绪 论
杜威在美国思想史上的权威地位在美国学术界是一致公认的。美国著名哲学家胡克(Sidney Hook)早在1939年曾这样评价杜威对美国文化与社会的影响："在美国思想走向成熟的年代，杜威所起到的重要作用无人可以比拟。美国思想几乎没有哪一个领域他没有作出过贡献，美国生活几乎没有哪一个方面他没有进行过阐释。他的影响遍及学校、法院、实验室以及国家政治生活。"美国著名文化史家康马杰(HenrvSteele Commager)在他的1950年版的文化史名著《美国精神》中对杜威的成就有一个更全面的总结：
杜威忠实地实践了他自己的哲学信念，从而成为美国人民的向导、导师与良知：在整整一代人的时间里，没有哪一个重大问题不是首先经过杜威阐明的，这样说并不夸张。作为教育改革的开拓者，政治党派的组织者，政治中的顾问，劳工、女权、和平以及公民自由权利的发言人，作为美国的对外解说员以及俄国、日本、中国和德国在美国人民中的阐释者，他是十多个运动的开路先锋，二十个进步组织的领袖，一百项改革事业的发起人。他用自己的一生表明了哲学可以有效地应用于社会改造，后者既是他自己的追求．又是哲学的责任。
20世纪50年代，杜威在美国学术界有些受冷落。但60年代特别是70年代以来，杜威的重要地位又重新得到确认。70年代末，美国学者富兰克尔(Charles Frankel)写道："美国哲学家中也许没有任何人像杜威这样对现实曾产生过如此重大的影响。"80年代以来，随着激进主义在美国学术界的再度兴起，杜威又成为激进民主派对保守主义的战斗中高举的一面大旗。当代美国哲学界的元老之一麦克德莫特(John J．McDermott)表示："无论杜威有何不足之处，而且无论我们是谁，也无论我们在哪里，除杜威之外，我不愿向任何人寻求用以改进我们当前困境的智慧，以及用以照亮我们未来的智慧的灯塔。"当代美国文化史家韦斯特布鲁克(Robert B．Westbrook)虽然认为杜威因其"彻底民主"的激进主张在20世纪的美国自由主义运动中只是"少数派"，但他相信杜威的民主思想依然是今天用来改造美国民主理论与实践的重要资源。
杜威的影响远及世界许多国家，他的著作被各国学者争相译介。据杜威研究中心的统计，从1900到1967年问，他的著作被译成35种文字，共出了327个版本。Mj此后，自然还有更多的版本推出。在杜威生前，土耳其政府曾请他设计教育改革计划。苏联早期的教育理论与实践也深受杜威思想的影响。杜威与中国更有不解之缘。五四运动时期，他来中国讲学长达两年，蔡元培先生尊称他为"孔夫子第二"。他的实用主义社会思想对五四时期"民主"与"科学"观念在中国的传播，无疑起到了极大的促进作用；他的教育理论也深深影响了20年代和30年代中国的教育改革运动。
与杜威同时代的世界著名哲学家罗素(Bertrand Russell)在他的《西方哲学史》中虽然表示并不能完全接受杜威的工具主义真理观，但对他也有极高的评价："约翰·杜威生于1859年，被普遍认为是美国当代最重要的哲学家。对此评价，我完全赞同。他不仅在哲学家中具有深远影响，而且深深影响了教育、美学与政治理论领域的学者。他是一个品格无比高尚的人，具有自由主义的世界观，待人慷慨热情，治学则孜孜不倦。"我国著名西方哲学史家刘放桐教授对杜威在西方当代思想史上的地位也高度肯定："他关于哲学、伦理学、社会学、政治学、教育学、心理学等诸多领域的不少论著被西方各该领域的专家视为经典之作。......杜威作为当代西方最杰出的思想家之一，其著作是对当代西方社会许多方面的状况所作出的非常有价值的理论概括，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是关于西方社会的智慧的宝库。"万俊人先生在他的《现代西方伦理学史》中写道："......杜威则是实用主义哲学的集大成者，也是首次使这一美国本土哲学从理论走向实践，从美国走向世界，因而使美国从意识形态的进口国一跃成为出口国的头号功臣。因此杜威的哲学和伦理学无可争议地构成了美国实用主义运动，乃至现代西方哲学和伦理学中最重要的篇章。"
