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怀念苏局仙、谢无量、张伯驹、顾廷龙、沈裕君先生
几十年来，我所交往的前辈名公，有不少我已写了文章，但也还有不少，一直没有写过文章，现在趁此结集之际，补上一笔，借酬宿愿。
我认识的前辈中年龄最大的是苏局仙老先生，我与他通信交往时，是在20世纪70年代末，那时他已将近百岁。事情有点偶然，记得是吴恩裕先生的夫人骆静兰女士，有一天告诉我：中华书局的一位朋友想求我为他的朋友作画，问我可不可以?我当时就答应了，画了几开册页，画的是葡萄，送给了中华书局的朋友。之后不久，就得到苏老先生的来信，信是写给中华书局的朋友的。那封信说：
千里先生左右：
其庸书画气势磅礴，行笔横辣，非池中物也。承 令弟求得，感甚。以后请勿再物色，因箧中填满，老眼又昏花，传之后人，未必能视如珠玉。埋没名笔，实不敢为，幸勿误会。小诗六绝，拜烦转致，明知不入其目，终算表谢忱也。所用名字，青藤徐渭，吴庐昌硕，齐璜白石，山阴王徽之，醉僧怀素。诗如其画，亦澎湃，天分高，非可强能。敬复。即颂教安
养怡信烦面致
弟苏局仙顿首一·十八日信中提到的六首诗，是另写的一个小横幅，诗云：
奉 酬
其庸大法家惠赠书画
天马行空不可羁。气吞河岳逞雄姿。古人尽扫笔端外，只向阴阳造化师。老来堪笑似顽童。犹识珍奇拜下风。反快山斋瓦缝薄，宝光直射斗牛宫。
英流怀抱不寻常。一掷千金宁望偿。敢告珍藏传后世，勿轻上市换壶觞。四十年错未结因缘。同感蹉跎离恨天。可是今朝深识面，南田画笔句青莲。五天假残年逾九六。幸持晚节不羞竹。白圭诗句久废吟，毛选五卷日三复。六
静待无妨再十年。申江重过补因缘。
还丹九转凭君乞，同作长生不老仙。
一九七九年初月中浣南沙苏局仙这六首诗是1979年正月中旬写的，我当时有答苏老的两首诗：局仙老翁九十六。尚运兔毫喷霜竹。
世上岂无谪仙人，此翁便是髯苏复。闻公名姓十三年。三到申江未结缘。若识春风云水路，欲从海上拜苏仙。1980年夏天，我去美国参加《红楼梦》国际研讨会，会前启功
先生、朱屺老都应我之请为大会作了画，苏老则应我之请题了一首诗并亲自书写寄我，并寄我一书，云：
其庸先生左右：
大札拜读，过誉处愧不敢当，局以入春来雨多晴少，寒气凝结不解，殊感欠适，委写件勉力涂奉，特异常拙劣，不足塞外人目，至期慎于去取，非关一人荣辱已也。局本不善书，不自料偶被选录，世人误采，浮名坌集，函索面乞，苦于应付。现眼已半盲，腕力又弱，从庚申年始拟弃笔墨，然日有数起，真有奈何之叹!拙作素不留稿，茕 先生见重，欲重行汇写，请将原稿抄寄，当再录奉，知己前决不作谎。纸暂留下。
即请撰安
局仙顿首
这封信未署时间，当是在初春。到了四月末，苏老又来一信，此信是答我的去信的，书云：
其庸先生左右：
手书读悉，拙句抄出奉上，字劣有负雅属，殊以为愧。前件至请郑重带出，恐被外人之所轻笑也。江南天气，一直阴多晴少，寒流时下，绝无花明柳暗春色，因之贱躯益见颓唐。先生赴美归来，当在初秋，时暑气未消，南下之约，不妨少缓，或到沪后时间局促，东来把晤，再．待机缘。忝属知己，当不以礼俗相待。匆复。
敬请著安
弟苏局仙顿首 四月廿八日我从美国开会回来后，因为事忙，未能去上海，但有过通信。此后一段时间，讯息较少，听说苏老不幸跌倒，受了损伤。住院后愈合得很快，完全出乎医生所料。到1982年6月，我又接到苏老的儿子苏健侯先生的来信。书云：
其庸先生大鉴：
岁月不居，疏通音问，倏已逾年。家君时时念及，以为情厚才高者在交友中不可多得。特为上年又遭倾跌，精神更退，眼力又差，小字已难落笔，缺于启候为此也。刻交新夏，蛙声阁阁，闹入夜寝，家君时动于怀，再四命弟仰问起居，务请详告为幸!家君饮食稍减而闭户不出，日看些报刊，怡然自得。客至尚健谈，有兴临写古帖，常说耽误一生，当从头学起，可愧又可笑云云。据以赘及。籍慰悬念。敬颂
台安弟苏健侯顿首这封信的上海邮戳是1982年6月14日。阅信，得知老人对我如此悬念，我立即写信向他问候，并简述我的境况。
之后，有一年冬天，上海突然奇冷，苏老上午还出来会客，中午午睡以后一直睡去，未能起来。享年112岁。
我最大的遗憾是几次到上海，未能到南汇周浦牛桥5队去拜访苏老。现在则是连健侯先生的消息也久已不通了。但愿他能如局老一样，健康长寿!
谢无量先生，是中国最早的文学史专家，出版过中国最早的文学史著作--《中国大文学史》。据知，新中国成立后，毛主席请他吃饭，还说到读过他的《中国大文学史》。我早先也藏有此书，现在也可能仍在。谢老还是著名的大诗人、大书法家。
大概是50年代末，谢老应中国人民大学校长吴玉章老的邀请，到中国人民大学任教。那时，人大还没有语文系，只有一个向全校各系开课的语文教研室，那时谢老年纪已很高，学校没有再要他上课，只是在教研室开过几次座谈会，教师们都认真地听谢老座谈。那时，我是年轻教师，负责与谢老联系，我的住处又与谢老只隔一个楼门，来去都很方便。教研室的同志对谢老都很尊敬，一般都不轻易去干扰他。谢老有什么事，总是叫保姆送一个纸条给我，有时是便信，那时我保存着好几封谢老给我的便信，可惜"文化大革命"中大都丢失了。现在我还藏着他一封信和一把扇面、一个条幅，还有一个空信封，里面的信已没有了。我保存的那封信，信面上开：
内诗
冯其庸同志
无量
4．29
里面的信笺上写着一首诗：
俚句庆祝五一劳动节
四海欢声此日同。千歌万舞庆劳工。擎天幸有丹心在，开物全资赤手功。帝孽魂飞惊令节，中原花发正春风。骧言大道从今进，天下为公指顾中。谢无量
这是在庆祝五一劳动节时，他写信给教研室办庆祝壁报用的。
谢老是著名的书法家，外面不少人向他求字，我却始终没有求他写过字。有一次他忽然问我：你不喜欢我的字吗?我连忙说：当然喜欢!谢老说：那你为什么不向我要字?我说：谢老年纪大了，我不好意思再烦劳谢老。谢老连忙说：那不要紧，我给你写。过了几天，他让人送来一幅条幅，是写的黄山谷咏白薯的诗。旁边还有跋文说：今年白薯丰登，因忆山谷山芋汤诗，为其庸同志书(大意)。我当时高兴之极，此件一直珍藏到现在。后来他又给我写过两把扇面，一把是写的一首词。词调是《柳梢青》。词云：
劫外斜阳。凌波何处，空忆霓裳。流水依然，这回重到，瘦了湖光。
锦颦霞绉啼妆。掩半面、羞红断肠。梦冷云沉，天荒地老，一寸孤芳。词下有题记云：
一九三一年金陵大水，后湖荷蕊漂没，有藏其萼徵者．为赋此解。写呈其庸同志正拍
谢无量另一把扇面也是写的一首词，扇面已经送给一位朋友了，所写的词也不复能记忆了。有一次，谢老约我到他家里去。他给我看他的一大本诗稿，都是用鸡毫笔写的，其书法之妙，当时看得我几乎不忍释手。我看他桌上搁着刚用过的鸡毫笔，我拿起来试试，笔毫软如棉花，根本无从着笔，我才知道鸡毫如此之难。但他拿在手里，真是得心应手。之后我也经常用鸡毫，稍稍能举笔而已。谢老用的笔，轻易不换，我经常看他到琉璃厂修笔。他说用熟的笔不能轻易更换。王羲之的笔传到后代尚能用。
我虽然并不经常去他家。但毕竟每月总有事要去的，因之，无意之间，就得到谢老的熏陶，谢老是一位真正的学问家、大诗人、大书法家。他的词是真正的词人之词．他的书法，我为之倾倒不已1964年，我被安排去陕西长安县王曲大队参加"四清"。我被派为工作组的副组长。组长是当地的干部，地点是终南山下的马河滩。当时"四清"的紧张形势是众所周知的，所以我根本无法再与谢老联系了。但我做梦也想不到，隔了一年我回北京时，谢老竟不幸逝世了!
我未能最后看到谢老一面，这是终生的遗憾!
张伯驹先生，我是很晚才拜识他的，记得是70年代成立韵文学会的时候，我曾应约到他的府上拜见过他。他就住在后海银锭桥畔，后海南沿，开门就是碧波，对岸就是清初明珠相国故居，也就是词人成容若的住处。而我的办公处就在恭王府，而且就是大画家溥心畲的画室，从我办公处到张老住处，步行经柳荫街也不过十分钟，所以我常常下班经过他门口去看看他。他有事找我时，常叫一个女孩送信到我张自忠路的住处，所以我当时还保存着伯老给我的多通便信，现在几经搬家却一封也找不出来了。
伯老是真正的大收藏家，为国家救护了不少国宝级文物。如西晋陆机的《平复帖》，隋展子虔的《游春图》，唐李白的《上阳台》、杜牧的《张好好诗》等等，都曾经他的收藏，后来无偿地捐献给国家。伯老曾将早年他用珂罗版印的《平复帖》题赠给我，还曾给我作过两副对子，一副的联语是：
其鱼有便书能达庸鹿无为福自藏上款是"其庸先生雅属"，下款是"戊午元旦，张伯驹时年八图章是伯驹长寿"， "丛碧八十后印"。这是一副藏头对，把我的名字放在联语的第一个字。大家都知道伯老不但诗词好，而且属对也是一绝，尤擅作藏头对。送我的对子就是一例，后来伯老又送我一幅对子，联语是：
古董先生谁似我落花时节又逢君
上联是用的《桃花扇》《先声》的第一句，下联是用的杜甫的《江南逢李龟年》诗。伯老不仅擅于集句，而且这副对予伯老是有深意的，实际上，上句是他自况，下旬是指我。这个"落花时节"并非指自然季节，而是指他的晚年。也就是说在他的晚年却遇上了我。我刚拿到对子时，一时还没有琢磨过来，后来才恍然大悟，赶快向伯老致谢，可惜的是这副对子以后不久，伯老就谢世了，从此人天永隔，再也看不到这位高义深情的"古董先生"了!
然而，伯老人虽然走了，他却给我们留下了十分珍贵的永恒的东西，这就是他的崇高的爱国主义精神和对待朋友的高义和深情。"
因着这些，后人对伯老，必将千秋永怀!伯老的崇高精神，必将流芳千古!
顾廷龙先生也应该说是我的老师，虽然我没有在课堂里接受过他的教诲，但我从1948年开始，在合众图书馆看书，接受顾老的指导，二直到1998年8月22 日顾老逝世，前后整整50年，没有中断过联系。
1948年春我在上海无锡国专读书，王蘧常老师特为我写信介绍顾廷龙先生，让我在他的合众图书馆读书，顾老认真地为我作了安排，我基本上每天都去看书，一看就是一整天，我借的书一律不收回，只存放在图书馆的专柜里，第二天到馆后可以拿出书来就看，无须再办借书手续。我在合众图书馆写成了《蒋鹿潭年谱考略》初稿。新中国成立后，合众图书馆与上海图书馆合并。顾老任上海图书馆馆长。1982年上海图书馆写信向我约稿，他们要出纪念性文集，顾老指示要我早先写的《蒋鹿潭年谱考略》，我且?写信回答上图，很快就得到顾老的亲笔回信，信说：其庸同志：
昨奉手书，敬悉一一。
承许为敝馆纪念论文集撰文，光我篇幅，至深感荷!
大著《蒋鹿潭年谱考略》，甚好。希望得暇命笔。为荷!近阅杨殿君年谱目录，鹿潭年谱尚付缺如。尊作出，足弥此憾。闻京中炎热，上海尚不过二十八九度。诸惟珍摄。匆复，不尽一一。
祗请撰安
弟廷龙敬上6．20后来这部稿子就先在上图的纪念论文集里发表了，到1986年才由齐鲁书社正式出版。这部稿子的得以写成，追根究底，还是在合众图书馆得到顾老的帮助。
1998年5月，我在中国美术馆举办个人书画展，想请顾老剪彩，但又想顾老年事已高，能不能出来，我即先打一个电话试试。电话接通后，顾老耳朵有点背，听不明白，他就叫一个年轻的女孩子来接，再由她转告。顾老听了转告，马上拿起电话来就对我说："可以，可以!"于是我的这次展览会开幕式，就得到了顾老的光临，而且顾老当时精神极好，略无倦容。
不料到6月9日，就查出顾老患肠癌，已是晚期，虽经抢救，终于8月22日与世长辞。
回顾我与顾老交往的50年，实际上一直是我向顾老问学的50年。我是一直怀着对老师的敬意来尊敬顾老的，现在顾老虽已去世，但我的这份敬意却永远不会消失!
沈裕君老人，我是很晚才拜识他的，大概拜识以后一年多一点，老人就去世了，我未能与他多所请益，真是此生的憾事。非但如此，连对这位老人要作更详细的了解，也还没有做到。
老人写得一手好篆书，潇洒而有书卷气。我去拜访他时，大概已是九十七八岁，老人还为我搬椅子，我连忙接过来，说："不敢当，不敢当!"老人却说："你是客，我是主，我当然要为客人设座。"老人家里四壁萧然，十分简朴。记得室内中间只有一张四方桌子，有几张破旧的凳子，但是他却意态自如，怡然晏然。老人的这种精神风貌，就给我以极深的印象。之后，我曾与老人多次通信，老人还给我写过几副对子，两副小匾。有一次我收到他的一封长信，书法写得好极了，我一直珍藏着，但这封信后不久，老人即去世了，据说终年一百岁。还听说，他喜欢喝二锅头，规定几天一瓶。临终前，让家人将他喝完的空瓶放在他的床前，他眼看着这些空瓶，安然而去!请想想，这是多么高的境界，老人有没有留下什么话，我不知道，但这不是留下的最好的"话"么，其意境的空灵，有几个人能到此境界呢!
我所认识而敬佩的前辈名公，还有不少，尤其是学界的前辈，我还没有写。实际上，一两篇文章是写不了的，只好留下篇幅，等以后再写吧。
2000年7月24日
忆钱仲联先生
最近听说钱仲联先生病了，我打电话到他家里去，接电话的人说：钱老病了，在医院里。我立即打电话给苏州的朋友钱金泉先生，请他代我到医院去看望钱老。钱先生从医院里给我来电话说：钱老是病了，医生说是胃病，不准吃东西，可钱老饿得顶不住了......又过了几天，钱先生又来电话说：钱老的病，重新作了诊断，不是胃病，是肠子上的问题，要开刀切除。钱老已经94岁了，我真担心他的身体能否承受!一个星期过去了，今天一早，我给钱老家里打电话，想问问开刀后的情况，不想接电话的人说：．钱老已经回来了，你自己给他说吧。接着就是钱老沉稳而响亮的声音，说：谢谢你的关心，我已经从医院里出来个哉!钱金泉先生曾代你来看过多次，非常感谢。我开刀很成功，切除了一段肠子，现在总算一个大关过了。我听了非常高兴，不敢与他多讲，只说祝他健康长寿，下次去苏再去看他。这是钱仲联先生最近的情况。
回想往事，我是1946年春天拜见仲联先生的，那时我刚考进无锡国专本科，而仲联先生已不在无锡国专任教。我的好友，也是仲联先生真正的入室弟子诗人严古津，特地把仲联先生从苏州请来，约好在无锡公园茶室见面。我是以一个刚刚入学的青年学生来拜见这位鼎鼎大名的诗坛泰斗的。见面之后，我道了对先生的仰慕之忱，虽然仲联先生已不在无锡国专任教，但我是专程来拜仲联先生为师的!古津兄也代道了我的诚意，仲联先生莞尔而笑。这是我拜识仲联先生的开始，那年我才虚龄25岁，仲联先生也才40出头，可那时他已经是诗名满天下了。
第二年，1947年岁在丁亥，古津赠我仲联先生的亲笔新作《八声甘州》词，词云：
蓦桃花都傍战尘开，春风冷于秋。倚乱山高处，万松撼碧，如此危楼。望里浮云起灭，东海有回流。鬓底残阳影，红下昆丘。 携手江湖倦侣，念南征岁月，歌哭同舟。更梦肠百折，夜夜绕峰头。算余生阅残千劫，甚重来、不是旧金瓯。人双老，睇栏干外，来日神州。
丁亥仲春，偕内子登虞山望海楼，调寄《八声甘州》。
梦苕
这幅仲联先生的墨迹，我一直什袭珍藏着，前年我特地加以精裱，带到苏州去拜见钱老，我问钱老：还记得这幅字吗?他看后第一句话就说：这不是给你写的，这是给古津写的。我说真是这样，这是古津当时就送给我的，我一直珍藏到现在。他算算，说已经半个多世纪了，真是难得。他脱口就说：我当时就说"东海有回流"，不是现在日本人又用经济侵略的方式重来了吗?我惊叹钱老如此高龄而思路依旧那么敏捷，记忆力依旧那么好!
我从钱老问学的过程中，钱老曾给我写过不少信，这些信，都不是泛泛的问候，而都是有学术内容的，虽然经过半个多世纪的播迁，已经散失了一部分，但总算我还保存着一部分，现在重读这些信，真是如忆旧梦，如晤故友，会唤起你的许多历史的记忆，如1973年3月钱老给我的信说：
其庸同志：
两次手教敬悉。 尊诗格韵高绝，叹佩叹佩!放翁诗注事，姑俟一时间。原意欲存之于大图书馆，让人知有此书，得以查阅，不致区区苦心，湮没无知耳。瞿禅先生七十四高龄新婚，开古稀新例。古津曾约渠秋后游苏，未知其腰脚如何?古津同门为绘红绿梅为祝，命弟为诗，录奉粲正。
暝墨和香一写之。好春消息在高枝。绿华新降红禅笑，正是孤山月上时。匆匆即致敬礼
同门弟钱仲联顿首七月二十三日信中所说放翁诗注事，钱老有《陆放翁诗全集注》稿本， "文化大革命"前交上海中华书局编辑所， "文化大革命"爆发，此书未能出版，并书稿也无法找回，后来我托了陈向平同志，查到此稿，还给了钱老。1973年，钱老生活困难(当时工资未全发)，想托我将此稿让给图书馆作为藏稿，以解决当时的生活困难。我得信后，力劝钱老取消此意，另想办法解决困难。 "四人帮"垮台后，此书后来终于得到出版。
信中提到的"瞿禅先生"，就是词学泰斗夏承焘先生，也是无锡国专的老师。夫人去世后，与吴闻女士结婚，吴闻是夏先生在无锡国专时的学生，诗词佛学都好，且写得一手好书法，能与瞿禅先生的墨迹乱真。后来瞿禅先生的许多书札和书法，都是吴闻代笔，几乎无法辨认是代笔还是原书。瞿禅先生晚年给我的书法和信札，有的是瞿老亲笔，有的是吴闻代笔，有的还写明是吴闻代书，关于夏瞿老，我当别有纪念文章。可惜瞿禅先生去世后不久，吴闻同志也去世了，这是无可奈何的损失.
