译家嗣维·翟克斯先生昀来信(译文)
亲爱的刘教授：
谢谢您热情而礼貌的来信。对于会议的成功召开，我无疑要向您致以我最诚挚的祝贺，希望与会者兼获教益与乐趣，组织者感到此番努力是值得的。
我认为，所有翻译《红楼梦》的人都是首先被它的魅力所感染，然后才着手翻译它的，祈望能把他们所感受到的小说的魅力传达一些给别人。译者的方法可能有所不同，成就也有高低，但所有译者都感到一种很大的冲动；因为我也是其中的一员，同行的意识就不容许我对不同译本说长道短了。"比较是可厌的"这个说法对于好的批评来说，可能并不一定是良方，不过我认为，对于各位翻译者而言，却有几分道理。
也并非每个人都为这部小说的魅力所感染。我记得在1949年初，赵树理在老北大民主广场上召开的露天会议上曾说："对于像贾宝玉之类的纨绔子弟的滑稽表演，对于唐明皇和他的小老婆的爱情生活，我们再也没有兴趣了。"(说这番话的时候，还没有认为《红楼梦》显示了"资本主义萌芽"而伟大的红学家俞平伯则因为没有看到这一点而受到迫害。)不过，为《红楼梦》的魅力而倾倒者，不仅在中国而且在世界各国都能找得到。伟大的汉学家瑞士裔法国人包罗·德米艾维尔有一次对我说，他记得在河内读书时，一次躺在床上读《红楼梦》，被小说所吸引，竟然没有感觉到他养的小猴子在蚊帐顶上朝下撒尿，直撒在他的身上。德米艾维尔自学了俄语，为的是能阅读原文本的《战争与和平》，然而他认为小说《红楼梦》更伟大--毫无疑问，较之普鲁斯特史诗般描述的"巴黎社会的颓废势利小人的世界"更加伟大。
我译毕《红楼梦》已经多年，恐怕难以就翻译这本书的经验发表任何有益的意见了--只能说我记忆中的翻译《红楼梦》的那段时间是我一生中非常愉快的一段时光。我的工作进度很慢，但我庆幸能够从容不迫地工作，我在翻译过程中所享有的自由有人可能以为是不负责任，而我却因此而深受鼓舞。我的译本中免不了有错误，有的还很严重，到时候很可能这个译本会被替代，以至于被遗忘，而我确信，译本可能具有的优点则要部分地归于写作时所赋予它的精神--这一点我既无力分析，也难以解释。
我最喜欢的英文译本--17世纪苏格兰托玛斯·厄克特爵士翻译的拉伯雷的《巨人传》--我确信，是受到同样的愉悦和自由的激励而译成的。我并不指望攀比前人的成就--而我毕竟也没有像厄克特那样拘泥于原文。不妨再想一想还有两位伟大的翻译家莫不如此：一位是《亚瑟王之死》的译者托玛斯·马洛里爵士，还有一位就是我们当代的杨宪益先生。
恐怕这封信有点儿信马由缰了。
2002年9月17日
写于牛津
译家闵屠德先生帕来信(译文)
亲爱的刘教授：
在南开大学召开《红楼梦》这部杰出小说的翻译研讨会前夕，您及时告知我，我深表谢意。
我对于南开记忆犹新。1980年至1982年我在天津期间，曾几度参观南开校园。至于《红楼梦》，则属于那种能改变读者人生的名著之一。我从不因当初读起这部小说而后悔。我能够成为戴维·霍克斯的学徒，并帮助他完成这部译作，是我此生的一大幸事。后四十回译本若有什么小小的功绩的话，完全仰仗我当学徒期间霍克斯为我树立的光辉典范。
一想到你们将要举行的研讨会，没有哪一位翻译者不心有余悸的!任何翻译都必然存在错误和缺点。学生、学者、批评家当然有义务把它们指出来。不过我可以肯定一点：无论是霍克斯还是我本人在着手这件工作时，并非把它作为学术活动，而是出于对原作本身的热爱之情。这便是使我们工作下去的动力。关于误译，翻译过另一部名著(迪福的《鲁宾逊漂流记》)的一位意大利翻译家曾有言在先，请允许我引录他的一句话："望善待我的错误，愉快地度日吧!
但愿你们能从阅读这部小说的原作和译作中获得乐趣和快乐!但愿你们能从阅读中获得"无害的乐趣，而对于那些仍然需要醒悟的人，也有某种警示作用。
请接受我良好的祝愿!
约翰·闵福德
2002年10月4日
特邀报告
冯其庸 《红楼梦》硇外部世界与内部世界--在全国《红楼梦》翻译研讨会上的报告求。
作者简介：《红楼梦》这个问题确实是非常复杂的，要说冯其庸，翻译，我想也会更困难。我不懂翻译，但是，就算是著名红学家，我们把《红楼梦》的原文要弄明白都不容易，那么中国《红楼梦》要把它翻译成外文，这个困难就更大了。我现在只学会名誉会能把我长期以来研究《红楼梦》的一些想法、一些长，《红楼梦》学理解给大家报告一下，看看有没有用处。也许有讲刊主编得不准确的地方，请大家多指教。
在我要来讲《红楼梦》之前，我的两本书都同时出版了。一本是黑龙江教育出版社出的《论红楼梦思想》，还有一本是北京图书馆出版社出的《红楼梦概论》，这是我和李广柏同志一起合作的，概论部分是李广柏同志起的草，我做的修改。其余部分，关于曹雪芹的祖籍、家世等，再有两篇《红楼梦》的文章都是我写的。我刚好这次都带来了。这两本书是刚刚出来的样书，讲完之后呢，我就赠送给大会，作为我的一点心意。为什么要讲这个问题呢，因为我讲的后面有很多引文，都在这个书里头。我只能讲一个大概，具体的资料书里面都有，而且都注明了出处。每一段引文从哪里引来的，都有交代，所以大家可以再查原书。
《红楼梦》研究确实有很大的困难。这种困难从我刚开始研究到现在体会不一样。刚开始研究时知道有困难，但没想到困难有多大，直到最近这几年才觉悟出来难处确实太大。为什么有这个难处呢?就是因为曹雪芹在当时的社会、当时的时代，不敢把话直率地都讲出来，拐弯抹角地来讲，话的表面的意思和话的实际意思刚好相反。有的意思虽不是相反，但是要引导你自己去想这个问题。在当时他是不得不如此，因为文字狱那么严重，就他亲身经历的就有很多次，而且其中有的就是因为写书，所以他不能不避开这一点。那么，这就造成我们今天理解上的困难。如果我们找不到这条门径，会永远进不去。所以在我国《红楼梦》的研究中瞎猜想的不少，现在瞎猜想的也不少，而且还觉得那样才对，其实完全不是那样的。比如说雍正皇帝是被曹雪芹和他的情妇谋杀而死的，这纯粹是无稽之谈。所以我觉得对《红楼梦》确实有必要认真做一次学术性、考证性、研究性的工作，把它一字一句的内涵都有证有据地弄确切。做学问最讲究证据。没有证据，创作可以，比如你写小说，不要你把证据拿出来。但是你写研究文章，没有证据，就很难了。
今天主要讲怎样进入《红楼梦》，应该知道哪些问题。我想先简要地讲一下《红楼梦》所处的时代。这个时代的外部世界和这个时代的内部世界是怎么个状况。
从五十年代开始，我国一直有一个很大的争论，就是《红楼梦》一书反映的民主思想属于什么性质。有一些朋友认为是封建的民主思想，这个民主思想不违反封建的一切，都是封建社会许可下的思想。另外一种见解认为这不是封建的民主思想，是属于反映资本主义萌芽这种经济现象的一种民主思想，是新的民主思想，也是属于资本主义社会资产阶级的一种民主思想。这个问题一直没有得到准确的解决。当年何其芳同志主张第一种看法，认为是封建的民主思想。何其芳是我们的前辈，和我的交情也很好，我也不能马上看出来他这个意见准不准确，但我在感觉上已经不太赞成他的思想了。到七十年代我写过两篇文章，就明确地提出来《红楼梦》不是封建的民主思想，《红楼梦》的外部世界与内部世界，资本主义范畴的民主思想。这是1975年以后写的两篇文章。到了1983年我写了《千古文章末尽才》，那个时候我觉得我的认识更加有一定把握了。文章写得也比较长，有三万多字，论证也比较多。这以后，红学界都比较赞成我的主张。在这本书里，我又增加了不少资料，论证了《红楼梦》这本书的思想不仅仅是新的一种民主思想，而且它跟当时学术界的思想斗争、哲学斗争是密切相关的，是跟当时哲学界许多人物一系列的反正统思潮、言论、思想一致的。这是我这几年来新做的工作。我为什么这样讲呢?我论证的理由有这么几个方面：
首先，让我们看一看《红楼梦》的外部世界是什么样的世界。《红楼梦》的时代就是曹雪芹的时代。曹雪芹的生卒年一直有争论，究竟生于哪一年，死于哪一年，学术界至今没有一个统一的意见。但是大概的时间是可以确定的，按照我个人的意见，应该是生于康熙五十四年，也就是1715年，十八世纪初。康熙五十四年这个判断不是有证据的，任何结论都必须有证据，才能让人相信，这个没有证据，所以我要说清楚。但是没有证据是怎么得出来的呢?是从曹雪芹死的年代往上推出来的。这样也是一种证据，一种方法，可是比直接的证据还是隔了一层。曹雪芹的死的年份也有分歧，一种意见认为是死于乾隆二十七年除夕，还有一种意见认为死于乾隆二十八年除夕。乾隆二十七年的这个说法有证据，因为甲戌本脂砚斋有个批，"壬午除夕，书未成，芹为泪尽而逝。"这就是说壬午年的除夕，曹雪芹哭干了自己的眼泪，去世了。另外一个抄本也有一个同样的批，这两个都是乾隆年间的抄本。两个句子完全一样，可见没有抄错。再有1992年在通县张家湾发现一块石头，上面有"曹公讳霈墓"，埋的地方叫曹家大坟。那么看起来大家长期要找寻的曹家的祖坟可能就在这个地方，因为曹家大坟这个地方老早传下来都称这个名字。而曹家在通县张家湾有它的祖业，这都是有确凿的证据的。曹频写给康熙的奏折上面写得清清楚楚。曹寅死了以后，曹频继任。康熙非常关心他们，就说，你究竟还剩多少产业(因为曹寅去世以后，他家业慢慢地萧条了)，把你的情况告诉我，让我知道一酪? 下。曹频当时年纪还很小(当然也不是小孩了，至少也有十八九岁了)，就写了个报告，报告里讲到张家湾有典地六百亩、当铺一所等。
他在张家湾有六百亩地，那么估计他的祖坟就在这附近。所以从这一点来看，是"壬午除夕，书未成，芹为泪尽而逝"比较可信一点。癸未那个说法呢是因为到癸未年，曹雪芹的朋友在清明节以前，写过几首诗，邀请曹雪芹清明节到他家去喝酒，那是癸未年的春天，所以是癸未年人家邀请他去喝酒，那他壬午年就没有去世。但是这个问题就有分析，为什么呢?那个时候，曹雪芹住在西郊的一个荒僻的山村里，他在除夕去世了，到了第二年的三月，他的朋友写封信叫他来喝酒，那完全可能是他去世的消息还没有传到城里来，这个可能性是存在的。何况自癸未年叫他喝酒的那首诗以后，再也没有人写诗给曹雪芹了，这一点也是个没有证据的证据了。没有人再跟他联系了，那可能就是后来知道他已经不在了。至于癸未年就再也找不到第二个朋友寄给曹雪芹的第二首诗了。而反过来，证明壬午除夕的记载己经有了两个。另外还有一个，墓碑上面曹雪芹的名字，曹落旁边，有壬午这两个字。那么就有三个证据，我认为是比较可信。所以从乾隆二十七年往上推，怎么个推法呢?刚好曹雪芹有个朋友叫作张宜泉的写了一首悼念他去世的诗，里面有：年未五旬而卒。在那个诗题下面有一句话，叫"年纪没有到五十岁就去世了"。但另外一个朋友也写过一首悼念的诗，诗的句子是"四十年华付杳冥"，按照这个句子，有人说他只活了四十岁。四十岁和年未五旬差距很大，十年。但是大家分析的结果是张宜泉的"年未五旬"不是诗，是白话，所以他用不着凑，那么就是没有五旬也靠近五十岁。而大家觉得"四十年华付杳冥"那个句子是诗句，它必须要按平仄，要按整数，那么没到五十岁嘛，就来个四十年华。最近有个朋友有一个新的想法，他说雍正十三年，加上乾隆二十七年，刚好是四十年。但是不管怎么样，我觉得壬午除夕的说法，根据比较充实一点。上推年未五旬，就算他四十八岁吧，那么刚好是康熙五十四年，也可能是康熙五十五年，这只是 一个大概的意思。不管怎么说，康熙五十四年到乾隆二十七年这个大概的时间是没有问题的。
《红楼梦》的时代应该就是曹雪芹的时代，这个时代也就是十八世纪初。在西方，英国的工业革命已经是轰轰烈烈了。1760年是瓦特发明蒸气机的年份，英国采取瓦特发明的蒸气机，进入大工业的生产时代。1760年是中国的乾隆二十五年，当时曹雪芹46岁，我们现在都重视的曹雪芹的那个叫庚辰本的抄本，就是乾隆二十五年的本子，最早的本子是乾隆十九年的，叫甲戌本。也就是说，到曹雪芹写完《红楼梦》的时候，正是英国的工业革命轰轰烈烈的时代，还有十四、十五世纪的文艺复兴等等这些西方一系列的思想文化的革命。那么，西方已经进入到工业时代了，中国还是在封建王朝的时代，这两者如此隔绝和曹雪芹有什么关系呢?我想有一点应该引起注意，从明代后期，传教士来中国的不少。中国当时虽然是封建社会，是个封建专制的黑暗王国，但是跟西方还是有沟通的，其中最多的就是传教士。最有名的一个传教士叫利玛窦，就是明朝万历初年来到中国的，万历三十年到的北京。其中有一点值得讲一讲，就是他在北京编了一本世界地图，当时北京叫《坤舆万国图》。在北京印世界地图了，中国当然也包括在这个世界的范围内。如果在北京印世界地图而不把中国包括在内，那是不可思议的事。这证明中国已经列入到全世界的范围，也证明西方不断有传教士到中国来，而且把西方的科技知识、医学知识、生理知识不断地传到中国来。比如中国人原来的习惯，认为思考问题是心，所以常说凭良心。其实，心不管思维。那么是什么时候知道心不管思维，是由脑子来管思维呢?是康熙年间传教士带来的。这在我们清代学者的著作里面有明确的记载。这说明西方和中国，虽然一个已经是资本主义社会了，一个还是黑暗的封建王国，但是两者还是有沟通的。其中主要的沟通人就是传教士，他们带来的科学知识在中国还是起了相当的作用。传教士来中国并不是到明代就终止了，康熙到乾隆年间，传教士还不断地来。举一个例子，康熙年间，中国国力还是很强的。一次罗马教皇命令一个到中国来的传教士回去，康熙皇帝热情挽留，给罗马教皇去信，说你们的某某人在我们这里住得很好，我们友好相处，希望他不要回去，还继续留在中国。罗马教皇不同意，又来信说一定要他回去。康熙就马上给他一个回信，说，"行，你一定要他回去，我马上把他的脑袋给你送回去。罗马教皇就吓得不敢再说话，也不要他回去了。这件事情一方面显示了康熙确实还是非常能干的。他和俄国人打仗也是一样，他的主旨就是，为了边疆问题，军队先打，一定要打得他们打不了了，没有办法了，再开谈判。这样，我们打了大胜仗，然后坐下来谈。所以康熙时候，国力还是很强盛的。那个时候，康熙身边也有很多传教士，把西方的文化、科学知识不断地传过来。所以，不要把清代早期的社会看成是一个黑暗的、完全封闭的国，跟外国没有任何联系，其实已经有比较多的联系了。这样，我们就可以理解，为什么中国内部也会有许多现代人觉得不可理解的思潮起来。
回过来要讲讲中国的内部世界，也就是曹雪芹时代中国的内部世界。
到了曹雪芹的时代，清兵入关以后已经一百多年了。经过长期的政治调整，已经从明代末年的大乱，"扬卅十日"，"嘉定三屠"这种屠杀政策经过调整以后恢复过来。到了康熙末年，乾隆初期、中期，国力已经相当强盛。这方面的主要证明一个是人口成倍的增加。康熙五十年颁布命令：征收人丁税，以康熙五十年的人丁数字为固定标准，以后增加的人口永不加赋。这道政策实际上是鼓励大家多生育，所以人口就猛增。到了乾隆时候，人口已经增到两亿多了。再一个是耕地的增加。到了康熙末年、乾隆中期，耕地面积成倍地增加，这证明了税收的增加，也证明了当时国库的充盈。为什么康熙到乾隆，有这么大力量不断地南巡，打那么多大仗?当时国家没有力量，不可能有这种举动。所以，到了乾隆时期，国家的经济财政繁荣起来了，发展起来了，人口孳生了，商业繁荣了，大城市增加了。当时南京、杭州、北京、天津、武汉、广州，还有很多城市，都是著名的全国性的商业大城市。而且从明代后期，已经有对外的口岸。清代初年，海关关闭了一段时间，到了台湾收复以后，海禁就开了。曹雪芹的舅祖李煦就曾做过广东巡抚，管过海关。《红楼梦》里面涉及到西洋国，这就是一个原因。所以由于这个原因，清代到了康熙乾隆时期，经济恢复了。因此，从明代后期所发生的资本主义萌芽这种经济形态，也不断往前发展。到了康熙时候，就是曹雪芹的祖父曹寅的时代，南京的纺织业的发展很快。曾经有一个文件，是请求曹寅向朝廷申请开放纺织业方面的限制，也就是不要限制织布机的数量，曹寅答应了，奏明了朝廷，于是就开放了限制。南京的纺织业开放以后，织布机的数量成倍成倍地增加，这都有历史记载，我也都引用在我的书里了。这也进一步地证明了工商业的飞跃发展。当时有一部分贫困的农民出卖劳动力，在南京有指定的几个劳力市场，劳力每天早上到那里去等，谁要劳力，也就到那里去雇工。这里面有的是短工，有的就长期雇下去了，这都有记载。这一点也说明尽管中国比西方晚了很多时间，但是到了这个时候，我们的社会有一种新的经济因素也已经在蓬勃发展了。资本主义已经从萌芽开始发展了，这是必须注意的时代动向。