对于世界文化史上这样一位顶尖级、百科全书式思想巨人的研究，自然可以从许多方面展开。本书所要探讨的是他的社会思想，更具体地说，是从思想文化史的角度、从史学与哲学的交叉角度，研究他在特定历史与文化情形下对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问题所作的独特的比较探索，考察他的社会改良主义思想的丰富内涵，揭示他的激进民主主义理想的宽广意蕴，并把他参与的大量社会活动以及他个人思想的发展历程作为一个文化史个案，进而剖析美国社会从19世纪末至20世纪40年代伴随着工业化、城市化与资本主义垄断化的迅猛发展所实现的文化转型。之所以选择这一课题与视角，主要基于如下几点考虑：其一，从一般美国史的研究来说，考察杜威的社会思想对于认识19世纪末20世纪上半叶美国发生的社会与文化转型具有重要学术意义。
对于19世纪末20世纪上半叶美国历史的研究，我国的美国史学界已经取得了很大的成就。如对于两次世界大战的研究，对于"大萧条"和"新政"的研究；进步运动也越来越受到重视。但如果考虑到这近半个世纪的时间对于美国来说事实上意味着一次全面的社会与文化转型，而不只是一系列重大事件的发生，那么，从传统的政治、经济、军事史的角度来研究这一时期，就很不够了。近年来我国美国史学界对美国城市化问题的重视可以视为是对这一时期美国社会转型问题研究的深入。然而，应该看到，伴随着一系列重大的政治、经济与军事事件的发生，伴随着城市化与工业化的全面展开，美国文化，即康马杰所说的"美国精神"(the American mind)--"美国式的思想、性格与行为"--也发生了深刻的变化。遗憾的是，伴随着政治转型、经济转型和社会转型而实现的这种文化转型，依然是我国美国史学研究领域的一个薄弱环节。
对于特定历史时期文化转型的研究，一条重要的途径就是研究这一时期最有影响与代表性的思想家的思想与社会经历--笔者无意否定"从下向上看"的历史视角。对于这一时期的美国来说，没有谁比杜威更适合作为我们考察这一美国文化转型的典型案例了，因为杜威是这一转型的自始至终的见证人，是这一转型的自始至终的积极参与者和重要领袖，是这一转型的自始至终的权威发言人和阐释者。
杜威(1859--1952)漫长的一生横跨19世纪的下半叶和20世纪的上半叶。他出生在美国内战前夕，在大移民浪潮中长大，看到美国发展成一个高度城市化和工业化的国家，投身于进步运动和"新政"的改革，经历了两次世界大战，目睹了"冷战"的序幕。更重要的是，他对他所处的时代具有敏锐的历史意识。事实上，历史意识乃是实用主义认识论的基本原则之一，因而常常能够把握住他那个时代的脉搏，从而能够为后来的历史学家研究这一时期提供极有价值的参考。1936年，杜威在一篇为美国19世纪上半叶的教育改革家霍拉斯·曼(Horace Mann)而作的纪念文章中，就表现了这样一种敏锐的历史意识。他比较了霍拉斯·曼的时代和他自己所处的时代：
他生活的时代，人们主要过着农业生活。当然，蒸汽动力已经有了，还有一些工业化了的地区。但国民生活主要是在小城镇和农场里进行。铁路尚相对处于婴幼时代，电的使用仅限于电报。它所要求的批量生产与资本集中还有待于未来。那时，有富人，也有穷人。但这种区别尚未构成在今日工业与政治生活的组织形式中所存在的这种分裂。财富的占有尚未像今日这样意味着对他人工作与职业的控制。相对而言，那时的生活尚停留在地方与邻里的交往与关系中。......众所周知，工业与技术的发展创造了一整套广泛而复杂的相互依存关系，而这在100年甚至75年以前的个人是无需面对的。曼可以理所当然地接受政治组织的涵义，他要做的只是在个人身上培养维持这些组织所需要的知识与品格。而今天，我们所关注的正是要找到民主的生活方式在其与工业、与金融、与家庭以及与教育--乃至个人所有广泛延伸的种种联系与关系--的关系中所应有的涵义。甚至连民主政治中政府的恰当功能都成了一个大问题。