1973年9月，仲联先生又给我来一信，信里寄了两首为我题画的诗，一首是题画墨荷的，诗云：
涨天十丈墨荷工。百草千花孰与同。临水浑知珍惜意，不教摇落向秋风。其庸同志绘赠墨荷，小诗报谢，即请 是正。
弟仲联呈稿八月二十六先数日有谢函，谅达记室。
另一首是题我画的墨葡萄的，诗云：
马乳龙须墨晕香。扶来倒架意何长。分明璎珞诸天会，不待金茎肺已凉。其庸诗人同志画赠葡萄，小诗
报谢，即请是正。
同门弟钱梦苕
这两首诗寄来前，先生先寄我一信，告知我题诗事，可惜那封信现在找不到了，幸而第二封寄诗笺的信完好无损，我依旧珍藏着。
1974年6月，钱老又给我一信，信云：其庸同志史席：
手教奉悉已多日，知 尊撰《红楼梦》研究(指当时我写的《曹雪芹家世新考》)不日将修改告成，欣快无限，惟盼早日出书。贱恙天热后稍减轻，但发展到左臂剧痛，仍在服药中。五六天以前曾上一函，同时并邮呈《中国古代文学》第三册一本(未挂号，想不致遗失)，此时谅达
左右。渴望指正谬误。弟于小说戏曲都是外行，拟说中大胆妄论，自知未必是也。恩裕先生来时，弟曾赋《买陂塘》一词，兹录奉教正
买陂塘
甲寅初夏(1974年)恩裕先生过访吴门，因同游织造局旧圃葑门西，苍烟乔木，余春和梦归早。七襄当日机声里，曾记补天人到。钗凤杳。剩一角红楼，妆点沧桑稿。云荒地老。看水涸方塘，苔封败碣，何况不周到。畸笏叟，逢尔定呼同调。零编收拾多少。飘然青埂峰头过(池有石假山一，花石纲故物也)，犹有幻尘能道。歌好了。为稗史旁搜，踏遍吴宫草。巢痕试扫。正燕子飞来，不应还问，王谢旧堂好。
恩裕先生在苏时，曾面诺书一小幅相赠，晤及时恳代为催索为感。并求公也写同样大小的一张(像见赠葡萄画幅大小足矣)见赠，内容乞写尊诗，如与《红楼梦》有关的尤妙。无餍之求，尚希 谅而恕之。匆复，敬
承道履
同门弟仲联顿首六月二十四日1974年，吴恩裕先生到苏州调查织造局旧址，由我写信给钱
老，钱老欣然陪同前往，并填此《买陂塘》词为赠。足见仲联先生深情。后来此词钱老又用宣纸手书一幅赠我，并加跋云：甲寅初夏，吴恩裕先生过访吴门，因同游织造局旧圃。池中矗立太湖石一，与留园之冠云峰并为花石纲故物，调寄《买陂塘》。
其庸同志诗人教正
同门弟梦苕
这幅墨迹，我也于前些年同时装裱珍藏。吴恩裕先生回京后，曾对我盛称钱老亲为导游之盛情。不久即作书法一幅相谢。1975年，钱老又寄我一信，说：
其庸同志：手示敬悉，知今春文旌有南来之讯，良为欣慰，扫榻以待。弟虽病足，尚能扶杖陪游，如有同来之人较多，则师院招待所亦可寄宿，虽口铺尚不恶。拙著承多方设法，深感不安。估计学报大概不大可能容纳此庞大体积，姑听之而已。公为古津制遗像，足征风义，率成题诗一律，附呈教正
匆上敬颂新春万福
弟仲联顿首人日
其庸同志请张正宇先生绘古津遗像，为题一律，以当哀挽：讲肆逢君卅载前。侵寻赢疾到华颠。年来正喜耽长句，冬尽谁知叹逝川(君逝于立春前一日)。苦为佳儿伤葛帔(用任日方儿事)，不堪遗像对蒲禅(君耽内学，苏诗"坐依蒲褐禅")。平生风义犹龙子(冯梦龙字犹龙)，遥想临风一泫然。
其庸同志正
弟仲联呈稿
信中所说为古津遗像题诗事，是因为古津于1974年端午前，携角黍去杭州探望夏承焘先生，当时还在"文化大革命"中，夏老处境亦很艰难，所以古津特意去看慰他，携去粽子(角黍)，因为是端午令节，又是纪念诗人屈原的民俗，而夏先生又是词宗，所以他特意带了粽子去，以表他对夏老虔敬之意。古津与夏老见面后，两人都很兴奋，快谈竞日，当天古津住到他弟弟处，不意竟大吐血，其实他的肺病已经很重了，次日即由他女儿接回无锡，到1975年立春前一日逝去。古津之逝，我非常伤痛，特为恳请大艺术家张正宇老先生为他画像，夏瞿老为他遗像题词，又请海上王瑗仲师写引首，再请钱仲联师题诗，装裱成卷，交其子乙苍以作永久的纪念，上面这首诗，就是仲联先生为此而作的。
以后，我有很长一段时间不去苏州，因此也少与仲联先生联系，但先生的健康和行止，却时萦心怀?
前些年，我为吴梅村墓事，常去苏州，因此得再拜先生于寓所。快谈间，偶及梅村《后东皋草堂歌》，原以为此诗已逸，不可得见。后予友尹光华君见告，此诗梅村原作在今上海博物馆，后歌并前歌均书于董其昌山水长卷之后，故目录失载。后予检《中国古代诗画图目》第三卷于280页至281页，果于董其昌山水卷后由梅村亲书此前后二歌，后歌末复有梅村跋云：
余以壬申九月游虞山，稼翁招饮东皋草堂，极欢而罢。已，稼翁同牧斋先生被急征于京师。予相劳请室，为作前歌。又十余年，再游虞山，值稼翁道阻不归。过东皋则断垣流水，无复昔时景物矣!乃作后歌，其长公伯申兄出董宗伯卷并书其上。登高望远，云山邈然，俯仰盛衰，掷笔太息。
梅村吴伟业
钱老听此消息，极为欣快，并已著论面世。但近日又有佳音，原传梅村《爱山台上巳宴序》早已逸失，但上月上海博物馆王运天兄忽来电相告，收到一卷梅村手卷，书《爱山台上巳宴序》，经鉴定，确为真迹。同时收进的还有一轴梅村的梅花图轴，亦为真迹。此两事，因为钱老在病中，尚未告知他。
去年十月，我在上海举行《玄奘取经之路暨大西部摄影展》，先一年，我把我的西部摄影《瀚海劫尘》集送给钱老消闲赏《监，谁知钱老看后，为之兴奋不已。九月中，我托钱金泉兄去看钱老，告诉他我在上海办影展事，能不能请他题诗，他立即答应了，钱先生与他稍谈片刻即告辞回家，不想他刚回到家里，就接到钱老电话，说诗已写好，请你来拿吧。钱兄又立即再去把诗取回来，原以为是一个诗笺，谁想他老先生竟是写一个四尺整幅。诗云：
二000年秋举行"冯其庸教授发现·考实玄奘取经路线暨大西部摄影展"于上海，闻讯神驰，以孱躯病后不克亲往观光，爰赋诗二首志贺
七踏天山天外天。楞严中有地行仙。慈恩归路君亲证，法相神光照大千。红学专门众所宗。画书摄影更能工。何入一手超三绝，四海堂堂独此公。九十三叟钱仲联书于吴趋
钱老先生以93岁的高龄，诗思如此之快、之工，恐怕并世难得第二人。
展览开幕前，我专程去看钱老，一则谢他的赐诗，二则请问他如有兴趣，我用车接他去上海，看后再送他回来。他说看是很想看，只是年龄大了，深怕远出，只好多看看您的画册了!刚写到这里，又接到苏州钱金泉先生的电话，说他刚去看过钱老，钱老刚入睡，未敢惊动他。但据家里人告诉说，手术后恢复得不算好，特别是钱老不大肯治疗。钱先生电话里告诉我说，他的肠病，不是一般的病，而是当前的剧疾。虽然手术成功，还必须加紧治疗，以收全效。
但愿这位诗坛的词宗，能够康复如初，让我们再去苏台听他论诗，再拜读他的迅若飘风、粲如春花的新诗长歌。
但愿他健康长寿!
2001年6月25日夜至26日晨写毕于就京东且住草堂 补记 去年十一月二十二日，我再去苏州看望钱老，钱老见我去，特别高兴，快谈,时。他手术出院后，还为我作一长诗，700余字。此次见面，竟写一手卷见赠，足证钱老康复如初，故急补叙数语，以慰天下之怀钱老者。
宽堂谨识
2002年元月5日
怀念口十圣陶老人
叶圣陶老人离开我们已经一年多了，但我至今还没有能写电亭字来悼念他，这件事在我的心头越来越感到是一种感情的压力，是一种自责，古诗说："中心藏之，何日忘之。"从苎老去世到现在，我的心情就是这样。一位我衷心尊敬的老前辈，而且是我长期受到他的教导的老前辈的逝世，不要说是一年多来我没有忘记，就是一辈子我也不会忘记的。
最令人遗憾的是追悼会之前，我打电话给治丧委员会，请给我送一个花圈，电话里说：实在对不起，花圈已没地方可毒了，所有可摆的地方都摆满了，现在还有不少单位和个人要求学，我们实在没有办法了，请你原谅!我听了当然一方面感到十竺遗憾，但另一方面，也深深感到老人的德高望重!圣老的逝世，给社会的震动，给社会带来的悲哀，只要看看这送花圈的情况，就完全可以明白了。我们失去了他，社会失去了他，真正使我有"江山空蔡州"之感!
追悼会那天，确实是空前的，人们怀着崇敬和悲哀，衣襟上别着白花，一个个向他的遗体告别，我凝视着老人慈祥的面注，写出详尽的意见，我们都尽可能地将他改动的地方再作修改，尽管这个校订本至今还有许多工作要做，而且在排印中，也还有一些排错的字和排错的标点符号(现在已陆续改正了不少)，也还有失校的地方，但能够达到目前的样子，这与叶老和至善同志的亲自帮助批改审定是分不开的。至今我手头还保存着两封叶老写给我谈校订本的信，看看这两封信，读者就更可以清楚圣老是如何关怀我们的校注工作了：
其庸同志惠鉴：我与至善皆性急，嘱看稿到手即看，今日上午看毕。原文及注释各一册，意见记录一叠，顷已固封交邮挂号寄上。所提诸端自不能尽合，偏见妄揣难免，希公等酌采之耳，即请撰安。
(1976)廿一目下午五点前数日得从周书，言下月或来京，也好消息也。又及。其庸同志惠鉴：上周寄去稿件必承收览。昨夕与至善闲
谈，彼提出两处点句之意见，似属可取，今为写录于另纸，作为前稿之补遗。至希察阅。余不一，即请撰安。
叶圣陶上
七月廿七日午前
附在这封信一起的，还有一页信纸，写了两条修改意见，我觉容，仿佛是安详地睡着，一如往常，老人一生对人民所做的贡献，一生的业绩，是留给后人无穷的精神财富，我们当永远珍惜它，学习它，圣老是可以安心地"休息"了。
我与圣老的交往是在20世纪70年代初，那是老友陈从周兄的介绍，因为圣老住在东条，我住十条，相去很近，所以我常能去看望他，向他请教。还曾在他家的圆桌上一起吃过饭，饭前我们都喝一杯绍兴黄酒，这是典型的江南家庭风味，圣老原籍是苏州，我是无锡，所以这样的家庭风味，感到非常亲切。
每次我去圣老家看望他，他总是老规矩．端坐在客厅向南的沙发上，让我也与他一起坐；我总是侧坐在老人左侧的沙发上，陪同闲话，有时话话家常或朋友的信息，有时谈谈文艺界的情况。至善同志总是每次在一起谈话，我称至善同志叫"小叶老"。实际上他比我大得多，也是我的前辈，但因为与圣老要有所区别，只好加一个"小"字了。
有一次我去圣老家，正值他院中的海棠盛开，圣老兴致很高，邀我与他和"小叶老"，记得还有另外一位客人一起照了一张相，过不多久，圣老还亲自写信将照片寄给我，我一直珍藏着，现在想找这张照片和信，反倒一时找不着了。
圣老写得一手好篆书，篆法完全是李斯或李阳冰的一路，端庄匀称，结构谨严，笔笔中锋，如果要放在光线里透视，我看准看得出笔画中心一缕笔直的墨线。我几次想向圣老求字，但总觉得他年事已高，很不好意思启齿，所以一直没有求他，现在想想，真正非常懊悔!
我从1975年起开始校订《红楼梦》，当时我去请他当校订组的顾问，他立即答应了。之后我们每校订完一部分，就给他送去，请他审阅，他与至善同志总是十分认真地在原稿上批得分析得很对，现在也一起抄录下来，一则感念圣老和至善同志的盛意和辛劳，二则也可供读者参考。下面就是所附意见：292页10、11行"再不许吃人嘴上擦的胭脂了，与那爱红的毛病儿。"
人民文学出版社1972年直排本此处作"再不许弄花儿，弄粉儿，偷着吃人嘴上擦的胭脂，和那个爱红的毛病儿了。"与新校本文字有异。
什么叫"爱红的毛病儿"不懂，且不管它，总之是袭人要宝玉改的一种毛病。 "再不许......那爱红的毛病儿"话说不通， "毛病儿"前边要来个动词才行，如说"再不许犯那爱红的毛病儿了"，这才成句话。现在是说了不许吃胭脂再说一项，用个连词"与"连上，才说到"毛病儿"，宝玉听得厌烦了，就抢着说"都改，都改"。对于那爱红的"毛病儿"该怎么样，袭人还没有说出来。因此， "毛病儿"之下决不能用句号。从前人在此等处没有,现在咱们却有办法，在"毛病儿"之下用个删节号(六个点子)，表示话没说完，极为适当。304页倒4、倒3行"一个作爷的，还赖我们这几个钱，连我也不放在眼里。"
人文本作"一个做爷的，还赖我们这几个钱，--连我也瞧不起!"与新校本文字有异。
且不管文字异同，两本都在"做爷的"和"几个钱，之下用逗号，不合莺儿当时说话的语气。应当作"一个做爷的还赖我们，这几个钱连我也不放在眼里"。
这两封信离开今天转瞬已经12年了， 《红楼梦》新校注本出版到现在也已经6年了。而叶圣老却已离开丫我们。莺逵汶此信，怎么能不让我们对他产生无尽的怀念呢?
《红楼梦》是一部经天纬地的伟大杰作，是我国数千年传统文化的结晶，是全人类的共同的精神财富，我们有责任把这一部名著校注得更加完善，把红学的研究引向更加广阔的前景，把红学的队伍更加扩大。我深深感到红学是一门包罗万象的大学问，是一定会永远发展下去的一门专门学问。在这门大学问面前，任何人都还没有资格夸耀自己，有如面对着大海，任何人都不敢说他已经穷尽了这大海的一切。
让我们永远怀念叶圣老，学习他的一丝不苟、字斟句酌的严肃态度，对文化工作的高度负责的态度!
让红学在认真严肃的笃实学风下得到更大的发展。
1988年10月23日于南京中山大厦旅次
悼念俞平伯先生前些时，我出差到兰州，因为工作忙，连报纸都看不到，10月16日那天，无意中见到了报纸，随手一翻，却看到了俞平老不幸逝世的消息。平老卧病已甚久，在北京出来前，我想去看他，朋友说你回来去看也不迟，他目前已不清楚了，去了也不知道是谁，就这样被耽误下来了。
这个不幸的消息传来，我种种的思绪。
我小时家境贫寒，抗战开始我小学五年级就失学了，当时除了读《水浒》、《三国演义》、《聊斋》之类的书外，就没有其他书好读。有一次，偶然得到了《读词偶得》和《清真词释》，这是俞平老的著作，但我也不知道俞平老是何许人，只是觉得他讲解词意，层层剖析，使我慢慢地有些懂了，也慢慢地悟到如何来读词。但实际上我懂得的还是极肤浅的，只好说有点启蒙而已。
那时，我还得到一部《水云楼词》，也是这样半懂不懂地读下来的，后来我却一直喜欢读诗词，应该说俞平老的著作是我的启蒙老师。
我还喜欢读小说， 《三国演义》和《水浒》是不知读了多少遍了，连里头的一些回目和句子，都能背诵一些，还有《西厢记》也是这样似懂非懂地读下来的。有一次，无意中得到了一部《浮生六记》，是俞先生整理的本子，记得前面还有一幅沈三白的画，还有一张沈三白住宅的照片，现在再要找这个本子已经不大容易了，可当时这个本子我珍藏了很多年。我非常爱读这本书，沈三白的文笔，我也不知不觉地受他的影响。但这一切，都是从俞老的这本书来的。特别是书中讲到沧浪亭，这是苏州的一处名迹，我曾多次去寻访，企图找到沈复的住处，但终究渺不可得。书中还讲到东高山，这离我家只有五公里，我也去寻访过，当然也是一片迷茫。我还去过扬州，到过金匮山，企图寻找沈三白可怜的夫人陈芸的坟墓，但荒烟蔓草，早已无可踪迹了。
去年，上海博物馆举行冒辟疆文物展览，我意外地见到了沈三白的一幅册页真迹，画的是冒家水绘园，并有三白的长题，这是我数十年来第一次见到沈复的真迹，比俞老整理的《浮生六记》前面附的照片，更加来得真切入昧了。
这一切，我都想找一个空闲的时间与俞老聊聊天，他一定会非常有兴趣的。犹记数年前，我同上海老友陈从周一起去看俞老，从周兄是俞老的老友，我们到了三里河俞老的家里，俞老很高兴地从房间里一个人扶着墙壁慢慢地走出来，然后又从墙壁摸到椅子，再从椅子摸仙桌，然后一步步挪过来。并不是俞老眼睛看不见，眼睛是看得见的。他一边摸着墙壁椅子走路，一边还和我们说话，他说这样比别人搀着还要可靠，可以自己做主，不让人率着走。
俞老见到我们去，非常高兴，几十年的往事和家事，以及苏州故家的种种往事，谈得十分亲切有味。俞老已经重听了，有时他听不清我们的话，就自己说开来了，现在想想当时的生活情趣，多么有真味啊!
我还记得第四次文代会的时候，俞老出席了会议，我们去看望他，他非常高兴，还一起拍了照。
1979年《红楼梦学刊》创刊的时候，不少学术界、红学界的著名人士都到了，周扬、茅盾、叶圣陶、顾颉刚、王昆仑、俞平老、启功、吴组缃、吴恩裕、吴世昌、周汝昌......统统到了，这真正是学术界的一次盛会，现在当年参加这个盛会的老一辈学者已经有好多位去世了，真正是盛会难再了。
1980年6月，美国威斯康辛举行国际红学研讨会，俞先生是被特别邀请的一位，我受大会的委托去面请俞平老，平老很幽默地说，我习惯光着脚不穿袜子的，怎么能去美国呢!但是后来俞老还是带去了一封致大会的贺信，可见俞老对这次学术会议还是十分关心的。
1979年4月，我记不清为了什么事要去看俞老，怕干扰他，我请王浞华同志先约定时间，俞老很快就写信给王浞华，说：
其庸先生有惠来之意，感谢，盼约良晤。匆复，即颂文安。平伯 四月六日后来我即去拜望了他，当时谈了什么事，现在竟记不起来了。
还有一次，俞老托人转送我两幅他的法书册页，是俞老的词作。这真是望外之赐。我是很想请俞老写字的，但考虑到他年事已高，再去烦劳他，实在心里过意不去，故尔一直没有提出请求，不想俞老竟会有此意外之赐，亦可见长者之深情。
前些年法国学人、红学家陈庆浩兄要拜见俞老，我陪同他一起去拜见了俞老，晤谈也很高兴。
特别是前两年德国汉学家史华兹先生翻译了《浮生六记》德文本，在翻译过程中，史华兹先生常来与我商量，并请我为德文本写序，我同时建议请俞平老题"浮生六记"四字，印在扉页上。史华兹先生非常高兴，即委托我去求俞老，俞老欣然命笔，即由俞成同志寄给我。谁知这个德译本刚刚出版，俞老的题字即印在扉页上，等到这个本子寄来时，俞老已经逝世了。我只好拿着这个本子，到俞老的灵前向他行礼默告，将书请俞成同志安放在他的灵前!． 听俞成同志说，俞老自己还是很清楚的，去年90岁与他祝寿的时候，他就说过了90岁，就不会太久了。这次卧病以后，他更十分清楚，说一定要等亚运会结束后自己再"走"。果然，亚运会结束不久，俞老就真的长行了。俞成同志说，俞老临终时，简直就像是安详地睡着了。是的，我想俞老也真的是睡着了!
这使我想起俞老在下放干校期间，人不堪其忧，俞老却在劳动之余，依然唱昆曲。局外人以为是幽默，我私心以为这才是俞老的本色，至于是歌是哭，只有俞老心中自知了。
现在一切都已过去了，我心中永远感到遗憾的是没有能在他长行之前再见上一面。
千秋长怀赵朴翁佛学的一代宗师赵朴初先生不幸去世了，消息传来，举世为之震惊，为之痛悼：我是最早知道这个消息的一个，所以格外感到伤痛!
