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 / 50页
4.铁血君王(1)
为树立皇权，整肃朝纲，朱元璋大肆制定典律，用以约束朝野上下。他用铁血手腕，惩治贪官污吏，消去中上阶级，意图建构理想农村社会。在他高举的屠刀之下，也有枉死的良民无数，对还是错，历史自有评断。
是不是得了天下，就从此太平？历史证明，每一个新王朝的建立，都同样是动荡不安的时期。明朝建立之初，朱元璋总结了元朝败亡的教训，认为元朝纲纪废弛，官吏放纵，从而激化了阶级矛盾，导致了农民大起义，元王朝崩溃。为此，他极力主张“立国之初，当先正纲纪”，用重典惩治“奸顽”。基于这样的认识，“重典治吏”成为明代特别是明初为政、立法的指导思想。
纵观历朝历代皇帝，有明以前，除了两汉、南宋三朝皇帝较为重视法制外，其余的皇帝，无一有如朱元璋那样重视法律。其对法律的思考和见解，可以说是独步古今。
铁血治朝，朱元璋惩治不良官吏的同时，带来了什么样的负面影响？
明代法律草创于洪武建元以前的吴王时期。吴元年(1364年)，朱元璋就曾指令李善长主持修律，要求做到既简且严，并亲自“酌议”，颁有《律令直解》。建国初年，令刘惟谦等制定《大明律》，经过多次修改删定，颁行全国，奠定了立法的基础。明律“视唐简，而宽厚不如宋”，贯彻了“刑用重典”的方针。朱元璋认为吏治腐败是严重弊病，“此弊不革，欲成善政，终不可得”。因此，明初治吏的重点在于惩治贪官污吏。
从洪武十八年开始，朱元璋亲自制定、颁布《大诰》、《大诰续编》、《大诰三编》和《大诰武臣》，主要是为了惩治贪官污吏、地方豪强侵扰百姓等问题。四编大诰共二百三十六条，其中惩治贪官污吏的竟达一百五十条之多，而且极其严厉，共罗列有凌迟、枭首、夷族等惩罚，其严酷程度超过了历史上任何一个封建王朝。
朱元璋还陆续颁行了《臣戒录》、《武臣保身录》、《皇明祖训条章》等多种要求诸王和各级官吏遵纪守法的戒律和文告。对犯罪官吏除使用凌迟、枭首、种诛（即族诛）等刑罚外，还使用抽肠、剥皮、挑膝盖等各种非刑。对于贪官污吏，更是加重惩办。继位之初，便将官吏贪污犯笞罪以上的，一律押到凤阳屯田,一时多达一万多人。然后，又曾多次组织全国范围的对贪官污吏的甄别和清洗，每次逮捕处死的人达数百以至成千上万之多。
朱元璋最有名的刑罚是“剥皮实草”，他下令各州县设立“皮场庙”，犯人处决后实之以草，制成人皮草袋悬挂于官府门前，以示警戒。除此以外，各种惩罚花样辈出，受刑者要尝尽肉体痛苦方才来个最后了断。
酷刑之下，人人自危。当时官员们竟用鸠血染衣带，一有捕拿，即吮带而死，以免受酷刑折磨。朱元璋的严刑治国，让众多的贪官吓破了胆，但即便在这样的恐怖之中，竟然还是有人冒着杀头的危险，铤而走险。
在大明王朝建立不久，就接连有三起惊天大案，第一个案叫做空印案；第二个就是郭桓案；洪武三十年，1398年，又发生了一个大案。这个案子说它大，不是因为涉及的金额或者范围广泛，而是在这个案子当中朱元璋表现出了他的果断和坚决。什么案子呢？欧阳伦驸马案。
朱元璋大肆查办三大案，醉翁之意在于什么？
在杀人无数的血腥背后，我们不禁要问，究竟是怎样的官员竟然敢在如此恐怖的统治中依旧以身试法？那么，朱元璋实行严刑竣法惩治贪官污吏达到了什么目的？产生了什么结果呢？当时很多人对于朱元璋的严刑酷法非常不满意，实际上是人人自危。朱元璋严刑峻法惩治贪官污吏，使明朝的官吏队伍得到大大的澄清，他保证了明初统一事业的实现，保证了明初生产的恢复和发展，但是他留下的严刑酷法也给后世开了恶劣的先例，那么他究竟又采取了哪些手段来杜绝更多的贪污腐败呢？在洪武年间竟然还发生过几桩惊天动地的大案。这些大案又是为了什么呢？
