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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鸟尽弓藏(3)
第四步，逼迫胡惟庸造反。
胡惟庸案是不是个冤案呢？类似上面所说郭桓案，郭桓可以肯定是个贪官，只是被牵扯其中的许多人是无辜的。胡惟庸案也是如此。
得朱元璋宠信的胡惟庸，骄纵自满，胆大妄为，种种不法之事，做得竟是毫无顾忌，俨然以二皇帝自居。这背后自然是朱元璋加以纵容，所谓将欲取之，必先与之。大将军徐达曾对朱元璋发表过自己对胡惟庸的不满看法，胡惟庸竟敢胁迫徐达的门人行刺杀之事。刘基曾对朱元璋说起胡惟庸不可立为丞相，终遭胡惟庸毒手。学士吴伯宗弹劾胡惟庸，却差点连命都丢了。果然应了刘基的那句话，“譬之驾，惧其偾辕也。”（刘基以驾车来作比喻，同朱元璋讨论丞相人选，刘基认为如果让胡惟庸作了丞相，那么恐怕他会连车辕都拉坏了。）
刘基死后，胡惟庸更是肆无忌惮，在他的定远老宅的水井中，突然长出石笋，露出水面数尺高，前来拍马屁的人都说这是天降符瑞，胡惟庸听得心花怒放。又据说他祖先的坟上，夜夜都是火光映天，胡惟庸更是喜不自胜。不臣之心，暴露无遗。
他却没有注意到，两道冰冷的目光这几年一直在盯着他的一举一动。胡惟庸占据丞相这个位子上蹿下跳已经好几年了，不该做的他也做得差不多了，现在不臣之心显露，到了该收网的时候了。朱元璋当然不会让胡惟庸做一次谋反的试验，然后直到紧要关头才现身前去平叛。傻瓜才会那样做。
只要他有了不臣之心，这就足够了。朱元璋要做的就是逼迫胡惟庸加快谋反的脚步。
这个机会是胡惟庸的儿子送给朱元璋的。有一天，胡惟庸的儿子闲着没事在闹市骑马兜风，结果被一辆车给碾死了。胡惟庸用这个车夫的命偿还了自己儿子的命。报应很快。朱元璋要胡惟庸拿自己的命去偿还那个车夫的命。胡惟庸觉得很不爽，我是丞相，要我赔命？大不了我用钱财来补偿一下好了。没想到朱元璋很坚决地说，不行。胡惟庸立刻就傻眼了。
他开始觉得自己的宰相身份其实没什么了不起，还不是像皇帝手里的面团，人家想怎么捏就怎么捏？还好朱元璋只是借机敲打他一下，没有坚持到底。但胡惟庸的感觉却没有那么轻松，朱元璋的轻轻一句话，在他听来却好像是五雷轰顶。朱元璋的恐吓奏效了，“惟庸惧，乃与御史大夫陈宁、中丞涂节等谋起事，阴告四方及武臣从己者。”
胡惟庸的末日很快就到了，而起因只是一件不大不小的事情。洪武十二年九月，占城（又称占婆，是印度支那的占族古国，在今越南中部）前来进贡，不知怎么回事，胡惟庸没有把这件事报告朱元璋，也许是忘记了，也许是觉得不是什么大事，所以没说。结果宫里的太监外出给碰见了，回来就告诉了朱元璋。朱元璋立即抓住这件事情不放，做起了文章，下敕令训斥中书省群臣，这里面当然有胡惟庸。胡惟庸、汪广洋表面承认错误，却又将责任暗地里推给礼部，礼部不愿意背这个黑锅，于是中书省和礼部开始推诿扯皮。朱元璋一看，正合我意，这样扯不清更好，我正愁没有理由继续追究呢。不愧是干大事的人，气魄大得很，朱元璋大喝一声，不用争了，所有的人都给我抓起来。
第二年正月，涂节上表告变，说胡惟庸联络陈宁等人准备谋反，胡惟庸谋反案就此形成。一大批功臣宿旧被杀，包括依附胡惟庸的官员和六部官属。可笑的是首先告密的涂节最后也被处死了，因为群臣认为，涂节本来就参与谋逆，见所谋不利这才揭发了胡惟庸等人，这样的人不能不杀。
按《明史》记载，胡惟庸被处死时“其反状犹未尽露”，就是说他造反的事实还没有充分暴露，所以他的罪证是后来查证逐步增加的。洪武十九年林贤案发，林贤原系明州卫指挥使，据说胡惟庸派他联系倭寇，共同谋反。
