地控制政策，我国每天还要减少1万多亩耕地。
即使实行最严格的计划生育政策，我国每天还要增加4万多张嗷嗷待哺的小嘴巴。
展望未来，越来越多的人必将面对越来越严峻的生存问题。
我国以占世界7％的耕地，养活了占世界22％的人口。这是一项奇迹。而我们的土地为这一奇迹付出的代价是，这7％耕地上的土壤流失量，占了世界耕地年流失总量的20％以上。
全国耕地每年流失的土壤多达33亿吨，平均所有耕地每年被冲走一厘米厚的土层。而大自然要花几百年的时间，才能造化出一厘米厚的土层。
在这片国土上，每年随水土流失带走的养分，已超过全国一年的化肥产量。
据第二次全国土壤普查1403个县汇总：土壤有机质低于0.6％的耕地占10.6％；耕地总面积的59％缺磷，23％缺钾，14％磷钾俱缺；耕层浅的占26％；土壤板结的占12％；土壤无障碍因素的耕地只占总面积的15.3％。还有土壤污染、沙化、盐渍化等等都在折磨着我们的土地。
我们的有限的土地已经太疲惫了。
我们的脆弱的耕地已经不堪重负。
我们说土地资源，不仅是指国土幅员，更是指生产性能良好的耕地。土地的质量不同，承载力就会相差不止几百倍。几平方公里的沙漠石山养活不了一个人，而一平方公里的良田却可以养活一两千人。
土地退化的最后结果就是，这片土地上的所有植物和动物都灭绝和逃离，当然也包括我们人类。
人类的活动已经把地球上10％的土地由森林和草原变成了沙漠，还有1/4的土地处于危险之中。
在自然界中，只有大树和小草是土地最好的朋友。
我们要保护好土地资源，最好的办法只有一个，那就是种树种草，增加植被。
甘肃省古浪县的八步沙紧挨着腾格里沙漠，年降雨量在100毫米左右，这里日夜躁动着的是风与沙，农田每时每刻都在受到流沙的威胁，人们每分每秒都生活在忧患之中。
八步沙，过去树草丰茂，只有八步的沙丘。几十年的时间，植被破坏了，这片土地荒芜了，滚滚流沙得寸进尺，八步沙成了茫茫无际的5万多亩的沙海。
沙漠把人们逼上了绝路。八步沙的六位农民站出来保护家园。
六个人的力量是微薄的。但他们不舍昼夜，星星点点，一种就是17年。
17年前的六位农民，有的老了，有的不在了，可现在治沙的还是六个人。他们像那子子孙孙挖山不止的愚公一样，代代相传，种树不止，治沙不止。
他们应该感到欣慰，种下的胡杨、梭梭大片大片地生长起来了，4万亩沙漠植被压住了沙丘，锁住了流沙，保护着沙漠中的农田。
他们又走向了沙漠，走进了那个已经讲述了17年的人和土地的故事。
宝 藏 的 命 运
这不是《西游记》里的火焰山。这是日夜不停燃烧的煤山。
不知道它已经燃烧了多少年，不知道它还要燃烧多少年，也不知道还有多少处煤田同时在这样燃烧。
在新疆的一幅火区图上，就标有42处火区。国家每年投入近千万元人民币组织灭火，但到本世纪末，也只能扑灭其中的六处。
我们比孙悟空遇到的火焰山多得多，可我们却找不到铁扇公主，也借不来她那把神奇的芭蕉扇。
从新疆、甘肃、宁夏，到内蒙、陕西、山西，再到东北，在我国的北方，到处都可以看见这样燃烧的火焰。
北部在燃烧。全国每年这样损失的煤炭资源，至少为几亿吨。
煤炭，作为一种不可再生的资源，是亿万年前的森林，经过漫长的地质演变而形成的。但这些宝贵的资源，却在这样白白地烧掉，这样轻而易举地付之一炬。
矿产资源都是不可再生的和有限的。随着人类社会的发展，我们对矿产资源的开发利用程度越来越高，我们对它们的依赖程度也越来越高，它们却在越来越少。
在我国，90％以上的能源和80％工业原料来自于矿产资源。
矿产资源构成了人类社会经济发展必不可少的物质基础。
旧中国不仅经济落后，也向来被看作“资源贫国”。建国后，国家对地质勘探十分重视，无数地质工作者风餐露宿踏遍青山，完成了全国65％以上地区的1：20万区域地质调查和95％以上地区的1：100万区域地质调查，基本上摸清了全国各类自然资源的数量、质量、分布、赋存状况及其开发利用的条件和问题。到目前为止，世界上已有的矿产在我国都找到了，有探明储量的达148种，查明16000多处矿产地，其中45种主要矿产的探明储量的潜在价值约10万亿元。
围绕资源开发形成了鞍山、抚顺、本溪、唐山、包头、马鞍山、大庆、攀枝花等许多工业重镇。
丰富的矿产资源，支撑我们建立起了比较完整的全国工业体系。
以前，我们总是自豪地说起，“我国地大物博，人口众多”。但如果实事求是地分析我国矿产资源的态势，我们是没有任何盲目乐观的理由的。
