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篇
城市结构与城市形态
第十五章 中国城市内部空间结构
城市内部地域结构是特定社会的各种经济、文化因素作用在城市地域上的空问反映,是城市地理学研究的主要内容之.。最常见的方法是以城市土地利用类型的考察为基础,通过各种城市功能地域的组合状况来说明城市内部地域结构的特征。但这种从外观上研究城市地域的所谓景观论学派,虽然考察了作为人类活动空间结果的城市土地利用结构,但没有深入去研究形成这种城市内部地域结构的人类活动本身,因而出现了以城市地域社会为研究对象、注重说明城市发展机制的社会生态学派。但是,社会生态学派把人看得过于机械化和一般化而受到批判,从而又出现了,注重人类主观行为的行为论方法。行为论方法仅仅强调了影响人类活动的主观因素这一方面,而忽视了制约人类活动的各种客观条件的另一方面,因此,最近的城市地域研究又发展到强调制约人类活动的各种政治、经济制度的结构主义方法,以及全面探讨各种制约条件、动态地研究人类活动的时间地理学方法。
在中国城市地理学研究中,与相对较多的城市化与城市体系研究相比,城市地域及其内部结构的研究却不多,而城市地域方而的研究又丰要与城市土地利用研究相关。本章主要从城市内部生活空间结构和城市土地利用结构两方面,论述中国城市内部空间结构的特点。
一、中国城市内部生活空间结构
城市内部生活卒间结构是城市居民各种生产、生活活动在城市地域上空问投影的结果,其研究能帮助我们理解城市内部空问结构的特征。本节着眼于"单位"这个中国城市居民生活中的最基本空间组织,通过考察其形成与作用、日常生活类型及其空间分布特征等,说明中国城市内部生活空间结构的特点,并结合中国社会主义城市管理与规划来解释其形成原因。
(一)由单位构成的基础生活圈
1.单位的形成与作用
单位为工作单位(working unit)的略称,是指给城市居民提供各种就业机会的企事业单位及有关政府和公共机关等。在中国城市中绝大多数就业居民都有自己的单位,在单位里工作,居住着单位分配的住房,利用单位附属的各种福利设施,正像人们见面时首先互告所属单位一样,在中国城市社会中单位比街道、区或者城市名更能反映出市民个人的属性。
新中国成立后,城市建设中遇到了如何在空间上组织新建工厂和服务业部门的问题,也就是就业地和居住地的空间关系这样一个基本问题。并且,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国城市中还存在着其它一些难题,如既要发展经济又要保证社会稳定,百业待兴而投资却极其有限,许多居民从农村流人而没有城市生活的经历,等等。在这种背景下,中国城市建设中选择了职、住接近为优的原则,单位就成r既能最大效益的安排生产与生活,又能把居民的家庭和社会生活以及政治管理统合在一起的一种空间组织。
-般来说,一个规模较大的新单位的形成,往往是作为国家重点建设项目来计划和建设的。特别是五六十年代新城区的扩大,主要就是靠单位新建的形式促成的。单位的建设用地来源于近郊农地的征收,新单位成员的来源则多种多样,既有其它单位调入和从学校毕业分配而来的,也有附近招收的农民。并且,随经营规模增大、单位成员增多及住宅需求增加等原因,单位建成后有不断扩大的倾向。
单位的最人特点在于它不仅提供给职工就业场所,而且提供单位成员及其家属的住宅和其它一些福利设施。并且,职工退休后有继续享用单位住房的权利。以单位为基础的户籍管理制度,限制了单位间的人员自由流动,从而也起到了限制地区间、城市问人口流动的作用。另外,许多单位都建有围墙和门,使单位内部成为相对闭锁的空间,这样就突出了工作单位和个人的特性,起到保护单位内人员、统合单位职工及其家属的家庭生活、经济活动和其它社会生活的作用,并逐渐形成单位的地域归属感。因此,作为居民职、住生活的空间统一体,单位在中国城市社会生活中有着极其重要的作用。
但是,单位制度也有诸多弊端。在土地公有制的名目下,各行政机关和企事业单位长期无偿占有土地使用权,事实上成了"单位七地所有"。缺少地价机制下的单位往往申请占有更多的土地,既降低了土地使用效率,形成了不合理的土地利用结构,又使多占土地和少占土地的单位之间出现不公平竞争。在"重生产,轻生活"的指导思想下,"单位办社会"又使得居民的生活质量难以提高。
总之,单位作为居民生活的基本地域组织,在中国城市社会形成中有着十分重要的作用,但关于单位的地理学研究却很少。美国地理学家Bjorklund研究中国城市时曾对单位的社会、经济和空问特征做过考察与描述,但没有涉及到单位的分布特点及其与城市内部结构的关系等问题。日本城市'规划学者越泽明论述过单位在中国城市居民生活中的重要性,中国城市地理学家许学强等在介绍社会区研究时预言中国城市社会区的形成与单位制度有关,但没有关于单位的实证研究。另外,作者在研究中国城市内部地域结构时考察过单位组织对城市土地利用结构的影响,也对单位职工及家属的生活活动空问进行过详细研究。
2.单位的分类和日常生活
单位一般可分为企业单位和事业单位,前者如工厂等追求利润的营利单位,后者如学校等非营利单位。如果不论大小,一个城市里的单位数可达数千乃至上万,单位的人口数从十几人到数万人。建筑面积从几百平方米到数万平方米,多种多样。表100是兰州市内单位一览表。这里,首先按职能把单位分成9类.然后依据单位的所属关系和所有制形式及规模又分为4个层次。在所属关系上有中央所属单位、省市所属单位和街道所属单位。在所有制形式上有国有单位(全民所有)、公有单位(集体所有)、私有单位(个人经营)及合资单位。另外,中国工业普查中,把工业企业单位按照其就业人数、固定资产和重要程度分为大型、中型、小型3类。
与上述统计分类不同,这里主要以单位的设施状况进行分类。一般,单位的设施除了工作设施之外主要可分为以下3类:①居住设施:住宅及为其服务的水、电、煤、气等的供给和维修管理设施。②生活设施:职工食堂、商店、浴室等。③教育、文化、卫生等福利设施:附属幼儿园和学校、电影院、运动场、医院等。以这3种设施的组合可把单位分成3类。3种设施都有的为自己完备型单位,有居住和生活两种设施的为外部弱依存型单位,只有居住设施的为外部强依存型单位。自然而然,3种类型的单位就有3种不同的日常生活类型。从单位和购物种类及其满足情况来看,自己完备型单位只有一部分高级专门用品依赖于外部,其它购物全部在内部完结。而外部依存型单位的购物,却主要是在单位附近的地区商业中心(图20)。
3.单位的空间分布特征
中国城市中单位的空间分布特征大致是:行政类和商业类单位集中分布在市中心区,工业类单位广泛分布于郊区而有相对集中在建成区边缘部和近郊的特点,文教卫生类单位则集中在特定的地区内。
图21是各种职能的自己完备型单位和外部弱依存型单位在兰州建成区的分布图。可以看出,占地大的自己完备型单位一般离开市中心而分布于新发展的建成区内;相反,规模较小占地也少的外部弱依存型单位则相对集中在市中心及其周围。这是因为旧城区中尚残存着大量的旧住房和小商店,解放后这里主要是充填建设了占地少的小单位,而新建城区在城市规划下开发新建了一些大单位。这些新建的大单位,离各种生活设施多的市中心远且交通不便,往往单位内有许多配套的设施。
(二)以同质单位为主形成的低级生活圈
从单位的空间分布特征中还发现,相同职能的单位有相对集
中分布于同一地域的倾向,比如工业类单位相对集中在若干个地域内,形成工业区。这里把空间上相对完整的以同质单位为主形成的这种生活地域范围称之为低级生活圈。因为不论任何单位都不可能满足居民生活需要的所有方面,单位问的相互利用以及单位附近的地区级商业、服务业中心的利用就经常发生。也就是说,居民日常生活是在以单位为中心的一定地域范围内进行的。
图20 单位类型与购物的关系
图21 兰州市建成区的低级生活圈和高级生活圈
并且,低级生活圈之间存在着差异。根据其拥有主要设施的状况可将它们分成A、B、C 3类。A类低级生活圈内有为数众多、各种各样的单位,是比较成熟的生活圈。C类低级牛活圈的构成单位数少且偏布于建成区边缘部,尚属于成长中的生活圈。8类低级生活圈则位于两者之间。从图21上可以看出,兰州市建成区的12个低级生活圈中,工业类单位为主形成的就有8个,主要分布在新建成区及市中心区周围的交通便利处,反映了新型工业城市兰州的特点。远离市中心部的两固生活圈(A1)是市区西部的重要工业区,各项基础设施及生活服务设施比较完善,构成兰州市的又一个核心。以文教卫生类单位为主形成的两个低级生活圈(A3、B6)均为大学、研究所集中的文教区。以行政、基础设施类和商业类单位为主形成的低级生活圈(A2)位于旧城区,是基于历史惯性而形成的。另外,通过比较还发现越是远离市中心,低级生活圈内的设施完备程度就越高。
(三)以区为基础的高级生活圈
在中国城市中,区不仅是行政管理的基本单位,而且也是组织安排居民生活及各项社会福利设施的基本地域单位。各区之间虽有相互利用,特别是对市中心区有较多的利用,但城市规划中各区相对独立安排各种设施,居民日常生活基本上是限制于区范围内的。兰州市的4个高级生活圈(图21)中,城关高级生活圈由5个不同职能的低级生活圈组成,其中的低级生活圈A2也是兰州全市域的商业中心地。七里河圈有3个低级圈,主要是五六十年代建设的工业区。而安宁圈则以文教区,西固圈则以新型的工业区为主构成。这些高级生活圈的特性与城市规划中各区的性质是相互对应的。
(四)城市内部生活空间结构的形成
综上所述,中国城市内部生活空间结构由3个层次组成,即由单位构成的基本生活圈,同质单位为主形成的低级生活圈,以区为基础的高级生活圈。为了说明这种生活空间结构的形成,在图21上画出了半径1.5公里和4公里的圆。这些圆是根据中国城市规划的标准来划定的,标准规定骑自行车或步行时,要保证单程上班时间在30分钟以内,也即步行上班距离应在2公里以内,骑自行车上班应在4.5公里以内。在中国城市中,居民生活用地是按照生活居住区一居住区一居住小区(居住单元)来规划的,而市政管理则以区一街道办事处一居民委员会一居民小组来组织的。如上所述,中国城市内部生活空间结构就是在城市规划中生活居住规划和市政管理的双重作用下形成的。低级生活圈相当于半径1.5公里圈的范围,与居住规划中的居住区和行政组织中的街道管辖范围相对应,而高级生活圈则大致在半径4公里圈的范围内,与生活居住区和区政府管辖范围相对应(图22)。
以上通过对单位这个中国城市居民生活中最基本空间组织的考察,说明了中国城市内部生活空间结构的特征。我们认为,首先应当肯定单位制度对组织生产和促进经济发展、管理市民政治、
图22 内部生活空间结构与居住规划和行政管理的关系
社会及家庭生活等方面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但也不能否认单位
制度下形成的土地利用不经济及居住生活环境质量难改善等诸多
问题。尽管随中国城市土地使用和住房制度改革的深入,单位制度发生着许多改良及变形,但其组织形式在短时期内还不会解体,仍将在组织城市居民的生产和生活、形成中国城市社会地域结构等方面起到重要作用。因此,有关单位的地理学研究有待深化。
二、中国城市土地利用结构
城市土地利用结构是城市社会、经济、文化职能在城市地域上的综合反映结果,构成了城市内部空间结构的骨架。因此,本节从分析各种城市土地利用类型及其组合状况出发,说明中国城市内部空间结构的特征。
土地利用现状图是中国城市土地利用研究中经常使用的资料,但因它是为城市规划制定的,往往土地利用分类过细,不太适宜于城市内部地域结构的研究。但是,在建筑物用途现状图、城市住宅地图及地籍图等资料缺乏的情况下,如果以土地利用现状图为基础。按研究目的重新划分土地类型并制图,对从整体上考察城市土地利用的特征来说,还是一种比较有效的方法。另外,有些城市有房屋普查资料,通过建筑物的用途及其组合状况的考察也能说明城市土地利用的特点。至于在土地利用现状图、建筑物用途表示图等资料的基础上,结合实地调查,运用计量方法,如方格法中的三分表示法和修正韦沃法等,比较详细地考察中国城市七地利用结构的研究则几乎没有,有待今后的研究。
(一)城市居住区及其特征
如上所述,中国城市地域是由众多单位地域构成的,而单位既包括有提供工作场所的工业、商业等用地,又都附带有居住用地,因此,居住用地广泛分布且与其它城市用地相互混合是中国城市地域的一大特色。
中国城市中的居住区,自市中心区向外大致可分为旧居住区、单位居住区和新居住区3类。
旧居住区是以旧城区为主的市中心区居住地区。主要由行政机关、商业和服务业设施、一些街道工厂及其家属区组成。1949年以前建设的低层住房多,房屋配套设施差,建筑密度大,各种用地混合严重,居住环境差,并且人口密度大,商业、服务业从业人员相对较多,职、住接近上班方便,利用市中心区各种设施便利等为旧居住区的特点。一般说来,这里的居民对迁往郊区有抵触情绪。进入80年代以后,许多城市开始了大规模的旧城改建,旧居住区的景观和职能发生了很大变化。这首先表现在居住用地的缩小和与之对应的商业、服务业用地的增加;其次是建筑的高层化和利用上的多功能化,即改建、新建后的中、高层建筑有的全部用于住宅,有的则为住宅和商业、服务业共用。北京、广州等大城市的研究表明,近年旧居住区的人口密度在下降。但也有一些中等城市,旧城改造不是起了分散人口的作用,而是加速了人口向市中心区集聚。因此,不同规模和性质的城市的旧居住区,经旧城改造后表现出不同的土地利用、居住结构等方面的特征。
单位居住区是指1949年以后的30年间围绕旧城区、以单位的形式建设而成的居住地区。其特点是4~6层的中层住房多,配套设施较全,居住环境质量较旧居住区为好,绝大部分住房是工厂、行政机关、科研教育单位的住宅,就近上班者多。人口密度普遍较大。中层住宅区每平方公里2~3万人,高层住宅楼集中地区每平方公里高达5~6万人。
新居住区是80年代以后在建成区周围开发、建设的郊区居住地区,其最大特点是职、住分离性。中、高层住宅多,配套设施全,生活环境好,核心家庭多。其居住者有两种类型:①自己购房的高收入阶层,趋向于高级住宅及花园式住宅;②单位组织搬迁者,多住中、高层楼群里。另外,值得一提的是,随近年中国城市住房制度改革的不断深入,以解决中、低收入阶层和住房困难户的住宅为目的的"康居工程"加速了新居住区的发展。这些以小区成片改造、开发为主的住宅建设,增加了城市居住类型的多样性,促进着城市居住地域的分化,形成着独特的中国城市居住地域结构。
(二)城市中心区及其特征
关于中国城市中心区的研究起步较晚,研究成果较少。随近年许多城市要建设CBD(Central Business District)呼声的提高,出现了关于北京市、上海市、广州市、西安市等大城市中心商务区的实证研究。这里以上海市的研究为基础,说明中国城市中心区的特征。
上海市中心商务区的范围一般是指西藏中路以东至外滩、苏州河以南至金陵东路之间的区域,分属外滩、南京东路、人民广场和金陵东路4个街道辖区,总面积4.96平方公里。早在19世纪后期,上海中心商务区已初步成形。发展到本世纪30年代时,已经有以外滩为中心的金融为主的中心事务区和以今南京东路为中心的中心商业购物区。但是,从1937年到80年代初的40多年间。上海中心商务区处于发展停顿阶段,与国外大城市CBD的发展拉开了很大的距离。进入80年代后,中心商务区又再次进入发展期。
根据严重敏等的研究,上海中心商务区的高层建筑比重不高,垂直利用有待调整和开发。中心商务区的主要3条街道de,外滩以六七层以上的高层建筑为主,南京路南北两侧以3层建筑为丰,而西藏路2层以下的建筑占一半(表101)。中心商务区的土地利用特征基本上从建筑物的底层利用状况得到反映(表102)。也就是说,底层建筑的55%用于商业,而用于金融的只有2%,用于行政机关和企事业单位的办公用房占7%,用于旅馆业为5%,说明。七海中心商务区中心商业购物区的性格强,尚未形成金融业和办公业发达的中心事务区。这也是许多中国大城市中心区的共同特征。另外,建筑物的垂直利用特点是,低、中层以商业和居住为主,中、高层以办公和旅馆占优势。
(三)城市工业区及其特征
中国城市中工业用地所占比例一般都较大,并且,许多城市里的工业是在新中国成立以后发展起来的,工业用地有围绕市中心区向外扩展分布的特点。
一般来说,中国城市地域中的工业区可划分为3个地带:①市中心区街坊工厂为主的旧工业地带;②包围旧城区由大、中型工业企、Ik构成的混合工业地带;③新兴的郊区工业地带。
旧工业地带中的街区工厂主要是服装和印刷业等典型的城市型工业,厂房破旧,设备简陋,用地紧张,运输困难。工厂和居住、行政等用地混杂在一起,工业对居民区的干扰大,环境污染严重。改革开放以来,许多城市的中心区进行了大规模的旧城改造,"退二进三",部分工厂外迁或倒闭,工业用地大幅度下降,商业、服务业用地比例增大。广州市的研究表明,老城区及其周围的工业区的工厂数和职工人数比重呈负增长,城市工业由城区向边缘区和郊区扩散,工业郊区化趋势不仅加快,而且范围很大。因此,中国大城市中的旧城区工业地带正在逐渐消失。
混合工业地带指的是50年代至80年代之间建设的、以国营大工厂单位群为主要形式的、包围旧城区的新建成区工业地带。尽管单位内都包括工厂以及住宅等设施,但由丁工厂占地大,工厂和住宅之间有一定距离,能明显看出工业区的分布范围。并且,在城市工业用地规划下,一般都有专门化分工不同的若干个工业区。例如,兰州市新建成区工业地带内分布有盐场堡医药、纺织和日用品生产工业区,西站石油机械、交通机械和纺织工业区,安宁电器、电子工业区,东岗机械、钢铁工业区,西固石油精炼、石油化工区等。另外,混合工业地带形成期及形成以后,其内部不断充填住宅楼,外部又建设新居住区,以致形成工业用地和居住用地的包围和反包围的"千层糕"式空间结构。
郊区1:业地带是80年代以后新建的、以高新技术产业为特色的新型工业区。与前两个工业地带明显不同的特点是,工业用地和居住用地分离,其主要形式则表现为各种各样的开发区。例如,有名的北京新技术产业开发试验区,利用海淀区大学和科学院的高智力密集优势以及国家的特殊优惠政策,促使科研成果产业化、产品化,推动科学技术转化为生产力,取得了很好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而这种成功的经验又很快辐射到中国的各大中城市,给城市工业增添了活力,促进了城市工业地带的扩展、更新和合理化。但是,多数郊区工业地带中没有统一的较为完善的生活居住条件和必要的商业、服务业及文化福利设施,职工生活主要依赖城区,导致了只有工业分散而没有人口分散、部分职工从城区向郊区通勤的现象。
(四)城市内部商业中心地结构
1949年以来,中国城市在变消费型城市为生产型城市的城市建设方针指导下,不重视发展商业、服务业以及设施网点的配置问题,导致城市商业用地比例极小,商业地域的形成及分化不明显。城市零售商业以国营百货店为主,主要布局在市中心部的传统商业区和各个区的中心部。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城市商业和服务业发展迅速,各种层次的商业中心逐步建立,形成着中国城市内部商业中心地体系。
根据北京、上海、广州等城市的研究,中国城市内部商业中心地结构分为3级。
