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漫长曲折的探求历程路
漫漫其修远兮 吾将上下而求索屈原：《离骚》在中国当代文学史上，第一个、也是迄今为止唯一有组织形式、有公开宣言的文学流派是"探求者"；由于组织文学流派而受到严厉的政治惩罚，挨过长达二十二年生活磨难的，也是"探求者"；在文学的新时期，奇迹般地复活于文坛而终于形成流派的，还是"探求者"。"探求者"的命运与整个文学的命运是完全同步的。
"探求者"文学流派一出世就遭到扼杀，它的组织和宣言是作为批判对象公布于众的。好像一颗流星，氓发出过瞬间的闪光，在晴空中划过一道亮得耀眼的弧线就陨落了，不知落向何方，仿佛已经消失。
二十二年以后，昔日的"探求者"们又一个个复出文坛，消失了的星辰又闪闪烁烁地亮起来。"探求者"文学流派复活了，在文学的新时期留下丰硕的创作成果。它的复活标志着它的形成，正如它的出世成为它的夭折一样，都是中国当代文学史上的独特景观。
一个文学派流从崛起到成功，经历了三十年的岁月，经历了河东、"河西"的变迁，如此漫长曲折的探求历程大概是它的命名所决定的。当两千多年前，峨冠博带的屈原行吟泽畔之时，就预示了所有"探求者"的命运："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
这条漫长的探求之路他们是如何走过来的呢?
起点："梅塘之夜"
"有一年夏天我们聚集在左拉的梅塘别墅中......""有一个夜晚，明月当空......"
"我们坐好了，在沉沉入睡的一片恬静中，借着明亮的月光......"
这就是著名小说家莫泊桑所描绘的"梅塘之夜"，一个夜晚，诞生了一部小说集也诞生了一个文学流派。从此以后，"梅塘之夜"就成为产生流派的象征，备受赞美的文坛佳话。"探求者"们也曾经有过像"梅塘之夜"那么美好浪漫的夜晚，不过应该称为"金陵之夜"。那是在六朝古都金陵--南京，时值1957年的春天。
他们一共有八位。都是年轻有为的青年作家，堪称江苏五十年代的文学精英：艾煊、方之、叶至诚、陆文夫、高晓声、梅汝恺、陈椿年、曾华。
最年长的艾煊当时也不过35岁，十多年血与火的革命经历和丰硕的创作成果已经使他成为江苏省文艺界的领导者。艾煊，原名艾光道，1922年10月22日出生于大别山脚下的安微省舒城县桃溪镇。这个古老而又闭塞的山乡小镇，满街是糖坊、油坊、糟坊等手工业作坊，是漆匠、染匠、篾匠、伞匠、雕花木匠们的匠人世界。幼年的艾煊，最钦佩的人就是那些技艺超群的手工艺人，曾幻想踏进匠人们神奇的艺术领域。艾煊的祖父、祖母是挑着一担箩筐逃荒来到桃溪这个小镇落户的。他的父亲长期在染坊当工人，祖母和童养媳出身的母亲经常给有钱人家帮工。这样一个在极其艰辛的困境中撑持下来的家庭，留给艾煊的"财产"是忍让自抑的内向性格和顽强不息的奋斗精神。
给艾煊影响最深的，还是当时那种动荡的时代风云。他刚开始读书时，正碰上我们民族灾难深重的岁月。先是"九·一八"事变东北沦陷；接着是"一·二八"日军进攻上海。国耻纪念日一个接一个。偏僻的小镇，尽管民风守旧，习俗古老但和国家民族的命运，却还是血脉相通的。学校里每天有朝会，全校集合，讲解时事新闻。老师还常选古代和现代一些民族英雄的传记、诗文让学生背诵，如黄花岗烈士林觉民给妻子的绝命书师生们读起来一个个都声泪俱下。这些构成了艾煊少年时代精神生活的重要方面尽管书本知识极其有限，所掌握的社会知识却又超过了一般少年应有的理解力。
艾煊上学时，历史、国文、图画、音乐等功课较好，数学平平。把他的兴趣引向文学的是小学的国文教师。这位老师不按教科书上课，他自编讲义选的都是古今文学名著，在学生们面前展开一片文学的世界。老师从《儒林外史》中选了一段《范进中举》，艾煊就到图书馆借来《儒林外史》自读。老师教了《红楼梦》中的《葬花词》，诱貌了艾煊阅读《红楼梦》全书的兴味。老师教了李白的一首诗，艾煊就千方百计地找李白的其他诗来读。老师选了冰心《寄小读者》中的一篇，艾煊就设法把冰心所有的文章找来自学。课外阅读成了艾煊少年时代的自觉要求图书馆成了他的第二教室。
芦沟桥事变爆发时艾煊刚开始读初中二年级。随着时局的变化家中生活更加困难，父亲就把他带到染坊当学徒。但这里只能谋生难以报国，心境不得安宁于是在1938年初与几位朋友相约，跑到大别山参加了救亡工作团。在这个新的生活环境里，他阅读了《铁流》、《毁灭》等苏联文学作品。1940年1月刚满十七岁的艾煊就当上新四军的一名战士。不久入中国共产党。他在革命队伍中，当过乡芰部书记、连队文化教员、文工团指导员、抗大分校指导员和国文教员，一直在基层打滚。
1943年春，艾煊被调到新四军二师的《抗敌报》当战地记者。这是艾煊生活道路上的一个重要转折点从此开始了写作生涯。解放战争期间，艾煊一直在第三野战军的新华社前线总分社工作。担任过采访主任、编辑主任、特派记者，参加过涟水保卫战、鲁南战役、莱芜战役、孟良崮战役、南麻战役和震惊中外的淮海大战。1949年5月24 夜晚他随二十七军突击部队攻进上海。写了一篇题为《解放上海第一日》的战地通讯。这是艾煊结束部队生活前写的最后一篇文章。从此，他脱下军装在历任《新华日报》副刊主编、驻京特派记者、编委以后1954年调任中国共产觉江苏省委宣传部文艺处长并任省文联秘书长、党组副书记组织建设了江苏省文联专业创作组。
从一脱下军装开始，艾煊就以业余作者的身份踏上了文学刨佑道路。白天搞新闻报道，深夜写小说。1951年，他出版了第一部长篇小说《战斗在长江三角洲》，这是中国当代文学史上最早反映解放大上海那惊天动地的战争奇观的长篇小说。由于艾煊亲历整个战斗，有真切的感受和创作的激情，因此，"一铺开稿纸，情思不可遏止，非长篇不足以抒胸臆。"他真诚地倾吐了自己对革命业绩和英雄行为的歌颂，满足了当时人们的思想渴求和审美需要，在以后短短的三年间，这部小说未经任何修改就重印了六次，并有部分章节被译成俄文介绍到国外。1955年，他又出版了展现苏北里下河地区淳朴的乡风民俗的中篇小说《秋收之后》，体察到真实的农民心理，较为准确地对农村生活作了整体把握，作品情节生动感人，既写出了农村生活的新面，也写出了农村新人的成长过程，深受读者欢迎，初版印数一万多册，并在同年连印两次。
从1954年开始，他专心埋头创作长篇小说《红缨枪》，即以后给他带来国际影响的《大江风雷》。初稿写成以后，他不肯立即发稿，而是打印后广泛征求文友的意见。陆文夫看后拍案叫好，他说："1957年初，当我读到他的《大江风雷》的初稿《红樱枪》时便惊奇不已，那深厚的生活、人物的命运、理想的光辉、优美的文笔是我那时所读到的当代长篇小说中屈指可数的。"梅汝恺也认为："《红缨枪》写得很丰满。笔致稂舒展，思想很开阔。"然而，艾煊还想推敲磨砺一番，遂于1957年3月，请好创作假，躲到苏州去修改初稿。烟花三月下苏州，艾煊和他的小说正沐浴在一片春光之中。
与艾煊相约也去苏州的还有把他视为师长的梅汝恺。梅汝恺比艾煊小六岁，于1928年生于苏北阜宁。79是黄海之滨，偏乡卑土，是个"多见芦花少见人"、甚至是"只见芦花不见人"的去处，是个大河小河纵横密布的水乡。用芦儿活扣套跳跳鱼，用狗尾巴草钓螃蟹，用拦河线钩钩"退浪鱼"，都留存在他童年的记忆里。为了看看外面的世界，他终于告别家乡，赴上海求学。从而有幸在1949年成为《苏南日报》的一名年轻记者。在采访的过程中，一个乡村女教师的模范事迹深深地吸引了他，使他在文学创作上初露锋芒，于1952年3月写完了中篇报告文学《我在清水塘》，写得朴实而生动，先后在全国文学报刊连载出版后又受到出版总署的表扬、推荐，引起文学界的注意。梅汝恺由此调进苏南人民出版社，从记者转为编辑。以志愿军未婚妻、女拖拉机手为题材的长篇小说《农场女儿》的问世(1957年)，又使他从编辑变成专业作家。当艾煊准备赴苏州写作《红缨枪》时，镐汝恺正在南京郊区板桥血吸虫病防治站体验生活，准备着手写一部反映血吸虫病防治工作的长篇小说，于是决定以后也去苏州写作。此时的梅汝恺，心境很平静，保持着投入长篇创作前的良好的精神状态。
与梅汝恺同年的陆文夫和高晓声的心中却燃烧着一团火。
三个同龄人中间，陆文夫当时的文名最盛已是全国知名的青年作家。1928年3月23曰，在江风与涛声中，他降生于江苏省泰兴县紧靠长江的四圩村，起名陆纪贵。六岁时，举家迁至父亲任职的靖江县夹港。夹港是长江下游北岸的一个陆交通码头，从陆文夫的家门口到江边不到二百米，离长江更近了。童年时代的陆文夫与江水朝夕相伴，长江激起了他的好奇心，诱发了他的想象力，童年最初的遐想，最初的好梦，就那样与长江紧紧联系着。
很快地，在陆文夫的童年生活中，又出现了另外一样富有诱惑力的东西--书。六岁那年，他进私塾读书，启蒙老师秦奉泰先生教他《百家姓》、《千家诗》、《论语》、《孟子》、《史记》、《古文观止》，以后又教他读唐诗、宋词。文学的魅力将坐在江堤上的孩子拉到书房中来，陆文夫开始喜欢坐在窗前读书。窗外是棵大桃树，春天放花，夏天结桃，树上还有叽叽喳喳的小鸟，读着"春眠不觉晓，处处闻啼鸟"这样的诗句是多么有趣研因为自己也爱睡懒觉。陆文夫沉浸在读书的快乐之中的涛声渐渐地离远了。他敏慧过人，每天两次背书的功课总是早早完成。
学生爱读书，先生爱学生，秦老夫子为自己的学生改了这个寄寓从文希望的响亮学名"文夫"，还允许他在课业之余看故事、神话、小说之类的"闲书"。陆文夫最初看的是那种从庙会上买回来的有图画的七字唱本，可谓中国最早的连环图画书，用鲜艳的红绿有光纸作封面，一幅幅连环画配上七字一句的通俗韵文，内容都是民间流传的戏衄故事，有《孟姜女万里寻夫》、《烟花女子告阴状》等等。陆文夫小小年纪就能把唱本上的故事讲给祖母听，还常常发挥想象，添油加醋，讲着听着，祖孙两人会情不自禁地双，《落泪，同情那些遭磨难、受欺凌的好女子。陆文夫自己认为："这恐怕就是一子。他能一口气背下许多精采的唐文和宋文，做起作文来一挥而就不是得甲上就是得甲下，总是全班第一。中国的古典散文讲对仗，讲音韵。讲意境，讲气势，讲结构，陆文夫从中得益匪浅。在把陆文夫造就成一个作家的过程中深厚的中国古典文学素养是坚实的基础。
学生时代的陆文夫英俊、活跃、开朗，深受同学喜爱。有位叫宏生的同窗好友在毕业留念卡片上这样描写陆文夫："我很敬这位同学很爱这位同学--假如拿他的仪容比青山，那是最确切不过的了，修长的个子，圆润的眼珠，到处表示他的个性特征。性和顺，长是溶浸在笑容里，长日是溶浸在磊磊的言笑里。他爱好研究新文学善于口琴，篮球又为他的特长。"陆文夫打起篮球来，有股狠劲，没有球鞋穿布鞋布鞋底打掉了，甩掉鞋子光脚跑。他爱书又甚于爱球，三十年代的进步文学作品对他有巨大的吸引力。他在接受古典文学的基础上又接受了新文学能背出不少优美的白话散文如朱自清的《荷塘月色》和《背影》等。他也读过不少当时非常流行的言情说，如张恨水的《啼笑因缘》、《金粉世家》等等。
陆文夫。这个在长江边长大的孩子，完全被文学迷住了。长江诱发了他那潜在的想象力，书海测试出他对文学的强烈感受性和不可抑制的热情--这是作家特有的潜伏的创造力的标志。面对长江他遐想；邀游书海，他激动书，为他打开了新的天地。他知道，外面有个更为广阔、更为多彩的世界江水和码头已经不能满足他的求知欲。他踏上码头，渡过长江，乘着一条木帆船离开了家乡，以作文《故乡的交通》获得高分的成绩考上名闻全国的苏州高级中学，跨进苏州--"天堂"的大门。其时正是1945年的春夏之交。
苏州这个有着二千五百年历史的文化古城，向少年陆文夫展现它全部的魅力。苏州的小巷使陆文夫着迷：狭长。幽深，曲折铺着平整光滑的青石板，两旁是高高的围墙，安静极了。苏州的园林更使陆文夫陶醉，深感"她的美丽超过我的想象"。他有幸在耦园寄住过半年，常常坐在假山上看书对那"仿佛深不见底"的精巧结构摸得很透。苏州的旧书铺常使陆文夫留连忘返厚厚的《铁流》和《毁灭》，就是站在旧书铺里看完的。高中三年，陆文夫接触了十八、十九世纪的欧洲文学和俄罗斯文学，还有苏联文学，看到了一些秘密流传的解放区作品。像当时许多年轻的文艺爱好者一样，他从文学中看到了人生，看到了社会。而社会也在渐渐地向他展开全貌，美丽的苏州露出了她藏着的污垢。
陆文夫开始阅读哲学与社会科学的书籍，艾思奇的《大众哲学》、沈志远的《新经济学大纲》、俞铭璜的《新青年的新人生观》，他都认真地读。"革命"二字在心中孕育、生根，他偷偷地唱着一支从北平传来的歌："山那边呀好地方穷人富人都一样，你要吃饭得做工哟，没人为你作牛羊......"这歌声把他带到一个美好的社会，他渴望为求得一个完美的社会制度而奋斗，让人人都能生活在天堂里。
1948年夏，陆文夫高中毕业，同时考取上海的两所大学，但小职员的家庭无力供他继续深造。到解放区去参加革命队伍!临行前，他又登上高高的虎丘山，站在虎伏阁上眺望苏州，向这个美丽而又受难的城市告别："再见吧你的儿子将用血来洗尽你身上的污垢!"