杜威的全部社会思想正是建立在这种对自己所处时代正蓬勃展开的社会与文化转型的自觉而清醒的历史意识之上的。他的社会思想就是对这一转型的记录与哲学反思，其宗旨就是试图适应时代的需要而改造美国文化传统，为城市化和工业化的美国构建新的文化意义体系，从而使美国在工业与科学文明的基础上实现政治、经济、社会与文化的全面改造，并在此基础上最终实现他的"民主共同体"理想。因此，对杜威社会思想的研究不仅可以视为旨在填补我国美国史研究中一个空白的努力，而且将有助于我们深化对美国现代社会与文化转型的总体认识。
其二，就我国学术界对杜威本人的研究来说，关于他的社会思想的研究还是一个亟待深入与扩展的课题。
哲学界对杜威的研究着重考察的是他的工具主义或经验自然主义理论体系，侧重于他的认识论、逻辑学、真理观以及伦理学；教育学领域对杜威的研究关注的是他的教育思想。这两方面的研究对他的社会思想虽然都有所涉及，但由于专业分工的局限，至今尚未有学者深入而系统地从历史、社会与文化的角度来理解、剖析他的社会思想的前提、动机、结构与内涵，特别是从"美国研究"的角度来研究作为美国社会活动家与社会批评家的杜威。事实上，杜威不仅是美国当代社会思想的主要奠基人之一，而且是美国乃至整个西方自由主义传统实现向当代转型的承上启下的重要思想家之一。从杜威研究的角度来说，这是一个很大的缺陷；从美国研究的角度来说，这也是一个很大的遗憾。试图弥补这一缺陷和遗憾，正是本书的又一主要目的。由于杜威的思想在我国长期受到严重的误解和莫须有的批判，今天本着实事求是的学术态度来重新认识和评价杜威，就尤为迫切了。正如刘放桐教授指出的："50年代中期，在'左'的政治思想路线的支配下，从上而下发动了一场大规模批判实用主义的运动。这场批判主要是服从特定的政治目的，多数批判论者脱离了杜威等人的实用主义本身所是，由此在中国形成了一种对西方思潮的'左'的批判模式，后者长期以来在中国学术界起着支配作用。从此以后，人们在对杜威等现代西方思想家，对实用主义等现代西方思潮的评判中，往往是'左'的政治标准支配了学术标准，简单否定取代了客观的具体分析。杜威等西方学者及其理论的真面貌往往因此被扭曲了，如实地辨认他们仿佛变成了一件相当困难、有时甚至包含着某种风险的事。"对于具体情况作具体的分析，是马克思主义的最本质的东西、是马克思主义的活的灵魂。本着"如实地辨认"的态度，本书将依据史实和原著证明杜威并不能被简单地归纳为"美国现代反动的哲学家和教育家"；他的全部社会活动与社会思想并不是旨在"为华尔街的大资本家们和帝国主义资产阶级的那些最反动的阶级服务"；他所代表的美国实用主义思想也不能被想当然地批判为"极其露骨地表现了资产阶级唯利是图的本质，十分明显地反映了帝国主义时期垄断资产阶级颠倒黑白、混淆是非，只求成功，不择手段的卑鄙无耻的反动精神面貌"；他本人也并没有"为剥削阶级的统治和剥削张目"。恰恰相反，杜威是一个极富民主理想与社会正义感的进步乃至激进的思想家。杜威始终是中国人民的朋友。当他结束在中国为期两年的讲学时，当年新文化运动的著名领袖人物之一胡适曾著文指出："杜威先生真爱中国，真爱中国人；他这两年之中对我们中国人，他是我们的良师好友；对于国外，他还替我们做了两年的译人与辩护士。"杜威对中国人民争取独立和解放的斗争寄予了真诚的同情与深切的厚望，他曾著文告诉美国人民："中国会取得成功；当它成功地解决了自己的问题，也将为世界提供新的具有永恒价值的东西。"
其三，研究杜威的社会思想对于我们进一步反思过去，理清改革思路，展望未来，具有借鉴意义。
