偶然地构想
开始的时候，一切都像是一个"偶然"的想法。
那天，甘肃人民出版社的总编辑曹克己找到胡亚权，对他说："听说你办过杂志，你就来负责办一本杂志吧!"
事情似乎很简单。简单得就像是一个玩笑。这是1980年的秋天。胡亚权时年36岁，正是血气方刚、浑身都是理想的年岁。他想都没有想，就答应了。
一句偶然的话，成了一番事业的开端。此前的背景是，十一届三中全会刚开过一年多，出版业、报刊业
经过"文革"十年的沉寂，开始复苏。被停办的报刊纷纷恢复。出版社迎来了中国历史上罕见的黄金时期，当时似乎全国人都在找书读。据经历过当年盛景的人说，当时好像印什么书都可以卖出去，且供不应求。许多当年被撤销的出版社一恢复，就大批量地出版各种"文革"时期的禁书。伴着这种出书热，许多出版社恢复或创办"文革"期间被停的报刊。《人民文学》、《诗刊》、《大众电影》、《新观察》、《收获》等全国性杂志陆续"开禁"，而且一印行就开始成为大发行量的杂志，有的杂志一期竟可以发行五百多万份。当时最火的《大众电影》据说发行量接近了千万份，创下了中国杂志发行的纪录。
而当时盛行一时的文学热，也使许多纯文学杂志在中国成为大发行量的杂志，一本纯文学杂志一期印行到几十万份，似乎是一件"正常"的事。
办杂志成为了当时出版界发展的一条新思路。
社办刊物在当时还是一个新生事物。北京出版社创办了大型文学杂志《十月》，人民文学出版社创办了《当代》，南方的一些社办杂志也先后创刊。当时的报纸只有二百多种，而杂志也只有四五百种的样子，几乎办一本就可以火一本。然而，地处内陆的甘肃出版业则一片安静。
曹克己是1980年到甘肃人民出版社任职的，这位老报人对出版十分熟悉。这是个有魄力、有能力、想做一番事业的人。他在出版社给人留下最深的印象是他的办事方式：只要你有想法，有能力，没有你不可能去干的任何事。而体现这个人魄力与个人魅力的是他的独特作风：干出成绩是你的，出了事是我的。异于常人的是他的思维方式，他处理许多事情，从来都讨厌亲历亲为，而是只告诉你方向，只关心结果。这种只专注于方向的领导方式，使他在许多事情上敢于超常规地去运作。于是，许多看似不可能的事，在他手里，却往往成就了一番大事业。正是这种异于常人的做法，使得许多在今天看来有点像是奇迹的东西，在当初仅仅是一种异想或者是玩笑。
《读者文摘》的创世，就来自于这种"偶然"的想法。
他到出版社后，经过一段时间的观察，认为出版社仅靠出甘版书发展起来困难太大，甘版书在当时的中国图书市场上已处于萎缩状态。于是他提出了一个思路，办刊物与出版敦煌版图书。
恰在此时，从北京来了三个人，想在甘肃办一份叫做《飞碟探索》的杂志。出版界的复兴，吸引着许多人的关注。一些人开始试探着与出版界合作，进入出版领域。但在当时，书商的概念还处于萌芽状态，甚至书商自己也没有想明白如何去拓展自己的渠道。当时出版界最流行的做法就是合作出版。这三个人在北京找不到自己的合作对象，就想到了甘肃。当时的合作简单而且明了。这三个人都是纯粹的飞碟与神秘事物的爱好者，他们当时所能想到的最大的利益是，在北京把稿子编好了，再把稿子寄过来，用出版社的书号出，而他们每期拿走一笔固定的稿费：编辑费800元，稿费800元。
曹克己对这个项目很感兴趣，就拍板出版。
这本国内当时唯一的UF0研究刊物，后来同样在国际与国内产生了重大的影响的杂志，就这样在兰州落脚了。但那会儿《飞碟探索》杂志却不是甘肃人民出版社的，而是合作出版，直到当年那几位UF0爱好者出国，这本杂志才正式成为出版社的。拍板定下接纳这本杂志的曹克己，计划同期运作一本真正属于出版社的杂志。
但办刊物是要人的。深知人才重要的曹克己，听人说胡亚权办过杂志，就去找到他。而其时胡亚权正在科技室工作，那会儿他所办的刊物不过是一份叫做《出版简讯》的铅印内部小资料。
"听说你办过杂志，我想办一个刊物，你有什么想法?""办一个什么刊物呢?"
曹似乎对此好像不太有兴趣，漫不经心地说："办什么杂志我不管，具体你自己去想?过半个月，我要听你讲一个方案。"曹克己就是这样的人，只提个想法，至于你自己具体如何做，干什么，他都不太关心，他要的不是过程，只是一个结果。而且他在用人上，也与官场常规不合节拍，甚至有些"不合时宜"，不问背景，也不管你的职级，他关心的是你是不是最适合干这件事的人。
胡亚权在他的心里是一种什么样子，谁也无法猜测，如果这一切用常人的眼光去看，他的用人方法肯定是有问题的，因为胡亚权无论从哪一方面似乎都不太适合办一本杂志，而且是一本谁也无法想象出来的杂志。
出生于甘肃武威一个乡村的胡亚权，毕业于兰州大学地质地理系自然地理专业，是个正宗的理工科专业学生。至于他所编的那几页简讯，连个杂志也不能算。但当时的胡亚权却似乎让人们忘记了他的专业。许多人对他的直觉是此人聪明而又博学，思想活跃，认识问题有点偏激。可能是这些东西让曹克己对他"另眼相看"吧。
胡亚权就在这种"偶然的想法"中，开始了自己对于一本杂志的猜想与策划。但一个人是不可能办成一本杂志的，他找到曹克己要人。曹很干脆："要什么人你自己看着办?但人要你自己去找，你看中谁，都可以要走。"
其实胡亚权心里早就有一个合适的人选。
这个人与胡亚权的相遇，也充满了相当的"偶然性"。此人叫郑元绪，小胡亚权一岁。他们的相遇与相知，仅仅起因于一道趣味数学题。郑当时在文教室当编辑，他刚从偏远的酒泉调到了出版社不久。两人平时见了面也就是点点头而已。只是他们都爱看书，平时总能在资料室里遇见。有一天，胡亚权看到一道数学趣味题，做了几次，觉得很有意思。有时候人的快感是需要人来分享的，但让人分享的方式很可能就是去找一个与你有着相同喜好的人。胡亚权就随口问了一句正在自己身边看杂志的郑元绪："这道题你能解出几种方式来?"
毕业于清华大学工程物理系的郑元绪，对这些趣味数学题除了兴趣外，还有些不屑一顾。当时那道题好像是在一个平面上点出9个点，每两点之间，都可以联线，问题是在这9个点之间最少可以联出多少条直线来?
郑不假思索，立即画出了三种。
两个同是理工科毕业的人，因为这道趣味数学题而一下子从精神上相认了，而这也成了他们之间交往的开头。半年后，胡亚权写了本名叫《怎样算》的书，交给了郑，要郑元绪给他做责任编辑。通过这本书。两个人真正成了朋友。
"老曹想办本杂志，想让我找个人，你想不想去干?"胡找到了郑。郑元绪觉得有些突然。当机会来临的时候，每个人都会想一想这个机会对自己的重要性。郑元绪觉得自己虽然没有办过杂志，但能够办一本自己说了算，并且还可以完整地表达自己的思想的杂志，还是很有些刺激与想象力的。第二天郑就答复了胡亚权。尽管此前这本杂志是个什么样子，对他们来说，还是一个未知的形状。他们曾经想再找几个各方面知识都不错，又可以找到认同感的人，但当时大家对这本还没有名字、没有想法、不知未来的杂志，觉得有点莫名其妙，对此并不热心。因为谁也不知道这本杂志能不能办成，而且还有人觉得他们的想法有点可笑。
郑元绪却觉得人少一点，反而麻烦少一些。干脆先做出来再说。但是办一份什么样的杂志呢?两人有些拿不准了，一腔的热情开始理性起来。社里对办什么杂志，也有一些不同的看法。有的人认为应当办一份文学类杂志，但甘肃的文学创作力量在全国处于弱势，作者力量太弱；加上地处经济与文化边缘的地理心态，办一份原创性的杂志对他们来说，难度太大；而且当时甘肃已有了一份文学类的杂志，再办一份，似无必要。还有人出主意，建议创办一份科普类杂志，但《飞碟探索》杂志已在筹办，这个想法又给否定了。大量的报刊出现，正在分食着并不庞大的中国期刊市场，一些老杂志已开始呈现颓势，而新杂志仍在超乎常规地冒出来。似乎办什么样的杂志，都不易凸现自己独特与鲜明的个性。
难道这就是他们所面对的中国期刊界?
胡亚权与郑元绪闷在房子里苦思了几天，却仍无头绪。
那是一段痛苦也是愉快的日子。胡亚权说，我们几乎是在寻找着一本杂志的最后面孔。我们有时候看到了，有时候却又与它擦肩而过，但却又预感到，我们其实很快就会抓到它，找出它的样子。几乎开始失去了信心的时候，又是一个偶然的故事出现了，这个偶然事件，似乎让他们触到了那本杂志最初的面孔与灵魂。
当时他们没有办公的地点，就在社里的图书室里讨论。这天他们又照例翻动满架的报刊，胡亚权感到十分不方便，开玩笑说："这么多的报刊，不知道有多少人可以看完?"
郑元绪随便搭着话："报刊多了也麻烦，照这样的形势发展下去，用不了几年，差不多就会有上千种，到时候，人们肯定要有一个选择的过程。那会儿人们估计就只能去选好的了。"
胡亚权说："要是有一本能把所有的精华的东西都选下来的杂志就好了，看一本杂志，就可以把所有重要的东西都看到，这样的杂志......
他的话还没有说完，郑元绪就激动起来："那我们来办一本这样的杂志不就行了吗?"两人几乎同时发现，这可能就是他们所要寻找的那种杂志的面孔。就是创办一本文摘杂志。
解决了要办什么的问题，他们两人都轻松了许多。
文摘类的杂志当时在国内已有几家，不能办成与这些杂志雷同的刊物成了他们的基本想法。他们设想中的这本文摘类杂志，是包括时事、文学艺术以及自然科学、人文方面的综合类杂志。经过两个多月的准备，他们将创办一本文摘类的杂志的报告提交到了社里。甘肃人民出版社经过研究后，批复同意。曹克己要他们拿出一个刊名，与一些基本的办刊策划，并在三个月内把创刊号先办出来。
为什么是《读者文摘》?
本杂志就这样开始孕育了。办一本杂志，而且是一本自己想象出来的杂志，这种挑战几乎如同历险。胡亚权有些激动，也有着极大的压力，当时谁也不知道这本杂志的未来是什么?就像不知道一种理想的结局一样。没有结局的事情都具有一种强烈的吸引力。因为一切都是一张白纸，在上面写下什么，就是在写下历史。
当时他们觉得既刺激，又新鲜。刺激的是他们一下子有了一块阵地，在这块阵地上，他们可以完整地实现自己的许多理想。
两个在一种论资排辈的环境中工作了十多年的年轻人，有一种兴奋感。郑元绪形容自己当时的真实心态：可有了一个自己的媒体了，我的很多想法都可以实现了。这就是我愿意来干的理由。
想法与理念只是一个"筐子"。最终要靠实实在在的东西来把它们给填满。两人最迫切的想法就是迅速找到可以把这种理念表达出来的东西。
从虚到实的第一步就是，他们得为这个还没有出世的孩子取一个名字。
取名字对他们来说，不是个难事，两人都有了自己的孩子，并都有过给孩子取名字的真实经历。但给这本杂志一个什么样的名字却真让他们犯了难。两个男人绞尽脑汁想了许多的名字，但都不太满意。后来他们又在社里公开征集刊名，大家推荐的刊名一下子冒出了四十多个，有"敦煌文摘"、"大众文摘"、"书报文摘"等。但好像都离他们想象中的那个名字太远。对他们来说，取名字其实也就是确定这本杂志的一种品位、品格与内容的过程。他们有一种理想，就是想办一本能够专门为读者服务的杂志，这本杂志由读者参与创办，共同培育它成长，办成读者自己的杂志，而且这本杂志要有一种不同于其他杂志的一种味道。
只是什么样的杂志才可能代表他们想象中的这本杂志的气质呢?
