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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犹太遗产
当我在演讲时用到某些特定字眼时，像是“希特勒”、“犹太人”，特别是“奥斯维辛”，我就会感觉到房间里有一股冷风袭来，感觉就像是有个黑暗中的魔鬼从房里走过。我当场就觉得我可能说了些什么蠢话或违背了某些禁忌，而这些话是不能公开说出来的。
尽管有这些叫人害怕的经验，带着愧疚与难以克服的历史伤害，我必须在战后的德国尽量少谈论到这些反犹太主义的言论。只有一次，发生了一件很糟糕的事情。那是在法兰克福举行的一次会议上，当时讨论的议题是国库破产的利与弊，几个在场的“先知”预言说，德国马克马上就会没有价值了。我当场提出反对，德国的币制一向都只在吃了败仗后才会贬值，像第一次世界大战，还有希特勒弄垮德国之后。晚上我回到旅馆后收到一封信，信里面写道，我的头皮应该被拿来当灯罩。
这当然是特例，通常我只会收到思想上的警告，有些是在背地里偷偷说的，有些则是真实可信的。有一次在讨论关于上帝跟金钱时，约翰侯爵跟他的邻座悄悄地说：“看看这个聪明的老犹太人会说些什么。”这我倒觉得无所谓，从他身上我并没有感受到反犹太的怨念，我反而听到了恭维的意思。我顶着不怎么舒适的名字，大家一看就知道，我出生在一个老旧的时代，在那年代，匈牙利听起来好像就是从外层空间来的。我还背着这个壳在世界各地的股市四处闯荡：“从这个世界主义的老犹太身上，应该可以学到什么东西吧。”一些人可能喜欢这么想。
虽是犹太人出身，但我却是受洗过的天主教徒，我的双亲也以天主教的仪式埋葬在苏黎世山上。我从来不觉得我是个犹太人，一直到希特勒掌权，对他来说我就是犹太人。当他在犹太人身上做了那么多恐怖的事情，我心里头深深感到刺痛，就像每个犹太人所感受到的。
1940年法国被占领后，我从法国经过西班牙流亡到美国。那时候有一些麻烦，分配给匈牙利的移民名额非常的少，必须要等20年才排得到。后来我拿到了一张签证，证明我是受洗过的天主教徒。依据当时的匈牙利法令，我不算是犹太人，也不适用于当时的匈牙利犹太法令，我可以随时回到匈牙利。一开始我的犹太身分并没有问题，直到后来德国占领匈牙利，并且实施了种族隔离政策。
对希特勒来说，诋毁犹太民族是一件很简单的事，他把犹太人当成投机份子，而部分的犹太人的确也是。犹太人从事金钱交易是因为他们不被允许从事其他行业，因此他们独占这个行业有好一段时间，子承父业，如此资产便一直延续下去。这在后来的反犹太丑闻里也扮演了一个角色，很多犹太人因为某些渴望，离开了散居在各处的犹太人，并且开创了一番大事业；不只是在财务金融上，还有在数学、物理以及音乐等各领域。其实金钱交易并非天生是犹太人的专业，中国人在这方面同样精明，还有亚美尼亚人。在华尔街里我们可以看到来自各个国家和各个种族优秀的人材。
我希望用一个令人安慰的故事来结束这个严肃的主题，几年前我再次到威尼斯，在穿过数不尽的小巷，跨过数不尽的小桥后，我来到一个封闭的广场。突然，一个没了牙齿的老妇人从一个地下室里爬了出来，身上穿着破布衣，对我友善地打招呼：“夏罗姆。（Schalom，希伯莱文自由的意思）”我站在一个犹太人居住区里，这个广场破旧而且空空荡荡。
老妇人试着用意大利文跟我交谈，带我参观这个犹太区。我们走过几条破旧的小巷子，“这是旧的，这是新的犹太教堂，这是养老院，这是托儿所，这是犹太法典学校，”老妇人一个个说着。但是说真的，我对这些一点兴趣也没有，我随口问起：“这个区里住了多少人呢，在这个你们说的犹太区里？”
“哦，先生，答案是这样的，我们这里只剩下300个人了，以前这里还有
3 000个犹太人，范围有好几哩呢。这里曾经挤满了人，老的少的、商人和工匠。不过如今已经好景不再了。”我想着这应该是希特勒军队造成的不幸。“那他们都到哪儿去了？”我问她，对这恐怖的答案已经有了心理准备。
