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世研究
曹雪芹家世史料的新发现
1975年第三期《南京大学学报》发表了吴新雷同志的《谈(红楼梦)研究中的两个问题》一文。在这篇文章的注文里，节引了乾隆十六年刊蓝应袭等人纂修的《上元县志》卷十五的《曹玺传》(以下简称"蓝《志》")。为了研究这段材料，我与李华同志查阅了有关资料，在查阅过程中，我们发现了康熙二十三年江宁知府于成龙纂修未刊稿本《江宁府志》中的《曹玺传》(以下简称"于《志》")和康熙六十年上元县知县唐开陶等纂修《上元县志》中的《曹玺传》(以下简称"唐《志》")。后来，又看到了"蓝《志》"《曹玺传》的全文，实际上它是转录了"唐《志》"《曹玺传》的全文，只是校正了"唐《志》"的几个错字。
我们认为新发现的两篇《曹玺传》是考证曹雪芹家世的极为重要的材料，值得介绍给大家并作进一步的研究。
一、新发现的两篇《曹玺传》
新发现的两篇《曹玺传》，其一，见康熙二十三年未刊稿本《江宁府志》卷十七"宦迹"。现略加标点，全文转录如下：
曹玺，字完璧，宋枢密武惠王裔也。及王父宝宦沈阳，遂家焉。父振彦，从入关，仕至浙江盐法道，著惠政。公承其家学，读书洞彻古今，负经济才，兼艺能，射必贯札。补侍卫之秩，随王师征山右建绩。世祖章皇帝拔入内廷二等侍卫，管銮仪事，升内工部。康熙二年，特简督理江宁织造。江宁局务重大，黼黻朝祭之章出焉，视苏杭特为繁剧。往例收丝则凭行侩，颜料则取铺户，至工匠缺则佥送，在城机户有帮贴之累。众奸丛巧，莫可端倪，公大为厘剔，买丝则必于所出地平价以市；应用物料，官自和买，市无追胥，列肆案(安)堵；创立储养幼匠法，训练程作，遇缺即遴以补。不佥民户，而又朝夕循拊稍食。上下有经，赏赍以时，故工乐且奋。天府之供，不戒而办。岁比梗，公捐俸以赈，倡导协济，全活无算，郡入立生祠碑颂焉。丁巳、戊午两督运，陛见，天子面访江南吏治，乐其详剀。赐御宴、蟒服，加正一品，更赐御书匾额手卷。甲子六月，又督运，濒行，以积劳感疾，卒于署寝。遗诫惟训诸子图报国恩，毫不及私。江宁人士，思公不忘，公请各台崇祀名宦。是年冬，天子东巡，抵江宁，特遣致祭。又奉旨以长子寅仍协理江宁织造事务，以缵公绪。寅，敦敏渊博，工诗古文词。仲子宣，官雇生，殖学具异才。人谓盛德昌后，自公益验云。
按未刊稿本《江宁府志》系康熙时江宁知府于成龙纂修，原书四十卷，现存三十四卷，缺一、二、三十至三十三共六卷。此书卷三："星野(祥异附)"志自"周孝王十三年大雹江冻"起，至康熙"二十二年春，江南郡邑大雨连旬"止，卷五"建置"志提到"康熙二十一年知府事于成龙清查来安县学田"。卷十七"宦迹"：《曹玺传》内提到曹玺死时是甲子年六月，这年冬天，"天子东巡，抵江宁，特遣致祭"等等。按"甲子"是康熙二十三年，这年冬天，康熙举行首次南巡。又于成龙于"康熙二十一年题受江宁知府"，二十三年冬晋"安徽按察司按察使"。根据以上这些情况，可知此书开始纂修不会早于康熙二十一年，此书纂修完成，不会迟于康熙二十三年。由此我们可以确定此未刊稿本的年代是康熙二十三年。这个时候，对于曹家来说，正是曹玺刚死，曹寅在京任銮仪卫治仪正兼正白旗包衣第五参领第三旗鼓佐领，后来提升为内务府慎刑司郎中并同时"协理江宁织造事务"的时候。换句话说，也正是曹家开始兴盛的时候。
另一篇《曹玺传》，则见于唐开陶等纂修的康熙六十年刊《上元县志》卷十六"人物传"。现在也将它略加标点，全文转录如下：
曹玺，字完璧。其先出自宋枢密武惠王彬后。著籍襄平。大父世选，令沈阳有声。世选生振彦，初，扈从入关，累迁浙江盐法参议使，遂生玺。玺少好学，沉深有大志，及壮补侍卫，随王师征山右有功。康熙二年，特简督理江宁织造。织局繁剧，玺至，积弊一清，干略为上所重。丁巳、戊午两年陛见，陈江南吏治，备极详剀。赐蟒服，加正一品，御书"敬慎"匾额。 四声，长，偕弟子猷讲性命之学，尤工于诗，伯仲相济美。玺在殡，诏晋内少司寇，仍督织江宁。特敕加通政使，持节兼巡视两淮盐政。期年，疏贷内府金百万，有不能偿者，请豁免。商立祠以祀。奉命纂辑《全唐诗》《佩文韵府》，著《练(楝)亭诗文集》行世。孙颐，字孚若。嗣任三载，因赴都染疾，上日遣太医调治，寻卒。上叹息不置，因命仲孙颊复继织造使。叛字昂友，好古嗜学，绍闻衣德，识右以为曹氏世有其人云。
按此书现藏日本内阁文库，卷首有"康熙六十年岁次辛丑仲冬之吉，乡进士敕授中宪大夫知江宁府事吴应凤撰"的《序》，还有"康熙六十年岁次辛丑冬至后十日，敕授文林郎知上元县事遂宁唐开陶撰"的《序》，可见此《志》刊于康熙六十年。这时离曹寅死九年，离曹颐死首尾七年，曹频继任江宁织造也是首尾七年。换句话说，这时曹家还未败落，虽然连遭曹寅、曹颐之丧，但因为康熙还在，所以曹家还没有"树倒猢狲散"。
值得注意的是这两篇传记是互为补充的，第一篇传详于曹玺，略于曹寅。第二篇传，则把前传中关于曹玺的文字删去了一部分，增加了"子寅"以下一百六十二字。显而易见，后一篇传是在前传的基础上删节增补而成的。而乾隆十六年刊本《上元县志》上的《曹玺传》，则又是转录康熙六十年刊《上江县志》上的《曹玺传》全文，而我们大家所熟悉的同治《上江两县志》里的《曹玺传》，则是这两篇《曹玺传》的合并和删削。
还有一点，康熙未刊稿本《江宁府志》的编纂者于成龙是江宁知府，他与曹玺是同时，于任江宁知府，曹玺任江宁织造。按当时的惯例，他们必然会有交往的，甚至他们还可能有较密切的关系，因为于成龙(汉军)也是"奉天辽阳人"，他与曹玺不仅同时在江宁做官，而且还可能是同乡。据《内务府现行则例》所载："织造系钦差之员，与地方官虽无统属，论其体制，不特地方交涉事件，各官不得牵制，即平时往来文移，亦不容以藐视。今详加酌议，凡钦差官员，俱论衙门体制，虽由郎中员外郎出差者颇多，不便以织造品级之大小而更钦差衙门之体制。嗣后织造与督抚相见，仍照先前行宾主礼，文移俱用咨；与司道运司相见，俱平行，文移俱用咨；府厅州县见织造，仍于大．寺下轿，马由角门进，文移织造仍用牌檄，府厅州县用咨呈，将此载入则例，行文各督抚并各织造，一体遵行。"这虽然是乾隆六年的规定，但在此以前情况也不会有很大的差别。按照这个"则例"来看，当时江宁织造比江宁知府的地位要高，因为织造是"钦差"的身份。所以当时于成龙要见曹玺，还得"于大门外下轿"，要行文书，还得用"咨呈"。
康熙六十年刊《上元县志》的纂修者唐开陶，据同书卷四说："唐开陶，康熙五十五年任县令"，又同治《上江两县志》卷二十一"名宦"说："唐开陶，字晋公，(四川)遂宁人。康熙中知上元县，爱民礼士，以邑志修于万历季年，文献久缺，乃开馆于冶城纂修之，六阅月而成。"唐开陶既然于康熙五十五年任上元县令，则他与曹颊是同时，唐任上元县知事时，曹频任江宁织造，因此唐开陶与曹颗，也同样会有交往的，他们各自的地位，当然也同上述《内务府现行则例》所规定的地位。至于唐开陶的时代，则已晚于曹玺约四十年左右了。
根据上面这些情况来看，这两篇传记材料，应该说是比 田．《总管内务府现行则例．广储司》卷二，页三较可信的。其中关于曹家的家史和祖籍等的记述，其材料很有可能直接来自曹家。甚至于、唐等人修《志》之事，曹玺、曹寅和曹频，也完全可能曾先后与闻其事的。
二、关于曹宣、曹颗、曹叛等人的名、字问题
这两篇传记提供给我们的新材料之一，就是关于曹宣等几个人的名和字的问题。大家了解，曹雪芹的直系祖父曹宣的名字，是周汝昌等同志考证出来的。曹宣的这个"宣"字，至今还没有找到文献根据，证明曹子猷的名确是叫"宣"。《诗经·大雅·桑柔》里的"秉心宣犹"虽是根据，但这是间接的证明，不是直接的证据。因此，这个考证结果的可靠与否，还未得到直接文献资料的验证。现在这个问题却得到了有力的直接文献资料的证明，在"于《志》"《曹玺传》里明确地写着"仲子宣，官磨生"。这样曹雪芹嫡亲祖父的名字"宣"，不仅从考证中考了出来，而且从文献中第一次找到了直接的记载，从而证明了周汝昌等同志考证结论的正确性。
另外，周汝昌同志在旧版《红楼梦新证》里曾认为曹寅和其二弟曹宣是"同胎孪生的弟兄"。现在我们查出曹宣的生日应为二月十二日。曹寅的《楝亭诗钞》卷三有一首《支俸金铸酒枪一枚寄二弟生辰》说："三品全家增旧禄(句下自注云：'近蒙恩擢正三品食俸')，百花同日著新绯(句下自注云：'生辰同花生日')。"这个"二弟"，毫无疑问是曹宣，这在曹寅诗集中还有许多诗是写给他的，无需引证。
"花生日"，是旧历的二月十二日，也就是"花朝"。旧时习俗"花朝"日要与百花"赏红"，在花树上挂红绸或贴红纸，"百花同日著新绯"就是指此。曹寅的这句诗和他的自注，十分明白地说明了曹宣的生日是二月十二日花朝。而曹寅自己的生日也有明确的记载，《楝亭词钞》别集：《金缕曲》："寿郭汝霖八十初度"词自注云："予与龙川先生同日"，则曹寅实生于九月初七日。又尤侗《艮斋倦稿》卷四：《瑞鹤仙》"寿曹子清织部"说："问秋风乍起，重阳近也，正值海筹添算。"重阳是旧历九月初九，离曹寅生日九月初七只有两天，所以说"重阳近也"。这首词正好证明了曹寅确是生于九月初七日。那末，一个生于九月初七，另一个生于二月十二，自然万不可能是"同胎孪生的弟兄"了。我曾将此结果告诉周汝昌同志，周汝昌同志复信说他已经发现了这个问题，并在正在改排中的《红楼梦新证》中改过来了。根据以上的结论，则曹寅比曹宣至少要大虚岁二岁。按曹寅生于顺治十五年(1658)九月初七日，则曹宣应生于顺治十七年(1660)二月十二日。
关于曹颗，我们只知道他的小名叫"连生"，"颞"字虽然是他的名，但平时大概很少用它，所以康熙在五十二年正月初九日批《内务府奏请补放连生为主事掌织造关防折》里说："连生又名曹颐。此后着写曹颞。钦此。"曹颐在《奏谢继承父职折》里也说："复奉特旨改换奴才曹颞学名。"尽管曹颐又叫连生已为大家熟知，但他的字是什么，却从来没有人知道。这次在"唐《志》" 《曹玺传》里却明确记载了：潘荣陛《帝京岁时纪胜》云："十二日传为花王诞日，日花朝。"潘荣陛是河北大兴人，雍正年间曾在皇宫供职，乾隆初年退休著书。
"孙颗，字孚若。"现在我们第一次知道曹颐的字是"孚若"。吴世昌同志曾说："颐字见《小雅》'六月'：'其大有颐'。"现在我们查出"颞"字并不是用的《诗·小雅'六月》的"颐"字，而是用的《易·观卦》。原文是："观，盥而不荐，有孚颐若。"这与曹寅字子清，取自《尚书·舜典》："夙夜惟寅，直哉惟清"；曹宣字子猷，取自《诗·大雅·桑柔》："秉心宣犹(猷)"的用法一模一样。还有曹颐的死，虽然我们从李煦、曹颓等的奏折里可以看出曹颐是死在北京的，但同样缺乏明文的记载，这次在"唐《志》"《曹玺传》里却明确地记载曹颐"因赴都染疾，上日遣太医调治，寻卒，上叹息不置"。这说明曹颐确是死在北京的。而且"上叹息不置"云云，与曹颗死后康熙对内务府奏折批的："曹颐系朕眼看自幼成长，此子甚可惜。朕所使用之包衣子嗣中，尚无一人如他者，看起来生长的也魁梧，拿起笔来也能写作，是个文武全才之人，他在织造上很谨慎，朕对他曾寄予很大的希望。"这些话所表露出来的感情，也是完全一致的。
还有关于曹雪芹的父亲曹烦，我们谁也不知道他的字是什么，但也在这篇"唐《志》"《曹玺传》里，却写得清清楚楚："频字昂友。"按"频"是"俯"的异体字，与"俯"字音义全同。《易-系辞上》："仰以观于天文，俯以察于地理。"这里与"俯"相对的是"仰"字。按"仰"又同"昂"，读亦同。《周礼·地官·保氏》郑玄注引郑司农日："军旅之容，阚阚仰仰。"这里的"仰仰"，其音义就全同"昂昂"，为士气振奋之貌。曹颗字昂友，是用其名的相对的意思，这与元代大书画家赵孟频，字子昂，是一样的用法。可见，曹"烦字昂友"这句话是一点也不会错的。而且其名、字的出处，也同曹颐的名、字的出处一样，都是取自《易经》。
曹雪芹的父亲曹频，在曹寅当年，是很给予好评和寄予希望的，曹寅在诗里曾说："予仲多遗息，成材在四三，承家望犹子，努力作奇男。"(另一刻本首二句作："世出难居长，多才在四三")可是在雍正时期的官方文书里，对曹频却很少有好听的评语，巡视两淮盐课噶尔泰向雍正报告说："访得曹频年少无才，遇事畏缩"， "人亦平常"。雍正则批云："岂止平常而已"，"原不成器"。这些话，简直像是针对着上面曹寅的诗句来的，但在"唐《志》"里，却对曹频说了几句难得的好评："好古嗜学，绍闻衣德，识者以为曹氏世有其人云。"新发现的这几句对于曹频的评语，在目前关于曹频的材料特少的情况下，也是极有参考价值的。
在查证上面这几个人的名字的过程中，我们还查出了曹世选的名字是出自《尚书·盘庚》，原文是："世选尔劳，予不掩尔善。"
另外，在"唐《志》"《曹玺传》里还说到曹寅与其弟子猷"讲性命之学"。"性命之学"就是程朱理学，这就是说曹寅与曹宣在哲学上是信奉当时的官方哲学程朱理学的。这对于我们研究曹雪芹的世界观和评价《红楼梦》的反孔孟之道，反程朱理学的进步思想倾向，是有重要的参考价值的，它可以帮助我们反证曹雪芹的进步思想是与他父祖辈的政治哲学思想根本对立的，曹雪芹的思想确是对传统的封建正统思想的一个勇敢的叛逆。
按：曹颗是曹宣的第四个儿子。此诗见《楝亭诗别集》卷四，页六。《辛卯三月二十六日闻珍儿殇书此忍恸，兼示四侄，寄西轩诸友三首》。
三、关于曹寅首次到江宁织造署任事的问题
关于曹寅首次到江宁织造署任事的问题，涉及到两个问题：一是，曹寅首次到江宁织造署任事究竟是何时?二是，曹寅首次到江宁织造署任事究竟是何职?是江宁织造，还是"协理江宁织造事务"?
关于曹寅首次到江宁织造署的时间，按照尹继善《江南通志》的记载是：康熙二十九年到三十二年，曹寅任苏州织造；康熙三十一年至五十二年，曹寅任江宁织造。其中三十一年至三十二年，曹寅兼任苏州和江宁两处织造。按照以上记载，则曹寅首次到江宁织造署任事的时间，最早也只能算是康熙三十一年。在以往研究曹雪芹家世的论著中，也一直是这样认为的，这次新发现的两篇《曹玺传》为我们提供了新材料，证明了曹寅首次到江宁织造署任事，是从康熙二十三年曹玺死后开始的，而不是《江南通志》所说的康熙三十一年。于成龙的未刊稿本《江宁府志》说：
甲子(康熙二十三年)六月，又督运，濒行，以积劳感疾，卒于署寝。是年冬，天子东巡，抵江宁，特遣致祭，又奉旨以长子寅仍协理江宁织造事务，以缵公绪。
唐开陶的《上元县志》说：
玺在殡，诏晋内少司寇，仍督织江宁。
着重点是引者所加，下同。
上面两段材料，确切地说明了曹玺死后，康熙即将曹寅升内务府任慎刑司郎中，同时又命曹寅"协理江宁织造事务"。特别是于成龙的《江宁府志》修成于康熙二十三年底，则此《志》记事的下限，决不能晚于这个时间。现在，他在《曹玺传》里已明确记载："是年冬，又奉旨以长子寅仍协理江宁织造事务。"则更足证明曹寅实际上到江宁织造署任事的时间，确在康熙二十三年。如果是在二十三年以后，甚至到三十一年，那末，于成龙怎么能把当时尚未发生的事情预先七八年就写入书里呢?
关于这一点，我们再从尤侗《艮斋倦稿》：《曹太夫人六十寿序》来看，《寿序》说：
逮公即世，仍命长子寅继之，旋移节于姑苏。
按此《序》作于康熙三十年，《序》中把曹玺的死和曹寅的继事在时间上写得如此紧接，并且写明了"移节于姑苏"，足证：第一，曹玺死后，康熙"仍命"曹寅"继之"，曹玺死后和曹寅继事这两件事是紧接的；第二，曹寅"协理江宁织造事务"，是在任苏州织造之前，即康熙二十三年。又《艮斋倦稿》中还有一首《楝亭赋》，此赋也是作于康熙三十年，赋前的《序》文说："司空曹公(曹玺)，开府东冶。手植楝树，于署之野。爰筑草亭，阑干相亚。言命二子，读书其下。夏日冬夜，断断如也。我公即世，典刑徂谢。帝诏长君，嗣服官舍。攀条流涕，追思逝者。绘图在右，陈诗在左，竭来吴门，卷页盈把。"我所以引这长长的一段序文，是因为此文的时间先后写得十分清楚：从曹玺任江宁织造起，按：据《内务府奏请补放连生为主事掌织造关防折》说："查曹寅系由广储司郎中补放织造郎中。"则曹寅可能先任慎刑司郎中，后改广储司郎中。
说到他植楝筑亭，命二子(曹寅、曹宣)读书其下，再说到曹玺死后，康熙命曹寅"继之"("帝诏长君"二句)，然后说到曹寅攀条思亲，绘图征题，最后说到曹寅到苏州任织造。把这篇《序》与上引《寿序》里的文字互相对照印证，不是问题更加清楚了吗?
