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 一 编
论 红 楼
《红楼梦》的研究方法
《红楼梦》是一个文学奇迹!它容许人们用不同的方法、从不同的角度解读、研究它，考证的、索隐的、评论的、欣赏性的、感受性的、逻辑实证的、心理分析的、信息论、符号学、结构主义的、接受美学的、社会学的、文化学的、历史与美学的等等方法。并且，它总能让人们有惊人的发现，取得不同的研究成果。乃至自清至今研究了二百多年，评《红》之作汗牛充栋，而仍不能说已经研读完毕，已"解其中味"，足见《红楼梦》所蕴藏的信息量之巨大!
《红楼梦》与其它世界级经典名著的一个共同特点是：它们的价值量，总是与它们所提供的信息量成正比。大仲马的《基度山伯爵》、《三剑客》等长篇小说，其人物形象的鲜明性、故事的生动性、表现技巧等等不可谓不高，畅销量惊人，但他的人物个人之间矛盾的尖锐，并不反映当时社会和时代的尖锐矛盾，他的历史题材作品并不真正反映历史，它们所提供的社会的、时代的、历史的信息量很有限，因此他在欧洲文学史上的地位和评价并不高，反而不及他的儿子小仲马的一本薄薄的《茶花女》。后者揭露了19世纪中叶法国资产阶级等级观的虚伪和狠毒，及其在爱情、婚姻、道德层面上的冲突，反映了当时社会或时代的一个横切面。这说明文学作品自有它应负的社会职能和历史使命。
经典的现实主义作家说："文学是社会表现"，这是"真理"。"一个国家的作品......形成一面照出这个国家的全貌的镜子"，"活在民族中的大诗人"，"一言以蔽之，就该成为他们的时代化身才是"。"莎士比亚、但丁、歌德、米尔敦，总而言之，有天才的人们全是历史的纪念碑"。(巴尔扎克)
经典的浪漫主义作家说："这本《悲惨世界》，既是你们的镜子，也是我们的镜子。""镜子说出了真理。""戏剧必须是一面浓缩的镜子"，"凡是在世界上、历史上、生活中、人类中存在的，一切都必然并且也能够在那里反映出来"。这不是"一面普通的镜子"，而是"一面集中的镜子"，"把微光化为光明，把光明化为火光"。(雨果)伟大的文学家们、杰出的评论家们都不约而同地把价值量、信息量大的不朽之作誉称为"镜子"。《红楼梦》就是这样的"镜子"，问题仅仅在于它是哪个国家、哪个社会、哪个时代的"镜子"。
当然，"人性"肯定是要写的。任何文学，总是在不断地写人性。从人类有了文学那一天起，就在写人性。但清醒的作家又总是始终在清醒地思考、探索、实现着这样一个逻辑序列或美学法则：文学一"人学"一人(第一要素)一般的人性一历史具体的人性一典型一典型环境一特定的社会环境和时代环境!任何优秀的文学作品，都经得起这个法则的检验，无论它是哪一个创作流派。最最现代主义的"超现实派"、"自我表现派"、"精神表现派"，也不可能拔着自己的头发离开地球。
因此，《红楼梦》等所有经典著作，它们的又一个显著特点是：历史内容的深刻性与莎士比亚化的生动性(在中国则是曹雪芹化的生动性!)的完美统一，作品的思想价值与美学价值的完美统一。鲁迅把《红楼梦》的成就，高度地概括为：它把"传统的思想和写法都打破了"。
从以上这一显著特点，便相应地产生出评价文学作品的"最高标准"。恩格斯在评论拉萨尔的《西金根》时说："我是从美学观点和历史观点，对你这篇作品提出非常高的、甚至是最高的要求的。")他在这里说的，正是历史与美学相统一的标准，历史分析与美学分析相统一的方法。
这一方法，即是从作品所提供的形象体系或美学事实出发，在作品所反映的作家的思想意识和时代所提供的历史条件三者的统一整体中，来分析作品的历史价值和美学价值。在理论美学上，即是把作品的艺术美--作家的意象美--时代的现实美作为一个整体，加以有机地考察。
这一方法，自然可以分别地用历史的尺度或美学的尺度，相对独立地论述作品的历史内蕴或美学成就；但从根本上讲，历史和美学两个尺度决不是油水分离，而是水乳交融的有机统一体。譬如"典型"无疑是个美学的范畴，但如果离开了特定的历史环境，把受过"五四"运动洗礼的中国先进知识分子的形象，描绘成"戊戌变法"时期的保皇维新派的形象，那就不成其为"五四"的"典型"，而是违背历史真实的美学上的失败了。
正像不能把考证的方法和索隐的方法简单地视同考证派和索隐派一样，也决不能把唯物史观的历史分析法和美学分析法，简单地误认作"社会学"，这种理论偏见，不利于"红学"的健康发展。诚然，脱离文本文学内涵与历史条件的庸俗社会学，和猜迷索隐派是有的，但它们的削足适履("红楼解我")，跟唯物史观的以履适足("我解红楼")，性质截然相反。如若足、履不辨，则诚如前人所云："犹夏虫不可语冰"矣!
《红楼梦》研究，并不排斥运用当代西方文论的任何尝试，当然也不应排斥"最古老"、"最有基础"的"传统"研究方法：作品与现实的"镜式"关系。文学是什么和怎样读，观点和方法历来分歧极大，只能见仁见智，各抒各见。
运用历史唯物主义的历史观和美学观来观察古典文学作品，常常会发现这样两种矛盾现象：一是就作品的历史内容而言：作家自以为在写什么，而客观上却反映着另外的什么。如"三言"中的《施运泽阙滩遇友》，作者自以为在写施某行善生财，客观上却反映着明嘉靖年间盛泽一带丝织业的资本主义萌芽状况。二是就作品的思想倾向而言：作家主观上虽未自觉到某种思想，而实际上却表现着这种思想。如列夫·托尔斯泰并未自觉到却实际代表着19世纪末叶俄国农民革命的民主思想。这两种情况说明：作品的客观世界有可能大于作家的主观世界，此即"形象大于思想"的美学法则。所以，"对一个著作家来说，把某个作者实际上提供的东西和只是他自认为提供的东西区分开来，是十分必要的"。
当然，这种"大"，又决不可能"大"到超越时代，而恰恰是某种时代条件的反映。因为，任何思想或任务，"只有当它所能藉以得到解决的那些物质条件已经存在或至少是已在形成过程中的时候，才会发生的"。它们深深地植根于特定时代的经济根源的变迁之中，是作家对这种正在变化着的社会物质条件的曲折的、尚未自觉的反映。因此，这里显然有两条基本原则须得遵循：一方面，不能把某一历史时代尚未提供而后世才始出现的、因而"我们所能了解的而古人事实上还没有的一种思想的'发展'硬挂到他们名下"；另方面，也不能抹杀当时时代业已萌发或出现了的新的因素，因而使得作家有可能"比他们的前辈提供了新的东西"。而"批评之所以存在，就是为了说明隐藏在艺术家创作内部的意义"，总之是必须"对每一特殊的历史情况进行具体的分析"。唯物史观要求"以一定历史时期的物质经济生活条件来说明一切历史事变和观念，一切政治、哲学和宗教(当然包括文艺--引者)"。
评《红》的首要任务，同样在于"说明"隐藏在《红楼梦》内部的深层"意义"，即作者可能尚未"自觉到的"，作品并未明文写白而又实际存在的"新的东西"。这个"批评之所以存在"的任务，跟我国历来"知人论世"、"以意逆志"的古训，其实是一致的。
本书试图运用历史与美学相统一的方法，从分析《红楼梦》所处和所反映的时代条件开始，然后进入全书内容、主人公性格和主题结构等分析，同时进行内在意义和客观性质的分析，力求给以这部古典宏著一个较为确切的历史定位和美学评价。
本书所解读的《红楼梦》文本前80回，是1980年前后中国艺术研究院红楼梦研究所新校注的大字本及其人民文学出版社本。它以庚辰本为底本，依其它脂本和程本校勘补齐，较之程高本更接近曹雪芹原著。
程伟元、高鹗的程高本尤其是程乙本前80回，对曹雪芹原著抄本(脂本)改动较大，不足为据。其后40回更非曹雪芹所续，反而对原著作了根本性的篡改、扭曲和误导，不仅不能作为解读文本，反而在解读时必须排除它的误导和干扰的(本书对它作了专篇辨析)。
《红楼梦》：中国历史
第三次大转折时代的镜子
《红楼梦》所处和所反映的时代，18世纪中国的清朝康、雍、乾时期，不仅是中国封建社会由盛至衰的转折点，而且是酝酿着新的历史大变动的时代。这个时代的本质特征是：
一方面，"封建社会的主要矛盾是农民阶级与地主阶级的矛盾"。这一矛盾到了曹雪芹的时代并没有变，其中包括农民与地主的矛盾，奴仆与主子的矛盾，人民大众与封建统治者的矛盾，反映为封建统治阶级内部的矛盾等等，决定了当时的时代，依然是一个典型的，然而已日趋衰亡的封建社会。同时另一方面，"中国封建社会内部的商品经济的发展，已经孕育着资本主义的萌芽，如果没有外国资本主义的影响，中国也将缓慢地发展到资本主义社会"。这一矛盾的发展变化，又决定了在曹雪芹的时代，已经酝酿着一次新的历史性的重大转折，开始逐步地、缓慢地进入一个新的社会大变动的时代。我们对于《红楼梦》本身的研究，必须牢牢把握产生这一伟著的上述时代特点。
为什么说封建社会末期的商品经济发展，必然孕育出资本主义萌芽?其历史过程粗略概括如下：
封建性自然经济(自产自足)：瓦解、分化出：
个体私有制的小商品生产(为卖而产)：商品经济、货币关系(如定额货币地租等等)。(高度发展)经营者，生产不是个别行业的个别现象，而是社会性的生产方式的转变和萌芽，三者相互渗透、结合。
商业一包买主商业一商业资本。
从生产关系到一般的社会关系之变(新兴市民阶层壮大一新生资产阶级)上层建筑之变(封建宗法、君权、家族、等级专制的没落，新制度的构想)意识形态之变(世风日异，新型的改良、变革要求一资产阶级革命)
资本主义社会。
关于中国资本主义萌芽的问题，史学界还有不同意见。但是，早至16世纪中叶的明朝中、晚期，在我国东南沿海一带，已稀疏地出现了首批资本主义萌芽性质的雇佣劳动，并且到了18世纪的乾隆时代又有了新的发展，这一点，看法较为集中，也较为可信。顾炎武所引《歙县风土论》，客观地记录了明中叶后商品经济和货币关系的发展，及由此引起的世风之日变：寻至正德末、嘉靖初，世风已"稍异"矣："商贾居多，土田不重"，"高下失均，锱铢共竞"；迨至嘉靖末、隆庆问，"尤异矣"："末富居多，本富益少"，"贸易纷纭，诛求刻骚"；及至隆庆、万历之时，"复异矣"："金令司天，钱神卓地，贪婪罔极，骨肉相残这种商品经济和货币关系的发展变化所引起的财产集中和阶级分化，终于使得一部分劳动力也渐渐地变成了商品，从而使得一部分货币变成了资本，出现了资本主义经济关系的第一批幼芽--雇佣劳动，及与之相应的劳动力市场："机户出资，机工出力"，"有力者雇人织挽"，工匠们"延颈而待佣用"，"匠有常主，计日受值"与此同时，这种雇佣劳动侵入农业的结果，出现了以出卖劳动力为生的长工和短工(忙工)，在地主和这些雇农之间，形成了主要以金钱维系的契约关系；并且，土地的自由买卖或商品化，土地的尤其是经济作物的"力本射利"的商业经营，农副产品的商品化，以及封建地租的货币化--货币地租等等，也逐渐地、日见明显地发展起来......如此种种，催促着封建性自然经济的渐瓦解，显示着封建土地关系进入最后形态，萌发出农业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最初特征。
这种种新兴的萌芽状态的经济因素，虽然仍囿于封建外壳的重重禁锢之中，并且它在中国封建社会的母体中孕育、滋生，经历了一个特别艰苦的过程(几乎用了整整四个世纪!)。但是，只要用政治经济学观点观察问题，那么，以劳动力变成商品为基本特征的工农业生产中的资本主义萌芽因素，毕竟在萌发、滋长着。萌芽就是萌芽，既不能对它要求过高，也不能因其细微而否认、抹杀它。这种经济领域新旧因素的兴替，正是明清之际出现"天崩地解"、"殆将有变"的时代局面的最终根源，它孕育着中国社会第三次历史大转折：从封建社会缓慢地转变到资本主义社会。
综观明清两代的上述经济动向，那么可以说，在整整几百年中，强大的、然而垂死的封建母体和微弱的、然而新生的资本胎儿之问在妊娠期的第一阵搏斗，始终在若断若续、时强时弱地进行着、发展着。而恰恰在清封建皇朝挣扎到"盛世"的乾隆时期，这股新兴萌芽势力也达到它自己的史前期的第一个高峰。旧剥削形态的最后一个波峰，和新剥削形态的最初一个波峰，它们之间的碰撞，无论对于前者或后者，从而对于整个时代，无疑具有更为充分的典型意义。而《红楼梦》这部伟大历史性巨著，正是以它特有的艺术魅力，客观地、高度现实主义地记下了这一切，从而成了形象的中国封建社会的没落史和中国资本的萌芽史--中国第三次历史大转折时代的史诗!
一、《红楼梦》所反映的
经济状况、社会关系之质变
《红楼梦》里的封建制度，依然是一座显赫、森严、血腥的"大厦"，然而业已"忽喇喇"将倾、"昏惨惨"将尽。底层(包括家奴)的反抗斗争摇晃着它的基石；它本身的腐败蚀空了它的内部；而商品、货币、资本的野草，从它的每一条裂缝中滋生，促使它崩塌得更快(注意：中国封建社会的衰亡，必须全面地看成是这三种因素相互作用的综合结果；其中，既不能否认资本的萌芽对母体的破坏性影响，也不能把它夸大为对母体的摧毁或动摇)。
曹雪芹当然还不可能真正自觉到他所反映的一切，更不可能深入到当时的社会底层，去直接揭露雇佣劳动制的产生和生产关系的演变；但是他在笔触能及的范围内，他所创造的形象体系所客观反映的世态演变，仍是十分全面、深刻的。这一点，邓拓、翦伯赞等前辈曾作过精辟的论述，这里仅补述几点：
譬如，贾府的奴婢制度，是这样一种三合一的奇怪混合物：鸳鸯一家是世代为奴的"家生子"(奴隶制残余的家奴终生占有制)；袭人是以"几两银子"卖给贾府为奴的，可以赎身(典型的封建性契约卖身制)；奴婢们又实行等级"月钱"(工钱)制：袭人等一等大丫头每月一两银子，晴雯等二等大丫头每月一吊(一千)钱，佳蕙等三等小丫头每月五百钱......这实际上是一种萌芽状态的佣工制，跟主子们的所谓"月钱"(零花钱)有本质的不同。而在长远的中国的封建社会，在盐、铁、纺织、陶瓷等等制作业中，广泛地实行着类似的三合一：奴隶性的终生苦役制("徒")，封建性的徭役制("卒")，计件计时的佣工制("僦费")，三者经历了一个长期混杂、缓慢演变的过程。史学家正是把社会生产关系的这三种成份的由量到质的演变，作为划分中国封建社会各个发展时期、发展阶段的标志和依据。那么贾府的奴婢制度，是否正是当时这种社会生产关系演变的一种"折射"呢?它曲折地反映着：在当时的社会底层，封建的生产关系怎样在局部地、缓慢地演化为雇佣劳动关系；同时，此后的资本主义等级工资制，又如何从封建社会末期的等级"月钱"制等等"计工受值"制脱胎而来，不过"在这里代替了(封建)特权的是法"--资产阶级法权。
在《红楼梦》中，更为深刻的变化还在：当时商品经济和货币关系对封建制度的经济基础--封建土地关系和农村自然经济的侵蚀瓦解。商品和货币的发展，加速了土地商品化和私有化的历史趋势，使得原来是皇族和贵族所有制的土地"国有制"(庄田、官田)，部分地、逐渐地转化为非身分性的地主所有制和近代的"自耕农民的自由小土地所有制"--即私有制(私田)。贾珍说，宁府的庄地"如今一共只剩了八九个庄子"，荣府的地田虽比宁府"多着几倍"，也只剩了"八处庄地"(第53回)。这里的庄地之急速减少，不马愚：《论艺术》是因为抄没"人官"，而是由于贵族们急需银两而私自卖掉的，所谓"添了许多花钱的事"，"那一年不多赔出几千银子来"，因此这是属于顾炎武早已指出的"富家之败，宕子急于售产"的时流!相反地，几代为奴的赖大家，单靠"月钱"和揩油藏掖，即使再"熬两三辈子"，是熬不到"楼房厦厅"，自雇"丫头、老婆、奶子"，"钱比他们(主子)还多"的"财主"地位的。这里面，陆续买进土地并予悉心经营，恐怕是这个少言寡语的奴才头头发家致富的真正诀窍，只要看看他如何善于经营"赖大花园"，即可见其端倪(见后文)。这是一个当时"乘机广收"土地的"有心计之家"的典型!正是由以上"售产"和"广收"双方的土地买卖关系，构成了当时的"田产之一变"!例如甄士隐"将田产折变"，王夫人给刘姥姥一百两银子去"置几亩地"，蒋玉菡在紫檀堡"置了几亩地"等等，都说明在"红楼梦"时代，"用钱买得的私有土地，则在增长着。土地的权力日渐衰微，而货币的权力则在增长。土地日益卷入于商业流通之中了"。这种"土地所有权之卷入商业周转，土地所有权之变成商品，是意味着贵族制度的彻底崩溃和金钱贵族的彻底高升"的，它预示着资本主义土地关系的渐趋萌发。
另一方面，在18世纪的中国，土地的商业经营已有如此的吸引力，以致曹雪芹不得不写下了这样一个饶有趣味的事实：赫赫"大观园"也可以变成商品，堂堂"闺阁千金"贾探春，她的那套"兴利剔弊"的方案，在当时恰恰是萌芽状态的资本主义土地经营方式!当探春发现：原来任何东西"都是值钱的"，都可以成为赚钱生利的工具--商品时，她就决定把园里的部分地产也当作商品来处理，使之"生利"。她把"大观园"化整为零，分片地租赁("包")给几个奴才，除后者们"孝敬"一些"钱粮"(实物地租)外，直接或间接地征收一定的"年利"--货币地租或租金(一年竞达"四五百银子的利息"!)。这样，贵族小姐就一下变成了土地出租者，而几个家奴则"欣然"变成了农副业小商品生产者。当后者们作为小商品生产者(即：她们的产品不是为了自给，而是为了"卖钱""取利")，她们所交的"年利"实质就成了货币地租。但她们本身又是劳动者，她们所出卖的商品，正是她们自己的"物化"了的劳动力，故此，她们向主子缴纳的"年利"，不止是作为小商品的那部分"剩余产品"(封建地租)，而且包含着出卖她们自己的劳动力所得来的一部分"剩余价值"，以"土地分红"的方式落入主子的腰包，因此这种"年利"实质又带有了"租金"(资本主义地租)的性质。
这里，土地的产权没有变，而人与土地、人与人的关系却变了。在把产品当作商品的奴才和把土地当作商品的主子之间，躲在她们背后支配着她们的，已是一条自发的"价值规律"：主子为地产的价值--"年利"而动，奴才为产品的价值--"取利"而动，双方"利欲熏心"，"登利禄之场、处运筹之界"，"使之以权、动之以利"成了最终动力，"窃尧舜之词、背孔孟之道"，把朱子、孔子"都看虚浮了"。所以脂评说得好：主子们如此"营心孔方"，实已"书香混于铜臭"矣!作者谓之"缮其辞者嗜其利!"这里的探春，是明季以来"分租"地主和经营地主的一个缩影。在这些探春们手里，"土地变成商品，变成获取金钱的机器"。正如马克思所说，不论这些贵族小姐"关于道德和政治的目的怎样大吹特吹"(譬如用朱子的《不自弃文》"提着"、"顾些体统"、"为大家齐心把这园子周全得谨谨慎慎"等等)，"不论他是不是仪表非凡的、充满幻想的狡猾的骗子，而在他内心里和现实中早已属于自由的工业和可爱的商业了"(拿宝钗的话说，叫做"流入市俗去了"!)