恰逢此时，郑元绪的一个朋友从香港寄来了几本美国的《读者文摘》中文版。这几本书几乎像极了他们要创办的那种理想的杂志，尤其是《读者文摘》中的那种平民化风格，让他们似乎触摸到了自己想象中的那种刊物的气质与味道。胡亚权把《读者文摘》要了回去，用了一个晚上读完了。他的第一感受就是心里有底了。这本杂志给他们提供了一个蓝本。第二天一上班，胡亚权对郑说："这个杂志真好。美国人可以办这个杂志，我们为什么就不能也办一本中国的《读者文摘》呢?"
郑元绪对此深表赞同。他们似乎找到了那个寻找了几个月的答案。
在征集来的几十个名字中，出版社讨论的结果竞也出奇地一致，都觉得《读者文摘》这个名字好，而且符合他们所要创办的这份杂志的意图，即：编辑为读者摘文，读者为编辑荐文这一主旨。
大家的一致赞同，成就了一本多年后同样在国际上留下巨大影响的杂志，但也埋下了此后长达十几年的与美国《读者文摘》商标权纠纷案的隐患。
在当时，封闭多年的国门刚刚打开，中国国内还没有一个完整的版权概念。版权对于中国人还是一个陌生的字眼。20世纪80年代初创办的许多本杂志的名称与办刊思想大部分都借鉴于别国杂志。胡亚权在事隔多年后评价这件事时认为："用这个名字，并没有要借用美国《读者文摘》这个杂志在中国打开市场的想法，因为这本杂志在中国的发行量当时还不到几百本，还是内部发行。许多读者并不知道美国有这么一本杂志。如果说借鉴的话，那就是借鉴了美国《读者文摘》的平民化风格。"
当时他们觉得美国《读者文摘》上所倡导的这种文风亲切但又很平和的东西，在中国很少，很像他们所要寻找的一种表达方式与意味。那些文章都有一种内在的美国式的机智与幽默，但又不是中国流行的一些稍显低俗的笑话与段子。这些幽默反映了人生最本质的东西。这种对于《读者文摘》文风的认同，成为他们在办刊时的基本思路之一。
这种对于一种文风的认同，使他们在编辑风格上找到了共识。这个共识对他们来说相当重要，因为他们的选择有着惊人的趋同性。这就保证了一种风格的完整体现。
他们在创办初期，非常明显地大量吸取了国外的一些优秀的东西。他们两人的选择都是趋同的，所以选取的稿子就明显地带着他们思想的痕迹。当时他们并没有明确地意识到《读者文摘》的文风应当是人性化的，但一时又找不到一些可以代表这种纯新感情的东西，就暂时借用了少量美国《读者文摘》的文章，同时开始约请一些译者，翻译一些国外的精粹文章。
而这种"借用"符合中国法律，因为他们严格按当时的中国有关规定付了翻译稿酬。
确立了名字与办刊思想，他们便开始正式筹办创刊号。
1980年12月，社里正式通知成立丛刊编辑组，正式调胡亚权与郑元绪两人进行此项工作。业务由胡亚权牵头，曹克己直接领导。一本杂志的轮廓开始明晰起来。
创世纪
编辑室设在一栋旧楼上。
那里的环境很差，甚至不能叫作办公室。社里面给他们的办公室是原来文化厅大楼三层大会议室的一个角落。胡亚权与郑元绪搠来几个柜子，隔出来一个小房间。这个隔间大约有6平方米，只够放下两张写字台和两把椅子，这就是他们起初的办公地点。
创办一本杂志很可能是创造力的一种真实体现。他们认为，这本杂志的品位不应当太低。胡亚权当时有一种考虑，就是要办一本"高级"的杂志。"高级"这个词是胡亚权的自创，他的想法就是这本杂志不要那些过于低俗、过分言情、甚至色情的东西。他们想象中的这本杂志不是那种能迅速火起来，一下子发到好几十万本的那种大发行量的杂志，而是一本耐看、能够"慢热"起来的那种。至于高雅到什么地步，两人心里也没有底，但这句话成为了他们创办这份文摘杂志的一个基本底线。
在这一点上，郑元绪与胡亚权保持着惊人的默契。他们两人平时商量事情基本上是想到什么，就去做，如果谁提出一个创意来，而另外一位觉得不错，那么他们会写到纸上，立即落实。而这种思想的磨合与统一，有时候就是在一次次对一篇篇稿子的反复争论中完成的。反对与认同的过程，其实也就是寻找到这本杂志的灵魂的过程。许多的理念与想法都是在办刊的过程中慢慢地完整起来的。他们确定将"博采中外，荟萃精华，启迪思想，开阔眼界"十六个字作为最初的办刊宗旨。他们对自己的基本读者群确定为：具有高中文化以上文化程度的青年，同时将大学生作为核心读者群。
这个定位在一定程度上保证了杂志的品位与格调。
杂志分为文学艺术、社会科学、自然科学、生活科学等四个版块，以此作为以后的选稿、编稿的范围。他们两人进行了简单分工，胡亚权负责选稿，郑元绪编稿。一切简单到了让人吃惊的地步。没有美术编辑，胡亚权就凭着自己的那点业余爱好的绘画功底，自个儿担任了美术编辑。
一切都是白手起家。一开始，他们就遇到了许多问题，不懂操作，也不了解一本杂志的整体流程，甚至不知道应当如何去做。所有的东西对他们来说都是全新的，一切都得从头开始学起。甚至连学习的机会与对象也没有。也就是说，所有的一切都得他们自己去创造。
没有资料，他们就想办法到兰州大学与西北师大图书馆找，又从家里把自己的书与杂志也搬到了办公室。胡亚权先把所有的稿子进行了一次粗选，然后把自己认为可用的稿子交给郑元绪二次筛选编辑。这种流水线作业此后成为杂志的编辑基本流程。他们选取了一些能够体现人间亲情与人性化的稿子备用，稿子差不多的时候，胡亚权就开始组版。
胡亚权此前从来没有接触过版式，但业余爱好绘画使他的素描基础很不错。胡亚权的素描功底传说可以与一些美院的低年级学生一比高下，后来一些美院的学生，却对此不屑一顾；但看了老胡设计的版式与整体美术风格后，却又有些难以置信。这是后话。
当时的胡亚权可是面对画版纸一头雾水。但勇气比才能有时更重要。胡亚权找来一些流行的报纸与杂志，开始研究别人是怎样画的。他与郑元绪一直公认版式画得最好的是上海出版的《文汇月刊》。这本杂志的版式不乱，干净典雅，对图文的摆布恰当舒服。胡亚权把这本杂志拆散，贴在墙上。每天揣摩别人版式的长处与特点。从模仿开始，体会别人的版式，慢慢地形成适合自己的风格与标准。胡亚权在观察了别人的版式后，确立了一种想法：希望自己做的这本杂志在内文版式上，力求做到阅读方便、悦目和充满书卷气；封面的设计，要求在书亭10米外就可以辨认出来等等。可以说，胡亚权在设计《读者文摘》起初的版式时，是把自己当时最痛恨的一些不舒服与杂乱的版式作为"敌人"来进行画版的。他在画版时，力求干净、简洁，一切以方便读者阅读为第一要素。他讨厌当时流行的花边，认定简单的线条是现代设计的精要，看上去舒服，与文章内容一致。这些原则对于《读者文摘》版式与美术风格的形成，起了决定性的作用，其后这些风格都被固定了下来，并且成为《读者文摘》的基本风格。创刊号编到一半时，才想起应当请人为刊名题字，遂决定请中国佛教协会会长赵朴初先生题写。赵老长期从事佛学研究，擅长书法诗词，在中国文化艺术界享有盛名。他们觉得请赵老题词也与这本杂志的意趣相同。但赵老会不会题词呢?两个人对此却想都没有想，就决定在郑元绪回北京老家过年时去找赵老。当时他们都不认识赵老，只知道赵老住在一个小胡同里。
郑元绪经过打听，找到了赵老家。一按门铃，出来一个很精干的年轻人，自我介绍说是赵老的秘书，问郑元绪有什么事。郑把情况简单讲了一下。那位至今他都不知道姓什么的秘书说："行，你把信留下来。"然后就把他给打发走了。郑觉得这事有点玄。几天后，没想到那位秘书竟亲自打来电话，说字写好了，请他去取。郑骑着自行车就去了。一按门铃，还是那位秘书出来，交给郑元绪一个小信封，叮嘱他们选用。郑打开一看，是两张二指宽的宣纸纸条，字写成一个竖的，一个横的。正是赵老亲笔题写的"读者文摘"，还有印款。郑元绪始终都没有见到过赵老，也没有能够走进那扇大红门。
这四个字如今已成为了《读者》商标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但这个刊名后来还发生过一段误会：有的读者看到杂志上有赵朴初先生的印款，误认为赵先生就是杂志的主编；到1982年时，《读者文摘》发行量激增，仍有读者来信说："赵朴初先生办的这份杂志太好了!"为避免误会，遂将印款隐去。此后，杂志一直用这幅题字至今。这是一段趣话。
但这个如今很值钱的两个字，当时他们开的是20元稿费，而这是当时题字的最高标准。
刊名拿回来了，发个什么封面却成了他们的一个难题。80年代初，好的照片非常难找，尤其是做杂志封面的照片更是少见。当然一种用原创性的照片做封面的意识也没有确立起来。甘肃人民出版社一位北京籍的美编拿回来电影演员娜仁花的一组照片，胡亚权就用其中一幅照片做了封面。
一本杂志就这样形成了。
1981年4月，甘肃人民出版社申请创办《读者文摘》。那时候申请一个刊号不像现在这么复杂，半个月后，甘肃省委宣传部批复同意《读者文摘》杂志1981年4月起正式创刊。
《读者文摘》报刊代号为：54-17。当年暂定为双月刊，逢双月出版。
至此，《读者文摘》似乎可以顺利创刊了。
但一件意外的事情，则差点使这本杂志在创刊前天折。
差点天折的首期
事情的起因有点蹊跷。
创刊号编完后，他们决定把当期的重点内容与办刊宗旨，在报纸上做个广告，造点声势。创刊号广告最后选定在知识分子中影响较大的《光明日报》上刊登。但万万没有想到，这个广告给这份还未出世的杂志竟带来了意想不到的影响，并且差一点夭折。
似乎，《读者文摘》从一开始就预示着今后的路充满坎坷。
3月初，离正式出刊还有半个多月时，甘肃省委宣传部紧急通知他们暂停出刊。胡亚权与郑元绪紧张起来。后来才搞清，有两位领导在《光明日报》上看到了他们刊发的广告，对在广告上发出来的三篇文章提出质询。这三篇文章分别是反映刘少奇蒙难的《共和国主席之死》以及《彭德怀的最后八年》与《省委第一书记》等一些敏感题材的稿子。20世纪80年代初，极"左"的东西仍很盛行，这些在当时引起很大反响的文章，仍在相当一部分人心目中视为"异端"。上面立即过问，问这本新创办的《读者文摘》有什么背景，怎么一开始就弄这么多敏感的问题?
当时的甘肃省委宣传部吴坚部长出于慎重，调去当期稿子审读。之后，又找曹克己谈话，指出另外几篇如"末代皇妃李玉琴"等稿子也有问题。
曹克己立即代表社里做了检讨，把责任承担了下来，并表示把有问题的稿子全部换掉，再报批。随即找胡亚权与郑元绪商量，要他们不要有压力，按照要求迅速把稿子抽改掉。之后，他又与胡、郑一起，研讨杂志的方向问题。这次"变故"对这本杂志来说很重要，可以说就此确立了《读者文摘》不以"敏感题材"去争取读者的办刊方针。按照杂志预定的创刊日期，当期抽改稿子有点来不及了。手头也没有更好的稿子可以备换。这时候胡亚权读到一篇张贤亮的短篇小说《灵与肉》，这篇小说原发在宁夏的《朔方》上，没有多大的影响力。胡亚权觉得这篇小说虽然有些长，几乎有一万多字，这对于把精练与简短作为选稿标准的他来说，有些勉为其难，但这篇小说正好填补被抽掉的几篇稿子的空白。更重要的是，这篇小说正好体现了他们对于杂志的定位，就是用真善美的东西来解读人性。后来这篇小说被谢晋改成了名传一时的《牧马人》。首期稿子再次报到省委宣传部，经过审查，同意出版。
这次变故，对于《读者文摘》事关重大，这使它从一开始就形成了远离热点，关心人类最本质的亲情与人性化的办刊特点。虽然这一切有点阴差阳错。
历经周折，《读者文摘》首期稿件准备完毕，即将面世。出版前，他们将一页页的清样订在一起，不停地翻来翻去，就像即将分娩的母亲，猜测着自己的婴儿是什么模样，来到世上会不会受到冷遇?两人的心里都有些拿不准，同时也有些不安，郑元绪看着手里的首期清样，问老胡："你看这样装订出来，像一本杂志吗?"