杜威的社会思想在很大程度上就是对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的比较研究，更具体地说，是对20世纪20至40年代的苏联社会主义模式与"新政"前后的美国资本主义的比较与批判。他曾以十分浓厚的兴趣关注苏联的社会主义"实验"，亲自率领美国知识界的代表团到苏联去考察，积极游说美国政府尽快承认十月革命后诞生的苏维埃政权，热情洋溢地向美国人民介绍20年代末苏联所取得的巨大成就，以致于美国政府怀疑他已被苏联收买，联邦调查局对他进行长期跟踪。但30年代中期的"莫斯科审判"，特别是"托洛茨基案"之后，正是这同一个杜威在美国发起了对斯大林"极权主义"的猛烈攻击。
对斯大林模式社会主义的不妥协的批判，并没有使杜威成为美国资产阶级的"帮凶"。过去，我国学术界只注意到了前者，其实他对资本主义的批判同样毫不留情。杜威谴责美国资本主义在经济上的"不公平"与"无保障"，在政治上的"少数人统治"以及在文化上的"混乱"与"分裂"。连在今天看来都不失为具有进步意义的罗斯福的"新政"，都不能使杜威感到满意。当然，同苏联模式相比，杜威宁愿站在美国的毕竟还有一个"形式民主"的议会政治一边。这似乎是两害相权取其轻的"实用主义"态度了。
杜威真正追求的是一个人人得享平等、自由与全面发展的"民主共同体"；可以说，在关于人类社会的远景理想上，他与马克思的追求是基本一致的。为此，他认为必须超越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也必须超越美国模式的"资本主义"。他的社会理想中有社会主义乃至共产主义的成分，也有西方民主传统中自由主义的价值，当然更多的是他的实用主义或日实验主义、工具主义。他试图以实用主义者所特有的"改造主义"(reconstruc-tionism)或"渐进主义"(gradualism)的策略来回避马克思主义者的"革命"路线，从而实现资本主义向民主共同体的"和平过渡"。他相信这是一个漫长的过程，相信民主本身就是一个不断"扩展"、不断"丰富"、不断"巩固"、不断迈向自由与人道之理想王国的永恒的"经验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民主既是最终的"目的"，又是根本的"手段"；民主是目的与手段的统一。试图以非民主的手段实现民主的目的，那无异于南辕北辙。这正是杜威的"激进"与"天真"之所在，也是他与马克思主义者的根本分歧之所在。
考虑到中国当前改革所面临的"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问题的困惑，考虑到中国大地上正蓬勃展开的城市化与工业化浪潮，考虑到中国人民正努力推进的政治、经济、社会与文化的全面转型，笔者以为，杜威在类似情形下对类似问题的艰难探索，无疑可以为我们提供一些有益的启迪。从某种意义上说，我们今天所从事的事业应该不仅是对苏联式"社会主义"模式的超越，而且也要有超越现存"资本主义"的气魄；如果说前一点多少已成为事实，后一点则并非人人以为然。我们所从事的事业应该是对迄今为止人类在社会实践中已经取得的一切成就和经验在中国特定的社会与文化基础上的综合创新，旨在建设一个高度富裕、高度民主的有利于全体人民平等、自由地全面发展的和谐社会。只有具备了这样的胸怀，我们才能胜任再创中华文明辉煌的历史重任。当然，类似毕竟只是类似。杜威的社会思想毕竟是美国特定环境的产物，不可能为我们提供现成的答案。批判性地吸取和创造性地开拓，依然是我们的责任。