我与赵朴老认识已经很久了，但直到80年代我才有机会陪同老画家朱屺瞻先生去拜见朴老，那时两位老人互致景慕之情，朱老还向朴老赠送了他的画作，而赵朴老在新中国的宗教事业、文化事业、社会事业等等方面所做的杰出贡献，早就为广大人民所崇敬了!
近几年来，我的乡友邱嘉伦先生常为佛学的事去拜见朴老，我也随着邱先生一同前去，因而常能与朴老晤谈。1998年8月，我第七次去新疆调查玄奘取经回国的路线，终于在帕米尔高原4700米的明铁盖达坂山口找到了玄奘归国的山口古道，回到北京，我写了一篇题为《玄奘取经东归入境古道考实》(帕米尔高原明铁盖山口考察记)的文章，文章打出来后，恰值邱嘉伦先生来，我就将文章交给邱先生，请他代为转呈朴老审阅。我当时并没有作别的想法，只是觉得朴老是佛学的宗师．我对玄奘的调查与佛学有关，理应向他报告和清他审定，"营长期住在北京医院，我并不敢想朴老会真的拿起文章来看，谁知邱嘉伦先生给我拿去后，只隔了一两天，就来电告诉我，说朴老看了文章特别高兴，说还要专门写信给我，希望能在佛协的专刊《法音》上发表。接着我就接到朴老秘书的电话，问我确切的通信地址，我将详细的地址告诉了他，过了几天，我就接到了朴老亲笔写的一封挂号信，信里说：
其庸先生：
承惠大作《玄奘取经东归入境古道考实》，具见跋涉艰辛，考察周详，不胜感佩。窃拟转载佛协会刊《法音》，不知能见许否。如荷慨允，更愿赐予有关照片，以满足佛教信众之瞻慕，功德无量。
顺颂吉祥如意，并贺新禧
赵朴初拜状1999．1．8
朴老90多岁的高龄，学界的硕德，却给我写如此歉歉蔼然的信，真使我有不尽仰止之感。我立即遵照朴老的嘱咐，将文章和照片寄给《法音》，后来此文就在《法音》上首先发表。
去年2月4日，我与邱先生又去看望朴老，先是邱先生给我看朴老刚刚为无锡友人写的几开册页，其笔迹之潇洒随意，法度之谨严，俨然如看东坡妙迹，所以我对朴老说，看了你刚刚写的几开册页，意态自如，笔到神到，这是精力弥漫的反映，是长寿的象征。朴老笑笑说，我当然希望能多活几年。那天，我还带去一位年轻画家画的白描观音像，画得十分精细，朴老看了又看，赞不绝121，问我是谁画的，我说是我的一个姓谭的学生画的。他连忙说："这是极好的画家，应该是我们的朋友!"我说，想请朴老给她的画题几个字，不知可不可以。朴老连忙说："可以可以。"朴老对晚辈的这种满腔热情和真诚，再一次使我受到了深刻的教育。那时他已在准备去香港主持重要的佛事活动了，所以说，干脆等香港回来再写吧，他后来还与邱先生说，他要送一首诗给我，也一起等香港回来后再写吧。
我们每次去看朴老，朴老的夫人陈老太太总是热情接待，他的秘书也极为周到地照顾，尤其是朴老夫人，经常把我们说的话凑近朴老的耳朵转述给朴老，因为朴老重听，朴老听了她的转述，总是立即回应，尤其听到我七次去新疆，终于找到并考实了玄奘归国的山口古道，他连连翘起大拇指说："了不起，了不起"!
去年5月20日，朴老去香港主持迎接佛牙回归的重大佛事活动，很明显这次活动不仅仅是佛事方面的活动，更有深意的是迎接香港回归的一次重大的爱国主义活动。可以想见，朴老在香港的任务的繁重，朴老于5月30日回到北京。6月2日．就开始感到不适。6月5日下午，我突然接到邱先生电话，说："朴老病危!"这对我是一个晴天霹雳。但我们真是束手无策，幸亏有中央的深切关注和北京医院专家护士们的紧急抢救，经过长期的努力，朴老终于又转危为安，这真是谢天谢地。这一段时间，我是隔一天或两天听邱先生来一次电话，并把我的问候转给朴老夫人，因为我想如果人人都打电话的话，反而增加忙乱。之后，就听到朴老恢复的消息，大家心头洋溢着喜气。今年4月28日，我得到邱嘉伦先生的电话，说朴老已基本恢复原样，可以见面了，想约我去看看朴老。这当然是天大的喜讯，我当然依照约定于下午4时半在北京医院门与邱先生会合，我事先买了一束很好的鲜花。我们进病房后，朴老十分高兴，紧紧与我握手，我将鲜花献给了朴老，然后师母一如以往把我们的问候、祝福转述给他。朴老则频频点头微笑，当听到我今年8月还要去新疆上帕米尔高原去为玄奘古道留下标志时，他连连举手翘起大拇指示意。那天的日记我是这样写的：4月28日
下午4时半，在北京医院门口与邱嘉伦会合，一同进去，朴老在9层。见到朴老和师母，朴老已能起坐，脸色已恢复到病前差不多。看见我去，非常高兴，连连握手，我将鲜花献给他，他非常高兴，师母随即叫人来将鲜花插入花瓶，然后我们一起拍照。并告诉他喀什要将玄奘古道确定下来，他非常高兴，他耳朵重听很严重，都是师母在耳边将话转述给他，然后他再说话。他思维很好，眼睛表情等一如以往的正常，神气、神情基本上已恢复到原样。我们告辞时，他频频示意，我快出门时回头看他，他还目送我，举手示意，可见老人已基本上完全正常了!
谁能想到，这竟是我们与朴老的最后一次见面!我回家后，邱嘉伦还来电话说，朴老说："冯先生坐的时间太短了!"谁知当天晚上朴老又犯病．善而经过三四天的抢救，又总算平安无事了，为此，邱嘉伦还遵老太太的嘱咐，给我来了一个电话，说朴老已恢复正常了，叫我放心。这样我也就释然了!
天有不测风云，谁知道正当我们等待着下次再去看朴老的时候，6月21日下午5时一刻，我突然接到邱嘉伦先生的电话，说朴老已于当天下午5时去世了!这真是一个晴天霹雳，事先一点也没有想这方面的问题，我拿着电话真正不知所措......
回顾我与朴老的交往，虽然认识较早，却是老而愈亲，老而愈醇!想到我们国家遭到严重的压力，处在最大的困难时期，朴老写的散曲《某公三哭》，想到在总理去世时，朴老写的悼念总理的诗句：
大星落中天，四海波项洞。终断一线望，永成千载痛。艰难尽瘁身，忧勤损龄梦。相业史谁铸，丹心日许共。无私功自高，不矜威益重。云鹏风自搏，蓬雀徒目送。我惭驽骀姿，期效铅刀用。
长思教诲恩，恒居惟自讼。非敢哭其私，再为天下恸。反复吟诵朴老的诗，朴老的感情始终系于国家之安危，始终是与人民的心意息息相通的。在"四人帮"不准悼念敬爱的周总理的时候，朴老竟写出这样完全代表人民心意的掷地有金声的诗篇，这是多么坚毅的勇气和博大的胸怀啊!"蓬雀徒目送"，直骂"四人帮"是"蓬雀"，这是多大的笔力，而对总理的歌颂。也是字字千钧，是铁笔青史!
朴老去世了，朋友要我写一首诗，我正在病中，思绪很乱，几番要想写诗，竞握笔茫然，反而眼泪倒不断地流下来，无奈只好记下这一段我与朴老交往的最后实情吧!
72000年6月27日病中于京东且住草堂
风雨艰难共此时
--怀念郭影秋校长郭影秋校长是1963年到中国人民大学来任职的，记得在全校的欢迎会上，尊敬的吴玉章老校长曾对大家说：我给你们请来了一位好校长。吴老德高望重，一言九鼎，从此我对郭校长一直怀着深深的敬意和信任，尽管在此之前我未与郭校长有任何接触。
事情非常凑巧，我有一位前辈朋友叫陈向平，任上海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的总编，他常来北京开会，会前或会后总要来看看我，那时我住铁狮子胡同一号红一楼丁组九号，郭校长就。
住在我楼下西侧的小院。陈向平先生是郭校长早在徐州时期的老朋友，所以他每次必去看郭校长，有时是先去看郭校长，回头再来看我。因此之故，我与郭校长又有了一层间接的关系。向平同志是一位厚德的老同志，我一直与他保持着联系，可．惜，一场"文化大革命"以后，我就再没有得到他的消息，但是我一直深深地怀念着他。郭校长到任的时候，正是三年困难时期刚刚过去，而党的路线方针又急剧地开始向"左"的时候，到1966年终于爆发了 "文化大革命"。在1966年4月或5月，我忽然接到校党委的决定通知，通知我"中央文革"要调我去，经校党委讨论，一致同意并作了决定，通知我去"中央文革"报到。这个决定是由副校长孙泱亲自到我住处告诉我的，还带来了报到的介绍信。孙校长原任朱总司令的秘书，到人大后我与他有过多次接触，印象极好，为人极平和，所以他传达完党委的决定后又嘱咐我尽快去报到，说这场"文化大革命"谁也不清楚，心里没有底，你到"中央文革"后，至少可以多了解一些情况，免得跟不上形势。孙校长走后，我心里一直不安静，我心想我根本不明白什么叫"文化大革命"，怎么能去工作呢?但又是党委的决定，郭校长是书记，我当然是信任的，包括孙校长，也决无别的意思，只是为了学校不至于在这场大运动中跟不上形势。我考虑再三，一直不敢去报到，拖了两个来月，这时以彭真同志为首的北京市委被撤销了，中央重新任命了新市委，郭校长任市委文教书记。很快郭校长就找我去，问我愿不愿到北京市委去，他任文教书记，让我去担任《北京日报》社论的写作；另外，也问到我想不想去"中央文革"。我向他说了实话，我说我心里没有底，不想去"中央文革"，还是跟您一起去市委吧，我可以心里踏实一些。他听了很高兴，这样就决定跟他一起去北京市委。
去北京市委给我的第一个任务是写新市委的第一篇《北京， 日报》社论。这是郭校长给的任务，社论组一共三个人，各写一篇，内容由自己斟酌，总的意思是向党中央表明新市委的立场和态度，我写的一篇题为《热烈欢呼中央的英明决定》(大意)，交上去后，与其他两篇送止面审定，很快，到夜里十二点左右，就来电话，要我速到报社看校样，说最后选定的是我写的一篇，并说了一些称赞的话。我立即就到报社，校对完到家己经深夜一点多了。第二天一早报纸就出来，我也看到这篇赫然在目的社论，自己也很高兴，总算没有辜负郭校长的信托。郭校长见到我也很高兴，说审稿会上都称赞这篇社论的思想好、文笔好。但不想过了一个多星期，形势就大变了。据说当时江青等人看了这篇社论，还有新市委上任后的一些举措，大为不满，说新市委是右的(具体罪名一直未弄清)，立即就把新市委又打倒了。我很快就回到人大，一回到校里就是疾风暴雨的批斗。而没有几天，郭校长也被造反派弄回来了，那是一个恐怖的深夜，我已被禁闭在西郊系里，只听广场上的高音喇叭大声呼叫，批斗郭校长，很快我也被押到了广场。那时我还年轻，40岁刚过，可郭校长年岁已高了，经不起这样的折磨了，我眼看着这种场景，忧心如焚，但又无可奈何。
还有一次，人大校园广场上开批斗郭校长的大会，是为了所谓的"二月兵变"的事。那次，连小平同志都被他们弄来了，亏得小平同志，他在广场的台上说："二月兵变"没有这个事，人民解放军谁也调不动，只有毛主席才有调动军队的权力，所以不可能有什么"二月兵变"，郭影秋同志更没有调兵的权力!多亏小平同志的这几句话，才免去郭校长的这一条莫须有的罪名。
之后就没有听说过开这样的大会，我也就不可能再见到郭校长了!
总算一场噩梦过去了，我也从江西余江干校回到了北京。回京后就打听郭校长的消息，他因"文化大革命"中被摧残致疾，在上海瑞金医院治疗，我趁去上海之便，特地去瑞金医院看望过他几次，每次去都非常高兴，快谈忘时，总要护士提醒我，才不得不依依离去。后来他回到北京治疗，我去看他就更方便了。1980年我应美国的邀请，到美国去开《红楼梦》国际研讨会，临行前去看郭校长，他嘱咐我：你的名片要印中国人民大学教授"，我说，我现在还未评上教授，我是1963年评的副教授，一直没有给我评教授。他说，不管这些了，你就印"教授"，学校要过问，就说是我嘱咐的，我也会告诉有关的1司志。所以就这样我就当了一回临时教授。
还有一次，我与郭校长闲谈，闲谈中他说到了我，说我有成就。我当然知道这是他的鼓励，论学问，实在是没有任何时候可以自足的，我还差得很远。但我对郭校长说：就是这样，我还受到了不少批判，可以说没有一次学术运动不批判我的，然而，不管如何批判，我仍旧坚信学问是要艰苦踏实地长期钻研的，要有自信和决心，要受得了别人的误解，也要受得了别人的打击。我随背诵了一段张岱《陶庵梦忆序》里的话："名心一点，如佛家舍利，虽劫火猛烈，烧之终不去也。他听后莞尔而笑。我说这里的"名心"，决不是"名利"之心．而是追求真理、追求学术之心。只有真正是追求真理，才会不怕劫火之猛烈，如果仅仅是追求个人名利，就不可能那么执著了，我说我这些话，也只有对您才能实说。我说我读过您的《李宅国纪年》，那是花了多么的大功夫啊!那是用多大的追求、执著才能完成的事业啊!我告诉他李定国的军队在破桂林定南王孔有德时，曹雪芹的堂房老祖宗曹德先等三百余都烧死在桂林城，后来清皇朝为了旌表忠烈，还将曹德先赐葬房山县张坊镇沈家庵村，我还找到了曹家的墓地。我说当我在研究这一问题时，不止一次地研读他的大著《李定国纪年》，从中得到不少启不。他听了也很有兴趣，说想不到李定国与曹家还有这么一段关系。
因为我的家与郭校长住得很近，所以我常到郭校长家去看望凌静同志。凌静同志喜欢书法和碑帖，因此我们常在一起谈论书法和碑帖，那时她身体还健，还常到我的五层楼上来闲谈、看帖。我的《龙门二十品》初拓本、金冬心书法条幅真迹等，她都拿回去仔细观摩，临了还我时，她竟亲手为我用塑料布缝成口袋，将《龙门二十品》及金冬心书法条幅都装入口袋，她说这样不易损坏。至今我的这两件藏品，还保存着凌静同志亲手缝制的口袋。
由于这样，我与郭校长的两位儿子少陵和又陵，也都有来往。起先还是凌静同志带他们来的，后来则他们与我自己来往了。少陵已经多年不见了，又陵却时常见面，保持着联系。
郭影秋校长和凌静同志，是两位老革命家，是学者型的领导，没有一点官气，非常平易近人，所以我在他们两位面前，真是无话不谈．毫无顾虑。我与他们接触时，眼里只是二位长辈、学者和朋友，没有把他们看做什么什么长或官，所以即使说错了话，也不会以此给你上纲论罪，你尽可以放心。在那个年代，能这样讲话的，一般的朋友都不多．何况是这样高层的领导!可就是这一些，它让人们历久难忘，常念常新，常念常亲。
2001年5月5日12时于京东且住草堂
怀念我的老师周贻白先生
我最初知道周贻白先生的名字是在抗日战争后期，大约是1944年末或1945年春。那时我在无锡当小学教师，平时喜欢跑旧书店看书，有一次买到的几本线装书上都有"贻白藏书"的图章，经了解，这时周先生生活很困难，经常卖书度日。抗战胜利后的第一年，我考入无锡国专，不久，周先生来任教，我才第一次见到周先生，也就成了他的学生。他当时开一门目录学课．我选修了这门课，但他讲的目录学，我现在已经记不得了。我一直没有忘记的是他待人坦率诚恳的态度以及他当时正在认真地为中华书局写《中国戏剧史》稿子的情况。那时我与另外几位同学经常到他家去玩。他常常放下写作，与我们谈做学问的事。记得是1947年，当时的演剧九队到无锡来，住在秦淮海祠堂里，田汉和洪深也来了。演剧队在无锡演出了《丽人行》等剧，周先生曾同我们去看过田汉和洪深。这以后不久，我因为学生运动的事，离开了无锡国专，到了上海，与周先生分别而周先生也在1948年1月与欧阳于倩一起到香港去。
据我当时知道的点滴情况，周先生的经历是很艰苦的。他的父亲是一个唱湘剧老生的票友，周先生从小就由他父亲训练武功，学会了翻腾扑跌。后来他又去当过织地毯的学徒，也在文明戏班、湘剧班、京剧班演过戏，还曾参加过杂技团，搭棚演出过杂技，有过一段街头艺人的流浪生活，之后又到武昌师范大学旁听，还任过一家小报的校对，当过小学教员等等。总之，当时他的生活毫无保障，全靠自己的挣扎。
北伐以后，他在上海参加了田汉的南国电影剧社，以后又与阿英、夏衍、张庚等人接触，接受了一些进步思想的影响，也写了一些作品。抗战以后，他加入了上海抗日救亡协会，后来又参加了戏剧救亡协会的工作，因为撰写宣扬民族意识的剧本，曾受到日军监禁。他到无锡大概是在1942年，当时仍在汉奸特务机关的监视之下。
我与周先生于1948年在无锡分别后，直到1954年我到北京后才重新见面。他告诉我，他是于1950年初应欧阳予倩和田汉的邀约，从香港回到了北京，参加中央戏剧学院筹建工作的。在周先生不幸去世后，我还见到了当初欧阳予倩给他的信，信的末尾说："从此《邪和》、《子夜》之歌永成绝响，代之以'咱们工人有力量'矣!"我还见到欧阳予倩送给周先生的几首诗，是新中国成立前夕他们同寓香港时写的，抄在下面，以作历史的记忆：
无题四绝呈姬公华裔
作品游街理太差、随时拂袖好还家。长沙老几由来硬，走遍江湖不信邪。活该懒问短和长。老子当场有主张。国士无双如不识， 《邪和》《子夜》管他娘。
帽子横飞不用慌。先生早已设重防。寄情千载分前后，大胆摊书尽古装。四
余子纷纭不搭山。大江高唱入云间。浮生万事聊从俗，鸥鹭何曾一日闲。赠贻白磨铁砚点铅黄。击楫临风意气扬。毡垫何曾因自暖，钳锤亦复为人忙。择仁不为严刑改，嫉俗翻惊恶梦长。只有坚贞堪自傲，湘山湘水意偏长。桃花不疑庵主哼哼韵从诗里，可以清楚地看到当时欧阳予倩和周先生他们的爱国热忱和革命意气。确实当时全国的解放对他是极大的鼓舞。
他回到北京以后，就积极地投入了新中国的建设工作，热诚地从事戏剧教学事业。他发愤研究中国戏曲史，早在1935年左右就写成《中国戏剧史略》、《中国剧场史》两书，1936年由商务印书馆出版，后来又写成了《中国戏剧史》。新中国成立以后，他一方面积极地从事教学活动，一方面仍坚持戏曲史的研究工作。新中国成立20多年来，他著有《中国戏剧史长编》、《中国戏剧史讲座》、《戏曲演唱论著辑释》、《明人杂剧选注》、《中国戏曲论集》等书，约三百万字左右，在戏曲史的研究上起了重要的作用。
1979年出版的《中国戏曲发展史纲要》是周先生一生最后的一部著作。它包括了作者一生研究中国戏曲历史的重要成果和心得。
早在1957年春天，周先生应中国戏剧家协会的邀请，为有关单位的戏剧工作者讲授中国戏剧史，后来根据讲课记录，整理成《中国戏剧史讲座》一书，由戏剧家协会出版。这是一部深入浅出的通俗读物，对于普及戏曲历史科学有一定影响，但当时有读者在《戏剧报》上提出意见，指出作者没有从政治、经济和阶级分析的角度看问题。周先生虚心地接受了意见，决定把他在中央戏剧学院讲授的《大纲》毁稿，认真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重新研究，另写讲义。1959年春天，学院招收了一个编导班，他开始用新编的《纲要》为同学讲授，同时还不断听取对新《纲要》的意见，准备进一步修改。1960年秋季，他应邀到上海戏剧学院讲中国戏剧史，这个班的学员水平较高，除大专文科毕业生外，大部分是来自各地有实践经验的编导人员。他们代表着16个剧种，不仅希望知道中国戏曲发展的历史情况，而且要求了解地方剧种的特色和渊源流派。为了适应这一新的学习要求，周先生对原来的《纲要》再次进行改写并增添了若干新的章节。1961年4月间，他参加了高教部召开的文科教材会议，决定由他编写供专门学校和中等戏曲学校用的《中国戏剧史》各一部。会后，他对《纲要》又一次重加整理，并交付打印，拟作专门学校的教材。这就是后来出版的这部《中国戏曲发展史纲要》。
周先生的治学态度是严肃认真、谦虚谨慎的。本书在没有出版之前，他已经四易其稿了。如果周先生尚在，这次出版，为了精益求精，相信他还会五易其稿的。十分可贵的是他在学术思想上对自己的严格要求，力求按照马列主义和毛泽东思想，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对戏曲历史现象进行正确的分析和解释。例如关于戏剧的来源问题，作者在学习了马列主义和毛泽东同志的著作以后，毅然摒弃了他原来认为戏剧来自宫廷的陈旧观点，在书中论述了劳动人民在戏剧产生和发展中的作用，注意到封建统治阶级和人民群众之间的阶级斗争在戏剧领域内的反映。治学思想上的严格要求，是作者多次易稿仍未能完全惬意的主要原因。此外，周先生还非常注意调查研究，特别是书中的戏曲声腔和地方戏部分，是他多年调查所得，其中包括大量新中国成立后的新发现和新的研究成果，如魏良辅《南词引证》的发现，把昆曲的形成时间上推至元末明初；叶调元《汉皋竹枝词》的发现，经周先生的研究，认为在京剧皮、黄合演之前，早在嘉庆末年汉剧就先京剧出现了皮、黄合演的局面(过去多年戏剧界认为皮、黄合演是由京剧创始的)。这样，汉剧对京剧的影响就应重新估价。1956年于湖口、都昌发现的青阳腔，使我们找到了弋阳腔的变种，对明代流行的各种曲集以及它们所代表的声腔，有了进一步认识；对于现在各地高腔剧种以及徽戏的形成，在研究上有重要意义。我们还从福建的莆仙戏和梨园戏及其他古老剧种中找到古南戏的遗响。还有其他许多重要的发现，周先生都十分关心而且进行了认真的研究。周先生曾和汉剧、川剧、湘剧、徽剧、婺剧、同州梆子、蒲州梆子、西安梆子、山西梆子及其他几十个剧种的老艺人进行了多次座谈、调查。他把自己的研究所得，大部分都包容在本书之内了。书中关于近代地方戏的部分，是在他以前出版的几部戏剧史中没有写过的。总之，周先生的治学方法是注重实地调查，反对单从古书堆里讨生活的。