胡亚权倒是挺自信："像，订上封面，三边一裁，就像了。"
1981年4月，《读者文摘》正式创刊。页码48页。定价三角，相当于现在的一只鸡蛋。 这是20世纪80年代初国内唯一的一本综合性的文摘杂志。
在它的发刊词与给读者的约稿信中，他们明确提出："本刊为综合性的文摘杂志，欢迎投寄文摘稿件......对直接从国外刊物摘译的稿件，优先录用。"这封信隐约地表明了他们试图创办一本读者自己的杂志的理念。这种理念的新鲜之处在于，当国内的杂志与读者界线分明的时候，他们开始要与读者一起来创造一种平民风格。这表明了他们的一种态度与立场。他们设想用一种独特的东西，来创造一本独特的杂志。尽管首期并没有达到他们的设想，而且似乎与他们理想的杂志还相差很远。
时年胡亚权37岁．郑元绪36岁。
《读者文摘》创刊号共印了3万册，按惯例全部交由新华书店发行，他们与新华书店是一个系统。但同一系统的书店对这本杂志并不看好。胡亚权与郑元绪去新华书店进行征订时，书店的人却说："你们甘肃能办出什么杂志?"这种态度激怒了两个一腔热血的年轻人，但他们又感到无可奈何，因为那会儿是杂志社在求书店。可以决定一本杂志的命运与未来的是书店，而不是杂志社。最后那位对甘肃人"不抱希望"的甘肃人，终于同意代销15000册。剩下的15000多册，出版社计划给全国所有的县级以上文化馆与各省市大学寄赠。
首期杂志出版后，反响并不像他们所预料的那样好。书店反馈回来的信息也不是那样强烈。但杂志还是在慢慢地无声无息地施加着自己的影响力。到了第2期时，他们已有了将近5000个订户。为扩大发行，他们想在第三期时交邮局发行。与在书店的命运一样，邮局对这家后来成为了自己最大主顾的杂志并不看好，甚至拒绝他们在邮局发行。
他们去邮局游说的时候，带了几本本社出版的武侠书。当时，武侠书火得一塌糊涂。但这份礼物明显有些轻了，然而这是他们所能想到的最好的礼物。邮局接待他们的人说，你们这本杂志如果起印达不到一万本，我们就得按一万份来收费。但兰州邮局那位接待他们的人没想到，仅仅几年后，这本杂志几乎成了邮局全年利润的重要来源。当年度的第三期杂志印了12万册，一部分通过邮局向外卖，一部分继续向县文化馆与大学图书馆寄。从一开始，他们在给寄赠的单位的信封里都夹上订单，让读者根据自己试看的情况，再决定明年是不是订阅。这种邮寄产生了很好的效果，许多人看了几期杂志后，就主动寄来钱，要求征订。通过这种形式，杂志到年底竟然有了7万订户。杂志的发行量对他们来说太重要了，他们也需要靠发行量来证明自己。
那会儿，几乎没有人帮他们做发行，一切全靠他们自己。两人几乎把一切可以想到的办法全用上了，其中最见效果的就是利用"二渠道"书商在北京的势力，帮助打开北京的零售市场。当时书商刚刚浮出水面，还处于半地下状态，但已显示出较强的生命力。他们没有邮政系统那种老大作风，只知道杂志发得火了，与自己利益相关。仅仅两期后，他们就把杂志铺遍了全北京所有的书报摊，最多时一期可以在北京发到三到五刀份。
胡与郑起初对杂志的定位，是办一本不俗的杂志，没有敢奢望这本杂志会有多大的发行量。为此，他们还给自己确定了不要很大的发行量，但要很大的影响力的三年办刊规划。可他们没有想到，这本杂志竟然悄然间火了起来。
1982年，杂志在出满7期后，发行量达到了14万。他们把这种现象叫做"慢热"。
两个人的杂志
第一期杂志就这样印出来了。
胡亚权与郑元绪捧着新出的杂志，来到一个小酒馆，点了几个小菜，要了点散装啤酒，把杂志摊开，两人反复地看着。这种喜悦是常人所难以形容的，他们看一遍杂志，然后喝杯酒，几乎是把那期的杂志当成了菜，当成了酒。两个人都想喝醉，但却都没有醉。
没有醉是因为他们感到了一种压力。因为他们都明白，这期杂志只是一个开始，一个刚开始的长跑，而他们才刚刚上路。前路在何方，他们要去哪里，这些只有上了路，才可能得到结果。他们在自己寻找路线，寻找目标，寻找结局。
第一期杂志所刊发的内容基本上形成了以人情味与人性见长的文风，选稿也重点按照这一思路向下走，但同期内想要完整表达这一理念的稿子非常难选，而且第一期的内容虽说符合他们的一些想法，但仍有拼盘的感觉。
文摘性的杂志如果成为一种信息的二次传递，就没有多少生命力了。能不能调度这些信息进入新的思想层面、薪的情感境界，最后成为一种有统一理念与想法的总体策划的有创造性的东西?他们认为，办文摘类的杂志也要像办原创性的杂志一样，找到一种与众不同的文化形态，并且形成自己的特色，这样才会有较强的生命力。
但找到一种理念容易，找到具体的稿件来落实就不是一件易事了。他们面临着诸多难题，首先是编辑部人力太少。这本杂志虽只有薄薄的48页，但仅靠他们两人去选稿压力太大，阅读范围的有限也让他们感到难以为继。他们意识到，这本杂志如果只是两个人的智慧结晶的话，可能很快就会成为一种圈子里的读物，它唯一的结局就是放弃博大，而选择了狭隘。这绝对不符合他们要办一本读者自己的杂志的初衷。他们觉得，应该发动读者，让读者参与荐稿，让读者对这本杂志有一个认同感。有了认同感，杂志的生命力也就焕发出来了。这种独特的办刊方式，使得他们从一开始就站在了一个制高点上。当时的报刊对于国人来说，充满了神秘与高不可攀，由读者参与办刊，在全国还是第一家，这种方式他们采用到了现在，在全国仍是为数不多的几家之一。许多读者到现在也认为这本杂志是属于自己的，时常写信对杂志评头论足，虽然表扬性的话题居多。
他们的努力很快有了收获。大约到了第三期的时候，读者推荐的稿子就陆续出现了，虽然那些稿件与他们理想中的内容相距还很远。胡亚权觉得应当有意识地去强化自己的办刊理念，而这就需要他们做出一个"样子"来，以此来汇集一批对这种办刊理念认同的读者来荐稿。
20世纪80年代初的中国，一切都开始恢复，被否定的开始平反。人们像一张自纸，几乎什么都可以留下印迹，思想尤为如此。封闭多年的国人面对自己并不熟悉的世界充满了一种好奇。"文革"十年形成的文化毁灭使当时许多人并不知道世界文化为何物。当时，介绍海外文化的杂志非常少，偶尔有一两本，也是以文化参考的名义出版。学地理的胡亚权把这十年冠以一个地质学色彩的名称--文化断层，提出要把这个断层给填平和弥补起来的宏愿。他们判断，介绍海外优秀文化、新知识与新鲜生活，肯定是一个冷门，也是杂志的一个方向，同时也可以为中国人打开一扇了解外部世界的窗口。
曹克己对此十分赞同。
他们从第二期开始，集中篇幅介绍西方的优秀文化，不为国人所知的新知识、新技术和新思潮，以及重新刊登世界名著。这一思路的重大调整，可以说使《读者文摘》在众多的刊物中，一下子就凸现出来。当时杂志上所发的国外稿件，大部分都是国内首次介绍与发表的，还有的干脆就是直接从国外杂志上翻译下来的。同时，他们还积极选择适合自己的作者队伍。
当时有位叫做唐若水的英文翻译，时常在国内发表一些译文。他的译文简洁、干净、准确，关键是他所选择的一些文章，充满一定的哲理，十分独特。这种文风与《读者文摘》所倡导的风格不谋而合。于是，唐若水便成为杂志的重要作者。然而有趣的是，这位伴随杂志将近20年的译者，却至今没有与杂志的编辑们见过面。
在第一期里，《读者文摘》刊发了一篇叫做《蠢人的天堂》的译文。讲有一个很懒的人，认为死是进天堂的唯一的路，就天天盼死。后来一位医生把他领进了"天堂"，在那里他吃同样的食物，唱同样的歌，不用思考，也不用去干活，但却没有办法摆脱孤独，并且他还明白"死人是不能自杀的"。就在他对"天堂"绝望到极点的时候，一位医生告诉他："你并没有真死。只是被误送进了天堂而已。"渴望回到人间的他，终于再也不想去死了。他终于回到了"人间"，与心爱的姑娘结了婚，并且有了儿孙。每次他讲这段神奇的医生治疗过程后，都会以这样一句话作为结束："天堂是个什么样子，当然没有人知道。"
这篇文章成了他们刊发译文的一种经典，成为读者来信最多的一篇文章。它表明，那种既弥漫着机智与十足人情味，又充满奇特的故事情节的文章，必定能引起人们的阅读兴趣。此后很长一段时间里，《读者文摘》每期都以较大的篇幅介绍国外的一些人文与人性方面的东西，从而形成了自己的独特风格，也成为人们选择这本杂志的一个基本理由。
后来他们又发表了一篇《天堂客满》。这篇小文章充满着更有趣味的美国机智与幽默。讲的是假如每个人死后都可以上天堂的话，那么从创世纪到现在，天堂将会出现客满的状况。最后他认为，如果死后去这样的天堂，那他宁可选择寂静的地狱，因为地狱会让他体味到孤独与思想的声音。
这些散布着独特的人文思考的文章，成为《读者文摘》选择文章的基本标准。当然并不是所有的文章都与这个标准相关。他们所认为的标准也仅仅是一种读书直觉。他们相信自己感到新鲜与好奇的东西，也是读者所需要的。因为好奇是天性，新鲜是一种直觉。直觉与天性不能传输，却可以共享。
创办初期，两个人相同的直觉保证了杂志的质量，而这对于一本杂志有时几乎是决定性的。逐渐，胡亚权与郑元绪在工作上形成了一种默契。然而，在这些文章的背后，他们的个性也慢慢地凸现出来。这很可能是一个有趣的命题。前美国总统肯尼迪说："杂志是主编的影子"。
对于这样一本两个人的杂志，他们的性格与个人的趣味就成为一种很重要的因素。胡亚权性格中奇险与突兀的东西多一些，他常常会在一句话中，或者是一个感觉中，找到埋藏在很多事物中最重要的那一部分。他还善于决断，许多重大的决定有时几乎脱口而出。但这种个性的另外一面就是有些粗放。偶尔他可能作出了某一个决定，但过后可能又会被另一种全新的东西所吸引。对于一个胸怀全局的人来说，这可能正是他的优点，但也可能成为他的缺点。
郑元绪则与他截然不同，考虑问题心细如丝，深思熟虑。他对许多事物有一种深刻的理解力与洞察力，两个人决定的某一件事，落实者往往是他。胡亚权有时疏忽了，提醒的往往也是他。这种奇怪的性格组合，奇妙地结合到了一起，你无法相信，当两个人的个性可以互补的时候，这个世界上会发生一些什么?
因为互补可以使一件事达到完美。
胡亚权大度、直觉、灵性、固执，下笔比言谈敏捷。
郑元绪理智、平和、深刻，长于口头表述。这就是他们两人的性格!
而这是不是这本杂志初期的或者将来的性格?与此相伴的，则是杂志"主管"对于他们这种异想的宽容。室主任张力是位陕西人，他从一开始就对办这样一本杂志持反对意见，他原意想创办一本反映社会热点的原创杂志，但这种意见遭到了否定。作为这本杂志的复审，他理智地采取了我可以不同意你的想法，但我却决不会去否认你的做法的态度。每期在复审时，都是填上自己的意见后送曹克己决审了。这种宽容在某种程度上成全了这本杂志。
胡亚权在事隔多年后，设想一种结局：如果张力当时不同意我们的选稿标准，还会有今天的《读者》的样子吗?
