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帝王
有一位伟人曾经在一首诗中有这样几句：“惜秦皇汉武，略输文采；唐宗宋祖，稍逊风骚；一代天骄，成吉思汗，只识弯弓射大雕……”在中国的古代史上，能被称之为名君的，寥寥可数。也只有上面几位，在读起他们的故事来的时候，才能给人一种很特别的感觉。那么，他们所给出的感觉是什么样的感觉呢？
这就是帝王之道。
第一节 秦皇汉武
历史上第一位皇帝
说到皇帝，我们的脑子中出现的第一个概念就是秦皇汉武。秦皇是中国的第一位皇帝秦始皇。而历史是把秦始皇作为一个名君来说的，秦始皇作为中国封建历史的第一位皇帝也的确可以称得上是一位雄才大略的帝王。他灭六国，一统河山，结束了春秋战国战乱不断的局面。然后对大一统的河山做了一个大概的规划和管理，对尚不完全归顺的臣民们做了一系列的规定，并且这种规定一直在中国执行了二千多年。秦始皇这方面对历史的贡献是不可磨灭的。
秦始皇出生在战国时代。而战国时期的各国之间的兼并战争比春秋时更为激烈和残酷，规模也更大。各大国都拥有雄厚的武装力量，三晋、齐、燕各有带甲之士数十万人，秦、楚两国的军事力量更为强大，有“奋击百万”。作战时往往是大量出动。战国末秦、赵长平之战，赵国出兵40余万，最后被秦将白起全部坑杀。秦为了灭楚，动员兵力达60余万人之多。春秋时的大战，有时数日即告结束，战国时则短者要数月，长者可以旷日持久达数年。战争中消耗的人力、物力更是惊人，有时一次战役中被斩首的士兵便达数万乃至数十万。正如《孟子》所说：“争城以战，杀人盈城；争野以战，杀人盈野。”战争的残酷性由此可见一斑。而在一次大战损失的物资则是“十年之田而不能偿也”。
秦始皇的出生和他的父亲子楚做人质有着直接的关系。公元前266年，正值秦昭王在位，他是秦始皇的曾祖父。这时宰相范雎提出了“远交近攻”的兼并方针，得到昭王采纳。秦昭王一面大力进攻与秦接壤的韩、魏二国，一面通过与赵结盟来破坏三晋的联合。按当时惯例，成盟之后要互送人质，用来表示互相信任。人质往往由国君的儿子或孙子充当，故又称“质子”。秦、赵两国成盟后，秦始皇的父亲便被作为质子送到了赵国，他的父亲名叫子楚。秦昭王的孙子，太子安国君的儿子。安国君叫柱，妻妾众多，仅儿子就有20多人，子楚排在中间。子楚的母亲叫夏姬，安国君不喜欢她。母亲不受宠，自身又非长子，所以子楚便被充作了质子。到了赵国首都邯郸后，秦国无人问津，赵国也就不把他当回事，以至于生活窘迫，受人鄙视，成为一个流落异国的寒酸公子。比起其他的王子来，是很凄惨的。
历史也总算给了子楚补偿，就在此时他遇到了一位人称“阳翟大贾”的投机商人。名叫吕不韦。也正是这个人改变了子楚的命运。
吕不韦从事投机生意多年，往来于各国都市，贩贱卖贵，成为战国时期的著名商人。由于商业投机受政局影响甚大，所以吕不韦在多年的经商生涯中也练就了一双敏锐的政治眼光。因此，当他见到子楚时，便立即发现了他的投机价值，他认为这是值得冒险的。
吕不韦作为一个投机商人，对秦国宫闱的内幕了如指掌。他知道安国君最宠爱的姬妾是华阳夫人，但美中不足的是华阳夫人没有儿子。如能通过游说华阳夫人扶持子楚得到王位，那自己就可以“定国立君”之功大发一笔政治财，投机商人果然有他独特的眼光。
吕不韦作为一个成功的商人，是非常有气魄的，他一次就拿出1000金，500金交给子楚，让他改善处境，广交宾客；500金用于采购珍奇玩物，自己带上西游秦国。
吕不韦到秦国后，并没有直接去见安国君和他的夫人华阳，而是先拜访了华阳夫人的姐姐。吕不韦使出浑身解数，把子楚吹得天花乱坠。说子楚胸怀大志，是一个抱负远大的青年；说子楚身居异国，日夜思念的是安国君和华阳夫人，常说“夫人就是子楚的天，是他的亲生母亲”，往往到深夜还在流泪，不能入眠。这些近似肉麻的吹捧加上一份厚礼，通过华阳夫人姐姐之口，传到华阳夫人的耳边，逗得华阳夫人心花怒放，对子楚顿时好感大增。
吕不韦以一个商人的精明，巧妙地利用了华阳夫人的弱点，通过华阳夫人姐姐的攻关，达到了事半功倍的效果。终于为子楚取得了秦国的王位继承权，而吕不韦则被请为扶助子楚的师长。
从秦都返回邯郸的吕不韦，踌躇满志，与子楚广交天下豪杰，只等子楚坐上王位，再大展宏图。
然而，天有不测风云，秦、赵关系这时却发生了突变。昭王四十五年，秦攻占韩的南阳，使韩和其上党郡隔绝。郡守冯亭便以上党降赵。秦、赵为争夺上党郡便发生了有名的长平之战。公元前261年，赵派大将廉颇坐镇长平抗拒秦军。廉颇深沟高垒，固守不出，秦军欲进不能，两军形成长期相持的局面。
这种对抗的态势，对子楚的生命安全和吕不韦的政治投资构成了直接威胁。
吕不韦在这个时候，又再次利用其精明的头脑，选取了一位能歌善舞、国色天香的赵国女子同居，姑娘出身邯郸富豪，史称赵姬。有一天子楚去拜访吕不韦，一见到赵姬便情有独钟，当场提出索取要求。这正是吕不韦所想达到的目的。他虽然为局势搅得心情烦躁，且知赵姬刚刚怀孕。面对子楚的无理要求，虽心里很是恼怒，但想到自己的全部家当都押在了此人身上。况且赵姬腹中若为男儿，如果移花接木，岂不可一箭双雕？于是便爽快地将赵姬送与子楚。赵姬便隐瞒身孕，和子楚生活在一起。
秦昭王四十八年正月，赵姬生下一子，即为秦始皇帝嬴政。因他生于赵都邯郸，故以赵氏为姓，又因正月出生，便起名作政。赵政归秦后才改秦姓嬴。生子之后，赵姬也被子楚立为夫人。
历史好像已经厌倦长年的征战，需要一位有能力的人来解决这个问题了。秦孝文王正式即位3天便死了，接着便是子楚继位，是为秦庄襄王。但是庄襄王也不长命，即位仅3年也去世了。庄襄王三年即公元前247年，13岁的少年嬴政顺顺当当地登上了秦国王位。
吕不韦的投资，使嬴政大受利益。
秦始皇是一个十三岁的小孩，还没有亲政的能力。这期间的秦国政权便落在了母亲赵太后和相国吕不韦的手中。这就使得与君权对立的两大政治集团的势力得到了恶性膨胀。
面对两大政治集团的弄权示威，逐渐长大了的秦始皇在亲政前表面上一直采取了忍的策略，暗地里却做了扫除两大障碍的充分准备，表现了一个英明君王的高超的斗争艺术。
秦王九年，按秦国制度，秦始皇到秦故都雍城的蕲年宫举行加冠典礼。和太后私通的嫪毐乘机用秦王的御玺和太后玺发动暴乱，企图进攻蕲年宫，杀死秦始皇，然后自己做王位。岂知秦始皇早有戒备，立即命令相国昌平君等人率军平叛，活捉嫪毐。九月，将嫪毐车裂，诛灭三族。同党骨干20余人皆枭首示众，舍人被判处徒刑，受案件牵连的4000余家全部夺爵流放蜀地。对生母赵太后秦始皇也没有丝毫的留情，两个私生子皆被处死，她自己则被隔离在雍城阳宫监视居住。对此群臣纷纷进谏，认为君主断绝母子私情有违国统人伦。对大臣的进谏，开始秦始皇一概拒绝，并下令：凡为太后求情者一律斩首。结果进谏者一连被杀27人。最后还是足智多谋的客卿齐人茅焦用激将法说服了秦始皇。
秦始皇问：“你不见台阶下积的死尸吗？”
茅焦从容不迫地答道：“臣闻天上有28宿，阶下现在才死27人，我来就是想凑足28宿之数，并不惧死。我听说活着的人不要忌讳死，当国君的人不要忌讳亡国。忌讳死就不可以得生；忌讳亡就不可以得存。生死存亡是圣明君主急欲知道的，难道陛下就不想知道吗？”
秦始皇问：“你这是何意？”
茅焦说：“陛下酿成大错，难道还不自知？隔离生母，有不孝之行；处死谏士，有暴君之举。如天下人知道此事，就会逃离秦国，无人愿为效力，臣恐怕秦会亡国，暗为陛下担心。我的话已完，请陛下杀吧！”
秦始皇大概也考虑到自己刚刚亲政，政权尚未完全稳定。如果连自己的母亲尚且不能容纳，确实容易招致天下人误解，这才接受了茅焦的劝告，对他的母亲稍微“好”了点。
秦始皇接下来的事情就是处理吕氏集团了，在这个过程中，他表现的非常有雄才大略。
嫪毐事件其实已经牵扯到了吕不韦，秦始皇也早已感到了吕氏集团对自己君权的威胁，但秦始皇并没有一鼓作气乘机铲除吕氏集团。
秦始皇是有他自己的道理的，吕不韦不是嫪毐，他辅佐先王继位，又任相国多年，在秦国根基非常的深厚，如果操之过急，不免欲速则不达，自己反被吕氏推翻。
公元前237年，即秦王十年，秦始皇根基已稳，于是开始逐步解决吕氏集团的问题。他先是免去了吕不韦的相国职位，将其轰出咸阳，赶到封邑洛阳居住。一年后又果断决定置吕氏于死地，以绝后患，派人去洛阳逼吕不韦服毒自尽。吕不韦死后，他的家人不分男女老幼，悉数到官府为奴，宾客或驱逐出境或削夺爵位，还有的流放边郡，手段非常的残忍。
秦始皇亲政不久，顺利铲除嫪毐、吕不韦两大敌对势力，巩固了君权，为其实现统一大业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秦始皇在国内局势稳定后，立即开始了统一全国的准备工作。这个时候，秦国的国力是战国七雄里最强大的。
在战国七雄中，秦国是唯一能够担负起统一全国的历史使命的国家。而秦始皇又有他自己的雄才大略，历史就这样顺理成章了。
秦自秦孝公任用商鞅经过变法，成为新型的地主阶级政权，一百多年来，变法的成果始终沿袭不变，经过六代先王的努力，疆域不断扩大，国家日益富强。到昭王末年，属于三晋的上郡、河东、上党、河内、南阳等地都被秦攻占。秦南面有巴蜀以及汉中郡、黔中郡、巫郡。疆域之大，六国没有能与之匹敌者。尤其是中原的不少经济、文化先进的地区大都为秦攻占，大大增强了秦的实力。而这时关东六国势力已大大削弱，像韩、魏两国甚至已向秦称臣，秦国对六国的斗争已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
在统一六国的过程中，秦国没有改变原来的“远交近攻”的既定战略，在此基础上又采取了尉缭制定的采用间谍战分化瓦解、各个击破的方针。这套方针有效地瓦解了各国的抵抗，秦的统一大军势如破竹。
秦始皇首先选取了最弱小的邻国韩国作为进攻目标。秦王十四年韩王献地称臣，秦王十七年，秦军攻韩，彻底把韩国给灭了，把韩国的地方设为秦的一个颍川郡。
秦王十八年，秦兵分两路，趁赵国发生严重饥荒之际，大举攻赵，一举突破赵都邯郸，俘获赵王。唯有赵公子嘉带数百人逃到代郡(今河北尉县一带)，自立为代王。此时秦始皇已32岁，自9岁离开邯郸，时光虽过去了20多年，但童年往事仍记忆犹新，对在赵国的仇人，他记得非常的清楚，于是下令一律坑杀，并令秦军乘胜追击代王。贵为一国之君的秦始皇，连童年时代的仇人都不肯放过，其性格中的残暴的一面真是暴露无遗。
秦国对赵国的强大攻势，使燕国非常的害怕，燕太子丹也曾作为质子入秦，刚从咸阳逃回，对秦国恨之入骨。但又深知燕国倾尽全力也绝不是秦军的对手，便想物色一个勇士出使秦国，乘秦王接见时劫持住他，逼其退还从诸侯那里抢占的土地；如不成，则乘机杀死他，或许也能达到搞垮秦国消除秦军兵临城下的危险。于时卫国人荆轲便出现在了他的眼中。
荆轲是一个义士，经不住燕太子的苦苦哀求，终于答应接受其重托。出发前，要在易水河畔祭路神，太子和众宾客一身素白赶来送行，荆轲的好友、筑琴演奏师高渐离为他奏出了悲壮的曲子，荆轲不由得和着曲子唱起歌来：“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一曲歌罢，荆轲义无反顾地带着副使秦舞阳登车启程了，而他没有想到的是秦舞阳是一个软蛋。
到秦国之后，荆轲没有直接去见秦始皇，而是立即给秦始皇的宠臣、负责贵族子弟教育管理的蒙嘉送上了一份厚礼，请他向秦始皇通报燕国使者来降秦的消息。蒙嘉向秦始皇报告说：“燕王愿归降我国，因为慑于大王虎威，不敢亲自来进降表，便派使者献上秦国叛将樊于期的头和燕国督亢的地图，听候大王的命令。”秦始皇听后当然是十分高兴，便传令在咸阳宫接见燕国使者。荆轲捧着装有樊于期头颅的盒子走在前面，秦舞阳捧着地图匣跟在他的后面。来到殿前的台阶时，秦舞阳吓得脸色苍白，浑身发抖，殿上的大臣都觉得十分奇怪。荆轲回头向秦舞阳笑了笑，上前向秦始皇请罪说：“他是北方蛮夷，没有见过世面的乡下人，从来没有见过天子，因此非常害怕，希望大王宽恕他，让他完成出使任务。”秦始皇此刻可能有点怀疑，就对荆轲说：“那就把他拿着的地图送上来，让我看一看。”荆轲立即取过地图献给秦始皇。始皇高兴地打开卷轴，地图展开到最后，一把锋利的匕首露了出来。荆轲左手拉住秦始皇衣袖，右手抓起匕首就刺。秦始皇大惊，一跃而起，拉断衣袖后就拔佩剑，不料剑插得紧，急切之时抽不出来。荆轲追来时，始皇只得围着柱子跑。事情发生得太突然，大臣们惊慌失措，一时不知如何是好。秦国法律规定，大臣侍立殿上时不准携带任何兵器，手执兵器的郎中又只能站在殿下，没有皇帝的命令不敢上殿。因此大臣们只好徒手和荆轲搏斗。这时旁边的侍从大声提醒：“大王背剑！大王背剑！”得到提醒的秦始皇边跑边把剑推到背上，这才拔出剑来迎击荆轲，只一个回合，便砍断了荆轲的左腿。荆轲见自己已成废人，又把匕首向始皇抛去，匕首重重地打在铜柱上，没有刺中始皇。始皇立即上前一阵乱砍，荆轲身上八处受伤。自知大事难成，靠着柱子大笑起来。左右侍卫随即一拥而上，杀死了荆轲，这此历史上很著名的刺秦事件失败的很是彻底。
荆轲刺秦没有成功，燕国太子丹弄巧成拙，反而激怒了秦始皇，加快了攻燕的步伐。秦王二十年即公元前227年，始皇派王翦、辛胜大举攻燕，虽有燕、代联军联合抗秦，仍被秦军破于易水之西。前226年，秦又征发大军支援王翦，大败燕军，攻破燕都蓟城(今北京)，燕王逃向辽东。秦将李信穷追不舍，在衍水（今辽河流域）击败太子丹军，燕王被迫杀太子丹，献头颅向秦军求和。但仅仅过了四年，秦将王贲便又攻陷了燕的辽东，俘燕王喜，燕国灭亡。
秦王二十二年，秦将王贲率军攻魏，掘引黄河、鸿沟，水淹魏都大梁(今河南开封)，三个月后，大梁城破，魏王假被俘，魏国灭亡。
秦王二十三年，秦始皇派李信、蒙武率兵20万南下灭楚，大败而回，后采纳王翦建议，令其率军60万伐楚，用时3年，灭亡楚国。
秦王二十六年，长期屈服于秦、企图苟且偷安的齐国，被王贲大军一举突破，齐王建被俘，齐国灭亡。
秦始皇应该是很顺利的完成了统一六国的军事战争，接下来，就应该做一强强化皇权的事情了。
秦始皇强化皇权的具体措施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在制度上确立皇权地位。皇帝是帝国首脑，整个帝国都是属于他的，其地位和权力至高无上，朝廷和地方主要官吏都由皇帝任免。皇帝自称为“朕”，命为“制”，令为“诏”，行使权力的凭证是玉玺。
为了充分行使自己的权力，秦始皇每天都在夜以继日地拼命操劳，白天断狱，夜晚批文，并给自己规定，批不完一石公文(秦代公文使用竹简木牍，一石为120斤，合今约60市斤)决不休息。
二是正确处理了中央和地方的关系。周代以来，一直沿袭下来的封国建藩的制度，与专制皇权和国家统一是不相容的，必须加以改革。秦始皇下设了几十个郡，派官员进行了管理。
在朝廷内部，秦始皇将战国时期的官制加以调整和扩充，建成了一套适应封建国家需要的新的行政机构。在这个机构中，中央设丞相、太尉、御史大夫，即三公。丞相掌政事；太尉掌军事；御史大夫是丞相的助手，帮助丞相办事，并掌图籍章奏，监察百官。担任御史大夫官职的人一般是皇帝的近臣和耳目，起着箝制丞相和监察百官的作用。
为了把这一套制度顺利的实施，秦始皇还进行了相应的物质准备和具体措施的制定。
首先把天下豪富12万户迁到咸阳，使六国贵族失去反抗的社会基础和物质基础，也便于帝国控制和监视；其次是没收兵器，把民间兵器全部没收，集中到咸阳销毁，铸成了钟座和12金人，从而剥夺了反抗的武器；第三是毁坏城防，秦始皇下令一律拆毁六国首都城郭和边城关塞，破坏了分裂势力的割据凭藉；第四是修筑驰道，以咸阳为中心，一条向东通今河北、山东的海边；一条南通今两湖、江浙等地；一条北通今内蒙。驰道宽50步，路基夯实，道旁每隔3丈种松树一棵。除三条主要驰道外，通岭南有“灵渠”和“新道”，通西南山险地区则修了“五尺道”，纵贯南北东西的交通网，大大便利了帝国中央对全国的控制。
六国虽然灭亡，但是六国的制度还是在使用着，使得法规制度处于极端混乱状态。对于这种情况，秦始皇也采取了相应的措施，颁布执行了各项统一法规。首先是颁布了统一法律。商鞅变法时，采用魏国李悝所著的《法经》作为秦国法律的蓝本，制订了《秦律》，秦始皇统一六国后，把秦律颁布全国执行，结束了战国时代各国法律条文不一致的状况。秦律具有苛刻严明的特征，对于“治吏”尤为重视，大量条文是针对官吏制定的，官吏犯法，罪加一等，绝无宽恕的余地，所以秦代吏治严明，官吏鲜有贪污受贿者，也不敢玩忽职守，办事效率较高，是中国其他各个朝代官吏的典范。
除法律之外，秦始皇还采取了许多统一措施，诸如统一度量衡、货币，简化和统一汉字等，史称“车同轨，书同文”，这些都对统一帝国的巩固和发展起了巨大作用。
在国家疆域方面，秦始皇在统一后派大将蒙恬去攻击北边的匈奴，解除匈奴对秦朝北部边境的威胁。接着便在那里设置34县，进行移民开垦，并大规模修筑长城作为帝国的北疆。长城西起陇西临洮，东至辽东碣石(今大同江附近)，延绵万里，成为举世闻名的奇迹。
而对“南越”居住的岭南广大地区，秦始皇也进行了征服和统一。五岭山高水险，交通不便，为了解决军粮运输，秦始皇在今广西兴安县北开凿了灵渠，灵渠沟通湘、漓二水，使长江和珠江两大水系连接起来。统一岭南后，秦始皇设置南海、桂林、象郡，作为帝国南部边郡，并徙民戍守，与越杂居。北筑长城和南戍五岭两项大功告成，就大体上划定了秦朝东到辽东，西至陇西，北至阴山，南至南海的空前辽阔的帝国疆域。
奏始皇还采用战国时期阴阳家的终始五德说，来宣扬秦朝统治的正统性。终始五德说认为，各个相袭的朝代以土、木、金、火、水五德的顺序进行统治，周而复始。秦得水德，水色黑，所以秦的礼服、旌旗都用黑色；与水德相应的数是六，所以符传长度、法冠长度各为六寸，车舆宽六尺。水德主刑杀，所以政治统治力求严酷，无“仁思和义”。与水德相应，历法以亥月即十月为岁首，等等。秦始皇还确立了一套与皇帝地位相适应的复杂的祭典以及封禅大典，不许臣民僭越。秦始皇在这个方面表现出了惊人的才能。
