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 从商品、权利义务
束到行为空间
在推出并分析一个从来没有出现过、或许比较抽象突兀的经济学研究对象之前，需要对导人这个新对象、新工具的必要性和重要性作足够的交代。本人非常清楚地知道，引入一个或许多余，或许混乱，甚至漏洞百出的概念或范畴，不但于科学无益，反而大大有害。但是，如果一个概念或工具，相对于既有的概念和工具，能够同时具有更高效、更严格、更普遍适用等诸多优点，毫无疑问，这应当是一个重要的理论突进。在本人看来，相对于商品、权利、财产权利、权利义务束等诸多相关概念而言，"行为空间"正是这样一个重要的概念或研究对象。
在进一步讨论之前，请您先阅读下面一段或许一下子并不十分好理解的文字，它可以帮助您了解本篇后面将要大致阐述的一些内容。不太理解的读者也可以跳过这段后面将有详细阐述的文字--商品是主体或主体性组织自愿拟用来交易、同时在技术上也可以'被交易的行为空间。个人和主体性组织拥有的行为空间包括：技术上可交易行为空间和技术上不可交易行为空间。行为空间可以分为(需要与他人交互作用才能实施的)社会性行为空间和(不需要与他人交互作用也能实施的)私人性行为空间。商品(交易前后)可以是社会性行为空间，也可以是纯私人行为空间。行为空间是一系列潜在可实施行为以及与之相对应的后果的综合。行为空间集合包含"商品集合"、"权利集合"、"义务集合"、"权利义务束集合"、"产权集合"以至一切"资源集合"。行为空间是一个与商品、财产权利等相关概念相类似的基础概念。行为空间比这些概念更本质，更基础，更普适。
在最终给出"行为空间"概念之前，这里先给出一个比目前"商品"、"产权"概念更严格、更有效同时也更具普适能力的过渡性概念，这就是"权利"或"权利义务束"。之所以说"权利义务束"是一个中途过渡性概念(或者说临时性概念)，是因为"权利义务束"也仍然存在一些粗糙和不尽如人意的地方，"行为空间"则比"权利义务束"更精炼，同时也具更普适能力。关于这一点，本书后文自有详细而多层面的阐述。
下面，我们首先以商品以及商品的定义为起点，分析"权利"或"权利义务束"。需要说明的是，我们的目的是为了过河，或更接近彼岸，桥或舟本身并不那么重要，因此即使这个临时性的桥或舟存在一些小漏洞也不甚要紧。"权利义务束"是我们这里的桥或舟。当然，您也可以一直使用这个比先前的更安全、更高效的桥或舟，用它对人类行为和社会经济问题(但并不会是全部问题)进行经济学分析。因此，您可以将本篇以下之论述理解为我们摇舟渡河过程中的涟漪。当然，我希望这些论述能够帮助您更靠近经济学的"彼岸"，即便这里将要阐述的"行为空间"事实上可能只是一个更远的"江心洲"。
1．1 寻找商品更合适的定义
自亚当·斯密(Adam Smith)至今，关于商品的本质问题，已经有无数学者对它进行过各式各样的界定和论述。卡尔·马克思(KarlMarx)将商品定义为"用来交换的劳动产品"，一方面暗示其对大卫·李嘉图(David Ricardo)"劳动价值论"的认同和继承，同时也为其学说的"革命性"埋下了伏笔。马克思将商品的本质界定为"一种社会关系"。对商品强调社会性有一定必要性，因为交易中的商品必须社会地存在(交易前后则未必，这是后话)，但它需要发展和深化，因为有社会关系，并不属于"商品"范畴，例如，封建帝王制度下的诸多上层建筑层面的"社会关系"大多不属于"商品"①范畴，列举这类破坏性反例是非常轻松容易的事情。另外，有越来越多的学者认识到，商品并不一定就是"劳动产品"(如天然未开发过的土地、海边偶然拾得的大钻石等非劳作性的物品，以及各种劳动服务等)，因而他们放弃了"劳必产品"而将商品的定义或本质的认定为"拟用来交换的物品或服务"。
如果我们把交易过程中交易的真正标的(或者说内容)作为"商品"，而非表象地把交易的"标的关联物"(标的物)当作"商品"，那么各主体交易(交换)②的究竟是什么"东西"呢?
商品最严格的定义或最深刻的本质，就是符合相关界定的就一定是商品；同时所有的商品都具有这样的特质，没有例外。我们以此检验劳动产品说"和"社会关系说"：所有用来交换的"东西"，我们都把它们叫做商品，但它们并不一定是"劳动产品"；在人类社会的诸多"社会关系"中，有些则明显不属于商品范畴，例如君臣关系。因此"劳动产品说"和"社会关系说"存在巨大的漏洞和瑕疵。
"拟用来交换的物品或服务"则是将两类主要被称作"商品"的东西堆在一起，然后指着它们说--"这就是商品"。集合的堆砌不是定义，更不是对事物的本质论述。这就如同我们不能将"动物主要有哪几种分类"就当作是对动物的定义，更不能说这就是动物的本质。所以，这类堆砌型定义不严格，不深刻，肤浅而流于表面。虽然归属于这一集合的可能都是动物，但这种堆砌很可能把实际是动物的"东西"遗漏在外。
在现实生活中，有一类"东西"被我们严格地当作商品，但
①"商品集合"严格包含于"拟自由缔约交易的经济资源集合"。事实上，因为后文将要阐述的分类学中无法克服的哲学障碍。"商品集合"与"拟自由缔约交易的经济资源(行为空间)集合"中的非商品集合"之间并不存在严格的分界线。这也就是说，商品集合事实上并不能够严格地界定，商品定义事实上并不能够严格地给出。因此，我们追求的事实上只能是更严格，更合宜，并在此过程中使相关问题得到相对的明晰。
②交换(exchange)是交易(transaction)最简单形式。交易行为集合严格包含交换行为集合。
它们既没有实物形态，也不能算作通常意义的"服务"。诸如："彩票"、"保险单"、"股票指数期货"以及"股票指数期货期权"等等。这里，纸面的票证并不能勉强认定为这些类型的商品的"实物形态"，因为纸面的票证除了证明持有人有这样那样的权利外，毫无别的用处(暂不考虑它们可能有用于收藏等额外用途)。这类商品，也绝不是与"理发"、"家政服务"等一样同属于通常所谓的"服务类商品"(或者说"劳动力商品")。一些偏好用劳动价值论解释一切的经济学家甚至这样解说"保险商品"：保险商品之所以有价值，是因为保险公司的员工的诸多服务性劳动所致。--这有一个明显极端矛盾而又极端重要的事实：同一家保险公司，同样的员工劳作，不同的保单价格(保费率)相距悬殊，有的相差数十倍、数百倍。这是为什么?
原因其实很简单：不同的保单(保险商品)所规定的保险公司和投保人各自的权利和义务不同。当投保人购买保单时，他究竟购买了一种什么样的"东西"呢?投保人主要购买的是--"未来一定时期内当保单所载明类别事故发生后，投保人可以通过一定的方式和途径向保险人(即保险公司)索赔'的'权利'。这才是这张保单商品的实质，而非其他。
彩票商品与保险单商品非常类似，彩票商品的本质就是--彩票购买人在未来一定期限内，如果按约定规则"中彩"，可以以一定的方式要求彩票发行人数十倍、数百倍、数万倍甚至数十万倍地偿付许诺的"权利"。即彩票购买人购买的是一种"(依存未来)或能生效的期权"--彩票购买人如果未来中彩，他(她)可以选择是否兑付，彩票发行人则承担相应义务。此外，股票指数期权的实质也与彩票和保险单非常类似。它们都属于典型的"权利型"商品。
事实上，人们一直忽略了这样一个重要事实：我们所购买的绝大多数商品都属于"权利"性质；并且，我们很少在货款两清的同时，就实施完毕我们所购买的诸多行为权。例如，你在商场购买一辆自行车，你购买的实际上并非"自行车"外在实物，而是与"自行车外在物"相关联的诸多权利，诸如：付清钱款或办妥分期付款手续后将自行车提走的权利(或要求商场送货上门的权利)；3个月保修的权利；将自行车(的相关权利)赠送他人的权利；将自行车(的相关权利)转卖给他人的权利；将自行车(的相关权利)作投资并合伙经营城市递送业务的权利；将自行车一定时间内的使用权转让(即"出租")的权利；将自行车外在物做适当改造的权利；将自行车外在物破坏的权利；将自行车外在物丢弃的权利；当然也包括某些时间和某些地点(非所有地点，如一些城市的某些街道则对自行车实行限时通行)以一定规则(例如不可逆行)使用自行车的权利......如此等等，不一而足。我们购买一辆"自行车商品"，就是购买了与"自行车外在物"紧密关联的一束"权利"或者说"权利义务束"。显然，我们并没有在付款的同时就实施相关的全部权利。当然，其中部分权利，如付款后当场将"自行车外在物"提走的权利，可能在钱货两清的同时即被付诸实施。
绝大多数时候，我们购买一件商品时，我们所购买的权利束实际上是没有(也不可能)被严格界定的，而只有一个模糊的大致界定。许多"商品"的这种界定是在人类"自愿交换"过程中逐步"商定"的，其中伴随逐步清晰的"社会习惯"和"商业习惯"。随着商业的逐渐发达，人们逐步而有意识地尽可能地细化和严格界定双方交换的"权利束"--更准确地说是"权利义务束"。这一点现在已经成为制度经济学的常识--"由于诸多原因，契约总是不完备的"。
在我们发现存在诸如彩票、保险单这样的一系列的"权利型商品"之后，为了商品概念的全面包容性和严格性，再将商品的定义或本质改为"用来交换的物品、服务或权利"，以包容我们"新发现"的商品类别，则同样是牵强而且没有必要的。"牵强"之理由前文已有论述--堆砌不是定义；并且表面上交换的"物品"或"服务"，实际上交换的都并非物品(权利的外在物关联物)或"服务"本身，而是与它们相联系的权利和义务的综合束集。外在物相关
图1．1 与房屋实在物相关联的诸多权利司能单独成为丽品
另一个同样明显的例子是"肖像使用权"。某些大明星的"肖像使用权"可以成为价值连城的商品，甚至被"证券化"。显然，成为商品并被交易的仅是特别界定之下的"肖像使用权"，而不是明星的脸蛋实在物或身体实在物本身。脸蛋和身体只是交易内容"权利束"的附着体或载体。"明星的脸蛋"这一实物可以成为其他许多权利的载体，如"亲吻的权利"，"抚摩的权利"，等等。明星并不一定愿意转让这些权利。一些国家的法律也可能会明令禁止这类商品的交易。但是，这都不会妨碍和影响这样一个事实：人们所交易的商品(权利束)与权利束的附着物往往并不完全重合。
从人类有商品交易以来，直到今天，在相当长时间里，人们交易的权利束与权利束的附着物关联性非常强，二者的"重合度"在大多数情况下也非常高，所以大众习惯将他们所交易的权利束的附着物与权利束商品本身等同，进而将交易的实际交易对象的附着物"误"当着商品。这是人类语言的偷懒和思维的粗糙。但即使在人类商品交换(交易)的早期，我们也找不到所有商品(权利束)与权利附着物完全重合的证据。相反的例证却到处都是。而在权利束可以被尽可能地细分和再组构进而作为商品进行交换(或缔约交易)的今天，要求所交易的商品(权利束)与权利束的附着物完全重合已经越来越困难，将商品的外在关联物等同于商品本身的做法在实际中越来越行不通，在理论上也越来越明显地站不住脚。因此，将商品区分为实物商品和权利商品是幼稚可笑的，也是荒谬的，错误的。
事实上，一切所谓的"实物商品"，实际上都是一些特定的权利和义务以特定方式组构而成的某种综合。不与特定的权利和义务相连接的客观实在物(包括信息)仅存在于鲁滨逊单人经济系统中。这种"绝对孤立的"、"光的"实物体是没有任何社会经济学意义的(但并非没有经济学意义)，如果一直处在这种状态下也不能被称为商品。"商品"必须在至少两人以上的经济系统中并可能发生自愿的交易活动时才真正成立。任何一个社会系统都至少必须有两个以上相互关联的个体。
如果强制地认定权利义务束(交易的真正对象)的外在关联物或附着物才能叫做"商品"，一方面极容易出现前文所说的一个商品有多个价格、多个市场和多个拥有者的混乱状态；另一方面作为一些无外在附着物的纯权利商品(例如"股指期货期权"，股票价格指数计算样本的"股票价格"之对应"股票"并不应算作是股指期货期权商品的附着物)，则会出现有交易，有价格，却没有"商品"的荒诞景象。如果一方面将一些交易的"权利义务束"的附着物当作"商品"，同时又将另外一些交易的权利义务束直接地认定为"商品"，就会出现在"商品"这个集合里存在几类性质和层次根本不同的东西，一类是权利义务束，一类是权利义务束的附着物。在宽泛的大众语言意义层面上，将商品确定为一个如此"大杂烩"的集合，作为大众随意的语言习惯，这并无大碍。但如果要作为对一门非常重要的社会科学一个极端重要而基础的概念的定义和本质表述，则是不严密，不科学，不适当，也是不足取的。
如图l．2所显示的那样，任何权利，无论它多么抽象，实际
上都可以最终找到与它有关的各种外在关联实物。以股票期权为例，它的直接内容实际并不是"股票所对应的权利义务柬"，而是"买卖'股票所对应的权利义务束，的权利"，我们或许可以将"'买卖股票的权利'的凭证"以及"股票凭证"都当作为股票期权这种商品的"外在关联物"("股票商品"和"股票期权商品"虽然外在关联物都同是"股票凭证"，但它们自然不是同一种商品)。今天，作为股票凭证的纸介质实物已经逐渐消失，取而代之的是没有实物形态的电子股票。在这里，我们显然不能将储存电子股票这个信息的"电脑"，当作股票期权的"外在关联物"。股票虽然没有了直接的实物形态，但其包含各种的权利并没有因此而有丝毫的改变。这些权利更下一层的"外在关联物"，如股份公司的厂房、机器设备、办公大楼、库存商品等等，都可以成为"股票期权"间接的外在关联物。"人对人"的权利事实上也同样如此。
例如，我们进理发店理发，理发店的设施和理发师以及服务小姐都构成我们即将要购买的"商品"的"外在关联物"。
需要指出的是，定义仅仅是人们的一种"认定"。任何人都可以对任何事物给出其自以为是的"定义"，这没有什么问题。但是，在同一个"称谓"(如"商品")各式各样的定义中，如何确定哪一种"认定"最科学、最合理、最应当被学界推广，以更有利于学术的研究和交流，则是问题的关键。那么挑选和甄别最适宜定义的标准是什么呢?
对事物的一种好的定义，首先不应是简单对公众同一称谓的所有对象的杂乱加总和堆积。某一事物的定义，应当是对被定义事物集合中的所有个体的属性的同质性规定，并且符合这种特质标准的"东西"都在此集合之中。以商品的定义为例，符合某种同质性规定的就一定是"商品"，被称为"商品"的"东西"实际上一定得具有这样的属性。
鉴于此，我们可以(暂时①)对"商品"给出如下定义：
商品是个人或主体性组织自愿拟用来交易、同时在技术上也可以用来交易的权利义务柬。这种"权利义务束"是特定权利和特定义务以特定方式的组合。这既是商品的本质，也可以被当作为商品的定义。如前文所分析，所有我们以前以为的实物商品和服务类商品，实际上都是与实物或实际服务活动相联系的特定权利(或权利义务束)。结合前面所列示和分析的"彩票"、"保险单"、"房屋冠名权"、"房屋典当权"、"股指期货期权"、"明星肖像使用权"等之类的似乎纯权利化商品，商品集合中的所有"元素"个体都具有同质性--即"商品都是权利义务束"是大致成立的。②另一方面，凡是符合"个人或组织自愿拟用来交换的权利义务束"这种规定性的任何"东西"，几乎无一例外地都确实被我们实际称作为"商品"。我们几乎找不出有任何"东
①这里的"暂时"是相对于后面的商品的"行为空间定义"而言。但它依然具有相当高的严密性。②这里使用"大致"一词，是因为后面我们将发现，在商品交易前和交易后.