我国的矿产资源确实种类比较齐全，探明总储量居世界前列。但除煤炭以外，我国的多数矿产资源是贫矿多而富矿少，共生矿多而单一矿少，中小型矿多而大型矿少。在铁矿的保有储量中含铁量大于30％的富矿只占总储量的7.1％，90％以上的为贫矿。而如果按照西方国家含铁量50％以上才算铁矿石的标准，我国的富矿就更少。在能源中，优质能源石油和天然气只占探明能源储量的28％。我国有的矿种虽然号称储量大，但矿石品位低，杂质多，产地分散，因而开发难度大。
由于人口众多，我国的各单项资源的人均值都居世界后列，人均矿产资源不足世界平均水平的一半，仅排在全球第80位。
一方面是我国的矿产资源面临短缺，另一方面我们矿产资源的各种浪费和破坏又相当严重。
据专家介绍，煤田着火的原因，大部分是由于不规范的开采引起的。
发现有煤就随意采，哪儿煤好就上哪儿挖。由于乱采滥挖者总是采富弃贫，采易弃难，开采时又缺乏安全措施，更不讲究防范，致使煤层暴露氧化，引起燃烧。一座座煤山，就这样成了火焰山。
这不起眼的小矿口，这寥寥的几个人，挖走的煤并不很多，但它造成的破坏却是惊人的。据统计，新疆的小煤窑开采所引发的煤田燃烧，一年要烧掉原煤近一亿吨，直接经济损失约60亿元。
亿万年才形成的宝藏，在火焰中化为灰烬。这留在大地上的伤疤，记录着宝藏的命运，它也将告诉后人这里所发生的一切。
造成如此恶果的乱采滥挖现象，在全国范围内一度十分普遍。可以这样说，哪里发现了资源，哪里就能见到乱采滥挖的人群。
我们不但在吃祖宗的饭，我们还在断子孙的路。
在江西岿美山矿区的人们，眼下已顾不得考虑后代的事情了，这里现在就面临着生存危机。
在50年代苏联援建中国的156个大型项目中，岿美山钨矿是其中的三个钨矿之一，仅当时就投资2800万元。但是这一耗资巨大的工程，自60年代以来就不断受到乱采滥挖的困扰。进入90年代，民采愈演愈烈。在0.8平方公里的矿区，非法开采的民工多的时候竟有上万人。
民采的开采水平低下，对资源的破坏与浪费极为严重。这种开采的随意性极大，像老鼠打洞一样四处挖掘，破坏了矿脉的地质构造，致使大量钨矿石无法再开采。60年代初，地质部门提交给矿山的地质储量为45000吨金属量，除了矿山采出的一部分外，现在只剩下了几百吨储量。国家资源与其说是被采完了，还不如说被糟蹋光了。岿美山钨矿就这样闭坑了。
山还是那座山，只是被挖得千疮百孔，面目全非了。
资源被毁掉了，植被和地貌也被毁掉了，资源和环境都遭到了毁灭性的浩劫。
过去的十几年里，乱采滥挖遍及煤炭、钨矿、硫矿、金矿、铜矿、锌矿等各种资源，还使更为落后的土炼焦、土炼硫、土炼油、土炼金、土炼坤等等遍地开花。所有这些都是以资源和环境的毁灭性破坏为代价的。而我们为此所付出的，还远远不止是资源和环境的巨大代价。
中国有色金属报记者李友斌说：“中国在钨的储量、产量和出口量上都是世界第一，不仅有这三个世界第一，还有第四个世界第一，就是对钨矿资源的浪费也是世界第一。”
那曾经遍及各个行业、遍及全国大地的乱采滥挖狂潮，那为了发财致富而不惜暴殄天物杀鸡取卵竭泽而渔的行为，给我们留下了沉重的一页。
当今的世界上，恐怕再也找不出第二个民族，能像我们这样啃祖宗的骨头，这样绝后代的生路，这样见钱眼开、为富不仁，这样践踏法律、粪土道德。
这不仅是对国家资源的破坏，更是对民族精神的败坏；不仅是人民财富的流失，更是道德和人心的流失。
1995年底到1996年初，国务院下发了关于国家对矿产资源所有权的33号文件，并相继召开了一系列工作会议，再次强调矿产资源属于国家所有的法定原则。
一场全国范围内的矿业秩序整顿工作逐渐展开。截止1996年底，据全国23个省市自治区统计，查处违法矿山44153处，其中已处理36185处，无证开采的矿山已处理85.9％，超层越界开采的矿山已处理95％，其余违法矿山，还在处理过程之中。
通过这次治理整顿，全国300多个矿业城市的矿业秩序得到了明显的改善。
目前我国经济赖以发展的15种主要矿产中的7种已存在储量不足或资源紧缺的问题。虽然我们现在为了换取外汇大量出口原油，但我国可供开采的石油后备储量已严重不足。如按2000年国民经济发展目标，煤炭还有较大缺口，铁矿石缺口6000—8000万吨，铜矿储量缺少一半。
我国的矿产资源相对紧缺，而大量资源却在开采和使用过程中白白流失。