值得注意的是：这种带有资本主义萌芽性质的土地经营方式，在"红楼梦"时代，业已开始胜过传统的、处于末路的封建主义经营方式。在《红楼梦》中，妄图挽救封建家族颓势的理财方案有好几个，王夫人、凤姐、林之孝、宝钗们设想过"节用"或"节流"的方案，而真正提出了"开源"或"兴利"方案的只有两人：秦可卿的阴魂和探春这活人。秦氏方案以"祖茔、家塾"为根基，"多置田庄房舍地亩"等"祭祀产业"，既"没有争竞、典卖之弊"，又无"抄家人官"之虞，败落时还可"有个退步"，子孙又能"回家读书"，东山再起。设想固然是周到的，但可惜她的欲开之"源"，依然是业已走进了死胡同的传统的封建地租剥削!这对于当时业已卷入商品货币漩涡的、渴钱似命的末世封建贵族，还有什么急功近利的诱力和起死回生的意义?荣宁两府的"急于售产"的败家"宕子"们，已把原有的祖业尚且"典卖"得行将"精穷"了，哪里还顾得上长线钓鱼、多置田产?事实上又有哪个活人曾对秦氏的"永继长策"置之一顾?难怪脂砚斋要感叹此人的"生不逢时"了!对于当时"油锅里捞钱"的没落贵族贾琏、贾珍们来说，把现有的土地投入商业买卖，要比封建地租剥削现实而重要得多!时代的规律就是如此无情地决定着事物的命运，控制着人们的头脑，迫使暂占统治地位、然已日见悖时的封建主义生产方式，日渐退出历史舞台。结果是：探春方案上下称道，秦氏方案打人冷宫，活人战胜了阴魂，预示着一种新的生产方式注定要逐步取代垂死的传统方式了。
更值得注意的是贾探春的"兴利"方案。虽然她说是"我的新创"，实际上在当时早已不是"只此一家，别无分店"。贾府的"大观园"的此举，倒是效法赖家的"小花园"的，赖大把花园产业"包"(租)了出去，一年"足有二百两银子"收人，他的其它土地，肯定也是包租给别人耕种的，自己才成了"财主"。而这又不过是当时已日趋普遍的土地商业经营的一种折光而已。譬如在康雍乾之间，有一类专门从事农产品(尤其是经济作物)的商业经营的大经营地主，竞达到了如此过分的发展，以致雍正的上谕中也要加以干预，斥之为"废饔餐之恒产，以悻图赢余之利"了。《红楼梦》第79回所描写的夏金桂的"桂花夏家"，即是专门雇人种植"几十顷"桂花的商业性经营地主，又兼"非常富贵"、"数一数二"的大"行商"。他的种植目的，绝不是为。自己消费，而全然是为了出售("长安城里城外桂花局俱是他家的")，以获取货币利润，故而它已不是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而是一种为卖而种的商品生产。并且他的生产，也不是以个人劳动为基础的商品生产(单靠夏金桂寡母弱女或几个家奴是种不了"几十顷"桂花的)，而是必须以雇佣劳动(长工、短工)为基础的商品生产，在它的产品的商业利润中，已包含着佣工们的剩余劳动的某种成分了。只要看看康雍乾时期，农业、园艺业中采用佣工制业已如此习以为常，那么夏家的上述利润成分的变化，也就不足为怪的了。(注意：我们在这里仅仅是从人物的经济活动所客观透露的某种性质变化，来分析这些活动在当时时代的历史性演变；若据此进而推定这些人物本身的阶级属性和思想本质的变化--形象的典型性格的变化，那就过于简单、机械了，显然是不妥的。)
与此同时，更广泛的现象，则是封建地租的货币化趋向。商品和货币的发展，刺激得穷奢极侈的没落贵族地主越益贪婪地搜刮货币。以自然经济为基础的劳役地租和实物地租，再也满足不了贾府主子们的金钱欲望，迫使庄民不得不把越来越多的农产品投入市场，"被货币强加上商品的形式卷入交换之中"，以换取货币，改行货币地租。乌进孝向贾珍呈交的"租账单"，正是这样一种贡物、实物地租和货币地租三者的混合物，而后者(二千五百两银子)又正是从"外卖粱谷牲口各项"而来。这些实物，不管是庄户分散所卖，还是庄头集中所卖，还是庄主命令所卖，都改变不了封建地租日渐转化为货币地租的实质。事实上，从明至清，从地租到课税，以物折银的做法，早就"概行于天下"了。货币地租，乃是封建地租剥削的最后形态，是封建经济瓦解、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产生时期的重要特征。条件一旦成熟，它终将演化为资本主义的地租关系，在农业中也采用雇佣劳动，以获取纯粹的货币利润("租金")。封建主子们的这种日益增长的货币贪欲，大大加剧了对农民的经济剥削。即使在旱涝雹灾俱下的大凶年，宁府对黑山村的征租量也超过了一般剥削量的"几倍"，但仍仅仅够得上贾珍预期剥削量(五千两银子)的一半。主要不是天灾，而是上述这种种"人祸"，加速了农村自然经济的迅速破产和农村阶级的急遽分化：中、小地主的破产(甄士隐、王成)，自耕农的破产(王狗儿、刘姥姥)，最惨重的当然是广大佃农的破产："偏值近年水旱不收，鼠盗蜂起，无非抢田夺地，鼠窃狗偷，民不安生，因此官兵剿捕，难以安身。"而这，又不过是《仁宗实录》所载"大率因年荒谷贵，饥民掠食，纠集既多，遂敢焚劫村聚，抗拒官兵......"这一时代局面的高度概括和艺术反映。于是，地下的烈火在奔突，预告着一个农民运动风起云涌的新时代的即将到来!(《高宗实录》、《奏折》、《府志》、《通志》等等，就记载着王伦、林爽文等等大小数十起农民起义或准备起义的材料)--《红楼梦》如此精确地记录了中国封建社会末期，地主、农民、资本萌芽三股社会力量在经济领域的相互作用、激烈冲撞的酝酿过程，在中国古典文学中是独一无二的!
以上，我们从《红楼梦》本身所客观透露的材料，简析了那个产梦生《红楼梦》的时代在经济领域的物质条件的变迁--新旧生声劳式和生产关系的兴衰交替。而这，正是中国第三次历史大转折时代的一切动乱的经济根源。《红楼梦》以它的如椽之笔，记下了这场历史性的大动乱和阶级关系、一般社会关系的遽变：它通过贾府、甄府、甄士隐、林如海、妙玉等等四大家庭和世宦之家的盛衰沉浮，和贾宝玉、甄宝玉、巧姐、贾兰等贵族后辈的时乖运蹇，以及倪二金刚、蒋玉菡与袭人、贾芸与小红、茜雪等新生市民的地位抬升，描绘了一幅旧有仕宦世家纷纷沉沦，下层市民阶层日趋扩大，各阶级阶层急遽分化，整个封建社会激烈动荡的时代画面。《好了歌》及其注解，和"红楼梦曲词"，即是对这一时代局面的形象而概炼的浓缩："乱烘烘你方唱罢我登场"，"叹人世，终难定!"这场动荡的广泛性、深刻性和必然性，作者于开卷第一回更高度凝炼地把它概括成一句主题性的结语："乐极生悲、人非物换、到头一梦、万境皆空!"虽然曹雪芹还不可能真正理解这场变动的最终根源和历史趋势。而把它归结为"空"与"梦"；但是他的结语"人非物换"所包含的清醒内核，跟黄宗羲的"天崩地解"和顾炎武的"势穷当变"的结论，是完全一致的。
必须指出：上述经济状况和社会关系方面的时代特点，也正是产生曹雪芹、《红楼梦》和贾宝玉这样的具有新型的近代民主主义萌芽思想的作家、作品和人物的最终原因。这是阮籍、嵇康、陶潜、李白、杜甫等任何一个古代进步作家所处的时代所不曾也不可能提供的特定的经济条件和社会生活条件。当我们拿曹雪芹一《红楼梦》一贾宝玉与具有古代民主主义进步思想的作家、作品、人物相比较的时候，切不可离开了上述特定的时代条件。
当然，当我们考察了作家作品所处的历史条件之后，还须分析：他和他的作品是否确实反映了这些历史特点?他是用什么思想倾向反映的?反映到什么程度?怎样反映?事实是，《红楼梦》的现实主义深刻性和历史功绩，远不止表现在它不自觉地、客观地。
二、《红楼梦》所反映的
上层建筑、意识形态之质变
作者予以总体性揭批事实上，《红楼梦》的一个重点，恰恰是全面地反映时那个大转折时代，中国封建社会的上层建筑的质变：封建家族制的"家反宅乱"，封建君权制的"大伤天和"，封建宗法制的"箕裘颓堕"，封建等级制的"世法不平等"，等等。《红楼梦》的尖锐性、深刻性在于：它不是只着眼于某一家族、某一王朝的腐败，而是从中觉察和思考了整个"官俗国体"、"国体仪制"--即整个封建体制或专制制度的弊病，揭示它的衰败和"末世"之由，并且，它把这种揭露性、批判性的"干涉朝廷"、"讽刺时世"、"干涉政事"，织成了《红楼梦》的一个主题："伤时骂世之旨"!这是曹雪芹以前的任何一个古代的进步文学家所不曾达到的。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由于当时封建专制主义的腐朽，资本主义幼芽的萌发，新兴市民阶层的崛起，反映到意识形态领域，引起了人们的思想观念的质的变化。明清之际的思想界，形成了一股早期启蒙主义--人文主义性质的强劲思潮。这股时代思潮，反映着新兴社会力量的愿望和要求，代表着当时时代进步的方向和进取的时代精神。大批进取的思想家，一代代地抨击封建专制主义及其官方哲学：孔孟之道、程朱之理，阐发反对封建正统、"敢倡乱道"的新观点，提出变革、改良的新主张、新要求。
李贽"浪翻古今是非场"："以孔子之是非为不足据"，主张君臣应是朋友关系(宝玉："不以王位自居")，认为"女人之见"可使男子"羞愧流汗"，"男子不如也"(雪芹："须眉不若裙钗")!
黄宗羲痛斥君权专制："为天下之大害者君而已矣"，"敲剥天下之骨髓，离散天下之子女，以奉我一人之淫乐"(雪芹："朕躬禁锢"、离散"骨肉"、"大伤天和")。"臣之与君名异而实同"，臣"则君之师友也"(宝玉："不以官俗国体所缚")。
唐甄："凡为帝王者昏贼也"，提出"平(等)则万物皆得其所"的平等主张(宝玉："物不平则鸣"!)。
顾炎武提出"天下无不变之风俗"的变革要求，提倡"以公心待天下之人"，"不得以残害民"(宝玉提出"天地至公"，强烈反对"作践"女儿!)。
王夫之："天下非一人之私也"。"王道本乎人情。人情者，君子与小人同有之情也"(宝玉斥责"不能体贴女儿[女奴]的心"!提出"天赋情性")。
颜元反对"科举"、"八股"，"厌恶"功名："宁为真白丁，不作假秀才"，"举业"不过是"富贵利达"、"名利引子"，"八股之害，焚火"!(宝玉："平素深恶此道"、"不希罕功名"，斥之为"饵名钓禄"!)
李颇为"小人"辩护："未仕而稼圃者"亦可"风高千古"，"学无人而不可"，打破"俦类"(阶级、等级)界曼(宝玉赞扬香菱学诗为"地灵人杰"，他"并无上下贵贱之别")。
与曹雪芹同时期的大思想家戴震：为人"内刚外柔"(同脂评对宝玉之批"内阳外阴")，怒斥程朱理学的"天理人欲不容并立"，"革尽人欲"，说程朱的"理欲之辨"是"忍而残杀之具"，"尊者以理责卑，长者以理责幼，贵者以理责贱，上者以理责下"，是"后儒以理杀人"!(参对雪芹对女性、奴婢悲剧的揭露，宝钗说金钏投井没有"这样大气的理"!及宝玉对"折挫"晴雯们的怒吼。)戴震发展了"气化流行"、"气"生、"生人生物"、生"人、物之性"的元气论和人性观(参对雪芹和宝玉的"阴气、清气"钟女儿、"浊气"，钟男子的观点)。戴震从人的情欲出发，主张"以我之情絮人之情"，"情得其平"(参对宝玉这个隋种"寸女、女奴的不分等级的情与爱，和"世法平等"的思想)。--戴震与曹雪芹，是18世纪中国思想界和文学界的两棵参天大树，前者以理论为武器，后者以小说为武器，进行着同一场战斗，同样源于前人又超乎前人，同样成为那个大转折时代的两座丰碑，两座高峰!
而《红楼梦》，正是尤为重点地、主要地反映着当时时代的意识形态领域的大质变：批判"学而优则仕"的传统价值观和人生观("我又不希罕那功名"，"仕途经济学问"不过是"饵名钓禄之阶")：尊重人的"天赋情性"，尤其尊重女儿们(包括女奴们)的"尊荣无对"和"钟灵毓秀之气"；热情赞扬、支持、同情青年男女(包括女奴)追求爱情、友情，向往平等、自由的台理要求；萌发释放女奴"自便"的思想；主张给她们以与其"所秉"天性"至洽至协"的"人上之人"的社会地位......而处在这一切的中心地位的，即是贾宝玉式的带有近代人文主义和民主改良主义萌芽性质的"异样孩子"或新型"补天"--改良人物的登场，并且在中国古典文学史上第一次(也是惟一的一次)担任了主角!他开始提出"补天"(改掉"天"的不合理一面)、"济人"(给女儿、女奴们以"人"的权利)的变革要求，并且第一次将这一呐喊作为一部文学作品的核心主题。作者满怀悲愤地哀叹其"补天一济人"事业的失败，以及"天"与"人"的时代悲剧!《红梦楼》如此忠实地再现了中国封建社会末期从经济基础、社会关系到上层建筑、意识形态各个领域的历史变迁，如此全面地反映了中国第三次历史大转折时期新旧两股社会力量在经济生活、一般社会生活和精神生活各个方面的消长变化、兴衰交替的历史过程，表现出如此敏锐的历史嗅觉，这无疑是现实主义的伟大胜利!
巴尔扎克曾把文艺作品喻为历史的镜子。列宁誉称列夫·托尔斯泰是"俄国革命的镜子"。高尔基说："依据左拉的说，我们可以研究整个时代。"那么，我们完全可以自豪地说：《红楼梦》，无可争辩地是中国社会第三次历史大转折时代的一面镜子!
《红楼梦》中国早期的人文主义文学
《红楼梦》是为世公认的世界级古典名著，然则它在我国文学史上，应当给以怎样一个科学的确切的定性和定位呢?这无论从"史"的研究角度，还是"论"的研究角度，都是必须面对的问题。而这个问题的解决，观点和方法又具有首要的意义。因为"有时候，艺术家可能根本没有想到，他自己在描写什么；但是批评之所以存在，就是为了说明隐藏在艺术家创作内部的意义"
这里提出了文学批评的一条重要法则：作家很可能并未意识到他在写什么，而客观上恰正反映着什么；他很可能并未自觉到某种思想，而实际上恰正表现着这种思想。因此文学评论或评红的首要任务，正在于"说明""隐藏在"作品"内部"的这种深层次的"意义"，而不是满足于对文本的表面理解和就事论事的诠释。
一 《红楼梦》的八大思想特征
"文学价值的等级每一级都相当于精神生活的等级"。因此，"艺术品等级的高低取决于它表现的历史特征或心理特征的重要、稳定与深刻的程度"。泰纳的这一著名论断无疑是正确的，这位自然主义大师不乏十分现实主义的深刻论述。
关于《红楼梦》所反映的那个历史时代所特有的精神或心理特征，这不仅通过全书，主要通过它的核心人物--贾宝玉表现出来，而后者正是作者自己的人生经历和思想意识的高度理想化了的形象再现。
那么，《红楼梦》和贾宝玉的精神或思想，与以往的古典名著和"历来的风流人物"比较，主要表现出哪些重要特征呢?概括地说，有八大思想特征：
第一，反封建的全面性、深刻性、坚决性
过去的进步的古典作家，都曾对封建制度作过有力的批判；但是，他们的批判，又照例只限于这个制度的诸如婚姻制度、科举制度、官僚制度或门阀制度等某些局部的、狭隘的方面。《红楼梦》对封建制度的批判，已远远超出这些传统范围，除了上述诸项，它开始对这制度的宗法制、等级制、家长制、嫡庶制、纳妾制、奴婢制乃至君臣政治制度等各个方面，几乎作了全面的批判。它从一个超乎任何前人的新的历史广度，来批判这个垂死的封建专制制度。尤其是，《红楼梦》的反封建意识，绝非仅仅量的扩大而已，这种量的变化，终究是会引起质的变化的。它开始把男女之间、嫡庶之间、主奴之间、贫富之间乃至君臣之间等等的不平等，及由这种种不平等所造成的后者们的被禁锢和遭摧残，进一步看成是封建宗法制度和等级特权制度对人"茶毒"的结果。因此，它在全面揭露封建制度的上述各个组成方面的同时，尤其把"男尊女卑"、嫡贵庶贱的宗法制度和"富贵"等级特权当作中心靶子，集中火力，予以空前猛烈的批判。"女儿是水作的骨肉、男人是泥作的骨肉"，"日月山川之精秀只钟女儿"、男子不过是"浊臭逼人"的"渣滓浊沫"--即："女清男浊"，这一惊世骇俗的"奇论"，正是瞄准"男尊女卑"的宗法秩序，针锋相对地提出来的《红楼梦》的中心口号，成了贾宝玉的尽人皆知的行动准则。第7回，作者通过贾宝玉痛斥贵族等级特权--"富贵"二字对人的"荼毒"，使人变成"枯株朽木"、"泥猪癞狗"、"粪窟泥沟"，因此贾宝玉每每以"生在侯门公府之家"而深感"可恨"。此人与家族之问的贯穿全书的斗争，其实也是围绕"富贵"二字--即贵族特权的能否"仙寿恒昌"而展开的。第4回的"护官符"，概括地说，也无非财富官爵--即"富贵"二字，它是封建贵族的政治特权和财产特权的高度浓缩。但作者独辟一回以重墨写它，正是为总揭这种既"富"且"贵"的"护官符"或封建权势，是造成冯渊(逢冤)、英莲(应怜),的世间"冤孽"一人生悲剧的宿根，是专门制造女儿们的"薄命赋"的终因，最活这些"富贵"之家本身的"欺霸罹祸"、"必破家灭族不已"也在于此(有正本脂批)。这种"富贵""权势"所造成的悲剧，绝非个别的偶发，而是"如今世上""各省皆然"，脂评说：作者在这里是"把笔悲伤说世途"!《红楼梦》正是从当时整个封建社会的角度，来剖析女性们和中下阶层人们的命运和等级特权的罪恶的，表现出其批判的广泛性和深刻性，此其一。
其二，《红楼梦》对封建专制制度所由构成的各个侧面的批判是如此全面，以致它开始把它们统一成一个整体--即：开始把封建君权专制和封建家族专制作为整个封建专制之"天"来批判。它的所谓欲"补"之"天"，从全书实际描写看，是包括作为背景处理的封建皇朝和作为前景处理的封建家族的。特别是，它对封建君权的批判，不是停留在某个"圣上"或"昏君"个人，而是从"今上"深入。
到他所代表的"国体仪制"、"皇家规范"、"官俗国体"--即整个君主专制制度，进行深刻揭露和猛烈攻击。就是说，它开始把君权专制和君臣关系作为"体制"或制度，加以总体的批判和否定。这一点，是任何一个封建主义改良主义的政治家或古典民主主义的鸾学家所未曾达到的，是《红楼梦》所特有的思想深度和历史高度。
其三，《红楼梦》不仅揭露封建家族和封建皇朝的腐朽性，同时着重揭露它们的反人性--即对人(尤其是女儿们)的美好"情性"的禁锢和戕害。作者提出的问题是：对于这种"情性"，是给他们以爱情、婚姻、发挥才智等等方面的自由，不顾男女、主奴、贫富贵贱、"官俗国体"等等束缚地平等以待、友好相处，还是"不能照看，反倒折挫"，"狂飙"、"骤雨"、"蛊虿"、"鬼蜮"般地加以残害?贵族公子贾宝玉说："我只恨我天天圈在家里"；贵族小姐贾探春说："外头看着我们千金万金小姐何等快乐，殊不知我们这里说不出来的烦难，更利害"；而作者通过龄官，更把这个家族比作关人的"牢坑"；他通过元春的悲剧，直诉"朕躬禁锢"的"大伤天和"!这样，他就把书中所有青年男女的人生不自由、不平等，所有女人悲惨遭遇，"当日天下所有之女子"的种种悲剧，统统归咎于从封建家族到封建皇朝的专横暴虐，归咎于大小主子们的"男人气味"--即以男子为中心的宗法观念。作者随处所着意詈刺的"仁德"二字，在任意虐杀金钏、晴雯们的"操克夺之权"的"执事人"--王夫人和荼毒天女、抄没甄贾等府的"圣上"身上，变成了赤裸裸的"吃人"二字!因此，《红楼梦》所批判的封建制度的反人性这一点，恰恰是这个制度的专制性(宗法的、等级的专制性和家族的、君权的专制性)；他的批判所达到的深度，恰恰触及了封建专制制度的根本命脉和致命要害!
其四，《红楼梦》对封建专制制度，决非仅仅批判揭露而已。尤为深刻的是，他在此基础上，对它下了一个确定不移的结论：这个制度业已"运终数尽，不可挽回"!它已极不"太平"、万难"永治"、行将"易朝"换代!总之作者所写很明确的是这个制度的"末世"。《红楼梦》全书的思路，是从"补天"的愿望开始，经过"一番梦幻"亦即对封建专制之"天"的批判认识之后，最终答出"无材补天"的结论。这个"无材补天"，决非仅仅不许补天，而是无法补天!正如"话石主人"所说，此书"开卷言无材补天，作者自恨缺陷难补也")。作者和他的贾宝玉清醒地认识到：这个"天"已积疾难治、病人膏肓、无法补救、"不可挽回"。开卷神话楔子，作者通过"渺渺"、"茫茫"一僧一道，开宗明义地宣布："红尘中荣华富贵不能永远依恃"，已临"乐极生悲、人非物换，到头一梦、万境皆空"境地，石头竞欲人世补天，"不得意时，切莫后悔"!作者在这里预告得何等明白。因此作者撰写《红楼梦》一书，与其说是为了"补天"，毋宁说是为了宣布"天不可补"的结论。它绝非仅仅描写封建制度或封建社会由盛转衰的客观过程而已，更是为这个行将就木的制度宣判了死刑!《红楼梦》不单是一张病情诊断书，而且是一部死刑判决书!如此清醒而深刻的结论，又有哪一个古代"补天"人物所能作出?《红楼梦》的高度，恰恰是站在当时时代的制高点上；它所达到的深度，恰恰触到了当时时代已在酝酿过程中的历史发展必然趋势的深度!