西"不具有这样的属性而被我们称作了"商品"，也几乎找不出具有这样属性的"东西"不是"商品"。所以，上述定义应当是对"商品"非常严格而精确的定义，同时也是对"商品本质"一个比较好的描述。
上述商品定义的核心是"权利义务束"，为什么不是"权利"或"权利柬"，而是"权利义务束"呢?这是因为：一方面，任何权利的实施都有特定前提条件，在这些条件中，除诸如"在某种特定时空中以怎样特定的方式实施权利"这类外在要求外，往往还要求权利拥有者"必须做什么"才可以行使权利，这便是权利柬上不可避免地捆绑的义务。世界上不存在没有(义务)条件的"绝对权利"或者"净权利"。例如在保险商品中，投保人必须履行规定义务才可能在出险后得到保险公司的赔付。在医疗保险中，病人必须到保险公司事先认可的医院就医，必须出具相关证明和用药单据等手续等等，才可能得到保险公司的赔付。另外，在一些特殊情况下，义务束(几乎不挂带什么权利的净义务束)也能单独成为商品而在市场中交易，即bads交易。债务互换、债务重组就属于这种情形(事实上，纯"债务"也不可避免地包含着某些"权利")。当然，'更多的情形是一部分权利与一部分义务绑在一起而与其他权利义务束进行交换，或者缔约交易。
纯粹从经济学意义而言，同时也是研究的需要，我们完全应当将那，些技术上可交易并自愿企图交易(无论法律意义上是否被允许交易)的任何"东西"都定义为"商品"。我们可以把那些在技术上可以交易、在制度或法律意义上不可交易、但权利持有主体企图转让或交换的"东西"，例如"消费毒品的权利"、"贩卖人体器官的权利"等等，定义为"非法商品"或"地下黑市商品"如图1．3所示。
在技术上不可以交易(交换)的权利义务束，是不可能成为"商品"的，或者说是没有商品意义的。技术上不可交易主要表现为两种情况：一种是权利义务束是现实可实施的，但转让或交易行为本身在技术上不可行。例如"转让者在与他人交谈过程中思想开小差的权利"，由翻
图1．3权利义务束、实物与"可能成为商品的权利义务束"三者关系示意图
"自由思想的能力"与其对应的转让主体在技术上不可分离，同时转让者只要足够聪明，在目前世界的技术条件下，绝大多数时候，他(或她)都可以非常容易地掩藏自己是否还在"思想开小差"(这里暂不考虑哲学意义的自由与必然问题，以及通过肉体和外在强干扰对"拟转让者"思想的强制性摧残以致结束其生命的情形)，所以"自由地思想的权利"的意愿出让者是不可能做到将这种权利转移给他人的(在一些专制国家中，"恢复"公民自由思想的权利是另外一个有趣的课题)。另外一种是权利义务束的实施本身不现实，因而转让也是无意义的。例如，明年到银河系边上开养殖场并雇用100名工人养奶牛的权利，以及诸如此类的权利。
为什么上述商品定义中要强调"自愿拟用来交易"?"拟用来交易"是指打算用来交易而尚未交易。如果权利义务束的拥有主体"没有打算交易"或"决定绝不交易"某些权利，则这些权利即使在技术上可以交易，它也不能成其为"商品"。如果交易已经完成，也不再成为商品，除非权利义务束的新拥有者如同证券市场的投机者一样，同时具有再随时交易这些权利义务束的能力(更严格地说是交易权)和愿望．
还有非常重要的一点是交易的"自愿性"。如果是没有任何自愿性的交换，比如在完全的计划经济中，政府强制两个部门之间完全按政府意志交换对某些资源的"特定行为权(利)"，这些"权利义务束"虽然也是"拟用来交换的"(交换是交易的特例)，但它们并不是商品。当然，这种非常极端的情形在市场化程度越来越高的经济现实中并不多见，但并非没有。即使在美国这样的自由市场经济国家里，"国家经济"、"政府经济"和"公共财政"的比重依然不低，其身影依然到处可见。总体而言，自愿度越高、自发性越高、强制性越小的交易，我们可以认定其市场性越高、商品性越浓。需要强调的是，上述定义里的"自愿"并非指完全的自愿，而是指特别界定条件之下的自愿。事实上，完全而纯粹的"自愿"是不存在的(这还暂且不考虑哲学中尚未解决并且永远无法解决的"自由与必然"难题)。人们的交换行为或制度(契约)接受行为，一般都总是在外界一定程度的"迫使"下完成的。这种迫使有时是直接的，有时是间接的，有时是他人无意的，有时是他人故意的。但这个"自愿度"具体在什么位置，是30％以上还是50％以上，没有固定的标准，只有大致的把握。但商品交易的自愿一般至少应当保证在"非直接而明显的暴力胁迫下的自愿"范围之内。在现实经济中，政府主导甚至强制的市场交易随处可见，并且强制程度分布从"至强"到"至弱"。纯粹故意而直接的、并且足够强力的迫使性交换，相当手"强卖强买"，带有极强的强盗胁迫性质，例如强制性收税，强制性分拆企业，强制性征收土地使用权等。这类强制性的权利(资源)转移的商品性极低，甚至几乎没有什么商品性。当然，从更深的层次分析(人类行为的经济学分析)，其中也存在广义的交易行为，只是实际的交易与表象上的交易并不是一回事。实际的交易是"破财免灾"，权利(资源)让渡者牺牲一些权利以换得(其实本来就可能属于主体的、但是现在却随时可能被外界强制剥夺的)"平安"。
"自愿性"总是在特定条件下的"自愿性"。脱离特定条件谈"自愿"是没有意义的。因此交易或者"或许更狭隘"的商品交换也必须明晰其特定条件。
需要特别说明的是，虽然有人(例如康芒斯①)意识到人们的①康芒斯(John R．Commons)：《制度经济学》(上)，商务印书馆l962年版，第70～108页。
交换活动本质上并不是对物的交换，而是对与物相关的"所有权"的交换，但是康芒斯将"所有权"(ownership)当作当然清晰的概念使用，没有对它做真正的明晰，而且在此基础上，还煞有介事地对"物的交换"和"所有权的交易"进行了区分，所以康芒斯对商品概念的清理虽然是经济学的一大进步，②但仍不彻底。后来的研究者在这一问题上费力不多。总体而言，最近几十年制度经济学研究的一个突出特点就是忽略对基础问题的清理和研究，而把它们当作自然清晰的东西来研究较高层面的问题，如在产权概念(各式各样的定义)的基础上，研究制度、契约以至习俗，在交易费用概念(3L是一个莫衷一是的概念)的基础上，研究交易费用对制度变迁的影响，研究制度设计问题，研究不完全契约问题，等等。然而确实存在一系列重要的基础问题，需要我们做出清晰的回答。
例如，在我们动辄说制度、契约的学术时代，所有的正式契约与非正式契约、显契约与隐契约所界定或约定的对象究竟是什么?或者说人们缔约交易的对象或内容究竟是什么?我知道，有人要回答说--"产权"。若果真如此，那么"产权"("财产权利"的简称)与"权利"以至"权利义务束"究竟是什么关系?如果"产权"与"权利义务束"不一致，那么被遗漏的非产权是否真的应当被经济学遗漏?再进一步的问题，是否存在没有被契约和制度所规定或覆盖的某种类似权利或产权的"东西"被我们的经济学所遗漏?如果有，那会是什么?它与"权利义务束"以及所谓的"产权"又是什么关系?在我们交易的标的包袱中，除了"权利义务束"这些"东西"之外，真的就没有别的什么"经济学物质"吗，如果有，那将会是些什么?比如，当一些并不真诚的形式上的佛教信徒到小庙里送"阴钞"给菩萨(有时候，这类花费颇为
②关于所有权，以及它与权利(rights)和产权(property rights)的相互关系问题，请参阅后文更为详细阐述。总体而言，特定的所有权并不是权利，而是指拥有特定权利的状态(state)．
可观)，送真钞票给酒肉和尚，希望能够给自己的来世或今生剩下的日子转换一下运势；或者，一位知道自己将不久于人世的老者，他知道地球另一端有一位挨饿受穷但永不会与自己谋面的小女孩，出于怜惜与慈悲，他将自己几乎所有能够给出的财产转移给了这个可怜的小女孩，并很快满意地闭上了眼睛；或者，花钱购买一座月球山(真有这样的事发生)，如此等等，在上述诸多"交易"中，交易(或得失)的真正内容究竟是什么?还是"产权"吗?
当然，我们可以笼统地说，可被交易的内容是交易者自以为能给自己幸福、快乐和痛苦带来改变的"东西"，虽然这种"东西"有时是以损人(如因嫉妒、红眼病或报仇雪恨等)或利他(如因慈悲心、亲情、友情、爱情、助人为乐精神等)形式出现的。如，花钱"交易"并让人"给一个报仇雪恨的最后结果"，交易者从这种"结果"中获得快感。广义而言，自由缔约交易的内容都可以被视为商品。毫无疑问，人们交易的"内容"还需要做深入的清理。关于这一点，在后文将商品界定为"自愿拟用来交易的行为空间"时，再做进一步的论述。
另外，在绝大多数人那里，包括在学术界，自由缔约交易(或者说人们自愿形成某种社会行为关系)与商品交换存在差异。
主体A与主体B自愿地分别将自己所拥有的某种"权利义务束"a和b对换，这是标准的商品交换。a和b自然属于商品范畴。
主体A、主体B、主体C和主体D自愿缔约，分别将自己所拥有的某种"权利义务束"a、b、C-,d依次交换，A拥有b，B拥有。，C拥有d，D拥有a，这应该属于简单而标准的市场交易。此时，a、b、c、cl还属于商品范畴吗?我们或许可以将它们归属于广义的商品。但是，如果A、B、C、D分别为四个国家，它们分别贡献出来的a、b、c、d分别为小岛主权、改善本国人权状况、放弃核技术开发、能源援助，那么a、b、c、d还属于广义的商品范畴吗?
再进一步看看稍许更复杂一点的情形，主体A、主体B、主体C和JE体D自愿缔约，分别将自己所拥有的某种"权利义务束"a、b、c、d贡献出来，并且约定A、B、C、D分别拥有由a、b、C、d综合贡献出来的e、f、9、h，a、b、c、d之简单加和并不等同于e、f、g、h之简单加和，此时，这一缔约交易依然应该属于标准的市场交易。合资合作组建一家上市公司就是最典型的一个例子，和平方式建立一个小政府(如新加坡)也是一个例子。此时的问题是，a、b、C、d、e、f、g、h还属于商品范畴吗?我们或许依然可以将它们归属于广义的商品，或许不这样认定，如果不认定为商品，那它们是什么?
更棘手的问题是，如果我们逐步复杂化，并逐步把它们部分地扩展到政治、军事甚至宗教领域中的权利义务束或"行为可能性"，那在什么时候变得不是市场交易行为?什么时候相关内容和标的变成为不是商品?划分市场交易行为与非市场的"自愿缔约(或形成制度)"的标准是什么?划分商品与非商品的标准是什么?
非常清楚，事实上，它们之间并不存在截然的分界线。这将使得商品概念的外延很难有严格而清晰的界定。关于这一点，本书后文许多类似的概念解析以及分类上的哲学障碍，可以有更清晰的呈现，因此，您可能需要通读全书才能更全面充分地理解诸多看似简单其实并不简单的问题。
1．2 权利与义务
如果我们将商品暂时定义为"主体自愿拟用来交易的权利义务束"。那么权利是什么?义务是什么?权利和义务是什么样的关系?
1．2．1权利与义务的定义
在绝大多数情况下，权利是指个人或主体性组织可以在某些情况下，以某种方式实施某些行为，或要求别人实施某些行为的属性和能力。权利拥有主体可以选择实施该行为，也可以选择不实施。如果权利主体选择不实施，并不承受由他人或组织实施的某种预定性惩罚。并且，主体这种特定的、不受他人或组织预定性惩罚的行为自由，为其他相关主体所认同。
由此而观之，由于"权利"(尤其是各种定义下的"产权")的成立需要他人的认同--这是绝大多数(甚至说几乎所有的)研究"权利"和"产权"的学者的一致认定，权利便一定为某种或显性、或隐含、或潜在、或正式或非正式的制度(契约)所约定和覆盖。权利总具有社会性。或者说，权利只能社会地存在。另外一方面，权利也直接对应着特别界定下的选择自由和行为自由。自由一定是特别界定下的行为自由(广义的行为自由包括思想自由)。选择也是一种行为。没有具体界定的自由是没有意义的。
与权利相对应，义务是指个人或主体性组织在某种情况下(例如权利主体要求时)，必须以某种方式实施某种或某些特定行为的属性。当然，义务承担主体也可以选择不实施规定行为(即"不尽义务")，如果义务主体选择不实施规定行为，则将承受他人或组织实施的某种预定性惩罚。
由于义务一定要安装备用的"社会约定性惩罚"条款，因此，义务也一定是社会性的。
1．2．2权利与义务的效用影响
在上面"权利"和"义务"的定义中，"预定性惩罚"并不是指这种惩罚是完全预定的，而是说它是依照某种方式而预定。例如，惩罚的方式和强度可能将依存于某些未来的变量或情况，或者，这种惩罚的依存方式本身也可以是"依存于未来状况"的。严格地说，合规的义务，其备用性惩罚措施应当是对主体未来行为或未来行为结果的依存，而不应是对与主体行为相关性极弱的(未来)外界状况的依存；如果与主体行为几乎没有相关性，则演变成保险或博彩性质的赌博，它们也可以作为标的进行交易。
对于权利而言，一切权利都可以还原成各种各样具体的"行为权"。不存在脱离具体行为的权利。不与主体的具体行为活动相联系的权利是没有意义的。各种行为权的各式各样的组合或综合，构成我们通常所看到的各种层次的权利。各种相对更基础层次的权利通过一定方式的组构，可以形成更综合、更庞大和更高层次中的权利。层次越高，抽象性越强，内容越庞杂，越不容易把握，同时可能也越不确切。一般而言，如果忽略"选择是否执行"的成本①和"管理"权利的成本②，并且暂不考虑因为拥有权利而可能诱发某种社会性威胁等负面效应而使权利主体效用水平有净负增进的情形，权利主体拥有权利的效用不低于不 ，
拥有该权利的效用--因为权利主体如果选择不实施至少应该和不拥有该项权利一样好。拥有该权利等于权利主体的可行域变大，故最大效用值至少不低于前者。这一点可以由现有的消费者理论严格证明。③"选择越多痛苦越大"主要是由于选择本身(不选择也是一种选择)有"成本"，如果"选择"行为的结果所导致的效用增加不能抵消选择本身的负面效用，则可能出现"选择越多痛
①人们任何行为都会耗费或占据资源，因此任何行为都是有成本的。选择或抉择也是一种行为，因此存在"抉择成本"。"抉择成本"与"交易成本"相关联但又绝不相同。抉择未必包含在(即使广义的)交易中。鲁滨逊也有大量的抉择行为，因此也存在大量的抉择成本，其中包括信息成本，但鲁滨逊系统没有交易成本。抉择成本的作用和意义并不比交易成本有丝毫的逊色。它一样对主体的效用和福利水平和经济系统的运行和所谓的均衡有巨大的影响力。与交易成本一样，传统分析一般都假定主体没有抉择成本。这是非常重大而致命的错误。
②交易成本为"对主体所拥有的以及能够拥有的权利义务束(或者说行为空间)的管理成本"的一部分。主体对其拥有的权利义务束存在交易性管理和非交易性管理。这两种管理行为都会有资源的占用或耗费，即存在两类管理成本，其中一类，对权利义务束(后文会调整为"行为空间")的交易性管理所耗费的成本，即为交易成本。
③由此可以看出，传统主流经济学中的消费者或效用主体，一方面，没有考虑对资源的管理成本(包括对主体的身心资源的占用和耗费)；另一方面，主体的效用水平只直接受自己所实际消费的商品影响和决定，而不受"因为拥有大量商品或财富而可能遭受强人绑架甚至杀害"这类巨大恐惧感的影响。传统主流经济学中的消费者全是一些在购买商品前和后都完全藏在绝对的"鲁滨逊荒岛"(外人无法染指或无外人染指其财富以及身心)的非社会性怪物。传统教条这种"互不相关"的潜在假定，很少被人注意和提及。但是毫无疑问，这一潜在假定极端地远离真实世界。
苦越大"，但这类情形现实中相对较稀少，但是"拥有的选择越多痛苦越大效用越低"的情形也将会越来越多地存在；另一方面，也可能因为所有的权利义务束所对应的选择(后果)都有程度不同的不确定性，并且不确定性是需要赌博性管理的。在大多数情况下，主体都是风险(不确定性)厌恶者，即随着权利的增加，主体面对的总的不确定性可能因此而增加，当权利增加所导致的效用增加不能抵消不确定性增加的负面效用，则也可能出现"选择越多痛苦越大"。现实中，往往是上述两种情形同时共现。
在义务方面，因为义务主体被要求必须实施某种行为(即履行义务)，义务主体履行义务很可能会导致义务承担主体的效用受损；如果义务主体不实施要求行为，即不尽义务(义务主体实际可以这样选择)，则将承受通常意义的某种预定性惩罚，这也极可能导致义务主体的效用水平下降。虽然义务主体可以在这两者中择其优，但是一般而言，义务主体承担义务的效用不高于不承担该义务的效用。但也存在例外。权利主体或义务主体都是在选择(不选择也是一种选择)，都是在选择实施某种行为，或选择实施这种行为的"补集"--实施"不是这种行为的行为"(包括不作为)，并承担相应后果--实施或履行它们的后果，以及不实施权利没有通常意义的社会性惩罚，不履行义务则将遭受通常意义的社会性惩罚。只要约定主体愿意，任何行为都可以被认定为是一种"社会性惩罚"("惩罚"是基于缔约主体效用函数普遍相似或为其他缔约主体知晓这一假定，对某些行为的"效用化"称谓。该假定有时不成立)。如果我们将"不作为"也当作是一种特殊的"作为"，"他人的不作为"也可以被形式地当作"惩罚"。此时，权利与义务在定义形式上以至经济学实质上都并不存在什么区别。权利可以用义务形式来定义：如果权利主体选择不实施权利，则将承受由他人或组织的"不作为惩罚"。在这种意义上，权利是义务的特殊形式。权利与义务相通。
在形式上承担义务的情况下，有以下两种情形中的任何一种，都可以导致义务承担者的效用不低于不承担义务的效用。
第一种情形是，履行义务对义务承担者并不是苦事而是直接的乐事。干一件乐事，或可以实施一件乐事，显然不会比它们的反面(不干或不可以干一件乐事)所对应的效用更低。"必须"所对应的强制无关紧要，或者说它是在强送快乐，强送效用增进。发生这种情形要么是义务承担者的效用函数与通常人迥异(如雷锋做好事、宗教徒帮助他人或者父母对子女的养育义务之类)，要么是缔约时其余各方有意无意的犯傻。表面上外人看是义务，是苦差，实际上却是乐事。现实世界中，这类名义为"义务"实际为"权利"的情形并不鲜见。在企业的相关制度(契约)中也并不鲜见。
第二种情形是，在契约中不尽义务的"惩罚性"规定可能出现问题。"惩罚"对不承担义务者(被惩罚者)可能是乐事，或者是前面提到的"不作为惩罚"。
总之，只要以上两者中任何一方面具有这样的性质，义务承担者就可以在两者中选择能带来较大效用者。这样，义务承担者因为承担义务反而可能获得比不承担义务更大的效用满足。这种伎俩，在真实世界的诸多腐败事件中屡见不鲜。
如果不考虑对权利和义务的抉择成本和一些可能有的负面效应，一般情况下，享有权利和担负义务，两者的效用变化并不相对称：享有权利者的效用相对不享有权利一般不会下降--可能上升或不变；承担义务者的效用相对不负担义务可能下降，可能相等，也可能上升。如图1．4所示。
图1．4权利和义务对效用水平的可能影响对比示意图
横轴为主体的效用水平，纵轴为关于效用水平的(统计对不同主体)概率密度函数两个或多个主体在自由缔约(自由交易)过程中，各方都可能承担不同义务并享受不同的权利。交易即意味着自愿选择失去一些"东西"并因此得到一些"东西"，至于这些"东西"可能是什么，本书后文有较详细的分析。缔约一方的权利实施，可能需要其他某些缔约方履行相应义务来获得保证，但由于各种权利和义务对不同的人的效用或福利影响不同，因此自由缔约往往能够导致缔约各方的效用或福利都有增进(即帕累托改进)，否则，人类社会的自由缔约活动就不可能如此频繁地发生了。从总体上而言，自由缔约将会导致缔约各方福利的整体增进。这是自由主义得以成立的最坚实的基石。这也是能够进行大量自由缔约活动的人类社会能够有今天如此高度的文明最重要的基础和保证。在绝大多数情况下，"尽量让一切在技术上可发生的交易都实际自由缔约发生"，是一个社会走向繁荣和进步最重要的制度安排原则。至于在哪些情况下，技术上可发生的交易需要规制以至严厉禁止，在哪些情况下，需要鼓励以至促进，则有待更深入的研究。这是一个非常有趣也非常有意义的规范性研究领域。规范研究的一个关键在于在不同层面上选择合宜的"规范标准"。民主或专制独裁都是一种可能的选择机制。此外，义务的"技术可行性"也非常重要。如果履行该义务对义务承担者而言在技术上根本不可行，则无异于要直接处罚义务承担者。这是古今中外政治迫害中的惯用伎俩。例如，秦桧害岳飞就是一例。这种伎俩使得实际不公正的处罚貌似公正，惩罚主体直接的惩罚意图有了较好的隐蔽。
权利的赋予也存在类似的情形。若权利实际上不可执行，或执行之后会导致权利主体效用下降，等于没有给予任何"好处"，因而不具实际的效用意义。例如"毁灭银河系的权利"，"下周六与上帝共进晚餐(非隐喻死亡或某种宗教幻觉)的权利"，以及"让自己痛苦的权利"等等，即属此列。
1．2．3权利与义务的分界线
一个人承担义务，未必一定有人因此获得权利。例如，某个社会系统强制规定某人必须在某天到某个荒无人烟的地方，在那里的某块大石头上钻上一个毫无用处的大洞，否则就将承受社会系统的某种预定处罚。此时，该主体承担义务并不衍生他人的权利。这种情形在各类社会经济系统中并不鲜见。
有人说：权利的反面是义务。这实际上不够准确、严密。相对更准确的说法是：权利的"对面"是义务--权利与义务是并列的，甚至是相互交叉渗透的--二者没有严格的区分边界。例如，某主体拥有以下一束有趣的"选择"：
如果选择A，则将连续一个星期，每天晚饭之前吃半碗绝对"够味"的中国臭豆腐，如果选择本条之后又中途反悔则在未来一个星期被强制性绝食；
如果选择8，则将抚养某一个目前10岁的小孩到18岁，如果选择本条之后又中途反悔则将被囚禁半年；
如果选择C，则四肢将被绑住，被人以最有效的方式连续挠痒半个小时--保证不让主体因此而窒息毙命；
如果A、B、C都不选择，则自然意味着选择D--不选择也是一种选择，选择者则将被绑住脚，强行在2个小时内蹦极①3次，然后一个人静处48小时(无特别附加要求)。
上面这样特别构造的一束选择是完备的。它可以被整体地看成是一个特别的"东西"。主体可以对其任选其一。那么，这个"东西"是权利还是义务?不同的人会有不同的回答。一种极端的"怪人"会认为所有的四项选择都是快乐的事情，它或许因此应当被视作为权利。这是因为：
前面3种选择对于这种人而言可以被看作是一个权利在3个不同"维度"上的自由(根据后面对行为空间的定义，这实际是3个"子行为空间"，每个"子行为空间"都有许多行为维度，每个维度上又可能有一定的可选择区间)。他(或她)可以选择在这3个维度(或子行为空间)中的某个维度执行权利，如果主体选择不在3个维度上执行权利，第四项对于他(或她)而言并不是惩罚，因此他(或她)并不会因为不执行权利而遭受他人某种预定性的惩罚。所以，根据前述对权利的界定，对于该主体而言，这个"东
①蹦极是一种在双脚绑上橡皮绳从极高处往下跳的一种极限运动。
西"属于权利范畴--除非我们把所有"包含强送快乐的事情"一律当作义务①。但是人们的语言习惯一般很难将"强送快乐"跟义务相联系。为了更好地呈现这一点，我们可以将第四项改为：
如果A、B、C都不选择，则自然意味着选择D--不选择也是一种选择，(他人)将在未来一年炎热的7、8月份，强制地使选择者的家里以及办公室的温度维持在16。C～29。C范围内，选择者可以在这个范围内自由选择具体温度。
在修改之后的第四项中对温度的自由选择余地，与没有修改的第四项中所隐含的选择--"在蹦极的过程中，可选择是否叫喊，选择任意的空中姿势"以及"一个人独处的过程中，可以选择任意时间睡觉、沉思或做体育运动等"，是完全相似的情形。选择者总具有某种选择的余地。
一个棘手的问题是，在第四项经上述修改之后，这一束"东西"所对应还是义务吗?如果还有人认为是义务，则我们再"一步一步地、一点一点地"放松第四项，以至到极限--"如果A、B、C都不选择，选择者即，只要有形式上的"强制"，我们都可以把它归类至"义务"范畴。但是，我们一定要同时明晰：这只是一种规定或约定。而且，就是这种界定下纯正的"权利"，其中不实施权利的"不遭受惩罚"也一般不可能是真空或绝对无人的自然状态，而是有许许多多的潜在"强制性"背景。我们只要稍微抖一抖每一项的权利那块"不遭受惩罚"的黑幔，几乎都可以发现它的后面其实藏着许多的"强制"，随便拉出一两条来，权利就会夹杂诸多不纯。事实上，世界上根本就没有纯粹的权利。寻找严格意义的权利，就会如同蔓 寻找100％纯度的黄金一样虚妄。而且，我们还不能忘记义务与权利中安装或不安装的"惩罚黔措施"，只有针对特定的个体才有意义，这是因为人类个体之间效用函数只具有一定相似性，酴并不具：严格的普遍一致性。对一
①需要特别强调的是，我们当然可以在理论上约定：即使对于特定的主体而言，"强送快乐"也是义务，甚至包括"强送自然或地球"。
人而言是至苦，对另外一人而言则可能是至乐。这样情形鞋在现实世界中并不罕见。
将被强制放在地球上"，这里非指一定要强制选择者与"大地"接触，因为地球包括地球的大气层以至电离层。这实际上等同于--如果不选择执行A或B或C就"由他去吧"，难道他还能自己蹦出地球不成?这下这一束"东西"应该是权利了吧。但是一个更棘手的问题出来了：在该条件逐步放松的过程中，究竟是什么时候，究竟在哪一点上，"义务"变成了"权利"?