全国矿业采掘回收率普遍很低，最终利用率就更低。国营煤矿采矿回收率约50—60％，小煤窑仅10—20％。1989年我国煤炭产量10.4亿吨，动用资源储量32.5亿吨，如果将回收率提高到正常水平，只需动用17.3亿吨的储量。连同洗精煤回收率、运输损失率以及锅炉的热效率，全国煤炭资源的最终利用率只有10—20％，能源总利用率为20—30％，与日本、美国的50％相差甚远。据1984年对全国3000多个矿山进行统计，资源总回收率仅30％左右，比世界平均水平要低20％。
我国矿产资源的综合利用率也很低，许多共生、伴生矿都被扔掉了。在1800多个已开发矿山中，综合利用有用组分达70％以上的矿山仅占2％，利用有用组分达50％的矿山不到15％，而有用组分利用率在2.5％以下的矿山则占70％。铜、铅、锌、镍等多金属矿山总回收率仅在10—30％。而美国日本等发达国家一般可达66—90％。
我国是一个人均占有资源的小国，又是一个资源浪费的大国。1991年，我国的矿石采掘量已达50亿吨，在总量上超过了美国，但同年我国的国内生产总值却只有美国的1/15。
各种主要资源相对紧缺是我们的基本国情。
走资源节约和集约之路是我们的基本出路。
从1952年到1992年的40年间，我国的人口增长2.03倍，国民收入增长14.7倍，而同期能源消耗增长22.3倍，有色金属消耗增长40倍以上，钢的消耗增长59倍。这说明各种资源消耗量的增长速度大大超过国民收入的增长速度，我国的自然资源承受着比人口增长还要更为巨大的递增压力。
摆在我们面前的一个不容回避的现实是：我们既无条件与美国、日本等发达国家的资源消耗水平相比，也无能力与香港、台湾、澳门地区同胞的消费水平相比。
今天为数已经超过12亿的中国人，如果都达到美国人现在的人均消耗水平，那么我国的全部石油储量仅够开采两年，我国的所有森林将在公元2000年12月31日之前砍得一棵也不剩。
宝藏的命运和我们的命运紧密相连。
善待自然资源也就是善待我们自己。
蓝 色 的 国 土
小港渔市是青岛最大的渔市交易批发中心。每天凌晨，这里都热闹非凡。摩肩接踵的人群似乎比交易的主角鱼虾们还多。但这里却几乎见不到大鱼了。
当火红的渔市一旦连小鱼的踪影也没有了的时候，会是怎样的情景呢？
在北京，记者走访了十多家菜市场之后，才见到了国产鱼。
当有一天这琳琅满目的货架上全是进口鱼的时候，大海还会成为我们赖以生存的蓝色家园吗？
大海，生命的摇篮。当陆地因为承载了越来越多的人口而显得疲惫不堪的时候，人们自然把目光投向那片蓝色的沃土。
从南端的曾母暗沙到北面的鸭绿江口，南海、东海、黄海和渤海四海相连，这片470万平方公里的辽阔海域，构成了占共和国疆域1/3的蓝色国土。
根据《联合国海洋公约》规定，我国享有主权和管辖权的内海、领海、大陆架和专属经济区的面积广阔，大陆海岸线长约18000公里，6000多个岛屿的海岸线长约14000公里，沿海滩涂面积为20799平方公里；海底资源极为丰富：石油资源量451亿吨，天然气资源量14.1万亿立方米，海滨沙矿60多种，探明储量15.25亿吨；海洋生物资源种类繁多，达20000种以上，浅海滩涂生物约2600种；海域渔场面积广阔，最大持续渔获量约为470万吨。中国海洋能源资源总蕴藏量约为4.31亿千瓦。
大海似乎是无边无际的，但海洋资源却不是无穷无尽的。
我国的海洋渔业资源的可持续捕捞量约为300万吨，而在80年代中期我国的年捕捞量就达到了350万吨左右，1995年高达1026万吨。长期过量捕捞，已经使我国的海洋渔业资源严重衰竭。传统的经济鱼种如大小黄鱼、带鱼、墨鱼等已经形不成渔汛，大小黄鱼的产量由过去的年产几十万吨降到90年代的4—5万吨。捕捞的经济鱼类比重越来越小，质量每况愈下，一些低质小杂鱼和经济鱼类幼鱼竟占总鱼获量的60％左右。
造成我国近海渔业资源严重破坏的根本原因，是捕捞强度远远超过了资源的再生能力。黄海已经有十几种珍贵水产品绝迹，黄海和渤海的主要经济鱼类资源已经濒临枯竭，这一海区要再恢复到50年代传统的资源生态系统是极为困难了。
我们对近海渔业资源的利用已经达到极限。1955—1975年，机动渔船增加了40倍，总马力增加了50倍，捕捞总量仅增加一倍。和我国陆地上到处是人多地少的情况一样，在这片蓝色国土上，也处处是船多鱼少了。