另外，《八旗通志》卷五《旗分志》载正自旗包衣第五参领第三旗鼓佐领说：
郑连缘事革退，以曹寅管理；曹寅升任江宁织造郎中，以齐桑格管理。
周汝昌同志在旧版《红楼梦新证》中曾指出这段材料：
其误有二：曹寅出任织造，自苏州始，非直接升任江宁；自佐领以至织造，中间必经先为内务府郎中员外，方得筒用；曹寅之晋郎中，早在二十三年玺卒后，所云"升任江宁织造郎中"一语，自然是十分不通了!大概原意是说："由佐领升任郎中"，即是二十四年初入内务府的事，而后来编《八旗通志》的人嫌"郎中"欠精细，他又知道曹寅是做过江宁织造的，故而增添楔入，其实是大错了。
周汝昌同志指出的第二点，是符合内务府的一般惯例的，但却不完全符合这个特例，他认为"升任江宁织造郎中"这句话"十分不通"，实际上这句话倒是反映了当时的部分实情，它恰好证明了康熙二十三年曹玺死后，曹寅就是从正白旗包衣第五参领第三旗鼓佐领的任上直接去江宁织造署"协理江宁织造事务"的。但按照当时官方的升迁程序来说，则确如唐开陶《上元县志》中说的："玺在殡，诏晋内少司寇，仍督织江宁099因为正如周汝昌同志所说"自佐领以至织造，中间必经先为内务府郎中员外，方得简用"，因此康熙就先升曹寅为内务府慎刑司郎中；然后随即又命他"协理江宁织造事务"。实际上当时曹寅并未到内务府任，只是先给他一个内务府慎刑司郎中的名衔而已。所以从当时的事实来说，曹寅正是从第三旗鼓佐领的任上直接到江宁织造署去"协理江宁织造事务"的，因此这句并非不通，只是没有能把上述这种曲折的情况表达出来而已。除此之外，还有一段曲折的情况，即康熙二十三年六月曹玺死后，曹寅即自京来江宁奔丧，这就是尤侗在《楝亭图》跋诗中所说的："今岁还里，则司空已归帝乡；孝子奔丧之后，寄予画册。"曹寅升人内务府及协理江宁织造这两件事，我认为都是在他奔丧到江宁后发生的。曹寅于康熙二十三年六月到江宁，到第二年(乙丑)五月再回北京，即杜芥《思贤篇》诗叙里说的："送荔轩还京师，时乙丑五月，登舟日也。"曹寅此次回北京，大概就是去赴内务府的任(这一点周汝昌同志已经指出)，而江宁织造一职，就由桑格任其事，因此康熙二十四年五月以后·，江宁织造就是桑格，这是毫无疑问的。问题是二十三年六月到二十四年五月这一年，到底谁任江宁织造，是桑格，还是曹寅?这就涉及到第二个问题，即曹寅首次到江宁织造署究竟任何职的问题了。
关于康熙二十三年六月以后曹寅在江宁织造署究竟是任织造，还是"协理"?这是"于《志》"和"唐《志》"等书所叙不同的地方。这个问题，我们认为："于《志》"说"协理"，可能是就曹寅的父亲刚死的情况而说的，意即他父亲刚死，他到江宁协助处理织造事务，所以下文接着说："以缵公绪。"这里的"协理"并不是一种官职的名称。按乾隆元年《江南通志》载苏州织造的"僚属各有乌林大、乌林、笔帖式等员"，并没有"协理"。嘉庆《江宁府志》则说得更清楚：江宁织造局"督理织造一员，无常品(例以内务官员为之)，驻江宁。司库一员，正七品。笔帖式二员，七品。库使二员，正八品，乌林大一员，未人流。"可见织造局根本无"协理"这个官职。又《清圣祖实录》里有于成龙年老，命徐廷玺协理这样的例子，在《八旗通志》里有同样的例子。可见"协理"一词，大致同于"助理"的意思。我们上文引证的五种材料，前四种的编纂者和作者都是曹玺、曹寅的同时代人，他们与曹玺、曹寅及后来的曹颐、曹频都曾有交往，其中尤侗更是曹寅的好友，上述这些人了解曹玺之死和曹寅到江宁织造署的情况，因而他们的记载总的来说是可信的，是第一手的资料，不能轻易否定。就是《八旗通志》初集，其年代也是较早的(始纂于雍正五年，成于乾隆四年)，它所记的这一条材料也同样是有用的。何况如果说是曹寅到康熙二十九年才从内务府出任苏州织造，则《八旗通志》就不应该写"曹寅升江宁织造郎中"而应为"升苏州织造郎中"，现在《通志》的这种写法，虽不合当时内务府的惯例，却反映了当时曹寅首次到江宁织造署任事的实情。但是，上述这些材料之间存在着矛盾，这就需要分菥。我们认为尽管"唐《志》"、尤侗的诗、文和《八旗通志》按<康熙实录》卷一九一康熙三十七年："十二月，河道总督于成龙陛辞。上谕之日：......河务浩繁，于成龙年已渐老，且一身难以兼顾。奉天府尹徐廷玺，曾任河工，尚谙练，着令前往协理河务。"又同书卷一五四康熙三十一年三月；"乙丑，上谕大学士等，河工关系运道民生，非经历谙练之人，难以责成。靳辅赴任之前，朕召人内廷，与之久语，观其奏对情状，大非昔比，则其衰病可知。着顺天府府丞徐廷玺前往协理。"又同书卷一六三康熙三十三年四月："癸巳，谕吏部，前因靳辅年老，遣顺天府府丞徐廷玺佐理河务。"上面所引三条，两处用了"协理"，一处用了"佐理"，可见"协理"也相当于"佐理"的意思，也就是我们现在所说的"助弹"。
等书，都说康熙二十三年曹寅任江宁织造，似乎是"多数"，但这不是事物的本质。我们知道于成龙是与曹玺同时的江宁知府，就在曹玺死的这年，于成龙在江宁受到康熙的特殊褒奖，被誉为"居官廉洁"，赐给他康熙亲书的手卷一轴。"于《志》"正是成于此时，他既熟悉曹家，又为康熙所宠信，又是江宁知府，可见这"协理"二字，决不会是随便下的。如果当时康熙已任命曹寅为江宁织造了，于成龙就断断不能写"协理"，这个道理是很容易明白的。那末，尤侗、唐开陶为什么说是"督织""继之"呢?这是因为他们都是曹家的世交，写曹家总要说得好听一点。何况"继之"一词，词意笼统，并不能实指继织造之职。特别是"唐《志》"离当时已经三十七年了，更可以说得活一点。《八旗通志》的时代更远，说得更简略一些，但大体上还应该认为这些记载都是极有价值的史料，于研究曹雪芹的家世是极有用的。我们认为康熙二十三年的织造确是桑格。在曹玺刚死(应注意曹玺是急病死的)，曹寅奔丧到江宁的时候，当时康熙还不可能立即确定派谁去任江宁织造，因而江宁织造的事务，就由曹寅"协理"。在曹寅"协理"过一段时间以后，康熙才确定由原苏州织造马偏俄(额)之子桑格(额)去任江宁织造，到第二年五月以前，桑格去江宁赴任，曹寅随即于五月间回内务府任职。在桑格到任以前，曹寅就是实际上的江宁织造，但在名义上没有给以江宁织造的职衔。所以江宁知府于成龙纂修的《江宁府志》用了并不表示实际职务的"协理"两个字，同时又用了具有实际继承意思的"以缵公绪"这样的句子。按"缵"字是继承的意思，"绪"字是指事业。此语初见于《中庸》："武王缵太王、王季、文王之绪。"就是这个意思的准确用法。"于《志》"说曹寅"以缵公绪"，是就实际情况而说的，这就是说曹寅当时虽无江宁织造的正式职衔，却继承了曹玺的江宁织造的事业。反过来说，如果当时康熙确已任命曹寅为江宁织造了，那末，怎么可能刚满一年就让他离任回内务府呢?只要想想曹玺在江宁任职达二十一年之久，曹寅却一年就离任，而又并没有什么特殊的原因，这样的事情，怎么符合康熙与曹家的关系呢?我认为康熙特地一下升曹寅为内务府慎刑司郎中，并同时命他"协理江宁织造事务"，是经过周密考虑后的安置，连同派桑格去任织造，也是全局中的一着。康熙的目的是在安定曹家，桑格是一个过渡，桑格的资历比曹寅高，所以决不可能是桑格当曹寅的副手。我们在分析这个问题时，应该充分注意到康熙与曹家的特殊关系，不能把这件事看作是一般官员的升迁任免的问题。康熙这样处理，是一种特例，目的是为了"矜全"曹家，其情景很有点类似于后来曹寅死，康熙随即命曹颐继任；曹颗死，又立即命从曹荃的儿子中挑一个过继给曹寅，以继任江宁织造之职一样。康熙五十一年曹寅死后，康熙批谕说："曹寅在彼处居住年久，并已建置房产，现在亦难迁移，此缺着即以其子连生补放织造郎中，钦此。"康熙五十四年曹颓死后，康熙又批说："现在倘若迁移，他的家产将致破毁。"看这两条批谕，我们就不难理解康熙安排曹寅去江宁织造署的问题了。如果当时康熙不作这样的特殊处理，则曹玺死后在南方的这一大家子，包括康熙的奶妈孙氏在内，在南方何以安置便成了问题。现在命曹寅仍"协理江宁织造事务"，则曹家就不至"迁移"。所以这年十一月，康熙南巡到上元时，还亲至织造署"抚慰诸孤"，则可见这时曹家仍未迁移。出于这样一种特殊的关系，所以曹寅才能实际上越过见《关于江宁织造曹家档案史料》内务府而直接去江宁织造署任事。但内务府的惯例还是要维持的，所以康熙不特要先将曹寅"诏晋内少司寇"，而且在第二年，曹寅仍要回京到内务府任职。但这时，曹家已稳定下来了，曹寅离开南京已不成问题了。
这就是曹玺死后，曹寅立即去江宁织造署"协理江宁织造事务"的全部曲折过程。
总之，曹寅首次到江宁织造署任事，是康熙二十三年而不是康熙三十一年或三十二年，曹寅首次在江宁织造署任事，是"协理江宁织造事务"而不是江宁织造。
这就是我们对这个问题的结论。四、关于桑格在上面一节里，提到了桑格这个人。根据现有的材料来
看，此人不仅涉及康熙二十三年曹玺死后，曹寅是否立即继任江宁织造的问题，很可能他与曹家有更深的关系，为此我们对他进行了查考。但要查清此人，却非易事，最大的困难，是当时叫"桑格"这个满名的人太多，单是《八旗通志》初集《旗分志》内，叫"桑格"的就有二十一人，更不用说其他有关的史料了。不过，经过认真的查考，毕竟还是找出了一点线索，我们首先从《清圣祖实录》卷一百五十六康熙三十一年九月，查到了"己巳，升江宁管理织造桑额为湖广巡抚"这一条。按尹继善《江南通志》的记载，康熙二十三年至三十一年的江宁织造是"桑格"，则可证此"桑格"又作"桑额"，于康熙三十一年九月升湖广巡抚。我们以此为线索，又从《八旗通志》：《八旗部院大臣年表》《直省大臣年表》中查出了桑额的官历，卷一百二十三《湖北巡抚》(原注：初称湖广巡抚，雍年定为湖北巡抚)下载："桑额，汉军镶蓝旗人，康熙三十一年九月任，十月调山东巡抚。"同卷《山东巡抚》下载："桑额，汉军正蓝旗人，康熙三十一年十月任，三十四年九月升任漕运总督。"卷一百二十三《直省大臣年表》四，《漕运总督》下载："桑额，汉军镶蓝旗人，康熙三十四年九月任，四十九年十二月升吏部尚书。"卷一百十九《八旗部院大臣年表》二载："康熙四十九年，吏部尚书，桑格，十一月任"，一直到"康熙五十二年六月卒"。上述桑格历官年月，《清实录》《清史稿》(《部院大臣年表》《疆臣年表》)等所载完全一致。这样，桑格(额)这个人，从康熙二十四年以后，到康熙五十二年桑格死，这一段时间共二十八年的简历，算是弄清楚了。但是，康熙二十三年以前的情况，我们还是不清楚。经过继续努力，我们又查得《八旗满洲氏族通谱》卷七十四《尼堪姓氏》一，《马氏》下载：
马偏额：正白旗包衣人，世居沈阳地方，来归年分无考。原任郎中，兼佐领。
其子桑格，原任吏部尚书。
费雅达，原任陕西潼关总兵官。马二格，原任佐领。
孙，马维品，原任副将。
萨齐库，原任郎中，兼佐领。马维翰，原任佐领。
马维范，原任骁骑校。曾孙，葛本领，现任护军校。按《清史稿·部院大臣年表》载："康熙五十一年壬辰，吏部尚书，桑
额。四月丙子，吴一蜚吏部尚书。"这一点与《八旌通志》略有不同。
德林，现任干总。
倭升额，现任笔帖式。元孙，永泰，现任二等侍卫。这个"原任吏部尚书"的桑格，无疑就是我们要费力考查的
桑格。根据以上线索，我们又从《八旗通志》卷五，《旗分志五》《正白旗包衣第五参领所属四佐领一管领》下查到：第四旗鼓佐领，亦系国初编立，以郎中费扬武管理。费扬武故，以郎中费雅达管理。费雅达故，以桑格管理。桑格故，以马二格管理。马二格故，以帕帕管理。帕帕故，以郎中萨齐库管理。萨齐库故，以吴尔呼管理。吴尔呼故，以云麾使马维翰管理。马维翰故，以郎中协理内务府总管兼监察御史郑禅保管理。郑禅保升山东布政使，以参领赫达色管理。
在这里，值得我们注意的是：费雅达、桑格、马二格、萨齐库、马维翰这五个人的名字，与上述《八旗满洲氏族通谱》中马偏额一家的五个人的名字完全相同。并且在上述书中，还注明马二格、萨齐库、马维翰三人都任过佐领，与这里的叙述完全合拍。由此可证这两处所叙述的应是马偏额的一家人(其中费扬武、帕帕、吴尔呼、郑禅保等，当然除外)。这是一个极为重要的发现，由于这个发现，我们弄清楚了桑格或马偏额一家的基本情况。但是，我们的认识并没有停止在这里，我们终于又从康熙二十五年的《苏州织造局志》查出了马偏额的情况。此书卷二《职员》下载"皇清"、"马偏俄，满洲人，理事官，顺治十三年任"。"马偏俄，司设局，顺治十五年再任。马偏额，内工部，康熙三年三任，卒于官。"此书卷九《宦迹》下载：
马偏俄，满洲人，理事官，顺治十三年任。为人峭直刚正，不事委曲，是时织造久停，机张朽腐，偏俄弹力修理，不以累匠役，工银丝料，亲行给发。役无侵扣，赏训允当，人服其公。至有冤抑者，必为申理，虽强御不畏也。戊戌岁再任，丙午岁三任而卒，匠役为之泣下。这里的马偏俄，毫无疑问就是马偏额，"俄"、"额"同音，故汉译时容易混用，而且《氏族通谱》 "马偏额"下注明"原任郎中"，这当然就是指他终于任上的苏州织造郎中了。另外，在曹寅给康熙的奏折里，曾多次提到"漕臣桑格"(见康熙三十六年十月二十二日折)，"总漕桑格"(见康熙四十七年三月初一日折)，在李煦给康熙的奏折里，也提到过"总漕桑格"(见康熙四十七年三月二十六日折)，这个桑格，当然也就是我们要考查的桑格(额)。这样，各方面的材料基本上都可以斗合起来了。现在我们给他排一个简历：
桑格，又作桑额。
父马偏额(俄)，正白旗包衣人，世居沈阳地方，顺治十三年至康熙五年，曾三度任苏州织造，卒于任。桑格的官历：
康熙二十年前后，任内务府郎中。
康熙二十三年，《江南通志》说任江宁织造。唐开陶纂修康熙六十年《上元县志》等书说本年是曹寅任江参见。下页注。
宁织造郎中。我们认为《江南通志》的记载是对的。康熙二十四年至三十一年，任江宁织造。
康熙三十一年九月任湖广巡抚，十月调山东巡抚。康熙三十一年十月至三十四年九月任山东巡抚。康熙三十四年九月至四十九年十二月，升漕运总督。
康熙四十九年十二月升吏部尚书，至五十二年六月，卒。
此文付排前，又承故宫博物院明清部朱金甫同志来信，他所提供的材料，极为有用，现将他的来信摘录于下：
"关于桑格出任江宁织造的确切时间，经我们查找康熙二十二年至二十五年的户科史书及同时期的内务府奏销档，均没有确切记载(奏销档只有满文的，故未能细查)。现从户科史书内所录康熙二十四年四月十八日安徽巡抚薛柱斗的题本中可以确定，桑格从内务府郎中出任管理江宁织造这一差缺，至少是二十四年四月以前。现将这件材料全文抄录如下：
巡抚安徽宁、池、太、庐、凤、和、广等处地方，提督军务、都察院右副都御史臣薛柱斗谨题，为销算上用缎匹等事。
该臣等看得原任江宁府织造理事官曹玺解过康熙二十一年分上用缎纱等项，共用银四万三千三百三十两零。部覆行臣核减，随移管理织造、内务府郎中桑格，共核减银九百四十三两零，造册移送到臣备查。减数与部议不等，再经咨驳，复准咨称：系竭力严减之数，委难再减等因前来。谨题请旨。
康熙二十四年四月十八日题。五月初十日奉旨，该部知道。--康熙二十四年四月户科史书
从上述这件材料中可以看出，薛柱斗具题日期是康熙二十四年四月十八日，在这以前，他先接部覆，随移桑格核减，桑格核完移送给他，他又咨驳，桑格再次咨复，薛柱斗然后据此题奏。按当时官僚文牍主义的公文手续来算，这个运转过程是很费时日的，由此可以推定桑格之出任江宁织造是大大早于康熙二十四年四月，很可能是在该年年初。而玄烨简命之日，则又会远在此前。"
我认为朱金甫同志查出的材料和所作的分析都是很有说服力的，它说明康熙二十三年的江宁织造确是桑格，决不是曹寅，桑格更不是曹寅的副手。同时，它还说明桑格在康熙二十四年以前，是在内务府任郎中。我估计他任内务府郎中的时间不会太短，那末有可能在康熙二十年前后，桑格就在内务府任郎中了。
上面叙述过的许多有关桑格的史实，当然还存在着一些问题，需要加以分析：
1．《八旗通志》、《直省大臣年表》在"漕运总督"、"湖北巡抚"下都说桑格是汉军镶蓝旗人，"山东巡抚"下又说是汉军正蓝旗人，而《氏族通谱》则说他是正白旗包衣人，这显然《氏族通谱》所说的"正白旗包衣人"是正确的，《八旗通志》是搞错了。因为只有上三旗才是属内务府并能出任织造，如果是汉军镶蓝旗或正蓝旗，就根本不可能去任江宁织造，更不可能被收进《八旗满洲氏族通谱》。
2．《八旗通志》：《旗分志五》：《正白旗包衣第五参领所属四佐领一管领》下："第四旗鼓佐领"内说"桑格故，以马二格管理"。这个"桑格故"肯定也是错的，因为桑格是康熙五十二年卒于吏部尚书任上，而不是死于佐领任上。以上是我们对桑格其人全部调查所得的一个总结。
弄清楚桑格的目的，仍然是为了弄清曹家。我们知道曹寅的妻兄李煦，也是正白旗包衣，曾连任三十年苏州织造，并兼任巡视两淮盐课监察御史等职，是康熙时期与曹寅同时受玄烨宠信的显赫人物，也是一个著名的织造世家，是曹家的一门主要亲戚。我们又知道曹寅的母亲姓孙，是康熙的奶妈，有人曾分析说杭州织造孙文成有可能是曹寅的舅表兄弟，现在我们查得孙文成是正黄旗包衣。《八旗通志》卷四、《旗分志四·正黄旗包衣第一参领所属一佐领三管领》下：
第四管领，系顺治十一年分立，初令包衣大杜尔白管理，噶达浑调盛京佐领，以包衣大孙文成管理，孙文成升任苏州织造郎中，以包衣大七十管理。
有人猜测孙家不像是汉姓包衣，显然这是不符合事实的。联系曹寅曾在给康熙的奏折中说过："况孙文成系臣在库上时曾经保举，实知其人"旨折》，康熙四十二年七月初一日)的事实，联系到康熙也曾说过"三处织造，视同一体，须要和气，若有一人行事不端，两个人说他，改过便罢，若不悛改，就会参他"(同上折)等事实，说孙文成与曹、李两家沾亲这确是有可能的。现在要说到这个"桑格"的马家了。我们知道曹颐的妻子姓马，即李煦奏折里说的"曹颐之妻马氏"，曹频也说过"奴才之嫂马氏"。那末，这个马氏是否会出自马桑格之家，也是值得注意的，因为他们不仅同是包衣，他们的上世在入关前同是"世居沈阳"，而且同是织造世家，当康熙三年马偏额第三次去任苏州织造时，曹玺正任江宁织造，后来桑格与曹寅又是先后任的江宁织造。
这样看来，这曹、李、孙、马四家，同属包衣出身(曹、李、马都是正白旗包衣)，同是织造世家，他们的上世还可能同是"从龙入关" (曹、李两家已确知是"从龙入关"，余两家尚待考订)，他们同是在顺治、康熙两朝做官，他们同是在雍正朝败落(前三家败落于雍正朝，马桑格则死于康熙五十二年，其后人的情况无从查考，我怀疑也是因为某种政治原因而败落的，否则不至于这样一个历任湖广巡抚、山东巡抚、漕运总督、吏部尚书的大官，死后连一点传记材料也没有，连子孙也无从查考)。他们做官时关系如此密切，除曹、李两家已确知是内亲外，孙、马两家与曹家也都具有一些姻亲关系的线索，那末，说这四家很可能"连络有亲"就不为无据了。