秦始皇当然没有忘记享受，他在咸阳附近仿照关东诸国宫殿式样营建了许多宫殿，并修造富丽宏伟的阿房宫。在他看来，这些宏伟的建筑不但是天下一统的象征，而且“端门四达，以制紫宫”，俨然是人间上帝的居处。他还在骊山顶建陵寝，“以水银为百川、江河、大海，机相灌入，上具天文下具地理”。这些措施，除了满足奢欲外，还和他采用皇帝的名号一样，是要表示他在人间的权力无所不包，与上帝在天上的权力相当，从而向臣民灌输皇权神秘的观念。神秘的皇权观念，是封建主义中央集权制度的思想基础。
六国覆亡了，但各地的封建势力并没有完全消灭。秦始皇为了维护国家统一，同各种分裂割据势力进行了长期激烈的斗争。
秦国统一六国后，原六国封建贵族的分裂倾向十分强烈。为了防止割据局面出现，秦始皇除了采取销毁民间兵器、迁徙六国贵族富豪、拆毁原六国防御工事、修建四通八达的驰道等行政措施，还同六国贵族的分裂割据思想和政治倾向进行了不屈不挠的斗争。
一是发布了“焚书令”。针对当时一些代表六国分裂势力利益的儒生、游士，引谭《诗》、《书》、百家语等著作，“人则心非，出则巷议”，大肆攻击统一政权的状况，秦始皇接受丞相李斯建议（这同时也是李斯的私心，他怕秦国会出现比他更有才能的人来跟他抢位子）。于始皇三十四年果断发布“焚书令”，规定：史官将《秦记》以外的史书全部烧毁，除博士官掌管收藏以外，天下所有《诗》、《书》和诸子百家书籍，一律送到郡中烧毁。有敢谈论《诗》、《书》的人杀头，以古非今者灭族。官吏知情不报者同罪，令下30日不烧者即判刑。但医药、卜筮和农书可以保存。焚书令颁布后，全国各地便展开了一场大规模的“焚书”活动。
第二是对顽固坚持分裂倾向的儒生、方士从肉体上予以消灭。
秦始皇非常的相信方士，有两个方士非常得秦始皇的宠爱，但由于没有炼出秦始皇“需要”的东西来，两个方士背叛了他，逃跑了。这使得秦始皇非常痛恨方士，他对居住在咸阳的所有方士、儒生都产生了怀疑，便派御史大夫着手调查，结果发现有犯禁者460多人。对于这些顽固不化，仇视统一政权，坚持分裂割据思想的方士、儒生，秦始皇毫不手软，把他们全部坑杀于骊山深谷。
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焚书坑儒事件。
焚书坑儒对古文献的保存和学术思想的传播造成了一定的损失，但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统一与分裂的斗争已日趋激烈，秦始皇用这种手段打击复活的封建贵族的分裂倾向，又是具有十分积极意义的事件，也是一个非常有效的方法。
秦始皇的事业，是在残酷剥削压迫人民的条件下，在短短的十几年中完成的，这便使秦的统治具有急政暴虐的特色。
但是十几年的兼并战争，对民力的消耗可想而知。《战国策》说一次大战的物质消耗已是“十年之田不能偿”，何况十几年征战！大一统的国家经济几乎快要到崩溃的边缘了。秦始皇已经意识不到这一点，兼并战争的节节胜利，早冲昏了他的头脑，他开始变得忘乎所以了。于是穷奢极欲，大兴土木，横征暴敛。
秦始皇对大兴土木工程有着浓厚的兴趣。早在统一战争进行时，每灭一国，必命人绘制该国宫殿图样，并在咸阳仿造。统一后，还曾打算扩建苑囿，西起雍、陈仓(今陕西风翔、宝鸡一带)，东至函谷关，面积广阔，气势恢宏。后因秦始皇身边的侏儒优旃巧妙进谏，秦始皇方才作罢。这一苑囿虽未扩建，却到处建离宫别馆，仅首都咸阳方圆200里内就有宫殿270座，关中有行宫300处，关外400多处。
在秦始皇兴建的这些土木工程之中，要数阿房宫和骊山墓规模最大。
阿房宫的准确尺寸如今已无从知晓，地图也无从查找。据史书记载，它的前殿东西宽500步(约合今700米)，南北长50丈(约合今115米)，上面可坐万人，下面可竖5丈大旗。殿门用磁石做成，以防刺客暗携兵器入内。殿门前排列没收民间武器铸成12金人，各重24万斤。这项庞大的工程，常年用工70多万人，没等建成，秦始皇去世，后来项羽挥兵入关，他的一个大将将其放火焚烧，大火连烧三月未灭。可见有多大的规模了。
骊山墓是秦始皇为自己准备的陵寝，从他一即位就开始修建，统一后又扩大规模，常年使用刑徒72万人。
秦国的开支是巨大的。秦统一后的十几年中，秦始皇维持了一支庞大的军队，建立了一个庞大的官僚机构，进行了大规模的战争，完成了巨大的国防建设。为了动员人力和筹集费用，大大增加了租赋和力役的征发。以至达到了“力役三十倍于古，田租口赋盐铁之利二十倍于古”的程度。据估计，当时当兵服役的壮丁远远超过200万人，占壮年男子的三分之一以上。于是便出现了“男子力耕，不足粮饷；女子纺绩，不足衣服，竭天下之财以奉其政”的严重局面。
为了维护自己的统治，秦始皇又企图通过推行严刑峻法来镇压反抗力量。
公元前221年，东郡落下一块陨石，有人在石头上刻下一行字“始皇帝死而地分”。秦始皇得知后下令追查。由于一直查不出刻字人，居然下令将陨石周围居民全部处死。这样做很是没有道理，可见当时的秦始皇的残暴统治到了什么样的地步了。
自古有压迫就有反抗，秦始皇的暴政，激起了社会的普遍仇恨。从普通黎民百姓到六国贵族，对秦始皇皆恨之入骨。老百姓用自己的方式发泄对秦始皇的怨恨。在陨石上刻字一事前面已经提到。就在“陨石事件”发生的同年秋，秦始皇的使者从关东返回咸阳，夜间经过华阴的平舒道时，遇上一个拿璧的人。此人自称得到了8年前秦始皇沉江的玉璧，就以神鬼身份前来诅咒秦始皇。他对使者说：“为我把这块璧送给周武王。”又说：“今年祖龙死。”说完竟如鬼神般消失在夜幕中。这件事明显是怀有不满情绪的百姓所为，使者报告秦始皇后，始皇也知是不祥之兆，认为祖龙代表自己，武王曾经伐纣，纣是暴君，给武王送璧预示有灾难降临。但秦始皇并未因此警觉，而是迷信鬼神，卜了一卦了事，并没有及取什么教训。
六国贵族则用恐怖活动来发泄心中的仇恨。仅统一之后，就先后组织了三次暗杀行动。
公元前218年，韩国贵族后裔张良求得力士，专门制造了120斤重的铁锥，埋伏在博沙浪(今河南中牟)中狙击秦始皇，因误中副车，刺杀失败。
前216年，秦始皇身着便服，与4名武士行走在咸阳的街道上，深夜至兰池时，突遇一股民间刺客，情况相当危急，武士拼死相救，秦始皇方才得以脱险。
接下来，壮士荆轲的故友、击筑乐师高渐离隐姓埋名进入秦宫。不巧被人认出，并报告了秦始皇。秦始皇爱惜高渐离高超的击筑技艺，没有处死他，但却毁掉了他的双眼，仍留在宫中击筑。日久天长，秦始皇渐渐放松警惕，高渐离又得到了接近秦始皇的机会。于是他便在演奏前把铅装于筑中，当靠近秦始皇时，突然举筑砸向秦始皇。可惜的是，由于高渐离双目失明，一筑没有击中，刺杀遂告失败，高渐离被秦始皇诛杀。
秦始皇在消灭六国、平定天下的过程中不失为一代英明君王，但他在治理国家的过程中，却是一个十足的暴君、昏君，使用的手段都是惨无人道的。
面对人民日益激烈的反抗，秦始皇的长子扶苏也向他进谏说：“天下初定，远方的黔首还没有安下心来。诸位先生都诵法孔子，陛下重法绳之，臣恐天下不安，望陛下三思。”秦始皇连儿子的忠告也听不进去，不仅怒斥扶苏，还将他轰出咸阳，赶到北边的上郡(今陕西榆林东南)去做监军，此举直接使得秦国二世而亡。
就这样，秦始皇在完成统一事业的同时，也一步步促成了秦王朝覆灭的条件。在充分展显自己雄才大略的时候，也充分使用了自己的凶残本质。所以西汉时的贾山谈到秦代“群盗满山”的情况时说：“秦皇帝身在之时天下已坏矣，而弗自知也。”
秦始皇一生是非常喜欢巡游的。早在统一战争中，他就到过洛阳、邯郸以及楚国的郢、陈等地。统一之后，更是兴趣大增。仅在其称帝的十几年中，全国性的大巡游就进行了四次，足迹踏遍了全国的山山水水。
统一之初，秦始皇的出游主要还是出于政治目的。天下初定，他急欲了解六国的社会状况、风土人情，以便制定国策。同时也想借出游炫耀皇帝的功德和威风。这个时期，他的巡视地点还多是边关和要塞。
但是秦始皇后期的出游，则已大都带有迷信色彩。秦始皇是一个虔诚的有神论者，对神的存在坚信不移，总梦想自己有朝一日也能加入神的行列中，做个长生不老的仙人。由于传说中神仙多出现在东海，所以秦始皇便总想借巡游之机，得遇神仙，求取长生不老之药。
从灭完六国的第三个年头起，秦始皇就开始了大规模的巡游活动，前后共出游四次。每次出游，凡是传说中的神仙登岸点，他都是不辞劳苦，跋山涉水，必到无疑。先后一临碣石(今河剑匕昌黎)，两登成山(今山东成山角)，三次到达琅邪和之罘。
非常虔诚的秦始皇求仙若渴，他雇有大量方士。出游中，每到一地，即派众方士为他访仙求药。而这些方士大都是心术不正的吹牛高手，他们抓住了秦始皇的心理弱点，大加欺骗。一会儿说神仙在海中，一会儿说神仙在山上。哄得秦始皇每次都是满怀希望而来，万般沮丧而归。而秦始皇在这个时候的表现显得非常的荒唐。
公元前210年，秦始皇开始了他一生中最后一次巡游。不久前，他派去关东的使者，返途中于华阴夜遇“山鬼”。为了避灾，秦始皇卜了一卦，卦象显示，利于出游。于是他便决定再次巡游，一来冲冲晦气，二来也念念不忘他心驰神往的神仙世界。“山鬼”诅咒或许已经使秦始皇意识到自己终归不免一死，所以他更希望这次出巡，能够如愿以偿地找到长生不老之药。
君臣一行从咸阳他的王宫出发后，首先来到南方的云梦，在九疑山祭祀了虞舜。后又顺江东下，由丹阳登陆，来到钱塘，绕道向西120里渡江登上会稽山，在山上祭祀了大禹。祭罢大禹，又在山上刻石留念。下山后，经吴中北上。秦始皇一行从江乘渡江，一直沿海边向北，直达琅邪。秦始皇总想能在海边有所收获，或遇仙人或得仙药，便沿着海岸一路走下去，直走到被称为天尽头的成山角，仍一无所获。看看求仙无望，求药不得，秦始皇心情无比沮丧，只得决定返回咸阳。连日的旅途劳累，加上失望的打击，走到平原津就病倒了。
当时，随秦始皇出游的有左丞相李斯、中车令赵高、秦始皇的少子胡亥等人。此时虽然秦始皇病危，但由于他厌恶死亡，非常的忌讳“死”字，所以谁也不敢向他问及后事。不过，随病情加重，秦始皇自己也感死到临头，于是给在北边监军的长子扶苏留下玺书，让他速赴咸阳主办丧事，并立嘱由扶苏继承帝位。玺书封好后，放在中车府令赵高处，还没来得及交与使者，行舆至沙丘平台，秦始皇就病逝了。时为公元前210。秦始皇在位37年，称王25年，称帝12年，终年50岁。
左丞相李斯见秦始皇死于途中，唯恐留在咸阳的诸公子争夺继承权和天下叛乱，便采取了绝密措施，把秦始皇的遗体放在可以躺卧的车中继续前进。然而，天气日益炎热，尸体臭味扑鼻。为掩盖尸臭，李斯命令从官每车载一石鲍鱼。就这样，行舆大队浩浩荡荡，一路臭气熏天，返回咸阳。归途中；赵高策动政变。他勾结李斯篡改秦始皇遗嘱，扶立少子胡亥继承帝位，并派人逼死扶苏。回到咸阳后，胡亥继位，是为秦二世皇帝。
综上所述，秦始皇在其统一六国的过程中，为建立大一统的政治、经济、文化的封建帝国奠定了坚实的基础，结束了长期诸侯混战的局面，完成前无古人的统一大业。也展示了自身的实力和形象，为后人在民族统一抵御外敌入侵等方面提供了一定的示范和借鉴意义。
秦始皇的一生是很丰富的，他从一个“傀儡”的小帝王一步步到统一全国，表现出了非凡的智慧和超人的勇气。但他完成这一切之后，所做的一切都为巩固他的政权满足自己的享乐，为此，而不惜任何手段。至此，失去了民心，导致秦国二世而亡，非常的令人失望和感叹。
当然，由于时代和阶级的局限性，秦始皇作为第一个封建国家的君主，也不可避免存在着诸多缺陷和遗憾。如大兴土木兴建阿房宫，“焚书坑儒”等，其破坏性和负面影响，史学已有定评，不必细说。后人应引以为鉴，这也是我们评论秦始皇功过是非的意义所在。而作为中国历史上的第一为皇帝，他的功绩还是值得肯定的。
重视人才，容才之量
秦始皇接过了先王手中未完成的事业后，雄心勃勃的他似乎比他的先王们在战争方面更加的出色，而且更懂得“得人才者得天下”的道理。
秦王嬴政非常重视人才，有着“容才之量”的胸怀，他彻底贯彻韩非子法家的任人惟贤的治国方略，不拘一格地使用人才。虽然对他的为人历来评价刻薄，但实际上在使用人才方面，他是没有什么问题的。
不管是谁，只要有才能，能够为秦国的发展做出贡献，他都加以任用，使他们为自己卖命。用楚人李斯为客卿，魏人尉缭为上客，乃次第灭韩、赵、魏、楚、燕、齐。而其中不唯资历，不拘年龄，打破常规，任用十二岁甘罗为相，委以国事以出使赵国，更是用人的经典。据说：六国有孟尝、平原、信陵、春申四公子，有田单、吴起、孙膑、赵奢等将领，岂谓无人？然六国用人不专或用人有疑。仅以赵为例：秦拔韩，发兵攻赵，然赵王听信谗臣郭开之言拒廉颇、杀李牧，而致宗庙毁，祭祀绝，为天下笑，岂非不善用人？苏洵说，假如六国“以事秦之心礼天下奇才，并力向西，则吾恐秦人食之不得下咽也，”吾然其言。
为了广泛搜罗完成统一大业的文武骨干，秦始皇求贤若渴，甚至到了低三下四的地步。有一个名叫尉缭的人，对兵法研究造诣很深，秦王十年(前237)吕不韦罢相后来秦。秦始皇接见他，交谈后深感人才难得，非常重视，不仅常在一起吃饭，连衣服也共同穿用，对其亲密无间，行同好友。而尉缭却对人讲：“秦王这个人，高鼻子，长眼睛，鸷鸟胸脯豺狼声。这种人缺乏恩惠，心如虎狼，俭约时容易谦卑，得志就会轻易吃人。我是布衣百姓，但秦王见到我往往低声下气，如果秦王真的得到天下，天下人就都成了他的奴虏了。不能与他长期相处。”并打算逃走。秦始皇知道后仍执意挽留，且委以重任，让其担任国尉，主管秦国军事。
这个时候秦始皇的人才政策，非常的有效，再加上其他六国君王无道。因此吸引了大批有识之士投奔到他的麾下。当时，秦始皇的文武骨干约有20余人。其中王翦、王贲、蒙武、蒙恬都是将门世家，善于用兵，能征惯战；顿弱、姚贾能言善辩，机敏过人，精于从事和组织间谍活动；而尉缭和李斯则是足智多谋的得力谋士。
秦始皇不仅爱惜人才、尊重人才，而且善于纳谏，这也是他的人才政策得以顺利实施的基础。
而在当时，六国对秦国的攻势已渐渐的挡不住了，韩国为了消耗秦国力量，推迟秦对韩的进攻，把水利专家郑国作为间谍派遣入秦，以实施“疲秦”之计。郑国通过游说秦王，在关中兴建了浩大的水利工程--郑国渠。秦王十年，工程尚在进行中，郑国的间谍身份暴露。由此秦始皇对外来人产生了很大的疑心，怀疑其中间谍大有人在，便在宗室大臣的煽动下下了“逐客令”，驱逐了国中一切客籍人，李斯也在其中。李斯行至途中，给秦始皇上了一封措辞慷慨激昂的谏书，列举了客卿对秦国历史的巨大贡献，指出了客卿对秦国统一事业的重要作用。这篇文章非常的有名气，使得秦始皇深感有理，乃收回成命，急忙派人追回李斯，不仅官复原职，而且进一步得到重用。
秦始皇之所以能够统一六国，除了先王积累的实力以外，秦始皇自己重视人才也是一个重要的原因。章炳麟对秦始皇的用人给了很高的评价。他曾经说过：世以秦皇为严，而不妄诛一吏也。由是言之，秦皇之与孝武(汉武帝)，则犹高山之与大湫也；其视孝文(汉文帝)，秦皇犹贤也。
古人云：“人才兴邦”。古今中外，概莫能外。当今世界经济社会发展的竞争说到底是人才的竞争，谁抢占了人才制高点，谁就掌握了竞争的主动权。
六国因无人才而为秦灭，已使后人哀之，如“后人哀之而不鉴之，亦使后人复哀后人也”。“前车之覆，后车之鉴”。我们切不可使“后人而复哀后人”。
在现今这个竞争日趋激烈的市场环境，科学技术发展日新月异的社会中，人才资源已成为企业最重要的战略资源，对每个企业来讲，人才问题显得非常重要、紧迫、严峻。可以说，一个企业在事业上所取得的成功，无不是其人才战略的成功。企业要想巩固已取得的成果，并在更高的起点上有所作为，则有赖于它坚持不懈地实施其行之有效的人才战略。而要实施好人才战略，企业首先要营造一种尊重劳动、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尊重创造的氛围。一个好的企业氛围的形成，对人才的培养、发掘、吸引、留用能起到很大作用。这个氛围的形成，必须要有充满活力的用人机制和与之配套的评价、遴选、升迁、激励等机制。
一个领导者在用人时，必须具备容才之量。容才是现代领导者重要的心理品质。一个领导者必需具备容才的雅量，才能真正做到用好人才。美国心理学家威斯尔特研究认为，如果一个人能在完全放松、一点也不紧张，没有杂念的状态下工作，就能发挥他所应有的能力。欲使人才进入这样一种精神状态，固然要靠其自身的精神境界和自控能力，但是领导者使其增扩心理容量，为其创造一个宽松、和谐的外部环境也是非常重要的。
或许一提起嬴政，一个暴君的形象立即浮现在你的眼前。其实和后来那些荒淫无道的皇帝相比，嬴政的问题算不上太严重，在用人方面，有很多地方都是值得我们后人学习和借鉴的。
汉武大帝
汉武大帝的人生比起秦始皇来毫不逊色，这位多难的皇帝的一生都是在历史的“辉煌”中度过的，因为他的每一个动作都在历史上留下了深刻的痕迹。
汉武帝刘彻是景帝的第三个儿子。在皇位的继承上，景帝共有14个儿子，除去被废黜的刘荣，还有13个竞争者。他们当中，要数刘彻最有实力。刘彻机敏过人，连景帝都为之惊奇。除自身的条件外，他还有未来的岳母馆陶长公主的鼎力相助。刘彻的生母王娡也竭力为他谋划，儿子的富贵自然就是她的富贵。
前元七年(前150年)四月，景帝诏立王娡为皇后。12天后，又颁下一诏，立刘彻为皇太子。这年，刘彻7岁。
太子乃储君，身系着江山的安危，历代无不重视对太子的教育，景帝亦然，他任命忠厚老实的卫绾为太子太傅，教育刘彻。卫绾升任御史大夫后，景帝又任命儒士王臧为太子少傅。除了读书学习外，景帝还让刘彻参预一些军国大政，以便在实践中锻炼他的能力。