可是，整个社会还是封建统治，尤其是思想统治。顺治、康熙、雍正、乾隆，都提倡程朱理学。程朱理学的统治是非常严厉的。举一个例子，雍正七年，有位大臣叫谢济世写了两本书，一本是《大学注》，一本是《中庸疏》。当时康熙有一段话说，从朱熹以来五百年，他所讲的话，没有一个字可以改动的。那就是康熙的钦定。所以凡是读四书五经这种书，都必须要以朱熹的注释为准。谢济世知道不知道康熙的话呢，还是什么原因，他偏偏要注释大学中庸，而且明确声明：我的注释完全不用朱熹的一套，我有我自己的看法。这一下就违反了钦定，就是犯了大逆不道的罪，谢济世于是被杀头。文字狱从康熙二年庄廷罐的文字狱以后，层出不穷，举不胜举。上面举的例子是雍正七年，那时曹家已是抄家以后了(雍正六年抄的家)。当时曹雪芹大概十五六岁，他对此当然是记忆犹新(他那时还没有写《红楼梦》，是乾隆十九年写成的《红楼梦》，"十年辛苦不寻常"，所以大约是乾隆十年，或乾隆九年开始写书，那时距雍正还有一段时间)，这是前车之鉴。到了乾隆二十年，又有一个文字狱，一个叫胡中藻的人写了一句诗："一把心肠论浊清"，被人告发了。在"清"字前面加个"浊"，不就是把大清说成是污浊的吗?那时对于少数民族，汉人常说他们污浊，不干净，当时就是这么骂少数民族。在今天来说，这当然不符合我们的政策，都是兄弟民族，是一样的。可是那时的民族隔阂很大，这样，当有人告发在"清"字前面加个"浊"字明明是对满洲民族的诬蔑，因此就论斩。那个时候的文字狱，不是我们现在所想的惩罚一下那么简单，而是全家满门抄斩。在这样的情况之下，一个是严厉的程朱理学的统治，一个是不断的文字狱的发生，曹雪芹在这个时候要写《红楼梦》，这些都是他的障碍，都是他必须要思考的。
程朱理学那样严厉的统治，也造成了另一个相反的情况：一大批有识之士起来反对它。反对程朱理学，也不是从清代开始，明朝，甚至是从朱熹的同时代，就有人反对他。当时陆九渊提倡心学，就反对朱熹的学问。从陆九渊往后传，到了明代的后期，李卓吾的学问就是从陆九渊的心学发展起来，而且大大地扩充了他的学问。李卓吾非常明确地反对程朱理学，甚至于连孔孟都一起反对。他觉得这些都是没有根据的，自己写了很多书。后来，当朝廷通缉他时跑到了通州。当时他的书写了不少，基本上已经写完。在通州的一个叫马经纶的朋友家里，他病倒了。他的行踪被当时的封建朝廷发觉后，把他从朋友家里抓走了。当时他已经病得不能走路，就被抬到了北京，关押在监狱里。他的这个姓马的朋友是真正够朋友的，自己跑到监狱里和他一起住。为什么我要讲李卓吾呢?因为《红楼梦》里面不少思想，特别是贾宝玉的许多话，都是李卓吾讲过的。从李卓吾的书里可以查出根据来。我现在查出来了，就都引出来了，而且都写明是引自李卓吾哪一本书，哪一篇文章。李卓吾被抓到北京以后，被严刑拷打，问他为什么诽谤圣人。李卓吾理直气壮地回答，我没有诽谤，你们诽谤了，你们讲的孔孟之道全不对，你们歪曲了孔孟的意思(也就是程朱都歪曲了孔孟的意思)，我是发扬圣人之道，你们不应该阻止我纠正你们的错误。朝廷当然不会听他的，恰好马经纶父亲病危，他赶回通州料理。他走后，李卓吾就在监狱自杀了。自杀得也很惨，用给他送饭的碗砸碎后的碗片，割断了喉管。但是刚割了一半，被狱卒发现了，就问他(因为他剃的光头)，和尚，你疼不疼?他说不疼。又问他，和尚，你为什么要死?他说我的事情都做完了，我该写的书都写完了，可以死了。我觉得《红楼梦》里面有不少最激进的思想，都是李卓吾书里有的，可以查出来，而且有的原话都没动。也就是说当时程朱理学这样严厉的统治适得其反，引来一大批学者起来反对。从清代初期的顾炎武、傅山、戴震(戴震是曹雪芹同一时代的)、唐甄(比戴震稍微早一点点)，还有戴震以前的颜元等等，这些人都是坚决反对程朱理学的。戴震有一段故事对我们读《红楼梦》有启示。戴震小时候在私塾读书的时候，老师给他讲四书五经，讲朱熹的注。戴震问老师，孔孟是什么时候的人?老师告诉他是战国时候的人。他又问朱熹是什么时候的人?老师说当然是南宋时候的人了。戴震又问，战国跟南宋相差多少年?老师说大概两千多年。戴震于是就问，那么两千多年以后的人怎么能知道两千多年以前的人讲的话的真正意思呢?有什么证据呢?老师被他问得没办法回答，说这个孩子将来可不得了。实际上这段话包含的意思就是：这都是杜撰，是自己想的，并不是真正得到什么根据。《红楼梦》里写有一次，别人问贾宝玉给林黛玉起"颦儿"这个名字有什么根据，他说出自某某书。别人笑他是杜撰，他说，光见我杜撰?杜撰的多着呢!．所以把《大学》以外的书全扔了。其实这段话就是引用戴震的故事情节。这就是说，到了清代这个时期，程朱理学严厉的统治招来了一大批反正统的思潮。
所以，我觉得《红楼梦》的写作有两个根本的原因：一个是时代的激荡和社会思潮给他的刺激，还有一个是家庭的败落。家庭败落使得他看透了世家大国的形形色色，所以就激发他写了这部《红楼梦》。所以我觉得从当时的内部世界来讲，一个是资本主义萌芽的经济状况越来越发展，人们也越来越要求自由；另一个是思想统治越是严密，反对越是强烈。这些反潮流的思想，对曹雪芹肯定有很大的影响。这就是我要讲的《红楼梦》当时的内部世界的一个大概的情况。
现在我们知道了，鉴于当时时代的原因，曹雪芹不能明明白白地写，而是要绕很多弯子，因此造成了许多的误解。但是，总有一天，《红楼梦》会被人用科学治学的态度把它认识清楚的。(下略)
宁宗一 永恒帕困惑
--走向世界的《红楼梦》
作者简介：各位朋友：
宁宗一 全国《红楼梦》翻译研讨会邀请我参加此次盛南开大学文学会，今天又能荣幸地在大会上发言，在这里请允许院东方艺术系我表示深深的感激之情，并预祝大会圆满成功!教授 如果让我为自己的这个发言立一个标题，我想应当是《永恒的困惑》。
因为面对《红楼梦》，我的阅读心态始终是永恒的困惑；事实是，在阐释和书写研究《红楼梦》的文字时，我不仅下笔艰涩，而且深感思路的板滞，这样一个事实，这样一种苦恼，既是阅读与研究对象深邃意蕴所致，也往往是在大师和经典面前的一种说不出的无能为力。我无意把《红楼梦》神化，认为它是不可解之谜，也不认为它带有东方神秘主义的色彩而难于把握。我只是认为在它的面前，我们文学智慧的欠缺，我们审美思维力的贫困。然而，又有另外一面，那就是《红楼梦》在知识界、在经历了人生坎坷、具有了咀嚼人生况味的读书界和研究界，它的艺术魅力总是促人进行一次次的探索，或是说，它一次次引发你去阅读和发表对它的理解的冲动，尽管你也许事先充满信心；也许你半途搁笔、掩卷沉思；也许你下笔万言，但又不知所云；也许你被一种解释所征服；但你也许接受不了任何人的诠释，而自认为是曹雪芹的知音，公然认为自己是深"解其中味"的能人；也许诸多理由的合力促使你有一种通脱的理解。于是在读书界、研究界给我们打开了《红楼梦》阅读史上的前所未有的景观。就是在一个多月前《文汇读书周报》发表了华东师大中文系主任陈大康先生的大作，他用统计数字，明确指出在共和国建国后，《红楼梦》在各个时期古典文学研究的所有论著中占有"半壁江山"，即只要有两篇古典文学研究论文，即有一篇是研究《红楼梦》的，这样一份详尽的数字摆在你面前，是喜是忧?远的不说，自二十世纪一开头就有对《红楼梦》的各种说法，到了上个世纪五十年代的批俞批胡，《红楼梦》研究的悖论出现了，一是它走进了广大群众中间(其政治原因、动因是不言自明的)；一是在拨乱反正以后，当人们真的想对《红楼梦》讨个公道、有个恰如其分的说法时，《红楼梦》又成为很多小说研究者的关注焦点，它变成了所谓的"显学"。就是凤凰卫视的圣凯诺世纪大讲堂请来了北大艺术系主任叶朗先生，叶先生也没讲他的美学，而是讲的《红楼梦的意蕴》，这到底是怎么个原因?我想《红楼梦》的研究相似于英国对莎氏的研究、法国对巴尔扎克的研究、俄国对托氏的研究，它们似乎都一一证明《红楼梦》是说不尽的，这里用得着歌德论莎士比亚的一句话了："人们已经说了那么多的话，以至看来好像再没有什么可说的了，可是精神有一个特性，那就是永远对精神起着推动作用。"歌德评莎氏的话可以移用来看待《红楼梦》，因为作为一部伟大的精神产品的《红楼梦》也必将对我们的精神和思维空间起着拓展的作用，回过头来，又是对它的新的解读。这是因为：人类社会的发展和人类自身的思维发展存在着无限的可能性，于是一部经典对不断发展的人类社会和人类自身思维的发展就会有无限的阐释的可能性。
我今天要讲的有三个问题，想借此机会求教于在座的各位朋友：
一、文本主义者：我的学术立场
二、面心灵史：难度、困惑与误读
三、审美结构的三个层次：谈谈《红楼梦》的不朽魅力，它的象征意蕴。
首先谈第一个问题：中国小说研究界熟悉我的都知道我对《红楼梦》没有过深入研究，只是在学习红学专家诸多研究该书的论著后，确实觉得对《红楼梦》的解读，"回归文本"并非是一个过时或不必再絮叨的策略，质而言之，我认为它起码是一个重要的研究策略。于是我才把自己对《红楼梦》的一贯的学术追求即文本实证和理论研究相互应照的思路作为自己的学术理念，因为，无论从宏观小说学角度看还是从微观小说学角度看，《红楼梦》文本都是一切读者关注的对象。因为，无论古今，小说家得以表现自己对人生、社会、心灵和艺术的理解的惟一手段就表现在文本之中，同时也是他可以从社会、人生、心灵和艺术中得到最高报偿的手段，因此，对于读者来说读懂文本这是最起码的基本功，至于对任何一个真诚的小说研究者来说，细读文本和尊重文本都是第一要义。可以作为参照系的是西方文学史中的作家本位和文本本位之争。法国批评家圣伯夫是作家本位论者。他认为绝不能把人本和文本分开。必须收集一切有关作家的材料才能阐释作品；而文本本位者是稍后的普鲁斯特。他认为作家的真正自我仅仅表现在文本之中，而且只有排除了那个外在的自我，才能进入写作状态。据说更多的一流作家都本能地站在普鲁斯特一边，像海明威就明确地说："只要是文学，就不用管谁是作家。"而福克纳更干脆告诉他的传记作者："我的雄心是退出历史舞台，死后除了发表的作品以外，不留下一点废物。"
我上面的话，不外乎要表达一个意思：无论文本主义还是作家本位以及其他主义，我们都可择善而从，这里既无高下之分，也无是非之别。事实上在面对《红楼梦》时，就像研究任何伟构一样，肯定有着省略些什么，遗忘些什么的可能，因此我有理由认为，《红楼梦》的研究在一定意义上就意味着有些"遗忘"，我相信这是我们可能对《红楼梦》这一时代巨著进行描述的大前提。这是第一层面的意思，即我为什么选择《红楼梦》的文本研究。
选择"回归小说文本"的策略的第二层面，是和我一直对于 "心史"，特别是知识分子、精英作家的审美化心灵史抱有浓厚的兴趣有关。我可以坦诚地告白，我从不满足"文学是人学"这一过分笼统的界定，而是更看中文学实质是人的性格学、灵魂学、是人的精神活动的主体学。因为是心灵使人告别了茹毛饮血的生存方式，是心灵使人懂得了创造，懂得了美和价值观，也是心灵才使人学会区分爱与恨、崇高与卑琐、思考与盲从。而一切伟大的作家最终关怀的恰恰也是人类的心灵的自由，他们的自救往往是回归心灵，走向清洁美善的心灵。曹雪芹不正是以他的纯真的心来写作的吗?事实上文学史上一切可称之为伟大的作家，哪位又不是做着"我心"的叙事?时至今日，不管对《红楼梦》有多少分歧的说法，但都把《红楼梦》的文本看作是曹雪芹心灵独白的外化，而我更把它看作是曹雪芹心灵的绝唱。因此，在文学创作和文学研究界，在一番"向内转"的趋势中我们终于看到对《红楼梦》的阐释不只有"一种"，而"一种"阐释也逐渐从研究论著中消失。对《红楼梦》心灵文本的追寻，使这部旷世杰作的多义性成了它艺术文化内涵的常态，而对《红楼梦》任何单一的解析都成了它艺术内涵的非常态。事实上，正因为对《红楼梦》心灵文本的追寻，才极大地调动了读者思考的积极性。每一位读者都有可能根据自己的生活经验和审美体验，思考《红楼梦》文本提出的问题并得出完全属于自己的结论。基于此，我的审美追求才使我更愿与凝聚为文本的曹雪芹心灵进行对话和潜对话。因为我感觉到了这种对话和潜对话，其实也是对自己心灵、魂魄的传达--对人生、对心灵、对小说、对历史，当然也是对《红楼梦》的深一层次的思考。
长期以来，我不断思考一个问题，文化史曾被大师称作心理史。因此文化无疑散落在大量典章制度中、历史著作中，但是，它是不是更深刻地沉淀在他们的心灵中?所以要寻找文化现场，是否应当到作家的心灵文本中去勘察?令我们最感痛心的和具有永恒遗憾意味的是，历史就像流沙，很多好东西都被淹没了，心灵的文化现场也被乌云遮蔽得太久了。但我们又是幸福的，我们毕竟拥有《红楼梦》这样难以超越的心灵文本，在追寻曹氏的足迹时，首先去追寻他的心灵文本不是每一个热爱《红楼梦》的读者的当务之急吗?然而曹氏又是一个例外，对于我这个文本主义者来说，他是惟一一个需要附加条件进行解读的作家。如果我们不读他的传记，不理解他的生平事迹，我们就不会知道他是一个用生命写作的作家。他的小说中，有他人生太多的泪水，有他人生真实的写照。生命的体验只能用生命进行写作。如果他没有对爱情那么深刻而又强烈的体验，没有那么执着而又美好的眷恋，他怎么可能把小说写得像神话一样美?一切美的东西都可以成为小说，一切美的小说都是神话。
现在我谈第二个问题：面对心灵史：难度、困惑、误读。
如果说文学大师的叙述，记录的是人类的灵魂史，经典是大师的精神遗嘱的话，那么《红楼梦》是为典型。《红楼梦》在最准确意义上为我们记录了人类的灵魂史，他的《红楼梦》是给我们留下的精神遗嘱。正是基于此，解读曹雪芹和追寻《红楼梦》这部难以企及的心灵文本，人们可想而知，它的难度会有多大。问题是，一当你面对心灵的时候，诸多困惑和摆在你面前的诸多难题是无法一一解读的，弄不好准会陷入误读中，尽管我们是如此不情愿地当那个误读者，但是我们经常掉入误读的陷阱。
那么为什么我们在面对曹氏的心灵时有那么多的困惑呢?因为按照易生的说法：写作本身就是坐下来审视自我；而昆德拉在倡言小说是"欧洲的创造物"这个并非全面的说法时，他毕竟接受了奥地利作家布罗赫对小说的厘定，即"小说惟一存在的理由是发现惟有小说才能发现的东西"。因此对于曹雪芹的小说发现，他的小说智慧，我们是难以一一把握的。记得陈寅恪先生在谈到历史研究时也是强调"发现"意识是一个历史研究者的必要品质。那么，我们会很快了解到曹氏的发现，恰恰需要我们的再发现，而再发现之难又在于，曹雪芹从来没在他的小说中扮演历史、生活、人生的教父，更不扮演社会生活的法官，更多的是，他总是成为人生、命运的叩问者，只作人生、命运发展的多种可能性的想像者。进一步说，对于别的经典作家来说，比如像孤独，仅仅是指一个作家的写作心态，但对于曹雪芹，则是一种生存状态了。于是在《红楼梦》中我们看到的真正属于小说本体的东西，比如《红楼梦》询问什么是个人的奇遇；他也在尽力探究心灵的内在事件；揭示隐秘而又说不清楚的情感；触摸鲜为人知的日常生活角落的斑痕；捕捉无法捕捉的过去时刻；缠绵于生活中的非理性情状，等等。这一切，作为当代人，即使有人生感悟和深刻的历史感以及审美体验，也不是一下子就能把握了的。所以我过去就有一种慨叹：《红楼梦》的不可译，无法译是因为它太难以传达了。对翻译我是外行，我不敢把这一问题延伸，但我可以在文学艺术改编中举上一二个人们常说的最浅俗的例子来说明《红楼梦》的心灵内蕴是何等地难以把握。