我国的近海已经日益受到不同程度的污染。每年有80多亿吨的城市工业废水、生活污水和石油排入海中，近岸海域每年还要接纳约900亿吨养殖废水。
海洋环境的污染，造成着海洋资源的损失。污水使浮游生物大量繁殖，形成“赤潮”。近年来赤潮发生的次数、规模和持续时间都呈增长趋势，仅80年代末河北黄骅市的一次赤潮，就使对虾养殖业损失近亿元。
小鱼和对虾难逃厄运，美丽的珊瑚礁也未能幸免。
大自然赋予这些珊瑚礁神奇瑰丽的造型，还让它们担当了海底天然防护林的使命。
海南文昌市，从60年代初，当地人为了烧石灰盖房子，便成片成片地炸毁珊瑚礁，海水于是开始向再无遮拦的陆地侵蚀。自1980年以来，这里的海岸线以每年20米的速度向内陆侵蚀推进。
珊瑚礁没有了，台风更加肆无忌惮。台风过后，海岸上一片狼藉。这本是文昌市为了防止海水侵蚀，投资210万元修筑的人工防护堤，但在大海的愤怒中这一切都变成了一堆堆钢筋水泥的残骸。
80年代以来，我国海洋灾害发生频率急剧上升，其中相当一部分是人为因素造成的。
珊瑚礁、红树林、海岛和海岸天然林的迅速减少，海岸带生态系统的严重破坏，使自然灾害带来的损失逐年增加。90年代以来，我国海洋灾害所造成的损失平均每年至少为100个亿。
1994年8月，温州沿海地区遭受大风暴潮袭击，死亡失踪人数达1000多人，经济损失124.4亿元。
大海是迷人的，而美丽的海滨风光，更是海洋旅游资源的明珠。
但任何美丽的和有价值的东西，从来都不会被人们放过。于是，各种在开发名义下的破坏，就沿着海岸线蔓延开来。
在素有“东方夏威夷”之称的牙龙湾，人们在享受阳光、海浪和沙滩的同时，也不得不面对这样的景观。虽然按规定，这里只能建临时的木制结构的旅游码头，但是，1995年，三亚牙龙湾海洋俱乐部有限公司，在未办任何手续的情况下，私自占用了这片海滩。
在全国的49个海滨旅游城市和一些海岛，都不同程度地存在着开发无序，建设不合理的问题，甚至搞出了许多破坏自然景观和旅游资源的建筑垃圾。
海上交通运输业是海洋传统产业。面对广阔的大海，人们却常常举步维艰。尽管我国目前已拥有万吨级以上的深水泊位港200多个，但港口现有的吞吐能力已远远满足不了经济发展的需要，而且这些港口还在受到层层困扰。
按照规定，浮标周围200米的范围内不允许设置养殖筏，然而青岛的这些养殖户们却置若罔闻。
想在哪儿养就在哪儿养，这些人倒是自由了，结果是外面的船进不来，里面的船也出不去。到了捕捞期，航道上更塞满了密密麻麻的渔船。人们在向大海狂捕乱捞的同时，也为港口布下了天罗地网。一个亿吨级的天然良港，就这样被困成了死港。
充满活力的大海，始终在吸引着人类。大多数国家的沿海地区，都是经济最活跃的地区。世界上有60％的人口，生活在60公里宽的海岸带上。我国沿海地区的土地面积仅占全国的13％，就养育着全国40％的人口，创造的国民生产总值更占了全国的60％。
改革开放的18年，也是我国海洋经济发展最快的时期。大规模的海洋油气开发、海洋生物及矿产资源开发、滨海旅游等产业正日渐成为我国国民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1979年海洋经济产值只有64亿元，1990年达到438亿元，十年翻了两番半。进入90年代以来，我国海洋产业产值以年均30％的速度递增，1995年已达2200亿元，预计到2000年可达4000亿元，占国民经济总产值的比例将从3％提高到5％。
当人类共同意识到21世纪是海洋世纪的时候，也预示着海洋产业高速发展的时代正在悄然临近。
但是，我国的海洋资源和主权又同时存在着危机和隐患。南海丰富的油气资源吸引了几乎所有的周边国家插手开采，而日本在钓鱼岛的一再滋事，更提醒我们不可掉以轻心。海洋，是我们在未来重要的生存空间。
大海，充满希望的蓝色陆地。
大海，未来子孙的蓝色家园。
资 源 有 价
我国是生产钨的大国，储量、产量和出口量均居世界第一。1975年我国钨的出口量为0.98万吨，到1994年达到2.3万吨。可就在出口量不断增加的情况下，钨的价格却一路下跌，由一吨121.3美元跌到了现在的46.4美元，致使许多场矿停产、限产。
是什么原因造成了这种状况呢？看到这些乱采滥挖的人群，我们便不难找到答案。由于当地的资源能够给人们带来利益，便有越来越多的人涌向矿脉。而这种过量的开采，最后导致国际市场上供大于求。价格暴跌、企业停产，也就不足为奇了。即便如此，开采的狂潮依然不减，并且是多头出口，竟相压价，外国人坐收渔翁之利。人家各个击破，低价买了我们的原料之后，还说中国是廉价抛售资源，并对我们实行反倾销制裁。