第一级是市级商业中心。如北京市的王府井、前门和西单,上海市的南京路,广州市的中山五路等。市级商业中心一般都位于历史上形成的市中心部传统商业区内,其特点是商店数目多,经营商晶品种多,并且以高级、专门用品为主,特色店和名店多。这里行人流量大,比如上海市南京路平均每天的行人流量高达100万人次。近年,这些市级商业中心经过旧城改建后,新建、扩建了一些超级购物中心,职能更加齐全化、高档化,加上交通便捷性的改善,吸引全市和大量域外的购买人口。
第二级是区级商业中心。受计划经济体制下城市规划中商业设施规划的影响,中国城市地域内各区都有其商业中心,以一家综合性的、经营商品品种丰富的百货商店为中心,集中有日用品、非耐用消费品以及一些中、高档商品的商店,有的还有一些专门性商店,基本上满足了各区居民的购物需求。近年,与人M的分散相对应的郊区商业中心的发展迅猛,有的已接近市级商业中心,可望成为副都心的核心部分。
第三级是小区级商业中心。相当于邻里商业中心和一些大型单位内部的商业设施。主要职能是粮油、食品、果品、小百货、点心、医药、菜场、煤炭、烟酒、理发等,以及一些小修表店、服装店等,起着满足居民日常生活所必需的购物的作用。其服务范围小,大致为一个居民小区,服务人口为5万人左右。
此外,在中国城市零售商业中不可忽视自由市场的存在。遍及全市域的各种类型的自由市场是城市居民日常生活用品,特别是蔬菜、果品等饮食类用品的重要购物去处。规模较大的集贸市场多设在小区级以及区级商业中心内,众多的小自由市场散布在居住区内及交通路口等处。
三、中国城市三维空间结构特征
改革开放十几年来,中国城市三维空间结构发生了巨大变化,特别是高层楼房建设很快,旧城改造后的商业、服务业设施以及近郊新建的住宅楼多为高层建筑,城市形态整体上由原来的低层松散型逐渐演变为中高层紧凑型。但关于城市立体空问的研究积累还极少。
胡华颖曾使用1985年广州市房屋普查资料,对150个大体以行政街道管辖范围为基础的小区进行因子分析,考察了广州市三维空间结构特征。总体上看,旧城区1949年以前的低层房屋多。老城周围是五六十年代的4~6层房屋,而城市边缘地带属近20年以来的新开发地带,平房和2~3层房屋占多数。可以说,从城中心向外城市三维结构呈低一高一低的倾向。另外,用于住宅和教学、医疗、科研的4~10层房屋分布较广,但有沿一定方向呈扇状的趋势。分布分散的11层以上的房屋主要用于商业和服务业.而不是办公业,这是个有趣的结果。办公业用房多为4~6层,且保留集中在历史E行政办公集中的地方。
因此,城市三维空间结构是水平扩展和垂直扩展相结合的产物。广州市的研究中得出,带动城市平面扩展蔓延的是交通、工业和仓库功能,而带动城市垂直扩展的是居住、商业、服务业和办公业功能。
四、中国城市内部空间结构模式
这里以兰州市的实证研究为基础,结合北京市的研究成果,说明中国城市内部结构的形成过程,并试图提出中国城市内部地域结构的模式图。
通过兰州市城市土地利用的考察,其内部地域结构有以下特征(图23)。总的来看,土地和)用有从市中心向外,由商业、行政和旧居住用地向工业、新居住用地转换的倾向。宏观上看,这与阿朗索的土地利用模型所表示的资本主义国家城市的内部地域结构大致相似,可以说这足城市内部结构的普遍规律。但是,其形成机制不同,表现形式和微观特征上有很大差异,资本主义国家城市受地价原理作用,所以土地利用地带分化明显,而中国城市以前没有地价,在考虑合理有效利用土地的城市规划和单位土地使用制度下,土地利用混合严重,地带性不明显。
对兰州市土地利用结构模式化后可得m从市中心向外的4个地带(图23)。离市中心1公里范围的旧城区,是以商业、行政和居住用地混合组成的都心地带(T);围绕都心地带离市中心约5公里的范围是混合地带(II),以居住用地为主,混合有工业、文教卫生等用地;从市中心向东、西方向大约5~10公里的地域是以工业用地占优势的工业地带(Ⅲ),而同地带的西北部是呈扇状分布的文教地区;离市中心10~13公里左右的地方是城乡结合部的外部地带(Ⅳ),分布有新居住区和新工业开发区。另外,远离市中心的西围一1:业区与上述四地带相对独立,可以看成是兰州市的又一一个核心。
图23 兰州市土地利用与内部地域结构模式
注:根据《兰州市现状图》(1976年)作成。
资料来源:同图21。
兰州市内部地域结构的形成过程如表103所示。40年代时兰州市建成区仅限于城墙里的部分,面积只有3.5平方公里左右,主要是居住和行政用地。进入50年代后,兰州市作为国家重点建设的内陆城市之一,逐步建设成为以石油、化工、机械制造为主的新型重化工业基地,围绕旧城区、特别是向东、西方向上形成了面积较大的工业地带,而都心地带里随政府机构、文教科研卫生等单位的新增和扩充,行政等用地比例有所增加;并且,城乡结合带向外推移。到70年代以后,J:业地带继续扩大向外延伸,而原有工业地带里由于居住等用地的填充,变成以工业和居住等其他用地的混合地带;都心地带内居住用地减少而商业用地增加,外部地带中新建了新居住区及新工业区。
总之,随城市地域的不断扩大,各种城市用地在空间上相互竞争和扩展的结果,导致了城市内部地域结构的形成和演变。
另外,北京市内部地域结构的研究也反映出与上述类似的特征。首先,从市中心向外有都心地带、内城居住地带、内城周围地带、新开发地带和外部地带的5个同心圆地带(图24);其次,与5个地带相应的居住用地分化依次表现为居住邻里地区、居住地带、混合居住地带、新居住区;再次,文教区、办公地区和新工业区呈扇状分布在新开发地带和外部地带中。
因此,以上述城市土地利用结构的研究为基础,我们试图提出中国城市内部地域结构的模式图(图25)。首先,作为第一层次的土地利用结构整体上呈同心圆状,由都心地带、混合地带、工业地带、外部地带四地带构成。其次,第二层次是居住用地,从都心向外依次为旧城区邻里旧居住区、单位为主的混合居住区和以职、住分离为特征的郊区新居住区。第三层次是文教、办公和新工业用地等用途专门地区,呈扇状分布在一定地带内。最后是上述3层次的重叠,形成不同类型的混合地域。
图25 中国城市内部地域结构模式图
资料来源:同图21。
第十六章 中国城市经济结构
关于城市经济结构的含义,学术界存在着各种不同的理解。从城市经济发展来看,城市经济结构既包括生产力,又包括生产关系。因为生产力发展是城市产生和发展的基础,是城市类型和作用的基础及前提;而生产关系,特别是生产关系中的生产资料所有制形式,决定着城市经济的分配、流通、消费的社会性质及其社会组织形式。
从生产力方面看,城市的产业结构对城市发展有着决定性意义。按照产业结构划分,城市经济结构可分为第一、第二和第三产业。城市的第一产业是城郊区的农、林、牧、副、渔业,它是提供城市农副产品的基础,对保证质量、缩短运输路线、节约社会劳动、减少流通费用、改善城市居民生活有着重要意义。城市中的第二产业主要是制造业和建筑业,一般说来,它在城市发展中起着决定性的佯赐,并且决定着城市的性质和类型。第三产业,一般说来,是为服务丁城市的主导产业而建立和发展起来的。城市是第三产业最发达的地域,几乎包括已经发展起来的第三产业的所有行业和部门。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第三产业,在城市经济中将逐步上升到主要的地位,而且第三产业中的有些部门,也会逐步发展成为城市的主导产业。
一、中国城市经济结构演变过程
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城市产业结构有了巨大变化和质的飞跃,建立起了强大的工业基础和比较完整的国民经济体系,第二、三产业在整个国民经济中居于十分重要的地位,对整个经济的发展、满足人民的需要等方面起着巨大的作用。但三个产业间结构的变化,也经历了一个曲折的发展过程。
(一)建国初期(1949~1957年):消费城市向生产城市转变
旧中国的城市按其性质来说,基本上可分为3类:①历史悠久、典型的封建性消费城市,如北京、西安、开封等,几乎没有现代工业;②典型的半殖民地性城市,如t-.海、天津等,现代工业基础很薄弱,而且其经济命脉主要被帝国主义所控制;③典型的殖民地性城市,如长春、哈尔滨等,经济发展畸形,完全被日本帝国主义势力所控制。它们的共同特征足生产能力低下,聚居着大量寄生者、冒险家,消费性强,城乡之间存在着尖锐的对立。当时城市的就业率很低,平均不到20%。
1.变消费城市为生产城市
新中国成立后,恢复和发展生产成为城市工业的中心任务.各地积极组织生产自救,解决了400万失业人口的就业问题。并同时取缔了妓院、赌窟和其它腐朽、奢侈的服务行业;把上海等大城市一些过剩的商业和服务行业内迁至各地大、中城市,支援内地建设,使第三产业的结构和布局适应人民生活和国家建设的需要。
1949年3月中央政府提出要"将消费的城市变成生产的城市",其主要目标是要为国家建立独立自主的经济体系,改变不合理的产业结构,打好工业基础。在"一五"期间,集中力量进行以156个大型建设项目为中心的工业建设,除继续合理利用东北和上海等老工业基地外,通过重点发展内地工业,改变不合理的工业布局,建立社会主义工业化的初步基础,使全国城市的面貌焕然一新。
在这一阶段,重工业的比重持续上升,重工业的增长速度始终快于轻工业。这是因为建国初期,中国工业落后,重工业基础尤其薄弱。在工业结构中,食品、纺织两个部门占全部工业总产值的51.6%,比其它所有工业部门之和还大。从这个实际情况出发,"一五"期间着重发展了蕈工、fk各部门,冶金、电力、石油、化工、机械、建材工业的发展速度都快于整个工、Ip的平均速度;而食品、纺织两大部门的发展速度,虽低于主要重工业部门,但也相当快。到1957年,重工业各部门的比重普遍提高,
纺织、食品工业的比重相对下降,但仍占了40%④。结构上的变化反映了在技术进步条件下生产资料生产优先增长的客观趋势,反映了在中国国民经济中重工业已摆脱原来那种薄弱落后的状态而具有了一定的基础。应当说,解放初首先发展重工业是完全必要的,这个期间各部门的发展是比较协调的,整个国民经济发展的平均速度也相当高。
2.初步形成计划经济体制和管理体系
"一五"期间,初步形成了以国家集中统一为主的经济体制和管理体系。一是撤销了大区,形成以中央部门为主的管理经济的体制,在工业、基建、物资、劳动、工资、物价、财政、贸易等方面都实行了中央集中的管理,在粮食、棉花、棉布、食用植物油等方面实行了统购统销(即计划收购和计划供应)。二是学习前苏联的模式,建立以实物周转为中心、以行政手段为主的高度集中的计划管理体制,国家计划委员会是全国编制和执行计划的最高行政机关,形成自上而下的计划经济体系,指令性直接计划的比重很大。三是国营企业在国家计划、财务体制下运转,建立了企业内部的管理制度。这种体制在当时的特定历史条件下,对集中调动国家的人力、物力、财力,保证国家在一定时期内实现经济发展的战略目标,较快改变国家和城市不合理的经济结构和不平衡的地区生产力布局等方面,起过积极作用;而且在物质生产和供应不充裕的情况下,保证了城市居民低标准的生活必需。
(二)"左"的政策影响期(1958--1978年):
制造业为主的城市产业结构
1.高度集中的计划管理体制和极"左"的城市产业政策
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的形成有其特定的历史背景,在建国初期也起过一定的积极作用,但随着社会经济的不断发展,却显现出它不适应生产力发展的许多弊端。首先,这种中央高度集中的、按部门("条条")和按地区("块块")统得过严过死的经济管理体制,严重束缚了基层的生产主动性。各部门、各地区的计划管理范围越来越广,越来越死,对发挥城市经济的集聚和扩散作用十分不利。尤其是从1958年起,国家大力提倡各地建立自成系统、自给自足的经济体系后,大中城市的区域经济发展中心作用受到很大削弱。
在这一阶段,人口社会生产力的理解狭窄,一般只是指工业和农业,把科学技术、信息流通领域等置之度外。在计划经济条件下,第一和第二产业是经济的主体,尤其认为重工业是发展生产资料的决定性因素,而轻工业和第三产业是服务性的,并且把主要是为生产服务的城市基础设施建设也看作是非生产性投资而被列入次要地位。这样,过分强调城市是生产基地,建立独立、完善的工业体系,致使城市功能单一,结构趋同。社会需求商品按计划和比例分配给居民,达到自我平衡、自我供给,城市经济的流通职能逐渐削弱,第三产业萎缩。
2.波动曲折的经济发展
经过1958~1960年的"大跃进"、"反右倾"等,使生产关系的变化大大超越了生产力发展水平,生产建设的发展速度大大超越国力和客观的可能性,使中国经济遭受了很大的挫折。再加上与了前苏联关系的恶化以及自然灾害等,中国经济由此陷于泥沼之中:①农业、轻工业、重工业生产急剧下降;②财政入不敷出;③管理混乱,经济效益普遍下降;④国民经济的比例严重失调,首先是积累率过高,其次是重工业过分超前发展;⑤市场供应紧张,人民生活困难。
后来,经过对国民经济的"调整、巩固、充实、提高",财重工业生产进行了适当压缩,使农业、工业生产得到一定恢复和发展。但历时十年的"文化大革命",又一次使中国经济遭受到灾难性的破坏和损失:①工农业总产值、国民收入、国家财政收入几次大幅度下降;②人口膨胀,人均国民收入长期处于低水平;③国民经济比例严重失调;④主要经济效益指标下降;⑤对人民生活"欠账"很多。
1976年打倒"四人帮"以后,工农业生产得到较快恢复,但由于没有对经济工作中长期存在的"左"倾错误进行清理,对刚刚好转的经济形势作了过高估计,继续发生r违背客观经济规律、急于求成、盲目追求高速度的错误,致使农轻重关系继续畸形发展,重工业的生产和建设过分突出,人民生活没有得到应有的改善。
3.过分偏向重工业的城市经济结构
从1958年开始实行第二个五年计划以来,各地开展"大跃进"活动,贯彻"以钢为纲"的工业发展方针,对重工业,尤其是钢铁工业的发展操之过急。其结果是,虽然重工业在短期内有了很大发展,但经济效益很差,并导致城市经济的比例严重失调,为城市居民服务的城郊农业遭到削弱,轻工业发展不足,商业被忽视,因此不得不紧接着进行调整。然而此后10余年间,国家仍然偏重发展重工业;在"三在"和"四五"时期更以战备压倒一切,对于重工业和军事工业建设比以往更加重视。而长期以来轻工业发展不够,不能很好地带动城市第三产业和乡村经济发展,难以实现"生产~流通一分配~消费一生产"的良性循环,使城市不能很好地发挥中心作用.
(三)改革开放时期(1979年至今):第三产业、高科技产业发展
1.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全面建立
自1979年以来,中国进行了一系列经济体制改革,确立了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经济体制的新模式,充分肯定了发展商品经济的重要性。城市经济体制的改革,围绕搞活企业的中心环节,在计划、财务、税收、价格、金融、商业、劳动工资等方面不同程度地展丌,使城市经济生活出现了前所未有的活跃局面。企业自我积累、自我发展的能力逐渐加强,社会主义市场不断扩大,以公有制为主体的多种经济成分和经营方式有所发展,各种形式的横向经济联系日益加强,整个国家经济的运行机制向有利于搞活经济的方向转化,有效地调动了广大职工群众的积极性和创造精神。
2.城市产业结构的调整
一个城市,要从整体上提高经济活动效益、增强经济实力和综合功能,除了改革体制之外,还需不断调整整个城市的经济结构。实行市场经济之后,为了保障社会的基本需求,经济发展的基础仍是第一和第二产业,但市场的作用在迅速扩大。尤其是城市的经济活动已不再局限于自身,而是作为周围地区贸易集散的中心,市场和流通作用更显得重要。因此,城市由过去单一的生产基地式,向具有流通、金融贸易、科技教育、文化信息、旅游休闲等综合功能的城市转变。
3.第三产业、高科技产业的迅速发展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城市各种服务业蓬勃发展,具体表现在:饭店写字楼拔地而起,商业服务业面目一新,市场商品供应充足,各种银行比比皆是,劳动力、生产资料、资金、技术市场纷纷建立,新兴第三产业如房地产、国际金融、信息咨询如雨后春笋般涌现出来。与此相应,城市就业结构和居民就业取向也发生了很大变化,长期以来的重工轻商的观念在淡化,商业服务成为人们趋之若鹜的热门,其就业比重不断增加。总之,不仅人流、物流、资本流.甚至意识流都在向第三产业集聚。
这时期产业结构的另一个特点是高新技术已成为推动经济发展的主要动力。1986年以来,中国高新技术、高新技术产业和高新技术园区相继得到发展。据不完全统计,中国现已形成7900多个县级以上的科研与技术开发机构,有300多万高新技术产业人员,其中科研人员近40万人。
二、中国城市产业结构现状特征
(一)第一产业
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城郊农业对保证城市的进一步繁荣发展有着重要的作用。一个国家经济越不发达,城市所需的农副产品对郊区的依赖程度就越大。随着城市经济的高度发展,虽然城市对郊区农副产品的依赖程度会相对地缩小,但城市对郊区农副产品的依赖却不会改变。
1.城郊农业的基础地位
随着城市第二、三产业的迅速发展,中国城郊农业在国民生产总值中占的比重逐年下降,并出现不稳定现象。究其原因:①一些领导干部重工重商轻农思想普遍,主张把郊区有限的耕地全部用于发展第二、三产业;②农民,尤其是青壮年劳动力多务工务副,不愿种田,有的租地给内地农民甚至弃荒;③农业投人急剧减少。最突出的是农田普遍少施或不施有机肥,破坏了土壤结构;水利配套没施多年失修,农机老化,抗灾能力下降。
从产值来看,虽然郊区农业所占比重很小,但它仍是基础产业,因为"民以食为天",不仅城市居民要吃粮,而且市场上许多和人民13常生活密切相关的商品都与农业有联系。郊区农业的健康发展对城市中蔬菜及勘食品供血、揶铷物价上涨、稳定安定局面的作用十分巨大。
2.城郊农业的合理化经营
80年代初在农村实行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改革,对调动城郊农民的生产积极性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但由于承包田分散零碎,农机利用率下降,家庭个体无力搞农田水利建设、无力积施有机肥等,粮、棉、油生产徘徊不前,并且有日趋萎缩的隐患。为此郊区农业必须提高规模效益,走"高产、优质、高效"的集约化经营道路。而适度规模经营可以采用多种形式,如合作农场、农业合作社、粮食专业队等。
3.城郊农村市场的建立
农村改革的主要内容,一是推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另一是逐步恢复市场交换,放开大部分农产品价格。目前粮食生产除国家收购部分外,农户余粮可自由上市。除农产品市场外,还出现了土地、劳动力、资金等市场。这些城郊农村市场的发育是农村商晶经济不断发展的结果,目前已从自发状态步入自觉阶段,市场建设速度明显加快。如上海市郊区各类批发交易市场已发展到62个,其中1992年以后规划建设的市场多达41个,占现有市场总数的6.6%。
(二)第二产业
根据1985年中国统计局颁布的规定,第二产业指工业(包括采掘业、制造业、自来水、电力、蒸汽、热水、煤气)和建筑业,是目前中国城市建设中的主力军,在国民经济中占有绝对重要的地位。
1.工业在城市。特别是大中城市集中
这是中国城市的一个突出特征,从城市的产值结构和劳动就业结构中都可以看出这种倾向(表104)。