例子之一：黛玉刚进荣国府，小说有一段人人皆知的精彩描写。小说写凤姐看到黛玉，说了一段恭维的话，意思是：呀，这个妹妹真是出息的好，这么漂亮，这么出众，看起来不像是老太太的外孙女儿，倒像是嫡亲孙女儿。这段话内涵很深，不是凤姐的故和一般恭维话。好了，现在我们看到上海搞过一部越剧电视剧，它把这段话编成一段唱词，意思是：林妹妹这么不同寻常，不像老太太的外孙女儿，却像是九天仙女下凡来。请看，都是恭维，可是恭维错了对象，这就首先犯了一个误读的错儿。为什么凤姐要说不像老太太的女儿，倒像老太太的嫡亲孙女儿?因为外孙女儿是外系的，而孙女儿则是老太太的直系。凤姐说的话表面恭维林黛玉，内里则是恭维老太太的。所以我们才说凤姐会说话嘛。这种细节在小说描写中比比皆是，我们即使准确翻译过去了，外国人也不见得理解其中的意味，因为这是属于心灵层面的东西。
例子之二：一次紫鹃试探宝玉说，我林家人终究是要回林家的祖籍，早晚要走的，于是宝玉来了一次歇斯底里大发作，又是闹又是病，怎么也不让林黛玉走。这局面是相当难堪的，而且谁都能窥察出背后有违纲纪的隐衷。而这时候贾母也已经对林黛玉不怎么感兴趣了，她已经把兴趣转移到宝钗身上了。当时的情景非常狼狈，这时候薛姨妈的劝慰就极其得体，把这个尴尬的局面给糊弄过去了。她的话大意是：他们两个人从小一起长大，突然的一下子要分手，别说是他这么个傻孩子，实心眼儿的，就是我们大人都受不了。她这几句话，是给贾母面子的，给了老太太一个大大的台阶下。为什么林黛玉始终是那么别扭，又要探宝玉的口风，又不让他把话直接说出，贾宝玉一旦把真情表露出来，林黛玉就觉得受了冒犯，大生其气，这是什么道理?这就是中国女性的含蓄和尊严。即使是对宝玉这样视女孩子为水，视男人为泥土的人，林黛玉也不得不防着一手。倘若她认可了她对宝玉的私情，她的价值就会一落千丈，所以她特别不能容忍贾宝玉露骨地向她吐露情感，将其视为轻薄，而内心又非常迫切得到爱情的保证，心情表现得非常复杂，这些，一般读者不易把握，外国人更会觉得不可思议。我曾开玩笑地我的研究生说过：把中国小说翻译过去不行，那要加很多注释呵，加多少注释也不行，真得用中国评点派的办法，一一评点才可以，不然很多象征性的、潜台词的东西不易理解。
例子之三：宝玉挨打。宝玉为了艺人蒋玉菡挨了父亲的打，挨打之后，很多人去看宝玉，黛玉自己也去了，她面对宝玉伤心到了极点。黛玉就说了一句话："你就改了吧!"宝玉回答说："妹妹你放心，为了这些人，纵是死我都甘心的"。这话实际上是宝玉的一次真正的袒露心迹。他话中的"这些人"，说的是蒋玉菡等人，指的却是包括与林黛玉的儿女私情在内的叛逆性情感。这话林黛玉也听懂了，从此之后便平静下来，再也没闹小心闹别扭了。对这段情节，王文娟的越剧《红楼梦》把这段探病的情节安排到前面去了，于是在贾宝玉说过此话之后，又连续发生了他们的吵嘴的过节，艺术逻辑乱了。这事曾让大的已故老教授吴组缃先生很犯了一阵肝气，他认为这是地把曹雪芹误读了。同时也大大地暴露出改编者缺乏对中国伦理文化的常识。这说明，吴先生看得很清楚，《红楼梦》的写实情节的严格与缜密，不会有一丝一毫的疏漏，也就是说《红楼梦》的写实层面是如此严丝合缝，毫无漏洞，栩栩如生。但我们还是忽略了一件重要的事情，那就是我们忽略了这部作品的创造者的心灵世界，即那最不易发现的心海潜流。心灵文本中不易发现的潜流是心灵中最细微处，最微妙处，即心灵的最敏感处，也即是心态的变迁。作为一种精神流动体的心态，它更受个人遭际的影响，而不断变动游移。生活的变迁容易把握，而曹雪芹却总是深入底里，把握心态的变迁。因此，在我们认真观照《红楼梦》的心态时，我们会发现，曹雪芹最了不起的是他从不把笔触放在"过去"就已经凝结的东西，而是善于把"尚未"被规定的精神现象捕捉住，并用不动声色的笔触表现出来。所以曹雪芹小说中的每个人物每个情节乃至细节都是一直处在"制作"中，在"创造"之中。谈《红楼梦》这部心灵文本，让我们陡然想起了斯汤达最喜欢说的话："重读自己"。我认为任何谈及心灵的写作都带有强烈的回忆与反思的色彩，它是一种对自己的"重读"，因为当一个人提起笔来进行叙事时，首先他需要面对的正是自己。他的观察、感悟、体验、想像，包括对人的评判都包容在这个人生中的"自己"里面了，"自己"既是起点也是终点。正因为如此，这属于心灵写作的《红楼梦》，这"重读自己"的《红楼梦》，我们即使熟读以后，还是有些"隔"，因为"不隔"是不可能的，因为《红楼梦》只能是属于曹雪芹心灵的叙写、回忆和反思。因此我认为谁也别说读懂了这部大书。读后困惑、有一大堆疑问、一大堆难题是正常的，而诸多误读也正发生于此。
曹氏永远不是一个纯粹的小说家，我们对他的认识始终是不全面的，或者说是在不恰当的意义上来理解曹雪芹。所以我说他是一个用生命写作的作家。巴尔扎克当年想用手中的笔征服欧，洲，有人又说安徒生想用手中的笔征服世界，因为他征服世界的征途是从孩子开始的。而我们的曹雪芹征服世界的征途是从心灵开始的。所以他的宽容、仁慈、同情、善良、正义的理念都蕴藏在他的作品之中。而这一切你似乎只能从一个角度把握和理解吧!第三个问题：是想谈谈读《红楼梦》时体悟到的审美结构的三个层面。重点谈谈象征意蕴，我想这是理解《红楼梦》的关键。上个礼拜凤凰卫视的世纪大讲堂，叶朗先生讲《红楼梦》的意蕴，也是从三个层面分析的，他认为过去的解读只是从两个层面上分析，一个层面是说《红楼梦》在反映社会生活广阔图景的广度和深度上是一部前所未有的作品。第二个层面是谈悲剧性，曹雪芹提出了一种审美理想，而最终表达的是美的毁灭。他说曹雪芹从汤显祖!继承了情的概念--"大致谈情"，寻求的是人间的春天。第三个层面，叶先生认为是别人没有谈及的，即《红楼梦》处处渗透着曹雪芹对整个人生的很深的感悟，哲理性的感叹，即人生感、历史感。作品的意蕴是形而上的层面，这是被人忽略的层面。他还说，《红楼梦》是对人生的终极追问，对命运的感叹：有限人生。于是使小说充满了忧郁--何处是归程。叶先生讲得很好。但我认为是否还可以补充一些呢?有没有可能拓宽新的阅读空间呢?因为叶先生所谈及的第三个层面，蒋和森先生、何其芳先生其实在上个世纪五十年代末已有所涉及。《红楼梦》和一切经典一样，都是作家心灵折射出来的历史之光，然而首先是因为它们具有美的形式，从而成为人们的审美对象。所以从审美结构来看，传世之作都包含三个层次：①表层是各种形式美因素及其所唤起的意象；②中间层次是意象所指示的社会、历史内容；③它的深层结构则是超越题材和超越时空的具有象征意味的深刻意蕴，即它揭示了某种普遍性的哲理心理内涵时，这个作品就获得题材之外的象征意味。这种具有象征意味的哲理心理内涵，人们就叫它"象征意蕴"。根据我的理解：
在第一个表层层面上，即形式美因素及其所唤起的意象是：曹雪芹凭借对活生生流动的生活，以惊人准确、绝妙的艺术感觉，在生活的激流中作急速眩目的旋转，他让你在他的小说中看到的是幽光狂慧，看到天纵之神思，看到机锋、顿悟、妙谛，感到如飞瀑、如电光般的情绪速度。所以在第一层面，你被他的形式美所吸引，因为你看到了曹雪芹美的文笔，以及对美的发现的能力，于是也愿意更诗意地看待生活，看到美文。
第二层面，是中间层面，即意象所指示的社会历史内容。对于这一点，我的阅读心态是极宽容的，因为事实早就证明不同的读者，不同的年龄段，不同的时代，不同的心态，不同的立场，不同的视点，看到的重点就完全不同，或同中有异，异中有同。所以我宁愿把《红楼梦》看作是一座有多扇窗口的房间。不同的人从不同的窗口看到的会是不同的天地，有不同的人物在活动，这样我们面前就会出现一个完整的世界，比如从一个窗口望去，我们看到了一个大家族的兴衰史；从另一个窗口望去，是令人动容的宝黛爱情悲剧；从这个窗口望去，那是众多女性的悲剧命运；从这个窗口望去，是处在底层的女奴的反抗；又从那个窗口望去，是妻妾的争风吃醋，帮闲的吃喝玩乐，一幅典型的朱门酒肉臭的图景；再换一个窗口，我们看到卖官鬻爵，贪赃枉法；还有一个窗口，我们不时看到一个独特人物，像王熙凤身影，她是一个无所不在的人物。面对这些窗口，读者也许只站在一个窗口看，那没错；如果站在两个窗口再看看，可能更好些；如果在各个窗口前都浏览一番，那就是中间层次揭示的社会历史内容了。我们过去确实关注的是、了解的是、分析的是中间层次。然而，高级的审美和阅读活动则应该进入审美的深层结构，即应努力把握《红楼梦》的象征意蕴。
在我看来，《红楼梦》绝不以叙述一个故事并作出道德裁判为目的，甚至不十分注意他的读者的接受程度，他真正注重的是表现自我。而《红楼梦》恰恰是作者经历了人生的困境和内心的孤独后，对生命的感叹。曹氏不注重人生的社会意义、是非善恶的评判，而是倾心于人生生命况味的执着品尝。他在小说中，倾心于感悟他的主人公和各色人等坎坷的人生际遇、他们内心种种酸辣苦甜的感受和体验--生命的体验。我们读者千万不可忽视和小看了这个视角和视位的重新把握，以及精彩选择的价值。从一般的写历史，写社会，写人生到执着地品尝人生的况味，这就在更宽广、更深邃的意义上，表现了人性，表现了丰富的心灵世界。而这正是各个时代，各种人都具有的感受和体验。
从《红楼梦》的接受史来观照、体验和体现人生况味，是这部伟大小说的艺术魅力所在，也是它和人们对话最易沟通，最具有广眨性的话题。读者面对小说中人生的乖戾与悖论，承受由己及人的震动，这种心灵的颤栗和震动无疑是《红楼梦》所追求的最佳效立，因为对于广大读者来说，他们之所以要窥视不属于自己的生活2氚程和生命体验，不只是出于好奇，而更重要的是通过与书中的世界各种殊异的心灵相识，品尝人生的诸种况味。于是作者和读者在一个聚焦点上会合了，原来作者和高层次的读者都在追求人类心灵的自由。呼唤和渴望心灵的自由既是作品的真正主旨，也是渎者的渴望，于是呼唤人类的心灵自由在作品和读者的阅读中契合了。这就是《红楼梦》的象征意蕴。象征意蕴成了《红楼梦》与各个时代的读者建立情感联系的中间环节。而象征意蕴的内涵正在于曹雪芹的小说揭示了世界人生普遍的哲理心理内涵。如果说鲁迅的《阿Q正传》的哲理心理内涵是通过阿Q的形象概括出了人类世界的荒谬性，那么各民族的读者也能从阿Q身上看到了这种荒谬性，至于《红楼梦》则是通过"自我形象"、"自我情感"，概括了世界受到封建意识形态的禁锢而要求、渴望、追寻心灵的自由。这样的哲理心理内涵既概括了中国人的民族精神，同时我们也会从世界各族读者中听到这种对人类呼唤心灵自由的共同声音。于是《红楼梦》超越了国界的艺术魅力，随着全球的文化沟通，会有更多的人领会其意蕴，我想这可能是从一个侧面把握《红楼梦》心灵文本的内核吧!
总之，曹雪芹和他的《红楼梦》的伟大，在于他把自己的生命和小说连接在了一起；曹雪芹的天才，在于他利用小说这种文体展现了人生的多重层面(几乎没有一个作家可以与之媲美)。他给小说提供了一种无限的可能性，最大地诠释了小说的精神。我更愿意在哲学意义上膜拜曹雪芹。他的小说总在暗示我们：曹氏是一个诗人、一个美学家、一个伦理学家、一个心理学家、一个哲学家，一个绝好的知己。无论在哪一个意义上，他都是不可取代、不可超越的。
谢谢各位朋友能听完我的发言，谢谢在座的每一位朋友给我这个宝贵的时间，并且能和大家进行这次有意味的交流。
叶嘉莹 漫谈《红楼鹜》巾昀诗词
作者简介：在开始讲《红楼梦》诗词前，我想先讲几句话。叶嘉莹，因为我是讲诗词的，而《红楼梦》中确实有很多诗女，加拿大皇词。对我们这个古典诗词，有的年轻人没有那么高家学会院士，的兴趣；而对于《红楼梦》兴趣比较大。所以我也南开大学文学常常在讲课中，被学生提问："老师，您常常讲诗院中国古典文词，那《红楼梦》中的诗词怎么样呢?"借此机会，我化研究所所长就回答一下大家的好奇的问题。
我首先要说的，在我的感受里，在过去教诗词的体验中，我觉得对真正的诗人之诗与小说中的诗要分别来看。古代的诗人词人，像杜甫、李白写的诗，苏东坡、辛弃疾写的词，这些诗人、词人的作品，如果说把《红楼梦》的诗词放在那些诗人、词人中去衡量，它实在不能说是很好的作品。但这样的衡量是不公平的。因为这不是曹雪芹自己的诗词，而是曹雪芹的小说里面的诗词。而如果作为小说里面的诗词来看待，那我觉得《红楼梦》中的诗词是了不起的。
在曹雪芹写作的时候，其实他小说中的诗词是分为几种不同类型的。简单说来大概可分为三种不同类别。这三种类别，若是以诗词标准来说，我认为还是有高下之分。有一类诗词是作为一种暗示的性质，预先要介绍小说的人物，对小说人物预先用诗词来介绍。这一类作品，我简单举两个例子。金陵十二钗副册的判词。金陵十二钗分为正册和副册，就是《红楼梦》中一些女性形象。有些重要人物就在正册，还有些次要人物就在副册。这类判词对《红楼梦》中的人物做了简单、概括的说明，而且是用诗词来做说明。一个例子是香菱。大家都清楚，香菱是很不幸的一个人，从小被人拐走，又被卖出去，后来被薛蟠买去做妾。然后薛蟠娶了夏金桂，是一个性情非常淫暴的女人，香菱在她手下受了不少虐待。《红楼梦》判词里关于香菱的诗是这样说的："根并荷花一茎香，"香菱是菱角，生长在水塘里的，荷花也是生在水塘里的，所以说"根并荷花一茎香"。"平生遭际实堪伤。"因为她从小就被卖出去了，卖给人家做妾，而且是在大妇的淫暴下，受尽屈辱和虐待，当然是"遭际堪伤"。"自从两地生孤木，致使香魂返故乡。"两地生孤木，是拆字的谜语。说的是薛蟠的妻子夏金桂，薛蟠娶了夏金桂。两地生孤木，是桂花的桂字。一边是木，一边是两个土字。用一首诗简写香菱的一生，好像一个诗歌的谜语，而且用了拆字的办法。所以严格说来，这个不能算是很好的诗。但是曹雪芹在小说里面，用这样的话，这么简单地概括了香菱的一生，自然有一种微妙的作用，这是一类的作品。再如金陵十二钗正册的判词，金陵十二钗中最重要的两位女性，一个是林黛玉，一个是薛宝钗。曹雪芹用更短的一首诗，总括了两个人不同的身世和命运。诗句是："可叹停机德，堪怜咏絮才。玉带林中挂，金簪雪里埋。"停机德，说的是薛宝钗。宝钗一般说，在做人方面她表现得非常有修养。"堪怜咏絮才"，说的是林黛玉的才华过人。"玉带林中挂"，是林黛玉。这里用了谐音，"玉带"的带字，就用的谐音，谐音成"黛"字，就指林黛玉。"金簪雪里埋"，金簪就是宝钗，头上戴的金银，"雪"就是谐音"薛"。
像这一类《红楼梦》金陵十二钗的正副册判词，用了很多拆字、谐音的办法来总括小说里面的那些主要女性的生平。这一类作品，作为小说来看，是非常巧妙、非常恰当地来掌握每个人的性格和命运，可是不是很好的诗词。
《红楼梦》中还有另外一类诗词，描写女孩子们组织诗社、词社。比如在菊花开时，组织菊花的诗社，大家都写菊花诗。春天柳絮飘飞的时候，大家就组了柳絮的词社，填关于柳絮的词。这一类作品也有它的特色。一般说来曹雪芹的诗词虽然不能够跟古代真正的诗人、词人李杜苏辛等大家相比，但他真的了不起。因为他表现了各方面的才华，他用了各种写作技巧。刚才说他用了谐音、拆字，概括了金陵十二钗的一生。现在更进一步，曹雪芹作为一个男性，他要设身处地地替那些小说中的人物着想，林黛玉是什么样的性格，薛宝钗是什么样的性格，设身处地地设想每个人的遭遇，每个人的生平，每个人的性情，而按照他们的个性写出不同风格的作品来。这是很了不起的地方。我们也举两个例证看一看。在《红楼梦》第70回中，写她们大家结社来填写柳絮词。一篇是林黛玉的《唐多令》："粉堕百花洲，香残燕子楼。一团团，逐队成球。漂泊亦如人命薄：空缱绻，说风流!草木也知愁，韶华竞白头。叹今生，谁舍谁收!嫁与东风春不管：凭尔去，忍淹留!"这是林黛玉眼中的柳絮。"粉堕百花洲"，我们在中国大陆的北方，每到春天，比如我们南开校园，常随风飘舞着很多柳絮。在诗词里面，柳絮是非常美的。"蒙蒙乱扑行人面"，写得非常美，是"拂面沾衣"。想像之中是非常美的。"粉堕百花洲"，百花洲中有很多茂密的柳树。当暮春时节，柳絮纷飞的时候，"香残燕子楼"，燕子楼是一座美丽的著名的楼，相传有个美丽的女子名叫关盼盼的在里面住过。"香残燕子楼"是春去花落人亡的悲慨。春天的消失，是柳絮飘飞。"一团团，逐队成球。"柳絮看起来不像桃花、李花、杏花，红红白白的开在枝头。你什么时候看过柳絮在树上开了一树的花?没有。柳絮是才开就落了。苏东坡的一首柳絮词："似花还似非花，也无人惜从教坠。"你说它是花吗?它不像别的花开花枝头上，没有一个人爱惜柳絮。你们惜花、爱花，你们爱的是开在枝头上的红紫粉白的各种颜色的花，但哪个人真正爱惜过柳絮?