五、关于曹世选和曹振彦
现在我们能够确知的曹雪芹的五世祖是曹世选，《八旗满洲氏族通谱》则作曹锡远。除这两个名字外，我们一直不知道他还有别的什么名字，这次发现的"于《志》"《曹玺传》却说："及王父宝宦沈阳，遂家焉。""王父"，就是祖父，因为这是《曹玺传》，是以曹玺的气说的。那末，下面的"宝"字，自然只能是他的名了。这就是说曹世选，除"锡远"这个名字外，还有一个单名叫"宝"。这确是闻所未闻。但根据这篇传记所提供的其他方面材料可信程度很高的情况来看，这个"宝"字，也一定是可信的。至于为什么后来不再提这个名字了，看来另有原因。同时，我认为这个"宝"字应该是他的名，"世选"或者"锡远"恐怕是字。另外，这两篇传记里，还提到他"宦沈阳"，"令沈阳有声"的问题，这直接关系到曹家上世的情况，需要进一步作查考。
关于曹振彦，"于《志》"说他"从人关"，"唐《志》"也说他"初，扈从入关"。在这两篇传记里，不提曹世选"扈从人关"而提曹振彦"扈从人关"，这是值得注意的问题，很可能曹家以世选开始归旗的时间很早，到清入关的时候，曹世选的年纪已很老，因而未能入关，或者虽入关而已不能有所作为，只是跟随其子全家一起入关而已。
关于曹家上世的情况，在这次查阅有关资料时，也发现了极为重要的材料。《清太宗实录》卷十八，天聪八年甲戌(明崇祯七年，1634)条说：
墨尔根戴青贝勒多尔衮属下，旗鼓牛录章京曹振彦，因有功，加半个前程。
这段材料，截至目前为止，是已发现的有关曹家上世的材料中最早的一条直接史料，这条材料，至少可以帮助我们说明以下几个问题：
(一)曹家上世归旗的时间很早。在这条天聪八年的料里，曹振彦已经是牛录章京(清入关后改称为佐领)了。按清太祖努尔哈赤于明万历二十九年规定每三百人中设一牛录额真(后改为牛录章京)，则此时(天聪八年)曹振彦已经是带领三百人的队伍的首领了，并且又立了功，升了级。我们知道努尔哈赤于万历四十四年建立后金，建元天命，万历四十七年即天命四年(1619)六月取开原，七月取铁岭，天启元年即天命六年(1621)三月取沈阳、辽阳，曹振彦归旗的时间我认为应该是沈、辽战争的时候，即天命六年。从天命六年到天聪八年，曹家归旗已有十四年的历史了，所以这时他已当上了牛录章京。
(二)这条材料，在"牛录章京"的前面，加上了"旗鼓"一词。这与《八旗通志》里曹尔正、曹寅都属第三旗鼓佐领是一致的，值得注意的是"旗鼓"这个词。按：清福格《听雨丛谈》卷一说：
旗鼓多系左近长白山辽金旧部，有汉姓之人，盖久家朔方者也。又说：
内务府三旗，分佐领管领，其管领下人，是我朝发祥之初家巨，佐领下人是当时所置兵弁。
据上引第一条材料，可证曹振彦是属于"久家朔方者"。曹家自明初移居辽东，至曹锡远的时代，已历二百五十来年，自然可以称得上"久"了。曹家所住地点，此次发现的两篇传记，提出了襄平(即辽阳)和沈阳。按此两地都属于"左 美于曹家世的情况．我已有另文专论．此处不餐。
近长白山"，这可见传记材料与《听雨丛谈》所叙也是一致的。上引第二条材料所说的"佐领"，当然也包括"旗鼓佐领"。按《八旗满洲氏族通谱》内附载之尼堪姓氏，共分"包衣管领下人"、"包衣旗鼓人"、"包衣人"和"旗人"四种。盖满洲初期在战争中俘获之敌方将领、士兵和人民，一律拿来作为奴隶使用，分赐给有功之臣，并把他们编入旗籍，这些人统统称为"包衣"，这个"包衣"就是他们的基本身份，同时又把他们分为"管领下人"、"旗鼓人"和"包衣人"，少数特殊的例子，也有被免除"包衣"的身份，转入满洲旗籍的。所谓"管领下人"，是指主要从事生产的农奴、工奴和旗主家中的家奴，这部分人的来源主要是俘获的老百姓，也有俘获的士兵中丧失作战能力的人；所谓"旗鼓人"，是指专门从事作战的战斗队，这部分人的来源，主要是早期俘获的敌方士兵和老百姓。据抄本《八旗掌故》说："旗鼓佐领下人，多系国初民人投充。"所谓"投充"，实际上就是"俘掠"，则可证曹家也是所谓"国初民人投充"。"国初"，是指努尔哈赤建立后金的时候，即天命元年以后，我们认为曹家归旗是在天命六年。这就是说，在天命六年沈、辽战争中，曹家被俘掠归旗。从曹家的情况来看，可能被俘时是较下层的军官或士兵，也可能是老百姓，被俘掠后，随即被编入"旗鼓人"，成为"当时所置兵弁"，参加了满洲初年的一系列战争。这一点，从上引《清太宗实录》的材料就可以得到证明。《实录》的材料本身就是说明曹振彦在从事战争，建立了军功。新发现的两篇《曹玺传》都说曹玺"随王师征山右建绩"("唐《志》""建绩"作"有功")，这也就说明曹家确是以军功起家的，到曹玺和曹寅的时代，仍保持着"武"的传统，但从曹玺开始已逐渐重视"文事"，到曹寅才以诗文驰名当世，结交了许多学者名流，开始了曹家的文学传统。
(三)我们知道曹家属正白旗包衣。正白旗是上三旗之一，归内务府统辖。这条材料明叙曹振彦是"墨尔根戴青贝勒多尔衮属下"，多尔衮正是正白旗的旗主。有人说在满洲八旗中每旗都有旗鼓佐领，这是不符合事实的。我们检查了《八旗通志》，上三旗每旗各有六个旗鼓佐领，下五旗除正蓝旗有四个旗鼓佐领，镶蓝旗有一个旗鼓佐领，正红旗有四个旗鼓分管外，其余各旗，均无旗鼓佐领。这种情况，我们复检《八旗满洲氏族通谱》卷七十四至八十"附载满洲旗分内之尼堪姓氏"，计："镶黄旗包衣旗鼓人八十四人，正黄旗包衣旗鼓人三十六人，正自旗包衣旗鼓人六十人，以上是上三旗；下五旗则只有正蓝旗有包衣旗鼓人三十人，正红旗有包衣旗鼓人七人。"情况与《八旗通志》基本上相符。所以概括来说，旗鼓佐领属上三旗，归内务府，因此又称"内府旗鼓"或"内旗鼓"。《听雨丛谈》卷一又说。
佐领一官，极为尊重，由此而历显官者最多。
曹家在天聪八年已任佐领(牛录章京)，则可见资历之老，关于曹寅的文学活动，周汝昌《红楼梦新证》已有详论。最近承李大珂、刘念兹同志借示抄本《不下带编》(原抄本藏谢国祯先生处，此为转抄本)，其中记到关于曹寅的重要材料，现转录于下：
"甲申春抄，防思应云间提帅张侯云翼之聘，依依别予去。侯延为上客，开长筵盛集文宾，将出观畴思所谱长生殿戏剧以为娱，时织部曹公子清寅闻而艳之，亦即延至白门，南北名流悉预为大胜会。公置剧本于防思席，又自置一本于席，每优人扮演一折，公与睹思雠对其本，以合节奏，凡三昼夜才毕，两公并极尽其兴赏之豪，互相引重，致厚币赆其行，长安传为盛事，迨返掉过乌戍，畴思遽醉而失足为泪罗之投，士林竞为诗文以哀挽。"
江宁织造曹公子清有句云："赚得红蕤刚半熟，不知残梦在扬州。"自谓平《，生称意之句。是岁兼巡淮鹾，遂逝于淮南使院，则诗谶也。公紊耽吟，擅才艺，睦10内廷御籍，多命其董督，雕锼之精胜于宋版，今海内称康版者自寅始也。
归旗之早，满化程度之深了。
六、关于曹玺及其他
在曹家的家史上，曹玺是一个极为重要的人物。曹家所以有六七十年之久的兴旺发达的历史，曹振彦以军功起家，固然重要，但关键还在于曹玺的妻子孙氏当了康熙的奶妈，所以康熙一上台，从曹玺到曹寅，就一直交了六十多年的"好运"，而且泽及曹颐、曹频。可以说，要是没有曹玺及孙氏和康熙的关系，就不会有曹寅这样一个特殊的"贵族"官僚家庭，当然也就不可能有后来的抄家败落等等。而这一切，恰好是孕育着伟大作家曹雪芹的客观条件之一。然而，对于曹玺这样一个关键性的人物，我们现在掌握的资料还很少，比起曹寅来，可以说是少得可怜。现在这两篇传记的发现，在很大的程度上，弥补了这个缺憾，增加了我们对曹玺和曹寅的了解。
(一)对于曹玺的历史，过去我们只知道他于康熙二年出任江宁织造之职，专差久任，一直到康熙二十三年卒于任所。而对于康熙二年以前的情况，简直是空白。现在我们得知，他在康熙二年以前：
1．已经"补侍卫之秩"；
2．顺治五年，参加平了姜壤的叛乱，并且立了功；
3．因此被提拔为"内廷二等侍卫，管銮仪事"；
4．"升内工部"，即内务府工部郎中，康熙二年，曹玺正是由内务府简派为江宁织造，专差久任的。
(二)对于曹玺在江宁织造任上的情况，同治《上江两关于姜壤的叛乱事件，可参阅《清实录》、《清史稿》、《八旗通志》关于多尔衮、阿济格等传。
县志及乾隆十六年刊《上元县志》都只有"织局繁剧，玺至，积弊一清"等等极为简略的几句话，但在"于《志》"《曹玺传》里，从"康熙二年，特简督理江宁织造"两句以下，却多出自"江宁局务重大"到"郡人立生祠碑颂焉"一百六十五个字来，详细地叙述了他在江宁织造任上的一些经济措施，这些措施，我们今天当然要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阶级观点来加以批判分析，但这两篇传记提供的这方面的材料，无疑是极为重要的。
(三)这两篇《曹玺传》，还第一次提出了曹家的远祖是"出自宋枢密武惠王彬后"，即宋代的开国大将曹彬之后的问题，以及"著籍襄平"(按：即今辽阳)及"宦沈阳，遂家焉"等曹家的祖籍问题。这些情况，对于研究曹雪芹的家世来说，同样也是很重要的，值得进一步加以研究。
1975年12月26日夜11时，初稿1976年4月10日改定 《大金喇嘛法师宝记》
碑题名考一、碑文及题名原在辽阳旧城大南门外，现在保存在辽阳市文物保管所
的《大金喇嘛法师宝记》碑，是后金时代有关我国西藏喇嘛教传人辽东地区的一件重要历史文物。对于这一历史文物，研究清史的人是很重视的，例如1914年写成同年翻译成中文于1915年出版的日本稻叶君山的《清朝全史》1923年出版的萧一山的《清代通史》，1938年出版的日本《东洋文化史大系清代之亚细亚》，1946年出版的郑天挺的《清史探微》等书，都著录了此碑。此碑碑阳为满、汉文对书，满文还是老满文，占碑的左半，共十二行半，右半是汉文，共十一行半，中间的半行满文与半行汉文共为一行，满文居上，汉文居下，故碑阳满、汉文共为二十四行，碑额刻云纹，中题汉《东洋文化史大系清代之亚细亚》一书，刊载了此碑牌阳的全幅照片。
文"敕建"二字。上述这些著作，前三种都录载了碑阳的汉文，但有错误和脱漏。对于碑阴的题名，却都未录载，然而从研究当时明、金的战争史来说，却是十分重要的历史文献。特别是题名中有《红楼梦》作者曹雪芹的高祖曹振彦的名字，它更是研究曹雪芹家世的极为珍贵的实物文献资料。碑阴共有总镇、副、参、游、备等官并石匠、铁匠七十二人的名字，另外还有喇嘛门徒瓮、班第、贾友明、范和尚等约四十多人，侍奉香火看莲僧大成、大塔等约十人，西会广祜大宁慈航寺僧信海、信椿、洪果、信稻、性惠、果正等三十人左右，以上喇嘛门徒、侍奉香火看莲僧、西会广祜大宁慈航寺僧三类人名共计八十人左右，因碑文剥蚀，无法确认，故暂置不论。又碑阳题名有"钦差督理工程驸马总镇佟养性，委官备御蔡永年、游击大海、杨于渭"以及喇嘛僧人白喇嘛等共五人。
现在将碑阳的碑文及碑阴的题名录载于下：碑阳碑文：
大金喇嘛法师宝记
法师斡禄打儿罕囊素，乌斯藏人也。诞生佛境，道演真传，既已融通乎大法，复意普度乎群生。于是不惮跋涉，东历蒙古诸邦。阐扬圣教，广敷佛惠，口蠢动含灵之类，成沾佛性。及到我国，蒙
太祖皇帝敬礼尊师，倍常供给。至天命辛酉年八月廿一日，法师示寂归西。
太祖有敕，修建宝塔，敛藏舍利。缘累年征伐，未建寿域。
今天聪四年，法弟白喇嘛奏请，钦奉
皇上敕旨
八王府令旨，乃建宝塔，事竣，镌石以志其胜。谨识。时大金天聪四年岁次庚午孟夏吉旦，同法弟白喇嘛建
钦差督理工程驸马总镇佟养性
总镇副参游备等官、黑龙、石曼柱、高鸿中廷
金砺、佟延、鲍承先、祝芸昌、李思中、殷延辂，杨万朋、佟整、张世爵、李灿、张士彦、李世新、范登仕、张大猷、高仲选、吴守进、刘士璋、阎印、杨可大、崔应太、朱计文、吴裕、金玉和、宁完我、崔名信、杨兴国、李光国、金孝容、俞子伟、赵梦豸、段成梁、殷廷枢、李延庚、秃占、秃赖、才官、率太、尤天庆、黄云龙
教官高应科、朱口口、郑文炳、冉启保、王之哲、冯志祥、曹振彦、蔡一品、张口口、李万浦、高大功、严仲魁、韩士奇、薛三樊、守德、陈玉治、林友成、王友明
千总房可成、李三科、．崔进中、周尚贵、木匠赵将、石匠信倪、宽口、韩尚武、铁匠潘铁口、口匠明净。以上总镇、副、参、游、备、教官、千总及碑阳的题名五人，共计七十七人(前述碑阴的喇嘛门徒、侍奉香火看莲僧、西会广韦占大宁慈航寺僧不计在内)。
二、关于佟养性
碑阳碑文的末尾，具名"钦差督理工程驸马总镇佟养性"，可见此项工程，是由佟养性督理监修的，碑阴"总镇副参游备"以下的名单，应该都是佟养性的属下。换句话说，天聪四年(明崇祯三年，1630)时的曹振彦，应该也是佟养性的属下官。弄清楚佟养性的情况，对了解曹振彦有一定的用处。佟养性其人，在《清史稿》、《清史列传》、《国朝耆献类徵》(初编)、《国朝先正事略》、《满汉名臣传》等书里都有他的传，《清实录》里也有关于他的活动的大量记载，不难看到。这里只就有关的几个问题略加考述：
(一)关于佟养性的氏族问题《清史稿》本传说：
佟养性，辽东人。先世本满洲，居佟佳，以地为氏。有达尔哈齐者，入明达为商，自开原徙抚顺，遂家焉。《满汉名臣传》则说：
佟养正，辽东人，其先为满洲，世居佟佳，以地为氏，祖达尔哈齐以贸易寓居开原，继迁抚顺，遂家焉。天命初，养正有从弟佟养性输诚太祖高皇帝(下略)。此处所录碑阳的碑文及碑阴的题名，是据此碑拓本的图片。图片是承《文物》编辑部的同志供给的。碑阴题名中有"曹振彦"的名字则是辽宁博物馆的曹沉同志发现的，他已有文章介绍此碑，在《文物》发表，故有关此碑的其他情况．本文从略。
这里明确说佟养性是佟养正的"从弟"，又明确说"祖达尔哈齐"。按文义佟氏似确为满洲人，但这些记载，都是不实之辞。郑天挺《清史探微》一书之"佟氏与汉人"一节，于佟氏之出处及其氏满洲之可疑处，考订极为精详，已确证佟氏实为汉人，决非满洲；所谓"达尔哈齐"实无其人，系佟氏当时为了攀附满洲而伪托。且佟氏子孙，皆隶汉军旗，可见佟养性确是汉人而非满洲，事已昭然，无烦再加论证。但明确此点对于我们下文的论述至关重要，故不能不首先加以揭示。
(二)佟养性归附后金的年代《清史稿》本传说：
天命建元，太祖日益盛强。养性潜输款为明边吏所察，置之狱。脱出归太祖，太祖妻以宗女，号施吾里额驸，授三等副将，从克辽东，进二等总兵官。
《满汉名臣传》《佟养正列传》说：
天命初，佟养正有从弟佟养性输诚太祖高皇帝，于是大军征明，克抚顺，佟养正遂挈家并族属来归，隶汉军。
按抚顺是天命三年(明万历四十六年，1618)四月为后金所攻取的。《清太祖实录》卷五说：
天命三年夏四月，上率步骑兵二万征明。临行，书七大恨告天。 (中略)围抚顺，李永芳降。留兵四千，毁抚顺城，论将士功行赏，以俘获人口三十万分给之，其归降人民编为一千户。(页一六--一七)
由此可证佟养正是天命三年随着抚顺守将李永芳(当时李永芳为抚顺游击)归附后金的，当佟养正归附后金的时候，佟养性早已归附后金了，结合佟养性本传说："天命建元......脱出归太祖"云云，则可确定佟养性实际是在天命元年(明万历四十四年，1616)归附后金的。那末，《清史稿》：《李永芳传》说：
太祖伐明取边城自抚顺始，明边将降太祖亦自永芳始。
是否与说佟养性在天命元年就归附后金有矛盾呢?这一点也不矛盾，因为《李永芳传》所说的是"明边将降太祖亦自永芳始"。重点是说"边将"。佟养性不是边将，依本传所述，佟家是一个大商人，《清乾隆一统志》：奉天府人物佟养性传还说："世居抚顺，为商贩，以赀雄一方。"可见他是作为一个大商人归附后金的，时间确比李永芳早。
明确佟养性归附后金的年代，这对于弄清楚曹振彦及其父亲曹锡远归附后金的年代，就有了一个上限，作为佟养性属下的一名教官曹振彦，其归附后金的年代，大致只会在佟养性之后。
(三)天聪四年时之佟养性。
查《清太祖实录》，天聪三年、五年都有关于佟养性的记载，惟独天聪四年这一年，没有一条记载。《清史稿》本传则说：
从克辽东，进二等总兵官。
《清史列传》则说：
从克辽阳，晋二等子。
《满汉名臣传》与之同。按努尔哈赤取沈阳、辽阳，是天命六年(明天启元年，1621)。远在天聪四年之前九年。《清史稿》本传接着就说"天聪五年正月命养性为昂邦章京"的事，《清史列传》、《满汉名臣传》也是接着就说天聪五年太宗"命督造红衣炮"的事，于天聪四年佟养性的活动，一无载记。此《大金喇嘛法师宝记》碑恰好是天聪四年所立，并叙明"钦奉皇上敕旨，八王府令旨，乃建宝塔，事竣"，而佟养性却是"钦差督理工程"。则这一碑记可补佟养性史传以及《清太祖实录》之缺。那末，在碑阴题名的曹振彦以及其他人等，是否都与这项工程无关呢?鉴于碑阴末尾题名有木匠、石匠、铁匠的名字，看来，这些题名的官员也是当时的工程人员，这种可能也是存在的。总之，这块碑，不仅补了天聪四年佟养性的有关史传的缺失，而且也提供了极为珍贵的有关曹振彦在天聪四年的活动情况。
(四)佟养性所率的"汉兵"和他们的活动。
佟养性于天命元年归附后金后，努尔哈赤当即妻以宗女，号"施吾理额驸"(《清史列传》作"西屋里额驸"，《满汉名臣传》同，《大金喇嘛法师宝记》碑则称"驸马")，授三等副将，天命六年以从征沈、辽有功，又晋为二等总兵官。《清太宗实录》卷八说：
天聪五年辛未春正月乙亥朔卯刻，上率诸贝勒大臣诣堂子行礼，还宫拜神。上御殿，两大贝勒列坐于侧，诸贝勒大臣左右侍立。首蒙古科尔沁国土谢图额驸奥巴(中略)，次总兵官额驸佟养性率汉官生员(下略)，各分班朝贺毕。(页二)
同卷又说：
乙未，敕谕额驸佟养性日：凡汉人军民一切事务，付尔总理，各官悉听尔节制。如属员有不遵尔言者，勿徇情面，分别贤否以闻，尔亦当殚厥忠忱，简善绌恶，恤兵抚民，竭力供职。 (中略)又谕诸汉官日：凡汉人军民一切事务，悉命额驸佟养性总理，尔众官不得违其节制，如有势豪嫉妒、藐视不遵者，非仅藐视养性，是轻国体而违法令也。似此娼嫉之流，必罹祸谴。如能恪遵约束，不违节制，非仅敬养性是重国体而钦法令也。(下略，页四)
从上面两条史料来看，天聪五年(明崇祯四年，1631)时的佟养性，不仅是"汉人军民"的最高权力者，而且把他的地位竟然抬到了与后金的"国体"和"法令"同样不可侵犯的地位。那末，佟养性"总理""汉人军民一切事务"的"权力"是否仅仅是从天聪五年开始的呢?这块"宝记"碑本身，就说明至少在天聪四年的时候，他就统率着大批的汉官了，不过那时的权力，还没有如天聪五年经皇太极"敕谕"以后那末大、那末显赫而已。
与上述问题关联的是关于"汉兵"、"汉军"、"乌真超哈"等名称的问题。
按《清太宗实录》天聪五年,,kY1丙午条说：
总兵官额驸佟养性，率旧汉兵载红衣炮......(卷九页二十二)
卷九页三十六说：
佟养性所部旧汉兵五百及车盾......