空印案发生在洪武九年，所谓空印就是盖了公章的空白文书。之所以出现空印，是因为明朝有一个制度，规定天下府州县的钱粮户口要在年底核校，府州县核对后到布政司，布政司再到京师户部来核对，这叫“考校钱粮”。
古时交通不便，从各个省来到京师往返常常需要很长的时间，如果到了京师考校钱粮的时候数字不准确，就需要重新填写，重新填写完以后要盖公章。如果边远省份到南京去考校钱粮，数字不准确，再回去盖公章，好几个月就过去了。于是就形成了一个习惯，带上一份盖好了章的空白文书到南京考校钱粮，数字不对马上重新填写，省时省劲。
这件事到了朱元璋这里却行不通了。朱元璋发现空印后很是恼怒，认为必定有人借此贪污不法，于是下诏凡是牵连到空印案里的人，掌印者一律处死，没有掌印者杖责一百，发配边远。此事涉及整个大明帝国，从中央到地方，牵连之广，骇人听闻。俗话说，法不责众，但朱元璋以他独特的性格和非凡的勇气定要追查到底，以一己之力挑战整个政府，自古以来，也只有朱元璋一人而已。
空印案名为打击腐败，但却是一个冤案。整个帝国的官员都知道空印的诀窍，但没有人敢对朱元璋加以说明，除了一个人之外。这个人叫郑士利。
郑士利并没有直接牵涉进空印案，受到牵连的是他的哥哥郑士元，湖广按察使的佥事。郑士利觉得委屈，便写了一封奏章鸣冤，他首先说明了空印的诀窍，他说空印不是完整的印，只是半印，仅凭半印是做不成什么不法之事的。接下来就有点挑朱元璋毛病的意味了，郑士利认为空印已经使用了这么长时间了，从来就没有人规定不能用。如果说空印不能用，那就应该事先声明，现在不教而诛，有失公正。朱元璋毫不让步，将郑士利同郑士元一起发配边疆。
朱元璋难道不明白空印的诀窍吗？在没有接到郑士利的奏章前，这是有可能的。但是在接到奏章之后呢，将郑士利也发配边疆了，这反映的问题就很严重了。朱元璋生性多疑，要让朱元璋完全相信空印案中的官员是不可能的事情。朱元璋一意孤行，非要大动干戈，恐怕是醉翁之意不在酒，在乎皇权也。
在朱元璋心中，皇权是至关重要的。说到底，这些官员之所以让他们的皇帝如此大动肝火，根本不在于是否他们利用空印贪污，而是他们的做法没有事先经过朱元璋批准，这就侵犯了朱元璋的皇权。在朱元璋心里，凡是不请示，不汇报，擅自做主的官员都应该加以处分。有没有人借此机会贪污腐败呢？也许有吧，朱元璋也拿不准。但是拿得准拿不准现在都不重要了。确实贪污的，两罪并罚，没有贪污的，罪责难逃。
贪污案是假，朱元璋借机加强皇权才是真，那些受到牵连的人除了感叹天威难测外，恐怕到死也不明白自己何以落得如此下场。
当一个人掌握了无限权力的时候，会有多少人迟早成为这种权力的牺牲品和垫脚石。我们敬佩郑士利的勇气，同时也为他的遭遇感到愤懑。个人权利之于皇权，就像巨人脚下的蚂蚁一样，既看不到，又随时可能被碾得粉身碎骨。
洪武十八年的郭桓案不是冤案，但只是对郭桓等少数人而言。郭桓是当时的户部侍郎，如果按照列入《大诰》中的罪证来看，郭桓是一个巨贪。朱元璋曾下令减免太平、镇江、广德这几个府官田钱粮一半，但是这些地方一粒粮食都没有进官仓，被郭桓私分了，另外郭桓接收浙西的秋粮四百五十万石，实际入库只有二百多万石，又有二百多万石被郭桓等人私分了。此外，当时征粮食既可以征粮食的本色也可以征折色，可以折成其它的粮食来交或者是折成钱钞。郭桓等人在征收赋税的时候，一石米折钞两贯，但是除此以外巧立名目，另收费用，车脚钱三百文，水脚钱、口食钱、库子钱、蒲篓钱、竹篓钱、神佛钱各一百文，总计九百文。除此以外，郭桓的罪状还有一大堆，按照朱元璋的计算，郭桓等人共计贪污粮食两千四百万石。