我一直还记得，印象深刻的是，我当年十多岁时，才考上大学。我是辅仁大学毕业的。辅仁大学男女分校；女校校舍在恭王府。而红学家周汝昌写过一本书《恭王府考》，他认为恭王府就是曹雪了，后来父亲也死了。所以她不得不只身一人寄居在贾赡。"漂泊亦如人命薄：空缱绻，说风流!"因为它这样在地上滚来滚去，像苏东坡所写"似花还似非花，也无人惜从教坠。思量却是，无情有思。"他说柳絮漂泊，好像有那么多情思，而且在地上滚来滚去，是团团旋转，是"缱绻"。缱绻，是一种徘徊，缠绵不断的样子。可是"空缱绻"，没有人珍惜它，它的多情缱绻是没有结果的。"空缱绻，说风流"，风流就是多情，无人珍惜它只是空自多情。下面又说："草木也知愁，韶华竞白头"。我们说草木是无知的，像絮这样的植物虽然是草木，好像也懂得了悲愁了。因为它的"韶华"，正是在美好的春天，而它却刚刚在枝上长出来。只要枝上的蕊一张开，它马上就落下来了。所以王国维也写过一首柳絮词，也用的是苏轼和章质夫的韵。王国维说它"开时不与人看"，开的时候，没有人看见。"如何一刹蒙蒙坠?"怎么没有一个人看见花开，而它就已经落下来了。所以，"韶华竟白头"。一开就落下来了，一开就是白色的。"叹今生，谁舍谁收!"柳絮有什么命运?谁珍重它?谁爱惜它?谁收拾它?"嫁与东风春不管，"因为它是随风漂泊的。嫁给东风了，它就委身给吹来吹去的东风。如果说春天有个掌握百花命运的春神，那个春神注意过它吗?怜惜过它吗?"凭尔去，忍淹留!"任凭你漂泊，任凭你坠溷沾泥，没有人珍重，没有人爱惜。"忍淹留"，你怎么忍心还停留在世界上?你生下来就是漂泊的，所以"凭尔去"。你最好还是早点消失吧，你怎么还能够忍心停留在世界上?这完全是林黛玉的性格、林黛玉的生平。可是你看同样在当时填絮词的，还有薛宝钗。这薛宝钗就不同了。这就是曹雪芹的妙处。他写黛玉是黛玉的性格；写宝钗眼，你在马上看我一眼。"一见知君即断肠"，古代女子封锁太久了，偶然看见一眼，一眼就断肠。可贾宝玉和林黛玉真的不同。他们不像张生和崔莺莺"一见知君即断肠"，然后两人在西厢就约会。至于《牡丹亭》中的杜丽娘连见都没见只在梦中也有幽会。而贾宝玉其实是不同的。所以警幻仙姑说古人所谓"淫"，说的就是一般的男女，是物质化的，是肉体的，是现实的。是这样的淫欲。而贾宝玉是意淫，与一般人是不同的。贾宝玉是属于心灵的，一种感情的。而贾宝玉还有很妙的一点。我认为，如果是一般的男孩子，对很多女人都表示好感，我们做女人的，一定觉得不赞成。你怎么能看见这个也觉得不错，看见那个也觉得很好呢?但如果是贾宝玉，我认为是可以的。因为贾宝玉第一是很纯的，没有邪恶。他对于女子，不像贾琏、贾瑞那么低下，一种物质的欲望的感情。你看贾宝玉对女子的关心。有一次贾宝玉觉得香菱这么好的女子，而遭遇这么不幸的生活，他不是要占有她，不是要对她怎么样。他想的是能为她做一点事，也是心甘情愿的。他听刘姥姥讲一个故事，说那个女孩子很贫穷，他就想去关爱她。他是一种仁者之心，一种同情，一种关怀。所以这是贾宝玉的多情，一种纯真的多情，而且他跟林黛玉的相知，冯先生也说，他和林黛玉的爱情，人之相知，贵相知心。不是只是"墙头马上遥相顾"，那种只是外表上，形色、肉欲的爱情，而是真正发自心灵的感情。
宝玉与黛玉是从小一起长成的，所以宝玉说："你看，林妹妹从来没有说过这样的混帐话。"可他们两个被人拆散了。你说生命的意义和价值是什么?有一位国内研究哲学很有名的先生，说，真正使人生有意义、有价值的就是爱情。可是你现在证明，爱情，不用说两个人本人，自己都可以改变。就算两个人是发自心灵的爱情，是不可改变的爱情，林黛玉和贾宝玉结合了吗?没有啊，没有。所以你发现你在世界上追求的一切都落空了。在仕宦方面，你说你要挽救国家民族，这个，你不去官场中做官，你不去蹬这亍昆水，你有什么资格说救国救民?你什么机会都没有。所以说"无材可去补苍天"，你追求爱情，爱情你能够得到什么?就算你果然一辈子不是白白过去了?你没有完成你自己，你的追求都没有得到，这是"顽石偈"。是《红楼梦》的开宗明义的第一首诗。"无材可去补苍天，枉人红尘若许年。此系身前身后事，倩谁记去作奇传?"是贾宝玉的悲剧。贾宝玉的追求的落空，他对人生的失望，这是第一首诗。
我说过《红楼梦》中有几类诗，而这些借书中情事写作者自己悲慨的诗是值得注意的。因为这类诗表现了作者写作《红楼梦》的内心的感情，他内心的真正的动机，所以他不但写了那首诗，"无材可去补苍天，枉人红尘若许年。此系身前身后事，倩谁记去作奇传。"是贾宝玉的悲剧。所以书名本是《石头记》，是石头一生的悲剧。他最后还写了题石头记的一首诗，"满纸荒唐言，一把辛酸泪!都云作者痴，谁解其中味?"所以《红楼梦》与中国其他的古典小说的一个最大区别就是，中国的古说有的是历史的演义，像《三国演义》，许多小说都是某朝某代的假托历史，从历史中挑出某个事件，把它演义成的；又或是写神怪的《西游记》；要不就是写其他轶事传闻的。而《红楼梦》不是，它是地地道道的创作。并不是根据一段历史，一个神怪的传说，而是作者真正的从内心抒写出来的，是他自己生活的经历，是透过他自己对于生命的体验写出来的作品。他假托是"荒唐言"。因为有一些他不愿直说，不能够直说。他假托很多道士和尚、绛珠仙草，青埂顽石。你从外表上看都是荒唐言，但里面是"一把辛酸泪"，是作者平生对生命生活，对人生的悲哀、苦难的体会。人一生追求仕宦，仕宦不干净；追求爱情，爱情是落空的。所以他另外有两首诗，一个写一般人所追求的物质层次的落空，一个写爱情层次追求的落空。一个是《好了歌》，写世人追求物质的落空。"世人都晓神仙好，惟有功名忘不了!古今将相在何方?荒冢一堆草没了。世人都晓神仙好，只有金银忘不了!终朝只恨聚无多，及到多时眼闭了。世人都晓神仙好，只有娇妻忘不了!君生日日说恩情，君死又随人去了。世人都晓神仙好，只有儿孙忘不了!痴心父母古来多，孝页儿孙谁见了?"这是属于现实的，物质的追求，落空了，一切都落空了。你追求爱情呢?第一首是《红楼梦》十二支曲子的《引子》，诗是这样写的："开辟鸿蒙，谁为情种?都只为风月情浓。奈何天，伤怀日，寂寥时，试遣愚衷。因此上，演出这悲金悼玉的《红楼梦》。"还有《枉凝眉》一首曲子："一个是阆苑仙葩，一个是美玉无瑕。若说没奇缘，今生偏又遇着他；若说有奇缘，如何心事终虚话?一个枉自嗟呀，一个空劳牵挂。一个是水中月，一个是镜中花。想眼中能有多少泪珠儿，怎禁得秋流到冬，春流到夏!"现实的功名利禄的追求落空了，而爱情的追求不用说你没有遇见，就算是遇见了又怎么样呢?"若说没奇缘，今生偏又遇着他；若说有奇缘，如何心事终虚话?"
我们以上讲了《红楼梦》中三类的诗词，一类是拆字、谐音的，这是很工巧的作品，但没有更多意义和价值；一类是模拟书中角色写的，他能够结合得这样好，写得这样贴切，这是有他的成就的；另外一种是作者吐露内心写作《红楼梦》的苦衷，一份真正内心深处的感情的诗词，这是写得非常好的。
(下略)
杨自俭《红楼梦》翻译研究与翻译批评问题
作者简介：这次《红楼梦》翻译研讨会，说实话我真不愿杨自俭，意来，也不敢来，因为我从来没研究过《红楼梦》。青岛中国海洋但是由于刘士聪老师的盛情感动了我，我觉得不来大学教授，中便是个罪过。怎么办呢?来好好学习。我今天的国英汉语比较发言分两部分，第一部分就讲讲我这几天学习的收研究会会长 获，第二部分讲讲翻译学学科制度建设的问题。第一个收获就是如何看待这种世界级文学名著的翻译问题。我想凡是世界级的文学名著，只要翻译一定得是研究式的翻译，决不能是迎合俗文化市场去挣钱的那种翻译。研究式的翻译是很复杂的，而且做起来比较慢，要求付出的功夫很多。我虽然没做过《红楼梦》这种巨著的翻译，但我做过《印度之行》(A Passage to India by E．M．Forster)的翻译，我有点体会与感受。这种名著翻译的译文应该是你潜心研究的最后成果的体现，包括前言、后记和注释。《印度之行》这本小说，我应译林出版社之邀重译了一遍，写了一篇很长的《译后记》。讲了重译的准备、任务、难题、对作者的新认识、对作品的新理解以及对翻译理论与翻译实践关系的理解和把握等问题。对注释也做了认真的审定与研究，原来的注释，删去了5个，修改了22个，另外增加了108个新注释，基本上解决了我过去想注而注不出的一些涉及历史、神话、宗教、地理、天文、民俗、艺术等方面的问题。这样可以为读者和研究者提供一些资料和研究的线索。翻译名著适当作些注释是一种有价值的研究。我们读了萧乾和金陧先生译的《尤利西斯》，对这个问题一定会有更深的认识。
关于这种世界级文学名著的翻译研究，我觉得应该是多元的、多课题的、多方面的。我今天想到的至少有以下7个方面。
第一个方面是对作者的研究。这样大的一部巨著，如果不研究作者，我觉得会缺失很多，书中相当多的问题恐怕很难讲清楚。西方文学理论中有一条，说作品一问世，它就独立了，研究作品可以不管作者。那也是一种研究模式，我们不反对那样的研究。但是要翻译这样的名著，我认为必须对作者进行深入的研究。对作者的研究至少应分两个层次。一个层次是要研究作者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美学观。只有研究了这几个问题，才能从整体上理解和把握作品。值得强调的是作者的美学思想和审美倾向应该特别下功夫研究，因为你翻译的是文学作品。第二个层次就是研究作者的创作目的。作者要写这样一本书，他(她)不可能没有目的。人和动物的最大差别之一就是人干什么都有目的。这一点过去研究得很不够，因为我们没有这个意识。除了创作的目的和动机以外，还有创作的方法等，这些都是第二个层次的。
第二个方面是对原文读者的研究。原文读者有很多群体，我们作为外国人研究原文读者主要看两类特殊原文读者的研究，一类是文学史家，一类是文学评论家。有名的大家大都有专门研究的专家。中国有红学家，西方有莎学家和乔学家等，这些专家的研究成果译者必须看，如果这些研究都不看，恐怕很难把原作理解深透。我想如果没有乔学家的帮助，萧先生和金先生翻译《尤利西斯》恐怕难以达到现在这个水平。所以我们不应忽视名著研究专家的成果。
第三个方面就是原文文本的研究。这种研究主要是对原文文本从语音到语篇进行文体特征的研究，因为"文贵得体"。这几天大家讲了很多，我只想说一点。如果这本小说很幽默，而你很严肃，不喜欢幽默，那你就很难译好它，因为你体会不到其精妙之处。我看儿童小说也感觉很快乐，但不会翻译，因为一译出来就是大人话，所以译儿童小说我不合格。翻译什么类型作家的作品不应该是随意的，而是应该有选择的。
第四个方面是对原文的相关因素的研究。与原文相关的因素很多，也就是原文的文化因素很多，如不一一搞清楚，想译好那是不可能的。我译《印度之行》时，相关因素有神话问题。不但有希腊、罗马神话、印度神话，还有北欧神话。北欧神话很少有人研究，从茅盾的《神话研究》中找到了有关的一部分。此外还有相关的历史知识。《印度之行》中写了印度历史上的6个皇帝，我只知道一个。怎么办?只有学习。我找到一大本辛哈等著的《印度通史》，读它的目的一是要了解印度的历史，二是要把那六个皇帝的关系顺序排好。小说和历史是有很大差别的，但是我总得把谁是谁的爸爸、谁是谁的儿子搞清楚。相关因素之三是宗教知识。《印》书中涉及基督教、印度教、伊斯兰教等多种宗教，许多矛盾都与宗教有关，所以必须研究。我还译过美国西德尼·谢尔顿的《继嗣佳人》(Bloodline by Sidney Sheldon)，里面有用计算机破案的内容，80年代初，我的计算机知识极少，没办法，只得请教懂计算机的，查阅计算机词典，才把其中的内容弄懂。这些相关知识的学习与研究是译好的基础，如果不把这些弄懂，很难翻译得准确。第五个方面就是对译者的研究。对译者的研究应该分两个方面，一方面是译者与作者的比较研究，另一方面是译者翻译过程的研究。我们不但要比较作者与译者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与美学观，而且要比较二者的性格、爱好、、追求与情感。这样才能更深地了解译者对原文的把握与译文的表达，才能明白作者与译者的心灵史。翻译过程的研究主要是对译者理解原文、转换、表达译文这个程序的研究，这是我们今后应该特别下功夫的一项研究。第六个方面是译文的比较研究。刚才王宏印老师已经讲了很多，我就只说几个要点。
译文的比较研究对我们学外语的人来说，是一个大有文章可 作的领域。我在2002年第一期《中国翻译》上那篇文章里讲到这个问题。"这种比较研究包括译文与原文的比较；同一原文同一译语不同译本的比较；同一原文不同译语译本的比较；同一译者同一作家不同作品译本的比较；同一译者不同作家的作品译本的比较等。这些比较可以是共时的，也可以是历时的，还可以两种研究并列或交叉进行。"这种比较研究的成果是翻译史和译论史研究的基础，并且会对我们的母语和文化的研究提供一些可借鉴的东西。我们翻译史的研究有一个缺点，就是理论观念的变化看不清楚。我们的多种历史大都是文献史，读了之后知道了许多人物和事件，很难看出一个一个历史阶段之间思想观念的发展变化。历史给我们提供了很多宝贵的经验和教训。一种观念是如何产生的，受什么条件的影响，以后又是怎么转变的，人类社会受到什么影响等，这些问题都很重要，因为社会进步就是靠的思想观念的转变和研究方法的更新。我觉得史学研究尤其是学科史研究应该特别关注这个问题。
第七个方面是译文影响的研究。首先要研究译文读者，看他们如何评价译文，从中阐发出哪些问题。其次要研究译文产生的社会背景、译文与社会文化大系统的互动关系以及译者的地位等问题。译文的比较和影响研究为翻译史、学科译文史(如翻译文学史、翻译哲学史等)和翻译文化史的研究准备了材料，打下了基础。
第二个收获就是关于翻译批评方面的问题。翻译批评我们过去做的范围比较小，大部分集中在译文上，而且视野大都盯在译文与原文的对照上。这种批评要不要做?还要继续做，应该比过去做得更好。今天看，翻译批评应该是多角度的、多方面的。可以对译者进行批评，可以对译者的行为和活动进行批评，还可以对翻译理论的研究进行批评，应该在这几个领域都有批评，不应该局限于对译文本身的批评。这样我们的视野就开阔了，翻译学这个学科就会丰富多彩。现在我们还应该有元理论的思想，这一点很重要。"知识就是力量"这个命题应该修改成"知识的知识才是力量"。有了元理论的思想才能有更多的智慧。因此翻译批评还应该有元批评，就是批评的批评。单就译文文本的批评来说，也应该是多学科的。过去我们做的范围也比较小，现在还没有太大的改变，我们看到的大部分翻译批评都是以句子为单位的译文与原文对照先批评一下别人的译文，然后改动一个地方，就说是更好的译文，这样一个句子一个句子地排列起来，就算一篇翻译批评。我在《翻译新论》中评论过这种翻译批评(见该书第631页)。这也是一种批评模式，不要全盘否定，但是这种批评很容易出错，如果你不把这个句子放在语段或语篇中去考查，你的批评恐怕很多是错误的。凡认真做过翻译和教过翻译的都有这种经验。昨天我组讨论中说到不少这种批评错的问题。喜欢做这种批评的朋友的确应该想想如何才能少出或不出批评错的问题。我们最需要的翻译批评之一应该是对一个译本进行比较全面的系统的评论，但是谁来做，大家都忙着挣钱，谁愿意花很长时间去做这种批评。尽管大家都说现在的翻译批评很弱，但是在这样的文化氛围中要把翻译批评搞好还真不容易。要做好只有把钱、房子、汽车看得淡一些，腾出时间做我们最需要的一类翻译批评。现在我们也很需要多学科的翻译批评。听了冯其庸先生的演讲以后，我想我们对《红楼梦》的翻译批评可以从多个学科来进行。第一可以是史学的，《红楼梦》是封建社会末期的历史，译文中把握得如何，是有内容可研究的。第二可以是社会学的，《红楼梦》中有社会与家庭结构、功能、制度以及人际关系等问题的详细描写，译文如何传递，有文章可作。我翻译《印度之行》时知道，它是政治家研究英印关系史的重要参考资料，西方有的评论家说它是政治小说，所以我这次重译增加了一些有关英印关系史的注释。此外还可以有翻译学的批评，美学的批评，语言学的批评，文化学的批评，文体学的批评等。红学现在成了多学科研究的领域，因此它的翻译研究和批评也应该成为多学科研究的领域。
第三个收获就是关于学术语言现代化问题。我们现在很多学科的理论大都是外国来的，我们用的学术语言也大都不是我们的。语言学也好，翻译学也好，文艺学也好，历史学也好，哲学也好，好像除了我们的中医以外，我们说的都是人家的话。我们的哲学家很苦恼，他们说我们不能老关在家里讲气啦，五行啦，阴阳啦等。一是没机会给人家讲，二是讲了人家也不愿接受。我们的学术如何现代化，这个问题已摆在我们面前，我们无法回避。怎么办?只有走中外结合的道路，用现代科学的思想阐释我们传统的范畴和话语，在此基础上改造旧范畴，创造新范畴，使我们的学术语言逐步现代化。还有一点我想说的是，我们拿来外国的理论研究我们的语言、文学、文化，要达到什么目的，这个问题很值得我们关注。我们有好多研究很像理工科的重复试验，用我们的语言、文学、文化把外国的理论验证一下，说明它在我们这儿可行。但我们不能满足于这种研究，因为它什么也没有创造。我们要用我们的语言、文学、文化来检验外国理论的普遍性和局限性，特别要注意对其局限性的研究，只有这样才能有我们的创造，只有这样才有可能修改、补充，以致推翻外国的理论，只有这样才能逐步实现我们学术研究的现代化，才能对全人类做出我们应有的贡献。
以上就是我这几天学习的收获，提出一些想法供大家思考。第二部分讲翻译学学科制度的深层理念、学科规范体系和学科管理的问题。
(下略)
陈宏薇 难忘硇历程
江 帆--《红楼梦》英译事业的描写性研究
作者简介：
1．翻译批评新视角：多元系统理论与描写性陈宏薇，翻译研究华中师范大学
外国语学院教目前国内翻译批评的典型特征表现为方法论搜 的单一性。规定性的"标准一分析一结论"模式占江帆，华有主导地位。规定性翻译批评对于翻译作品的共中师范大学外时性评价是适用和有效的，但如果要对遥远时代产国语学院讲师生的翻译作品或同一文学作品在不同历史时期的不同译本进行研究，它的局限性便会凸现出来。描写性翻译批评则能有效地弥补这一局限。描写性翻译批评方法源于特拉维夫大学学派的多元系统理论。该理论由Itamar Even-Zohar于20世纪70年代提出，自20世纪80年代到90年代，他的年轻同事Gideon Toury又发展其理论，提出描写性的翻译研究方法论。该方法论是将翻译结果视为既成事实，追寻影响翻译过程的社会历史因素以及翻译作品在译语文学多元系统中的功能和地位，并对此进行"全面历时性描述"(comprehensive diachronicdescription)。这一描写性的方法适用于对多年以前产生的翻译文学或是不同历史条件下产生的同一文学作品的不同译本进行研究。由于它能有效地避免评论者自身所处历史时期的审美期望的干扰，真正昭示每一种翻译文学的特征和价值，跨越了近160年，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产生了9种译本的《红楼梦》英译事业十分适合这种描写性研究。从另一个意义上来说，这一伟大的翻译事业也为描写性翻译批评方法论提供了珍贵的个案。