在这年秋天的风雨中，怀着"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的悲壮心情，陆文夫乘着一只小木船离开了苏州这个建筑在地狱上面的天堂。他为求学而来，又为求真理而去。他先回到家乡，然后辗转北上，终于到达苏北革命根据地盐城。半年后，他随着解放大军渡江南下，回到苏州，定居在一条石板小巷里，以新华社苏州支社采访员和《新苏州报》记者的身份。跨入了新中国的新生活。他那挎着照相机的匆匆身影出现在大街小巷、工厂农村、车站码头......这个风华正茂的年轻人，充满热忱感情真挚，才思敏捷，是难得的新闻人才。
然而创作的激情时时冲击着他的心房。常常在新闻稿发出以后，他还是心潮起伏难以入眠，聆听着小巷深处传来一阵阵馄饨担子的竹梆子声，平时积累的许多采访素材都在脑子里活动起来情不自禁地按自己的想象设计起各种各样的故事来。经过多少个不眠之夜，他终于从新闻走向文学。1953年3月，处女作《移风》脱稿；1955年2月，短篇小说《荣誉》发表。《荣誉》荣获江苏省首届文学创作奖，并被译成外文，在英文版的《中国文学》刊出，为他带来了荣誉。年轻的陆文夫被誉为文学新人，参加了中国作家协会华东分会，正式登上文坛。
继《荣誉》之后，陆文夫在一年内接连写了七个短篇，题为《荣誉》结集出版。1956年，他出席在北京召开的全国青年作者第一次代表大会，结识了一批当时崭露头角、而后在中国文坛上享有盛誉的作家，其中有王蒙、李国文等。与全国许多出色的青年作家的切磋交流，对陆文夫的创怍起了很大的促进作用。他开始认识到第一本小说集的缺陷。"我把采访笔记里的材料都抖出来，急急忙忙写成一个短篇小说集18《荣誉》，所以这个小说集中许多都有新闻写作的痕迹。"他明确地意识到"小说不能作为概念的图解，必须写生活、写人、写人的命运，写入的感情。"在这样的创作思想指导下，陆文夫写出成名作《小巷深处》。1956年第10期《萌芽》在发表这篇小说时，把它作为佳作推荐给读者，给予很高的评价："陆文夫同志用优美的笔触，给读者描绘出一个被侮辱与被损害的女性的复杂的心理状态，塑造了一个无辜的充满人情昧的女性形象。"《小巷深处》的成功，标志着陆文夫开始把自己的创作与苏州小巷联结在一起，显露出设色新鲜独特的"小巷风格"，使文坛、使读者真正认识了"苏州陆文夫"。1957年春，陆文夫结束了八年的记者生涯，到江苏省文联创作组从事专业创作。他告别苏州小巷，来到省城南京，很快写出富有特色、引人注的《平原的颂歌》。他觉得，这是一个开满鲜花的春天。
高晓声原名高晓生，生于江苏省武进县郑陆桥董墅村。这是古运河边的一个水网。江南水乡，鱼米之乡，富饶美丽。成名后的高晓声曾用美文《家乡鱼水情》尽情地倾吐对家乡的眷恋和赞美："我家乡的那些河浜、留给我的印象，确是绝顶的美丽。......几十里弯弯曲曲、大浜套小浜，七横八叉的草塘浜，通常总是清澈透明的。一丛丛茂密的水草，连毛须都清晰可辨；枝枝叶叶，舒展轻扬，画不出那风流得意情状!鱼虾藏身其间，犹如鸟在丛林，虎伏深山，寂静中大有活泼在。大船小船经过，或桨或橹，艄工不紧不慢地一桨一橹推扳；又像用劲，又像玩耍；悠悠荡荡，晃动一河碧水，青天白云，一起摇曳。"高晓声的童年和少年时代就在水乡度过，1957年以后又回到家乡，生活了二十余年。家乡是高晓声最亲最知最爱的一块土地。
水乡的孩子，走向世界的第一步是下河。幼年的高晓声在清水河如鱼得水，游水划船，捕鱼捉蟹，割草放牛；养兔子、斗蟋蟀；仰卧在田埂上看青天白云大太阳，张着嘴巴呆听大人们讲故事......一个水乡孩子的童年是自由自在、快乐多彩的。比村上其他孩子幸运的是，高晓声出生在一个农村知识分子家庭之中，父亲是个大学毕业生，当过历史教员和语文教员。他在五岁时就被送到附近小镇上的外公家读小学，每天放学后，可以拿着两个铜板书店租连环画书看，后来又在父亲开办的私塾读书。更为幸运的是，高晓声家中有几十部文学、历史的书籍。他曾经满怀深情地"想起儿时家中书"。"我为什么喜爱文学，为什么会向往写作以至于能够走上写作的道路，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家里原有那几十部书"。从小学到初中，高晓声读完了这些书；一部《聊斋志异》，烂熟于心；一部《纲鉴易知录》，给了他一肚子的故事。他看过的许多小说中，既有《红楼梦》、《水浒》那样的名著，也有《济公传》那样的通俗文学。高晓声喜欢读书，也喜欢讲故事，从小就是编故事的好手。由于有了读书的功底，他在学校里的语文成绩当然很好，每写成一篇作文，老师总要称赞。这促使他立下当个文学家的志向。
高晓声的求学非常艰苦，要东逃西藏地躲避日本鬼子的扫荡，要东拼西凑地筹划学费、伙食费，战乱和贫穷常常迫使他中止学业。十三岁考进澄西中学时，父亲已经离家参加国民党的抗日队伍到宜兴山区作战，接着母亲去世，幼小的心灵经受着丧母的巨大悲恸。就在这时，他读到了郑板桥的一首诗："我生三岁我母无，叮咛难割襁中孤，登床索乳抱母卧，不知母殁还相呼。"这首诗在他心中引起了强烈共鸣，感到短短四句诗就逼真地写出了和自己相同的悲痛情景。他后回忆道："这是我第一次深刻认识到文学的感人力量。也这就是这一首诗，使我觉得不能再和文学分离了。"因此，尽管母亲临终前嘱咐他没有钱读书就去种田或学生意，但高晓声还是经过三次失学以后断断续续读完高中，于1948年考入上海法学院经济系学习。为了维持生活，他每天晚上还要到附近一个小学去教夜校，学的是经济，做的却是文学梦。不到一年，高晓声又回到刚刚获得解放的家乡，考上无锡苏南新闻专科学校。
高晓声的文学梦终于实现了。1950年5月，他被分配到苏南文联工作，并和叶至诚相识，结下了深厚的友谊。1953年他们两人一起到松江乡下体验生活，同住在皿阴一间又矮又破旧的小屋子里，共同创作出大型锡剧剧本《走上新路》，获华东戏剧会演一等奖。1954年，他发表短篇小说《解约》，显露文学才华，引起文坛注意。对于高晓声来说，这也是他第二个集中阅读文学书籍的时期。少年时代阅读的主要是中国的古典小说，现在阅读的主要是外国文学作品。他自述道："我抓紧时间去学习，在短短几年内我读了数量不少的书，得斯大林文学奖金的作品，高尔基、契柯夫的作品，巴尔扎克的作品，凡有译本的我差不多都读过。其他还涉及到托尔斯泰、莫泊桑、德莱塞、马丁·安德逊、尼克索、雨果、梅里美、小林多喜儿......等人的作品。我在有意弥补外国文学及社会主义文学知识的缺陷。我也大量阅读了延安文艺座谈会以后的中国文学作品，如丁玲的《太阳照在桑乾河上》，周立波的《暴风骤雨》，越树理的短篇小说，欧阳山的《高乾大》，柳青的《铜墙铁壁》，以及杜鹏程的《保卫延安》......等等。这些名著，不仅使我的思想、艺术修养有所提高，还因为我从小生长在农村，对农村比较熟悉，所以感受是更为深刻的。就是在这些作品的直接影响之下，我开始创作反映农村生活的作品。"
高晓声的第一篇小说《收田财》(1951年)就有浓郁的农村生活气息，将"收田财"的家乡风俗与消灭螟虫的工作巧妙地联系起来；但是，见事不见人，由于着眼于工作而大写工作方法，未能注意刻画人物性格。直到1954年发表了《解约》，他的作品才引起文坛的瞩目。《解约》清新喜人，语言简炼有昧，笔调轻松幽默，努力刻画农村青年反对封建习俗追求婚姻自由的精神风貌，显露出文学的才华。而1957年10月修改完毕的《不幸》，从题材到立意都有独创性。在这篇小说中，高晓生开始把笔触深入人物的感情世界，捕捉和表现人们心理的微妙变化，描写一个身受丈夫精神压迫的女演员的痛苦，十分细腻感人，批判的锋芒指向那个有封建思想的虚伪的"君子"丈夫。这篇小说明显地体现出高晓声创作上的变化，他已经把文学创作从为工作转移到为人生，有了批判的倾向。
被称为老大哥的叶至诚当时也只有三十一岁，却已经积累了十四年的从文经历。叶至诚于1926年7月生于上海，父亲是中国现代著名作家叶圣陶。他排行第三，小名小三官，上面有哥哥至善和姐姐至美。叶至诚幼年的脑海里留下了父亲写文章的鲜明印象：
父亲坐在他那张大书桌前，手里握一支大号派克自来水笔，桔红色的笔杆镶着乌黑的一道边，看上去沉甸甸的。明亮的光线从窗口射进屋里书桌上摊着带格子的稿纸......
我推门进去。只见父亲侧着头，眼睛正好对着我推开的那扇门。他准是看到我了，他会怎么样呢?我想。可是，过了好一会儿，他仍旧侧着头，眼睛望着我推开的那扇门不说话，也不动，好像并没有看到我，更好像什么也没有看到。这是怎么回事?
"不要去，不要去爹爹在写文章呢!"母亲着急地
低声把我喊了出去，随手带上被我推开的那扇门。写文章!......
写文章?......
写文章给我的最初印象就是这样：有点儿神秘，有神秘而神圣的写作。就这样在叶至诚心中扎下了根，到了少年时代，这颗奇异的种子竟然早早地开花、结果。少年 时代的叶至诚，开始同已经成年的哥哥姐姐一起跟父亲学写文章，那种融融乐乐的情景，也永远深印在叶至诚的脑海中：今年一月间，我们兄弟三个对于写作练习非常热心。因为父亲肯给我们修改我们在旁边看他修改是一种愉快。吃罢晚饭，碗筷收拾过了，植物油灯移到了桌子的中央。父亲戴起老花眼镜，坐下来改我们的文章。我们各据桌子的一边，眼睛盯住父亲手里的笔尖儿，你一句，我一句，互相指摘，争辩。有时候，让父亲指出了可笑 谬误，我们就尽情的笑了起来。 改罢一段，父亲朗诵一遍，看语气是否顿适，我们就跟着他默诵。我们的原稿好像从乡间采回来的野花，蓬松的一大把，经过父亲的挑剔修剪，插在瓶子里才像个样儿。从看父亲写文章到跟着父亲学写文章，叶至诚经受着严格的文学训练，得到叶圣陶伟大人品和文品的熏陶，使他谨记着"顺其自然"的为文之道，"要想到别人"的为人之道。兄弟、姐弟三人的文集《花萼》和《三叶》出版时，叶至诚才十七岁，显露出来的写作才能曾受到朱自清的称赞："有他自己的健康的顽皮和机智"，"虽然是个小弟弟，又是个书朋友，他的观察力和记忆力却骚驳乎与大哥异曲同掣，"真乃头头是道历历如画。"
少年叶至诚便成为《开明少年》和《中学生》两本刊物的得力撰稿人，先后发表过二十六篇作品，有小说、散文、童话，后来集为《没有完的赛跑》出版。高晓声把这个集子称为"难得的文集"，认为"每一篇作品，有性格有思想，有意境，有情趣，情节生动，结构自然，文语流畅，写了真，写了善，写了美，读来是一种很好的享受。"1944年夏天，叶至诚在成都读完高中，就到开明书店做出版发行工作。1947年秋，从小热爱戏剧的他，考入上海戏剧专科学校。1949年1月又奔赴苏北解放区参加革命，在文工团任文艺教员，加入中国共产党。1952年调到苏南文联，与高晓声合作创作的大型锡剧《走向新路》获得成功后，他觉得已经找到了自己的文学位置，可以在戏剧创作方面大显身手。1954年秋，叶至诚踌躇满志地来到南京，踏上江苏省文化局剧自编审室的岗位。然而，新的岗位给他的是失望，戏剧创作极不自由、层层把关审查、备受过多政治干涉的内幕使他深深失望了。1956年春，他开始担任江苏省文联党组成员、创作委员会主任，和年轻的专业作家们相知相交，成为他们的"老大哥"，心头才点燃起新的文学希望。他曾经如此兴奋地回忆起这批年轻的伙伴："我和方之是在1956年认识的。当时，我在省文联文学创作工作室工作，方之是团市委的宣传部长。一天，他把《浪头与石头》的稿子送来，说，这是他第一个中篇，里边还出现了毛主席；自己觉得没有把握，希望能为他组织一次讨论，多听听意见。我非常喜欢这个中篇，它跟方之早先发表的《组长和女婿》、《乡长买笔》、《在泉边》......一样，那么清新活泼，那么栩栩如生，那么美!......从此，我多了一个新结识的一见如故的伙伴。......在我的伙伴中还有高晓声、陈椿年、梅汝恺都是青年，都喜爱文艺，都在搞创作。这一年的省文代会上，我又认识了家住苏州的陆文夫。1957年初，除去陈椿年仍在《雨花》当编辑，其余都编入了江苏的第一批专业作者队伍。"
对于叶至诚来说文学是他的天职。从出生开始，就与文学结缘；从少年时代开始，就追随文学。文学始终是他的梦。然而，从少年时代，走向青年时代，现实却每每破坏他的梦。家庭的熏陶，父亲的影响，早熟的慧才，都使叶至诚对文学充满了很高的期望，期望自己有一天能成为写出传世之作的大作家。他嗜书如命，博览群书，家中高大的书橱靠墙一字儿排开，形成一堵堵书墙，所读所藏之书主要是文学名著。他的文学眼光、文学理想从文学名著中来他有独到的文学见解，高远的文学追求。他很自然地成为青年作家们的"老大哥"，他的家很自然地成为青年作家们相聚的地方。他敦厚实笃，却绝不盲从附和；他博学有才，却绝不孤芳自赏。他的书·他的人格他的见解他的学识也一直为艾煊所看重。
在"老大哥"叶至诚的面前，方之觉得自己是个小老弟。几个"探求者"同人中间，他最年轻，当时只有二十七岁，血气方刚，生龙活虎。方之，原名韩建国，祖籍湖南湘潭，1930年2月出生在南京，从小在南京长大。抗日战争时期，全家到湖南农村避难，度过了一段难忘的农村生活，并且在那里滋生出对文学的兴趣。据方之回忆：
我对文学的爱好，最初是受父亲的影响。他只有小学程度，做过店员。抗战时，我家逃难到湖南农村，我才上初小二年级，没有书念。父亲也失业在家，就教我作作文。他出个作文题《起风》要我作。我们那个小庄，只有十几户人家，庄附近有个场，场旁边有枣树，结了许多红的、青的大枣。六、七月份，刮风起电时最热闹，枣子像雨点落了一地，主人急，小猴子拾，边拾边吃。我就写了这个场面，写了主人愈急，小猴子愈吃的场面。后来我的作文成绩不错，受到表扬。不久，父亲出外谋生去了。父亲的文化虽低，却培养了我观察生活的兴趣和写场面的能力。
抗日战争结束后，方之随家人回到南京，在市立第一中学读高中，积极投入学生运动秘密地参加了中国共产党。从这时候起，他就拜始用笔来配合亲身参与的政治斗争，写诗，写寓言，写散文，写小说，在壁报和校刊上发表，也在报纸副刊上发表。南京解放那年，方之才十九岁，高中毕业，像一团燃烧的火，像一个天真的孩子。他自述："组织上叫我到大学念书，我不肯，想到解放了，还要读书?不，要革命，到农村、工厂、边疆去革命。到了农村搞土改，住在有肝病的人家吃饭喝水，眉也不皱一下，否则感到心中有愧。在农村搞共青团工作，走起路来也在唱歌。"他担任南京市郊燕子矶区、汤山区、栖霞区青年团团委书记时，给人们留下了"穿件短裤头，跑遍八卦洲"的形象。他在搞土改时，互助组死了牛，他会焦急得彻夜不眠，卖掉自己的手表去为互助组买牛。方之的热情和真诚，使他在农民中间真正扎下了根。对待文学创作，方之也给予同样的热情和真诚，很快写出他的第一批小说，出版了短篇小说集《在泉边》(1956)、中篇小说《浪头和石头》。无庸讳言，这批小说都密切地配合了当时农村的各项运动和工作，宣传的昧道很浓。叶至诚认为："这样一批小说，方之的才华好像被套在框子里一样，缺少独特的见解，独特的构思，还没有十分鲜明的个性。"真是一语中的。方之的确有才华，特别是语言，许多生动形象、富有生活气息和表达力的语言每每从他笔下人物的嘴中蹦出来，再加上简炼传神的写景描物，艺术感染力就油然而生但是又往往淹没在大量的事件过程之中，只能发出星星点点的艺术光亮。而他笔下的人物，一律被放进按照农村运动和工作划分的先进和落后的矛盾冲突中去，缺乏内在的、独特的风貌。如果方之不能从农村运动和工作的圈子中跳出来，那么，方之的创作才华就无法发挥，就不能创作出具有永久性价值的作品。因此，方之才会对自己的作品觉得没有把握。此时的方之，正处于寻找突破口的苦闷之中。