“唉！”老妇人忧郁地叹了一口气说：“他们都走了，到很远的地方去了，去圣马可广场，在大运河旁边，他们都是生意人、银行家、有钱人……。”
有一位记者曾经这么写道：“没有人能像安德烈‧科斯托兰尼那样，为股市做了这么多，因为科斯托兰尼 ‘误导’了整个时代，让他们埋头在股市里。”这真的是反对我的意思吗？我想我可以接受。
我当然喜欢赞同和喝彩，所以我才会写书和举行演讲。我感到愉悦的并不是那1/10的稿酬，而是读者们听了我的观点后而乐意拿出10倍以上的金额去投资。不容置疑，比起赚钱这种事，领取酬劳对我来说更有乐趣。成名的画家也是一样，卖画所得，对他们的成就是很有力的证明。一位美丽的女人，总是会兴高采烈得去当模特儿来领取酬劳，这也是她为了证明她真的很漂亮，而且是值得追求的。
对我来说，跟年轻人的接触也是意义重大。当有学生邀请我发表演讲时，一开始我都会感觉到他们对我充满敬意，但他们很快发现我只是个凡人，而且乐于跟他们闲聊好几个钟头。我自己刚开始接触股市的时候，大部分都是靠口耳相传学来的（而不是通过自己实际操作），那些股市老专家们，至少都年长我三四十岁。今天我的学生比我年轻五六十岁是常有的事。
我们有些谈话内容完全跟财经无关，年轻人也想从我这理学到一些东西，比如社交的规矩和礼节，言谈举止与装扮等等。有几个甚至还模仿我的穿着，虽然他们不一定也打着领结，但至少风格上是跟我一样的。我一直都是穿着打扮方面的专家，这也是我最好的投资之一。在一次访谈里我简短地回答说：“我的投资中还包括我的服饰。”我年轻的时候就很重视这方面，也许是因为我对自己的外表不自信，反正我从来就不是帅哥。所以我尽可能地把自己打扮得光鲜亮丽，当时的我也可以算得上是一个“纨绔子弟”吧。当我被问起穿着秘诀时，我总是回答：“穿着宁可保守一些，也不要太时髦。”如果人家没有问我，某某人的穿着如何时，我就不会对人家的装扮发表评论，我不想在这方面让大家彼此尴尬。
当我在演讲时用到某些特定字眼时，像是“希特勒”、“犹太人”，特别是“奥斯维辛”，我就会感觉到房间里有一股冷风袭来，感觉就像是有个黑暗中的魔鬼从房里走过。我当场就觉得我可能说了些什么蠢话或违背了某些禁忌，而这些话是不能公开说出来的。
尽管有这些叫人害怕的经验，带着愧疚与难以克服的历史伤害，我必须在战后的德国尽量少谈论到这些反犹太主义的言论。只有一次，发生了一件很糟糕的事情。那是在法兰克福举行的一次会议上，当时讨论的议题是国库破产的利与弊，几个在场的“先知”预言说，德国马克马上就会没有价值了。我当场提出反对，德国的币制一向都只在吃了败仗后才会贬值，像第一次世界大战，还有希特勒弄垮德国之后。晚上我回到旅馆后收到一封信，信里面写道，我的头皮应该被拿来当灯罩。
这当然是特例，通常我只会收到思想上的警告，有些是在背地里偷偷说的，有些则是真实可信的。有一次在讨论关于上帝跟金钱时，约翰侯爵跟他的邻座悄悄地说：“看看这个聪明的老犹太人会说些什么。”这我倒觉得无所谓，从他身上我并没有感受到反犹太的怨念，我反而听到了恭维的意思。我顶着不怎么舒适的名字，大家一看就知道，我出生在一个老旧的时代，在那年代，匈牙利听起来好像就是从外层空间来的。我还背着这个壳在世界各地的股市四处闯荡：“从这个世界主义的老犹太身上，应该可以学到什么东西吧。”一些人可能喜欢这么想。
虽是犹太人出身，但我却是受洗过的天主教徒，我的双亲也以天主教的仪式埋葬在苏黎世山上。我从来不觉得我是个犹太人，一直到希特勒掌权，对他来说我就是犹太人。当他在犹太人身上做了那么多恐怖的事情，我心里头深深感到刺痛，就像每个犹太人所感受到的。
1940年法国被占领后，我从法国经过西班牙流亡到美国。那时候有一些麻烦，分配给匈牙利的移民名额非常的少，必须要等20年才排得到。后来我拿到了一张签证，证明我是受洗过的天主教徒。依据当时的匈牙利法令，我不算是犹太人，也不适用于当时的匈牙利犹太法令，我可以随时回到匈牙利。一开始我的犹太身分并没有问题，直到后来德国占领匈牙利，并且实施了种族隔离政策。