卷十页二十五说：
额驸佟养性，率旧汉兵以红衣将军炮攻马家湖台，
天聪六年春正月癸亥条说：
上幸北演武场阅兵，额驸佟养性率所统汉兵，擐甲胄......(卷十一，页十二)天聪七年甲辰条说：
满洲八旗，蒙古二旗，旧汉兵一旗，各牛录额真等......(卷十三，页六)
同年五月己卯条说：
遣兵部贝勒岳托，及旧汉军额真石廷柱，(卷十四，页二十九)同年秋七月辛卯条说：
命满洲各户中有汉人十丁者，授绵甲一：共一千五百八十户，命旧汉军额真马光远等统之，(卷十四，页三十二)
以上各条说明在天聪七年以前，凡明兵之归附后金编入部伍者，一般称为"旧汉兵"，有时也称"旧汉军"，对于原住辽东一带未编入伍的汉人，一般称为"旧汉民"。如天聪五年十一月条说："其军士分定河东河西，以河西人归于八旗旧汉民内。"对于归附后金的明官吏，一般称"旧汉官"，如同上条说："都司守备等百余员，俱付旧汉官收养。"
但是到了天聪八年五月汉军旗正式成立时，对于上述这 种不统一的称呼，皇太极就作了统一规定：
庚寅，上谕曰：朕仰蒙天眷，抚有满洲、蒙古、汉人兵众，前此骑步守哨等兵，虽各有营伍，未分名色，(中略)今宜分辨名色，永为定制，随固山额真行营马兵，名为骑兵(中略)，旧蒙古右营为右翼兵，左营为左翼兵，旧汉兵为汉军，元帅孔有德兵为天祜兵，总兵，官尚可喜兵为天助兵。(卷十八，页二十一)
经过这次规定后，对于在孔有德以前归附后金被混称为"旧汉兵''或"旧汉军"的那些军队，一律统称为"汉军"。对于随孔有德、耿仲明一起归附的那些军队，则统称为"天韦占兵"，对于随尚可喜归附的那些军队，则统称为"天助兵"。又《清史稿·佟养性传》说：
太祖用兵于明，明边吏民归者籍丁壮为兵，至太宗天聪间，始别置一军，国语号乌真超哈。五年正月命养性为昂邦章京。
《清太宗实录》天聪六年正月癸亥条说：
上幸北演武场阅兵，额驸佟养性率所统汉兵，撮甲胄，执器械列于两旁，置铅子于红衣将军炮内，树的，演试乏，上见其军容整肃。(卷十一，页十二)
同一事情，在《清史稿·佟养性传》里则说：
六年春正月，上幸城北演武场阅兵，养性率所部乌真超哈试炮，撮甲列阵，军容甚肃。
可证当时佟养性所统率的"汉军"，又叫"乌真超哈"。"乌真超哈"是满语，汉译的意思是"重兵"，就是指使用佟养性督造的红衣大炮的这支部队，用现代的话来说，也就是炮兵部队。这支炮兵部队最初的建立是在天聪五年。
关于佟养性督造红衣大炮，《清太宗实录》卷八页三说：造红衣大将军炮成，镌日：天祜助威大将军，天聪五年孟春吉旦造，督造官总兵官额驸佟养性，监造官游击丁启明，备御祝世瘊，铸匠王天相，窦守位，铁匠刘计平。先是我国未备火器，造炮自此始。
同一件事，在《清史稿·佟养性传》里说：
是岁(天聪五年)初铸炮使养性为监，炮成铭其上日：天祜助威大将军。凡四十具，师行则车载以从，养性掌焉。
佟养性所掌握的这支乌真超哈部队，在当时的明、金战争中，发挥了巨大的作用，特别是大凌河之战攻克于子章台，对这一战役起了决定性的作用。《清太宗实录》卷十天聪五年八月条说：
是台峙立边界，垣墙坚固。我军连攻三日，发红衣大将军炮，击坏台垛，中炮死者五十七人。台内明兵惶拢不能支，乃出降。是台既下，其余各台，闻风惴恐，近者归降，远者弃走，所遣粮糗充积，足供我士马一月之饷。至红衣大炮，我国创造后，携载攻城自此始。若非用红衣大炮攻击，则于子章台必不易克，则其余各台不逃不降，必且固守，各台固守，则粮无由得，即欲运自沈阳，又路远不易致，今因攻克于子章台而周围百余台闻之，或逃或降，得以资我粮糗，士马饱腾，以是久 围大凌河克成厥功者，皆因上创造红衣大将军炮故也。自此凡遇行军必携红衣大将军炮云。(页五)
同卷页二十一说：
以大凌河所获大小火炮三千五百位，并鸟枪火药铅子，命总兵官额驸佟养性管理。
可见大凌河之战，后金所得的胜利是巨大的。关于后金的乌真超哈部队，实际上有两部分，一部分就是佟养性所率领的，于天聪五年春铸造成炮的部队，监制者是丁启明。《清太宗实录》天聪七年(明崇祯六年，1633)八月条说：
授启明为二等参将。启明系明末弁，被擒收养，因善铸红衣炮故授是职。(卷十六，页七)
可见丁启明也是归附后金的明军。但是由于他归附的时间早，他们是利用丁启明原有的造炮技术在后金部队里自铸红衣炮的，因此后金把这支部队看作是自己的炮兵部队，把丁启明造的红衣大炮甚至看作是"皆因上(指清太宗皇太极)创造红衣大将军炮"(《清太宗实录》卷十，页五)。
另一部分就是孔有德、耿仲明带到后金去的红衣大炮。孔、耿给皇太极的信里就说：
何况本帅现有甲兵数万，轻舟百余，大炮火器俱全。事实上，天聪七年孔、耿归附后金时，"以部众家口兵器枪炮数百艘尽运江岸，不遗一物"(《清太宗实录》卷十四，页九)。孔、耿的红衣炮得之于登莱巡抚孙元化。孙元化于明天启六年(后金天命十一年，1626)二月受命制红衣炮，其技术直接得之于葡萄牙人，较佟养性、丁启明所铸有可能要先进一些。后来登莱被孔有德攻下，孙元化所铸之大炮，遂全部为孔、耿所得。但天聪七年孔、耿归附后金之先，后金早已用"自铸"的红衣大炮取得了重大的胜利。后来又得到孔、耿带来的大炮，其战斗力自然激增。因为孔、耿所率也有炮兵，所以史书上也称孔、耿的部队为乌真超哈，例如《清史稿》《石廷柱传》说：崇德"四年，上自将伐明，乌真超哈诸将孔有德、耿仲明、尚可喜、马光远及廷柱皆率所部从"。这就把孔、耿的部队同样称为"乌真超哈"了。再有，孔、耿的部队被定名为"天祜兵"，而佟养性所铸红衣炮又命名为"天祜助威大将军"，这也往往容易致混。实际上当时后金军队里的这两支乌真超哈是各有渊源的。
现在归纳一下以上所论，我们可以明确以下几点：
1．佟养性的部队在天聪八年五月以前名称不统一，一般称"旧汉兵"，有时也称"旧汉军"，天聪八年五月起汉军成立，就统称为"汉军"。由此可知，早在天聪四年时已属佟养性的曹振彦(曹振彦最早是何时归属佟养性的，现在尚不可知，但完全有可能比这个时间早得多，我认为他极可能是在天命六年的沈、辽战役中归附后金的，若然，则早在天聪四年之前九年就已成为佟养性的属下了)，毫无疑问地他最早也应是"旧汉兵"、"旧汉军"或"汉军"。
2．天聪四年孟夏曹振彦是佟养性属下的教官，天聪五年春，佟养性、丁启明即铸成红衣大炮，那末，此时的曹振彦，应该也还是这支红衣大炮部队里的一员。3．大凌河之战是天聪五年八月开始的，皇太极命"总兵官额驸佟养性，率旧汉兵载红衣炮、将军炮当锦州大道而营"。(《清太宗实录》卷九，页二十二)又"命佟养性部众屯于敌营东，发大炮火箭，毁其营"。(卷九，页二十二)这一重大战役，曹振彦无疑是会参加的，后来天聪八年四月的"因有功，加半个前程"，这个"功"，也许就是从征大凌河立下来的。4．天聪六年皇太极在阅兵以后，见佟养性的部队"军容整肃，且以出征大凌河时能遵方略，有克捷功，赐养性雕鞍良马一匹，银百两，并赐六甲喇额真副将石国柱、金玉和、高鸿中、金砺、游击李延庚、备御图瞻、精兵额真副将石廷柱，步兵额真参将祝世昌等鞍马各一匹，其余将士分赏银两布匹有差。养性率众官谢恩"。(卷十一，页十二)这次受到赏赐的石国柱、金玉和、高鸿中、金砺、石廷柱、祝世昌等，都是列名碑阴的，并且都是列在"总镇副参游备等官"这个头衔下的，教官以下的名字一个也没有，当时曹振彦是"教官"，地位比他们低。这次赏赐，应该也有曹振彦，但他可能被淹没在"其余将士分赏银两布匹有差"里面了。
三、碑阴题名考略
这座碑的碑阴共有"总镇副参游备等官"的题名七十二人，加上碑阳题名五人，共为七十七人。前引《清史稿。佟养性传》说：
太祖用兵于明，明边吏民归者籍丁壮为兵，至太宗天聪间，始别置一军，国语号乌真超哈，五年正月命养性为昂邦章京。谕日："汉人军民诸政，付尔总理，各官受节制。"(下略)
又谕诸汉官曰："汉人军民诸政，命额驸佟养性总理，各官受节制。其有势豪嫉妒不从命者，非特藐养性，是轻国体亵法令也，必谴毋赦。"(下略)
(天聪)六年春正月......养性疏言新编汉兵马步仅三千有奇，宜尽籍汉民为兵，有事持火器而战，无事则为农。
上引这些史料，明确地说明佟养性所节制的，都是"汉人军民"，因此在他属下的这些"总镇副参游备等官"以及"教官"、"千总"、"木匠"、"石匠"、"铁匠"等等，无不都是汉人。这些人的来源，除了天聪六年疏言"尽籍汉民为兵"，也就是把占领区的汉民进行军事编制，改编为军队外，其余的都是在明、金战争中俘获的明军士兵及军官。上述七十余人，我们不可能每个人都查清楚他们归附后金的具体时间和情节，但查清楚一部分人和对一部分人查出些线索，这是可能的。那末，这些人归附后金的情况，对于我们了解曹锡远或曹振彦归附后金，也不会没有参考价值。现在将已查得的一部分人的情况，节述于下，因为目的只在了解这些人是何时归附以及如何归附后金的，因此与此关系不大的资料一概省略：
(一)石廷柱
《清史稿》本传说：
石廷柱，辽东人。先世居苏完，姓瓜尔佳氏。明成化间有布哈者，为建州左卫指挥。布哈生阿尔松阿，嘉靖中袭职。阿尔松阿生石翰，移家辽东，遂以石为氏。石翰子三：国柱、天柱、廷柱。万历之季，廷柱为广宁守备，天柱为千总。太祖师至，巡抚王化贞走入关。天柱先与诸生郭肇基出谒，且曰："吾曹已守城门矣。"翌日入城，廷柱从众降。授世职游击，俾辖降众。(下略)(天聪)五年，明总兵祖大寿筑城大凌河，上自将围之，大寿穷蹙，使从子泽润射书请降，并乞上令廷柱往议，廷柱与达海(按：即碑阳与杨于渭同署名的"大海")至城南，先使姜桂调大寿。桂故明千总，为我军所俘，大寿使游击韩栋从桂出迎廷柱，并以其义子可法为质。廷柱乃逾濠语，大寿言决降，惟乞速取锦州，俾妻子得相见，廷柱以告，上复遣廷柱谕旨，大寿乃降。是时佟养性为乌真超哈昂邦章京，廷柱为副。六年养性卒，廷柱代为昂邦章京。
以上所述，石廷柱原为明广宁守备，天命七年(明天启二年，1622)归附后金，又在天聪五年(明崇祯四年，1631)的大凌河战役中劝降了祖大寿。后来与佟养性一起共管汉军，石廷柱为副。佟养性于天聪六年死后，就由石廷柱为汉军的昂邦章京。至于本传开头说"先世居苏完，姓瓜尔佳氏"云云，与佟养性一样，是冒充满洲人，《清史探微》早已确证过了，毋庸赘述。
(二)李思忠
《清史稿》本传说：
李思忠，字葵阳，铁岭人。父如梃，明辽东总兵官宁远伯成梁族子也，仕明为太原同知，罢归居抚顺。太祖天命三年，始用兵于明，克抚顺，得思忠。如梃徙还铁岭，明年师下铁岭，如梃及弟如梓、一忠、存忠死之。六年，定辽阳，敕思忠收其族人，俾复故业，即授牛录额真，予世职备御。
《清太祖实录》：
天命三年夏四月，上率步骑兵二万征明，临行，书七大恨告天。 (中略)围抚顺，李永芳降，留兵四千，毁抚顺城，论将士功行赏，以俘获人口三十万分给之，其归降人民编为一千户。(卷五)
天命四年夏四月，壬戌，选兵千骑，略铁岭，俘获千人。(卷六)
七月丙午，攻铁岭，阵斩明游击喻成名、史凤鸣、李克泰，尽歼其众。上遂入城，驻军铁岭城三日，论功行赏，以所俘获分赉将士有差。(卷六)
据以上材料，可知李思忠是在天命三年(明万历四十六年，1618)后金攻取抚顺时归附后金的，同时归附的还有抚顺游击李永芳。而他的父亲和三个弟弟却不愿归附，迁到铁岭，直到铁岭被攻取时，都死于此役。
(三)金玉和
《清史稿》本传说：
金玉和，辽东人，仕明为开原千总。太祖克开原，玉和降，授甲喇额真，予世职，三等副将。汉军旗制定，隶正黄旗。
《清太祖实录》：
天命四年六月辛酉，上率兵四万，取明开原城。(下略)
七月，明原任开原城千总王一屏、戴集宾、金玉和、白奇策等，守堡戴一位等，因觅妻子率二十余人降。(卷六)
据上述材料，可知金玉和是在天命四年(明万历四十七年，1619)后金攻取开原城时归附后金的，当时他是明开原城的"千总"。
(四)宁完我
《清史稿》本传：
宁完我，字公甫，辽阳人。天命间来归，给事贝勒萨哈廉家，隶汉军正红旗。天聪三年，太宗闻完我通文史，召令直文馆。完我入对，荐所知者与之同升，鲍承先其一也。寻授参将。四年，师克永平，命与达海宣谕安抚，又从攻大凌河。(下略)
《满汉名臣传》本传：
(天聪)五年十二月上疏言：臣蒙皇上出之奴隶，
登之将列，不揣庸愚，妄自期许。(下略)
据以上两种本传来看：
1．宁完我于天命间归附后金，具体时间大约是在天命六年，因努尔哈赤攻下辽阳是在这一年。
2．宁完我与其他诸人不同，他可能归附后金时是自身，是被俘的普通"民人"，即普通老百姓(当然他被俘前原是在学的生员)，所以会"给事贝勒萨哈廉家"，也即是当贝勒萨哈廉家的"包衣"。
3． 《清太宗实录》：天聪三年乙亥，皇太极上谕说：
自古国家文武并用，以武功戡祸乱，以文教佐太平，朕今欲振兴文治，于生员中考取其文艺明通者优奖之，以昭作人之典，诸贝勒府以及满汉蒙古家所有生员，俱令考试。于九月初一日，命诸臣公同考校，各家主毋得萨哈廉，又作萨哈磷，清太祖努尔哈赤次子礼烈亲王代善的第三子。见《清史稿·礼烈亲王代善传》。
阻挠，有考中者仍以别丁偿之。九月壬午朔，考试儒生，先是乙丑年十月，太祖令察出明绅衿尽行处死，谓种种可恶，皆在此辈，遂悉诛之。其时诸生隐惹得脱者约三百人，至是考试分别优劣，得二百人。凡在皇上包衣下，八贝勒等包衣下，及满洲、蒙古为奴者，尽皆拔出，一等者赏缎二，二等三等者赏布，俱免二丁差徭。(卷五)
按：宁完我上疏自称"臣蒙皇上出之奴隶"，而天聪三年后金开始考试，"凡在皇上包衣下，八贝勒等包衣下，及满洲、蒙古为奴者，尽皆拔出"。《清史稿》本传说："天聪三年，太宗闻完我通文史，召令直文馆。"则可见宁完我原在贝勒萨哈廉家为"包衣"，天聪三年经考试"拔出"，复经皇太极"召令直文馆"。以上可见宁完我的经历与其他原在明军中有职衔，归附后金后仍继原职衔者有所不同。
(五)鲍承先
《清史稿》本传：
鲍承先，山西应州人。明万历间积官至参将。泰昌元年从总兵贺世贤、李秉诚守沈阳城，迁开原东路统领新勇营副将，城守如故。经略熊廷弼疏请奖励诸将，承先预焉，加都督佥事衔。是岁为天命五年。太祖已克开原，乃自懿路蒲河二路进兵向沈阳，承先偕世贤、秉诚出城分沉驻守，见太祖兵至皆不战退，上令左翼兵逐承先等迫沈阳城北，斩百余级而去。七年三月，上克沈阳、辽阳，世贤战死，承先退保广宁。八年正月，克西平堡，承先从秉诚及总兵刘渠、祁秉忠等自广宁赴援，渠、秉忠战死，承先与秉诚败走，全军尽殪。巡抚王化贞弃广宁走入关，游击孙得功以广宁降。承先窜匿数日，从众出降，仍授副将。天聪三年，太宗自将伐明，自龙进关入边(中略)，师进薄明都，承先复招降牧马厂太监，获其马骡以济师。明经略袁崇焕，以二万人自宁远入援，屯广渠门外，凭险设伏，贝勒豪格督兵出其右，战屡胜。是时承先以宁完我荐直文馆，翌日上戒诸军勿进攻，召承先及副将高鸿中授以秘计，使近阵获明内监系所并坐，故相耳语云："今日撤兵，乃上计也。顷见上单骑向敌，有人自敌中来见上，语良久乃去。意袁经略有密约，此事可立就矣。"内监杨某佯卧窃听，越日纵之归，以告明帝，遂杀崇焕。
《清太宗实录》天聪三年十一月，丙午：
上命自克遵化以来所获马骡，均赏兵丁，人各一匹。丁未进兵，距关厢二里而营。戊申，上闻袁崇焕、祖大寿复聚败兵营于城东南隅，竖立栅木，因令我兵列阵逼之而营。上与诸贝勒率轻骑往视进攻之处，云：路隘且险，若伤我军士，虽胜不足多也，此不过战败之余耳，何足以劳我军，遂还营。先是获明太监二人，令副将高鸿中、参将鲍承先、宁完我，巴克什达海监守之，至是还兵。高鸿中、鲍承先遵上所授密计，坐近二太监，故作耳语云："今日撤兵乃上计也。顷见上单骑向敌，敌有二人来见上，语良久乃去，意袁巡抚有密约，此事可立就矣。"时杨太监者佯卧窃听，悉记其言。庚戌纵杨太监归。后闻杨太监将高鸿中、鲍承先之言详奏明主，明主遂执袁崇焕入城磔之。锦州总兵祖大寿大惊，率所部奔锦州，掠夺民物，毁山海关而去。时围困燕京，统兵诸贝勒大臣俱请攻城。(卷五) 据以上史料，可知鲍承先原是明军的军官，职衔是"参将"、"副将"加"都督佥事"，守沈阳。努尔哈赤攻下沈阳后，退至广宁，广宁失守，鲍承先就归附后金。天聪三年(明崇祯二年，1629)，皇太极率兵越过袁崇焕防区，攻陷遵化，包围北京。袁崇焕从山海关回师救援，皇太极用计假手崇祯杀袁崇焕。在这一场斗争中帮助皇太极制造假情报欺骗杨太监以达到欺骗崇祯除掉袁崇焕的目的的，就是这个鲍承先和另一个高鸿中。这个高鸿中，也是在碑阴题名的人物。
(六)金砺
《清史稿金玉和传》附《金砺传》说：
金砺，辽东人，明武进士，为镇武堡都司。初降，授甲喇额真，予世职三等副将。天聪五年始设六部，以砺为兵部承政。
(七)祝世昌
《清史稿》本传：
祝世昌，辽阳人，先世在明初授辽阳定边前卫，世袭指挥，十数传至世昌为镇江城游击。天命六年，太祖克辽阳，世昌率三百余人来降，仍授游击，统其众。命董筑沈阳、辽阳、海州三城，事竟授沈阳城守昂邦章京。天聪五年从征大凌河，六年太宗阅乌真超哈兵，赉诸将，世昌与焉。
(八)吴守进
《满汉名臣传·吴守进列传》：
吴守进，辽阳人，后隶汉军正红旗。初事太祖高皇帝，以功授三等轻车都尉，世职。天聪五年，太宗文皇帝诏定官制，设六部，守进任户部承政。
据以上传记来看，吴守进在明朝并未任职，可能是个普通"民人"，在辽阳被后金攻取时，归附后金，以功授官职。
(九)张大猷
《清史列传》本传：
张大猷，辽阳人，后隶汉军镶黄旗。太祖高皇帝天命六年，大兵克辽阳，大猷时为明千总，自广宁来降，授佐领。
(十)李率泰(太)《满汉名臣传》本传：李率泰，汉军正蓝旗人，李永芳次子也，初名延龄，
年十二即入侍禁廷，太祖高皇帝赐今名，年十六以宗室女妻之。