基于对封建专制制度的上述种种深刻、清醒的认识，《红楼梦》的反封建的叛逆思想表现得前所未有的决然和顽强。全书一开始，作者就偏偏以顽石"自譬"，这显然是大有深意存焉的；接着，这块顽石"幻形人世"为"愚顽痴狂"的贾宝玉：他决"不守祖父根基、从师长规谏"，也不"留意孔孟之间、委身经济之道"，即是说，他既不愿"继业"，也决不"护天"，总之是"于国于家无望"。他并不像历来的某些士大夫进步文人那样，以进学为进身之阶，希冀藉此"点额成龙"、"鹏飞青冥"、跻身富贵、"致君泽民"，仅因仕途失意而发发牢骚、讽喻改革；他是一开始就反进学、反科举、反仕途，"平素深恶此道"，"懒与士大夫诸男人接谈，最厌峨冠礼服、贺吊往还等事"，决不跻身于"荣耀显达"的"为官做宰"之列，拒绝为这个制度服务，与"富贵"集团断绝关系。反而，他痛骂"国贼禄鬼"，斥责仕途经济不过是"饵名钓禄之阶"，攻击"忠臣良将"乃至"昏君"的"不圣不仁"。他所关心的始终是人--黛玉和迎春们、晴雯和芳官们、秦钟和琪官们的命运!当他认清"天不可补"和"人不可济"的事实，他毅然决然"悬崖撒手"，将满腔不了之情，化为"情极之毒"，化为断梦之刀，表现出其叛逆性格的石头般的顽强性。
第二，"毁僧谤道"和"背孔孟之道"
为要触犯当时的社会制度，就必须从制度身上剥去那一层神圣外衣"。因此，"一般针对封建制度发出的一切攻击，必然首先就是对教会的攻击"。这个"教会"，在西欧是基督教，在中国则是儒、释、道。
《红楼梦》里的僧道，作者明确地将之区分为两类：一类是"茫茫大士"、"渺渺真人"(幻化为"癞头和尚"、"跛足道士")和"空空道人，'等等神话人物，这类具有"补天济世之材、利物济人之德"(第1回)的僧道，其实是怀抱"补天一济人"之志的作者自己的"幻像"或化身，他们代表作者出来现身说法，形象地预告"天不可补、人不可济"、"人非物换、到头一梦"的结局，开宗明义地告白本书的书旨、人物、写法以至读法，以使读者"了然不惑"，所以他们实际上还是假托"僧道"而出现的作者自己。另一类是净虚老尼、马道婆、张道士、智通、圆心、王道士等真正的世俗的僧道，他们或趋炎附势、或谋财害命、或招摇撞骗、或堕人火坑，实在是披着神圣外衣的狡诈的骗子、杀人的帮凶，作者"毁"之，"谤"之，竭尽揶揄诮薄之能事，将当时之世僧道们的真相揭穿，所谓"和尚道士的话如何信得?"不过骗人坑人而已!
《红楼梦》里的神佛，也分两类：一类的"警幻仙姑"、"红衣女郎"、"芙蓉花神"等等，脂批说得明白：他们并非真是"皆因僧道而有"的"菩萨天尊"，而是作者的独创、杜撰或"幻造"(甲戍本第5回眉批)。譬如"警幻"，这个女神实际是代表作者介绍宝玉作为"天下古今第一淫(情)人"的特殊秉性，预示书中和"普天之下所有女子"的命运，警告切不可堕入当时之世"情"的"迷津"或悲剧，所谓"以警情者"。而"芙蓉花神"等等，不过是作者和他的贾宝玉对"清净女儿"们的精神敬仰的神化表述。宝玉说得明白：她们"不是成精"--成仙成佛，"规矩这样的人是虽死不死的"--精神不死!(第39回)所以这里的"神"，实在是作者和宝玉通过人文主义、浪漫主义的想像，对女儿们的人格和精神的崇高评价；她们的"不死"，毋宁说是她们在作者和宝玉的心中活着。故而这个"神"，实质仍然是人女!譬如贾宝玉说："古来并没有个洛神......今儿却合我的心事，故借他一用"(第43回)。他看着此"神"之姿之态，"不觉滴下泪来"，郑重献祭起来。这里，他很明确地把金钏当洛神，借洛神祭金钏，洛神=金钏。(无独有偶，但丁也是把他的精神爱的对象--贝亚德之死，从"地上"升到"天上"，把她作为崇奉的偶像，一种光明和真善美的象征--作为"神"，在《神曲》中带领他游历天堂。)第78回，作者先通过那个"小头子"明告读者："天上的神仙来召请"、变成"花神"等等是胡"诌"，不要相信。划清这个界线之后，才又通过贾宝玉说：像晴雯"这样的人必有一番事业做的"，她"专管"芙蓉花是人花两适，"此花也须得这样一个人去司掌"。这个"芙蓉花神"，在作者和宝玉心中，变成了对这位"心比天高"的低贱女奴之精神和人格的崇高褒奖，是对她"超出苦海"之后．从此可以做"一番事业"的浪漫主义想像。所以这一类"神"，决不是迷信，而是作为一个人文主义者的作家及其人物，对当时女儿们在现实人间横遭残害，只有到理想世界才得伸展美好天性，并希望这种天性得以保护、尊重和施展的强烈愿望的神话表述，归根到底是属于马克思所说："在想像中并通过想像去征服、支配和形成自然力"另一类是传统的释道的神佛，是"皆因僧道"捏造的"菩萨天尊"之类，实质是与人敌对的封建专制势力和等级制度的神格化。对于这类神佛，《红楼梦》予以激烈抨击，贾宝玉说："无论神佛死人必要分出等例，各式各样的"，这是"愚人"们制造的"异端"和"谎话"，皆因"当日有钱的老公们和那些有钱的愚妇们听见有个神，就盖起庙(塑了像)来供着"。所以他说："我素日因(最?)恨俗人不知原故，混供神混盖庙!"(第58、43回)他着重戳穿这些神佛是"有钱的"愚公愚妇所}昆造，批判鬼神也"分出等例"或等级，仅此两点，在当时实在已算十分深刻透彻的了。此外，全书对吃素念佛而实怀旱妇之心"的"王善人"和"虔心得道"而终属"虚诞妄作"、"伤了性命"的敬大爷的批揭嘲讽，亦笔曲而意明，作者甚至把"箕裘颓堕"的责任归咎于贾敬的不顾世事、潜心空门!
这里有一点需要辨析：《红楼梦》如此攘斥佛道，而贾宝玉最后又"悬崖撒手"(出家)，如何理解?须知：这一处理，与其说是接受释道影响，毋宁说是受到汤显祖的"梦了为觉、情了为佛"的启示。所以这一结局，从表面上、形式上看，似乎是遁人空门，因为从当时现实生活和艺术手法而言，没有比这更决绝又更现成的处理方式；但是实质上或实际上，书中开卷就交代得明白：这个"悬崖撒手"，不是成道成佛，而是宝玉从出家变回到"石头"的一个中介或过渡，最终这块"补天"顽石"待劫终之日，复还本质"，还是回到青埂峰，还原为顽石。--即他从"补天"顽石开始一经过贾宝玉的"一番梦幻"之后一通过"悬崖撒手"(出家)一还原到"补天"顽石结束。故而这个"悬崖撒手"，实是那块顽石的否定之否定，详细地说，是从开始时对"红尘乐事"--封建专制之"天"抱有极大幻想成分的一块顽石，"复还"到结尾时看透了专制现实，因而虽"本质"未变，然已不带任何幻想成分的一块顽石。"质本石来还石去"、"情不情兮奈我何"，"情情"之志虽以"不情"告终，但我还是顽石一块，你亦奈何不得!所以这个"情了"之"佛"，决非真的"空空"，而还是一个"情僧"。"僧"而依然冠之以"情"，佛门哪里去找?其实并非真"僧"、亦非真"石"，还是"贾宝玉"--曹雪芹!这一点，"二知道人"早有所怀疑，他说："宝玉悬崖撒手......吾不知其情了之后，为佛耶?为石耶?为神瑛侍者耶?抑仍返灵河崖上浇灌绛珠仙草耶?迷离惝倪，信乎欲辨已忘言矣"。实际上毫不"迷离"，也不"惝倪"，这个"悬崖撒手"，绝非真的皈依佛道、渡登彼岸，而是很明确地"复还本质"--即在艺术世界，宝玉与"世道"彻底决裂，归复到"补天"顽石；在现实世界，就是写书时的胸中虽怀"补天"磁石晶，但行动上已断绝"补天"枉举，"傲骨嶙峋"、"肝胆角芒"的曹雪芹自己!这一以"石"还"石"的艺术处理，跟贾宝玉的"毁僧谤道"的叛逆性格和曹雪芹的既"半生潦倒"又终生"用心世道"、决无出；世之念的实际生平完全一致，表现出其始终如一的石头般顽强的叛逆性!
除释、道外，对于儒家"道统"和儒教的鼻祖--"孔圣人"，《红楼梦》和贾宝玉似乎不乏恭奉之辞，如"孔子是亘古第一人"、"孔子的遗训不可忤慢"等等。但这照例只是此书的"皮里阳秋"，内中是大有文章的。譬如对于"父亲叔伯兄弟"，宝玉虽说因为孔子"说下不可忤慢，只得要听他"，其实亦"不过尽其大概的情理就罢了"，这个"偏僻"、"不肖"之子是决计谈不上"忠君"和"孝道"的。实际上，揭穿封建家族的"父不慈、子不孝"，倒是《红楼梦》的书旨之一，全书充斥这方面的"贬恶诛邪"之语。既然决不"留意孔孟之间"和"背父兄师之教"已成了曹雪芹和贾宝玉的性格特征和行动纲领，其人其书怎么还谈得上真的遵奉"孔子遗训"?事实上后者一转身就在"背前背后乱说那些混话"：什么除"明明德"以外的那些儒经圣典，"都是前人自己不能解圣人之书，混编纂出来的"(第19回)，"总是前人无故生事，立言竖辞，原为导后世的须眉浊物"的，因此进而"祸延古人"(第36回)，等等。这里的"另出己意"、"立言竖辞"、"混编纂"圣人之书的"前人"，不可能是别人，正是程朱之流；这里的被纂改、被"祸延"的"圣人"或"古人"，不是别人，正是孔孟等辈。只是曹雪芹身处因"侮慢圣言"、"毁谤程朱"而屡动文案的康雍乾时期，他对这几位前"圣"后"哲"的"侮慢"和"毁谤"，不得不这样地曲达之，"混"说之。
作者和他的贾宝玉其实很"狡猾"，他对付当时的险恶时世很有一套自己的策略战术。譬如贾政说(实际是从康熙到乾隆等"圣上"说)："四书最要紧"，他就跟着说："除四书外，将别的书焚了!"但转眼又说："除'明明德'外无书"，如是，四书中只剩了《大学》。然而当他看《会真记》时，黛玉问他，他说"不过《中庸》《大学》"，如是，就连《大学》也最终只成了"欷词艳曲"的掩护伞、挡箭牌，足见这里面的真假虚实。再譬如，他先以"圣贤"来揭穿"代圣贤立言"的时文八股，说这些东西"原非圣贤之制撰，焉能阐发圣贤之微奥?"继而他用"圣人"来否定"前人"那些"立言竖辞"的"前人"不过是不解"圣人之书"而瞎编混纂。而最后，他到底还是把"古人"或"圣人"也连根"祸延"和否定。--这种捧着"圣人"反"圣人"、打着"复古"的旗号搞革新的策略，只要看看明清之际那些进步的经学家、考据家们的惯常做法，即可知实在也并非是曹雪芹的不二法门，他只是沿用和发挥而已!(注意：曹雪芹所批判否定的，只是作为"孔孟之道"的"孔孟"，他对孔子其人及其历史地位，还是有正确的估量，所以他把他列入"堂堂正大之正气、千古不磨之物"的行列(第77回)，这一点他也是保持在明清间进步的汉学家们的思想水准上。)
至于《红楼梦》对封建礼教杀人的批揭，亦与同时代的指斥"天理"为"忍而残杀之具"的戴震恰成双璧。前者以文艺形式、后者以理论形式，同样指出了"尊者以理责卑，长者以理责幼，贵者以理责贱"，"后儒以理杀人"的血腥事实。即以第58回大观园的风波到第74回"抄检"而言，司棋、入画、晴雯、芳官、四儿等一大批女儿的被逐和惨死，就是在"正理"、"规矩"、"体统"、"王法"等等的井井礼法之下进行的，诚如戴震所说："所谓理者，同于酷吏之所谓法!"其实在曹雪芹笔下，全书众多女性的--无论是可卿式的，还是元迎探惜式的、钗黛式的、晴雯司棋式的等等悲剧，作者都把她们处理为"天"和"礼"之虚伪性和残忍性的殉葬品和牺牲品，所以他都予以悲悼和同情。这里面的多少多少条人命，如果不是把它简单地归结为"阶级斗争"和"政治斗争"，而是看作"仁德"和礼法的残杀，恐怕更符合作者原意。
第三，反封建的出发点--人和人性
曹雪芹和贾宝玉究竟为什么而叛逆?这个问题，对于理解作家作品的思想特点，具有首要和决定的意义。
他是因出身低微和门阀限制而叛逆吗?不是。宝玉自幼托赖"天恩祖德"，享受着"锦衣纨祷"、"饫甘餍肥"的"富贵荣华"，他已经是当时最高等级中的"活龙"和"凤凰"。
他是为仕途失意或政治倾轧而叛逆吗?不是。像宝玉那样的"功名无间及儿孙"的公府子弟，正如贾赦所说："可以做得官时就跑不了一个官的"，"将来这世袭的前程定跑不了"。事实上北静王水溶就特别赏识和抬举他，但他既不"委身经济之道"，更不凭藉特种权利去倾轧别人。
他仅仅是为爱情自由和婚姻自主而叛逆吗?不是。宝玉在周岁"抓周"时就是一个天生的"孽胎祸根"。那两首《西江月》所概括的"无能不肖"、"偏僻乖张"的叛逆性格，实际上在他认识林黛玉之前就已具备的了。
他是为宦途蹭蹬、穷途潦倒而叛逆吗?不是。宝玉倒是批判"为官作宰"和"富贵"特权，为贵贱颠倒伸张不平。所以他并不为"贫穷难耐凄凉"而向"富贵"挣命，倒是为斥责"富贵"而宁可忍受"贫穷凄凉"。--作者说：虽"茅椽蓬牖、瓦灶绳床"，"未有妨我之襟怀笔墨"，"其晨夕风露、阶柳庭花"，足矣! 他是因生于乱世、为避权贵而出世避时吗?不是。脂评屡屡 蔼道及：作者和他的贾宝玉是十分"用心于世道"、时时"干涉廊庙"、翻处处"有涉时世"的，他倒是为无法"补天"而"自怨自叹"、怅恨终灞生，等等。要看来，古来的那些"封闭在个人单子里"的进步作家们的几种，那么，曹雪芹和贾宝玉的激烈批判封建专制制度的叛逆性，究竟是从什么基点出发的呢?是从女!"作者自云"说得明白："因何而撰是书哉?"只因"念及当日所有之女子......其行止见识，皆出于我之上。何我堂堂须眉，诚不若彼裙钗哉?......闺阁中本自历历有人，万不可......使其泯灭也"，故而他要形诸笔墨，"亦可使闺阁昭传"。作者所说的"当日所有之女子"，也就是在"太虚幻境"的"薄命"等"司"中的"普天之下所有的女子"，其高度典型化的体现，即是贾府的"彼家上中下三等女子"--金陵十二钗。因此，如果说《儒林外史》提出："一代文人有厄!"那么《红楼梦》则是大声疾呼：一代女性有厄!前者仅仅哀叹儒生们的生不逢时，后者则是控诉被封建专制制度的"四条绳索"捆绑在最低层的女性们的悲惨命运(因而她们恰恰最能代表封建社会的广大最低阶层)。前者仅仅揭露"文道"--即封建科举制度的沦替，后者则是宣判"世道"--即整个封建专制制度之"天"的行将寿终正寝。前者的"我道不行"，归根到底还是"儒道"，仍未越出封建主义的传统范畴；后者则恰恰是"背孔孟之道"，而酝酿着一种新的"仁道"--人道，表现出一种历史性的突破。所以，《红楼梦》所提出的"使闺阁昭传"的任务，若囿于传统的基点，单凭正统或"道统"的思想武器，已不足以完成；它必须从更深的基点出发，运用更新的思想武器始得成功。
那么《红楼梦》对女性们的支持和同情，又从什么更深的思想基点出发呢?从人和人性!"女儿是水作的骨肉"--令人"清爽"，"男人是泥作的骨肉"--"浊臭逼人"，作者和他的贾宝玉按人性之清浊，把人分为两大类："女人"和"男人"，实质是在封建宗法制度下命运不得自主、最低微、最卑贱的广大女性，和这个制度的主宰和代表--从家族到朝廷的男性统治者。所以他在热情褒扬"女人"的同时，把"士大夫诸男人"、"忠臣良将"乃至"圣上"也归入"浊气一涌"的"臭男人"之列，痛揭其"君不仁、臣不良"；他对"父亲叔伯兄弟"也不过"尽其大概"，揭其"父不慈、子不孝"，竭尽"贬恶诛邪之语"。--《红楼梦》在中国古典小说中，第一次用人性之"清浊"为口号，把传统的"男尊女卑"的宗法秩序，兜底颠倒过来!
在曹雪芹和贾宝玉看来，女人的这种"清爽"的人性或"情性"，是天赋的："老天生人再不虚赋情性"(第48回)，人皆秉"正邪"二气所生(第2回)，"凡山川日月之精秀，只钟女儿"(第20回)，他把她们看成"天地钟灵毓秀"之所秉，"老天、老天，你有多少精华灵秀，生出这些人上之人来!"(第49回)所以他不是按传统的等级为标准，而是按反等级、超等级的天赋人性或"情性"，按人性之清浊为标准，来重新判别和划分人的高低贵贱。他有玉而黛玉没有，这玉就是"人之高下不择"，他狠狠地摔掉不要；只要长的"实在好的很"的，即使是平民女儿，也该"生在这深堂大院"，"没的我们这些浊物倒生在这里"；"心比天高"而"身为下贱"的女奴晴雯，更须与孔子、诸葛、岳武穆等圣贤将相同列(第77回)。--《红楼梦》在中国文学史上，第一次明确提出人性"天赋"的口号，并用人性为惟一标准，把传统的宗法等级秩序颠倒，来重新考虑和安排新的人间秩序，只不过它在表述上，用的照例是"痴话"、"呆话"、"令人囫囵不解"之语。
作者和贾宝玉把这些不管奴婢、小姐的"人上之人"，奉扬得如此之高，他不仅把她们想像成"神"(如茗玉小姐、晴雯和黛玉，警幻仙姑不过是她们的集体化身)，而且作者通过甄宝玉说："这女儿两个字，极尊贵、极清净的，比那阿弥陀佛、元始天尊的这两个宝号还更尊荣无对的呢!"(第2回)若换成西欧的说法，这就是说：人比神尊贵，女性比上帝还尊贵!--这又是《红楼梦》首创的千古奇论，索性用人性的尊贵去比垮神权的威严，把人与神的地位颠倒，不过用的依然是纯粹中国式的表述。所以他的贾宝玉对女)"十分诚敬"，决不像当时别的男性主子那样"唐突闺阁"。
西欧的人文主义者莎士比亚的哈姆雷特说："人是一件多么了不得的杰作!......在行动上多么像一个天使!在智慧上多么像一个天神!宇宙的精华，万物的灵长!"曹雪芹的贾宝玉说："人为万物之灵"，女儿是"山川日月之精秀"，比神还"尊荣无对"!莎土比亚用不分等级的"人"和人性来对抗中世纪的"神"租神学；曹雪芹则是在中国这块宗法观念特别浓重的特定土壤上，把人和人性进一步具体化为不分等级的"女人"或女性，来对抗等级专制之神和孔孟之道、程朱之理。当然莎氏在描写爱情的作品中，"他的可爱而又古怪的妇女们"(恩格斯语)也是占着一个特殊的地位。"文艺复兴运动"的著名研究家雅各布·布克哈特，因人文主义作家们"首先认识和揭示了丰满的完整的人性而取得了一项尤为伟大的成就"，而把它誉为"人的发现!"那么这种发现在曹雪芹那里，首先并进一步具体地表现为"女性的发现"!并且，他第一次从人的本性这一根本，从"普天之下"即全社会的角度，把这一发现作为一部宏著的主题性旨意加以阐述和发挥。这在几千年来宗法专制特别严重的中国，是一个十分了不起的发现!一个十分大胆的行动!《红楼梦》"对于人性(尤其是女人的"情性"--引者)的每一种类型和表现"，作了如此"有力而丰富的描写"，我们同样可以说，"它仍不失为是一切近代诗歌的滥觞"，一直到"五·四"时期而发扬光大!