刘彻16岁那年，景帝病逝。刘彻当天即位。他的谥号为“武”，史称汉武帝。他从此开始了自己长达五十四年的政治生涯。
雄才大略
汉初实行的“无为而治”结出的硕果是经济的大繁荣，六十多年的休养生息，中间还有历史上著名的“文景之治”，年仅十七岁的武帝得到的可不是一般的遗产。司马迁以无比激越的心情写道：京城和地方上的粮仓都装满了粟稻，国库的钱物用不了。各地方上缴的钱有几个亿，串钱的绳子都烂了，难以一一清点。太仓的粮食陈陈相因，仓满流到外面，腐烂了不能再吃……与汉初残破的景象相比，真如天翻地覆的变化。
当时的人口也随着经济的发展而递增。根据对部分地区人口增长情况的统计，从汉初到武帝即位之初，全国人口年平均自然增长率达10%-12%，个别地区达到了20.5%-25.5%。
丰厚的遗产，雄厚的财力、物力、人力，使武帝有条件大展身手。
事情有好的一面，当然也会有坏的一面。汉初的“无为而治”也有一些严重的弊端。最主要的三大问题是七国之乱，豪强的横行和匈奴入寇。
乘汉初“无为而治”之机，诸侯王迅速扩充自身的实力。如吴王刘濞，招纳天下亡命之徒，即山取铜铸钱，煮海水为盐，大发横财。然后，豁免国中赋税，以收买人心。到景帝时，羽毛已丰的诸侯王终于按捺不住，刘濞联合楚、济南、胶西、胶东、淄川、赵6个诸侯王，树起反叛大旗，史称“吴楚七国之乱”。尽管叛乱很快被镇压，景帝又采取了一些限制、削弱诸侯王的措施，但是，中央政府仍不能有效地控制诸侯王的势力，解除他们的威胁。
这些豪强大族中，有富商大贾，也有大地主，还有一些游侠，他们都是汉初“无为而治”时发展起来的。大商人和大地主凭借雄厚的财力称雄乡里，游侠则凭他们的勇武纵横一方。他们富侔王侯，势倾郡县；没有官爵，却有王侯的威风。司马迁称他们为“素封”，文献上也谓之“豪强”、“豪族”、“豪党”。他们左右地方政治，阻碍政令的贯彻、执行。汉初，特别是景帝时，曾对他们进行过打击，但打击的力度却远远不够。
乘秦朝覆亡，中原战乱之机，大漠游牧部族匈奴人越过蒙恬修筑的长城，进入中原边界。刘邦称帝第二年，匈奴冒顿单于又领兵南下。次年，刘邦麾兵30余万北上，御驾亲征。结果，被匈奴大军围困于平城附近的白登山整整7天，才撤退。经过这次交锋，刘邦明白在当时情况下，难以用武力制服匈奴，就采用了刘敬的建议，与匈奴和亲，并送上大量的钱物。匈奴人、财、物全收，但寇略如故。刘邦以后诸帝，奉行“无为而治”，不但不敢轻启战端，且对匈奴更加忍让。这令匈奴气焰更加嚣张。
这三大问题若不能尽快解决，势必危及大汉江山。而正是这些问题的解决，令汉武帝的名字在历史上叫得那么响亮。
父祖留下的丰厚遗产，使武帝有条件大有作为；亟待解决的问题，又迫使武帝必须有所作为。马克思说过：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但是他们并不是随心所欲地创造，并不是在他们自己选定的条件下创造，而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承继下来的条件下创造……“时势造英雄”。武帝能成为一代英主，主要是时代造就的。这个时代正呼唤英雄的出现。
独尊儒术
君临天下的汉武帝，首先面临的问题，就是转变统治思想。从当时的情况看来最有实力的就是儒家的治国方略。
诸子百家中，有一整套治国理论的，仅法、儒两家而已；墨、道、阴阳、杂、兵、纵横、名、农诸家，仅在某些方面提出了某些主张。鉴于亡秦之教训，法家那一套已被否定。可供选择的，实际上也只有儒家。而且当时社会上儒学大兴，是当时最有影响的学派。
武朝时期的大臣丞相任上的是窦婴，太尉为田蚡，御史大夫是赵绾。窦、田都热衷儒学，赵绾乃名倾天下的儒学大师、鲁人申培的弟子。三公是清一色的儒者。九卿中，郎中令王臧也是申培的弟子；中尉张欧虽学过法家那一套，然其人忠厚，行事更像个儒者；太仆灌夫，一个快客般人物；太常许昌、大行令光，思想倾向失载。九卿可考者五人，一个儒家，一个行类儒者。三公九卿中，儒家者流占了绝对的优势。
两个优势加在一起，给儒学的崛起提供了很好的时机。
一场尊儒活动在王臧、赵绾的策划下，于建元元年(前140)拉开了帷幕。窦婴、田蚡予以积极支持。年过80的申培也被礼请到长安做顾问……
然而，武帝还有一位很有实权的奶奶窦氏，窦氏喜欢的还是在汉朝初年很盛行的黄老思想，即远古的黄帝和近世老子的思想，主要是“无为而治”，这是汉初与民休息政策的基本治国思想，这使国家的经济得到了恢复和发展，促成了“文景之治”盛世景象的出现。但到了武帝时期，因为分封的诸侯王们对抗中央，所以迫切要求加强中央的权利来压制地方势力。这正是武帝和窦氏太皇太后的思想分歧。
武帝即位后便开始实行自己的政治方略：安排自己信任的人掌管朝中大权，如让舅舅田蚡做太尉，掌握军权。同时，许多的儒生也被重用。为了更多地选拔人才，武帝还下诏命令全国官吏向中央推荐人才，当时叫做“贤良方正”。
但武帝此时还没有力量和窦氏较量，在他任命的重臣赵绾提出窦氏不应再干涉朝政时，惹恼了窦氏。窦氏逼迫武帝废除了刚刚实行的一系列的改革措施，自己任命的丞相和太尉也被迫罢免，有的大臣被逼死狱中。然后，由窦氏宠信的人接替了这些重要职位，听从窦氏的命令。这对武帝是一个打击，但武帝有年龄的优势，他没有消沉，而是养精蓄锐，等待着时机。
第五年(前135年)的五月，太皇太后寿终正寝，武帝亲掌国政。
怎样才能把国家治理好？这位22岁的年轻皇帝不时陷入深思之中。最后，他决定按照先帝的做法，向那些有名望有德才的文人学士（当时叫“贤良方正”）一一请教。元光元年(前134)五月，100多名文人学士应征到长安，接受武帝的策问。他们当中有一位来自广川(今河北景县)的儒生，名叫董仲舒，是研究《公羊传》的。他给武帝上了著名的《天人三策》，请求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武帝非常欣赏，很快诏准了。
元光元年这年，儒学登上了中国思想的统治舞台，直至清朝的大龙旗落下。历时共2000多年。
武帝也不是完全用儒学思想来治国，而是“阳儒阴法”，即表面上是儒学那一套，满口仁义道德，骨子里却是法家那一套，严刑峻法。法治在“独尊儒术”后明显地强化，一批新的律令制订、颁布，法网更密，执法者的几案上摆满了法律文书，连他们都不能遍睹。这批新的律令主要是针对官吏的，因为武帝明白：“明主治吏不治民。”一国之君难治一国之民，贤明的君主应把精力放在官吏的管理上，通过他们来间接地统治百姓。武帝一朝的立法活动，几乎都是针对官吏的。武帝一朝，杀了5个丞相，5个御史大夫，1个太常，3个少府，1个郎中令，2个卫尉，1个大鸿胪，1个大农令，凡19人。这仅仅是三公九卿中的大员，其他官吏被杀的就更多了。严刑峻法，使得酷吏辈出。《汉书?酷吏传》收录以杀戮立威的酷吏14人，武帝一朝便占了9人；若再加上2个最有名的酷吏，一是张汤，一是杜周。则16个酷吏中、有11人出在武帝朝，占酷吏总数的69%。从这也看出当时改革的不易。
北伐匈奴
古时居住在汉族周边的少数部族，称为“四夷”。武帝一朝用兵的重点，就是“四夷”。重大军事行动有以下几项：北伐匈奴，南平两越，东定朝鲜，开西南夷，通西域。其中，北伐匈奴又是重中之重，是武帝一朝历时最久、用兵最多的军事行动。
元光二年，马邑人聂壹献计，利诱匈奴人南下，伏兵围歼。武帝批准了这个方案，出动30万大军，埋伏在马邑附近的山谷中，然后让聂壹以献马邑城为诱饵，把匈奴人引进包围圈。这时，统治匈奴的是军臣单于，他在领兵南进的路上，识破了汉军的妙计，慌忙退兵。
从此，汉、匈的“和亲”破裂。
4年后，武帝发动了第一次北伐。汉军4万精锐骑兵，分4路北上：
车骑将军卫青从上谷(郡治沮阳，今河北怀来东南)出击；
骑将军公孙敖从代郡(郡治代县，今河北蔚县东北)出击；
骁骑将军李广从雁门(郡治善无，今山西右玉南)出击；
轻车将军公孙、贺从云中出击。
4路大军在东西千余里的战线上，同时发起攻击。
卫青麾兵北上，深入匈奴腹地，一直打到龙城。龙城是匈奴的“圣地”，每年五月，匈奴人大会于此，祭祀天地、祖先与鬼神。卫青斩首生俘7000余人，凯旋而归。公孙敖却被匈奴打得大败，l万骑兵损失了7000多。
李广更惨，被匈奴活捉，在被押送去见军臣单于的路上，夺得一匹马逃回。公孙贺一路没寻着匈奴，徒劳而返。
4路大军唯卫青一路立功，卫青从此脱颖而出。
西汉名将卫青是汉代最有名的将领之一，武帝时能取得对匈奴的绝对胜利，卫青居功致伟。
卫青的母亲卫媪是阳信公主府中的婢女，已有4个儿女，又与在阳信公主府当差的郑季私通。生了卫青。郑季任职期满，撇下卫媪、卫青，回了平阳老家，卫媪一人含辛茹苦，抚养卫青。待他稍大一点，就打发他去找亲生父亲。几个同父异母的兄弟不把他当人看，受尽了苦难，就又逃回了母亲身边。长大成人后，卫青成了阳信公主的一名骑奴（骑马扈从的奴隶）。过了几年，他的三姐卫子夫入宫，受到武帝宠幸，卫青也摆脱了奴仆身份，成了武帝身边的官吏。这次北伐，武帝慧眼识英才，又把他提升为车骑将军。
从此，卫青成为北伐匈奴的主帅。
元光六年这一仗，匈奴人占了上风，军臣单于得意起来，要再给武帝君臣一点儿颜色看看，接连出兵南下。
武帝也决计以进攻来解决问题。
元朔元年秋，武帝命卫青率3万骑兵从雁门出击，又命将军李息率一支人马从代郡北进，与卫青互为犄角。卫青斩杀数千匈奴兵，李息则无功而还。
第二年，武帝调整了战略，先夺取“河南地”。此为匈奴人的发祥地，水草丰美，距长安也近，直线距离仅700公里。秦将蒙恬曾攻取此地，秦末战乱，驻守上郡的30万秦军奉调去镇压项羽、刘邦等，匈奴人乘机把它夺回。武帝决定攻取“河南地”，解除匈奴对长安的威胁。这一重任又交给了卫青，他率李息等将从榆溪塞北上，抵达云中，突然挥师西进，攻占了高阙，切断了驻牧“河南地”的匈奴楼烦王、白羊王与以北匈奴的联系。接着，卫青移师南下，大败楼烦、白羊二王，俘虏数千人。楼烦王、白羊王丢下100多万头牛羊，带着残兵败将北逃。
匈奴政权分三部，单于居中，统领全族；东为左贤王，管领东部；西为右贤王，管领西部。“河南地“在右贤王的辖区。右贤王在新即位的伊稚斜单于的督责下，麾兵南下，想夺回这块风水宝地。
武帝决定组织一次大的战役，以打垮右贤王。元朔五年春，卫青率4员大将从朔方出击。右贤王麻痹大意，以为汉兵不会深入漠北，喝得酪酊大醉。卫青麾兵急行军六七百里，在一个月黑风高之夜摸到了右贤王的大营附近，卫青一声令下，汉兵杀人。右贤王惊醒后，在数百名精骑的扈从下，突围北逃。卫青俘获匈奴小王10余人，男女15000多人，牛马羊数百万头。卫青以赫赫战功晋升为大将军。
在汉军的沉重打击下，伊稚斜单于北撤。北撤，的确是良策，因为汉军决意消灭匈奴主力，匈奴南下，正好撞在汉军的枪矛上。撤到漠北，汉军若寻找匈奴主力，必定长途跋涉，兵马劳乏，而匈奴则可以逸待劳。伊稚斜北撤，也给了武帝一个时机，决定乘北部边塞无患之际，腾出手来，发动河西之役。
河西，即河西走廊，地势险要，匈奴屡次从此人寇。占据河西的，是匈奴浑邪王、休屠王二部。为了确保西北边陲的安全，河西一带，势在必争。武帝把夺取河西的重任交给了霍去病。
霍去病也是个私生子，他父亲霍仲孺也是平阳人，也是去阳信公主府当差，与卫媪的女儿卫少儿私通，生下了他。论辈分，他是卫青的外甥。元朔六年，卫青北伐，霍去病以票姚校尉随从，立下殊功，显示了他的军事才干，武帝擢升他为骠骑将军，命他去收复河西。
河西之役，汉军仅出动1万骑兵，他们在霍去病指挥下从陇西出发，一直打到焉支山以西，行程千余里，俘杀15000多人。夏，霍去病再次将兵出击，一直打到祁连山，俘杀30200多人，仅匈奴小王就有70多个。浑邪、休屠二王遭到致命打击，又被伊稚斜单于怒斥，就打算降汉。霍去病统兵去迎，不料，休屠王反悔，浑邪王杀了他，带4万人降。从此，河西走廊无匈奴踪迹。
接下来，武帝要解决漠北匈奴主力了。
武帝集结了10万骑兵，又招募了4万人马，由卫青、霍去病分领；征调数十万步兵，转运粮草。卫青一路穿越大漠北上，与伊稚斜的主力遭遇，经过一场恶战，匈奴兵败，伊稚斜带了数百精骑，突围北逃，卫青统兵追击，一直追到寘颜山脚下的赵信城，也未能追上。霍去病一路深入漠北2000多里，遇上匈奴左贤王的大军，霍去病麾兵攻击，左贤王大败。这次漠北会战，消灭匈奴兵90000人。伊稚斜主力损失殆尽，无力再南下攻掠。为征伐匈奴，汉朝也付出了巨大的人力、物力、财力，难以再对匈奴大规模用兵。此后，武帝一方面加强边防建设；一方面派出使者，想不战而屈匈奴之兵。但匈奴不肯归顺，且扣留了汉使苏武等人，苏武在荒无人烟的北海度过了19个春秋，坚贞不屈，直到昭帝始元六年(前81)，汉匈和亲，才全节而归。
得知苏武被扣的消息，武帝知道兵不血刃是不行的了，又恢复了军事行动。这时，霍去病、卫青都已先后病死，李广利成为北伐主帅。他是李夫人的哥哥，没什么将才，再加上汉朝内部危机严重，始终没能取得什么战果。武帝虽然没能彻底解决匈奴问题，但基本上解除了匈奴人的威胁。
北伐匈奴，还有一个不小的收获，即张骞通西域。
为了断除匈奴右臂，武帝招募智勇双全之人出使西域，联络大月氏人，夹击匈奴。在应募的人中，武帝相中了张骞。
张骞，成固人士，当时是个郎官，智勇过人。与他一同应募的，还有堂邑氏的一名奴隶，叫甘父，匈奴族人，人称“堂邑父”。经过一番准备，建元三年(前138)，张骞率一个有100多名随员的使团从长安出发，踏上了西行之路。出了陇西，再往西便是匈奴人的势力范围了。结果，他们被匈奴人俘虏。张骞在匈奴人那里呆了12年，匈奴人还硬塞给他一个匈奴族妻子，两人还生了一个儿子。但张骞始终没忘自己的使命，第十二年上的一天，乘匈奴人不备，他和堂邑父等逃了出来，日夜兼程，风餐露宿，躲着匈奴哨卡，向西行进，经大宛、康居，到达大月氏国。大月氏人原住在河西走廊，在匈奴人的侵逼下才西迁。这一带水草丰美，也很少有人敢侵凌他们，安居乐业，不想再与匈奴人打仗，谢绝了联手对付匈奴的建议。张骞在大月氏逗留了一年，最后只得东归。回来的路上，他们又被匈奴人俘获。一年后，军臣单于病死，匈奴内乱，才乘机与堂邑父和妻子逃了出来，回到了阔别13年的长安。随行的100多人只剩下他和堂邑父了。张骞把一路上所见所闻，特别是西域各国的情况，整理成一篇800字左右的报告，呈给武帝。这篇保留在《史记?大宛列传》中的报告，是中国历史上对西域的第一次真实记述。张骞是打通西域的第一人。
元狩四年，张骞又奉命带领一个300多人的使团，出使西域乌孙国。此次与第一次情况不同，河西走廊已在两年前被霍去病将兵攻取，他们用不着躲避匈奴人，也不用为粮水而发愁，很快就到了乌孙。乌孙虽然不想与汉联手对付匈奴，却很想与汉结好。张骞又派副使出使大宛、康居、大月氏、大夏、安息、于阗等国，与他们建立了联系。张骞回国后一年病死，此后不久，他派往西域各国的副使也陆续回国。这次出使之后，汉与西域各国正式建立了联系，双方使臣、商人来往日渐频繁，经济、文化交流加强。
张骞开通的西域之路，成为闻名世界的“丝绸之路”。
不拘一格用人
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凡是有作为的皇帝，大都能做到知人善任、唯才是举，武帝即位后，首先做的就是不拘一格广招人才，并于长安首设太学，于是他的麾下集聚了济济英才，两位彪炳史册的将军，一个是卫青，一个是霍去病。两人在击讨匈奴中战绩显赫，卫青带领汉军多次取得对匈奴做战的巨大胜利并最终消灭匈奴主力，他的出身只是一个骑奴（为汉武帝的姐姐驾车）。然而汉武帝慧眼识人才，看中了他的武艺、胆识和忠心，让他追随身边，最终造就一代名将，而霍去病成为将军才二十岁。虽然他年龄不大，但具备大将之才，就果断启用。不受祖制制约。
在冷兵器时代，战马、弓箭、利刀都是战争取得胜利的重要条件，但是人才同样是战争能否取胜的关键因素，以至于刘彻讲自己敢如此对匈奴开战，是因为有卫青。在等级森严的封建社会，奴隶社会地位极低，想进入上层社会简直就是奢望。而刘彻却不管卫青的社会地位，唯才是举，大胆重用卫青。这不得不令人佩服。
汉武帝时，真是人才济济，鸿儒满座，名将广聚。他的择才观给了太多太多的人施展抱负和才华的机会，如若不是生逢其时，很多人都可能被埋没一世。
金日磾原是匈奴休屠王太子，武帝元狩年间，休屠王与昆邪王密谋降汉，休屠王临事反悔，被昆邪王所杀，其部众随昆邪王归顺了汉朝。金日磾和他的母亲、弟弟被罚为官奴，金日磾被安排为皇帝养马，那时他只有十四岁。作为当年休屠王的太子，金日磾忍受着痛苦和屈辱的煎熬，但他不自怨自艾，而是从养马上寻求解脱。由于尽心尽力，他养的马个个膘肥体壮。
有一天，汉武帝带着大批的官员和后宫嫔妃游玩来到御马苑。马夫牵自己所养的马从殿下走过，接受汉武帝的检察。许多马夫偷偷地窥视皇帝和后妃的风姿，只有金日磾目不斜视，加上他相貌魁伟，养的马又膘肥体壮，武帝十分高兴，当天就封他马监，后来又升他为侍中附马都尉、光禄大夫，把他从一个奴隶提拔为皇帝的近臣。金日磾也没有辜负汉武帝的提拔，他小心谨慎地侍侯着武帝，从来没有犯过去丝毫过失。汉武帝对他更是宠爱，赏赐千金，出则骖乘，随侍左右。一些达官贵戚，对此非常忌恨，说：“皇上对一个胡儿如此器重，真是岂有此理！”武帝听了，反而对金日磾更加器重了。
金日磾对汉武帝非常忠诚，处事周密谨慎。武帝末年，近臣莽何罗兄弟蓄意谋反，金日磾发觉他们的行为反常，昼夜提防。一天，莽何罗手持利刃谋刺武帝，被金日磾及时发现，武帝才幸免于难。武帝非常赏识金日磾的德操和才能，认为他持重可靠，可以托付大事。所以临终托孤于他，让他与霍光、上官桀、桑弘羊三人共同辅佐太子，为顾命大臣。这充分说明了汉武帝不拘一格，知人善任的用人风格。