所幸的是，同20世纪20年代初杜威在中国讲学的时候相比，今天的中国已成熟、强大得多了。我们不再像杜威当年所感慨的那样，冲动地以为"任何变化都必然意味着更加美好--变化越极端和彻底，也就越好"。我们已开始学会鉴别和选择，开始冷静地面对问题，开始挣脱种种僵化的教条与先例，开始认识到创造性的社会改革比"革命"和"阶级斗争"还要艰难--或许这才是真正的"革命"，并以试验的态度和探索的精神从事着攸关民族兴衰的改革伟业。重温当年淹没于"救亡图存"热潮中的杜威老人的社会改造思想，品味杜威对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问题所作的实验主义的解剖，品味我们过去对他的种种误解，可以说"别是一番滋味在心头"。当然，其意义决不仅在于此。对于思想家尤其是纯粹哲学家的研究，一般采用的是文本阐释的方法。《康德传》的作者古留加的一番话很有代表性，他说："哲学家一生的标志就是他的那些著作，而哲学家生活中那些最激动人心的事件就是他的思想。"因此，对哲学家的研究往往集中在对文本和概念的阐释上。笔者以为，这种方法对康德或者像康德这类书斋型哲学家或许是合适的，用在杜威身上就很不适宜了，因为对于杜威来说，"那些最激动人心的事件"不仅是他的思想，而且是他的行动。
与绝大多数哲学家不同，杜威不仅是一位思想家，而且是一位社会活动家。即便是作为思想家，他也不是纯粹的，因为他的思想尤其是社会思想，完全是对现实问题的直接反思。他始终以极大的兴趣关注着美国社会的变化，以极大的热情参与着美国社会的改革；他在社会活动中形成他的社会思想，又用这些思想指导他的社会活动。他的社会思想与他的社会活动是一而二、二而一的，前者是对后者的反思与指导，后者则是对前者的实践与检验。正如美国学者伯恩斯坦(Richard Be，nstein)所指出的："杜威的一生体现了思想与行动的一致；他的最深刻的思想信念是在对人的实际事务的经验中形成的。直到他生命的终结，他都追求着把智慧和理性运用于解决最严峻的社会问题。杜威甚至表明过，'总体来说，影响我的因素更多地来自于人和现实的情形而不是书本......'。假如我们要理解杜威其人、其哲学，那么，我们就必须了解人与情形如何形成了他的观念。"而且更重要的一点就是，这里所说的"人"与"情形"都是美国所特有的。杜威本人曾坦言道："我有时看上去像一个'哲学家'，我倒是觉得我更多的是一个美国佬。"因此，对杜威的研究必须把作为思想家的杜威和作为社会活动家的杜威结合起来，必须把杜威置于他自己的时代和社会背景之中去解读，把哲学的方法与历史的方法结合起来。这也就是美国文化史学者斯特鲁特(Cushing Strout)在谈及文化史的研究方法时所说的："把观念置于背景中，在复杂的历史流变中发现观念。而这正是本书最基本的方法。
就叙述结构而言，对于思想家的研究，大致有三种主要方法。第一，专门研究思想，集中解读思想家的重要著作和重要概念。第二，专门研究思想家的生平，也就是写思想家的传记。第三，试图把这两种方法糅合起来，同时叙述思想家的个人生活、社会背景与他的思想发展。这三种方法各有其长处，尤其是第三种方法，近年来被越来越多的思想史家采用。但这种方法往往难以兼顾时间逻辑与思想逻辑，结果很可能顾此而失彼，要么有损于情节的连续性，要么有损于思想的完整性。因为情节是按时间顺序排列的，而思想虽然与时间有关，却必须穿越时空而按它自己的逻辑贯通起来。
本书试图吸收第一、第二两种方法的长处而又不混合二者，也就是分别叙述思想家的生活与他的思想，同时用共同的主题将两部分有机地联系起来，使之相互支撑，彼此呼应，而不是机械地排列在一起。这样，思想家的思想可以得到集中、系统而深入的阐发，同时又不至于使思想封闭于真空之中，而是在思想家现实的社会生活背景下生动地展开。这里，美国著名文化史家格里德(Gerome B．Grieder)所提倡的方法是适用的："论述思想观念的传记作者不仅要把传记主人公说了什么讲述出来，而日也要把为什么如此讲述出来；不仅要把他的言论与思想联系起来，也在某种程度上将其思想与行动联系起来；不仅要详尽地审查和评价传记中清晰可见的事实，而且把这些事实联系起来成为一个有机整体的那些不可见的、通常甚至感觉不到的内心动机线索，也应该受审查和评价。"在某种意义上，本书可视为论述杜威社会思想的传记。