洪武二十三年封绩案发。封绩原系元臣，据说胡惟庸派人北上联合蒙古，以称臣为代价，请求蒙古助一臂之力。这时胡惟庸都已经死去十年了。正巧李善长的家奴卢仲谦告发了李善长与胡惟庸的往来交往，而陆仲亨的家奴封帖木也告发陆仲亨及唐胜宗、费聚、赵庸三侯与胡惟庸共谋不轨。四人均被杀，罪名都是胡惟庸逆党。
第五步，尽诛武将功臣。
早在洪武五年，朱元璋就颁布《洪武青花执壶铁榜文》，对文武功臣严加戒饬，严厉指责他们违法乱纪的行径。这可以看作是朱元璋对骄傲放纵的功臣的一种警告，也是他们关系紧张的一个信号。洪武八年，朱元璋制作《资世通训》，洪武十三年制作《臣戒录》，警告大臣们如果对天子不忠、逾越礼制，将受到严惩。这些功臣们也许没有意识到，朱元璋已经将屠刀高高举起。
廖永忠是最早被杀的功臣。廖永忠自至正十五年朱元璋进军集庆时就开始追随朱元璋，多次立有功勋，特别是在鄱阳湖之战中他驾驶火船，火烧陈友谅，立下大功，朱元璋曾赐他八个字“功超群将，智卖雄师”，可见朱元璋对他的推崇。建国后廖永忠被封为德庆侯。洪武八年三月，朱元璋以廖永忠私穿绣有龙凤图案的衣服为由将其杀死。其实大家都明白这只是借口，真正导致廖永忠被杀的原因是当年他执行了朱元璋谋杀小明王韩林儿的任务。
在《明史•太祖本纪》中并没有讲朱元璋命令廖永忠行弑君之事，记载简单到只有七个字“十二月，韩林儿卒”。但在《明史•廖永忠传》中明确记载：“太祖遣永忠迎归应天，至瓜步，覆其舟死，帝以咎永忠。”这里的“咎”只怕有假。当初朱元璋将韩林儿从安丰救出时恐怕就已经后悔不迭了，这不等于给自己找了一个太上皇么？偏偏韩林儿做皇帝做上了瘾，赖着宝座不肯下来。朱元璋左右为难，总不能废掉韩林儿。现在廖永忠帮了朱元璋这么大一个忙，朱元璋高兴还来不及呢，哪里会去怪罪廖永忠。其实我们从朱元璋对这件事的处理意见就可以看得很清楚，责备一下，就此了事。如果朱元璋真想奉韩林儿为主，他对廖永忠的处罚怎么会如此轻巧。
群雄并起，逐鹿中原，靠的是实力，仁义并不总是管用的。可叹韩林儿，寄人篱下，却还想着骑在人家的头上做皇帝，哪有这么便宜的事？不识时务，纵然进入应天又能有什么好结局？迟早被人害死而已。
再来看看号称是“受命而出，成功而旋，不矜不伐，妇女无所爱，财宝无所取，中正无疵，昭明乎日月，大将军一人而已”的中山王徐达的下场。徐达是被朱元璋在称帝之后仍然呼之为兄的功臣。徐达本人一直非常谨慎，胡惟庸想和他攀附，徐达避之唯恐不及。朱元璋对他赏赐最厚，徐达三个女儿，长女为朱棣的皇后，次代王妃，次安王妃。
徐达为当时第一名将，却始终保持低调，尤其在朱元璋面前更是如此。《明史》说徐达“在军令出不二。诸将奉持凛凛，而帝前恭谨如不能言”。只是朱元璋这种人，对谁都不会放心，对徐达也是如此，他从来只相信自己。朱元璋想尽办法试探考察徐达。“一日，帝与达之邸，强饮之醉，而蒙之被，舁卧正寝。达醒，惊趋下阶，俯伏呼死罪。帝觇之，大悦。乃命有司即旧邸前治甲第，表其坊曰‘大功’。”
徐达死于洪武十八年，有种一直流行的说法是徐达患病不能吃蒸物，朱元璋知道以后故意赐给徐达吃蒸鹅，结果，疽发身死。虽然这个说法不见诸正史，但历来的明史专家都不敢轻易否定。
洪武二十三年，吉安侯陆仲亨、平凉侯费聚因胡惟庸案被杀。
洪武二十五年八月，江夏侯周德兴被杀。在朱元璋的老乡和朋友中，幼年和朱元璋关系最好的就是周德兴和汤和，周德兴年长，朱元璋呼之为兄。洪武十四年五溪蛮叛乱，朱元璋不顾周德兴年老，请他出马，并称周德兴是马援和赵充国。后来，福建有事，朱元璋又找到周德兴，“福建功未竟，卿虽老，尚勉为朕行”，结果，周德兴儿子犯法，周德兴本人竟也被赐死。