对于现在的领导者来说，什么是选择人才的标准？两千多年前深谋远虑的刘彻给出了精确的答案——贤良、方正、直言极谏。一位封建帝王能有如此清晰的人才战略思路，不得不令人佩服。想想现今有许多企业仍然以学历背景作为考量人才的唯一标准，实在令人汗颜。
更有些领导者，只要奴才不要人才，阿谀奉承、唯唯诺诺者总能曲径通幽，真正的人才却因为个性鲜明而不被重用。武帝说“故马或奔踶，而致千里。士或有负俗之累，而立功名。夫泛驾之马，跅驰之士，亦在御之而已。”意思是有的马会狂奔踢人，但它能日行千里。有才能的人曲高和寡，不为世俗常人所接受，但能建立功劳。那些狂奔乱跑的烈马、放荡不羁的人才，关键在于怎样驾驭和使用。聪明的刘彻知道人无完人，金无足赤的道理，他并不要求人才必定要对他俯首贴耳、惟命是从，他看重的是他们的才华能为我所用。这是一种高超的领导艺术，是一种卓越的领导才能。
人才问题愈来愈迫切地摆在人们面前。“谁拥有人才，谁就拥有一切。”这已成为不少企业的共识。在这种思想指导下，推行“惟才是举”的观念，千方百计广揽人才已成为时尚。这反映了人们认识上的飞跃，也反映了社会的进步，无疑是件大好事。
所以，企业的领导者要向汉武帝一样，树立“不拘一格降人才”，唯才是举的用人观，那么我们又何愁企业搞不好呢？
一代英主
汉武帝以其赫赫功业奠定了他在西汉历史上的地位。有人认为，高祖刘邦提三尺剑，出生入死打下天下，惠帝、吕后、文帝、景帝祖述高祖，无为而治，到武帝才又轰轰烈烈，把西汉皇朝推向辉煌，功至著。这个评价是很中肯的。汉初60余年，清静无为，致力于医治战争创伤，恢复发展经济，是给武帝打基础、搭舞台的。武帝登基，把属于他的那54年演得有声有色。武帝死后，余音未绝，又有一幕“昭宣中兴”。一部西汉史，武帝占去了大半。
武帝不仅是一位功至著的汉家天子，更是一位在中国历史上影响深远的百代之人物。
中国封建社会的若干制度、措施，都始创于武帝，如尊儒术，建中朝，盐铁酒官营，均输平准，等等；还有，中国的疆域版图，于此时基本奠定；中、西经济文化交流的孔道，从此开通。人们常以“秦皇汉武”连称，确是事出有因，他们同是中国封建时代开风气的人物。
武帝能够在汉代和中国历史上占有重要一席，首先是时代的造就。此外，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因素：他的才识。
他的才识展现在他对天下大势高屋建瓴般的把握上，雄才大略之内涵，即在于此。武帝一朝，事情千头万绪，变化多端，但武帝对时局始终有清醒的认识，有整体的把握，因此他知道什么时候应该干什么，怎么干。即位之初，他对外征伐，对内改制，完成时代赋予他的使命。当此之时，他已制订了下一步对策：一旦“外攘夷狄”大功告成，即把军国大政的重点从对外征伐转移到恢复发展经济上来。当危机日重、百姓蜂起之时，他又意识到不能等到他的下一代再转变了，当机立断，痛下罪己诏。秦皇、汉武并称，二人在若干方面颇有相似之处，但在对时局的把握、及时地调整统治方针上，始皇实不及武帝雄才大略。始皇是个实干家，事无大小，都要亲自裁决，一天要看一石奏章，看不完不休息。武帝则像个战略家，他的精力更多地用在战略方针的研究、制定上，具体事务多责臣下。班固写完《汉书?武帝纪》后，给武帝下了一个评语“雄才大略”，可见班氏所言不虚。
也因为此，武帝才有更多的时间来游玩享乐，声色犬马。后宫佳丽成群，多至数千，武帝才以好色而屡遭后人讥斥。他还喜欢驰逐射猎，观赏斗兽、歌舞，与臣子玩射壶、蹴鞠等游戏，或泛舟湖上。他还是一个出手不凡的文学家，赋作得非常有水平。
他是一位至尊至贵至高至上的皇帝，同时又是一个有血有肉、有情有欲的人。登上未央宫前殿时，他是天下共主；下得殿来，他又是食人间烟火的一员。皇帝的权威与人的本性，在他身上都有很充分的体现。
纵观汉武帝充满传奇色彩的一生，有功也有过，但他为西汉的强盛和中国历史发展所做出的杰出贡献是不可磨灭的。汉末人应劭就称赞汉武帝的功绩“冠于百王”。曹植赞汉武帝说“世宗光光，文武是攘，威震百蛮，恢拓土疆，简定律历，辨修旧章，封天禅土，功越百王”。汉武帝创造了辉煌业绩，是中国古代有作为的帝王之一。
司马光在《资治通鉴》中写道，汉武帝有种种过失，“其所以异于秦始皇无几矣”。然而，“秦以之亡，汉以之兴”，是因为汉武帝能够“晚而改过”，及时扭转了局势，“此其所以有亡秦之失而免亡秦之祸乎！”我们在认识汉武帝的业绩时，首先应当明确，对于其成功的肯定，不能忽略专制政治的背景。对于这种成功的历史分析应当是具体的，如果一味堆砌“伟人和天才”，“中国历史上的一位真正的太阳之皇、圣武大帝”这样的颂词，不仅无益于准确地说明历史真实，也难免有回复帝制社会臣民奴性心理之嫌。
有一部分人说，回顾汉武帝的功业，可以振奋民族精神。但我们应当明了的是，现今应当振奋的是鲁迅曾经热情称颂的当时那种“闳放”，“毫不拘忌”，“魄力究竟雄大”的精神，借用西汉人的表述习惯，即表现出“奋疾”、“驰骛”、“奔扬”风格的积极进取的时代精神，而必须与民族沙文意识和军事霸权主义划清界限。西汉人和汉武帝的功业有关，形成了“犯强汉者，虽远必诛”的强烈的国家意识，但是汉武帝本人的民族情结，其实并不狭隘。比如金日磾的信用，就是一个明显的例子。劳榦写道，“旧说非我族类，其心必异，然自武帝托孤于休屠王子，天下向风，共钦华化，而金氏亦历世为汉忠臣，虽改朝而不变。”这些历史事实，都值得我们去深思。
第二节 唐宗宋祖
一代帝王典范唐太宗
说完秦皇汉武，接下来不得不说唐宗宋祖了，作为中国古代帝王的典范，唐太宗李世民肯定值得一述。李世民作为世界上最辉煌帝国奠基者，称其为世界上最伟大的帝王之一不为过分。
唐太宗即李世民是豪门之后，太宗是他死后的庙号，谥号为“文皇帝”，但后人称呼最多的是“唐太宗”，有时也称“文皇帝”。“世民”即“济世安民”。
从公元599年1月出生到649年去世，唐太宗终年仅五十岁，他是一个在隋末乱世中成长起来的成熟早、功绩高、寿命也短的封建名君，受到历代帝王将相和百姓的推崇与赞美。
作为关陇贵族集团之一的李氏家族，李世民的曾祖父李虎在西魏时官至太尉，这是最高武官。后来因辅佐北周代替西魏有功，被封为八柱国之一，死后追封为唐国公。祖父也任北周的柱国大将军，其父李渊还是隋文帝独孤皇后的姨侄。
母亲窦氏，天资聪颖而善于书法，模仿父亲李渊的笔迹，达到以假乱真的地步。
李世民兄弟四人，哥哥建成，弟弟玄霸、元吉和智云，玄霸幼年早亡，智云在太原起兵后被隋朝官吏杀死，年仅十四岁。
李世民十六岁时娶十三岁的长孙氏为妻，这就是后来贤明的长孙皇后。少年时期的李世民虽然也读书，但他最喜欢的还是练武。天天练习，从不间断。
在十八岁时，李世民应募参军，当时隋炀帝被围在雁门，就在这次解围战中李世民初露峰芒，展示出了过人的军事才华。
公元615年，隋炀帝巡查北方要塞时，突遭突厥始毕可汗几十万骑兵袭击，雁门一带四十一座城失陷三十九座，隋炀帝被围困在雁门城内，将求救的诏书捆在木板上放进南流的汾水中，命令各地募兵救援。李世民就在这时应募入伍，隶属屯卫将军云定兴部下。李世民向云定兴献出疑兵之计：“始毕胆敢领兵围困天子，一定是估计到我们仓促应战无法增援解围，我们应当在白天遍设旌旗几十里，在夜里则擂鼓相应，敌人必定会以为大量救兵已到，便会望风而逃。如若不然，现在敌众我寡，万一敌军倾巢出击，我们就难以支撑了。”
云定兴立即依计行事，突厥人果然中计，急忙引兵退去。
在太原随父亲李渊起兵后，李世民和李建成领兵首战西河郡，西河郡在太原的西南面，是以后进兵长安的必经之路。兄弟二人治军严明，长驱直入，攻下西河并生俘郡丞贪官高德儒，李世民怒斥道：“吾兴义兵，正为诛佞人耳！”然后将其斩首。西河首战大捷，李世民兄弟来回只用了九天，李渊迎接凯旋而来的两个儿子时兴奋地说：“以此行兵，虽横行天下可也。”
后来，在南下攻霍邑时，李世民又哭劝父亲放弃回撤太原的打算，下决心攻占霍邑，取得骑兵战胜步兵的胜利。当时，李渊留李元吉守太原，自己率李建成和李世民等将士三万人南进到贾胡堡，离霍邑五十里。霍邑有隋兵两万固守，这时李渊粮草将尽，又逢阴雨连绵，背后则突然传来突厥将要趁虚袭击太原的消息，李渊决定先回太原再从长计议。李世民则分析形势，说守军并不可怕，应攻下后直捣咸阳号令天下，才能在战略上占上风。
李渊不听李世民的建议，下令班师。李世民情急之下放声大哭，帐中的李渊听到了，出来问他何故，李世民说：“现在我们起兵是正义之师，前进则战无不胜，后退必将溃散。溃散在前，敌人乘虚攻击于后，兵败身亡再所难免，所以如此悲伤而痛哭。”
李渊彻底醒悟了，下令追回已经回撤的军队。不久，粮草也运到了，粮草充足，兵强马勇，李渊父子领兵直捣霍邑。李世民和李建成各领几千精骑兵去挑战。守将贸然出城迎战，先被骑兵挫败，后又被骑兵截断退路，受到夹击的守军很快溃败，李渊父子最终夺取霍邑。
在围攻关中门户河东时，久攻不下，李世民提议先入关直取长安，长安一下则河东不战自降。李渊采纳了他的意见，兵分两路，一路取长安，一路继续围困河东。果然在长安攻陷之后，河东守将见大势已去，开城投降。
一、统一天下，无人匹敌的赫赫战功
公元618年，李渊称帝长安，改国号为唐，定年号为武德，李世民被封为秦王，哥哥被立为太子，弟弟李元吉被封为齐王。
唐朝的建立并不意味着天下的统一，事实上当时正是各派军事势力分裂与混战的高峰期。如果说李世民在唐朝建立之前的战功还不十分显著的话，那建立唐朝之后统一全国的军功则无人能与其匹敌，也正因为有了如此的赫赫战功，李世民才有了要帝位的强烈愿望，才导致哥哥建成的嫉妒与谋害，才有了手足相残的玄武门之变。
李渊称帝之后就不再亲自带兵作战了，而建成也要在长安辅佐父亲处理政务，这样，平定各方势力统一全国的重任就落在了李世民的肩上。二十来岁的李世民勇敢地挑起了这副重担，历时十余年才得以一统天下。
李世民的统一战争分为三方面，一是平定薛举父子，二是击溃刘武周，三是打败王世充和窦建德。
在大业十三年（公元617年）十二月，金城郡富豪薛举率领十万军队进犯渭水，攻打扶风，和李渊争夺关中。李渊命李世民为帅与薛举战于扶风，斩首万余人，大胜薛举，将唐的势力扩充到了陇右一带，进一步稳定了关中的局势。第二年的六月，李世民又被封为西讨元帅，继续讨伐薛举。七月，和薛举战于泾州，因为当时李世民正患疟疾，在军中养病，而属将急于决战。由于战争准备不足，遭到薛举偷袭，结果大败而归。八月，薛举死后，其子薛仁杲（音高）领兵进犯。李世民继续出征，他先固守六十天，不准部下迎战，还下令：“敢言战者斩！”这主要是为了使自己的军队士气得到振作，同时也挫敌锐气。等时机成熟时，李世民便命令属将先诱敌深入，然后全军出动聚歼。浅水原这一战，大破敌军，结果薛仁杲投降，陇右地区得到平复。
619年三月，刘武周借住突厥势力大举南下，攻打并州，就是太原地区。并州的总管李元吉支持不住，逃回了长安。致使晋州等地也失守，关中地区震动。李渊想放弃河东的这个地区，遭到李世民等人的反对，他认为河东是富庶之地，也是京城的重要依托，还是起兵之地，所以不能放弃，他愿意领兵夺回来。李渊便命李世民领兵出征，十一月，李世民趁黄河结冰的机会顺利渡河，然后用“坚壁挫锐”的战术来和刘武周的大将宋金刚对峙。李世民坚守阵地，挫敌锐气，待机而动，因为他知道敌军深入，必定会粮草不济。次年的二月，在宋金刚军粮草缺乏时破敌于介休城，刘武周也放弃太原北逃。至此，关中的东北部也宣告稳定。
隋炀帝被杀的消息传到洛阳后，也就是618年五月，守将拥立越王杨侗称帝，改元皇泰。619年四月，王世充夺取了政权，改国号为郑，割据关东地区。第二年七月，李世民进军洛阳，开始收复王世充。
从这年八月围攻洛阳到下一年的二月，虽然经常昼夜攻城，但终因洛阳城坚固而无法取胜。将士心念动摇，李世民却坚定意志，鼓励将士说：“这次我们领重兵而来，应当一劳永逸，东边各州已经望风而降，只剩下了洛阳一座孤城，依此情况恐怕很难再坚持了，大功马上就要告成，你们为什么又要放弃无功而返呢？”在李世民的坚持下，众将士遂抖擞精神，决心决战到底。
此后每次决战，李世民总是一马当先。有一次，他带五百骑兵巡视前方地形，结果被敌人骑兵包围。敌将单雄信挺槊直取李世民，尉迟敬德跃马而出，将单雄信刺落马下，救出了李世民。
就在王世充快被击败的紧急时刻，河北的窦建德领兵十万，号称三十万，为救王世充而大举南下。当时窦建德自称夏王，占据河北和山东。他开始也不愿意相救，坐观龙虎相斗。后来看到王世充处于下风即将被歼，便听从了部下刘彬的建议，出兵相救，以免在王世充灭亡之后，自己也势单力薄，落得同样下场。
窦建德开始时写信给李世民，要他退到潼关，讲和修好。李世民断然拒绝，开始策划如何对付窦建德。
李世民的部下意见产生分歧，以薛收为主的一派认为，王世充现在只缺粮草，万一得到接济，战争的胜败就很难预料了。应该在围困洛阳的同时，由秦王李世民亲自领精锐骑兵抢占虎牢关。在击败窦建德之后，王世充也就不攻自破了。
但是，屈突通等将领却坚决反对，他们认为去虎牢关会腹背受敌，应该先退守新安，再寻找战机。
唐太宗最后说：“王世充粮草已将用尽，内外离心，我们就应当坐收余利，不必劳师动众去攻击。而窦建德则将士骄横兵卒懒惰，我们必须进占虎牢，扼守险要之地。窦建德如果要和我交锋决战，一定能一战取胜，如果他们畏缩不战，那么王世充十日之内必然溃败。假若现在不速战速决，让窦建德占据虎牢，那刚归降的各城就又无法守卫，我军就很难再占据上风了。”
李世民最终听从了薛收的意见，他命令屈突通和齐王李元吉继续围困洛阳，自己则率领精锐骑兵三千五百火速奔袭虎牢，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虎牢之战。
管理者在决策中处于主导地位，对于智囊团的谋略，要认真的对待和谨慎的处理，不能处于被动，特别是对有争论的事情，更要仔细分析，做出最佳的选择。
武德三年的三月，李世民带兵攻到虎牢关，他亲自东进二十里侦察敌情，窦建德无法进军，只好就地筑垒固守。四月，窦建德军队几次作战失利，将士思归心理日益加重，军心开始涣散，而运粮道又遭到了突袭，大将张青也被俘。这时，部下建议，渡河攻打怀州，再向西穿越太行山，趁虚攻占上党，然后再南下，占据河东的广大地区，不但能占疆土补充兵力，还能威胁关中，从而迫使李世民退兵自救，洛阳之围不攻自破。但窦建德一心想找李世民决战，根本听不进去，反而说这是愚人之见。
五月一日，李世民渡河，在黄河北岸牧马，并留下战马千匹，给窦建德一种粮草已尽的假象，他自己则在晚上返回虎牢。
次日清晨，窦建德果然中计，认为李世民有机可乘，他全军出动，排兵二十里击鼓而进，想用气势吓倒唐军。李世民登高观望，然后对部将说：“窦建德过险关鼓噪而进，这是毫无纪律，临城而列阵，是在轻视我军。我们如果按兵不动，他们的勇气必然渐渐衰退，列阵久了将士就会饥饿疲劳，不攻自退，等那时我们再乘势追击，将战无不胜。”果然，到了中午，窦建德的军队因为没有开战，士卒又饥又渴，开始争着喝水，很多人坐在地上，没有了开始时的阵形，一副散漫战败的样子。
李世民见时机已成熟，便下令攻击，此前已将战马悄悄赶回，军令一下，全军以排山倒海之势冲向敌军，窦建德大败，自己也中了枪伤，最后成了唐军的俘虏。
此次战役，洛阳的王世充成了惊弓之鸟，想突围又遭到众将的反对，只好开城投降，归顺唐军。
李渊将窦建德处死，结果使他的部将又起兵叛乱，刘黑闼（音踏）恢复了窦建德原有的地区，李世民又领兵将其击溃，不久，刘黑闼又起兵，被李建成击败，后来刘黑闼被杀害。窦建德的势力才被彻底消灭。
李世民作战有方，自有他的一套谋略，后人给他总结了一些经验，从这些经验里可以看出他过人的军事才华，他是一个很出色的军事指挥家。从以下方面可以看出：
其一，坚壁挫锐，这是杜佑在《通典》中为他总结出来的。在浅水原一战，就用这种战术挫败了刘武周。内容主要是坚壁对垒，搞持久战，拖住敌军，然后寻机歼敌。
其二，是准确利用骑兵，在敌后反击。在两军相持的时候，由精锐骑兵猛冲敌阵，特别是在敌人败退时，用骑兵火速追击，力求全歼，不给敌人喘息休整的机会。在虎牢之战中，大战正酣时，李世民率领秦叔宝等大将在敌阵后突然猛攻，高举旗帜来回冲杀，窦建德军一见，立刻溃不成军。
其三，勇追敌寇。在追击宋金刚军时，李世民日夜行军二百里，将士疲惫不堪，连总管刘弘基也劝阻休整之后再追击，李世民却说：“乘胜逐之，破竹之义也。”接着继续追击，又大破敌军。如果自己休整，就等于给了敌军逃跑的时间，给以后攻城留下后患。
其四，身先士卒，亲自侦察，部署作战计划。李世民每次作战都要亲自到前沿侦察，深入到敌营附近，获取真实的情报。有一次，李世民被王世充的骑兵包围，等突围回来时，尘土蒙了一脸，连卫兵都认不出他来了，正想阻止，李世民将甲胄脱了下来，这才认清是谁。和窦建德决战时所使用的牧马之计便是在实地侦察之后部署的计划。
唐太宗统一全国的丰功伟绩，使其在朝野上下的威信日增，高祖李渊也给了他相当重的权力，任他为尚书令，相当于宰相之首，因为唐朝没有宰相和丞相这种官职，三省（即尚书省、中书省和门下省）的长官都视同宰相，再加上用其他名称如“参知政事”“同中书门下平章事”来参加政事会议行使宰相权力的人还有不少，但唐太宗的权力是其他人无法相比的。正因为他曾经担任过尚书令的职务，所以在唐太宗正式做了皇帝之后，就没有人敢担任这个职务了，最后就将尚书令取消，尚书省的长官由左仆射来担任，右仆射为副职。
唐太宗还有更重要的军队，他的哥哥即太子李建成和他一样都有自己的亲兵卫队，加上一些大臣分成两派，分别归入太子集团和唐太宗李世民的秦王集团。中国古代社会在继承方面只在代表家族的家长权方面实行了嫡长子（即正妻所生的长子）继承制，至于特殊的王位和帝位继承历来都是儿子们竞争，虽然有时候也按照嫡长子继承的传统立太子，但经常发生的废太子事件使得这个传统没有产生稳固的制度。在这方面唐太宗和哥哥太子李建成的争夺最为典型。等到了清朝，就有了在位的皇帝秘密指定继承人并写成诏书藏起来，等去世后再当众打开宣读，所以清朝就避免了为了地位兄弟之间互相残杀的局面发生，而且这样也保证了有才干的儿子做皇帝，以保证国家的稳固。