1982年1月份，另一位与杂志命运攸关的人前来《读者文摘》报到，4年6个月履，他开始担任杂志的副主编。此人就是彭长城。彭长城到《读者文摘》报到时，看到办公室的一堵正墙上写着一条语录，使他永远记在心里。那句话是这样写的：世界上许多最美丽的花，往往开放在无人知晓的地方。
《读者文摘》的面具
曾经有人打赌，说看一本杂志的封面就可以判断出是什么杂志。结果那个持不同意见的人输了。他把一本《读者文摘》放到了一堆杂志里面，并且隐去了刊名。最后那个人一下子把它挑了出来。输了的那个人很惊讶，说："你凭什么说它就是《读者文摘》。"那个人说："这还不容易，《读者文摘》十多年来，都是一张脸。这张脸谁不认识呀。"
这张脸孔其实并不特别。它放在一堆很新鲜很时尚的杂志里，显得有些土，甚至有些落寞。但却一眼就可以认出来。它的特别之处，可能就在于你走到任何地方，只要一看到那张封面，不用看刊名，就知道是这本杂志。
许多人认识《读者文摘》杂志就是从这张脸开始的。
因为她很像一个人，几十年来，用着一张脸孔，所以也就成为了人们判断她是谁的一个标识。
这张脸的由来，是一个有意思的命题。只是没有故事。
杂志办到第二期，胡、郑就感到自己本身的无奈，许多的困难开始出现。杂志几乎像是一个小杂货铺，什么都必须全，但杂志社却要什么没什么。郑元绪把精力放到稿子上的时候，胡亚权则为这本杂志的美术问题发愁。
杂志封面的重要性他们很早就认识到了。80年代初的杂志都很热闹，大家开始接触海外的杂志，模仿是快速的，几乎所有的杂志都开始满版"大出血"，放到书摊上，很亮很鲜，也很刺眼。但就是让人找不到与杂志本身相关的那种气质。胡亚权想找到《读者文摘》自己的封面感觉，一直找不到合适的方向。在他的潜意识里，封面就像一个人的脸，这个人的思想与他的灵魂都应当是唯一的，那张脸的出现也应当与这种思想契合。让人一看到那张脸，就会说，呵，就是这家伙。只是这个家伙长得什么样子呢?这才是让胡亚权头疼的问题。最大的难题是封面照片非常难找，中国还没有完整的封面照片概念，最好的图片可能是那些广告图片了。胡亚权就打起了挂历的主意。第二期他用了摄影家刘立宾拍摄的一张美女的照片。虽然这个美女样子很纯净，但这绝对不是胡亚权想要的那种效果。到了第三期，技穷的胡亚权只好用一张柯达公司的广告片子做成了封面，那是一个笑得十分明亮的女孩子，只是他们把胶片的内容给去掉了，但封底还是挂历的图片。第一年的五期杂志的封面，除了拼凑，可以说杂志就是在等待中，寻找着自己最后的模样。胡觉得自己没有一种创造的感觉，风格也更无从谈起。杂志放在书摊上，与一堆各种各样的美人头挤在一起，只不过又多了一个美人头而已，根本就看不出是《读者文摘》。
到了1983年，这本杂志封面的基本轮廓在胡亚权脑中逐步清晰起来：四处留白，中间放图，刊名压在图上方。他设计这种风格的意图，源自于对内容的准确把握，随着对内容的基本定位，他心中的封面也慢慢成形。他觉得《读者文摘》应当有一种优雅感，同时透着某种高贵。它很独特，也很知性。与人们想象中的一种生活理想十分切近，又与世俗有些远。当然他觉得决不清高。
这种想法开始成了《读者文摘》杂志选取封面的一个基本原则。这种处理他认为还体现了杂志的书卷气，比那些美人头杂志"高雅"。此后，《读者文摘》杂志封面所有的变化都是从这个基础上开始的。这张脸在胡亚权的坚持下，成为了《读者文摘》杂志的一个标识与标志。就是到了后期改为《读者》也是如此。他在解释这张脸的创意时说，人人都有一张自己的脸，《读者文摘》的脸应当是这个样子。当然这张脸仍可能不漂亮，也可能让人觉得不舒服，但她就是这样一本杂志，就像是一个人，你可以说她不好，但不可能改变她的脸。一个人一生不可能有第二张脸，我想《读者文摘》也不能有第二张脸。即使你要变，也最多是整整容，偶尔把眼皮拉拉，把眼袋给取掉，但你不能变得让人认不出你，把你当成另外一个人，那就不是你了。
这是胡亚权的"面孔"理论。
而这张脸确实具有了《读者文摘》身上那种大家所认可的气质，认为这张脸可以代表《读者文摘》。
胡亚权对于这张脸的创造，有一种独特的兴趣。他有可能是国内最早把一本杂志的美术问题和文章内容提到一种相同程度的少数人之一。他认为完整的美术风格是一本杂志的身材，你的脸孔有了，还要有与之相配的身材，这个身材是要与那张脸相匹配的，你不能太胖，也不能太高，总之身材与胖矮都要相一致，你可以不漂亮，但要让人看上去舒服，还要不累，还要让人说，这就是你。
这样才是一篇完整的东西。
在他这种奇怪的理论指导下，一些让人觉得不可思议的"规矩"开始形成了。
他为此给这本杂志的美术设计确定下了一些基本的规章。这些规章直到今天仍在使用，并且成为了一种读者认可的传统。而这种传统是体现在一切以读者方便为第一要素的前提下的。
《读者文摘》从1982年开始，使用统一的三栏制，每栏是14个字，一律用新五号字。胡亚权认为，中国的杂志有一种传统，那就是基本上都采取双栏制版，每栏22个字，最原始的是单栏，44个字。但都是不科学的。他研究后认为，单栏看上去要摇头；双栏不适合设计文章，图摆布起来难度很大；而三栏是最科学的，不用转脑袋，只需转眼球。
这种理论让人觉得不可思议，但却又不得不信。他说这一切都是经过科学论证过的。这种论证使他在编杂志中形成了一种习惯，就是喜爱用试验手段来检验每一种他不确定的东西。1981年4月号，杂志上要登一篇《能不能把鸡蛋竖起来》的稿子，当时他与郑元绪看了都觉得很好玩，但又不太相信能竖起来，他们就说试试，如果能竖起来，咱们就把这篇稿子发掉。他们就拿了个鸡蛋，开始在桌子上进行试验，还别说，鸡蛋真的竖了起来，还拍了一张照片。胡亚权在给这篇文章配图时，就把那张照片给发了出来，表示这件事是真的：我以前也不相信，但我们竖起来过。
而在刊登另一篇文章时，胡亚权甚至把自己的手掌心，在复印机上复印下来，放到了文章中做插图。那篇文章讲述的是掌纹诊病，胡亚权觉得文章很好，但要配一个图，将内容形象地标明那效果可能就会更好了。他把自己的掌心复印下来，标上每个可以帮助阅读的解说。
胡亚权甚至还研究过杂志印刷的灰度问题。他认为，黑面积不能太大，黑太多，给人沉重，不舒服的感觉。所以他在设计中，都把一些灰度控制在阅读舒服的程度。
胡亚权给这本杂志确立的另外一个基本原则，就是规定杂志只用宋体、楷体、仿宋体、黑体四种，对中国毛笔字颇有研究的他，固执地认为这几种字体是中国的传统字体，书卷气较浓，与《读者》气质相符。
他极力排斥张扬浮躁的美术感觉，并且坚决拒绝新锐杂志的广告化风格。他认为更要远离的还有一些不成熟杂志的报纸化风格。他确立给这本杂志的另外一个基本原则就是，这本杂志的美术风格，要有一种中国文化的特色，要让人拿到手的第一直觉就是这是一本中国式的杂志。
在他的这些原则之外，他还加大了杂志的"配图"。从1982年开始，他想出了一个"偷懒"的办法，请当时在全国颇有影响力的画家为这本杂志配插图，而且每期几乎都有二十多幅的插图量。这在当时国内刊物几乎是非常少见的。刚开始时，杂志上有少量的插图都是他自己画的或复制的，那些插图有时候对他来说，有些勉为其难。他很想找到一种更"高级"的插图，而最好的方法就是找到插图高手。好的插图同时也可以提高杂志的知名度。1983年时，杂志要发一篇叫做《找对象》的文章，他们就请连环画《山乡巨变》的作者贺友直为这篇文章配插图。这位中国连环画界的权威接到邀请后，画了十多幅，让他们选用。
胡亚权大受鼓舞，更坚定了请人画插图的决心。但他知道，并不是所有画家都理解这本杂志的风格。此后，他对报刊上的插图特别留心，从而选择了七八位与自己理想中的插图水准相近的作者。高燕当时在北京画广告，他的画风非常西化，表现人物时细腻、简洁、有力、传神。胡亚权偶尔看到他画的一幅儿童画，那张画富有表现力，视觉冲击强烈，正是他想找的那种作者，就四处打电话找到他，请他给杂志配插图。高燕此后成为《读者文摘》最重要的插图作者之一，杂志上有上百幅插图都是由他画的。后来，作为中央工艺美术学院教授的他还专门出版了一本插图集。这本插图集有一半以上就是以给《读者文摘》插图为蓝本的。
《读者文摘》几乎网罗尽了中国画界有影响力的人物，如画家施大畏、卢延光、陈延、张守义、冷冰川等人，这些如今在中国画界非常有影响力的人物，当年都为《读者文摘》配过插图。
请有前途的中青年画家为《读者文摘》配插图，成为杂志的重要特色。
胡亚权当时所能做到的，可能就是为这本杂志的美术风格，定下了一些最基本的原则，而这些原则经过十几年的实践，成为了《读者》杂志的一种传统与规矩。
这种状况一直持续到了1982年7月，从西北师大美术系毕业的高海军到杂志编辑部报到，担任专职的美术编辑为止。
1983年，高海军正式接触版式，开始梳理与完善《读者文摘》的美术风格。
越保守越有力量
《读者文摘》的编辑模式绝对不是从第一期开始形成的。但首期的出刊，应该说找到了一些最初的基本形状。有的栏目从首期出版后，一直延用至今，已有20年。从这个方面你可以嘲笑这是一本保守的杂志。因为在改版风潮如此强大的今天，你大可以嘲笑《读者》的一成不变。但你不能否定的是，许多读了这本杂志十几年的读者，一直认可这些栏目。他们都用自己的喜好去支持着，并且不顾这种栏目20年一贯制的味道与精神。
当然说到保守，胡亚权还可以给你列举出许多比他们更为有名的杂志。美国老牌杂志《纽约客》创办75周年了，但它的创办人哈罗德·罗斯古怪地坚持着《纽约客》令人绝望的传统法宝。他几乎从来不允许在上面发一个下流的字眼，而且把任何色情的东西删节掉，坚守着杂志确立的理想一直到今天。但这本杂志对美国的文化和精神生活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这种影响越来越被意识到与感受到。他在解释这种力量的时候，用了七个字：越保守越有力量。
当然他所说的"保守"，与传统的保守无关，他所指的是一本杂志对于自己所确立的思想与形式的坚守。
《读者文摘》在首期推出"文苑"以后直到现在，几乎一成不变地出现在杂志的固定栏目与页码上。每期在杂志的第四页上，你可以固定地看到它，并且从来不用担心它会消失。这个栏目一开始只是想选择一些好看的有着一种意趣的文艺作品。他们在首期中推出的《灵与肉》代表着一种深切的人性的歌颂，当然也成为他们的一种代表。然而这种文风沉重的作品并不是他们所要表达的主旨，后来他们开始把触角延伸到了诗歌与一些译文上来，这些作品具有明显的人文色彩；此后又延伸到了以人性与人情味为主的故事，这些故事讲着一些基本的人类的道德标准。经过三到四年的时间，这个栏目形成了自己的风格，它所刊发的文章，大部分都有一个曲折的故事，蕴含着基本的发人深思的道理，或者是一种哲理味很浓的有关人生的各种道德价值的判断。
这就是这个栏目的味道。这种"味道"他们坚持了20年，从一开始就形成的感觉，他们没有放弃，也没有扔掉，这是一个很大胆的做法，因为他们坚持不变地沿袭着这种固有的风格，一直不变。令人不可思议的是读者对这个栏目的拥戴，他们20年如一日地寻找与接受着这种感受，并且接受着那里面人类的基本道德与做法。
他们对此认同。
在《读者文摘》初期的创造中，类似的栏目还有很多，如"青年一代"、"社会之窗"等。这些栏目目的明确、尖锐，也同样保持着各自的味道。这种始终如一的看似保守的做法，竟然成了许多人多年不变的一种阅读爱好，正如郑元绪所说：杂志在塑造着读者。
耐人寻味的是，《读者文摘》杂志"保守"到了十几个栏目坚持20年不变，都放在固定的位置上，杂志越变越简单，也越变越方便阅读。胡亚权对此的解释是，读我们的杂志是最省力的，同时也是最方便的，老读者最喜欢我们的一个栏目"漫画与幽默"，他们一般拿到手后不看其他的，而是一下子翻到第24页，直接去找。因为这个栏目就在这块地方。
这个奇怪的阅读与编刊习惯，也许只有《读者文摘》才配有，也才敢去有。
此外，他们还把选择的注意力放在一些实用而可读性强的内容上，包括工作和生活中的实用指南，对于秘闻趣事的人类共同的好奇的发掘，还有一些差点就快成为哲理的智慧小辑。他们的杂志一开始，就把自己的定位放到了一种可读性极强的有力位置。虽然少数栏目在办刊的过程中，慢慢地消失了，但更多的栏目，在找到自己存在的理由后留了下来，成为《读者文摘》最中坚的栏目与版块。当然，要成为保留栏目并不容易。在创刊时，胡、郑一致看好漫画这个栏目，认为这可能是读者最感兴趣的东西。然而，创刊号出版后却反应平平，弄得他们在选编第二期时几乎快取消掉这个栏目，仅选取了几幅很小的漫画，以此来表示他们的不甘。
到了第五期，他们意识到问题的症结所在，那就是当时国内的漫画太像投枪与匕首了，而且刺扎得似乎过于激烈，而文章的温情与睿智几乎消解。这不是他们的本意。胡亚权的"高雅"想法与郑元绪试图找到一处可以让人体味到一种幽雅的直觉契合了。他们认为，真正的幽默应是那种充满智慧、让人回味与体验人生的思想。这种想法最大的胜利就是，他们找到了"漫画与幽默"这个栏目的精髓：表达人类真正的幽默艺术。他们觉得当时国内的幽默太直露，一些段子只能叫做笑话，令人回味的部分太少。他们把那些国外的真正展示幽默的作品，集中地用两个页码刊载。这种趣味性的胜利，导致"漫画与幽默"成为最受欢迎的一个栏目，直到现在，许多读者只要一拿到《读者》，首先看的就是它。
更为可贵的是，早先确立的以介绍国内外优秀文化、宣扬美好人生为主的选择方式，可以说表现了他们惊人的预见力。他们两人对于美好生活的共同信仰，使他们放弃了当时盛行的那种以揭露"文革"时期各种丑陋为主的文艺形式。他们觉得，生活得太沉重的人们，不能再在一本杂志里沉重下去，应当感受到生活的美好，也应当看到一些理想的生活与人生。于是他们把拒绝选择沉重与各种让人感到累的文章当成一种信条。他们坚持的给读者提供一个精神上的乌托邦的理想，最终得到了人们的认可。民间曾有评论认为："这是一本没有痛苦的杂志，他所宣扬的只是人生最美好的一面，而不是坏的一面。人们从这杂志上感受不到痛苦，因为他所宣扬的是积极的人生与美好的未来。他主要给人以希望与启迪。他不鼓励灰色的理想，更拒绝对于人生抱持怀疑的态度。"
这种"阳光策略"成为杂志最重要的一个基本原则。
尽管20世纪90年代中期，一部分激进的年轻人，批评这本杂志是一本温情的有小资产阶级情调的杂志，是一本让人们相信乌托邦的杂志。面对此种批评，胡亚权说："他说的当然对，我们的杂志就是这样一本杂志。他批评的正是我们成功的东西。宣扬美好的东西如果是错误，那么这个世界上宣传什么东西是对的?"