因此，权利与义务并没有截然而清晰的严格分界线。
同时，"有人承担义务，一定有人享受权利；有人享受权利，就一定有人相应地承担义务"，也仅针对多主体之间某些特定的"交互性权利"和"交互性义务"才成立。许多权利与义务则并非如此。权利与义务两者间的对应关系没有一般性。
事实上，在上述分析过程当中，只要第四项对于选择者而言不是有意的惩罚或强送欢乐，即第四项不是有意让选择者痛苦或快乐，而只是自然之发生，无论前面三项是苦或是乐，在"这个东西"是属于权利还是义务问题上，都应当是一致的结论。
在真实世界中，主体经常会拥有上述这样的相对完整的"东西"，并且其诸多选择项所对应的后果有时也并不是其他社会主体有意安装的"备用性惩罚"--真实世界的运转就这样让主体与世界和其他主体自然博弈地(内生地)导致了这样的"后果"。因此，我们很难说它是权利或者义务。权利与义务因此很难严格地界定。
很多时候，由于"惩罚"可能"不严格普适"等原因，权利与义务事实上不存在严格的区分界限。现实世界中确实存在许多"潜在可能行为与相应后果"，而我们很难把它们做"要么严格的权利，要么严格的义务"这样的确切区分。相对更合宜的处理是使用"权利义务束"--一系列潜在可实施的行为以及与之相对应的各种后果的组合。但这有笼统堆砌之嫌--将"权利"和"义务"两种并不能严格清晰的"东西"笼而统之地堆砌在一起。这是一种偷懒，也是一种留于肤浅。而且"权利义务束"依然没有将人类可能拥有的全部"资源"完全清理干净。
因此，权利与义务的区分只是在大众语言意义上，或者说不甚严格的学术层面上成立。一种相对更严格而更少漏洞的选择是：
我们其实并没有什么严格的权利或义务，我们有的只是各种各样的选择，以及这些各种各样的选择所对应的各种各样的后果，以及后果的延伸性选择及其后果，以此类推，以至到约定或规定所能够企及的极限。如前文所述，"权利义务束"是一个堆砌和偷懒的概念，它不可避免地留于肤浅。"权利义务束"所对应的"东西"更深刻、更准确的称谓至少可以是"选择--结果"对应关系包袱"，虽然它有些拗口，不够简洁，但是综合前面的分析论述，并稍微辅之一点哲学理性(reasoning)，我们应当很容易理解和认同这种解析。
后面我们将分析到，"权利义务束"虽然是"一系列'选择--结果'对应关系构成的包袱"，但是两者并不同一。前者很大程度上仅在社会规范(包括隐性社会规范)层面成立，后者则可包含技术上所有可行的一选择--结果，对应关系"全体。两者因此并不一致。后者比前者的外延更大。后者将被我们定义为"行为空间"，即主体所拥有的、实际而有效的、所有可能的选择以及对应的后果所形成的综合体，例如，前面我们分析过的那一束可能分不清是权利还是义务的"东西"，以及一个程序员苦。孤诣设计出来的、尚不为任何外人知晓的特殊软件，这种软件意味着很多的现实可行的行为选择自由，并且这些行为选择自由可能没有任何社会制度或契约规定它，甚至没有潜在制度(契约)规定它，例如世界上第一个电脑病毒软件刚刚诞生时，等等。
1．2．4权利与义务的社会性
前述"权利与义务实际并没有严格的学术性区分界限"，并不妨碍我们对权利与义务在"可以分析的层面上"的分析。下面我们分析权利与义务的社会性。
由于义务必须要有"如果义务承担主体选择不实施相应行为(即不履行所规定或约定的义务)则必因此遭受他人实施的某种预定性惩罚"这样一个特殊装置，没有这个特殊装置便不能成其为"义务"，所以义务一定是社会性的。即，有效的义务一定包含多个主体或主体性组织。对于权利而言，情况稍微有些复杂。如果某种权利的技术层面要求：权利主体实施权利一定需要他人的配合才能完整实施权利，并且或有形或无形、或正式或非正式的契约或制度约定，规定了这一点，则这类权利属于社会性权利。或者说，这类权利具有社会性。诸如到理发店付费享受理发师理发的权利，以至现代社会中的各种"民主权利"，等等，均属此列。
权利的社会性有另一种体现。虽然权利主体实施权利在技术上并不需要他人的配合也能完整实施权利，但是，权利主体拥有权利的状态、正常实施该权利以及选择不实施权利并不遭受他人预定性惩罚的保障，需要由他人或社会性组织来提供，或者说"有他人或社会性组织提供"。则这种权利也具有社会性。在盗、匪和骗子有可能侵入的权利领域，经常需要存在这样的社会性保障，即使这种保障有可能仅是一个人提供的。
例如，你的家在某个城市，你一个人在家选择直着腰还是弓着腰从一个房间走到另一个房问的权利，以及今晚是看书还是蒙着被子睡觉的权利，实际上一定需要(也一定有)你家所在的城市和国家的相关制度来保障，即需要其他主体的参与和配合。这种权利是社会性保障下的私人性权利。它具有社会性。也应属于广义的社会性权利范畴。现实世界中，这类权利非常普遍，举不胜举。
这样，为以示区别，我们可以把权利主体在技术上实施权利并不需要他人的配合也能完整实施权利称作"私人性权利"；把权利主体在技术上搴苹权利需要他人的配合才能完整实施权利称作"社会性权利"，这类权利具有充分的社会性；把权利主体在技术上实施权利并不需要他人的配合也能完整实施权利，但权利主体拥有权利的状态、正常实施这个权利以及选择不实施权利并不遭受他人预定性惩罚的保障，需要由他人或社会性组织来提供(或者说"有他人或社会性组织提供")的那二。
类权利称作"社会性保障下的私人性权利"。"社会性保障下的私人性权利"的社会性程度高低，因实际情况而异。我们或可将后面两类权利都统称作"社会性权利"，但是我们一定要充分明白这两个子类之间实际存在的区别。
事实上，按照前面我们对权利的界定，权利拥有主体的潜在可能的行为以及行为主体如果选择不实施并不遭受预定的社会性惩罚，都需要其他相关社会主体的默许或认同，因此权利一定具有社会性。"权利一定具有社会性"为绝大多数学者(尤其是产权理论研究者)所认同。但是，显而易见的是，与上述社会性认同或保障下的私人性权利紧密相关还存在一类"东西"。主体在技术上实施某种行为并不需要他人的配合也能完整实施权利，同时主体拥有这种能力的状态、正常实施这种行为以及选择不实施这种行为并不遭受他人预定性惩罚，并不需要(或者说并没有)他人或社会性组织来有意提供①，它们也没有任何社会主体认可。对于主体具有这种能力或资源所对应的状态，是否可以被称作"主体拥有某种没有社会性保障和认同的纯私人性权利"，则有待商榷，有待学界的认定和选择。需要特别强调的是，许多拥有"这种东西"的人，并不因此而一定主动寻求他人的社会性保障或认可。告知他人并寻求认可是有成本的，也可能会滋生新的风险；同时，认同别人(的选择自由)也是有成本的。在一项新事物出现时，完全可能发生现有所有的制度和契约都没有来得及或没有能力约定它。例如，某主体苦心孤诣有了绝世之发明，只要他不告知他人，任何人也不可能知晓，而且他也确实这样做了--不告知任何人，这样他就有了不为任何制度或契约所规定、认定的"潜在可行的行为能力"，以及这种行为潜在行为所对应后果。这也就是说，真实世界确实存在许多"没有社会性保障和认同的纯私人性权利"
①据说，在秦岭山区某些人迹罕至的地方，存在一些独户人家，几十年没有接触到外人，外人也不知晓他们的存在，当探险的人偶然发现他们时，他们居然还在询问毛泽东时代的情况。事实上，我们每一个人都在一定的意义上实际地不时处于这样的景况中。几乎每一个人都拥有各种各样的"鲁滨逊荒岛"，虽然它们并不是实际有形的荒岛。
(暂且如此称谓)。
我们知道，正式或非正式的契约和制度总是社会性的。契约与制度总是对权利和义务的约定或规定。如果我们认定一--所有的权利和义务都被或正式或非正式的、或显性的或隐含的契约和制度所规定或约定，则所有的权利和义务都具有社会性。上述讨论中的"没有社会性保障和认同的纯私人性权利"，由于并没有被制度或契约所分划或规定，它缺乏社会性，因此它并不属于"权利"范畴，或"权利义务束"范畴。即，权利只社会地存在、成立和有效，权利只包括"社会性权利"和"有社会性保障或认同的私人性权利"。这是最普遍、最为人们接受的认定。关于主体没有他人参与和保障的也能行动的情形，最极端的典型是"严格的鲁滨逊荒岛单人系统"。当鲁滨逊一个人在荒岛上，他可以 选择于(或者不干)许许多多、各式各样的事情。此时，鲁滨逊的任何行为都没有他人的任何保障和参与。鲁滨逊不必、不会也不能够去寻找一个权力足够大的外在主体或组织，并祈求对方来保障自己在荒岛上目前可以实施的诸多行为不受他人的干扰--因为事实上它已经不受他人的干扰。寻求他人的认同或保障，以及社会要去保障或认同某个主体的潜在可行行为，都只可能因为外人可能干扰或侵犯这种潜在行为能力。但是，真实世界中，存在数量不少的"潜在可行行为"，因为"成本一收益"以及直接技术原因而不被任何其他社会主体所认同或保障。无线电刚发明时，互联网刚发明时，克隆技术刚发明时，生物化学武器刚发明时，莫不如此。
在真实世界中，很多时候，一个人选择做或不做某件事并不会受到他人预定的惩罚，而且这也往往并不需要他人尽义务来保障。发现并干扰他人的"资源"是有成本的，并且还需要技术上的保证，这两者都可能使得有相当多的"领域"都几乎不会有人干扰。对于二人经济系统是如此，对于多人社会亦然。一个人的权利一定对应另外一个人的义务，只有在某些交互性权利中才成立。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我们处于现代文明社会中的每一个人，总会在一定的时空中，甚至可以说在每一天，都不同程度地处于鲁滨逊单人世界，处于各种抽象的但却实际存在的、无形的"鲁滨逊荒岛"，并实际享受着大量的"鲁滨逊权利"(暂且称作"权利")。非常显然，这类比较特殊但是同样十分重要的"鲁滨逊权利"，在很大程度上被绝大多数经济学领域里的研究者所忽略。明晰这一点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这是因为，在各个主体那里，因为无时不在的选择行为，这类没有被任何契约所覆盖、甚至没有被交易的"东西"，被与"有正式和非正式的契约及制度所覆盖的权利义务束"直接连通。这种连通实际影响和决定着社会系统和经济系统的运行和所谓的"均衡"。当然这类"东西"也直接地决定着相关主体的福利和效用满足，其性质和作用机理与"有正式和非正式的契约及制度覆盖的权利义务束"(当然包括所有被交易的商品)完全相同。
如果说，我们将"正式的全部正规的交易性制度体系"看作是对"价格类制度体系"的严格包集合，或"严格兼容"，则"包含全部非正式契约和隐契约的全部制度(及契约)体系"就是对"正式的全部正规的交易性制度体系"的严格包集合和"严格兼容"。这是经济学两次重大扩展。这两次扩展都是重要且必需的，因为两次新拓展的部分都实际影响和决定着扩展前的局部领域的运行和所谓的"均衡"。这两次重要扩展都是由一个号称"新制度经济学"的松散学术阵营所完成。这应当是经济学的两次重要飞跃。目前这种扩展仍在继续进行之中。在此基础之上，我们把没有被任何社会制度或契约覆盖、界定和触击到的纯私人性行为领域中主体实际拥有的各种"'选择--结果'对应关系包袱"，以及主体对它的综合管理和选择执行，与前述两次扩展到的区域中的"内容"综合在一起，统一分析。这是第三次扩展和飞跃。第三次扩展的重要性和必要性与前面两次扩展完全类同。特别重要的是，由于这个新扩展的领域没有制度覆盖，因此，传统的制度分析对此是无能为力的。这种事实上存在的"经济学新物质"决不会被传统的"制度分析雷达"所发现--因为它不被任何制度或契约所覆盖或触及。因此，我们必须走向硬币的另外一面--被制度及契约界定以及没有被制度或契约界定的"内容"--主体的实际有效选择(以及相应的后果)或者说"行为空问"。主体对"行为空间"进行统一而综合的管理，自然包括前面两次经济学帝国主义所扩张的内容，当然也同时自然包括价格制度体系中的全部内容。这是后话。
1．2．5权利、义务与权力
有两个与"权利义务束"相关联并经常被许多人混用的概念需要明晰，这就是权利(rights)与权力(power or authority)。
权利与权力是层次、内涵和外延都迥然不同的两个概念。权利体现其拥有者在一系列特定维度或层面上行为的自由。即，权利的拥有者可以选择实施某种行为，也可以选择不实施这些行为，如果选择不实施，权利主体并不因此而遭受他人或社会组织约定性处罚。权利意味着选择(option)和不受处罚。权利意味着特定的行为自由(freedom)。权力却并不是描述行为的"可选择"属性，而是描述行为的"支配"属性、"权威"属性。即具有(have)"权力"的人处于支配和主导地位①。权力越大，支配力和主导力就越强，但其行为自由度并不一定就越高[很多时候社会对位高权(力)重的人的行为约束更大]。所以"权力"和"权利"并不存在正相关或负相关关系。二者是不同层面上的东西。在理论上，它们不存在并列的理由。
正是由于"权力"和"权利"二者是不同层面、不同性质的东西，权力的获得也可能与义务(被约束)相伴随。"权力"甚至
①Rajan&Zingales(1998)认为："对任何关键性资源的控制权都是权力的一个来源"。这句话的另外一种更深一层解读是，或许存在的权力，它也自然地并且只能蕴藏于主体所拥有或承担的权利义务之中；权力不能脱离权利或义务而单独存在。Rajan&Zingales(1998)认为："对任何关键性资源的控制权都是权力的一个来源"。这句话的另外一种更深一层解读是，"或许存在的权力，它也自然地并且只能蕴藏于主体所拥有或承担的权利义务之中；权力不能脱离权利或义务而单独存在"。
往往是直接地要求具有权力的主体和权力的实施主体"必须作什么"，而不是"可以选择作，也可以选择不作"。官员们在行使作为"官"的诸多权利义务的同时行使其"权力"。只是在官僚主义盛行、人治盛于法治、对权力主体缺乏监督和约束的糟糕社会系统中，饱受权力暴虐之苦的"被支配者"才更多地形成错觉：权力意味着随心所欲，权力就意味着权利。
制度(契约)要么规定"必须作什么"，要么规定"可以选择作什么"，以及规定它们的相应后果。并且如果选择不实施某种行为也只有两种情形：没有处罚和有处罚，不存在第三种情况。因此，在这种意义上，制度(契约)只规定权利和义务，并且一定是在规定权利或义务。制度(契约)却并不必一定规定权力或支配。制度也规定平等权力和非权力涉足领域。如在董事会制度中，所有的董事(包括董事长)的表决权(权重)是平等的。在规范公民自由选举以及自由婚姻之类的制度中，也不存在规定"谁领导、谁支配谁"的问题，这至少在形式上是如此。总之，制度和契约都一定规定"权利"或"义务"，但并不一定都要规定谁支配谁--谁对谁拥有"权力"。
在法治系统中(例如政府、企业等)，对权力的规定往往不是规定权力拥有者按自己的意志恣意决定"以任何方式"指挥谁、支配谁、支配什么资源，更多的是规定"必须"以特定的方式支配谁、支配什么资源，而且被指挥者又"必须"以怎样的方式接受某些指挥者的指挥。如果某种权力是"必须以怎样的方式指挥支配谁或特定资源，否则将遭受制度(契约)相关者的预设性惩罚"，则这种权力属于义务范畴。如果某种权力是"可以选择以某种的方式以及是否指挥支配谁或特定资源，而并不因此将遭受制度(契约)相关者的预设性惩罚"，则这种权力属于权利范畴。如果被指挥者或被支配者是"必须以怎样的方式接受谁怎样方式的指挥或支配，否则将遭受制度(契约)相关者的预设性惩罚"，则它属于义务范畴。如果被指挥者或被支配者是"可以选择以某种的方式接受以及是否接受他人怎样方式的指挥或支配，而并不因此遭受制度(契约)相关者的预设性惩罚"，则它属于权利范畴。例如，某些制度可能会；规定：被指挥者有权利(而不是权力)拒绝指挥者的不当指挥。这一点在企业契约中也非常普遍。企业不同于军队，大多数情况下，它不是以绝对服从指挥为第一行为准则。
总之，所有"必须"之规定，无论对于指挥者(支配者)还是对于被指挥者(被支配者)而言，都属于"义务"和"责任"。所有"可以选择，选择不实施并不遭受社会预定性惩罚"之规定，无论对于指挥者还是被指挥者而言，都属于"权利"和"自由"范畴。因此，在一个制度系统中，处于相对主导地位(拥有权力)的人，并不一定比被该强权者支配的人拥有更多的权利(自由)。我们通常感觉或以为权力拥有者比权力实施对象拥有更多的自由或权利，要么是权力被滥用，要么是下面的人误解，要么是工作性质所决定而不得已的安排。由于"权力"和"权利"二者是不同层面和不同性质的东西，现实中存在"权力拥有者拥有更多特定相关权利"的情形也可以是合理的。因此，理论上和真实世界中都存在"支配性权利"--"权力性权利"。权力必须要具体的权力义务安排来保障。权力内生于相关主体所拥有的权利义务之中。权力体现在主体实施权利义务过程中的支配特征上。人与人之间的"权力"并不能脱离权利义务而单独成立和存在。