从产值结构看,全国城市第一、三产业平均产值在国内生产总值中的份额接近,都不足30%,而第二产业却达到46.1%,接近一半;在各类城市'中,第二产业都是城市第一大产、№,尤其在20万人以上的各类城市中,第二产业产值都超过国内生产总值的一半,50~100万人口城市中更是高达68.1%,与第三产业相差40多个百分点,说明城市产业结构向第二产业严重倾斜。
从劳动就业结构看,全国城市平均第一产业的劳动者数占总劳动者数的比重为37.18%,在三大产业中居第一位,高于第二产业(36.39%)。这似乎与产值结构的分析结果不相一致,但进一步分析后可知,在50万人口以上的城市中,第一产业的就业人数占总劳动者的比例都低于13%,在三大产业比例中最低,而50万人口以下的城市却相反,尤其是20万人口以下的小城市,第一产业的就业比重高达56.49%。造成这种结果的原因,一是因为近年伞面推行撤县改市、市县合并的设市制度,使新设立的城市中包含了大批农业人口;二是因为中国农业劳动生产率普遍低于第二、三产业,因此虽然产值比重低,但从业人数的比例并不很低。
另外,从国民收入结构看,第二产业(包括工业和建筑业)仍然是城市经济中的主项,其中工业一项就占了60%以上的城市国民收入(表105)。
表104中国城市产业结构(不包括市辖县)
表105中国城市国民收入结构(1990年) (%)
资料来源:根据《中国城市统计年鉴(1991)》计算。
2.工业内部发展不平衡
在市国工业内部,重工业一直处于优先发展的地位。在20万人171以上的城市中重工业比重远远高于轻工业,20万人口以下的小城市中重工业比重虽然低于轻工业,但两者只相差1.34个百分点(表106)。这主要和中国多年来的计划经济体制有关,许多国家重点投资的工业项目都选建在大中城市里,"重生产,轻生活"的方针使重工业得到了发展,而轻工业却受到抑制。
表106中国城市工业产值内部结构(1993年)(%)
另外,就重工业内部来看,结构也小尽合理。重工业一般分为机器制造业和原材料工业,或者加工工业与采掘工业。长期以来,市国原材料工业和采掘工业始终处于落后状态,不能适应加工工业发展的需要,影响经济的增长和经济效益的提高,成为中国经济建设中的一个突出矛盾。
3.城市工业职能结构趋同
中国城市工业职能结构的研究表明,在1984年的295个城市中,77%的城市工业部门结构同全国城市工业部门总体结构的相似系数在0.5以上,并且城市规模越大越接近。除鞍以外的100万人口以上的全部特大城市、60%以上的大城市和近1/3的中等城市,都属于综合性工业城市。
(三)第三产业
根据中国国家统计局规定,第三产业是除了农业、工业和建筑业以外的其它各业的总称,它既包括物质生产部门,又包括全部非物质生产部门,所包容的行业既多又广,具体分为4个层次:①流通部门,包括交通运输业、邮电通讯业、国内商业、对外贸易业、公共饮食业、物资供销业、仓储业;②为生产和生活服务的部门,包括金融、保险、地质勘察业、房地产业、公用事业、社会服务业、旅游业、信息咨询服务业、综合技术服务业、农林牧渔水利服务业、水利业;③为提高科学文化水平和居民素质服务的部门,包括教育事业、文化艺术事业、广播电影电视事业、科学研究事业、卫生事业、体育事业、社会福利事业;④为社会公共需要服务的部门,包括国家机关、政党机关、社会团体、基层群众自治组织以及军队和警察等。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各项建设事业的发展和对第三产业认识的不断加深,第三产业得到了较快的发展,成为很多城市进一步发展的丰动力。1992年全国第三产业增加值由1978年的825亿元增加到6622亿元,增长了7倍。按可比价格计算,平均年递增9.9%,比同期国内生产总值的年增长速率高出1个百分点。1992年第三产业增加值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由1978年的23.0%上升到27.7%,第一产业从业人员由1978年的4869万人增加到11742万人,占当年社会劳动者总数的比重由1978年12.1%提高到19.8%。
从宏观上看,中国第三产业的发展还存在着以下一些不足之处:
1.总体发展水平仍然较低
统计资料表明,90年代初世界各国第三产业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平均约为60%,其中34个低收入国家平均为31%,48个中等收入国家为50%,22个高收入国家平均为65%。而中国1993年第三产业占国内生产总值的份额,不仅远远低于发达国家水甲,甚至不及低收入国家的平均水平。
除了产值比重分析以外的另一个衡量指标是3个产业对经济发展的比较推动力,即3个产业在国内生产总值增加额中所占的比重。近40年来的世界经济发展表明,第一、二产业对经济增长的推动力逐渐减弱,而第三产业的推动力日益增强,使经济走向高效、低耗、优质的更高水平。目前发达国家除日本外(日本的经济增长模式与众不同),经济增长的推动力均为第三产业,其比重可高达0.7左右,发展中国家和地区的推动力平均也在o.5左右。但是中国1990~1993年第三产业的推动力只有0.26,而第二产业则高达0.62,仍处于以第二产业为经济主要推动力阶段。
另外,从城市居民的消费结构进行考察,1993年中国城镇居民家庭人均年生活费支出结构中,用于第三产业的消费性支出,主要是衣着加工、家务服务、医疗、交通、文娱、住房、个人消费和其它服务消费,远远低于食品和衣着,前者仅占总支出的16%,而后两者之和高达64.4%(表107)。
2.产业内部各行业发展不平衡
目前,中国城市第三产业的支柱行业仍是交通、邮电、仓储、商饮等传统性行业,新兴行业如信息、咨询、广告、房地产业等开始出现,但在第三产业中所占比重仍然很小(表108)。
另外,中国对教育事业一直重视不够,教育投入严重不足。根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统计,1984年在100个国家中,教育经
表107中国城镇居民家庭平均每人全年生活费支出结构(1993年)
费占国民生产总值的平均百分比为4.4,而中国只有2.7,不仅低于世界平均水平,甚至低于刚果(5.4)、埃及(4.9)、几内亚(3.3)、坦桑尼亚(4.0)、约旦(7.8)、斯里兰卡(2.8)等经济状况远远不如市国的国家。
三、中国城市企业组织形式
企业是城市经济的核心,其组织形式不断向多样化、高级化发展。
(一)企业集团
中国企业集团是在经济体制改革中产生的一种新的经济组织,截止1994年3月,在各级工商行政管理部门登记的企业集团已有18000多个。
1.产生背景
中国企业集团的形成背景和动因与西方发达国家的企业集团并不相同。西方发达国家在资本主义制度下,经历了.个从自由竞争到垄断资本的发展过程。企业由最初单人出资兴办的独资企业,发展到股份公司,进而实行多种形式的联合,形成企业集团,其过程长达109多年。但是中国企业集团的形成没有经历这一漫长的历史演变过程,它是在国家的引导下,发挥社会主义公有制的优势,顺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客观规律,国家以所有者的身份.按照产业政策的要求,遵循专业化和实现规模经济的原则,把在生产、技术、经济上有内在联系的企业组合起来构造而成的。
2.作用意义
实践表明,若干个企业联合为一个企业集团,有助于解决中国经济发展中的一些实际问题:①有利于调整企业组织结构,提高规模效益和社会化大生产水平。中国过去在计划经济体制下,依靠行政主管部门、行政区域政府,用行政手段组织生产,形成了企业"小而全"、"大而全"、专业化水平低、重复生产严重的格局。组建企业集团以后,使一些相关企业多层次地联合起来,有利于打破条块分割的局面,发展专业化生产,克服分散、重复生产的弊端,逐步按照经济规律的要求组织社会化大生产。②有利于实现企业间的优势互补,充分发挥现有企业的作用。企业总是各有优势和劣势,把分散的企业和生产要素以及孤立的经营行为,按照效率、互利、优化等原则重新组合,就可以取得新的优势。③有利于充分发挥国有企业资金的效益,用较少的资金支配较多的企业资产开展经营活动。企业要发展,靠投资扩大本企业的规模往往需要很多资金,若向其它企业投资参股或控股,形成企业集团,就可利用其它企业的资产,不仅节省投资还可减少风险。④提高了企业组织的集中度,有利于国家对经济活动加强宏观调控。中国有上百万个企业、特趴是其中大量的中小企业、在条块分割的体铟下分散进人市场,增加了政府进行宏观调控的难度。通过发展企业集团,以大型企业为核心,打破条块分割的界限,将大批中小企业组织起来,使其经营活动有序化,可以大大提高宏观调控的有效性和灵敏度。
(二)跨行业公司
1.产生背景
目前,中国企业联合主要集中在工业领域,随着中国产业结构的逐步优化和服务化,第三产业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逐步提高,集团型仓业不仅在工业中继续发展,而且在商业、服务业、运输业和各种知识技术产业中都在蓬勃发展,产生了许多在横向联合基础上的跨行业公司。这是适应市场经济竞争需要的新的组织形式,它以强大的经济实力、灵活高效的运行机制和显著的经济、社会效益,在地区经济发展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实行跨行业经营的主要目的是:①减少经营风险,通过不同产品或行业问的补偿效应可使整个公司的投资报酬率相对稳定;②充分利用公司内部各类资源,发挥资金效力。中国企业组建跨行业公司的趋势已日趋明显,逐步突破了"所有制不变,隶属关系不变,财政上交渠道不变"的束缚,按照市场经济规律的要求,在较大范围内优化组合,形成较好的整体优势和规模效益,增强了参与大市场的竞争力。例如,首钢目前已横跨15个行业,除传统的钢铁行业外,还经营采矿业、建筑、机械、电子、化工、服装等。
2.联合形式
在国际上跨行业公司(也称多角化经营)主要有两种形式,即垂直多角化和综合多角化。
目前中国跨行业企业联合主要是集生产、经营、销售于一体的垂直组合形式。产、供、销一条龙的企业组合,往往能够降低成本,在竞争中不受制于人。首先,拥有原料供应企业,就可以直接得到原料,不受他人控制,又可以消除生产企业与原料供应企业之问中间商的转手贸易,降低成本。其次,运输是经济运行中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企业,尤其是大型企业,如果不与运输企业形成集团组合,往往会受制于人。最后,是否掌握强大的销售网对企业来说,既是发展的保证,又是生存的依靠。中国的企业现状,往往存在中间商转手贸易问题,也有原料运输、商品销售等环节受人控制的情况。这就大大地影响了企业的竞争力,采用产、供、销融于一体的企业组合方式就能解决这些问题。如贵州的安顺饲料公司,近年来其产品遇到强大的竞争对手,销路极差,公司便购买了附近一个濒临破产的养猪场。两个企业的组合,使他们都重新获得了生机,以更强大的实力投入了新的市场竞争,取得了很大的成功。
在技术进步的过程中,物质产业部门与知识部门的结合越来越紧密,许多知识产业的企业也纷纷进入跨行业公司形成一种新的跨行业组织形式。这为科研、设计与生产相结合提供了有效的组织形式,能够加快新技术、新产品的开发,促进科研、生产、流通、服务相结合。中国有不少科研、设计机构及大专院校具有一定的科研、技术力量的优势,却不能很好地用于生产,而一些企业的科技力量不足。通过跨行业企业联合,可以促进科研、设计成果及时转化为商品,使科技与经济有效地结合起来。
跨行业公司的另一形式是涉足金融界。金融业在现代经济中的地位显得越来越突出。企业要扩大,要发展,资金往往是最大的制约因素。金融可谓是经商办实业的后盾,有了金融的支撑,就有发展的保证。因此,企业发展到一定阶段,必然也必须要向金融业发展。现代国际上的大公司几乎无一例外地包含有从事金融业的企业,甚至公司本身就是以银行为核心,通过对有关企业进行系列融资而形成。拥有金融业的跨行业公司,不但能够快速、低成本地筹集资金,而且能够高效地运用企业暂时不用的闲置资金,为企业集团的公司收购或反收购行为随时提供大量的货币。中国目前经济正处十迅速增长时期,企业对资金需求极为旺盛。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化,中国金融业必须向企业开放,企业也必须大胆涉足金融业,否则无法与先进国家的大公司竞争。
(三)跨国公司
随着国际分工、世界经济一体化的发展,跨国公司已成为当代国际直接投资的主角。
1.世界跨国公司的发展
跨国公司拥有巨额的资本、庞大的生产规模、先进的科学技术、全球的经营战略、现代化的管理手段和世界性的销售网络,已经将触角伸向全球各个市场,成为世界经济增长的支柱,对"无国界"经济的发展起到重大的推动作用。据联合国贸易发展会议发表的((1994年世界投资报告》估计,目前世界上跨国公司的总数为37000家母公司和20多万个海外分支机构,它们在全球的销售额超过了世界贸易总额,达4.8万亿美元。1992年,按海外资产排名的最大100家跨国公司拥有3.4万亿美元的资产,其中40%投入在国外。
2.中国建立跨国公司的必然性
面对世界跨国公司的迅速发展,中国不可能置身事外。建立跨国公司是参与国际分工获取比较利益的要求,同时也是企业自身发展的要求。首先,生产资本的国际化进程,迫切需要我们推出一些具有国际竞争力的企业与之相抗衡,以共同分享国际利益;其次,随着中国关贸总协定缔约国地位的恢复,中国将敞开国门,势必将让出部分国内市场,为此不得不开拓国际市场作为企业的发展方向。可见,跨国公司是90年代中国企业发展的必然选择。
3.中国跨国公司发展现状
目前中国的跨国公司经营已取得了长足的发展。据不完全统计,到1991年底,全国业已批准在73个国家和地区(不包括港澳地区)建立各类企业近2000家,累计对外投资金额为16亿美元。其中贸易型企、他800家,生产性和其它服务性企业1000余家①。企业走向国际化可以获取所需的资源、资金、技术,以及逃避关税的好处。例如首都钢铁公司于1988年和1992年先后兼并了美国麦斯塔钢铁公司70%的股权、加利福尼亚钢铁公司第二转炉炼钢厂的全部产权和秘鲁铁矿公司的全部股权,其投资目的就是为了获取工程设计技术和铁矿资源。再如北京第一机床厂在美国投资经营"好多数控机床有限公司"后,没有另外支出软件购置费便掌握了该公司原有的先进数控技术及系统,并为母厂进行了配套数控系统改造;与此同时,他们还利用美国公司充足的科技人员和快捷的元器件供货系统开展新型数控机床的研制,从而收到了良好的效果。
但是,中国从事跨国经营的企业,无论是大型企业集团,还是专业外贸公司,其经营规模、行为方式等与世界大的跨国公司相比,均相距甚远,在发展中国家也是落后的。目前中国吸收外资与海外投资的比例仅为1:0.05,不仅远低于世界平均水平(1:1.1)而且也低于发展中国家的平均水平(1:0.13)。为使中国跨国经营的企业发展成为真正意义上的跨国公司,需要完善海外投资法规体系,优化中国跨国公司的宏观环境,培育和发展为跨国公司服务的金融体系,开展对外投资保险业务,完善对外投资的财税政策,赋予企业更多的外贸自主权,而更重要的还是要靠企业自身的援)
第十七章 中国城市社会空间结构
一、中国城市的社会组织形式
(一)行政组织结构形式
现在,中国城市行政组织由市一区~街道办事处一居民委员会构成。区有建成区内的城区和建成区边缘的包括部分农村地域的近郊区之分,如北京市有4个城区和4个近郊区。区的人口规模从几万至近百万,多种多样。区级政府具有比较独立的行政机构,各区单独安排居民的生活服务设施。区一般可划分为若干个街道办事处,成为区政府的派出机构,比如北京市海淀区内划分成17个街道办事处。街道办事处的范围与公安派出所的管辖范围相一致,其行政机构比较复杂,这里以北京市海淀区青龙桥街道办事处为例加以说明。街道办事处的行政人员由党、政两大部分组成,青龙桥街道办事处行政人员共150人,其中党机关16人。街道办事处除具有行政管理职能外,还包括生产和服务等部门,比如青龙桥街道的生产服务联社的工业科和商业科有14个企业,劳动服务公司有11个企业,对扩大就业、改善居民生活、增加街道财政收入等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
街道办事处又由若干个居民委员会组成。居民委员会是在街道办事处领导下的居民自我管理的组织,是群众自治性的居民组织,其管辖范围大致与公安派出所的户籍管理区域相对应,一般有100~700户.而居民委员会内又以15~40户为单位分成若干个居民小组。如青龙桥街道办事处居民科管辖14个居民委员会和13个家属委员会。居民委员会的行政机构与街道办事处的有类似之处,如青龙桥居民委员会有5人,包括主任、副主任、党书记、校外指导员、妇联主任。居民委员会的主要作用是向上级部门陈情、反映居民的意见和要求,调解居民间的矛盾和纠纷,管理管辖区域内的卫生、治安、住宅以及计划生育等。近年,随着城市经济改革的深入,居民委员会又有了一些新的职能,这主要是与积极发展城市第三产业相对应的经济活动及社区服务的导入,如经营便民商店、饮食店、理发店、服装裁剪、托儿所、牛奶站、公用电话等,既方便了居民生活,又增加了就业及财政收入。
为了更具体地理解街道办事处与居民委员会在城市社区服务中的作用,这里以南京市挹江门街道及所属居委会建立的社区服务网络进行说明。这里对以街道和居委会为依托的社区服务项目实行了系列化和网络化,共建有10个服务网络:①老年人服务网络。街道设老龄委,居委会设老龄组,为老年人提供各种服务。使其安度晚年。②妇幼儿服务网络。街道有妇联和关心下一代协会,各居委会组建了妇代会和关心下一代协会分会.并办了妇女法律,妇幼保健咨询,孕妇保健班,家长学校,各类托儿组织,各类儿童食堂,按地段配备了校外辅导员。③拥军优抚服务网络。街道民政科在各居委会组建了拥军优抚服务组,对优抚对象上门服务。④残疾人服务网络。建有福利工厂1个,残疾儿童福利院1个,精神病疗养站1个,精神病患者监护组24个;还积极组织残疾人参加各种文体活动,帮助残疾人康复和就业,接受教育,参加社会。⑤便民服务网络。组建邻里互助组295个,设便民服务站15处,便民服务箱15个,有志愿服务人员1170人。⑥婚姻与计划生育服务网络。有婚姻介绍所和计划生育协会等。⑦民俗改革服务网络。成立红白事理事会或民俗改革小组,提倡婚事新办,丧事简办,移风易俗。⑧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网络。由街道办事处、公安派出所、驻街道的单位人保部门派人组成街道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办公室,各居委会组织有治保会、民凋会、联防组、帮教组等。⑨卫生绿化服务网络。街道有卫牛绿化科,居委会有卫生检查员和绿化管护员以及专业保洁队、儿童义务护花组等。10文化教育服务网络。街道有精神文明建设委员会、文化中心和社区教育委员会,自筹资金建的文化楼里没图书室、录像室、游艺室等。
(二)城市社区类型及特点
如前所述,中国城市由单位地域社会构成,单位及其空间分布状况基本上决定了中国城市社区的类型和特征.