2．《红楼梦》英译事业的描写性研究
2．1对《红楼梦》英译事业进行描写性研究的必要性
《红楼梦》被公认为中国古典小说的顶峰。从1830年至1986年近160年间，出现了9种英译本，成为中国文学英译史上一道独特而灿烂的风景。这些译本产生于不同历史时期，打上了鲜明的时代烙印。译本之间差异很大，有些源于译者对原文的不同理解，有些源于特定历史因素对译者的意图和倾向造成的不同影响。很明显，今天如果要对这些译本进行评论，不能只用某一翻译标准对其进行规定性的褒贬，否则绝大多数译本的历史价值都会被一笔抹杀。我们应该对每种译本的特征及其产生的原因进行全面历时性描述，以真正了解《红楼梦》英译事业的伟大意义。
2．2《红楼梦》英译事业的描写性研究
《红楼梦》英译事业的描写性研究分为三个部分。第一部分以表格形式简要介绍《红楼梦》的九种英译版本。第二部分是对译本的全面历时性描述。我们将《红楼梦》的英译历程分为三个历史时期，根据不同时期译本的特征，力图考证特定历史背景中译者的意图，不同历史时期《红楼梦》英译本在英美文化多元系统中不同的地位及功能，以及特定历史条件之下中国文学英译的规范与倾向。第三部分是作者在历时性描述的基础上总结出来的《红楼梦》英译历程的发展脉络。
2．2．1《红楼梦》九种英译本简介
2．2．2《红楼梦》英译历程的历时陛描述第一阶段：1830～1893
这一历史时期有4种《红楼梦》英译本：John Davis译本，Robert Tom译本，E．C．Bowra译本及Bencraft Joly译本。
中英之间的文化交流在19世纪得到空前迅速的发展，但这一交流并非是平衡互动的行为。19世纪中叶以后，政治、经济、军事以及国际声望的全面衰退已成为中国封建社会不可逆转的命运，旧的中国文化体系面I临空前危机。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英国的综合国力于19世纪达到巅峰状态，英国试图凭借坚船利炮将日不落帝国的疆域扩展到全世界。两次鸦片战争之后，两国的国力兴衰更有天渊之别。在这样的历史条件之下，英译中国文学在英语文化的文学多元系统中只处于边缘状态。因此，这一历史时期《红楼梦》的4种译本具有以下特征：
(1)翻译的目的是提供语言资料
在四位译者中，只有Davis为英国皇家学会会员，Tom，Bow-ra，Joly均为英国驻华外交官。Davis是从殖民者的视角对亚洲文化感兴趣，其他三位是希望在华外国人能够通过阅读《红楼梦》，译本更好地掌握汉语。因此，他们英译《红楼梦》的主要目的是给在华外国居民提供学习汉语的教材。Tom的译文登载于《官话汇编》，而Bowra的译文登载于《中国杂志》，这两种期刊都是汉语学习者的教科书。Joly的译本达到这一时期《红楼梦》英译的顶峰，但其翻译目的与Tom和Bowra并无区别。在译本前言中，他清楚地表明："若是这个译本对现在和将来学习汉语的学生有所帮助，我也就感到满意了。"(姜其煌，1980：41)19世纪译者英译《红楼梦》的目的说明，这部伟大的中国文学巨著的地位很卑微，只被当作学习汉语的材料。
(2)翻译及发表的形式不正规
由于这一历史时期译者的主要目的在于帮助在华外国人学习汉语，不在意小说情节的完整性，这一历史时期的翻译形式便只是片断翻译。在Davis，Tom，Bowra的译文中，我们只能分别找到第三回、第六回和前八回的片断。Joly的译本比前3种篇幅要长得多，而且他曾计划完成全书的翻译工作，但因为去世，他的译本仍然是片断翻译。
这些译文出版的形式极不正规。Davis，Tom以及Bowra的译文都只是登载在期刊上。直到19世纪末，才出现了Joly的两卷单行本译本。
(3)译本的社会功能
19世纪《红楼梦》英译本在英语文学多元系统中处于边缘地位，其主要功能是帮助外国人理解掌握一些地道的汉语表达方式。除此之外，英语读者或多或少意识到一点《红楼梦》的艺术魅力。至少，他们不再对这部巨著一无所知。
Joly译本的内容虽然未及原著的一半，但他被视为第一位欧洲人"进行了征服这个被说成是不可征服的《红楼梦》高峰的认真尝试，"对其他欧洲人征服这座高峰，有启示意义。
第二阶段；1927～1958
这一历史时期产生了《红楼梦》的3种英译本，其中Mchugh译本是从德文转译，所以不列入本文讨论范围，其余两种译本是：王良志译本和包括两个版本的王际真译本。
1919年五四运动前后，中国兴起新文化运动。这一时期引入的科学而系统的方法论为《红楼梦》研究开辟了崭新的天地。王国维《<红楼梦>评论》的发表标志着国内现代《红楼梦》研究的开端。他将西方文学批评的方法论应用于《红楼梦》研究，是"小
小说批评派"的代表人物。胡适的《红楼梦考证》从历史的角度研究《红楼梦》，俞平伯的《红楼梦辩》则是"文本考证派"的代表作。他们的研究工作合称为"新红学运动"。这一运动极大影响了当时的中国知识分子。很多学者认识到，《红楼梦》的巨大艺术魅力足以与西方小说及哲学作品媲美，同时他们对中国历史上这部最伟大的小说及创作背景有了更全面深入的理解，王良志和王际真就属于这类学者。他们吸收了这些著作的观点，20年代后期在美国将《红楼梦》译为英语。可以说，这两种译本都建立在"新红学运动"研究成果的基础之上。
这两种译本于20世纪20年代成书于美国。当时美国已成为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至于英国，虽然失去了世界霸主的地位，仍属列强之一。英语文学多元系统仍然保持强大自足的状态，英译中国文学只能在英美文化系统中处于边缘地位。然而，这一"边缘地位"的概念与19世纪相比已有变化。英语文学多元系统少了一些保守，对新的文学形式采取了欢迎接纳的态度，《红楼梦》英译本的文学价值也逐渐为人所知。然而，这不足以将《红楼梦》英译本推向英语文学多元系统的中心，被视为"经典"或是"高雅"的文学形式。英译中国古典文学的吸引力仅仅在于西方人期望之中的"异域风情"和"传奇化情节"。这体现了它的边缘文学地位，其作用仍然是强化本土英语文学的主流观念。在"西方中心论"盛行的20世纪20年代，《红楼梦》的两种英译本具有如下特征：
(1)译本是译者意图和书商意愿折中的产物
王良志和王际真都受到"新红学运动"影响，对《红楼梦》的哲学、社会学、史学、文学和美学价值有一定认识。在王良志译本的序言中，史密斯博士清楚阐述了"新红学运动"的观点。而在王际真译本的导言中，译者自己也提到了胡适和俞平伯的研究成果。很明显，他们有能力，也有意图x-((红楼梦》进行全译，将其艺术魅力全面引介到英语世界。然而，美国出版商只考虑到英美渎者对英译中国文学的大致期望，要求译者将小说改编为具有异国风情和传奇情节的单纯爱情故事。因此，这两种译本主要关注宝黛爱情悲剧，是书商意愿和译者意图折中的产物。
改编的痕迹在王良志的译本中尤为明显。严格地说，王良志的《红楼梦》英译本其实是翻译和改编的结合。他删除了所有与宝黛爱情不直接相关的内容，仅仅译出了宝黛爱情悲剧的描写。在序言中，《红楼梦》的复杂主题被简化为"浪漫的情欲之爱"(王丽娜，1979：154)。译者认为，这一独特的爱情悲剧对西方读者有特殊的吸引力，因此译本必须紧扣这条主线，省略其他"枝节"，使英译本成为一部不折不扣的传奇爱情悲剧。并且，即使是对于爱情起伏悲欢的描写，译文也不甚忠于原文，不过在重现微妙情感方面还是相当成功。为了迎合英美读者的审美趣味，译者采用了多种英文修辞格以烘托场景。例如，他将"《西厢记》妙词通戏语"译为"Appreciatin9'West Chamber'in the west chamber"(王农，1979：266)，采取双关手法将宝黛比为张生和莺莺；将"林黛玉焚稿断痴情"译为"Poems easier bumt than love"(王农，1979：266)，采取对照手法，暗示"诗稿虽焚，爱情长存"；将"埋香冢飞燕泣残红"译为"Flower lover pitied flower burier"(王农，1979：266)，采取对仗手法，烘托美妙场景。王际真的译本同样也是这种折中的产物。该译本同样关注宝黛爱情悲剧，也具有迎合当时英美读者审美趣味的倾向。在第二版序言中，Mark Van Doren写道《红楼梦》是一部爱情悲剧，宝玉和黛玉宁愿"为爱而死"，是中国的罗密欧与朱丽叶云云。这说明20世纪20年代《红楼梦》英译本在英语文学多元系统中仍处于边缘状态，主要功能只是强化业已存在多年的西方爱情观念而已。与王良志译本相比，王际真译本的改编痕迹不太明显，在很大程度上还是一部忠实于原著的译本，而不是原著的改编。译本有两版。第一版共39章，只集中于宝黛的爱情经历以及中国独特传统风俗的描写，例如秦可卿的豪华葬礼等等。很明显，这是迎合西方读者品味的意图与选择。经过译者的精心增补与修订，译本第二版于30年后印行，共60章，主体部分仍为宝黛爱情悲剧。第二版导语中，王际真承认，在第一版中仅仅关注爱情悲剧的主线，删除大量对于中国封建社会的生动描写，的确非常可惜。他也表达了自己的翻译受制于书商的尴尬与无奈。
(2)人物姓名英译的独特方式
出版商说服两位译者尽量迎合美国读者对英译中国文学的审美期望，在翻译中尽量彰显"异域风情"。于是就出现了这一历史时期两种译本中人物姓名的独特英译方式。
在19世纪《红楼梦》的英译本中，人物姓名都是音译。然而，在王良志译本中，姓名全是意译，目的是为了突出所谓东方风味。如"黛玉"译为"Black Jade"，"宝钗"译为"Precious Virtue"，"袭人"译为"Pervading Fragrance"，"平儿"译为"Patience"，最有意思的是"鸳鸯"译为"Faithful Goose"。这些奇特的表达方式不太像名字，但是满足了美国读者对英译中国文学的猎奇心理，展示了某种"异域风情"。不过，这些姓名音译多少带有一些喜剧色彩，不太符合译者想要传达的悲剧主题。
与王良志不同，王际真在翻译人名时采用了"双重标准"。男性人物的姓名，他一律音译；女性人物的姓名，则一律按照引申意义意译。例如，"宝玉"译为"Pao Yu"，"王熙凤"译为"Phoenix"，"黛玉"译为"Black Jade"，"鸳鸯"译为"Loyal Goose"，有些女性姓笔甑翻遥气王息恚译本一楼、叹模也具赢墓鼬不甚熟遇救熹殿龟彩。并且，这种"双重标准"似乎带有一丝暗示，即女性角色可以"物化"，是某种"物件"，而男性角色则是具有自我意识的独立个体。享有崇高国际声望的红学家吴世昌反对这种翻译姓名的方式。他以"Black Jade"为例，认为"jade"引申义有二，其一为"loosewoman"，其二为"horse"，那么"Black Jade"就意指"loose woman ofdark skin"或是"black horse"，甚为不妥(吴世昌，1979)。但是另一位著名学者相当赞赏这一翻译人名的方法。他以"馀生"为笔名对王际真译本进行评论，认为"此法殊善"(吴宓，1929)。这一共时性评价作于1929年，与译本出版同为一年，说明当时中国文学英译的规范带有迎合西方读者品味的倾向。
(3)译本的社会功能
尽管王际真译本的第二版出版于1958年，译本的主体在1929年之前就完成了。可以说，这两种译本均产生于20世纪20年代，在相当长的时间内对英美读者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尤其是王际真译本，更为知名。
在王良志译本和王际真译本产生的历史时期，英译中国文学
在英美文化的文学多元系统中仍处于边缘地位，这两种译本的主．要社会功能是强化印证主流的英语本土文学观念，广义的生命悲剧经过编译变成了狭义的爱情悲剧。然而，无论如何，20世纪20年代《红楼梦》英译本的地位已经远远高于19世纪的译本。至少，原著艺术魅力的许多方面都已经为英语读者所关注。他们不再像19世纪的读者那样，认为《红楼梦》的译本只是语言资料，在英语文学多元系统中毫无地位。
20世纪60年代，张爱玲在美国中西部进行研究工作时，曾调查过美国大学生对《红楼梦》的熟悉程度。调查结果显示，他们大多知道这部小说，而且所有知道这部小说的人都认为《红楼梦》仅仅是关于大家庭里表兄妹的爱情故事，就像巴金的《家》一样(张爱玲，1994)。
1932年德国翻译家弗朗茨·库恩翻译出版了《红楼梦》德文节译本。他在该书序言中将自己的译本与英译本进行比较，其主要对象便是王际真译本。他指出了王际真译本的不足，可见他认真研读过王际真译本，并在比较研究的基础上完成了旷世之作《红楼梦》德文节译本。
1993年出版的《新不列颠百科全书》(死e New EncyclopaediaBritannica)第15版中有6处关于《红楼梦》的介绍，其中2处提到此译本。
由此我们可以得出以下结论：第一，王际真译本为《红楼梦》在英语世界的广泛传播做出了重要贡献(在60年代，美国只有王际真和王良志两种译本。但王良志的译本较为罕见，所以普通人对《红楼梦》的印象主要来自王际真译本。)第二，《红楼梦》被视为爱情小说，这种观点也主要来自王际真在翻译过程中的选择。第三阶段：1973～2000
这一历史时期产生了两种《红楼梦》英译本：霍译本(DavidHawkes&John Minford)和杨译本(杨宪益、戴乃迭)。
二战以后，各国之间的文化交流较从前更为频繁。大多数英美读者对亚洲、拉丁美洲和非洲文学有了更为明确的认识，认识到其中优秀文学作品的艺术价值足以与西方文学媲美。另一方面，新中国成立后，综合国力不断增强，中西之间的文化交流也逐渐进入平等互利时期。在这种历史条件之下，产生于19世纪作为语言教科书的《红楼梦》选译本和产生于20世纪20年代仅仅关注恋爱情节的《红楼梦》节译本，都远远不能满足新时代读者的需要。能够充分传达《红楼梦》艺术魅力的全译本因此应运而生。
还有一点不能忽视的历史文化因素是，自20世纪50年代起，《红楼梦》研究在大陆和海外都呈现出兴盛的局面，红学研究沿着两条主线发展。在大陆，"新红学运动"的传统方法论被批判扬弃，取而代之的是立足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红学研究。《红楼梦》最重要的主题被认为是尖锐的阶级矛盾以及满清统治者内部的冲突。李希凡和蓝翎是这一学派最著名的代表人物，他们的众多论文，透彻地分析了《红楼梦》中的阶级斗争。这一观点长期占据主导地位，对国内读者产生了很大的影响。这种观点虽然深化了对《红楼梦》复杂主题的认识，却因过分强调阶级矛盾将主题简单化。除主题研究外，一些民俗学家如沈从文、邓云乡等，对《红楼梦》中的服装、器具、礼仪、饰物、风俗等进行了细致的研究。此外，著名学者周汝昌对《红楼梦》的不同版本做了极为严谨的考证，澄清了许多疑点。这些研究成果都让译者受益匪浅。红学研究的另外一条主线在海外。海外学者继承了"新红学运动"的研究方法，如哥伦比亚大学的中文教授夏志清继承了"小说批评派"、的方法，对《红楼梦》的复杂主题进行了透彻的研究；又如吴世昌、余英时、赵冈等学者，继承了"文本考证派"的方法，对于作者的背景以及《红楼梦》不同版本之间的细微差别的研究非常严谨，极具说服力。海外红学家的研究成果给《红楼梦》英文全译本的译者David Hawkes和John Minford带来很多有益的启示。
在上述历史条件下，两种《红楼梦》英文全译本出现于20世纪70～80年代。它们具有如下特征：
(1)真正的全译
这一历史时期译者的意图是充分再现原著不朽的文化艺术价值，因此，他们在译本中尽可能完整地保留原文的内容。例如，他们深入探究原著的主题而且尽力从不同角度再现这一复杂的主题；他们力图再现原著生动细致的人物刻画，成功地进行了角色再创造；他们从不忽略原著中的每一个文化意象，力图传达其不同内涵。这些处处求"全"的艰苦努力表明，译者对原著极端负责，也极端尊重。因此，20世纪70～80年代产生的两种译本是全译，而不再是改编或节译。
著名学者林以亮曾经指出，霍译本最令人叹服的一点在于，原著中任何一个的单字都不曾放过。他认为，这对原著不仅是"负责"，简直是"虔诚"了。Hawkes自己也在译本前言中表示："我恪守的原则就是力求翻译'每一样东西'--甚至是双关。因为这虽然是一部'未完之作'，但却是由一位伟大的艺术家以他的全部心血写就。因此，我认为，书中的任何细节都有其目的，都应该进行处理。我不能说每一处翻译都很成功，但是，如果我能够将这部中国小说带给我的欢乐表达出一小部分，我也就不枉此生了。(Hawkes，1973：46)
很明显，Hawkes相信，《红楼梦》中的每一处细节都体现了作者的创作动机，都有艺术价值，因此决心尽全力做到真正意义上的"全译"。至于杨氏译本，我们从译本序言和译文主体中也可以清楚地看到，译者具有与Hawkes类似的意图和决心。因此，两种译本都可称为真正的全译。
(2)原文版本经过了精心选择
Hawkes曾经指出："中国文学中最受欢迎的这部小说竟然在作者死后近三十年才得以公开发行，并且还存在着不同的版本，甚至没有一个版本可以说是绝对'正确'，这多少令人吃惊。"(Hawkes，1974：14)的确，《红楼梦》有多种不同版本。普通读者一般不会注意到版本之间的差别，但这些差别确实给负责任的译者带来很大的麻烦。
在1792年《红楼梦》印刷本出现以前，这部小说是以手抄本形式流传的，不同的手抄本还附有不同读者的批注。这些手抄本的批注和正文各不相同，但都被总称为《脂砚斋重评<石头记>》。这类抄本与曹雪芹的原著很接近，而且没有经过书商删改，应该是译者选择的最佳原文版本。但问题在于，所有这些抄本都只有前80回，在情节即将走向高潮时戛然而止。这是《红楼梦》的第一类版本。《红楼梦》的第二类版本是经高鹗、程伟元修订的120回本，增补的40回可能为高鹗续作，也可能为其他佚名作者续作。这一类版本情节完整合理，能够满足大多数读者的审美期待。问题在于，为了保持前80回和后40回的一致性，高鹗在编订过程中改写了前80回当中的一些片断，其中有一些是人物刻画和情节发展的关键之处。所以，从严格意义上说，广为流传的120回本不能算作曹雪芹的真正原作，这类版本被称为"程高本"。简言之，《红楼梦》版本可以分为两大类：以早期手抄本为基础的80回版本与以120回程高本为基础的版本。