按：这个李率泰，也就是碑阴题名里的"率太"，他与上面这些人不一样，他已经是归附后金的第二代了，他是李永芳的儿子，率泰(太)这个名字是努尔哈赤的赐名。
以上我们从《清史稿》、《满汉名臣传》、《清史列传》等书里查得在碑阴题名的十个人的传记材料，加以摘录。另外，在《清实录》里，除上述十人之外，还查到了在碑阴题名的高鸿中、黑云龙、麻登云、石国柱、李延庚、吴裕、杨于渭、李世新(时馨)、张士彦、杨兴国等人的活动情况，例如天聪三年皇太极围北京， "生擒总兵黑云龙、麻登云"碑阳署名撰文的"大海"，就是达海，他是满文的改革和制定者，是满人，当时后金的不少文献，都出白他的手笔，《清史稿》等书里都有他的传的情况(见《清太宗实录》卷五)，天聪五年定官制、设立六部，命李延庚、吴守进、金玉和、金砺、高鸿中各为"汉承政"的情况(见《清太宗实录》卷九)，天聪九年乙亥秋七月，"分别管理汉人官员，以各堡生聚多寡黜陟之"，李思忠、杨于渭、吴裕等三人，都因所管人口增加而升官；高鸿中、张士彦、金玉和、李时馨(世新)、张大猷、吴守进、杨兴国等七人，都因所管人口下降而遭到"各罚银百两"的处分，严重的如杨兴国，除罚银百两外，还"革职为民"(见《清太宗实录》卷二十四)。此外，还查到了"钦奉皇上敕旨，八王府令旨"主持建碑事宜的"白喇嘛"的一些线索，天聪五年十一月，《清太宗实录》说："监军道张春不肯薤发(即不肯投降)，令与白喇嘛同居三官庙。"(卷十)可见这个白喇嘛曾住三官庙。
以上查得的二十人的基本情况是：
1．他们都是汉人；
2．他们大都是明军中的军官，在明、金战争中战败被俘或投降过去的；
3．有个别情况是例外，如宁完我被俘时大概还是生员，被俘后当了包衣，在考试中被"拔出"。李率泰是归附者的第二代。张大猷、吴守进都是辽阳人，被俘时可能没有任明朝的官职，是普通"民人"，等等。总起来说，他们都是汉人之被俘者，所以他们属于佟养性管理。在立碑的时候，他们还是"旧汉兵...'旧汉军"，不久以后他们便被统编统称为"汉军"。
在这座碑的碑阴题名中，曹振彦被列于"教官"这个职衔下，从这一点，可知他原是明军中的一个小军官，归附后金以后暂时没有升任。
四、曹振彦碑阴题名发现的意义
《大金喇嘛法师宝记》碑碑阴曹振彦的题名的发现，对于研究曹雪芹的上世的情况，是极有意义的：
(一)对于《石头记》的作者，我国伟大的小说家、思想家曹雪芹的家世，几十年来，人们虽然已经作了不少考证和研究，写出了不少专门性的著作，但是，对于他的上世的最早最可靠的直接的史料，却只有《清太宗实录》卷十八，天聪八年甲戌(明崇祯七年，1634)的一条：
墨尔根戴青贝勒多尔衮属下，旗鼓牛录章京曹振彦，因有功，加半个前程。
比这更早的一些说法，便都是一些间接的或者推测性的了。现在这个天聪四年的碑阴题名的发现，把曹雪芹上世的信史，又往前推进了四年。不仅如此，康熙六十年刊《上元县志》的《曹玺传》说："著籍襄平，大父世选，令沈阳有声。"康熙二十三年未刊稿本《江宁府志》的《曹玺传》也说："及王父宝宦沈阳，遂家焉。"现在发现的这个碑阴题名，这座碑就建在辽阳大南门外。"襄平"就是辽阳的旧称。那末，曹振彦如系被俘后立功授官，则《清实录》中一般都例应标出。如天聪三年十一月攻克遵化城时，"竖梯城下，正白旗小卒萨木哈图先登，遂克其城"，"上以萨木哈图先登，酌金卮劳之。因传谕日：我军年来皆怯于攻城，况此城较前所攻之城更坚，萨木哈图奋勇先登，殊可嘉也，宜优录之。"(《清太宗实录》卷五)再如同上卷十六说："授启明为二等参将，启明系明末弁，被擒收养，因善铸红衣炮故授是职。"可见曹振彦如系立功授教官，《清实录》是会标出的，现《清实录》中并无此类记载，则可见曹振彦被俘前应是相当于教官的军官。
这座碑对曹家原先"著籍襄平"的说法，也可以算作是一个旁证，何况碑阴题名中的吴守进、张大猷等人，也都是辽阳人。这一情况，更使我们相信曹家确有可能原先是"著籍襄平"，后来因曹锡远"宦沈阳，遂家焉"，才迁居沈阳的。(二)关于曹家的旗籍，过去有不少著作，都说曹家是汉军。如《四库提要》说：
《居常饮馔录》一卷
国朝曹寅撰。寅字子清，号楝亭，镶蓝旗汉军。康熙中巡视两淮盐政，加通政司衔。(下略)
《清史稿·李锴传》附传说：
曹寅字楝亭，汉军正白旗人，世居沈阳，工部尚书玺子。(下略)《八旗艺文编目》说：
《居常饮馔录》
汉军曹寅著。寅字子清，一字幼清，一字楝亭，号荔轩。(中略)世居沈阳，隶正白旗。(下略)
《八旗画录》说：
曹宣，字子猷，号筠石。汉军正白旗人。曹落，号雪芹，宜从孙。
《枣窗闲笔(稿本)》(裕瑞著)说：
雪芹二字，想系其字与号耳，其名不得知。曹姓，汉军人，亦不知隶何旗，(下略)
《梦痴说梦》说：
《红楼梦》一书，作白雪芹先生。先生系内务府汉
军正白旗人。(下略)
《寄蜗残赘》说：
《红楼梦》一书，始于乾隆年间，(中略)相传其
书出于汉军曹雪芹之手。(下略)
以上各书的记载，虽然说法有种种差异(而且还有不少错误，本文未全引录)，但认为曹家是"汉军"这一点是完全相同的。过去对这种说法，常常把它看作是一种误解，认为因为曹家是汉人，因而把他们误为汉军旗了。现在看来，说曹寅、曹宣、曹雪芹是汉军，虽然确是错误的，但并非没有历史渊源的。很可能就是因为曹家最初归附后金的时候，有一段时间(大约从天命六年到天聪六年，1621-1632)确是"旧汉兵""旧汉军"，属于佟养性的部下的缘故。
(三)上面这些情况，给我们带来了一个新的问题，即曹家究竟从何时开始转为满洲正白旗的。前面已经引到，天聪八年，曹振彦已经是多尔衮属下的旗鼓牛录章京了。这是讨论这个问题的时间下限，这个问题的时间上限，就是这座喇嘛碑的建碑时代--天聪四年。由此可知，曹家的这一次重大变化，只可能在天聪四年到天聪八年之间，其中四年和八年这两年又当除外，因为不大可能恰好就是四年或八年发生此重大变化的，因此实际上这一变化只可能发生在五年到七年这三年之中。据《清史稿》《佟养性传》，佟养性死于天聪六年。我推测极有可能在佟养性死后，曹振彦即因某一契机，转到多尔衮属下去了。据孟心史的考证，多尔衮在天命十一年努尔哈赤死时，已为正白旗的固山贝勒，那末曹振彦转到多尔衮属下，职衔是"旗鼓牛录章京"，率领三百人，则自然也就是从"旧汉兵""旧汉军"的教官，转而成为正白旗的旗鼓牛录章京了。
至于究竟是怎样的一种契机，又如何转到多尔衮属下去的，这些具体问题，因为史料缺乏，无法加以论证。就连我们上面的这种推测，也还不能把它作为历史事实来看，而只能期待由将来进一步的考查来加以论证或纠正。
然而，就是从以上几个方面来看，这个碑阴的曹振彦题名的被发现，已经促使我们对曹雪芹的上世的历史情况的认识，又大大地前进了一步了。
1978年2月13日夜1时半写毕初稿于宽堂，2月18日修改，8月10日至辽阳杏看此碑并登千山，8月18日凌晨改定 《五庆堂重修辽东曹氏宗谱》考略在文化大革命以前，北京曾经发现过一部《五庆堂重修辽东曹氏宗谱》，在1963年的曹雪芹展览会上，此谱曾展出过，后来又拿到国外去展览。文化大革命中，此谱传说已遗失了。1975年，我因偶然的机会，得知原藏此谱的曹家，还藏有一部此谱的另一抄本，因友人的介绍，我见到了此谱的另一抄本。经过研究，我认为此谱十分重要，因此，继续努力设法寻找已遗失的那部曹谱的抄本。事情十分凑巧，经过相当一段时间的调查和追寻，终于在有关单位的协助下，把这部《曹氏宗谱》找出来了。经过对照，1963年展出的这部是五庆堂当时的正式清抄本，用的是五庆堂特制的抄写宗谱的朱丝栏纸，周围有瓜瓞绵绵的图案，版口上端刻"曹氏族谱"四字，下端刻"五庆堂"三字，封面和封底都是用库瓷青纸。1975年我借到的此谱另一抄本，也是库瓷青纸的封面和封底，但里面却是用的红格纸，不是为修谱印的专用纸。从纸张的年代来看，比同治年间特制的专用纸要早，它是利用旧的乾隆红格纸抄的。除了两本的纸张不同外，谱文的内容，基本上是一样的，只有极少数的地方两本各有改动而略现差异，但这种差异，对这部曹谱的内容不发生什么影响。近几年来，我一直在研究此谱，到去年才算结束，写成了《曹雪芹家世新考》一书。本文就是对这一考证结果的概述。
一、《曹氏宗谱》之上两世
这部《曹氏宗谱》的始祖是曹良臣，第二代的祖宗是：曹泰、曹义、曹俊。从谱上所列的关系来说，这泰、义、俊三人都是曹良臣的儿子，但据我们考查的结果，实际上曹良臣只有一个儿子叫曹泰。曹义、曹俊两人与曹良臣根本无关。为了正本清源，弄清问题，我们有必要把对这四个人的考证结果，作一番扼要的介绍。
(一)曹良臣
在《曹氏宗谱》前面，载有曹良臣的两篇传记，据考查，曹良臣是确有其人的，在我们见到的十四五种史书里(其中绝大部分是明刻本或抄本)，都载有曹良臣的事迹。他是安徽安丰人，谱文上说他是扬州仪真人，这是不对的。他在元至正二十二年(壬寅，1362)投朱元璋于应天(今南京)，参加过击败陈友谅的鄱阳湖大战，后又收复两湖(湖南、湖北)，两江(江西、江苏)，克洛阳，从大将军徐达攻取元都大都(今北京)，洪武三年入陕，四年人蜀，五年进军和林(今内蒙呼和浩特附近)，以孤军深入阵亡。赠光禄大夫追封安国公，谥忠壮，归葬安徽安丰。在栗永禄修的嘉靖《寿州志》卷二："丘墓"栏下说："曹良臣墓，城南井亭铺前。"在以后修的一些关于寿州的地方志里(安丰属寿州)，都保留着这一记载。可见，他确是安徽安丰人而不是副千户。父胜，指挥佥事"。这里对曹义的上三代说得清清楚楚。另外，我们又从万历《扬州府志》(杨洵编)里查到了《曹义传》，也证明他确是仪真人，父亲叫曹胜，官燕山指挥佥事。我们又从康熙《仪真县志》(马玉章编纂)里查到了《曹胜传》，得知曹胜的父亲即曹义的祖父确是叫曹勇，在同书卷五《选举》栏之"明封荫"下，还全部载明了曹义的上三代：
曹花一 以曾孙义贵，赠荣禄大夫封丰润伯。曹 勇 以孙义贵，赠丰润伯。
曹 胜 以子义贵，赠丰润伯。
曹 义 封丰润伯，赠侯，谥庄武。
这样我们就彻底弄清楚了曹义的上世，证明了曹义与曹良臣风马牛不相及。既非同乡，更不是父子。
(四)曹俊
《五庆堂谱》说曹俊是曹良臣的第三子，"世袭指挥使，封怀远将军，守御金州，后调沈阳，即入辽之始祖。生五子，长升、次仁、三礼、四智、五信"。按照《五庆堂谱》上述的记载，这个曹俊，应是真正"入辽之始祖"，也就是这部《五庆堂谱》的真正的始祖。但是，关于这个曹俊的史料，现在知道的，只有1923年在辽阳城东发掘出土的一块"圹记"。据"圹记"所记，"圹记"的作者叫孙磐，"登弘治丙辰科进士，出知山西陵川县事"，他的始祖叫孙兴祖，原籍是山东掖县，洪武初迁到辽阳，高祖叫才兴，曾祖名义，祖父名旺，配吴氏。父亲名敏，配曹氏，辽阳人，就是孙磐的母亲。曹氏的父亲，也即是孙磐的外祖父即曹俊。孙磐的始祖是洪武初迁来辽阳的，那末他的时代是在元末明初，相当于曹良臣的时代，孙磐的外祖父曹俊的时代也就是孙磐的祖父孙旺的时代，这离开他的始祖已经是第四代了，大约是明永乐到天顺、成化的时代，这个时间的约数是从"圹记"写明的曹氏生于正统六年逆推出来的，虽然不可能推出准确的年代，但曹俊生活的时代最早不能早于永乐，最晚也不能晚于天顺、成化，这是可以肯定的。大体说来倒有点与曹义的时代差不太多。(曹义卒于天顺四年)。
总结以上的考证，我们可以明确地指出，《五庆堂曹氏宗谱》上的始祖曹良臣，第二代的曹泰、曹义，实际上根本不是五庆堂辽东曹氏的老祖宗，他们如果不是因为修谱者的有意伪托，那末就是谬传。而这个所谓曹良臣的第三子曹俊，谱文上说他是"入辽之始祖"，这倒是透露了一点真实的消息。至于说他"世袭指挥使，封怀远将军"，则显然与"人辽之始祖"自相矛盾，谱文所以这样写，我认为是撰谱者为了要使曹俊真像曹良臣的儿子，所以让他承袭"指挥使，封怀远将军"，因为这两个职衔，正是谱文中"始祖"曹良臣原有的。殊不知这样一来，反而露出了马脚。总之，这个曹俊，实际上是五庆堂曹氏的入辽始祖，根据"曹氏圹记"的记载，曹氏即曹俊的女儿是辽阳人，那末，这个曹俊，也应该是辽阳人，至少他是应该在辽阳住过相当长的时间的。我们强调这一点，是因为后文《五庆堂谱》三房诸人及四房的曹振彦，即曹雪芹的高祖，他们都是辽阳人。
二、《曹氏宗谱》之三房诸人
《曹氏宗谱》的三房，即"礼"房，共有二百六十三人，目前我们已经从有关的几十种史籍里，查出了二十一人。这些大量确切的史料，证实了这部《曹氏宗谱》的历史真实性，为我们了解曹雪芹的上世提供了材料。特别是这部《曹氏宗谱》就是这个"三房"修的，故其他几房都很简略，惟有这一房记得比较详细，所记人数也以这房为最多，而且从"入辽之始祖"曹俊起，一直到第十六世"五庆"为止，代代相接，一代都不缺，这更足以证实，这部宗谱的实际的始祖就是曹俊。尤其要指出的是在这三房的第十六世，有一个叫曹权中的，他的女儿嫁给云贵总督甘文煜的堂兄甘体垣，而曹寅称甘文煜的儿子甘国基为表兄，这证明了三房"礼"．和四房"智"即曹雪芹上世这一支确是同宗，四房"智"并不是别谱窜入的。肯定了这一点，那末，也就肯定了曹俊确是曹雪芹的始祖，也就肯定了这部《曹氏宗谱》的重大价值。前面已经提到，三房诸人我们已查出了二十一人，为了节省篇幅，我们只介绍下面几个人：
(一)曹绍中
《宗谱》说："养性子，字柱石。指挥佥事，骠骑将军。子贵，诰封光禄大夫。配王氏，续配何氏，俱封一品夫人。生三子，长德先，次仁先，三义先，女一，适沈。"
关于这个曹绍中，有关的史料比较多，这里只能摘引其一部分比较重要的，其余就只好从略了。
《清太宗实录》卷十四，天聪七年癸酉条说：
孔有德、耿仲明自镇江遣副将曹绍宗、刘承祖等奏报起程日期。上命督修岫11严、揽盘、通远堡三城。济尔哈朗、阿济格、杜度三贝勒率兵迎之，孔有德、耿仲明皆辽东人也。太祖皇帝取辽东时，有德等奔入皮岛，为文龙部下末弁，遂以毛氏称之。后文龙为宁远巡抚袁崇焕所杀，明山东登州巡抚调有德为管步兵左营参将，仲明亦为参将。辛未岁，上率大兵围大凌河，登州巡抚遣有德率骑兵八百应援，赴山海关，至吴桥县，遇参将李九成私议，遂叛明，有德、九成为首，同陈继功、李尚友、曹得功等五十余人，率兵数千攻陷山东临邑、陵商河、青城等县，杀援兵数千，获马匹器械甚多。于是往攻登州，城中耿仲明为首，率辽东官杜承功、曹德纯、吴进兴等十五人为内应，内外夹攻，破其城，收辽东三千余人。
按：这个奏报起程日期的曹绍宗，就是《五庆堂谱》上的曹绍中，看后面的材料可知。蒋氏《东华录》曹德纯作曹得纯，此人亦应是《曹氏宗谱》上的人物。又以上一段中将孔有德、耿仲明叛明的情况讲得很清楚，其中的曹得功也是《曹氏宗谱》上的人物，关于他的材料也很多，限于篇幅，不录。
《孔有德、耿仲明降金书》：总提兵大元帅孔有德
总督粮饷总兵官耿仲明
为直陈衷曲，以图大业事：照得朱朝至今，主幼臣奸，边事日坏，非一日矣!兵士鼓噪，触处皆然，非但本帅如此也。前奉部调西援，钱粮缺乏，兼沿途闭门罢市，日不得食，夜不得宿，忍气吞声，行至吴桥，又因恶官把持，以致众兵奋激起义，遂破新城，破登州，随收服各州县。去年已有三次书札，全未见复，始知俱被黄龙在旅顺所截夺。继因援兵四集，围困半载，彼但深沟高垒，不与我交战。彼兵日多，我兵粮少，只得弃登州而驾舟师，原欲首取旅顺为根本，与汗连合一处，谁知飓风大作，飘至广鹿岛。本帅即乘机收服广鹿、长山、石城诸岛，若论大海，何往不利，要之终非结局。久仰明汗网罗海内英豪，有尧、舜、汤、武之胸襟，无片甲只矢者，尚欲投汗以展胸中之伟抱，何况本帅现有兵甲数万，轻舟百余，大炮火器俱全?有此武备，更与明汗同心协力，水陆并进，势如破竹，天下又谁敢汗为敌乎?此出于一片真热心肠，确实如此。汗若听从，大事立就，朱朝之天下，转瞬即汗之天下。是时明汗授我何职，封我何地，乃本帅之愿也。特差副将刘承祖、曹绍中为先容，汗速乘此机会，成其大事，即天赐汗之福，亦本帅之幸也。若汗不信，可差人前看虚实如何。本帅不往别地，独向汗者，以汗之高明，他日为成大事，故效古人弃暗投明也。希详察之!为此合用手本，前投明汗驾前，烦为查照来文事理，速赐裁夺施行，须至手本者。
天聪七年(按：即崇祯六年)四月十一日。影印满文原件，见国立北平故宫博物院十周年纪念《文献特刊》，1935年出版。曹绍中这个名字，除以上重要史料外，还见于《明清史料》
丙编里面《都元帅标下各将官姓名单》、《东来各官数目单》、《清太宗实录》卷五十一等处，上述史料除曹绍中外，还有曹得选、曹得先等人，也都是《五庆堂谱》上的人物。
(二)曹权中
《曹氏宗谱》上说："养勇子，字时轩，指挥使。配徐氏，封夫人，生子振先。女一，适甘公体恒(按系"垣"之误)室，甘国圻母。"
据康熙抄本《甘氏家谱》：
六世，体垣，行一，字仰之。生于万历戊申年七月初三日辰时，仕至福建漳州府海澄县令。于顺治九年正月初三日海寇作乱，守节殉难，士民爱戴，立祠春秋祭祀。元配曹氏，沈阳卫指挥全忠曹公之女，生一子，如柏。七世，如柏，行一，字青然。生于天聪壬申年十二月初三日酉时，卒于顺治八年正月初三日子时。无嗣，元配魏氏。七世，国基，行三，字鸿舒。生于顺治辛丑年十一月二十五日未时，初任福建分巡汀漳道，四任河南按察司，五任河南布政司。元配吉尔默氏，理藩院尚书兼一等侍卫壮尼大阿木瑚琅公之次女。国城，行四，字X X，于康熙甲寅吴逆之叛，随父宗(按：应作"忠")果公殉难，无嗣。
嘉庆九年刻本《沈阳甘氏家谱》说：
六世，体垣，行一，应元公长子，字仰之。初任福建漳州府海澄县知县，顺治庚戌正月初三，海寇作乱，守节殉难，士民爱戴，建立祠宇，春秋祭祀。座侧之联有："祈有心肝还赤子，惟将顶踵卫孤城"之句。生万历戊申年七月初三日辰时，敕授文林郎。配曹氏，沈阳指挥使曹公全忠女，生万历庚戌年八月初五日，敕赠孺人。生一子，如柏。国璋系体仁公次子过继。七世，如柏，行一，体垣公长子，字青然，生天启(按：应是"天聪")壬申年十二月初三日酉时，卒顺治辛卯年正月初三日子时，配魏氏。(以下略)。