根据吴缚龙的研究,中国城市社区主要有以下4种类型。
1.传统式街坊社区
主要集中在旧城区。这里发展历史久,人口密度高,居民职业构成复杂。由于长期共同生活在大杂院式的住宅里,邻里关系密切,居民之问形成了复杂的社会纽带。街坊社区中居民的地域归属感和安全感强,邻里互助活动频繁,自愿团体相对较多。随近年旧城改造的进行,这类社区正不断减少。
2.单一式单位社区
"单位办社会"形成的相对封闭的单位社区,呈组团状广泛分布在城市地域,特别是新建成区中。居民职业构成比较明晰,居住用地和生产用地之间有明显的界线和隔离带,生活环境质量较好。但社区气氛淡薄。由于个人生活和单位组织密不可分,社区活动多被单位活动替代,虽然邻里之间比较熟悉,但参加社区活动的意识不强。并且,单位社区居民在单位中结成了一些非正式结构关系,往往是单位中的职位和人际冲突引到社区之中,而社区活动又诱发单位中的复杂关系。单位社区居民一般对单位的隶属感强,而对居住社区的地域意识淡薄。
3.混合式综合社区
主要是70年代末开始在建成区边缘以及郊区兴建的居住功
能为主的大型居住区。居住环境较好,生活设施配套,往往具有多功能的商业中心。由于建设历史较短,且多数住宅是独门的套房。缺乏公共空间,居民之问来往比较少。社区的空间仍为单位制所分割,形成区中之区或区中公寓,自设围栏,建立门房。但由于利用共同的生活设施,如幼儿园、学校、停车房等,随着时问的推移,社区气氛在逐步改善中。由于生活角色和生产角色不重合,居民有参与社区活动的积极性。另外,这类社区内部出现着阶层和职业的空问分异。
4.演替式边缘社区
城市边缘地带的由农村社区向城市社区过渡的社区。居民职业构成复杂,流动性强,是旧居民(原地农民)和新居民(城索居民和外来居民)的混住地区。传统的乡村式血缘和地缘纽带逐步解体,邻里社会控制减弱,而城市的异质性人际关系尚未完全建立,生活组织管理等方面比较混乱。没有形成共同的社区规范,地域归属感和安全感较差。
目前,上述各类中国城市社区受住宅商品化,家庭劳动的社会化,公共服务设施的社区化,社区服务的制度化,社区和集团的多元化等等因素的影响,正处丁发展演变的重要时期。
(三)民族聚居状况
中国是个多民族国家,除汉族以外有55个少数民族,广泛分布在令国各省、自治区、直辖市的城市和农村地域中。统计资料表明,中国城市中的绝大多数都是汉族与少数民族共居的。并且,各种不同类型的城市中都有少数民族居住。城市少数民族构成中以回族人口所占比例大为特点,如回族占少数民族总人口的比例上海市是90%以上,南京市是96.6%,郑州市是97%,开封市是95%,等等。回族人勤劳,智慧,善于经营,有从事流通领域和商品交换,特别是从事清真饮食业、皮毛加工业等产业的特长,其居住区在城市里形成并不断扩大以后,成为一定规模的回族聚居区。像这样聚居在城市内特定街道上形成相对集中的居住区,是回族和其它少数民族共同的特点。如天津市的红桥回族聚居区,沈阳市的西关回族聚居区和西塔朝鲜族聚居区,兰州市的柏树巷回族聚居区等等。这些少数民族聚居区内一般办有民族小学、幼儿园、民族中学、民族中专等,对提高少数民族的文化素质,培养少数民族人才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根据北京市宣武区牛街回民聚居区的调查,回民的文化程度发生了很大变化,大学文化程度者从1953年的8.3‰提高到1982年的28‰,高中文化程度者由1953年的23.3‰提高到1982年的226‰;与此相应,12岁以上文盲和半文盲人口,由1953年的409.2‰下降到1982年的120.3‰。
另外,根据我们1994年10月对兰州市柏树巷回族聚居区的访问调企,回族的生活方式也在发生着很大变化。例如,被访问的3代回民家庭中,尽管礼拜等习惯一样,但3代人之间的生活方式有许多不同。70多岁的父辈住着更具民族传统特色的四合院,一天的时间主要用于念经和做礼拜上。40多岁的儿辈踟年代初就辞去电机厂工人的工作,自己兴办经营调味料、食品等的贸易公司,现在住着自建的2层楼房,装有电话,摆着许多现代化电器。到了十几岁的孙辈,初中毕业后选上回族中专,专修英语,毕业后准备去马来西亚或阿拉伯国家留学,将来从事翻译工作,把中国回族生活的巨大变化介绍给其它伊斯兰国家和伞世界。
二、中国城市社会区研究
关于市国城市社会区的研究还比较少,其中广州市的实证研究领先一步。许学强等①使用1984年广州市居民出行调查中有关人口特征和住户特征的部分数据及1985年广州市房屋普查的部分数据,对以行政街道管辖范围为基础的109个小区,进行了因子生态分析,得出了5种社会区类型(图26),并且把广州城市社会空间结构模式化(图27)。以下,对各种社会区的主要特征以上述研究为基础进行说明。
1.人口密集混合功能旧城区
位于广州市中心偏西的位置,人口密集,旧住房多且质量较差,家庭规模较大,年龄结构偏老,商业职工、个体劳动者比重较高,居民文化水平较低,是广州市发展历史最早的地区。1949年后对旧城区不是成片改造,而是"见缝插针",随人口不断增
图26广州社会区分布图
加居民住房状况越来越紧张。另外,长期以来中国城市中住宅被作为福利设施,实行按单位建设、按单位分配的住房分配制度,有条件的单位(如政府部门)可以在旧城区周围选点建房,分配给本单位的职工干部,尢条件的单位(如老人、个体劳动者)只好留在旧城区。若一个家庭中无一人能分配到房子,只好"几代同堂"形成人家庭。还由于旧城区形成历史长,各种商业和服务设施齐全,生活方便,也具有很大的吸引力,使建筑密度和人口密度不断增加,形成人口密集功能混合的旧城区。
2.干部居住区
图27广州城市社会空间模式
1.人口密集混合功能旧城区2.干部居住区3.工人居住区
4.农业人口散居区5.知识分子居住区
资料来源:同上图。
主要位于旧城区的东部和北部边缘,是广州市新近发展或大规模改建的地区,集中了不少新建的高层建筑。干部比重很高,居民文化水平较高,人口密度较低,居住条件和居住环境好。这里历史上就是行政机关集中的地区,附近各单位都建有住宅,形成了以干部为主的地区。
3.工人居住区
位于旧城区和新城区的外围地区,并明显向东延伸。占市域比重大,呈分散团块状分布。由于工厂生产用地比重人,人口密度较低,工人比重很高,其住宅虽多为1949年后所建,但标准并小高。),住宅多接近工厂,居住环境遭到一定程度污染。居民多从旧城区迁来,家庭规模一般较小,年龄结构偏轻。有6岁以下童的户数比重高。
4.知识分子居住区
呈镶嵌状分布,与土地利用功能分区中的文教区完全一致。由于校园面积大,师生均住在校园及其附近,所以形成了以知识分子为主的地区。
5.农业人口散居区
位于城市的外围和城市各组团之间,农业用地比重大,以农业人口为主,人口密度低。近年来一方面菜地不断减少,人口密度不断增加;另一方面本地菜农以不同的形式转为非农业经济活动,而耕地转让给外来劳力经营。农民建了不少新房,但缺乏规划,占地多,房屋质量高但周围环境差。外来劳工有的租住当地农民原有旧房,有的自置木屋,环境甚差,秩序混乱。许多农民目前已不从事农业,但仍为农业户口,统计上称农业人口,因此称为农业人口散居区。
6.讨论与展望
广州市的社会区研究表明,中国城市中也存在社会区。但其影响因素既不是种族隔离,也不是经济收入的高低,而主要是历史因素和现时的土地利用及分房制度。前者说明历史上形成的社会区短期内是不可能改变的;后者一方面说明计划经济体制下的单位建房和单位分配房屋的制度是中国现阶段城市社会区形成的制约因素,另一方面也说明规划部门编制的城市总体规划在形成社会区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值得注意的是,中国城市居民选择居住地的自由度很小.上述社会区的形成并不像西方发达国家城市中的那样是自发的,而往往是由规划决策机关决定的。一个单位可能既有干部,也有工人,还有知识分子。虽然他们的兴趣、生活习惯、经济收入不同,但因按单位分配住房,他们必须住在同一区,其特征取决于本单位以哪类职工为主。因此,有关中国城市社会区的研究还存在以下一些有待解决的主要问题。首先是基本研究区的划分问题。目前以街道管辖范围为基础的小区划分意味着街道内部是均质社会区域,而事实上许多街道(尤其是旧城区的街道)内部社会差异很大。因此,有必要进行以居民委员会管辖范围、或者以大单位为基础的详细研究。特别是按单位建房,单位购房,按单位分配住房的制度在中国城市社会区形成当中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对单位的社会地理学研究有待深入。其次是中国城市中社会区的特性问题。在就业选择、住房选择自由度很小的情况下,由政府和单位为主导形成的社会区,究竟与西方国家城市中的社会区有何异同,其性质如何,尚有细致考察的必要。另外,有些城市中少数民族聚居形成的社会区有待研究。
三、中国城市居民日常生活活动空间
城市居民的日常生活由上班、家务、娱乐、睡眠等各种活动构成,而这些活动受到1日24小时的时间制约和交通及城市设施的分布等城市地域结构的空间制约。在时、空间有限资源限制下的城市居民的日常活动研究,有助于全面、动态地理解居民生活的整体像,从个人生活上确认城市地域结构分化的发展阶段,认识不同文化背景下城市社会空间结构的异同。
(一)研究方法和研究地区
1.研究方法
城市居民日常生活活动空间的研究,不仅要有关丁出行活动的资料,而且更需要1日24小时内所有活动的资料。因此,我们采用了把出行调查和生活时间调查合为一体的活动日志调查法(activity diaries survey)对居民进行问卷调查。调查内容包括每R牛活活动的详细情况,即进行了什么活动,什么时间和谁在一起,外出时的出行日的、出行交通工具、m行所用时间等内容。有关家庭的提问有家庭结构、搬迁情况、住房状况等,有关个人的提问包括年龄、职业、单位、上班距离和耗时、各种商品的贶物地和购物频率等问题。调查表由"对家庭的提问"、"对丈夫的提问"、"对妻子的提问"3部分构成,选上班日1日和休息日1日计两天,要求以30分钟为单位如实详细填写。
调查表回收后的分析步骤如图28所示。首先是数据库化。分被调查者属性、时间分配、出行基本分析指标、各种活动的时、空间展开情况。其次是分析出行类型和生活节奏。然后是划分时间秘吊类型,考察屠民的时间刺吊特征。最后是分上班和休息来研究日常生活活动空间,并着重于各调查区间的地域差异上。
图28生活活动空间的分析步骤
2.研究地区
选甘肃省兰州市为实证研究城市,1992年6月对市内地域特性不同的4个地区的居民实施了活动日志问卷调查(图29)。调查表通过街道办事处配发,尽可能选取就业夫妇家庭为调查对象。被调查家庭共300户,回收260广。下面分析中使用了有效回答里就业夫妇家庭100户,夫妇计200人,合400日的资料。被调查者的属性特征是,30~59岁者占绝大多数,60%是专业技术人员、国家机关人员和商业、服务业从业者(即所谓的白领阶层),80%在单位及其附近上班,向区外通勤者只有11%,步行上班和自行车通勤者占85%,通勤时间在15分以内者为73%。另外,各调查区的特性如下。位于市中心部的贡元巷、广武门地区是行政、商业和居住用地混合地区,市中心部周围的白银路地区是五六十年代建设的文教、商业和居住混合地区,新城区的敦煌路地区是大工厂集中的地区,而安宁区营门滩地区是近年开发建设的近郊文教区。
图29兰州市调查对象地区
1.贡元巷、广武门地区2.白银路地区3.敦煌路地区
4.营门滩地区 *南关十字
资源来源:同上图。
(二)居民出行类型
1.出行的基本分析指标
分析一只出行的基本指标有停留数、出行数、停留目的、停留目的链、移动交通手段、同伴者等。以下,对主要概念进行定义和解释。
所谓停留,是指伴随某种目的的地点间空间移动,而一次出行是指从自家出发又回到自家的一连串停留。如果一次出行中有3次以上停留就称为多目的出行,其在总出行数中的比率为多目的出行比率。被调查者平均出行数、平均停留数和出行率是分析各地区出行特征的基本指标。出行者平均出行数、平均停留数和每出行平均停留数反映出行类型和特征。
2.上班日的出行类型
上班日出行者平均出行次数(2.3)和平均停留次数(4.7)比较多,但多目的出行比率只有8%,说明上班开具有单一目的、多次出行的特点(表109)。出行目的中"上班"占40%左右,如果除掉"回家"停留数计算可达74%以上,即上班一回家(w-H)的单一出行类型占绝大多数(表11O)。这些特点从第一次停留目的中"上班"占绝大多数以及不计"回家"时第二次停留目的很少当中也能看出。而且,很少的第二次停留中又以购物目的为主,反映一部分居民回家途中顺便买东西的行为特点。另外,尽管是上班日,第一次停留目的中仍有20%左右是娱乐,并且以娱乐一同家(R-H)出行类型为主,这说明居民早晚外出锻炼的习惯。由于中国城市中双职工家庭十分普遍,上班日里地区间及男女间的出行类型之间差异较小。
表109兰州市各调查区的出行指标班日相比都有减少,多目的出行比率也很低(表109)。出行目的中最多的是娱乐(30%),其次是购物(20%)(表111)。根据问卷调查,休息日的娱乐主要是清早和傍晚以住宅附近为中心的跑步、体操、气功等活动,以及探亲访友、看电影、跳舞、去动物园和公园等。相同的特征也在第一停留目的多为娱乐和购物,且以娱乐一回家(R-H)、购物一同家(s-H)的单一出行类型为主中反映出来。因此,休息日的外出活动不频繁,以娱乐和购物为主的单一目的出行为特征。
(三)居民生活节奏
运用时间地理学(time-geography)方法,连续表示出一日的所有活动来说明居民的生活节奏。方法是,在活动类型的横轴和以1小时为单位的时间轴内,以某一时空间内从事某种活动的人数比率的大小来表示。并分地区、性别及上班日、休息日绘图。
1.上班日的生活节奏
图30和图31分地区表示了上班日丈夫及妻子的各种活动的时间推移。上班日丈夫的活动特征是:①上班时间限定在8~12时和14~18时的时间段内,没有加班;②中午休息时间长,有午睡的习惯;③下班后绝大多数人不在外进行娱乐活动而直接回家,其中只有很少一部分人回家途中买东西;④同家后有1~2小时的家务时间段。这些特征与在日本广岛市所做同样调查的结果截然不同。相应的,上班日妻子的活动特征大体上与丈夫的情况类似,但家务时间段长,部分人提前1小时下班去购物或回家做家务。
另外,从图中自家、近邻、本区外所表示的活动的空间展开上看,绝大多数人的上班日活动空间在以自家为中心的近邻地区内完结,出本区的所谓通勤人口很少。
2.休息日的生活节奏
休息日丈夫和妻子的生活节奏基本类似(图32和图33)。最大的特点是娱乐时间带很长,并有午饭前、午饭后晚饭前、晚饭
图30 上班日丈夫活动的时间推移
图31 上班日妻子活动的时间推移
后的3个高峰,与午饭前和晚饭前的两个家务时问高峰带相间分布。其市妻子的家务时间带及其高峰延长更长。活动空问多限制于自家和近邻。出本区的活动在地区间、男女间有差异,即远离市中心的地区多,丈夫多。特别是敦煌路和营门滩二地区的丈夫明显有10时左右和16时左右的两个移动高峰,并且伴随有上午和下午的两个购物时问段。这种休息Et的生活节奏和活动空间特点与商业、服务业设施集中分布市中心部有关。
(四)时间利用特征
对两日的时问分配数据库进行聚类分析,划分出时间利用类型,再与被调杏者的属性相连,考察中国城市居民的时间利用特点。
图32休息日丈夫活动的时间推移
图33休息日妻子活动的时间推移
1.上班日的时间利用特征
上班日的时间利用类型划分成6种,按是否就业又分为两大类。第一类是有上班时间的四组,第二类是没有上班时问但家务时问很长的下面参照表示回答者个人及社会属性的,对各类型的时间利用特点进行考察。时间利用类型及时间分配的平均值和蓝领阶层比例相对于为多的中,本就业的通勤者占24%,单程通勤超过1小时的占11%,通勤距离10公里以上者占19%,而以男性为主、白领阶层占大多数的中这些比例全为零。由此可见,女性就业者和蓝领阶层多为职、住分离型,通勤距离较长。这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城市中的现象截然不同。尽管其原因有待进一步的考察,但与前述中国城市中的单位制度及单位的空间分布有关。
和为女性就业者比例大的两类,上班时间平均8小时左右,家务时间长而娱乐时间较短,大多数是职住接近型。其中,蓝领阶层相对较多的有更多的家务时间,而上班时间比要少,反映出从事于时间比较灵活的职业。
没有上班时间的和全为女性,最大的特点就是家务时间长,并且,的时问安排主要以家务为主,而在娱乐及购物等活动上也有较多时间。
总之,上班日就业者的时间安排上,尽管各类型之间有所差异,但基本上是"三三三制",即上班8小时,睡眠8小时,其它生活和娱乐等8小时的时间安排。
2.休息日的时间利用特征
休息口时间利用类型的时间分配特征不如上班日的那样明显,除星期日工作的16外,依据娱乐、家务和购物的时问分配的差异可分为5类。娱乐时间最长的是,(平均达9.5小时),其次是H4。与此相对,家务时间最长的是(平均6小时分),其次是H5,而H5的娱乐时间也较多。剩下的以购物和移动时问长为特点。另外,结合进行考察得出,男性构成比例高的类型家务时问短而娱乐时间长,相反,女性构成比例高的类型家务时间长而娱乐时间短。但是,休息日的时间利用类型与回答者的其它属性之间没有很强的对应关系。
(五)日常生活活动空间
生活活动空间用时空三维图来表示,即以活动种类和活动场所的组合为横轴,以一日的主要活动时间带(6~24时)为纵轴,用特定时空下进行特定活动的人数占各时间利用类型总人数的比率来表示生活活动空间的展开。
1.上班日的生活活动空间
上班日的生活活动空间在就业者和家庭妇女之问有很大的差异,但就业者问的差异在4种时间利用类型之间并不明显,而主要反映在是否通勤上。图34表示了上班日各类型的活动时空展开。可以看出,大部分男性就业者的日常活动空间在以单位为中心的近邻地区内完结,中的区外通勤者活动空间广泛。图35是通勤者计19人的活动时空展开,与近距离上班者相比,生活节奏及活动空间明显不同。也就是说,通勤者有明显的上班和下班两个移动高峰带,午休时间短。无早晚的娱乐活动,生活活动空间大,但表现为自家和单位的简单二极结构,单位附近的购物或娱乐、私事活动少。这与下班后在中心部进行娱乐及私事等活动后回家的日本通勤者完全不同休息日的生活活动空间
现在中国城市已实施周休二日制,随着自由时问的增多,城市生活中娱乐活动显得越来越重要,但关于城市居民休息日的日常生活以及活动空间的研究却很少,使休息日的城市总体规划没有充分的依据而跟不上时代的需要。下面对休息日中国城市居民的出行类型及生活活动空问进行考察,为休息日的城市设施规划提供一些基础知识。
图36是休息日各时间利用类型的活动空问,总的特征是外出活动少,生活活动空间以自家为中心而构成。但外出活动中各类型之问有差异,一部分人把活动空间扩展到近邻以至于区外,并且男性占多数的和以娱乐为主要目的,而地是为了购物。把这些休息日为了娱乐或购物出本区的出行者单独汇总分析后得知,这19人令为敦煌路和营门滩两地区的居住者,而去向全是市中心部,一半以上是利用公共汽车,60%是全家同行。可见,休息日远距离外出者主要是离市中心部较远的居民,为了在中心部娱乐和购物等而与家人一起乘公共汽车外出。如图37所示,10时前在家做家务和私事,10时开始有一个移动高峰带,11~15时之间在市中心部娱乐、购物或办私事,15时开始又进入移动高峰带,17时以后主要在家里活动。因此,休息日里一部分郊区居住者把
图34上班日各时间利用类型的活动时空展开
生活活动空间从自家周围扩展到中心部,而大多数居民外出活动少,以自家及其附近为主要活动空间。这件休息日生活活动空间的特,征,是在单位制度的基础上眵成的,并与高层次商业和暇务业设施高度集中市中心部相关。