这样做的结果，使得现在的销售价格，已经远低于开采成本。但利益驱使着人们进行着更疯狂的开采，最后导致的是国家资源的日渐枯竭。这个在人们眼里能使他们发财致富的资源，对于国家它早已无价可言了。
想想石油输出国组织吧。当年，他们联合限产提价，向发达国家，也向长期不合理的国际经济秩序讨回了一份公道。而我们，同是中国人，却为了自己的小利，在这里自相残杀，并且是为了更廉价地出卖国家资源而自相残杀。
长期流行的资源无价的观念，已经使我们付出了过高的代价。每时每刻国家的资源资产都在大量流失。不仅有这种看得见的流失，还有种种所谓“合理合法”的流失。
这是临江赛力特股份有限公司在挖硅藻土。这家公司是1993年吉林省为将当地资源优势转化为经济优势，与美国赛力特股份有限公司合资，共同开发临江市境内的硅藻土矿产，销往国内外市场。合资的比例是3：7，美方占七成股份。中方没有将硅藻土作为有价值的资源，使得美方取得了开采权和销售权的垄断态势。这一点，其实临江人的心里也很清楚，尽管人们嘴上不肯承认。这实际上是我们在把自己的宝贵资源在无偿奉送。
硅藻土生成于6000万年前的中生代。临江的硅藻土资源独占全国探明储量的53%，并且这里的硅藻土是圆盘藻，在硅藻土中属于质量最好的。
正因为美国人白得了这又多又好的资源，所以美方总裁在签约时激动万分，说他的事业已经达到了颠峰。
这千万年生成的硅藻土，换回的是一份美方给临江市政府的宣言书，上面写道：希望临江赛力特股份有限公司能成为人们为共同目标而努力奉献的光辉典范。
这苦涩的赞誉说明着什么？我们到底是太贫穷，还是太富有？是太大方呢，还是太不值钱？
在计划经济体制下，我们一直被资源无价的思想所支配，它是造成“产品高价，原料低价，资源无价”的价格体系严重扭曲现象的重要原因，也是造成资源巨大浪费和破坏的根本原因。40多年来，我国的资源能源消耗一直是国民生产总值增长率的2—4倍。
国民经济核算体系中没有资源的位置，使人们看不到经济增长的资源代价。以印度尼西亚为例，该国1971年—1984年国民生产总值年均增长率达7.1％，但世界资源专家将其砍伐森林、土壤侵蚀、石油枯竭这三项因素与经济发展综合计算，给出的实际增长率仅为4％。
资源无价和无偿使用，不惜牺牲资源以换取经济高速发展的状况，不能再继续下去了。
1991年，国有资产管理局会同有关部门，对国有资源的资产管理问题进行研讨，最后得出结论：摆脱我国资源困境的出路，在于对国有资源实行资产化管理，这也是促进自然资源可持续利用的有效途径。
山东省高清县的大河沟村是黄河边上的一个小村落。进入80年代以来，随着人口的增长，工农业的发展，这里有限的地下水越采越少，村里的井越挖越深，再加上降水不足，终于发生了水荒。
为了解决水荒，县里先后投资2000多万元，在黄河边上修建了引水闸、引水渠，把黄河水引到了各个村镇。66岁的陈尚思老汉祖辈六代居住在这个村里以种田为生，如今终于用上了黄河水。
虽说有了水渠也有了水，可陈老汉却赶上了祖辈都没碰到过的这样一个问题：他家一共种了十多亩地，每次浇地都要花八九块钱，一年下来就是一百多块。
古人说，“黄河之水天上来”。天上来的水当然不用花钱，但是今天，当这黄河水通过水渠流到大河沟的农田里时，它就不是无价的了。
黄河水的有偿使用，使农民们增强了节水意识，管灌、喷灌等节水的灌溉方法，也被人们普遍采用。
我国农业用水约占全国用水总量的87％，而农田灌溉水有效利用率只有25％—40％。如果农业用水的损失减少十个百分点，节约的水就将超过全国城镇居民的用水总量。
全国工业用水的重复利用率也只有20％—30％，由于水价过低，许多企业宁愿多交水费，也不愿上节水设施，因为浪费水比节水设施更“合算”。
国外的经验表明，水价提高4倍，企业的用水就会节约98％。
经济杠杆最能促使人们节约资源，资源有价才能更好地保护和利用资源。
我国宪法规定资源属国家所有，这不仅是名义上的所有，关键是强调资源的经济利益的国家所有性。实行资源有偿使用，不但可以充分体现这一点，在人们明晰产权的同时，也就能够对资源进行科学合理的开发利用，并使资源得到保护。