如果译者是红学研究的门外汉，他可能完全意识不到《红楼梦》不同版本之间存在差异。最早的Davis译本就是以一种低质量翻印的程高本为原文版本，致使翻译中出现了许多荒谬的错误，如误将宝玉当作女性等等。如果译者仅仅是想将《红楼梦》改写成英语爱情故事而不考虑其艺术价值，也不会注意到各种版本之间的细微不同。如王际真译本就只基于一种原文版本--上海同文书局1923年版本。很可能，他选择这一版本是因为它是最方便购得的一种版本而已。与19世纪和20世纪20年代的译者不同，Hawkes和杨氏极其注意译作的文化艺术价值，因此花费了大量心血精心挑选合适的原文版本。
考虑到情节的完整性和120回本在一般读者中的普及程度，Hawkes选择120回程高本作为原文。但是，他很清楚高鹗曾经删改过曹雪芹的原文，降低了小说的艺术价值。所以，他也问或参阅80回手抄本的文字以弥补损失。在序言中，他表明："在翻译这部小说时，我发觉不能严格忠于某种单一版本。因为程高本更为前后一致，所以，虽然它没有其余版本有趣，我在第一章还是主要依从这一版本，在以后的章节中我经常会参阅手抄本，我还修订了少数细节。"(Hawkes，1974：18)也就是说，Hawkes结合了不同版本的长处，创建了自己的版本，以保持原著的艺术价值和前后一致。杨氏也同样精心选择了合适的原文版本。考虑到手抄本更接近曹雪芹原著，文化艺术价值更高，杨氏译本的前80回以手抄本中的"戚蓼生序本"为原文版本。至于后40回，则译自人民文学出版社修订的程高本。译本出版说明指出："我们的译本前80回译自人民文学出版社1973年出版的影印本，这一影印本的原本是1911年左右上海有正书局出版的石印本，该石印本是乾隆年间戚蓼生保存下来的一种抄本。后40回译自由人民文学出版社于1959年校勘重印的1792年120回活字印刷本。戚蓼生保留的前80回手抄本是现存最早的版本之一。在翻译中，我们参照其它版本，修订了抄本中的错误。"(The Yangs，1994：3)这一详尽的解释有力地说明了杨氏选择《红楼梦》原文版本的慎重态度和科学方法。
对原文版本如此精心的选择充分说明Hawkes和杨氏英译《红楼梦》时极其严肃而负责的态度。这一步骤常为过去的译者所忽略，但却成为他们翻译准备过程中的重要环节。这种精心的准备工作也表明，新的历史时期译者的翻译目的在于真正全面再现《红楼梦》的文化艺术价值。
(3)吸收了当代红学研究成果
19世纪，国内红学研究主要表现为以索隐为主要研究方向的"旧红学研究"，本身十分牵强。外国翻译者按自己的理解翻译《红楼梦》的片断，翻译中时常出现常识性错误。20世纪20年代，王良志和王际真对"新红学运动"的研究成果有深入的了解，但由于他们的翻译目的主要是迎合英语读者的阅读趣味，所以不曾将红学知识应用到翻译之中。而Hawkes和杨氏则完全不同，在翻译过程中应用了大量当代红学研究成果。
Hawkes充分利用"新红学运动"学者及当代海外学者的研究成果解决了很多有争议的问题。他在序言中写道："写这一序言时我充分借重中国学者已发表的研究成果，如俞平伯、周汝昌、吴世昌以及赵冈--尤其是赵冈，他关于诸多有争议的问题的理论对我最具说服力。吴世昌则是其中唯一有英语研究论文面世的学者。"(Hawkes，1974：17)他所提及的学者均为"新红学运动"的代表人物及他们的海外同行。这些学者主要从精神、情感及哲学意义上剖析《红楼梦》的深刻主题以及研究考证原书的作者背景及不同版本。如著名红学专家吴世昌，曾任教于英国牛津大学和剑桥大学，他的英文专著《红楼梦探源》1961年由牛津大学出版社出版，在西方《红楼梦》研究者中有很大的影响。
杨宪益和戴乃迭则主要受到20世纪50年代到70年代之问中国大陆红学研究的影响，译本出版说明认为《红楼梦》的首要主题是"不同社会阶级之间的尖锐矛盾"。出版说明写道："《红楼梦》是一本有关政治斗争的著作，是一部政治历史小说他(作者)不能直接展示当时政治斗争的现实这位伟大的现实主义作家对万恶的现实政治制度给予了猛烈的抨击。"(The Yangs，1994：3)这清楚地表明，译文主要希望再现这一重要主题。此外，民俗学家的研究工作也对杨氏准确翻译一些用具、服装及礼仪的名称与内涵提供了很大帮助。
(4)为促进文化交流采取补偿措施
Hawkes认为，翻译《红楼梦》一定要达到文化交流的目的。为了使英语读者真正理解和欣赏《红楼梦》，他采取了许多措施，比较突出的是撰写长篇序言和使用附录，为读者提供必要的文化信息。
第一卷序言长达32页，l万多字，《红楼梦》这部小说、相关的红学问题以及自己翻译的得失体会进行了详尽的介绍。第二卷序言介绍了前八十回文字中由于高鹗的校订造成的前后不一现象，以及译者的处理方法。第三卷序言涉及《红楼梦》成书过程的详细讨论，第四卷序言说明了成书的复杂情况和作品内容的不确定性，第五卷序言则结合该卷内容概述了小说的最后结局。在每卷序言中，译者都对帮助过本卷翻译的人表示诚挚的感谢。这说明《红楼梦》的翻译不仅体现了译者的才能与辛劳，而且凝聚了许多人的智慧与努力。
在五卷正文之前，都有拼写说明，用国际音标给汉语拼音系统进行注音解释，以便读者把握书中人物姓名的发音。五卷正文之后，都有贾家与王家的家谱图与该卷出场人物姓名及简介。第一卷附录还包括"金陵十二钗"的详细说明。第二卷附录有汉语律诗的韵律说明，中国的骨牌知识及贾母等人的牌局，该卷不解之谜的谜底及其说明。第三卷的附录说明丫头与小厮的体制，某些细节删改的说明等。第四卷附录有程高本上程、高两人分作的序言、两人合写的序言、有关中国八股文、琴与知音的说明及某些翻译处理的原因。由于这些精心的安排设计，Hawkes的译本受到了英语读者的广泛欢迎。
为了保证译文的流畅，霍译不用脚注，而大量使用脚注正是杨译的重要补偿措施。杨译的脚注主要解释小说人物与饱含中国特殊文化现象的词语。杨译还将一些汉字字体和中国文化器物的图形，以原始状态复制在译文中，配有英文翻译，并将主要人物关系表作为单页夹在书中。
2．3《红楼梦》英译事业的发展脉络
对不同历史时期《红楼梦》英译本的全面历时性描述已将《红楼梦》英译事业的发展脉络清晰地展现在我们眼前。这一浩繁的历程跨越近160年，包括9种不同译本，其发展脉络可以概括为下表所示的六个方面。
除此以外，不同历史时期《不列颠百科全书》评价《红楼梦》的不同措辞可以清楚地表明这部翻译小说的社会功能及地位的变化。
1910年出版的第11版中，《红楼梦》被认为"是闺阁琐事的记载情节复杂但无趣冗长的情节令人厌烦有一个特别的悲剧结尾主线是爱情故事让人想起菲尔丁的小说，描述太过清楚，不如现代小说意味深长。"(胡文彬，1993：61)1964年出版的第14版提到"18世纪的《红楼梦》(Hung LouMeng)是一部伤感的爱情小说，但心理描写很深刻，背景是一个没落的大家族。曹霜未写完小说便去世，高鹗将其续完。两位女主角中，有一位死得很惨，让人泪流不止，至少像读塞缪尔·理查逊的《帕美勒》一样。(V01．5：639)塞缪尔·理查逊是英国作家，《帕美勒》(Pamela)是他的第一部小说，也被认为是第一部现代英国小说，其中精细的心理描写广为人们所称道。
在1993年出版的第15版中，《红楼梦》不仅已作为单独的条目，而且在"中国文学"、"文学艺术"、"佛教的影响"中都有相关介绍，曹雪芹作为《红楼梦》的作者，也被列为单独的条目加以介绍。《红楼梦》是"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相结合"的"中国最伟大的小说"(V01．4：218)，"它描述的大家庭是清朝初年上层阶级的忠实写照，它对各种人物心理活动深刻的描写达到了当时中国小说的顶峰"(同前)。"小说用大量的篇幅描写了诗歌比赛在西文翻译中，这部分大多被删除。尽管如此，有些西方评论家仍然认为该小说是世界最优秀的小说之一。"(V01．16：238)《红楼梦》"类似约翰-高尔斯华绥的《福尔赛世家》与托马斯·曼的《布登勃洛克一家》，叙述了封建大家庭的没落，穿插着爱情故事，使人读后无限伤感。"(V01．23：135)在论述文学的艺术手法时，《红楼梦》被认为与日本的《源氏物语》一样，"故事情节中存在着有机联系"。(V01．23：80)
托马斯·曼和约翰-高尔斯华绥分别为1929年和1932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布登勃洛克一家》、《福尔赛世家》和《源氏物语》均为世界文学巨著。从1910年，1964年，1993年《不列颠百科全书》对《红楼梦》评价的逐步升级并趋向客观，我们可以很清楚地得出结论，在英语文学多元系统当中，英译《红楼梦》已经从边缘地位向中心地位迈进了一大步。这一变化从很大程度上归功于不同历史时期《红楼梦》的不同英译本。
从历史视野考察《红楼梦》的翻译历程，我们发现，这一伟大的事业确实在不同历史时期以不同方式促进了《红楼梦》在英语世界的推广流传。它的确是一个难忘的历程。
3．结论
本文首先介绍了多元系统理论及相应的描写性翻译批评方法论。然后运用这一全新的方法对跨越近160年，产生9种译本的《红楼梦》英译事业进行了描写性研究，包括对不同时期译本的全面历时性描述以及对翻译历程脉络的勾勒。此项研究有力地证明了三点：
(1)基于多元系统论的描写性翻译批评方法能够有效地解释一些由历史语境影响和决定的翻译现象，尤其适用于对多年以前产生的翻译文学或是同一文学作品在不同历史条件下产生的不同译本进行研究。这一翻译批评的新方法可以弥补规定性翻译批评方法的局限性。
(2)《红楼梦》英谭事业的描写性研究表明：中国文化与英美文化的兴衰消长对特定历史时期中国文学英译的规范产生重大影响，由此导致译者翻译意图与倾向的不断变化；作为翻译文学，《红楼梦》英译本在英语文学多元系统中的地位和社会功能随着历史文化条件的变化而变化。
(3)翻译批评研究，特别是文学翻译批评研究，应涵盖规定性翻译批评方法与描写性翻译批评方法，以发展为完整的文学翻译批评系统，推动翻译文学事业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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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宏印 试仑霍译《红楼梦》傩制之更易与独创
作者简介：《红楼梦》两个英译本全本的出现，是中国文王宏印，学对外翻译出版的一件大事，也是世界文化交流史南开大学外国上重要的里程碑。本文基本上不涉及翻译的内容，语学院教授，只讨论霍译在翻译体制上的更易和独创；为了方便博士生导师 说明问题起见，参照杨译的做法给予必要的比较和评论，以期引起翻译界和出版界的重视。
1．书名与分卷
翻译一部文学名著，常常会变更书名，这在翻译史上已不是少数。而翻译像《红楼梦》这样一部卷帙浩繁、名目复杂的古典名著，其书名的考虑就是理所当然的了。众所周知，《红楼梦》这部奇书，因思想复杂，流传转辗，面目屡变，曾有过《红楼梦》、《石头记》、《情僧录》、《风月宝鉴》、《金陵十二钗》等五种名称。最广为人所知晓并最具包容性的流行书名是《红楼梦》和《石头记》，而在当今的国内，尤以《红楼梦》最为常见。可能是霍克斯考虑到《红楼梦》中的"红楼"的文化含义很容易引起西方读者的误解，再加上《石头记》具有神话原型的传奇色彩，他采用了《石头记》作为主书名，但作为补救措施，以《红楼梦》为别名与之同时出现在封面上，于是就呈现为下面的命名模式：THE STORY OF THE STONE
also known as
THE DREAM OF THE RED CHAMBER
可惜这一完整的方案没有始终如一地得到贯彻。不知何故，但愿是由于印刷上的疏漏，在全书五卷的分卷本中，只有第一、第二、第五卷用了上述书名格局，而第三、第四两卷的封面上则只出现了《石头记》一种书名。
关于作者与译者的书名和介绍，霍译本是比较周到的。为了让英语读者能更多地了解《红楼梦》这部古典名著，企鹅版的霍译本不仅打出作者和译者，而且给予简要的介绍。例如，第一、二、三卷(即第一至八十回)对作者曹雪芹和译者霍克斯均有介绍，第四、第五两卷则同时署名作者曹雪芹和高鹗，译者闵福德，并加以介绍。不仅如此，可能是考虑到英语读者的知识背景和阅读期待，当然更重要的则是为了体现译者对原文作者的尊重，作者和译者的出现有两点区别：第一，作者署名在封面，而译者署名在封内；第二，作者和译者的介绍均在封内，其篇幅是详于作者而略于译者。关于霍译《红楼梦》的分卷，与杨译的(外文出版社1978年三卷本)相比，多分出两卷，共为五卷。但杨译是平均回目(每卷各四十回)，且无分卷的命名，仅以数字表示顺序。而霍译(当然包括闵译)，却是根据小说的故事内容自然分卷，并根据各卷内容另行命名。这可能是霍译《红楼梦》最明显最富于独创性的体制更易了。
现将各卷名称与所含章回情况列举如下：
VOLUME l：THE GOLDEN DAYS(金色年华)(1～26)
VOLUME 2：THE CRAB-FLOWER CLUB(海棠诗社)(27～53)
VOLUME 3：THE WARNING VOICE(哀世之音)(54～80)
公元王760年阀世的《石头记》<叉称《红楼梦》)，是中圉文学史上伟大的世情小说。兹分为五卷，《金色年华》居其一。作品全面描述的名门望族贾家的盛衰过程，与作者本人家族的命运变迁极相类似。宝玉和黛玉这两个主要人物的刻划，映照着富贵繁华的现实背景，充满了优美典雅的诗情画意，反映了中国家庭生活那仪式化的乱哄哄的场景。然而，贯穿于这世俗故事始终的则是另一种存在层次上的提醒，从而使得小说的主题柒上了关于超自然存在的佛教信仰的色彩。
平心而论，以如此简练的笔法介绍这样一部古典名著给未必了解多少中国文化的西方读者，是不容易的。在书名与分卷的安排，作者身世与小说内容的索隐关系，宝黛爱情与神秘命运的昭
对全书有统一的内容介绍。现以第一卷为例，引证如下(中译文为笔者自译)：
模仿中文的四字结构的铺陈效果，却一连用了9个形容词单行排列，整句共占了l l行，阅读效果当然就不同凡响了。
又如第二回，借贾雨村之口发表了二篇洋洋洒洒的"人物论"，将中国社会治乱和人物命运的探索结合起来，言道"尧、舜、禹、汤、文、武、周、召、孔、孟、董、韩、周、程、张、朱，皆应运而生者。"英文翻译作了如下的安排：
除了正文部分为了排列和列举的需要而采用上述格式变通翻译之外，霍译《红楼梦》还将中文古典小说中有关人物出场的韵文描写译为韵文或自由体加以分行排列。这样产生的效果不仅使有关的信息醒目突出，而且体制显得单纯而不芜杂。例如，第三回凤姐出场时的描写，在一串笑声先声夺人之后，分两层描写了凤姐的服饰和模样儿。霍译的前者为散体，融人段落之中，后者则为诗体，单独排列如下：
其原文是："一双丹凤三角眼，两弯吊梢眉，身量苗条，体格风骚，粉面含春威不露，丹唇未启笑先闻。"
原文中插入的韵体，一般是兼作换景和评论用的，多为两句对仗的五言或七言。译文有如原文对仗两行排列的，但也有不拘原文格式而另外有发挥的。例如第二回讲到丫鬟娇杏(侥幸)因偶
当然，英文的印刷排列的表现方式不止这些。字号大小，大小写，变体，斜体，黑体，等等，应有尽有，均可使用。这使人想起中文古本的印刷手段，如大小字体夹行排列，甚至用红黑两种颜色以示区分，至今仍然有其价值。如今有了铅字和电脑轻型印刷，印刷业在技术上El益发达，但或许由于机械划一的思维模式在作祟，而艺术上的运用反而少了，表现力不如以前了。这是值得深思的，也是需要改进的。
3．附录与注释
翻译作为跨文化、跨语种的信息传递的艺术形式，势必要考虑到译文读者接受的方便和有效。霍译除了分卷安排和正文的变通之外，还利用多种附录形式，为西方读者提供必要的背景知识和注释性知识。这不仅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霍译为确保阅读流畅始终
有些只言片语中文有强调的，如第三回，林黛玉见"正门之上有一匾，匾上大书"敕造宁国府"五个大字，自然应有适当的英文体制强调方式，即便是中文认为无须单独推出的，例如"荣国府"，只是顺便提了一下，霍译也一并强调出。前者还以不同字样分三行居中单独排出，颇有赫然显现之势：
尔一回顾，后来便成了贾雨村正室夫人这段奇缘时，写到："偶因一回顾，便为人上人。"英译是：
不用脚注这一总体原则所造成的缺憾，而且大大地扩充了读者的相关信息量，使其能够准确而完整地达到深层理解的期待程度。其中有些知识，不仅为西方读者所必需，甚至为中国读者所必需。有些知识不乏浓厚的专业研究色彩，从而使得霍译《红楼梦》在严肃的翻译文学之外，还带有严肃的学术研究的性质。
附录的总体设计，是为了方便读者阅读和理解。因此有些是全书统一所需要的，有些则是分卷排列所必须的。现分别列举如下：
1．首卷目录后，有一拼写说明，指出本书所用拼音系统表示汉语专有名词的拼写符号和规则。还包括汉语音节构成特点，辅音元音等详细信息，可谓无微不至(此说明以后各卷均有，不再重复)。
2．首卷正文后附有第一卷中出场的人物及其简介。荣宁二府及王家史家贾家谱系图(以后各卷均包括本卷人物和这几张至关重要的人物关系图，不再重复)。
3．首卷正文后，还附有金陵十二钗及其正册、副册，又副册的详细说明，对这些猜谜一般的图示和谶言式的命运之说加以解说，其中不乏译者的独到见解。
4．第二卷正文后附有汉语律诗的韵律说明，并指出霍译不可能完全翻译出汉诗的韵律这一至关重要的问题。
5．第二卷附录还有中国骨牌知识及其贾母、宝钗、黛玉、史湘云等人的牌局。
6．第二卷附有当卷不解之谜的谜底及其说明。
7．第三卷附录包括两个奴婢表，一方面说明丫头与小厮的体制，同时举出麝月、檀云、彩云／彩霞等，予以考证。
8．第三卷附录还有尤三姐、尤二姐及贾琏的外出的考察，多官、多姑娘等的考证，以及尤氏、张华等几个次要人物的出现问题。
9．第四卷附录有程高本上程、高二人分别作的序言，以及二人合写的序言。