杂志还有些重要栏目，来源于他们在创刊初期一些不成熟的想法，是在不经意中产生的。如那些小补白式的东西，他们后来命名为"意林"的栏目，当时只不过因为在文章编排过程中有些小空白要填上，而他们又觉得许多文章中只有几句话是他们想要的，是最重要的，于是他们就把那些话摘录下来，填补空白。
最经典的一句话是"送人玫瑰，手有余香"。这句话成为一句中国式的俗语。
这些充满哲理的小块文章与语录，受到读者的极大欢迎，于是就把这作为一个栏目固定了下来。这就是"意林"的由来。
这些渐渐形成的办刊理念，还包括了他们对于文章的思索性的要求。他们确认，文章要给人一种巨大的想象空间与思索的冲动。他们反对那些什么都说到了的文章，于是对文章进行必要的增删就成了一种必要的手段。可以说，他们的文章几乎都倡导一种朴素的作风，并且留有"空白"。
作为两个地处西北偏远地区的年轻人，对于世界的渴求超越了当时的地域。他们在杂志中提倡的包容性就隐藏了他们的野心。这就使《读者文摘》从一开始就体现出了巨大的空间感。而他们唯一的理由就是，过去国门未开时，人们都有些盲目排外，但国门一开，却又对自己失去了信心。这两种情绪都是不正常的。所以他们提倡一种不卑不亢的态度。他们理想中的杂志应当是，世界都是一样的，是一个共同体。
对于这种编辑方针的创立，反映最强烈的是市场。市场对他们的这些在当时看去并不太合时宜的思想进行了确认。
1982年时，杂志第1期已发到了16万，而到了当年第12期时，这本杂志发到了46．1万册。那一年总发行量达到了380．5万册。到1983年时，已经达到月发行量136万本。《读者文摘》在当年的中国期刊排行榜上开始出现在第14位。
而这只用了三年时间。
主编的实习期应当有多长
准确地说，彭长城只能算是第四个来《读者文摘》报到的编辑。
在他来之前，另一位编辑刚从这里离去，上学进修，后离开了杂志。从1982年元月开始，一干就是19年，彭长城成为呆在这个杂志时间最长的人。
身上有着浓厚诗人气质的彭，此前在轴承厂做过工人，1977年考上了兰州大学历史系。他一毕业，就来到了《读者文摘》杂志社。在他之前，编辑工作似乎分得并不太细，许多的规则还没有成形，也没有一个完整的计划。因为对于只有两个人的编辑部来说，许多事不需要制度和规矩，只需要流程。
但规矩与传统却在时间的延长中慢慢地确立。
彭来到杂志编辑部时，杂志已出满五期。报到的当天，胡亚权给他一摞自己初选出来的稿子，让他选稿。选稿对于一本文摘性杂志的编辑是一种考验，也是一项重要工作。当时老胡对于彭长城并不了解，同时也不知道他是否认同他与郑元绪刚刚确立不久的编辑方针。胡亚权还给了他1981年出的五期杂志，要彭先用一段时间研究杂志，从杂志里寻找到适合的编辑方针。胡亚权觉得有时候话语并不可靠，你把自己的意图说出来，对方也不一定理解。而最好的办法，就是把自己想要的那些东西拿出来，做一个样子，告诉对方，我要的就是这些。我不希望你可以做得超过这个样子，但起码你要与我的想法达到一致。
从某种意义上来讲，胡亚权是一个鉴别力超过他的表达力的人。他与郑元绪共同开发出了一套独特的适合于一本杂志的流程。彭的知性与偶尔的悲天悯人气质使他在选稿中总是一下子达到知性的边缘。他很快发现并靠近了这本杂志的某些表达方式。而他承认，这本杂志中的某些东西，与他的想象力相契合，他很快融人到这本杂志中。彭最初的工作是做辅发编辑，就是修改与压缩稿件，学习各种编辑方法。这样的工作持续到7月份，他才进入到正常的编辑工作中，每期与郑元绪共同选稿与编稿。
但是，胡亚权与郑元绪所倡导的编辑流程是一个完整的体系，它要求一个主发编辑所编发的不仅是杂志的某一部分，也不只是完整的一期，而是常年流淌的《读者文摘》之河的一小段。这是对一个编辑的整合能力的考量。作为一个主发编辑，你的个人爱好有可能会在一期里全部充满，但你却不能不考虑这本杂志所要求的综合的东西，因为毕竟这不是一本只是以一个人的爱好为主的杂志。
彭长城说："自己独立办一期杂志，其实是对自己综合能力的一次考验。我编这本杂志的时候，刚开始遇到的难题是一方面的稿子多了，而到最后却发现，另外的栏目的稿子却不太够。这种失重其实让我对自己产生了怀疑，也产生了一种自己就是一本杂志的主编的真实感受。"
每个编辑都是这本杂志的主编。这就是他们确立的杂志的一种新的编辑流程。
这种流程一直坚持到了今天。
为了坚持这种流程，当一位新编辑报到以后，他们必须先是去读大量的以前的杂志，然后开始协助拆阅信件。这个过程有可能是一年，有可能是三年，到了后期，胡亚权甚至认为，一个编辑可以在辅发的位置上做到四年以后才可以去主发。
新分到《读者》杂志的人，有四个人在辅发的位置上干满了三年，还有的人干满了四年。他们的学历都是本科以上，但实习期反而更长。
在《读者文摘》要想获得一个主发的位置，确实是一件很艰难的事情。胡亚权说："我们要的不是一个编辑，而是一个主编。你说一个主编的实习期要多长?"这是一个有意思的命题。
在《读者文摘》的编辑流程中，还包括了一个与其他杂志不同的编辑方式--组版，就是把每期的稿子先画在总设计样上。每次发稿，编辑先按照自己的设想与创意把版样画好，然后交给主编进行调整排序，不行的就抽掉；稿件定下后，再交给美编进行设计。美编题图配图后，设计出大样，再由主编签发；之后再去请人校对，主要是查地名、人名、引文等。
流程往往是枯燥的，但有可能正是一家杂志成功的一个重要因素。胡亚权对此解释："我们的流程是一种自创的做法，因为我们是一家不一样的杂志，我们当然需要一些不一样的做法，包括流程，包括我们的一些对于细节的创造，但这些规格与程式只有一个出发点，那就是要解放每个编辑的生产力，让他们把自己发挥得彻底一些......把自己的能量全部释放出来。"
两个《读者文摘》
《读者文摘》在中国的悄然面世，对于美国的那家同名杂志来说，却是一个很大的"刺激"。
这本600美元起家、创办于1922年的《读者文摘》，至今已有78年的历史，已是在127个国家拥有杂志、书籍、行销和投资营运的媒体王国。以19种文字出版39个版本，每期发行两千多万册，年收入超过20亿美元，是世界发行量最大的一家杂志。
一直关注中国期刊市场的美国《读者文摘》，终于在1981年底找到了借口。他们悄然拉开了两家杂志长达12年之久的争战。美国读者文摘公司总部于1965年创办了《读者文摘》中文版本，在香港发行十多万册，在内地大约有上千册的发行量。志并不在此的美国读者文摘公司雄心勃勃，他们的目标是对近十多亿中国读者的争夺。然而，让他们无法想到的是，在遥远的中国甘肃，竟然出现了一家同名杂志，而且这家同名杂志可说是占尽了天时、地利与人和。这对于一直把中国当成一个潜在市场的美国《读者文摘》中文版本，几乎是一个重大打击。
如何使中国的这家杂志不成为影响自己未来发展的一个重大障碍，美国读者文摘公司总部开始试图从法律上来解释对此事的看法，并试图用法律来使这家还在襁褓中的杂志就此消失。
对于一直熟练运用各种法律手段的美国人，这次在中国却遇到了许多难题。
1982年初，中国出版工作者协会副主席许力以先生突然收到了一封海外来信。美国读者文摘远东公司经理部韦克菲尔德先生在信中说："我们偶然得知，甘肃人民出版社出版了一份属于他们的杂志，使用了《读者文摘》这一中文名，......我们认为，这样做不正当，不符合国际版权协定。"请求许力以先生帮助他们，禁止甘肃人民出版社停止使用《读者文摘》中文名。
当时中国并没有参加国际版权公约。中国官方的态度是，报刊同名是一个世界性的现象，如何进行处理，在中国是一件新事，也是一件难事，而且也没有找到一个妥善处理的方法，因为处理《读者文摘》将牵涉到许多杂志的命运，同时也将为以后处理此类杂志的问题时作为一个可援引的案例。所以中国官方对于处理此事相当谨慎。
官方态度是先暂缓处理，待相关法律出台后，再去解决此事。
韦克菲尔德的信由中国出版工作者协会秘书处转交给《读者文摘》编辑部。
在当时的大多数国人看来，韦克菲尔德的要求是无理，甚至是荒唐可笑的：美国有了，有了中文版《读者文摘》，为什么中国就不能有自己的《读者文摘》?