其实，将要组成"探求者"的八位青年作家，每个人都在寻找创作的突破。无论是在苏州修改新作《红缨枪》的艾煊，还是已经显露创作个性和独创性的陆文夫，或者是开始在小说中表现人物命运的高晓声，还有一心想写出不凡之作的叶至诚，还有潜心创作长篇的梅汝恺，再加上《雨花》的年轻编辑、桀傲不训、极有个性的陈椿年和只想从事文学创作的转业军人曾华，他们都是虔诚的文学信徒，年轻的胸膛里跳动着真诚的心，不愿当人云亦云、亦步亦趋、趋时媚俗、平庸无为的文字工匠，而要当生活的斗士，文坛的骁勇，有个性、有作为的作家。
1956年，中国文艺界召开了四个有影响的会议：2月是中国作家协会第二次理事会(扩大)，3月是全国青年文学创作会议，6月是第一次全国戏曲剧目会议，11月是文学期刊编辑会议。这些会议的共同精神是贯彻"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活跃思想，活跃文艺，因为毛泽东在1956年4月25曰和28日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两次提出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问题，并说："我看这应该成为我们的方针·艺术上百花齐放学术上百家争鸣。"周扬在文学期刊编辑阐发了"双百"方针，特别提到刊物的特点，首先要有自己的鲜明主张，要有倾向性，要有民族风格，要有地方色彩，要有自己独特的风格，并提到了创办同人刊物的问题。从北京文学讲习所学习归来的陈椿年，由此联想到1957年刚刚创办的《雨花》杂志，并未形成自己的风格，不如创办同人刊物。他把自己的想法首先与以前同在苏南文联的老友高晓声商量，高晓声找叶至诚，叶至诚找方之，四个人联合写了篇《意见和希望》，刊登在《雨花》1957年第6期，提出了三个问题和四点希望。问题之一就是"长期以来，领导上片面地强调了文艺为政治服务，而忽视了文学创作的特殊性"；希望之四就是"建议文艺界领导上提倡和支持作者们自结合组织文艺社团"。提过"意见和希望"后，他们就行动起来了。1957年6月初到连去港去参观的陆文夫同曾华一 ：起回来了。陆文夫刚回南京，就到叶至诚家，大家一拍即合，越谈越投机越谈越具体商定成立《探求者》文学月刊社，筹办《探求者》文学月刊。陆文夫又打电话给在乡下的梅汝恺，要他马上回南京。梅汝恺回南京后的第二天上午在叶至诚家，七人会聚，公推高晓声执笔写《探求者》文学月刊社的启事，陆文夫执笔写《探求者》文学月刊社的章程，并一致要去请艾煊当头。艾煊温和沉静，一心为文，热心扶人，与他们心有灵犀一点通，请他担任《探求者》的主编最为合适。为了郑重起见，先让梅汝恺写信告知艾煊，再让陆文夫回苏州面谈，请艾煊考虑。陆文夫和方之又到上海，去筹集经费，去寻找支持。他们曾找到巴金。巴金却已经感觉到气候的变化，劝他们不要搞"探求者"，不要办"同人刊物"。一切都在筹办之中，一切都在准备之中，连巴金的劝告也未能使他们放弃探求的打算。《"探求者"文学月刊社章程》和《"探求者"文学月刊社启事》写出来了。它们都有极其鲜明的流派意识，表达了明确的文学主张是一个文学流派的宣言，在宣告"探求者"文学流派的即将诞生。《章程》第三条规定刊物"从封面到编排应有自己独特的风格"；第九条规定"本刊系一花独放，一家独鸣之刊物，不合本刊宗旨之作品概不发表"。《启事》更明确地宣告："我们这样来办刊物，我们是同人刊物，有自己的主张，自己的艺术倾向；我们把编辑和作者混同一起，稿件的主要来源就依靠同人，我们将在杂志上鲜明地表现出我们的艺术倾向，吸引同志，逐步形成文学的流派。""在文学上形成一个流派并非一朝一夕的事情，需要经过不断地实践不断地斗争。我们的办法，不是先形成流派再来办杂志；而是用办杂志来逐步形成流派；我们认为，只有这样形成文学流派才有可能。"
虽然由于政治的高压，这份宣言未能付诸实现，但是它那独树一帜的鲜明的流派意识，它对社团--杂志--流派三位一体的周详完整的设计，已足以使它成为中国当代文学史上极其宝贵的独一无二的流派文献资料。这在五十年代的中国文坛实属首创，但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却不乏先例。"文学研究会"--《小说月报》--"为人生派"是三位一体，"创造社"--《洪水》--"为艺术派"也是三位一体，它们都成为本世纪二十年代中国文坛令人瞩目的文学景观，造就出文学的巨匠和大家，推动了一个辉煌的文学时期的形成。这大概就是"探求者"所憧憬的文学前景。方之、叶至诚、高晓声、陈椿年兴奋地描述过："大批的文学社团出现后，青年作者们就可以有更多的机会讨论自己的手稿，探索自己感到兴趣的艺术问题，这对于活跃我们文学界的空气，帮助不同流派和不同风格的形成，吸引更多的人爱好文学，都会有好处。......人们在文学事业中这种气昧相投的结合，常常能够起一种互相刺激、互相推动、互相帮助的作用，这对文学事业是大有好处的。"一个多么美好、理想、伟大的文学之梦!"探求者"的破土而出，意昧着流派意识的觉醒，对文学伊甸园的追求。
这在五十年代的中国，是需要有一股文学勇气的。被戏称为由"探求者"拉下水的艾煊在当时发表的一篇杂文《也有感于环境和勇气》(署名张店)对这种勇气作了最好的阐述："谈到勇气，我觉得，除掉那种仅仅想在文坛上艺坛上出个名、占一席位子的人之外正直的、确想用艺术武器为人民幸福而斗争的艺术家他总是勇敢的。他的勇气就在于：他要表现他所深切地感受到、深刻钻研过的东西，他不能不把真实的东西奉献给人民。这常常要接触到深刻的社会生活问题，有时要触犯官僚主义者、教条主义者的忌讳，甚至要冒险。"的确如此，五十年代中国文坛的环境，是与个性、风格、流派不相容的。从批判电影《清宫秘史》、《武训传》、《关连长》开始，经过批判小说《我们夫妇之间》、《海河边上》，批判俞平伯的《红楼梦研究》，一直到斗争所谓的"胡风反革命集团"，都在用外在的政治压力将文艺压进某种政治的框子中去，造成统一的宣传和证明政治的文艺模式，对任何企图突破框框、脱离模式的尝试都格杀毋论。"探求者"的出现无疑是对这种既定的文坛秩序的挑战。挑战需要勇气。"压力和勇气本都不属于艺术，但是艺术却是在其问滚动着向前。"陆文夫在经历了二十多年的文坛沧桑后说出了这样一句至理名言，正是出于当年"探求者"的实践。
当然，"探求者"文学流派的诞生并不是一个孤立的文学现象。它是反对公式化、概念化文艺运动的产物，是"干预生活"的文艺思潮的组成部分，也是"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提出后的文学反响。从1956年到1957年6月，中国文艺界进入了一个从平衡到活跃的时期，努力恢复文艺本身的审美创造的积极力量抬头了，注意力向文艺性、真实性倾斜。在一批理论文章的直接倡导下，反对公式化、概念化的思潮日益高涨，何直(秦兆阳)的《现实主义--广阔的道路》，巴人的《论人情》，钱谷融的《论"文学是人学"》，钟惦裴的《电影的锣鼓》等，都阐述文艺的本质，批评教条主义文艺的束缚和禁锢。与此同时，在苏联文学的影响下，形成了"干预生活"的文艺思潮，刘宾雁的小说《在桥梁工地上》，王蒙的小说《组织部新来的年轻人》，李国文的小说《改选》，海默的话剧《洞箫横吹》，杨履方的电影剧本《布谷鸟又叫了》等相继问世整个文艺界为之改观。"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也在这时期提出。为思想和创作的空前活跃提供了良好的社会环境。
"探求者"文学流派正是在这样一个历史时期中应运而生的，它不是几个年轻文人心血来潮的结果，也不是几个年轻文人偶然邂逅的产物。"探求者"们聚合成一派，出于同气相 求，出于共同的文学追求，共同经历了相似的思想历程和创作历程。他们最早对文艺界的无休止的批判及其后果有清醒的认识，最早感应到文艺界渐渐活跃起来的环境气候，最早意识到自己创作实践的不足。艾煊曾经回忆道："我一开始学习文学创作，就碰到了文学艺术上的无穷尽的批判，先是《关连长》、《我们夫妇之间》、《武训传》，以后又是对胡风文艺思想和胡风反党集团的大批判。文学创作不断被要求模式化、规范化，可以走的路子是很窄的。"梅汝恺也在《素描"艾江南"》中对艾煊思想上的震动作了描述："大致从1955年反胡风运动以后，艾煊的文艺思想出现了性质重要的变化，他已经开始怀疑文学创作的过份的急功近利，反对不属于作品本身需要的政治说教，赞成恩格斯提倡的作家的倾向性应愈隐蔽愈好，强调作品的艺术性，反对公式化概念化，强调作家创作劳动的特殊性。"这种变化同样也发生在梅汝恺身上。叶至诚则在方之身上看到了变化的契机："方之不断发展的创作实践，像《在泉边》那样在艺术上的追求和突破，像《浪头与石头》里戴荣形象那样在思想上的追求和突破，已经到了必须断然摆脱被拘在框子里的文学，拿出有独特见解、独特构思、有鲜明艺术个性的作品来的时候了。那时候，文艺界的许多同志也同样有这种要求；从五五、五六年起，反对公式化、概念化的呼声越来越高，到五七年上半年，便出现了文学创作十分活跃的局面；在方之，便有了与筹备探求者文学社团和文学刊物的事件。探求者，提出所谓严肃探讨人生的文学主张，具体地说，就是：即便是社会主义的文学，也必须注重写人，注重写真实的人在实际生活里的命运也就是人生道路。方之根据他自己的实践，相信这样的主张能够使他完全从框子里跳出来。陆文夫在《微弱的光》中回忆道："当时和我在一起的有现在著名的作家高晓声、方之、艾煊、叶至诚、梅汝恺、陈椿年等人。我们几个人一研究，觉得文学不应该只是唱赞歌，要干预生活，创作方法也应该是多种多样，不应该只有一种社会主义现实主义，要写人，探索人生的道路，不应当写政策，写运动。同时认为过多的阶级斗争已经破坏了人与人之间的正常关系。......准备创办一个同人刊物《探求者》，用艺术来实现我们的主张"。
他们把自己的主张归纳为"二十四个字"："我们将勉力运用文学这一战斗武器打破教条束缚，大胆干预生活，严枣塔枣冬车，馋拳丰土令主义"。求变、求实、求真、求新的文7学精神贯串其问，这是一种改革的、进步的文学精神，也是一种有生命力、有创造力的文学精神，与保守、僵化、虚假、媚俗水火不相容。他们旗帜鲜明地反对当时横行于文坛的教条主义，反对文学创作从机械的政治教条出发。教条僵化生活，也僵化思想，僵化创作，按照教条创作，必然造成公式化、概念化。教条是创作的大敌因为文学创作最忌干篇一给创作带来生机和活力。教条横行之日，便是创作奄奄一息之时，惟有冲破教条文学才重获生命。可以说每一次文学的前进，都是冲破教条的结果古今中外的文学史上有过许多例证。而在冲破教条的过程中，便会出现文学的流派直崛起时所说的那样：结合起来成为一派。为昨夜的星辰，但不会成为明日的黄花。
1957年春天，一个充满鲜花和希望的春天，一个产生"探求者"的春天，是永恒的春天。然而，春天过去是夏天，一个烈日炎炎的夏天。
梅塘之夜--金陵之夜。作为文学探求的年轻的文学新人，他们的前面竟是重重坎坷。
坎坷：戴着镣铐的探求 在一个真理与谬误颠倒的社会环境之下，探求有罪、探求受罚变成天经地义的常规。"探求者"逃脱不了的厄运从1957年7月开始了，从酷热的夏天开始了随着反"右派"斗争的开始而开始了。他们还未来得及将探求的文学主张变为探求的文学实践，还未来得及将同人刊物和文学社团正式组建起来，甚至艾煊还未来得及明确答复七位友人的邀请，他们几个人就一起被宣布为政治的罪人。文学的探求变成政治的罪过，政治的惩罚剥夺文学的探求。当"探求者"文学流派成为"反右"运动中的一件个案以后，生活就按照这样的逻辑运行。
对"探求者"有组织的口诛笔伐一直持续了两个多月，其情其景，在"探求者"成员的回忆中历历在目。叶至诚的《忆方之》写道："宣布审查探求者之前，专业作者集中到省文联学习。方之和我同住一个房间同睡一张地铺的草席。他说，反正学习嘛，我们可以多聊聊。一天，召开文联委员会扩大会议，把我们几个也叫了去。会上从主席起，一个接一个的发言，都说探求者，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我们就像听了宣判一样回到宿舍。方之和我坐在草席上默不作声。很久很久，方之忽然冒出一句话：你是老大哥，我总归跟你走的。仍旧充满了对我的信任。我乱极了，没有回答，也无法回答，本来我也是跟党走的可是，现在......你跟我走，我跟谁走呢?我再也忍不住了，哭了，方之也哭。......此后，我们便被宣布隔离审查了。"老大哥叶至诚内心的痛楚是无法言传的，从小秉承父训，为人为文要至诚，他只是拥有一颗赤诚的心而被比他年轻的"探求者"们尊为"老大哥"，难道他如此为人为文是错的吗?面对着写检查和所谓"揭发材料"的稿纸。他头脑中一片空白，一根又一根地抽着烟，一根又一根地拔下自己的头发，然后又一根又一根将头发凑上燃烧的烟火，茫然而又机械地重复着这些动作。一连几个小时过去了面前仍然是一张白纸。那满头乌黑的头发，竟在不知不觉中渗出缕缕银丝。他想不通，无论如何也想不通。想当初，父亲叶圣陶参加发起成立文学研究会，是一件多么值得称道的文学壮举，而自己却不能走父亲走过的路。难道文学不再可为吗?
无情的口诛笔伐无情的检查揭发，然后是无情的政治判决，一纸公文宣判"探求者"是反党小集团、右派小集团，宣判陆文夫的《平原的颂歌》、方之的《杨妇道》、高晓声的《不幸》、梅汝恺的《夜诊》以及曾华的《七朵红花》为毒草，发动大家集中批判。"探求者"的成员一律受到处分："首恶"陈椿年被戴上极右分子的帽子送进劳改农场，后又流放到青海劳动教养在历次的政治运动中，"罪行"逐步升级，终于被送进监狱，过着与世隔绝、暗无天日的生活青海高原那遮天蔽的黄沙淹没了他的一切。"执笔者"高晓声，戴上极右分子的帽子，发配到原籍劳动改造。艾煊、叶至诚戴上立即摘去的"右派分子"帽子留觉察看。陆文夫、方之、曾华、梅汝恺被定为"中右"，即不戴帽子的"右派分子"。从此便开始了长达二十年的苦难岁月。
文学路，原来是一条荆棘路缪司带给他们的是苦难的十字架。就像奴隶的脸上被刺上金字，就像胸膛上有个原罪的红字，从此再也逃脱不了厄运的追逐。但是，他们并不必灰意懒，并不自暴自弃。年轻气盛的方之预言不出三年可以重返文坛；机警内秀的陆文夫比他多估计二年，五年后他要重返文坛。高晓声说得好："我感到这种打下去是一种毁灭也是一种新生的开始。讲到毁灭，可以说，打下去是毁灭，不打下去也是毁灭历史的条件已经摆定了，摆定这二十二年我这样一个人打下去也好不打下去也好，都是写不出东西来的；讲到新生，就从那时开始，慢慢地有所思考，也接近了人民，因为我生活在底层，比较地了解了我们人民究竟在过什么生活，究竟在想什么。"
"天恐文人不尽才，常教零落在蒿莱。"梅汝恺曾经借用陆游的诗句来形容磨难中的艾煊，其实包括梅汝恺本人在内的"探求者"们不都是如此吗?他们都没有在这场磨难中消沉下去，都没有把这场磨难作为文学创作的终结，而要趁"零落在蒿莱"之际。发挥自己的文才。强加于他们身上罪与罚犹如一副捆绑双手的镣铐；然而，他们在坎坷之中，又开始了戴着镣铐的探求。那是怎样的一种探求啊!那是混和着血与泪交织着生与死在痛苦中求升华在折磨中找价值的探求，艰苦卓绝难以言说。与那个梦幻般的、热情如春的、充满了勇气的金陵之夜相比这一段长长的苦苦的探求岁月。更加惊心动魄，已经没有些许浪漫，只有现实严酷的现实，精神与之搏斗的现实。而在搏斗中开放的文学之花竟是那么绚烂那么芬芳。难道文学真的是痛苦的果实么?让我们从他们苦难的岁月之中，钩沉出一幅幅探求的画图吧!