以上以兰州市活动13志同查的结果为基础,分析了中国城市居民的日常出行类型和特征以及生活活动空间拘基本结构。但这里主要是以调查地区、性别和时间利用类型来进行汇总及分析构,对各类型和个人的活动略径(path)及其制约因素没有做详细的考察。因此,为了说明这种日常活动类型及生活活动空间的形成机制,了解居民是否满足、或者多大程度上满足于此,以探讨改善方案等,有必要从行为地理、时间地理及社会地理学的多个方面进行更加深入细致的研究。
图36休息日各时间利用类型的活动时空展开
图37休息日远出者的活动时空展开
第十八章 中国城市
社会空间极化与社会空间分异
20世纪国际经验表明:发展中国家的经济现代化通常与快速的城市化相伴随。西方学者曾公认:在社会主义国家社会空间结构差距已经逐步缩小。然而,自从1978年中国经济改革与开放政策实施以来,一个新的城市发展阶段已经出现,尤其1984年以来城市改革被归结为两点:①开放城市农副产品市场和实行厂长、经理负责制;②取消城市粮食配给制度和实施城市土地有偿使用和住房私有化。这些改革措施极大地冲击了城市人口迁移控制的基石,如就业制度、户口制度、粮食配给制度和城市住房制度等。大量的流动人口开始由农村地区向城市地区迁移。由于在中国专门的户籍管理制度下城市居民和农村人口之问事实上存在的巨大的福利制度差距,原先社会主义平等的城市无阶级社会受到极大的冲击。作为一种结果,大都市区社会空间结构的转变与这些城市改革过程相伴生,尤其在首都北京其变化的深度和广度都远远超过了其它的城市。
近30年来许多城市研究工作者通过城市社会空间结构研究发现了一些新的理论和方法。这些新的研究尤其集中在两个主要的领域:①城市社会分异和城市贫穷;②城市社会极化与城市社会结构之间的关系。尽管如此,事实上西方发达国家传统的城市社会极化现象并没有缓和,正相反,传统的理论和方法却一次又一次被突破。这主要在于:①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福特主义和后福特主义的发展;②新国际劳动地域分的出现和城市社会集团的变化;③新全球经济系统重建和世界城市体系的发展。由于这些发展和变化,一些发展中国家的城市也开始面临新的城市社会空间结构的转变。
Soothi1l、Mote、章生道和侯仁之都曾经描述过传统的中国城市模式。薛风旋和Gaubatz的最近研究,试图通过历史上和1949年以来北京的研究,揭示社会主义的中国城市模式和社会主义城市化的动力机制。然而,1984年后的北京是它的发展过程中最快的增长时期。本章试图通过北京城市社会极化与空间分异,揭示1984年以来由于最近的政治、经济转变形成的变革中的中国城市模式。
一、中国城市社会空间结构的影响因素
在最近几十年来,许多因素影响北京的社会空间结构,如历史的、经济的、社会的和文化的要素等等。下面通过五方面概括这些影响:
1.薄弱的社会经济基础与便宜的工业化模式
新中国是建立在一个二元社会经济结构系统,具有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的基础上。一方面,几乎所有主要城市与世界市场相连接的现代工业均毁于战争;另一方面,占95%以上的农村人口生活在饥饿和贫困的边缘。在3年的战后重建后,由于众所周知的"冷战"使新中国陷入国际孤立的境地。然而,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是新中国的基本目标,如果中国要实现从贫穷的大农业国向现代化的国家转变,快速的工业化是唯一的出路。中国在1957年实施社会主义改造,变"消费性城市"为"生产性城市"是前30年社会主义城市重建的主要特征。由于资本、技术、熟练劳动力和世界市场的缺乏,中国曾经放它的重点在便宜的工业化上,即集中几乎所有的资本投资在生产上,尤其在第二产业,其结果是中国城市几乎都成为能源工业(如煤炭、石油和电力)、原材料和低水平制造业的生产基地。在最早的两个五年计划期内(1953~1965年),北京布局它的工业基地。从此,电力、纺织、机械和建材成为主要的生产部门,而在第三产业(如住房、学校、医院、道路、公共设施和污水处理系统等)的投资却保持在绝对低的水平。在这个时期,12个工业一居住区,如酒仙桥、东坝、定福庄、垡头、南苑、丰台、石景山、西苑、清河、沙河、黄村和良乡,被布局在城市的近郊区。通过这些新工业一居住区、公共交通网建设和通勤活动,北京的社会空间结构被从内城区扩大到近郊区。
2.社会主义平等意识形态与控制人口迁移的城市化道路
社会主义城市化曾经被表达为在社会平等意识形态指导下的消灭人类社会的三大差别,即:城乡差别、工农差别、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差别。然而,在社会主义短缺经济系统中,现实世界客观存在农产品与工业品的"剪刀差"和城乡居民福利制度的不平等,结果,城乡差距和工农差距事实上被扩大。在这样一个高位势社会经济系统中,农村人向城市的迁移压力必然变得愈益强大。中国.作为世界上最大的社会主义农业国家,一方面,在一个有限的商品粮食增长条件下,为了消灭人类社会的三大差别和养活已有的非农业人口,必须对城市化速度有一个比较强的控制;另一方面,为了发展生产力必须保持城市化水平和城市非农业人口有一个稳定增长率。结果,作为权宜之计,城市社会空间结构通过强有力的城乡迁移控制来维系。自从60年代中国城市政府采取强有力的措施限制城市人口迁移,这些措施包括城市居民户籍管理制度,城镇居民粮食配给制度和城市就业制度等。在北京,每年"调干"或"农转非"的数目总是被公安局和其它不同层次的行政机构严格限制,即使到1990年"调干"和"农转非"占城市常住人口的比例也才达6.13%。在60年代,由于粮食和就业岗位的短缺,曾经发生两次"反城市化"运动。一次是60年代早期的"干部下放",另一次是文化大革命期间的知青"上山下乡",其结果是来自于人口高增长率的过快的城市空间扩展被控制,原有的城市社会结构也被扭曲,即在城乡之间筑起一堵看不见的"墙"。在城市,由于儿乎每个家庭都有知青在农村,家庭内部城乡差别突然问被缩小许多。
3.前苏联城市规划模式的影响
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制度失去了借助城市土地市场和城市住宅市场莺构城市社会空间结构的能力。由于中国经济管理制度仿效前苏联的模式,城市社会空间结构被深深地打上了前苏联城市规划模式的烙印。这个模式被概括为:①几何图形堆积,城市中心突出;②市中心由巨大的建筑围成广场,几条主要大道从中心向外辐射;③强调城市土地功能分区与弱化社会空间分异;④为了减轻人口压力和恶化的环境在大城市地区周围建设卫星城,城市的开敞空间通过郊区公园和绿化带来实现。前苏联城市规划模式对北京的影响,直到80年代中期仍然很强。在北京随处可见这种模式。如天安门广场,新生活居住区,居住区内混杂的居民阶层,新工业区和卫星镇建设等等。
4.国家主义下的行政中心优先权
考斯特尔曾经将当代社会划分为两种基本的生产方式:资本主义的牛产方式和国家主义的生产方式。社会主义生产方式具有国家主义的特征,它倾向丁权力的最大化,而且剩余价值的分配与控制被扩展到所有经济部门。在社会主义国家,生产、分配和流通被集市到行政中心。因此,一些强有力的行政中心被重建成综合性城市。因为这些政治和行政中心可以通过它们的行政权力更容易获得资本、劳动力和技术,所以它们的发展总比其它类型的城市要快要好。这主要在于政治和行政中心,也执行着经济管理功能,其中包括社会经济发展计划和财政分配权。北京,作为社会主义国家的首都,它的首都功能具有城市发展的优先权。此外,市央各部委的示范效应也对北京的工业、住房和基础设施给予了重要的支持。所有这些导致北京成为中国发展最快的城市。
5.一些其它相关政策
一些其它的相关政策也为北京的城市空间扩展提供了专门的环境。例如,城市政府财政主要依赖于工商利税,这就迫使所有的城市尽力发展它们的制造业和商业。这些产业部门进一步吸引越来越多的就业机会、机构、公司和"农转非",反过来又进一步扩展它的空间结构。这也就是为什么北京作为国家的首都却十分重视发展它的钢铁工业、石化工业、电子工业、汽车工业和庞人的商业区,而轻视服务业、科学技术和文化中心功能的原因所在。此外。许多公共设施的布局,如银行、火车站、通讯枢纽、邮件分检中心以及城市建设维护税制度,都是依据国家城市体系的城市行政等级系统而制定的。
二、北京社会极化的动力机制
最近10年北京最大的变化是它的社会结构。这种转变正在改变以往的平等社会状态,导致了不同社会阶层乃至全社会的极化趋势,其结果是社会空间分异的13益增长,一些新的社会集团开始出现。
(一)社会极化现象
社会极化(social polarisation)--般的意义可能是一个社会实体内贫富差距的扩大。北京的农村流动人口和就职于合资或独资公司的高收入职员正在产生两个新的社会集团:.个足低收入组,另一个是高收入组。欧洲国家已经经历了两次向当代发达社会的城市有组织的资本主义方式的移民。第一次从20世纪初到40年代,第二次开始于二战时期一直延续到70年代初(Lash and Urry,1994)。最近的变化已经显示了一个清晰的社会结构,即由于移民导致城市社会贫富悬殊扩大化(Kesteloot,1995)。很明显,移民是西方城市社会极化的根源。北京,随着两个新的社会组出现,正在经历着一个类似的过程。"贫穷"的·端南流动人口组成,他们是...个无专长和低收入的社会集团;"富裕"的一端由外资或合资公司的老板和职员组成,他们是有专长和高收入的社会集团。
(二)社会极化动力机制
一般说来,北京社会极化的出现和增长与两个要素相关:①涉及流动人1:3的是成功的农村改革和城市改革;②涉及有专长、高收入社会集团的是开放政策和国际资本、技术引进。当然,这两组也显示了一些相关性,即它们的出现与西方世界的新国际劳动分工(NIDL)相一致。因为新国际劳动分工,一方面,促进熟练的、高工资水平工作岗位的增长;另一方面,也刺激非正式的、低工资水平工作岗位的增加(FriedmanWolff,1982;Sassen,1991)。北京的社会极化动力机制主要包括:
1.城市功能结构的转变
城市功能结构从传统制造业经济向服务业和高技术产业经济转变是城市社会极化的动力源泉。服务业和经济国际化是最近10年世界范围内导致城市社会极化两个基本的要素。新的国际劳动地域分工和全球经济重建既营造了城市化新趋势,促进世界城市体系的发展;也导致了城市社会收人和就业岗位分配的极化(Sassen,1994)。一般来说,当经济重建并导致城市就业岗位的改变成为西方后工业化社会社会分层变化的主要因素时,服务业和高技术产业在社会经济增长和转变的中国城市,尤其是它的首都北京,也正在发挥一个日益增长的重要作用。
北京,作为潜在的国际化都市,正在转变它的传统的政治、文化和制造业中心功能结构,发挥服务业和高技术产业在社会和经济发展过程中的重要作用。由于新的国际劳动分工将职业划分为有技术高工资类职业和无技术低工资类职业,我们可以认为城市功能从传统制造业向服务业、高技术产业的转变将导致城市社会极化是不可避免的。近来,尽管北京的第三产业的总体发展水平要比中国的其它城市要高,但它的第二产业仍占城市经济的主体(表114)。1994年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的比重各占46.1%和47.0%。北京曾经将重点放在第二产业部门,尤其机械、化学、
表114北京国内生产总值构成(1952~1994年)
资料来源:(1)《北京40年(1949~1989年)》,中国统计出版社,1990年版。(2)《北京统汁年鉴1992年,1994年,1995年,中国统计出版社。
冶金、纺织和食品等制造业和建筑业。最近,北京的制造业部门开始转向钢铁、化工、汽车与通用机械、电子和文化、运动与教育产品等5个主要部门。然而,当我们研究城市经济结构的增长过程,发现近10年第三产业的比重迅速增加,尤其在金融保险、教育、研究与开发、文化、医疗卫生、行政部门和一般服务业部门。正如表115所示,在1949~1994年间北京的就业岗位增加近10倍,即净增了4284882个工作岗位。这些工作岗位的增长主要来自于第三产业部门(增加2242664工作岗位,占52.34%;其次来自于制造业(增加1271976工作岗位,占29.69%)。在第三产业内部商业饮食业增长最快(增加401487工作岗位,占9.37%),文化教育居第二位(增加386650工作岗位,占9.02%),社会服务业居第三位(增加333434工作岗位,占7.78%),研究表115北京就业岗位增长(1949~19舛年)
与开发居第四位(增加260575工作岗位,占6.08%),行政机关与社会团体居第五位(增加243723工作岗位,占5.69%)。非常明显,金融保险业是近10年内北京第三产业增长最快的部门。为了促进服务业和高技术产业发展,北京市计委曾经编制"Jk/i:"社会经济战略规划目标是到2000年服务业部门将达到GDP的50%。80年代后期在中关村地区开始兴建北京市新技术产业园区,该园区现在已经成为国家电子元器件最大的生产基地和市场。毫无疑问,随着服务、Ik和高技术产业比重的增加,城市功能的国际化和工资水平差距的扩大,都将进一步导致社会极化。
2.外国直接投资(FDI)和技术引进
在1979~1993年间,中国共引进外国直接投资约1100亿美元,约相当于同期国有企业同定资产投资的1/3。这些外国直接投资的60%投向了制造业,其次是房地产和公共设施。据统计,外国直接投资的89.6%投在东部沿海地区。北京,作为中国的首都,外国直接投资增长较一般的城市要快许多。
由于外国直接投资在城市地区的不平衡分布,在北京一些老的制造、区出现经济衰退,一些新的服务业和高技术产业区表现为经济繁荣。具体地说,朝阳和海淀是外国直接投资的两个主要区,其经济状况出现持续的繁荣;而崇文和宣武则是两个衰退的区。正是因为外国直接投资促进了管理层的有技术高工资工作岗位和制造业的低工资工作岗位的同时增长,东城、西城、朝阳和海淀正形成新的城市经济繁荣的扇形区;崇文、宣武和丰台等老居住和制造区则形成一个明显的对照,形成老的衰退的扇形区。
3.巨大的农村流动人口潮
中国正在经历一个巨大的从农村向大都市区的流动人口潮,克拉克和葛特勒(C1ark and Gert1er,1983)在对美国1958~1975年间资本与移民关系分析显示资本增长导致移民向经济增长快的地区迁移。他们依据两个互不相容的劳动力和资本流动学派--资本学派和市场竞争学派--提供了一个结构分析框架。资本学派认为公司对劳动力的迁移具有非常大的影响力。沃尔科曾经认为地方劳动力市场不可能完全满足,作为流动的专家层总是随资本流动。波罗斯顿和哈利森也曾经认为在新劳动地域分工过程中分散的生产可能需要一些外地劳工。资本增长肯定会刺激劳动力迁移。劳动力迁移总是与资本增长相伴随,尤其外国直接投资(FDI)导致劳动密集型制造业转移更是如此。市场竞争学派则认为资本被设想为从高工资区向低资区流动。克拉克和巴拉德运用新经典主义和凯恩斯方法对劳动力市场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其结论是劳动力流动与工资、就业机会的地理差异相一致。
我们将1949年以来北京劳动力迁移过程划分为两个不同的时期:①城市居民迁移期(1949~1984年)。在这一时期,北京几乎没有得到太多的外国直接投资,城市发展的资金主要来自于中央或地方政府,所以城乡问的劳动力迁移被纳入严格的计划经济控制之中。在没有任何劳动力市场的条件下,按计划进行劳动力需求分配。北京在50年代由于城市经济恢复曾经有大量的农村人口进入城市,然而在1961~1965年由于3年自然灾害和国民经济调整,这些人又陆续返回到农村。在"文革"期间(1966~1976年),大量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离开城市,只有非常少的"农转非"和"调干"进入北京。从1978年到1984年,随着城市经济的恢复和有限的外国直接投资的流入,大部分知识青年又陆续返回北京并找到了新的就业机会。按照统计,这一时期流动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约2%,而且劳动力的迁移以城市居民为主。②农村人口迁移期(1985年至今)。
表116北京流动人口增长(1949~1994年)
由于市场机制的引进和外国直接投资的流入,农村向城市的劳动力迁移已经成为不可阻挡的潮流。这种迁移流由农民为主体。尽管城市户口制度还没有被取消,这些农民却已经突破了种种限制,通过注册临时户口进入城市,并且长时期地呆了下来。1982年的粮食市场开放使这些农民能够在市场上获得粮食得以糊口;私房制度重新确定(尽管土地还是国有或集体所有),城市公共住房商品化和住宅市场的出现也使得这些农民能够通过租或买房找到栖身之处。尽管目前北京存在一些企业开工不足或待业、下岗现象,但大多数流动人口还是找到了他们的工作。正如表116所示,自1985年以来北京的流动人口增长迅速。可以预见,由于北京城市人口的自然增长率逐年下降,在未来10年城市人口增长的主体将是来自于农村的流动人口。
三、北京新城市贫困现象及其原因
在西方发达国家,城市社会极化的过程可用两个主要原因来解释。首先,由于城市移民数和高工资职员收入的快速增长导致家庭收入的贫富差距日益扩大,其结果是城市空间分异(urbanspatia1 segregation)的出现。其次,住宅市场的变化也导致了社会极化现象。由于这些原因,从事社会极化研究时,首先应该讨论社会极化的"贫穷"一极。
在西方国家的城市,新城市贫困现象主要由"下层人"组成。在美国,"下层人"最早由穆尔达尔定义,是指在后工业化社会长期失业的一个社会集团。威尔逊将其归罪于黑人社区的"集中效应"(concentration effect)。在英国,它首先涉及到种族集团间的紧张关系;后来,它被用于工人阶级内部种族的划分。最近,"下层人"这个术语从概念上向两个不同的方向发展,一方面,它被定义为工人阶级以及在工作年龄但不能进入劳动力市场的那些穷人或失业者;另一方面,它被用于攻击那些依靠福利制度生活的穷人。在中国,尽管由于一个非常有限的社会福利制度,类似西方的"下层人"社会集团并不能找到他们孳生的"社会温床",但是新的城市贫困主要来自于流动人口的过快增长。
(一)新城市贫困现象
近年来,由于北京城市功能从传统制造业向服务业和高技术产业的转变,在社会顶层的高收入、职业性和管理性工作岗位和在社会底层的低收入、临时的、非正式和部分时间的工作岗位迅速增加。罗姆曾经描述西方发达国家的新城市贫困特征为:①日益上升的单亲家庭数目和接受社会救济的比例;②依靠社会救济人数的增长;③失业率的上升和影响中产阶级职业的不稳定的、临时的和无保障的工作岗位的增加;④生活在贫困线以下人数的上升;⑤无家可归者的增加。在中国,由于1978年以来农村经济改革的成功,到90年代,大多数农民已经摆脱了衣、食、住、行的贫困。然而,近年来有些农民开始流入城市,他们类似于第三世界大城市的城市移民或者像60年代西方N家的客座工人(guest.workers),工作在一些非正规的劳动部门,或者作为正规劳动部门的临时劳动力,或者成为快速增长的制造业的合同制工人等。由于大城市地区流动人口的过快增长使得这类人E1失业率的上升乃至影响国有企业职工的不稳定、临时、无保障工作岗位的增加,结果导致低收入工作岗位和国有企业下岗职工增加,一些人重新沦为新的"穷人"。总之,由于低收入组和高收入组的家庭收入差距的扩大,改革开放前几乎所有城市家庭收入基本相等的状态正在消失。
(二)新城市贫困的原因
综上所述,除了传统制造业部门结构调整下岗、社会救济制度、公共和个人保障不完善外,北京新城市贫困被看作大量的流动人口充当劳动力,从事简单的、不稳定的、临时的、无保障的、无技术和低工资的工作。我们试图从新城市贫困阶层的职业结构、年龄结构、性别结构和教育水平来分析导致新城市贫困的更深层次的原因。