甘肃人民出版社《读者文摘》编辑部代拟了回信的内容，由刊社直接答复，礼貌而坚决地拒绝了对方的要求。
面对中方的回答，美国人不以为然，又找不到适当的法律来解此事。这件事似乎就这样悄然无息地过去了。中方与美方的第一次交手似乎都找到了各自的理由。但却又都无法圆满地解决这件事，双方的心里都知道，真正的交手迟早还要到来。
当时谁也没有料到今后这本杂志的影响力会有多大。对于中国《读者文摘》来说，这件事似乎就这样过去了。但对于美国方面来说，争战才刚刚开始。
1982年8月，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四次会议在北京举行。8月23日，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商标法》。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以法律的形式确认和保护商标。
这项如今关系到千千万万的企业、出版物切身利益的法律的出台，在当时并没有引起国人更多的注意。在人们的观念中，商标很可能只是一些烟酒的标志，怎么可能会与一本杂志的名字相关呢?但远在大洋彼岸的美国读者文摘协会却凭其敏感的法律意识，敏锐地捕捉到了这一信息，以最快的速度为其中文版杂志《读者文摘》的注册向中国提出了申请。商标法规定，经商标局核定注册的标示为注册商标，注册人享有专有权，受法律保护，其他人不得使用注册商标相似或相近似的商标，授予注册商标依据申请在先的原则，而不论是否首先使用以及影响力如何。这条中国法律的出台使中方与美方的交战正式拉开了序幕。1982年12月30日，中国工商总局把美国的中文版《读者文摘》，作为第63类使用商品(期刊、书籍)，给予注册，同时发给第168794号商标注册证，有效期10年。
美国方面在悄无声息中占尽了先机，同时也为下一步与中方《读者文摘》商标纠纷定下了基调。
而此时中方的《读者文摘》与当时国内的许多杂志一样，并没有意识到这个新颁布的、于1983年3月正式生效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商标法》会同自己的杂志发生什么联系，因为在当时编辑部的认识里，杂志的名称并不是商标。
后来得知，美方申请时，我有关商标管理部门曾打电话通知甘肃方面。但那时机构混乱，通讯落后，究竟是何人接的电话，不得而知，这成了一件永久的憾事。
价值22元读书奖
《测试一本杂志成功与否与拥有的读者群是什么，对于一本杂志来说，至关重要。杂志办到第三年时，他们已拥有了每期150万本的发行量。编辑部时常收到各种各样的读者来信，表扬与批评的声音成为来信的主流。来信的力量强大到了让他们觉得不能再沉默下去了。读者的声音虽然无外乎两种，那就是时常有人认为，你的杂志办得不如以前，这是非常可怕的；还有一种就是认为现在的杂志非常好。听谁的?对于办刊人来说，已成为一个很重要的问题。这时候他们也迫切想了解一下《读者文摘》在读者中的真正看法与公信力。他们发现有的刊物开展了有奖阅读的活动，例如天津的《八小时以外》，效果不错。干脆就叫做阅读奖。好的点子就搬过来。《读者文摘》第一届阅读奖应运而生。题目全部出自前三年的《读者文摘》所刊发的文章中。奖品为价值仅22元的一部《辞海》，但对许多读者已有足够的诱惑力。
这个纯粹是一本杂志自己发动的阅读奖，却成为当年度轰动一时的新闻。
据说，在北京形成了两个交换答题的"市场"，一个是海淀区，一个是王府井。在这些自发答题的人群中，大部分是一些大中学校的学生与一些参加自考的人。北大的一位教授给他们来信，说："......一些学生最近常问我一些很奇怪的问题，题目很新鲜，有的具有相当的难度。我都有些回答不上来。后来才知道这些学生正在集体答你们的题。......"这位教授随信答了一份，但可惜的是，他并没有答对全部题目，自然没有获奖。
一个多月后，杂志开始陆续收到一些读者寄回的答卷。到年底，他们共收到92046份答卷。答案全部正确的有15120人。通过举办这次阅读奖，使他们有了另外一扇了解读者的窗户。
这次阅读奖的收获颇丰，既起到了对《读者文摘》的一次整体宣传包装，扩大了《读者文摘》的影响力；又真正摸准了读者的阅读倾向。
此后，这个奖成为《读者文摘》的一个惯例奖。他们每隔三四年就举办一次，到现在已办了六次；而奖品似乎总是不离开词典类的东西，先是《辞海》，到了最后奖励最高的一次也只是一本《简明大不列颠词典》与一套《读者》合订本。许多读者肯定不是冲着这奖品来的。这六次阅读奖至少吸引了中国一百多万读者参加，最少的一次也就是第一次也有九万多人，他们请了十几个大学生专门拆信，用了将近一个月的时间。他们每次附一份读者调查表，但许多读者可能对答题没有兴趣，而是把表寄回来。
《读者文摘》连续六次的阅读奖，成为了许多读者进行自我测试与自学的一次机会。作家肖复兴认为：《读者》正是依靠她的影响力，在读者中发动了一次又一次的读书运动。许多人通过活动，又重新开始了读书。这是一件功德无量的事。
通过这个奖，《读者文摘》杂志发现了上百个自己的铁杆读者。
那些铁杆读者保存着从创刊至今的全部《读者文摘》，有一位姓胡的先生甚至保存着好几个分印点的不同版本的同期杂志。胡亚权认为，应当让《读者》的铁杆读者得到一种殊荣。他们最新的计划是，"寻找《读者》铁杆读者"，并让公证处对这些读者进行公证。
当然他们找到了自己与读者间沟通的最佳点。
与张明敏相关音乐事件
封三在一本杂志中是一个不太会让人记住的版位，因为它通常都与广告之类的不重要的内容相连。而对于《读者》的读者来说，封三却是杂志组成的一个重要标识。
在这块版面上，每期会刊发一首歌曲，一首可能是当时不太时髦但却流行的歌曲。一些学生会固定把封三撕下，放在自己的某个本子上。有个学生从中学开始，把自己所能看到的每期杂志上的歌曲都收集了起来，现在他是一位普通的音乐教师，每个月，他会教给大家一首新歌，而歌曲就来源于每期的《读者》。
一位音乐家写一篇中国20年间的中国音乐方面的论文，找资料非常困难，别人建议他看看《读者》的合订本。他找来一看，大呼："简直就是一部中国20年简明音乐史嘛!"他最后写来信，建议把歌曲收集起来，出一本歌曲集。
代表一种事物的历史对于封三来说，确实有些言重了，但有一点却是不容忽视的，那就是这些歌曲几乎可以说是20年来所有引起过社会影响的歌曲的一个档案。
这个档案最初的起源与张明敏有关。
1983年，中央电视台举办第一届春节文艺晚会。
晚会轰动了整个中国。而与晚会一起轰动中国的却是张明敏的那首《我的中国心》。那是港台地区的首位华人歌手在中央电视台露面。中国刚刚打开，任何外来的新声音都会引起人们强烈的认同。人们的爱国心与强国梦开始涨升。在这种背景下高唱《我的中国心》，几乎感动了整个中国。当晚坐在各自家中的黑白电视机前观看节目的胡亚权与郑元绪，也被感动了。胡亚权跑到郑元绪家。两人相视一笑，几乎同时说出了同一件事，把这首歌曲抄下来，发到下期的稿子上。
这个无意中的感受成全了一个新的栏目样式。
但要想找到这首歌的曲谱与歌词却非常难。他们连夜给相熟的朋友打电话，看有谁把这首歌录下来的。当时录像机在中国还是一个很稀有的机器，能有录音机的人也很少。打了一晚上电话，才听说西北师大音乐系的一位教师录下来了。于是他们就找到他，请他记谱、记词。大年初二，他们把东西拿到后，却发现其中有一句的歌词听不清(主要是"梦萦"两个字)。第一届春节文艺晚会没有打字幕，这就给他们带来了麻烦。郑元绪后来给中央电视台打电话，那位负责此事的导演也说不清楚。最后他们决定先按照录音发表。
1983年2月号，《我的中国心》在封三上发表了出来。
《读者文摘》可以说是在中国最早发表这首歌曲的杂志。歌曲发表后，许多报刊纷纷转载，还有的读者专门为了这首歌而买这期杂志的。据说那期杂志很快脱销。许多学校为了组织学生学唱，还专门来电话，请求寄杂志。有很长时间，这句错误的词被人们唱了许久，至今有的人仍然认为是《读者文摘》上发表的是对的。
这首歌引起的轰动，使他们大受启发。他们觉得有必要再登一些优美的歌曲。但发表什么歌曲他们当时并没有一个完整的理念，甚至有一种碰上什么就发表什么的想法。后来陆续间隔着发了几期后，读者反映很好，还有人主动写信荐歌。编辑部商量了一下，觉得杂志应当在歌曲的推广上也进行一些努力，应当把这个栏目固定下来。当时他们有一个基本想法就是，杂志选发的歌曲旋律要优美，要有可流传性与经典性，同时要起到一种普及的作用，所以他们坚决摒弃了那些只有专业演员才能唱的难度很高的歌曲。
到了1984年，台湾的校园歌曲风靡一时，又是《读者文摘》首家开始推介，发表了大量的校园歌曲，与文本内当时大量的对于港台一些作家的宣传相映成趣，受到许多学生的欢迎。1985年后，这个栏目交给了编辑李一郎。李是个中规中矩的人，他对于歌曲的认识又是另外一种感觉，选发的歌曲开始向一种艺术性上拓展，而且大多是一些有多年历史的老歌。编年史的形式开始形成，这种爱好与取舍使《读者》选取的歌曲在某种程度上形成了一种新的特色。
到了20世纪90年代，封三的歌睦几乎成为《读者》的一个重要特色与标识。在设计上也开始标新立异，越来越大众化，并带着明显的包装色彩，开始配发优美的图片，全部使用简谱，给不会唱歌的人们提供了一个欣赏的机会。许多读者已把这当成一个完整的音乐资料库。1999年12月澳门回归时，他们收到了将近上百份传真，一些学校与单位来向他们索要歌曲。于是他们就配发了闻一多先生的《七子之歌》。此后每逢重大节日，他们都会发表一些宜传唱的歌曲。
这种偶尔为之的做法，替代了一部分专业歌曲杂志所不具有的普遍性。
《读者文摘》开始下意识地凸显出自己的一种独特风格。特色开始成为他们重点经营的一种理念。封三只是他们许多试验田里长出的一株玉米。
清查《读者文摘》"精神污染染事件的始末
杂志影响力的日益巨大，还没有为他们带来多少喜悦，就又再次给他们带来了新的麻烦。1983年10月，杂志再次遇到麻烦，比起刚创办时的那次风波，这次则要"严重"得多。
甘肃省委宣传部于7月份通知他们，杂志先暂时停刊，听候处理。省委紧急召见甘肃人民出版社总编辑曹克己，才知道《读者文摘》杂志被人告了，而且惊动了当时的中共中央总书记胡耀邦。
1983年初，全国正在整顿报刊与出版界的精神污染问题。有关部门整理了一个专题材料，题为《甘肃的(读者文摘)以大量篇幅宣扬资产阶级思想》。这个材料列举了《读者文摘》杂志从创刊号到1983年的二十多期杂志中，所刊载的一些认为"有问题"的文章，共三大"问题"。一是杂志上发表的一篇关于法国总统戴高乐的政治生涯的文章。文章讲述戴高乐总统主张欧洲复兴与反对美国的故事，同时包括个人人品的一些东西，但此材料认为，文章把戴高乐写得比一个共产党员还好。第二大问题是说《读者文摘》在1982年第9期的封三上转载了美国《芝加哥论坛报》组织搞的一次评选总统的民意调查，这个调查评出了美国历史上最佳与最差总统各十名。这个排名在美国1948年和1962年都曾经搞过。在这次评选中，尼克松成为了最差总统。但这份材料却给了他们一顶"大帽子"，尼克松是中美建交中的主要人物，刊载这篇文章会破坏中美关系。而第三条"罪状"则认为，《读者文摘》之所以能迅速引起人们的关注，并取得很大的发行量，主要就是杂志的办刊方针脱离了政治，所宣扬的一些人性化与国外的东西，有自由化思想的倾向，是一本宣扬"资产阶级的东西"的阵地。
这个材料写得火力很猛，大有把《读者文摘》置于死地而后快的意图。而更为重要的是，在当时全国清查"精神污染"的背景下，整理出这样一篇东西，使《读者文摘》很可能成为一个"靶子"或者典型。当时的中共中央总书记胡耀邦同志看到这个材料后，提笔批示给甘肃省委负责同志，让其亲自过问此事。当时这位负责同志正在中央党校学习，他当即批示给甘肃省委宣传部进行处理。
省委宣传部接到批示后，觉得问题很严重。《读者文摘》当时的影响力已经比较大，是省内唯一一份发行量超过100万份的杂志。省内对这本杂志十分重视，但出现这样的事，他们也不能马虎。为了慎重，当时的省委宣传部长聂大江，决定组织一个专家组，请大家对这本杂志进行全面评判。
《读者文摘》再次面临风雨。工作一下子停顿了下来。整个编辑部空气十分紧张，他们自信没有什么重大的问题，可是结果会是什么。谁也无法预料。而更让他们心寒的是，据说这个专题材料是由于一封揭发信引起的，而信恰恰是当地的某位领导写的。这位领导不太赞成《读者文摘》的办刊方针，把它看成是一本"有问题的杂志"。于是他授意部下，在每期杂志出来后，专门收集杂志上他们所认为的问题，并且把这些归纳整理出一份报告，递了上去。
身为出版社总编辑的曹克己身处漩涡的中心。见惯了各种风雨的曹克己摊开已出版的二十多期杂志，仔细对照检查被指称的问题。
编辑部的压力大到了极点。曹克己在全社大会上表态，说："如果这本杂志真的像他们所说的那样，出了重大问题，我负主要责任。"私下里，他又找到胡亚权，说："你们年轻娃娃不懂事，出了大的问题由我负责任；就是别人说错了，没有什么问题，你们也要自己提高业务水平。"同时要求他们不要有什么负担，把下期稿子编好，随时准备出刊。
十天后，省委宣传部聂大江部长召集一批高校的教授与甘肃省内的文化人，组成一个小组，对《读者文摘》的问题进行清查。兰州大学著名的民俗学教授柯扬与西北师大的甘棠寿教授分任正副组长。聂部长要求他们用三到五天的时间，把创刊号到当时为止的杂志全部看一遍，看究竟是什么问题，再向中央报告。
柯扬先生认为这是甘肃省比较好的一本杂志，可能有一些问题，但并不像专题材料所说的那样严重，而且专题材料有着"极左路线的味道"。他对那个专题材料的行文非常反感，但又不知道省委的态度，于是他就问聂大江部长："在查这本杂志的时候，要不要坚持我党一贯的实事求是的原则?"