当然，在这部著作中，仍然会有不足之处，乃至错误。但是，周先生在学术上努力学习和争取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指导科学研究的积极精神，虚心听取意见、修正错误的谦逊态度，重视调查研究、实事求是的治学方法，是值得我们学习的。遗憾的尸他今天已不可能对这部著作进行修改了。但是该书的成就，总该过瑕不掩瑜的。至于怎样弥补书中的不足之处，这将是今天戏剧作者的任务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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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周先生对中国戏曲史研究的全面成就，应该由戏曲工作者和广大群众去评价。我个人感觉，他的研究成果对中国戏曲史这门科学的建立和发展，是有贡献的。
在封建时代和旧中国的戏曲，一向是被轻贱和糟蹋的，艺术凋零，资料散逸。要想把戏曲整理出一个史的系统来，并且是由一个人独立完成，其筚路蓝缕是可以想见的。何况周先生经济困窘，许多珍本秘籍，全凭抄借。就在如此艰苦的条件下，周先生于1947年写作了一部30余万字的《中国戏剧史》。这是一部资料比较丰富、内容比较广泛的戏曲通史。在这之前，只有1915年出版的王国维的《宋元戏曲考》。后来虽又陆续出版了几部其他断代史，也都不是全史。可以说全史还是从周先生开始的。固然，用今天的观点看，这距离科学的史学要求还较远，可是在当时他把庞杂零散的戏曲史料，经过爬罗剔抉，旁搜远绍，清理出一个初步系统来，并对戏曲史中若干重要问题进行了认真的考证。这对中国戏曲史这门科学的建立是有意义的，也是个良好的开端。加上前面提到的周先生的其他一系列著作以及其他几位戏曲史研究者的专著和论文，虽然我们今天戏曲史科学研究仍然是一个非常薄弱的环节，但至少可以说算是初具规模了，这个成绩是应该包括周先生的贡献在内的。我们今天从事戏曲研究工作的同志，手头总是离不开周先生的著作，就是一个明证。
周先生的戏曲史还有一个鲜明的特点：他是联系舞台演出来讲戏曲发展的。本来戏曲是舞台艺术，但王国维以来的一些戏曲史著作，往往只讲戏曲词章，这是不能说明戏曲历史全貌的。正如我们不能把戏剧只理解成为"案头剧"一样，因为这种最富有群众性的艺术形式主要还是通过舞台演出和广大群众发生联系的。不讲舞台演出，就不可能真正进入戏剧的历史领域来探讨它的发展规律。周先生在他的著作中，从唐宋以来的各种戏剧演出形式(包括音乐、表演、服装、化装)，都有所探讨和论述。为了协助演员了解古代戏曲演唱的方法，他出版了《戏曲演唱论著辑释》一书，对古籍中的疑义难字，详为剖析。这也说明，周先生一向是把戏曲作为舞台艺术看待的，因此十分注意舞台演出。他的戏曲史给予我们的戏曲概念，不是躺在桌面上的死物，而是活跃在历史长河中的一种立体的活的艺术，使我们能从今天的舞台演出中看到它的某种历史渊源。这是难能可贵的。结合演出，研究戏曲历史的发展，这一特点和周先生熟悉舞台实践是分不开的。他早年是湘剧演员，唱武丑，在他六十余岁高龄时，高兴起来还能来个属于"毯子功"的"倒毛"。他是有一定舞台实践经验的。这为他研究戏曲史提供了优越的条件。
周先生对戏曲历史研究是有创见的。特别是对戏曲声腔的研究，他最早提出中国戏曲声腔三大源流的看法(著有专文，新中国成立初期发表在《新戏曲》上，后来收在1960年出版的《中国戏曲论集》内)。他认为："中国的戏剧，在声腔上可以分为三大源流，即昆曲、弋阳腔(一名高腔，又作京腔)、梆子腔。"此说一出，戏剧界曾进行热烈探讨，当然是有争议的。有的说，应该是四大源流，加上皮、黄系统；有的说，应该是五大源流，加上民间小戏系统。可是有一个事实是肯定的，就是戏曲声腔的发展不是散乱无章的，它是有自身的渊源、流派、系统的。周先生的创见之可贵处就在于他根据丰富的资料和调查所得，从声腔之间的内在联系和它们的历史衍变中间，初步清理出一个声腔系统来，从而为探讨戏曲声腔发展的规律性提供一个重要线索。
周先生研究中国戏曲史还有一个特点，就是他的知识广博，从经史诗文乃至里巷之间的风俗俚语，他都作为研究戏曲史必备的知识，广采博访，兀兀穷年，所以他的著作总是以资料丰富见长，他的三卷本的《中国戏剧史》使用了约两千种资料。较之已经出版的各种戏曲史专著，他引用的资料应该说是最丰富的。这是我们今天研究中国戏曲史的一个便利条件。此外，由于他的知识广博，他为我们解决了若干阅读古典戏曲剧作中的文字困难。他注释的《明人杂剧选》，其中若干难辞、僻典，都畅然通晓。
周先生对戏曲考证和戏剧文物鉴定方面，也有一定贡献，如他写的《南宋杂剧的舞台人物形象》一文，对两幅描绘杂剧的南宋画页的内容鉴定，一般是没有异议的。《侯马董氏墓中五个砖俑的研究》、《元代壁画中的元剧演出形式》诸文，也都有他自己的独到见解。
周先生对戏曲史研究的贡献，当然不只这些。这里只是就本人所见，略述一二。
对于中国戏曲史的研究，目前还仅仅是一个开头，要写出一部或几部像样的中国戏曲史来，还有待于广大戏曲研究者的努力，尤其是经过"四人帮"的大破坏以后，这个工作更加艰巨了，但也更加迫切了。为了做好这个工作，也为了继承戏曲遗产，目前迫切需要做好传统剧目的抢救工作和对各种地方剧种的调查工作，因为这是研究的第一步。我相信我们的戏曲研究者是能够出色地完成这个任务的。周先生的这部遗著的出版，对我们完成上述任务，应该说也是一个很大的鞭策。
1978年11月11日夜12时于上海锦江饭店2000年3月12日修改并分节哲人其萎 我怀何如--沉痛悼念吴组缃先生
吴缉缃先生不幸去世了。我怀着十分沉痛的心情，写下了这句话。
吴组缃先生是北京大学的著名教授，是学术界的老前辈，也是红学界的老前辈。吴组缃先生的去世，是学术界的重大损失，更是红学界的重大损失!
吴组缃先生是中国红楼梦学会的第一任会长，所以，组缃先生的去世，使中国红楼梦学会失去了一位老会长，失去了一位红学的权威!
我于1954年8月到京，不久就赶上了批判胡适、俞平伯先生的《红楼梦》研究的运动。那时，我对《红楼梦》尚无研究，也不能置一词；但"运动"却迫使我学习，除认真读《红楼梦》之外，就是读当时报刊发表的文章。在那么多的文章中，给我印象最深，深到至今不能忘记的就是吴组缃先生的那篇《论贾宝玉典型形象》。我读到的是一个油印本子，时间大把已是1956年了。后来这篇文章在《北京大学学报》发表了，我一直保存着这个油印本，虽经"文化大革命"也没有丢失，"文化大革命"前有时我还拿出来重读过。现在已将40年了，这个油印本估计还在我的书堆里。
这篇文章之所以给我以如此深刻的印象，就是因为吴先生对《红楼梦》及贾宝玉这个典型分析得深刻，能发人深思。吴先生在文章里很少引用马克思主义的词句，但他的分析却是历史唯物主义的分析，他把贾宝玉置于那个特定的历史时代，特定的封建贵族大家庭的具体生活环境，来作严格的现实主义的细致分析，在他的文章里读不到用"左"的词句来掩盖贫乏内容的"花腔"。最近，我借到了吴先生的《说稗集》，又重读了这篇长文，感觉仍是那么新鲜。
我听说在"文化大革命"中吴先生吃过不少苦头，原因是他不肯随"风"说假话，说违心的话。那时正在批判30年代的文艺路线，但吴先生却坚持不能一笔抹煞!在那时敢于说与"时势"完全相对的意见的能有几人?吴先生却就是敢于屹立于"时势"之上的一人!
我认识吴先生已想不起是什么时候开始的了。1954年以后的批判运动中，全国文联经常有报告会，会后就是小组讨论，我参加过当时的很多次报告会和讨论会，回想我见到吴组缃先生是在那时的讨论会上，但那时还未建立联系。一直到1979年下半年《红楼梦学刊》创刊，举行了一次极为盛大的创刊会。在这次会上当时所有的红学界前辈全到了，而且还有文艺界的重要领导。记得文艺界的领导有茅盾、周扬、林默涵。红学界的老前辈有顾颉刚、俞平伯、王昆仑、启功、王利器、吴世昌、吴恩裕、端木蕻良、周汝昌等。吴组缃先生也参加了那次盛会，这就是我与组缃先生建立关系的开始。到1980年7月哈尔滨第一次全国红学会议，中国红楼梦学会正式成立，吴组缃先生当选为中国红楼梦学会会长，我忝为副会长兼秘书长，之后，我与吴先生的接触就日益增多了。
1988年5月，在安徽芜湖召开第六次全国《红楼梦》研讨会。这一次，吴先生也出席了会议，并且在会上作了三次重要的发言，给了与会者以最大的满足，也使这次学术会议大大增强了它的学术气氛。吴先生的这三次发言，后来在1989年第一期的《红楼梦学刊》上刊登了，受到了广大读者的热烈欢迎。
此外，《红楼梦学刊》编辑部举行重要会议时，记得吴先生也出席过两次，并且都讲了话。
我还记得有几次，我与邓庆佑、吕启祥、沈天佑一起去看望他，每次见到他，他总是要快谈移日。可惜我们都与吴先生的住处离得较远，不能经常见面，失去了经常请教的机会。
我与吴先生长期的接触过程中，深感吴先生不仅文章照耀后世，而且他的道德一直在教育当代。吴先生是出名的正直无私的人，文艺界和学术界有时有些是非或争论。是学术争论，吴先生总是说之以理；属于是非之争，吴先生总是以严正的态度，明辨是非，往往还仗义执言，面折人过。所以吴先生常被人看成是道义的威慑力量。在红学界尤其是如此。
当前"红学"又是异说纵横的时候，但定睛细看，却实际是"假"说纵横，商业界造假的歪风竟然侵入了"学界"，或者说商业竟然利用学术这块牌子大搞假冒伪劣。而不少报刊，也竟然紧跟吹捧，不遗余力。可见目前利用学术作幌子，大肆宣传假货的风气还在蔓延。倘若吴组缃先生还在，对此浊流，一定会愤然起来仗义执言的。
但是足以告慰吴先生的是，对此来潮汹涌的种种异说，整个红学界几乎无人理睬，可见"红学"的这个阵地，还是有深厚的学术为其基石的，并不是想动摇就可以动摇的。但可忧的倒是"红学"以外的人，对此不了解，面对着这种汹涌的宣传攻势和广告攻势，就难免要上当受骗了!
面对着这样的社会现实，在沉痛悼念吴组缃先生的时候，我自然而然地想起了：哲人其萎，我怀何如?
1994年9月17日于京华宽堂
林同济教授诗集序
林同济教授，是著名学者、诗人、莎士比亚研究专家、翻译家。我认识林老已经是很晚了，那是1978年6月。先是我为上海老画家朱屺瞻先生的画册写了一篇长序，后来又为屺老的画题了一些诗，林老看了我的文章，感到我们同是屺老画的爱．好者和崇拜者，我们在中国画方面，尤其是对朱屺老的画，有着非常一致的看法，所以林老不顾72岁的高龄，竟然要跑到我的五层楼上来会晤，等到我要说我去看他时，他已挂断电话，直到我处来了。那是1978年的6月6日。
林老清瘦而健谈，因为有了朱屺瞻先生的一层关系，所以我们一见如故，谈得十分高兴，而对朱屺老的画，我们的评价是很高的。第二天，林老即给我来了一信，信里托我办两件事。一是托我收集叶师的诗，他要请他的妹妹林同端翻成英文向世界流传，二是他要请我约见周扬同志。第二件事，记得我当时就转告周扬同志，后来可能是见面了，因为我后来听到向扬同志谈到林老，极加称赞。
这之后，我在上海朱屺老的梅花草堂里还曾晤见过林老，那时林老为朱老题了新作的《浮想小写》十二图，并写了一篇笔墨情致非常好的短叙。
但从此以后却没有能再见到林老，只是从报上看到他几次外出的报道，直到他在美国不幸逝世，我也是从报上看到的。初看这个消息时，实在不敢也不愿相信，但这是现实，感情是改变不了现实的。
与林老相接触给我的一个最突出的印象，是他的崇高的炽热的爱国主义思想和强烈的民族精神、民族意识。他说："祖国不富强，我无心悠闲度日"， "等中国强了，人民富了，我才安心"。他对韩美林说："美林的画扎根在中国的土壤中，他可以接受外来的雨和露，但是根不能拔!"这些话，包含着多么崇高的爱国主义思想和民族精神啊!不能忘记，林老是受过极大的冤错的，20年被错划右派，这是什么样的日子!我的前辈朋友和同辈朋友中，有不少是受过这种奇冤的，因而我深知此中血泪，林老自也不能例外。但是林老却始终不提一字这个错冤改正后，就奋起直追，一定要把失去的时间追回来，而且一心以国家民族的兴旺为念，毫不计及个人的得失荣辱!这是何等博大的襟怀!这样的襟怀，是与屈原、司马迁、杜甫、陆游等先贤一脉相承的，是中华民族的脊梁!林老之所以受人尊敬，不仅仅是他的爱国思想，更为难得的是他是受尽挫折、百劫余生的人!国家让他受错受冤受罪，而他却拳拳爱护国家，以国家的荣辱为自己的荣辱。他说："母亲越是穷，才越不能离开她。"这是闪耀着光芒的语言，是我们民族思想的精华。中华民族的历史传统，就有一批一批献身祖国、献身人民的豪杰，他们真正是"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大丈夫"!林老是无愧于这一行列的一员。
林老是一位真正的诗人。
那时林老为朱老题了新作的《浮想小写》十二图，并写了一篇笔墨情致非常好的短叙。
但从此以后却没有能再见到林老，只是从报上看到他几次外出的报道，直到他在美国不幸逝世，我也是从报上看到的。初看这个消息时，实在不敢也不愿相信，但这是现实，感情是改变不了现实的。
与林老相接触给我的一个最突出的印象，是他的崇高的炽热的爱国主义思想和强烈的民族精神、民族意识。他说："祖国不富强，我无心悠闲度日"， "等中国强了，人民富了，我才安心"。他对韩美林说："美林的画扎根在中国的土壤中，他可以接受外来的雨和露，但是根不能拔!"这些话，包含着多么崇高的爱国主义思想和民族精神啊!不能忘记，林老是受过极大的冤错的，20年被错划右派，这是什么样的日子!我的前辈朋友和同辈朋友中，有不少是受过这种奇冤的，因而我深知此中血泪，林老自也不能例外。但是林老却始终不提一字，这个错冤改正后，就奋起直追，一定要把失去的时间追回来，而且一心以国家民族的兴旺为念，毫不计及个人的得失荣辱!这是何等博大的襟怀!这样的襟怀，是与屈原、司马迁、杜甫、陆游等先贤一脉相承的，是中华民族的脊梁!林老之所以受人尊敬，不仅仅是他的爱国思想，更为难得的是他是受尽挫折、百劫余生的人!国家让他受错受冤受罪，而他却拳拳爱护国家，以国家的荣辱为自己的荣辱。他说："母亲越是穷，才越不能离开她。"这是闪耀着光芒的语言，是我们民族思想的精华。中华民族的历史传统，就有一批一批献身祖国、献身人民的豪杰，他们真正是"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大丈夫"!林老是无愧于这一行列的一员。
林老是一位真正的诗人。
持将一代纵横笔，写出秋风几朵香。
又题海粟大师的黄山图云：
咫尺毫蛲万象包。拈来绕指只清寥。平生未能低头处，输与黄山一折腰。又和刘海粟《水龙吟》梅花词云：
十年谁遣参商，天涯原是比邻耳。相逢一笑，皤皤两首，吾侪老矣。酽酒三杯，波涛中坐，平生意气。抚峥嵘岁月，乘除物我，昨非也，今应是。 记取岁浮梦未，正迷漫，云天无际。一枝庾岭，绛云掠影，清香飘蕊。伴月魂归，捣霜骨换，默将春溉。致风水流本意，犯三冬冻，博生花慰。
题朱屺瞻画苏州奇柏云：
剖腹依然千岁姿。擎云盘错两龙枝。放顽不向雷鞭屈，好为人间吐一奇。题朱屺瞻画《浮想小诗》"清洗"云：
雌黄迷紫夺朱心。披甲横行腐草阴。十月风高霜洗簖，一灯破梦笑成擒。题朱屺瞻山水册云：
屺翁探源不师古。意脱前贤法自主。
解衣丹墨十斗倾，磅礴山河气如虎。林峦水石态万殊，咫尺之间千里睹。雄奇苍劲浑天真，妙化痴涛熔董巨。兴高飞思入寂寥，飘忽笔头起风雨。砰然落纸破时空，依稀色势来西三。为言画本神游耳，旧楮云烟宁我阻。昨日晴窗一梦憨，百出瀛洲与天姥。我昔闻诗于大父，诗亦何曾界吴楚。骚魂只解性灵翔，顿足不妨鸲鹆舞。展册摩挲两无言，一笑邻鸡喔喔午。题唐云画竹云：
春转梢头有乌知。青光一抹入樽迟。梦曾风影娟娟净，冰雪相看可此枝。题吴青霞画双鱼图云：
凌空水阁散仙居。过眼千帆入梦如。偶爱江清风暖处，沙光赫影一双鱼。海上诗老陈兼与先生评林老诗云："大都窈渺清警，奇突处亦有几分昌谷之意。"此语当是对林老诗作之的评。
林老对李贺的诗是有深刻的研究的，他曾校阅李贺诗集古今版本二十余种，并拟著《李贺诗歌集疑误字质证》一书，可惜书未成而林老已经归去。然而就我的见闻所及，林老发表的对李贺诗研究的成果，已为当代李贺研究的专家所吸取，这也稍可告慰林老于地下了。
当然大家都知道，林老是莎士比亚研究的专家，他去世前一年去英国，也是为了参加在伦敦举行的第十九次国际莎士比亚年会，而他在美国突然逝世，也是倒在讲演莎士比亚的讲台上的。他在莎学研究方面的业绩是举世公认的，自然也将被人们继承和发扬。
林老，从本质上说，他是一位诗人。是一位中西兼精、具有深厚的中国传统学术文化造诣的学者。
林老，是一个纯正的中国人。
1997年11月18日晨6时写毕于京东且住草堂。时在林老逝世19周年前二日
此情成追忆
--《八家评批红楼梦》重校后记
此书初属稿时，曾承刘海粟大师赐诗赐画，海老诗云：
一梦红楼不记年。须弥芥子如长天。饭瓜换得文思健，无痴无怨即神仙。朱屺瞻老人还曾为作《黄叶村著书图》长卷，吾师王瑗仲先生
为题引首，老友杨廷福亦曾赞预其事，美国加州侯北人先生还曾为作《瓜饭楼校红图》。今除侯北人先生仍侨居美洲，望洋相忆外，其余诸公均已溘然逝去，面对陈稿，往事如烟，不胜人琴之叹。
去年8月北京国际红楼梦研讨会期间，美国老友周策纵翁示我以大诗《曹红》， "为97北京国际《红楼梦》研讨会作"，诗云：
平生最服蒙庄达，却为曹红每怆神。乐极早知悲愈甚，情深翻窘意难真。
东风负尽芙蓉约，北国追迷木石因。胜会于今过五度，秋声谁共吊荒磷。诗后自注云："痛平生所知红学家胡适之、俞平伯、顾颉刚、吴恩裕、吴世昌、王昆仑、吴组缃、张毕末、高阳、端木蕻良、宋淇诸公之不可再得也。"诗意苍凉，令人百感交集。注中所举，除胡适之先生予未能及外，其余诸公，皆曾相接。数年前高阳先生来京，并曾先请约晤。诵周公诗，予即敬步其原韵云：
酊年一会红楼梦，回首沧桑倍怆神。乔木世家无剩迹，荒琢短碣存遗真。奇文四海争研析，怪事九京出有因。愿与诸公勤著述，一篇聊以慰秋磷。"荒蟓短碣"，指通县张家湾出土之曹雪芹墓石。会间宋谋兄亦有步韵之作，诗云：
旧新两赋红楼梦，笔走龙蛇气倍神。珠玉充怀蒙叟乐，烟云满纸义山真。人生聚散原无定，世事沉浮自有因。故国风光今胜昔，凭栏酹酒慰飞磷。与此同时，我尚有赠辽阳傅克诚兄诗，诗云：
一梦红楼二百春。重来已是隔年人。感君意气浓于酒，一片高情比紫金。
缘克诚兄两度支持红学会议，故有此作也。会前美国威洲赵冈兄原定与会，临时有事未能成行，加拿大叶嘉莹教授则先有他约，亦未能来，澳洲柳存仁先生亦因故未能与会，殊系人思耳。
犹记前岁2月1日参加哈尔滨海峡两岸《红楼梦》研讨会，予亦有感怀之作，诗云：
江城三度话红楼。满眼青山未白头。雪地冰灯新境界，烹鸡炙鹿旧嬉游。宏论四海佳宾集，妙义千层细细求。但教微茫能所见，何妨名列第九流。此诗第二句指哈尔滨一冬未雪，冰灯所用雪都是从别处运来，末句言予志在求红楼精义，不在名位也。
此书甲戌重校重排时，多得陈瑞虎厂长、姚舞雁先生之助，上海王运天兄特为刻"瓜饭楼校红印记"一巨章，宿州王少石兄则为刻"痴人说梦"巨印，盛情至可感也。
特别是1984年冬，予偕李侃、周汝昌两先生赴前苏联列宁格勒鉴定俄藏《石头记》抄本，签订两国合作出书协议。归国后，李一氓丈特赐诗为贺，诗云：
泪墨淋漓假亦真。红楼梦觉过来人。瓦灯残醉传双玉，鼓担新钞叫九城。价重一时倾域外，冰封万里识家门。老夫无意评脂砚，先告西山黄叶村。
予敬步李老原玉云：
世事从来假复真。大千俱是梦中人。一灯如豆抛红泪，曾，口飘零系紫城。宝玉通灵归故国，奇书不胫出都门。小生也是多情者，白酒三杯吊旧村。此列宁格勒藏抄本《石头记》后亦由中华书局影印出版，今李
老亦已作古，回首往事，可胜浩叹!