1．3 权利义务束与所有权
与权利、义务、权利义务束以及"财产权利"(简称"产权")紧密关联的另一个重要概念是所有权。明晰"所有权"以及它与上述诸概念之间的关系，是非常重要的。例如，前文所提到的康芒斯对商品的"物的交换"和"所有权的交换"的区分，以及一些学者对"资产的所有权"与"企业(的)所有权"的区分，等等，明晰"所有权"之重要意义，由此可见一斑。
1．3．1 所有权
--"拥有权利"的状态所有权(ownership)的确切含义是什么?在汉语中，经济学意义的"所有权"直接对等于英语的0wnership。
因此，弄清楚"英语的经济学"中ownership的确切含义是必要的。对此，最好、也最直接的途径是求助于权威的经济学辞典。
一个非常有趣的事实是，在本人遍翻经济科学出版社1996年翻译出版的《新帕尔格雷夫经济学大辞典》(The New Palgrave：ADictionarv of Economics)之后发现，与"所有权"(ownership)直接相关的实际仅有两个词条。一条是"财产"(property)，由阿伦'赖恩(AlanRyan)撰写；另一条是"财产权利"(property rights，即汉语中简称的"产权")，它由大名鼎鼎的产权经济学大师阿尔钦(A．Alchain)撰写。虽然在这两个词条均不短的表述和解释中，均涉及并出现过"所有权"(own-ership)，但是辞典并没有对"所有权"(ownership)有任何明确的定义或解释，更谈不到对"所有权"有单独的词条解释。这也就是说，这部厚厚四大卷、罗列细致的权威经济学辞典，居然没有对"所有权"(owner一。hip)有任何的解释。这大大出乎许多人的想像。仔细想来，这应当可以被理解为，权威的经济学辞典和该领域最权威的学者绝大多数都认为--"所有权"在经济学中的重要性根本不值一提。或者说，"所有权"是一个根本不需要明晰也不需要研究的经济学概念，甚至于说它根本就不是一个经济学概念。这真是非常让人尴尬的事情。一部如此权威、厚厚四大卷的经济学大辞典，居然会忽视并放弃不少人以为极端重要并让众多研究者争论不休的"所有权"。
既然经济学辞典忽视并不屑于解释"所有权"，那我们就去权威的语言学词典中去寻找"0wnership"的确切含义。在《牛津高阶英汉双解词典》中，被汉语翻译和使用为"所有权"的ownership被解释为stateof being an owner。这翻译过来就是"作为拥有者的一种状态、处境、地位或身份"，或者说"拥有者身份"、"拥有者地位"。在同一部词典里，state被解释为condition in which a person or thing is(in circum-stances，appearance，mind，health，etc)，而condition又被该词典汉语解释为"状态，处境，地位，身份"。因此，毫无疑问，ownership的落脚点是一种"状态，处境，地位，身份"。
另一方面，ownership随后又被该词典以分号与上述解释并列地解释为(right of)possession。在同一部词典里，possession被解释为state of possessin9，即"因为possessin而具有的状态，处境，地位或身份"；而possess的解释是have(sth)as one'S belongings；own，意为"拥有"。将这些综合起来，ownership(即中文中的"所有权")的第二个解释(right of)possession的意思就是"拥有(某种东西)的状态，处境，地位或身份(所对应的权利)"。
请特别注意，该字典里解释中的right of是被放在括号中，这是什么意思呢?这有三种可能解读：(1)为了模糊提醒和界定后面的pos-session；(2)想把0wnership解释为right(权利)，但又很没有把握，有些"心虚"，故加上一个括号稍微藏起来，弄得朦胧一些；(3)以上二者兼而有之，模棱两可，更加模糊不定。事实上，"作为拥有者的一种状态，处境，地位或身份"与"'处于某种状态中'的拥有者所拥有的权利"，根本就不是一个层次上的事情，并且possession的解释落脚性解释也是state(状态，处境，地位或身份)，这与ownership的首要解释完全一样，模模糊糊地弄一个根本不同层次的概念与之并列，层次混乱，非常牵强。这应当是其"心虚"地使用一个朦胧的"(right of)"的重要原因。在字典解读时，并列解释若有冲突，一般首款并列解释重于次款并列解释，而且这里只是一个朦胧的"(right of)"，因此，ownership(所有权)更主要含义应当被界定为一种拥有(某种"东西")的状态(state)，而不是"拥有者所拥有的权利(right)"。[顺带说明，朗文词典对"ownership"(所有权)则仅有"state"(状态)解释]
以上对"所有权"(ownership)的确切含义的考证和界定是非常重要而必需的。"所有权"不应当被理解为"权利"，而应当被理解为"拥有权利的状态"(state)。对于财产、资产如此，对于企业亦然(本书第三篇中有关于所谓的"企业所有权"进一步的分析)。
从另外一个角度看，毫无疑问，"所有权"(ownership)的主体含义来自"拥有者"(owner)，或者更进一步地来自动词"拥有"(own)。own在上述《牛津高阶英汉双解词典》中的解释是have(sth)as one'S prop-erty，而property的本意就是"被拥有的'东西"'--pr。perty在该词典中的解释是thing or things owned。典型的循环解释，不得要领。但是我们至少知道财产(property)是"被拥有的东西"。这是我们后面解构什么是财产权利(property rights，汉语简称"产权")的重要基础材料。有必要牢记这一点。
至于这里的被拥有的"东西"，本质上究竟是什么，或者我们"可以拥有"、"能够拥有"的"东西"究竟是什么，我们将会马上分析到--拥有者只能拥有权利义务束以及类似的经济资源，而不可能拥有权利义务束的关联实在物、相关契约或相关社会组织。
1．3．2所有权与"拥有什么"
要说明"拥有"以及"拥有什么"(what do you actually own)--即动词拥有(own)的真实对象和严格而准确的经济学含义究竟是什么，我们继续看先前那一栋房屋的例子。当我们的大众语言通常说"某主体拥有(own)一栋房屋"时，其严格而准确的经济学含义是什么呢?
当我们说"某主体拥有(own)一栋房屋"，通常是说该主体对某幢房屋实体拥有"居住权"、"出租权"、"典当权"、"广告发布权"、"冠名权"、"赠与权"等诸多权利(义务)组构而成的一个权利义务包袱或"权利义务束"(这些权利是否可以单独交易或总和性交易则另论)。随着人类商业行为的进化，尤其是相互问可交易的权利义务的逐步严格化、细化、分化并进行纷繁复杂的重组合、重分化，与房屋实物相关联的全部权利中，有些权利或从整体权利包袱中剥离出来并单独地与其他主体发生交易，而成为不同的商品。但是，这些权利(商品)的"关联物"或者说"附着物"仍然只有一个--就是那幢房子。因此，"居住权"、"出租权"、"典当权"、"广告发布权"、"冠名权"等诸多权利才是真正的商品，房子本身并不是商品。房子仅是(权利)商品的附着物。一项或几项权利分开交易是如此(即房子仅是权利关联物，不是商品，权利才是商品)；将与房子相关联的、所有的权利集中在一起交易，房子对应权利关联物或附着物，权利对应商品，这一本质不会发生丝毫改变。只是此时由于房子附着绝大多数可供交易的、人们目前可以感受到的权利，人们因此往往在不经意间将房子实物当作了商品。这仅仅是人类语言的偷懒和思维的粗糙。交易(包括交易的最简单形式--交换)的对象和标的，与主体所拥有的实际对象和标的，两者应当是完全对应的，对等的。在现货交易中，我们只能交易我们所拥有的。因此，主体实际拥有的并不是房屋这个外在实物，而是拥有与该实物相关联的权利义务束。这就是"究竟拥有什么"、"拥有的真正对象和标的"的真正本质。一栋房子实物是如此。一本书、一个金融商品、一份选举权、一项婚姻权等所有一切"被拥有的东西"，均莫不如此。企业组织也同样如此。资产(asset)也是被人拥有的"东西"，其关联物的外部形态可以千变万化，但是所有的资产(除鲁滨逊资源以外)在本质上一定都是"权利义务束"。上述关于房屋的分析，完全可以类推至或与实物相关联的、或不与实物相关联的、或与组织相关联的、或不与组织相关联的、所有被人类"拥有"的一切对象或标的。
因此，当我们的大众语言说某主体拥有一个特定的企业时，实际上是在说，该主体拥有与这个特定企业组织相关联的某些种特定的权利义务束或权利义务包袱。但事实上我们并不能够"拥有"一个企业，而只能拥有与企业相关的权利义务束，或者"行为选择空问"。这就如同我们只能拥有与房屋实物相关联的诸多权利义务束，而不能拥有房屋实物完全一样。
这里需要特别强调和明晰的是，"拥有"(own)和与之相近并很容易混淆的"具有"(have)，二者存在巨大的质的差异。通常，针对权利，针对资产，针对资源，我们使用"拥有"；针对"状态"或"处境"，我们使用"具有"(have)。即，我们说sb have(has)a special state，而不说sb owna special state，因为我们实际根本无法"拥有"(own)某种状态，而只能"具有"(have)某种状态。状态是不能被直接拥有的，它只可能因为主体拥有某些种权利义务束(或更进一步的行为空问)、具有某种技术条件、或处于某种环境而有的问接性呈现。在英语中，虽然have也在一些时候被使用为own，如have some money，但是在大多数时候它都被使用为"具有(某种状态或属性)"或其他非拥有的"有"，如"have a son"或"某国国民有(have)一个暴君"等等；当have与状态，处境，地位或身份类词连接使用时，它是"具有"之意，而不是拥有(own)之意。如前文所述，"所有权"的落脚点在"状态，处境，地位或身份"，所以我们一般说sb have(has)the ownership of sth(某人具有关于某事物的所有权)，而不说sb own the ownership of sth(某人拥有关于某事物的所有权)。汉语大众语言中说"拥有'所有权"'(own the ownership)是不严格的。这与在汉语中"有"同时出现在"拥有"和"具有"这两个词中并进而引起二者混用有很大关系。
基于以上辨析，我们可以认为，在严格的学术意义上，我们不可以说"拥有(实物、资产或组织，如企业)的所有权"，而应该说"具有与某种事物相关联的所有权"。在以往汉语大众语言以至经济学和法学学术语言中，"拥有所有权"的错误和偏差随处可见。这种李鬼替代李逵的现象，至少应当在学术语言环境中得到纠正和澄清。这种澄清对于概念和理论的严密和清晰有非常重要的作用，如果"所有权"还要在经济学学术领地中继续出现的话。
至此，由于ownership(state)不是rights，张维迎(1996)认为"'财产所有权'(ownership of the asset)与产权(property rights，'产权'是'财产权利'的简称)是等价概念"的观点①，存在诸多不当和瑕疵，或者至少说是不严谨的。而关于"产①张维迎："所有制、治理结构及委托代理关系--兼评崔之元和周其仁的一些观点"，《经济研究》l 996年第9期。
权"究竟为何物的问题，以及所谓的"企业所有权"问题，我们将在本书后面部分作必要的澄清和辨析。
将所有权作为权利使用，也并不仅是存在于使用汉语的学者中。一些西方学者也如此混用。例如，把所有权作为排他性权利使用--"所有权是一种排他性的权利"。由此可见，在所有权问题上，学术混乱已经到了怎样的程度。
如果将"排他性权利"与"所有权"等同，甚至将"所有权"与"权利"(或权利义务束)等同，在少数学术圈子中强行推广并无不可。此时，作为权利或权利义务束的"所有权"，事实上也只能是ownership所对应的拥有(own)的对象--被拥有权利或权利义务束本身，而绝不能是其他。我们再回头看一看，真有这个必要吗?我们已经有了权利或权利义务束，为什么还要拿拥有它们的状态来与之混用呢?既画蛇添足，又扰乱视线。并且如此一来，"我们'拥有'(或者说'具有，)某种排他性权利的所有权"就将变成为"我们'拥有'某种排他性权利的'排他性权利"'；同时，"所有权"也将被层层叠加成"拥有'拥有'拥有......的状态，的状态'的状态"。这都是些什么怪物?!因此，将拥有权利的状态等同于主体所对应拥有的权利的做法，不但不严肃，而且简直就是画蛇添足，并且注定会引发一连串的混乱。
如果"所有权"与"权利"等同，并且由于"拥有关于某物的某种排他性权利"或"拥有关于某物的某种权利"自然成立，"拥有关于某实物的所有权"便可以由此大行其道。这样一来，同一个特定的实在物就会有无数的"所有权"和无数的"所有者"与之对应。关于实物或社会组织的所有权将因此注定不能够被确定。
事实上，权利可以是排他的；关于实在物的排他性权利也可以是并行的，多样的。完全没有必要因此将"拥有排他性权利的状态"与"所拥有的排他性权利"混为一谈。二者完全可以独立研究。而关于排他性权利，以往很多分析中，往往把"对权利的拥有的排他性"和"权利所对应的行为的排他"混为一谈。事实上二者迥然不同。
例如，当我们购买一张游乐场的门票(所对应的权利义务束)时，我们往往并不是购买独占性使用游乐场道路和某些设施的权利，而是购买了与人数和个体构成都不确定的其他游客互不排他地游玩的权利。游玩的行为过程是不排他的。但是门票所对应的权利是排他的。你或他(她)掏钱购买门票所对应的权利义务束，就是你或他独占性地拥有门票所对应的权利义务束。
权利关联物的排他性问题，或者更确切地说关联物是否被独占性使用问题，与权利(权利义务束)的排他性问题根本就是两回事情。例如，信息使用在技术上是较难排他的，同一内容的信息，因增加使用者而增加的边际成本(边际性资源占用或耗费)是非常低下的，但是，这并不妨碍关于使用信息的权利可以是完全排他的。例如，当你从商店买回一张CD唱片，这张唱片所对应的权利义务束完全可以为你排他地拥有--"这张CD(所对应权利)就仅仅是你的，而不是他人的"。这张CD所对应的权利包袱中，并事实上也并没有包括"你可以要求其他任何人都不能通过其他途径听这张CD中所涉及的音乐的权利"。当然，你可以在制度和契约上拥有这种"实物(音乐)排他"的"排他性权利"。这即是说，排他性权利包括行为排他的排他性权利(如完全垄断性行为的权利)和行为非排他的排他性权利(如电影院门票所对应权利①)。权利的排他性的问题，或者说权利拥有是否排他的问题，实际上可以完全转化为"同一权利义务包袱是否为单一主体实际拥有(owned)"这样的问题，即是否存在"共有产权"问题，这个问题实际上并没有什么值得过多讨论的。被正式或非正式契约(制度)所界定、分划或覆盖的权利，其拥有主体要么是单一主体(个人)或单一的主体性组织，要么就是多人或多主体共同拥有。例如，某大学里某个宿舍里的学生共同出钱购买一台电脑(所对应的权
①这时，实物--电影银幕(被观看)是非排他的。而中国有许多电影院实行"售票不确定座位"制度，看电影者依据各自先后、喜好随意坐。情形更加有趣。
利义务包袱)，这时，这台电脑所对应的权利义务包袱中的权利就为多主体所共有。这些权利对于这群学生而言就不具排他性(除非他们另有约定，如一人拥有一周等等)，或者说它是"非排他性权利"，但对于这群学生以外的人而言则是"排他性的权利"。讨论权利的"排他"与"非排他"，只有相对于特定的主体对象而言才有意义。