第四步，逼迫胡惟庸造反。
胡惟庸案是不是个冤案呢？类似上面所说郭桓案，郭桓可以肯定是个贪官，只是被牵扯其中的许多人是无辜的。胡惟庸案也是如此。
得朱元璋宠信的胡惟庸，骄纵自满，胆大妄为，种种不法之事，做得竟是毫无顾忌，俨然以二皇帝自居。这背后自然是朱元璋加以纵容，所谓将欲取之，必先与之。大将军徐达曾对朱元璋发表过自己对胡惟庸的不满看法，胡惟庸竟敢胁迫徐达的门人行刺杀之事。刘基曾对朱元璋说起胡惟庸不可立为丞相，终遭胡惟庸毒手。学士吴伯宗弹劾胡惟庸，却差点连命都丢了。果然应了刘基的那句话，“譬之驾，惧其偾辕也。”（刘基以驾车来作比喻，同朱元璋讨论丞相人选，刘基认为如果让胡惟庸作了丞相，那么恐怕他会连车辕都拉坏了。）
刘基死后，胡惟庸更是肆无忌惮，在他的定远老宅的水井中，突然长出石笋，露出水面数尺高，前来拍马屁的人都说这是天降符瑞，胡惟庸听得心花怒放。又据说他祖先的坟上，夜夜都是火光映天，胡惟庸更是喜不自胜。不臣之心，暴露无遗。
他却没有注意到，两道冰冷的目光这几年一直在盯着他的一举一动。胡惟庸占据丞相这个位子上蹿下跳已经好几年了，不该做的他也做得差不多了，现在不臣之心显露，到了该收网的时候了。朱元璋当然不会让胡惟庸做一次谋反的试验，然后直到紧要关头才现身前去平叛。傻瓜才会那样做。
只要他有了不臣之心，这就足够了。朱元璋要做的就是逼迫胡惟庸加快谋反的脚步。
这个机会是胡惟庸的儿子送给朱元璋的。有一天，胡惟庸的儿子闲着没事在闹市骑马兜风，结果被一辆车给碾死了。胡惟庸用这个车夫的命偿还了自己儿子的命。报应很快。朱元璋要胡惟庸拿自己的命去偿还那个车夫的命。胡惟庸觉得很不爽，我是丞相，要我赔命？大不了我用钱财来补偿一下好了。没想到朱元璋很坚决地说，不行。胡惟庸立刻就傻眼了。
他开始觉得自己的宰相身份其实没什么了不起，还不是像皇帝手里的面团，人家想怎么捏就怎么捏？还好朱元璋只是借机敲打他一下，没有坚持到底。但胡惟庸的感觉却没有那么轻松，朱元璋的轻轻一句话，在他听来却好像是五雷轰顶。朱元璋的恐吓奏效了，“惟庸惧，乃与御史大夫陈宁、中丞涂节等谋起事，阴告四方及武臣从己者。”
胡惟庸的末日很快就到了，而起因只是一件不大不小的事情。洪武十二年九月，占城（又称占婆，是印度支那的占族古国，在今越南中部）前来进贡，不知怎么回事，胡惟庸没有把这件事报告朱元璋，也许是忘记了，也许是觉得不是什么大事，所以没说。结果宫里的太监外出给碰见了，回来就告诉了朱元璋。朱元璋立即抓住这件事情不放，做起了文章，下敕令训斥中书省群臣，这里面当然有胡惟庸。胡惟庸、汪广洋表面承认错误，却又将责任暗地里推给礼部，礼部不愿意背这个黑锅，于是中书省和礼部开始推诿扯皮。朱元璋一看，正合我意，这样扯不清更好，我正愁没有理由继续追究呢。不愧是干大事的人，气魄大得很，朱元璋大喝一声，不用争了，所有的人都给我抓起来。
第二年正月，涂节上表告变，说胡惟庸联络陈宁等人准备谋反，胡惟庸谋反案就此形成。一大批功臣宿旧被杀，包括依附胡惟庸的官员和六部官属。可笑的是首先告密的涂节最后也被处死了，因为群臣认为，涂节本来就参与谋逆，见所谋不利这才揭发了胡惟庸等人，这样的人不能不杀。
按《明史》记载，胡惟庸被处死时“其反状犹未尽露”，就是说他造反的事实还没有充分暴露，所以他的罪证是后来查证逐步增加的。洪武十九年林贤案发，林贤原系明州卫指挥使，据说胡惟庸派他联系倭寇，共同谋反。