目前我国在资源资产化管理方面，还处于探索阶段，与发达国家相比，还有不小差距。近年国外矿产资源资产化管理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实行综合调查、综合开发、综合利用，这样可以避免资源的浪费和污染，确保开发的科学性和合理性，而且有助于国家实行统一管理。但这一切的前提是资源有价，资源的所有权和经营权的分离。资源的资产方为国家，负债方为企业法人。资源的开采实行有偿制度，经营权可以转让、出卖和抵押，这就保证了投资者和国家的利益，有利于资源的优化配置。
俗话说，物以稀为贵。随着社会经济的高速发展，人们突然发现地球上的资源原来是那么的有限，因此逐步认识到资源是真正的财富，是有价值的。
世界环境和发展委员会在1987年的著名报告《我们共同的未来》中指出：
“所有国家，无论贫富，其经济发展的衡量必须考虑到其自然资源储备的改善或消耗。”
资源的经济发展的物质基础。但在通常的经济增长指标中，人们却看不到这种增长的资源代价。事实证明，不惜牺牲资源以换取经济快速发展，所得到的只是一种虚幻的增长率，因为它损害的是我们国家持续发展的基础和能力。
只有将资源纳入国民经济核算体系，它的价值属性才会得到真实的体现。
资源资产化管理是使我们摆脱资源紧缺和浪费困境的有效途径。
它利在当代，福泽千秋。
庄 严 责 任
在河南兰考的一片泡桐林旁，有一座《焦桐碑》，碑文云：
焦裕禄同志1962年冬来兰考时，正值风沙、涝、盐碱三害肆虐的紧要关头。他深入实际调查研究，总结出“扎针贴膏药”的治理沙丘的办法，带头搞植树造林，亲自动手栽种泡桐。焦裕禄精神永远激励兰考人民前进。
焦裕禄，一位30多年前的县委书记，一个30多年来令人不忘的名字。
兰考人至今怀念他们的焦书记，已不仅仅是因为他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精神。随着岁月的推移，人们越发感到没有焦裕禄当年造林治沙的决策和努力，就不会有兰考的今天。
“看到泡桐树，想起焦裕禄。”如今，几百万棵泡桐遍布兰考大地，全县泡桐和农田间作面积52万亩，森林覆盖率为18%。当年焦裕禄亲自调查编号的1600多片沙丘，现在已经一块也没有了。
焦裕禄到兰考那年，农田亩产只有几十斤，而今亩产已达800—1000斤。
泡桐不仅制服了风沙，保护了农田，而且现在成为兰考的资源优势，全县20万农户中有1/4从事泡桐加工产业。1996年，兰考桐木加工量10万立方米，总产值10.8亿元。
兰考还有国内专业生产民族乐器的唯一一家乡镇企业，他们用泡桐制作的琵琶、古筝、扬琴等30多个系列的乐器，80%以上销往国外。
今天的兰考人是幸运的，因为他们是在良好的资源与环境的基础上实现了温饱之梦；而兰考人的后代也是幸运的，因为他们的温饱乃至小康有着可靠的资源保证。
30多年后的今天，人们终于看到了焦裕禄当年为兰考呕心沥血的真正价值。
千百年来，我们这个民族始终难以摆脱贫困，一直在为维持最低限度的生存而苦斗，实现温饱也就成为世世代代的梦想。但由于我们经常掠夺式地榨取资源，所以尽管有时候也能达到温饱甚至会有一时的繁荣，但随之而来的又总是长期的贫困和灾难。
现在兰考人与资源环境的良好关系表明，决定人与资源的关系状态的还是我们自己，不论是好是坏，原因在人，责任还在人。
面对资源环境这种千秋万代的事业，我们到底做了些什么，我们自己说了不算，而只能由后人来给我们做结论。
现在来看，像焦裕禄这样为官一任造福一方、并且能够经得起时间考验的人，是太少了。
如今我们面对资源相对紧缺的长期国情，就更需要这样的人，需要这样的眼光、这样的决策，需要这样真正对人民负责、对子孙万代负责的精神。
要对后人负责，这就意味着我们的工作不能急功近利，不会显赫一时，要求我们必须做出某种牺牲。
云南西北部的德钦县，像这样的原始森林在长江上游如今已经极为少见了。这里生活着5万多贫困人口，人们世代靠砍树为生，县里80%的财政收入也是靠砍树。山越砍越秃，环境和资源越砍越差，当地经济难以发展，人们也始终在贫困线上挣扎。
公路上川流不息出山的卡车拉的全都是木材。一年从这条路上运走的原始森林木材就至少有二三十万立方米。
为了解决财政困难，县里决定再砍伐100平方公里的原始森林。新修的公路已经逼近了历经千百万年而幸存下来的那片森林。可是，这种饮鸩止渴的办法又能维持多久呢？