人和人性的问题在《红楼梦》中已占有如此重要的位置，以致我们可以这样来概括它的全部内容：作者和他的贾宝玉是从人和人性之"清浊"出发，愤怒斥"天"(伤时骂世)而热情"济人"(不致使"裙钗"们"泯灭")，从而萌发出"补天"的强烈要求，希冀专制之"天"作出一定改革，从极端的反人性改变得较为有人性，最后以"无材补天"即无法补天一无法济人而告终，这就是贾宝玉的悲剧和《红楼梦》的主题所在!
第四，人性平等、人性自由和人性爱
基于上述这种对女儿们的清水似的洁净"情性"的颂扬，《红楼梦》针对封建等级"次序"而主张给予女人的平等、自由和友爱，首先表现为超等级的人性平等、人性自由和人性爱。
第48回，当贾宝玉发现苦命人香菱表现出同小姐们一样的诗才，欣喜地说："天地至公!"这种欣喜，是因为他在香菱身上毕竟找到了"老天不虚赋情性"的例证，看到了"老天"公平地赋予不管奴妾小姐以同等"情性"而庆幸。因此这种"至公"，等于说"老天对人在情性上毕竟是公平的"，是一种天赋"情性"的公平，一种幼稚的尚处朦胧状态的人性平等观念的幼芽。第77回，贾宝玉甚至把"身为下贱"的晴雯跟孔子、诸葛、岳武穆等圣贤将相相提并论，也是因为这个"心比天高"的、丫头，其人格与圣贤将相们同属"堂堂正大随人之正气，千古不磨之物"。这里他也是用超等级的人性的平等，打乱了历来的封建等级划分，难怪袭人提出抗议，晴雯"纵好也灭不过我的次序去!"
"撕扇子作千金一笑"，贾宝玉在一大段"呆话"之中透露出一个发人深省的观点："这些东西原不过借(为)人所用"，各人的"各自性情(即个性)不同"，"你爱这样，我爱那样"，都"可以使得"。任何"值千值万"的古董扇子、玛瑙碗、玻璃缸．只要人的"各自性情"--个性需要，都须为他服务，都无足惋惜。贾宝玉把这种"性情"或个性，看作比任何贵重的物件更贵重，再贵重的东西也必须为它"所用"，纵然这种"性情"只是卑贱女奴的个性，甚至哪怕表现为她的任性，也同样应当爱怎样就怎样，都"可以使得"。--这是一种多么鲜明的个性尊重、个性由!基于这样一种尊重态度和自由观念，因此他进入大观园后，把"或读书，或写字，或弹琴下棋，作画吟诗，以至描鸾刺凤，斗草簪花，低吟悄唱，拆字猜枚，无所不为"的自由生活，看成最理想、最合意的生活，"十分快乐"。同理，他把在当时条件下，凡能发挥女)的才情智慧、由"性情"的一切"外务"，如组织诗社等等，都当作"正经大事"，要"大家鼓舞起来"。并用"平章"二字像"共同议政"那样郑重其事地来对待。
贾宝玉常"骂小厮们蠢，不能体贴女，女人的心"，他说："原该多疼女儿些是正理。"这个"理"，是建筑在他的"意淫"基础上的一套新奇道理；而所谓"意淫"，是"独为闺阁增光"的这位"闺阁良友"所"独得"的一种纯洁感情，实质是对女人)的"精华灵秀"所钟的天赋灵性的人性爱，是对女的人格和心灵"十分诚敬"的一种精神爱(参见《"太虚幻境"的现实意蕴》)。这种爱，跟"皮肤淫滥"截然对立，所以晴雯的嫂子灯姑娘说："成日家听见你风月场中惯作工夫......我也料定你们素日偷鸡盗狗的......谁知......我错怪了!"(第77回)贾母说："只他这种和丫头们好却是难懂。我为此也耽心......必是人大心大，知道男女的事了......细细查试，究竟不是为此，岂不奇怪!"(第78回)这一对从"泥猪癞狗"堆里滚过来的老少，怎能理解一位"天下古今第一淫(情)人"的纯洁的人性爱?曹雪芹和贾宝玉把女人的这种向往平等相待、由交结和友爱相处的天性，看作是至高无上的，决不可"唐突"，他说他为"这些人"和"这些事""死了也情愿"。事实上曹雪芹正是为使"裙钗"们的这些过人的"行止见识"得以"昭传"而撰写是书，他企望封建专制之"天"能给她们以与她们的美好"情性"相当的待遇和地位--人的地位，也就是《芙蓉诔》说的："相物以配才"，"至洽至协，庶不负其所秉赋也"。他的人间样板，即是任凭丫头们来"糟塌"、"越不成体统了"的怡红院；而他的理想的女儿国--"太虚幻境'正是这样一个与女儿们的"聪俊灵秀"之气相适应的"幽微灵秀地"，是没有"浊物"们来污染的"清净女儿之境"，是一个以"意淫"--爱人为准绳的新型的"情天"。故而《红楼梦》作者的欲补之"天"，是忍而杀人的"理天"；而他的向往之"天"，是济人爱人的"情天"!
那么，《红楼梦》的这种独具一格的人性观念，是从什么理论基础上生发的呢?
第五，人性观的哲学基础--元气自然论
第31回"因麒麟伏白首双星"，决不是基于"前生命定"的迷信谶语，而是作者借助元气自然论而故设的情节性埋伏。他通过湘云说："天地间都赋阴阳二气所生，或正或邪，或奇或怪，千变万化，都是阴阳逆，多少一生出来人罕见的就奇，究竟理还是一样。"而"阴、阳两个字还只是一个字......不过是个气，器物赋了成形"。这段议论，跟从《易经》以来，荀况、王充、张载乃至王夫之、戴震的唯物主义的元气自然论思想，是完全一致的。他们说："天地含气之自然也"，"天地合气，万物自生"(王充)；由一"气"而生阴阳"两端"(张载)；"天地合而万物生，阴阳接而变化起"(苟况)；"近取诸身"--男女之别，"远取诸物"--万物生焉"(《易经》)；故而"天地之化，人物之生，皆具阴阳二气"(王夫之)；"气化之阴阳......万物之流品，莫不会归于此"；而所谓"器"，"形而下犹日形以后"者谓之"器"；所谓"理"，气生万物之"不易之则，是为理"(戴震)；程朱"将理、气分为二事，则是气外有理矣"，"将使学者皓首茫然，求其物不得"(王夫之、戴震)。--其中明清之际的元气自然论者，针对作为封建纲常伦理和唯心主义人性论的哲学基础的宋明理学--亦即"适成忍而残杀之具"的"理欲之辨"，进行了激烈的批判!这批元气论的唯物论者，在"气生万物"的基础上，提出了自然主义的人性论：人与物"皆因气而生"，因"禀性受气"不同而"种类相产"；所以"人，物也，万物之中有智慧者也"(王充)；而全然由于秉气之"清浊"，而分人性之"贤恶"(张戴)等等。这种"气化流行"的观点，到了曹雪芹那里，即是：天地问的人、物"都赋阴阳二气所生"；"人为万物之灵"；秉"清明灵秀"之正气而生仁者，秉"残忍乖僻"之邪气而生恶者(第2回)；男人即是"浊气"所生的"泥做的骨肉"，而女人是"老天"或"山川日月"的"精华灵秀"之气之所钟，所以被形象地喻为"水作的骨肉"，是"人上之人"!元气自然论，为《红楼梦》的"女清男浊"这一人性论口号，提供了有力的理论根据，使作者得以继承和发挥它的"乖僻邪谬"之语，来抗击历来的"将相本有种"和当时的"天命之性"决定贤愚贵贱(程朱)的先验主义人性论和专制主义等级观!
由于作者和他的贾宝玉把人性或人的本质看作归根到底是个"气"，所以宝玉从来把化灰、化烟、化风--即化气，当作他的人生和人性自由的最高理想境界："这会子我立刻死了......连皮带骨一概都化一股灰......再化一股烟......须得一阵大乱风吹的四面八方都登时散了才好。"(第19回)这一段"随风化了"的"呆话"，其实是深深地扎根在"气化流行"观点的坚实基础上的。贾宝玉这个元气自然论的人性论者，不同于老庄一类客观唯心论的人性论者，他的返本归源，不是从人回到绝对精神的"道"，而是按"气化流行"的基本法则，回到人性或人的本质的最终原始状态--"气"，认为这才彻底摆脱专制现实的任何有形的禁锢和束缚，回到人的本性的真正自由的状态。这当然是一种最彻底的人性自由观!他只愿女儿们的眼泪与他的所化之"气"同在!
元气自然论的人与物皆由自然之"气"一以贯之的思想，为曹雪芹和贾宝玉提供了一种理论武器，使他能理直气壮地提出：无论物性、人性，都必须遁其自然。"大观园试才题对额"，贾宝玉以十足的"牛心"坚持道：园内布局须得顺"自然之理，得自然之气"，若"分明见得人力穿凿扭捏而成"，"非其地而强为地，非其山而强为山"．则"虽有百般精而终不相宜"。这种观点其实并非贾宝玉的杜撰，而是来源于明清间已日见其壮大的一种思潮，譬如叶燮就说："夫山者，天地之山也"，"垒石为山者"应"求之天地之真"，"学夫天地之山之自然之理也"。由追求"自然之真"、"自然之理"的唯物主义观点，而派生出整整一代人的带有强烈批判倾向的现实主义思潮，《红楼梦》本身即是这一思潮的杰出成果。
这种顺乎自然的观点运用在人或人性上面，即是贾宝玉的"各自性情不同，你爱这样，我爱那样，都可以使得"的主张。朱熹说：必须以"天命之性"(天理)揩拭"气质之性"(人欲)，"欲只是要窒"。而王夫之说："天理......必寓于人欲以见"，"终不离欲而别有理"；戴震说："人生而后有欲、有情、有知，三者血气心知之自然也"，应当"顺民之情、遂民之欲"；到了贾宝玉则说：人的"性情不同"，爱怎样就怎样，都应当"可以"!曹雪芹继承和发展了从苟子以来把人的好恶喜怒哀乐等感情看作"天情"的进步思想，描述和赞美了众多女性的千姿百态的"各自性情"(包括她们的才情、爱情和友情)，并通过贾宝玉予以高度地颂扬、支持和同情。--这几位开一代思想之先河的思想家、文学家，运用气一元论的哲学理论，把"存天理、灭人欲"的杀人信条整个倒转，棱角分明地打出了"斥天理、遂自然主义的自然观和人性论，虽然还"只是关于唯物主义的不；确切的肤浅的表述"，但它尤其在近代思想史上，曾起过不可磨；灭的历史作用。在西欧，从薄加丘和莎士比亚，到16-17世纪嘲布鲁诺和斯宾诺莎，乃至19世纪的费尔巴哈，都曾拿它作为武器，抨击过经院哲学、禁欲主义和各种各样的唯灵论，只不过在中国，则主要是攻击程朱理学。
第六。反等级、超等级、颠倒等级的社会内容
既然元气自然论的人性论古已有之，那么为什么说它在《红楼梦》里已带有近代性质了呢?因为，当古来的自然论者们从气一元论中引导出人性论，进而为他们的人性论注入具体的社会内容的时候，他们就表现出各自不同的时代印记和阶级属性。当王充说："人，物也，物，亦物也。虽贵为王侯，性不异于物"的时候，他是一位主张某种古代平等的进步思想家；但当他说："人生性命当富贵者，初禀自然之气，养育长大，富贵之命效矣"，故而"有贵贱贫富之命"，"自王公逮庶人．圣贤及下愚......莫不有命"，则他不过是一个代表中小地主阶级利益，争取与"王侯"们平起平坐的古代民主主义人性论者，"庶人"和"下愚"不在他的"人性平等"之列。张载的"人性清浊"的观点，具有极清醒的理论形式；但在他那里，得气之最清者依然是"圣贤"，一般庶民是得气之浊者，而敢于"犯上作乱"的"恶人"是得气之最浊者。他不是用"清浊"的标准去重新划分等级贵贱，而依然用等级贵贱的标准来划分"清浊"，他仍是一个封建地主阶级的人性论者。
《红楼梦》则与之相反，在贾宝玉看来："男人"--实即封建宗法制度的男性统治者们(包括封建贵族阶级的"父亲叔伯兄弟"、"士大夫诸男人"、"忠臣良将"乃至"昏君"、"圣上")，是得气之最浊者，是"浊臭逼人"的"渣滓浊抹"、"粪窟泥沟"；而这个制度的被戕害者--命运不能自恃的女人(不管贵族小姐或卑贱女奴)，是得气之最清者，是"人上之人"。整部《红楼梦》，也正是按照这一划分对全书的所有人物一一予以褒贬臧否，而不管其等级贵贱。他一反历来封建地主阶级的等级秩序和等级标准，而是以人性之清浊为惟一的标准，来重新划等级，提出了一种崭新的超等级、颠倒等级的清浊贵贱论，一举打破并倒转了从王充到张载的等级划分，和从董仲舒到韩愈的"性三品"说!
值得注意的是：贾宝玉的"清浊"标准，在他实际运用的时候，并没有停留在"男女"之分上，"女清男浊"并非真的一刀切，而是：女儿之中也有清浊之分(当宝钗、湘云劝他讲讲"仕途经济"、"应酬世务"、"为官做宰"的时候，同样"染"了浊"风"，"有负天地钟灵毓秀之德"，"入了国贼禄鬼之流")；女人之中更大有清浊之分(只要是"折挫"、"作践"女人的"铁心石头肠子"婆子，就成了"混账"的"死珠"、"鱼眼珠"，而"染了男人气味"而迫害女奴的家族女性统治者及其帮凶，更是"比男人更可杀")；同时，男性之中实际上也分清浊(譬如被"二知道人"谑称为既是"泥做"、又是"水做"的"泥水匠"们--秦钟、琪官、湘莲等寒门子弟、优伶游子，照样可亲可爱)。事实上《红楼梦》对以上男女们的实际描写，亦大有褒贬扬抑之区别，或赞颂、或针砭，或赞中有贬，或贬中有赞，并不全凭其男女与否。看来，《红楼梦》和贾宝玉在严酷的现实面前，已突破了纯理论的抽象的人性"清浊"之界限，而开始用一种更富现实生活内容因而更具体的标准，来判断人们的是非曲直、清浊正邪，这种标准就是：对"荼毒"人们身心的"富贵"等级特权是热衷还是蔑视(如对宝钗、湘云)，对家长专制和宗法专制是助纣为虐还是抗击(如对"铁心"婆子)，对低贱等级中人是迫害还是保护(如对"悍妇"和"议奴")。他已开始明显地突破笼统的人性之清浊和含混的男女之清浊的框框，而对它们注以十分现实的反等级迫害的社会内容。因此，《红楼梦》的"女清男浊"这一人性论口号，它的历史意蕴和思想容量，已从单纯对"男尊女卑"的封建宗法专制的批判，过渡到了对"贵贱"不平等的封建等级专制的批判；从抽象的人性的标准，过渡到了具体的反等级的标准；从人性平等，过渡到了朦胧地要求等级的平等。
由此之故，《红楼梦》的"人性平等"的希求，必然地包含着反等级、颠倒等级的近代平等的内核。譬如，贾宝玉绝非仅仅与丫头小厮"没上没下地大家乱玩一阵"而已，这位贵族公子的"并无上下主仆贵贱之分"，表现为对最卑贱等级中人的尊重、保护(如为彩云等"瞒赃揽事"，为司棋入画求情等等)，而不是"唐突"、"辱弄"；是为她们服务(如为平儿洗帕、为香菱换裙、为尤氏姐妹挡驾等等，"甘为诸丫头充役")，而不是"作践"、蹂躏；他竭力要求改变自己的特殊地位去亲近他们(如对琪官、湘莲等等)，而不是凭藉这种地位和权力加以摧残、迫害。第58回，当藕官、芳官们受到"折挫"和"作践"而起来反抗时，他为之辩护说："物不平则鸣!"这里的"不平"之"物"，是最卑下的女奴们；她们的"不平"，是婆子们借助"规矩"和"家法"对她们的待遇的不公平。贾宝玉为她们而"鸣"，不仅出于人性之清浊，主要出于对这种"世法不平等"的愤懑。当他听了藕官竟能说出"孤守一世、妨了大节"--即反"守节"的高深的"大道理"，感叹道："天既生这样人，又何用我这须眉浊物玷辱世界!"他在这里不仅凭人性之清浊，而且是进一步地全然用反封建节操的思想品格的高低，来肯定了比"三等奴才"还低贱的"小戏子"，而否定了堂堂贵公子自己。或者说，他这是用叛逆性格或叛逆思想为标准，来判别藕官与"我"之"清浊"，藉此而颠倒了贵贱尊卑的等级标准。在这个人物形象身上，每每表现出如此种种主奴平等、嫡庶平等(如与贾环)、贫富平等(如与秦钟、琪官)的萌芽，说明他正从一般的"人性平等"，过渡到十分现实的等级平等。
同理，《红楼梦》所追求的"个性自由"，也开始表现为反等级的自由。第60回，正当奴婢贱妾们在里头闹得"家反宅乱"，专"等太太回来自然料理"之际，作者让贾宝玉一连重申了三次："一应我们这些人"(奴婢们)，"无论家里外头的"，"都要放出去与本人父母自便"，使得这些母女们听了"念佛不及"。此人的这种想法是否真能实现，是另一个问题；单就这种想法本身而言，恐怕不能不说是一种艨胧的"释放女奴"的思想，这在当时8世纪的中国，是分外可贵，十分大胆的!忠顺王府的"戏子"琪官逃了出来，于城郊紫檀堡匿身。琪官于王府的人身隶属是否是卖倒的"死契"，也是另外的问题，单就他是"王府驾前承奉的人"一条，他的私逃是触犯当时《大清会典》刑律的；而王府"各处访察"，捉拿如此之紧，也不能不说是一种严酷的人身禁锢的突出表现。那么，宝玉竟敢"无法无天"，不怕"祸及"家族和自身，"无故逗引他出来"--即支持和参与其逃亡的秘谋，这能否算是支持和帮助一个最低等级中人争取人身自由的一种大胆行动呢?答案是肯定的。--贾宝玉所主张的"人性自由"，就包含着如此现实的、恰正为当时那些最低等级的人们所要求的那种人生自由的社会内容!
同理，《红楼梦》所提倡的"爱"，不仅是一种超等级的"人性爱"，而且正是当时被压迫等级所憧憬的那样一种"泛爱"--博爱。当贾宝玉任凭晴雯们的"各自性情"、爱怎样都可以的时候，当他讨下成窑茶杯让"贫婆子"刘姥姥卖钱度日的时候，当他眼看迎春们东零西散而凄叹"池塘一夜秋风冷，吹散芰荷红玉影"的时候，当他支持卑奴贱辈们的"自便"愿望和私逃行动的时候，当他为司棋、晴雯们的遭难被逐而"如丧魂魄"、"恨不能一死"的时候......他的这种"意淫"("闺友闺情")，任何"悦容貌、喜歌舞、调笑无厌、云雨无时"的秽亵感情不可向迩，"不因俊俏难为友"的肤浅原因和抽象的"人性爱"亦不足解释，这是一种为当时的以"清净女儿"为代表的被迫害者们的命运而忧虑和奔忙的高尚情怀!而当曹雪芹怀着这种情感控诉"以理杀人"的封建专制之"天"，用"十年辛苦"写下"字字皆是血"的十二支"薄命曲"和《红楼梦》这部"情僧录"的时候，同样是为包括奴婢贱妾在内的"当日所有之女子"呼吁：她们理．当有跟她们的"钟灵毓秀"和"行止见识"相适应的"幽微灵秀"的地位--做人的地位!《红楼梦》饱含这种情怀，为了"普天下所有女子"而向专制制度所企求的，正可以用马克思的话来总结："自己活，让别人也活--这就是它的口号!"
世界上没有抽象的人性，也没有抽象的平等、自由、博爱。当它们反映出不同的历史内容和阶级内容的时候，它们就无不表现为不同性质的--譬如古代的或近代的等等--人性观和平等观、自由观、博爱观。
第七，反禁欲主义，颂扬纯真的爱情
近代民主主义的先驱思想家王夫之，在"元气自然论"的基础上，曾明确提出"珍生"的主张："人者生之徒。既以有是人矣，则不得不珍其生。"据此，他激烈批判"贱生、贱形、贱情"的理学和封建礼教："贱形必贱情，贱情必贱生，贱生必贱仁义，贱仁义必离生"，揭穿宋儒以"仁义"杀人的真貌。曹雪芹继承和发展了前人的"珍生"和反"贱生、贱情"的进步思想，把它在《红楼梦》中抬高到超乎前人的高度。
《红楼梦》通过李纨这一形象，集中批判了"清净守节"这种封建仁义道德的贱生、贱性。这个曾经是有血有肉的"清净女儿"，在"贞节"这种"虚名儿"之下，"那美韶华去之何迅，再休提绣帐鸳衾"，她那"水做的骨肉"，徒然变成了"槁木死灰"。针对这一点，作者通过藕官，把这个"节"字颠倒过来："孤守一世"，反而"妨了大节"，不管男女，"必当续弦者也必要续弦为是"，"不把死的丢过不提，便是情深意重了"(第58回)。这种提倡女性和女奴们反"守节"、反"孤守"的观点和形象刻画，大大充实和发展了"珍生"、"珍情"的思想，比王夫之显得更具体、更实在、更有的放矢了。
依循同一原则，《红楼梦》在强烈地反"禁欲"的同时，热烈地颂扬纯真的爱情。贾宝玉并不反对秦钟与智能儿、茗烟与万儿的"儿女私情"，也不反对"警幻所训之事"，他倒是加以掩饰和保护；他仅仅反对茗烟连万儿的名字都不知道："他白认得你了，可怜!"他是担心小厮们"不能体贴女孩子们的心"在此前提下，作者和他的贾宝玉对于纯真、执着的爱情，予以热情地支持、讴歌和同情，他把小红与贾芸的爱情是写得如此细腻、恼人，最后使之终成眷属(脂评批注：他俩"遗手帕，月老红丝"，"喜相逢，说连理")。他把智能儿、司棋、尤三姐对爱情的态度，写得如此之明朗、诚挚、大胆、敢作敢为，甘为私情受难，甘愿以身殉情，笔墨之间，饱蘸嘉许和痛惜之深情。尤其是，他把蕴涵着新的情感和理想因素，闪烁着新的思想性格光芒的宝黛爱情，作为"开辟鸿蒙"以来至高无上的圣洁情感来讴歌，更是把"历来风月故事"对于"情"的见解，提高到了一个新的思想境界和历史高度!如此等等。《红楼梦》在"天下古今"所有描写爱情的作品当中，确实堪称与任何世界名著并肩的"第一情书"!