按：《曹氏宗谱》里的曹权中，显然就是《甘氏家谱》里的"沈阳卫指挥曹公全中"，"权""全"、"中""忠"都是同音字。《曹氏宗谱》说曹权中的女儿嫁给甘体恒，这个甘体恒，就是《甘氏家谱》里的甘体垣，"恒""垣"是形近而误。
那末，这个甘体垣是什么人呢?他是云贵总督甘文煜的堂兄，曹雪芹的祖父曹寅在《过甘园》诗里曾提到甘文煽"死难滇南"的事，并且称甘文妮的儿子甘国基为"鸿舒表兄"。按："鸿舒"是国基的号，我翻查了康熙抄本《甘氏家谱》，嘉庆九年刻本《沈阳甘氏家谱》和道光二十六年刻本《沈阳甘氏家谱》，除了见于《辽东曹氏宗谱》上的这个曹权中(全忠)女嫁给甘体垣外，在甘文煜一辈以及以上各世，再找不到第二个曹氏了，而这个嫁给甘体垣的曹氏，既见于《曹氏宗谱》的曹权中名下，是曹权中的女儿，又见于上述三种《甘氏家谱》的甘体垣的名下，是甘体垣的元配，并且载明是"沈阳指挥全忠曹公之女"，则可见曹寅称甘国基为表兄，确是因为曹全忠女嫁甘体垣的这一重姻亲关系。再从曹、甘两家的辈次来看，曹振彦恰好与曹权中(全忠)以及甘体垣的父亲甘应元，甘文煜的父亲甘应魁是同辈，甘体垣的儿子如柏、国璋，甘文煽的儿子甘国基与曹寅则是同辈，所以曹寅称甘国基为"表兄"是完全符合他们之间姻亲关系的辈次的。这个曹家与甘家的这门姑表姻亲关系，是一个十分有力的内证，它证明了：
1．《曹氏宗谱》上的四房"智"即曹雪芹一支的远祖，确是与三房。"礼"是同宗，过去有人怀疑这四房"智"是从别谱"窜人"的，现在可以证明这种怀疑是没有根据的。
2．既然肯定了四房与三房确是同宗，那末也就肯定了曹雪芹的远祖确是辽东曹，他的始祖就是曹俊。
3．上述两项结论既然可以毫无疑问地确定下来，那末，这部《曹氏宗谱》的价值，自然也可以确定无疑的了。
(三)曹得选曹世爵
在《曹氏宗谱》里还有曹得选、曹世爵等人。这几个人，在《明清史料》丙编里的《都元帅标下各将官名单》里就有曹得选、曹绍中的名字，还有一个曹得先，看来也可能是《曹氏宗谱》上漏收的人名。以上几个人的名字，在辽阳新发现的《东京新建弥陀禅寺碑记》(崇德六年，明崇祯十四年，1641的碑阴题名中，也有曹得选、曹得先、曹世爵等人的名字，很明显这几个人，也应该是属于《五庆堂谱》上的人物。
另外，在《明清史料》丙编第一本载孔有德所携各官名单共四份，计一百六十三人，与上述《东京新建弥陀禅寺碑记》题名相对照，《史料》与碑刻题名相同者共七十人，占二分之一不足，碑刻上其余人名，应是耿仲明和尚可喜的属下，故不见《史料》所载孔有德所携名单。
(四)曹德先曹仁先曹义先
上述三人是曹绍中的儿子，曹德先是长子，《曹氏宗谱》说曹德先：
绍中长子，字牧民，从龙授阿思哈尼哈番(汉文男爵)，梅勒章京(汉文副都统)，右翼总兵，右将军。崇德元年，奉命同定南王孔有德、郑亲王济、睿亲王多、历径锦州等处，入关进剿"流寇"，灭"闯逆"，开北京，破潼关，征西安，平河南、扬州、镇江、江宁，克江阴、户口、鱼矾，定广西、湖南，开宝庆、武冈、黔阳、沅州、辰州，招安王元成，平抚靖苗。顺治六年己丑五月，奉旨加封三等精奇尼哈番(汉文子爵)，予敕 券，世袭。(中略)顺治九年壬辰七月初七日，同定南王(按即孔有德)尽节广西省城。(中略)葬顺天府房山县张坊镇西，涞水县之沈家庵村北，铁固山阳，玉蟒河西(中略)生三子，长盛祖、次光祖，三承祖。
按照谱文的记载，曹德先是在清兵入关时参加一系列的战役的，其中尤其是参加了攻取扬州、镇江、江阴、江宁的战役的，扬州十日、江阴城守，这是清初入关时的震动整个江南的大战役。据《乾隆二十八年正月十四，曹执御向本佐领呈报三代履历请求袭封》文中还说曹德先"克江阴县，督放红衣炮十位，克其城"(按：此件承马希桂同志抄示)。韩菱的《江阴城守纪》里也具体记载了当时清兵用红衣大炮轰开江阴城的情况。我在1945年抗战刚胜利的时候，为了研究江阴人民的抗清斗争，还曾去江阴调查过当时的战斗遗迹及传闻，关于红衣大炮轰开江阴城的情节，老人们还能历历讲述，城破以后自动投护城河(玉带河)、四眼井而死的人，据说尸体积满河、井，当时四眼井还在，我还亲自去看过，连城外架设红衣大炮的君山，我也去实地查看过，当然当时我并不知道有曹德先其人，更无从知道此人与《红楼梦》作者曹雪芹是同始祖。
谱文中记载到曹德先是在李定国攻打桂林城，当时定南王孔有德孤立无援，在城破后放火自焚的，曹德先全家也是死于这一战役。至于曹仁先、曹义先，则并没有死于此役，但据文献记载，曹仁先是去驰援桂林之战的(见《明清史料》丙编《两广总督李率泰揭帖》)。曹义先据谱文记载，在"康熙十三年甲寅，平定福建，历年进剿军事告竣，二十一年壬戌，奉旨人觐，晋昂邦章京(汉文都统)，在内大臣行走，分隶正黄旗汉军，诰授光禄大夫"。卒于康熙二十八年己巳七月二十四日申时。归葬地点，与曹德先、曹仁先同。关于李定国攻打桂林的情况，记载甚多，其中《虞山集》的作者瞿昌文是此役的目击者，他在此书卷十中说：初四曰辰刻，王师(按：指南明李定国的军队)从云梯先登，西北环山为城，环山皆汉帜矣。鄂国公从武胜门攻入关。有德仓皇计穷，遁走无路，急还靖江旧邸，聚其宝玩于一室，手刃爱姬，遂闭户自焚死。王师入城，斩馘数千，下令无妄杀，抚安孑遗之黎庶。时昌文羁身城中，初七日谒见安西，接待甚殷，慰劳周至。
关于孔有德自焚的事，《广西左翼总兵马雄禀》(见(明清史料》丙编第九本)说："不期初七日凶信遂至，桂城已于初四日巳时失陷，王爷以身殉国，阎宫自焚，众虾俱遭毒害。"《广东巡抚李栖凤揭帖》说："至初四日巳时，贼四面拥入，当闻定南王自尽，其后殿自焚，小王子不知下落。"(见《明清史料》丙编第九本)另外，在《曹氏宗谱》曹光祖的谱文里说："德先次子，随定南王孔有德在广西省守城，顺治九年秋七月，李定国陷省城，阎家三百余口皆殉难。"在曹承祖的谱文里说："德先三子，同胞兄光祖在广西守城，李定国陷城，同时殉难。"根据以上这些材料，可证曹德先一家，确实是在顺治九年秋七月的桂林之战时全家死于此役的。
在曹德先的谱文里说，他葬于"顺天府房山县张坊镇西，涞水县之沈家庵村北，铁固山阳，玉蟒河西"。曹仁先、曹义先的葬地亦同。关于这个葬地，我于1977年12月12日，12月28 日，以后又多次去作过调查，前后一共去了五次，结果，确实查到了这个沈家庵村，现在已叫沈家庵大队，也确实查到了曹德先、仁先、义先的坟墓，当地叫做"曹家大坟"，现在坟头已平掉，但很大的一片高出于地面，靠近山根的坟地的自然形态，还完整地保留着，另外，还有一块仅存的五庆堂墓地的界石，是四方的汉白玉柱子，柱头刻莲花，柱身上一面刻"五庆堂"三字，一面刻"曹宅茔地"四字。由此可见，谱文上记载的曹德先、曹仁先、曹义先等人的历史，是可靠的，是经得起历史的核实的。
对于三房诸人，我们仅仅介绍了以上几个人的考证出来的史实情况，但是，就是这几个人的一部分材料，已经足够说明这部《曹氏宗谱》的历史真实性了，尤其是曹权中的材料和《甘氏家谱》的材料，有力地证明了《五庆堂谱》的三房与四房确是同宗，这就使得我们有足够的史料，可以确信曹雪芹的上世就是《五庆堂谱》上的第四房。
三、《曹氏宗谱》之四房诸人--曹雪芹的上世
《曹氏宗谱》上的四房，连曹智共列十二人，这当然是不完全的。这十二个人，除曹智外，就是曹锡远以下的十一人，也就是曹雪芹的直系上世。这十一个人，早已有不少人作了考证，尤其是周汝昌同志的《红楼梦新证》，对曹家的史事，钩稽索隐，积数十年之功力，可以说是集史料之大成，并且在不少问题上，作出了贡献，这部书对于研究曹雪芹的家世，是极为有用的，(当然其中有些观点还可商榷)。因此这些人物的可信性，已不待重新考证了。尽管近年来，有人提出了曹雪芹并不是曹烦的儿子的说法，但他们并未拿出真正颠扑不破的史实证据来，甚至也有人不断提出《红楼梦》一书的作者不是曹雪芹，但是，据我看来，这个论点，也并没有找到真正无可辩驳的史实证据。因此，在本书里，我不准备对这些人物再作一一的考证，因为这已经是无须辞费的了。
近年来，我们络绎发现了康熙二十三年未刊稿本《江宁府志》卷十七的《曹玺传》和康熙六十年刊的《上元县志》卷十六的《曹玺传》，对曹家的史料的发现有了极为重要的新的收获，对于这两篇《曹玺传》，我已经写了专文研究，发表在1976年第3期的《文物》和1976年第1期的《文艺研究》上，《文物》发表的是节文，《文艺研究》上的是全文，后来全文又由辽宁第一师院的《图书与读者》转载。所以在那篇文章里考证过的问题，这里无须重复。近年来在辽阳又发现了天聪四年的《大金喇嘛法师宝记碑》碑阴部分曹振彦的题名。关于这一块碑，我也发表了《大金喇嘛法师宝记碑题名考》一文，对这块重要的碑文，作了研究，也无须再在这里详谈。还有，最近在辽阳市又发现了三块碑：《重建玉皇庙碑记》 (天聪四年九月立)， 《重修玉皇庙碑记》(乾隆二十七年壬午立)，另一块也是《重修玉皇庙碑记》(咸丰元年所立)，此碑现仅有题名。天聪四年碑已砸碎，碑文正面歌颂佟养性，碑阴题名石廷柱以下共五十三人，其中有四十人与《大金喇嘛法师宝记碑》碑阴署名相同。在"致政"这一名目下共二十一人，其中有两人与《大金喇嘛法师宝记碑》相同，即曹振彦、冯志祥。其余十九人都不同。此外，还有一块《东京新建弥陀禅寺碑记》。前面已论及，兹不赘述。
综合上述这些传记和碑刻资料，我们大致可以对下列问题得出新的认识：
(一)籍贯问题
康熙二十三年未刊稿本《江宁府志》： 《曹玺传》说："及王父宝宦沈阳，遂家焉。"这是说曹玺的父亲曹宝(锡远)因在沈阳做官，所以才定居沈阳。康熙六十年刊《上元县志》《曹玺传》说："著籍襄平，大父世选，令沈阳有声。"这是说曹家先落籍在襄平，也就是现在的辽阳，后来曹世选又到沈阳去做了官。根据这两篇传记的材料看，很可能是原来落籍襄平，后来又因去沈阳做官，迁居沈阳。不管怎样，这两篇传记材料，都没有离开辽阳和沈阳。那末，《大金喇嘛法师宝记碑》、《重建玉皇庙碑》也都是在辽阳发现的，连此碑的领衔人孔有德也是辽阳人，碑上与曹振彦一起列名的就有好几个是辽阳人。又曹寅的《楝亭集》自署"千山曹寅"。千山离辽阳城南60里左右，1978年秋，我去辽阳调查以上碑刻时，曾到千山去游览过，风景绝佳，我甚至称它是辽东的小黄山。《辽阳县志》里明代程启充的《游千山记》说："千山去襄平六十许里，秀峰叠嶂，绵亘数百重。"所记一点不差。综上所述，我们认为曹家上世的籍贯是辽阳，根据是十分充足的。
(二)旗籍问题
对曹家的旗籍，历来就有争论。有的说他是汉军，有的又说他是满洲正白旗。其实这两种说法，各有部分正确性，但都不是曹家旗籍全部的历史面貌。根据《大金喇嘛法师宝记碑》和《重建玉皇庙碑记》(两碑都是建于天聪四年，前碑建于四月，后碑建于九月)的记载，当时曹振彦还属佟养性管，佟养性是汉官的"总理"。《清太宗实录》卷八说：天聪五年辛未春正月乙亥朔卯刻，上率诸贝勒大臣诣堂子行礼，还宫拜神。上御殿，两大贝勒列坐于侧，诸贝勒大臣左右侍立。首蒙古科尔沁国土谢图额驸奥巴(中略)，次总兵官额驸佟养性率汉官生员(下略)，各分班朝贺毕。
同卷又说：
乙未，敕谕额驸佟养性曰：凡汉人军民一切事务，付尔总理，各官悉听尔节制。如属官有不遵尔言者，勿徇情面(中略)。又谕诸汉官日：凡汉人军民一切事务，悉命额驸佟养性总理，尔众官不得违其节制，如有势豪嫉妒、藐视不遵者，非仅藐视养性，是轻国体而违法令也。似此娼嫉之流，必罹祸谴。如能恪遵约束，不违节制，非仅敬养性是重国体而敦法令也。
以上史料，说明凡属佟养性统率的都是"汉官"或"汉人军民"。上述两件史事是天聪五年的事，后于前述两碑一年，则可见早在天聪五年之前佟养性已经统率这些"汉官生员"或"汉人军民"了，后来就正式成立汉军旗，《清太宗实录》卷十三说：
满洲八旗，蒙古二旗，旧汉兵一旗，各牛录额真等可见这时已有"旧汉兵一旗"，到了天聪八年五月，汉军旗正式成立，称"旧汉兵为汉军，元帅孔有德兵为天祜兵，总兵官尚可喜兵为天助兵"。(卷十八)。以上这些史料，说明天聪四年在佟养性属下的曹振彦的旗籍，肯定是汉军旗无疑，但是，据《清太宗实录》卷十八，天聪八年甲戌(明崇祯七年，1634)条说：
墨尔根戴青贝勒多尔衮属下，旗鼓牛录章京曹振彦，因有功，加半个前程。
叁砸．拙作<大会喇嘛法师宝记碑题名考》。
按多尔衮早在天命十一年努尔哈赤死时，已为正白旗的固山贝勒，现在据天聪八年的记载，曹振彦当时已是多尔衮属下的旗鼓牛录章京，那末，可见曹振彦至少在此年或此年以前就已经由佟养性率领的汉军旗转为多尔衮率领的满洲正白旗了，由此可见，曹雪芹上世的旗籍，是由汉军旗转入满洲正白旗的，这才是他家的旗籍的历史演变过程的全部面貌。
(三)"教官"和"致政"
据《大金喇嘛法师宝记碑》题名，曹振彦的职衔是"教官"，这是天聪四年四月的记载，但到同年九月的《重建玉皇庙碑》的碑阴题名，曹振彦的名字前就被冠上了"致政"两个字。那末这前后的两种名称究竟他的实际内容是什么呢?先说"教官"。现在关于天聪时期后金使用"教官"一词的实际意义，我们还未找到可靠的文献记载来加以考释，有的同志曾考虑可能是一个文职的名称。但联系佟养性及其所率领的部队的性质，我们认为这个名称不大可能是文职的名称。我们知道佟养性所率领的是乌真超哈部队，汉译是"重兵"的意思，用现代的话来说，就是炮兵部队。《清实录》、《清史稿》里都有明确的记载佟养性督造红衣大炮，佟养性率领的这支红衣大炮部队，在当时的明金战争中起了重大的作用，特别是大凌河之战时攻克于子章台，这是天聪五年八月，这时曹振彦正在佟养性属下。因此我认为曹振彦的这个"教官"的职衔，不可能是文职，而是武职，很可能就是炮兵的"教官"。《清实录》天聪八年里记载曹振彦"因有功，加半个前程"，这时正是大凌河战役以后，而且这以前孟森：《明清史论著集刊·八旗制度考实》。
的整个一段时期(从告天自誓伐明以后)，是明、金双方战争激烈频繁的时期，曹振彦要立功，又是身处于佟养性的炮兵部队里，我分析他立的应该是军功而不是什么文职的功。再证之以后来曹振彦成为多尔衮属下的"旗鼓牛录章京"，率领三百人的部队，那末更可证明他不可能从文职一跃而又变为武职。
再说关于"致政"的问题。关于"致政"这个词，目前在清入关以前的文献里，还没有找到第二处使用这个名称的历史文献，真可以说是"文献无征"。查《礼记。王制》："七十致政。"注："致政，还君事。"意同"致仕"，也就是退休。按曹振彦当时正当壮年，并不是"七十致政"的时候，后金当时也正是用武和用人的时候，似乎也没有理由让这样的少壮的军人退休，何况到此后的第四年，曹振彦已成为满洲正白旗的旗鼓牛录章京，而且还因为有功而加了半个前程，揆情度理，似乎这个"致政"还不能按照《礼记'王制》的意思解释为"致仕"即退休。说不定它是当时后金的一种职衔名称也未可知。不管怎样，他当时和后来确实没有退休这是不可推翻的事实。
(四)曹寅的《过甘园》诗
在《楝亭诗别集》卷二有一首《过甘园》诗：依然薜荔旧墙阴，再拜河阳松柏林。
一二年间春更好，八千里外恨难沉。
按近查曹寅表见李煦父李士桢墓铭云："年六十九，致政归。"则可见''致政"就是"致仕"，也就是退休。但当时曹振彦并未退休，不久就当了多尔衮属下的旗鼓牛录章京。则可能当时因职衔有变动，新职尚未确定，故借用"煎政"一词。1982年6月5日校毕附记，其庸。
峻增石笋穿窗见，狼藉风花绕地寻。已是杜鹃啼不尽，忍教司马重沾襟。(原注：谓鸿舒表兄)这个"甘园"，当然就是指甘文煜家的园子，原注所说的"总制公死难滇南"，就是指康熙十二年吴三桂在云南叛乱，甘文煜自刭于镇远府。末句原注"谓鸿舒表兄"，"鸿舒"就是甘文煜的儿子甘国基的号。前面已经说过《五庆堂谱》上祖三房曹权中(全忠)的女儿嫁给甘文煜的堂兄甘体垣，而这里曹寅一方面在诗里自注"总制公死难滇南"，另一方面自注称甘国基为"鸿舒表兄"，则可见曹寅称甘国基为表兄，确是因为《五庆堂谱》上祖三房之女嫁给甘家的缘故。这样这个《五庆堂谱》四房的上祖"智"与三房的上祖"礼"确是亲兄弟，曹雪芹的上祖确是与《五庆堂谱》的上祖是同一始祖，这就是无可怀疑的了。
四、关于《湮阳曹氏族谱》和《丰润县志》
为了彻底弄清楚曹雪芹上祖的籍贯是否是河北丰润(即漫阳)，我们又查阅了光绪三十四年刻的《漫阳曹氏族谱》和康熙三十一年罗景泐、曹鼎望修的《丰润县志》。
《漫阳曹氏族谱》始修于元至正五年，到光绪三十四年已经是第九次续修。此谱每次重修都有记载，历次承袭，一次也不缺。其中康熙九年第六次重修时，监修者就是曹寅称之为"兄"的曹铹(宾及)、曹铪(冲谷)的父亲曹鼎望。从曹寅的诗里看，曹宾及和曹冲谷与曹寅的交往不仅是很深的而且是很早的，可以说是童年时就在一起过的，因此曹鼎望、曹铹、曹铪对曹寅一家不可能没有了解。曹鼎望监修此谱并为此谱写《序》的时候，曹玺的妻子孙氏早在顺治十一年(1654)就当了玄烨(后来的康熙皇帝)的保姆，而这时(康熙九年)曹玺任江宁织造已八年，曹家已迁到了南京，曹家已经是一个显贵之家了。另外，曹鼎望在《序》文里，还明确指出"辽阳一籍，阙焉未修"。这就是说，他是很清楚在辽阳那里确实是有从丰润分去的同宗在的。但是，我们细检此谱的世系表及全部记载，竟没有一处提到曹玺、曹寅这个从辽阳来的同姓的显贵之家。一方面是慨叹"辽阳一籍，阙焉未修"，另一方面却是面对着这个从辽阳来的同姓的显贵之家只字不提，这一事实，不是最清楚不过地说明了在曹鼎望、曹宾及、曹冲谷等人的心目里，很明确曹玺、曹寅一家不是从丰润分出去的自已的同宗吗?