兰考人种树治沙、脱贫治富和德钦人砍树毁林、越砍越穷的不同经历再次告诉我们，对待资源必须有长远的眼光，不然，我们就会遭受长久的报复。
北京林业大学唐锡阳教授得知德钦要砍树的消息，十分震惊。他说，我到欧洲，那里的好多国家连一棵原始森林也没有了，可是我们一说就要砍伐100平方公里的原始森林。他带领大学生绿色营，千里迢迢从北京赶往云南，就是想制止这一行为，挽救那片原始森林，挽救在那片森林中生活的与大熊猫那样珍稀的滇金丝猴。
资源与环境关系着我们每一个人，这是千秋万代的事业，同时也是千百万人的事业。
唤起更多的人的资源与环境意识，唤起更多的人投身这一事业，才能使我们在这一危机与挑战面前争取主动。
我们现在需要全社会的积极参与。我们需要来一次资源与环境的新的启蒙。
他的祖父梁启超先生是100年前中国著名的启蒙思想家。今天，面对满目疮痍的地球，梁从诫教授走出书斋，从事起绿色启蒙，希望有更多的人能成为自然的朋友。他发起组织成立的我国大陆第一家民间环境保护团体就取名为“自然之友”。
内蒙古的恩格贝沙漠，沙化面积超过1万平方公里。近几年来，在一望无际的沙漠中，生出了点点新绿。一批又一批的志愿者来到这里，为了绿色，与沙漠抗争。可是，所有这些志愿者，都是来自另外一个国度——日本。最先在这里种下第一棵树的，就是90岁高龄的远山正英先生。他是日本的治沙专家，据说已经把日本境内的所有沙漠全部治理完了，最后只留下了1平方公里的沙漠作为标本景观保留。这位老人于是就来到中国治沙。1996年，他们已经在恩格贝种下了第100万棵树。
这件事使梁教授心里久久不能平静。中国的环境毕竟还要靠我们中国人自己行动起来保护。他于是在“自然之友”协会发起了自费到恩格贝植树的活动。
1996年8月，他带领65名自愿者到了恩格贝沙漠植树。自愿者中有年逾古稀的老人，也有还没上学的孩子。两天里，他们栽下了2700棵树，也栽下了对子孙后代的承诺。
谈起那次恩格贝之行，梁教授说：“最大的感触就是，种树多难啊，种了还不一定能活。等我们离开的时候，再回头一看，那2700棵树基本上找不着了。在那么大一片的沙漠中，甭说2700棵，就是27000棵、27万棵又怎么样。所以我们在环境还没有破坏的时候就去保护它好不好？等到已经破坏了，树没有了，土地沙化了，你再去恢复那有多困难，要多花多少倍的力量，而有的地方即使花了那么大的力量，也基本上是不可能恢复了。”
什么事情都是破坏容易恢复难。森林被砍伐后，即使再种上树，也永远无法和原始森林的天然功能相比。前不久人们发现，柬埔寨吴哥窟附近曾有一片原始森林，于15世纪被殖民者所破坏。经过了500年的自然恢复时间，那片林地还是没有达到原来的状态。一片土地沙化之后，也许人们经过顽强努力，可以使它重新变成绿洲，但这种恢复起来的植被，只是相当脆弱的生态系统。至于不可再生的矿产资源，一旦被破坏，就是永远丧失。
我国北方日夜不停燃烧的煤田火焰山，每年至少烧掉几十个亿，有的是自然起火，更多的是乱采滥挖引燃的。这同样是引燃容易，而灭起火来却是一项艰苦缓慢又耗资巨大的工程。
早在1958年，在周恩来总理的提议下，就成立了以扑灭煤田火灾为主要任务的灭火队，几十年来，他们先后灭掉了6个大火区，每灭掉一个火区需要花费4000万元。
我们一直是在带着忧患感和危机意识在谈论资源。讲危机，是为了防止危机最终变成现实。在北京生活时间长一些的朋友可能都还记得，前些年北京一到春季风沙就特别大。1977年联合国沙漠化会议就将北京列为受沙漠化威胁的城市，1979年北京的报纸上发了这么一条报道：《风沙紧逼北京城》。因为有了这种危机意识，才有了后来年年不断的植树造林，今天北京的局部绿化生态环境才有了一定程度的改善，至少风沙是相对少了一些。
行动起来，我们就有可能缓解危机，甚至是制止危机。而如果闭眼不看危机，我们只能为此付出更沉重的代价。
利用好我们的资源，保护好我们的家园，需要每个人都行动起来，需要每个人都做出自己的贡献。
位于太行山深处的马峰村，生存环境恶劣，乱石遍布，村里的耕地都是在乱石坡上开垦出来的，那是全村人仅有的几块“保命田”。
1996年8月的一场洪水，把村里的285亩地冲走了235亩，仅存的是王家祖坟的那块地。为了全村700口人的生计，王聚德老汉说服家人把祖坟上的土献了出来。
王老汉的义举让人感动。但是马烽村遭到这场浩劫的根本原因，还在于植被破坏引起的水土流失。如果不尽快种树种草恢复植被，那么再来一场洪水，再把田里的土全部冲光，人们还能到哪里取找土呢？