在三万六千顷烟波浩渺的太湖之中，艾煊乘着渡船登上了洞庭西山，这是他自己选择的劳动改造的地点，身边还带着一个幼小的女儿。一个家庭分开了，一对双胞胎姐妹分开了，他的妻子带着另一个女儿留在南京。后来，眚耐的分开又变成永久的离异。艾煊受的处分是戴上立即被拉去的"右派分子"帽子被发配去劳动。对这一切艾煊都坦然处之，淡泊明志。高晓声曾回忆道："等到基本定案以后，我一个人长期幽居在南京湖南路。难得见到任何人。有一次在门口扫街，碰到艾煊从机关回家，看见了我，微微一笑，便无语而过。这就是我1958年离开南京前最后一次碰到他。我当时心胸也为之一开：还可以笑嘛!"艾煊就是带着如此宽厚平和的心境来到西山的："1957年那场十二级台风，把我刮到了太湖当中的一个小岛上。台风过后，心境也平静了。于是认真练体力劳动，认真学农业技术。我过去长期生活在农村环境里，农民淳朴，是很容易以心换心，真诚相处的。我这时是立下了决心打算长期在农村生活的。"
茫茫的太湖，把艾煊与外面的世界隔开了。也把艾煊与以前的世界隔开了。从官员贬为庶民，从脑力劳动者变为体力劳动者，从文明的都市来到闭塞的孤岛，从安居的家庭来到寄住的异乡何况身上有政治罪名，身后有女儿拖累，多少生活难题一下子向他涌来。屈辱感、凄楚感、负罪感一层又一层的精神重压向他袭来。但是，艾煊还是感谢那茫茫的太湖，因为太湖也把政治上的批判斗争隔开了。持续的口诛笔伐和检查审查已经把他的心灵蹂躏得疲备不堪，他宁愿忍受一切也不愿忍受信口雌黄的、践踏人格的所谓革命批判，也不愿忍受反反复复、无休无止的所谓革命审查。也许太湖中的孤岛正是他这个不愿再在政治圈中打滚的淡泊者的最好去处，可以一个人静静地医疗精神的伤口。再说政治的风暴已经使他的小家庭风波迭起，摇摇欲散了。太湖中的孤岛虽然不是陶渊明笔下的世外桃源，但却可以避开世事纷争的困扰。"五十年代。我在经历了一次险风恶浪中的航行以后，身心交瘁·很快就习惯了这个稳定的社会生活环境。人，需要一个广阔的生活空间，纵横万里任驰骋；也需要一个委静的天井小院。需要在广阔的、动的、不稳定的和小的、静的、稳定的两种生活之间求得平衡。"这就是艾煊当时的心境。因此，艾煊痛痛快快地喝下了这杯生活的苦酒不是为了求得一醉，而是为了新的开始，把艰苦的劳动作为当然的归宿，把淳朴的岛民作为患难的朋友，把湖光山色作为心灵的醇酒，把文学创作作为精神的支持。种果树、种水稻、制茶、捉鱼，是他的四大劳动科目，正如梅汝恺所描述的那样："在西山，他学种田，学挑担，学经营果园，学采茶，甚至下苦功学会了技艺性很强的炒茶。他和吴语阿侬的大姑小婆、农夫壮男，广泛地交了朋友；他也曾像一般右派那样，由衷地忏悔自谴，决心以血汗劳动赎过，茹苦如饴地度那农夫舂旧谷的田间岁月。那知正是在这种返朴归真中，清姿淡不妆型的缪司女神在他的心间苏醒了。1961年以后，他写出了成组的如珍珠串似的散文。"
一个真正的作家，一个头脑里有作家的细胞、血管里有作家血液的人，总是拥有更加丰富的精神生活，总是更加善于发现、捕捉生活中、劳动中、自然中的美，总是更加容易被美所激动，被美所感染。哪怕他处于苦难之中，也必然会如此。艾煊就是这样，面对着太湖，他心醉神迷，如诗如画的语言就从心底涌了上来："天空的夜云和太湖的水面，还是连接成一片。云和水，都还是同样的颜色，乌蓝乌蓝的，叫人分不清此刻到底是初更还是深夜。""竹坞里，几十座山头，从山脚、山腰，直到峰顶，遮山漫野的楠竹。分不清竹干竹枝竹叶，一阵风过，只见竹浪一浪催赶一浪，一浪高过一浪。竹浪，有时跌入深涧险谷，有时又欣起浪头，翻过高山的峰顶那气势，简直就是天上的行云游龙。"西山上，果树成林杨梅摘了有批杷批杷摘了有橙桔，红了又黄黄了又红去了清香，又来清香，果实、果色、果香。又引动了艾煊多少诗绪，多少文思。艾煊常年累月穿行在果树林间，练得一手修剪果树的绝活也写出了山外人体味不到的情景："桔林里，处处有人语，鸟鸣。远处，挑栗蒲上船的号子声；近处，湖浪拍击桔林边石砧的哗哗声。湖在脚边，但看不见湖只感到那三万六干顷的湖浪一浪推着一浪拥到桔林边。"岑西山是果乡，也是茶乡茶树茶汛，采茶炒茶，那春春夏夏忙碌的茶事劳动，对于艾煊来说，是一次次茶文化的洗礼。有谁能够像艾煊那样把"炒、揉、团、焙"的制作技艺写得那么美而有文化的意味呢?"炒茶顶要紧的关键就是掌握火候。灶火要有时炀，有时文；团有要时松，有时紧；揉要有时重有时轻。揉要揉到镬子上涂满了一层咖啡色的茶膏；团要团得又紧又松散。阿元叔对碧螺春的质量非常考究；总是要焙到干而不焦，脆而不碎，青而不腥，细而不断。焙好的茶叶，总归是卷曲像狮毛绒毛像雏鸡。"
这些美文都点点滴滴记在他的笔记本上，完全出于心灵对文学的描述完全来自心灵对生活的感应。当时艾煊正处于复杂的心态之中："文学的路是一条曲折狭窄的羊肠险道，我可以不再走了。但对文学的兴趣，却又早已渗入骨髓，成为不可缺少的生命意识。想斩断文学的尘缘但劳动之余，或或晨，又趁兴之所至，在笔记本上涂涂抹抹，尝尝文学的荤腥，就像一个不能了却尘缘的偷嘴和尚。"其实这些笔记表明，艾煊已经开始了对文学的真正的探求，这是使文学回归到到文学自身的探求。文学是什么?文学难道不就是兴之所至的精灵吗?文学难道不就是挣脱了种种羁绊以后自由飞翔的鸟儿吗?文学难道不就是在自然中、人类生活中去发现真正的美吗?就在记下这些美文的时候，艾煊也开始了对文学的思考，对自己旧有的文学观念作了反思，渐渐地认识了文学的本质："长时间参加社会斗争，必然把文学当作社会斗争的工具，因而会对文学作一些简单化、单一化的理解。在湖中小岛生活了两年，离现实事功远了一点，对文学本身的价值，对它的美学意义，对它的多种功能，也看得清楚一些。"
在西山生活期间，艾煊最喜欢雨中散步。细细斜雨，空谷无人，踽踽独步，只觉得自己和自然是那样靠近，那样亲密，仿佛与自然融为一体。这种自然之子的感觉在他心中深深扎下了根，使他在以后的岁月之中，经受住各种磨难。西山，不可能是他永久的避难所，但却给了他永远的避难力量。1960年，艾煊被调回南京，当然不再当文联副主席了，而是当文联的收发。在与他同时调回南京的"探求者"同人陆文夫的眼中艾煊的处境是凄凉的："官儿不当了，工资降掉三级，家庭又生变异，一个人住在朝北的小旁间里，严冬没有炉子木板床上只有一条薄薄的小棉被，好像是他当新四军时用过的，曾经因劳累过度而昏倒在马路边。"但艾煊心中却很安定，"劳动无贵贱"，当收发也可以。当然他决不会仅仅当一个收发!他的天职是作家!他的名字终于一次一次在《人民日报》、《雨花》杂志等报刊上出现随着《碧螺春汛》、《鸟》、《乡行》、《护士》、《竹海新篁》、《绣娘》、《指点湖山》等一篇篇散文的发表，艾煊的知名度越来越高。文坛上都知道江苏出了个散文家。却不知道这个散文家在当收发!正是在文学的支撑下，艾煊才会安之若素地干着各种琐碎的杂务，直到调入江苏省文联创作组为止。
在创作组艾煊度过了一段平静的曰子。从1961年到1963年。这是他一生中惟一的一段专业创作的时期。1963年，他出版了代表作散文集《碧螺春汛》又为少年儿童创作了一部《太湖游记》，接着集中精力将《红缨枪》修改好更名为《大江风雷》，于1965年出版。在《太湖游记后记》中，艾煊坦诚宣告自己的美学观点是"尽量写一些生活中比较稳定的事物"《大江风雷》又显示了他多层次、多侧面、多角度、立体式描写战争的文学才能。可以由此预见艾煊今后的创作将会前途无限。但是，艾煊却敏锐地感到文艺界的形势将不会允许他继续写下去："社会上对文学意识、文学方法的批判，越来越苛酷，最后连中间人物也不许写了。文学，冒着风雨，在弯弯曲曲泥泞滑溜的田间小路上行走。......到了1964年，文艺界被认为已经跌到了修正主义泥坑的边缘，文革的序幕，已在文艺界拉开了。江苏批判了陆文夫，我们的文学创作活动，也于此中止了。"艾煊被分配去办"阶级斗争教育"展览会，不写小说，去写版面解说词等，又一次被迫搁笔，与文学分离。
陆文夫，为什么又是陆文夫成为众矢之的?陆文夫又是如何重返文坛的?
当艾煊在太湖西山务农时，陆文夫正在太湖那边的苏州城里间门外广济桥堍的苏州机床厂做工。年届三十去当学徒本是苦事，他却豁达乐观，抱着"在劳动中改造成为新人，五年后重返文坛"的信念。要当工人就要当一名技术出色的工人，为了这个目标，陆文夫对自己严格要求到了近乎苛刻的地步自觉地"饿其筋骨，苦其心志"。
在一台一丈：尺长的老式皮带车床旁陆文夫认老工人夏福根为师傅，两个月学会操作，一年半以后就成为车床的唯一主人，成为两个少年徒工的师傅。当时正是"大跃进"时期，有人浮夸吹牛，撒谎欺骗也有人踏实工作革新苦干。陆文夫加入了技术革新者的行列，他揭下厂里的"招贤榜"，为一台小龙门刨床设计安装了自动牵引装置。在机床厂当了二年半的车工，他从来没有过报废工件的记录技术水平被定为技工三级。厂里对这个"改造对象"有个内部规定：在评先进时，必须降一个等级公布。条件如此苛刻，陆文夫依然先后四次被评上优秀学员、先进工作者和技术革新能手，奖到过一套卫生衫和一个大脸盆。
那几年陆文夫的日子过得很清苦。工资被降了两级，又不再有稿费收入经济窘迫得连想买只闹钟也办不到。他在工厂里劳动最怕的是迟到，做夜班和中班时都是提心吊胆，深怕睡过头。很需要买只闹钟，但就是挤不出钱来。后来还是老作家程小青无意问知道了陆文夫的困窘，硬是借钱给他买了闹钟。这只双铃马蹄表陪伴着他度过了许多艰难的岁月。劳动的艰苦也是异乎寻常的。从翻砂车间运来加工的鼓风机叶子有半吨重，靠一架手拉的起重设备"葫芦吊"加工，肩扛手托，费尽力气才能架上车床；要加工的圆孔部位，又小又深，常要前后移动左右翻转工件，每动一下都很不容易。车床飞转，铁屑四溅，无孔不入，滚烫的铁屑常常灼伤眼睛陆文夫两眼的眼皮内侧都留有几处伤疤。这一切，陆文夫都经受过来，为自己能和工人一样吃苦而感到自豪：这个瘦长清秀的文弱书生在飞转的车床边蜕变成一个道地的工人。陆文夫的家在市中心从厂里骑车回家不过十分钟，但他坚持吃住在厂很少回家。厂里的集体宿舍在一条小巷里，房屋破旧拥挤四人一间，薄板相隔，鼾息相闻。经过一天的重体力劳动下来，陆文夫也能倒头入睡，安卧其间。然而作家的心灵是不会因为体力的消耗而麻木的，渐渐地，陆文夫无法在此起彼伏的鼾声中入睡了，创作的精灵在他心中蠢蠢欲动，熊搬回自己的，夺楼。又开始夜间的劳作。
其实小媵也根本不是一个写作的环境，只有朝西朝北两面窗户夏天热不可当汗水把稿纸湿透。陆文夫只得在清晨就用棉花胎把窗子遮起来，挡住那炎焱的阳光，再吊几桶井水放在屋里去暑笔耕不辍。陆文夫写与他朝夕相处的工人，写让他抛洒汗水的劳动因为他真切地体会到："开始认识了劳动，并且开始热爱劳动和劳动的人--工人，从而想歌颂他们，保护他们的利益。随着短篇小说《碰不得》和《准备》的发表，他终于又得到文坛的承认，于1960年初回到江苏省文联创作组结束了为时两年半的工人生活，提前实现了"五年后重返文坛"的预言，进入喷薄而出的旺盛的创作期。
从此时起到1964年7月共四年时间里，陆文夫发表了《葛师傅》、《没有想到》、《介绍》、《二遇周泰》等十个短篇小说，中篇小说《有人敲门》也即将出版，形成一个系列性的描写工厂生活的组曲。1963年7月，《雨花》发表他的创作体会《关于如何创造社会主义新人形象的讨论--致编辑部的一封信》；1964年6月，他的创作体会《给(文艺报>编辑部的一封信一一谈在工厂参加劳动的情况和体会》在《文艺报》发表，同期发表的有茅盾的《读陆文夫的作品》。
文学巨匠茅盾是中国杰出的文学批评家，中国现代文学评论的奠基人，他的评论往往起到一锤定音的作用。在《读陆文夫的作品》这篇重要评论中，除了对个别作品如《小巷深处》的评价有欠妥贴外，对陆文夫两个创作阶段的成败得失，对陆文夫的创作特点，都有十分正确精辟的分析论断，很有指导意义。茅盾指出："他力求每一短篇不踩着人家的脚印走，也不踩着自己上一篇脚印走"，"作者现在正处于向更成熟的艺术境界发展的阶段。他的文学修养有相当好的基础，他懂得如何剪裁素材、如何概括生活经验而作艺术的加工；他善于布局、渲染气氛；他知道怎样刻划人物。""我们满怀喜悦地期待着陆文夫的更多更大的成功。"
茅盾能预料到陆文夫内在创作力的发展，却不能预料到外部政治气候的异常变化。陆文夫有足够理由庆幸自己从探求的悲剧中奋斗出来却无论如何也想不到前面等待他的将是一场第二次打击。
正是在1964年6月一场矛头对准茅盾、对准整个文艺界的"文艺整风"运动开始了，陆文夫遭到了灭顶之灾。批判陆文夫的文章一篇接一篇在文艺刊物和党报上刊登出来。转眼之间。陆文夫的创作体会变成"翻案和自我吹嘘"，他二 年半的虔诚劳动被一笔勾销，抹上黑灰。"错误的创作倾向和错误的道路"，这一句话就否定了他的整个创作，扫荡了他的所有作品。他的第一个中篇《有人敲门》原已被出版社列入出版计划，并已准备付排这时也突然被束诸高阁。
1957年的那场政治风暴对陆文夫的打击是惨重的，但他并未绝望，他有信心通过虔诚的"劳动改造"重新回到文艺队伍中来。这一次不同了，他感到了从未有过的绝望。他深深挚爱着的、矢志献出毕生心血的文学创作将从此与他无缘。从事精神劳动的人，最惧怕、最痛苦的也是精神的伤害。此时的陆文夫，就正受着这种精神伤害的煎熬。他登上南京东郊的灵谷塔却无心欣赏周围森林公园的旖旎风光，涌上心头的是那些毫不讲理，并且无休无止的"革命批判"。他很想纵身一跳只需几秒钟就可结束尚需长期忍受的那难以忍受的精神痛苦。但极目远眺，葱茏的紫金山、美丽的南京城尽收眼底，广袤的田园和一条条林带由脚下向远处绵绵不绝地延伸，他觉得天地大得很，他生命的路程也还长得很。他默默地走下灵谷塔那长长的旋转着的阶梯，也准备默默地走完那长长的、决不会平坦的生命的路程。
江苏省文联把包括陆文夫在内的一批"清理出来的有问题的人"送到江宁县江宁公社李家生产队劳动。十个月后，作出对陆文夫的处理决定："此人不适合再做文艺工作，长期下放劳动。"这个决定无疑是蛮横的，也是十分残酷的，等于宣判了陆文夫在文学创作上的"死刊"。但陆文夫遇事看得透对此他早有思想准备，这样的处理并未出乎他的意料。哀莫大于心死，陆文夫平静地对待这个处理决定。这是一种对文学创作心灰意冷的平静，是一种深信自己能够当个好工人生活一辈子的平静。在这种平静的背后，潜藏着他的深深的痛苦和难以名状的哀愁。当时担任《雨花》主编的章品镇后来回忆道：
他也从农村回来了，准备"发配回籍"去苏州。前一天到他房里去看他，推门进去他一个人平静地在摆弄一副工具。我颇感意外，他说是吃饭的家什哩。他是精细人，作了两手打算。第二天临走时他面现微笑说："老章，从此别矣。"
1965年10月，陆文夫进了苏纶纱厂。对这个厂他并不陌生·随军南下后他当过这个厂的工作队队员，当记者时常来这个厂采访，第二次进文联后又曾到这个厂体验生活，以作家的身份在纺纱车间当过四个月钳工。可这次进厂就完全不同了，他是以"戴罪"之身来当"永久牌"的工人。陆文夫一心想学一手安身立命的绝活，又使出他素有的机灵和钻劲。"他钻研技术的方法主要不是问，而是细细地看·细细地琢磨。哪儿有修车任务，不管轮不轮到他，只要有空他就跟着去帮着搭把手顺便看别人干活的路数。陆文夫跟在车弄堂里，一声不响地静心观察的神态，给工人们留下很深的印象。平车队任景海回忆说，像他这样见识广的老维修工也会被陆文夫看得心里发毛。"
陆文夫在平车队由"三手"提为"二手"，接着调进一纺车间技术革新组，集体合作试制成功苏纶纱厂第一台半自动落纱机以后就专搞落纱机维修。他果然练就一身技艺，能听出机器的故障，能把落纱机上的剪刀磨得锋快，一剪下去一团乱棉线会被剪得一崭齐。经考核证明，他的技术已达到四级钳工的水平。纺织女工们异口同声地说："侍候落纱机侍候得这样称心的，除了陆师傅，再也找不到第二个了。"每天上班前，陆文夫的口袋里常常塞满了工人托他磨的家用剪刀，他总是抽空磨好。他还常为不识字的工人代写书信，凭他的一支妙笔把他们的心里话写得逼真自然。这个埋头劳动、且颇有点幽默感的"工人师傅"，只有在星期天才露出埋藏在心底的痛苦。不能写小说，连书也不想看，买半斤黄酒，喝着喝看，会低低哼着《贝加尔湖之歌》。这是当年一支中国红军被迫退入苏联境内时所作的歌也许是那歌曲的悲壮旋律与他心灵的颤悸正好合拍，他每次总是哼着这支歌，声音低沉，热泪满面。他的两个小女儿平时并不怕他，但每当听他哼起《贝加尔湖之歌》总要吓得躲起来。陆文夫真苦啊!他苦于不知自己有何罪，苦于无法把文学从自己的生活中抛开去，苦于前途已定，再也不能施展文学的才能。他思念文学给他带来灾难、而又始终深爱着的文学，已经可望而不可及的文学!陆文夫的痛苦是深沉的，无法排遣的。