10．第四卷附录还有关于中国八股文、琴与知音的说明。
驯阳求州沓。
就以上所列各卷附录的内容而言，可以说霍克斯照顾到了文学翻译的方方面面，特别是中国古典小说翻译为英文给西方读者阅读的许多方面。从中不难看出霍克斯的良苦用心和高超的艺术手法。兹结合杨译处理给予简要评论：
1．杨译各卷只有主要人物关系表(Chief Characters in the N0-vel and Their Relationships)，而且是作为一个单页夹在书中的。似不及霍译详尽醒目。
2．杨译的大量脚注偏于小说人物和中国文化局限词的解说，例如第1回"贾化"与"假话"的同音联想，第22回的灯谜的谜底等。
3．杨译在文中的文字排列也有英文格式的清晰化倾向。例如，药方的排列与正文叙述部分分开，不仅分行，而且前后均齐。但不及霍译量大，效果也不甚突出。
4．杨译的插图，是著名画家戴敦邦先生的数十幅国画，工笔重彩，栩栩如生，为小说文字部分点睛之笔，为霍译所没有。
5．为了更多地传达中国文化内容，杨译把一些汉字字体和中国文化器物图形，以原始形态复制在英文叙述中，并有英文翻译，例如第8回的通灵宝玉和奇缘金锁。为霍译所没有。
除了上述几点明显的不同之外，霍译较之杨译还有几点明显的优势：
1．霍译有分卷的概念，将重要项目例如人物和文化知识在各 卷的附录中全面设计从容出场，为杨译所没有。
2．霍译有向西方读者介绍汉语发音识字的基本常识的考虑，杨译关于语言因素的考虑，只是艺术上的，例如谐音等，而不是系统上的，例如发音和拼写系统。
3．霍译关于中国文化的知识介绍比较详细、全面、系统，超过杨译。
4．霍译关于小说本身的人物关系系统的介绍详细、系统，超过杨译。
5．霍译关于《红楼梦》版本、序言和续书的知识也想传达给读者，优于杨译。
6．霍译的《红楼梦》考证知识通过附录传达给读者，优于杨译。
7．霍译关于《红楼梦》翻译处理的意见，告诉译文读者，为杨译所没有。
4．序言与介绍
译著的出版，卷首写一序言，是一件郑重和有意义的事。早在延安时期，毛泽东就提出过"翻译要有序言"的建议。可是，迄今为止，国内所出版的译著，有的没有序言，有的序言写得不好。究其原因有二：一是不重视，认为可有可无；二是水平有限，不知如何写好。
《红楼梦》是一部文学巨著，有世界意义。它的英译，需要很好的序言。以下先说杨译，然后再转到霍译上去。
杨译并无译者序言，只有《出版说明》。其中主要内容概括如下：
1．以对中国封建社会本质尤其是清代进入封建社会末期的认识，作为小说《红楼梦》的创作背景，认为小说创作是受了当时先进社会思想的影响。
2．把《红楼梦》看作是阶级斗争的产物，认定《红楼梦》是一部"政治历史小说"，并以小说第四回为纲分析其阶级压迫和阶级斗争主题(受毛泽东观点的影响)。
3．在政治上，运用毛泽东关于阶级斗争和批判地继承文化遗产的说法。在艺术上，运用鲁迅的说法，"自从这部小说产生以来，一切传统的写法都打破了"。
4．关于"五四"以来红学的沿革有简要的介绍，但以新中国建立后的1954年开始批判胡适"新红学"的"反动"思想为主线，认为斗争将会继续下去。
5．关于译者所依据的《红楼梦》版本有极简要的说明。关于翻译原则和译者，除了用一句话说明分为三卷出版之外，可以说只字未提。
由以上内容可以推出几点小结：
1．把此项工作完全视为属于在当时官方意识形态范围内的一种翻译活动。
2．完全没有读者意识，也没有介绍和宣传中国文化和文学成就的企图。
3．缺乏最基本的导读功能，缺乏关于作者、译者、译作的哪怕是出版惯例式的介绍。
4．出版以来从未修订，即便是对于《出版说明》中明显过时的不妥提法也未做任何改动。
与之相反，霍译《红楼梦》除了上面讲到的各种出版本身的处理方式以外，在第一卷有霍克斯本人写的长达46页的长篇《序言》，从第二卷起每卷都有《前言》。现先就有关内容作一简述，然后再做归纳评论。
第一卷的霍译《序言》实际上是一篇很长的导论(INTRODUC-TION)，其中包括以下内容：
1．《红楼梦》版本的发现和流传研究，包括程高本、脂评本，以及前80回和后40回的差异等重要背景知识的介绍，基本上是沿着探索的思路顺序进行介绍的。
2．《红楼梦》的书名系统和作者的写作意图，详细引录了曹雪芹的自叙，考察了书名"红楼梦"的字面含义和深层含义，此前五种语种的译名，说明为何以"石头记"为主要书名。
3．关于作者曹雪芹的身份的详尽考察，从作者画像考察外貌特征的描写，到西山著述及其后期生活习性，都有细节性的考察，给人留下深刻而明晰的印象。
4．关于曹雪芹身世的详尽考察，从祖父曹寅写到父亲曹频，并提出曹雪芹和堂兄曹天占可能是书中主人公贾宝玉的。原型的推测。
5．与第四条同时考察了曹雪芹的挚友脂砚斋、畸笏叟这两个传奇人物(先说是一人，后又证明是二人)，同时涉及《红楼梦》成书、评论等情况。
6．此前已涉及《红楼梦》人物的关系和作者家族的关系，此处以秦氏之死的疑点和原稿的改动为主要问题，论述了小说的最后成型和曹雪芹死后可能的流传情况。
7．回到贾家的隐语以及《红楼梦》中"假作真时真亦假"的深层叙述结构，和人生如梦的深刻的文学主题。
8．最后的篇幅，从小说写作技巧和文字游戏，引出翻译中可能要丧失的东西，重申译者想尽量翻译出原书一切东西的努力宗旨。
一般说来，有长达46页的序言，涉及如此广泛的问题，无论是对于译本还是对于研究著作来说都已经足够了。但是，霍克斯意犹未尽，还是利用以后各卷的前言，并且结合各卷的具体内容，继续进行对于读者来说是十分重要的研究和交代。从第二卷到第五卷，霍克斯(连同闵福德)的前言，涉及如下几种问题：
1．关于《红楼梦》版本和作者的继续讨论。例如第二卷前言进一步讨论高鹗和程伟元对于《红楼梦》续书的贡献，以及书中内容在细节上的矛盾，最后便是霍克斯本人对于其中若干细节的统一性的研究结论和处理方法，例如，关于经高鹗之手在第二十八回结束时把"紫鹃"改为"林妹妹"的细节。
2．关于《红楼梦》成书过程的详细讨论。例如，在第三卷前言中，先说明译本分卷有其自己的根据和想法，然后，便先后引述小说中所叙曹雪芹"披阅十载，增删五次"的一段说明，脂砚斋关于曹雪芹在1763年大年除夕书未完成泪尽而逝世，自己欲哭无泪的感叹，以及程伟元在序言中说明自己如何购得后四十回，交高鹗整理续书的经过，由此构成一个成书系列进行推测研究。
3．关于故事的进展和小说的结局。如果说霍克斯第四卷前言中以尤二姐和尤三姐的故事为例，说明了成书的复杂情况和作品内容的不确定性。那么，闵福德的第五卷前言的前半部分则结合本卷内容概述了小说的最后结局："飞鸟各投林，落了片白茫茫大地真干净"。并且借助贾宝玉梦醒，重温了"人生如梦"的存在论命题。
4．借机向有关人员致谢。如果说霍克斯在第一卷序言中对于赵刚等红学家进行致谢是零散的和不够的(因为他的重点是学术研究导读作用)，那么，他在第三卷的前言结束时都有一段涉及本卷翻译工作的致谢。闵福德也是如此，例如，第五卷也有一个较长的致谢单子，从帮助他打字和校对的妻子到两位未言明姓名的中国朋友。这不但说明《红楼梦》的英译不仅有译者本人的艰苦努力，而且凝聚了不少人的智慧。而闵福德生动的文笔，与霍克斯严谨的思路交相辉映，构成了一幅生动的翻译工作图景。使人既感到亲切，又很受感动。
然而，最为重要的还是霍克斯第一卷序言中的最后一段话，其中不仅讲了他的所谓《石头记》的译本，实际上是一个译者参考众多资料经过重构而产生的一个理想的译本的理想的底本，而且说明译者的翻译宗旨，是尽可能传译出这部未完成的艺术杰作中一切思想的和艺术的东西。为了慎重起见，笔者在这里原文照录，然后附自己的译文：
在翻译这部小说的时候，我感到要忠实地遵从任何一个单独的底本是不可能的。第一回的翻译主要采用高鹗底本，因较之其他底本它的矛盾要少些，但趣味也少了些。不过在后来的章回中，我不时参照阅读一些抄本，而在极少的几处，我还自作主张做了小小的改动。我遵循的原则之一是把一切都传译出来--甚至双关语。因为，如前所述，虽然这是一部"未完成的"小说，但却是一位伟大艺术家用毕生心血反复修改而写就的作品。我因此认为，在文中发现的一切有目的的东西，都必须设法传达出来。我不能说自己始终做得成功，不过，假若我能够把这部小说给予我的阅读快感向我的读者传达一二，那么我的此生就算没有虚度了。
这里的"高鹗底本"，就是程乙本。而霍克斯并没有始终如．一地照搬其中的一切细节，因为作为一个有见识的译者，他认为，既然原作是"未完成的"，那么，在译者那里就有一种使艺术品完成的倾向，因而这种努力就是合理的和有价值的。至于霍克斯本人为此而作出的一切努力，是否值得和有效，那不仅取决于他自己的才华和工作业绩，而且也取决于广大读者的阅读鉴赏力，其中的核心部分显然应当包括译本的研究者对于译者及其使命的深刻理解以及对于作者和读者的无私的同感。不管怎么说，我们都不能否认，霍克斯在翻译《红楼梦》这部杰作的时候，建构了自己的独一无二的翻译本体--那就是他的带有独创性的底本。有这个底本和没有这个底本，从文学翻译的角度和高度而言，是有着本质的不同的。
本文不在于分析霍译和杨译《红楼梦》的体制本身，而在于以之为例，说明文学翻译的体制建构对于译作的成就具有何等重要的奠基作用。
最后，我们认为，从本文的比较分析可以推出如下结论：
1．除．了见诸文字的内容本身作为写作和翻译的核心之外，一部好的文学作品的翻译必须考虑体制问题。缺乏体制的更易与创新会无形中影响翻译作品的质量，因为译作的读者首先根据作品的外貌产生阅读印象和主观评价。
2．体制是文化的产物，带有传统和惯性。文学作品亦然，文学作品的翻译亦然。文学作品的体制不是外在的东西，而是作品内涵的文字彰显，同时反映译者的文学修养和读者的审美趣味，具有民族性，受语言文字的制约，但也有普遍的可理解性。
3．文学翻译的体制把作者、译者和读者在无形中连接在一起，但不仅仅是译者的作用，而且涉及出版环节和销售环节，是文学作品通过翻译活动再生产的必要程序，也是中国古典文学作品打出品牌走向国际市场的必由之路。
崔永禄 霍克斯译《红楼梦》巾页向牲问题
作者简介：《红楼梦》是我国18世纪的一部著名长篇小崔永禄，说。由于其深厚的文化历史内涵和高超的艺术成南开大学外国就，成为我国文学领域的经典作品，享有崇高的地语学院教授，位。它对于研究我国的文学艺术、历史文化都具有博士生导师 极高的价值。这部著作现在已有各种文字的译本。研究这些译本的成就，吸收它们的经验，并发现它们的问题以便改进以后的翻译，对翻译理论和实践的研究，以及对各民族间的文化交流和弘扬中华民族的文化传统都具有十分积极的意义。
1．
翻译是一个信息传递过程。一部译作总应该说是在原作的基础上产生的。翻译不同于创作的最主要的一点是翻译受原文的束缚性。对创作的作品来说，也有一个互文性问题，但那与翻译受原文的制约有本质的不同。作者创作有较多的自主性，而译者翻译时则缺乏那种自由。译作如果不传达原文发出的信息就无所谓翻译。可以大概地说，译作应主要传达原文的三种信息：主题信息、艺术信息和文化信息。
主题信息包括原文的思想内容、作者的意图和语义效果。这些是翻译最应着重的部分。韩礼德所讲的通过语言表达的概念功能和人际功能，应该体现在这一方面。
艺术信息是作者为实现和加强主题信息所采用的艺术手段，它不能脱离主题信息而单独存在。艺术信息包括篇章结构、句子组织、修辞的运用、词汇的选择等，总之是文本的总体风格，体现着原作的艺术成就。这一般来说是由语言的篇章组织功能实现的。文化信息指原作中体现的民族文化特征，特别是不同于其他民族的语言和文化的独有的特征。
当然，主题信息和艺术信息都与文化信息有关，但它们又各有其不同的方面，如主题信息可以是各种文化共有的主题，如爱情，生与死，对真善美的赞颂和对假丑恶的鞭笞。艺术信息则指作者运用各种艺术手段所达到的效果，不同的语言可有不同的艺术形式，然而会产生相同或相近的效果。所以艺术信息的传递经常是一个再创作的问题，如外国诗歌的抑扬格与中国诗歌的平仄和押韵等，保留原来形式都很困难，翻译过程中需要再创造，只要再创造的结果是产生了相近或相同的艺术效果，就可以说艺术信息的传递是成功的。而对于一个民族的独有的文化特征，则不能再创造或改变，否则就会产生文化信息遗失，对原文的文化也可以说是一种贬损。改变原文的文化特征往往会揭露出两种文化的相对关系。这种改变也使译文读者失去了了解原文文化并做出反应的机会。因此，译者的主观创造作用主要是在艺术信息的再现，对于主题信息和文化信，皂．则恐怕更多的应该是传达，是与原文保持一致。霍克斯的《红楼梦》译本，在传达主题信息和艺术信息方面应该说是取得了突出的成就，尤其是艺术的再创造，远远超过了其他，译本。但在文化信息的传达方面却有一种十分值得注意的倾向。说它是倾向，一是在霍的译文中，我们看到的一些问题不是个别偶然现象，而是较普遍的，并有一定思想为指导的。二是也不仅是霍克斯一个人的做法，其他西方人翻译中国作品或处于弱势文化地位国家的作品时也有类似倾向，这就值得我们非常注意。
2．
首先让我们讨论一下霍克斯译文中的几个例子。
第一个例子就是关于"红"的翻译。霍克斯在其译文的引言中说：
《红楼梦》中有许多"红"。但霍克斯认为汉语中的"红"和英孽专的表示红色的red含义不同，汉语的"红"相当于英语的金黄色。于是霍克斯在很多情况下就用绿代替了红。贾宝玉的怡红院就成了curt。Green Delight，怡红公子就成了Green B。同一种东西在不同文化中可能会有不同的含义。这里的"红是一个非常明显的例子。"红色"在中国文化中象征着阳光、量望。热烈、繁荣、运气、闺阁等，在现代则更具有革命的意义，斋羞葶语中则缺少这些象征的意义，更多是与暴力和流血相联系。主亭斯明确意识到这种差别，但在翻译中如何处理呢?一是保留聂吝文化特征，将其直译出来而不管译文读者目前是否理解，或将来是否可能理解。这里当然并不排除为帮助读者理解而加注萏募法。是改变原文文化特征使之服从译入语文化特征，改变成为译文读者易于接受的特征。也就是在原文文化和译文文化发生矛盾或冲突时，谁服从谁的问题。霍克斯在很多情况下采取了原文文化服从译文文化的做法。
就这本书书名的问题，霍克斯恐怕也有类似的考虑。自然，霍克斯是选择了不同的版本，他选择了《石头记》而没有选择《红楼梦》。但为什么选择这一版本而不选择另一版本?霍克斯大概也知道，现在中国通行的版本是《红楼梦》而不是《石头记》。我们这次研讨会的题目也是《红楼梦》翻译研讨会，而不是《石头记》翻译研讨会。用《石头记》代替《红楼梦》强调了故事性，强调了作者无才补天的自怜，但却失去了"红楼"，失去了"梦"，削弱了由题目引起的社会意义的联想，总之给内容的涵盖面造成巨大损失。
在宗教问题上，对于一些描述性用语，如道士、僧人等，霍克斯大多忠实地保留了原文文化，但在V1语中，霍克斯却别有考虑。如"阿弥陀佛"在霍克斯的译文中就成了God bless my soul，"谋事在人，成事在天"变成了Men proposes，God disposes，"神仙"也变成了salvation。于是，基督教的上帝就取代了佛教的"阿弥陀佛"和中国儒学传统的"天"。口语中的东西，有些是不假思索就脱口而出的，说话人有时也未必明白其中深奥的道理，但正因为如此却可以经常使人看到文化在深层次的影响。急难时呼佛，办事情靠天，正说明了佛教和儒学是中国文化的两大支柱。翻译时不去传达这些东西，而统一地代之以西方人的信仰，要基督教的上帝来解决问题，那中国文化的位置又在哪里呢?
再看看有关民风民俗传统问题的翻译。中国有个节日叫"腊八"。阴历年最后一个月的初八，人们用各种米、豆和干果煮粥庆祝。《红楼梦》第十九章，贾宝玉给林黛玉讲故事。说的是一群耗子过"腊八"，煮粥没有材料，要小耗子们去偷。这个"腊八"节，从《红楼梦》书中看，当时可能过得还很红火。英国自然没有这一习俗。霍克斯在翻译时就用了一个Nibbansday，从词的构成很像一个西方的节日。但翻遍字典也查不到这样一个字，看来为霍克斯所首创。究其创意大概来自于nib，啃咬之意。这个Nibbansday
就是啮齿动物老鼠的节日。这自然很有故事性，艺术上也有创新的精神。但中国人的传统节日不见了。一个民族对另一个民族的了解，常常是通过文学作品。文学作品的翻译对了解其他民族提供丰富的素材，它可以展示一个民族的整体形象，介绍一个民族的深厚的文化传统。而这种改译就会无形中剥夺了原文文化的闪光。
另一个突出的例子是关于书中的女主人公林黛玉描述的译文。林黛玉的住处是潇湘馆。这个住处的名称，作者真是煞费了苦心。潇湘馆有着浓厚的中国文化韵味，不但有泪痕斑斑的潇竹，预示着林黛玉的秉性和坎坷的爱情悲剧结局，而且从中可以看到舜帝之二妃哀悼舜帝苍梧之死的优美中国神话的影子。可以说，这一名称所引发的思绪联想和感情触动，极大地提高和加强了林黛玉的形象。就像肖像画的背景一样，潇湘馆成了林黛玉这个形象的不可分割的部分。对于这样一个重要的名称，霍克斯是如何处理的呢?他使用了一个英语字Naiad，潇湘馆则译成了NaiadsHouse。Naiad是希腊神话中的水泉女神，住在河流、湖泊和泉水中，被描写成美丽、快活和仁慈的人物。和其他仙女一样，她们虽然不能长生不老，但寿命极长。这是《不列颠百科全书》中对那伊阿德女神的描述。既然对潇湘馆做了这样的处理，林黛玉的绰号"潇湘妃子"的翻译也就没有了其他出路，于是霍克斯把它译成River Queen。我们从这里看不出霍克斯为介绍中国文化所付出的努力，他把他认为英文读者无法理解的东西，用西方文化取而代之。于是终日忧伤洒泪的潇湘妃子到了英文里就成了快活仁慈的底女神。
以上只是几个典型的例子。另外，对于原文中的许多历史人名，如杨贵妃、赵飞燕、曹子建、卓文君等都省略不译；原文中不少掌故，也未介绍其来源及引申意义等。这里不再一一介绍评论。不过这些足可以看出霍克斯译文中的一些倾向性问题。
3．
我们到底应该如何看待这种倾向呢?自然我们可以说这种做法有得有失。得是方便了读者，不必费脑筋去考虑那百思不得其解的外国文化。但失也正在这里。读者阅读翻译过来的外国小说，意图之一是扩大文化视野，满足求异的心理要求。而上述译法，恰恰不能满足这一点。况且从翻译本身来看，即使撇开翻译理论不谈而只从直观考虑，我们也会发现这种做法有其荒谬的一面。我们不妨先换一个角度来看这个问题。比如我们在把英语小说译成汉语时碰到了一句God bless me，如要把它译成"菩萨保佑"，却又会如何?中国读者会如何想?大概许多人会想说这话的人信奉佛教或其文化与佛教有关。
我们再向前走一点，如果把希腊神话或小说中提到的Naiad译成"潇湘妃子"，又会如何?