基于天赋"情性"观点的所有人文主义者，不管中国、外国，他们的一大历史功绩在于：他们不再把人欲或人情看作是"原罪"和丑事来加以隐讳和斥责，而是开始把爱情看作人间最崇高的感情之一，来加以歌颂和奉扬。在他们看来--正如黑格尔所说--"没有情欲，世界上任何伟大的事业都不会成功。"这是对中世纪的精神枷锁--封建主义的禁欲主义大门的一次猛烈冲击!是"人性解放"的一个重要方面!
国际文论界几乎无异议地把高呼"爱能做的，爱就敢做"的西方的贵族公子和小姐--罗米欧和朱利叶，公认为是人文主义的新人形象；我们的红学界的有些同志，却始终怀疑远不止高呼"爱怎样就怎样，都可以使得"的东方的贵族公子和小姐--贾宝玉和林黛玉，是否真有新的因素，这恐怕是没有道理的。
第八。反对"来世幸福"，提倡现世享乐
中世纪的神学禁欲主义，与理学禁欲主义相配合，又用神鬼迷信，宣扬"阴司报应"和"来世幸福"，以掩盖人世的苦难，禁扼现世的享乐。因此近代人文主义的最后一大思想特征，总是揭穿"阴司"，反对"来世"，主张现世享乐。
《红楼梦》第16回，作者故用"游戏之笔"，写下"阴司"的一番情状，"聊以破色取笑"："原来(鬼判)也见不得'宝玉'二字"，"神鬼也讲有益无益"，"人鬼之道却是一般"!这段插曲，脂批明告读者："非如别书认真说鬼话也"，"试问谁曾见都判来"?全然是"作者故意借世俗愚谈愚论设譬，喝醒天下迷人"，以此"调侃世情"(见本回脂批)。这里，作者既巧妙地揭穿了"阴司"的骗局，又深刻地讥刺了"阳间"的世道。
对于"来世"，贾宝玉也是全然不顾的："什么后事不后事"，"我能够和姊妹们过一日是一日，死了就完了"(第71回)。他只专注眼前的"清福"，"只知道和姊妹们玩笑，饿了吃困了睡"，心满意足，倘或马上死了"也算是遂心一辈子了"。因此他"只管安富尊荣"，"富贵不知乐业"，只顾现世享乐，这是他的"珍生"思想的延续。
贾宝玉的"安富尊荣"，很容易被简单地看作不过是贵族公子的"纨祷习气"，其实，他跟其他贵族男女的"安富尊荣"、及时行乐，有实质的不同：后者们虽"安富尊荣者尽多"，但主观上还是希望"功名奕世"、"富贵流传"、封建家业"仙寿恒昌"，因此他们并不排斥、倒是希望有人出来"继业"或为之"运筹谋画"。宝玉却是把探春的那套"兴利除弊"的"运筹谋画"，称为"俗事"和"浊闹"，说："谁都像三妹妹好多心。事事我常劝你，总别听那些俗语想那俗事，只管安富尊荣才是。比不得我们男人们没这清福，该应浊闹的。"(第71回)所以，如果说黛玉有时还偶尔说"我替你们一算计......必致后手不接"之类的话，宝玉则全然不顾家族的"后事不后事"。他只顾自己和黛玉："短不了咱们两个人的"就行。贾宝玉的所谓"乐业"，就是建筑在这种对"富贵"或家族"后事也不虑"、"真是一心无挂碍"的思想基础上的。
因此贾宝玉的"安富尊荣"或现世享乐，在内容和方式上也与其他贵族男女有所不同。譬如他喜欢喝酒，但"贺吊往还"一类的吃喝他就讨嫌："一年闹生日也闹不清"，他最好装病躲避。他喜欢热闹，"喜聚不喜散"，但"省亲"演戏，"繁华热闹到如此不堪的田地"，他宁可到"各处闲耍"(第19回)。他对贵族阶级的那套享乐，颇有些格格不入，更反对赦珍琏蟠和邢大舅等辈拿人女孩子、男孩子们来享乐。他有他自己的一套"乐业"：跟、丫头小厮们"没上没下的大家乱玩一阵"，专在女人"队伍里闹"，潜心于"弹琴下棋"、"吟诗作画"、"低吟俏唱"等"外务"，成天为"这些人"和"这些事""自是心忙身忙口忙之极"，等等，即如前文所述：在他的现世享乐之中，是包含着自己和女人(包括奴婢贱妾们)的"情性"自由的内核的。他并不拿卑贱者们的人身和人格来享乐，反而以尊重他们、与他们自由结交、平等相处、为之"充役"为享乐。显然，贾宝玉的具有近代人文内涵的享乐主义，与封建贵族阶级的反道德主义的享乐主义，不能混为一谈。
当然，贾宝玉毕竟是个贵族公子，他的现世享乐在外观上也只能是一个贵公子的享乐，正像"奥勃洛莫夫性格"和"阿Q精神"在奥氏和阿Q身上，只能表现为俄国贵族的惰性和中国落后农民的愚昧。因此宝玉的不顾家族"后事"的享乐思想，不仅只能通过纨祷享乐表现出来，而且不可避免地带着纨樗习气和内容。譬如四薹首"即时诗"，虽是一个贵族公子的自由性格的流露(属于贾政所说秀的"外务"一类)，但这里的自由性格毕竟仍带有浓重的纨祷气和璩，薯粉气。也就是说，贾宝玉是"一个具有专门过享乐生活这种特权的等级"中人，由这种地位决定，他的享乐思想和享乐活动，不可能不打上这个等级的印记，常常表露出"假想的内容加在毫无内容的活动之上"的特点，"调胭脂"等等便是突出的例证。
享乐主义或享乐哲学古已有之，但它们的"享乐方式和内容始终是由社会的整个制度决定的，而且要受社会的一切矛盾的影响"，以为它们是抽象的、"具有普遍意义"的，则不过是"空话"。作为反对中世纪的禁欲主义、建筑在人性或个性自由基础上的近代享乐主义，是从新兴市民等级的崛起，和作为其精神代表的人文主义者们开始的，到了启蒙主义的某些著作家那里而成为系统的理论--"真正的哲学"。
--综上所述，从《红楼梦》的八大思想特征，我们可以看出：曹雪芹和贾宝玉在自然主义唯物主义的基础上，已开始以人和人性(尤其是"当日所有"女人的"清净"人性)为中心，超等级地尊重并颂扬人的(尽管暂时主要是女人的)"情性"、尊严和价值，关心人的命运；从这一种中心点出发，他反对神性("毁僧滂道")而提倡人性(人的"天赋情性")；反对对人性的禁锢、窒息和扼杀，而提倡人的"尊荣无对"；反对封建等级专制，而提倡反等级、颠倒等级的人性平等("物不平则鸣")，人性自由("各自性情"自由)和人性爱("意淫)；反对禁欲主义而提倡"珍情"和爱情；反对"来世幸福"而提倡现世享乐......由此而萌发出对封建专制制度之"天"的改革要求，虽然这一要求在当时是注定不可能实现的。--这也就是《红楼梦》主题和贾宝玉的性格：由愤怒"斥天"、热诚"济人"进而归结为"补天"要求，由"伤时骂世之旨"和"谈情大旨"而归结为"无材补天"之"本旨"，此乃曹雪芹的世界观的核心!曹雪芹《红楼梦》--贾宝玉的上述思想特征，表现得如此全面(决非点滴的)、有机(决非偶发的)和明显(决非含混的)，以致它成了这部文学巨著的全书性的、主题性的、整体性的思想体现。据此，我们完全有理由答出结论说：《红楼梦》作者跟西方的但丁、薄加丘、彼得拉克、莎士比亚等著名的人文主义作家们比较，实在已是"易地则同之人也"!
这里有一点须得澄清。因为"人文主义"一词是从西方进口的，从而以为《红楼梦》的人文主义思想是否也只能从西方进口?意即中国谈不上也不可能有什么人文主义。其实这种误解是不必要的，正像民主主义、现实主义、浪漫主义等词从西方传人，而作为其意识形态早在中国的土壤上存在一样，任何思想意识，有根必有果，有源必有流，它们的根子，总是深深地扎在各国自己的现实土壤之中，而不论其中国外国。实际上，《红楼梦》的人文主义性质的思想特征，决非白天而降，亦非外国进口，更不是只在曹雪芹身上偶然一见的孤立的闪光；它是从明清之际特定的时代条件上萌发，并且已在徐渭、汤显祖、李卓吾、顾炎武、叶燮、洪舁、戴震等几代人身上点滴地、程度不同地显露和滋长。曹雪芹不过是这一发展的直接结果和其中的荦荦大者，而《红楼梦》，则是这条思想长链上的特别光彩夺目的一环，是同一藤蔓上的一颗特别茁壮的硕果!所以《红楼梦》里的人文主义思想的闪光，实在已是当时之势所"不得不然者"。而贾宝玉，正是18世纪的中国那个大转折时代的，这种进取的时代思潮的形象体现，是当时时代精神的代表人物!由于曹雪芹一《红楼梦》一贾宝玉的思想所表现的人文主义性质，所以他(它)的局限性，也表现得比以往任何古代的叛逆人物和古典现实主义的作品更为复杂得多。
一方面，他激烈地批判封建宗法专制和等级专制、家族专制和君权专制，向往男女之间、主奴之间、嫡庶之间、贫富之间乃至君臣之间的某种平等、自由和友爱；但另方面，他并不彻底反"天"，主观上是想把"天""补"好，他也明显地残留着某种男对女的轻薄(如对金钏，"爱红"的毛病等等)、主对奴的差别(如撵茜雪、李嬷嬷，踹袭人，祭金钏亦"只施半礼"等等)、纳妾观念(与晴雯吒断违共穴之盟")和富贵公子的纨祷习气，不能完全跳出传统规范，在悲观丧气之时，也试图从老庄和佛释求得解脱(第21、22回)等等。--即是说：他虽然开始萌发了反封建的近代民主主义的思想幼芽，但同时依然拖着一根长长的封建主义旧残余的尾巴。这一组矛盾二重性，典型地表现出中国历史第三次大转折时期的一个转折人物所特有的过渡性特点。
一方面，他表现出"我便一时死了，也无足叹惜"的反封建的顽强性和顽石般的"补天"之志，热切追求反等级、超等级、颠倒等级的人性平等、人性自由和人性爱；但另方面，他在迫害势力面前，又表现出"不敢多言一句、多动一步"的恼人的软弱性，极度的胆小怕事(乃至"不敢近狰狞神鬼之象")和憎恶暴力(把农民起义军视为"天兵"应予"剿灭"的"流寇"!)，把希望寄托在"太太"的慈悲("要回太太"才把女奴"放出去自便")和"不以王位自居"、"不以官俗国体所缚"、"不以异姓相视"、"情性谦和"、"十分谦逊"的"贤王"身上(正象但丁把希望寄托于"神圣罗马皇帝")。当希望破灭、抛弃幻想之后，又看不到前途和出路，陷入不能自拔的悲剧主义和虚无主义等等。--即是说：他既具备着一棵近代民主主义幼芽的一切长处，又表现出一个近代改良主义者在胚芽期就固有的一切弱点。这一组矛盾二重性，又典型地显现着一个尚在母胎里挣扎的中国近代民主改良主义"补天"人物的两面性特征。
曹雪芹当然不会懂得什么主义、什么性质，"把这位伟大艺术家的名字与他所显然没有理解"的近代历史运动联系起来，"初看起来，电许显得是奇怪和勉强的"，但他在《红楼梦》中所反映出的上述双重的进步性和局限性、双层的矛盾二重性，如此精确地表现了中国第三次大转折时代的基本矛盾，和正在孕育着的中国近代民主主义--早期人文主义萌芽的思想特征，我们不能不说作家作品确已反映出了已在酝酿中的那个历史运动的"某些本质方面"，从而成为中国社会第三次历史大转折时代的一面镜子!有一种意见认为：既然中国资本主义经济的萌芽因素如此之微弱，《红楼梦》怎么可能表现出如此成形的、完整的近代民主主义一人文主义思想?"不可能!"我们说，一定的思想意识，最终只能植根于特定的物质条件，这是肯定的；但这决不等于说：一定的思想花朵和文艺果实跟他的物质根源在量上也必然完全一致。可能由粗壮的块根结出瘦小的果实，也可能由微细的须根开出绚丽的花朵，这正是文艺与经济之间发展的不平衡规律的表现之一。这里面除了经济的最终的决定性原因，还有其它诸多社会条件，尤其是思想传统和文艺传统本身的内在规律(包括作家本身的条件)在起作用。当一定的经济总根决定了开出一定的花朵、结出一定的果实之后，那么这种思想之花和艺术之果的绚丽与否、硕壮与否，取决于别的，如阳光、雨露、养料等多种因素和它本身的发育状况。"倘若有人......说经济的因素是惟一决定的东西，那他就会把这个原理转变成没有意义的、抽象的、不合理的空话"。研究《红楼梦》这个胎儿之所以发育得如此健全的其它条件，譬如从明清以来的诸如社会状况、思想发展状况和文艺发展状况等等，这正是我们深一步亟待探讨的课题。
有"教养不良的儿童"、"正常儿童"和"懂事太早的儿童"，《红楼梦》正是早熟的儿童。这里正好用得着卢卡契的下面一段话："他创造了人物，通过这些人物的命运和生活，他们和其他人的冲突和互相作用，他们所吸引的和所排斥的是什么人物和思想，使得(注意)这个时代的问题的整个深度显露出来，而且(注意)比一般生活本身所揭示的来得更早，更深，更广泛!"这正是《红楼梦》的所谓"超前性"所在!
二《红楼梦》的定性和定位
以上，我们简析了《红楼梦》所反映的历史内容和思想特征，
下面，我们来总结一下：
(一)《红楼梦》的"补天"思想的上述八大特征，说明它对封建秩序已开始了"人性"的批判，然尚未上升到"理性"的批判；它已开始萌发超等级、反等级的人性平等、人性自由、人性爱的要求，然尚未上升到明确的"平等、自由、博爱"的口号，尚未形成完整、系统的思想理论体系和自觉的社会改革方案；它已开始对君主专制的批判和对君权民主的朦胧向往，然尚未上升为君主立宪和民主共和的明确要求。--即是说，它的近代民主主义思想萌芽，尚处于人文主义的历史阶段，远未达到启蒙主义的历史高度，它是属于人文主义的文学!
(二)《红楼梦》的进步性和局限性，它的矛盾二重性，说明它既具有近代民主主义--人文主义的优点和弱点，又拖着一根长长的封建主义尾巴。据此，从比较研究的角度，它的人文主义，尚有别于西欧文艺复兴时期的拉伯雷等人的中期人文主义和莎士比亚等人的晚期人文主义，而相当于但丁--即早期阶段的人文主义。
(三)《红楼梦》的作者曹雪芹，作为中国历史第三次大转折时代的代表人物，作为中国的"第一个人文主义"伟大文学家，他和他的巨著的历史地位和历史意义，正可以借用恩格斯对但丁的评价来作本文的结语：
中国封建史的终结和近代史纪元的开端，是以一位伟大人物作标志的，这就是18世纪的曹雪芹，他虽不是封建史的最后一位文学家，却是近代史的最初一位文学家。
《红楼梦》的三线结构和三重旨意
《红楼梦》是写什么的?似乎很难用一句话回答。前人曾云：此书"立意高超，取材宏富"，"玄之又玄，无上妙品，不可思议"(解盎居士)。读之"如捉水月，祗挹清辉；如雨天花，但闻香气"(戚蓼生)。他们多少道出了此书的内容之纷华、结构之宏伟、旨意之深隽，致使红学史上对它的主题和线索有种种说法，莫衷一是。
鉴于此，本文想在简括地全面回顾全书的基本内容的基础上。梳理全书的几条主要线索，归纳作者的主观意图--作品的主题思想，最后简析这种思想所表现的客观性质。
一 全书内容回顾
通观全书，应当说，《红楼梦》的基本内容，是由以下三大部分呈麻花形构成，即："伤时骂世"、"为闺阁昭传"和"通灵之说"--贾宝玉的故事。
(一)"伤时骂世"
《红楼梦》从表面看来："凡伦常所关之处，皆是称功颂德，眷眷无穷"，实际上充斥"指奸责佞、贬恶诛邪之语"，竭尽"伤时骂世之旨"，揭露"君仁臣良、父慈子孝"的虚伪，批判封建家族制和君主制的专制暴虐、荒淫腐败。这种"反面春秋"，脂评说：是"作者好苦心思"，"观者记之，不要看这书正面，方是会看"(庚辰本第十二回批语)。
关于"伤时骂世"这一基本内容，全书又由皇朝的衰败、贾府等四大家族衰败和王熙凤的命运变迁这样三个层次组成，形成本书的第一组多层结构：
首先，《红楼梦》对"君仁臣良"--即封建皇朝或封建君权专制的"批驳诮谤"，似乎很难理出一个头绪。其实，作者有意把它放在全书背景的深处，与封建家族的衰败互为表里，两者粘结渗透，双双由盛转衰。从第十六回忆"南巡"、"接驾"之盛，到眼前"选妃、"省亲"的"奢华靡费"、盛中寓衰，到第三十六回宝玉对"忠臣良将"、"昏君"和"天"道的批判；第五十三回贾珍对倒赔"皇上"几千两银子的苦叹；第五十八、六十三回因"老太妃"而对今上"孝慈"、"仁孝"的讥刺；第七十二回对周、夏太监敲诈勒索的揭露；第七十八回对"将士"、"文武官员"、"恒王"和"天子"的谴责；直到佚稿后三十回贾府的"果然今日真抄了"--即对圣上的所谓"仁德"的总暴露......这最后一点，作者巧妙地以"抄检大观园"作隐伏，以江南甄府"抄没治罪"为预告，以贾府抄家为高潮，由此揭穿朝廷。
"补仁谕德"之虚伪，传达由探春点睛的从家族到朝廷必得从内部"自杀自灭起来才能一败涂地"之指归。如此等等，全书随处见出耋作者"干涉廊庙"、"干涉政事"、"有涉时世"的用心。匀在书中，"圣上"或"今上"，犹如一个巨大的阴影，无处不见，焉灞所不在，笼罩着全再主体情节的发展，他实在是全书所有悲剧沦落"狱神庙"的悲剧的总根源。(后者这种石头般顽强的叛遵物，如果不是朝廷的最后一击，单凭贾政、王氏、贾母、元妃等辈，是决不致罹难"狱神庙"的!)书中对这个"圣上"的"批驳诮谤"，归纳起来，至少有以下四点：
(1)揭其专制残暴、"不圣不仁"。"才选"一节，当贾政奉旨"人朝陛见"之初，"不知是何兆头"，唬得合家"皆惶惶不定"。脂批日："泼天喜事却如此开宗，出人意料外之文也"(庚辰本眉批)，活画出天威莫测、伴君似伴虎的恐惶之态，众多官宦之家的荣辱，实在"圣上"的反掌之间，最后这个家族还是葬送在"天威"的手里。第二回作者有意杜撰了一个金陵"体仁院"，特地让被"抄没治罪"的甄应嘉去做它的"总裁"，让他去亲身"体"味"圣上"的何"仁"之有!而第十六～十八回一大段"选妃"、"省亲"热闹文字，和第五十八～六十三回"老太妃薨逝"的侧写，更是对"今上"的"至孝纯仁、体天格物"之虚伪，赤裸裸的暴露。
(2)揭其荒淫腐败、误国误政。作者通过他的贾宝玉，直言不讳地把"忠臣良将"和"士大夫诸男人"，斥之为"钓名沽誉"、"不知大义"的"国贼禄鬼"。第七十八回，一诗一诔、一前一后，恐怕并非偶然或闲文。如果说《芙蓉诔》是指控家族"鬼蜮"们的一纸檄文，那么《娩蛔诗》实在是射向君臣腐败的一支利箭。试看：它把"纷纷只保身"的"将士"，"立朝纲"而不治国、惟知"献城"投诚的"文武官员"，荒淫好色而把武备当儿戏的"恒王"，乃至"惊慌"失色的"天子"，批揭诮薄得何等全面，讥刺嘲讽得何等狼狈，直问得君臣个个"垂首"、无言以对；而"不期忠义明闺阁"：热情褒扬林四娘等"秦姬赵女"们的临危不惧、为国前驱，以此更反衬出君臣们的荒淫无能，但她们也只能落得"柳折花残"、"马践胭脂"的结果，作了这批误国君臣的无谓牺牲品，难怪宝玉要为之"长太息"了!必须注意：这桩"前代"的遗事，书中明明借"众人"之口含蓄地点穿：是"竞应在本朝"的，作者以此借古讽今，将"圣朝无阙事"的神话兜底戳穿，隐晦曲折地写下一场所谓"治国平天下"的丑剧!"何事文武立朝纲，不及闺中林四娘"?这一对比，与作者和他的贾宝玉于全书对女儿们的褒奖和对"须眉浊物"们的贬斥一脉相承，实是"女清男浊"这一口号的扩大和发挥，亦是全诗的命意之所在。第十三回回末诗云："金紫万千谁治国，裙钗一二可齐家"，同样以"裙钗"贬尽"须眉"，结论性地概述了万千"金紫"的既不"齐家"，又不"治国"!