然而，"探求者"同人们的痛苦又何尝止于此?陆文夫与他的难兄难弟高晓声都认为对方更比自己痛苦。高晓声如此说："我是一沉到底，如铅块般物化了。他则几度沉浮，沉则为妖，浮则似人。果真是生活在人妖之间。谈及这些，我们彼此都认为责更比自己痛苦，他为我长期如死般的窒息难受，我则认为他浮浮沉沉，水里火里折腾得更不好过。"是的，高晓声所经历的是另外一番痛苦。他被戴上摘期遥遥的"右派"帽子，在发配前先是罚扫马路。每天清晨，当城市还在沉睡之际，他就夹着大扫把到静静的马路上清扫，扫去秋天的落叶，冬天的积雪，春天的尘埃，一直扫劐1958年3月10日，被开除公职，发配回原籍劳改。他形容自己是被剥得光光地离开南京，独然一身，一无所有。从此，他同原来的社会层断绝了联系，以至于有"高晓声已经不在人世"的谣传。其实·他一直在农村苦苦挣扎着，为如何活下去而奋斗。到了农村，高晓声才体味到生存是多么的困难。他那自由恋爱的爱人。毅然决然地与他结婚，一起回乡，患难与共，相亲相爱，是高晓声生命中最亲最爱的人，却因为失去治疗休养的条件被死神轻易地夺去了生命留下一份铬心刻骨的爱情也留下了一份铬心刻骨的痛楚。眼睁睁地看着亲爱的人死去，高晓声唯有痛苦唯有痛哭，自恨无回天之力一切苦难都来自头上那顶帽子而帽子又来自何处?难道来自他对新政权、新社会的热爱和忠心吗?他真想喊天叫冤可是青天在上默默无语他只有走向大地，将双脚站在家乡的泥土上，才有一丝生机。一切的浪漫和幻想似乎都随着亲爱者而埋葬了。
他的第二次婚姻已不再是爱情的果实，而出于饱尝生活苦涩后重建家庭的生存需要。经人介绍一位带着三个女儿的不识字的农村寡妇走进他的生活，加上年迈的父亲，组成了数口之家。有了家庭，也有了负担，光吃饭。每年就得备好三、四百块钱才能从生产队称回口粮，而全家只有他每月领到三十六元四角的生活费。每年春节。这笔钱的筹集就像千斤闸那样压向他的心头，迫得他像条"投煞青鱼"像条被围在网里心慌乱投的青鱼。为了增加收入，他学会了第一流的培植木耳、灵芝的本领，不能作为家庭副业搞，只能为生产队服务从中得到一点工钱；他学会了养猪上半年养一只，下半年添一只一年两口猪要养到三百五十斤左右，作价一百七十元给生产队。可以买回一半口粮。木耳、灵芝、猪是高晓声在农村劳动的杰作，靠了这三宝，巴巴结结地过日子。
对高晓声来说，过日子的过程就是农民化的过程彻头彻尾彻里彻外地变成了农民。对这个过程，高晓声是这样描述的："不仅使自己成为农民而且组成了一个地地道道的农民化家庭。这和所有的农民家庭一样，是公社、大队、生产队的一个细胞。我的家庭成员一样参加生产队劳动，一样投工、投资、投肥，一样分粮、分草、分杂物。家里的陈设也和农民一样，有必备的劳动工具，有饲养觞禽家畜，有一份自留地需要经营。总之，农民生活中涉及的每一个角落，也都有我的印记。公社、大队、生产队的丰产或歉收，富裕或贫困，措施正确或错误，干部作风正派或邪恶，以及一个政策所起的作用好或不好，我同农民的感受都是共同的。我的命运和他们一样，我们的脉搏在一起跳动，我是农民这根弦上的一个分子每一触动都会响起同一音调。我毋需去了解他们在想什么我知道我自己想的同他们不会两样。在这个农民化的过程中，高跷声付出的代价是巨大的。他的肺病日趋严重右上肺出现一个直径八公分的空洞，健康严重恶化，只是那一颗作家心仍然在跳动，脑袋里依然浮想联翩，贫困和疾病都不能夺去他艺术的思维。1962年2月，他拖着多病的身体到武进县三河口中学当教师，开始了较为安定的三年教师生涯。是年秋，摘去"右派"帽子。他教语文课，与心爱的文学又结缘了。他教学生作文，施行着写实的原则。他把真实作为作文的基础，让学生写真人真事，还要相关的人或单位盖章证明实有其人、实有其事，坚决杜绝虚假。眼看着学生在写真人真事的过程中提高了作文水平，眼看着每个学生都写出了好的作文，眼看着学生的作文不再死气沉沉，而是生动活泼，高晓声无比感慨："所以为文学的，没有认真对待生貊的态度，总是不行的。学生作文也是这样。写作文当然不同于搞创作，但却有共同之处。高晓声正是在训练学生作文的时候，更加深切他体会到虚构和写实的关系：有了写实的本领才能虚构，虚构决不同于瞎编。他对现实主义的创作原则越发坚信不疑。
这时，生活的境遇也相对好了，他再也压抑不住创作的冲动，在教语文之余，又握笔创作。一年中，他就写出一部十多万字的中篇小说和四个短篇小说，在1963年与1964年之间，分别寄给老上级、教育厅长吴天石和老同事、《雨花》主编章品镇。吴天石将他的小说转给一家出版社，却毫无音讯。高晓声辗转相托，总算把稿子讨回。章品镇是识途长马，把稿子退给他时便婉言劝他多想想不忙动笔。高晓声重返文坛的希望和努力就这样落空了，没有像陆文夫那样浮起来，也就没有第二次打击了。这究竟是高晓声的幸，还是不幸?其实，在一个无法掌握个人命运、没有创作自由的时代，已经注定了作家的不幸。陆文夫和高晓声，各有各的不幸。
连基本上没有停止创作活动的方之也是不幸的。他受的处分较轻，也最乐观，陆文夫估计五年后可以重返文坛，他却认为只要三年就行。"探求者"结案以后，他回到原来工作过的农村搞宣传。他不断地写作，也不断地挨批，几乎每一次文艺批判都会落到他头上。1958年底到1959年初，他与叶至诚合作写了个电影文学剧本《绿洲》，又写了个短篇小说《我的老婆》，都没有能够发表。1959年，文艺界发动批判所谓"修正主义文艺思潮"，再次刮起极左批判风，批判我们国内的"人性论"，藉以表示反对苏联的"人性论"。方之的一篇仅仅千把字的影评，就被扣上鼓吹"人类之爱"的帽子，真是动笔就有罪。1962、1963年，在文艺界多少出现一点生机的时候，方之进入了创作爆发期，先后写出《岁交春》、《出山》、《看瓜人》、《南丰二苗》、《柳营小记》、《雨后》、《台风之后》、《难写的人》等短篇小说，但只发表了前面三篇，由于文艺界气候迅速恶化，后面的小说只能束诸高阁。如果发表，肯定会带来新的罪状；就此不能问世，又怎能对得起自己的心血和作品中的人物。可见，发表与不发表，都是同样的不幸，这不幸在时时煎熬着一个真诚的、想有所创造的作家。写于1962年的《南丰二苗》在时隔十七年以后才发表，方之为这篇小说加了个题外话《毒草出袋记》，作品的命运、作家的辛酸尽在其间，值得一录：
《南丰二苗》是我六二年所写的一篇旧作。此文平平淡淡，没啥看头，遭遇却还有点味道。六二年广州会议上，周总理和陈老总讲了话，一再批字怯倾思潮，强调发扬艺术民主，给冻得半僵的文艺界带来了温暖。我受到了鼓舞，便写了这篇小说，寄给了《人民文学》。《人民文学》的编辑同志颇感兴趣，嘱我修改。孰知曾几何时，干饭下肚，旧调重弹，"三不主义"告寝，帽子店生意又大大兴隆矣!"中间人物论"、"现实主义深化论，等新产品相继问世，《南丰二苗》理当退避三舍。物换星移，又历几载寒暑，在某次"损失最小最小，的抄家运动中，我的文稿、笔记、书信荡然一空，片纸无存。这两位姓苗的老友也飘然不知去向。最近落实政策，才发现《南丰二苗》和《出山》在一起，作为罪证竟深藏在我的档案袋中。还有一段按语，日："这篇毒草......毒性甚烈，过于露骨......特附印于后以供批判。"我身体不佳，欠了《雨花》的文债。正愁无法偿还，见了旧稿，喜出望外，心想：何不将二苗从袋内揪出，交付《雨花》挂牌示众?至于稿酬，则当与细心保护二苗于袋内的有心人沽酒共享之。是为记。
《柳营小记》也是同样的命运写于1963年，发表于1979年，方之又在《后记》中说明："《柳营小记》也是"出袋"的毒草之一。"这些作品之所以不能发表无非是因为一个"真，字。《南丰二苗》接触到一点当时的瞎指挥风·歌颂了实事求是。在瞒和骗的文艺垄断的天下，岂能容许真实的文学存在?当然不予发表。戴着镣铐的探求就是如此艰难!也许还可以举方之与叶至诚合作的剧本《江心》为例。
对叶至诚来说，这是一段难以忘却的记忆。"六三年初，我接到方之一封热气腾腾，看了教人坐不住的来信，告诉我他新结识了一位很有意思很有魄力的公社书记大旱年成这位书记竟在长江中心的洲地上搞了一次破堤抗旱。这个近乎冒险的举动是惊人的，使得社会上各种人物的面貌都显露了出来，产生了许多富有那个时期特点的事件。他劝我暂且搁下才子佳人的恋爱故事(那个时候我被安排在地方戏剧团当编剧)，和他一起把这场惊心动魄的斗争写成话剧。我欣然同意了。"叶至诚的欣然同意，表明了他内心的兴奋，他多么渴望写出一部好戏来!由于"探求者"一案，他被下放到江宁县东山村劳动。1959年春回南京后，虽然先后在南京市剧目工作室、南京市越剧团、江苏省锡剧团任崭副，但几乎已经无法写作。1959年，他写的第一个小剧本仅仅由某秘书长看过后，就被扣上宣扬艺术至上的帽子；接着，和方之合作的电影文学剧本《绿洲》又未能发表。这接二连三的闷棍几乎把叶至诚创作的信心打掉了。
写剧本的路比写小说的路还要窄得多，一个剧本发表难，要上演更难，一道一道的审查关，每二个都呵能是葬送剧本的鬼门关。然而，他一生所钟爱的就是戏剧，他无法抑制自己的创作欲望。方之的建议正中下怀两个"探求者"同人再次携手合作。
依然怀着火一样的激情依然怀着孩子般的真诚。依然在叶至诚家中，方之干脆搬过来住。每天，两个人从清早一直磨到深夜，连对话都是你一句，我一句，直到都认可了，然后才记录下来的。他们创作的宗旨是"把时代的特点写出来"，触及到了三年困难时期的一些困难和矛盾但基本上属于"歌德派"创作，戏剧冲突也未脱出阶级斗争、公私斗争的窠臼。没想到，就是这样一个剧本也被认为有问题，不准参加华东区话剧会演。因为身为华东区领导穗勺柯庆施已经下了"不准有三年困难时期的痕迹"的指示。这真是荒谬之极，剧本写的是困难时期的生活，又怎么能没有当时的痕迹呢!当然无法修改，叶至诚仿佛又回到当年为探求有罪而写检查的时候，头脑又是一片空白，又是一根一根地抽着香烟，又是一根一根地摘着头发，又是一根一根地将头发凑上燃烧的烟头。头发渐渐地变成灰白，面前的剧本却依然故我。他想起自己创作的起步，在父亲叶圣陶的教诲下，由散文入手开始学写。从自己熟悉的生活里边取材，养成了纯正的文风，受到宋云彬先生的表扬："没有一篇文章是硬写出来的"。他不能与流行的坏文风同流，去写套话、空话、假话，无论如何也不能。《江心》终于被打入冷宫。叶至诚热情的创作之火被彻底熄灭了。哀莫大于心死，对于一个从少年时代就追随戏剧的人来说，这是多么大的悲哀啊!
从1958年到1965年，整个文艺生存在夹缝之中，"探求者，文学流派也生存在夹缝之中。所谓夹缝，就是一个又一个极左文艺批判的间歇，只有在那些间歇之中，被压得透不过气来的文艺才得到喘息的机会，才有一丝生气，才开出星星点点的花朵。"探求者"的群体虽然已经解散，但探求的精神依然存在每个个体的创作之中，不改初衷，形散而神不散。艾煊、陆文夫、方之、叶至诚的作品代表了这一时期"探求者"文学流派的文学主张和文学业绩。
从1958年到1961年，先是持续几年的"大跃进"，接着是"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左一套愈演愈烈，大大、小小的极左文艺批判可以排列出长长的一串：1958年，对丁玲、王实味、肖军、罗峰、艾青进行"再批判：，对秦兆阳《现实主义--广阔的道路》进行批判；1959年，批判长篇小说《青春之歌》，掀起所谓"批判修正主义"的极左文艺思潮；1960年，对巴人、钱谷融、蒋孔阳等的"人道主义"、"人性论"进行批判，对张庚从1956年以来发表的有关探讨戏曲遗产中"人民性"、"忠孝节义"道德观念等问题的文章进行所谓"修正主义"的思想批判，对海默的《洞萧横吹》、杨履方的《布谷鸟又叫了》、陈其通的《同甘共苦》、赵寻的《还乡记》等剧作进行批判；1961年，对电影《达吉和她的父亲》作所谓人道主义思想的批判......
这股极左批判风直到1961年才渐渐地停歇下来，而转为集中批判"修正主义文艺思潮"。一方面是恶性批制，另一方面是刮起文艺虚假风、浮夸风，要求文艺无冲突、快速大量地制造出来，要求文艺"写中心、演中心、唱中心"。在这样一个时代，能不能真正坚持现实主义的创作原则，能不能符合文艺规律进行创作，对每个作家来说，都是一种检验，有的作家迎合，有的作家回避，有的作家沉默，有的作家探求。"探求者"成员们的作品只有受批判的记录，却没有唱赞歌的影子他们不甘沉默，努力探求，尽可能用瞌笔进行批判。艾煊当时的心态是："社会生活发生过许多灾难性的变故，投鼠忌器，很难落笔，闭着眼睛唱赞歌，良心又不允许。""我只有用散文形式，写我所接触过的、挚爱的备业劳动者，写他们真实的生活断片，表现他们活跃的生活意识，表现他们的劳动美、心灵美。"以艾煊的"戴罪"之身，如果杠着"左"的顺风旗跑上一阵，日子自然会好过得多；但是，他要的不是廉价的喝彩，而是真正的艺术，真正蕴蓄在生活中的诗情和哲理。所以，《碧螺春汛》中没有当时许多作品里常见的"阶级斗争"，也没有说大话、吹牛皮之类被扭曲了的"时代精神"。它只是写劳动人民的美和创造性劳动的美，写这种美凝结成的诗一般的意蕴。这在那种特定的年代、特定的政治气氛之下，是难能可贵的。
陆文夫在题为《却顾所来径》的创作谈中自豪地总结道："当时的税会生活中应该受到批判的主要是浮夸，所以在我当时的作品中大都贯彻着两个字：求实。用求实的精神来对浮夸进行批判。六十年代对我的作品的肯定。这是个主要的着眼点，只不过大家都心照不宣。后来被人看出来了，又对我的批判进行了批判，但是并没有把我的这点理解批判掉。"
方之的代表作《出山》也是如此，"作品里要反映现实斗争，可是又要避掉五风，只好笔头转了弯，像现在这样写实际上许多好人还没能写出来。那真是螺蛳壳里做道场，把个《出山》逼到山穷水尽的地步。"
宁可回避，宁可曲笔，也决不歌颂不应该歌颂的事物，甚至巧妙地作间接的批判，这就是"探求者"决不舍弃的现实主义原则，这就是"探求者"在这一时期所表现出来的鲜明特色。
1961年，文艺界先后制定了《文艺八条》和《电影工作三十二条》，极左批判风被遏止。1962年，广州会议和农村题材短篇小说创作会议的召开，重新贯彻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提倡题材风格的多样化，提倡人物描写要注意中间人物，这给文艺创作提供了一个比较宽松的环境。这二年也就是陆文夫和方之第一个创作旺盛的时期，也就是为艾煊写定《大江风雷》的时期，高晓声那些未能发表的作品也是这时期写的。1963年，文艺形势开始变化，从柯庆施提出"大写十三年"的口号，到江青组织批判京剧《李慧娘》和廖沫沙的"有鬼无害论"，再到毛泽东在关于上海举行故事会活动材料上的批示，步步升级，将文艺界推向革命的对象。这是方之和叶至诚的剧本《江心》受挫的时代大背景。1964年，毛泽东在《中央宣传部关于全国文联和所属各协会整风情况报告》的草稿上作了第二个批示，文艺界开始整风，极"左"批判风大盛，周谷城的"时代精神汇合论"，李凌的音乐创作思想，电影《林家铺子》、《不夜城》、《红日》、《革命家庭》、《球迷》、《两家人》、《兵临城下》、《聂耳》等，赵树理的小说，都在批判之列。陆文夫成为江苏文艺界批判的重点，他和艾煊的创作活动被迫中止。
文艺界的极左批判风酝酿着一场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演变成一场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1966年，"文化大革命"高喊着"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的口号，在批判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的前奏下向着神州大地席卷而来，仿佛是一场洗劫所有生灵的大风雪。文化事业首当其冲，遭到毁灭性的破坏。人民的言论、出版、创作、表演、学术研究等等一切自由统统被取消。灿烂的华夏数千年历史文化遗产，"五四"运动以来几代人苦心建设起来的新文化，还有多少年陆续介绍到国内来的体现人类智慧结晶的世界文化，几乎被全盘否定。一切真正的文化活动全部停止了，不计其数的珍贵书籍被封存，甚至销毁，有良知的文化工作者成为法西斯专政的对象，受到精神和肉体的双重折磨。
"探求者"们再次被抛向苦难的深渊。
高晓声已经经受过太多的痛苦，慢慢学会了如何保护自己。他在1965年下半年已经感受到大祸临头的时代气氛；"随着时间的推移，夏日愈烈，杀气愈重，尽管是在乡下，也感到又临近灾祸的年头了。我担心那小说又会惹祸，追索无人理睬，便委托一位青年朋友跑去讨了回来。那已经是1965年秋天的事了。在此前后，金猴便奋起千钧棒，打翻海瑞罢官，开了杀戒，一阵阵腥风吹遍大地，我已自知不免，抱着挨斗不如受死的境进医院去动胸外科手术。"一场手术，拿掉四根肋骨，切去半个肺，本来平平的肩胛变成一高一低本来挺挺的胸膛向一边收缩。1968年，他被学校找回去监督劳动，又多亏会两手木工活和泥水匠活，修课桌、砌墙头，什么都能干，干起农活来，虽然力气不大，技术却高，总算对付着干了两年。他又偷偷学会了细菌肥料的制作，成为名扬全县的"专家"，1970年被县里最大的红旗菌肥厂请去帮忙，直到"文化大革命"结束。在工厂，高晓声受到尊重，也受到保护他那病残的身体才没有被摧残致死，居然活了下来。