稍忆校红琐事，则往事如梦如烟，纷至沓来，信笔记之，不觉盈稿矣。聊以短笺，永忆故人也。
宽堂冯其庸谨记
1998年7月22日夜于京东且住草堂
无尽的怀念
编完了这部集子，一时思绪纷繁，纷至沓来，不可自止。这个集子所收的文章，刚好自1982年到1992年，整整十年。在这十年里，我的师友，弃我而去者，何止五六位。回想当时，我的文章，或写作时或发表后，总会得到他们的反应，或者是所见相同，或者是有所商榷，他们在写作时，我也同样如此。现在当这些文章结集的时候，他们却已经不在了。我对着这些文章，不禁有人琴之叹。
当年与我相知甚深的是上海的杨廷福。他被错划为右派，历尽了人世的坎坷，后来又取得了学业上的极大成就，他因校注《大唐西域记》借调到中华书局数年，所以我们得以朝夕相见，谈艺论文，无有虚日。当时我们自谓人生之乐、朋友之乐无过于此矣!最近我忽然翻到一张他给我的诗笺，有诗云：
旅居日下，挚友瓜饭楼主每招饮．欢若平生，偶得四韵以奉
鸟鸣胡嘤嘤，出谷为求友。风雨欢同群，澹泊一尊酒。变更反掌间，自恃每思危。鼎鼎百年里，志定期无亏鲰生百不识，于世如微虫。感激炯丹悃，浮誉非所崇。当途富才杰，经世岂遗算。纡回念时艰，坐语独颜汗。廷福呈稿这四首诗，反映了我们当年论文之乐，所谓"风雨欢同群，澹白一尊酒"，也反映了我们对时世艰难的感慨。我们自以为此乐方殷，百年可恃，谁知好景不长，癌症竟活生生地把他夺走了。1984年除夕前，已经告知他是癌症了，他在病榻上给我写了一封信，这封信书、辞俱好，但是却成了他的绝笔，我捧读这封信，泪涔涔下，不能终读，书云：
宽堂我兄尊右 弟致疾(现已确诊为肺癌)荷 兄雅厚殷殷，胜于骨肉，铭诸五内而已。弟素达观，枕上默诵禊帖，于石火电光之身，一笑置之。惟五伦之中，朋友第一，此谭浏阳已先我言之矣，固不能忘情也。枕上拟一联语：
向明独卧情怀远忍疴自扶滋味辛春节后弟家迁居南市新寓，弟住院现在化疗中(第一疗程已了，进步不大)，尚需住几何时，尚不可知。所拟联语，恳兄挥毫(三尺对联)示下，弟即付装池。俟弟出院后，病榻朝夕相晤何如?言不尽意，
即颂
著安，并祝
春节新禧
司第迪吉
弟杨廷福于病榻癸亥岁不尽二日这封信以后，我又到上海去看了他一次，已是病极之状，见我去几乎相持痛哭，我除拭泪长叹外，竞无言可以慰他，延至5月25日下午3时20分，终于与世长辞。我现在写这篇文章时，离他七周年的忌日，只有两个月了。
我的另一位好友，就是诗友江辛眉。辛眉兄的酒量诗怀都是第一流的，而他的诗尤其快而且好。我们相聚，廷福常常与他打赌，他可以出题立就，毫不夸张。他悼念陈毅元帅的那首名作，我已在早先悼念他的文章里引用过了，日来捡旧札，竞找到了一张纸片，是他在一次会议上递给我的，上面写着一首诗，是悼念吴晗同志的。确是一首难得的好诗：
题吴晗同志遗札次程应王翟兄原韵感旧山阳笛，悲深向子期。
十年天下事，百丈镜中丝。河尽槎回日，山空斧烂时。春风鹃口血，能唤几人归。与辛眉在一起，他的诗可以随日吟出，真是咳吐之间成珠玉。
辛眉去世后不久，刘海粟大师给我写信时，也叹惜他的逝世。海老的信说：
其庸教授友爱：
黄岳一别，于今六年，云何不思!得
惠书，欣慰无量......我们的好友江辛眉物故，殊可痛怀，人之不可期也如此!政协会议结束，我打算在此休息几天，届时当趋访畅谈，草草具答，余惟珍爱不宣。
刘海粟
1988年4月3日辛眉是在廷福逝世不久就去世的，当时我哭廷福的余痛未尽，根本没有想到辛眉兄会接踵而去，当时王运天兄自上海打电话告诉我，我几乎不相信自己的耳朵，一时急痛相加，差一点不能自持。现在就连海老也远在天边，不能相见，真是情何以堪。前年，我在上海，忽传海老有海外东坡之谣，我为之大痛，连作数诗，事后知道是宵小之辈的造谣，为之既愤且慰，当时有诗云：
海阔天空老画师，江山万里一挥之。今来古往谁能似，只有富春黄大痴。不知为什么，近来常常梦见海老，去年12月24日夜，梦见海
老端坐抬椅中，虽华发飘萧，而豪气干云，意态如昔，醒后，我在枕上苦忆不止，口占一绝云：
云山烟水苦难亲。昨夜三更梦见君。华发飘萧清瘦甚先生豪气却干云。我深深盼望和等待海老归来，以尽平生之欢。
我的还有一位好友是祝肇年。肇年与我是先后同门，都是周贻白先生的学生，我比肇年早得多，我是1947年从周先生学的，肇年已经是新中国成立之后了，就是因为周先生之故，我们遂成为莫逆之交。肇年也是吃尽了苦头，真是一言难尽。他往往晚上很晚来找我，一谈就是到深夜。他是戏曲名家，与他谈自然都是梨园新事或旧事，有时也为世情而慨叹。肇年论事往往容易激动，完全是诗人本色，而且善良天真到令人吃惊，但是我感到他直感得多。他病极时，我去看他，他倒反而平静安详。他对我说，他的病已不起，但他无所留恋。他说得那么平静，但我深深感到他的内心是多么悲苦啊!知道他坎坷一生的人，是更会理解他的这句话的。去年秋天，我在湘西吉首开会，遇到他的学生，我急忙打听他的病情，说较前有好转，我当时听了如闻妙音，如聆仙乐，真是心情为之一宽，岂知到我回京的第二天，不幸的消息就传来了。我在悲痛之余，写了三首悼诗：
十年夺我三知音。痛哭苍天太不仁。坎坷平生祝季子，一生受苦到终身。论文促膝到论心。季子胸中太不平。拔剑长啸忽然起，恸哭神州要陆沉。文章掷地有金声，身世悠悠草一茎。
一曲西厢妙能解，君是王郎再世人。
肇年是《西厢记》的专家，他曾与我多次深夜长谈《西厢》。他对《西厢》曲文的赏析，既深且透，而又无穿凿馒订，我一直劝他写一部论证和赏析《西厢》的书，以飨世人，他也一直有此意，可恨天不假以年，还是连他和他胸中的《西厢》一并夺走了。
1984年12月15日，我受国务院、外交部、文化部的派遣，与周汝昌、李侃两先生一起到苏联列宁格勒鉴定《石头记》抄本。后来，李侃与我一起在我驻苏使馆宿舍起草了中苏联合出版《石头记》的文书，传真到国内获得批准，再译成俄文本完成了此行的任务。后来此书终于得以出版，流落域外的《石头记》抄本终于得赋归来，此事的前前后后，实际上皆是李-氓丈的操劳谋划。此书归来后，李一氓丈曾赋一诗，并请沈锡麟兄将诗稿交我，诗云：
《石头记》清嘉道间钞本，道光中流入俄京，迄今已百五十年，不为世所知。去冬，周汝昌、冯其庸、李侃三同志亲往目验，认为颇有价值。顷其全书影本，由我驻苏大使馆托张致祥同志携回，喜而赋此。是当急谋付之影印，以饷世之治红学者。
1985年3月20日李一氓泪墨淋漓假亦真。红楼梦觉过来人。
瓦灯残醉传双玉，鼓担新钞叫九城。价重一时倾域外，冰封万里识家门。老夫无意评脂砚，先告西山黄叶村。得诗稿，我即次李丈原韵奉和一首，诗云：
世事从来假复真。大千俱是梦中人。一灯如豆抛红泪，百口飘零系紫城。宝玉通灵归故国，奇书不胫出都门。小生也是多情者，白酒三杯吊旧村。1984年12月予赴苏联，鉴定《石头记》乾隆抄本，
归后李一氓丈赐诗为贺，即次原韵。
宽堂冯其庸
此诗除了抄呈李老外，我还特意请丁山宜兴紫砂厂工艺师周寒碧制成大型曼生提梁壶，我将此诗写刻在壶上，以作永久的纪念。当时一共做三把，其中一把已流人海外，成为珍品收藏。此壶的图版，也已在近年出版的大型紫砂壶画册上不断刊登。成为紫砂佳话。可是李一氓丈却不幸于前年冬天去世了，当时我正在新疆吐鲁番调查伯孜克里克、吐峪沟千佛洞和高昌、交河古城。消息传来，我不能相信，我说我一定要到乌鲁木齐见到报纸报导，才能相信。话虽然如此说，可心里已经在忐忑不安了，到了乌鲁木齐，找到《人民日报》，李老去世的讣告赫然在目，我嗒焉若丧，一种莫名的痛苦向我袭来，我感到我又失去了一位师长和挚友。犹记不久前，李老在钓鱼台宴请台湾学者潘重规先生，通知我作陪，当在座的记得有张光年、任继愈、周绍良、王蒙和我。李老对着客人和我们说，在这里大家可以无所不谈，我不是官，没有那么多麻烦，只管自便。因此大家散坐着交谈，十分亲切。
李老平时处理事情，非常果断，绝无官场习气，依然书生本色。虽然已80以外的高龄，仍旧手不释卷。我们校注的《红楼梦》刚出不久，他就看过，并发表了热情鼓励的文章。我们刚从苏联回来，在磊趸荔丽磊面丽袤荪艾诿蒿盖茹赫着热情，在他领导下的古籍整理工作是有突出成绩的，我也是区为整理古籍，才与他有较多的接触。现在已经是人天永隔，不可再见了，细思前事，宁不令人痛煞!
十年中我失去的还有永生难忘的一位，就是我的老师王蘧常瑗仲先生。还是抗战胜利那一年(1945)，无锡国专复校后，我在教务长冯振心先生的书房里，见到瑗仲师的章草条幅，是写的他自作的《再望长江》律诗。瑗师的章草是当世的一绝，就是放在中国书法史上，也可以说是前无古人的，所以无怪乎日本书法界称瑗师为当代的王羲之。瑗师晚年也刻有一章日："王蘧常后右军一千六百五十二年生"，可见瑗师对自己的书法也是十分重视的，我当时既无比地倾倒于他的书法，又无比地欣赏这首诗，可以说是不减杜律。诗日：
春草扁舟眼暂明。江涛还似旧时清。曾留故国山河影，似带中原战伐声。直下何辞千折尽，长驱会有万峰迎。天回地转终填海，莫再呜咽意不平。这芦诗是抗战中写的，所以词意呜咽慷慨，而"直下"、"长驱"，爱国之情溢于言表。从此以后，我四十余年来一直未与瑗师失去联系，尤其是在社会的种种变动中，一直是相互忆念和信任的。前年，瑗师还特意为我写了《十八帖》长卷送给我，这所谓的《十八帖》，完全是我和王运天兄缠着他写出来的，我们说王右军有《十七帖》传世，瑗师应该有《十八帖》，我们吵着要他写，隔了几个月，谁知他竞给我写了十八封信，一信谈一事，如第一封信说：
十八日
书悉。屡欲我书十八帖，何敢续右军之貂。但以足下情辞恳款，又不忍拒。此书首有十八日字，置之卷前，即谓之十八帖可乎?一笑。
其庸弟 兄蘧第六封信说：
运天弟言
足下有米癖，得之黄河两岸及秦陇，大至数十斤，小亦数斤。古人所作归装，无此伟观，令人欣羡。
《十八帖》完成后，瑗师特地写信给我，要我到上海去取，我为此特意到了上海，拜见瑗师后，欢逾往日，饭间，瑗师还能吃肥肉，饭量还比我大，满以为百年可期，谁知我拜别后第五天，瑗师去世的噩耗就到来了，从此我失去了我最尊敬和慈爱的老师，这几年我每到上海，总觉茫茫然若有所失......
从此我也更加体认到师生感情和朋友感情的珍贵。昔黄山谷悼东坡诗云：
有入夜半持山去，顿觉浮岚暖翠空。试问安排华屋处，何如零落乱云中。能回赵璧人安在，已入南柯梦不通。赖有霜钟难席卷，袖椎来听响玲珑。
工资 我现在才认识到山谷的这首诗写得多么好啊!"夜半山去"、"浮岚翠空"，真是我现在的实感，而"乱云零落"也真是这些已故知友的境遇。现在是赵璧难回，南柯已人，人天永隔，邈若山河矣!我现在当然没有石钟可敲，但面对着这本结集，面对着这些曾与知友们推敲过的文章，也犹如重听霜钟了！
1992年3月28日于京华瓜饭楼
云林高士旧家风
--怀念倪小迂先生看到《倪小迂诗集》出版，非常高兴。小迂先生是我的前辈老友，我们相交了半个世纪，情如亲人。
我们的相交也是从"诗"开始的。40年代初，我在无锡工专读书，国文老师顾钦伯先生给我看一份油印的诗稿，诗题是《四十述怀》，作者是倪小迂。我读后非常钦佩和感动。顾钦伯先生就为我介绍了小迂先生的大概。特别说他是元代大画家倪云林的嫡系，他本人也是画家、雕塑家。这就更加促使我想早日见到小迂先生，在等待小迂先生的这段时间里，我把他的《四十述怀》一诗都背熟了。隔了不多久，果然小迂先生又来了，我们终于见了面。从此就再也没有间断过联系。
1954年，我调到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小迂先生在农科院工作，离我住处很近，所以我一有空就去看他，非常亲切。小迂先生的夫人诸继贤也特别慈和，我们在一起完全无拘无束，那时我才30岁，小迂先生已经54岁了，但我们在一起好像长兄和小弟一样，无所不谈。．一年后我搬到城里住，但每周都到学校上课，所以仍能与小迂先生见面，有时他进城也常到我住处去。
60年代初，小迂先生回到无锡。我每次回无锡，也都必定去看他，他住光复桥堍的住处，我至今记忆犹新。
小迂先生的诗，是性情中人的诗，是画家的诗，所以自有他与众不同的地方。他的《四十述怀》我很长时间都能背诵。特别是第一首：
清闷家风我学迂，何妨画竹被称芦。尝融古意丹青味，每异时情翰墨娱。避俗偏为尘上客，迎人宁作笔头奴。狂言一笑成知己，微醉青衫薄酒污。其中"何妨画竹被称芦"、 "狂言一笑成知己，微醉青衫薄酒污"等句，可说是一时警句，我与他的交往，也真成为"狂言一笑成知己"。
小迂先生的诗集，自始至终贯串着强烈的爱国主义的思想感情。例如他的《四十述怀》里说："话到平生多洒泪，论将气节少低头。""遥遥万里出乡关，不逐胡儿誓不还。即是心微知气节，何能国辱忍羞颜。"当我读到这些诗句时，真是万分激动。因为那时是1943年，日本鬼子还未投降，抗战正在艰难的阶段，我们走在路上随时都可遇到杀人不眨眼的日本鬼子，而这些诗句要是被日本鬼子看到，那是十分危险的，但小．迂先生不仅敢于写出来，还印发给自己的朋友，可见他的爱国热忱是如何之高了。
小迂先生肯定还有一些诗未收进这本集子里，我记得有一次我回无锡，约着汪海若、严古津一起与他见面，他还拿出来他的一组诗，是咏峨嵋山的。那时他塑造了一座峨嵋山的模型，并为峨嵋山写了组诗，我与严古津、汪海若都曾写过和涛，可惜古津、海若都已去世，我的和诗一时也找不着底稿了，但小迂先生有这组诗是肯定的。
还有一次，我与小迂先生一起在惠山喝茶，记得同座者也是海若和古津。临别时，我有一首诗送小迂先生。这首诗我还能记得，现将它写在下面，作为本文的结束：
怠山与小迂先生茗话留别
九龙秋老二泉寒。曾共髯翁把臂看。空叫满山明月在，翁归陀里我长安。斗
2000年元月2日匆稿
水流云逝人何在
--怀念邓云乡兄
云乡兄离开我们已经两年了。
记得1998年11月中旬，我突然接到云乡兄的电话，说他来北京开会了，因住的宾馆太冷，受冻后感冒了，急着要回上海去，不来看我了、。他说下月就要来北京，到时再来看我。
我当时并没有太在意，觉得感冒只要几天就好了，所以，电话以后，这件事也就过去了。想不到隔不多久，上海来电话，说云乡兄已经去世了!这对我真是一个晴天霹雳，我接了电话，真不知如何是好!