(3)揭其奢侈靡费、敲骨吸髓。作者假借赵嬷嬷追忆"南巡"、"接驾"道："把银子都花的淌海水似的"，"银子成了泥土"，"'罪过可惜'四个字竞顾不得了"，这"不过是拿着皇帝家的银子往皇帝身上使"、"买个虚热闹"罢了。而那次"省亲"的虚热闹，连元妃都说：太"奢华靡费了"!第七十三回贾珍补叙道：省亲一次"赔出几千银子"，"再一回省亲，只怕就精穷了"!第七十二回凤姐的一场"娘娘夺锦"的恶梦，偏偏夹在周、夏太监上门勒索和"家道艰难"的当口，肯定是个"凶兆"无疑，预示着这个女当家的"江郎才尽"连同家族的衰竭，除了跟"咱们家的娘娘"元春的命运乖违有关，恐怕是由于"家亲"和"外祟"--"常应候宫里的事"两路夹攻造成的。
(4)揭其"大伤天和"、荼毒儿女。第十六回，作者秉史公之笔，集中披露：由于"国体仪制"，那些"嫔妃才人等皆是人宫多年，抛离父母"，"骨肉各方"；致使"儿女思想父母"，"父母在家思念儿女"，"竞不能一见"，遂致"因此成疾致病，甚至死亡"；而这场散离天下骨肉的大悲剧的总根子，在于"皆由朕躬禁锢，不能遂其天伦之愿，亦大伤天和之事"。作者在这里是字字血泪、句句斧钺，直可与黄宗羲的《明夷待访录·原君篇》对看。试看元春一面控诉"宫里"是"不得见人的去处"，不如"田舍之家，终能聚天伦之乐"；一面"满眼滚下泪来，却又勉强堆笑"，"虽不忍别，怎奈皇家规范，违错不得"，只好忍心上舆去了，其状是何等"伤惨"!此人在"十二钗"众多女性悲剧之中，乃是直接由"朕躬禁锢"、葬身宫帏的一个典型......综上种种，诚如徐珂评"元妃归省"所云，此书"绝不及皇家一语，而隐然有一专制君主之威在其言外"!"圣上"及其臣僚的这种种"瑕疵"，在曹雪芹和贾宝玉目中，照例用一个"浊"字来概而括之，在我们今天看来，实际上是包含着虚伪性、腐朽性、非人性--即专制性等诸项内容的。所以这个"今上"和"本朝"，看来"赫赫扬扬"，威势十足，其实《红楼梦》写它，也是为的揭其"运终数尽"、已临"末世"，脂评批注日："作者之意原只写末世"，"家国君父，其理、其运、其数则略无差异"。不过在写法上，作者用的仍是"反面春秋"，所谓"四大部州至中之地、奉天承运太平之国"、"奉天洪建兆年不易之朝"等等。脂评对之讥锋毕露地批语道："奇文!......不待言可知是光天化日仁风德雨之下矣......尧街舜巷衣冠礼义之乡矣"，"兆年不易之朝，永治太平之国，奇甚妙甚!"(庚辰本第十三、十四回批)。我们若用"反读法"还其原意，这里的意思是清楚的，就是说：在曹雪芹看来，这个"国朝"实已很不"太平"、万难"永治"、必将"易朝"换代的了!这是与"无材补天"--无法补天的全书结论全然一致的明确断言，"作者自恨缺陷难补也"(话石主人)。其次，《红楼梦》对贾、史、王、薛四大家族，尤其是对贾府这个典型的封建家族的盛衰描写，因为作者把它放在最显著的表层，于全书最为明显，从旧红学至今，对它的论述剖析亦已很多，毋庸细述。
有一点须得指出：作者描写封建家族的衰败，也是紧紧围绕两个侧面展开。其本身的腐朽性、虚伪性和对人(尤其是女儿们)的迫害，即非人性或专制性。
封建家族的腐朽性、虚伪性一面，作者着重揭其两点。一是入不敷出：所谓"安富尊荣者尽多，运筹谋画者无一；其日用排场费用，又不能将就省俭，如今外面的架子虽未甚倒，内囊却也尽上来了"。这一点，全书从"省亲"时的富贵豪华，到贾母的"薰灼"一时(第四十回)，到"黄柏木作磬槌子，外头体面里头苦"(第五十三回)，到"出的多进的少"、"家道艰难"(第七十二回)，到"可着头做帽子"、"巧妇难为无米之炊"(第七十五回)，直到最后"一败涂地"(佚稿)，作者随处点明了这个家族在经济上"一时比不得一时"的衰败轨迹。二是道德沦丧：所谓"不善教育"，"如今的竟一代不如一代了"。这一点，全书从赦、珍、琏、蓉等辈的"畜牲"相(甚至引诱得薛蟠都"比当日更坏了十倍")，一直追溯到贾政的"不过看书着棋"、"训子无方、治家无法"，和贾敬的"一味好道，余者一概不在上"，"箕裘颓堕皆从敬"，同时还广泛涉及"家下大小的人"的"假礼假体面"，作者刻意勾画了这个家族的一幅精神上的"百丑图"。
基于以上两点，贾府这个家族的成员之间，演出了一场几乎牵涉所有主奴上下人等的明争暗斗。"一家子亲骨肉个个像乌眼鸡似的，恨不得你吃了我、我吃了你。"先是嫡庶之间(赵姨娘、贾环与凤姐、宝玉)，后是母子之间(贾赦与贾母)、叔伯房系之间(邢氏与王氏)、夫妻之间(贾琏与凤姐)，直至主子与奴才之间、各房奴才与奴才之间等等，这场争斗越演越烈，整个家族终于在这种"自杀自灭"之中无可挽救地破落衰败下去!当然，这个家族的最后"势败家亡"，还是"圣上"--封建皇朝在政治上狠狠地给了它致命的一击!
换成今天的话：经济枯竭、精神崩溃、组织瓦解和政治倾轧，这是《红楼梦》总结一个封建家族"运终数尽、不可挽回"--注定败亡的四大原因!
至于封建家族制的宗法制、家长制、嫡庶制、奴婢制、婚姻制及其"正理"、"礼体"、"规矩"、"王法"等等对人--尤其是女人的摧残和戕害，即它的非人性、专制性的一面，如金钏投井、平儿挨打、鸳鸯抗婚、晴雯天亡、司棋被逐、芳官出家、迎春遭虐、探春远嫁、惜春为尼、黛玉泪逝、宝钗运败、湘云寡守等等，等等，不少论著所述已多，此处不赘。
最后，王熙凤在上述家势盛衰的发展线索中占什么地位?她于全书所占篇幅为何如此之多，几与贾宝玉平起平坐?此人在通部结构中究竟起什么作用?
这个荣府的"管家奶奶"，自打"比儿子还强十倍"的秦可卿早逝、"长房内绝灭无人了"之后，两府中压倒"一族顶冠束带"之男子的，独剩此人。她在经济上独揽大权，在权势上，跟荣府内政的实际主持者贾母和王夫人组成权力中枢，对外交通当道、勾结要臣、左右官府，男性主子们与之相比，"倒退了一射之地"，"万不及一"。因此在作者笔下，作为贾府的真正代表、家族权势的实际化身的标志性人物，不是贾政、贾赦，也不是贾珍、贾琏，而是王熙凤!由此之故，作者将家族的显晦兴亡，与此人的权势地位之变化紧相绾联；又将此人地位的升蹇，从乃夫贾琏对她的态度变化表现出来，三者紧紧交结，一起向前发展。
且看：第十三回"死封"、"协理"之时，阿凤崭露头角，是何种锋芒："挥霍指示，任其所为，目若无人"，全"不把众人放在眼里"。从第二十一回"软语救贾琏"到第四十二回刘妪"二进大观园"，阿凤更是"英气"百丈、出足雌威。贾琏丑态百出，只有"妒妇主谋、愚夫听命"的份儿(所谓"一从"是也)。而这，也正是贾府"烈火烹油"、"薰灼"之至之时。
到了第四十三回"庆寿"、"泼醋"一节：虽然"阿凤声势亦甚矣"(脂批)，然毕竟这位"阎王老婆"惹得一向"惧内"的愚夫第一次大动肝火，在夫妻关系上和身体上从此"伏下病根"；而这时，贾府亦已越过顶峰，转入"盛筵难再"、"两宴不觉已深秋"的时候了(第四十回回前诗)。
再到第四十六一六十九回，家族内部赦邢夫妇与贾母、王氏的矛盾已渐见端倪并趋尖锐，"愚妾"、"刁奴"的欺主斗气亦更无所顾忌。经济上也"实在赔得狠了"，而家奴们则在里头"家反宅乱"起来，一如脂批所说：家族自此"恰似黄钟大吕后，转出羽调商声"。这时的风姐，虽然"左支右吾"、"百般弥缝"，并为"移祸东吴之计"(推给探春"出头料理"，自己"抽头退步")，还是招架不住，"骑虎难下"、四处招恨，身心"斫丧元气不少"，致使症疾频仍；与此前后，"弄小巧借剑杀人"、尤二姐吞金毙命，"恨的"贾琏跌脚说道："终久对出来我替你报仇!"种下了后夫妇反目成仇的伏根。--这一阶段，是家道沦替的转折点，也是阿凤权势和琏凤夫妻关系的转折点。
紧接着，到第七十一～七十四回，家族更见其"家道艰难"、捉襟见肘，贾母、邢王之间的"嫌隙"也益趋表面化，再加其它多种矛盾的发展，终于导致了"抄检大观园"；在这场萧墙争斗当中，王熙凤两面受气、左右受责，始终处在挨训、被质的地位。所谓"抄检"，其实在某种意义上也是因探春告状、邢氏逼迫，对凤姐的"管家"工作的检查和否定(王夫人说：我"拿你当个细心人，谁知你也和我一样")。因此凤姐"越气越愧"、"灰一转悲"，纵欲"倚势"、"恃强"，无奈病息恹恹，已露"江淹才尽之兆"矣(脂批)。
从第七十五回"异兆发悲音"直至其后佚稿，家族从式微盈睫，到抄家败落；凤姐亦已"英气"全无，"知命强英雄"与"软语救贾琏"时恰成对照，"今之琏犹可救，他之琏已不可救"矣，大概贾琏的"报仇"之说渐发，使凤姐已落到频遭冷遇、"身微运蹇"的境地，甚至沦至冬天"扫雪"、喝令驱使的地步(所谓"二令"是也)，此人的"景况光阴事却天壤矣"。最后发展到佚稿的结末，待至整个家族"树倒猢狲散"之时，这只末世"凡鸟"终于被她的丈夫"休弃"还乡，以"哭向金陵"告终(所谓"三人木"休是也)。
从以上概述略可见出：在作者的安排中，贾琏对凤姐态度之变化("一从二令三人木")，乃是凤姐在家族权势地位变化的测标；而她的权势地位之变化，又恰恰是整个家族由盛转衰至败的家势变化的标志。曹雪芹是多么懂得以个别表述整体、以形象表述思想的道理!当然，《红楼梦》每每赋予人物以多层涵义、多种作用，这里是仅就王熙凤这个人物在全书情节结构方面的意义和作用而-一口。
总括以上三层内容，我们可以看出其间的整体关系，即《红楼梦》是以封建皇朝衰败为里、封建家族衰败为表、王熙凤的权势地位变化为标志，构成全书情节发展的第一条大线索。
(二)"为闺阁昭传"
甲戌本凡例第五条"作者自云"："忽念及当日所有之女子，一一细考较去，觉其行止见识，皆出于我(堂堂须眉)之上"，"闺阁中本历历有人，万不可......使其泯灭"，因此"撰是书""亦可使闺阁昭传"。
传什么?就是传高于"堂堂须眉"的"行止见识"--实指她们的"老天"所赋、"山川日月精秀"所钟的各自"情性"，如体态容貌、才情智慧(包括理家之才、诗画之才等等)及其"闺友闺情"(包括坚贞的爱情、纯真的友情等等)，作者予以热情地赞美。但必须指出：作者描述如此美好的"情性"，全然是为了揭露这种"情性"的最后被窒息、被扼杀。"春荣秋谢花折磨"、"芳魂艳魄荡悠悠"，作者予以由衷的同情。所以从这一个意义上说，此书确实堪称"天下第一情书"!只不过他的所谓"情"，大大超出了"爱情"的狭隘范围，而指爱人济人之情。
关于"使闺阁昭传"这一基本内容，全书是由宝黛爱情、金陵十二钗的"薄命"、宝琴等女儿为"陪客"和"当日普天之下所有女子"的命运为背景，这样四个层次粘连而成，构成本书的第二组多层结构。
首先，本书所写众多少女们的"情性"之中，处于中心地位的，当然是作为"正十二钗之冠"的林黛玉，及与其命运生死攸关的宝黛爱情，由此"勾出多少风流冤家"。因此它是全书众多爱情和婚姻悲剧的核心。(从全书的这一层关系上说，林黛玉才是主角，宝黛爱情才是中心事件!)
宝黛爱情之必然悲剧性的原因何在?在于男女双方如同"顽石、草木"般的特定叛逆性。男方本是一块"补天"顽石，由此而幻化为"赤瑕宫神瑛侍者"(瑕："玉有病也"，瑛：优质石也，点出这个"侍者"与"补天"石头的承接关系)，进而人格化为贾宝玉，物幻化为"通灵宝玉"。而他的所谓"补天"，其基点或基本特征又是"不守祖父根基、从师长规谏"，背悖"祖制"，离经叛道。即此一点，谁跟这块顽石"知己同心"、"愿同生死"，在当时18世纪的中国，注定要跟着倒霉无疑!而女方恰恰是"绛珠草"的幻身，本系"草胎木质"，绝非金命玉质，与"石头"恰成天生地设的一对，一拍即合。宝玉说：黛玉"自幼"从不劝他"为官做宰"、"仕途经济"、"应酬世务"、"立身扬名"这种"混账话"，所以他"深敬黛玉"，否则他"早和她生分了"!所以这场"以顽石草木为偶"的爱情，"实历尽风月波澜，尝遍情缘滋味"，终而"无可如何"(甲戌本眉批)，是必然的。由此之故，黛玉这个秉性特殊，与世道落落寡合，又"父母双亡、无依无靠"的"苦绛珠"，将幸福的希望和终生命运全部寄托在当时惟一的"知己"--贾宝玉的爱情的"甘露灌溉"之上，"始得久延岁月"，是可理解的；她为要报"灌溉之德"、"甘露之惠"，"五内便郁结一段缠绵不尽之意"，甚至准备用"一生所有的眼泪来还他"--准备为之饱尝人间悲苦，与之同生共死，所谓"你好我自好，你失我自失"，也在情理中；因此最后，随着石头的叛逆性"补天"事业的彻底惨败，芎其人的罹难流落，而使黛玉爱情告吹、"花落人亡"，果然证实了"你臻失我自失"、以泪还债、以身殉情的前盟，实在是不可避免的结局，事实上，家族虽然始终反对这场婚姻，但到佚稿的后三十回也始终未能断其"情缘"。而正是当宝玉逃祸落难之时，"苦绛珠"才忧心如焚，深怀"缠绵不尽"之情，"泪尽而逝"，完成"还泪"的夙愿。等宝玉落难回来，潇湘馆已"寒烟漠漠"、"落叶萧萧"，他只得"对景悼颦儿"了。续书后四十回将之处理为家族"调包"、宝玉"变心"。致使她"焚稿断痴情"，怅恨宝玉而死，实与原稿大相径庭。脂批说得明白："绛珠之泪偏不离恨而落，为惜其石而落"，"所以绛珠之泪至死不干，万苦不怨，所谓求仁而得仁又何怨!"求爱得爱有何恨!(第三回回末总批)她对石头何恨之有?
综观上述始末，这里的逻辑关系十分明显。由于宝黛爱情的基础是对背叛"天恩祖德"的"补天"性格的"同调"和"知己"--需要支持和给予支持(例子从略)，所以他们的爱情绝非张生莺莺式的仅仅自由恋爱方式上的叛逆(这种局部方面的叛逆跟封建婚姻制度的冲突，在一定条件下是可以调和的，譬如只要"落难公子中状元"，则纵然"私定终身后花园"，亦可"奉旨完婚大团圆"，故而没有必然的悲剧性)；他们是出于男女双方的特定叛逆性格的爱情基础和素质上的叛逆(这种带根本性的叛逆，关系到这场爱情有利于还是有害于"护天"和"继业"，与封建制度构成根本的利害冲突，故而是不可调和的，除非"浪子回头"、性格改变)。但这对男女的叛逆性格既不曾改变，又不可能成功，即是说，这种"背负"祖制祖规的"补天"之志向连同"补天"人物，在当时是注定要毁灭的；故而由此生发并附骥其上的叛逆性爱情越是坚贞，越是"你失我自失"，也就越是必然地只能随其毁灭而毁灭，所谓"皮之不存，毛将焉附"?--此即宝黛爱情之悲剧性的内在必然性。它深刻地反映了18世纪的中国，人物的性格素质和恋爱的情感素质的新的历史性变化，确实已不同于《牡丹亭》、《西厢记》等任何"历来风月故事"和"历来风流人物"，包含着极深邃的时代意蕴和历史意义!
其次，关于"金陵十二钗"，从"红楼梦词"和全书所流露的作者对她们的态度，笔者曾概括为三点：
(1)对她们的容貌、才情、智慧，作者是由衷赞美的。"应惭西子，实愧王嫱，果何人哉，如斯之美也"的警幻仙姑，实是这批年轻女性们的神话化了的总缩影。作者于字里行间，随处流露对她们的过人聪慧和诗画之才、理家之才等等的赞赏，同情并支持诸如智能儿、小红、龄官、万儿、司棋和黛玉等少女们的纯真爱情，卫护和褒奖芳官、晴雯们的自由"性情"和纯洁友情，并通过贾宝玉予以高度评价：说她们是"山川日月精秀"之所钟的"人上之人"!