1.低薪职业结构
北京的大多数流动人口原籍都在农村,由于他们盲目流人城市而被称为"盲流"。这些人主要从事小商、小贩或者在危险、繁重和不卫生的工作环境下充当劳动力。表117显示了1994年北京流动人口普查的主要职业构成(表117)。
表117北京流动人口职业结构(1994年)
资料来源:1994年11月11日流动人口晋查。
我们能大致概括出如下工作岗位类型:①高劳动强度、低收入正式工。尽管流动人口的职业主要集中在第二、第三产业部门,然而他们得到的工资仅仅相当于正式职工的一半甚至更少。他们中的有些人替代北京本地工人在较差的工作条件下工作,例如纺织工、翻砂工、装配工、建筑工或重污染化工J'的工人等;有些人从事城市居民不喜欢干的办公室服务、餐饮娱乐服务或私人服务,例如职业打字员、印刷工、售货员、收款员、招待员、家庭服务员等等。②稳定、合同制I临时工。有些流动人口与一些小公司签定合同获得一份稳定的合同制临时工,如看门、家庭清洁、保姆、装修住房、修理家具、外卖、街道清扫工、家用电器清洗、搬家、送货等等。③不稳定、临时的、无保障工作岗位。另一些流动人口从事一些户外的服务活动,工作和收入均不稳定,如摆地摊、沿街叫卖、人力车大、补鞋、修自行车、配钥匙、修理钟表、刻字、磨刀、收旧货等等。④经营自己的公司。最近,一些成功的流动人口开始建立自己的小公司、饭馆和工厂。然而,流动人口的传统家庭结构阻碍了这些新企、№的成功发展。北京的浙江流动人IH的服装行业就是一个好的例子,尽管服装业已经成为浙江村新移民的主要职业,但由于保持了家庭作坊模式和管理经验的缺乏至今还没有什么人成为比较成功的企业家。新阿静餐馆则是少数成功的流动人口兴办企业之一,它已经在北京新开了4个分店。
2.不平等的待遇
根据北京市流动人口普查资料,流动人口的平均年龄为27.7岁,其中男性平均年龄(28.5岁)略高于女性平均年龄(26岁)。这平均年龄要比北京常住人口的平均年龄年轻6.6岁。流动人口工作年龄组(15~59岁)人口数占全部流动人口的87.9%,而城市居民的工作年龄组人口数仅占65~70%。就青少年人口组(0~14岁)而言,城市居民占20.8%,而流动人口仅占9.9%;老年人口组城市居民占7.0%,而流动人口仅为2.2%(表118)。表118也显示约45%的流动人口的子女还不能去学校就读,这意味着来白农村的流动人口,尽管他们的平均年龄轻,工作年龄组占主体,但他们还没有争取到与城市居民平等的城市生活权利,如子女教育、医疗保健、住房分配、就业机会等。
表118北京流动人口年龄结构(1994年1
3.低收入高负担的家庭状况
北京的流动人口男性多于女性。1994年的流动人口普查显示男性占总流动人口的63.4%,其主要原因是流动人口往往充当重、脏、累活的劳动力,尤其集中在建筑和制造业部门工作。女性流动人口主要从事服务业工作,其中15~29岁年龄组的人口占全部女性流动人口的59.8%。她们的婚姻状况如表119所示,约63%女性流动人口已婚并有平均1.3个孩子。事实上,由于这类妇女的"流动"性质和仅有极少数的流动人口整个家庭流入同一城市从事同类的工作,所以绝大多数的女性已婚妇女家庭沦为事实上的单亲家庭。她们要从不稳定低收入中支付一个家庭的基本牛活开支(衣、食、住、行),子女教育附加费,健康保健费等,在流动人口中属于生活相对困难的阶层。此外,对那些未婚的女性流动人口以及男性流动人口,她(他)们流人城市的目的就是为r挣钱置办她(他)的婚事,成家立业或在原籍翻建住房等,所以从总体上讲,流动人口由于积攒太多的钱而总是生活在低水平线上。
表119北京女性流动人121婚姻状况(19舛年)
4.较低的教育水平
由于北京城市功能的转变,越来越多具有较高学历的专业技术人员被引进。然而,这些较高学历的专业技术人员占总流动人口的比例非常的低,许多新的高收入就业岗位往往被国有企业或政府部门的人员所获得。表120显示具有大学以上学历的流动人口占总流动人口的比例仅为3.1%,而具有中、小学学历的流动人口却占79.7%,文盲或半文盲约占5.5%。1994年的流动人口普查也显示,女性流动人口的教育水平低于男性。正是由于这样一个教育水平低的社会阶层,他们要想在激烈的城市劳动力市场竞争较好的就业岗位是难以想象的,更何况城市本身存在一个平均高得多的教育水平的社会阶层,其结果必然是一些低工资、无技术、非正式的、城市人不喜欢的工作岗位被流动人口所获取。
5.巨大的劳动大军与有限的市场之间的矛盾
一个非常有趣的现象是北京流动人口的职业与原籍地间具有
紧密的关系。1925年芝加哥学派的帕克(Park,1925)曾经描绘了一个类似的现象:移民集团和自然区间的社会劳动分工。按照实地调查,我们发现:①来自江苏、山东和河北的多数男性流动人口主要从事建筑业的木工、瓦工和水暖工,而来自河南的多数男性移民则从事收旧货、翻砂工和清洁工等,来自山东的男性流动人口热衷丁贩运蔬菜等。②多数来自江苏的女性流动人口喜欢做些小买卖或者纺织工、装配工等,而安徽籍的女性流动人口则进入城市家庭担当管家、保姆、家庭清洁和其它服务;一些来自四川和东北的女性流动人口则主要工作在餐饮娱乐业,如餐馆、旅馆、歌舞厅和其它服务业。③来自于富裕省区的流动人口则创建他们自己的小公司,而来自相对贫困省区的流动人口则开办地方风味的小餐馆或摆地摊经营地方特色的小买卖。例如,浙江籍流动人口的职业以服装、制鞋、修理钟表、配钥匙、刻图章及其它修理服务,而来自福建和广东的流动人口则开办建材贸易公司,如福建人经营木材生意;广东人经营铝合金建材等。一些来自新疆和宁夏的流动人口总是开办穆斯林餐馆,而来自西藏和青海的流动人口则摆地摊出售藏药。表121概括了这些特性。
表121也显示流动人_1数量与流出地区距离呈正比,即流出地区距离愈远,流动人口数量愈少;反之亦然。然而,文化传统
和区域差异也影响了移民的流动。据调查,21%以上的北京流动人口来自于邻近地区的河北省,但来自于浙江省的流动人口数也几乎与河北省相当。
四、北京城市社会空间分异及其变化趋势
在当代西方世界的城市,由于市场经济规律的作用使得社会分异现象日益加剧。贫民窟、少数民族集中居住区(ghettos)以及其它社会空间分异(social segre)形式是西方城市的普遍现象。最近,类似的城市问题变得越来越严重,城市分层与"下层人"、"城市贫困"和"社会极化"相结合形成社会空间的分异。在中国城市,城市社会空间分异曾经由于1957年的社会主义改造,城市规划与设计的平等思想和新建成区的迅速发展而基本被消灭。然而,近年来,北京新的低收入的农村流动人口和高收入的暴发户正在重建城市社会分层现象,并通过城市社会分异达到城市社会空间结构的分异。北京西北郊沿京汤路从亚运村到小汤山的别墅区正在形成一新的富人居住区,而木樨园周围的浙江村则成为一个较大的新贫民窟区。我们试图运用遥感影像和GIS来分析流动人口和贫民窟的分布,描述北京的社会空间分异现象。
1.城市人口的不平衡空间分布
北京人口空间分布(1993年)很不平衡,高密度区主要集中在87平方公里的4个内城区,即:西城、东城、宣武和崇文。除朝阳以外的3个近郊区,石景山、丰台和海淀的人口密度均在10000人/平方公里以下,尤其三环路以外地区人口密度均在5000人/平方公里以下。在内城区有4个街道的人口密度大于43750人/平方公里。宣武区的椿树街道和崇文区的前门街道是两个人口密度最高的街道,分别达到48182/平方公里和44037人/平方公里;丰台区的老庄子、海淀区的四季青和朝阳区的黄港是北京3个人口密度最低的街道,仅为89、152和270人/平方公里(表122)。这种不平衡的人口分布密度构成了流动人口社会空间分异的基本框架。
2.流动人口住所类型
据1994年北京流动人口普查资料,60%的流动人口已经找到
了他们的临时住所。普查也显示一些雇佣流动人口的单位也为他们提供一些简单的住房,表123显示了流动人口的附属单位和住所间的关系,即大多数的流动人口主要居住在建筑工地,雇佣单位、农村家庭和旅馆。
3.流动人口空间分布
尽管1994年的北京流动人口普查结果显示全年流动人口数达287.7万人,但空间分布数据至今仍不可得。依据1995年统计年鉴资料(表124),约66.6%的流动人口分布在朝阳、海淀和丰台3个近郊区。近郊区流动人口与常住人口比为1:6,内城区为1:10。东城和宣武是两个流动人口密度较高的区,朝阳由于近年经济的繁荣无论流动人口总量还是密度,都是最高的区。
表124北京流动人口空间分布(1994年)
4.流动人口的空间分异现象
按照1994年流动人口普查报告,80%从事小商小贩、公共服务、私人服务的流动人口分布在内城区;84%的建筑工人居住在城市边缘的新建筑工地。这两类人代表了社会极化"穷"的一极。新的贫民窟区由于这些人的空间集聚而逐渐形成并发展壮大。在"富"的一极,有些在外企工作的职员居住在二、三环路问的四星或五星宾馆内,有些供职于合资企业或外国专家则居住在较好质量的公寓楼(如亚运村地区)或大学的培训中心,一些生意人和暴发户则开始在远郊区建设他们的别墅。普查结果显示61.6%的新的富裕阶层居住在朝阳和海淀近郊区,19.88%居住在东城区。
5.流动人口的空间分异趋势
比较1988年和1994年流动人口空间分布变化,可发现北京的流动人口倾向于向近郊区集聚(表125)。这种变化趋势实际上与城市住房制度相关。由于现状城市住房制度的房租太低、住房投资不足和人口过快增长,城市住房始终处于短缺供应的状态。与此同时,在黑市上的城市房租要比正规市场上的房租高出许多,公房的房租高于私房的房租,内城区的房租高于近郊区的房租。此外,单位自管房必须在单位内部分配住房。由于这些原凶,流动人口只得在老的内城区或城市外缘区找他们便宜的住所。尽管一些别墅区被建在远郊区,城市外围仍以单位自管房为主体。既然在城市边缘区有一些剩余且便宜的住房供出租,所以流动人口倾向于向这一地区集中。
表125北京流动人口空间分布变化(1988~1994年)
资料来源:①《北京统计年鉴》(1995),中国统计出版社,1996年版;②1994年11月11日流动人口普查;③首都规划委员会。
6.贫民窟和别墅的分布
我们通过运用SPOT影像和地理信息系统分析方法获得北京贫民窟、农村居民点和别墅区分布图(1994年)(图38)。值得注意的是一些老的废弃的村庄由于流动人口集聚正成为新的贫民窟区。
五、北京社会空间结构演化
通过上述的讨论,北京社会空间结构及其转变过程大致分为如下3个时期和类型:
1.传统的社会空间结构(1271~1949年)
北京传统的城市社会卒间结构不同于西方国家的城市。它基于2500年前所写的《考工记》中理想的城市规划原理。这个原理定义城市空问型式为规则的、具有等级体系、由城墙环绕的矩形空间形态。典型的中国传统城市的社会空间结构被描述成:城市空间被九经九纬大道分隔,中央为皇宫,前朝后市、左祖右社,居住区围绕市中心布局。老北京城就是按照这个规则建设并且在元代成为比较著名的大都市,称为元大都。它的空间布局形成一个中心点和南北中央轴。皇城位于城中央,居住区被分成50个街区围绕皇城分布。社会和种族的空间分异是一个非常明显的特征,皇室家庭总是更接近于皇官居住。北京曾保持这种社会空间结构长达700年直到清末。
北京受欧洲工业化和技术革命的影响较晚。在1840年鸦片战争以后,由于资本和技术的流入,西方文明和城市文化开始侵入中国城市。从此,一些沿海城市传统的社会空问结构被扭曲,中国城市的发展模式被从它的传统的轨道中拉出,并被推入西方城市发展模式的轨迹中。然而,有关影响中国城市传统的社会空间结构的重要因素并没有转变太多。这主要在于具有商业掠夺性资本为特征的外国资本被高强度地投入在沿海为数不多的贸易港口城市,尤其集中在贸易、房地产和制造业部门,而位于中西部的城市、县城和小城镇仍然保持了中国城市社会空间结构的传统。
与此同时,频繁的战争也中断了这种城市转变过程,尤其抗日战争期间中国的城市经济遭到了巨大的破坏。即使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又由于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的爆发而中断。总之,在1911~1949年间,中国城市社会空间结构的传统被完整地保留了下来。在北京仅有两个可见的变化:①天安门广场东南方向出现外国大使馆、银行、写字楼、俱乐部、医院、饭店和驻军、外国人居住区;②在城区建设起来的一些教堂、学校和医院。
老北京城是一个拥有63.2平方公里的围墙城区,它分成两个部分:老的内城和老的外城。老的内城包括皇城,由宫城、湖泊、公园、神殿、藏书楼、主考堂及其它公共建筑和富人居住区(四合院和胡同)组成。宫城位于皇城的中央,主要建筑形成一条南北向轴线。内城的道路系统呈棋盘状。老北京城曾经是一个具有明显的社会和种族分异的城市:①社会分异。宫城被称为紫禁城,围以高墙,仅有4个城门与整个皇城相联;②种族分异。位于内城南部的老外城建于清代,主要用于种族分异目的。在清代取代明代时,所有的汉族居民曾被逐出内城迁到老的外城。到晚清时,老的外城实际上已沦为由穷人居住区和拥挤商业中心组成的城区。直到1949年,北京的社会空间结构仍然保留了明、清时代的特征(图39)。
2.过渡的社会空间结构(1949~1978年)
在这一时期,北京,作为新兴的社会主义国家的首都,一方面,为了体现蒸蒸日上的社会主义制度的巨大成就,在老的内城区进行一些旧城改造;另一方面,由于生产力的解放,城市向边缘区迅速扩展。
在老的内城区,灭安门广场被扩建,十大建筑沿长安街布局形成新的东西向城市轴线,与原有的南北向皇城轴线形成鲜明的对照。很显然,这一轴线的形成是内城区社会空问结构最重要的变化之一。此外,在这一期间,北京也开始进行其它的城市改造。
图39北京市传统社会空间结构示意图
在最初的20年,城市改造主要集中在开敞空间方面,而棋盘式道路系统、胡同、花园和水系改变不大。"文化大革命"期间,为了解决住房短缺问题,一些简单的一层临时住房被允许在四合院中建设。从总体上说,直到1978年,老的内城区社会空间结构并没有太大的变化。
由于新工作岗位总是与工业发展相辅相成,新的分散组团空间结构也导致了新的社会结构的出现。这种新的社会结构可以用老城区和新的近郊区的工业一居住区来概括。多数"老北京人"仍然居住在老的内城区,"新北京人"由丁单位自管房的建设倾向于居住在老城区外围的新建成区。另一些工作在12个分散组团的城市居民,或选择居住在旧城区,或新建成区,或分散组团内。城市居住用地和工业用地围绕老城区向外扩展,教育和研究区主要集中在中关村地区。整个城市沿主要道路呈辐射状向城市边缘区和近郊区蔓延。
3.变革的社会空间结构(1978年迄今)
由于近10年来社会、经济制度的转变,一个变革的城市社会空间结构已经出现。尽管改革的时问与它的悠久历史相比显得微不足道,但城市社会空间结构的转变是如此之快,如此之深,它既涉及城市用地的重组,也涉及到整个城市社会的变化。在内城区,城市的框架与以前保持相同,但城市土地利用结构被重构,一些新的城市功能被添加。在郊区,城市空间扩展不仅与房地产市场、住房商品化、住房私有化和服务业、高技术产业的发展相联系,而且与贫、富两极人口的郊区化密切相关。北京的城市边缘区正在成为社会空间结构快速变化,城市问题最多,贫富差距最大和最活跃的地区。
4.形成中的新社会空间结构
由于快速的城市经济增长和城市功能重组,一个新的社会卒间结构正在北京形成。这种新社会空问结构的特征被概括如下:①中央商务区(CBD)和国际商务区(IBD)。这将是北京社会空问结构的最重要转变,由3部分组成:a)天安门广场周围政治、文化中心区;b)王府井东单和西单将发展为购物中心区;C)朝阳门、建国门外商务与金融管理中心区,老城区也将适当发展一些商务、写字楼、饭店等服务业为主体的建筑。②外国人居住区。为了适应变化中的国际地位和外交需要,除东直门、三里屯、建国门外3个使馆区外,将在沿机场高速公路的酒仙桥分散组团附近开发第四个外国使馆、国际机构和外国人居住区。③以研究与开发为特色的高质量居住区。在城市建成区北部的分散组团将逐步发展成为研究与开发基地、高技术园区、科研教学区和高质量的生活居住区。④新制造业区。位于北京东南方向京津高速公路沿线有许多交通便利、限制因素少的用地可用于制造业布局,它将是新建制造业区和老城区制造业搬迁的主要地区。概括起来,北京的空间结构将从同心圆结构向沿高速公路发展的带形走廊结构转变。社会结构将表达成同心圆一扇形模式,即:①在老城区,相对贫困的老北京人和新的移民(流动人口)将集中居住在不太多的受保护的老居住区(胡同)。②在城市边缘区,一些接受过专门训练的高工资雇员、生意人和暴发户将趋向于居住在城市的东北方向,形成北京最富的一个扇形;而一些无技术、低工资的人将选择居住在东南角,形成北京最穷的一个扇形;大多数中等收入的知识分子家庭将集中居住在西北角,而中等收入的技术:[人则集中居住在西南角。总之,城西将成为中等收入家庭集中区,城东北为高收入家庭集中区,城东南为低收入家庭集中区。③在城市近郊区,又将形成低收入郊区农民家庭和新流动人口家庭集中居住的环带。
从本章所述的几个方面,可以看出,北京1949年以来城市社会空间结构与下述几个因素相关:①薄弱的社会经济基础和便宜的工业化模式;②社会主义平等意识形态和控制人口流动的城市化道路;③前苏联城市规划模式的影响;④行政中心的优先权等等。近10年来北京最大的变化是它的社会结构,农村流动人口和工作在独资或合资企业的高薪雇员正在产生两个新的社会集团,一个是低收入组,另一个是高收入组。这两个组产生了城市社会极化现象。这种社会极化的动力机制在于:①城市功能结构的转变;②外国直接投资;③大量的农村流动人口。
北京社会极化最明显的城市问题之一是新城市贫困现象的出现。过快的流动人口增长是这种新城市贫困现象的根源。新的城市贫困现象,除了传统制造业部门下岗职工、社会福利保障制度不完善、公共福利设施短缺和个人意外事故外,主要在于大量流动人口充当廉价劳动力,从事简单、不稳定、临时、无保障、非熟练的低薪工作。
北京新的流动人口和高收入的暴发户正在重构城市社会阶层。并且通过社会空间分异影响城市的社会空间结构。就社会结构而言,新流动人口倾向于集中居住在那些拥有过剩廉价房屋出租的城市边缘地带,木樨园附近的浙江村已经成为较大的新的贫民窟地区;而在亚运村以北到小汤山之间的京汤路沿线,新建的别墅区正在形成新的富裕阶层集中居住区。
就空间结构而言,一方面制造业向廉价的劳动力和土地区位转移,尤其城市边缘地带;另一方面大规模的服务业在中心集中导致内城区城市更新速度加快。
中国城市改革促进了社会进步与发展,但是由于不完善的社会保障制度,例如失业救济金、养老保险、医疗保险和供流动人口居住的公共住房制度等,城市空间演化的动态过程与社会结构密切相关,因此无论政府、社区或个人都应该关注城市的社会极化现象,尤其新城市贫困和贫民窟的控制。中央和地方政府应该强凋城市增长的可持续性,通过在住房、供水、卫生和城市交通低价投资项目来改善新城市贫困问题。服务网点和贫民窟翻建也足利于消除贫困的有效方法。此外,工资、物价和公共服务设施也是缓和城市贫困现象的重要措施。总之,转变中的中国城市正面临着蕈建它们的社会空间结构。
第十九章 中国城市边缘区
城市边缘区位于城市建成区外围,从社区类型看,它是从城市到乡村(或者从乡村到城市)的过渡地带;从经济类型看,这一地域也自然成为城市经济与乡村经济的渐变地带。
一、中国城市边缘区组成要素
城市边缘区区位决定了城市边缘区的组成要素。一般地说,中国城市边缘区主要由下述要素组成。
1.近郊工业区