实际上，对于权利的拥有者群体而言，任何权利都是非排他的，否则就不能说是被其所拥有；对于权利的非拥有者而言，所有的权利都是排他的，否则就他(她或它)就不会是"非拥有者"了。当实际拥有权利执行权利的人与权利(在契约或制度形式上的)的名义拥有者往往并不完全重合。与此相关的问题是，权利、权利义务束或者我们后面将分析到的行为空间的名义所有者与实际所有者可能不相符，或者出于效率或公平要求实际所有者不应当或应当拥有什么样的权利义务束，这些完全是另外的问题，不能与之混为一谈。
例如，在国有经济中，当我们说，"国家"对某个企业拥有51％的股权，在制度名义上，这个国家的所有公民都"人人有份"地拥有这个"股权"(而非企业组织)--这种"拥有"显然是非独占性的，但实际情况并不是如此。事实上，总只是某一些组织或个人，因为或正式制度的赋予或非正式制度以及隐性制度下的支持，技术地实际霸占和拥有这51％的股权所延伸出来的诸多行为权--所有的权利都一定最后还原为行为权。此时，我们可以说，由于正式制度或非正式制度等原因，由一小群人实际拥有这51％的股权包袱中相当部分的权利。
如果我们考察某项权利或权利义务束在技术上的"排他能力"，则将发现，几乎所有的权利都不拥有在技术上绝对的排他能力。例如，即使对于最容易保管、最安全的电子账户上的货币(所对应的权利义务包袱)，现代加密技术有人类以往所无法想像的复杂，电子账户上的资金被盗用的事也是时有发生，而据报道，中国一位年轻的女科学家在理论上破解了当前最复杂的电子加密技术。包括战争中生死攸关的军事信息的独占性使用，也只能是一种幻想和希望。因此，权利(或者说可行的行为)在技术上的排他能力几乎只是程度差异，而不是"有一无"或"O一1"之差别，即使极少数接近l(如美国总统才能使用的核按钮触发权)或o(如呆在地球上的权利等等)--它们是排他能力程度差异的极端特例。
总之，明晰"或针对实物的行为的排他性"与"拥有(或占有)权利的排他性"的区别，是非常必要的。
以上对权利和行为的"排他性"的分析，也适应于许多学者强调的产权必须具备的要素--排他性。我们在对"产权"的分析中将更深入地分析这一点。
言归正传。基于以上辨析，我们可以认为，在严格的学术意义上，我们不能够说"拥有(实物、资产或企业)的所有权"，而应该说"具有与某种事物相关联的所有权"，或者更准确地说是"具有'针对特定权利义务束，的所有权"。所有权是指我们拥有权利的状态、地位或身份，而不是指权利或排他性权利。虽然"拥有权利的状态、地位或身份"理所当然地与被拥有的"权利"紧密相关，但是，二者并不是一回事情，也不是一个层面上的事情。在理论上和真实世界中都存在多人共同拥有某种非排他性行为的权利，例如，如一个家庭(或几个单身汉合伙)拥有的某个高尔夫球场的会员证(所对应的权利义务束)。其中的每一个成员都对应地实际拥有某种权利，当然他也就是对应权利的拥有者，或者说他具有拥有者的地位或身份--ownership。
因此，即使要使用"所有权"，也是某主体具有针对"自己所直接拥有的关于'或与实在物(包括信息)相关联'的某权利义务束"的所有权--拥有该权利的状态，而不可能是某主体"有"实在物(包括信息)或社会组织(如企业)的所有权--拥有该实在物的状态，因为任何人都不可能拥有实在物或社会组织，而只能拥有潜在可实施的权利义务束或其他类似的经济资源。
总之"所有权"并不是权利，也不是权力(power)，而是指拥有权利论、产权经济学、新制度经济学以至整个经济学大厦的基石性概念。无"产权"或与"所有权"紧密相关。如前文所述，"所有权"说"产权理论"却是过去半个多世纪经济学研究中一直都非常热门的、为数不多的几个关键词之一。但众所周知，各家各派以及诸多自以为是的学者(非贬义)对"产权"的定义千奇百怪，千姿百态，莫衷一是，这里不一一列举。这方面的文献可用"汗牛充栋"来形容。若纠缠于诸多论述之是非曲直，恐怕一本书下去还在云里雾里，这已经为许多先驱所验证。因此我们将直接着手予问题本身的分析，虽然我们仍会不可避免地涉足诸多学术沼泽。
要清晰"产权"概念，必须先清晰财产。
如前文所述，在《牛津高阶英汉双解词典》中，"property"的解释是thing or things owned0。财产就是"被拥有的'东西"'。这种解释有循环解释性质，但是还是具有参考价值。我们已经分析到，无论针对实物，还是针对企业等主体性组织，主体拥有的实际对象或标的只可能是权利或权利义务束以及与之相类同的"东西"，而不可能拥有实物或社会性组织。否则，就会发生分别拥有与一栋房屋实物相关联的诸多权利的诸多主体都拥有该栋房屋(或该栋房屋的产权)，以及所有的利益相关者都拥有企业组织这样的荒谬局面。
如前文之分析，财产--"被拥有的'东西"'，一定也是权利，或权利义务束。那么，"property"和"rights"这两个实际都同属于权利范畴的词叠加在一起又会是什么"东西"呢?我们应当至少可以肯定，它依然还是权利。即产权总是权利(Property rights is always rights)。
这也就是说，无论产权被如何定义，产权集合总是权利集合的真子相关者才真正拥有(包括具有)或应当拥有(包括'具有')企业所有权"这样一些本不应成为问题的问题上，继续争执。我们只需要分析，各个特定的相关主体都分别拥有(以及应当拥有) 1秽与企业组织相关的、"怎样特定的"权利义务束。如此足已。简单明了。集合或相同集合，二者必居其一。
如果认为"权利(或权利义务束)集合"与"产权集合"是相同集合，是权利(或权利义务束)也就一定是财产权利，是财产权利也一定是权利(或权利义务束)，则根本没有必要再使用引起巨大混乱和争执的财产权利(简称"产权")，因为权利或权利义务束就已经足够了，因为它们完全等同。并且，真实世界中的任何权利或权利义务束，一定都有(there be)相应的权利主体--权利的拥有者。没有权利主体的权利是不可能存在的，或者说非真实有效的。特定权利是特定主体可以选择以某种方式执行或实施某种行为，特定主体也可以选择不执行或实施某种行为，在规定的选择范围内选择并实施行为，主体并不承受其他主体某种预设性惩罚。没有"特定主体"的权利只能是书本上或可供选择但尚未选择生效的契约(制度)中的权利，它绝对不是现实有效的权利。
如果认为产权集合是权利集合的真子集合，即，财产权利一定是权利(或权利义务束)，但是有一部分权利(或权利义务束)并不是财产权利(简称"产权")。这也就是说，在被人类真实拥有的全部"权利(或权利义务束)"中，有一部分是财产权利，有一部分并不是财产权利。如果这样认定，如何给出从整个权利池塘中挑选"财产权利"或者说"产权类权利义务束"的合理标准，或者界定它的"补集合"--如何给出从整个权利池塘中挑选"非产权类权利义务束"的合理标准，成为关键问题。这一难题让一批又一批的研究者煞费苦心。
目前，学界对"产权"的定义和解释千姿百态，归纳起来，主流的解释或定义主要集中在以下三点：
（1)社会制度(契约)规定，即社会性；
（2）排他性；
（3)可交易。
有的学者仅强调其中一点或两点("并列地必要"而非"单一地充分")，有的则三点都强调甚至有更多内涵界定。下面对它们分别做简
图1．5从权利(权利义务束)总集合中挑选财产权利的合理标准要的分析。
对于第一点，绝大多数学者都认定，产权类权利或权利义务束一定是社会性的，即产权一定为契约或制度(包括非正式契约或隐契约)所覆盖。
强行认定财产权利必须社会性地存在并没有太大的问题。但是，我们必须明确，真实世界中实际地存在不为任何契约或制度所覆盖和触击的"潜在可实施行为以及与之相应后果"，并且这种"资源"随时可能参与缔约交易，进而影响经济系统的运行和演进(诸如苦心孤诣并不经典注释)。
"在鲁滨逊的世界里，产权是不起作用的。产权是一种社会工具，其重要性就在于事实上它们能帮助一个人形成他与其他人进行交易时的合理预期"，"新的产权的形成是相互作用的人们对新的收益一成本的可能渴望进行调整的回应"(H·德姆塞茨，"关于产权的理论"，《财产权利与制度变迁》)。
"产权不是指人与物之间的关系，而是指由物的存在及关于它们的使用所引起的人们之间相互认可的行为关系。产权安排确定了每个人相应于物时的行为规范，每个人都必须遵守他与其他人之间的相互关系，或承担不遵守这种关系的成本。"(E·G·菲吕博腾，S·配杰威齐，"产权与经济理论：近期文献的一个综述"，《财产权利与制度变迁》)。
"产权不是有形的东西或事情，产权是抽象的社会关系"(1．Fisher，Elementary Principleof Economics，New York：Macmillan，1923，P．27)。
为任何外人知晓的绝世秘方之类的实际"资源"，即属此列)。因此，如果强行认定第一点，则存在实际拥有的"资源"并不为契约所覆盖。这些为真实主体实际拥有的"资源"，并不在产权、权利或权利义务束之列。如果说经济学就只研究社会性存在的东西，将在社会性交互关系形成之前和之后主体的非社会性的行为能力排斥在外，则任何强大而"全面"的经济分析都只是"局部分析"，被经济学遗漏但被经济主体事实地拥有的资源也一样重要地左右着每一个主体的效用、福利以及社会经济系统的动态演进。并且，被遗漏的资源随时随地都可能与社会性存在的资源发生交易，并与之直接而并列地实际连通。
关于第二点--"权利的排他性"和第三点--"权利的可交易性"，将在接下来的两小节中，分别予以分析。
1．4．2关于产权的"必要条件"：排他
关于第二点，即所谓"排他性"问题。同样，与"社会性"一样，排他性也是几乎所有产权经济学家所强调的财产权利必须具备的"必要条件"。
如前文分析，"排他性"实际涉及两个层面的问题：第一是"是否排他地拥有"；第二是"是否排他的行为"。"排他地拥有"与"排他地行为"是完全不同的两回事。绝不可以混淆不清。
例如，你有呼吸你所在房间中的空气的权利，而坐在你旁边的人一般也可能有这样的权利(而非你所拥有的"这个权利")；你有观看天空美丽云彩的权利，站在你旁边的人一般也可能有这样的权利(而非你所拥有的"这个权利")，如此等等，不一而足。对于这样一些真实存在的权利，因为任何人都没有"独占性地行为"的权利。例如，你一般不可以要求你旁边的人不看彩霞，或不呼吸，如此等等。我们确实可以强行规定说--"对于非独占性行为权，任何人都不真正拥有这个权利或者这样的权利"。这是对"拥有"一词的强行认定。如果学界一致认同这种规定的话，也并没有什么不妥当，只是需要对这些不完全排他的行为的权利配备一个新的"'有'动词"，与"拥有"(只针对完全排他行为权利)并行使用。这是一件难异而费力的事情。或许，我们对所有非排他行为权也使用"拥有"，而只在研究具体的拥有对象--某种权利是否具有排他属性时，直接针对权利本身再做区分。如果对不同类别的权利都要使用不同的"有"，则可能我们没有办法创造那么多的词汇来并列替代目前正在使用的诸多"拥有"。
对于非排他的、非独占性的行为类权利，任何人确实并不拥有"独占性行为"的权利，权利主体真正拥有是"与他人一起行为"的权利。例如，某主体拥有在某国的居住权，其中就包含与该国居民一起享受国防安全等(在该国内部的)诸多非排他性、非竞争性行为的权利。更进一步说，如果在张三和李四两人中，只有张三拥有在M国的居住权(甚至加入了该国国籍)，这是什么意思呢?这是说，张三独占性地拥有"可与其他可在M国居住的主体一起非独占地居住于M国的权利"。之所以说张三是独占性拥有或者说排他地拥有该权利(而非该类权利)，至少有两个原因：第一，是张三拥有而李四不拥有；第二，由于"其他可居住主体"不同，每一个可在M国居住的主体所拥有的居住权事实上都是不相同的。因此我们说，张三独占性拥有非独占性行为的权利。而我们知道，类似居留权这类非排他性行为权，很多时候是可以被作为"财产权利"进行交易的。这方面最典型的例子就是高尔夫球场的会员资格(所对应的权利义务包袱)，舞场门票所对应的权利义务束，甚至也包括国籍权，它们都可能被合法地与货币这类极端典型的"财产权利"发生交易(交换)。例如某些小国的国籍权(包括居留权)也是可合法交易的"商品"。对于"在公共场所呼吸空气的权利"，你所拥有的是"与其他一般不完全确定的人一起呼吸的权利"，你旁边的人拥有的是"与此极端类似的权利"而非"你所拥有的权利"。你所拥有的仅是你的权利，他(或她)所拥有的也仅是他(或她)的权利。你们不可能拥有对方拥有的权利，除非权利在你们之间易手。至于某些可以在不同主体间相互让渡的权利(如合法使用某辆汽车的权利)，则完全属于另外一个层面的问题--特定的权利义务束在技术上以及在制度和契约上是否可以让渡或交易。它与权利是否在"被拥有层面"或"行为层面"被单一主体所独有，是完全不同的问题，虽然二者或有一些间接关联。
如果我们对权利在权利拥有者"拥有"和"行为"两个不同的层面上分析"排他性"，问题会变得更加清晰明了。对于"非排他性拥有"问题，即所谓"共有产权"问题，在真实世界中也非常之普遍。
例如，同一宿舍的大学生合买一部"在一个时点上只能一人使用"的自行车，以及某音乐欣赏俱乐部的会员证，供大家轮流使用，则前者是"非排他地拥有排他的行为的权利"，即，每一个学生都拥有"在各不相同的特定时间即时独占地使用自行车"的权利；后者则是"非排他的拥有非排他的行为的权利"，即，每一个学生都拥有"在各不相同的特定时间即时非独占地与其他会员一起欣赏音乐"的权利。在这里，自行车所对应的"权利义务束"以及会员证所对应的"权利义务束"，均属于法学意义上严格的财产权利范畴。而且，只要相关共有人愿意，这些权利义务束一般均可作为"产权"--共有产权，而与其他主体的财产类权利发生缔约交易。在婚姻契约中，"夫妻共有财产"是一个更加普遍而显见的真实存在。家庭共有财产，在数量和类别方面都是十分庞大的。传统经济学比较忽略对家庭以及其他类似组织(如俱乐部)在对其"拥有"的资产(资源)的分配使用中所存在的大量经济问题的分析。
表1．1列举了"拥有排他"和"行为排他"四种不同组合实例。显然，这是站在权利拥有者角度在谈权利的排他性。事实上，权利的排他性还涉及权利对非拥有者技术上排除在外的"能力"。
表1．1列举了"拥有排他"和"行为排他"四种不同组合实例。需要说明的是，这里的"不排他的拥有"实际上近似于契约(制度)上的"共有财产权"，而"排他的行为"虽与通常所讨论的"竞争性"有类似之处，但并不相同。例如，某些互联网网页需要特定的账户和密码才能够访问，它完全可以是"行为排他"的--例如只有张三才能访问，但从技术角度而言，访问这些网页在很大程度上又没有竞争性--张三访问并不影响李四访问。显然，"行为排他"需要有将"权利的拥有者"之外的主体技术地排除在外的技术能力。即，"行为"主要从技术角度而言，"拥有"主要从制度、契约或社会事实(事实合同)角度而言。"行为排他"与"竞争性"并不是一回事情。
权利义务束在技术上的排他能力的高低，会因权利的不同而有所变化。即使一般意义的笼统分析，传统意义的狭义的物权(例如在自家房子里听音响的权利)的排他能力的高低，实际上是与相应的排他成本的高低以及技术特点限制紧密关联和对应的。因此，在一定范围内排他能力很弱的权利，详细分析起来都具有一定的排他性或排他力。事实上，呼吸特定空气或享受特定国家安全的权利，只有处于特定环境中的人才可能享有，而这可能会为权利创造一定的排他能力。比如，到开放型氧巴(提供吸氧服务的商业性场所)呼吸的权利，虽然不是独占地、排他地实施呼吸行为，但是没有这类权利的人将会被氧巴经营者排除在"与多人一起吸氧"行列之外--当然这种排他是需要成本的，并且权利的拥有主体在实际的商业活动中事实上完全可以以诸如"会员证"的方式交易这类权利。而在家庭、企业、俱乐部和政府等一切组织以至整个人类社会中，事实上都存在数量巨大的、(或制度上或技术上)公共程度不同的公共地。公共地都是特定组织系统中的公共地--只有特定组织或特定环境中的主体才真正拥有使用特定公共地的权利。严格意义的公共地是极其稀少的。即使是"享受国防安全的权利"，事实上也只有在该国居民或在该国领土上的人才拥有这种典型的非排他性权利。在这种意义上，权利的排他能力在绝大多数情况下只有高低之异，极少有"全无"与"无穷大"之别。主体性组织(如企业、家庭)的权利也必须能够解构、解析到具体的自然人主体才有意义。另一方面，几乎所有的权利，甚至包括最纯粹的"人权"，也都有这样那样的外在关联物。因此，将某些有明显外在关联物的权利界定为"物权"，与"人权"互补地并列，实在是一种误解。事实上，所有的权利都是人的权利，只是其中一些对外部实在物(包括信息)的依赖性和关联度高一些，另外一些相对低一些，如此而已，其间并没有截然的分界线。因此，所谓的"物权"也一定要当作"人权"来解读才完整充分，对纯粹的"人权"，也要界定好它的紧密关联物或关联环境。例如，我们有说话的权利，但不一定有用高音喇叭说话的权利；我们有游行的权利，但并不一定有不穿衣服游行的权利。