这一次打击对于叶至诚来说最为沉重。他是"探求者"同人中唯一没有被逐出南京的人，一直留在文艺团体中，身心受着无休止的折磨。他被机关中的造反派揪住不放，批判、批判、再批判，交代、交代、不断地交代，也被机关的造反派吆来喝去，去干各种各样的杂活。从他劫后余生所写的散文《烦恼和容易》中所描述的洗刷大字报的"绝话"，就可见其"文革"生涯的一斑：
蹲"牛棚"靠边的后几年，每逢节日将临，总有一项差使教我做，就是把满墙满壁的大字报洗刷干净。这可是一件烦难活儿，要做到不留一点痕迹，实在不容易。
贴在墙上的大字报不是能·张一张揭下来的，那粘浆糊的地方牢牢巴住了墙壁，一揭，只下来一部分，还留下好些条条块块，得一条一块地用水冲，用刷子刷，甚至用手去搓，去擦。如果那垛墙是砖砌的，两砖之间有一道凹缝，那就更烦难了，得一块砖一块砖地冲刷搓擦。弄了许久，墙头还显得斑斑剥剥。
在这看似平谈的描述之中，有着几多酸楚，几多愤懑!被大字报批判了以后还要被迫去清扫，精神受到折磨以后还要付出体力的代价，摧残过了精神再来催残肉体!个中滋味，非亲身经历，不能体味。叶至诚所受的痛苦，除了自己以外，也许只有他的儿子叶兆言最清楚。叶兆言在纪念父亲的文章中回忆道：
到了"文化大革命"，作为"右派"，父亲首当其冲是打击对象。在这场史无前例的浩劫中，常人所遭受到的苦头，父亲无一幸免。肉体上的痛苦用不到再说，父亲精神上所受到的折磨，真正罄竹难书。"文化大革命"彻底摧毁了父亲经过"反右"残存下来的那点可怜意志，诚惶诚恐认罪反省，不知所措交待忏悔，父亲似乎成了一个木头人，随别人怎么摆布。
我帮着父亲一起在街上卖过造反派油印的小报也不止一次帮着父亲推板车去郊区送垃圾。父亲那时候只拿很少的生活费卖小报算错帐了要贴钱。还有人敲竹杠向他借钱。父亲一生中从来没像当时那么贫穷过，穷得自己必须精确地计算出一天只能抽几支廉价香烟。我清楚地记得父亲抽的是被誉为"同志加兄弟"的阿尔巴尼亚香烟只要一角七分一包，这也许是中国历史上最便宜的洋烟。
父亲成了当时剧团里最好的劳动力。挖防空洞，敲碎石子，打扫厕所，脏活累活都能揽下来的一把好手。
对于一个作家来说，没有比精神折磨更能摧毁生的意志：对于一个从，篷爱的氛围中、温暖文明的家庭中长大的人来说，最不能忍受的是仇恨、粗野和暴虐。叶至诚想到了死结果却只是把苦埋到自己底，默默地忍受着一切苦不堪言便只有让苦去啃啮自己的灵魂。
方之却有了死过一回的体会。在"探求者"一案中，自认受苦受难最轻的方之。这次再也逃脱不了注定的厄运。当他从农村社教工作队回到文联机关时，发现自己"忽然落入了一个完全容不得他的世界满墙气势汹汹的大字报，都在斥责《江心》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大毒草，斥责他是受了包庇的漏网右派。他要申辩，没有申辩的地方；他要叫喊，没有叫喊的可能、趁着还有容许他回家的一点自由他带着两瓶安眠药在暮色苍茫中搭上了去芜湖的火车，木然离开了南京。"他去服药自杀。结果被人抢救过来。死神没有收留他·活神却不肯放过他给了他三年批斗、十年下放的命运。他记了十多年的艺术笔记在抄家中被抢劫一空。经受过无数次的批斗和灾难性的抄家以后，他被定为内部处理的敌我矛盾开除党籍全家下放到苏北洪泽湖边。
洪泽湖畔的日子也并不平静。在深挖莫须有的"五一六"反革命集团的运动中，他的爱人李艾华被抓去隔离审查，他自己随时也有被抓的可能。只不过经历过一次死去活来的磨难以后，他已经能够冷静地面对厄运。他在夜间把十四五岁的长子带到田头，嘱咐孩子如果他也被抓该如何支撑这个家·照顾爷爷、奶奶和弟弟。他也能冷静地面对诱惑，七年以后当他被恢复党籍，让他大写与"走资主道路当权派，斗争的小说时他断然拒绝而到渔民中间去，搜集渔民的传说和渔民跟大自然斗争的事迹，写了故事《鱼王撞簖》、《雷神》、小说《栽草记》和地方戏剧本《破冰曲》，写了反映洪泽湖地区历史生活的电影文学剧本《洪浪滚滚》。他深深地体会到："作家的人格、骨气要在作品中起作用，要在作品中体现出来，不能随风转。宁可不写，宁可让玩棍子者打棍子，绝对不能出卖灵魂。"
活下去，但要清醒，方之再也不以死抗恶了，再也不感到偌大世界无立足之地了。他在渔民中间，得到了复苏的温暖，感到天地的广阔。
活下去，但要清醒，也是每一个"探求者"在"文化大革命中"支撑精神的信念，每一个"探求者"都在"文化大革命中"保持了人格和文品的完整、纯洁。
艾煊那荣辱不惊、淡泊明志的人生态度又一次发挥了作用。在经历过一次又一次"做飞机"式的批斗以后，听到全家下放的通知，他很快作出抉择，把下放地点选择在宜兴县太华山区。太华山，地处江苏和浙江、安徽三省交界处，进出只有一条山道十分闭塞。太湖西山的生活经历，使艾煊深深体会到闭塞的好处：可以远离荒谬的、颠倒的世界，可以使人们将你忘却，可以有一块宁静的天地。更河况太华山上有他向往和喜爱的大片竹海，满山满玻的竹，青青翠翠的竹，不正是最好的忘优良药，最好的心灵甘露。山村里，家家户户编竹器，多么像他故乡那个匠人的世界，给他带来温馨的童年回忆。更何况，他相信山民是淳朴的，是可以成为朋友的，在那个崇尚仇恨、敌对和暴力的年代，友情可是难得的珍贵。就像当年到西山那样，1969年他到太华山。所不同的是：当年家庭即将离异，带着一个女儿；而这次已经重建新家庭，新华分社女记者古平成了他相濡以沫的妻子，原有一双女儿，又添了两个儿子，再加上年迈的父母，要在太华山安下一个大家，当然艰难倍增。当他把全家老小刚刚安置好，就接到去镇江附近的江苏省"五·七"干校接受审查的通知，只得匆匆离去，以后一个月左右才能回二趟家。他们全家在太华山生活了四个年头，一切衣食全靠双手。艾煊从作家变成樵夫，每一次回家，就要上山砍柴。山高坡陡，砍柴十分危险，要把身体死死抵往大树，稍不留神，便会滚下山崖。他的妻子从记者变成裁缝，缝补在砍柴时磨破撕烂的衣袜。他的家变成饲养院，养猪养鸡养狗，养猪有经济效益，养鸡为平时吃蛋，养狗为过年时打狗改善生活。他的生活方式似乎已经和山民一模一样了。难道他到太华山区落户就是为了要把自己变成一个山民吗?不，山民是淳朴的，但也是落后的，应该把文明带给他们。他移风易俗，第一个在房子后面的山墙上开了几个大窗户，引得山民惊讶不止。山中的规矩是不开窗户的，流行着"开窗户会聚不住财、会破坏风水"的迷信观念，一家家的山墙都是封闭的，房子都是又闷又暗。不用说，艾煊的壮举后来便成为山民盖屋的榜样。艾煊还用自己的举动，破了先男后女的洗澡习俗，破了男子不能倒马桶的陈规陋习。
山中昼短，每天下午三点钟就没有太阳了。那漫漫长夜，艾煊是如何度过的呢?不知为什么，他分外怀念战争年代的瓶"的作家旁边，颈间挂着"新鸳鸯蝴蝶派"的牌子，神情乔然·不卑不亢。苏纶纱厂的女工们对批斗"陆师傅"是同庸的，但对那块牌子又大惑不解暗地里劝他："陆师傅，你蕊不参加踢派，又不参加支派，就这样做个逍遥派不好吗?看弥平时稳重，怎么去参加个什么鸳鸯蝴蝶派呀!"陆文夫哭笑不得，竟然脱口说出一句幽默对白："这是从前自作孽，以后不搞了。"
在厂里，他再也不是保全工师傅了，被分派去推纱。细沙筒管堆在车上有一丈多高，他默默地机械地用劲推着不枷自己将走向何方。最难堪的是一早一晚的两次"请罪"。上毹下班的工人流不息，陆文夫却要在众人注视之下低着头旎在勇5里"请罪"。后来改为站着，以后又从厂门口挪到车间：这种侮辱人格的"请罪"持续达半年之久。陆文夫是知何捱过这些难熬时光的呢?他自有"妙法"。在"请罪"之新偷读两首唐诗，然后在"请罪"的时候低头默念。半年下乏便把《唐诗三百首》从头背到尾。这是多么伟大的"发d日"口阿!他让自己进入美的境界，去对抗那丑恶的现实并此忘掉肉体的痛苦，从精神的屈辱中解脱出来。
陆文夫顽强地忍受着这一切因为这时他的思想不再停胡在个人的安危和命运上，看看周围，看看全国，他为国家州社会主义担扰了："我们国家这一场浩劫如何了结?社会主Ⅳ每前进一步都很困难，破坏起来却十分容易，年轻时代梦么以求的幸福社会哪天才能实现?"他的心在哭泣，在流血，灯臼己，更为中华民族。这场浩劫使他从个人的痛苦中跳出，-来，注视着整个中国，因为他敏锐地感到，国家的兴亡、民族的生存都到了危急关头，人民正浸在血泪中历史要发生大倒退......要说痛苦，要说悲伤，这才是人生最大的痛苦，最大的悲伤!个人只是社会的细胞，覆巢之下难有完卵的!对于自己今后的生活，他倒很坦然：身为工人，会干活儿总是有饭吃的。每个星期，六天被揪出去批斗，星期天休息，他就出去钓鱼。"他熟知鱼性找好地方下饵塘，放下钩子，平心静气。但周围的动静却都在眼里，每抬竿子必有收获。春草池塘，寂无一人，在疲于喧嚣之际，偷得一日之闲，真成了神仙中人。"陆文夫钓鱼，意在休养生息，用一天的养精蓄锐去经受六天的身心摧残。他有足够的生存的灵性和韧劲，所以才能在十年浩劲之中顽强地活下去;
1969年底，一个特别寒冷的冬天，陆文夫和妻子管毓柔带着两个女儿下放到江苏北部的黄海之滨。那里当时是江苏省最艰苦的地方，被下放者称之为江苏的西伯利亚。陆文夫的新家--三间茅屋座落在射阳县新洋公社南分大队，左邻右舍全是农民。在农民的眼中。他是享福的城里人，是客人，对他恭恭敬敬，按当地习惯称他"陆大爷"，连队长都对他客客气气。他们用羡慕的目光看着"城里人"的旧家具和旧自行车，这些在当时当地可都是稀罕物；非常惊讶"城里人"饭桌上每天摆出两样小菜，要知道他们平时吃饭是很少有菜的，大忙季节就在饭里浇上豆油"长长力"。他们知道"城里人"身子单薄，干不来重活，派活总派轻的。在这样一群纯朴的农民之中，陆文夫整整生活了九年运用一个作家的智慧努力去适应生活，创造生活。当时射阳县农村烧草奇缺，下放干部不会东拾几根、西扯一把，烧草问题就更见其难。公社里照顾下放干部，隔一段日子分配一次稻壳，但要自己到米厂的机器旁等。每次有了这样的机会，陆文夫总是请邻居大婶摇上小木船，走十几里水路，早早地赶到米厂门口排队，耐着性子排到机器旁边，就张着麻袋等稻壳慢慢地往下淌。十几只麻袋装满了，天也就差不多黑了。裹着一身灰尘、顶着满天星斗回到家，把稻壳分一半给同去的邻居，家人和邻居都分外高兴，似乎这不起眼的稻壳会燃起人们对生活的希望。海边上冬天很冷，陆文夫总想找一个取暖的法子。正好，上面给每户下放干部分配了一点计划供应的木材，他就拼拼凑凑，自己动手打家具。陆文夫从未学过木匠活，但凭着他的聪明劲，凭着他学过钳工手艺，居然打成几件满像样的家具。数九严寒，滴水成冰，陆文夫只穿一件毛衣，还直觉身上暖烘烘烘的。这些家具后来又跟着他回到苏州，一张床和一张吃饭用的"八仙桌"一直用到1986年才被"更新"。本来"下放"是对于部的一种极严酷的惩罚，但"下放"使陆文夫戴上"光荣的大红花"，使他从"牛鬼蛇神"变为"革命干部"，没有人监视，没有人干预，他是一个自由人了!几经折腾的陆文夫终于得到了休养生息的机会。
陆文夫自由地劳动，把自留地种成花团锦簇的菜园，还引进了当地没有的蔬菜品种。在那风行"样板"的年月里，他的菜园成为"样板园"，自动前来参观学习的农民和下放干部络绎不绝。在乡下几年，陆文夫还是像在苏纶纱厂时一样，不管走到哪里都带着工具包，义务为农民修理剪刀、钟表、自行车、缝纫机、喷雾器、手扶拖拉机......使生产队几台锈成一堆的旧农机重新转动起来。
陆文夫自由地交往，交游的对象主要是下放干部和插队知青。对于他来说，这种相对自由的社会交往还是五十年代的事。那时，他和苏州的三位老作家范烟桥、周瘦鹃、程小青同在一个作协小组，开小组会就在饭馆边吃边谈，对了解苏州的风物人情获益匪浅。而此时，他常常把工具包往自行车后一夹·骑上几十里路去看同是苏州下来的干部和知青。碰上住房挤的人家就在客堂间铺上稻草打地铺睡觉还可以重温一下南下之前在苏北的战斗生活。有几户人家带下乡的书多陆文夫就跑得更勤，归来时自行车后的衣包架上又多了一包借来的书。下放干部是一个有知识、被贬谪的社会层，可以在一起纵论国事而各抒己见在一起交流学问而相互切磋，在一起畅谈家事而聊以自慰。对远离父母、中止学业、青春蹉跎的知识青年，陆文夫喜欢和他们谈心，去了解他们，爱护他们。在远离城市的寂寞的农村生活中，这些人际交往成为陆文夫的一种乐趣和需要。他变得十分健谈，诙谐也随之而来，谈笑风生，语露机锋，悲苦的脸上不时绽出欢快的笑容。这是苦中作乐吗?非也。这是作家研究人的职业习惯在起作用，是他日益深沉起来的思想在活跃。这种变化与他下乡后的读书和思考是分不开的。
陆文夫自由地读书和思考。读书已不限于中外古今文学名著，哲学、历史、经济和各种杂类，都喜欢看。思想已经不囿于现成的轨道运行，林彪、江青两个打着革命旗号的反革命阴谋集团的倒行逆施，从反面打破了他从年轻时追随革命起就养成的盲目信赖和服从，他要独立思考，去思索、判断发生在祖国大地上的大事，去追忆、重新评价自己的作品，去整理、审查自己的思想。
冬天夜长很冷很冷大河封冻，茅屋漏风。陆文夫常常彻底难眠，拥衾而坐听着冰凌在船体的重压下喳喳作响，半生的各种经历、欢乐、痛苦、内疚、忏悔，一一涌上心头。他想到自己一向抱着善意去看生活，对生活的理解却失之简单，作品单纯得可爱，失真失误就藏于其间。生活中徐文霞"所走的路一定比《小巷深处》所描写的要困难曲折得多吧：她们之中有不少人的家门口被贴上污辱性的大字报，有的还被剃光了头在小巷里"游斗"。对《二遇周泰》中的徒弟"我"鑫批判好像走了火，难道小家庭的生活不应该过得好一些吗?在《对头星》中怎么把修厂房和修宿舍对立起来，把积极为工人盖宿舍的许大有作为反面角色来塑造呢?陆文夫清醒地意识到自己身上那种虔诚而又幼稚的罐命性，并不可取。
"中圈将来怎么办?""该如何作人，如何作文?"陆文夫在苦苦地思索着答案。"文化大革命"的灾难使他自己的命运和祖国的前途更加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再也分不开。他要活下去看看那些"大人物"的下场，更要保持清醒的头脑去看取人生。
在生活中一些突如其来的变化面前他的清醒头脑起了作用。下放农村的第五个年头，县革委会一纸公文把他抽调到县里，当文化馆第六副馆长兼创作组长。其事缘起于省里某领导在会议上的布置，要每个县三年之内拿出一部长篇小说来。于是，射阳县领导一手"抓革命"一手"抓小说"了，抓到陆文夫。据说长篇小说的材料早已有了主题也已确定：射阳县有个亩产一吨粮的新潮九队，就是个"大批资本主义大干社会主义"的典型，只要陆文夫担当起写长篇小说的任务来，就万事大吉，可以向省里交差了。
领受这样荒谬的任务，真叫人哭笑不得。这种奉命创作陆文夫打定主意不干，照着葫芦"样板"画瓢，这样的小说都上不了台盘。但是他愿意到新潮九队去看看，和农民交朋友对他来说始终是一种快乐的、有益的交往。他打起背包，离开县城再下农村，在新潮九队住了两个月，和生产队长成为好朋友，两人常常坐在大河边聊天。这位生产队长向他公开了施政纲领"，要他严格保密。原来那一套"施政纲领"就是承包制、责任制，这才有亩产一吨粮的成绩。陆文夫深深地佩服这位生产队长，更加感到如果去写什么"大批促大干，的长篇小说简直是作孽。他爱文学，他想创作，但决不从事违背创作规律、违背真实、违背良心的文学活动。
艾煊、陆文夫和方之，在"文化大革命"中的遭遇多么相似。先受批斗，后被下放，都拒绝为"文化大革命"写作，虽历尽生活的磨难却坚持为人为文的原则，执着如斯，亦可称为。探求者"的风骨吧。风骨犹存，探求何难?另一位探求者，梅汝恺在"文化大革命"中成为一个翻译家的经历，同样令人感到探求精神的伟大。
梅汝恺戴上"右派分子"帽子以后，就被发配到扬州劳动改造。扬州新运河大桥头，"沙口"瓜田边，都曾经洒下他无数汗水。1962年，文艺界短暂的春风，也使他有机会发表了短篇小说《有这样一个夜晚》、《关爷的脾气问题》。但他始终未能回到南京、重返文坛。"文化大革命"风暴一起，他就成了当然的牛鬼蛇神"，1971年被押送到扬州图书馆，接受监督，劳动改造。
梅汝恺每天的劳动任务就是打扫书库。杨州图书馆已封闭多年，"文化大革命"把人类的一切文化成果都称为封建主义、资本主义、修正主义的毒草，书籍都在禁锢之列，也不再允许开放图书馆。书库里的书陈年累月躺在书架上，积满厚厚的灰尘。梅汝恺身穿破旧工作服，头扎一条旧毛巾，每天钻进书库去掸尘抹橱，清扫垃圾，常常搞得满头满脸是灰，活像一只"灰老鼠"。作家与书籍本来是一对好朋友，现在已经成为难兄难弟，作家不能写书，书籍不能阅读，落入同样的逆境。梅汝恺穿行在书架中间，心中无比凄凉，为自己，也为这些不会说话的图书，倘使它们能开口，-定会诉说满腔的委曲吧!