(2)对她们的品格作为、道路志向，作者大有褒贬，扬抑不一，不能一概而论。第二回，作者通过贾雨村道："这几个人，都只怕是正邪两赋而来一路之人。"这里的"正邪"，从全书的实际表现看，各人是有不同内容的：有宝黛式的"聪俊灵秀"又"乖僻邪谬"的正邪，有可卿式的"运筹谋画"又乱伦淫丧的正邪，有凤姐式的"万人不及"又"奸忍刻薄"的正邪，有宝钗湘云式的"钟灵毓秀"又染"禄蠹"之俗的正邪，等等。作者通过绝不雷同的个性描写，予以一一刻画，臧否人物不逾规矩，分寸极其谨严。
(3)对她们的悲剧结局，作者是深深同情的。不管是"镜花水月"，还是葬身宫帏，不管是抛闪家园，还是独卧青灯、云散高唐、身陷淖泥乃至画梁香尽......作者最后都把她们归之于"薄命"，归咎于"家道"和"天道"的疽坏。作者怀着"怀金悼玉"的悲痛，"花容月貌为谁妍"的惋惜和"生于末世运偏消"的清醒认识，写下一部忿斥封建专制制度的申讨书，唱出一支悲悼一代女儿的安魂曲。
"金陵十二钗"，是当日"普天之下所有女子"的"行止见识"和命运遭际的艺术提炼和形象概括。虽然作者按她们在实际生活中的"上中下三等"，不得不将她们分入"正"、"副"、"又副"等册；但在曲词和全书描写中，作者对她们统统以上述三点--"情性"或人性的美丑及其遭遇作为惟一的共同的尺度，来赞美之、褒扬之、同情之，而不管其小姐奴婢、等级贵贱，这一点，在中国古典小说中是史无前例的。
第三个层次："金陵十二钗"虽概括了书中不少女子，从而成为全书女性悲剧形象的主体；但毕竟尚未囊括书中出现的所有少女，譬如芳官等十二个小戏子，傅秋芳，"宝琴、岫烟、李纹、李绮皆陪客也"(脂评，但说这四人是"副十二钗是也"，那是谬批)，还有张金哥"十二钗之外副者"(11评)，等等。后者们在书中此出彼没，常有大段文字，并且作者饱蘸笔墨，对她们倾注颇多的情感和心血，使得她们的形象，常常比"十二钗"中有些重要人物更富生气神采，从而读者对她们的处境和遭遇，也往往更感同情。还有四儿、篆儿、良儿等"余者庸常之辈"，更难一一细述。
最后，十二钗虽是"彼家(贾府)上中下三等女子"，但同时其簿册却又扩展到"贵省"、"各省"乃至"普天之下所有的女子"之"过去未来"。"金陵十二钗"的悲剧，正是出现在这"当日所有之女子"的悲剧的背景之上的!使得她们的典型意义扩展到前所未有的广度。
这里有一点大可琢磨：在全书众多儿女之中，惟有袭人与蒋玉菡、小红与贾芸，还有茜雪等人的结局，似与众稍有不同，"家亡人散各奔腾"之后，他们竞能反过来对身陷"狱神庙"的宝玉和凤姐有所帮助，并且"供奉"玉钗夫妇，可见他们的处境反而所有好转，盖双双流落"市井"之故也。作者写贵族们"不配有好的命运"(恩格斯)，而写市民男女反而命运"独佳"，这种时代性的"人非物换"，是很值得深思的。
总括以上四层内容，其间的整体关系是：《红楼梦》又以宝黛爱情为中心，"金陵十二钗"为主体，其他众多女儿们的悲剧为"陪客"，以"当日所有之女子"为背景，构成全书女儿们命运发展的第二条大线索。
(三)贾宝玉的故事
《红楼梦》开卷神话楔子云：本书写的是一块"补天"石头补天不得、"幻形人世"的一段故事。这块石头物形幻化为"通灵宝玉"，而人格幻化为贾宝玉。所以本书实际是"借通灵之说"，撰写贾宝玉在红尘中"历尽离合悲欢、炎凉世态的一段故事"。
贾宝玉，这个石头般顽强的人物的特殊秉性在于：
(1)他是天生造就的"补天济世、利物济人"之材；
(2)他是不同于"历来几个风流人物"的"正邪"二气"两赋"之人；
(3)他是"今古未见"的"天下古今第一淫(情)人"。--这是作者用"画家三染法"，于前五回中特意向读者点明的此人性格的三大基本特征。
宝玉的所谓"正邪两赋"，书中说的明白：不是指"大仁大恶"，而是指他既"聪俊灵秀"又"乖僻邪谬"。所谓"乖僻邪谬"，不是指"残忍...'凶恶"，而是指他的"行为偏僻性乖张"、"无能不肖"和"似傻如狂"，主要表现为对家族到朝廷的"须眉浊物"们的"批驳诮谤"和对女儿们的奇特的"意淫"之情这样两个方面(包括对黛玉的坚定爱情、对晴雯等的亲密友情、对迎探等的手足之情和对所有女儿的"十分诚敬"，故称"闺阁良友"。可见宝黛爱情远不能概括宝玉性格的全部内容)。总之他是"于国于家无望"，而专注"闺友闺情"，用今天的话说，叫做对封建专制制度的激烈批判，对被迫害女性们的深切同情。从前一侧面，集中地表现出他离经叛道、愤怒"斥天"的叛逆性，朦胧地要求专制之"天"作出一定改良；从后一侧面，又集中地表现出他不分等级地"利物济人"的叛逆性，热切地希望人们(尤其是女人)的命运能有一定改善。由"斥天"和"济人"这样两个侧面，构成这块石头的"补天一济人"的性格和强烈愿望。他是如此一心一意地追求他的这一人生目标，以致他把"为这些人"(所济所爱之人)和"这些事"(爱人济人之事)当作他的"一生事业"(第三十四回)。他为"这些人"的一一惨遭毒害而连病两场、"卧床不起"(第七十、七十九回)，为"这些事"的最终彻底破灭而弃家出走，"悬崖撒手"。
纵观书中宝玉性格的发展，或围绕其叛逆性格展开的矛盾冲突，全书安排了以下十个阶段：
(1)性格总介绍(第一、二、五回，即前述勾勒性格总貌的三大"染")；
(2)性格初步展现("会秦钟"、"闹学堂"和"题额呈才")；
(3)袭人"箴谏"(脂评所谓袭人"三大谏"，宝玉"三大病"云云)；
(4)元春"禁管"(这是贾政奉元妃之命，令子人园的目的，然宝玉反其道而行之，而致有宝钗、湘云辈的"导劝"，但也照例无济于事)；
(5)贾政"笞挞"(此举反而更坚定了此人"为这些人死了也情愿"的信念，同时宝黛之间亦在此时题帕定情)；
(6)王氏争夺(即"抄检"、逐晴："我通共一个宝玉白凭你们勾引坏了不成")；
(7)元妃择偶(佚稿。按第三十六回贾母对宝钗的偏爱和"嘴乖的指黛玉可嫌"，及第五十四回她对"忘了书礼"、只想"终身大事"的"佳人"也是针对黛玉的的"掰谎"批驳等等隐伏和预示来看，宝玉与"老祖宗"之间围绕婚姻问题肯定有场严重冲突。但贾母其实也并未取中宝钗，否则她不会让张道士"打听着"替宝玉提亲，也不会见到宝琴又想给宝玉说亲。真正选定宝钗，决定"金玉良缘"的，实际是王夫人、元妃)；
(8)朝廷逮缉(佚稿。宝玉拘押"狱神庙"，而能使宝玉身陷囹圄者，只能是朝廷或"圣上")；
(9)宝钗"讽谏"(佚稿。所谓"薛宝钗借词含讽谏"、"他日之玉不可箴"（见第二十一回回前总批）。至此，宝玉已人、情两空，"补天一济人"理想彻底破产，故萌"情极之毒"矣)；因此，最后必然地。
(10)"悬崖撒手"、"复还本质"，即通过出家，重新还原为石头，回到青埂峰，仍是一块顽强的、补不成"天"的石头(这是佚稿的结末)。
上述这十个阶段，即是贾宝玉的故事发展的全过程，构成《红楼梦》全书情节发展的第三条--也是最中心的一条大线索。
二 线索结构与主题结构
以上我们回顾了《红楼梦》的三大方面的内容。它说明：《红楼梦》全书的人物、事件、情节、命意如此纷繁复杂而又条理井然、方寸不乱，原因在于它们很明确地是由三条大线索成麻花形交织串连组成，--即以封建皇朝衰败为表、封建家族衰败为里、王熙风的权势地位变化为标志的发展线索；以宝黛爱情为中心、金陵十二钗为主体、众多女儿们的命运为背景的发展线索；和贾宝玉的以"补天--济人"为核心的叛逆性格或叛逆"事业"的发展线索，将全书诸多头绪编串成一宏伟的整体。
这三条线索紧紧绾联、相互交叉、此起彼落、时明时暗，因此孰为明线、孰为暗线，很难一概而论。至于主次之别，有以下三点似可作为判断依据。
(1)从主题关系上看：本书的"无材补天"的"书之本旨"(见脂批)，主要是由贾宝玉的"补天一济人"事业的破产一线来集中表达的。
(2)从三者的内容交结上看：第一条线索关联着贾宝玉的愤而斥"天"的一面，表述着其"补天"理想的破产；第二条线索关联贾宝玉的热诚"济人"的一面，表述着其"济人"之志的破产。两者的情节内容，时时落实到贾宝玉的叛逆性格的发展一线，所谓"全部情案，皆必从石兄挂号"。
(3)从三者的发展始末上看：本书第一回神话楔子，以"补天"石头或贾宝玉的故事先行开卷，而其它两线尚未开始；全书卷末"悬崖撒手"、"复还本质"，以贾宝玉的结局结尾，而其它两线早已收场。因此惟有贾宝玉一线，真正称得上贯串首尾、开合全书。--据此，我们说三者之中，贾宝玉的叛逆性格的发展一线更占主位，它是《红楼梦》全书情节发展的中轴或主线!
那么，这三条线索跟全书主题的内在关系如何呢?简单地说：通过第一条线的众多情节所构成的封建家族和皇朝的"运终数尽、不可挽回"，作者充分揭示"天不可补"这一侧面，竭尽本书的"伤时骂世之旨"；通过第二条线的众多情节所构成的女儿们的悲剧命运，作者又充分揭示"人不可济"这一侧面，传达本书的"谈情"--"闺友闺情"之"大旨"；而"天不可补"和"人不可济"这两条线索或两个侧面，又处处落实并归结为第三条线--贾宝玉的"补天一济人"事业的失败，从而完成"无材补天"--无法济人的全书"本旨"。故此，脂评针对"无材可去补苍天"这一偈语点睛道：此乃"书之本旨"!而所谓"补天"，乃"补天济世，利物济人"之谓。由此可见，《红楼梦》一书的主题结构，是由"无材补天"--无法济人这一中心点，和"天不可补"、"人不可济"这样两个侧面构成的三维的立体结构(我们将它概括为"红"书主题的"一点两面")；或者说，全书由"伤时骂世之旨"和"大旨谈情"两个侧面，归结成"无材补天"的"本旨"。因此《红楼梦》的主题，我们若按一般的常例光从某一情节的发展或者某些人物的关系来判断，往往容易顾此失彼、挂一漏万，失之片面。《红楼梦》的主题的表达，比一般小说复杂，它的构成类型，或者说它"在(主题)结构上的联系--笔者曾借引列夫·托尔斯泰的话说--既不在情节，也不在人物间的关系(交往)，而在内部的联系"，即在几个题旨之间的内在关系之中。如果一定要用一句话来回答《红楼梦》是写什么的?那么我们最好用作者的原话来概括：是写石头的"补天"或"无材补天"，即贾宝玉的"补天一济人"悲剧的(它必然包含"天不可补"和"人不可济"两个侧面，因此方能囊括第一、第二条线)；或者说，是写石头或贾宝玉为"补天一济人"而"历尽离合悲欢、炎凉世态的一段故事"。
当然，在手法上，作者鉴于当时险恶的世态和处境，又以"大旨谈情"来掩盖"伤时骂世之旨"，进而掩盖"补天"的"本旨"，故意大摆迷魂阵，来"瞒蔽"世人耳目。如是，便造成了布满全书的真真假假、虚虚实实的"烟云模糊之处"，也形成了《红楼梦》所特有的特别耐人寻味的多层意蕴。如果说但丁的《神曲》在"主题"上、"形式"上和"目的"上都是"双重"的，那么曹雪芹的《红楼梦》则是三重的。一般地说，一部长篇著作以双线结构，含双重旨意，已相当宏伟。像《红楼梦》那样，竟用三线结构(其间又各以多个层次层层交织)表达三重旨意，这在世界文林中恐怕是绝无仅有的。更不必说在它的里层，还随处穿插着那么多的辅助线、幅射线、明线、暗线、虚线、实线(如贾芸与小红的爱情，大观园的风波，红楼二尤，乃至送燕窝、"绣春囊"的细节发展等等)，和那么多的隐寓、曲语、伏笔......《红楼梦》在中外小说中，实在是一座巍峨的大厦，一座莽莽的森林。
三 题旨的客观性质
值得注意的是《红楼梦》的主题，主人公贾宝玉的品格，作者的思想，时代的特点，这四者的高度统一。《红楼梦》的由"伤时骂世"和"谈情"--闺友闺情构成的"补天"或"无材补天"的主题，集中地通过石头或贾宝玉的由"斥天"和"济人"构成的意欲"补天"，又"补天"不得的基本性格表现出来。而后者的"必不能守祖父之根基，从师长之规谏"的叛逆性"补天"思想，又不过是作者自己的"背父兄教育之恩、负师友规训之德"的叛逆性格。使"当日所有之女子"昭传的新型思想构成的"不肖之罪"的艺术化、形象化再现(所以作者说石头和贾宝玉的故事，只是他"借通灵之说"撰述他自己曾历过的"一番梦幻"；脂评说："补天"石头不过是作者的"自譬"，石头和宝玉的"无材补天"，是"作者自己的一生惭恨")。而作者的这种思想状况，又正是当时的时代状况。一方面封建专制制度蓉"天崩地解"、已临末世；另方面"天理人欲不容并立"、人情(当然首当其冲的是女性们的"情性")被普遍扼杀，基此而萌发出要求改变"天"的秩序、改善人的命运的带有近代色彩的改良思想萌芽在作者世界观中的曲折反映。
时代、作家、作品如此完美的高度统一，这在中外文学史上也是罕见的。它至少说明两点。
(1)从主观方面说：《红楼梦》的主角的品格和全书主题，全然是作者自己的思想、理想或世界观的艺术表述或形象化寄托，其问高度一致，福楼拜谓之"主旨同作者的性情符合"。所以，如果说在别的世界古典名著那里，作品的形象或主题的客观意义往往违背作家的主观思想的现象，几乎成为通例；那么在《红楼梦》里，这种世界观和创作方法明显矛盾、分裂或对立的状况，减少到最小程度。
(2)从客观方面说：《红楼梦》--贾宝玉--曹雪芹的思想，又恰恰是当时时代趋势和时代潮流的确切反映，其间又高度一致。所以不少古典作家，往往只是站在时代的后面或一旁，甚至站在时代的对立面，仅仅客观地透露出时代的某些本质方面；那么曹雪芹，恰恰是站在时代的最前列，代表着时代的一种新思想和新的发展趋向，来反映整个时代的。曹雪芹和贾宝玉，乃是当时时代精神的代表!无论是前一点还是后一点，对于一个古典作家，当然是不可多得、分外难能可贵的，应当作为典范，深入研讨。
关键是《红楼梦》、贾宝玉、曹雪芹的"背负"天恩祖德的"补天"思想，究竟是什么性质的?我们说：构成这种"补天"思想的两个侧面，恰正明显地表现着这种"补天"思想的两大基本特点。
第一，它是建筑在"伤时骂世"或斥"天"的基础上的。它的批判，远不止是限于某个家族，某些官吏，某个坏皇帝个人，而是开始把他们连同他们所代表的制度--"男尊女卑"的宗法专制制、"以贵责贱"的等级专制制直至"国体仪制"，"皇家规范"、"官俗国体"等等，作为一个整体，予以深刻揭露和猛烈攻击。并且，它对这个制度的批判，不是希望它恢复到封建"盛世"，而是宣判了它的死刑。给它下了极不"太平"，"永"难医"治"，行将"易朝"换代和"运终数尽，不可挽回"的结论，总而言之他写的是这个制度的"末世"。第二，它是建筑在"使阁闺昭传"或"济人"的基础上的。它绝非仅仅限于封建士大夫的等级范围之内，对下层等级中人同病相怜地表表同情，动动侧隐之心而已，而是不分等级地对包括小姐奴婢在内的"当日所有之女子"的悲惨命运，发出愤怒的控诉；它把她们的"行止见识"，甚至提高到"老天"赋予的天赋"情性"的高度(第四十八回)，予以超等级的赞美、爱护和同情；它热诚向往她们能得到与她们的"灵秀"之气相适应的"幽微灵秀"之地，而萌发出"补天--济人"的强烈要求。
因此，《红楼梦》的作者决不是从狭隘的利益出发，为了改善本阶级内部的某一阶层、某一集团、某些个人的境遇，而要求保护或完善封建专制之"天"；他是从人和人的"情性"出发，为了改善人的--首先是"普天之下"女人的命运，而要求修补掉封建制度之"天"的腐朽性、非人性、专制性。《红楼梦》决非仅仅为写宝黛爱情或一个家族或一个皇朝的衰亡而已，它是为着写出自己的思想和理想：它开宗明义地表明的"补天济世，利物济人"的思想，深邃地包含着改变"天"的秩序和改善人的命运的新型理想。
基于上述两大基本特点的这样一种"补天"，显然，在本质上是全然背离"祖宗之法不可变"的传统轨道的。这种"补天"思想，已开始大胆地越出历来古代民主主义和封建主义改良主义的传统范畴，而明显地带有了跟西方的早期人文主义和东方的近代民主主义改良主义相近或相同的基本特点，就是说，它已经是属于近代性质的"补天"思想的萌芽。
《红楼梦》对"传统思想"的打破，首先正是集中地表现在全书旨意的上述思想特点和思想性质的转变上。也正是由于这一点，带来了它在创作思想和创作方法上的一系列创新--对"传统写法"的打破。这两个"打破"，又集中地标志着《红楼梦》在中国文学史和思想史上的划时代的意义和地位。
"太虚幻境"的现实意蕴
--《红楼梦》第五回及"同性恋"简析
《红楼梦》第五回"贾宝玉神游太虚境，警幻仙曲演红楼梦"(新版本作"游幻境指迷十二钗，饮仙醪曲演红楼梦")，是继第一回"补天"和"木石"神话之后，作者独创的又一篇"千古未闻"的神话。作者用幻笔，设幻境，虚无缥缈，"狡猾"之甚，却深寓着难以言述的良苦用心。在主观上，它寄寓着作者终生为之"自怨自叹"的美好理想；在客观上，它曲折地反映着当时"人欲"与"天理"激烈搏斗的严酷现实；于全书，它又一次预示了主人公贾宝玉的奇异特质，女性命运，全书情节乃至主题的发展概貌。这是与第一回的神话楔子和第二回的哲理剖析足堪并肩的又一回提纲挈领的重点文字。在这之前四回，宝玉、黛玉、宝钗三个构成爱情纠葛的主要人物既已先后出齐，作者便在第五回之首，先将三人加以汇拢，将其关系略作交代，为其后围绕爱情和婚姻的矛盾冲突伏下铺垫。
这里有一小段文字概述了宝黛关系的最初阶段。宝玉对黛玉从孩提时代的"视姊妹兄弟皆出一意，并无亲疏远近之别"，到因"一处坐卧"而"故略比别个姊妹熟惯些"，到"更觉亲密"，到"求全之毁、不虞之隙"的爱情萌芽，显然比初会时的爱慕心理更切实、更推进一步了。类似的描述，还有第二十七回的"一处长大，不避嫌疑"，第二十九回的"耳鬓厮磨，情相对"，"稍明时事，又看了邪书僻传"等处。很明显，作者在正面描写宝黛爱情的发生、发展、结局的实际过程时，绝无"前身命定"的影子，相反地，他把它深深扎根在十分现实的生活之中。足见第一回关于"木石"的浪漫主义神话，自有别的用意(如预示恋爱双方的叛逆性格和悲剧性)，而其根基，还是以细节的真实为特征的现实主义。
这一回的主体情节是"梦游太虚境"和"曲演红楼梦"。关于"梦游"一节，似近"荒唐"，其意却深。
(一)"太虚幻境"何许"境"?
脂批说："大观园系玉兄与十二钗之太虚幻境"(第十六回庚辰夹批)，而太虚幻境"已为省亲别墅画下图式矣"(甲戌本批)。将"大观园"和"太虚境"简单地视为同一，此论又对又不对。应该说，"太虚幻境"是经过作者理想化了的大观园，或日大观园的理想化，必须加上"理想化"三个字。试看：在这个"幻境"--虚构的境界里，景物是如此鲜美，"朱栏白石，绿树清溪"；人物是如此娟好，"蹁跹袅娜，端的与人不同"；众女儿摆脱现实的悲苦和"薄命"的羁绊，从"命苦人"真正争得了"神"--"精华灵秀"所钟的"人上之人"的地位，大家皆以"姐妹"相称，几无上下尊卑之别，一块儿平等、自由、友爱地生活，这是一个不曾被"浊物"们来污染的"清净女儿之境"。这个境界的特殊任务是：让"普天之下所有的女子"，备尝现实世界的"痴情"、"结怨"、"朝啼"、"夜怨"、"春感"、"秋悲"、"薄命"等等悲惨遭遇以后，警醒她们"钟情"的"痴梦"，"引度"他们脱离人间的"愁恨"(此即四位仙姑命名之寓意)，让他们的"生魂"和死魄到这里来"游玩"和安息。但它不是阴间的"地府"，而是与女人的"聪俊灵秀"之气相适应的"幽微灵秀地"；它也不是极乐的"天国"，而是反映了女人命运不恃、无可奈何的现实人间的"无可奈何天"(脂评说："女儿之心，女儿之境，两句尽矣")。它既是"孽海情天"、"无可奈何"的现实世界的反映，又是摆脱这种"孽债"和命运任人摆布的现实处境的自由天地。总之，这是一个超脱了人问的各种"情"的悲剧，独惟葆有"意淫"--纯洁的闺友闺情的理想境界。它的归结点，最后还是要"以情悟道、守理衷情"--以一套新型的"道理"(这下文再述)来"衷情"或爱人!作者将大观园里不曾实现的理想的人间新秩序，挪到了"太虚幻境"来实现，虚构了一个人间没有、天上亦无的理想化了的女人。虽然作者的理想王国的具体面貌(要求或设想)还是如此朦胧，同时他也清醒地意识到，即使这样一种境界也一时还根本不可能实现(故而名之"虚幻"之境)；但是，作者在否定了以"浊物"--男子为中心的现实人世的同时，虚构了这样一个以"清净女儿"为主体的美好境界，这一点是耐人寻味的。它是现实的"孽海情天"的否定之否定，即是一个升华了的、理想化了的"情天"。"太虚幻境"，隐约地透露着作者所向往的"天"补成什么样子、人"济"到什么程度的新型理想的朦胧蓝图。
但是，在作者笔下的"情"的悲剧中，不加区别地将可卿式的"淫滥"、黛玉式的爱情、晴雯式的友情、宝钗迎春式的婚姻等悲剧混在一起，并且，他对这个隋"，一概标以"孽"、"债"、"假"、"无"、"虚"、"幻"等字样，这种认识和处理，除了表现出他对"情"在当时的必然悲剧性的深刻体察，毕竟也透露着他思想上的幼稚、虚无、局限的一面。
(二)"警幻仙姑"何许人?