624年六月，庆州总管杨文干叛乱，牵涉到了太子李建成，李渊命李世民讨伐，还许诺在平定后立他为太子。但事后，李渊又听从李元吉和后妃的话，改了主意，更加深了兄弟之间的矛盾。
武德九年，双方已成剑拔弩张之势。有一次，太子李建成晚上找李世民去喝酒，在酒里下了鸩毒，李世民心痛剧烈，吐了几升血，幸亏淮安王李神通将李世民送回秦王府才得救。这次谋害可能使李世民下了决心除掉对方，得到了属臣长孙无忌和房玄龄杜如晦的支持。
但两人并没有因此罢休，相反更加紧了行动。虽然收买秦王府将领的阴谋没有得逞，但在李渊的支持下将房玄龄和杜如晦调出了秦王府，削弱了李世民的力量。在激烈争夺继承权的时候，恰逢突厥南侵，李建成和李元吉觉得时机到来，便由李建成建议让李元吉代替李世民北伐突厥，李渊同意了，然后，他们就进一步提出，调秦王的部下大将尉迟敬德和秦叔宝等人随同出征，还要求将秦王的精兵划归李元吉统领。这很明显是想孤立李世民，然后再下手除掉。李渊也同意了。
李建成和李元吉二人密谋，想在出兵饯行的时候，派人将李世民刺死。太子李建成的一个属官得知后，马上向李世民报告了这个机密消息，李世民决定先下手为强。
六月三日，李世民向李渊报告了二人的阴谋，还趁机告发他们淫乱后宫，李渊答应第二天早朝时对质，处理此事。李世民并没有将希望寄托在父亲的处理上，因为先前父亲总是偏袒他们。他果断部署了行动计划。李世民去见李渊的事被倾向李建成的后宫张婕妤得知，马上派人密告李建成，但李建成认为京城守卫都是自己的人，但事情却出乎了他的意料。
六月六日清晨，李世民命属将埋伏于长安宫城北门口即玄武门。李建成没有收买成李世民的将领，李世民却成功地收买了李建成的将领，玄武门守将便是被收买的李建成的属将。正因为李建成认为有自己的人在，才过于胆大，结果断送了性命。
当李建成和李元吉走到临湖殿时，才发觉守门的士卒不是自己的属下，便想回头。但此时李世民骑马赶来，双方发生了激战，李元吉射了三箭没有射中李世民，李世民却一箭将李建成射死，尉迟敬德领骑兵将李元吉射死。然后，尉迟敬德向李渊报告说李建成和李元吉要造反，已经被秦王杀死，李渊只好下令平息此事。
就在当天，李世民被立为太子。八月，李渊传位给李世民，自己做了太上皇。
李世民对于自己的兄弟并不是太绝情，相反采取措施挽回一些不良影响，虽然李建成和李元吉生前和自己是死敌，但毕竟是兄弟，所以，李世民又主持礼葬二人，在当天，李世民在千秋殿西边宜秋门痛哭致哀，缓和了与原来李建成和李元吉手下人的矛盾。此后，李世民又让魏征去山东宣抚，因为李建成曾结交山东窦建德的部下，而魏征，曾经是窦建德的部属，又是山东人。
二、节俭自律，厉行法制，大力发展国家经济。
唐太宗称帝之后，在提倡接见方面为群臣做出了表率，他最初住的宫殿还是隋朝时修建的，都很破旧。同时，他还禁止铺张浪费的厚葬习俗，明确提出要求，即五品以上官员和皇亲贵族都要严格遵守。至于官吏们的奢侈浪费唐太宗也明令禁止。所以，在大臣中形成了一种良好的节俭的风气，出现了许多廉俭大臣。如户部尚书戴胄，由于生前生活简朴出了名，死后家里连个祭祀的地方都找不到。至于魏征更是如此，住的地方简直简陋到了极点。
在管理国家方面，唐太宗主持制定了《贞观律》，明确了赏罚制度，加强了法制建设，长孙无忌又和其他人为其作注，这就是后来所说的《唐律疏议》，成为封建社会成就最高的法典，而且一直保存下来。除律外，还有令、格、式，法制成了完整的体系。令是规定国家各种制度的法典基本上包括了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各个方面。格也相当于律，是皇帝对国家机关或个人因时因事而颁行的诏书汇编。式则是国家机关经常和广泛适用的办事细则和公文程式。令、格、从积极的方面来规定国家机关和官民人等应当遵守的制度，而律则从消极方面规定违反令、格、式以及其他一切犯罪的刑罚制裁。四种法律形式互相协调，体现了唐朝立法技术的高度成就。
唐太宗还建立了死刑覆奏制度，以示对人命的重视。在京城要在两日内五次覆奏，在各州要三覆奏。这种制度的建立有个惨痛的教训，就是错杀了大臣张蕴古，唐太宗后悔不已。因此决定设立这项制度，同时为了防止和严惩诬告行为，还规定诬告者要“反坐”，即诬告他人什么罪名，就用这种罪名惩罚诬告人。
唐太宗发展经济方面也有很多方面，这包括：推行均田制，奖励垦荒：颁行租佣调法，轻徭薄赋：劝课农桑，不夺农时：设置义仓，救灾备荒；增殖人口，奖励婚嫁，发展生产；兴修水利设施，疏通河道。
当时唐太宗有一段话论述了国家的根本问题：“做任何事情都要抓住根本的东西，国家以百姓为本，百姓则以衣食为根本，而生产衣食又以不丧失农时为根本。”这体现了他的重民思想，在正确的思想指导下才会有好的政策得以制定和实施。
为增加人口，唐太宗下令：民间男子二十岁，女子十五岁可以结婚，还将人口增长与否作为考核官员政绩的一个重要标准。到了贞观二十三年，全国的户数增加到了三百八十万户，比他刚即位时增加了将近一倍。
有了以上的这些利国利民措施，很快迎来了太平盛世，粮食连年丰收，粮价持续下跌。百姓开始安居乐业。到贞观中期时，国家出现昌盛景象，贞观之治就是指的这个时期。这是中国历史上罕见的太平盛世。
三、团结友好，融洽的民族关系
唐太宗在处理民族关系方面也值得称赞。在他的努力下，唐朝的汉族和各少数民族和睦相处，出现了历史上难得的民族关系融洽、各族和睦共处的黄金时期。
当时，北方地区有突厥和薛延陀，西方有吐谷浑、吐蕃，这些少数民族经常侵犯边境，掠夺人口和财物。太宗积极用兵，在629年派名将李靖讨伐东突厥，俘获颉利可汗。634年大将段志云败吐谷浑。638年吐蕃攻唐，侯君集破敌，后又平定了高昌，建安西都护府。641年唐军又败薛延陀部，薛延陀后来败亡。
在处理民族关系方面，宽容是唐太宗的最过人之处。因为宽容，贞观时期的民族关系非常融洽。唐太宗制定了以下一些措施：
让少数民族人参政；准许少数民族内迁，定居长安，当时的突厥族就有万家之多；采取和亲政策，著名的就是唐朝宗室女文成公主和吐蕃的松赞干布结婚；建立了州县制度，仍然任用少数民族领袖。
在630年也即是贞观四年，西北各族领袖共同请求为唐太宗上尊号“天可汗”，唐太宗同意了，后来就用“天可汗”的印玺向西北各族下诏书。到633年十二月，太上皇李渊和唐太宗宴请群臣，李渊让颉利可汗起舞助兴，又让南方的蛮族领袖冯智戴咏诗，气氛热闹非常。李渊高兴地说：“胡越一家，自古未有也！”
后来，在贞观二十一年，唐太宗于翠微殿召见群臣时，问了大家一个问题：“自古以来，有很多帝王能平定汉族地区，但却无法制服四周的少数民族，我并没有古人聪明，但做到了他们未能做到的事，这是什么原因呢？”
大臣的回答都不能令他满意，最后还是他自己总结了五条经验，最后一条是：“先前的帝王们只知道重视汉族，却总轻视少数民族，只有我能像爱护汉族一样爱护他们，因此他们才像父母一样对待我。”唐太宗说的确实是实情，只有以诚相待，才能根本解决民族关系问题。
在民族关系和睦的同时，唐朝的疆域也异常广阔，东西有九千五百里，南北有一万六千九百十八里。
四、对外交流，传播世界的盛唐气象
贞观时期，由于经济的发达和边境的稳定，为中外交流提供了良好的条件，唐朝和世界的交往和政治经济一样是中国封建社会的顶峰时期。包括亚洲、非洲许多国家的使臣、留学生和艺人、僧侣都来到唐朝，来到长安，使长安成了当时世界性的都城。为管理对外交往，唐朝政府还专门设鸿胪寺，负责接待工作。当时和唐朝交往密切的国家有七十多个。大批外国人的到来，给唐朝注入了许多新鲜的文化内容，如佛教、伊斯兰教。还有许多的植物如菠菜、胡椒、郁金香等也传进来。
同时，唐朝也对外传播了自己的先进文化，影响最大的是亚洲。中国的瓷器、纸张、茶叶和丝绸运往波斯，再传到欧洲。四大发明之一的造纸术便是在这个时期传到阿拉伯和印度，又通过阿拉伯传到了欧洲和非洲，对世界文明的发展做出了卓越贡献。在亚洲，唐朝文化对朝鲜和日本的影响最深。在631年日本向唐朝派出了第一批遣唐使。到了645年，日本开始了著名的大化改新，几乎是全面地学习唐朝文化，甚至是照搬照抄。如唐朝的政治制度，法律制度，均田制和租用调制，使日本很快建立了封建的国家制度。明治维新就是这些制度的延续。
由于唐朝当时在世界历史上的地位和影响，加上中国的使者和商人也出现在亚洲各国，所以外国人便将中国人统称为“唐家子”，现在的西方人有的仍然称呼中国人为“唐人”，美国著名的“唐人街”就是很好的证明。
唐太宗在诗文水平方面也有很深的造诣，可以说是个能文能武的皇帝。但由于他的谦虚，在世时一直没有让人编他的诗文集子，所以后人对他的诗文水平了解较少。其实，在《全唐诗》和《全唐文》里都收有他的作品，文学水平显而易见。
唐太宗由于四处征战，精通骑射，所以他对于骏马和弓箭尤其喜爱，为此还写了诗，如《咏弓》：“上弦明月半，激箭流星远。落雁带书掠，啼猿映枝转。”唐太宗的弓箭比一般人的要大一倍，而且箭法极好。有一次，突厥人在战场上得到了他的一支箭，纷纷称奇，对他赞叹不已。
马是唐太宗的最爱。他有首《咏饮马》写的很有感情：“骏骨饮长泾，奔流洒络缨；细纹连喷聚，乱荇饶蹄萦。水光鞍上侧，马影溜中横；翻似天池里，腾波龙种生。”因为对骏马的偏爱至深，在临死前唐太宗还要求在昭陵里刻上六匹骏马，这即是著名的“昭陵六骏”。
唐太宗虽然对诗文都有些研究，但他却不重文名，一直禁止编自己的诗文集。清朝人后来将他的诗文编入了《全唐诗》和《全唐文》，共计文七卷，赋五篇，诗一卷六十九首。唐太宗曾经说：“朕的辞令，如果对百姓有益的，历史总会记住的，便可流芳百世了。如果没什么好处，编成集子又有何用？！梁武帝、陈后主、隋炀帝都有文集传于世，那个也没有能挽救其灭亡之厄运！做皇帝怕的就是没有德政，要那些文章对社稷有什么用！”唐太宗在这里摆正了自己的位置，即皇帝，皇帝应该做什么，和文人应该做什么，分得一清二楚，其明智的言论对后人来说仍然是受益匪浅。
唐太宗在为政方面非常的明智，他以尧、舜为效法的对象，以秦、汉的兴亡为教训，不到海边，不封禅，不求仙，也不巡游。能做到这点的，在中国历史上实属罕见。
唐太宗对书法也有研究，尤其擅长飞白书法。他主要学习王羲之的书法，注意对技法的研究，写了《笔法论》、《指法论》和《笔意论》。
唐太宗是中国历史上的有名的英主，他的后妃中也有两个和他一样在历史上留下了美名。她们是皇后长孙氏和徐妃。
长孙皇后出身贵族，从小受到良好的家教，精通诗文，也聪明贤惠，和唐太宗一样很有气度，是个母仪天下的典范。她最重要的贡献是防止外戚专权，哥哥长孙无忌本来就和唐太宗有布衣之交，后来一直跟随左右，玄武门之变中又是功臣。所以受到唐太宗的器重。但长孙皇后却总是要求唐太宗降低哥哥的官职，以免再出现汉朝吕氏和霍氏专权的局面出现。她还让哥哥亲自向唐太宗要求降职，到临终时还对唐太宗说要防范外戚专权。她多次向唐太宗表明心迹：“妾既托身紫宫，尊贵已极，实不愿兄弟子女布列朝廷，汉之吕、霍，可为切骨之戒。”认识得相当深刻，外戚专权不但祸乱朝政，也会殃及家族，可见长孙皇后的确是目光远大。
长孙皇后对于后宫嫔妃的照顾可以说是无微不至，有的嫔妃不舒服，她不惜停下自己的用药去资助她们，所以她在后宫里威信极高。后宫里的稳定也为唐太宗理政创造了良好的条件。不仅如此，在唐太宗发怒要惩罚因为进谏而冒犯他的魏征时，长孙皇后还极力劝阻，而不是火上浇油，终于使唐太宗醒悟过来。可以说长孙皇后对贞观之治起了不可替代的作用。
长孙皇后和唐太宗都不信迷信，也不崇信佛教，提倡薄葬，临死时要求不可厚葬，浪费钱财，依山而葬即可，不用起坟。长孙皇后英年早逝，去世时仅三十六岁，被葬于昭陵。
还有徐妃，即徐惠，也很知书达理。在唐太宗兴土木时她还上疏劝止，不要浪费人力财力。
晚年错误与反省
贞观后期，唐太宗在纳谏方面开始有所变化。贞观十年，魏征发现他“渐恶直言”，从此唐太宗一错再错。
在征战高丽的两次战役里，不听大臣们的劝告，虽然取得了一些胜利，但损失很大。不但唐太宗得了病，因为要大量造船，结果引起农民起义，引起了全国上下的不满。
另外奢侈现象更加严重。在贞观十六年的时候，唐太宗下诏说，太子所用之物其他机关不得限制，结果造成太子的严重浪费现象。唐太宗自己也开始修造宫殿，贞观十一年在东都洛阳修飞山宫，又于二十一年修翠微宫。
还有一个大的错误就是看史官所写的起居注，这是专门写皇帝日常生活和言论的，皇帝无权干涉，这是历来的传统。历来的皇帝都没有看，尊重史官的职权和地位。而史官也是公正直书，从不掩饰什么，从不害怕皇帝打击报复。但唐太宗这个名君却犯了一个大的历史错误，破坏了这个制度，给后来的皇帝树立了坏风气，开了个坏先例。
总而言之，唐太宗还是功大于过。他毕竟是个名君，在晚年他还能反省自己的错误，很难能可贵。他对太子李治教诲时反省了自己的一生：“你应该从历史中找古代的贤明帝王为学习的典范，像我这样的不足以效法。我做了许多错事，比如锦绣珠玉不绝于前，宫室台榭常有兴造，犬马鹰隼没有不去的地方，行游四方又劳民伤财，这都是大错，你不能像我这样，要三思而后行。
辽东战役回来时，即636年，唐太宗得了痈疮，此后一直调养，开始服用金石丹药。先前唐太宗还曾经嘲笑秦始皇和汉武帝用丹药，现在自己也步入后尘了。到647年，唐太宗又得了“风疾”，烦躁怕热，便让人在骊山顶峰修翠微宫。第二年，派人从中天竺求得方士那罗迩娑婆寐，吃了这个外国骗子的“延年之药”，导致病情急剧恶化。649年，丹药毒性发作，无药可医，终于不治身亡。享年仅五十岁。
唐太宗可以说是中国历史上最有名的贤君之一，他所以能成就千秋万世的伟业，主要的原因乃在于他能谦冲自牧，肯虚心反省。专门记载唐太宗言行的《贞观政要》一书，即曾记录一段他的自述。他说：“朕每闲居静坐，则自内省，恒恐上不称天心，下为百姓所怨。”可见一个伟人之所以成功，确有其为常人所不及的地方，今天有了过错，如果没有反省，明天还是一样的犯错；如果能够时常反省，那么，今天错了，经过反省，知道犯错的缘由，随即改正过来，那下一次就不会再有过错。所以说，反省是明日的祥和。
在中国历代帝王中，我们不得不佩服唐太宗。唐太宗把国家治理好，为当时、后人所景仰、赞叹，就是他欢喜听别人说他的过失，乐意接受批评，认真反省，检点改过，这是帝王当中非常难得的。我们在传记里面看到，亲近他的这些大臣，听到有人对皇帝的批评是错误的，就跟唐太宗说：‘他这个指责是错误的，应当要受惩罚。’唐太宗说：‘不可以。’大臣问：‘为什么？’他说：‘如果我惩罚这个人，以后就没有人敢在我面前说我的过失了。’所以，他真有过失，你指责他，他感谢你；他没有过失，你偏说他有过失，他也能包容你，不责备你。他让天下人都敢在他的面前说他的过失，以此作为借镜，改过自新。因此，一代伟人的成就不是偶然的，历史上才会有‘贞观之治’。古圣先王之中，没有人能与他相比，这一点实在非常难得。
我们要学习接受别人的批评，勇于改过。别人纵然误会我们，说错了，也不以为怪，不必计较，也不必争论。我们自己的态度，所谓‘有则改之，无则加勉’，统统欢喜接受。特别是为社会大众服务，一定要有这样的胸怀，我们才能把工作做得圆满。
反省是智能的果实，反省是进德的阶梯，反省是青年们修学中重要的功课。一个人不要随便责备别人，要能以责备人之心来责备自己；也不要任意批评别人，要能以批评人之心来批评自己。更重要的是要时时反省自己，只要觉得是有利于大众的事，那么就要热心去做；时时反省，知道自己言行不合乎道德标准，那就要赶快改正过来。一个青年人，想要成功立业，首先必须健全自己；那么如何健全自己呢？就是要不断的反省、再反省。
所以一个人要时时反省自己。有些人，眼睛只看到别人的缺点，却看不到自己的缺点；嘴巴只讲别人的过失，却从不检讨自己；因此，养成抱怨不满、怨天尤人的坏习惯。其实，人与人相处，要能做到“以责人之心责己，以恕己之心恕人”，时时反躬自问，检讨得失，方能增进道德，升华人格。所以一个人要时时反省自己。
贞观政绩流芳千古
唐太宗作了二十三年皇帝，在中国历史上在位时间不算长，但其业绩却是在历史上最杰出的。正是由于他的努力，才使唐朝在当时政治、经济、文化各方面都处于领先地位，日本古代社会的政治与经济几乎是唐朝的翻版，至今日本中央的省（相当于我国的部）就是来源于唐朝中央的三省制。所以，“贞观之治”就被后人用来表达对唐太宗政绩的肯定和对贞观时期太平盛世的景仰和向往。
唐太宗在即位之后便听从了尉迟敬德的建议，这主要是如何处理原来属于太子李建成东宫集团的人，尉迟敬德说杀人过多了不利于国家的安定，因此，唐太宗便以宽容的态度对待原来太子一派的人，有才干的还委以重任，魏征便是一个著名的例子。唐太宗的宽容化解了许多矛盾，也使许多原来站在对立面的人能够有机会转变过来，成为治理国家的有用之才。
作为领导者在用人之时，往往会受到一些观念和因素的影响，从而在人才聘用时就比较的怀疑，作为一个合格的管理者，应该宽大容人，正确判断和识别人才，不要计较被用者的身份和地位，哪怕是敌人也要对他们采用一种宽容的态度。
正因为唐太宗采取了宽容的政策，使得新的中枢决策班子能在最短的时间内建立起来，除了唐太宗的原来属下，还有李建成原来集团的人，在新的领导集团里，因为李建成的消失，使原来互相之间的矛盾得以消除，共同为国家出谋划策，人才的最大限度的保留是“贞观之治”能够出现的很重要的原因。