如前文所述，人类有史以来，技术地最接近完全排他能力的权利，大概是具有最高加密能力的电子账户以及美国总统的核按钮发射开关了，但这类行为在技术上真的可以完全地绝对排他吗?绝对地"不能绝对"。法律意义的"完全排他"规定随处可见，但在"技术排他"方面却漏洞百出，并且更接近于真实世界，因此在这里没有讨论的必要；另一方面，最没有排他力的权利大概应当是在"呆在地球上的权利"，它被每一位呆在地球上的人天然地拥有，但它也同样地不能说绝对地没有排他性，因为"被强行送到月球囚禁"或许可以在将来某一天发生。
再一方面，权利的排他性(排他力)还涉及外部世界(主要是外部社会)对权利拥有者的权利可能存在的干扰(包括所谓的诸多形式的"侵权")的排除能力或免疫能力。例如，我们说某种权利的排他性很弱，可能很大程度上是说，这种权利所对应允许的行为，可能会因他人不被禁止(或难以禁止)的某些行为的干扰(括种种之"侵权"行为)，而存在某种不确定性。事实上，这种情形与独占而排他地拥有一个原始森林猎场(所联系的诸多行为权利)，在打猎的时候，是否有猎物出现，猎物是否被其他动物干扰，主体身心安全是否被老虎等猛兽干扰，打着猎物之后是否会被猛兽捷足先登等等，对于主体而言，其经济学意义(效用及福利意义)是完全一样性质。不同的仅仅是干扰源或者说权利的不确定性起因。所以，权利在技术上的排他性(更准确地说是技术上的排他力)，事实上可以归结为权利可能遭受干扰(包括"侵权")的不确定性。现实中的任何权利都存在可能遭受干扰的不确定性，即使它是那些最典型的拥有完全排他能力的权利。
与一般想当然不同的是，在学术界通常认为不拥有产权的诸多公共地领域，事实上都可以发生并一直在发生完全类似"产权交易"的交易。例如，两个相隔不远的比较原始的村庄A和村庄B，在村庄A有(there be)一大片草场，"在该草场骑马游玩的权利"不为村中的任何单一的村民所独有，但是村里的每一位居民都拥有"与其他愿意的居民共同在该草场骑马游玩的权利"。按照传统的经典认定，村里任何居民都不拥有"对该草场的产权"，或者更进一步说不拥有"对'在该草场骑马游玩的权利，的产权"。与村庄A类似，在村庄B有(there be)一个不为任何人单独拥有、但该村居民谁都可以驾船游玩的天然湖泊。由于各种原因，两村居民几乎互不认识，互无来往。某一天，村庄A中居民a与村庄B中居民b相遇相识并自愿达成这样的交易：a到b家乘坐由b提供的游船游玩湖泊，然后b到a家乘坐由a提供的马匹游玩草场，或者其中一方不游玩对方提供的娱乐而收取对方5美元(并且假设对方也愿意支付)，并且我们相信(或者假设)两个村里的居民一般都不会奋起干预，这样两个主体就能够实际地完成对相关行为权利的交易，并且在交易的同时受让者即时实施了所受让的权利。此时，一种或不被我们传统解释认定为"产权"的权利，事实上完成了与产权完全相同的交易，甚至它直接与标准的"产权类权利"--"5美元"完成了事实上的交易。此时，我能够强行认定说，这类"与他人一起非单独行为的权利"不属于"产权"范畴吗?合宜的回答是"不能"。事实上，任何单一主体确实不拥有对湖泊或草场独占性游玩的权利，而只拥有"与他人一起非独占行为的权利"。这种"与他人一起非独占行为的权利"其实是实实在在的，真实的，并且是被相对清晰地界定的权利。我们甚至完全可以设想，由于诸多居民所面临的交易成本不同，即使两个村子都公开允许这样的交易(但绝对禁止对方居民单独来游玩)，交易也可以不频繁到两个村子都集体禁止该类交易的地步。这在理论上和现实中都是完全可能的。另一个更典型、更规范的例子是关于信息产品的知识产权。当我们从音像店买回一张正版音乐光碟，我们事实上就是购买了"独占性拥有非独占性行为的权利义务束"，因为光碟所关联或承载的权利义务束的拥有者一般不可以要求别人不欣赏光碟所包含的音乐作品。当然，他(她，或主体性组织)也可以做这样要求，但那完全是另外一个权利义务包袱，并且那也将是另外一场交易，另外一个价钱。但是，我们可以毫无疑问地肯定，一般的正版光碟(的相关权利义务束)的拥有者，事实上独占而排他地拥有"非独占地行为的权利"(或者说产权)，并且针对这一并不十分特别的产权可以进行诸多形式的交易--如果我们一定要使用平常使用的"产权"概念的话。如果光碟的拥有者不是独占地、排他地拥有这个权利义务包，他(她，或主体性组织)如何可以随意地用它做诸多的合法交易，例如用光碟(所对应的权利义务束)与街头小贩交换一个烤山芋(所对应的权利义务束)等等。因此，"排他地拥有一定范围内完全非排他的权利"，无论是在经济学理论意义上还是现实法律意义上都能够严格地成立。毫无疑问，即使按照最苛刻的强制规定，这类权利也应属于所谓的"产权"范畴。
再一个更加苛刻的例子是完全公开的公共信息产品的使用权。从理论上分析，这类权利几乎是完全非排他的绝对公共地。但深入分析可以发现，并不是所有的人都能够零成本地使用这些资源。比如，某种信息资源可能是用英语表述的(并不是所有的人都通晓英语)，或者它仅仅存在于互联网上(不是所有的人都会上网并且有能力找到它)。这实际上是说，即使是完全公开的公共信息，它事实上也可以具有一定的排他力，而且这种排他力因人而异。任何主体都不可能零成本地获取那些即使不需要形式地直接付费的所有现实的公共资源。"非排他"并不等于"主动而免费地送到其他主体身边并且其他主体可以在技术上零成本地获取"。并且在现实世界中，不同主体突破绝对公共地的成本之高低所对应的比较优势，也可以在不同主体之间发生交易。例如，香港特区政府的网址虽然在互联网上接近于完全免费的公共品，但是主体B不会上网，或者会上网但不知道到哪里去查找，而主体A可以轻松地为主体B在网上查询到香港特区政府的网址，8可能愿意为此信息(而非劳动力)支付主体A20元人民币。此时，主体8不是想向主体A购买劳动力，而是想购买"知道'香港特区政府的网址"'；并且事实上也完全是--主体B不是向主体A购买劳动力，而是购买"知道'香港特区政府的网址"'。明晰这一点是非常重要的。
抽象意义的公共地，在本质上往往都是权利义务束(或与之相类似的资源)。真实有效的权利或权利义务束一定为特定主体所拥有。此时，主体拥有的并非是公共地全部，而是拥有针对公共地实施非独占性行为的权利。并且，这些权利往往可以如同以任何方式严格界定的"产权"一样地被其实际拥有主体交易--例如与标准的"产权类权利"直接交换。这即是说，公共地、公共品相对不同主体事实上存在的不同程度的排他性(排他能力)，这种比较优势也可以在不同的主体之间进行交易。我们也可以说，任何主体都可能形式地拥有这样的权利，但其中一些主体并不真正地拥有这样的权利(这已经不是主体是否选择是否实施的问题，而是主体根本无法选择，因为他或她根本就无力实施形式上的权利所允许的行为)。论述至此，我们可以清晰地感觉到，社会性的"权利工具"或"财产权利工具"已经越来越吃力了。技术上成立的、没有任何制度(契约)覆盖和界定的"潜在行为能力以及相应行为的对应后果"已经越来越清晰而真实地显露出来。
由此可见，排他性或者说排他力，并不能够成为判定某种权利是否属于"产权类权利"(财产权利)的一个必要条件。同时，是否具有排他能力，更不能作为判定权利是否可以被"拥有"的标准。
另外一点需要强调的是，法律意义的排他性(排他力)与技术意义的排他性(排他力)并不是一回事。法律意义完全排他但技术意义排他能力很弱的权利，例如一些执法糟糕的国家中被法律形式上保护的知识产权，虽然也可以被交易，但价值将大打折扣。两类排他性的高低均与突破"排他防线"的成本的高低紧密相关。技术上很容易排他，法律、制度或契约却"违反客观规律"的强行规定不排他，自然很难得到有效的执行，除非付出极高的制度执行成本。例如，有的组织(如企业、学术团体、宗教组织)会愚蠢地规定"有什么新奇的思想一定要说出来大家共享"，有新奇思想的人在技术上是可以非常容易地排除他人共享自己的思想，除非他有足够的动力、恐惧或压力。
法律意义(包括制度意义和契约意义)的排他力，很大程度取决于法律、制度和契约的完备程度，尤其排他性条款的完备程度，以及法律、制度和契约(尤其相关排他条款)的被执行程度的高低。更简单地说，权利的法律意义排他力主要取决于可置信承诺(尤其是可置信威胁)是否充分，是否有效。
1．4．3关于产权的"必要条件"：交易权
关于产权(财产权利)是否一定要具有可交易性的问题--更准确地说是权利的拥有主体是否一定必须拥有"关于'权利义务束'的'交易权"，才可能成其为"财产权利"的问题，一些学者认为，完整的(私有)产权必须包含交易权(学者张五常即如此强调)。事实上，这类强行认定实际近乎于画蛇添足。理由简要如下。
权利在本质上都是行为权。任何权利都可以(也必须)分解还原到各种各样的基原性的具体的行为权。若不能解构还原到各种各样具体的行为，任何权利或权利义务束以至产权郝是没有意义的。例如，股票交易权事实上就须要分解为通过各种方式按规定存取保证金的权利、下买卖指令的权利、交割的权利、索取交割单以及交易清单的权利、查询的权利、证券寄存权，等等。再比如，(作为)国家元首的权利，(作为)证监会主席的权利，(作为)上市公司董事长的权利，股权--(作为)股东的权利等等，莫不可分解还原成一系列的、各种各样的"行为权"。我们永远不可能构造出某种"非行为权"的权利。所以，从根本上讲，我们拥有权利实质上就是各种"行为权"--在某种条件下，可以某种方式，实施某种行为的权利。
因此，从语言学角度而言，我们可以在任何一种"行为"后面都添加上"权利"二字，而生成不同的权利。例如，说话的权利，走路的权利，沉默的权利，上厕所的权利，批评政府的权利，评论国家元首的权利，交换权利的权利，组合权利的权利，优化企业制度体系的权利，写作的权利，自由缔约的权利等等。"交易"本身是一种行为--交易行为的客体对象是权利义务束而不是外在关联物，因此针对"权利义务束"的交易行为本身也能够成为一种权利--"交易权"。"交易权"甚至可以被转让，即交易权本身也有交易权问题。甚至存在"关于'交易权，的交易权"问题。
交易权作为一种财产权利进行交易或转让，单在资本市场中的例子就有很多，例如：证券交易席位的转让、股票交易账户的转让(尽管后者不合法而归属于"非法商品")，股票期权①和股票"配售权"则都被作中国上海和深圳两个证券交易所目前有直接的股票期权交易，问接的股票期权交易包含在(未到换股期的)"可转换债券"的交易中。若干年前挂牌交易的配售权证也是"交易权交易"的一种形式。
为商品进行交易，它们当然也是其拥有者的财产。在中国资本市场中，另外一个与"交易权"有关的典型案例是"国有股减持"。在"初始契约"以及"事实合同"中，中国股票市场中的国有股和国有法人股本来不具备"与公众股同场交易的交易权"--交易本身也是一种权利，因而它们与一般公众股事实上并不是同一种商品。但如果政府突然有一天要依仗自己拥有国家机器，强制赋予这些"低权"的金融商品以"二级市场交易权"与公众股同场交易，或者变相同场竞争(如在产权交易所挂牌交易)，则是国有股股东群体不守信而对公众股股东权益的违约侵害。这也就是说，单纯的交易权也能够成为产权。例如，企业所拥有的资产组合中可能包含"参与配售股票的权利"，此时，"股票买人权"就成为该企业的一部分资产(当然也是财产)，罗列在企业的资产
①股票期权是指在未来某个时期内以一定约定规则(如事先定好的价格)"买(或卖)股票"的权利。
负债表中。因此，交易权本身也是"财产权利"。
技术上可交易的权利束，都存在关于基本权利束本身的"交易权"问题。在荒谬的"全民禁商"社会系统里，这种自由缔约交易权被社会系统的控制集团依仗暴力机器强制性剥夺了。权利束的交易权的赋予主体和保障主体一般是社会系统，也可以通过私人及私人的各种可置信威胁达到。事实上，交易权是天然生成的，社会系统只是在进一步确认或者可能通过种种可置信威胁禁止、剥夺或有偿地提供确认和保障。例如，在一个社会系统中的"电信经营权"等诸多特许经营权，就一般由国家依仗暴力机器提供有偿确认和保障，未获得认可者则被暴力机器强行阻止进行相关业务(交易)。这些特别的交易权，政府甚至可能通过市场化方式拍卖，如此等等。而在只有两个人的社会系统中，或者说在无暴力威胁或无社会有意禁止的情况下，技术可交易的"东西"将会天然地附着"关于自身的交易权"(或者更准确地说是天然地具有发生交易行为的潜在可行性)。例如，仅两个人--鲁滨逊A和鲁滨逊B在荒岛上，构成的最简单的两人社会系统，如果两人都不对对方的资源进行盗窃或暴力抢夺等非市场化行为，也不阻止对方与自己发生交易的企图和行为--对只要自己认为提议合适都可采纳并发生"缔约交易"。此时，在这样的系统中主体能够进行交易的一切"资源"都天然地附着有关于自身的交易权。这一点，事实上也完全适用于多人社会系统。
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在真实社会中，关于权利的"交易权"的"交易权"都成立并广泛地存在着。在理论上，我们甚至可将"交易权"的"交易权"无限叠加下去，例如，关于"房产"(虽然这是一个并不十分清晰的权利界定)的交易权的交易权的......的交易权，以及关于"股票(所对应的权利义务束)"的交易权的交易权的......的交易权，如此等等。在实际市场活动中，"二阶交易权"即"交易权的交易权"一般就足够了。"高阶交易权"并无多大意义。
但是，如果一定要认定，只有那些"同时附着关于自身交易权的权利义务束"才能够成其为财产权利(产权)，则必然会要求任何渴望成为财产权利的"东西"都必须首先包含关于"基础权利义务柬"的"一阶交易权"、"二阶交易权"以至"无穷高阶交易权"。这是怎样无理的苛求!由于种种的原因，人们往往习惯于把关于某种可交易的权利义务束本身的"交易权"当作为理所当然。在现实的经济活动中，在人们所交换的权利义务束"包袱"中，除了诸多直接的行为权之外，往往也隐含性地附着了对这些直接行为权利进行"重组"、"交换"、"交易"等"交易权"。但是，我们完全可以出售不附着这种对"主权利"或"主权利义务束"的"交易权"。即存在对于权利本身的"交易权"问题。例如，在转让一栋别墅通常所谓的"产权"时，卖方可以与买方签订一个补充协议，规定该房产不得再次转让，否则该房产的所有已转让"产权"将无条件收归原卖方所有，或作数倍于转让价格的赔偿。签订这样的协议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在现实中都是可行的。由此可见，对于"权利"或"权利义务束"的"转让权"或"交易权"甚至更严格的"转移让渡权"可以被剥离，并可以被保留或转让，甚至可以被单独转让。在这里的例子中，如果事先约定，房产的卖方可以将保留下来的"房产转让权"再次转让给购房者竹脯^ 可斗干柑向黼翩直楼卜幻的电屠李加．盼们肌铁可叭十击当和它当作购房者的"产权"或"财产"。即，业主拥有关于房屋的诸多权利，但可以不拥有将这些权利再度交易的权利。如果这种认定被大家普遍接受，则说明"产权"或"财产"的语意中并不必包括对该产权束自身的"交易权"。被剥夺交易权的权利也可以是"产权"。
虽然在绝大多数通常所谓的各种"产权(产权类权利义务束)"包袱中，都实际隐藏着对包袱中其余权利的"转让权"或"交易权"。但如上所述，"产权"并不必包括自身的"转让权"，认定产权必须是可以交易的权利是多余和过分的。虽然产权的定义千奇百怪，但如果"产权"都不必一定安装"交易权"，权利则更是如此。权利本身并非一定要安装关于自身的"交易权"。由此我们可以更清晰地看到，在权利或者说权利义务束这个大池塘中，我们拥有的是各种特定的权利或权利义务束，关于权利(或其他"东西"--如报仇雪恨的结果)的交易权只是其中一类特定的行为权，它也可以被我们所单独拥有。完全可能出现这样的情况，某主体的全部财产包括"'关于X X权利义务束的交易权，的交易权"，但是该主体却并不拥有"Xx权利义务柬"。
要求我们--"拥有一个权利义务包袱，就一定也要拥有关于这个权利义务包袱的交易权"，这是怎样的武断和鲁莽?!