为树立皇权，整肃朝纲，朱元璋大肆制定典律，用以约束朝野上下。他用铁血手腕，惩治贪官污吏，消去中上阶级，意图建构理想农村社会。在他高举的屠刀之下，也有枉死的良民无数，对还是错，历史自有评断。
是不是得了天下，就从此太平？历史证明，每一个新王朝的建立，都同样是动荡不安的时期。明朝建立之初，朱元璋总结了元朝败亡的教训，认为元朝纲纪废弛，官吏放纵，从而激化了阶级矛盾，导致了农民大起义，元王朝崩溃。为此，他极力主张“立国之初，当先正纲纪”，用重典惩治“奸顽”。基于这样的认识，“重典治吏”成为明代特别是明初为政、立法的指导思想。
纵观历朝历代皇帝，有明以前，除了两汉、南宋三朝皇帝较为重视法制外，其余的皇帝，无一有如朱元璋那样重视法律。其对法律的思考和见解，可以说是独步古今。
铁血治朝，朱元璋惩治不良官吏的同时，带来了什么样的负面影响？
明代法律草创于洪武建元以前的吴王时期。吴元年(1364年)，朱元璋就曾指令李善长主持修律，要求做到既简且严，并亲自“酌议”，颁有《律令直解》。建国初年，令刘惟谦等制定《大明律》，经过多次修改删定，颁行全国，奠定了立法的基础。明律“视唐简，而宽厚不如宋”，贯彻了“刑用重典”的方针。朱元璋认为吏治腐败是严重弊病，“此弊不革，欲成善政，终不可得”。因此，明初治吏的重点在于惩治贪官污吏。
从洪武十八年开始，朱元璋亲自制定、颁布《大诰》、《大诰续编》、《大诰三编》和《大诰武臣》，主要是为了惩治贪官污吏、地方豪强侵扰百姓等问题。四编大诰共二百三十六条，其中惩治贪官污吏的竟达一百五十条之多，而且极其严厉，共罗列有凌迟、枭首、夷族等惩罚，其严酷程度超过了历史上任何一个封建王朝。
朱元璋还陆续颁行了《臣戒录》、《武臣保身录》、《皇明祖训条章》等多种要求诸王和各级官吏遵纪守法的戒律和文告。对犯罪官吏除使用凌迟、枭首、种诛（即族诛）等刑罚外，还使用抽肠、剥皮、挑膝盖等各种非刑。对于贪官污吏，更是加重惩办。继位之初，便将官吏贪污犯笞罪以上的，一律押到凤阳屯田,一时多达一万多人。然后，又曾多次组织全国范围的对贪官污吏的甄别和清洗，每次逮捕处死的人达数百以至成千上万之多。
朱元璋最有名的刑罚是“剥皮实草”，他下令各州县设立“皮场庙”，犯人处决后实之以草，制成人皮草袋悬挂于官府门前，以示警戒。除此以外，各种惩罚花样辈出，受刑者要尝尽肉体痛苦方才来个最后了断。
酷刑之下，人人自危。当时官员们竟用鸠血染衣带，一有捕拿，即吮带而死，以免受酷刑折磨。朱元璋的严刑治国，让众多的贪官吓破了胆，但即便在这样的恐怖之中，竟然还是有人冒着杀头的危险，铤而走险。
在大明王朝建立不久，就接连有三起惊天大案，第一个案叫做空印案；第二个就是郭桓案；洪武三十年，1398年，又发生了一个大案。这个案子说它大，不是因为涉及的金额或者范围广泛，而是在这个案子当中朱元璋表现出了他的果断和坚决。什么案子呢？欧阳伦驸马案。
朱元璋大肆查办三大案，醉翁之意在于什么？
在杀人无数的血腥背后，我们不禁要问，究竟是怎样的官员竟然敢在如此恐怖的统治中依旧以身试法？那么，朱元璋实行严刑竣法惩治贪官污吏达到了什么目的？产生了什么结果呢？当时很多人对于朱元璋的严刑酷法非常不满意，实际上是人人自危。朱元璋严刑峻法惩治贪官污吏，使明朝的官吏队伍得到大大的澄清，他保证了明初统一事业的实现，保证了明初生产的恢复和发展，但是他留下的严刑酷法也给后世开了恶劣的先例，那么他究竟又采取了哪些手段来杜绝更多的贪污腐败呢？在洪武年间竟然还发生过几桩惊天动地的大案。这些大案又是为了什么呢？