后来知道，他回上海后，自恃身体好，以为只要洗一个热水澡，泡上一泡，感冒就好了。谁知一泡以后，当时就起不来了，经朋友帮忙，急送医院，一检查，方知是肺癌突发，已是晚期，加上先冷后热，更加剧了病情的恶化，所以住院后只有十来天即去世了。我听了云乡兄的这个经历，真正使我感到"人之不可期也如斯"!
我与云乡交往，前后已有三十来年了，我深知云乡是一个笃学而又朴实的人，回想我们三十多年的交往，真是"君子之交淡如水"，除了茗话以外还是茗话。但云乡是著名的美食家，又做得一手好菜，其最得意之作是红烧牛肉，曾多次邀我去品尝，我一直迟迟未去。因为他的夫人长年病废在床，云乡照顾她一人，已经很辛苦，岂可再去讨扰。但经不住云乡一再邀约，我终于去了一次，品尝之后，觉得真是不同凡响。可见云乡不仅仅是个美食家，而且他的实践也是第一流的。
在做学问上，大家都知道他博而深。关于他的治学的博，不用看他别的多种著作，单看这本《水流云在丛稿》就可以明白了。例如这书的目录里有这样一些题目：
民俗学与中国民俗
元人词中之北京风俗中国葬礼历史演变李清照词简说
清代物价三百年述略
抗战时期后方物价简介
《红楼梦》与中国传统文化红楼茶事
颜习斋和读书无用论苏州"贵潘"四题陈师曾艺事
广和居小志百年商务话旧
这些题目，其跨度之广，是一看便知的。在全书52个题目中，有不少似乎是"杂文"小品，其实不然，只要翻开一读，就知道都是洋洋洒洒的大文章，不仅言之有物，而且是言之有据。
所以云乡写这些文章，并不是遣兴，而是做学问，所以才会做得如此认真。例如《广和居小志》这篇文章，看似一个小题目，却是一篇大文章。久居京华的人知道"广和居"是平常的事，我住北京快50年了，也早闻"广和居"之名，但却语焉不详，不知底里。而云乡的文章，却从一张道光十一年(1831)十二月初二盛连英的"倒"字文书写起，盛连英情愿将自己开设的隆盛轩酒铺， "倒"与申广泰开设"广和居"，代价是银肆拾陆两整。这就一下刨到了"广和居"的根，找到了"广和居"的史前史。然后洋洋洒洒，如香炉泻瀑，如大江东去，从道光十一年连绵而下，一直写到"广和居"至20世纪30年代关闭。道光十一年是公元1831年，到20世纪30年代，则整整100年，其间京朝大老到"广和居"的宴集、"广和居"的名菜，以及名菜的来历、席问大老们的唱和诗等等，无不具备。特别是20世纪初轰动京华的两首"广和居"题壁诗，那是两首讽刺清末权要的政治讽刺诗，但其内情底里，很少人能说清楚，云乡此文却言之凿凿，把事情的来龙去脉及诗的底里说得一清二楚，实在是研究晚清政界内幕瓜葛和京华掌故的好材料。再如《红楼茶事》，从刘姥姥初见凤姐，风姐丫媛平儿捧着填漆茶盘，盘内一个小盖钟儿写起，一直写到清代北京喝茶的品种、习惯，再一直写到茶的生产、记载茶事的文献，然后再说到贾母为什么不喝六安茶而喝老君眉，又说到妙玉在栊翠庵里给宝玉喝的"体己茶"是什么茶，书中并未说明，只写宝玉喝茶后赏赞不绝，果觉"清淳无比"。云乡在这里说"只说了半天水，不能不说是遗憾"。按《红楼梦》此处确未写明是用的什么茶叶，但从妙玉对用水的讲究和宝玉赞赏"清淳无比"来看，应该是绿茶而不是红茶，更不是花茶。因为贾母他们不喝绿茶，黛玉是从苏州玄墓来的，玄墓一带是产绿茶的地方，著名的碧螺春也产于苏州洞庭东山，苏州、扬州、南京、无锡一带是习惯喝绿茶的，妙玉应该也是喝绿茶的习惯，所谓喝"体己茶"，就是妙玉自己喜欢喝的茶，也即是与贾母等喝的不一样的茶，再从宝玉的赞词来看，这"清淳无比"四个字，用来赞绿茶，特别是上好的绿茶，是最为贴切的。可惜云乡已经不在，已经无从商量推敲了。
云乡还谈到《陈师曾艺事》，也是道人之所未道。特别是陈师曾的书画篆刻艺术，其造诣之高，并世无第二人。他的印谱，我在解放前就买到了，我还买到了他的诗集，即是云乡书中写到的于民国19年由叶恭绰予以付影印，由其女弟子江采手写的本子。特别是数年前，我在地摊上无意中买到了陈师曾的一方图章，印面是"乐翁"两篆字。边款是"师曾"两字，篆、刻均极精，这是陈师曾的亲笔原作，之后，陈师曾的儿子陈封雄先生还来电话询问过此印，确是他父亲的遗物。另外，我还得到了陈师曾的父亲陈三立为他的尊人所刻的覆宋本《黄山谷诗集》。原来陈三立和他的父亲陈宝琛都是酷好黄山谷诗的，尤其是陈宝琛。陈三立因父亲所好，特别是从杨守敬处见到了海内孤本宋刻《黄山谷内外集》，因此即商得杨守敬同意，依宋本原大原型重刻了一部。陈三立在书前有题词：
光绪十九年，方侍余父官湖北提刑。其秋，携友游黄州诸山，遂过杨惺吾广文书楼，褊览所藏金石秘籍，中有日本所得宋椠《黄山谷内外集》，为任渊、史容注。据称不独中国未经见，于日本亦孤行本也。念余与山谷同里闹，余父又嗜山谷诗，尝憾无精刻，颇欲广其流传，显于世。当是时，广文意亦良厚，以为然。乃从假至江夏，解资授刊人。广文复曰：吾其任督校。越七载而工讫，至其渊源识别，略具于广文昔年所为跋语云。
光绪二十六年二月，义宁陈三立题光绪二十六年是公元1900年，距今整整100年。以上是我所接触到的有关陈师曾及他的父、祖的一些事情，倘云乡在世，均可补入他的文中，现今已人栗俱亡，只可借此为他补记一笔了。
再有，云乡写《曹雪芹园冶构思探秘》一文，力排大观园即恭王府后花园说，主张大观园是曹雪芹的艺术虚构，但尽管如此，他认为曹雪芹构思大观园，还是有所借鉴的，这个借鉴之本，就是康熙、雍正时的高凤翰的《人境园腹稿记》。云乡将此文逐段引出，以与《红楼梦》中大观园的文字相对照，虽然不可能句句合拍，却也是依稀仿佛。说曹雪芹可能见过此文，得到启示，然后展开想像，下笔构造《红楼梦》里的大观园，这种联想，是很自然的。特别为大家引出高凤翰的《人境园腹稿记》来，供人揣摩，这对研究大观园或进一步研究《红楼梦》都是有意义的。
云乡兄的这部遗稿里，收了50篇文章，绝大部分是他的力作，我刚病后，体力未曾恢复。特别是目昏，看不清楚文稿，勉强看了一半，已觉得益匪浅。尤其是写这种各题互不相关、跨度很大的文章，更显得吃力而费功夫。比如开矿，挖好一个矿井，那就可以源源不断地生产。现在云乡等于是挖一口井，只生产一篇文章，尽管文章既广且深，但毕竟还是费力气的。要不是云乡的博学多能，恐怕别人是很难这样做的。
我曾问过云乡，我说你文章如泉源，不掘地而自出，究竟是什么缘故?他非常谦虚，说就是一个笨办法，天天写，也天天读。其实这就是一个字--"勤"。"天天写，天天读"，实在是至理名言，是我们的座右铭。尤其是"天天读"，这实在太重要了。我碰到不少朋友，都叹息现在支出多(写的文章多)而吸收少。我自己更是如此!朱熹的诗说："半亩方塘一鉴开。天光云影共徘徊。问渠那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天天读，加上实地的调查考察，这就使源头有了活水，否则就要枯竭，就要写不下去!读云乡的这本书，再想想他的"天天写，天天读"的话，实在可以使大家受益无穷。
写到这里，我就用一首怀念云乡的小诗来结束此文罢。
怀云乡
水流云逝人何在·?一尺遗书系我心。多少京华梦里事，天涯何处觅知音。
2000年11月22日晚10时。于京东且住草堂
坎坷平生祝季子
--怀念祝肇年兄
肇年同志去世已经6年了，在他的弟的努力下，他的文集终于得到出版了，这是大大可以告慰肇年于地下的。
我与肇年是同门--同是周贻白先生的学生。但我是1947年在无锡国专从周先生学戏曲史的，那时周先生正在著作《中国戏曲史》，我到周先生家里时，总是看他埋头在写作。而肇年是解放后从周先生学的，比我要晚了好多年。
我是1954年到北京的，我来时，周先生早已在中央戏剧学院任教了，所以我京，第一个见面的熟人就是周先生。说也凑巧，我在西郊人民大学住了一年后，就搬到张自忠路人大宿舍住了，那时周先生住在交道口棉花胡同，离我很近，所以我常到周先生家里去，加上周师母也是早在无锡就拜见和熟识的，所以到周先生家里感到特别亲切，而周先生也常常会突然跑到我家里来聊天。
可能是60年代初，有一次周先生跑到我家里聊天，说着说着，就讲到他最得意的学生"周正年"来了，而且讲得非常得意、非常高兴，并且说，一定要叫他与我认识。他预言这位"周正年"将来的成就一定了不起!周先生是说的一口湖南话，我明知我耳朵里听的"周正年"三个字肯定不准确，但当他热情洋溢的时候，我也不便打断他的话头去问他，心想反正他要带那位"周正年"来的，到时自然明白了。哪知此后我与周先生有很长一段时间不见面，之后不久，就爆发了"文化大革命"。我是首当其冲受到冲击的，当时我所知道的我的熟人也无一例外。周先生就是我十分担心的一个。他是湖南人，心实而性直，我生怕他经受不了。果然有一次，周先生学校的造反派来找我了，来势汹汹，竟然声称是要"提审"我。说实话，我心里并不害怕而是觉得奇怪，但是我马上想到是为了周先生的事，我真的为周先生心中着急。"提审"开始，就要我交待和揭露周先生的"反共"罪行，我郑重地告诉他们，周先生是一个学者，并不是政客，在无锡国专教戏曲史，写戏曲史，周先生当时很穷，我在无锡的旧书店里还买到过周先生的藏书。他了我很长时间，一无所得，只好空手而还。但我却由此而更加想念、担心周先生了。
"文化大革命"后期，已经是70年代初从干校回来的时期了，我也可以自由地走动了，我第一件事就是去看周先生，但周先生已瘫痪在床上，连说话都很不方便了，我们相互的语言，只有湿润的眼泪。之后不久，周先生就逝世了。我得到通知后，就赶去参加追悼会，正是在这个追悼会上，我才认识了周先生老早就要我认识的我误听为"周正年"的祝肇年。当时肇年就含着眼泪对我说："周老师一直要我来拜识你，却没有想到在这个场合我们相见。"
确实，我与肇年的见面是永远不能忘记的!之后，我与肇年也就经常见面。
有一次，肇年忽然深夜来找我，先是告诉我他在"文化大革命"中受的种种迫害，被加上的种种可怕的罪名，然后说现在可能要给他平反了，但只能平反一部分罪名，还要保留相当多的部分。他当时与我说的都是一条条具体的"罪名"，事隔30年，我现在竟无法记起这些具体的"罪名"了。
我听完以后，已经激动万分，我知道肇年的夫人就是为了肇年的种种"罪名"而得疯病的，如今到了平反，还要讨价还价，实在使我痛心疾首。我问肇年，你本来一身清白否?他说"文化大革命"前他没有任何问题，这都是"文化大革命"中加上去的。我说你现在要力争的是还我清白之身，回归到"文化大革命"前一样，没有任何可以迁就的余地。如果不达到这一步，你绝对不要签字。肇年怀着疑惑的心情问我，能做到这一点吗?我坚决地说："能!"于是肇年怀着不安的心情说，我回去再坚持一段时间看看。肇年顾虑的是怕不能平反，他夫人的疯病更加严重，如稍予平反，她的病也许得以好转。
当时文化部分管中央戏剧学院的是林默涵同志，我立即去看望默涵同志，详详细细地把肇年的情况向默涵同志报告了。默涵同志当时就说，凡"文化大革命"中强加的"罪名"，一定要彻底平反，不留任何尾巴。我听了这话，几乎要为肇年向默涵同志下拜!
之后，肇年又连续来过几次，一次次地减轻，我总是告诉他要坚持到还我清白之身，要记住默涵同志说的"不留任何尾巴"!终于有一次他来看我，告诉我所有的"罪名"统统推翻了，真正还其清白之身了!
然而，他夫人的疯病却并没有能够好转。而肇年始终是既要挑繁重的教育任务，还要挑沉重的家庭担子，包括照顾有病的妻子。
肇年在业务上是出类拔萃的，在平反以后，每次到我家里来闲谈，总是谈做学问的事，当然是谈戏曲的多，而谈戏曲又是谈《西厢》的话题多。我深深感到肇年对《西厢》钻研、理解之深透，是独造其奥境的。我原本也是《西厢》迷，我过去大部分《西厢》曲文都能背诵，连金圣叹的"序"也读得很熟，但听肇年与我闲谈，却常常佩服他的妙悟。他当时说要写一部关于《西厢》的专著，但当时忙于别的事，只写了现在收在文集里的几篇短文和一个提纲，肇年对《西厢》满腹的妙解深解，终于又被带走了，这是最最令人叹恨的。
我没有想到肇年竟会得癌症。有人告诉我时，我不能相信。直到告诉我已经住在宽街中医院时，我才不得不信。
我只好怀着无可奈何、无限悲伤的心情去看望他。他见到我当然很高兴，但他对我说， "生无可恋，死无可惧"。我深知肇年的内心是无比悲痛的，他一辈子受冤受苦，难怪他产生"无可恋"的想法，我听了他的话，真是想哭而又不敢哭。那时，他病还未恶化，所以话题还是谈到做学问等事，特别是肇年于诗词的学问很深，所以他解《西厢记》、 《牡丹亭》的俊句、警句，常常能发人之所未发，而且一谈起诗词或曲文也容易忘记眼前的痛苦。
隔了些时，我又去看他，神态虽未大变，我却总感到不大对劲，而他却竟然告诉我，他已经不行了。他说他临别要告诉我，第一，我是他最亲最亲的挚友，要我千万保重身体，要我千万提防坏人，他的心怀早已全部向我倾诉，这是他最感欣慰的事；第二，他有一位挚友，还未与我见面，他希望我们也一定成为挚友!他说到此处，可能因为激动，神情有点异常，我劝他不要多说话，静以养神。平静了一会儿，他又说"生无可恋，死无可惧"。
我继续安慰他，要他继续治疗，不要总朝坏处想。五百；茬丽吾再晶茵弄一面心里总记挂着他，当时隔了些时，我去湖南湘西开会，但心里总记猛看也，当"根据我的估计，还不至于到最后时刻，我回京还能见几次面。恰好在湘西遇见了他的学生，我急忙问他祝老师的情况。他说，他离京时，祝老师病情非但没有恶化，且有明显的好转。我听此消息，更是大为宽慰，心想也许竟然有救，也未可知，真是谢天谢地!谁知我回到北京，还未来得及去看他，第二天噩耗就传来了。我们的一位卓越的难得的戏曲专家，在受尽了苦难后最后告别了人世了!
肇年的一生是悲苦的一生；肇年的一生是执著深情的一生；肇年的一生，是苦学而得敏悟、得大成而未得发扬的一生．肇年是一位真正的学人!