更进一步的例子是，那些不允许交易的封建世袭封地一方面确实是世袭领主的"财产"；另一方面它一点也不缺乏"经济学意义"。类似的情况在现实中到处可见。例如，在资本市场中，上市公司的某些特定股东在一定时期内可能会被法律或契约剥夺"交易自己所拥有的该公司的股票(所对应的权利)的权利"。但是，我们绝对不可以因此而认为，在这段这些特殊的股权拥有者没有交易权的时间内，这些股权不是其相应拥有者的财产。既然这些没有安装交易权的权利仍然是拥有者的财产，那么，拥有者当然拥有这些"没有附加关于自身交易权的权利"的完整产权(财产权利)。
不同权利(权利义务束)的可交易性千差万别。权利的可交易性，可以分为法律意义的可交易性和技术意义的可交易性。有的权利在技术上和法律意义上都是可以交易的，如股票、外汇所对应的诸多权利。有的权利在技术上交易就是不可行的，如贩卖地球地核的权利，任何国家的法律也不可能愚蠢到规定交易这类权利的合法性。如果做这样的规定结果也一定是"有行无市"，除非大家"博傻"。在技术意义上，交易成本越高，权利的交易性可能就越弱；反之则异。有些权利的交易在技术上可以是可行的，但在法律(制度)意义上则是不允许交易的，例如贩卖和消费毒品的权利等等。
在我们总的权利池塘中，我们拥有各种各样的权利义务束，交易权只是其中一类而已，我们并不应要求所有被我们拥有的权利或权利义务束的交易权也都一定被我们所拥有。
综上所述，"拥有对'(某种)权利'的财产权利(产权)"(own theproperty rights of the rights of doing sth)--是画蛇添足的累赘!丢掉"产权"，仅仅"拥有(某种)权利"(own the rights of doing sth)，经济学意义、法学意义以及语言学意义都丝毫无损。因此，丢掉"产权"，权利或权利义务束足已。
毫无疑问，技术上或制度(契约)上不可交易的权利，以及前文所述各种意义上的非排他性权利，它们的增加，一般总会导致权利拥有主体的福利水平或效用水平的变化。因此，这些权利或权利义务束理所当然地应当被全部纳入经济学的分析框架中，因为它们也一样决定着主体的效用水平、行为，并进而决定着企业等组织的活动，以至更综合的经济系统的运行和演进。
1．4．4"占有"、"使用"与"收益"
但仍然不得不提的是，有数不清的学者认为，产权是关于财产的权利。由于财产在本质上也是"行为权"，并且任何权利都是行为权，照此，产权就变成为关于诸多"行为权"的"行为权"。关于诸多"行为权"我们可以有什么"行为"呢?他们解释说，有"占有"、"使用"、"收益"、"交易"等权利。
事实上，如前文对交易权的分析一样，我们可以毫不费力气地说明，除了"占有"之外，其他关于"行为权"本身的上述诸多"行为权"都可以被"再行为"--例如被单独剥离、出售、交易甚至在一段时问内完全"关闭"，以至完全"删除"、"归零"。因此，即使遭受极端严重"剔除"之后的财产，一点也不缺乏经济学意义。事实上，在权利方面，我们只拥有各式各样的行为权，这些行为权包括"吃大米饭"这样的具体的行为权利，也包括"关于'具体行为权'的行为权"以及"关于'关于'具体行为权'的各式各样的行为权'的各式各样的行为权"。任何或具体的行为权或不甚具体的行为权(如对行为权的诸多行为权)，它都只是它自身。关于行为权的行为权是与"基础行为权"不同的另外一种权利，如果它一发生交易它也将是另外一种商品。股票购买权或出售权与股票所对应的权利根本就是两码事，就是最典型的例证。因此，我们完全不应该将二者混为一谈，以为拥有某种权利就自然应当拥有针对这一权利的"一切行为权"，这是幼稚而荒谬的，除非最初契约相关各方就是如此约定的。
但是，如果仅仅将"关于行为权的诸多行为权"界定为财产权利的内容，则会出现连"房屋居住权"这样的权利也不能成其为"财产权利"的荒谬局面。
更进一步地，在上述诸多关于"行为权"的"行为"中，"占有"、"使用"、"获取收益"、"交易"，根本就是不同性质、不同层面的行为权。它们并不存在并列的理由。
对于"占有"，是某人的权利就一定被某人拥有或占有，至于该主体或社会系统能否保证，或者能够在多大程度上保证他(或她、或它)所拥有的权利不被他人盗窃、抢劫、掠夺或侵害则是另外一个问题，诸如用防盗锁锁上自家大门等等。因此，真实的权利一定有真实的拥有主体，即使真实主体与名义主体可能不一致--绝大多数时候都不完全一致。例如，在制度(契约)形式上是单一拥有主体，但真实情况却是多个拥有主体。又如你用自己的钱以你孩子的名义买房。
当然，社会系统也可以强制规定"能否拥有'某种行为权"，为一种权利(资格)，并且剥夺某些社会主体这种"权利"。例如，某些社会可能会规定--"一般公众不可以持有枪械"或者"一般公众不可以拥有大量美元现金"，它甚至可以将这样的"资格"所对应的权利也作为商品进行拍卖。例如，当某个公民拍得"持有枪械的资格(权利)"，但他可以并不持有枪械(更准确地说是"拥有枪械所对应的诸多权利")；另外一个公民通过种种途径拥有"'持有美元现金'的权利"，但他完全可能一直不持有美元。这种"拥有'某种行为权'的权利"是否就属于"关于'行为权'的占有权"，有待学界的认定。即便大家一致认同，与"关于'特定行为权'的交易权"完全类似，"拥有'ABC行为权'的权利"与"ABC行为权"可以没有任何关系。"拥有'ABC行为权'的权利"完全可能成为自然入主体或企业的"财产"，甚至可以正规地进入企业的资产负债表中，但自然人主体或企业却完全可能根本不拥有"ABC行为权"。
由于任何真实的权利都有相应的特定的"占有者"和"拥有者"，因此，"占有"或"占有权"，并不是权利能否成为"财产权利"必要条件。而针对"权利"的"使用权"，它实际上并不是如"交易权"一样属于"针对'行为权'的行为权"。因为我们无法"使用"什么权利。我们不可能"使用"权利本身，而最多只可能使用"权利所涉及的关联物--客观物质(包括信息)"，或行为于权利所涉及的"下一层面的标的性权利"。例如"交易权"的拥有主体对交易权约定的标的--某种权利义务束而非"本交易权自身"实施交易权所规定的交易行为--但这并不是在"'使用'权利"，而是在"'实施'权利(所界定的行为)"。因此，"使用权"实际上就是主体在本权利层次上执行或实施本权利所规定的行为的权利，因而使用权也就是行为权，使用权也就是权利本身。如果主体在特定时空中无法或不能实施权利所规定的某种行为，则从经济学角度等同于此时此地的主体事实上并不拥有该行为权，即使主体可能在契约形式上拥有该行为权。真实而有效地拥有某种行为权，就一定意味着主体可以实施该行为权所规定的行为。因此，对权利约定的关联物或标的物的使用权，或权利约定的行为权，与针对本权利的交易权，根本就是两个不同层面的权利。并且，两类不同层面上的权利在现实中完全可以被作为独立而完整的财产权利(产权)被各种不同的主体拥有，以至交易。股票(所对应的行为权利)与针对股票的交易权就是一个典型的、有力的但并不特别的例证。因此，"使用"与"交易"没有并列的理由。同时它们也并不是某种权利本身作为财产类权利必须满足的条件--必要条件。
"获取收益"(的权利)是一个笼统的说法。事实上，"获取收益的权利"必须被解析到一系列更具体的行为或行为权才有意义。我们也完全可以约定出一种只有通常意义的行为权而不具有通常意义的收益权的权利，并且这种看起来奇特其实并不奇特的权利，它完全可以作为"产权"与其他"标准产权"发生交易。
例如，某个农场主拥有一片广阔的农场(所对应的权利义务束)，按通常的理解，该农场主拥有对该农场所产生的收益(如地里的物产、池塘里生长的鱼)的占有权(包括对缔约交易收益的占有权)，即拥有所谓的"收益权"。突然某一天，不想干活的农场主大发奇想，他允许别人对整个农场可以实施劳作性行为，但就是不允许别人从农场获取"(狭义)享用物产"的直接收益(如享用食物或用材料搭建别墅供自己享用等等)或"变卖物产"(如出售自产蘑菇等)的间接收益。农场主把这种剔除"收益权"的东西叫做"农场劳作权"。农场主甚至可以规定，该权利有效期只有半年，半年后该权利自动回归农场主本人，并且在此期间，拥有"农场劳作权"的人不可以向第三者出售或让渡该"农场劳作权"(这样，拥有者获取"农场劳作权"的增值收益的权利也实际地被农场主摘除掉了)。现在，农场主把这种剔除"收益权"的"农场劳作权"挂牌出售，我们完全可以相信，一定有人愿意付费(如100美元)来获得这种没有通常意义的"收益权"的特殊权利。并且我们认为，在此期间拥有完整的"农场劳作权"的主体拥有"农场劳作权"完整的"产权"。
(读者感觉到了"拥有'农场劳作权'完整的'产权"'那种让人难以容忍的累赘和画蛇添足吗)将"农场劳作权"本身就当作为"收益权"，从经济学效用意义而言并无不可。如果那样，就等同于说，任何行为权本身都可以被视作为"收益权"。因此，"收益权"一点不稀罕，因此也就不是"财产权利"之"必备"。那些从"收益权"中解构出来的更加具体的"行为权"，它们完全可能被逐条地单独剥离，或作为"财产"被确实地拥有，或作为"财产"与其他"财产类权利"进行交易或交换。所以，收益权并不稀奇，它也不是行为权成为"财产类权利"的必要条件。总之，如果任何行为权都可以被当作为收益权，则"财产权利"根本没有必要谈什么收益权。谈行为权本身足已。因此，通常所谓的"收益权"一般是指狭义的"收益权"。上述例子说明，不包含"狭义收益权"的权利也完全可以作为财产或财产类权利，并与货币这类严格的产权类权利对等交易。在这方面，一个更典型的例子是"股权中的表决权"。在一些时候，股权中的表决权并不能为拥有者带来直接的收益，一些人就会有偿收集专门仅针对某一次股东表决会的表决权，当收集到一定规模之后就可能挫败某个对"表决"具有一定实际控制力的利益体通过某个议案为其带来可观收益的企图，因此这可能成为一种"要挟"，而让相关利益主体为此付费。我们甚至可以假定，该议案通过与否对上市公司本身几乎没有什么影响--类似消费者无差异曲线(或厂商的等产量曲线)上的变动，因而并不会对股权的其余权利产生什么影响。
当然，在这里，契约和制度可以规定并且有能力实施--"表决权不允许单独有偿转让"，因此，股东们本次表决会议的"表决权"并不存在"狭义收益权"。但是，我们不能因为"本次表决权能否有偿让渡"而认定事实上为拥有主体真实拥有并且能够有效实施的"本次表决权"是否是拥有者的"财产权利"，因为关于本次会议表决权的让渡权完全是另外一个"产权"。"让渡权"是"让渡权"，"表决权"是"表决权"。
如果将"不可让渡转移的表决权"强行规定为"非产权类权利"，则仅附着一次让渡权的表决权在一次让渡之前它还是产权类权利，一次让渡之后该表决权就将不再是其拥有主体的财产权利了。这是怎样的卤莽!
另一方面，实际可以解析为一系列行为权的所谓纯的"狭义收益权"，也可以作为产权，单独与其他标准的产权类权利(如货币)进行交易。这样的例子在真实世界中举不胜举。例如，主体可以拥有与某公司的盈利状况紧密正相关的收益权--例如按一定规则取得货币流，但是不拥有其他任何与公司资产直接关联的使用权或行为权，也不拥有表决权之类的权利，这样的纯"收益权"也是拥有者的"财产"，拥有者自然拥有相应的"产权"。例如，我们可以对股权中"获取现金分红的权利"单独剥离出来并进行证券化，单独作为金融商品向外发售，对于购买者而言，这种纯的收益权事实上就是一项单独的财产。从上述例子我们可以发现，"获取收益的权利"并不是什么特别的权利，它完全可以并且必须被解析到更具体的行为权。无论有或者没有收益权的行为权，都可以作为财产被人所拥有，并可以与其他标准的产权类权利(如货币)进行交易。因此，如果只有针对某种权利"获取收益的权利"的笼统规定，而没有具体的(收益性)行为界定，这样的收益权事实上是虚幻的(或在大众语义层面上各自望文生义的主观赋予)。收益权也必定是具体的行为权。任何行为权，无论它是否具有延伸性的收益权或它本身就属于收益性行为权，它都可以、也应当被理解为拥有主体的财产。因此，是否具有"获取关于某种权利相关收益的权利"，并不能够作为判定该权利能否成为"合格产权"或完整产权的标准或依据。
1．4．5"产权"是多余的
"产权"是多余的，是指"权利义务束"可以代替"财产权利"(简称"产权")的一切学术功能和社会功能，"权利义务束"远较"财产权利"更少瑕疵和麻烦，同时也是后者的严格包集合，并且决定主体效用水平和社会系统均衡和演进的是前者，后者只是局部变量。
"产权"是多余的。这是一个比较让人惊骇的命题(本人认为它绝不勉强)。这只是一个理论上的论断，而不是对现实大众语言习惯的要求。这一论断建立在本书此前所有的论述之上(当然也应当基础于本书后面对"行为空间导人"之相关论述)。本小节并不试图就此论断作更进一步的阐述，因为在我看来，前面的阐述已经足已支持上述命题成立。所以本小节仅就这个实际一直完全贯穿于前文既有论述的命题，做一些零散的、浮光掠影的、不甚严格的说明，但这并不影响该命题的成立。
产权是否多余，要看权利(或者说权利义务束)是不是就是(或都是)权利拥有者的"财产"。对此，不同的人有不同的认定。有人认为一个人拥有权利都可以被当作是拥有财产。例如，有人将产权定义为"所有个人相对于别人所拥有的权利"，认为矗人权也是产权"①。有人却认为有的权利不能被当作财产，例如：丈夫对妻子拥有的诸多权利(行为权)不能被视作为"财产权"。实际上，丈夫对妻子拥有的诸多权利是不是"财产权"，很大程度上
①"产权是人与人之问由于稀缺物品的存在而引起的、与其使用相关的关系。
不是一个经济学问题，而是一个道德哲学问题。如果产权仅规定为"合法的排他性权利"，则丈夫对妻子拥有的许多权利(行为权)具有法律意义的排他性。而仅规定为"可以被拥有主体合法交换的权利"也存在困难，如前文所阐述，有相当多的"财产"是不能用来交换的，例如封建君王对大臣和贵族们的世袭封地是不能用于交换的，但它确实被当作(同时也是)大臣和贵族们的"财产"。所以，"产权"仅规定为"可以被拥有主体合法(广义法)交易的权利"或"排他性权利"都存在困难。
在现实世界中确实地存在被非排他地拥有的权利或权利义务束，也存在可以非排他的行为的权利或权利义务束，还存在"非排他地被拥有同时也只能非排他地行为"的权利，它们都可以成为现实的所谓"产权"。因此，用"排他性标准"在权利池塘中分划"产权类权利"和"非产权类权利"，既不妥当，也不可能严格。任何权利，都只是在特定条件下，或在法律(制度、契约)意义上，或在技术层面上，针对特定的主体而具有程度不同的排他性。如此而已。
在前面，我们已经反复地分析到，用"是否排他"或"是否同时拥有关于本权利的交易权"作为认定权利是否是产权或产权类权利，存在很大的困难。如果仅强调和研究"社会性成立的权利"，则可能会漏掉很多同样重要的"经济资源"。而在人们的长期语言习惯中，或因制度、契约的禁止，或因直接的技术阻碍，有相当多的"财产"都是不能用来交换或交易的。而在诸多层面上的排他性或排他力都比较弱的权利很多时候也被人们当作为"财产"。排他性只是一个程度界定，而不是"有或无"界定。如前文所阐述，要想给出产权严格合理的界定是非常困难的，因为任何人都可能给出他(或她)自以为是、自以为合理的界定。
从经济学效用意义、福利意义角度看，丈夫对妻子拥有诸多行为权，与车主对汽车拥有诸多的权利，享受国防安全的权利，以及封建贵族对世袭封地拥有的诸多权利，在带给权利主体效用变化(增减)方面，并没有什么本质的不同。--都是拥有行为权(某种行为自由)，也承担相应的义务。所以，一个或许更合适的做法是：我们可以不知道也不必去管什么是"财产权利"或"非财产权利"。在一个更基础的层面上，我们放眼望去，人类社会层面一切被认同或遵守(包括默许、不反抗)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都是权利义务关系，没有其他。只是其中的一部分权利义务束的社会性很强，另一部分权利义务束的社会性相对很弱甚至接近于没有社会性；其中的一部分权利义务束的法律(制度)意义①的排他力强或有完全排他力，另一部分法律意义的强排他力或完全排他力相对较弱；其中的一部分权利义务束技术意义上的他力很强，另一部分权利义务束技术意义上的排他力相对较弱；其中一部分权利义务束完全没有法律意义的交易权但却技术上可交易(或技术可交易性强)，另外一部分权利义务束有完全法律意义的交易权同时技术意义的可交易性也很强，还有一部分技术上不可以交易(或交易性很弱)，如此等等，不一而足。技术上可以交易的权利能够成为商品，转换迅速，权利主体可以相对任意地重组、分化和转让；技术上不可交易的权利被拥有主体暂时留存。制度上不允许交易的权利比较固定，并且较长期地不发生变化，成为相对固定的制度(契约)约定下的"权利"，当然这常被现实所突破，如政府系统中常见的"权"(权力类权利)与黑金的交易就是一例；一部分技术上可以交易的权利在一些系统中(如企业或政府)也可能会被暂时固定下来，成为制度规定下的不可交易的权利。从一个更广阔的研究视角看，要在权利(权利义务束)集合中要严格"规定"哪些属于产权集合，哪些又属于非产权集合；是非常困难而且意义不大的事情。"排他性"、"社会性"和技术上的"可交易性"都不可绝对严格，任何与之相关的产权定义标准都无法免疫"产权集合"与"非产权类权利集合"一定存在的相互交叉和重叠或者界限模糊。由于这种"产权"与"非产权"分类存在不可克服的哲学缺陷，任何区分都会不可避免地带有"人为强加"性质和一定程度的集合边界模糊。但是，有一点应当可以肯定：无论我们如何定义产权，权利集合一定包含产权集合，是产权(财产权利)就一定也是权利(权利义务束)。
因此，我们与其极端费力而又漏洞百出地从权利池塘中划分出哪一部分属于"产权类权利"(即产权)剩下部分属于"非产权类权利"，不①若未做特殊说明，本书之"法律"一般均指"广义法"，即包括一切形态的制度、契约以军习俗．
如将产权与权利(更准确地说是"权利义务束")等同。只要是真实有效的权利，它就一定有它的"主人"，它就一定有它的"拥有者"，它就一定被某特定主体所拥有。我们只需在权利层面，在权利义务束层面，讨论权利或权利义务束的"排他性问题"、"社会性问题"、"交易权问题"以及"技术上的可交易性"等诸多问题。如此足已。
如果"产权"在学术界被等同于"权利"或者说"权利义务束"，二者并没有什么区别，那么我们还有必要继续使用"产权"概念吗?果真如此选择，我们不如使用一个简单的"权利"或"权利义务束"简洁明快，有什么必要继续使用一个并没有什么意义却又极易引起歧义和争执的"产权"呢?
我们已经反复强调，我们并不能拥有实在物(如房屋)的财产权利。或者说，"拥有房屋实在物的产权"是一个笼统、偷懒和模糊不清并极容易引发争执的说法。因此，在严格意义上，我们实际上不可以说"我们对某个特定的实在物拥有'产权"'，否则将存在严重问题：一个外在物可能存在许许多多分别独立的"可交易且具强排他性的权利"，以及这些权利的拥有者，那么究竟是谁对这个"物"拥有产权呢?因此，说"对某物拥有产权"会引起混乱和无法克服的冲突。
即使由于长期语言习惯我们还将在不太严格的意义上继续使用"产权"概念，除了明确"产权"概念上述诸多不可克服的逻辑缺陷外，还有一点必须明确："产权"并不是与某种具体的、不可交易的且不具极强排他性的权利并列的某种具体权利，而是说，拥有某种具体的权利等于拥有这种具体权利的"财产权利"。"拥有某权利的财产权利"--这是多么多余的废话。在权利池塘中，我们只拥有特定的权利，或特定的权利义务束。因此，"拥有某种特定的权利或权利义务束"足已。为何还要画蛇添足地"拥有某种特定的权利的'产权，"呢?
对于一个主体而言，同样是拥有特别界定下的行为权，为什么其中一部分是自己的财产，而另外一部分就不是自己的财产了呢?可交易"不能成其为理由，因为它本身就可以作为完整、有效的财产权利；"排他性"也不能成其为理由，前述诸多层面的非排他权利都可以直接与财产权利对等发生商品交换；"社会性"更不应成其为理由，因为许多"商品"在交易前和交易后都可能是完全的"鲁滨逊拥有的资源"。总而言之，现有的"产权"的诸多定义和解释存在太多的瑕疵和弊端。事实已经非常清楚，并且可以完全肯定地说，如果继续"从权利总池塘中部分挑选性地"使用"产权"概念，再过100年，产权的定义也将依然不清晰。
因此，本人比较倾向于将产权与权利(更准确地说是权利义务束)等同。因为所有有效的特定权利一定存在它的拥有者，即使这一权利在一定范围内为一些人所共有以至可以共同行为。我们根本不必担心产权变成权利义务束之后"我们的财产就会消失"。因此，"产权"概念没有继续学术地存在的理由。"产权"是一个多余的概念。"权利"或"权利义务束"足可以代替"产权"的全部学术功能。当然，我们也可以强行规定，将所有使用"权利"或"权利义务束"的地方都使用成"财产权利"，但这是放弃光明选择黑暗的举动。因为"权利"远比"财产权利"简单明了，同时按通常的语义，权利与义务，以及权利义务束也不可完全等同，义务怎么办?单纯的债务也强行处理为"财产权利"?因此，相对而言，这几个概念中，最适当的是"权利义务束"，虽然它也停留于堆砌和累赘。
毫无疑问的是，在我们总的权利池塘中，技术上或契约制度上的非交易性权利，以及前文所述的技术上或契约制度上的非排他性权利或排他性高低不等的权利，它们的增加，一般总会导致权利拥有主体的福利水平或效用水平的变化。因此，一些不可交易权利或交易性很弱的权利以及非排他性权利或排他性高低不等的权利，理所当然地应当被全部纳人经济学的分析框架中。因为是它们一方面决定着主体的效用水平、行为，并进而决定着企业等组织以至更综合的经济系统的运行和演进。这也就是说，无论人们对"产权"进行怎样的主观性界定，所有的权利义务集合，这包括(千奇百怪的产权界定下的)全部非产权集合中的权利以及全部产权集合中的权利，都应当并列而同等重要地纳入经济学的分析视野和分析框架之中。
至此，我们真还有必要去费劲而又漏洞百出地从权利义务池塘中，粗暴地认定哪些是产权哪些是非产权吗?