《丰润县志》我们一共查了两种：一是明隆庆四年刻的，另一种是康熙三十一年罗景泐、曹鼎望修的。前一种，与我们讨论的问题关系不大，本文从略。现在只谈曹鼎望修的这部《丰润县志》。
康熙三十一年，曹玺已死，曹寅正兼任苏州和江宁两处织造，这时曹家的地位，比康熙九年时期更为煊赫了，而且这时曹寅与曹鼎望的儿子曹铹、曹铪已经有了很长时期的交往。特别是那位曹寅曾以"恭承骨肉惠，永奉笔墨欢"的诗句奉赠的"冲谷四兄"是参与了这部县志的"订证"工作的人。然而，就是在这样一部县志里，却同样只字不提曹振彦、曹玺、曹寅一家。奇怪的是明明是扬州的曹义，因为他受封过丰润伯，却写入了这部县志，而且还写明是"南直仪真人"；明明早已从丰润移居到辽东去的曹邦，却全家都被载入这部县志，并且写明是"满洲籍"。从以上这些例子来看，曹寅一家如确是从丰润分到辽东铁岭去的，那末这个与曹寅诗歌唱和，并且被曹寅称为"骨肉"的曹铹、曹铪以及他们的父亲曹鼎望，怎么可以在修《湮阳曹氏族谱》和《丰润县志》的时候，不把这个同宗兄弟修进去呢?这样两部反映漫阳曹氏的宗法关系和籍属关系的书，又是与曹寅有很深的交往的人编修的，却把曹寅一家置之于族谱和县志之外，这一事实，难道不能启发我们反过来思考一下曹寅对曹冲谷所用的"骨肉""四兄"之类的字眼的实际含义究竟是什么吗?我认为从以上揭示的《漫阳曹氏族谱》及《丰润县志》的实际情况来看，这些字眼，只是对同姓的知交用的一些表示特别亲热的客气话，而不能把它看得太死。
五、结论
--曹雪芹与《辽东曹氏宗谱》的关系
《五庆堂》重修的《辽东曹氏宗谱》，无论是正本或副本，在第四房的十四世，都只有曹天佑而无曹雪芹；在"另谱"的世系表上，曹寅、曹玺、曹鼎以下的人一个也没有，更不用说曹天佑和曹雪芹了。那末，这一现象能否说明这部《辽东曹氏宗谱》与曹雪芹无关，能否把曹雪芹与辽东曹氏分开来呢?我们认为决不可能，其理由如次：
(一)《五庆堂重修辽东曹氏宗谱》的真正的始祖不是曹良臣而是曹俊，这一点，我们在前面已经考证清楚了曹氏宗谱就是三房"礼"房的后代修的，所以三房人口特详。我们在三房第十世的曹权中名下，得知他有一个女儿嫁给甘文煽的堂兄甘体垣，我们又在康熙抄本《甘氏家谱》上，查到甘体垣确是娶沈阳指挥使曹全忠女，而曹寅在《过甘园》诗里，不仅悼念了忠果公甘文煜，而且还称甘文煜的儿子甘国基字鸿舒为表兄，这样就确切地证明了《五庆堂谱》上的四房确是与三房同宗，四房"智"与三房"礼"是亲兄弟，四房"智"决不是从别谱窜人的。
(二)无论在《五庆堂谱》的正本或副本上，也无论在"另谱"的世系表上，曹雪芹的上祖曹锡远、曹振彦、曹玺、曹尔正、曹寅、曹宣、曹颞、曹频等等，都是在四房"智"以下的，因此曹锡远、曹振彦以下的这些人，都是"智"房的后代，这一点也是毫无疑问的。
(三)曹寅只有一个儿子叫曹颐，在曹寅死后不久也就死了，死时其妻有孕。在曹颐去世后，康熙命曹宣的第四子曹颗继承了曹寅并任江宁织造。起先大家认为曹雪芹就是马氏所生的遗腹子，也就是曹颐的后代。但是《五庆堂谱》明载："十三世。颐(正本颢字缺末笔作"瞬")，寅长子，内务府郎中，督理江南织造。诰封中宪大夫，生子天佑。"在"十四世"下载："天佑，颐子官州同。"这样，曹天佑是曹颐的遗腹子这一点就确定无疑的了。因而也就排除了曹雪芹是马氏遗腹子之说。
(四)曹雪芹的血统关系，在乾隆时期及稍后的一些著作里，确是有很多矛盾的。袁枚说曹雪芹是曹寅的儿子，"另谱"世系表曹寅以下缺。
西清说曹雪芹是曹寅的曾孙。明我斋则笼统地说曹雪芹的"先人为江宁织造"。总之说法很多。但是在许多不同的说法中，曹雪芹的知交宗室诗人敦诚在《寄怀曹雪芹》一诗的注里说："雪芹曾随其先祖寅织造之任。"这句话的重要性是最早指出了曹雪芹是曹寅的孙子，并且指出曹雪芹幼年是在南京江宁织造府里生活的(西清在《桦叶述闻》里也有同样的说法)。这两点对于研究曹雪芹的血统关系和他的创作都是十分重要的关键性的问题。当然敦诚说曹雪芹曾随先祖曹寅在织造任上，这一点他完全弄错了，但是这一错误也给予我们另一启发，即曹雪芹在江宁织造署生活的时间是比较接近于曹寅的时代的，曹寅死于康熙五十一年，曹雪芹的生年距离这个年代大概不至太远(所以我们定他为康熙五十四年)。正因为如此，所以与曹雪芹如比交深的敦诚会误认为他是随曹寅在江宁织造任的。如果曹寅的死与雪芹的生相隔真是有十多年的话，像敦诚这样的人就不大可能产生这种错误的印象了。另一条重要材料是庚辰本《石头记》在五十二回末"只听自鸣钟已敲了四下"句下脂批说："按四下乃寅正初刻，寅此样(写)法⑧，避讳也。"这是明确指出曹雪芹避"寅"字讳，联系上面敦诚指出曹寅是曹雪芹的"先祖"，那末，这两条材料不是更合拍了吗?第三条重要材料，是杨钟羲《雪桥诗话》续集卷六说："雪芹为楝亭通政孙。"这里说得更为明确。这句话也确实就是这一问题的结论。那末，西清：《桦叶述闻》说："雪芹名霜，汉军也。其曾祖寅，字子清，号楝亭，康熙间名士，累官通政，为织造时，雪芹随任，故繁华声色，阅历者深。"按西清是鄂尔泰之孙，时代约在嘉庆初。
曹雪芹是曹寅之孙明确了，同时曹雪芹又不是曹颐的遗腹子也明确了，这样，剩下的就是一种可能性了，即曹雪芹是曹频的儿子。因为曹频是过继给曹寅，而且"自幼蒙故父曹寅带在江南培养长大"的，所以把曹雪芹作为曹频的儿子，则一切问题都可以得到合理的解释。最近，戴不凡同志在其 ．
长篇论著《揭开(红楼梦)作者之谜》里说："在没有一丝半点证据情况下，红学家们给雪芹找到了一个爸爸名日曹频。"我认为在对上述这一系列有关史料不作"一丝半点"的分析，甚而至于提都不肯提及的情况下，凭空断然否定多年来研究《红楼梦》的同志们得出来的这个较为普遍被接受的结论，是不可以的。要推翻前人的结论并不是不可以，但要有确实可信的材料(而且仅仅是"孤证"是不可以的)，要对材料作实事求是的科学的分析，不作"一丝半点"的分析而用一句空话否定前人的结论，我认为很难叫人相信空话而抛掉这些实际材料。
当然，从血统方面来说，曹雪芹实际上还是曹宣的嫡孙，而不是曹寅的嫡孙。
既然落实了曹雪芹的血统关系，既然他确实是曹宣和曹寅的孙子，那末，尽管这两部《五庆堂谱》的正本上和副本上都没有曹雪芹，我们也无法把曹雪芹排除在《辽东曹氏宗谱》以外，他毫无疑问地是属于《辽东曹氏宗谱》上的人物。
1992年7月23日，邓庆佑同志通知我：端木老的夫人钟耀群同志打电话找我，说在北京通县发现了曹雪芹的坟墓和墓碑，希望我能去看看，看是否可靠。
我闻讯之后，当然十分重视，立即与钟耀群同志通了电话，果是如上所述。关键问题是要去实地调查，目验实物，经过多次与通县联系，确定25日去通县张家湾。
25日清晨，我与庆佑一起先进城接了钟耀群同志。革命博物馆的周永珍同志是我们的联系人，她又是张家湾人，对情况熟悉，由她领着我们一行四人于9时半出发。
对于张家湾我是比较熟悉的。70年代后期，我因编著《曹雪芹家世·红楼梦文物图录》，曾多次到张家湾调查，拍摄资料。可当时并没有听到一丝一毫关于曹雪芹的坟墓的消息，现在突然冒出来这么一个大消息，当时我确有点震惊。但很快从我脑子里又冒出来另一种思考，觉得张家湾确实与曹家有关，不像是无根之谈。
我们到张家湾镇，已经是11点了。而且碰巧是个大热天，室外的气温，足有38摄氏度。我们的车子到达张湾村村民委员会口时，镇政府的书记和有关人员都已经在等候了。随即我们到了镇政府，进了二楼会议室就听发现此墓碑的李景柱同志介绍墓碑挖出来时的情况。李景柱说："这块墓碑是1968年发现的，当时'文革'还在高潮期间，乡里为了平掉张湾镇周围的荒坟，改为庄稼地，才决定把张湾村西北的窦家坟、马家坟、曹家坟平掉。这三座大坟是相连的，面积很大，曹家坟高出地面有一米多。我和另外好几位一起平曹家坟，在平地时发现了这块墓碑。墓碑埋在地下一米多深处，碑上刻有'曹公讳霈墓'五个大字，左下端刻'壬午'两字，'午'字已残。在墓碑下面约离地面一米五左右的深处，挖出来一具尸骨，没有棺材，是裸葬的，尸体骨架很完整，据当时一位稍懂一点的人说，是一具男尸。
当时急于要平坟地，特别正是在'文革'中，破四旧刚过，也没敢多想，但我读过《红楼梦》，知道曹霈就是曹雪芹，并告诉了在场的人。当时有一位一起平地的人听说曹霈就是曹雪芹，以为墓里一定有东西，就去墓坑里拨弄尸骨，结果一无所有。到晚上我就与我的堂弟李景泉一起把这块墓碑拉回家来，埋到院子里了。最近镇里规划要发展旅游，建立张家湾人民公园，想把周围的古碑集中起来建碑林，因而想起了这块碑。又把它拿了出来，因为当地没有人研究《红楼梦》，也不清楚是怎么一回事，无法鉴定，所以就找到原籍张家湾，现在革命博物馆工作的周永珍同志。周永珍本人也不研究《红楼梦》，就由她告知了端木蕻良老先生，再由端木老的夫人找到了冯先生。现在墓碑已取回，放在楼下一间房间里。"
我们听完了介绍，就直接到下面存放墓碑的房子里。
只见墓碑平放在房子里，约一米左右高，40厘米宽，15厘米左右厚，墓碑质地是青石，做工很粗糙，像是一块普通的台阶石，只有粗加工，没有像一般墓碑那样打磨，碑面上粗加工时用凿子凿出来的一道道斜线都还原封未动，证明是根本未打磨过。碑面上凿刻"曹公讳霈墓"五个字，也不像是一般碑文的写刻，就像是用凿子直接凿的，因为字体是笔画一样粗细、方方正正的字体，有点类似八分书，但毫无笔意，所以说可能是未经书写，直接凿刻的。总之给人以十分草草的印象。因为刻得很浅，字迹与石色一样，几乎已看不清楚，但只要仔细看看，还是可以毫不含糊辨认出来的。在碑文的左下端有"壬午"两字，"午"字已剥落左半边，但还能看出确是"午"字。
我们对着这块石碑，反复仔细观察，并拍了照片，觉得石碑和碑上所刻字迹，都是旧的原有的，并非后来新凿的。不过字迹上有少量被新擦过的痕迹，显出与原字迹不是一个颜色，两者新旧区别分明，一看即知。经询问，这是李景柱怕字看不清，用磨石擦了几下的缘故。午饭以后，我们没有休息，就到张家湾码头，这是一个古老的漕运码头，从南方来的漕运，无论粮盐和其他货物，都在此处上岸，那古老的通运桥还在，桥上有两排石狮子，颇有气势。桥的一头是老城，我昔年来调查时，盐场还是原貌，现在已盖了很多房子，看不出盐场的旧貌了。就在盐场的西北方向稍远处，就是曹家坟的坟地，与此毗邻的，是马家坟和窦家坟。我们冒着三十八九摄氏度的酷暑，到了坟地附近，汽车无法再开，我们只好下车步行，在我们步行的机耕道的两旁，就是当年的三个大坟，约走过二百米，就到了原曹家坟的坟地，现在已是一望无际的玉米地，玉米长得正旺盛。曹家坟在机耕道的左边，右边是马家坟，窦家坟在曹家坟的更远处，现在已经完全是一望无际的庄稼了。我们走上半米高的田埂，由李景柱指示了当年曹霈墓碑的所在地，离我们站立处大约还有50米或更远。因为都是玉米地，就没有再进去，加之进去也看不到什么了。
张家湾通运桥底下的那条河，就是当年的运河，也就是萧太后河，那是辽金时代的称呼，老百姓至今还沿用着。在张家湾村的里边，也即是原张家湾老城里面，有曹家当铺的基址，我们也去看了，基址是石砌的，上面已盖了民房。据李景柱说：这里原是张家湾城的南门内，花枝巷的东1：3，这里原有进京的古道，商店林立，是当年的阉市区。这个当铺遗址，才真正是当年曹家的当铺。至此我才明白，我昔年在镇上看到的那家当铺，年代比较晚，并不是曹叛于康熙五十四年七月十六日《覆奏家务家产折》里所说的"张家湾当铺一所"的那个当铺，那时是搞错了，真正的曹家当铺，就是现在的这个基址。
在我们察看曹雷墓遗址及这个曹家当铺遗址的时候，正是中午1时左右，气温达到39摄氏度，我有点感到不支，原准备再回去看一下这块墓碑，因为怕暴雨来临，也怕中暑，所以告别张家湾，赶回北京。
一路上，我思考了两个问题。一是在通县张家湾，是否有曹家的土地产业，是否能找到文献根据。二是曹家祖坟坟地究竟在哪里，有无文献提及此事。
关于第一个问题，我查到下列资料：
一、康熙五十四年七月十六日《江宁织造曹颊覆奏家务家产折》：
(上略)奴才到任以来，亦曾细为查检，所有遗存产业，惟京中住房二所，外城鲜鱼口空房一所，通州典地六百亩，张家湾当铺一所，本银七千两，江南含山县田二百余亩，芜湖县田一百余亩，扬州旧房一所。此外井无买卖积蓄。
这里提到的"通州典地六百亩，张家湾当铺一所"，这两句都直接说明曹家在通县张家湾有地有产。
二、曹寅《东皋草堂记》：
东皋在武清、宝坻之间，旧曰崔口，势洼下，去海不百里，非泉石之奇......其土瘠卤，积粪不能腴，其俗鄙悍，诗书不能化。故世禄于此地者，率多以为刍牧之地。予家受田亦在宝坻之西，与东皋鸡犬之声相闻。
曹寅在这里明确提到"予家受田亦在宝坻之西，与东皋鸡犬之声相闻"。现在宝坻、武清等地名都未改，地图上可以查到，就是崔口，现在叫崔黄日，地图上也有，这就是曹寅所说的东皋，也就是与曹家的"受田"相邻的地方。这地方离天津较近，离北京则已经很远了。
以上两处，明确记载是曹家的土地，前者是在通县，后者则已是在通县之外了。但以上两处，都未提到曹家的祖坟。关于第二个问题，即文献上有无提到曹家的祖坟的问题，经查阅，这方面的文献资料也还有一些，可惜都未提具体地点，这些资料是：
一、康熙四十五年八月初四日《江宁织造曹寅奏谢复点巡盐并奉女北上及请假葬亲折》：
(上略)今年正月太监梁九公传旨，著臣妻于八月见<关于江宁织造曹家档案史料》第131--132页，中华书局1975年版。
上船奉女北上，命臣由陆路九月间接敕印，再行启奏。钦此钦遵。惟是臣母冬期营葬，须臣料理，伏乞圣恩准假，容臣办完水陆二运及各院司差务，捧接敕印，由陆路暂归，少尽下贱乌哺之私。
按：这里提到的"母"，应即是孙氏，而不是曹寅自己的生母顾氏。这里提到的"冬期营葬"及"水陆二运"，很显然是回北京，但葬在北京何处，却未及一字。
二、康熙五十四年正月十八日《苏州织造李煦奏安排曹颞后事折》：
(上略)奴才谨拟曹颊于本月内择日将曹颐灵柩出城，暂厝祖茔之侧，事毕即奏请赴江宁任所。盖烦母年近六旬，独自在南奉守夫灵，今又闻子夭亡，恐其过于哀伤。且舟车往返，费用难支。莫若令曹颊前去，朝夕劝慰，俟秋冬之际，再同伊母将曹寅灵柩扶归安葬，使其父子九泉之下得以暝目。
在这个奏折里，明确提到"择日将曹颓灵柩出城，暂厝祖茔之侧"，还提到"将曹寅灵柩扶归安葬"等等，按曹颐死于北京，则可见曹家祖坟确在北京城外，而且曹颞、曹寅都是安葬在祖茔内，则可见前面提到的曹寅之母孙氏，也一定安葬在祖茔内无疑，问题是不清楚曹家祖茔究在北京城外何处?但玩其语气，当不是在城外几百里的远处，似乎是离城不太远，如果在百里以外的远处，就不会说"灵柩出城，暂厝祖茔之侧"，就会直指其地了，同样的情形， 十四年三月初十日李煦的奏折里还有，这里就不再重复。
据以上两方面的文献资料综合起来看，可以明确：一、曹家的祖茔在北京城外不算太远处；二、曹寅、曹颞以及曹寅之母孙氏等，都葬在祖坟内，甚至往上推，曹玺、曹振彦也应在内；三、揣度曹家祖茔的地点，可能不至于远到宝坻那边，通县张家湾一带，似还有一定的可能性；四、曹家祖茔，特别是康熙的保姆孙氏在内，曹玺、曹寅在内，当一定有较像样的墓碑，为什么至今片石不存?莫非抄家以后被毁乎?抑另在别处乎?或其他自然原因被毁乎?总之令人不得其解。
现在再来看一看在乾隆年问，从北京到通县张家湾一带的情况。
雪芹的好友宗室敦敏的诗集《懋斋诗钞》一开头就是"东皋集"，这个"东皋"，并非曹寅集子里的《东皋草堂记》的"东皋"，那个"东皋"，又叫"崔"，是在宝坻附近。这里的东皋，实际上就是从北京到通县沿潞河一带，也就是北京的东郊，不过范围比现在概念中的东郊要远得多，实际就是指从北京东城外一直到通县这一带，这一带也恰好就是潞河(今称通惠河)的全程。按"皋"字的本义是指沼泽或水田。北京的东郊一带恰好就是如此，至今仍未大变。敦敏《东皋集》的小叙说：
自山海归，谢客闭门，惟时时来往于东皋间。盖东皋前临潞河，潞河南去数里许，先茔在也。渔罾钓渚，时绘目前，时或乘轻助，一篙芦花深处，遇酒帘辄喜，喜或三五杯，随风所之，得柳阴，则维舟吟啸，往往睡去，至月上乃归。数年得诗若干首，大约烟波渔艇之作居多，遂以东皋名之。夫烟波渔艇，素所志也。他年小筑先茔之侧，一棹沧浪，想笠屐归村，应不至惊犬吠也。
再看看敦诚《四松堂集》里对"东皋"的记载：
东皋同子明贻谋作
豆花香外买村醪，水落平桥钓岸高。无限新愁兼旧感，小楼倚病听秋涛。子明兄云：忆昔与敬亭、贻谋两弟泛舟潞河，时波光潋滟，烟云浩渺。敬亭小病，倚阑看水；贻谋微饮，余独狂呼大叫，把酒淋漓，月横西岩，犹与诸仆作鲜鱼绘进酒，读此不禁今昔之感云。录诗至此并识。
从以上两段短文，大略可以得知，当年的潞河风光是颇为迷人的。而这一带，清代宗室贵族的坟墓就在潞河之南，至今仍然存在，我昔年编《曹雪芹家世'红楼梦文物图录》之时，曾出北京朝阳门沿潞河直到张家湾全部走了一遍，就到英亲王坟上去看了一下，举凡沿途的八里庄、八里桥、庆丰闸(亦称二闸)、水南庄等等敦敏、敦诚诗里提到的许多地方，至今仍在，潞河有些地段的风光也还不错。更值得一提的是曹雪芹的一些故友的墓，也在潞河边上，如寅圃的墓，《四松堂集·过寅圃墓感作二首》之一云：
昔共蓬床伴钓筒，江湖旧侣忆龟蒙。水南庄下无人，两岸荻花吹晚风。关于当年北京东郊至通县一带的情况，在敦诚《四松堂集》里还有不少记载，特另4是他的《潞河游记》和<东皋小纪》两文，是专门写这一带风光的。(潞河游记》里还记到了他们在庆丰闸酒楼喝酒，又到了"先相国白公潢之别墅"，同去的"凯亭有樽前泉下之思"等等，限于篇幅，不能一一征引。
如贻谋的墓，《四松堂集·同人往奠贻谋墓上，便泛舟于东皋》云：
才向西州回瘦马，便从东郭下澄渊。青山松柏几诗冢4，秋水乾坤一酒船。残柳败芦凉雨后，渔庄蟹舍夕阳边。东皋钓侣今安在，剩我孤蓑破晚烟。(。原注：三年来诗友数人相继而殁)
读这些诗，得知雪芹当年的二三好友都葬在潞河边上。诗的自注文说："三年来诗友数人相继而殁"，很有可能雪芹也是其中的一位。再读敦诚的《寄大兄》文。文中说：
孤坐一室，易生感怀，每思及故人，如立翁、复斋、雪芹、寅圃、贻谋、汝猷、益庵、紫树，不数年间，皆荡为寒烟冷雾，曩日欢笑，那可复得，时移事变，生死异途，所谓此中日夕，只以眼泪洗面也。
现在至少我们可以确知寅圃、贻谋即葬于潞河之畔。尤其是敦诚在《哭复斋文》里说：
未知先生与寅圃、雪芹诸子相逢于地下作如何言笑，可话及仆辈念悼亡友之情否?