空印案发生在洪武九年，所谓空印就是盖了公章的空白文书。之所以出现空印，是因为明朝有一个制度，规定天下府州县的钱粮户口要在年底核校，府州县核对后到布政司，布政司再到京师户部来核对，这叫“考校钱粮”。
古时交通不便，从各个省来到京师往返常常需要很长的时间，如果到了京师考校钱粮的时候数字不准确，就需要重新填写，重新填写完以后要盖公章。如果边远省份到南京去考校钱粮，数字不准确，再回去盖公章，好几个月就过去了。于是就形成了一个习惯，带上一份盖好了章的空白文书到南京考校钱粮，数字不对马上重新填写，省时省劲。
这件事到了朱元璋这里却行不通了。朱元璋发现空印后很是恼怒，认为必定有人借此贪污不法，于是下诏凡是牵连到空印案里的人，掌印者一律处死，没有掌印者杖责一百，发配边远。此事涉及整个大明帝国，从中央到地方，牵连之广，骇人听闻。俗话说，法不责众，但朱元璋以他独特的性格和非凡的勇气定要追查到底，以一己之力挑战整个政府，自古以来，也只有朱元璋一人而已。
空印案名为打击腐败，但却是一个冤案。整个帝国的官员都知道空印的诀窍，但没有人敢对朱元璋加以说明，除了一个人之外。这个人叫郑士利。
郑士利并没有直接牵涉进空印案，受到牵连的是他的哥哥郑士元，湖广按察使的佥事。郑士利觉得委屈，便写了一封奏章鸣冤，他首先说明了空印的诀窍，他说空印不是完整的印，只是半印，仅凭半印是做不成什么不法之事的。接下来就有点挑朱元璋毛病的意味了，郑士利认为空印已经使用了这么长时间了，从来就没有人规定不能用。如果说空印不能用，那就应该事先声明，现在不教而诛，有失公正。朱元璋毫不让步，将郑士利同郑士元一起发配边疆。
朱元璋难道不明白空印的诀窍吗？在没有接到郑士利的奏章前，这是有可能的。但是在接到奏章之后呢，将郑士利也发配边疆了，这反映的问题就很严重了。朱元璋生性多疑，要让朱元璋完全相信空印案中的官员是不可能的事情。朱元璋一意孤行，非要大动干戈，恐怕是醉翁之意不在酒，在乎皇权也。
在朱元璋心中，皇权是至关重要的。说到底，这些官员之所以让他们的皇帝如此大动肝火，根本不在于是否他们利用空印贪污，而是他们的做法没有事先经过朱元璋批准，这就侵犯了朱元璋的皇权。在朱元璋心里，凡是不请示，不汇报，擅自做主的官员都应该加以处分。有没有人借此机会贪污腐败呢？也许有吧，朱元璋也拿不准。但是拿得准拿不准现在都不重要了。确实贪污的，两罪并罚，没有贪污的，罪责难逃。
贪污案是假，朱元璋借机加强皇权才是真，那些受到牵连的人除了感叹天威难测外，恐怕到死也不明白自己何以落得如此下场。
当一个人掌握了无限权力的时候，会有多少人迟早成为这种权力的牺牲品和垫脚石。我们敬佩郑士利的勇气，同时也为他的遭遇感到愤懑。个人权利之于皇权，就像巨人脚下的蚂蚁一样，既看不到，又随时可能被碾得粉身碎骨。
洪武十八年的郭桓案不是冤案，但只是对郭桓等少数人而言。郭桓是当时的户部侍郎，如果按照列入《大诰》中的罪证来看，郭桓是一个巨贪。朱元璋曾下令减免太平、镇江、广德这几个府官田钱粮一半，但是这些地方一粒粮食都没有进官仓，被郭桓私分了，另外郭桓接收浙西的秋粮四百五十万石，实际入库只有二百多万石，又有二百多万石被郭桓等人私分了。此外，当时征粮食既可以征粮食的本色也可以征折色，可以折成其它的粮食来交或者是折成钱钞。郭桓等人在征收赋税的时候，一石米折钞两贯，但是除此以外巧立名目，另收费用，车脚钱三百文，水脚钱、口食钱、库子钱、蒲篓钱、竹篓钱、神佛钱各一百文，总计九百文。除此以外，郭桓的罪状还有一大堆，按照朱元璋的计算，郭桓等人共计贪污粮食两千四百万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