对希特勒来说，诋毁犹太民族是一件很简单的事，他把犹太人当成投机份子，而部分的犹太人的确也是。犹太人从事金钱交易是因为他们不被允许从事其他行业，因此他们独占这个行业有好一段时间，子承父业，如此资产便一直延续下去。这在后来的反犹太丑闻里也扮演了一个角色，很多犹太人因为某些渴望，离开了散居在各处的犹太人，并且开创了一番大事业；不只是在财务金融上，还有在数学、物理以及音乐等各领域。其实金钱交易并非天生是犹太人的专业，中国人在这方面同样精明，还有亚美尼亚人。在华尔街里我们可以看到来自各个国家和各个种族优秀的人材。
我希望用一个令人安慰的故事来结束这个严肃的主题，几年前我再次到威尼斯，在穿过数不尽的小巷，跨过数不尽的小桥后，我来到一个封闭的广场。突然，一个没了牙齿的老妇人从一个地下室里爬了出来，身上穿着破布衣，对我友善地打招呼：“夏罗姆。（Schalom，希伯莱文自由的意思）”我站在一个犹太人居住区里，这个广场破旧而且空空荡荡。
老妇人试着用意大利文跟我交谈，带我参观这个犹太区。我们走过几条破旧的小巷子，“这是旧的，这是新的犹太教堂，这是养老院，这是托儿所，这是犹太法典学校，”老妇人一个个说着。但是说真的，我对这些一点兴趣也没有，我随口问起：“这个区里住了多少人呢，在这个你们说的犹太区里？”
“哦，先生，答案是这样的，我们这里只剩下300个人了，以前这里还有
3 000个犹太人，范围有好几哩呢。这里曾经挤满了人，老的少的、商人和工匠。不过如今已经好景不再了。”我想着这应该是希特勒军队造成的不幸。“那他们都到哪儿去了？”我问她，对这恐怖的答案已经有了心理准备。
“唉！”老妇人忧郁地叹了一口气说：“他们都走了，到很远的地方去了，去圣马可广场，在大运河旁边，他们都是生意人、银行家、有钱人……。”
有一位记者曾经这么写道：“没有人能像安德烈‧科斯托兰尼那样，为股市做了这么多，因为科斯托兰尼 ‘误导’了整个时代，让他们埋头在股市里。”这真的是反对我的意思吗？我想我可以接受。
我当然喜欢赞同和喝彩，所以我才会写书和举行演讲。我感到愉悦的并不是那1/10的稿酬，而是读者们听了我的观点后而乐意拿出10倍以上的金额去投资。不容置疑，比起赚钱这种事，领取酬劳对我来说更有乐趣。成名的画家也是一样，卖画所得，对他们的成就是很有力的证明。一位美丽的女人，总是会兴高采烈得去当模特儿来领取酬劳，这也是她为了证明她真的很漂亮，而且是值得追求的。
对我来说，跟年轻人的接触也是意义重大。当有学生邀请我发表演讲时，一开始我都会感觉到他们对我充满敬意，但他们很快发现我只是个凡人，而且乐于跟他们闲聊好几个钟头。我自己刚开始接触股市的时候，大部分都是靠口耳相传学来的（而不是通过自己实际操作），那些股市老专家们，至少都年长我三四十岁。今天我的学生比我年轻五六十岁是常有的事。
我们有些谈话内容完全跟财经无关，年轻人也想从我这理学到一些东西，比如社交的规矩和礼节，言谈举止与装扮等等。有几个甚至还模仿我的穿着，虽然他们不一定也打着领结，但至少风格上是跟我一样的。我一直都是穿着打扮方面的专家，这也是我最好的投资之一。在一次访谈里我简短地回答说：“我的投资中还包括我的服饰。”我年轻的时候就很重视这方面，也许是因为我对自己的外表不自信，反正我从来就不是帅哥。所以我尽可能地把自己打扮得光鲜亮丽，当时的我也可以算得上是一个“纨绔子弟”吧。当我被问起穿着秘诀时，我总是回答：“穿着宁可保守一些，也不要太时髦。”如果人家没有问我，某某人的穿着如何时，我就不会对人家的装扮发表评论，我不想在这方面让大家彼此尴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