本书第一部分探讨作为社会活动家的杜威。这一部分将按时间逻辑叙述杜威的主要社会活动，包括：(一)促使杜威确立社会改革志向的主要因素；(二)影响杜威社会思想的重大事件；(三)杜威所推动或领导的重大社会活动。这三方面有时是相互交叉的。笔者无意在这里为杜威作详尽、完整的传记，但将尽可能勾勒出他生平的基本轮廓，并适当涉及他在社会思想以外的其他方面的学术成就，从而尽可能有点有面地勾勒出杜威生活与思想的全貌。考虑到杜威一生所参与的大量的社会活动以及他的百科全书式的学术结构，笔者在行文中将不得不作出大量的、有时甚至是艰难的取舍，此实迫不得已。毕竟本书的主题是考察杜威的社会思想，因此重要的是揭示那些对形成和理解他的社会思想具有直接和关键作用的社会与生活事件，从而为第二部分的理论解析提供现实的支撑。
本书第二部分探讨作为社会批评家的杜威。这一部分将按思想的逻辑，集中分析杜威对美国资本主义危机的诊断与批判，对资本主义出路的探索，以及他对苏联社会主义模式的解剖。结论部分将在此基础上梳理杜威与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复杂关系，综合阐释他的旨在超越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的"民主共同体"理想，也就是他的作为"生活方式"的民主和作为社会改造手段的民主，并进一步探讨他的激进自由主义或激进民主主义思想与西方古典自由主义以及当代新自由主义和社群主义的关系，尝试性地阐释他的社会思想的当代意蕴。作为全书的总结，笔者在结论部分还将基于杜威的社会思想对美国文化的现代转型进行宏观的解析。
最后，正如我国学者钱满素博士所指出的："一个中国人学习外国文化，必然在同时进行中外文化比较。即便写的是外国，写的角度却仍然是中国的，比较已经寓于其中。"这一点对于本书来说，也是不言而喻的。此外，本书还将比较的方法延伸到许多其他方面，如对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的比较，对杜威与马克思的比较，对杜威的"新个人主义"与西方古典自由主义的比较，对杜威的激进民主思想与西方政治精荚主义、政治现实主义、民主社会主义、新自由主义、社群主义等民主思潮的比较，对杜威的社会改造思想与美国进步主义思潮以及罗斯福"新政"的比较，对杜威的"民主共同体"与中国古代的"大同"理想以及西方后现代社会思想的比较，等等。这其中最重要的当然是从杜威的角度对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的比较。笔者试图把杜威重新置于他所处时代的尴尬处境之中，让他在这人类历史上同时进行的两大史无前例的"社会实验"--美国资本主义与苏联社会主义--之间徘徊彷徨，看他如何运用他自己的实验主义方法去探究、去尝试，从而找到自己的出路。
中国学者对杜威社会思想的接触可以上溯至五四运动时期。当时的胡适、陈独秀乃至毛泽东都深受其社会改造思想的影响。作为杜威的得意弟子，胡适自然是杜威思想的最积极的推崇者。为此，他与马克思主义者李大钊围绕他提出的"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的口号展开了激烈的论辩。早年的毛泽东对杜威及胡适的实用主义社会思想也十分欣赏，曾组织"问题研究社"，热心于杜威提倡的研究具体的社会问题并通过教育改造社会的思想。但总体来说，由于政治与社会的特殊情形，五四时期对杜威社会思想乃至他的整个哲学体系的了解仅仅停留在口号与表面上。结果，虽然他的讲义与著作被大量地翻译过来，但正如冯友兰先生所指出的："接受者虽繁，理解者盖寡。"而这少数的几个理解者--以胡适为核心的自由主义者--的声音很快便淹没于举国上下"救亡图存"的呐喊声中。