聂部长说："当然要坚持，有什么问题，说什么问题!"
柯扬这才表示愿意承担这个任务。柯扬先生带着几个人，住在兰州大学的一个小招待所里，进行全封闭的审查。出版社拿来了两套很全的杂志，大家分头进行审读。
富于正义感的柯扬教授对专题材料中无事生非的做法深恶痛绝。他在回顾当时的情况时说："如果专门找问题，这个杂志肯定就完了，因为欲加之罪，何患无词?"他觉得应当本着实事求是、本着积极的态度对这本杂志进行审读。
他找来了甘教授商量。甘教授觉得甘肃好不容易有这么一本好杂志，不能成为极"左"思潮的牺牲品。两人商量的结果，是先拿出审查材料的框架，即把基调定下来。他们认为，先把成绩讲足，问题也要说清楚，第一块是创办以来的成绩，第二块是创办过程中发生的问题，第三块则是关于今后办好《读者文摘》的一些建议，他认为应当把重点放在第三块上。甘先生说："大合吾意。"最后又把全小组的人召集在一起，大家也都表示同意。
调子定下后，他们在审查的过程中，反而发现了专题材料中断章取义的问题。那份专题材料把杂志内互相无关的东西放到一起，而且上纲太高。经过三天的审查，最后他们形成了一个报告，这个报告肯定了杂志在新时期的贡献。当然他们也指出了三到四条问题，如对国外的某些政治家的评价"引用的是原文，因为没有处理，有些偏高的倾向；有的文章超过了当时人们的接受度"。还有一条意见是，一些漫画与小品没有什么意思，可要可不要。结论则是，应当珍惜这本杂志的存在。
当然审查小组最重要的一条结论是：同意让《读者文摘》针对上述问题进行整改，改进上面这些所谓的"问题"，还是可以办好这个杂志的。
这个报告的潜台词是杂志不能停刊，相反要更好地办下去。报告呈给了聂部长。
三天后，柯扬给他打电话，问他的意见，聂部长哈哈大笑，说："我们当然尊重你们的审查意见。"
柯扬悄悄地把意见告诉了胡亚权。胡亚权长出一口气。
当时社里面也成立了一个工作组，曹克己总编辑与当时的社党委书记马谦卿都是一个态度：找出错误原因，全力保住杂志。
甘肃省委宣传部经过慎重考虑，决定继续办好这本杂志。10月中旬，甘肃人民出版社接到省委宣传部的通知，杂志于第11期恢复。
此时第10期杂志报废。审查组的这个文件可以说是救了《读者文摘》。此事至此了结。
柯扬教授回忆当时的情况时说："文革刚刚过去，我们不能太健忘了。我们不能因为上面有批示，就认为这件事错了，而不顾事实。"
当年参与此事的许多工作人员，到现在都说自己挽救了杂志。他们把这当成了一种"荣誉"。
10月25日，1983年第10期与第11期合刊出版，《读者文摘》杂志再次艰难起航。
胡亚权离法
连续出现的数次风波，对脆弱的《读者文摘》来说，冲击力巨大。胡亚权与郑元绪这两个自觉距政治较远的人，却几乎每次都因为政治问题而受到冲击。这种教训让他们对自己的一些选稿标准开始进行微调，强化自己对于敏感题材的远离意识，强化杂志的精神化倾向，在关注处世交友、协调人际关系等题材的同时，更着眼于通过文章、插图、版式的有机配合，使杂志弥漫一种气息，创造一种氛围，使人们可以感受到一种宁静与平和的心境，寻找到一种对于生活的热爱的理由。
《读者文摘》在风波过后，开始重新变阵，强化自己的真善美的基调，远离所谓的潮流，寻找到自己所倡导的与办刊宗旨相一致的热点；并且不赶潮流，不追风，不发表那些经不起推敲但却又轰动一时的文章。一句话，不在风口浪尖上跳舞，不作弄潮儿。
《读者文摘》的每一步变革，似乎都是在外力的巨大推动下开始进行的。这似乎又是杂志的一个悖论，但他们却在下意识地向着那个方向走去。在这次调整中，他们的重大变革开始了，一本杂志最重要的东西开始呈现出来。他们开始把视角由外转向内，在加强选发海外的一些译文的同时，大量介绍港台地区的一些流行作家的文章，制造杂志新的"视点"。1984年第3期，他们便以《沙漠中的仙人掌》为题，首先介绍了台湾女作家三毛，以后几年又陆续刊登了她的代表作。此后，他们还率先介绍了琼瑶、刘墉等人的作品，是当时国内最早推介他们的杂志之一。国内许多读者了解这些港台作家就是从《读者文摘》上开始的。
但到了后期，当这些人的作品风行校园时，杂志不再去推波助澜，而开始又去寻找自己的新的视点了。他们的选择有时候有着明显的"偏颇"，如在当年国内争议最大的诗人汪国真的问题上，《读者文摘》的推荐与介绍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读者文摘》至少刊发了汪国真的各种作品十几篇。他的诗歌作品大量地被读者转摘到自己的笔记本上，而来源除了汪国真的诗集外，大部分都是从《读者文摘》上翻摘而来的。当后期人们对汪国真谤毁最多的时候，杂志还是坚持发表汪的作品。胡亚权认为，20％以上的中学生读者并不讨厌他的作品，我们所传扬的是作品，而不是什么人与人之间的谤毁。而这种坚持有效的一点就是，《读者文摘》在当时赢得了许多汪的铁杆读者，同样，这些人也成为了杂志的基本读者。
在制造杂志自身的热点上，编辑部渐渐形成一套独特的"升级理论"，这种理论与电脑软件的升级法则近似，他们的升级法则是，在所有的报刊开始跟风的时候，我已经推出了自己新的"卖点"。
1984年似乎就这样无波无澜地过去了。
但事情并非如此顺利。在处理"精神污染事件"时，上面还有一个意见，就是要把杂志的班子调整一下，这也是对杂志的一个处理。曹克己总编辑把这事压了下来，他想等等，把这事拖过去算了。同时他也不想给人造成一种感觉，因为调整等于承认杂志是有问题的。但事情并不那样简单。到了年底时，上面再次要求给个说法。曹克己与副总编辑张九超商议如何办?张个性梗直，对《读者文摘》的情况较为了解。他认为杂志的发展要保持人员的稳定，如果中途换将，将对杂志的发展出现不可预料的影响。他力主将胡亚权留下来，但上面对此不置可否。张九超建议干脆把胡亚权调到甘肃少儿出版社担任总编辑。他们的想法是，既然你们不同意胡在《读者文摘》继续工作，那我们干脆一步到位让他担任一个社里的领导工作，总不会再否定了吧。结果胡由一位普通的编辑，一步到位连升两级。但出人意料的是，上面竟然对此没有任何意见，胡的任命批了。胡亚权对这个决定感到很突然，也能理解，只是要他忽然离开自己一手参与创办起来的杂志，对他来说有一种说不清的滋味。
那几天一向很活跃的他沉默了。郑元绪对他的调离，也感到很失落。四年多来，两人形影不离，坦坦荡荡，就像一对亲兄弟。而且这份事业对他们来说，几乎是共同的。现在忽然要让一个人离去，等于撕开了这个整体的一块。郑元绪是个重感情的人，那几天大家都竭力不去说这件事，都在默默地做着自己的事，像怕碰疼了某一块伤口。
1984年第12期发稿后，胡亚权的使命似乎结束了......
郑元绪、彭长城、高海军三个人在一家叫做"景阳楼"的地方，为老胡送行。"景阳楼"是兰州城里的一家古店，此店为一山东人所开，取义为当年武松过岗的故事。以前，编辑部时常来这里小聚，今天却得为分离而举杯了。胡亚权竭力作出一副无事状，一直闷着头在那里喝酒。一杯接一杯，酒喝得痛快，也带着种悲壮，似乎想让自己喝醉了。虽然胡亚权此后还将与大家在一栋楼里办公，但他却觉得自己与这本杂志的命运一下子隔开了很远，眼睛一直湿着。到最后离开的时候，郑元绪问他还有什么要交代的，他一再叮嘱高海军："坚持竖三排，轻易不要改。"
美术编辑高海军郑重应诺。
胡亚权于1985年初调离《读者文摘》，出任甘肃少儿出版社总编辑。
"精神污染事件"后，甘肃人民出版社为了加强对杂志的领导，决定成立编辑委员会，指定由出版社副总编辑周顿担任主编。这是《读者文摘》杂志历史上的首位主编。此后由出版社派出副总编辑兼任《读者文摘》杂志的主编，成为甘肃人民出版社的一个惯例。这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出版社对这本杂志的重视，同时也表明了杂志在出版社的地位。
周顿作为首任主编坦言自己只是扮演一个踩刹车的角色。当时他的主要任务就是过滤掉杂志内容上的一些"政治因素"。这种过滤使杂志的政治倾向开始淡化，并越来越向单纯的人文主义回归。这种对于办刊方向的校正，使杂志本身的人文主义色彩越来越浓，并向着她本身所追求的方向靠近。
"乡绅的历史"
对胡亚权一生影响最大的是他的故乡。
每个人都有一个自己的故乡，但这个故乡对于胡来说，却并不仅仅是一种回忆中的历史，而是一种精神成长史。
他的故乡在甘肃武威，古称凉州。
这个名字对于许多人来说，是一种想象力的延伸与诗歌历史的镜像。看到这个名字，犹如看到一种传说。许多人终其一生也没有到过这个曾在很小的时候在诗歌中发现的地域。但对于胡亚权来说，这里的黄土与风沙孕育了他。
每个人都会在多年后回顾历史。但历史对于每个人来说，都有着不同的书写方式。这里所说的是一种地域。我时常关注到，当人们谈及《读者》的某些所谓的隐秘时，胡亚权的解释是：请你们沿着丝绸之路去走一走，去看看敦煌、看看阳关、看看古道......回来后，你们就会得出结论。
去过的人很多，但得出结论的人是谁?
他把一种东西的成长归结于历史与一块地域。而把一种心灵的成长，作为自己的一种积累。
而这块故乡，就是西北。西北是什么?