有人会认为这过于极端。那我们不妨看一个现实生活中的简单例子。这个例子涉及到霍克斯感到为难的"红色"。我在瑞士曾看到一个小汽车队，车的天线杆全部拉出，天线顶端挂着一个两寸见方的小白布块。我不解其意。经询问，得到的答复是：这是结婚送亲的车队!假如一本英文小说中有一段这样的描写，我们是把它如实翻译过来，然后加注释说明这是瑞士人或西方人的结婚方式呢，还是按霍克斯上述思路，以中国人不理解为理由(因为汽车天线上挂一块小白布，对中国人来说或者是投降的标志，或者是与丧葬有关)，于是就把它改变一下，改成中国人的婚俗：或是汽车前窗贴上大红的双喜字，或是在汽车顶上挂着大红的气球?这对中国人倒是理解了，含义非常清楚了，但是外国文化却被改得面目全非。不过，中国的翻译家，大多没有采取这种做法。
相反，中国翻译家倒一直是把外国文化非常忠实地介绍到中国来。这里想举一下《尤利西斯》的例子。《尤利西斯》在中国目前有两个译本，其译者一是金隰，一是萧乾夫妇。他们都是中国人，都是从外语译到母语，这点与霍克斯是一样的。但他们对于《尤利西斯》中的文化现象，对于西方独特的文化特征采取了什么做法呢?他们采取的是与霍克斯截然不同的做法：对于西方文化的东西尽量如实地介绍，凡是中国人可能不理解的，就加注释说明。于是两个译本中注释就占了相当大的篇幅。这自然读起来不那么利索，但对西方文化毕恭毕敬的态度却跃然纸上。从这一点上来说，它与霍克斯《红楼梦》的译文成了鲜明的对比。
4．
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是什么呢?或许原因倒不一定在霍克斯本人，他自己也意识到这样做所带来的损失，但自认无能为力。尤其对于这样做的后果他也许并不十分明确。应该说，这是文化交流的不平等性所造成的，是不平等态势的长期延续所造成的结果。文化差异在交流过程中往往会产生矛盾和冲突。而这种矛盾和冲突必定会反映到作为跨文化交际的翻译过程中来。矛盾和冲突的解决在文化不平等的状态下往往又体现着某种权力关系。巴斯奈特曾经指出，"翻译研究和工作无可避免地要探讨文本实践的权力关系，而文本实践又反映了较大的文化脉络中的权力结构。"(1996)赫尔曼也指出，对于这种权力关系，译者在翻译过程中的每个阶段都必须加以配合或抗衡(1996)。强势文化和弱势文化之间就存在着这种权力关系。韦努蒂曾批评殖民地时期的翻译对殖民地文化和文学作品的不公，提倡要进行重译，同时他还指出一些译者就是用通顺的翻译，用归化的手段抹煞原殖民地的文化。
近代中国到现在，自从中国闭关自守的大门被外国的坚船利炮轰开之后，中国人意识到自己的落后，就一直眼睛向着西方，寻求富国强兵之路。在此过程中，翻译肩负着重要的历史使命。为了更好地向西方学习，译者们强调，译文要"信"，要尽可能地忠实原文，要保留原作的丰姿。这种强调有时甚至到达笨拙的程度。鲁迅写过一首题为"他们的花园"的诗，说一个小娃子，从邻家花园里得到一朵百合花，"又白又光明"，拿回家里，上面却已有了"几点蝇矢"。这是要求忠实介绍西方文化知识的中国之弱势地位和弱势文化的注脚。改革开放以来，向西方学习的意识进一步加强，于是，这种做法一直延续到现在，而《尤利西斯》的汉译就是空对共他文化，特别是对前殖民地的文化，恐怕就不像我们那么认真，那么直译到笨拙的程度。奈达的动态对莓磊蕃莲菇：归根到底是一种归化的理论，在很大程度上是在其之前的西方翻译理论的总结。如用来指导从前殖民地文化到欧美文化的翻译，那势必会使原文文化蒙受损失。以托马斯·科利瑞(ThomasCleary)翻译的《论语》为例。他在译文的前言中说，为了使西方的读者不至于被不重要的文化细节所困扰，他对译文进行了较多的改动和删节。读科利瑞的译文就会发现，像《论语》这样一部汉文化中极为重要的代表性著作，在他那里已被改得面目全非。名义上是为读者，但实际上这种翻译的随意性表现出的却是对原文文化的不重视。《红楼梦》的翻译中也有类似的倾向。
从文化交流的角度看，异化的翻译可以为读者了解并吸收外来文化创造机会，这也是翻译的目的之一。没有异化的翻译，往往就会使人看不到异域文化的真面目，就谈不到文化交流中的融合、吸收和加强，文化交流的目的就会受挫。
人类历史证明，多元文化是有其优越性的。多种文化相互竞争与借鉴，共同促进了人类文明的进步。不同的文化有相互冲突的一面，又有相互吸收融合的一面。吸收融合会产生"杂交优势"。但如果不如实介绍，还谈得到什么吸收融合?中国五千年的文化不知融合了多少不同的文化，佛教、少数民族文化、西方文化，"兼收并蓄"是中华民族文化的伟大传统和优势，也正因为如此，中国的文化才五千年来生生不息，旺盛不衰，具有强大的生命力。
在现在很多人提倡全球化的背景下，我们似乎不应忘记过去西方殖民化的传统。原殖民主义文化，有着较强的排他性。其以往的翻译常常是传播着殖民国家的文化，而对殖民地国家的文化则轻视、排挤，甚至起着摧残或肢解的作用。一些翻译理论却对此熟视无睹。韦努蒂提倡的抵抗策略，就是对这种不合理的理论与实践的抵抗。
我们主张较多地采用异化手段，保留原文文化的风味、特征，
克斯译《红楼梦》中倾向性问题的思考 89正是从这个角度我们看到了霍克斯所译《红楼梦》不足的一面。霍克斯说，他看到了他的这种做法带来的损失，但要避免它，却又感到无能为力。对霍克斯个人来说，这也许是一种谦虚的说法。但如果我们从东西方文化关系的角度看，这恰恰反映出研究东方文化的西方学者的内心矛盾和困惑。赛义德曾经说过，作为东方主义者的西方知识分子，通过自己的文化研究并没有增进人类的总体经验，并没有排除民族主义和宗主国中心主义的偏见去解释人类文化的总体体系，却通过对东方的文化研究参与着种族歧视、文化霸权和精神垄断。
说到能力，翻译的方法很难说是一个能力问题，或者也许应更确切地说，这是翻译应采取的方针问题，是一个对异族文化，特别是译者自认为具有优势时对待异族文化的态度问题。难道杨宪益夫妇就一定比霍克斯要强吗?对此我们自然很难进行比较。不过从译作的艺术水平来看，很多人都认为霍克斯的译文艺术水平很高。但从保留文化特征来看，似乎霍克斯的译文比杨宪益夫妇的译文就要稍逊一筹了。
介绍外国文化，特别是直截了当地介绍，往往会使读者读起来不那么痛快，会有些别扭的感觉，但任何形式的跨文化交流，都会引起由于文化差异而产生的歧义、不适、甚至挫折感。也许正是在这种别扭的感觉中，读者才能体会到外国文化的风味，译人语文化才能吸收进新的营养，保持长期旺盛发展而不衰。
5．
有一些翻译理论家在讨论归化和异化问题时，说二者均是需要的，不可少的，该归化时就归化，该异化时就异化。这种似乎公允的说法实际上并不解决问题。这里问题的核心是什么时候和哪些方面应该归化，什么时候及哪些方面又应该异化?我们主张比较多地采用异化的手段，特别是对原殖民地、半殖民地的文化，在翻译过程中要强调发掘他们文化中优秀的东西。试看我们《红楼梦》的翻译，这本中国瑰宝《红楼梦》的译文，只要认真研究一下，难道我们不会发现译文中中国文化的损失的确是太多了一些吗?
让我们再次拿《尤利西斯》与《红楼梦》做一个比较。《尤利西斯》的两个中文译本，其中有那么多的直译，而且译者又对书中难于理解之处或中外文化差异费尽心苦做了那么多的注释，金陧的译本有2000多条注释，而萧乾夫妇的译本则有近6000条注释。我们觉得这种做法不错，帮助我们了解了不少西方文化。的确，西方有一个《尤利西斯》学会，为《尤利西斯》的研究和翻译提供了丰富的资料和便利条件。可是中国也有一个红学研究会，他们在长达数十年的研究中所积累的资料不会比尤学逊色。那为什么在《红楼梦》的翻译中却没有采用相同的做法?那么多的历史事件，那么多的文化内容，那么多的掌故，那么多的人名地名，外国读者都了解吗?《红楼梦》中包含的历史文化内容，一般中国读者读起来都不是轻而易举的事。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出了一个《红楼梦》的中文版本，由启功任顾问，张俊等人做注释，共有注释3388条，包括人名地名、历史事件、节日风情、成语典故等，对阅读《红楼梦》，了解历史文化非常有益。举一个简单的例子。书中"略表芹意"一语多次出现。但何谓芹意?芹是什么东西?为何芹意就表示谦逊?注释中连同其历史来由都有非常清楚的说明，使人读之受益。这样的例子俯拾即是。但在译文中却连一点影子都看不至U。
《红楼梦》的译本，不仅是霍克斯的译本，甚至也包括杨宪益夫妇的译本，其中注释寥寥无几。是不需要注释吗?我深信外国读者比中国读者更需要提供给大量的有关文化历史背景知识。仔细看一下霍克斯的译本，我们可以发现有一些需要提供的背景知识是以增补的方法融人译文之中。但很多情况下的做法是改译和漏译，特别是与文化信息有关的改译和故意回避而产生的漏译，使注释变得不再必要，但这给传达原文文化带来不可弥补的损失。中国文化有许多优秀的精华，需要认真挖掘，我们以为这是在把汉语文本，特别是汉语经典著作译成外语时，译者特别需要注意?
的东西。因此进行翻译理论研究，改进翻译方法，纠正以往翻译给中国文化带来的不良影响，这或许是我们的翻译研究面临的一项重要任务。我们必须努力完成这项任务。在东西方文化交流或者文化较量的舞台上，惟有如此才能有助于保留中华文化的风采，展现中国文化的精华，使之以应有的丰姿跻身世界民族文化之林。
张 鲲 从《红耧梦》两英译本香啊译目硇
作者简介： 引言张鲲
上海第二军 从1830年英国人戴维斯(J．F．Davis)将《红医大学外语楼梦》中的两首词译成英语算起，中外诸多学者都教研室 曾尝试将这一巨著译成英语，也出现过不少译本(大多数是节译或改写)，这既扩大了中国文学和文化的影响，也丰富了英语文学和文化。在这些译本之中，仅有的两个全译本是霍克斯(DavidHawkes)与闵福德(John Minford)合译的A Story ofthe Stoneff)，以及杨宪益、戴乃迭夫妇合译的4Dream of Red Mansions。经过译者的艰苦努力，这两个译本都成了传世之作。
但是，细心的读者会发现这两个译本在诸多方面都有很大不同。试看下例：
(1)"巧媳妇做不出没米的粥来"(1：24：323)Hawkes译的是前八十回，Minford译的是后四十回。考虑到连贯性，加之《红楼梦》原文后四十回的评价本身存在的争议，本文选取的例子均出自前八十回。因此，这两个译本之间的比较也就是译者HawkeS和杨氏夫妇之间的比较。
杨："Even the cleverest homewife can't cook a meal without rice"(1：24：344)
H：'Even the cleverest homewife can't make bread without flour!'(1：24：474)
中国和英语国家的饮食习惯不同，译者在翻译这一习语的时候就面临两种选择：要么保留原文形象，要么英语读者熟悉的形象来代替原文形象。这种选择其实就是翻译策略的选择：是保留原文的异国情调(异化)，还是尽量减少译文对英语读者可能造成的陌生感(归化)--这也就是杨氏夫妇和Hawkes分别采用的翻译策略。如何解释这种选择?我们得求助翻译理论。
1．目的论
1．1目的论的基本理论
很久以来，有经验的译者都认为在不同的情况下需要不同的翻译。他们发现，在翻译中既要忠实地再现原文特点，又要调整原文以适应译文读者的需要和期望。在翻译研究中，语言学派一般将翻译视为一个代码转换的过程，因此很长一段时间以来人们一直认为对等是翻译的基本概念，是翻译中不可或缺的。尽管语言学派的代表人物Nida在后期研究中倾向于功能主义(Nida&Warrd，1986：vii)，他所强调的仍然是原文的功能。然而，人们现在逐渐意识到了为达到翻译目的而调整译文以适应译人语环境的重要性：
德国功能主义翻译学派将翻译视为一种交际性的人类行为。该派学者将人类行为定义为一种特定环境下发生的有意识、有目的的行为。根据他们的观点，人类行为(翻译行为是人类行为的 一部分)是由其目的决定的。Nord(2001：16)提出了翻译行为的三个主要特点：目的性、跨文化性以及交际性。翻译都是针对读者进行的，因为翻译就意味着在译入语环境下为达到译文目的和译文读者的需要而创造文本(Vermeer，1987：29)。目的论学者认为，译者既然要考虑处于特定译入语文化的读者，而且要让自己的翻译有意义并实现其功能，他自然就要遵循译入语文化的规范和习惯。这是从原文到译文的转变：也就是说，原文不再是译者在翻译过程中的惟一标准，译文要达到的功能也很重要。
在目的论中，原文的地位显然要比其在对等理论中的地位要低。目的论中的主要法则是目的法则，即译文的预期功能(或目的)决定翻译过程。除此之外还有两个处于从属地位的法则，即连贯性法则和忠实性法则。连贯性法则指译文必须能为接受者所理解，在译人语文化和译文被使用的环境中必须有意义。忠实性法则指译文应该忠于原文，但忠实程度应由翻译目的和译者对原文的理解决定。连贯性法则和忠实性法则都从属于目的法则。由于人们批评目的论忽略了原文的重要性，并把对等规则抛到了一边，Nord在Text Analysis in Translation中针对这一批评对目的论作了补充：她提出了自己的标准"功能性与忠实性"。这意味着译者的译文既要符合翻译目的的要求，同时也要尊重原文作者和译文读者的权益。她提出，要在原文意图和译文功能之间达到一种调适。根据她的观点，译者既要考虑原文，也要考虑译文环境；既要对原文作者负责，又要对译文读者负责。
目的论的理论基础是功能主义。德国功能主义学派和翻译的其他功能学派的区别在于前者强调的是译文的预期功能，而不是原文的功能。目的论者认为功能性是翻译过程中起作用的最重要因素。本文采用的是Nord较为折中的理论。正如她所说，没有原文，也就没有"翻译"可言；功能性是翻译最重要的准则，但不是惟一的准则。
1．2翻译目的的作用
目的论的基本观点是：翻译过程不是由原文或原作者的目的
决定的，而是由译文的预期功能(或翻译目的)决定的。在目的论中，翻译目的指的是译文的交际目的，而"目的准则"是翻译的最高准则。正如Nord所说，"目的解释手段"。
在实际的翻译过程中，译者很少是出于自己的目的而开始工作的。通常有一个"发起者"让他们进行翻译--"发起者"可能是个人、组织或者机构，翻译过程由他开始，译文目的也由他决定。因此，翻译过程中主要涉及的是"发起者"和"译者"。原文作者只间接参与翻译过程，因为他只对原文特点负责。而原文读者和译文读者分别与原文功能和译文功能的界定有关。
实际上，翻译过程中的发起者可能是任一个人：原文作者，潜在的译文读者，甚至译者本人出于各种原因可能都想让人把原文译出来。尽管发起者规定了翻译目的，翻译的责任还是在译者身上，因为他是翻译行为中的专家。他负责把发起者的"翻译指令"付诸实施，并采用与翻译目的一致的翻译技巧来达成译文预期功能。这里所强调的是"译文预期功能"，它可能与原文预期功能并不吻合，甚至不相容。即便作者在写原文的时候没有任何目的或意图，其译文总是要针对某些读者，因此它肯定具备自己的功能。译者既是原文受者，又是译文作者，因此他接受原文与创造译文的方法必然来自译文的预期目的。
译文的预期功能(即翻译目的)不仅是译文的基本元素，它也决定了译者翻译的策略。对译者来说，这有两方面的意义：其一，他对原文的理解会受到发起者的翻译指令的影响；其二，他要在保留原文要素和调整原文要素之间作出取舍，以达成译文预期功能，这就决定了他的翻译策略。
根据Nord的观点，在翻译中因对原文成分保留多少的不同有两个极端，一是极端忠实，一是极端自由。在这两个极端之间是各种形式的翻译，因翻译目的不同，它们对原文的调整程度也各异。请看下面的图示：
如上图所示，这两个极端都是翻译中的极端情况，一是完全保留原文要素(抄写)，一是摆脱原文的译文创造。严格来说这两个极端情况都不能算作翻译。我们要研究的是两个极端之间的一个连续体，这就涉及到不同的翻译策略。"保留"和"调整"虽然分别代表着两种不同的趋势，但在实际翻译中两种方法都是必不可少的。
本文中探讨的两种主要翻译策略是异化和归化。这两种策略并不矛盾，只是代表着不同的倾向。根据"目的解释手段"的原则，这两种策略都是可行的，只要它们能为其目的服务。
1．3翻译目的的体现
由发起者决定的翻译目的可以体现在翻译的介绍文字中，如简介、前言、序言、后记乃至出版商说明。这样的介绍性文字一般能反映译者或出版商对原文价值的看法，翻译该文的原因，以及该文是怎样译的。这些文字提供了有关原文接受和译文产生的重要信息，能让读者和评者更好地了解译文。
但翻译目的最主要还是体现在译文文字中，具体到译者对一词一句的处理。译者选择的不同翻译策略能反映出不同的翻译目的。试看F例：
(2)只靠亟宣薄田度日。(1：6：91)
H：eked out her solitary existence by scratching alivelihood from a miserable-half--acre of land．(1：6：151)杨：supporting herself as best she could on two muof poor land(1：6：89)
Nord(2001：96)认为，当翻译中涉及文化决定的现实或行为方式时(如计量单位)，文本的差异能最明显地体现出来。Hawkes将"两亩"译为"半英亩"，用英语计量单位替代了汉语计量单位，以便于英语读者理解--他们对汉语的"亩"没有概念。他的调整是符合译人语习惯的，英语读者看到"half-acre"也能感受到文中人物的困窘境地。这样译者就实现了审美功能。杨氏夫妇则用音译保留了原文的计量单位，英语读者能借此对汉语的计量单位有所了解，翻译中引入的异国情调也丰富了译语语言和文化。这样译者就实现了文化传播功能。换句话说，翻译的目的可以从翻译实现的功能中去推断。因此，译文本身也是翻译目的的体现。
2．红楼梦两译本介绍性文字中体现的翻译目的
a)霍克斯译本
霍克斯译的前八十回在出版时分为三卷，每一卷前都有译者写的前言。第一卷的前言长达32页，其中详尽介绍了关于小说的背景知识。第二卷的前言中介绍了前八十回文字中由于高鹗的校订造成的前后不一现象，以及译者试图解决这些问题所想的办法。第三卷的前言介绍了译者将前八十回划分成三卷的理由，以及该卷的一些特点。三个前言中都体现了霍克斯的翻译态度及原则，但他的翻译目的在第一卷前言中体现得最为明显。
第一卷前言是整个翻译的有机组成部分。为了加深读者印在翻译此书的过程中我觉得无法完全按照任一个单独的本子来译。译第一回的时候我主要根据高鹗本，虽说与其他本子相比较高本趣味少了些，却比较连贯一致；但在后面的回目中我参照了其他抄本，在很少几处地方我对原文作了一些小小的改动。我以贯之的指导原则是要把一切都译出来，就连双关语也要翻译。尽管如我前文所述，这是一本"未完成"的小说，却是由一位伟大艺术家蘸着自己的生命之血几易其稿写出的。所以我认为我在书象，便于读者理解，前言中通过大量相关史实和小说版本、批注的考察详细介绍了作者生平、家世和作品创作的背景。霍克斯详细精确地介绍了相关史实，回顾了当时的红学研究情况以及红学家提出的各种假想和推断；更为重要的是，他提出了自己作为一个译者和红学研究者对原文的看法。他研究的重点是小说未完成的状态，以及不同版本带来的复杂问题，这些也解释了他以自己的方式翻译《红楼梦》的原因。译者介绍的这些知识和观点无疑有助于英语读者理解小说本身，并理解译者在翻译时作出选择的原因。在前言的最后一段里，他阐明了自己的翻译态度和原则中看到的一切都有其存在的目的，必须想方设法译出来。我不敢妄言自己在整个翻译中做得都很成功，但假若我能将这本中国小说带给我的快乐传达给读者，哪怕是其中万一，我就不枉此生了0(本文作者译)
显然译文读者在霍克斯心目中占据着很重要的位置。他在一次访谈中也提到过，他希望自己的翻译是"enjoyable for the Englishreader"(霍克斯，2000：XV)。在上文中，他又提到了读者能得到的"快乐"。他所指的快乐是一种审美愉悦，译者只有用英语读者能够理解的方式在译文中重现原文的文学功能和美学功能才能让他们体会到这种愉悦。译者重在传达文学欣赏价值，其译文要实现的功能也重在文学和美学功能，这就是他的翻译目的。
在第二卷前言中霍克斯说，译者的忠实有三种：对作者的忠实，对读者的忠实，以及对原文的忠实。他认为这三种忠实决不相同，有时甚至很难兼顾。他说由于原书因为未完成本身存在的一些前后不一致，高鹗校订的时候又多出了一些；为了尽量减少这些不一致带来的负面影响，他在翻译时对原文作了一些调整(霍克斯，1977：20)。这当然有违译者对作者和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