新中国成立后，从20世纪50至70年代，受特殊政治气候的影响，我国学术界在杜威研究，特别是在对他的社会思想的研究上所取得的真正具有学术价值的成果是微乎其微的。如上所述，服务于特殊政治目的的断章取义代替了严谨的学术研究。80年代以来，学术界开始重新审视杜威以及实用主义哲学。刘放桐教授的《实用主义述评》与杨文极等学者著的《实用主义新论》是这方面所取得的重要成果。刘放桐先生的《重新评价实用主义》一文在这方面起到了拨乱反正的开拓作用。90年代出版的邹铁军先生的《实用主义大师--杜威》是国内唯一一部专门研究杜威的学术著作，作者持论较为公允，但其侧重点还是杜威的一些基本哲学与教育学命题，同时涉及他与中国新文化运动的关系。教育学领域里发表的对杜威教育思想的大量再认识文章，也是十分可喜的现象。
但总的来说，国内学术界对杜威的现有研究主要还是集中在对他的一些基本的哲学与教育学命题的重新认识上，对他的社会思想的系统而深入的研究尚未展开，而从特定历史与文化的角度来剖析他的社会思想的形成与内涵的专题研究就更无人问津了。而且，正如刘放桐教授所指出的，"对杜威这个较特殊的人物"的重新认识和评价要困难得多，因为"人们对杜威的误解比对其他思想家更深，在一系列重要问题上与杜威及其理论的真实所是不仅存在差距，有时甚至大相径庭"。
就美国学术界而言，20世纪60年代以来，对杜威的兴趣与热情与日俱增，关于杜威的研究论文与著作大量涌现。从1974到1995年，杜威研究资料索引连续翻新三版。最新一版收录了从1886年到1995年发表和出版的关于杜威的主要研究论文、专著与书评目录，总计达526个页码。其中，1977年以来的研究成果就达2000多条，这还不包括博士论文以及教育类的论著。杜威研究在美国几乎可以称为"杜威学"了。
美国学术界对杜威的研究在诸多学科领域同时展开。哲学界与教育界的研究自然是主力军，但近年来，历史学、政治学、社会学、宗教学等领域的学者也纷纷介入。尤其是历史学家的介入使杜威研究增加了历史的厚度，从而在整体上推进了对杜威的研究。历史学家韦斯特布鲁克在90年代初出版的《杜威与美国民主》是从历史的角度研究杜威政治思想的力作，被众多学者公认为近年来杜威研究的最重要成果。
就杜威的社会思想而言，美国学者对他的民主思想进行了大量深入的研究。这方面的重要学者有胡克、麦克德莫特、韦斯特布鲁克、伯恩斯坦、富兰克尔、韦斯特(Cornel West)、坎普贝尔(James Campbell)、斯图尔(John Stuhr)、达米寇(Alfonse J．Da-mico)、古英洛克(James Gouinlock)、奈德(John Ryder)、斯理普尔(Ralph Sleeper)、索姆基(A．H．Somjee)等。不少学者从历史与社会的角度研究杜威，也取得了重要成果。如戴克瑜圣(Ge0。geDykhuizen)、考夫兰(Neil Coughlan)、克罗蓬伯格(James Klop-penberg)、佩尔斯(Richard Pells)、梅休(Katherine CamD Mav-hew)、莱恩(Alan Ryan)、帕林杰(William Andrew Paringer)，布勒特(Gary Bullert)、小佩塞尔(Edward A．Purcell，Jr．)、鲁斯提格(R．Jeffrey Lustig)、巴伯(Benjamin Barber)、苏利文(WilliamSullivan)，等等。
不过，对于杜威与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关系的研究，特别是对杜威与苏联关系的研究，尚未引起美国学术界的重视。在这方面，本书无论从资料的占有，还是立论的角度来说，都是一个重要的突破。