领导集团顺利组成之后，唐太宗又和大臣们共同总结了隋朝的灭亡教训。对于隋朝的兴亡，唐太宗是亲眼所见，又亲身体会的。在他眼里，隋朝本来是一个很有实力的国家，经济实力尤其雄厚，所以隋炀帝才能有条件向西域商人炫耀。请他们来，还用上等的物质生活招待，最后还赏赐很多财物。据估计，隋朝当时储备的粮食够五十年用的，但隋炀帝仅仅用了十多年的时间就使这个庞大的实力雄厚的帝国分崩离析，自己也落得个悲惨的下场。
为了使唐朝长治久安，唐太宗认真地总结了隋朝灭亡的教训，他总结出了三种原因。第一，奢华浪费，劳民伤财。隋炀帝为了享受，大修宫殿，为到南方巡游，大征民工修造运河。第二，生活腐化堕落，荒淫无道。为满足自己的贪欲，让全国进献珍奇宝物和大量美女。第三，战争太多，耗费国力。好大喜功的隋炀帝东征高丽，得不偿失，加上其他战争使得民不聊生，最终激化了社会矛盾，导致了隋朝的灭亡。
在惨痛教训的对比下，唐太宗下决心进行彻底治理，加上下属大臣们的通力协作，贞观之治在中国历史上展开了它美丽辉煌的画卷。
知人善任
唐太宗是历史上有名的贤明君王，经过贞观之治，揭开了大唐盛世的序幕。作为一国之君，唐太宗很了解他的臣子们，知人善任，在他当政时期，大臣们能够各尽所能。
治理国家很重要的一条便是知人善任，这是唐太宗治理国家的第一出发点。在唐朝建立之初，从魏晋南北朝时期流传下来的重武轻文的传统还没有改变，许多大臣都是行伍出身，作战时勇猛无敌，但治理国家处理政务就不再是内行了。因此唐太宗选拔官吏的标准定在了两个重要方面：一是才干，一是德行。这从根本上影响了唐朝的选官制度和考课制度，唐朝六品以下官吏由吏部和兵部选拔，以身（体貌丰伟）、言（言辞辨正）、书（楷法遒美）判（文理优长）为基本的四个标准。除此之外，还用德、才、劳三个标准逐级次第选拔。五品以上的官吏根据政绩考核，最后由皇帝亲自裁定。正因如此，唐朝的楷书才在历史上首屈一指，出了颜真卿这样的楷书书法家，也因为科举考试的内容是诗词歌赋，唐朝才出现了那么多文人志士。
唐太宗虽然求贤若渴。但他并没有因此而降低了标准，他是用才干和贤能严格衡量的。他有句名言，就是内举不避亲，外举不避仇。说得很有道理，但后来的一些贪官污吏却以此作为自己任人唯亲高裙带关系的借口。在正确标准的衡量下，许多有才干的人被唐太宗纳入高层领导集团，这包括原来太子李建成手下的许多人，在李建成死后，东宫集团里有很多人想找机会加害唐太宗，最少也是在心理上和唐太宗处于对立地位。唐太宗却不计前嫌，将这些人看成自己人来真诚对待，根据才干大小委任官职，从而争取了许多人为其效力。魏征的例子是最好的证明，他的直谏说明他对唐太宗是很感激的。我们现在有句话叫做“打是亲骂是爱，不打不骂是教坏。”这原是说民间教育孩子的，是恨铁不成钢。这和魏征的进谏相比似乎不太恰当，但也能说明一些问题，直言进谏说明魏征是真正的忠臣，不进谏只知道讨好皇帝的人才是历史上常出现的奸佞之臣。
唐太宗也非常重视各个官吏的个人品质，尤其是地方官吏的选拔更为严格，他认为地方官是代表国家直接管理百姓的，他们的素质高低关系到百姓对国家的态度。他下令，县令由京城五品以上的官吏推荐，而刺史则由他亲手选派。为了选好刺史，唐太宗下了很大的功夫，他将全国刺史的名字等情况让人写在了自己寝室中的屏风上面，根据各方面的信息及时地记录他们的功过，作为以后考核的重要参考。另外，地方官还要在每年的年终进京述职，其政绩则由吏部全权考核，最后根据平定的等级来决定升级或降级。
除了以上的这些措施之外，唐太宗还沿用了在隋朝便开始实行的科举考试制度，这使选官的途径增多了，选择的范围也扩大了，为一般的读书之人提供了更多的，良好的机会，比原来的推荐制度更有它的合理性。有一次，唐太宗看着众多新考中的人，高兴地说，天下的良才都来为我服务来啦。科举考试分两种，一是常举，定期举行，一是制举，由皇帝决定临时举行，考中后，原来有官职的人便可以升官，原来没有官职的由吏部考核之后再授予官职。后来在武则天时期，还曾经举行过武举，考步马武艺，作为武官选任的条件之一，后来在平定安史之乱中立下战功的名将郭子仪便是从武举中脱颖而出的。
对于历史上有名的房玄龄杜如晦就是一个典型，他们不善于断案和处理杂务，但却善于谋划和决定国家大事，所以用为宰相，用其所长，避其所短。而戴胄则相反，他不通经史，但做事正直，所以让他做大理寺少卿，负责审理案件，结果他办事异常干练，案子从不积压，深得唐太宗赏识。
有了公正严明的选官标准，加上君臣的共同努力，使贞观时期出现了众多贤良有才干的名臣。
唐太宗在用人方面是非常出色的，他能知人善任，做到人尽其才，而且是充分发挥其长处。有一次，唐太宗对长孙无忌等大臣说：“朕听说君主贤明，大臣们才敢于直言。人是很难看清自己，你们大家来说一说朕的得与失吧。”长孙无忌说：“陛下的武功文德，超过古今的帝王，做出的决策，发出的指令，都非常正确，有利于国家和百姓。作为臣子，忙于执行陛下的命令，真得是没有发现陛下有什么过失。”
唐太宗说：“朕想听听自己的缺点和过失，你却随便奉承讨好。今天要公开谈谈你们大家的得与失，以便作为以后的借鉴。说话的人没有甚么过错，而听的人就应该注意改正。”
唐太宗接着说：“长孙无忌非常善于筹划，并且对于紧急情况，能够应对敏捷迅速。自古以来，没有人能比得上。但是说道带兵打仗或是治理国家，却不是他的长项。”对高士廉，唐太宗评价说：“高士廉涉猎古今，学识渊博，而且十分聪明，面对困难也不改变气节，做官也不结朋党，但缺乏勇气直言劝谏，这就是他的不足之处。”于是长孙无忌被任命为吏部尚书，高士廉被任命为侍中，使他们能够充分发挥自己的才能。
晋昌郡公唐俭，字茂约，并州晋阳人。安德郡公杨师道，字景猷，清警有才思。唐太宗是这样评价他们两人：“唐俭言辞俊利，善解人意，喜欢喝酒，也敢于说话。侍奉朕三年，却没有讲过一句关于国家得失的话。杨师道性格善良，自然不会有甚么过失，但是行情太过怯懦，不能办大事，不管事情急缓，都不能指望他。”
岑文本，字景仁，邓州棘阳人。贞观元年，官拜秘书郎，兼直中书省，后又授文本侍郎，专典机要。太宗说：“岑文木性格敦厚，擅长写文章，常常引经据典，在道理论述方面，讲得非常明白。”
褚遂良，字登善，博学多才，擅长书法，官拜侍书。论及褚遂良，太宗说：“褚遂良很有学问，性情也很坚正，与朕非常亲近，如同飞鸟依人，应当多加爱护才是。”
还有一次，唐太宗对王珐说：“你善于鉴别人才，不妨评论一下房玄龄等大臣，也说说和他们相比，你在哪些方面更优秀。”
王珐回答：“孜孜不倦地办公，一心为国操劳，凡所知道的事没有不尽心尽力去做的，在这方面我比不上房玄龄；认为皇上能力德行比不上尧舜，而常常留心于向皇上直言建议，这方面我比不上魏征；文武全才，既可在外带兵打仗做将军，又可进入朝廷搞管理任宰相，在这方面，我比不上李靖；向皇上报告国家公务，详细明了，宣布皇上的命令或转达下属官员的汇报，能坚持做到公平公正，在这方面我不如温彦博；处理繁重的事务，解决难题，办事井井有条，这方面我也比不上戴胄。至于批评贪官污吏，表扬清正廉署，疾恶如仇，好善喜乐，这方面比起其他几位能人来说，我也有一己之长。”
从以上可以看出唐太宗的团队中，每个人各有所长；更重要的是唐太宗能将这些人依其专长运用到最适当的职位，使其能够发挥自己所长，进而让整个国家繁荣强盛。
这就告诉我们：能否知人善任，是决定事业成败的关键之一。然而，知人善任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究其原因，一是客观事物的复杂性，作为一切社会关系总和的人，千差万别；二是人们认识的局限性，发现人才通常需要经过一个相当长的过程。
那么，一个领导者应该怎样才能做到知人善任呢？首先，应全面地历史地分析人。人是在一定条件下生活的，总会打上社会和时代的印记。领导者要知人，就必须对人的社会环境、社会关系以及表现和才能作出全面、历史的分析。不能只看档案材料，只看一个时期的表现，只听一个方面的反映。其次，要在发展变化中看人。人同世间万物一样，总是处在不断的发展变化中。因此，领导者要坚持唯物辩证法的观点，从动态的角度、在发展变化中看人。第三，要通过实践识别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也是考验人的根本尺度。领导者要善于从实践活动中发现、培养和检验人才。识别一个人是否是人才，绝不能单凭自己的印象和个人好恶，更不能只看学历而忽视能力、只讲文凭，而不看水平。
现今，领导者的任务在于知人善任，给人才提供一个发挥才能的舞台。未来企业的发展是不可能仅仅依靠某种固定的组织结构而运作的，必须视企业经营管理需要组成不同的团队。所以，每一位领导者必须学会如何组织并管理团队。领导者应以每个员工的专长为思考点，为大家安排适当的位置，并依照员工的优缺点，做机动性调整，从而让整个团队发挥最大的效能。
勇于纳谏，知错就改
唐太宗之所以受到人们的尊崇，和他纳谏的过人气度是分不开的，纳谏方面他也是最突出的。他和魏征成了中国历史上一代名君和名臣。
魏征有句名言“兼听则明，偏信则暗”，这句话至今还被我们经常引用。当时，唐太宗就将魏征的这句忠言牢记在心，有了好的指导思想，纳谏也就有了良好的基础和前提。魏征被唐太宗重用和他的宽容也有很大的关系，当初唐太宗质问魏征：“你为什么挑拨我们兄弟关系？”魏征并不求饶，反而倔强地说：“如果太子早听我的话，一定不会是今天的结局。”唐太宗很赞赏他的直率，便以礼相待，根据他耿直的秉性，让他任谏议大夫，贞观三年又任参予朝政，行宰相职权，成为贞观名臣。
不管你是什么人，也不管你提意见的态度如何，只要你的意见是正确的，唐太宗都能虚心接受。有一个“回天之力”的真事。当时，唐太宗下令，要把洛阳破败了的乾元殿修饰一番，以备作为到外地巡视的行宫。对于万人之上的皇帝来说，想要修理一下小小的行宫，本来是一桩小事。
可是，有一个叫张玄素的小官，却上了一道奏折，痛陈此举不妥。他说，修了阿房宫，秦朝倒了；修了章华台，楚国散了；修了乾元殿，隋朝垮了。这都是历史的教训。现在，我们唐朝百废待兴，国力怎么比得上当年的隋朝？陛下在国家的破烂摊子上，继续役使饱受战乱之苦的百姓，耗费亿万钱财，大兴土木。陛下没有继承前代帝王的长处，继承的却是百代帝王的弊端。要是从这一点看，陛下的过失已经远远超过了隋炀帝。
这一道奏折笔锋犀利、击中要害。没想到小小的张玄素，竟敢把英明的君主唐太宗比作昏聩的暴君隋炀帝，冒犯天威。这不是拿鸡蛋往石头上撞吗？满朝文武都为他捏一把汗。人们都在观察唐太宗的反应。假如不是唐太宗，而是别的皇帝，看到这一大不敬的奏折，当即会雷霆震怒，不仅张玄素人头落地，而且会株连九族。但是，唐太宗就是唐太宗。他不仅没有怪罪张玄素，反而下令召见他。此时的唐太宗想进一步地试一试张玄素的胆量，就直问道，卿说我不如隋炀帝，那么，我和夏桀、商纣相比，怎么样呢？要知道，夏朝的桀王和商朝的纣王，都是历史上臭名昭著的暴君。唐太宗这样问，自有深意。不曾想，这个张玄素却直截了当地说，倘若陛下真的要修乾元殿，那么就会和夏桀、商纣一样昏乱。
唐太宗听了这句答后语，不但没有发怒，反而深深地为之感动。他想，一个小官，敢于冒死直谏，为了什么，还不是为了他的江山社稷？因此，唐太宗就收回了他的谕旨，停止重修乾元殿。并且表扬了张玄素，同时赏给他500匹绢。魏片征一直都非常关心这件事，听到了这个完满的结局，十分感触地叹道，张公论事，有回天之力，这都是因为是有高尚道德的君子说的话呀！
从这个“回天之力”之事中，充分地说明了唐太宗的虚心纳谏。
唐太宗的大度宽容还体现在对待尉迟敬德上，原来尉迟敬德是刘武周手下的大将，在620年他和另一员大将寻相一起向唐太宗投降。时间不长，寻相便又叛乱，众将便疑心尉迟敬德也将要叛乱，就囚禁了他，还建议唐太宗杀掉他。唐太宗却说：“他如果要叛乱，难道还会落在寻相的后边吗？”然后就放了尉迟敬德，安慰道：“大丈夫以意气相许，请不要将这点小误会放在心上，我绝不会听信旁人之言加害忠良勇士的。”尉迟敬德深受感动，以后为唐太宗屡建奇功。以此效犬马之劳。
唐太宗还有一句名言：“直言鲠议，致天下太平。”确实是发自内心。是为了鼓励大臣进谏。在626年，唐太宗即位不久，命人点兵。当时的唐制规定，年满二十一岁才能入选，但大臣封德彝却说十八岁以上高大健壮的也可以点兵，并得到唐太宗的同意。魏征却驳回了诏令三四次，不肯签发。唐太宗大怒，召见他质问。魏征说：“您常说要以诚信治天下，但即位以来，仅几个月就几次失信于民，这怎么能说是以诚信治天下呢？”太宗听了转怒为喜：“过去我总以为你很固执，不懂政事，今天听你分析国家大事，都很切中要害，我确实是错了。”太宗不但改正了自己的错误，还重赏了他。
所以魏征去世后，唐太宗异常悲痛。他说：“人用铜（古代的镜子用铜磨制而成）做镜子，可以纠正衣冠；用古代历史做镜子，可以明辩国家的兴盛与衰亡；以人做镜子，可以知道自己的得失和过错。现在魏征走了，朕便失去了一面宝贵的明镜。”唐太宗还去凌烟阁，对着魏征的画像做诗一首：“劲条逢霜摧美质，台星失位夭良臣。唯当掩泣云台上，空对余形无夏人。”
为了充分纳谏，唐太宗进行了一系列的改革。他命令五品以上的官员要在中书省（为皇帝起草诏书的办事机关）轮换值班，听从随时召见以便及时商议大事。他自己也不是独断专行的人，他将国家重要的军政事务以及五品以上官员的任免权交给了宰相会议，以便充分听从众人的意见，集思广益，委任最合适的人选。对于一般的政务，他要求负责起草诏书的中书省和负责复核诏书的门下省都要各负其责，认真做事，不许敷衍了事。唐太宗的御臣之术并不高明，但它的作用是非常好的，既有效地防止了少数大臣的专权乱政，也充分发挥了大家的集体智慧，有了互相牵制的制度和措施，就使正确的方针政策得以顺利产生；有了贤明的君主，则使得好的国策能够得到彻底执行。君臣的共同努力，通力协作，这是贞观之治产生的最根本的原因。唐太宗的行为给历代帝王树立了一个好的榜样。
唐太宗还采取了一些具体有效的措施，以便更好的纳谏，如谏官和史官列席军政会议，对于敢于直谏的大臣给于重赏鼓励，同时也是对其他人以后进谏的一种有效的鼓励。
唐太宗李世民从维护自己的统治利益出发，在比较长的时间内，对臣下的意见能够认真听取，择善而从，甚至有时抑制住皇帝的虚骄心，不计较言辞的冒犯而纳谏，这在中国历代的封建皇帝中是无人可比的。
当然从现代的观点来看是为了提高其执政能力，维护其封建统治，确保李氏家天下可得永世。可是反过来讲，假如唐太宗他以为自己什么都懂，我是皇帝我怕谁，甭说“大宝”，就是“金宝”也不会放在其眼里的。在那个时代，皇帝是金口玉言，唯圣言之为听，他完全可以不听臣下的，而要我行我素，恐怕也没有人能够把他怎么样。可是，他作为一个距今1300多年的封建帝王能够做到如此善待谏议也难能可贵，深值后人效法。
从某种程度上说，善不善于纳谏决定了一位领导者是否会成功的不可缺少因素，同时这也会决定作为领导者会不会达到他一生中领导事业的最高峰。
属下的工作动机是多种多样的，来自他们的意见代表了不同层次，不同方面的各种情况，正确地听取他们的意见，营造一种民主的氛围，无疑会让每个员工都感觉到舒心，从而刺激工作积极性。千万不能忽视这些至关重要、影响全局的因素。
作为领导者，你有没有打算让你的属下成为你的智囊团成员呢？或许他们的某些构想将会对整个公司有用，但如果你不采用的话，那简直是一大损失，你是否考虑到把听取意见形成一种规定呢？这与设置什么意见箱、意见簿之类的做法是不同的，那些从某种程度上说只是一种形式主义，因为主管的人往往是不明了问题的真正之所在，所以是形同虚设，并没有起到什么效果。
作为一个高层领导者，你应该经常拿出一些时间来同你属下的主要人物谈话，征求一些他们关于本公司的意见和建议。如果所得构想对公司是有益的，就应该提到议程上来加以考虑、讨论和实施。我们相信，一个迅速发展的公司，注重公司内部人才利用，发挥他们多方面的潜力，才会使公司健康有力地发展壮大。
唐太宗的能勇于纳谏同时也体现了他的另外一个优点，就是知错必改。《史记》记载，唐太宗爱玩鹞鹰。一天，他正捧着一只鹞鹰在宫门外把玩，突然看见谏议大夫魏征迎面向他走来，惊慌之余，唐太宗把鹞鹰藏进了自己的衣袖里，等魏征走后才敢拿出来。其实，魏征早已把一切看在眼里，却故作不知。走上前去，特意讲起古代帝王追求逸乐之事，旁敲侧击帝王不可玩物丧志。唐太宗担心时间长了，鹞鹰闷死。但是，魏征说得没完没了，唐太宗自知理亏，不敢打断。结果，鹞鹰还是闷死在怀中。
如果按“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那一套，作为万人之上的他，应该是魏征怕他才对，从古到今哪有皇帝怕臣子的，除非那个皇帝是个已经被架空了的“傀儡”！然而，事情就是这么怪，历史上少有的明君唐太宗竟真的怕他手下的谏议大夫魏征，而且还怕得那么窝囊，竟然连只鹞鹰也不敢当着他的面玩！读者若要问个中的“蹊跷”，老夫以为，可以用“贤明”二字概括。也就是说，唐太宗怕魏征是因为他个人品格中的“贤明”因子。
这事若摊在一个好“我行我素”、信奉“在我死后哪怕洪水滔天”的昏君头上，他才不会怕谁呢。天下都是我的，老子是真正的“天下第一”，玩玩鹞鹰怎么了？你魏征的舌头要是发痒，我就把它割出来扔水里凉快凉快去，看今后谁还敢对老子说三道四！唐太宗不是这种“率性而为”的昏君，唐太宗的贤明在于他是一个深通“水能载舟，亦能覆舟”之理的皇帝，他懂得江山要“坐在老百姓的心上”才能千秋万代。而要把“江山坐在老百姓心上”，作为皇帝的他就必须严于律己，虚心纳谏。他知道，自己作为一国之主，应该勤于政事，切不可玩物丧志，成天宠狗弄鹰。正因为有此胸怀与见识，唐太宗才“下意识”地怕起忠心耿耿的魏征来。
唐太的“怕”，怕出的是一种知错就改的风度。这也是值得我们学习的地方。
古人云：人非圣贤，孰能无过？过而改之，善莫大焉。又曰：人非草木，孰能无情？