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城市工业经历了3次大的发展。第'次为新中国成立初期,在"变消费性城市为生产性城市"的指导思想下,城市工业得到了迅速发展;第二次为1958年大跃进、大炼钢铁年代,城市五小工业(小钢铁、小化肥、小水电、小水泥、小农机)尤其得到了普遍的发展;第三次为1967年后街道工业、乡镇工业和新兴大企业饷迅速发展。正是由于城市工业的迅速发展,相应造成了城市核心区用地紧张,人口膨胀,环境恶化,供水不足和交通堵塞等城市问题。从70年代开始,中国大城市先后进行了城市工业布局和城市用地结构的调整,对那些地处城市核心区,污染严重,噪音扰民,处于其它用地规划线内,占用文物古迹以及厂点分散、影响自身生产发展的工厂,采取了向城市边缘区搬迁、疏散的调整措施,新兴的近郊工业区成为中国城市边缘区主要组成要素之一。
2.住宅新区
50年代以来,中国城市的住宅建筑面积一般都增长3~5倍,新建的住宅区绝大部分分布在城市边缘区,成为城市中心区向外围扩散的主要因素之一。
3.城市对外交通港站
城市边缘区由于其特殊的地理位置,成为城市对外交通港站设置的主要地区。因此,对外交通线路、郊区道路、停车场、长途汽车站、火车站和航空港等对外交通设施,也成为这一地区的主要组成要素。
4.物资流通中心和仓库区
中国城市边缘区由于二述城市交通枢纽的形成,又进一步促进了物资流通中心的产生和仓库区的布局。中国大多数城市的城市边缘区,已经形成有较长期固定经营地点的城乡集市贸易和近郊批发商品市场。城市边缘区由于便捷的交通条件,又成为物资储存的主要仓库区。
5.科研文教区
50年代前,中国的科学研究和文化教育相当落后,即使在大城市也没有形成像样的科研文教区,它们大多零星散布于城市中心区。50年代后,中国城市(尤其大城市)科研文教事业有了突飞猛进的发展。为了进一步提高科研机构的工作效率,满足科研、设计、试验、生产及高等院校之间联系的要求,以及专门化科研区防尘、防震和无噪声的要求,在中国城市边缘区一般都形成一两个具有特色的科研文教区。
6.绿色空间
所谓绿色空间,是指包括菜地、农田、公园、林地、苗圃绿化、隔离带、郊区公园和河湖水面等在内的非建筑用地所构成的空间,为中国城市边缘区的主要组成部分。
7.其它非集约性用地
中国城市边缘区非集约性用地主要包括仓库、航空港、绿色空间、垃圾堆场、污水处理厂和陵园等。此外,诸如奶牛场、畜牧场、养鸡场、煤气泵站、水库水源地、水井、建筑材料采石场等也分布在这一地带。
二、中国城市边缘区划分
城市边缘区的划分,从理论上讲,其内边界应以城市建成区基本行政区单位一街道为界,外边界以城市物质要素(如工业、居住、交通、绿地等)扩散范围为限,将这一城乡互相包含、互有飞地和犬牙交错的地域划为城市边缘区。关于城市边缘区的划分,日前还没有形成统一的理论和方法,这里以广州市为例进行实证研究。
(一)城乡结合部划分
在中国大城市的城市核心区与郊区农村之间,客观存在着一个相互交融渗透、城市化过程最为剧烈的地带。这一地带,一方面通过建立若干现代化居住区,吸引大量城市核心区的疏散人口,使核心区的城市化能量向边缘地区转移集聚;另一方面,当这一地区的城市化能量集聚到一定程度,就要进一步向外辐射,使核心区向外围拓展扩大,以外延型城市化把边缘区转化为核心区,变郊区农.业人口为城区非农业人口。近年来,中国有些大城市为了加强对这一地带的管理,改善其脏乱状况,将其称为城乡结合部,划定专门的区域,制定专门的管理条例进行管理。
广州市规划局1988年拟定的城乡结合部划分原则是:①近期城市建设发展的地段;②城市居民和农业人口混居的地段;③处于城市重点控制地区附近的农民居住地段;④城市主要出入口公路两旁各50米控制地段。按照这些原则,广州市城乡结合部范围。
由图40可见,广州市城乡结合部全部集中在城区向郊区的过渡地带,尤以天河、白云和海珠3区最为集中(表126)。按1988
图40广州市城乡结合部示意图
表126广州市城乡结合部分布范围及其类型(1988年)
年统计,全市划定城乡结合部37.74平方公里。
(二)内缘区划分
广州市城乡结合部的划分,主要注重了城市自身的建设和管理,对城市核一12,区的直接和间接影响区、基本行政区界线考虑不多,因此,划分的城乡结合部的地域空间上表现为破碎、零乱和不连片的特点,不能构成一个完整的区域。
按照城市边缘区内缘区的定义,实质上城乡结合部只是城市内缘区的一个组成部分,其外围地区受核心区城市化能量辐射的直接、间接影响仍然很大,是乡村城市化发展较快的地带。在这一地带,一方面由于直接受核心区"外延型"城市化的影响,经常因核心区拓展扩大而被变为核心区;另一方面,它更多地受核心区"飞地型"城市化的影响,是核心区工作性通勤人口的主要扩散地带。此外,这一地带因受"飞地型"城市就业岗位扩散影响,农业人口向非农业人口的转化速度快,规模也大。因此,我们依据已经划定的城乡结合部,充分考虑核心区对外围的直接和间接影响、基本行政区界线和形成完整的区域等原则,进一步划分广州市的内缘区。据广州市城乡结合部外围地区调查,天河区、黄埔区、海珠区以及芳村区和白云区的部分地区,近年来"飞地型"城市就业岗位扩散明显,这一地区正成为城市非农业土地占用和城市指向性土地利用最具优势的地带(表127)。
根据广州市城乡结合部外围地区"飞地型"城市就业岗位分布,考虑行政区界线和相对完整区域等原则,广州市内缘区范围拟包括天河区、海珠区、芳村区花地水道以东、自云区石门金沙度假村一石井镇一三元里镇一同和镇以南,距市中心一般不超过15公里的地域(图41)。
(三)外缘区划分
城市外缘区因距城市核心区较远,受中心城市化能量辐射的影响较小,是城市边缘区中较内缘区城市化进程相对缓慢的地带。
表127广州市内缘区土地利用类型
这一地带虽受核心区"飞地型"城市化的影响,但土地利用仍以农业为主,吸收核心区的工作性郊迁扩散人口数量较少,且由于距离较远,其中定居人口比重较内缘区有所上升,相应发展成为一批郊区卫星城镇。从总体上来说,这里比起内缘区.城镇人口密度不高,比重也比较低。鉴于外缘区的功能特性更趋同于城市影响区,其划分一般也采用流分析理论与方法。这里仍以广州市为例。根据上述广州市内缘区划分,其外围地区由东部的黄埔区、北部白云区(部分)、南部番禺市和西部的芳村区花地水道以西地区和佛山市的南海县组成。
(1)黄埔区
本区距离市中心约30公里,相对于其它地区而言,是"飞地型"城市化影响较大的地区。区内现已建成黄埔港区和广州经济技术开发区,广州汽车制造厂、广州石油化工总厂、广州船舶修理厂、为民化工厂、801厂、黄埔造船厂、水泥厂等一批重要工业企业也分布在这里。此外,黄埔港、省外贸仓库、省燃料公司仓库、661研究所、广州热带机床研究所、省第二工人医院等重要基础设施和公用设施也有分布。从城市发展的角度看,这一地区正成为城市用地的主要发展方向。
(2)白云区(除石井、新市和同和镇外)
本区距市中心也在30公里左右,是广州市重要的郊区农业基地。例如江高镇,位于广州西北郊17公里处,人口6万余。近年来,该镇因地制宜,利用靠近大都市和河网纵横的地理条件,发挥农民传统养殖技术的优势,建立了以鲜活农产品为主体的创汇农业生产基地。这个镇以镇办鸡场为主要基地,从饲养杂交鸡、竹丝鸡以及驯化珍珠鸡和长白山鸡等优稀品种人手,确立了国际市场导向,1986年家禽上市量263万只,其中出口130万只,创汇1500万港元。1986年联合体又进一步充实和扩大,成立了一个具有集团性质的镇畜牧水产总公司,建立了4个较大规模的猪、鸡、蛋和塘鱼生产基地,拥有8个大型家禽饲养场,643家养鸡大户,1073个专业户,还建立了水产养殖基地、良种种苗场、良种中猪出口生产基地等。近年来又进一步将菜地扩展到1万亩,并与广州铁路部门和中兴公司联合组建南粤果菜公司,一方面为5000多蔬菜专业户提供良种和各种服务,另一方面又把广东的水果、蔬菜、塘鱼运到华北、西北和东北地区,再从外省把苹果、葡萄、雪梨、哈密瓜等北方水果运到广州。
(3)番禺市
市中心市桥镇距广州15公里,是广州市的卫星城市。全市依托中心城市广州,现已形成了以制糖、造纸、轻纺、食品、建材、电子、玩具、服装等为骨干的门类较多的工业体系。对外贸易活跃,大批鲜活商品供应省内外及港澳,已发展为广东省出口基地之一。
(4)南海市
南海市历史上与广州市关系密切,一直作为广州市的远郊区发展。近年来由于佛山市经济的发展壮大,在行政区划上划归佛山市领导,从而人为割裂了南海市与广州市的有机联系和依托关系。但从现状经济联系看,市域的东北部地区(如黄岐、里水、盐步、和顺、官窑、松岗、大沥等乡镇),仍然是广州市的重要影响地区。
综上分析,广州市外缘区范围拟包括黄埔区、白云区(除石井、新市、同和3镇)、番禺市的沙湾水道以北,芳村区花地水道以西以及南海市的东北部地区,距市中心直线距离约30公里的范围内(图42)
三、中国城市边缘区特性
(一)城市边缘区人口特性
城市边缘区是城乡人口混居的地带,具有相应的人口学特性。1.城市边缘区人口密度特性
城市边缘区人口密度特征介于城市与农村两种类型之问,显示出过渡性。这种过渡性表现在两个方面:①其绝对密度水平与
图42广州市外缘区范围图
城市及外围农村地区都有显著差异;②人口密度也介于农村和城市二者之间,既不像城市中心区域那么陡峻,也不像外围农村地区那样平缓,形成相对的缓坡区段。
我们假设城市、农村、边缘区分别有下述3种人口密度函数:
3条指数函数在3个范围成立,并相互衔接成城缘乡人口密度分布联合模式。
我们进一步定义人u密梯度率为v=11/d·dD/d11,对于函数D。、DR、D,,人口密度梯度率就是常系数v。,№和蜥。不难证明,在上述联合模式中存在:
这就表明城市边缘区是城乡地域人口密度梯度率最大的地带。这种巨大的人口密度梯度率导致了城市人口密度过渡带的出现。据上海市12区9县研究,城市核心区(包括黄埔、南市、卢湾、徐汇、长宁、静安、普陀、虹u、杨浦、闸北10个区)人口密度为每平方公里27900人,相当于全市平均密度的13倍强。人口密度随与核心位置距离的增加而呈迅速下降的陡峻峰态。从核心区到边缘区,平均半径为9.45公里,而人口密度却由每平方公里136400人下降到接近每平方公里2000人。
我们应用模型(1)进行拟合,城市中心区人口密度与距核心距离的关系为:
根据模型(4)计算可知,城市核心区平均人口密度梯度率为每平方公里21.4%,城市边缘区为每平方公里46.6%,农村地区为每平方公里2.3%。
2.城市边缘区人口构成特性
由于各种外力的综合作用,城市边缘区的人口构成较其它类型区更加复杂,具有如下特性:
(1)农村人口仍有一席之地
据上海市1989年统计,普陀区中属于城市边缘区的真如镇和长风、曹安两街道,农业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近5%,虽远远低于上海郊县农业人口占总人口比例的78.9%,但与核心区0.3%相比仍有一席之地。尽管在城市边缘区农业用地被征用的同时,农村人口也被不断地吸收为城市人口,但与此同时又会有新的郊区乡村"加盟"为城市边缘区,因此,城市边缘区的农业人口和用地具有动态的相对稳定性。
(2)流动人口集中据1988年上海市流动人口抽样调查,30%的流动人口集中分布在边缘区街道。究其原因,一是因为这一地带相对城市核心区人口较稀,工厂较多,基建工程面广量大,简单劳动的就业机会较其它地带多,易于外来人口谋生;二足因为城市边缘区在行政管理上存在一定的困难和漏洞,有些地方甚至行政边界也不清楚,相应的户口控制也较松弛,便于外地人落脚。
(3)性别比例偏高,年龄结构偏轻
上海市人口性别比的空问差异特征是:边缘区高于核心区和远郊区,镇高于乡。1990年上海市区人口的平均性别比为107.8,而郊区9县平均只有98.5。在市区,位于核心区的静安区性别比为99,4,卢湾区为101.4,而位于边缘区的徐汇区为110.8,普陀区为106.2。在郊县中,镇特别是县城的人口性别比显著高于乡,9个县城的平均性别比例为120.2,县城以外各乡镇平均只有90.6。城市边缘区的人口年龄构成属城郊过渡型,较城市核心区偏轻。据上海市1985年调查,普陀区人口中位年龄为31.8岁,其中边缘区城乡结合部的街道为29.8岁;而郊县平均人口中位年龄不足28岁。
(4)文化构成并不落后
城市边缘区的人口文化构成水平与核心区并不存在明显差距。如位居上海市核心区的卢湾、静安两区的大学以上文化程度人口占6岁以上人口的比重为11.5%和13.2%,而位居边缘区的徐汇区达18.0%,长宁区为13.0%,杨浦Ⅸ为12.0%,普陀区、闸北区略低,为9.9%和7.8%。但在普陀区内部,属于城市边缘区的长风、曹安、真如3个街道的比例则高达17.8%,而非边缘区街道只有8.6%。
(二)城市边缘区社会特性
城市边缘区也是城市社区和农村社区的混合交融地带,以邻里为主要特征的城市社区形态渐次侵入以传统家庭(包括联户家庭)为基本经济实体的农村社区,直接导致边缘区社会结构的巨大变化。
1.城市边缘区社区结构特征
(1)城乡居民混居地带
在城市-边缘区市,城乡居民混居具有独特性。在内缘区,由于城市新区扩展迅速,农村社区很快被城市社区同化,从而形成城乡连续统一体的社区结构。例如广州市沙河街,从70年代以来,每年就以近千人的规模迅速实现农转非,在目前4.7万常住人口中,农业人15仅占1%。其次,相当一部分城市居民又与农村居民共同组成家庭混居在城市住宅新区中。在外缘区,其人口组成除有常住人口和流动人口外,还有通勤人口;且常住人口中又有农业人口、非农业人口和自理口粮人口之分,它们共同构成了外缘区城乡人口混居的社区结构特征。
(2)动态的城乡二元社区结构
从动态观点看,城市边缘区的社区结构被看成是城市社区不断侵入农村社区,并使农村社区转化渐变为城市社区的演化过程。这种侵入和演化主要通过土地利用形式和土地占有者更迭来实现。城市边缘区侵入和转化使发达的社区逐渐形成有明确界限的分区,每个分区都具有明确的特征。如广州城市边缘区由城市社区和乡村组成,城市被乡村社区所包围,按其居民分又可进一步分为工人居住区、干部居住区和知识分子居住区等,且具有明显的圈层社区分布结构特征。
2.城市边缘区社区特性
(1)核心家庭的增加
随着城市边缘区的工业化和城市化,这一地带成为吸引人口流入、人口机械增长的主要地区,青年单身者的大量增加导致核心家庭增加。与此同时,传统农村地区城市化,促使联合家庭失去生命力,相继分裂成少数主干家庭和多数核心家庭。此外,在城市边缘区,青年人独立成家获得住房的机会比城市核心区多农村城市化也使得郊区建房机会增加,从而促进了核心家庭的形成。据上海张家弄、南京夫子庙四福巷城市核心区和北京团结湖、天津尖山街城市边缘区调查表明,城市边缘区较城市核心区家庭呈增长趋势,主干家庭和联合家庭呈减少趋势,单身家庭也大幅度下降。
(2)家庭户与家庭的不一致
在城市边缘区,由于城乡人口变化和就业机会不同,家庭户与家庭的不一致现象十分明显。如一些人已在城市核心区居住,但因农村户口不能及时转入城市户口,使得户口不能及时迁移。再如一些人因工作岗位已经长期在城市边缘区,但因不愿意放弃城市核心区的户口而不将户口落在城市边缘区;还有人理论上应当将户口迁出城市边缘区(如妇女结婚等),但因经济等方面的原因长期不愿迁出。据广州市沙河街调查,1989年按户籍统计有46645人,实际上人在户不在的人数达8000多人,户在人不在的人数达5000多人。
(3)初婚年龄均值小,离婚率低
据上海、南京、北京、天津四城市调查,城市边缘区男女初婚均值低于城市核心区。具体地说,男子初婚年龄平均小2岁,女子初婚年龄平均小0.3岁。就离婚率而言,城市核心区为1.59%,而城市边缘区仅为0.09%。
(4)居民文化素质反差大
城市边缘区由于不同文化水平、不同职业的居民生活、居住在一起,不同信仰交织,多种需求交叠,居民文化素质反差较大。如温州市龙港镇,农民集资兴建了学校、游艺场、电影院等现代文明设施,同时也新建了庙宇、宗祠、教堂和各色豪华型坟墓等等。
(5)工作地点与生活地点的分离
城市边缘区是一个独特的扩展型的社会经济空间,工作和生活于这一地区的人们是整个城市地区的一个组成部分,其活动都是以整个城市为指向的,这就造成了这一地带人们工作地点和生活地点的分离。据北京劲松居住区调查,这个居住区规划建设意图是解决东南郊工业区职工的缺房问题,但实际分配结果,在东南郊工作的只有9.6%,在邻近地区(东郊、崇文区)工作的占20%,而在西城、西郊、西北郊、北郊等地远距离上班的约占47%,另外还有2.5%在远郊县上班。
(6)犯罪率高、社会丑恶现象集中
流动性大、构筑犯罪黑窝和犯罪团伙作案是城市边缘区社会犯罪区别于其它地区的特点。犯罪类型既具有城市社区型犯罪,也具有农村社区型犯罪,尤以盗窃、抢劫、诈骗、强奸、凶杀、吸毒贩毒、走私物品等几类案件最为突出。社会犯罪率远高于城市核心区和农村地区。据广州市沙河镇调查,在这个不到5万人,不足5平方公里的地区内,1989年发案1432件,平均每天达4件之多。其次,由于城市边缘区管理不严,流动人口集中,嫖娼、卖淫、赌博、吸毒、乞讨等社会丑恶现象又死灰复燃。
(三)城市边缘区经济特性
城市边缘区,一方面,城市工业不断以集聚工业区形式跳跃渗入,并成为郊区城市化的核心。另一方面,受比较收益规律驱动,以农业为主的地方经济也在迅速地分化和重组,乡镇企业成倍增长,城郊型农业比重不断扩大。
1.边缘区的经济功能
(1)城市蔬菜、副食品的重要生产基地
蔬菜、副食品具有消费量大、易腐变、难储运等特点,故在生产布局上要求接近市场,缩短运距,少储快投,增强保鲜。边缘区毗邻城区,交通快捷,自然也就成为大城市蔬菜、副食品的优先发展地带。据有关资料,北京十年"菜蓝子工程"实施的主要项目都集中分布在边缘区,尤以内缘区为重点,在2.2万公顷稳产高产菜地中,50%分布于内缘区(朝阳、海淀、石景山、丰台4近郊区),如包括顺义、通县、大兴等30多个乡镇,其菜地的88%、蔬菜上市量的75%都分布在距市中心仅25公里左右的圈层地域内。13个以肉、奶、蛋、禽、水产品生产为主的现代化国营农场,有11个分布在近郊4区的边缘。
(2)城市大工业扩散的蚕点地区
自50年代以来,边缘区尤其是8~20公里圈层范围内的内缘区,一直是城市大工业扩散与发展的重点地域。据北京调查,在其近郊区半径约10~15公里的范围内,形成了两条城市大工业集中分布的环形地带。其中,沿三环路两侧分布的8个近郊片,集中了600个工厂和23万职工,形成如双井、广安门、大郊亭、东南郊等工业区;沿规划公路两侧分布着10个边缘集团,约集中了1200多个工厂和62万职工,形成如石景山、酒仙桥、丰台、清河等工业区。其次,边缘区的城市工业多数是规模大、占地多或污染较重的石化、冶金、机械、化学等大中型企业。如石景山区,除五六十年代扩建、新建的首钢、石热、高电、北锅、北重等八大厂外,80年代以来,又迁入了特钢、北钢,以及扩建电机厂、新建NEC工程等。全区市属以上大中型企业占65%,产值占98%。
(3)大宗商品、物资流通集散中心
大城市边缘区凭借其交通枢纽位置和"开敞窄间"等优势。通过开办各种批发市场、货栈、集贸市场、期货与现货交易、二手货交易和各种定期与不定期展销会,逐步确立了其在城乡乃至跨省区物资、商品流通集散的市心地位。具体表现在:①边缘区批发、交易市场数量多、规模大。如广州市123个集贸市场中,绝大部分分布在边缘区,年成交额近30亿元;另有22个专业批发市场也分布在边缘区。②流通集散地域范围大。如兰州市汽车交易市场,武汉粮食市场,鞍山钢材交易市场等,大多辐射数省乃至全国。③流通集散品种多样,已从传统的农副产品、日用消费品交易扩大到大宗原材料、生产资料以及二手货交易。2.城市边缘区的经济特征受城乡经济双向辐射,边缘区经济既显示出发展速度快,产业结构综合,农业集约化与现代化水平高和生产结构、产品结构具有双向衔接等特征外,还具有以下特征。
(1)乡镇二业发展快、起点高,与大上业联系密切
与一般乡村地区工业发展过程不同,边缘区乡镇工业发展大多依托城市大工业起步,不少乡镇工业从建厂初期就得到城市大工业的资金、技术、设备及人才等多方面的支持,有的是作为大厂的个车间发展起来的。冈此,其发展起点较高,发展快。1991年京郊乡镇工业发展到1.36万个,从业人员达62万,总产值128.8亿元。据调查,约有一半左右的乡镇工业是为大工业进行工艺性加工和零部件配套的,约有2000多个企业成为大工厂的零部件加工协作点;与大厂联合经营的企业超过670家。