晚上，梅汝恺就睡在图书馆堆杂物的小小斗室中，门已被钉死，只有一个破洞，进出要从洞中钻来钻去，真是连陋室也称不上。但梅汝恺只要一钻进去，就觉得安全、宁静，可以读读书。作家就像鱼儿离不开水一样离不开书籍，一旦离开了就会精神窒息。只有读书，心中才会踏实，才不会觉得空空的难受。他在家里的藏书中发现两本英文版的书：《火与剑》和《君往何方》。这是荣获诺贝尔文学奖的波兰作家显克微支的名著。他凭着中学时代的英语底子，靠一本字典，读了起来。一读就再也放不下，显克微支用炽烈、丰富的感情将他带进一个全新的世界。那一幅幅色彩斑烂的异国历史画面写得多么精彩，每天读一段真是精神上的享受。读着读着，梅汝恺渐渐地萌发了翻译的念头，这个念头一出现，把他自己也吓了一跳。光《火与剑》就有八十万字，自己那半拉子的英语水平能对付得了吗?然而，译书的念头一旦出现就再也按捺不下去，好比伊甸园的禁果在诱惑着他，无论如何也要尝试一下。他想起少年时代读的一篇英语故事《守着我的灌树》，只要守着自己的灌树总有一天会采到甜美的浆果；他想起南京石头城城墙根在石缝中而长得茂密苍郁的藤萝。生命的力量是顽强的，世界是伟大的，自己也可以像藤萝那样创造生命的奇迹。
经过了六个春秋、六个寒暑，从1972年到1978年梅汝恺终于译出《火与剑》和《君往何处》，中间三易其稿，再加上其他译作累积字数达到四百六十万言，平均每年译写八十万言，平均每天译写二、三干字。如此浩繁的译作，是他在极端艰苦、繁重的体力劳动的"缝隙"中完成的，是他牺牲了不知多少休息和睡眠时完成的。个中滋味甜酸苦辣，一字一句，呕心沥血，难以言传，难以尽述。
光拿翻译前的准备工作一一查阅各种有关资料来说把，也是一个含辛茹苦、提心吊胆的过程。梅汝恺乘打扫之际，在书库中寻觅各类碎纸片，长的、方的、狭的、红的，绿的、白的、褐色的，都用来作文摘卡。他用一年时间，偷偷地查阅了《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世界通史》、《世界外交史》、《苏联通史》、《波兰文学史》、《鲁迅全集》以及苏联、波兰研究显克微支的许多文章，摘录了十万字的资料。当时的情景十分感人："他躲在一排远离门窗的大书架后，桌上一边是黄、红、白各种颜色，大大小小纸片做成的卡片。他翻开一本厚厚的书，拣有用的急急抄在卡片上。时而又竖起耳朵，紧张地谛听着什么，一听到有人来，他便把卡片撸到袋里，把书塞进书架，拿起一把毛刷......"有了资料，他又写出四万字的长篇论文《论显克微支的创作和长篇小说(火与剑)》，对翻译对象达到科学的认识这才感到心安神定，开始漫漫的翻译长征。这段艰难困苦的历程，梅汝恺终生难忘：那是怎样的写作条件呢?一间小小的斗室，为了保密即便是盛夏，我都关紧门窗，一灯荧荧，垂挂桌前，那天热气闷是可想而知的。盛夏。蚊蚋成阵，叮肤吸血，更是受不了。而时间对我是最珍贵的。但一旦沉湎于译作的艺术享受中我就把一切不堪的忍受全忘了既不觉热，也不怕蚊蚋。有一阵住在自搭的防震棚内，棚子给搭得到处见缝隙，数九寒冬，雪片纷飞，棚外大雪，棚内小雪，冷得人如入冰窖，即使在这种情况下，我还是译写不辍。办法是把灯移到床头，人缩在被窝里，呵一下手，写几笔。
六年苦译，就是这样挺过来的。但苦中有甜；梅汝恺深深体味到高尚的精神劳动所带来的美妙感受："我在译作时，由于整个沉浸于美妙的显克微支的独特的艺术境界中，神驰域外，魂萦奇文我的精神由此而处于感奋和艺术满足状态中再现。"如果中断翻译，对梅汝恺来说，简直如中断生命。为了创造一个可以让他工作下去的人际环境，他尽力为图书馆的工作人员服务，包揽了给全馆送开水的重活。"为了冲到滚沸的水，他往往一次要跑四、五个老虎灶，东家没开到西户，南街没透去北巷，有时赶到翠花村对面去冲，来回跑二里，冲一回要提六到八只热水瓶，日复一日，年复一年，膀子都变了形，像两把弯弓，至今伸不直。细心人给他算笔帐：光是冲开水，几年间他跑了上万里。"每次打开水，总是右手比左手提得多，结果右胳膊比左胳膊要粗出一圈，只要看看这一粗一细、畸形生长的胳膊，就不难想象出梅汝恺提水生涯的无比辛酸。
"艰难困苦，玉汝于成"，梅汝恺用这八个字概括了自己在"文化大革命"中的翻译壮举。"文化大革命"没有为他提供任何条件和机遇，只为他提供了苦难，一个又一个苦难。在苦难中奋发而有为，不是环境造就了他，而是精神造就了他，得以在1984年11月20日荣获波兰文化奖章。波兰文化艺术部在为他授奖时指出："您获得波兰文化奖章是为了表彰你对加强我们两国人民友谊所作出的贡献。您所翻译的作品是波兰人民，特别是波兰青年一代最喜欢的杰出作家的作品，这些书教导波兰一代又一代人民热爱祖国，为祖国献身，热爱自由。"还有比这样的奖赏更能抚慰梅汝恺那受苦受难的身心吗?梅汝恺对此无限感概："一个人哪怕身遇百难，遍历万辛，但能一次际遇如此，对谁都不该看做白话了。因为这金质奖章庆贺的不是别的，实是我的劫后余生。褒奖的不是别的，是我的数百万字的笔耕劳瘁，是六年寒暑的三更灯火五更鸡，或者毋宁说，是劫波历尽的一个中国作家的火热的心。"
"文化大革命"对每一个人都是一个考验，顺风扶摇直上者有之；同流合污沉沦者有之；对于有些人来说，甚至这是他们一生中最显赫的日子，"文化大革命"结束了，显赫也随之结束了。只有那些始终处于逆境而保持着探求精神、的人们，才会真正迎接到一个新时期，一个施展才华的新时期，一个大有收获的新时期。
在逆境中生活了二十二年的"探求者"们，一直郁郁不得志的"探求者"们，一直是有罪的"探求者"们，一直被批判的"探求者"们，去吧，去迎接新时期吧!恶梦终于结束了，坎坷终于结束了!他们将会有一个已期待得太久的归宿。
归宿：流派梦的实现
1976年10月，"四人帮"被粉碎，"文化大革命"结束了，中国人民获得第二次解放，社会主义建设新时期来到了。从这时起，社会生活发生了一连串的变化，经济和文化的各个方面取得了相当大的成就。从拨乱反正到由乱而治，从揭批"四人帮"到彻底否定、批判建国以来的极左思想，从提倡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到提倡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从平反各种冤假错案到健全社会主义民主和法制，从确定实现。工业、农业、国防、科学技术现代化"的任务到提出"建设社会主义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目标，从实行对外开放政策到兴起全面改革的大潮，一步步形成安定团结、生动活泼的政治局面。
这是一个新旧交替、除旧布新的时代，是一个思想大解放的时代是一个开放的时代。文学与时代同步进入了新的历史时期。新时期文学出现在社会的大动乱、大激荡、大转变以后适逢政治昌明、经济发展的太平盛世，有"双百"方针、"创作自由"作后盾。于是从复苏到崛起再到繁荣，开创出文学的黄金时代。
1979年3月底到4月初，江苏省文学创作会议在南京召开，会上宣读了省委宣传部同意省文联党组《关于(探求者)问题的复查结论》的批复。复查结论中说："《探求者》文学月刊社当时是在贯彻党的二百方针的情况下公开酝酿筹组的。该社草拟的章程和启事的内容没有右派言论，不存在反党反社会主义问题。因此，定《探求者》为反党小集团、右派小集团，是属于错案应予纠正。"会上还宣谈了省委宣传部、省文联党组为原省文联党组副书记艾煊被错当作《探求者》成员及因《探求者》问题而受到错误处分的至诚、方之、高晓声、陆文夫、梅汝恺、曾华等同志所作的改正结论。二十二年的罪人，二十二年的惩罚，至此结束了。除了以后才平反的、远在青海的陈椿年和在无锡生病住院的曾华外，"探求者"的成员全部参加了会议，公推叶至诚作题为《探求者的话》的发言。他代表"探求者"们说道："我们这些人用了二十二年的时问来偿还一笔沉重的债务。就像莫泊桑的短篇小说《项练》中的女主人公那样，由于一个偶然的过失，经受了长期的痛苦；等到明A这些痛苦其实是无须经受的，额头上已经留下了深深的皱纹，头发也已经花白了。"
是的，青春过去了，如花的大好年华过去了。当年年轻的"探求者"不再年轻，他们的再次相聚是动人的也是伤感的，也是欣慰的。高晓声记道："到了1979年3月我们才在南京重新见面，艾煊向大家说了一句伤感话：你们看，高晓声下去的时候，还是一个年青人，现在回来，已经是个小老头了。""我们没有笑，没有哭，没有叹息、抚慰，也没有解释、倾诉，我们只是淡淡地说了几句身体还好吗?还抽香烟吗?这样的话。但是，我们的眼神却彼此马上就明白：经过了如此艰难的二十二年以后，我们依旧是纯洁的，依旧是清白的，依旧是热爱真理，热爱党和人民的。因此，也依旧是充满了信心的。正是为了这个，使我们非常激动。叶至诚黯然心酸地描述过被苦难摧残得面目全非的方之："方之由一个五十年代典型的共青团青年干部，变得比我更像老人了!虽然他还跟过去一样火热、刚直、纯真无邪；脸上却几乎没有了血色；面颊瘦削，颧骨突出，原来就大的嘴和眼睛便显得更大，仿佛他活着就是为了睁开眼睛看和放开嗓门说似的。他得了严重的气管炎，心脏也不太好，咳嗽、气喘，有时还有几分到一度的低烧。方之小我五岁，然而，时间在他身上，打上了比我更深更显的烙印。"陆文夫几乎是流着眼泪记下他与方之阔别十余年后第一次见面的情景：
天快要亮了，房间里残留着火炉的热气，灯光下奔过来一个佝偻瘦弱的老头，说话时不停地喘气。这是方之，但已经不是我所想念着的方之。我想念着的方之是一个精力充沛，不知疲倦，不肯停息的青年。林彪、四人帮"造成的十年浩劫把一个青年折磨成了一个老头。那天早晨，我们踏着大雪在虎踞关的斜坡上往前走。我把脚步放得很慢，可是方之却连说了几次："慢点，再慢点!"这时候我便想到，方之面前的路可能不是很长的了。雪花打在我的脸上，化成了水珠和着泪珠往下流。我们共同在坎坷的道路上走了二十多年，面前的道路开始平坦了，我害怕在胜利的时刻埋葬同伴的尸体。
不幸而言中。平反通知书刚刚送到曾华手中，第二天曾华就与世长辞，与文学永别了。他苦苦等了二十二年，只等到了一天的清白，就无声无息地去了，只留下一篇稚嫩的《七朵红花》。半年后，已经调回南京当了专业作家的方之猝然去世，甚至连他"准备再做五年苦工"的最后愿望也没有实现。他的肝脏已经不允许他再做五年文学的苦工了，长期积劳过度，自杀时服下的大量安眠药，都严重地损害肝脏，一直得不到检查和冶疗，一直得不到休养和生息，使人一步步迫近死亡。在埋葬自己同伴的时候，"探求者"同人们为方之写下了字字如泪的悼亡诗："同命二十载，坎坷缘探求。勇敢推方之，猛志冠我俦。蜡炬烧将尽，春蚕叶正稠。何期永世别，觅君天尽头。"
方之生前曾对人说过："我死后碑上只要刻一行字：这里埋葬着一个跌跌爬爬的人--尽管跌跌爬爬，但还是个人，没变成一条狗。"这是方之一生最好的总结。他生命的最后两年，是创作最自由的两年，最了解他的叶至诚知道他已经有近十个中短篇打好了腹稿，连题目也确定了：《爬豆事件》、《牛棚春秋》、《正常死亡》、《鸡毛掸》、《败绩》、《斧头》、《小偷和主人》、《灵魂审判录》......可是，他只留下了两个短篇小说《在阁楼上》和《内奸》。《内奸》一发表即引起文坛瞩目，荣获1979年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作品塑造了一个为革命出力办事却被诬为内奸的商人田玉堂，为当代文学的人物画廊提供了一个全新的形象。
在"探求者"获得平反昭雪的那天晚上，"探求者"同人们有个难忘的聚会。他们相聚在艾煊家中，畅饮醇酒。艾煊拿出一把珍贵的紫砂壶，声言在先，奖给酒魁。最后，是陆文夫捧走了紫砂壶。此时不饮，更待何时?在粉碎"四人帮"以后，他也曾和乡下的朋友们痛饮了三天，找出钢笔，要写小说。创作的情绪伴随着酒神的灵光而来，他只觉得"创作的冲动像一股热流在寻找喷口"，可是笔却不听使唤了，"我停笔已经十三年了，许多常用字都已经忘记，简直想不起小说是怎么写法的。我像一个卧床十三年的病人一样，爬起来扶着墙壁走路先胡乱地写点散文、剧本作为练笔，慢慢地把遥远的记忆唤醒来，然后使足力气写了个短篇。"
1978年11月，陆文夫全家从黄海之滨搬回阔别九年的苏州，他正好五十岁。"五十而知天命"，陆文夫终于结束个人生活的苦难历程，又当上专业作家，重新焕发出创作的青春，进入了创作的黄金时期。他比早逝的方之幸运，生命慷慨地给了他充分发挥才华的十五年，他的前面还有着更多的岁月。这十五年辉煌的、一连串的荣誉紧接着_连串的成功。陆文夫发表了六十余万字的中篇小说和短篇小说，出版了自选小说集《小巷人物志》，出版了创作经验论集《小说门外谈》和《艺海入潜记》。在全国性的评奖中，《献身》获得1978年优秀短篇小说奖；《小贩世家》获得1980年优秀短篇小说奖；《围墙》获得1983年优秀短篇小说奖，并高居榜首；《美食家》在1985年获得优秀中篇小说奖，《清高》获得《小说月报》第四届优秀小说百花奖。1984年4月，陆文夫参加中国作家代表团飞往北欧，访问了瑞典、丹麦和挪威。北欧的作家同行们特别欣赏陆文夫的《围墙》，海外遇知音，真正的艺术作品是能跨越国界的。1985年，陆文夫当选为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1986年1月，陆文夫作为特邀的荣誉客人，飞往美国纽约参加国际笔会第四十八届大会。四十五个国家和地区的几百位作家聚集一堂，在讨论"文学的民族性和世界性"时，陆文夫风趣地说道："我到北欧访问时带了些小礼品，外国人当面就打开了，而我们中国人则要待客人走后才打开，这就是两种民族的不同性格，但同样都为了表示谢意。所以讲，文学不可能没有民族性，但写民族性的目的并不是炫耀民族性，主要是为了沟通各民族问的相互了解。"陆文夫侃侃而谈，十分种的发言激起阵阵掌声。开会期间，旧金山的中国书店出售英文版的《美食家》，老板安排了陆文夫和外国读者的见面会。四十多人把陆文夫团团围住，要他在书上签名。他们说，把中国的吃饭问题与政治联系在一起写，很新鲜。笔会上的同行也纷纷向陆文夫索取《美食家》。陆文夫和他笔下的"小巷人物"正在一起走向世界。
可以用自己的创作成就与陆文夫相媲美的是高晓声。当他拖着一副少掉一叶肺和四根肋骨的歪斜身体出现在"探求者"老友的面前时，就带来一大叠小说稿，那是二十年的蓄积啊!厚积而薄发，这不可遏制的喷薄而出的过程实在可歌可泣。请看高晓声的自述吧：
我开始握起笔，我开始抢时间。1978年6月，我一头钻到创作里去了。开始的时候，我工作得非常困难，我连许多常用字都忘了，找不到词儿去表达内容。我不得不花工夫把"辞源"从头到尾翻阅一遍，并把我认为有
生命力的词汇抄在专用的小本子上。
这一年的夏天非常炎热而且热的时间很长，我每天写作十八小时左右。身体本来就瘦弱，后来就瘦得不成样子了。《雨花》(1980年第1期)曾发表我的小说《我的两位邻居》其中就有一段写到瘦的程度："课文里有精瘦，这个词：什么叫精瘦，以前我只会解释成瘦极了，；可是，瘦到什么程度才算极了呢?总还不懂。现在可明白了：只要用手指按住肋骨推皮肤，若推得动，还不算精瘦，要真正推不动，皮贴牢在骨头上，夹层里不再有一点肉，才叫瘦极了。"这就是我当时的真实形象。天见可怜，蚊子那么多，也慈悲地不大来打扰我，因为我身上血太少。我什么也不管，家里的事不问不闻，旁人来同我讲话，我嘴里唯唯诺诺，实际上一点没有听进去。家里人从来没有见过我写作，更没有见过这种样子，爱人以为我在发疯，有时抢走我的笔，责问我"开什么玩笑"!我也没法跟她说清楚。就这样，在三个月左右的时间，我写成了十八万字的一部小说，己则像患过了一场九死一生的大病。