书中说他的职责是"专司人间之风情月债，掌尘世之女怨男痴"；他的任务是"访察机会，布散相思"。一句话，这是一个中国的维纳斯和邱必特，是一位东方的爱神!(用脂评的话说她是个"多情种子")因此作者把她写得如此之美；"良质"、"华服"、美容、姣态，"应惭西子，实愧王嫱"，"瑶池不二，紫府无双"，"果何人哉，如斯之美也"，是一个美的化身!这个由情和美化合而成的女神，她对由"补天"石头幻化的新型的"情痴情种"贾宝玉，是完全理解的(请看她对"意淫"的分析)；她对他的以情"济人"--爱人的"事业"，是完全支持的(她说"吾所爱汝者，乃天下古今第一淫人情人也")。她盛赞贾宝玉"天分高明，性情颖慧"。脂评说："通部中笔笔贬宝玉，人人嘲宝玉，语语谤宝玉，今却于警幻意中忽写出此八字来，真是意外之意"(甲戌本眉批)。这实在是这位神化的"情种"对她的人间宠儿的高度赞誉。
那么，警幻规谏宝玉"改悟前情，留意于孔孟之间，委身于经济之道"，一派腐儒气味，又如何理解?须知，这不是警幻的本职和本意，而是"宁荣二公之灵"的嘱托，故脂评说："说出此二句，警幻亦腐矣，然亦不得不然耳。"作者有意写了宁荣的鬼魂，形象地作为家族精神的象征化，来集中表现封建家族对宝玉的希望和所规定的道路："冀将来一悟"，"跳出迷人圈子"，"入于正路"，使之"继业"；而为了"继业"，当然首先必须使之"护天"。"留意于孔孟之间，委身于经济之道"(即贾政所谓通过"举业"而"发迹")。这样，本回围绕宝玉的方向和道路，集中展开了以"意淫"为核心的爱人济人志向和家族要求之间的激烈斗争。但在写法上，作者既不愿简单化、概念化地来表现这场斗争，而借助以生动的形象；也不愿浅薄地处理为警幻为一方、宁荣为一方的争夺，而将它高度集中地通过警幻的一身二"任"，曲折地反映出来，以瞒世人耳目，避当时文网，所谓"不得不然耳"。如是，警幻似乎成了既"卫道"、又"传情"的二重人格的矛盾人物。然究其实，其专职("布散相思"的本质规定性)和受托("传道"的临时附着成分)的分界，还是十分清楚的。
警幻这个形象的真正矛盾二重性，不在既"卫道"又"传情"，而在于既"传情"又"警情"。她既"布散相思"、专司"风月"；又宣扬"情"的虚幻，以警戒各种感情为己任，故日"警幻"。其实，她的这种矛盾，正是作者本身世界观矛盾的表现，归根到底，是当时社会现实矛盾的反映。她既主张以情抗"理"、以情"济人"，来对抗当时的"以理杀人"，故而她专布相思、支持"意淫"；但是，她又清醒地看到了当时"天理人欲不容并立"的严酷现实，人情或"人欲"的被普遍灭绝，"以情济人"的无济于事，一切只能走向悲剧，因此她又以对吒隋"提出警告--即所谓"以警情者"为己任。她既看清了人情必然被毁灭的现实，又找不到任何出路，看不到任何希望，只好把情看成一场虚幻的空梦(作者所谓"红楼一梦")。如是，造成了她对人问一切"风情月债"的既肯定又否定的矛盾状态，而正是后者，使得这个"女神"带上了宿命和悲观的阴影。然而，她对"情"的上述认识毕竟是清醒而深刻的，她实在是一个在情感(人欲)问题上的史前启蒙者--先觉者的形象，她的矛盾二重性，恰恰表现着一棵先期的启蒙主义幼芽(实质是作者自己!)的思想的矛盾和时代的矛盾。
因此，在警幻的消极因素中，是包含着积极内核的。警幻对宝玉的"令其再历饮馔声色之幻，或冀将来一悟"，跟宁荣二公的"望以情欲声色等事警其痴顽"，其出发点、内涵和目的全然不同：警幻是"先以彼家上中下三等女子之终身册籍令彼熟玩"之后，希望他认识女儿命运和"饮馔声色"等人情人欲的必然幻灭，从而使之彻底觉悟，认清"天"不可补、人不可"济"的现实，抛弃对封建专制制度的不切实际的幻想。宁荣是把"情欲声色"--人情人欲看作"迷人圈子"，希望宝玉及早"跳出"，改邪归正，弃情衷理，留意孔孟，委身经济，为"继业"和"护天"献身，为封建专制制度服务。前者以情悟情，后者以理制情；前者是预示结局、击其幻想，后者是欲取先与、欲擒故纵。故而警幻的所谓"道"和"理"，与宁荣二公的，有着实质性的不同：宁荣之"道"，是孔孟之道；其理，是程朱之理--天命之理。而警幻之"道"，是人间情感必然幻灭、终属虚幻、女儿命运不可挽救的道理；故而其理，是人不可济--天不可补的必然。因此警幻的"以情悟道，守理衷情"。是说：从热衷于人情出发，经过人情的幻灭而省悟其中的道理，从中领悟不可违抗的人不可济的必然性，最终达到并保有不含任何幻想成分的更纯粹的情的境界(它的体现就是"太虚幻境"--人间不可能实现的情的纯粹的理想王国，升华了的"爱人"的理想和志向，其实也还是经历了"梦幻"之后的作者自己的思想)。这就是警幻对宝玉的"警其痴顽"的全部内容和最终目的。这样的"道"和"理"，跟宁荣二公的相去霄壤，非但丝毫不与"情"字对立，反而与"情"浑然一体、互为因果，以"情"为其核心、出发点和归宿。
(三)警幻训示的重点
是她对贾宝玉下了第三个结论，他是"天下古今第一淫人"。这是继第一回的"补天之材"和第二回的"正邪两赋之人"后，本书对主人公之本质特征的第三次大皴染、大勾勒。
这个"淫"，警幻说决不是"皮肤淫滥"，而是"意淫"。"淫虽一理，意则有别"，两者划分清楚，使读者对主人公不容有任何误解。这跟雨村说的切不可把他"错以淫魔色鬼看待"，是同一个意思。何谓"意淫"?警幻说它"惟心会而不可口传，可神通而不可语达"，可见十分奥妙，连作者自己也还一时难以表达得确切明白。反正它是"天分中生成的一段痴情"，特点是可为"闺阁良友"，独为"闺阁增光?，而决非"唐突闺阁"、污辱女儿。脂评说："只不过体贴二字，故日意淫。"这种理解，反而把作者新创的这个"千古经传稗史未有之奇"的术语浅化，从它大大地倒退了。其实，从警幻在这里的点睛和宝玉在全书的表现看，"意淫"一词，应当包含这样两项内涵：
(1)从实际内容看：贾宝玉认为"人为万物之灵，凡山川日月之精秀，只钟女儿"(第二十回)，"女儿是水作的骨肉"，是"清气"人性的体现，是"人上之人"。因此，他对女人的爱，跟"皮肤淫滥"截然不同。后者不过是(如警幻所说)"悦容貌，喜歌舞，调笑无厌，云雨无时，恨不能尽天下之美女供我片时之趣兴"，如然。贾宝玉的"意淫"却与之对立，他所钟爱的是女儿们的"精华灵秀"或"精秀"之气，实即她们的天赋灵性或人性(所谓"老天生人再不虚赋情性")，包括她们的容貌体态("不因俊俏难为友")、才情智慧(如理家之才、诗画之才等等)、"各自性情"--个性(如"撕扇子"一节："各自性情不同，你爱这样，我爱那样，都可以使得")，一句话，是她们的从外表到内在的人性美。不管、丫头小姐、主子奴婢哪一个等级中人，只要表现了这种天赋情性，他都爱、都痴、都赞美、都尊重，"十分诚敬"，平等以待，体贴入微，主张给她们以充分发挥的自由(而不是辱弄)，这真是一个专为"闺阁增光"的"闺阁良友"!显而易见，这个"意淫"，实质是一种超等级的"人性爱"的中国式表述，以此为基础而派生出贾宝玉的超等级的人性平等和个性自由--个性解放的近代思想萌芽。
(2)从构成成分看：这个"意淫"又超乎任何前人地包括着或表现为对黛玉的坚贞的爱情、对晴雯等的纯洁的友情，对迎、探等的亲密的手足之情和对刘姥姥等的由衷的同情，总括地说就是"闺友闺情"，实际上还旁涉对秦钟、蒋玉菡、柳湘莲、冯紫英(到佚稿后三十回恐怕还有卫若兰、贾芸、倪二金刚)等男友的不分等级的诚挚情谊。故而这个"意淫"，名之日脂评所说的"泛爱"或鲁迅所说的"爱博"--博爱，正好合榫。
包含着如此深广内容--近代内容的这样一种爱或情，无怪乎作者和他的警幻还难于找到一个与之适应的近代术语，来明确地表述它，而创造了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纯粹中国式的"意淫"一词。淫者，"久雨为淫"(《说文解字》)，"邪也"(王逸)，"乱之过而失其正也"(朱熹)。看来，"意淫"和"皮肤淫滥"，同样是情或欲泛滥，对于封建礼教同样是邪而不正，故日"淫虽一理"；但是在欲与意之间、肉与灵之间，"皮肤淫滥"专注于欲--肉，而宝玉专注于意--灵，故日"意则有别"，谓之"意淫"。这实在是一种惟女友和男友的性灵和精神为爱的崇高感情，是一种悖礼逆道的精神爱!这样一种思想情怀，历来的所有"风流人物"、"情痴情种"又怎么可能与之匹敌?当然只为宝玉"独得"，从而成了"天下古今"见所未见、闻所未闻的天字第一号具有人性爱或博爱精神的叛逆性"意淫"人物。既然是这样一种反等级--超等级的具有近代民主主义--人文主义萌芽性质的博爱或人性爱，则在当时封建主义的旧中国，"于世道未免迂阔怪诡"，遭到"百口嘲谤，万目睚眦"，从而"见弃于世道"，也正是不可避免的事。
(四)警幻对宝玉的"警"情
情感教育，实际上包含两项不同的内容：一是前文所说的警情之"幻"，这个"幻"，既包括"幻灭"，又包括"虚幻"。在她看来，人间的"风情月债""女怨男痴"以及以情爱人等等，到头必然幻灭、终属虚幻，她对之提出警告。二是警情之"滥"，即让宝玉分清"皮肤淫滥"和"意淫"之不同，使之断绝"淫滥"，惟持"意淫"，纯化感情，她对之提出警戒，简言之即是"戒淫"--戒掉"皮肤淫滥"!为这后一点，警幻故令其妹--全书"淫滥"的化身"兼美字可卿者"，许配宝玉，"授以云雨之事"，使他领悟这在"仙阁幻境之风光尚如此，何况尘境之情景哉"?那么，经过这场警情和戒淫之后，宝玉接受教育的效果如何呢?
(五)宝玉"梦游"的结果
从以上诸点的分析可以看出，宝玉梦游"太虚幻境"，面临着两种争夺：一是以宁荣为代表的"理"--家族希望和以警幻为代表的"情"--"闺友闺情"的争夺；一种是"皮肤淫滥"之淫和"意淫"之情的争夺。这后者的淫与情，就其结局而言，二者都必然幻灭，皆属虚幻，故警幻要警其幻；就其性质而言，二者又"意则有别"，故而警幻又要警其别或警其"滥"：戒其淫。在前一种争夺中，贾宝玉"梦游"的结果，没有接受"理"，更坚定了情。试看，他一到"太虚境"，就迷恋上了这个"清净女儿之境"："这个去处有趣，我就在这里过一生，纵然失了家也愿意，强如天天被父母师傅打呢"；继而，他一领略"古今之情"、"风月之债"后，"早把些邪魔招人膏肓了"；进而，他闻过"君芳髓(碎)"、品过"千红一窟(哭)"、尝过"万艳同杯(悲)"、听过十二支"薄命"曲之后，"痴儿竟尚未悟"；最后，他深负警幻的一番"以情悟道，守理衷情"之言，堕入吒隋天情海"的"迷津"去了。这里的"迷津"，其一义是对现实世界的情感"尘网"(庚辰本脂批)的形象譬喻。因此这个"迷"，是对情之"迷"；"未悟"，是既未悟宁荣的弃情悟道的嘱托，也暂时未悟警幻的情之必然幻灭的教训，总之是更深地陷进了"情网"里面，"还是心中不净，不了，斩不断"，"永堕迷津、生出孽障"，"一世堕落无成"(脂评第二十二回批)。故而脂评于本回末总批说：这场梦游"使宝玉从此倍偏、倍痴、倍聪明、倍潇洒"。
在后一种争夺中，宝玉经过与"兼美"云雨，堕入"淫滥"的"迷津"(其二义)，被"夜叉海鬼"们搞得几乎丧命之后，他断绝了"皮肤淫滥"，成功地戒掉了"肉淫"，而纯化了"意淫"。所以在全书中，宝玉对于"淫"欲仅止与"兼美"、袭人"初试"两次，其后他对以钗黛等等所有女人，呢而不亵、痴而不滥、十分"诚敬"，无论爱情友情，非常洁净，活脱一个"天真烂漫"的"呆公子"和"无心道人"，绝无"淫魔色鬼"的污痕。第七十七回晴雯嫂子的一席话，第七十八回贾母的"我也解不过来"，第80回也对王道士玩笑的反应等等，皆可为证。(见后文)
由此可知，警幻对宝玉的这场情感教育的两项任务，暂时只完成了一项：警情之"滥"--戒淫是完成了；警情之"幻"暂未完成。宝玉一时还未能领悟女人)的命运和情之必然幻灭的人间真相，故而堕入晴"的"迷津"，深负了"以情悟道、守理衷情"的谆谆告诫。这项任务，要直到全书之末，经历了一番现实的惨痛教训之后，他才能省悟十二曲词的"薄命"含意和警幻的教导，从而彻底跳出"迷津"，"悬崖撒手"。
如果说"神游太虚境"一节的重点在"警情"，那么"曲演红楼梦"一节则重点在"指迷"，即"悉借其(推背图之)法"，点穿"儿女数运之机"(甲戌本眉批)，即女儿们的命运。关于"曲演红楼梦"一节，有以下几点似应略作简述：
1．十二支曲的意图不是一个，而是三个。
(1)预示"金玉良缘"和"木石姻缘"的结局("终身误"和"枉凝眉")；
(2)预示十二钗为中的"上中下三等女子"的"终身"或结局；
(3)预示家道和世道--整个封建制度之"天"的结局("飞鸟各投林"，相当于《好了歌》及注。脂批说这里"无干涉政事"，实为欲盖弥彰之语)。这三项内容，虽然总括了本书所要展开的"天"--"人"--"情"的悲剧，将"人不可济，天不可补"这全书主题所涉的两个重要侧面加以集中预示；但是，曲子本身毕竟没有直接揭示主人公的叛逆性"补天"--"济人"志向这一核心内容，而它正是全书主题的主导方面。即是说，十二曲子并没有概括"补天"或"无材补天"这一全书主题的中心点，它还总括不了全书的所有内容(如贾宝玉的意欲"补天"的叛逆性格)；因此，它还不能成为全书的"纲"(这一总纲应是开卷的一篇"立意"："石头补天"神话楔子)，它仅仅是派生于并组成这个纲的"目"。
2．从曲词和全书看，作者对女儿们的态度，可以概括为三点：(1)对她们的容貌、才情、智慧，作者是由衷赞美的；这正与
贾宝玉的"意淫"相一致。
(2)对她们的品格作为、道路志向，作者大有褒贬，扬抑不一，
不能一概而论；这正可理解这几个人的"正邪两赋"之不同内容。
(3)对她们的悲剧结局，作者是深深同情的；这正与警幻的警
情之幻--幻灭和虚幻相一致。这三点，其实也是作者于全书描写众女儿形象的总倾向、总态度。
3．这里的判词和曲词，虽然预示了书中众多女性的悲惨命运，却绝非真是"推背图"式的迷信谶语，而是对当时"天下所有之女子"的总命运的十分现实主义的集中反映和高度浓缩。其中十二正钗曲词，多只限揭示该人本身的"终身"，独王熙凤的"聪明累"、秦可卿的"好事终"和元春的判词，将其命运和家族衰亡甚至"宫闱"连为一体，这一点颇可注意。
秦可卿，这个"比儿子还强十倍"的媳妇，实是宁府的"管家"奶奶，她考虑的甚至是整个贾府的"百年大计"(见第十三回)。作者写她，一是作为"淫情"的代表，二是用来"贬尽"贾府一族"空顶冠束带"的男性主子。因此作者通过她的曲词，来总结"败家的根本"：
(1)"箕裘颓堕皆从敬"。足见作者对贾敬式的不问世事、醉心佛道这条人生道路是明确否定的(亦可见宝玉最后的"悬崖撒手"是否真的遁人空门，值得考虑)；
(2)"家事消亡首罪宁"。预告了宁府的乱伦淫滥，实为败家之"开端"；
(3)惟"宿孽总因情"一句，将败家之"因"归结为贾珍可卿辈的隋孽"--道德的沦丧，则毕竟不够全面、深刻。
王熙凤的曲词，预告了虽"聪明"过人，但个人和整个家族乃至封建"人世"的"家亡人散各奔腾"、"大厦倾"、"灯将尽"、"忽悲辛"、"终难定"的结局。这个人作为荣府的"大管家奶奶"，对内，她跟荣府的家政主持者贾母和王夫人构成权力中枢；对外，她交通当道(都察院等)，左右官府如使家臣。这样，她成了荣府的真正代表，家族势力的实际化身，她的得失直接成了荣府升沉显晦的标志。事实上，在书中，荣府的盛--衰--败的变化，恰恰与风姐在家族的势盛--势衰--势败相适应；而凤姐在家族中地位的变化，又恰恰与贾琏对她的"从命"(第二十一回)--"使令"--"休弃"(佚稿，"王熙凤知命强英雄"、"哭向金陵事更哀")为表里。因此，凤姐判词的"一从二令三人木"(言听计从--使令扫雪--休弃返乡)，固然是贾琏对她的态度变化的三个阶段，其实也是邢夫人等乃至整个家族对她态度变化的三个阶段，亦即该人在家族地位变化的三个阶段，恰恰标志着家族势力变化的三个阶段。而这最后一点，又正是家族--皇朝--整个封建主义之"天"必然衰败没落这一主题性变化的重要标志。故而王熙凤这个人物，必须予以充分注意：她于全书所占的章回或篇幅，几乎可与一号人物贾宝玉相抗衡；她在十二钗中虽居第九位，但她在全书表现主题、安排线索、组织结构等方面所占的地位，几与贾宝玉并起并坐。所以在《红楼梦》中，与贾宝玉同处全书中心地位的，不是林黛玉，而是王熙凤!
至于元春贵妃与"宫闱"的关系及其重要性，我们将在后文《元妃之死》中加以详述。
综上所述，《红楼梦》作者所"幻造"或虚构的"太虚幻境"和警幻仙姑，绝不同于"皆因僧道而有"的极乐天国和"菩萨天尊"(见甲戌本眉批)。它是作者的具有近代民主主义萌芽色彩的新型理想的形象表现，是对当时"以理杀人"和"以情济人"殊死搏斗的封建末世专制现实的清醒反映，是对全书所要展开的人物性格、命运和结局的高度概括和预示。它的重要性不在第一、第二回以下，是作者于前五回中精心安排的三回重点文章之一。它所表现出的构思之巧、意蕴之深和艺术魅力之隽永，确乎堪称"千古未有之奇文"。这里附带辨析一下：贾宝玉是否与秦钟、蒋玉菡、柳湘莲搞"同性恋"的问题。这首先须得了解作者的艺术构思或总体设计：作者为了赋予宝玉尊重、同情、爱护女性的使命，把他写成为闺阁"增光"和呐喊的"闺阁良友"，就必须使他时时体验女性生活，处处体察女性问题；要达到这一点，就必须让他成天生活在女儿队中，与她们呼吸与共；而他成日"在内帏厮混"，又绝不流于赦、珍、琏、蓉、蟠们的沉迷"肉淫"，使之始终保持纯洁的"意淫"--精神爱，就必须首先给他戒淫--戒除"皮肤淫滥"。这个任务作者极富理想化、神奇性地通过"警幻仙姑"来完成，她对宝玉进行了两种教育：警情和戒淫。前一项警情教育，警幻用"十二钗"的判词和曲词为教材，但"痴儿竟尚未悟"，暂时没有完成；后一项戒淫教育，警幻用其妹"兼美"和袭人作"仙境"与"尘境"的尝试和对比，使宝玉"领略"这"云雨之事"的"风光"也不过"如此"，使之"万万解释"，这项戒淫教育是成功地完成了的。
警幻说得明白：她把"兼美"许配给宝玉同房，为的是"不过令汝领略此(云雨之事)在仙闺幻境之风光尚(且不过)如此"，"何况尘境(男女淫佚)之情景哉?"当然更没有味道。目的是让宝玉"今后万万解释"男女之欲，"改悟前情"。于是宝玉便与兼美"初试"云雨情--堕入"迷津"，结果果然"夜叉海鬼"将他"拖将下去"，吓得他"汗下如雨"，差点儿命都搭上!这是第一步"戒淫"。
接着便是第二步"戒淫"。宝玉回到"尘境"与袭人"初试"(其实已是二试!)云雨情，其"情景"果然如警幻预告的：更不及在"仙阁幻境"与兼美的"风光"，即更毫无意思。故而他与兼美尚"柔情谴绻，软语温存"，而与袭人则只一个"试"字带过。
经过这"仙闺"与"尘境"二度戒淫，宝玉果然"领悟"、"解释"了"云雨之事"不过"如此"，从此他再也没有与袭人或晴雯等其他婢女，发生过任何"云雨之事"。这是很奇怪的。按一般常情，一旦宝玉与兼美、袭人偷尝"禁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