洪武二十三年封绩案发。封绩原系元臣，据说胡惟庸派人北上联合蒙古，以称臣为代价，请求蒙古助一臂之力。这时胡惟庸都已经死去十年了。正巧李善长的家奴卢仲谦告发了李善长与胡惟庸的往来交往，而陆仲亨的家奴封帖木也告发陆仲亨及唐胜宗、费聚、赵庸三侯与胡惟庸共谋不轨。四人均被杀，罪名都是胡惟庸逆党。
第五步，尽诛武将功臣。
早在洪武五年，朱元璋就颁布《洪武青花执壶铁榜文》，对文武功臣严加戒饬，严厉指责他们违法乱纪的行径。这可以看作是朱元璋对骄傲放纵的功臣的一种警告，也是他们关系紧张的一个信号。洪武八年，朱元璋制作《资世通训》，洪武十三年制作《臣戒录》，警告大臣们如果对天子不忠、逾越礼制，将受到严惩。这些功臣们也许没有意识到，朱元璋已经将屠刀高高举起。
廖永忠是最早被杀的功臣。廖永忠自至正十五年朱元璋进军集庆时就开始追随朱元璋，多次立有功勋，特别是在鄱阳湖之战中他驾驶火船，火烧陈友谅，立下大功，朱元璋曾赐他八个字“功超群将，智卖雄师”，可见朱元璋对他的推崇。建国后廖永忠被封为德庆侯。洪武八年三月，朱元璋以廖永忠私穿绣有龙凤图案的衣服为由将其杀死。其实大家都明白这只是借口，真正导致廖永忠被杀的原因是当年他执行了朱元璋谋杀小明王韩林儿的任务。
在《明史•太祖本纪》中并没有讲朱元璋命令廖永忠行弑君之事，记载简单到只有七个字“十二月，韩林儿卒”。但在《明史•廖永忠传》中明确记载：“太祖遣永忠迎归应天，至瓜步，覆其舟死，帝以咎永忠。”这里的“咎”只怕有假。当初朱元璋将韩林儿从安丰救出时恐怕就已经后悔不迭了，这不等于给自己找了一个太上皇么？偏偏韩林儿做皇帝做上了瘾，赖着宝座不肯下来。朱元璋左右为难，总不能废掉韩林儿。现在廖永忠帮了朱元璋这么大一个忙，朱元璋高兴还来不及呢，哪里会去怪罪廖永忠。其实我们从朱元璋对这件事的处理意见就可以看得很清楚，责备一下，就此了事。如果朱元璋真想奉韩林儿为主，他对廖永忠的处罚怎么会如此轻巧。
群雄并起，逐鹿中原，靠的是实力，仁义并不总是管用的。可叹韩林儿，寄人篱下，却还想着骑在人家的头上做皇帝，哪有这么便宜的事？不识时务，纵然进入应天又能有什么好结局？迟早被人害死而已。
再来看看号称是“受命而出，成功而旋，不矜不伐，妇女无所爱，财宝无所取，中正无疵，昭明乎日月，大将军一人而已”的中山王徐达的下场。徐达是被朱元璋在称帝之后仍然呼之为兄的功臣。徐达本人一直非常谨慎，胡惟庸想和他攀附，徐达避之唯恐不及。朱元璋对他赏赐最厚，徐达三个女儿，长女为朱棣的皇后，次代王妃，次安王妃。
徐达为当时第一名将，却始终保持低调，尤其在朱元璋面前更是如此。《明史》说徐达“在军令出不二。诸将奉持凛凛，而帝前恭谨如不能言”。只是朱元璋这种人，对谁都不会放心，对徐达也是如此，他从来只相信自己。朱元璋想尽办法试探考察徐达。“一日，帝与达之邸，强饮之醉，而蒙之被，舁卧正寝。达醒，惊趋下阶，俯伏呼死罪。帝觇之，大悦。乃命有司即旧邸前治甲第，表其坊曰‘大功’。”
徐达死于洪武十八年，有种一直流行的说法是徐达患病不能吃蒸物，朱元璋知道以后故意赐给徐达吃蒸鹅，结果，疽发身死。虽然这个说法不见诸正史，但历来的明史专家都不敢轻易否定。
洪武二十三年，吉安侯陆仲亨、平凉侯费聚因胡惟庸案被杀。
洪武二十五年八月，江夏侯周德兴被杀。在朱元璋的老乡和朋友中，幼年和朱元璋关系最好的就是周德兴和汤和，周德兴年长，朱元璋呼之为兄。洪武十四年五溪蛮叛乱，朱元璋不顾周德兴年老，请他出马，并称周德兴是马援和赵充国。后来，福建有事，朱元璋又找到周德兴，“福建功未竟，卿虽老，尚勉为朕行”，结果，周德兴儿子犯法，周德兴本人竟也被赐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