这以后，我又陆陆续续写了些短篇小说。总算替重返文学队伍准备了一份薄薄的见面礼。1979年，高晓声重回南京，重返江苏省文联创作组，这是他的丰收年，一连发表了十一篇小说。其中有著名的《李顺大造屋》，获得1979年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还有"陈奂生系列小说"的第一篇《"漏斗户"主》，"陈奂生系列小说"的第二篇《陈奂生上城》，获得1980年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后来，又陆续发表了《陈奂生转业》、《陈奂生包产》、《陈奂生战术》、《种田大户》，完成了以农民陈奂生为主人公的一组七篇的短篇小说系列。高晓声把自己的小说集按年代命名，每年一本从1979年一直出到1984年。1985年的小说集题为《觅》。1986、1987年两年埋头创作长篇小说《青天在上》。还出版了散文集《生活的交流》和两本创作经验论集《创作谈》、《生活·思考·创作》。面对着丰硕的创作成果，高晓声感到欣慰的是："当我一旦提起笔，我依旧是现实主义者。"
1981年10月，高晓声参加中国翻译家、作家代表团赴美访问；1987年5月，又应德国民间人士邀请访德，参加了波恩举办的中国文学周。1988年，美国密西根大学联合哈佛大学、斯坦福大学、芝加哥大学邀请高晓声前去讲学，高晓声讲了自己的小说讲了中国文学与民间文学的联系。高晓声的《李顺大造屋》和《陈奂生上城》在美国有英译本，在德国有德译本，在西班牙有西班牙译本，他和他笔下的农民一起走向世界。英国爱丁堡大学汉语系主任约翰·契纳雷于1982年9月《中国季刊》第91期发表了《鲁迅与中国当代文学》一文，对高晓声作了极高的评价。他认为："最近几年有少数作家脱颖而出，以新的眼光看待农村情况的变化，抛弃了过去三十年间所采用的狭隘手法。出生于江苏的作家高晓声便是这些作家中的一个。"他把高晓声与鲁迅比较，指出："高晓声同鲁迅的相似处并非只在描写乡间场景的技巧方面，他还有着鲁迅的某些人情味。这种人情昧包括作者对普通人民为解决生活问题而努力的同情，也包括了作者的愤恨憎恶有些人对普通人民的冷酷无情和顽固直拗。"并特别提到高晓声的现实主义创作精神："他对发扬鲁迅的现实主义传统作出了贡献。他关心普通人民以普通人作为自己作品的主人公。他探讨了日常生活。他背离了五十年代及六十年代初浪漫化的现实主义，并且同文革期间公式化的革命作品彻底决裂。"美国刘吾凡先生也在《毛以后的中国社会和文学》一书中同样注意到了这一点："这种长期与农民共同生活的经历在高晓声的小说中充满了浓郁的乡村风昧。高晓声是个地道的传统现实主义作家。"
高晓声一直与陆文夫并驾齐驱出任江苏省作家协会的副主席他们就像两驾马车，跑在"探求者"的最前面树起这个文学流派的旗帜。两者当然各有各的创作个性、人物系列、语言风格。各有各的艺术世界，然而他们的创作思想、创作原则同出一辙，他们的社会理想、美学理想几成一体。陆文夫为小巷人物立传高晓声为农民立传，都是为了写出人生的道路和社会的变迁。早逝的方之，虽然没有像他们那样成为小说大家，但他为数不多的作品中有闪闪发光的精品，其间透露出来的艺术见解与陆文夫、高晓声依然一脉相承。这种相似性，早已被他们觉察和认可陆文夫对此有过解释："我和高晓声同志和已故的方之同志。都有着大体相同的艺术见解都是盯住生活的曦层和深处，搞现实主义的。方之同志曾经开过玩笑，说他的现实主义是辛辣的现实主义，高晓声同志的现实主义是苦涩的现实主义，我的现实主义是糖醋现实主义，有点甜，还_有点酸溜溜的。"
不要忘掉还有一驾马车那就是江苏省作家协会主席艾煊。继《大江风雷》和《山雨欲来》以后，艾煊于1983年又出版了第三部长篇战争题材小说《乡关河处》组成气魄宏大的全面反映抗日战争的历史画卷。《大江风雷》得到美国学者的高度评价英国伦敦里斯特出版公司出版的《共产党中国文学作品的正反面人物》一书的作者，在哈佛大学系统地阅读了二百部中国小说后，判定其中十部为佳作，加以评析，《大江风雷》就是其中的一部。美国学者指出："《铁道游击队》的各种斗争活动，只是游击战争的一种范围较小的模式的反映。若要全面反映抗日游击战争，则需反映敌后根据地的创建、扩大和巩固的过程。终于出现了《大江风雷》这样一部卓越的小说，对这样的战争作了全面的描述。......《大江风雷》为我们揭示了游击战争确实是各方社会力量的再组合，乡民思想和信仰的更新，而更重要的，乃是有关中国广大农村的生活变化的动因。"从《大江风雷》到《山雨欲来》和《乡关何处》，艾煊都在沿着战争的足迹去寻觅中国一代知识分子的曲折历程，追忆过去的人生道路，同时力图展现当时社会的全景，无论其丰厚的人生感，还是其真实的历史感，都具有"探求者"文学流派的风貌。
艾煊的另一个创作分支--散文创作，也同样散发出追求艺术真谛的芳香。1983年出版的散文集《雨花棋》，中篇系列散文《桃溪的梦》(1984年)和《湖上的梦》(1986年)，都记录了艾煊对往昔生活空间的再度造访和魂萦梦牵，割不断的情愫和难忘的回忆，情真意切，只写自己熟悉的、热爱的、亲切的、欣赏的人和事，无雕琢之气，无虚伪之词，唯一颗拳拳的赤子之心坦露而已。高晓声指出："还历史以本来面目，对于我们这些人具有决定性的意义。据此才能重新写出作品来。我的那些同案犯，在后来的文学工作中，都能够自觉到决不愿意对历史和现实抱轻浮的态度，并且厌恶、鄙视那虚伪的东西。艾煊的作品，无论是散文还是小说，是长篇还是短篇，都执着地以生活的真实为根本，以恰当地表现出这种真实作为自己的美学观。"
真是一语中的，高晓声和陆文夫，共同概括出了"探求者"文学流派的宗旨：坚持现实主义创作原则，探求普通的人生道路，求生活的真实，求真实的艺术。叶至诚的著名文章《假如我是一个作家》也有助于我们更好地理解"探求者"文学流派的宗旨，文章极其鲜明而坚定地宣称："假如我是一个作家，我要努力于做一件在今天并不很容易做到的事。那就是：表现我。""我将信奉这样一条原则：即便是真理，即便是人民的呼声，如果没有化为我的血肉，我的灵魂，不能在我的感情上找到触发点，我就不写，没有资格去写。要是鹦鹉学舌地去写了。那不是我。""要是我的作品不能表现我便没有存在的价值。"说得何等好啊作品中的"我"，便是创作个性，难道"探求者"苦苦探求的不就是这个"我"吗?难道"探求者"不正是在用毕生的精力求真实的"自我"吗?
有了真实的自我，才会有真实的艺术才会有生活的真实1984年春，友人纷纷下江南，到苏州参加陆文夫作品讨论会。春的苏州，分外明媚，园林处处闻啼鸟，整个四方城一片葱绿，每个与会者都真正地感受到：春天真的来了!陆文夫那修长的身影，清癯的面容，仿佛又有了青年时代的风华，他侃侃而谈，作了《却顾所来径》的长篇发言，对三起两落的个人创作历程作理性的回顾。他的"探求者"老友们的发言，却充满了感情。艾煊在题为《陆苏州》的发言中，谈到自己读到《美食家》时情不可遏，半夜读完后，连夜就写了封祝贺的信，觉得这是陆文夫创作的一个高峰。
"陆苏州"的称号送给他："从一个作家对一个城市的深刻反映来说，还未见像《美食家》、《小贩世家》这样一系列深情描写苏州的作品出自一个作家之手，而且还继续不断地有若干苏州小巷人物登上文坛。陆文夫是苏州的，苏州也是陆文夫的，陆文夫是文学上的陆苏州"艾煊把陆文夫作为群体中的一员，他说："高山、深渊，华堂、茅屋笔杆、粪勺，坐飞机、做飞机。许多作家都谱写过这种大起大落，起伏跌宕的生活交响乐。你一曲，他一曲，各不相同。"这不正是"探求者"们共同的经历吗?陆文夫的成就，就是"探求者"的成就；陆文夫的复活，标志着流派的复话。叶至诚所作的发言却是《说老陆的苦》，不无苦涩地回忆道："大概是1978年吧，有一晚，几个朋友在我家聚会，酒后，方之说起文革初期他自杀的体验，招引得满座唏嘘。就在那一晚，我第一次看到藏在老陆心底的苦竟有那么深，从此，仿佛和老陆更贴近了一层，也和他后来源源不断的新作更贴近了一层。"是的，"探求者"们的精神是相通相连的，经受了二十余年的共同痛苦以后，他们靠得更紧了。只有"探求者"才最了解"探求者"，只有心底同样埋着很深很深痛苦的叶至诚，才会从陆文夫的作品中，品味出"一股冷峻的苦"来。远在广州未能赶上苏州会议的高晓声补写了一篇题为《与朋友交》的文章，对此体会很深："过了1985年元旦，我们都五十七岁了，即使能活到一百岁也可以说大半生已经过去。这么多年的老朋友，彼此的了解也应该有一定的深度。其实细算起来，我们在一起的时间并不多，反右以前，无非见过几次面，以文会友而已。倒是这二十多年的阔别，沟通了我们的心灵。"高晓声盛赞陆文夫的小说"秀逸清朗，布局得体，浓淡相宜"，认为《特别法庭》这篇小说把陆文夫原来的风格突破了："他把辛辣的讽刺埋得那么深，深得你吃进去的时候并不觉得，要在胃里经过消化之后，吐出气来时，才吃惊于喉痛呢。"只有深谙讽刺艺术之道的高晓声，才会把陆文夫作品中埋得如此深的辛辣的讽刺理解得如此透彻。高晓声与艾煊一样，认为《美食家》是佳作："在这篇小说中，文夫抓住并运用了更有特征性的细节去表现人物，使各种不同的场面都得到和谐、细致的刻划，以至于在揭露那些丑的时候，使读者欣赏到美。"斯朋友者，知己也，同一流派的文友也。这次陆文夫作品讨论会，实在是"探求者"们的讨论会，共同切磋艺术，议论长短，回顾往昔，检阅成果。如此盛会，在"探求者"文学流派形成的过程中，是极为精彩的一笔。春去秋来，召开艾煊的作品讨论会，已是第二年的秋天，
仍然在苏州。西山的柑桔已经满山满坡地挂满、红透，汽车穿行在排排柑桔树之间，每每使人忍不住想伸手去摘那挂满枝头垂手可得的可爱的红桔。浩渺的太湖时时有游艇穿行，乘风破浪，一道道白色的水波蜿蜒而起。艾煊带着与会者来到他当年劳动的天地，大家都兴奋地在红红绿绿的桔林里拍照，乘着汽艇在太湖里兜风，痛苦的过去似乎随着岁月一道流逝了。然而，"探求者"的同人们却依然已忆犹新。陆文夫在会上的发言是《煎熬中的起飞》，高晓声在会上的发言是《往事不堪细说》，梅汝恺在会上的发言是《素描"艾江南"》。历历往事涌上心头，他们谈到艾煊多年来受到的种种煎熬，谈到"探求者"多年来经过的风风雨雨，话话友、话文。对艾煊的创作，他们作出了权威的评价。陆文夫指出：艾煊是个爱优美、爱平和的人，他欢喜在文学中抒写自然的美、灵魂的美和理想的美。......艾煊的散文写得舒展、优美，作为当代的散文名家可以当之而无愧。他爱平和，爱自然，当他面对着湖光山色和纯朴的村民时，眼目明亮，心地坦然忘却了烦恼，忘却了是非，凭他那文字的功力，写来自然是得心应手的。可我同时也认为艾煊是善于谱写交响乐的，两部巨著已经证明了这一点。"高晓声难忘《碧螺春汛》："在许多年不接触文学作品以后，1979年我读了艾煊的散文集《碧螺春汛》，深为他那种真切、细致、清新的笔墨所感动，竟认为他的散文成就高于小说。他的追求是十分执着的，只需举语言为例。"高晓声还在另外一篇散文《补游天堂一只角》中提及："我向往西山久矣，从前读艾煊同志散文集《碧螺春汛》，秀丽的画面，时映眼前；清香的气息，扑鼻而来。"梅汝恺把"艾江南"的称号送给艾煊："艾煊的主要作品，几乎没有一部不是以江南风物作为描写对象的。或者江南的钟秀灵气，多少在陶冶着他的笔路；世俗风情，或者更美化了他的胸臆。皖中人慷慨悲歌，结合了江南的绮罗锦绣，终于构成了艾煊独特的寓小桥流水于大江东去，或者寓大江东去，于小桥流水的艺术气韵。我们如抽象言之，那便是婉约与豪放，豪放与婉约，在艾煊的作品中形成了玄异的融合，而组成艾煊自有的艺术魅境。至此，艾煊以二百余万言的等身之作，缔造成艾江南，所独有的艺术园苑。他之被称为艾江南，确乃是他的实至名归。"
这是又一次"探求者"们的盛会，彼此都为各人的文学成就感到欣慰，彼此都由别人的作品想到自己。一个整体，一个流派，已经成为客观存在。陆文夫甚至在领奖的时候，也想到这个整体：
我每次在北京领奖时，心里总有点难过，总觉得有许多朋友没有能来，他们有的在苦难中不幸去世，有的在苦难中把艺术的才华磨灭。因此我总觉得负有一点什么历史的责任，有义务写出各种人生的道路和社会的变迁，把自己的心血和曾经流过的眼泪注入盏内，燃烧，再燃烧，发出一点微弱的光辉，让那些走向幸福的人们在夜行中远远地看到一点光时，感到一点安慰：快了，前面又到了宿营地。
是谁在苦难中不幸去世?先是曾华，后是方之。是谁在 苦难中把艺术的才会华磨灭?有先后担任《雨芘》副主编和主编的陈椿年、叶至诚。
叶至诚的饱读博学和艺术才华是大家一致公认的，叶至诚对文学的痴情和迷恋几乎没有人能比得上。然而，当他在1992年9月去世时，心中所念念不忘的依然是难圆的作家梦，留下来的只有那本少年时代的文舆《没有完的赛跑》、篇 什不多的散文精品以及那篇《假如我是一个作家》的激扬文字。少了，太少了，既没有像他父亲叶圣陶那样留下"扛鼎之作"，也不如他儿子叶兆言那样写出了不少自成一家的"新现实主义小说"。要知道，他曾是叶圣陶亲自教诲并引以为自豪的小作家，叶兆言也是受惠于他的教育和影响才成为有出息的青年作家。如果不打成"右派"，被迫去没完没了地修改那永远也修改不好的剧本，如果不遭受一次又一次批判如果没有文革的重重打击如果让他写自己想写的好戏如果让他在创作中表现自我如果让他找到创作中的自我。那么，他一定会成为一个大作家，他就不会说"假如我是一个作家"了。他的儿子叶兆言对此深信不疑："父亲少年时代写的文章，一直让我感到妒嫉。父亲那时候的文章充满了一种让人目瞪口呆的才气。我早逝的堂哥三午，是我们这一代中最有才华的一个人他不止一次说：叔叔的文章真棒。三午有一篇中学作文，就是讲自己如何抄袭父亲的作文，如何得到老师的好评，然后又如何意识到自己这么做不对。不少评论文章把祖父誉为中国的契诃夫三午却独有见解地认为，也许真正成为中国的契诃夫的便是父亲。""探求者"的同人们为叶至诚惋惜，为叶至诚痛哭。陆文 夫去吊唁叶至诚，五分钟的路，竟然昏昏沉沉走了半个小时一进门，就号啕大哭，半天说不出一句话他想的是："我有负于叶至诚，如果三十五年前我不闯入他家，不去呼朋引类，那探求者的一场恶梦也许可以幸免。历史可以宣告我们--无罪，痛苦和屈辱也可略而不计，可那金色的年华却因此而付诸东流。"高晓声黯然于老友被扭曲的性格："大家自然说他好，是弥勒佛，但深知他的人，则黯然。其实他平时和朋友谈话，是很有见地的，有的往往精辟而臭越充分显示了他的智慧和胆识但要拿到桌面上去则又缺少一点勇气，把巧当批藏起来了。于是闪光处不是宝剑出鞘的锋芒，而是棱角磨成镜面的反光。这能说不是扭曲吗?为什么呀!"艾煊因推崇他而备感痛心："至诚令人信赖者。人格与学识。交友贵诚。至诚者至诚之人也。他的学识，在同辈友人中也是突出的。所憾者，尚未碍以尽情尽兴挥洒。青年时代环境不协晚岁叉天不假年奈何奈何。"
《假如我是。个作家》是叶至诚当作家的心中蓝图，心中畹界，这幅蓝图他终未能实现这个境界他始终未能进入。他曰往的是太阳，却始终未能接近太阳，太阳只能永远存在他均心中。作为他子的叶兆言如此愤激地描写父亲"没有自己"的写作生涯："各式各样的领导局领导团领导包括工宣，人军代表·各式各样的群众，跑龙套的拉二胡的什么事都不故的只要有张嘴就可以对父亲发号施令。无数次下乡体验生活无数次半夜三更爬起来照别人旨意修改父亲在没完蹙了没有自己的笔耕中，头发从花白到全白，越窝囊越殳脾气，越没脾气越窝囊。"其实，叶至诚并不窝囊，至少皂心里并不窝囊至多是行动上窝囊。他虽然"没有自己"
却没有变成别人，他一直看重文学中的自己，"表现我"是他心中的太阳，心中的呼声，他似乎日日夜夜听到这个声音在呼唤，可是他却举步维艰，他只好痛苦地看着"文学中的我正在渐渐离去，以后，他再也没有找到它，就再也不想提笔。
自我、个性、风格，是艺术创作的生命，与其留下一堆无生命的所谓作品，不如坚守信条少写或不写，让"假如我是一个作家"的声音去照亮别人，这就是叶至诚不失为一个探求者的证明所在是不幸中的大幸，是悲剧中的光彩。所幸的是，方之、陆文夫、高晓声、艾煊都找到了自我，都在文学中表现了"我"都有了自己的创作个性和艺术风格或辛辣，或糖醋或苦涩，或清淡，而又执著着现实义仓,作应有的真诚的真实关心普通人民的命运，探求人生的道路，用自己的作品去干预生活、干预灵魂，从而显示出"探求者"文学流派的特点。
这就是探求的成果!所以，艾煊在悼念叶至诚的散文《秋夜》中说道："艺海诡丽，奇美奇险。探求海底异彩缤纷之诸年少文友，竞同沉海底，同泅巨涛漩流而不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