汪丁丁在巴泽尔的《产权的经济分析》中译本序言中，对巴泽尔关于权利的思想做了一点概括："一切人类的一切社会制度，都可以被放置在产权(或'权利')分析的框架里加以分析"。在我看来，汪丁丁上面一句话中的"产权"应当直接换成"权利"或"权利义务束"更为明白和妥帖，而不是如汪先生那样犹豫而不坚定地放在羞答答的括号中。其实，在社会层面，在物质技术条件一定的情况下，特定的制度(契约)结构与特定的权利义务结构存在一一对应关系，前者界定后者，它们是一个硬币的两面。
1．4 行为空间
在清理商品、权利、义务、权利义务束、权力、所有权以及财产权利所存在的诸多问题和弊端的基础之上，分析是否存在更基础、更合理的分析工具和对象，是自然而然的。
1．5．1行为空间导入
在前文既有分析的基础之上，设想这样一种情况：有两个鲁滨逊(鲁滨逊A、鲁滨逊B)一贯互相信任，两人乘坐同一艘船出远海打鱼，船沉，两人被风浪分别漂流至A、B两个小荒岛，两岛相距200公里，两人在两岛上孤独并互不知晓地生活了两年，这两个岛上的可持续资源刚好都分别只够养活一个人，这种状况分别为两人所知晓。突然有一天，两人几乎同时发现两岛中间有一个更小的小岛C，于是两人分别乘坐自制小舟在C岛巧然相遇。互通情况之后，两人都相信对方的小岛能够生存一个人("事实"已经可以提供较高的置信度)，并愿意调换小岛生存。假定两个小岛都具有这样的技术特点：非经岛上的人同意，外来者无法登陆。我们假定：两人都是极端自利的经济人--一旦觉得调换的小岛比原来好就会拒绝再调换，并且假定实际情况是这两人中至少有一人觉得调换的小岛比原来好--这可以保证交易不被后继撤销。当这两个鲁滨逊在小岛C上构成最原始的两人市场并达成交易时，请问，他们交易(交换)的真正标的或内容是什么?交易前和交易后，交易标的所对应的内容究竟是什么?
图1．6鲁浜逊行为空l司交换
非常显然，两个鲁滨逊交换的标的或内容中不包含"义务"成分，因为在岛上干任何事情也不会遭受他人的预定性惩罚(假设外部社会不会发现他们，因而也不会干扰他们)。两个鲁滨逊交换的标的中也没有"需要他人参与才能完整实施的权利--社会性权利"；同时，两个鲁滨逊分别在两个独立的小岛上拥有各种行为能力的状况、正常实施这些行为以及选择不实施这种行为并不遭受他人预定性惩罚的保障，都没有也不需要他人或社会性组织来提供①。那么，两个鲁滨逊交换的真正标的究竟是什么呢?
如前文之反复分析和强调，两个鲁滨逊交易的真正标的并不是"岛屿实在物"，而是分别地与这两个岛屿(以及特定海域)实在物相联系的某种"东西"(虽然此时已变得非常不明显)。这种不
①有相当高的置信度不会被他人干扰的情况下，人们是不会主动寻求他人或某个组织来保障自己的既有私人性行为空间不被干扰或侵犯。寻求保障往往是需要付费的；提供保障也是有成本的。明确这一点非常之重要。即，没有被契约或制度(包括隐性契约和非正式契约)界定或覆盖的私人性行为牢问(鲁滨逊行为空间)广泛存在。
是"通常的权利义务束"但又类似"通常的权利义务束"的"东西"究竟会是什么呢?我把它称作"行为空间"(action space)①。同时也把各式各样的"权利义务束"，也称作"行为空间"。这样做的理由是：二者在本质上、层次上以及对经济主体的效用和福利影响机理方面实际完全相同--它们都是在保证其拥有者可以选择实施行某种行为②。只是一类是没有外人参与或干扰的纯私人行为空间；另外一类则是有他人参与或认同的、或社会性的、或私人性的行为空间。差异仅在这里。在上述两个鲁滨逊的交易模型中，交易之前和交易之后，交易的真正标的所对应的"内容"--与荒岛相联系的行为空间，都与他人无干，与社会无涉。交易完成之后，即使对方不认同进而想干扰也干扰不了，除非自己愿意被干扰。这也就是说，被制度和契约所覆盖的权利义务束具有社会性，它们是社会性行为空间。有的社会性行为空间可以交易或让渡；有的社会性行为空间不可以交易或让渡。例如，作为香港首富的大儿子所对应的某种独有性的行为空间，一旦不是首富的大儿子就可能立即失效。这种社会性行为空间不可能发生实际的直接让渡。除"非约定暴力"(如旨在让对方彻底消失的不宣而战的战争)类行为空间等之外，其他几乎所有的社会性行为空间一定被或有形、或无形的契约或制度所规定或约定。因此，它一定是权利义务束。
①本人认为，"行为空间"应当使用"action space"含义，而是不使用"behavior space"含义．原因在于，后者更强调外在化和社会化，而前者更多地强调行为活动本身，或者说前者更多地关注形式，后者更多地关注内容和实质。这一点有别于一般行为经济学分析。正如路德维希·冯·米塞斯(Ludwig von Mises)所认为，经济学是"人类行为科学"(the science of hu-man action)的一个分支，哈耶克(Hayek)称米塞斯是与伏尔泰、孟德斯鸠、托克维尔和穆勒不相伯仲的伟大思想家。
②这里的行为应当是指是广义的行为。它泛指人的一切行为活动，包括心理活动和感受、体验等。
如前文所述，权利和义务在以下意义上是完全相通的：二者都是主体面临某些种选择，并有相应的结果与之对应，这些结果对主体的效用或快乐(痛苦)一般有直接的影响和作用。主体拥有的就是某种综合的行为选择，以及诸多选择所对应的后果。这也就是行为空间的本质--实际有效的行为选择，或者说在特定层面上或者说特定维度上的真实有效的行为自由，以及与之相连接的后果。这里的行为(action)包括人类心理和生理两方面可能有的一切活动。
拥有权利或承担义务都是拥有某种选择，并且在作出选择后都将承受具有一定人为预定性的某种结果。权利和义务都是"选择"并承担相应后果。如果说权利(或者说"权利义务束")是比商品更基础、更具包容力的经济学概念(因为存在某些权利义务束，它们或在技术上或在制度上不能交易，但他们对于主体福利以及社会演进具有与商品同样重要的意义)，"有效的选择"此时变成为比权利义务以至商品更本质性的、更具包容能力的经济学范畴。"选择"所对应的正是"行为空间"。对各种"选择"以及它们相应后果的分析，构成对人类行为最基础、最本原的经济学分析。对人类各种社会系统诸多局部进行这种细致入微的分析是非常必要的。这会让经济学家们永远有做不完的巨量研究课题。但是，过于细化有时会让人"只见树木不见森林"，所以在一些时候对某些"选择"作一定的分化和归并，甚至多层次叠构，并粗略地冠之以"某某权利"、"某某义务"来研究某些高层面问题是合宜的。这也是绝大多数时候经济学、法学、社会学研究以至社会生活用语的常态。
1．5．2导入行为空间的合理性：鲁滨逊行为空间
除以上诸多阐述之外，不应把各种"鲁滨逊荒岛上的纯私人性行为空间"归类至"权利"或"权利义务束"范畴，有以下三点理由：
(1)由于"惩罚"所对应的人们的偏好函数、效用函数以至快乐函数或幸福函数普遍类似假设非常粗糙，权利与义务的区分将因人而异，区分标准的客观性和严格性较差。比如前面那个有趣的例子，契约或制度规定，主体总共有A、B、C、D四种行为选择，并在技术上不可能有其他行为选择，并且这四种行为选择有明确的后果a、b、C、d对应，即涉及由A、B、C、D四种行为选择所构成"行为空间"的契约所界定是局部完备的。但是，对于由A、B、C、D四种行为选择所构成的综合统一体，不同的人完全可能有不同的认定，有人认为是总体而言属于权利范畴，有人可能会认为总体而言属于义务范畴。为何?因为人的效用函数不同，评判不同。有的人不认为这些后果是惩罚，而有人则认为这些后果都是惩罚，只不过让人选择哪一种惩罚较轻，并去实施相应的行为进而承受这种无法免除的惩罚。因此，权利与义务之规定是不甚严格的，不具客观的普遍针对性，它只针对具体的主体才能明确。这样，对于一个特定的行为空间而言，我们只能使用一个不知道是权利还是义务的笼统说法--"权利义务束"，这是一个麻烦的、而且字面含义依旧不能完全清晰的"笼统性称谓"。①
(2)我们确实完全可以将现实中广泛存在的不被任何制度和契约(包括非正式契约)所规定的纯私人性行为空间("鲁滨逊荒岛行为空间")强行归类至"权利"范畴，归类至"没有被社会契约机器开垦的私人权利(人权)"范畴，而将行为空间全部叫做"权利义务束"。如果学界一致这样认定也并无不可。但是我们绝不可能在制度分析的框架下分析这些"不被任何制度和契约所
①在前面，我们已经反复论述：相比较而言，"权利义务束"是比"权利"、"财产权利"、"商品"等诸多概念更具普遍适用能力、更少"麻烦"同时也更基础的经济学概念。
②这也包括科斯那篇经典的《社会成本问题》中所描述的火车刚刚发明使用时，(相关的)人与人之间的行为关系尚未建立--即"社会的契约渔网，还没有来得及覆盖(更谈不到严密有效的覆盖)新出现的行为空间"。很遗憾，无数的人，当然也包括诸多经济学大师如科斯、阿尔钦等，注意力在这一点上停留太短，或许大家不是没有意识到"它们"的存在，而是没有意识到"它们"极端的雷萼件．
覆盖的权利义务束"。--这是非常要命的。现实中确实广泛存在大量不被任何制度和契约(包括非正式契约)所规定的纯私人性行为空间("鲁滨逊荒岛行为空间")。我们如果把人类一切实际有效的制度和契约比喻为一张渔网，把人类所有现实可行的行为空间比喻为一个池塘中的水，那么，再大、再严密的渔网，都总会有相当部分的水面不能被任何制度或契约所覆盖--因为"水面总在一直不停地对外扩张"，例如，无线电刚刚发明使用时②，核技术刚刚发明使用时，互联网刚刚发明使用时，克隆技术刚刚发明使用时，以至未来我们目前还无法想像的绝对可能拓展创造的诸多行为空间(女球、火星、逼真电子游戏、尖端生物技术等等)，我们何来严密的制度渔网将其天衣无缝地规定、掌控?然而，这还仅仅是其中一条永远无法克服的天然障碍。即使假定未来100年人类再无新的行为空间出现，我们的制度渔网难道就可以覆盖整个水面?答案是显然的"否"。
由于人类的"契约渔网"总是"网"，而不是"无微不至"的"场"，因此，即使退一万步做理想假定说，契约渔网可以覆盖整个行为空间水面，甚至假定契约网是特殊的"空间型网"而非"面型网"，那也一定存在永远不会被契约渔网所碰触的"水体"。这些水体，就是我们的"鲁滨逊行为空间"--它实际上不为任何制度或契约所规范、覆盖和碰触。毫无疑问，由于这部分特殊的"潜在可行的选择"、"潜在可实施的行为"对所有个体(当然包括消费者、生产者、企业家、政治家、政府雇员等一切社会角色)、对所有的组织(企业、家庭、政府、俱乐部等)有直接的作用和影响，这种作用和影响与我们制度分析(包括狭窄的"价格理论")中的商品、货币、权利、权利义务束、"财产权利"等一样巨大和重要。因此，我们必须研究和分析这类可能不被任何制度和契约所碰触的"潜在可实施的行为"。但是，如果我们将这些"潜在可实施的行为"强行归类至权利集合，这种强行规定会导致"真实而有效的权利却不为任何契约(包括非正式契约)所约定或覆盖"，这与现代文明社会和学术界对"权利"的普遍理解和大众语言习惯普遍相悖。
(3)相对"行为空间"而言，"权利义务束"(a bundle of rights andobligations)更抽象，单纯从字面意义更不容易把握，"行为空间"则相对更形象、更准确--它强调行为的现实可行性；同时在语言学层面它也更简洁。至于特定行为空间是乐事，还是苦差，完全可以因人而异地说话。至于是社会性交互的行为空问，还是社会性保障的私人性行为空间，以至鲁滨逊行为空间，甚至不宣而战并企图完全消灭对方的战争暴力类行为空间，都可以分别讨论。至于行为空问在技术上或制度上的排他性或竞争性等一切与行为空间有关的特性，都可以"因事而异"因具体行为空间而异地加以分析。行为空间概念本身并不会有任何多余的麻烦和"不干净"。
特别指出，在商品交易过程中，一定会涉及两个以的交易主体，因此交易过程中的商品一定是社会性的。但是，商品在交易(交换)之前和交易之后，它完全可以是没有他人参与和干扰的"鲁滨逊荒岛上"的纯私人性行为空间。类似上面的两个鲁滨逊交易的情形，在真实世界中事实上大量地存在，这甚至也包括多主体交易前后的"标的行为空间"。
这样，原有的商品定义被进化为--"主体自愿拟用来交易(交换)，同时在技术上也可以被交易的行为空间"。
关于前文所谈到的诸如"报仇雪恨的结果"也可以成为交易(交换)标的的情形，如果我们把所有自愿交换或交易的标的都广义地当作为商品，那么，对于某主体属于"报仇雪恨的结果"①
①例如，购买者可能要求m售者"提人头来见"，购买者往往并不是真的想看仇人的人头，而是想确认"报仇雪恨的结果"(当然也不排除想购买者通过看见仇人被分家的脑袋而享受报仇雪恨的快乐--这依然是在购买一个特别的行为空间)。他(她)想确认的是"报仇雪恨的结果"--外部世界某个局部一种特定的状态。这种状态对主体的身体并不意味着有任何如衣服或食物那样的直接作用，而仅仅是主体的心智活动确信这种状态实际存在或已实际发牛，丰体的效用满足便因此而发牛显著变化．
的某种"东西"，当然也可以作商品交易。但对于受让主体而言，这种"东西"的实质究竟是什么?它为什么可以改变主体的效用满足水平并进而可以成为商品，并且针对对应主体"贩卖"?要回答这两个问题以及相关的问题看起来似乎很难(原有的"拟用来交易的劳动产品"以至拟用来交易的"权利义务束"都是如此)，但用行为空间来解释却是非常之简单明了。
假设"报仇雪恨的结果"是由某个特定的交易者执行其现实可行的行为空间生成或"呈现"到受让者面前的(让受让者能够"感知"或"确信")，而购买者方面却不能直接单独感知和确信--如果他或她能够自己解决就不会通过交易完成"确认"或"确信"了。前文已有交代，"心智活动"也属于广义的行为范畴。"报仇雪恨的结果"的提供者使受让者"感知"、"确认"某种状态，或者一定程度地"确信"某种状态未来(甚至包括主体将信将疑的"来生")将会发生，均属于主体的心智活动范畴，即广义的行为范畴。受让者能够"感知"或"确信"某种他(她)以前不能"感知"或"确信"的东西，这说明--"报仇雪恨的结果"的提供者给受让者实际提供了某种特别的行为空间支持，而让受让者在这个特别的行为空间的支持下实际实施了上述"心智类行为"。因此，提供某种状态、结果或信息进而让相关交易者自愿地"广义付费"，即使这些状态、结果或信息的实际发生地远在十万八千里之外，而不可能对受让者有任何如同衣食住行般直接的、常规意义的作用和影响，提供者也实际地为受让者提供了某种特别的行为空间，这个特别的行为空间让受让者可以发生某种特别的心智活动，而这种特别心智活动(行为)让受让者感觉舒服、满意并乐于为此付费。
为受让者提供其自身无法(或难于)自行提供的"某种东西"，只要这种"东西"能让受让者产生某种特别的心智活动(这包括某种确信以及针对未来的某种预期)，就事实上是为受让者提供了某种特别的行为空间，这种行为空问支持受让者实施特定的心智类行为，并由此获得效用满足。从严格意义上讲，诸如衣、食、住、行般直接的行为都只能通过主体特定的心智活动对主体的效用水平、快乐与痛苦水平发生影响。事实上，一切因素，都必须通过主体的心智活动或者"心智类行为"才可能对主体的效用水平发生作用和影响。在这种意义上讲，特定主体主动与其他主体发生交易行为，其唯一目的就是为了获得自以为能支持自己完成或实施某种心智类行为的特定行为空间(实际的发生是否真如其所以为、如其所愿，则是另外一个问题)。因此，在这种意义上说，所有交易的内容或标的，都在实质上属于"行为空间"范畴。这也即是说，所有的商品也都属于"行为空间"范畴。只是有的行为空间在主体获得的同时，获得者的心智类行为就差不多同时自动实施(有时也会存在时滞)，"确信"、"确认"、"预期"等类型的行为空间即属此列；有的行为空问获得后，主体则可以决定自己是否即时实施，例如买来一张DVD碟片，是否即时欣赏以及何时欣赏则一般都可以由拥有主体自由决定，自行掌控。无论主体是否实施，当前拥有的行为空间都或将消失，或将变化，或将几乎保持原状。行为空间如何随时间变化并没有统一的定数，一切因具体的、具体类别的行为空间而异。因为知识、经验或其他指示，主体对目前拥有的行为空间未来如何变化一般都有自己的信念或预期。
正被制度或契约有效界定的行为空间一定具有社会性，并一定属于权利义务束。如果类比物理学中对全部物质的分类，我们可以把正式制度和契约所界定的"行为空间"当作经济学领域中的"常规经济学物质"--常规的"权利义务束"；把非正式的、隐含性的制度、契约和习俗所界定的"行为空间"当作经济学领域中的"经济学暗物质"--"暗"的"权利义务束"；把没有被正式制度和契约、非正式制度和契约，或者显契约以及隐契约所界定或覆盖的"鲁滨逊行为空间"当作"经济学反物质"。因为这类行为空间不被任何制度或契约所覆盖，在现有任何制度分析雷达中很难或者说几乎无法找到它们，所以它应该被叫做经济学的"反物质"。与物理学不同的是，物理学的"反物质"很大程度只是一些理论物理学家们的推想和猜测。但在经济学中，如本书之分析，用一切制度和契约工具无法研究的"经济学反物质"事实上我们可以完全而充分地证实它的存在。
在现代文明的汪洋大海中，我们每一个人实际拥有的、在七零八落的"鲁滨逊群岛"上的"行为空间"，都是制度遗漏所致。这种遗漏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或层面：第一，有一部分现实有效的行为可行性(即行为空间)并没有被制度所覆盖或触及，甚至连制度坐标或制度围栏也没有，即如图1．7中"没有制度覆盖的行为空间"，这是严格意义的鲁滨逊行为空间。由于人类文明进程中制度化(institutionalization)程度总体上不断提升①，这类行为空间总体而言日渐稀少，但永远都存在制度覆盖不到或者来不及覆盖的行为空间。这是因为，行为空间的"制度覆盖率"(被制度覆盖的行为空问与总行为空
①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人们所拥有的行为空间的"制度覆盖率"也有上升或下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