能时常回头看看自己所出的言行，检查自己的过错。是大将所为！可谓：大将风范！能看出一个人的心胸：坦荡、豁达、襟怀。
一个人如果真正能够改正错误，保证以后不再犯同样的错误，那么还是可救的可谅的。事实上，职级不等于才能，官阶不等于水平。前苏联部长会议主席、苏共中央总书记赫鲁晓夫在参加一次画家和雕塑家作品展览的时候，对作品大加指责，画家恩斯特忍不住回敬他一句，赫氏反驳“今天我是部长会议主席，我是党的领袖，难道我不懂吗？”一个人的知识量和能力毕竟是有限的，全能型的人才是没有的，作为执政者要提高自身的执政能力和决策水平，需要广开言路，虚心纳善言。假如一个人认为自己什么都懂，刚愎自用，就很容易犯错误。正如法国思想家卢梭所说，“一个人犯错误，不是因为他不懂什么，而是因为他认为自己什么都懂。”
皇袍加身宋太祖
自有了皇帝开始，能被称为“大气”的皇帝实在太少了。“皇帝无大气之人”成为封建社会最典型的话语了。在封建社会特殊的历史阶段和历史时期，作为皇帝，也实在不能“大气”。秦始皇作为第一个封建皇帝以残暴著称，汉武帝也不能说得上是一个和和气气的皇帝，李世民为了帝位把他的两个亲兄弟都杀了……
但事情总会有例外的，到了中国古代的宋朝，大宋的开国之君就可以称得上是一个“大气”的皇帝。而说起赵匡胤，大多数人的印象应该是“杯酒释兵权”。在中国五千年的漫长历史中，发生了很多夺别人兵权、巩固自己地位的做法，但能像赵匡胤这样做的这么“温柔”的，的确不多。像这么成功而又有名气的更是不多，而最终的原因只能归结为：当时的历史是允许他这样做，他个人也要求他这么做，也就是说，他的“大气”也是有历史原因的。
赵匡胤出生之时，正是大唐帝国消失后藩镇割据、军阀混战最激烈的时期。先是朱温废掉有名无实的唐哀宗，建立了后梁王朝；接着，后梁被沙陀人李存勖于923年公灭，在一片废墟中建立起后唐政权；后唐庄宗李存勖的皇位还没坐上几年，就被他的养子李嗣源发动的政变推翻了。赵匡胤的父亲赵弘殷本是庄宗李存勖所宠爱的战将，但自从李存勖在兵变中被杀后，也许因为篡位的李嗣源把他视为庄宗的人，从此赵弘殷便官运不佳。十几年里，朝代已是两度更迭，天子也换了五六位，但他的官职却没有得到提升。
19岁这一年，赵匡胤结婚成家，完成了人生一件大事。成家应当立业，可是家中贫困潦倒的现实告诉赵匡胤，依靠家庭的帮助干一番事业的路子是走不通的。21岁那年，他毅然告别了父母、妻子，离家出走，决心到外面去打开一片天地、干出一番事业来。
不知不觉中，他度过了两年的流浪生涯。大江南北的山山水水都留下了他的足迹。虽然，这两年的流浪生活十分艰苦，食无定时，居无定处，并常常受到富家子弟的欺负。但是，也使他得到了锻炼，他的意志和性格被磨练得更加坚强，眼界也变得更加开阔了。后来，当他发迹时，每每回忆到所经过的这段时光，他总是感慨万分，认为这期间的艰苦磨练，为他以后的成功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950年，赵匡胤来到河北邺都，投到后汉枢密使郭威的帐下，郭威看到这个身强力壮、精通武艺的将门浪子，愉快地将其留下，当了一名士兵。在郭威的帅幕下，赵匡胤终于找到了一个施展才能和抱负的立足点。
959年六月，周世宗因病去世，其7岁的儿子柴宗训即位，是为恭帝。后周政权随即出现了“主少国疑”的局面。这时的赵匡胤，从殿前都虞候到殿前都点检，掌握军政大权已达6年的时间，且威望极高，基本上达到了“一声令下，余者皆从”的程度。眼下后周这种“主少国疑”的局面，自然为不甘寂寞的赵匡胤取代后周统治提供了极好的机缘。
但他并没有马上采取行动。世宗之死，比较突然，在诸多关节尚未认真研究、部署的情况下仓促起事，必然遗留后患。再者，作为上任时间不太长的最高统帅，尽管赵匡胤威望很高，但毕竟根基不太牢固，如果匆匆夺权，也许会取得最终的胜利，但其可能引发的兵连祸结、相持难下的局面，却是一个有远见的政治家不能不考虑的问题。
考虑到以上问题，赵匡胤在周世宗去世的半年多的时间里没有轻举妄动，而是抓紧时间整顿部队，把一些主要将领都换成了自己的亲信，进一步加强了自己的势力范围。同时，积极密谋策划，研究制定夺权的步骤和对策，以防出现任何不利的局面。当一切都准备好了的时候，赵匡胤取代后周朝廷、建立新政权的大幕便徐徐拉开了。
公元960年，天寒地冻，后周的都城城内，朝廷接连接到边防急报：契丹、北汉合兵南侵，情势危急！周世宗过世不久，年轻的皇后带着7岁的幼主，一时间六神无主，赶忙让掌握着重兵的殿前都点检赵匡胤挂帅出兵。
史书上写诸将为赵匡胤黄袍加身的时候，赵匡胤还浑然不觉，睡得迷迷糊糊！他就这样做起了皇帝。当然，这里面的事情是谁都能看得出来的。
好像赵匡胤做皇帝，就是上天注定的，他的老家人还有一个传说：
赵匡胤有一弟弟，名叫赵光义，他后来接了哥哥的班，继承大统，当了皇帝，为宋太宗。据说洛阳老城曾有一卧龙桥，这桥的跨度虽然不大，但很精巧，是青石桥。赵匡胤和赵光义弟兄俩，少年时健若牛犊，十分顽皮，不是上树摘果，就是下河摸鱼，在洛阳城内到处玩耍。一日，两人来到这座桥上，玩耍多时，不免困倦，就躺在桥上睡着了。少顷，有人路过此桥，不经意间看了一眼，乖乖！桥上卧着两条龙！
只见这两条龙随意盘卧，从容安眠，旁若无人。过桥人吓得魂飞魄散，慌慌张张通知近邻前来观看。众人听了，半信半疑，集体前往参观。离桥不远，果见有两条龙，影影绰绰卧于桥上，就仗着集体的力量和胆气，慢慢靠近。可到了近处一看，哪有什么龙？分明是两个少年正在酣睡！
之后，这座桥便叫双龙桥。
当然，这就是舆论准备。毕竟赵匡胤的皇帝来的名不正而言不顺。有时候历史也需要佐料的。
赵匡胤是很有雄才大略的，虽然他到二十几岁还没有什么“出息”，但是，在以后的几年里，他充分发挥了他本身的潜力，作战勇敢，能冲锋陷阵。很快就升上了殿前都点检，这是禁军的最高统领。而周太祖郭威最初称帝的官位就是殿前都点检，历史真是报应不爽，这就是历史的机会了，赵匡胤很快就抓住了这个机会。
赵匡胤陈桥兵变，一举夺得政权。
廉洁节俭、严格自律
宋太祖赵匡胤与中国封建史上的任何一位皇帝相比较，可以说是一位廉洁节俭、严格自律的典范。在统一大局已定的情况下，他并没有志满意得、忘乎所以，更没有因此而骄逸放纵。平定南方诸国后，各国的金银财宝源源不断地运至东京，宋太祖将其作为战备物资，全部收贮在内库，从不随意挥霍。当时，宫殿里面挂的帘子，都是用普通青布制作的；太祖穿的衣服，除礼服外，也大都是用较差的绢料做成的，而且洗得发白、发毛了，仍然舍不得换新的。皇后及贴身大臣多次规劝他注重威仪，他总是引导他们回忆起一起打天下时的情景：衣不遮体，食不果腹，说：“现在比那时好多了，我们不应该忘了本啊。”为了节俭，他还大力裁减宫中的宦官、宫人，至其晚年，偌大的一座皇宫中，仅有50多名宦官和不足300名宫人，这在封建王朝中是无法想象的。
有一次，赵匡胤的姐姐魏国大长公主到宫里来聚会，身穿一件“贴绣铺翠”式的上衣。赵匡胤看了又看，最后很不高兴地说：“请你把这件衣服送给我好不好？”
“你别大惊小怪，衣服上这一点点翠羽值不了几个钱。”公主笑着说。
“话不能这么说”，赵匡胤严肃地说：“这不是一件小事。你带头穿这样的衣服，皇亲国戚就会跟着学，社会风气就会变得奢侈浮华。再说，这种衣服流行起来，翠羽的价钱就会飞涨，商人为了赚钱，就会到处收购，大家捕杀翠鸟，这种美丽的鸟很快就会绝迹于山林之中，追根究底，就是你造的孽。”公主无言以对，默默脱下了这件衣服。
一天，太祖与皇后，公主一起闲谈。皇后道：“你已做了天子，要长期使用轿子，难道还不能用黄金装饰一下吗？”
太祖笑道：“我身为天子，以四海之富，不说用黄金装饰一下轿子，就是将整个宫殿用金子装饰，也不难办到。但我为天下之主，就应为天下守财，岂能妄用！古语道，‘以一人治天下，不可以天下奉一人。’如果以天下奉一人，不仅天下人要背离我，而且亡国之日也为期不远了！”皇后、公主听了都点头称道。
赵匡胤作为一个封建帝王，对自己所处的地位有如此清醒的认识，确实难能可贵。
还有一次，赵匡胤在禁中后苑打麻雀玩，一个臣子声称有急事求见。赵匡胤立即接见。谁知，来人东拉西扯，讲的没有一件急务。皇帝大为不快，责问他为何谎称急务求见？那人说：至少比陛下打麻雀急。赵匡胤大怒，抄起那把著名的柱斧就打。结果，打掉了人家两颗牙齿。来人不声不响地将两颗牙齿拣起来，装进口袋。赵匡胤穷凶极恶地问：“怎么着，你还想告我不成？”那位臣子回答：“臣子我不能告陛下，但自然会有史官书之。”赵匡胤愣住了。随后，相当诚恳地道歉，并拿出不少金银珠宝来贿赂这位官员。瞧，皇帝居然有怕的东西，这就是中国人的福气。一般说来，大凡对白纸黑字还能够心存一点敬畏的人，就不大会坏得特别出格。对赵匡胤似乎至少可以作如是观。
赵匡胤当皇帝后，仍然是该出手时就出手。不同的是，此时他出手的对象，已经变成了五代十国中其他那些国的国君。比如后蜀国君孟昶。此君是中国历史上一位比较讲究生活品位的国君，据说他大小便用的马桶都是七彩宝石镶嵌的。他任命了一个眉清目秀的家养小厮掌管大权，这小厮二十岁出头，读了几本兵书后，自称要为诸葛孔明出口气，完成他老人家六出祁山没能完成的事业。结果，碰上赵匡胤比他少得多的军队后，仅仅六十六天就亡了国。赵匡胤见到孟昶那著名的马桶后，很奇怪地问出了同样著名的那句话：
“拉屎用这玩意儿，吃饭该用什么？”左右回答不出。于是，赵匡胤就亲手把那马桶砸了个粉碎。
都城在广州的南汉国君刘鋹，也属于很懂得生活的那一类中国人。小小的一个岭南王国，王宫里的宦官居然有七千多人。而且广州城里的宫殿多到了数不清有多少房间，里面装进了各色各样的上万名美女。最受国主宠爱的则是一位来自波斯国的女子，名叫“媚猪”。这位美女“媚猪”有一个奇特的嗜好，她住的宫殿必须用一种产自五百尺深海底的珍珠装饰。为了满足这个高品位的爱好，南汉国民葬身海底者不计其数。据说，赵匡胤听说这位国君与“媚猪”的事迹后，当时连说了几遍“我要救这一方的百姓，我要救这一方的百姓”，随后，决定灭掉南汉。
这场战争进行得相当顺利，从公元970年9月到第二年正月，五个月时间就宣告结束。那位国君的结局极有戏剧性：他本来准备了几十艘大海船，停在珠江口，委托自己最信任的一个大宦官乐范负责把金银细软和“媚猪”等两百个美女统统装上了船，预备着打不过时就走。结果，等到兵败如山倒，他真的跑到海边准备走时，才发现乐范已经带着全体海船走得无影无踪。据说国君知道这个消息时，根本就不信，随后几乎昏厥。最后，万分惆怅地投降了赵匡胤。
唐朝议大夫、岭南总管事陈政的十一世孙陈洪进，生于五代后梁乾化二年仙邑连江里（今枫亭秀峰村）。他出身寒门，幼有侠节，少时喜读诗经，常习兵法，精通武略，以才勇而闻名乡里。青年时期，正值兵荒马乱年头，他应募从军。后擢为马步行军都校。南唐授予清源军节度使，兼漳泉二州观察使。
后周显德七年，宋太祖赵匡胤建立宋廷政权，迅速统一了中原，威振四海，陈洪进审时度势，看到大势所趋，人心所向，又受亲翁杨在尧、女婿杨崇鼎的奉劝，即派衙将魏仁济前往汴京（开封）向宋廷奉表称臣，为维护国家统一作出应有的贡献。
赵匡胤平定南唐后，亲临枫亭会见陈洪进。洪进率枫亭有名望的乡老，往梅岭头夹道迎驾，跪地高呼：“我皇万岁！万万岁！”赵匡胤见状高兴随口赐曰：“各位处士，孺人请起”，这是后来成为有声望的男人称“处士”，女人呼“孺人”的典故由来。
陈洪进护驾宋太祖至陈庐园节度使衙署，盛情款待。匡胤询问洪进曰：“卿有诸子？”洪进答道：“微臣生有六子”。随呼其六子到堂拜见宋太祖。忽闻房中又有婴儿哭声，匡胤便问洪进：“尔六子俱在堂上，那房里是谁家婴儿啼哭呢？”洪进懵住了，跪伏道：“微臣犯有欺君之罪，恳求圣上宽恕”。匡胤惊讶地问：“卿有何罪？”洪进禀曰：“房中哭叫的乃是吾臣的第七子也，吾乃是前朝旧臣，怕今后有莫测之祸遭抄办，留下一子可继承宗友，故隐瞒皇上”。赵匡胤笑曰：“卿无须顾虑，寡人念你归宗有功，愿与卿第七子义结为父子，号称经潜太子，你就放心了”。洪进连忙呼曰：“感谢皇上厚爱，不杀之恩。”
宋太宗即位后，晋封陈洪进为检校太师。太平兴国二年，陈洪进赴开封觐见，亲上《纳地表》，愿以所掌泉漳两郡及其所辖十四县正式纳入宋廷版图。宋太宗旌表陈洪进归宋之功，晋封陈洪进为武宁军节度使，同平章事，留京朝请，其六子均封侯。洪进逝后，追封颖川会稽东海南康郡王，敕封为仁惠尊王。经潜太子以荫授左班殿直。后来里人把陈洪进及经潜太子的神像从祀在陈庐园府庙之内。
而最能体现赵匡胤欺人性格的举动，就是对南唐的征伐。
南唐当时有一个非常出名的词作家，他的名子叫李煜。他是一位天才的文学艺术家，为中国文学史留下了绝对辉煌的篇章。不过，作为一位政治领袖，他又是个绝对低能、弱智，看不出任何政治智慧与才能的可怜虫。南唐政权曾经长时间在宋朝面前奴颜婢膝，以求苟延残喘。但是赵匡胤准备完成后，还是毫不犹豫地发动了毁灭南唐的战争。战争开始后，李煜派来的使节质问赵匡胤：南唐有什么罪过，要受到如此不公正的对待。赵匡胤毫不掩饰地说出了那句直到今天还左右着许多中国人头脑的著名格言：
“卧榻之侧，岂容他人酣睡？”
这句话，一语道出了中国帝王政治文化传统最真实的内涵，那就是实力加暴力原则。从而，完成了赵匡胤这位江湖好汉成为帝王之后的性格塑造，也由此奠定了大宋帝国立国的基本国策。
我们可以分析一下大宋王朝的历史：从时间上看，宋朝是中国历史上立国时间最长的帝国之一，其寿命为三百多年，仅次于汉朝的四百多年。从空间上看，在中原地区形成的所有大一统帝国中，大宋帝国是土地面积最小的一个。最大时，其国土面积大约只有唐朝的一半左右；到南宋时期更加可怜，或许只有不到明朝的三分之一，不到清朝的五分之一。从经济文化的情况来看，大宋帝国堪称辉煌灿烂，其发达程度丝毫不亚于、或者说是超过了汉、唐、元、明、清最为鼎盛的时期，可能是中国古代经济文化发展的巅峰，甚至是当时世界经济文化最发达的国家；奇怪的是，它同时又是中国历史上所有大一统帝国中，最为“积贫积弱”的一个：国家财政上的窘迫如影随形地伴随着帝国的所有时期；军事力量在面对外部的挑战和凌辱时，很少能够找到令人骄傲的记录。这种看起来完全矛盾的状态，真实地存在着。其根源，都可以在开国皇帝赵匡胤的“卧榻”情结中，寻找到答案。或者说，我们大约只能到赵匡胤的“卧榻”情结中去，才能够找到答案。
但是在事实上，“卧榻之侧，岂容他人酣睡”的情结，在中国历朝历代的帝王身上都根深蒂固地存在着。举凡每一次改朝换代的尸积如山血流成河，举凡每一次皇家内部的骨肉相残，举凡每一次围绕权位的殊死搏斗，无不植根于这个情结。从它直到今天仍然影响着中国人社会生活的许多方面来看，它可能是构成中国政治、文化传统的一个基本元素或者遗传基因。因为，事实上，这个情结存在于每一个具有广义“政治”抱负的中国人心中。要证明这一点，事例极多。比如，在官场、职场、商场甚至任何地方，每当面对利益冲突的关键时刻，中国人对竞争对手甚至对合作伙伴便会表现得特别无情，必欲置别人于死地而后快；为此经常不留余地，不计后果。在我们今天的生活周围和各种媒体上，此种情形大约称得上触目皆是。事实上，直到今天，中国人的许多行为，仍然基本上遵循着“自己活，不让别人活”的原则行事。“双赢”或“多赢”哲学并非中国人的思想成果与信条。作为近些年打开国门后的舶来品，许多证据表明，中国人可能至今尚未学会在这种状态中生存。原因并不复杂。因为，我们这个民族，在对异己“斩草除根”、“斩尽杀绝”之类的理论与实践中，生活得实在太久了，可以追溯到很久很久以前。至少在春秋战国时代“赵氏孤儿”的故事发生之前很久，我们就已经按照这样的信条在生活了。以至于到后来，我们已经很难将产生这种信条的土壤与这种信条本身区别开来了。因此，赵匡胤具有这样的情结一点都不奇怪。相反，假如他没有这种情结的话，那反倒是很令人诧异的事情了。
问题在于，赵匡胤的这个情结似乎特别强烈，足以促使他为新生的帝国制定出一整套相当特别的政策，并为其做出了周密的制度安排。从而，造就出了一个不同于以往任何时代的大宋帝国。
从赵匡胤的一生经历考察，这种情形应该是由下列几个个原因造成的：
大唐帝国从辉煌到崩溃的历史给了他惨痛的教训；他自己亲身参与其中的五代十国凶猛搏杀，深刻的知道其中的残酷；他本人取得帝位的特殊方式。
不管怎么说，有了这么多的经验，已经足够令赵匡胤对任何染指“卧榻”的可能，保持高度的敏感与警觉了。
就是在这种背景之下，赵匡胤以他特殊的思维方式，使完全有可能发生的人间惨剧，变成了一出人间喜剧。这就是特别有名的、以杯酒释兵权为代表的一连串故事。
杯酒释兵权
自唐末以后，数十年之间，换了十个姓的帝王，争战不停，直到宋太祖重新统一中国。他与宰相赵普探讨为何出现这种局面，结论是：因为各地节度使、藩镇的势力太大，国君弱而臣子强。所以要改变这一局面，就需削弱他们的权力。
有一天，赵匡胤与赵普聊天。谈到大唐晚期，从黄巢之乱到眼下，不过七十年的功夫，就出现了五代十国、八姓十四君的局面，天下百姓苦不堪言。君臣二人不胜感慨系之。
赵普认为，领兵将领和地方各镇守节度使们权力过重是主要原因。
从历史上看当然如此；从眼下来说，赵匡胤不以为然。他认为：“我待这些人恩重如山，绝对不会有问题。”
赵普不客气地反问：“后周皇帝柴荣待你也同样恩重如山，怎么就出了问题？万一他们的部下也把黄袍披到他们身上，怎么办？那时，他们想不反也不可能了。”
这番话，有如当头棒喝，令赵匡胤大惊之后大彻大悟。
事实上，晚唐以来的历史，的确就是一部有奶便是娘、“兵骄而逐帅，帅强而叛上”的历史；当时流传甚广并为人们普遍接受的一句著名格言是：天子者，兵强马壮者为之，宁有种乎？这种情形很像我们熟知的、在此之前陈胜吴广的“王侯将相宁有种乎？”和在此之后胡传魁胡司令的“有枪便是草头王”。