是我们在某个时刻对于一块遥远地方的猜想，还是一首诗在我们内心想象的伸展?对许多的人来说，西北也许仅是个人想象力的文化代码。在这块显得过分遥远的西域，有无数的人把这儿当成了个人理想与野心施展时的跑马场。他们都带着一种看似可笑的天真和无数的好奇，站在我们的身前，呵呵地狂笑着。这些人站在这儿的一块沙地，望着孤独的炊烟、黯红的圆太阳，在西倾的姿势、稠密的风沙和无尽的意象中，试图找到属于自己的世界。带有极端个人英雄主义的探险者，在这儿的山上行走，他们在想象中对于这儿的精神占有，总是让世界目瞪口呆。这些人有的留下了姓名，有的留下了舌头、谣言和无数的以讹传讹的书籍。谁都想从这儿发现些什么，谁都想把自己的名字留在这儿。每个曾经涉足此地的人，都想告诉我们，他们所发现的西北。于是，我们就活在他们认为的西北之中。这使庞大神奇的西北，有了许多的带有个人色彩的文本。几乎每个看到西北的人，都想把自己认为的西北留下来。
西北如果剔除了这些额外的东西，还会剩下些什么呢?
那个隐在诗歌与历史中的凉州，在汉时就弥漫着一种历史的大气象。国家与朝代，争夺与纷乱共同在揉搓着凉州的历史。而丝绸之路的开通，除了驼铃响彻古道外，我们还能看到些什么?距凉州一百多公里外的隋炀帝举办六十国国际大会的地方，叫做张掖。更早些的800年前，凉州的边缘上曾建过一座为被俘的古罗马战俘所建的古城，那座城市叫做骊千，现在叫做永昌县。民风流俗就这样碎裂着、成长着、弥漫着，文化的东西开始积淀下来。更重要的是对于文化的理解也留存了下来。
尽管随着边防的前移，凉州开始成为了内陆，开始进入了长久的沉默期，但一种文化的东西却偶然闪烁在民间的田间地头。
西北人是些什么样子的一族呢?
他们可以永远笑着去过一种艰焦的日子。
他们可以一个人看着远处的太阳一天天发呆。那些诗意的东西永远地搁在每个孤独的心灵深处。
但西北人的孤独却是永远的文化上的孤独。
这种孤独如同种子，无法预知它们会埋在哪颗心灵里，等待发芽。
胡亚权出生时，西北仍然居在历史中。只是过去的辉煌开始被风沙掩盖。凉州再也没有放肆的诗人执剑西行。原来的历史前沿成为内陆。敦煌已被一位叫做斯坦因的探险家盗掠过两次，一门新的举世显学刚在国外兴起。敦煌即将成为世界瞩目的一个艺术中心。而凉州，那个小城，对于他来说，也是遥远的一种想象力。1944年清明节，他出生在凉州城边上一个叫做双树沟的一普通农户家里。那时候，这个城市已改名叫做武威县。
他睁开眼睛看到的不过是一段新的历史而已。
而此时，美国《读者文摘》已创办二十多年。中国几乎没有多少人知道这本杂志。
没有人会知道37年后，这个小男孩会与中国的一本同名杂志的命运相关。
胡家是个耕读世家。
佛教有一句话，凡事随缘皆有味。人生在世，总似有冥冥上苍授予某种缘分。而胡认为，对他来说，便是与书之缘。
胡自小喜爱读书，这样的孩子在农村讨人喜欢。四五岁时，他的叔叔就把他放在肩上，教他背《三字经》、《百家姓》。那时候胡不识字，也不解其意，只是背，觉得文字有着一种令人生津的味道。就有些上瘾地去背那些东西；长大了，才知道那是两本古代著名的启蒙读物。在中国的许多读书者中，"有种先结婚后谈恋爱的读书症"，即在不懂得的时候，开始接触并记住了那些"圣言"，许多东西就这样被积累起来了，尽管不懂，但那些储存在记忆中的东西，却在等待着被某一天理解的时候。
胡的读书方式杂乱而且无序，遇到什么书读什么书，这种杂览使他像一块海绵，把许多东西都吸收了进去。在中学时，他竟然读完了王云五先生的"万有文库"等。这种杂览使他的综合知识比同年龄的学生高出一大截。
他无法解释自己为什么喜欢读书，而且是一种下意识的选择，遇到什么书，他都期待去读完它。多年后，胡都认为这可能是一种"病"，但也可能是一种习惯，叫作读书癖。
在这个小村子里，这个农民的孩子竟然喜欢绘画。这种爱好对他来说，也是一种不可思议的举动。他觉得如果有原因，可能就是好奇吧。村里人家在做家具时，会在家具上刷涂各种图案，大红大绿间反映出一种世俗的幸福。这些图案让他产生了兴趣，但喜欢是要付出代价的，即使是一毛多钱的纸笔，在当时的农村也是一件奢侈品。
他家的院子修在黄土地上，黄土上画画，不用纸笔。很多次磨破手指，自己也不觉得痛。上到小学三年级，母亲看他画得仔细，就给他买了一张四开大小的白纸，让他去画一张画。胡欣喜不已，于是到小学旁边的庙里拓临一张古代壁画的局部，那是两只梅花鹿。
这可能是胡最早的一幅"作品"。
三十多年后，他返回老家，竟然在家里的土墙上看到那幅临摹画，是母亲贴的，总不让别人取下来。
但他的命运却总是充满着某种"阴差阳错"，甚至处于一种"误会"状态中。他对于自己的未来也总是处于一种即兴式的选择中，他从来没有设计过自己。但他相信，一个人一生总是在为某件事情而活着。尽管你不可能知道那是件什么事，但他知道，自己一生都在向着某个目标前进。
中学毕业，要填报志愿。心高气傲的他决定只报北京大学与清华大学的物理系，因为他只对这两个学校感兴趣。但填报志愿时，规定要选三个，填完了两个志愿的胡，还空了一个格子，老师说，填满它。但选择什么专业呢?当时他想，要选就选一个好玩的专业。他发现兰州大学竟然有个专业是地理系，那时候他不太了解地理系是什么系，只觉得这专业好，可以游山玩水，就"游戏"似地选了兰大地理系。
但发榜后，他没有想到，自己竟然被这个专业录取了。
等到了解这个系并不只是"游山玩水"后，他有些后悔了，但胡亚权此时已无力改变，也只好顺其自然。在校四年，他读了大量的书。兰州大学图书馆藏了许多世界名著及各种孤稀珍本，只要能读书也是对这个"游戏"似的选择的一种补偿。如同捏在手里的沙子，稍一松手，胡亚权隐藏着的那部分才华就显露出来了，出黑板报，绘画，组织各种沙龙式的活动等，他用这种特别技能交换了到兰州大学图书馆书库自由看书的特权。
1968年大学毕业后，当时的"最高指示"是，到基层去，接受工农兵再教育。目的地是5385部队安西农场。戈壁滩上，四野苍茫，人迹罕至，报纸要几天后才能收到，大学生学员们要靠听收音机收听新闻。胡亚权分配在农场的二连。闲不住，就鼓捣着与大家一起，办起一张油印小报。他们从很远的县城购买来一张油印机纱网和一小盒油墨，找来一个竹片，用刀修平；有一位陕西来的大学生从行李中找出钢版和铁笔，一个小型的印刷厂便诞生了。每当有重大新闻，最高指示，晚八时新闻联播开始，全班就一起上，有人收听，有人记录，有人刻版，有人裁纸，有人印刷。第二天天一亮，二连出的号外便分送到全农场方圆几公里外的其他几个连队，真有点像出了一张小报。胡而加相佑的县印刷序 用寸件耍将蜡纸与纱网罔常下而一块从窗子上拆下来的玻璃片，油墨均匀地刮过纱网，一张清晰的印刷品就出来了，品质不亚于油印机所印。
这些基本的锻炼，似乎就是某种事业的前期准备。人的一生，有时你偶尔回头看一眼，许多以前做过的一些事情，是否就是你现在从事的某种职业的前期训练?巧的是，在这个农场的七连，清华大学毕业的郑元绪也在同样地劳动锻炼，但两人却不认识。
1970年，大学生们再次分配，胡亚权到了金塔县农村毛泽东思想宣传队；郑元绪到了酒泉县农村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又在同一个地区，他们仍未见过面。
又是一年半。1971年8月，胡亚权被分配到甘肃省毛主席著作出版办公室，简称毛著办。当时出版社被撤销，只出毛主席著作。胡亚权的分配算是非常照顾，因为他的同班同学兼妻子在兰州大学印刷厂工作。郑元绪则被留在了酒泉县轻工业局，四年后才调到甘肃人民出版社。
这就是胡亚权人生的两次重大"偶然"。但人的一生真的与偶然相关吗?
胡亚权认为自己的一生正是偶然的结果。
他来到出版社，先是被分到新华书店去卖书。而他曾经在农场参与办小报的经历，使"偶然"出现"多米诺效应"：总编室据此把他调去编辑出版社的一份内部刊物《出版简讯》，这是胡办的第一份"杂志"；由此，又出现了另外一个新机遇，曹克己同样因为"听说"他有办报与办刊的经历，而再次授命他参与创办《读者文摘》杂志。如果这还是一种偶然，那这种"偶然"是一种什么样的机缘呢?直到今天，我对胡亚权仍然很不了解。他不喜欢谈个人的事，许多记者要采访他，他的回答全在工作方面，私人问题免谈。这本书里的素材是好不容易从他自己写的一些发表在报刊上的谈编辑体会的小文章中提取出来的。他以"农民"自居。有一天杂志社去甘肃漳县贵清山采风，当地农民对他说，你来过这里。老胡问，我来干什么?农民说，收蕨菜嘛。
他不善言谈，但说出话来总是一语中的，时有妙论。比如他会突然问道，你知道世界上最难做的一道菜是什么吗?正当你苦苦思索时，他会回答说叫"随便"。他崇尚智慧的东西，有一次他看电视剧中有"楼上客房"四字，便出了一副上联："楼上客房请房客上楼"，据说至今没有下联。
他喜好钻研。一件陌生的事，一旦成功，定会出人意料。
他好像有一种天生的预知能力，对行业的发展作出精确的判断，但他只认为自己是一个实践家。
有一回他问我，一个人什么时候才有了思想，不等我回答，他已说出自己的见解：当两岁小孩子会说"不"的时候。并说这是我从小孙子那里学习到的。
他可以每天处理几十件事，而主次分明。可以一边与别人聊天，一边写他的文章报告，构思不乱。
他性格耿直，不说假话。年轻时有点目中无人，也开罪了一部分人，甚至影响了仕途。别人说他"专爱犯上"，老胡答日，还有一句重要补充，"绝不作乱"。
他的生活态度是简单再简单，抽的烟是一块八毛一包的兰州产"海洋"牌，他推崇的食谱是"生菜，熟肉，稀饭，馒头"。
这里要说一段轶事，我与广东德生电器公司总经理梁伟因慰问边防军而相识，给他看了一部分初稿，没想到他连夜驱车从广州赶到深圳，告诉我一个有关老胡的故事，故事的名字叫"汤加王国"。
原来，老胡的夫人是兰大职工，从20世纪70年代起，他们就住在兰大一字楼。那是一座筒子楼，一家一间住房，门口用砖头垒一个土台算是厨房，厕所公用。楼上住的几乎全是讲师，有孩子的中年骨于。二楼有5家近邻，因孩子们的往来而关系密切。这5家人，有3家后来都是夫妻双教授甚至双博导。他们的孩子们可以自由选择睡觉的地方，4家孩子上小学要由一辆自行车由家长推着去送到街对门的小学校。大年三十，5家人聚在一块，带上各自的饭菜，一块儿放鞭炮守岁。有一回，其中一家的数学系的朱正佑教授生病住院，大家轮番看护，当他从死神那边返回时，昏迷之中说，我是汤加国王。此后，他们开始把这个称号固定下来。奉朱先生为国王，朱夫人程昌钧教授为王后，马教授戴教授夫妻、刘教授封教授夫妻被封为物理大臣、化学大臣，胡亚权邝淑文夫妻被封为宣传大臣，兰大组织部秦家凤是军属，她和丈夫、新疆军区后勤部乔副部长被封为国防大臣。孩子们有王子、公主之封号，且有自制证明。这几家人后来都陆续离开了兰州，有的孩子已出国深造，留在国内的也都已成家立业，还颇有些出息。每年过春节，他们总要电话拜年，回忆那些艰难岁月中的好日子。老胡说，那个年代的人就是那样可爱。现在有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