耕地危机是我国自然资源中的首要危机，而严重的水土流失又使这一危机对于我们更加严峻。
有专家计算过，如果再不采取有力和有效的保护措施而任其水土流失，我国许多地区的耕地距离完全不能耕种的时间已经不远了。黄土高原大约再经过20—30年、长江流域和南方山地的一些地方大约再有5—10年，有些地方甚至再有两到三年，那些百万年形成的、生产性能良好的土层就将流失殆尽。
想想看吧，在一个像月球一样荒凉的家园上，我们和我们的子孙还能够生存下去吗？
著名作家黄宗英管她叫“大森林的情人”。
从少女时代起，她就迷上了森林。这迷恋已经持续了半个世纪。
1978年，身为南京林业大学教授的徐凤翔去了西藏，一到那儿她就被高原的绿色所深深吸引。三年援藏期满后，55岁的她又自愿正式调到西藏，在雪域高原开始了她人生的第二次创业。在西藏从事野外考察，她行程十几万公里，其中步行和骑马三万多公里，从珠峰大本营、藏北无人区到雅鲁藏布江大峡谷，她的足迹遍布高原。她建立起了我国第一所高原生态研究所，开创了对高原区域性生态综合考察的科研试点。从年近半百到年逾花甲，她在西藏奔波了18个春秋，探索那里的资源与生态的保护和利用之路。一本精美的大型画册《中国西藏山川植被》，既是她科研考察的副产品，也记录着她为那片土地付出的艰辛与挚爱。她说，西藏是我们国家和地球上的“最后一片净土”。她总是想，在这个资源与环境的危机与日俱增的时代，即使我们不能阻止破坏，也应该为后代多保留一些标本，让他们知道地球上曾经有过这些物种，让他们千万别再效仿我们这些愚蠢的祖宗。喜马拉雅山下的小木屋，就是她为那片高原留下的一座“科学小庙”。
前年，徐凤翔教授退休下了高原，她的女儿在美国定居，也希望她能和她们一起在那里度过晚年。那儿的环境确实很好，一见到那么多那么美的绿色，徐凤翔就心旷神怡，又于心不安。作为搞了一辈子森林和生态环境的科学家，两个国家的反差在她的眼里格外地大，想到自己的祖国还是那个样子，美国的环境越好，她就越是呆不安稳。住了没多久，她就回来了。
如今，徐教授在北京的门头沟，办起了灵山生态研究所。在这北京最高峰的脚下，她又开始了人生的第三次创业。在她的计划中，这里要建成一个保护灵山生态资源的基地，一个青少年科学普及的基地，还要搞一个西藏博物园。从西藏运来的几十种植物，已经在这里扎下了根。
徐凤翔想的是给后人留下一点什么。我们每一个人也应该经常这么想一想。
焦裕录给兰考留下了一片绿色，更留下了长久的福祉。
我们谈论资源，因为它是国家和民族的命脉之所在，也是我们的责任之所在。
《国情报告》指出：历史与未来留给我们及后代的回旋余地是狭小的，调整时间是短暂的，基础条件的苛刻的，发展机会是最后的。
如果我们再错过这最后的历史机遇，其灾难性的后果将难以想象，在下个世纪，我们的国家和民族将更加落后，在世界上就将没有我们的地位。
正是面对这样的现状及前景，我们才从来也没有像今天这样意识到我们的庄严责任。
我们面对的资源困境，虽然也有先天不足的因素，但主要是我们自己造成的，尤其是我们自己这一代人的时间里造成的。
从焦裕禄造林治沙开始，兰考人由贫穷到温饱，并为持续发展打下了坚实的资源环境基础，也恰恰用了一代人的时间。
这与全国相同时期内资源环境状况的迅速恶化相比较，就更显示出了人的作用。
人的不同眼光和不同决策，不同追求和不同行为，竟然能够导致如此不同的结果。
为了使支撑十几亿人的资源基础和发展能力免遭无可挽回的破坏，我们现在必须做出选择，我们必须做出某些牺牲。如果我们不选择未来，我们就得被迫忍受灾难的未来；如果我们现在拒绝做出部分牺牲，我们的后代就将付出更沉重的牺牲。
我们没有任何权利把一个破碎的地球和充满危机的未来留给我们的孩子。这需要我们每个人真诚地反省和无愧良知的行动。
我们这片国土上的自然资源，维系了中华民族的文明史，我们的子孙后代，还将依赖这些资源繁衍生息。
宝藏的命运和我们的命运紧密相连。
善待资源环境也就是善待我们自己。
登上长城之巅，
南方的长江黄河奔来眼底，
北国的草原大漠一望无际。
这是我们广袤而拥挤的家园。
这是我们美丽而清贫的祖国。
这是我们祖祖辈辈共同的家。
这是我们子子孙孙唯一的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