于是，赵匡胤询问赵普应该怎么办？赵普的回答是：对于军队将领和地方藩镇节度使，要“稍夺其权，制其钱谷，收其精兵，则天下自安矣。”听到这里，赵匡胤立即打断赵普的话，说道：“你不必再说下去，我知道应该怎么办了。”
当时，他很有可能不愿意听到赵普说出让他杀功臣的话来，才截住了赵普的话头。不久，赵匡胤想出了杯酒释兵权的主意。
公元961年七月，宋太祖赵匡胤乱宴请禁军宿将，以温和的方式解除了他们的兵权。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杯酒释兵权”。
宋太祖即位不久，就开始设法解除拥护他登皇帝位的统兵将领的兵权。一天，他专门设宴，将高级将领石守信、高怀德、王审椅、张令锋、赵彦徽等请入宫中。饭饱酒酣之时，宋大祖说：“我当上皇帝，全靠你们。可当了皇帝以后，晚上却经常失眠。”石守信等忙问其故。宋太祖答道：“你们都对我忠心耿耿，并无异心，我担心的是如果你们部下有贪图富贵之人，有朝一日也强将黄袍加身，你们就是不想当皇帝也不行了。”石守信等人惶恐着清太祖指点一条生路。大祖便委婉诱导他们交出兵权，出守藩镇，多购良田美宅，为子刊。创下永久的家业。还可多养些歌儿舞女，每日饮酒取乐，以尽天年。如果能这样的话，君臣之间互不猜疑，上下相安。石守信等人大悟，第二天便上表假称有病，要求解除兵权。太祖欣然同意，罢免了他们的军职。但把自己的一个妹妹、三个女儿都嫁给了这些功臣。
不久，太祖以同样的方法罢免了各藩镇的节度使。至此，禁军与藩镇的兵权都集中到了赵匡胤手里。为了避免“君弱臣强”局面的出现，宋太祖又在宰相之下设参知政事若干人，以削弱宰相权力，并改变以前皇帝与宰相共同商讨国事的规矩，改为由皇帝批阅，再给宰相下旨处理。
这就是杯酒释兵权的大体过程、由来与背景。这个故事，特别典型地代表了赵匡胤的风格。其人一生行事，大抵如此。
飞鸟尽，走狗烹”，一个“烹”字讲尽了多少古今政治的残酷和悲凉。中国历史上，开国皇帝杀功臣，比比皆是。如汉朝开国皇帝刘邦、明朝开国皇帝朱元璋，都是这样的典型。而宋太祖不仅不杀，而且采取一种最省力的方式，让大家都得到很好的结局，宋太祖杯酒释兵权，化干戈为玉帛，君臣和平共处……开国帝王们的治国策略，集中反映了千百年来人类的智慧和才华。这里有三点很重要：一，威吓；二，推心置腹的谈心；三，安排出路。三点缺一，效果必然大打折扣。
宋太祖赵匡胤在“杯酒释兵权”中一方面表现出了加强集权、维护国家统一的果断，另一方面也体现了他在处理功臣宿将问题上宽厚的风度，不同于后来的明太祖。
作为“唐宗宋祖”的宋祖，赵匡胤的确算得上是一个老谋深算的奸雄！当年“陈桥兵变”时他就作了一系列的导演，摆出一副百般不情愿，而被黄袍硬加身的姿态，不得已而做了皇帝。现在他要过桥抽板，却又不想学汉高祖那样“兔死狗烹”，落了个残害忠良的恶名。于是便导演了这一出著名的“杯酒释兵权”的滑稽戏。
这戏对他来说当然是喜剧，但对其他几位主人公来说，却显然是场悲剧，只不过没有出现韩信，英布，彭越等人那样的毁灭性结局罢了。
但也许正因为这样，石守信，王审琦，高怀德等人在历史上没有韩信，英布，彭越等人那样显赫的名声。
回过头来说到过桥抽板，即过了桥就把桥板抽掉，这意思不言而喻。与兔死狗烹，过河拆桥完全是同一手段。但它以礼夺兵权的方式来进行，就毕竟比兔死狗烹和过河拆桥来得平和了，是用一种比较温和的方式解除功臣的大权，或者说，是文斗而不是武斗。酒席之间，觥筹交错，即收权于一人之手；防微杜渐，消除隐患，可谓先发制人。
所以，从权谋的角度来说，礼夺兵权的确更胜兔死狗烹或过河拆桥一筹。
这也正是宋祖高明的地方。虽然同是翻脸不认的手段，目的一样。但修史书者却笔下留情，使其成为一代英主。或者应该说赵匡胤是一个非常大气的政治家。这种大气建立在他对人情世故烂熟于心、对宏观大势与人的微观心理都具有极强的洞察力上，因而显出一种特别富有人性魅力、在中国人中极其罕见的王者风范。这种王者风范，是一种恢弘大度的行为方式和气质，不做作，很本色，有人的味道。这种东西，只在具有正常、健康还要超凡脱俗的身、心、才智的培养基上，才能培植、发育得出来。因此，翻检史书，在中国历朝历代的记录里，即便不是绝无仅有，至少也是难得一见。这和古今中外历史上常见的，将龌龊的内容隐藏在神圣的名义之下，通过阴谋的方式，凶残地表现出来的所谓“雄才大略”，完全是不同的两回事儿。用今天的眼光观之，他比秦始皇嬴政、汉高祖刘邦、汉武帝刘彻、明太祖朱元璋、明成祖朱棣这几位号称雄才大略的角色要高明得太多了；甚至与政治完人唐太宗李世民比较起来，也不遑多让，或许还要出色几分。在这方面能够胜过他的，可能只有一位汉文帝。
但是，仅仅这些还远远不够。远远不足以说明好汉赵匡胤对“卧榻”热爱的程度和由此产生的激情。他走得比这些可要远得多了。
在政治上，赵匡胤实行了“三权分立”的制度设计，将过去世代里由宰相统筹负责的行政、军政、财政三大权力剥离开，使中央政府由互不统属的三大部分构成：管理政事的中书省、管理军事的枢密院和管理财政的三司。
中书省就是政事堂，为中央最高行政机关，宰相为其首长，官衔叫同平章事，意思是与皇帝共同议政；参知政事相当于副宰相，意思是与宰相同议政事；
枢密院是最高军事机构，其最高首长为枢密使或知枢密院事，也设有副职，称为枢密副使或同知枢密院事；
中书省与枢密院对持文武二柄，号称二府，其中，中书省又称政府、东府，枢密院又称枢府、西府。枢密使与宰相的地位相当，号称执政，二者互不统属，互不通气，各成体系，各自对皇帝负责。后世所谓“宰执”一词，就是由此——宰相与执政简化而来；
财政大权则由三司执掌，其最高首长为三司使，号称“计相”，下设盐铁、户部、度支三部，是仅次于二府的中央权力机关，其首长同样直接对皇帝负责。
不知道出于什么考虑，赵匡胤还设立了两个职权、级别、地位、任务完全一样的监察、舆论机构，就是御史台和谏院。御史台的首长是御史中丞，谏院的首长是知谏院，大约相当于今天的监察部长。其职责勉强可以类比为今天的监察部、中纪委和中央新闻单位的内参部门混合在一起。但是，需要了解的是，这两个部门的威权极重，经常是由那些学术、才能、品行都很出众的人物出任其职位。他们控制了监察与言路，气势非凡，锋芒所向，经常可以将宰相等高官拉下马。是帝国政治舞台上极其重要的一支力量。一个推测是，之所以设立两个并行的机构，是为了防止有可能的同流合污。
赵匡胤时代，宰相的地位发生了不小的变化。赵匡胤除了在权限制度上消减宰相的权力之外，在礼仪体制上也刻意予以打压。为此，一般说来，行事相当大度的赵匡胤，还很小器地耍过一个小花样：
秦汉时期，宰相地位极为崇高。拜相时，皇帝要施以大礼，因此才有“拜相”一说。在朝廷上，宰相有时甚至与皇帝一起接受百官的叩拜。皇帝如果在街上遇见宰相，双方需要下车相互施礼；宰相生病时，皇帝应该到相府探视等等；隋唐时代，宰相的身份没有那么尊贵了，但是仍然可以面对面地坐在皇帝面前，品着香茗，商讨政事，轻松而且从容，于是有“坐而论道”一说；到了赵匡胤时代，看到宰相们坐在他面前，他心里就开始不舒服。于是，有一天，他招呼宰相们：“我眼睛昏花，看不清楚，你们把奏折拿到我面前来。”几个宰相不知是计，便走上前来，结果，事先安排好的内侍们趁机撤掉了宰相们的椅子，从此，宰相们就只能站着侍候了，遂成为制度。那一年，赵匡胤大约三十五岁左右。眼睛昏花云云显然只是个小把戏而已。后来，到了明太祖朱元璋及其以后的时代，可能是心理变态的缘故，宰相们就必须跪着伺候了。从此，除了爹娘，再也没有人可以站在皇帝面前。中国人也活得空前委琐。当然，这些已经是后话。以后再说。
为了防止各级官员们培养起离心离德的力量，赵匡胤在干部制度上实行了官、职、差遣三相分立的制度。这是一套真正奇异而又复杂无比的干部制度。简单说，就是上至宰相，下到相当于县里科级干部的主簿官儿，一般都不担任与官职名称相符的职务。
官，只是用来确定品秩即官位高低、俸禄即收入多少、章服即官员礼仪服饰和序迁即晋升的阶级等，因此，叫做“寄禄官”，或阶官。
职，则是一种加官，如大学士，学士等等，代表了一种对荣誉或才能的肯定，勉强可以类比为今天的职衔或衔位，并不意味着担任相应的馆阁职位，因此，叫做“贴职。”
差遣，只有差遣，才是官员们所担任的实际职务，代表了真正的实际权力与责任，因此，叫做“职事官”。
如中书令是中书省的最高长官，但是拥有这一官称的人只意味着拥有宰相的资格和可以领取宰相的俸禄，并不意味着他真的就是宰相了。只有皇帝差遣他为同中书门下平章事时，他才能算是实际的宰相。这种绕山绕水的干部制度，常常会使我们在碰到大宋帝国的官职称谓时，一头雾水，完全找不到北。比如，尚书右仆射兼中书侍郎判中书省事这个称谓，实际表示的是真正的宰相。但在字面上，它的意思是：尚书省副首长兼中书省副首长，然后代理中书省首长。用今天的官制比喻就是：经济部部长只是一个头衔，并不能实际过问经济部的事务，必须由商业部的副部长兼任经济部副部长，然后再代理经济部部长。这时，只有在这时，他才能算是真正的经济部部长了。
有一个很有可能的推断是，太祖赵匡胤设计这么一套制度的本意，就是要让各级、各类、各地的官员们统统找不到北，甚至不知道自己究竟是谁？不管你是多高的官、拥有多荣耀的职，只有当皇帝的差遣下来了，才能够明白自己是个什么东西。致使所有的人对于自己未来可能履行的实际职务都是一片茫然。加上任职时间上，文官只有三年、武官则为四年的限制，造成“名若不正，任若不久”的现象和感觉：每个人都觉得自己在目前的位置上，只是个临时工而已。从而，在客观上增加了大宋帝国官员们利用职权，在一个地区、一个部门、一个系统中培植自己势力的难度；主观上，也在一定程度上减少了这种故意。于是，自然难以危害朝廷。太祖的目的在一定程度上是达到了，但是也为他的后世留下了很多的难题和屈辱。
他在官员任期上也很是严格。杨光美被派去担任知军。此人在任期间为政清廉，官声极佳，深受百姓爱戴。三年任期满后被朝廷召回，北海军数百名百姓来到京城请愿，要求留杨光美继续担任北海地方长官。赵匡胤不允许，下诏令百姓离去；百姓不肯。于是，赵匡胤下令：“笞其为首者。”就是鞭打领头的人。结果，把一件喜事活活变成了丧事。可见，赵匡胤对此限制之严。而且，后来他还下令，地方官任期满后，当地百姓不得上朝廷请求地方官留任。而这套干部制度的真正利弊之处，在短时间里很难看出来。一眼看上去，它对于把权力集中到皇帝手中、加大中央集权的程度，肯定是毋庸置疑的。赵匡胤求仁得仁，这正是他想要的东西。
随着一年年加入官场的新鲜血液，闲官的数量将会越来越多。由此生出的一个怪胎就是相当困扰帝国的“冗官”问题。这些可能让赵匡胤想到了，但是他可能没有想那么多，因为他的制度在短的时间里是看不出来什么弊病的。
赵匡胤之死
公元976年，宋代开国之君赵匡胤一夜之间猝然离世，正史中没有他患病的记载，野史中的记载又说法不一。他的死因，成了历史上一宗离奇的悬案。
《湘山野录》中说，开宝九年10月，一个雪夜里，赵匡胤急召他的弟弟赵光义入宫，兄弟二人在寝宫对饮，喝完酒已经是深夜了，赵匡胤用玉斧在雪地上刺，同时说：“好做好做”，当夜赵留宿寝宫，第二天天刚刚亮，赵匡胤不明不白地死了。赵光义受遗诏，于灵前继位。
《烬余录》说，赵光义对赵匡胤的妃子花蕊夫人垂涎之久，趁赵匡胤病中昏睡不醒时半夜调戏花蕊夫人，惊醒了赵匡胤，并用玉斧砍他，但力不从心，砍了地。于是赵光义一不做二不休，杀了赵匡胤，逃回府中。
《涑水纪闻》里说：太祖去世时已是四鼓。宋皇后叫内侍王继恩把皇子德芳叫来。王继恩考虑到太祖早就打算传位于晋王光义，却找来了赵光义，进宫后，宋皇后问：“是德芳来了吗？”王继恩回答：“晋王来了。”宋皇后惊诧莫名，后来突然醒悟，哭着对赵光义说：“官家，我母子的性命，都托付给你了。”
另外，据说赵光义以弟弟的身份继承兄长的帝位，是他母亲杜太后的意见。说是杜太后临终时，曾对赵匡胤说：“如果后周是一个年长的皇帝继位，你怎么可能有今天呢？你和光义都是我儿子，你将来把帝位传与他，国有长君，才是社稷之纲啊！”赵匡胤表示同意，于是叫宰相赵普当面写成誓词，封存于金匮里，这就是所谓的“金匮之盟”。也就是赵光义“兄死弟及”的合法根据。
这一切，都使人们产生了许多疑问。
一是赵匡胤死时的“烛光斧影”。
按说宫廷礼仪，赵光义是不可以在宫里睡觉的，他却居然在宫里睡觉。太监、宫女不该离开皇帝，却居然都离开了。忙乱的人影、奇怪的斧声，以及赵匡胤“好做好做”的呼喊，一一都告诉人们，这是一场妻先策划的血腥谋杀。
二是王继恩假传圣旨。
王继恩有何胆量，敢违背宋皇后的旨意，本该传赵德芳，却传来赵光义？倘若事败，不是杀身之祸么？
这种说法，只不过把篡位的罪过加在一个太监身上而已，同时掩盖了杀兄的罪行。
三是“金匮之盟”的真伪杜太后去世时，赵匡胤只有34岁，正值壮年，他的儿子德昭14岁了。即使赵匡胤几年后去世，也不会出现后周柴世宗遗下7岁孤儿群龙无首的局面。杜太后一生贤明，怎能出此下策？况且，“金匮之盟”是赵光义登基5年后才列举证人、公布出来的。为什么不在赵匡胤死时，堂堂正正公布出来呢？
还有一些疑点，也使人们对赵光义有非议。
赵光义不等到第二年，就改换年号。——新君即位，常例是次年改用新年号纪年。可是赵光义把只剩下两个月的开宝九年，改为兴国元年。这就打破常规的迫不及待，只有一个解释：抢先为自己“正名”。
是不是他心里有鬼？
逼杀赵匡胤的长子德昭，赵匡胤幼子德芳也神秘地暴病身亡。赵匡胤的遗孀死后，赵光义不按皇后礼仪发丧。这些都是偶然的？
最最让人感到莫名其妙的是，赵光义的子孙后代却相信他的老祖宗“杀兄篡位”的说法，把皇位又传给了赵匡胤的后代。这里说的是宋高宗赵构传位的事。
据说赵构没有儿子，谁来继承皇位呢？大臣们议论纷纷。有一种强有力的意见是：赵匡胤是开国之君，应该在他的后代中选择接班人。起初，赵构对这种议论严加贬责。忽然有一天，他又改变主意，说他做了一个梦，梦见宋太祖赵匡胤带他到了“万岁殿”，看到了当日的“烛光剑影”的全部惊景，并说：“你只有把王位传给我的儿孙，国势才有可能有一线转机。”于是赵构终于找到了赵匡胤的七世孙赵慎，并且把皇位传给了他。这时离那个血腥的恐怖之夜已经有187年了。
这恰恰说明了：赵构承认了祖先的罪孽，也给了赵匡胤之死一个基本的答案。
赵匡胤在历史上很有几段值得人玩味的史料，当然都是对他非贬称颂的。
宋太祖是开国皇帝中杀人最少的一位皇帝，说他是一位很大度的皇帝一点也没错。虽然他的皇位来的不怎么光明，但是他的功绩还是得到了历史的承认。宋太祖在中国的历史上是一位很有作为的皇帝。
第三节 成吉思汗和努尔哈赤
一代天骄成吉思汗
一代天骄成吉思汗是文明中外的蒙古族和中华民族的英雄，是卓越的军事家，政治家，是中国和世界最伟大的人物之一。
十二世纪中叶，中国北方在金朝统治之下。大漠南北草原各部还各自独立，互不统属。金朝对其实行“分而治之”和屠杀掠夺的“减丁”政策，蒙古部首领俺巴孩汗被金熙宗残酷地钉死在木驴之上。正是这种几代冤仇导致了草原内外的长期征战，孕育了以征战为主要生活内容的一代天骄！
1161年秋，蒙古乞颜部首领也速该打败了在草原抢亲的蒙面人，救下了一位弘吉剌部的美女——诃额伦。从此，他得到了一位年轻美貌，名扬后世的妻子，这就是成吉思汗的母亲。
成吉思汗，蒙古开国君主，著名军事统帅。成吉思汗生于蒙古贵族世家。六世祖海都、高祖敦必乃、曾祖葛不律寒及族曾祖俺巴孩等都曾是蒙古部的显赫人物或首领；父也速该有拔都(勇士)称号。时漠北高原有百余部落，互相攻战。铁木真降生时，适逢其父在作战中俘获塔塔儿部首领铁木真，为纪念是役武功，故取此名。约在1170年，其父也速该被塔塔儿人毒死，也速该的遗孀月伦领着铁木真和他的几个弟弟度过数年艰难生活。少年时期的艰险经历，培养了铁木真坚毅勇敢的素质。蒙古部主忽都剌汗死后，蒙古部众大都在札木合控制之下，铁木真投靠札木合，随他游牧。铁木真笼络人心，招徕人马，最后脱离札木合，建立自己的斡鲁朵。
奋斗的一生
约在12世纪80年代，铁木真称汗。札木合率领札答阑、泰赤乌等十三部来攻，铁木真兵分十三翼迎战，因实力不敌而败退，史称十三翼之战。
1196年，铁木真和克烈部脱里汗出兵助金，于斡里札河打败塔塔儿人。金授铁木真以察兀忽鲁的官职，封脱里汗为王。铁木真与王汗联兵攻打古出古乃蛮部，回师途中又与乃蛮本部相遇。王汗见敌势盛，不告而退，把铁木真留在乃蛮兵锋之下。铁木真发觉后，迅速撤兵，回到自己牧地撒里川，反而把王汗暴露在敌前。王汗大败。因为有许多蒙古部众在王汗处，铁木真怕他们被乃蛮吞并，对自己不利，便派称为四杰的博尔术、木华黎、博尔忽、赤老温领兵援救王汗，击退乃蛮。
铁木真在部落争战中善于利用矛盾，纵横捭阖，逐渐摆脱了对王汗的臣属地位。1201～1202年，铁木真和王汗联兵，与札木合联盟(塔塔儿、乃蛮等部落联盟)大战获胜，札木合投降王汗。
1202年，铁木真消灭了四部塔塔儿，占领了呼伦贝尔高原，实力猛增。1203年王汗对铁木真发起突然袭击，铁木真败退到哈勒哈河以北。不久，铁木真乘王汗不备，奇袭王汗牙帐，克烈部亡。同年，汪古部也归附铁木真。
1204年，铁木真消灭了乃蛮太阳汗的斡鲁朵，成为蒙古高原最大的统治者。
1206年，铁木真在斡难河源召开忽里台大会，即蒙古国大汗位，号成吉思汗。蒙古国初期，成吉思汗把蒙古牧民划分和固定在95个千户中。千户下设百户、十户。千户那颜都是成吉思汗的封臣，各千户内的牧民不能任意离开千户组织，对那颜有人身隶属关系。成吉思汗把一部分千户作为领民分给诸弟诸子，形成左右手诸王。又以木华黎、博尔术为左右万户那颜，即两个最大的军事长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