(2)就业机会广、谋生手段多、兼业和流动就业人员比重大
边缘区是多种行业、多种经济成份和多种经营模式混合分布地带,又是经济结构变动最为迅速的地区。首先,每年都有大批新、扩建项目落成,不断提供许多新的就业岗位;其次,由于新建居住区的配套商业网点和各种生活服务设施尚需数年方能到位,这也为边缘区农村输出劳力或外来谋牛人员提供了诸如流动早点摊,个体饭店,多种修理业务,蔬菜,副食品,日用商品零售,以及个体旅店和家庭住房租赁等多种谋生手段和兼业的机会;第三,由于合作、联营、个体经营的用工制度灵活性大,且形式多样,故农村居民或一业为主、兼从他业,或是在职业选择上表现出追逐比较收益,频繁调动工作,就业稳定性差的特点。
(3)人均收人高,收人差距大,暴发户多、贫困户少
由于兼业机会以及乡村经济的分配制度较城市经济更为灵活,所以在边缘区,尤其是内缘区,人均年收入水平明显高于城区和一般乡村地区。如石景山区的八宝山、八角村、八大处等地,劳均收入超过3000元以上。村民家庭人均收入2000~2500元以上,平均为城区职工家庭1.2~1.4倍,为影响区村民家庭的1.6~2倍。其次,与国外城市不同。中国大城市旧城改造缓慢,因此,绝大部分经营性总公司、合资公司、独资公司及其高级雇员、职员都分布在边缘区;企业主、承包商、养殖大户、歌舞厅老板、商贩、投机暴发户以及垃圾大王、手艺人等也都集中分布在这一地区。无论是人均收入、家庭财产,还是住房水平、消费水平,这些家庭都与一般职工家庭和本分农户形成强烈反差。第三,由于一般家庭收入中集体收入仍占70%左右,而边缘区乡村集体经济发展水平普遍高于一般乡村地区,所以,绝对贫困户极少。据抽样统计调查,北京近郊区人均收入低于500元的家庭比重仅占3.3%,朝阳区人均收人600元以上家庭占96.7%。
3.城市边缘区经济扩展特征
受级差地租及比较收益规律支配,城市边缘区经济的空间扩展呈现出以下特征。
(1)圈层经济分布带
如果说,大城市核心区主体经济(商业、贸易、金融、信息)呈结节分布、乡村经济为均质分布的话,大城市边缘区经济则呈现出特有的圈层分布态势。具体表现在:①农业经济的圈层分异。如北京郊区大致形成3个分异带:即内环带,环宽约5公里,为城市与农村插花交错地区,是精细蔬菜、花卉、苗圃等园艺农业分布带;近郊环带,环宽约10~15公里,为蔬菜、畜牧(奶、蛋)为主的混合农业分布带;远郊环带,为粮、经、果、牧综合农业分布带。②城市工业扩散的圈层分异。如北京郊区形成的内缘8个片(环半径约4~6公里)、近郊10个边缘集团(环半径10~15公罩)和远郊十几个工业卫星城(环半径大于20公里)等3个工业扩散分布环带。③经济发展水平的圈层分异。以朝阳区为例,各乡耕地亩(1亩=1/15公顷,下同)均农村社会总收入的分布,距市中心10公里圈层内,亩均收入15000元以下;在10~15公里圈层内,亩均收入10000元左右;在15公里以外地区,亩均收入降为5000元左右。
(2)滚动式扩展
与一般乡村经济不同,边缘区经济不因城市规模扩大、部分内缘区渐次并入城区而缩小。相反,由于城市经济辐射能力增强和影响范围扩大,促使外围更多的乡村经济转化为城郊型经济而并入边缘区。如菜地的扩散,北京近郊4区1990年比1989年蔬菜播种面积虽减少了246公顷,但同期毗邻6区县则增加了2695公顷,增减比为1:O.09。其次,受比较利益驱动,边缘区土地利用性质亦呈现滚动式替代。大田农业逐步为精细农业、园艺农业、设施农业替代,农业用地逐步为工业、运输仓储业用地替代,住房用地逐步为商贸、旅游业用地替代。正是这种变化,使得边缘区经济呈现出以城区为中心,由近及远的滚动式扩展和经济收益、发展水平由高至低的梯度分布。
(四)城市边缘区土地利用特性
土地利用是一种比较直观地反映城市边缘区发展变化的自然要素。城市边缘区土地具有城郊利用二重性,与城市核心区和乡村地区相比具有明显的特性。
1.城市边缘区土地利用现状特征
(1)城乡用地犬牙交错
城市-边缘区土地利用性质和利用强度、地域空间结构及地理景观等方面,表现为从城市土地利用类型向郊区农村土地利用类型的过渡。理论上讲,这种过渡遵循距离衰减规律,但在实际过程市更多地表现为不规则的资源区位效应,在很大程度上受到由道路系统、市政公用设施构成的可达性模式的影响,因而形成城市型与农村型用地犬牙交错、轮廊复杂的土地利用形态。
(2)乡村用地被城市线网严重分割
城市边缘区是城市外向扩展迅速增长的地区,也是城市各类基础设施迅速向外延伸、逐步建设的地区,从而也导致了这一地区乡村土地被城市线网严重分割的现象。如北京市朝阳区高碑店乡,随着城市核心区的扩展已成为城市建设前缘地带,全乡规划建设用地278公顷,被11条纵横城市道路、铁路环线和几条斜穿乡内的高压线走廊切割成58个地块。
(3)城市建设不断蚕食乡村用地
城市边缘区是一个最先感受到城市化,并不断被城市同化的敏感区域。在这一地区,最初并不具备完善的城市基础设施。随着城市扩展首先在地理位置比较优越的地段建设城市的市政工程和基础设施,然后相继成组成片布局工厂、居住区和学校等。这样,城市边缘区的乡村用地,由于城市发展的需要而不断地产生新的城市用地生长点或轴线,并以这些生长点或轴线为依托不断地被分割和蚕食。
2.城市边缘区土地利用特性
(1)农业用地集约化程度高城市边缘区农业用地与远郊农业用地相比,一方面,由于联系便捷,农产品能及时进入市场,并能及时获得城市的技术和信息,单位面积耕地的产出率和活化劳动均较远郊农区为高;另一方面,由于城市不断向外扩展、蚕食耕地,农业用地越来越成为宝贵的土地资源,较远郊农区更为精耕细作。从总体上看,城市边缘区农业用地集约化经营水平较一般农区为高。
(2)城市用地"三大"、"三低"
占地大、污染大、生产用料大,建筑密度低、用地容积率低、经济效益低,是城市边缘区土地利用的基本特性。据上海市调查,从城市核心区到边缘区,仓库、工业用地从小到大,工业污染从轻到莺,绿地空间从小型游园到大型游乐场、郊区公园,高校科研单位的数量和规模也呈从小到大的变化。大型工业企业、粮库、铁路编组站、铁路货场、大专院校等均位于城市边缘区。另据调查,广州市核心区建筑密度在52.2%以上,而城市边缘区的建筑密度则一般在20%左右。就用地容积率而言,上海市中心区用地的容积率是城市边缘区的2倍。个别地段差异更大,如黄浦区广东街道容积率为1.4,而闸北区澎浦街道只有0.028。此外,城市边缘区土地利用经济效益明显低于城市核心区。
(3)土地利用楔形增长
城市边缘区的城市用地,由于企业客观上要求成组成片布局,共享城市的基础设施和市政设施,其开发均采取连片形式,这与城市核心区"见缝插针",生产和居住"包围"和"反包围"的布局形态截然不同。与此同时,城市边缘区是个从无到有,再从有到无,不断推陈出新的地域单元:老的城市边缘区会逐渐演化为城市核心区,新城市边缘区又从最邻近的农村地域中滋生,如此推动城市地域的扩大。从中国城市边缘区城市土地外向扩展形态看,现已从原来以圈层为主的发展方式进入楔形增长为主的新阶段。这种城市的快速增长带来的"飞地式"用地,呈楔状镶嵌到很远的农村腹地,使得城市边缘区跨度不断加大,城乡梯度逐渐减小。
(4)土地利用性质的变化
随着城市的外向扩展,城市边缘区土地利用性质也发生不断变化,总的趋势是由农村用地转化为城市用地。据广州市调查,城市边缘区外向扩展主要是变农田荒地为城市用地;城市边缘区内城市土地利用性质的改变,最明显的是变园林绿地为生活或生产用地。城市边缘区土地利用性质的变化过程显示出如下的规律:近郊农业用地一菜地一工业用地一居住用地充填一商业服务设施用地配套。
第二十章 中国城市形态
城市形态是人类社会、经济和自然3种环境系统构成的复杂空间系统,它反映了过去和现在城市文化、技术和社会行为的历史过程。城市形态也是在特定的地理环境和一定的社会经济发展阶段中,人类各种活动与自然环境因素相互作用的综合结果。
(一)中国古代、近代城市形态
中国是世界上城市起源和发展最早的国家之一,传统的文化、宗教以及众多的社会观念等都对城市形态的形成产生过深刻的影响,形成了代表不同时代的城市形态特征。
1.古代城市形态
在中国占代,"天圆地方"是一种颇为盛行的哲学观念。这种观念认为天是圆的,地是方的,神居住在天上,人居住在地上。这样,方形就成为人类聚落尤其城池最合适的形态。中国最早的城市建设制度《考工记》就曾规定:"匠人营国,方九里,旁三门"。直到战国时代,这种"先王之制"的营国制度才有所突破,《管子.乘马篇》提出了城市形态不一定规整的思想,应"因天材,就地利,城郭不必中规矩"。尽管如此,在中国漫长的封建社会时期,城市的形态大多数是方形的,其次是不规则形。
(1)方形
这类形态的城市在中国数量最多。尤其在北方和南方的平原地区,它们四周围以高墙,呈矩形,方位多正南北或接近正南北,城门数由城市大小而异,并以城门为人口组成丁字形、十字形、井字形的方格状道路系统。如山东莱州古城就呈正方形(图43),江苏苏州古城则呈长方形(图44)。
(2)不规则形
图44 苏州古城平面图
图45宋元时期的泉州
这类形态城市的形成,一方面由于河流山川等地形条件的制
约,另一方面由于受外来文化的影响和产业发展的需要。其城市布局不是严整规则的,建筑的布置也不规则,未形成以官府庙宇为中心,而是以港口或手工作坊为主体形成不规则形的城区。如宋元时期的泉州(图45)和明代的江西景德镇(图46)。
2.近代城市形态鸦片战争以后,中国封建社会经济开始逐渐解体演变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外国资本和文化的输入改变了中国传统的方形城市形态,城市内租界各自畸形发展,形成了以不规则城市形态为主体的局面。如上海,1845年11月英帝国主
图46明代江西景德镇
义与清朝上海地方官员订立所谓"地皮章程"中,规定划出一定的地界为英国人居住,这就成为后来的租界。1848年美国占据虹口一带为美租界。嗣后,法国也在上海强占租界。日本虽无租界,但却盘踞虹口一带形成势力范围。租界地的不断扩展,使这一时期的上海迅速沿黄浦江伸展,形成倚江而居、自由发展的城市形态(图47)。
图47上海租界地的扩展
再如大连市,帝俄占据时期市区面积约4.25平方公里,市区除铁路、码头港口用地外,分为"欧罗巴区"、"中国区"和"行政区"3区。日本占领时期为侵略中国需要又将市区划分为"军用地"、"日本人居住区"及原来的"中国人区"。日本人居住区由原来的"欧罗巴区"和"行政区"组成。"军用地"于1906年即开放,逐渐变成工业、仓库、商和住宅的混合区。城市发展以港口为主体,沿海滨扩展(图48)。
中国传统的老城市也由于城市的迅速发展而突破原先的方形城墙范围向外蔓延发展,同时由于近代交通的发展,又在码头、车站附近形成商业区,形成r子母城的城市形态格局,如福州近代城市形态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图49)。
(二)中国现代城市增长的空间过程
中国大都市地区增长的空间过程,主要表现在城市蔓延、郊区城市化和远郊卫星城建设等方面。
图48大连城市平面图(1924年)
图49福州近代城市形态图
1.城市蔓延
在中国,由于城市化水平还没有达到饱和状态①,农村剩余劳动力进入城市,城市增加的就业岗位远远超过城市建成区人口的合理容量,致使城市不断地向郊区发展。这种城市外围土地利用和开发,尤其表现在单纯建设生活居住区,我们称之为城市蔓延。据北京市调查,近40多年全市建成区扩展占用土地达519.75平方公里。其中,除了工业用地较为均衡外。大量的住宅区、机关、科研单位、大学等,主要布置在西一西北方向上,使这一方向的城市用地和城市人口增长明显多于其它方向,形成了北京近郊城市化所特有的向西北蔓延的空问形态。
2.郊区城市化
所谓郊区城市化,一般是指郊区转变为城市地区,或在郊区城市要素逐渐增长的过程。中国大都市郊区城市化经历了人口、经济、社会乃至文化现象的转变,从广州市、北京市的郊区都可以看到这种郊区城市化的雏型。
3.卫星城建设
中国大都市外围一卫星城以自然发展起来的占多数。在北京,卫星城镇建设开始于1958年,先后在远郊11个区县扩建、新建了50多个城镇和工业点。其中规模较大的有24个,即通县、燕山、黄村、昌平、门头沟、密云、顺义、怀柔、延庆、平谷、房山、良乡、琉璃河、沙河、南口、新镇、长辛店、庞各庄、周口店、天竺、安定、牛栏山、康庄、埝头等。这50多个城镇分布在距市区中心20~70公里半径的地域内。每个城镇的人口规模,大的6~12万人,小的1万人左右,。一般的2~3万人,城镇总人口约占全市的18.5%。在这些城镇建设丁1300多个石油化工、冶金、机械、轻工、仪表、纺织、建材等工矿企业(其中中央、市属企业近250个),占全市工矿企业总数的37%,工业总产值近60亿元,约占全市工业总产值的1/4。如距市区中心仅20公里的黄村就是由自然村发展起来的。目前黄村已容纳中央、市属企事业单位21个,县社办企业33个,年工业总产值约1.5亿元,建成区面积约9平方公里,常住人口达5万人之多。
(三)中国大都市空间扩展形式
中国大都市空问扩展主要有两种形式,即轴向扩展和外向扩展。
1.轴向扩展
所谓大都市区轴向扩展,足指城市沿一定方向扩展形成狭长型的城市地区。人都市区的轴向扩展,不管是自发形成还是有意识地规划建设,它们均依附于城市本体,向周围地区放射扩展。根据扩展轴的性质不同,它有如下3种类型。
(1)工业走廊
在大都市外围地区,一些对交通线路依附件强的T厂、仓库沿公路、铁路和水道自由或按规划建设,连续地向外延伸,形成由许多工作岗位组成的"轴"向走廊。这类走廊是在城市核心区有着强烈的内聚力,城市工业迅速发展的情况下形成的,上下班人流有明显的规律性。如南京市两善桥一小行地区,南北相距7公里,沿宁芜铁路、公路呈串珠状布局12个中小型地方企业。
(2)居住走廊
在大都市入城干道两侧就近布置生活居住区,形成了具有相当规模的居住走廊。如广州市在广州一深圳高速公路建设的同时,规划建设了沿广深公路两侧西自黄埔东至南岗约10公里长的生活居住走廊。
(3)综合走廊
在大都市外围沿发展轴就近布局居住和就业岗位,就形成了沿轴向的综合发展走廊。如常州市沿大运河、沪宁铁路连续布局工厂、断续布置居住小区,形成西自新闸东至戚墅堰约20公里长的东西向城市发展轴。
2.外向扩展
大都市的外向扩展,是指大都市向周围地区蔓延,或依附于城市本体呈块状向外形成环状或块状城市地区。根据它与城市核心区的关系,它有以下3种类型。
(1)连片发展
自70年代以来,中国大都市面临着巨大的住房危机,在无强大实力进行大规模的卫星城建设的条件下,一般采取在大都市外围进行综合开发大片居住区的办法。据北京市调查,住宅成片没的规模,由50年代的几公顷、10多公顷扩大到现在的几十公顷,甚至上百公顷。目前正在北郊亚运村附近建设的安慧里、安慧北里、慧忠里居住区,规模都在百公顷以上。
(2)独立发展
大型企业由于对资源和建设条件(如水、电、港口等)的要求,一般选择脱离市区独立发展的建设模式。如南京市大厂镇自30年代在长江北岸的卸甲甸建设永利化工厂以来,先后陆续布局了南京化学工业公司、南京钢铁厂和热电厂三大骨干企业,现已成为具有一定规模,经济结构合理,服务设施齐全的企业城。据调查,大厂镇距中心城区21公里,现有人口近10万。从职工构成看,三大骨干企业职工占71%,其它职工占29%(包括行政人员)。商业、文教、卫生设施齐全,现有商业职工6000人,医院4所,中小学86所。目前约有90%的职工居住在镇上。
(3)渐进发展
大都市地区土地利用由里向外的渐进发展,表现在商业中心地区向城市住宅地区、城市基础设施建设地区、农村地区的渐变交替过程。如广州市流花地区民国前是一个纯粹的近郊农业地区。1936年6月粤汉铁路全线通车,在流花湖西北角开发广州西部,使其成为广州与华中地区的货物和煤炭的转运站。新中国成立初期,将原低洼湿地整治而成流花湖公园。50年代先后在流花桥一带建起了广州体育馆,中苏友好大厦(今中国出口商品交易会场),友谊剧院,东方宾馆和省、市广播电台等重要城市公用设施。60年代于西华路北侧沿流花湖南岸开辟一条东风西路,成为广州西侧一条交通要道。70年代又在流花湖东岸修筑人民北路,东边还有大北门向北延伸的解放北路。80年代初广州火车站建成,1985年又增建了环市路上行车高架路,并在车站广场陆续兴建一批公共建筑。1985年以后,这一地带开始建设大片居住区,如罗冲围(西村)、站前路、梓予岗和金贵新村等。与此同时.又有一批公共建筑,如友谊剧院、华南影都、外贸中心商场和多座宾馆等相继建成。昔日的荒僻郊野,现已发展成为广州市以交通枢纽为主要职能的城市核心区地带。
(四)中国大都市空间增长形态
由于中国大都市增长的空间过程主要在于城市蔓延、郊区城市化和卫星城建设,空间扩展主要有轴向扩展和外向扩展两种形式。中国大都市空间增长形态,具有从同心圆圈层式扩展形态走向分散组团形态、轴向发展形态,乃至最后形成带状增长形态的发展规律。
1.圈层式
这类大都市的外向扩展过程,突出地表现为呈同心圆圈层式扩展,具有明显的"年轮"现象。在城市的扩展过程中,一般大工,一、校园、特殊医院、集团住宅等起先行者的作用,随后公共建筑和一般住宅区相继建设,由原来的城市郊区逐渐演化为城市建成区。这时又有一批工厂、学校和特殊医院等被挤到更远的郊区。如上海市50年代至70年代成为中国最大的工业城市,城市空间扩展按工业区和集团住宅区并列呈同心圆圈层式外向扩展。这一地带大体上叮分为三个圈层,第一圈是新建的长白、控江、鞍山、曲阳、大连、广灵、沪太、曹杨、天山、虹桥等居住区;第二圈为五角场、彭浦、北新泾、漕河泾等近郊工业区;第三圈义是新建和在建的居住区。70年代后期,随着对外开放政策的实施,上海的港口功能得到进一步加强,在黄浦江西侧继续向东北(江湾五角场地区)、向西(虹桥地区)和向南(漕河泾和长桥地区)成同心圆向外推进;90年代初则又开始了浦东地区的大规模开发(图50)。
图50上海城市地域外向扩展的"年轮"现象
2."飞地"式
这类城市一般首先在"资源点"形成城市"飞地",然后建成"飞地"与母城间的快速联系通道,再沿通道两侧发展形成指状增长。如南京市,于公元前472年始建,曾为十朝古都,具有悠久的历史,但1911年前建成区面积并不大,主要集中在现在的白下区。而下关码头则作为联结津浦铁路和沪宁铁路的枢纽,成为南京市新的城市增长点。随着中山路和铁路的建设,城区与下关之间形成指状增长带。直到80年代南京市的空间增长基本都是沿中山路向西北、向东伸展(图51、52)。
图51 南京下关"飞地"
3.轴间充填式
这类大都市沿主要交通线形成两条以上的指状体,当指状体
增长到一定程度时,指状体之间横向联系加强,其问的三角形或梯形卒间逐渐被充填。由于中国城市土地利用活动丰要以"单位"为基本单元,在人员增加、功能膨胀时,往往以单位原在地为母体征用邻近空地,这又导致城市进一步向外蔓延。当建成区发展成为"密实"地区时,城市又开始向边缘地带扩散形成新的指状增长轴,进入新的一轮增长周期。无锡市不同时期城市扩展形态
图52 南京市指状增长
反映了这一空间扩展规律。
4.带形扩展式
这类大都市增长过程大致町划分为4个时期。①触角期。在这一时期存在一系列城市空间扩展推动力,借助于城市,交通线的发展,在城市边缘区的快速交通沿线形成一些外展触角。它们由新居住区、工业区、交通枢纽等组成。②分散组团期。一方面,由于城市边缘区菜地保护,环境美化和建设用地紧缺,限制城市进一步外向扩展;另一方面,大型工业项目和城市基础设施的远郊建设,逐步形成分散组团空问结构。③城市走廊期。由于分散组团问快速通道的建设,大都市沿快速通道形成串珠式工、一居住城市走廊,这一走廊发展成为沿快速通道布局的一系列通勤郊区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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