肇年去世后，我悲不自已，写了三首诗以抒痛怀，现在写在文末，以志悲悼：
十年夺我三知音。痛哭苍天太不仁。坎坷平生祝季子，一生受苦到终身。论文促膝到论心。季子胸中太不平。拔剑长啸忽然起，恸哭神州要陆沉。"
文章掷地有金声。身世悠悠草一茎。
一曲西厢妙能解，君是王郎再世人。1998年10月19日夜深时
千京东且住草堂
吟诗又见月当头
--怀念名医巫君玉兄我与巫君玉兄是无锡同乡，但我们却是在北京认识的。那是1955年下半年，我住在海运仓，经过朋友的介绍，请君玉兄来给我看病，他无意中在我的书桌上看到了无锡友人严古津的来信，原来古津也是他的朋友，这样我们不仅是同乡，而且更是朋友了。从那时起直到现在，我们相交已整整40年。
君玉兄是名医，不仅仅现在是，就是在那时，他也已颇为同道所推崇了。那时，人民大学校医室有位中医赵大夫，他经常给我讲巫大夫的脉案好，了不起，很少有人能到这样的水平的。只要他一搭上脉，就能对你的病情了如指掌!这是这位赵大夫常常给我这么说的。不久我又从海运仓迁到了铁狮子胡同，巫大夫当时住在北新桥头条，离我就更近了。
君玉不仅是名医，更是诗人，他写诗很有功力，而且十分勤奋。所以后来，并非为了看病，往往为了诗，为了书画，也经常在一起。因为君玉还写得一手很好的文征明的行书，还能作泼墨画。
1966年的"文化大革命"，把我们各自都投入了灾难。 "文化大革命"一开始，我就在人民大学受到冲击了，但我丝毫也没有想到一个医生，像巫君玉兄这样的优秀医生，竟然也会受到冲击!那是医院里的另一位好友，也是君玉兄的崇拜者专门来偷偷告诉我的，后来我到医院去看病，果然见不到他了，据说已经全家被遣回无锡了，而且回去时处境很困难。从此我日日夜夜地惦记着他，不知道究竟是为了什么?但有一点我是十分清楚的，他绝不会有什么问题，说他有问题，无非是为了要整他故意编出来的。
"文化大革命"的发展越来越失控了，全国爆发了武斗，就在这使人朝夕悬悬的时候，又一个消息传来说君玉不幸了!在武斗中遇害了!这对我是一个晴天霹雳，几乎把我震呆了。除了伤痛外，我已经不能用头脑来思维，来辨别了。一连好多天我几乎难以自持。过了些时，我的理智大概恢复了一些了，忽然我想到这不可能，一个人人皆称赞的良医，怎么会有这种可能呢?我的思路往这方面一想，顿时天地宽了，愈想愈觉得不可能，于是我一直在盼望着奇迹的出现。
1969年我下放到江西余江干校，我自己说我真正"来做江西社里人"了，但这个社，不是黄山谷的江西诗社，而是人民公社。1971年我探亲回北京，路过无锡先在无锡停留几天，当我已买好回京车票，午饭后就要上车的时候，忽然听到邻居说，东蜂来名医，是北京来的，诊脉好得不得了。这三句话，顿时使我想到，这必定是他。我就问，你知道这位医生的名字吗?她说不知道，只晓得姓"巫"!这一下我高兴得跳了起来，连忙叫亲戚去退火车票，这顿饭也没有心思吃了，立刻就请亲戚陪同我去无锡郊区东蜂。
经过不少周折，大概我们是下午二时多到东蜂的，找到了医院，我就直接问传达室巫大夫的诊室，然后直奔日标、到了，诊室门口，只见长长的候诊队伍，君玉正背向着我在仔细地给病人诊脉。这一下什么疑虑都消失了，我好像突然得到了什么似的，反而放心了，不忙去惊动他了。我耐心地等他看完了一个病人后，就轻轻走进去拍拍他的背，他毫不经意地回头一看，却忽然看到是我，真正是"乍见翻疑梦"，他一时竞说不出话来。停了一会儿，他方才说，我要看完这许多病号，请你先到家里坐一会儿吧。于是他立即把我引到家里，又匆匆赶回诊室。到傍晚的时候，他才下班回来。前后五年的暌违反而一时不知从何说起。他留我吃了晚饭，才匆匆让我赶回城里。回到北京，我写了一首赠他的诗：
蓟门风雨与君同。湖海十年西复东。谣诼曾挥旧交泪，短笺每忆故人风。堂堂应向天涯在，落落何妨一壶中。细雨布帆彭泽路，五湖烟水恰相逢。此诗平仄多有未谐，只是记一时兴感而已。自从这次我亲眼见到了他，还与他共餐长谈后，我好像放下了一个沉重的包袱，感到轻松多了。1972年我从干校回来，就特地到东蜂去看他，他约我到东蜂公社去看他的朋友杨甲。公社就在太湖边上，办公室就紧贴着太湖。杨甲是公社党委书记，是码头搬运工出身，身体魁梧，体力过人，性格豪爽，而又颇能脱俗。当天晚上，杨甲拿了一壶酒，提了马灯，背了竹篓，带我们到湖边捉螃蟹。我们在湖边坐下，一边喝酒，一边等螃蟹来看灯光。果然不到十分钟，螃蟹就爬来了，杨甲尽拣大的抓，小的就掷到湖里去，大约不到时，就足足装了一篓子，估计有三十多只大螃蟹，于是决定第二天来一次螃蟹宴。第二天清早，杨甲又让我们上小机船游五里湖，这也就是传说范蠡五湖泛舟的地方。清早，湖面上雾气蒙蒙，一切都在朦胧中。我们上了小船，轻飘飘地就向湖心滑去。小机船是用马达发动的，所以一路上冲波踏浪，发出哒哒哒的响声，震得湖面上有如滚动着阵阵轻雷，划破了静谧的湖面。不想却惊动了水底的游鱼，吓得它们直向空中乱窜，有时接连数条一二尺长的大鱼从头上飞过，而且连续不断，有时竞掉进船舱里来。我们在五里湖只小小的绕了一圈，就掉进舱里几条尺来长的大鱼。于是中午既有蟹又有鱼，真正是鱼米之乡。可惜没有过几年，杨甲却因肝病去世了，我每次与君玉兄回忆起这段经历，都要发出深深的感叹!关于这次五湖之游，君玉兄很快就寄我以诗，诗石：
鼋渚山前一日游。崖寒风急素波秋。至今情趣未消尽，半逐轻云落蓟州。那时，君玉仍在东蜂，我已从干校回到了北京。于是朋友们都想念他，尤其是许多病人，常到医院里探询，打听巫大夫什么时候回来，有的病员竟发出呼吁，要求把巫大夫请回来。1977年春天，我又接到君玉寄来的诗《春暮怀其庸兄》，诗云
江南又见柳华滋。正是忆君最剧时。
迷眼新花春欲暮，牵心旧梦觉还迟。
家山不买五湖宅，市阁忍听陌路歧。
人我因循两未就，燕支明月引深思。
其实这时也正是北京的朋友和病友最想念他的时候，大家都盼着他回来。
终于，君玉于1979年重回北京了，他本来就什么问题也没有，这次回来仍旧还他一个清清白白。
前些年，我在主编《红楼梦大辞典》，其中有不少医药和疾病方面的条目，这叫一般的人是做不了的，我就请他帮忙，他在百忙中慨然答应，于是这部辞典里有关医药方面的条目就有了最好的撰写者。
君玉兄不仅从不间断业务，时时为病人服务，有时家里也病人求诊不断，但君玉兄还潜心于钻研学问，对于医古文献的研究和临床经验的总结，从未松懈，因而他积累了不少宝贵的经验。他的这些论文，就是他数十年钻研的心得结晶。
与此同时，君玉兄的诗集也将刊行了，前些时候，我有幸先睹为快，拜读一遍。我惊叹于他在这样忙碌的情况下，居然积下了厚厚的一大本诗集，而且诗写得极好，我就自愧不如。我看现在大学教授中能有这样功力的人也不会很多。我读完了他的诗集，结合我平时对他的了解，随手题了一首诗，作为我与他40年相交的一个认识的概括，现在就抄在下面，作为本文的结束：
已是杏林第一俦。吟诗又见月当头。平生风味陶彭泽，雨暴风狂立乱流。1995年4月6日夜。岁在乙亥上巳后三日，于京华瓜饭楼童稚情亲四十春--忆画家汪海若我的好友汪海若兄去世已经一年多了，我至今尚未有诗哭他，心里常常感到沉重，常常感到感情的压力。不久前，绍祖兄寄来海若的遗诗，嘱我写序，正丹侄也附信要我做这件事，这当然是我应该做的事。
我与海若的友情，已经有42年的历史了。1946年春我考入无锡国专时，最早认识的就是海若。我与沈绍祖兄的交往当然更早，但这是早在无锡国专以前我们一起当小学教师时的事，要说1946年在无锡国专最早认识的，那就数海若了。当时海若一面早已从名画家胡汀鹭先生学画，一面又自己到无锡国专读书，而与此同时，他还主持着崇安寺的新万兴面馆。说起来这三件事似乎有点不协调，但这却是事实。而在海若，却又能把这三件事协调起来，基本上做得很好。在他的新万兴面馆楼上，有一间不大的房子，有一张不大的而且是颇为杂乱的画桌．还有一张小床和几把椅子，这就是他的"秋水吟馆"。这也就是我们经常登临、论诗作画的地方。我与严古津兄的订交，是在这座楼上，与张剑岳兄的订交，也是在这座楼上。有一次，我独自登楼，海若不在，只见壁间刚刚有古津的题诗--五律，诗是用白粉笔写在板壁上的，因为古津当时在常熟中学里教书，口袋里大概刚好有粉笔。诗我至今还背得出：
秋老入吁嗟。江城览物华。来依高士榻，合驻故人车。近市浮声寂，登楼爽气赊。兰言殊未已，窗外月西斜。可惜海若在国专只读了一年，就因为工作关系无法继续了，但这个"秋水吟馆"，却始终是我与海若、古津聚会论诗作画的地方。实际上，那时我与海若都不大会作诗，真正可算得上诗人的，只有古津。也是在这座楼上，古津念给我听他的青山寺诗，我极为赏识，至今不能忘记，诗云：
白道萦回第几湾。山僧识我此{孱颜。梁园旧客虽多病，看到斜阳尚倚栏。我认为这首诗有态度、有风致，海若也十分欣赏。
这样的谈诗论文，断断续续有三年之久，后来我就到了北京，但我们也时常通信，往来一直没有间断。直到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
"文化大革命"中，我以文章贾祸，古津则以诗贾祸，海若则被移居苏北滨海，到1969年春，我也被遣到江西余江干校，于是旧朋星散，天各一方，然而系念之情是无法切断的。先是古津寄诗京问我的平安，那时恰好是我在被批斗，而且是滂沱大雨的时节，当时的信无法保留，所以连古津的诗也忘记了，但我答古津并柬海若的诗却还记得：泼天狂雨道穷时。感子殷勤读子辞。岂有文章惊海内，漫因孔子似阳斯。东风已换人间世，五岳同歌语录词。寄意故人休相忆，尧天舜日共光辉。后来我还有一首诗，也是寄古津、海若、绍祖等故乡的友人的，诗云：
漫天风雨读楚辞。正是众芳摇落时。晚节莫嫌黄菊瘦，天南尚有故人思。可惜这两首诗都没有能寄出，甚至都没有敢写下来，只好放在脑子里。记得是1971年秋天，我从江西干校出来，利用每年一个月的探亲假，径自到了苏北滨海，找到了海若，现在想想，简直像做梦。我记得刚到扬州，就遇到倾盆大雨，我在扬州留了一天，第二天冒雨上了长途汽车，到了滨海后，又去问询寻找海若的住处，经过了不少曲折，终于找到了。那次相见，简直有点戏剧性，自然更有点悲剧的滋味。我相信只有在杜甫的诗里，才能找到那种情味。海若和他的夫人见我终于到了，那份欣喜自然是无法形容了。那时正是晚秋季节，蟹已下市，但海若为等我去，还养了一镡螃蟹，我们差不多一天要吃三次螃蟹，早晨是醉蟹，中午和晚上是清蒸蟹。我们吃蟹，谈诗，说离情别绪......但那时我们都还年轻，好像并无多少伤感的情绪。我们一起步行到黄海边上，观看了浩淼无际的大海，这里的海水全是浊黄色。我们又到了旧黄河口，用渡船划过芦苇茂密的河道。黄河故道虽已不是黄河的人海处，但仍是宽阔的河道，而且鱼虾很多。海若说，春天有一种訾鱼，味极鲜美。过去的诗人常常写到，他每到春天，总要品尝，可惜我去的季节是无法尝到此诗人之品的。我们在旧黄河口还拍了照，现在连照片也已找不到了。
1982年秋天，海若兴高采烈地到了北京，就住在我处，后来为了与同行的游伴行动方便一些，又搬到了离我不远的招待所住。这次海若畅游了北京的名胜，写了不少诗。可惜那时我天天上班，无法陪他玩，但早晚总是在一起的。现在集中的《东门将别其庸》等诗，就是这次游燕的记录。这时，海若早已从滨海迁回了无锡，住在青山湾附近的新居。新辟了画室，此处离太湖不远，离惠山更近，他很满意这个新居，并将它命名为"百尺楼"。我没有问他的命意，大概总是老当益壮、百尺竿头，更上一层的意思罢。我曾两次到他的新居，在他的画室写字作画。他和夫人一起还准备了丰盛的午餐。
海若告诉我，他每天上午步行到寄畅园喝茶，与朋友聊天，下午在家作画，他非常满意于他的生活。他身体很健，所以我们从来未想到过他的健康问题。有一次，我因事回无锡，住太湖饭店，海若来匆匆一晤，未及讲话就分开了。事后他来信觉得非常遗憾，我还寄他一首诗，聊以宽慰，诗云：
童稚情亲四十春。相逢一笑即前因。他年莫负湖烟约，犹是灵山会里人。因为海若老早与我有约，到将来退休以后，一起到湖边结
庐。诗的第三句就是指此。哪里会想到旧约未践，而他竟然匆匆长别了呢?
海若不幸去世的消息，是由尹光华兄写信告诉我的。当时我拿着信，简直不知所措。我的桌子上还分明放着海若寄来的信，里面有他新近举办的画展的照片，连这封信我还没有来得及复他，怎么能从此就长别了呢?我拿着信，不禁为之凄然泪下。
海若的诗，是诗人的诗，也是画家的诗，如他的《题画》诗云：欲写江南淡荡山。不师马夏与荆关。
太湖三万六千顷，烟水苍茫下笔难。如题画《梅》诗云：
天与孤高第一花。欲从幽阁作生涯。岁寒喜见春风面，漫道疏烟故故遮。他1973年到滨海后写的《夜坐》云：独坐荒村夜正凉。蛙声虫语暗星光。纵无明月来相照，那不低头思故乡。《旧黄河口春望》云：
不似当年泛浊流。于今碧水绕芦洲。依稀栽得江南柳，只少堤边卖酒楼。以上这些诗，都是情韵两胜，既是抒情，也是题画之作。
海若的画，一直师事汀鹭先生，紧守门墙，能得汀公的笔法。近年来，他渐有所悟，笔意渐生变化。我曾对他说，无论是书法或绘画，古往今来的大家，未有拘縻一法、一成不变的，变是常，不变是暂。他也深然此说，并且已有所变。没有想到正当他的艺术将要飞跃的时候，病魔却夺去了他的生命。我与海若，大半生在一起，相知甚深。如果天假以年，他一定会有更高的成就，无论是诗或画；然而，就他现在的成就来说，也已十分难得了，因为要知道，我们毕竟是在艰难困苦中走过来的啊!
我现在为他写这篇序，是我极不愿意的，因为太伤我的心了，因为还不应该是为他写这样性质的序的时候!然而，现实是无情的，老天是无情的，我又不得不写，我终于只能长歌当哭，以此在故人灵前放声一恸了。
1990年1月24日夜，旧历己巳年
小除夕前一日。撮泪写于京华瓜饭楼米山乍沈家山--读沈明权先生山水画有感阔别西湖已十余年，去年因事到杭州，又因杨仁恺老的介绍，得识画家沈明权先生，并饱赏他的大作。
沈明权先生是著名画家陆俨少先生的入室弟子，我在上海与陆老曾有一面之识，承陆老延接，款问有加，倍感盛情。陆老的山水画，当世享有盛名，这是众所周知的。我读过陆老的不少大作，感到在当代国画家中，陆老是黄宾虹以后的又一巨匠，与北方的李可染先生南北辉映，成为山水画的两大高峰。陆老的题识，书文并美，尤为难得。今观明权先生的画，师承陆老的画法，几可乱真，深得乃师真传，而其书法亦能毕肖，令人叹佩。此真得陆老真传者，非泛泛所能至也。
更令我感到惊奇的是，沈先生能一变乃师家法，而于山水画传统中独取米点，而又变化出新，自创一格，令人耳目一新。
记得50年代，理论界对米家山水颇多贬词，说它非现实主义等等。其实完全是一种"左"的教条，于中国传统画以至文化略无所知，只是生搬硬套。后来，此风渐渐有所纠正，米家山水稍稍得到重视。这是完全正确的一种转变。其实米家山水是从现实中来，特别是多看看江南烟雨中的山水，就能领略米家山水的神韵了。应该说，米家山水，是中国传统山水画的一个创新，一个开辟，使山水画的题材扩大了，表现力更加丰富了，山水画又多一种韵味了!
画家沈明权先生对米家山水情有独钟，别有会心，居然从米家山水中变化出新，使原先比较单一的湿润的米点，一变而为千变万化的各式各样的点，各表其状，各尽其能。于是以"点"为主的一种山水画的新貌出现了，令人感到真的耳目一新，而且与米点略无雷同之处!宋代以黄山谷为主的江西诗派，其诗歌理论主张"化腐朽为神奇"，主张"点铁成金"。米家山水当然不是"腐朽"，更不是"铁"。但是沈明权对不是腐朽的东西能加以"化"，不是"铁"而是"金"的东西能加以"点"，这是一种大胆的尝试，是一种创新，是一种突破。
凡是创新的东西，当然还待继续前进和发展，而不是已经定型为"模式"和"规范"。因此，它自身必然在继续更新，继续完善而逐步达到完美，这是完全可以预计的。
看了沈明权先生的画，深有所感，爰成二绝，以为本文的结束。
奉题沈明权先生山水两绝
不到西湖已十年。重来却识沈明权。
羡君一派佳山水，坐我西湖雾雨边。生平绝爱米家山。一片空滚缥缈间。却怪西湖沈画士，米山化作沈家
1999年7月6日凌晨于京东且住草堂，
时溽暑初退，凉风骤来时也
怀念朱彤兄朱彤同志是当代著名的红学家，我与他相交，已经有17年的历史了。记得最初相识是在芜湖安徽师大。那时，我们正在搞《红楼梦》的新校注本，不久，朱彤兄也就借调到北京，和我们在一起从事《红楼梦》的校注工作了。
1979年5月，时值《红楼梦学刊》创刊号问世，朱彤兄以他的《释"白首双星"》(关于史湘云的结局)一文，声动京华，名重红学界，从此，朱彤兄时有所作，作必有为，健笔凌云，妙思入微。
前数年，得知朱彤兄患病，心窃系念，时萦怀抱，虽不能时时驰函问候，而实未曾一日忘也!
不久前，邓庆佑兄转来朱彤兄手书，嘱我为他的红学论文集作序，不意又值我患病，未能即时命笔，迁延蹉跎，实觉愧对故人。
朱彤兄的《释"白首双星"》，以力排众议、独抒己见的气概，提出了个人独创之见。《红楼梦》后部的情节究竟如何，因为谁也见不到后部的残文或提纲，因而无法验证种种的推测，然而，朱彤兄对"白首双星"的解释，言之有据，且较合情理，自然可以作为一家之言，新人耳目。
关于《红楼梦》的主题，也是二百年来《红楼梦》研究中众说纷纭、莫衷一是的问题。朱彤兄在《论(红楼梦)的主题》一文中．对这个问题作了全面深入的分析，他说：
把《红楼梦》的主题概括一下，那就是：一部《红楼梦》是以封建贵族阶级子孙不肖、后继无人问题为核心，展开了贵族阶级各个生活侧面的描写，无情地揭露和鞭挞地主阶级的种种罪恶，热烈地讴歌和赞美新兴力量的叛逆精神，全面地批判了封建制度，深刻地揭示出封建社会和地主阶级必然崩溃和没落的历史命运。他还说：
《红楼梦》主题具有巨大思想深度和社会意义，就在于它以这个社会矛盾作为开展全书情节的主要矛盾线索，通过贾宝玉叛逆性格成长的历史，通过封建主义和反封建主义两种人生道路的尖锐斗争，深入地反映了封建社会末期意识形态领域里新旧两种思想的激烈搏斗，从而在更深刻的意义上，揭示出封建制度和封建贵族阶级必然灭亡的历史命运......