为什么说"与寅圃、雪芹诸子相逢于地下"?是否是因为他们同葬于此呢?现在这块曹雷墓石的出现，就让你不能不认真思索这个问题了。
特别是我要提醒大家重读一下《懋斋诗钞》里下面的这首诗：
河干集饮题壁兼吊雪芹
花明两岸柳霏微，到眼风光春欲归。逝水不留诗客杳，登楼空忆酒徒非。河干万木飘残雪，村落千家带远晖。凭吊无端频怅望，寒林萧寺暮鸦飞。"河干"，当然是指潞河之畔，为什么在这里要"吊雪芹"，为什么会"凭吊无端频怅望"?联系"河干"张家湾雪芹的墓地和墓碑，似乎这首诗又给了我们以新的启示?
大家知道，雪芹暮年潦倒，以至于无棺可盛，草草裸埋，碑石也是极端草草，认真地说，这根本不是墓碑，而是随死者埋葬作为标志的墓石，故埋在人土一米深处，而不是立在地面上，墓石下端一点也未留余地，因为它根本就不是用来树立的墓碑，而是作为标志的墓石!雪芹死时已无家人，这可能是他的"新妇"和穷困的朋友勉力办的罢，埋葬得如此草草，墓石也如此不成样子，是否还有更不幸的事，这就无法揣度了!至于刻"壬午"两字，我想也是草草记他的死年罢。甲戌本脂批说：
能解者方有辛酸之泪，哭成此书。壬午除夕，书未成，芹为泪尽而逝。余尝哭芹，泪亦待尽，每意觅青埂峰再问石兄，余(奈)不遇癞头和尚何，怅怅!
关于雪芹的卒年，已经争论了几十年了，过去我是主张"癸未"说的，但现在看了这块墓石上的"壬午"纪年，再联系甲戌本脂批，我想不能把写得一清二楚的字，硬是解释为记错或写错的了。
当然，这块墓石刚刚问世，一切有关的问题尚待深入研究，我的这些看法都只是直感式的初步的意见，提出来只是为了引发大家的研究和思考而已1
1992年7月28日，目验雪芹墓石后之第三天，写于京华瓜饭楼论曹雪芹的家世、祖籍和《红楼梦》的著作权近年来，"红学"显得特别热闹，倒不是整个红学界卷
入了这个"热潮"，而是少数人在哄炒。
在南方，是以欧阳健为代表的脂本否定派，他们毫无根据地一口咬定脂本是伪本，程甲本是最早最真的《红楼梦》本子，他根本不知道连程甲本也是从脂本来的，至今程甲本正文里还混有脂批的文字。他们不顾事实，硬说程甲本被压抑五十年后由欧阳健第一次校点出版。事实上1987年由启功先生任顾问的程甲本校注本已由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隆重出版了，其首发式是在深圳举行的；1992年，又有书目文献出版社出版的影印程甲本，书名就叫《程甲本红楼梦》。此外，上海古籍出版社有《三家评本红楼梦》，文化艺术出版社有《八家评批红楼梦》，正文都是程甲本。是否还有别的程甲本问世，我闻见有限，说不定还有遗漏。是谁先出，这是历史事实，没有任何可资借口的，但他们竟然可以无视客观历史事实，吹嘘自己的校本是程甲本的第一次校订出版。
在北方，是以杨向奎先生为代表的曹雪芹祖籍丰润说，一时甚嚣尘上。他们借着丰润发现曹鼎望墓志铭、曹铪墓碑而大肆吹嘘，进而篡改曹家家世，更进而否定曹雪芹的著作权，抬出一个丰润曹渊来冒充所谓《红楼梦》的原始作者，竟然提出今后出版《红楼梦》，"可以署：创始者：曹渊(方回)，增删者：曹沾(雪芹)"。由坚持曹雪芹的祖籍丰润说进而发展到否定曹雪芹对《红楼梦》的著作权，提出《红楼梦》的创始者是丰润人曹渊。杨向奎先生在没有任何证据的情况下，竟然否定中国文学史上最伟大的小说家曹雪芹对《红楼梦》的著作权，并且把它掠夺到名不见经传的丰润曹渊的名下，其勇气实在令人震惊!
历史是不依人们的意志而转移的，脂本的真实性决不会由于欧阳健的怀疑而产生一丝一毫的动摇，而曹雪芹对于《红楼梦》的著作权，更不会因为杨向奎先生的无端妄疑而被否定，而所谓的那个丰润曹渊，到头来也只能仍旧剩下"曹渊"两个字，除此以外依旧一无所有。
对于欧阳健的妄论，我已有文章驳斥，对于杨先生的论点，则本文准备商榷。
红学：喧闹的1993年和1994年
1993年下半年到1994年上半年，"红学"又出现了一阵喧闹。并不是真正有了什么重大的发现和突破，而是有些人利用宣传手段，夸大事实，制造虚假突破，以追求所谓"轰动效应"。
兹将部分重要的新闻报导稍稍排列，以见一斑：
(一)1993年6月6日，《光明日报》发表题为《丰润发现曹氏重要墓志铭和墓碑》的消息。说："据著名清史专家杨向奎教授研究认定，曹鼎望为曹雪芹祖父，曹铪为曹雪芹的父亲，但研究他们的资料一直极少，其中曹鼎望生卒年，死后葬地，曹寅称曹铪四兄，与家谱载鼎望三子不合等疑难问题，一直难以说清。这些志碑的发现不仅可以解决上述问题，对湮阳曹氏历史的研究也将有重大作用。"说曹雪芹的祖父不是曹寅而是丰润的曹鼎望，说曹雪芹的父亲不是曹颐或曹颊而是丰润曹铪，这消息确是具有强烈的"轰动性"的。
(二)1993年7月3日《光明日报》再次发表题为《丰润县就曹氏墓志铭、墓碑举办研讨会，曹雪芹祖籍研究有新发现》的消息。说："著名历史学家杨向奎说，在清初，丰润曹和辽阳曹均参与平定大同姜壤之乱，从此两家来往密切。《红楼梦》中的宁国府当指丰润曹，荣国府当指辽阳曹。曹寅之父过继丰润曹鼎望之子曹铪，后来又生曹寅，所以曹寅称曹铪为兄。曹铪后人皆以水旁字命名，所以曹雪芹(霈)当为曹铪之子。"前引6月6日《光明日报》刚刚报导过"著名清史专家杨向奎教授研究认定，曹鼎望为曹雪芹祖父，曹铪为曹雪芹的父亲"。按照这一说法，那末，曹雪芹自然是地地道道的丰润人了，何止于祖籍是丰润呢?然而隔了不到一个月，还是这家报纸，还是报导这位"著名历史学家杨向奎"的说话，却一变而为"曹寅之父过继丰润曹鼎望之子曹铪"。大家知道，曹寅之父是曹玺，康熙老佛爷的奶父。大家又知道，曹寅一系，包括曹玺、曹尔正、曹振彦、曹世选，都是"著籍襄平"的，曹世选还"令沈阳有声"，因此他们当然是辽阳曹。上面7月3日报导的杨老先生的意思，分明是丰润曹过继给了辽阳曹。按照封建宗法制度，过继后生的儿子只能算是过继一方的，不能算作过继前的本家的。杨先生对这一点当然是很清楚。那末这就是说，曹雪芹的祖父又只能是曹玺。有趣的是杨老先生刚刚"认定曹鼎望为曹雪芹的祖父"，现在这么随便一变，曹雪芹不仅一回儿要当丰润曹鼎望的孙子，一回儿又要当辽阳曹玺的孙子，这实在太委屈了这位伟大的天才作家了。但让曹雪芹更加为难的是曹寅原是他的祖父，现在却成了他的父辈，曹雪芹又无缘无故地被提高了一辈。倘使雪芹见到曹寅，其尴尬之状是可以想见的。所以，这样的报导自然会起到更加强烈的"轰动效应"了。
(三)1993年8月15 日，《中国文物报》以头版头条新闻报导：《丰润发现清曹雪芹先祖碑刻》。副题是："为考证、研究曹雪芹家世提供珍贵实物资料"。该文报导说："据史学家杨向奎先生关于'曹雪芹即丰润曹鼎望之嫡孙，曹铭(铪)之子，自幼寄养在辽东曹寅家，曹雪芹便在曹寅家长大'。"从7月3日到8月15日，才过了一个月又二十天，杨先生的意见又变了，变作了曹雪芹是"丰润曹鼎望之嫡孙"，而且是"自幼寄养在辽东曹寅家，曹雪芹便在曹寅家长大"。这就是说，杨先生不再让"曹寅之父过继丰润曹鼎望之子曹铪"了，曹雪芹只是"自幼寄养在辽东曹寅家"了。这样一来，自然是两全其美，曹雪芹既拨归了丰润曹，又与辽阳曹沾上一点关系，而又不说死是曹寅之子辈还是孙辈，这当然是灵活宽松得多了。但是人们不禁要问，这位清史专家怎么会如此善变，从6月6日到8月15日，时间才不过过了两个月又九天，杨老先生的说法已经变了三次，这真叫人望尘莫及。
(四)1994年1月，《齐鲁学刊》1994年第一期发表杨向奎先生的文章：《关于(红楼梦)作者研究的新发展》。文章说：
此文又刊于1994年3月9日《中国文化报》。
1．"在曹寅系统内找曹沾永远是徒劳的。于是有近来研究方向的转折。"
"我们在研究曹雪芹家世......过去只限于尔正、曹玺、曹寅的一系，如能放眼丰润曹铪一族，所得或多。铪幼年或曾过继曹玺家，以至曹寅视之为同胞、骨肉。曹铪子侄辈皆水字旁，而曹沾(霭)亦如此，则曹寅与雪芹之亲属关系，仍有研究余地。此时我对于曹沾之出自丰润曹铪家，尚未完全肯定。但后来不久在与周汝昌先生的通信内即完全肯定了此说，而认为曹沾为曹铪子，铪曾寄养于曹寅父家，生子曹沾，又为曹寅嗣子。"
2．"我的结论是：
曹沾(雪芹)是丰润曹鼎望三子曹铪之子而过继给曹寅。
这一'过继'的程序，我坚信不疑，在两次有关曹雪芹的会议上，我都是依此说发言。但在丰润曹家的族谱中，在当时有关诗文及其他记载中都找不到旁证，找不到这两个曹家曾经有过'过继'的事实。巧得很，当人们再追问这'过继'的明确记载时，丰润青年学者王家惠同志的《曹渊即曹颜二曹寅曾过继曹铪之子》一文出世(见1994年1月北京《文艺报》)。这在有关《红楼梦》作者问题的研究上又向前推动了一步，建立了一新起点的基石。"
3．"但曹渊、曹颜究竟与《红楼梦》的作者有何关按：曹霜的"器"字是"雨"字头的"器"，此处去掉"雨"字头，是杨先生特意去掉的，不是排错或笔误。下文当讨论，此处暂不枝蔓。
系?我曾向王家惠同志说，一百步的工程，你走了大半，应当追下去： 《红楼梦》作者是谁，他与'颜渊'是否相关?王家惠同志尚未作答；而另一位丰润青年学者刘润为同志写出《曹渊：(红楼)的原始作者》。这是画龙点睛的著作，王家惠同志画龙，而刘润为点睛，有此一'点'，全龙活了，而《红楼梦》一书的原始作家出现，七十年来的悬案至此解决。"
4．"曹雪芹对于《石头记》作了增删， '增删'不是著作，孔子曾'删诗书'，不能说孔子曾'著诗书'。"上面我引了杨先生文章中的四大段文字，为了清楚起见，每段前我加了标号。
以上就是1993--1994年上半年少数人造成的喧闹的红学
的一个大概。
对以上几种新论点的驳论
看了上文所涉及的有关文章，其中主要是杨向奎、王家惠、刘润为的文章和报纸的一些重要报导，以及摘录的这些主要论点，我觉得杨老先生似乎庆功庆得太早了，什么"七十年来关于《红楼梦》作者的悬案，完全解决了"云云，更是不知所云。《红楼梦》或《石头记》的作者，从曹雪芹的时代起，文献记载的就是曹雪芹，根本不存在什么"悬案"。"悬案"论不过是杨先生的夸大其辞，实际上，它从来未被大众所公认作"悬案"。前几年由戴不凡发起的否定曹雪芹对《红楼梦》著作权的论辩，最后仍然以戴不凡的观点被否原文如此．引者。
定为结束。
现在，杨向奎否定曹雪芹对《红楼梦》的著作权，明确提出"曹雪芹对于《石头记》作了增删， '增删'不是著作"，并且提出了《红楼梦》的创始者是曹渊。这是公然剥夺曹雪芹对《红楼梦》的著作权，同时又用曹渊的名义掠取了《红楼梦》的著作权。杨老先生的勇气固然是惊人的，但可惜他的理论，自相矛盾，不堪一驳。前面我列举四点的时候，已稍稍揭示了他的理论的混乱和自相矛盾了，下面再进一步地揭示他的论点的主观性和随意性。实际上他是在七拼八凑，没有一点历史文献的依据，所有的论点都是建立在猜测上，而且无视早已发现并被公认的大量曹家的家世史料，因此，他的理论必然是一团混乱和自相矛盾，最后是自我否定。
现在我就以上的一些主要论点，作一些分析：(一)关于曹鼎望墓志和曹铪墓碑
杨先生这次重新提出丰润说，是以丰润发现曹鼎望的墓志铭、曹铪的墓碑为契机的，报纸上一再宣传说，杨先生"研究认定，曹鼎望为曹雪芹祖父，曹铪为曹雪芹的父亲，这些志碑的发现不仅可以解决上述问题"，"曹雪芹祖籍丰润已成定论"，"尚古庄村发现曹雪芹祖父及父亲的墓碑，其祖父墓志铭记述曹氏先世迁徙等史事，与周汝昌先生考证相符"。据报导，曹鼎望墓志"全文共1342字" (《文物报》)，《光明日报》和《文汇报》的报导都说是"共3000多字"。曹铪墓碑共多少字未见明确报导。既然这两件碑志的发现如此重要，奇怪的是有关丰润曹与辽阳曹的关系，有关曹雪芹的祖父是曹鼎望，父亲是曹铪的文字，却只字未引。我们从去年6月一直等到今年5月，依然未见公布。据熟知内情的朋友转告说，无论是墓志或墓碑，都根本没有这方面的任何记载。我不知道这位朋友说的是否是事实，但不管是否是事实，要求全文公布墓志和碑文，并刊登清晰的照片这总是合理的。不然，仅仅一块曹鼎望的墓志盖，怎么能说明这么多的问题呢?应该尊重读者，让读者自己去思考，所以敢不敢和肯不肯全面地真实地、没有丝毫弄虚作假地公布这两块墓志和墓碑上的资料，是考验杨老先生和丰润县文史办对待读者是否诚实的根本问题。如果你们有充分的信心，你们就不必躲躲闪闪，藏头露尾，你们应该让事实出来说话!如果你们不敢和盘托出，不敢全面地真实地公布碑志上的资料，那末我们只能相信那位朋友的话。
(二)关于曹熹
据1993年11月1日《文汇报》报导：《曹雪芹的祖籍丰润已成定论》，说："在这次丰润召开的曹雪芹祖籍研究会上，著名红学家杨向奎先生说：据史料记载，曹鼎望、曹铪是曹氏家族中历史上活动最多、影响最大的两个人物。曹鼎望字冠五，别号澹斋，官至翰林院庶吉士，陕西凤翔府、安徽徽州府、江西广信府知府。曹鼎望告老还乡后，在家乡丰润修志续谱，多有崇文义举。曹铪字冲谷、松茨，官至国子监主簿、理藩院知事，善诗书，与曹寅交往甚密，屡称骨肉同胞。曹鼎望多子，而其弟曹熹早年死子，便将三子曹铪过继给曹熹为子。后曹熹生了曹寅。故曹寅称曹铪为"骨肉同胞"。曹铪生子名霭，即曹雪芹。既然曹鼎望、曹铪生死在丰润县，其子孙曹雪芹必定是丰润人。"
依照上面这段叙述，其谱系应该是这样的：
这里曹鼎望之上，当然是曹继祖，这是曹鼎望之父，是《湮阳曹氏族谱》上载明的，但曹鼎望并没有弟弟叫"曹熹"。按照《湮阳曹氏族谱》，曹继祖有七个儿子，曹鼎望是老大。也就是说曹鼎望有六个弟弟，分别叫：民望、斗望、人望、德望、伟望、令望。这里没有一个叫"曹熹"的。那末，是否是指曹鼎望的堂弟呢?我们再看曹继祖的弟弟曹继参的情况，继参有两个儿子：首望和云望，也没有一个叫"曹熹"。首望有三个儿子，分别叫：曹钢、曹锟、曹钤。云望有六个儿子，分别叫：曹镳、曹锦、曹链、曹铮、曹矿、曹镗。总之，查遍了《湮阳曹氏族谱》，曹鼎望并没有一个弟弟叫"曹熹"，即使在他的堂兄弟一辈找，也绝无此人，甚至到下一辈中去找，也根本无此人。这里，我们不得不请问杨老先生，你用的是什么样的《湮阳曹氏族谱》呢?能不能公开给大家看看呢?
杨老先生既然说"曹熹生子曹寅"，那末我们自然可以从曹寅一系来查找。查《五庆堂曹氏宗谱》四房曹智以下第九世载曹锡远，十世：曹振彦，十一世：曹玺、曹尔正，十二世：曹寅、曹荃、曹宜(尔正子)，十三世：曹颗、曹颊、曹颀(宜子)，十四世：曹天佑(颐子)。这里谱文载曹寅的父亲叫"曹玺"，他是康熙帝的奶父，江宁织造，这是大家所熟知的。但他一，是叫"玺"而不是"熹"；二，他是曹寅的父亲，但根本不是什么丰润曹鼎望的弟弟。
王家惠在《曹渊即曹颜》(曹寅曾过继曹铹之子)一文里说：
《漫阳曹氏族谱》亨下卷四，第十四世曹鼎望名下载有： (上略)钤，字宾及，号瘿庵；行二，岁贡，任内阁中书。配张、王氏，子曰：汉、渊、湛、泳。渊出嗣。(下略)
这里载明了曹钤的二子曹渊出嗣，可是在第十五世，曹钤名下，又见此曹渊：
纷，行二，子四。汉，字碧璋，行一。配陈氏，子三；树功、树本、树深出嗣。渊，字方回，行二，庠生。配郑、于氏，嗣子树深。
从谱文看，这个曹渊曾出嗣于外，后不知什么原因又归回本宗，娶妻两房，无子，过继其兄曹汉之子树深为嗣。
这就给我们提出了两个问题：第一，曹渊曾嗣与谁为子；第二，他为什么又回归本支。第二个问题与第一个问题有连带关系，容以后讨论，这里只讨论第一个问题，他曾嗣与谁?
王家惠研究的结果是，根据康熙二十九年四月初四日《总管内务府为曹顺等人捐纳监生事咨户部文》，内有"三格佐领下苏州织造、郎中曹寅之子曹颜，情愿捐纳监生，三岁"这一段文字，他认为：
此曹颜显非曹寅亲子，而是曹寅过继丰润曹钤之子曹渊。曹钤兄弟诸子皆排"水"字旁，曹寅子侄皆排王文误作"树森"。文亦误，兹据谱文改正。
"页"字旁，嗣与曹寅后改"渊"为"颜"，在情理中，何况曹渊字方回，名与字明以孔门大弟子颜渊相似，改"渊"为"颜"，名虽换而义实同。很可能在康熙五十一年曹寅去世前，此曹颜因为某种机缘又回归丰润本支了。如果仅仅根据以上两项资料的关合而论定曹颜即是曹渊，理由显然是不充分的。我们觉得这一论断之能够成立，起码须满足三个条件：一、两家是同姓同宗；二、两家有密切的交往；三、有别项资料以资佐证。下面我们试从这三个方面加以分析。
丰润曹家与曹寅一支系同姓同宗。
曹寅本人对于他与丰润曹家的这种同姓同宗关系也是直言不讳，且引以为荣的。
《楝亭诗钞》卷一页十七，有《松茨四兄(指曹铪)远过西池，用少陵"可惜欢娱地，都非少年时"(冯按：原作"少壮"，王文误)十字为韵，感令(冯按：原作"今"，王文误)悲昔，成诗十首》，其第六首谓："吾宗诗渊源，大率归清腴。"
《楝亭诗钞》中还有《病中冲谷四兄寄诗相慰，信笔奉答，兼感两亡兄》四首，其第二首谓"为吏何妨知米价，吾宗自古占骚坛"。这两首诗都是曹寅写给曹铪的，这里他明确指出他们共同的祖先--魏武曹操，两个"吾宗"的运用，用俗语讲，说的是"伙话"。
据此，曹寅与丰润曹家确系同姓同宗，当无疑义。(下略)
我这里引文比较长了一点，但我还希望有兴趣的读者能去读一读《文艺报》上的原文，以便了解得更全面。
接关于曹渊的"出嗣"或"人嗣"的问题，在《湮阳曹氏族谱》上有三处记载。二处已在王家惠文章里引录，一处是说"渊出嗣"，另一处是说曹渊"嗣子树深"，这是说曹渊并未出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