在收集资料、写作本书期间，笔者有幸申请到AmericanCouncil of Learned Societies的资助，赴美国宾夕法尼亚州立大学(Pennsylvania State University)哲学系访学一年。其间又专程到位于南伊利诺斯州立大学(Southern Illinois State Universi-ty)的杜威研究中心(Center for Dewey Studies)和杜威图书馆(Dewey Library)检索资料。杜威研究中心汇集了大量关于杜威的重要研究资料，并建立了杜威研究资料数据库，为研究者通过电脑检索提供了在国内难以想象的方便。杜威图书馆里则收藏着杜威当年阅读过的大量图书以及他的手稿，还有他和胡克的书信集。此外，笔者还有机会参加了一些杜威学术专题研讨会，与美国哲学促进会(Society for the Advancement of AmericanPhilosophy)的诸多杜威研究者进行直接交流，如MarjorieMiller,Larry A．Hickman(杜威研究中心主任)，Charlene H．Seigfried(上届美国哲学促进会主席)，John Stuhr，Beth J．Singer，Ken Stikkers，Vincent M．Colapietr0，J ames Campbell，Pe-ter Hare，John Ryder等。在1998年3月举行的美国哲学促进会年会上，笔者的两篇杜威研究论文入选，使我有机会在杜威研究的专题报告会上宣读论文，并与美国学者及旅美中国学者就与本书主题相关的问题进行讨论。所有这些都极大地促进了本书的写作。
本书利用的中英文资料可分为六类：
1．杜威书信：杜威研究中心首次将杜威的全部往来书信以及涉及杜威的其他人的书信存入数据库，共12，325封。
2．《杜威全集》：60年代以来在波伊斯顿教授(Jo Ann Boys-ton)的主持下陆续出版了杜威的《早期著作：1882-1898》(TheEarly Works，本书注释缩写为EW)，《中期著作：1899-1924》(The Middle Works，注释缩写为Mw)和《晚期著作：1925-1953》(The Latter Works，注释缩写为Lw)，全集共37卷。这套文集收入了杜威的所有著作、文章、公开发表的书信、记者对他的采访和报道，以及他生前没有发表的手稿等。每卷后都附有主题索引，为查阅提供了极大的便利。需要说明的是，本书引文一律根据英文原著自译，这一方面是因为笔者在美国写作期间无法找到相关的中译本，而且本书参考的绝大部分资料在国内尚无译本。
3．工具书：除利用《杜威全集》每卷后的索引以外，笔者还参考了波伊斯顿主编的《杜威全集索引》(John Dewey：Index)。关于其他学者对杜威的研究，笔者主要利用了勒凡(BarbaraLevine)主编的《关于杜威的著作：1886--1995)(Works aboutJohn Dewey：1886--1995)进行检索。这是杜威研究资料索引方面最新、最权威的工具书。此外，波伊斯顿主编的《杜威著作概览》(Guide to the Works of John Dewey)也是一本有用的参考书。
4．杜威研究类著作：本书主要参考了60年代以来美国学者对杜威的社会活动与社会思想的研究成果，同时也注意考察杜威同时代的美国学者与他进行的交流与论辩。
5．其他外文资料：本书还参考了关于进步运动与"新政"的史学类研究著作；托洛茨基文集以及有关托洛茨基案及苏联历史的著作；西方学者关于民主的大量论著；西方后现代重要思想家的论著；马克思有关论著，等等。
6．中文资料：本书主要参考了近年来我国学者有关美国史特别是进步运动与"新政"的论著、论文，有关苏联演变的译著和著作，以及20年代以来我国学者关于杜威哲学与教育学思想的主要论著、论文。此外，本书也注意吸收国内关于资本主义、民主、个人主义、社群主义、市场经济、现代化、可持续发展等问题的最新研究成果及有关译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