贾宝玉的叛逆性格和人生道路深深植根于新的物质经济事实之中，所以，他的思想不是在某一个别题上乖离封建阶级的要求，而是在一系列根本问题上与封建阶级传统背道而驰。他的思想性格的核心是早期的民主平等思想，其对立面则是维护封建宗法统治的等级压迫制度。他跟封建势力发生的一切冲突，无不滥觞于此。
朱彤对《红楼梦》主题的分析，确实是全面而深刻的。对《红楼梦》主题的分析，涉及到对《红楼梦》的全面评价问题。过去有的研究者认为《红楼梦》的民主思想，是属于封建的民主思想，不具备资本主义萌芽的性质。这种看法，严重地贬低了《红楼梦》的价值，同时也完全不符合作品的实际。试想如果贾宝玉、林黛玉所代表的思想与贾政所代表的思想其社会性质完全是一样的，贾宝玉与贾政的冲突只是封建思想体系自身的矛盾，没有资本主义萌芽性质的社会内涵，贾宝玉、林黛玉的思想没有新的社会内涵；那么，出现在封建社会末期的《红楼梦》这部小说，还有什么积极的意义可言?贾宝玉、林黛玉哪里还有"新人"的内涵?贾宝玉、林黛玉与贾政、贾母、王夫人、王熙风乃至于薛宝钗之间的矛盾冲突还有什么意义?这样一来，实质上岂不就是否定了《红楼梦》这部不朽巨著的伟大意义!所以《红楼梦》主题之辩，是一个关于《红楼梦》的大是大非的大辩论。这个问题从50年代起，直到80年代朱彤的文章发表，一直是有争论的。朱彤的文章无疑是这一场争论中的极有分量、极有说服力、极有利于人们正确认识和评价《红楼梦》的一篇重要文章。
关于《红楼梦》的伟大的艺术成就，尤其是它的卓越的人物描写，一直是二百年来研究《红楼梦》的重大课题，也是继承《红楼梦》的艺术传统的一个重要的方面，对于这个课题，研究家们不断地有所总结，有所阐述。朱彤兄的《(红楼梦)人物性格补充艺术手法散论》也是一篇极有见地、极为重要的文章。
朱彤提出了"相反相成，相互依存"，"相辅相成，相得益彰"， "虚实相生，彼此互藏"这三个课题，对《红楼梦》人物描写的艺术方法作了分析和总结。 《红楼梦》的艺术成就和它的艺术方法是非常卓越和非常丰富的，朱彤提出的这三点，无疑是《红楼梦》艺术方法的重要方面。这里我要加以补充说明的是，不言而喻，以上三个方面，首先是在肯定《红楼梦》人物描写的正面描写的前提下提出的，朱彤提出的这三点，是对正面描写的补充论述，而不是否认《红楼梦》的大量正面描写，单认这三种描写方法。
大家知道， 《红楼梦》里描写人物用得最多最好的方法，首先就是对人物的精确的正面描写，有的是精雕细刻，工笔重彩，如对贾宝玉、林黛玉见面时的描写，对王熙风出场时的描写，在宝玉挨打时贾母出场的描写等等，都是工笔重彩、精雕细刻的正面描写；又如对醉金刚倪二的描写，对焦大的描写，对贾芸舅舅、舅妈的描写，对水月庵智能的描写，秦可卿出丧中对村姑二头的描写，对小红的描写等等等等，则在不同程度上又是用的写意勾勒的方法，线条用得不多，但却十分准确，三笔两笔就把一个人画出来了，而且使读者一样能感受到这些人物的声音、笑貌和形象。然而就其艺术方法来说，主要是正面的直写其人的描写方法，当然对照旁衬等方法，有的也是同时并用的，并不是用了一种方法，就不能再用别种方法了。
朱彤兄在红学方面的成就是多方面的，这篇短文不可能全面介绍。当前的红学，仍然需要有更多的人来对它作深入的锲而不舍的钻研。 《红楼梦》是一部博大精深的书，研究者的学问修养愈广愈深，他所能得到的也一定愈多。同时，研究者所用的功夫愈深愈久，他所得到的也一定会愈多。总之，只要对《红楼梦》肯下真功夫，深功夫，长功夫，他就必然会有所获。
我们希望有更多的研究者在这条道路上作艰苦卓绝的奋斗，我们更要祝愿朱彤兄早早康复，在红学的征途上再作千里之行。
1992年2月20日于京华宽堂
曲海说山忆吴敢
--《曲海说山录》序我与吴敢同志认识已经很久了，我的印象中，他是一个实干家，不仅事业上实干，学问上也是实干。
实干的实绩之一，就是他对《金瓶梅》评点家张竹坡的研究。他的研究是重史料，重事实，不是猜测，不是想当然，更不是杜撰。
实绩之二，就是这部《曲海说山录》。这部书研究的是戏曲和小说。从戏曲来说，他研究的课题，都是实实在在的，都是需要下功夫读书作调查研究的。例如对《赵氏孤儿》的研究，就是如此。我过去也做过同样的笨工作，我把有关岳飞的题材，从小说到戏曲，从宋元到明清，从头梳理了一遍，从而深知这种笨办法的实际用处。同样我把《红梅阁》的题材演变，也梳理了一遍，写了《从绿衣人到李慧娘》，结果"文化大革命"中便成为了大罪，但这与我们的研究无关，我们的研究还是应该坚持的。我看到吴敢的这种笨功夫、笨办法，不觉心印一笑，觉得世间还是有笨人，也即还是有真人的。
实绩之三，就是他在徐州市文化局局长任上致力的徐州汉文化的开发与研究。徐州是汉前期文化的一个重点，有规模很大、数量众多的汉墓遗存，如北洞d．1、小龟山、驼兰山、白集等等，特别是近年新发掘的狮子山汉墓，出土文物之精且富，叹为观止，这又给学术界出了新题目。吴敢当时全力经营的还有徐州汉画像石艺术馆，这是有远见的一项建设，这对地方文化建设是具有永久性的。
实绩之四，就是他十分重视徐州的地方戏曲，大力扶持它，使它能生存发展，也终于取得了可观的成绩。所以他的戏曲研究也是与实干联系在一起的。
收在这本书里的一篇短文，叫《晚清出版小说的欺世花招》，文虽短，却颇值得一读。为什么值得一读?读后读者自然会明白了。
现在吴敢已调任徐州教育学院的领导了，这个工作很重要，能培养人才。吴敢既然自己不仅是研究家，又是一个实干家，我希望他能多培养一点做实事、说实话、实事求是的人才出来，因为我们的社会太需要这样的人才了。我曾说一场"文化大革命"，花费的代价太大了，惟一的收获是什么呢?从文化这方面来说，就是巴金老的一部《真话集》。"四人帮"要人人说假话，可巴老却写出了《真话集》，这有多可贵啊!"四人帮"早已完结了，但真话是永远需要的。因为现在文化界学术研究上还有人把说假话当做自己的学术新发现，来欺骗不懂事或不明真相的读者。什么曹雪芹有九个祖籍啊!什么研究曹雪芹的祖籍要从明清易代这个大文化范围来考虑，从而他的祖籍是某处某处啊等等，前者可入新《笑林广记》，后者我不知道应该叫它做什么?读者可以自思。
所以培养实事求是的、既有理论又重实干的人才已经是当务之急了，特别是文科的人才太少太少了。我们的社会需要大批有远见的有高层文化的全面人才，也就是文理兼通的人才，或文理各自专精博学的人才。21世纪是文化和科学大发展的世纪，是需要大批文理兼通而能实干的人才的世纪。所以吴敢的教育工作大有可干的。
让说真话，办实事，重实干，坚持实事求是成为一代新风。
是为序。
1996年12月21日晨于京华瓜饭楼怀念牛维鼎同志我第一次见到牛维鼎同志，记得是1975年秋天。那年，我为《红楼梦》的校订工作到各地去征求意见，开座谈会。秋天，我们到了安徽宣城的劳动大学，在劳大开座谈会，那次会上我们第一次见面。
在宣城惟一给我留下深刻印象的，就是牛维鼎同志，可惜时间太短，没有能交谈，但他的名字，他的样子，却永远留在我的脑子里了。
我第二次见到牛维鼎同志，已是80年代初期了。我的同班同学、好友沈茹松兄，历尽了人生的艰难，从20年的沉沉苦难中挣扎了出来，在安徽阜阳师院任教，他来信邀我到阜阳一会。旧雨情深，我怎能不去?我于是第一次到了阜阳。大难以后的重见，当然分外情重。我的另一位好友谢杲生兄，家住临泉，他走着茹松兄一样的灾难的道路，行程也是20年。一见之下，谢兄即控制不住悲怀，放声痛哭；茹松却一反其道，欣然命酒，快饮数杯。忽然，茹松说，你还有一位熟人在此，是从宣城劳大来的，不能不会。当时我心里纳闷，究竟会是谁呢?我心想在宣城惟一让我不能忘记的，是一位瘦瘦的牛同志，不见得真会是他吧?人生的遇合，往往是不能逆料的，谁知我们竟然在阜阳重逢了，这实在出乎我的意料。所以这次的聚会．可以说是历尽人生的悲欢，忽而是喜，忽而又悲从中来，当然，从全局来说，毕竟是悲剧转为喜剧了。所以，我们这几个在座的人，虽都各有各的一本苦"经"，一本挨批挨斗的"经"，但总还是高高兴兴的，喜滋滋的。因为俗话说，吃过苦药后，哪怕是喝一口白开水也是甜的!
这次，维鼎兄和茹松兄，还专门设席招待了我，同席的当然还是杲生等几人，席问究竟吃了些什么?谈了些什么?一概无法记忆了。但在我心里，却仍然有万难忘却的一种东西在，这就是在阜阳重逢牛兄的一种欣慰。这不是语言，也未曾用语言，这纯粹是一种心灵深处的感受，或者说，是由这种感受转化的感情。
这之后，我与维鼎兄未曾通信，也未曾有其他的存问。但是，我们却都不曾和决不会忘却!好比秋夜天空的繁星，都各自在闪亮着，除了我们心灵自己的沟通外，再也无须假借别的东西来沟通了。我想这并不难理解，因为人毕竟是需要友情的。人们需要真挚的友情，需要心灵深处的理解和共鸣，需要气质的相投。
然而，这样繁星满天的秋夜，这样各自任凭心灵自己沟通的情景，并没有得到老天的稍稍照顾，1987年8月的一天，终于传来了维鼎同志的噩耗，从此，这种沟通就熄灭了，终止了!好比天上闪烁的繁星，突然熄灭了一颗。
我与维鼎兄的相交，两次都是得之于意外。意外之得，人们总是高兴的，幸运的。然而意外之失，却是令人难以禁受的，维鼎兄的噩耗，使我经历了难以禁受的意外之失，所以我们的淡淡的喜剧，曾几何时，又化成了悲剧，而且，还不到两年，连茹松兄也突然弃我而去了，天上的繁星，又熄灭了一颗，同时，也就又关闭了一条心灵的通道。悲剧，人生难道竟是以悲剧为主吗?或者，这悲剧是专属于某些人，而喜剧又是专属于另外一些人的吗?我感到迷惘，我至今未得其解。
我过去没有读过维鼎兄的诗词，所以真的是不曾假借任何外物来沟通我们的心灵过，最近维鼎兄的夫人寄来了他的诗词，我稍一展读，就被吸引住了，我在与维鼎兄的心灵通道熄灭以后，却得到了另一个通道，借助于外物(诗词)而继续沟通的通道。
我从小就爱读词，我敢说，维鼎兄的词，不失为词人之词，虽然我读到的不很多，但词有别肠，词决非诗，请先读读下面这两首词：
柳梢青
一九三九年暮春寄远
颦蹙烟眉，还盈泪眼，可惜春归。一别经年，征鸿过尽，未解相思。青郊芳草迷离。长亭外，绿柳丝丝。何日重逢，征鸿再过，祗问归期。
波漾绿池，应自难忘，共话离时。碧瑟灯晕，芸炉篆袅，怕说相思。清宵幽梦谁知。还记取，分袂迟迟。且待重来，胭脂润透，掩映花枝。
这是维鼎兄早年的作品，可以算做是少作，然而，已经是地地道道的词了，其中有些语言，是他自己锻铸出来的，并不使你感到落套，特别是今天重读，拌和着半世人生苦涩，这词里的情味是多么真纯啊!
再请读读下面这首词：
金缕曲
一九七六年元宵书怀
大野寒云暮。怅人寰、万聚荆杞，千村狐兔。此意悠悠凭谁今古能无定据。依栏听，胡笳声骤。烟霭沈沈思渺渺，念往时书剑飘零处。陇头水，江潭树。少年自诩凌云赋。经几多、霜飞雁塞，雨洒枫蒲。弱柳有情曾系马，还记斜阳当户。意岂在，画屏兰柱。今又登临缘底事，向天涯更觅征人路。苍凉事，休回顾。
如果说前面两首《柳梢青》还是少作的话，那么，这首《金缕曲》已经是他后期经历过种种人生艰苦以后的思绪了。苦涩、苍凉、感叹、沉思，还有隐隐的痛苦，这就是人生。或者说作者经历的人生的重要历程。
维鼎兄的诗也是极有味，如下面这首七绝：
寄友人 (1940年春)
江上嫩黄杨柳丝。春痕沓沓意迟迟。梦回路远人千里，况是轻寒细雨时。虽然还是他的早期的作品，但已然非常隽永有味了；而且是真
正的诗味，而不是词味。
在两颗星星同时闪亮着的时候，似乎笔墨是多余的，真正是"常恨语言浅，不如人意深"。当着一颗星星突然熄灭，再也无法以心灵沟通的时候，突然之间，就会发现这些用文字写下来的东西就无比可贵了，因为它能帮助你继续与他的心灵沟通啊!
所以我希望维鼎兄的这本文集能早日问世，这样使得他的亲戚故旧，以至于学界，仍能得到一条与他的心灵沟通之路。1990年7月19日夜2时于京华瓜饭楼等着他回来--怀贾穗贾穗同志意外的消息，我是很晚才知道的，初听时绝对不敢相信，也不愿相信，但事实总是事实，他确是走了。
我曾经听过一个真实的故事，其人可能现在还在，报上也曾介绍过。这个人患了不治之症，为了减少家人的精神负担、经济负担和种种困难，他毅然独自出走，到与世隔绝的深山老林去，想就此结束自己。但是几个月过去了，原有的病非但没有加重，反而觉得日渐减轻，他当然只好继续存在着，这样不知不觉地过了若干年，他的病真的好了，身体也健旺了，他循着原路又回去了，家里的人当然喜从天降，做梦也没有想到能出现这样的奇迹。于是人们就猜测说是喝了那里的泉水，是无意中吃了那里的山果，是那里的空气特别好，等等等等。
我当时就想着贾穗是否也能够这样，所以有的朋友要在学刊发悼念文章，我劝他们且慢发，因为确切的情况还没有。
又是若干年过去了，贾穗仍没有消息，而他的夫人一直在辛苦奔走，一是打听和等待着贾穗的消息，一是筹划着为贾穗出一本文集，以作永久的纪念，她多次来信和来电话，要我为文章写篇序，我当然接受了她的嘱托。
贾穗的研"红"情况，我是比较熟悉的，可以说从一开始他写研"红"的文章，就寄给我了，我也不断地看他的文章，给他提修改的意见，也不断地给他发了一些文章。贾穗给我的印象：
第一，他非常刻苦用功，每遇到问题，他总是认真读书，认真思索，刻苦钻研的。早先读他的文章有点艰涩，殊不知．这真是他刻苦钻研、刻苦读书的痕迹，后来这种痕迹就愈来愈少了，这并不是他不刻苦、不读书了，而是他的溶化能力、表达能力愈来愈提高了。
第二，他对待问题非常执著，真是一种锲而不舍的精神，也可以说是钻牛角尖的精神。钻牛角尖并不都是贬词，深入地钻研问题，如果没有钻牛角尖的精神，是深入不下去的，因而也是不可能得出超人的成果来的。
第三，他勇于辩论，勇于批评，勇于表达自己的看法。他对红学界的一些他所不能接受的现象，往往能及时地发表意见，而且直言不讳，往往批评的锋芒还非常尖锐，学刊在发表他的文章时，往往不得不做些帮他稍稍磨去锋芒的工作，有时还得不到他的理解。但读者还是反映他的文章锋芒太过。然而，现在即使想再读读他的有锋芒的文章也已是不可能了!
贾穗在红学上是有建树的，有贡献的。他对待红学一系列的重大问题，都坚持了正确的、实事求是的看法。例如他对待曹雪芹的家世祖籍问题，对待脂本的真伪问题，对待程本的评价问题，对待后四十回的问题，对待《红楼梦》的作者问题，对待《红楼梦》早期抄本问题，对待长期以来红学界某些人的崇曹贬高倾向的问题，对待《红楼梦》早期抄本上的避讳问题等等，都发表了较好的意见，尽管他的文章的锋芒太过影响了人们对他的文章的接受，但是抛开这方面的问题，仅就他的文章的学术内涵来说，还是值得重视的。
目前红学正需要年轻人，所以前不久在浙江金华召开了全国中青年红学会议，可惜贾穗没有能参加，就是最先在天津开的全国中青年红学会议，贾穗准备了文章，也未能参加，现在也只能把他的文章结集了。
我在文章开头讲的那个真故事，我在文章结束时，还要重提一下，我希望这样的真故事不要只属于那一个人......
2000年4月5日清明节
关于中国的陶文化
茶文化及其他中华民族，是一个具有悠久历史文化传统的民族。据近40年来的考古结果，我们的新石器时代的文化，最早的距今已有七千至八千年。作为新石器时代的最主要的文化遗存之一，就是原始陶器--素陶和彩陶。
全国究竟出土了多少件素陶和彩陶，我敢说，谁也无法作出统计。但是出土陶器无比丰富，几乎不可以数字计，这是客观事实。由于大量的陶器出土，加之它们的形制、色彩、纹饰、彩绘等等的各不相同，各有特色，因此形成了洋洋大观的原始陶文化。
站在当代宜兴紫砂的立场上来粗略地追溯一下原始陶文化的情况，探索一下它们之间的联系，这并不是多余的事。
我既是一个紫砂的爱好者，又是一个考古爱好者和原始陶器爱好者。我在陕西终南山下的神禾原上，发现过一个大面积的原始社会遗址，获得大量的陶器骨器等文化遗存，这个遗址已为考古界所确认，但目前还无力发掘。我在文化大革命，期间，被遣至江西余江山区种了三年茶，了解茶叶的栽培和制作。特别是我的石屋门前有一口水质极好的古泉，因此我得以真正享受到用活火烹的新泉冲出来的明前茶。松声蟹眼，一叶一芽，晴窗细乳，这种种境界，都被我意想不到地经历了。
而且数十年来，我一直爱好紫砂，荆溪夜月，阳羡名壶，时常萦于梦寐。有时摩挲名壶，追思古陶，觉得两者如从微观来看，当然相距甚远，截然不同；但从宏观来看，从先后文化的继承和革新来看，从民族文化的整体来看，我觉得又不能把它们完全割裂，视做毫不相干的事。
如果从大处落墨来观察这个问题，我认为至少有以下几个方面是有共同之处的。
一、烧制的原理相同。具体烧制的方法，现在宜兴紫砂厂的烧制设施当然与原始陶器的烧制是不能同日而语了，但是无论是古陶还是今陶，都必须高温烧制这一点是古今相同的。80年代初，我去天水大地湾遗址考察，除见到了遗存的建筑遗址，发现地画的地面，大量的陶片等等以外，我第一次看到了原始窑址。窑址还较完整，我在未看窑址以前，脑子里空想窑一定很大，实际上这是现代的观念。我看大地湾的原始窑实在很小，大概只能放几个陶坯。我恍然大悟，在当时的生产水平，如果窑膛大了，温度肯定上不去，因此只能是这样的小窑。同时我也悟到，我在多次的调查考察原始社会遗址和研究这些古陶器时，发现有一些陶器，尤其是红陶和红底彩陶，质地细密坚硬，陶壁较薄或很薄，是一种高水平的烧制品；而有一些灰陶、夹砂陶，质地就很松散，也有一种颜色鲜亮如硎÷膘一样的红陶，质地特别松散，显然这是一种低质的产品。所以产生这种差别的原因，我想除了使用的原料不同，制作粗精不同外，恐怕与温度的高低也大有关系，有一些灰陶或夹砂陶，可以明显地看出温度不够。 我从大地湾窑址里带回几块烧结的红土，恰好碰到紫砂厂厂长高海庚来，我就拿着这块烧土给他看，问他是什么土。他一看就说，这是窑土，烧成这样，温度要在一千度左右，否则不能达到这个硬度。他说完后我就告诉他这是从大地湾古窑址取出来的，他惊叹当时竞能达到这样的高温。
所以这种高温烧制的原理是古今一致的。
二、运用的材料相同。无论是古陶还是今陶，拿来做陶器的材料，只能是陶土。古陶器大体上说，主要有两类，一类是纯泥，另一类是夹砂。从这两点来说，古陶和今陶又是相同的。当然，宜兴得天独厚，宜兴的陶土，其质远远超过了全国其他各地。所以从微观来看，宜兴的陶土与古代和今天其他各地的陶土是完全不一样的，不能混同，同时，紫砂的纯泥和紫砂的夹砂，与古陶也有重大差别，不能等量齐观。然而，从宏观来看，又不能不承认两者的共同点：古今陶器的原料都离不开陶土。
三、造型上的相同。原始陶器和原始彩陶，粗一看，觉得五彩斑斓，千奇百怪，与宜兴的紫砂完全是两回事，风马牛不相及。然而，仔细观察和分析，发现它们毕竟是有共同之处的。从壶形来说，古陶基本上都是圆形，宜兴的紫砂壶虽然近世以来造形变化比较多了，有方形、有多面形、有自然形等等，但从根本上来看，还应该承认圆形是主流。从陶器的把手来说，无非是两大类，一类是壶錾，一类是提梁。这两种类型，在古陶中都早已存在。1980年文物出版社出版的《青海彩陶》第24图，就是一件"马厂类型波折纹提梁罐"，至于錾，已是极普遍的存在，无须多说了。从陶器的嘴或叫做流来说，古陶中也早已有带流的陶器了，请查看《甘肃彩陶》第52图，就是一件"半山类型带流瓮"(1979年文物出版社出版)。《青海彩陶》第15图，也是一件"马厂类型带嘴壶"。这里，还要特别提一下《青海彩陶》第14图，这是一件"马厂类型带盖菱纹壶"，这个壶的壶盖是用骨刀切割而成的，盖与壶身原是一个整体，切割后壶盖和壶身虽经烧制，但仍能合缝。壶盖顶端还有一个形如瓜蒂也像柿盖的执，所以从整个壶盖看来，其外形很近似现在的紫砂瓜形壶。再从纹饰来看，古陶主要有三类，一是素面，二是压纹，三是彩绘，也有少量的刻画。如果不去刻舟求剑地看问题，那么，也可以看到，古陶重视朴素美和装饰美，紫砂也仍然保持着这个传统，既有素面，也有题刻，也有花货。
由此可见，古今陶器，虽然时间相隔着七八千年或五六千年，但还是有相同或相通之处的，我们不仅应该看到它们的相异之处，而且也应该看到它们的相同和相通之处。
关于我国的茶文化，其丰富的程度，决不是三言两语可以概括的，可以说，唐、宋以来的文献和诗词歌赋以至于绘画雕刻里，保存着大量的资料，足供研究，但是与紫砂本身有密切关系的事，却是明以后饮茶方式的改变。明以前饮的是团茶，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