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 / 50页
3.闯王双刃(1)
历经起落，辗转四方。李自成率领的农民军，无畏艰辛，一路杀过，常于绝处逢生机。但是，“破军星”的负面破坏力也不容忽视，“流寇”出身的军队，又会给贫苦百姓带来怎样的生死折磨呢？
崇祯二年正月（1629年），明廷即命杨鹤为三边总督，总掌镇压农民造之事。杨鹤主张剿抚并用，以抚为主的方针，得到崇祯的认可，崇祯也拨出帑银十万两，作为“招抚流贼”的花销。杨鹤遣人持免罪牌对各支农民军广加招抚，一时颇有成效。各股农民军纷纷表示受抚，接受安置。
1629年年底，崇祯帝又命洪承畴为延绥巡抚，配合杨鹤剿贼。洪承畴一向主张以剿为主，对杨鹤的招抚政策颇不以为然。农民军有的被镇压，有的受招抚，大部分则流动到邻近的山西一带继续作战。
果然，杨鹤的安抚政策并没有维持多久。当年五月，被招抚的神一魁再次反叛，安抚政策宣告破产。为什么先前有很大成效的安抚政策在这时出现了问题呢?其实，安抚政策用意虽好，但关键在于没有从根本上解决造反者的生计问题，崇祯皇帝投入的十万两白银，像撒胡椒面一样很快无影无踪，受抚者不久就陷入困境，于是再次反叛。即使接受了招抚的军队，也是“淫掠如故，有司不敢问”。
招抚政策缺乏经济上的基础，治标不治本，失败是必然的。崇祯皇帝闻之大怒，施展了他最拿手的招术，将杨鹤从兵部右侍郎、总督陕西三边军务一撸到底，逮捕下狱，流放袁州。崇祯随即启用洪承畴为三边总督。
洪承畴升任三边总督后，加紧剿灭农民军。此人很有军事才干，曾先后两次设计，杀死农民军首领约五百人。在他的围剿下，陕西农民军被迫转往山西活动，高迎祥和李自成这时也都在山西活动。随后，洪承畴又调动各方兵力，迫使农民军向河南转移。应该说明政府对农民军的打击是很有力度的，农民军这时还不能与官军抗衡，农民军的流动作战，一方面是他们习惯使然，另一方面也是在官军的围剿下，不得不四处流窜。
这段时间，官府对农民军的政策陷入了抚之不成，剿之不绝的尴尬局面。根本原因在于明政府的整体腐败，朝廷不思赈济，赋税日重，官贪吏污，上下糜烂。农民除造反外，别无活路，怎能不反？
王嘉胤于崇祯四年被孤山副将曹文诏击败，不久，被手下杀死。各路农民军为了对付明军，共推人马较多的“紫金梁”王自用为首，协同作战，结成所谓“三十六营”，像高迎祥、张献忠、曹操等都是三十六营的各营首领。这时的李自成虽人马不及这几营的多，但也是三十六营的首领之一。
李自成凭借什么从众多农民军中脱颖而出？
崇祯六年初，曹文诏、左良玉、邓等对晋北一带的农民军进行大规模围剿。五月，紫金梁王自用在济源的善阳山被邓击败，受重伤死去。三十六营松散的联盟宣告瓦解。紫金梁遗部两万余人，大都归附了李自成。面对官军的重兵围剿，李自成和高迎祥紧密配合，发挥流动作战的特长，避实击虚，主动从山西撤出，率部辗转进入河南，活动在黄河以北地区。
此时的各路农民军在官军的围剿下，或战败或受抚，或被迫转移或机动流窜，与官军的战斗也是互有胜负，基本上呈平衡态势。李自成与官军的战斗也是如此，忽而取胜，忽而落败，形势飘忽不定。都说李自成具备“山大王的气质”，即使做了皇帝，也脱不了寇的气息。但是，不能否认，在造反的路途之中，李自成还是有一定雄才大略的。诈降朝廷剿匪官陈奇瑜，成功脱离险境，就是一个证明。
崇祯七年（1634年），明政府设下天罗地网，缉拿农民军。高迎祥、李自成、张献忠等人被迫转移，却因为地形不熟，误入兴安州（今陕西安康）的险地车厢峡中。车厢峡长约四十里，山势陡峭，道路崎岖难行，易入难出。陈奇瑜率军用岩石堵塞了谷口，将李自成等人困在峡内。农民军既无路可走，又无处寻找粮食，形势万分危急，偏偏这时又连下了两个月大雨，连将士们的弓弦都脱落了。“当是时，官军蹙之，可尽歼。”
李自成如何扭转被动局面？他采用手下顾君恩的策略，重金贿赂陈奇瑜的左右，诈言投降。陈奇瑜见农民军这么不经打，开始骄傲轻敌，竟然放弃了剿灭农民军的大好机会，并安排投降农民军返乡，“每百人以安抚官一护之，檄所过州县具糗粮传送。”结果，农民军刚出栈道，马上重新反叛，“尽屠所过七州县”，关中大震。陈奇瑜后悔莫及，便将错误推到其他人身上，想来个浑水摸鱼，结果遭到给事中顾国宝、御史傅永淳弹劾，崇祯下诏将陈奇瑜发配戍边。
崇祯七年（1634年）冬天，各路农民军纷纷由陕西转往河南。次年正月，十三家七十二营齐汇荥阳。明政府随即调动大军向荥阳集结，企图聚歼农民军。官军逼近，但是如何与官兵作战，大家意见不同，争执不下。
李自成这时候显露了大将风范，他提出：“一夫犹奋，况十万众乎，官兵无能为也。宜分兵定所向，利钝听之天。”众人接受了这个建议。经过商量，革里眼贺一龙、左金王贺锦抵御四川、湖广官兵，横天王王子顺、混十万马进忠抵挡陕西官兵，曹操、过天星惠登相扼守河上，高迎祥、张献忠和李自成向东进发，老回回马守应、九条龙居中往来回应。
李自成的计策未必有多高明，当时农民军各自为战，互不统属，这十三家农民军四面出击虽然能打乱官军的部署，但兵分则弱，农民军这样做的胜算并不大，所以李自成才说“利钝听之天”，其实就是各安天命。
三月，高迎祥、张献忠与李自成攻下凤阳。凤阳是明太祖朱元璋的老家，明太祖死后，那里成为明朝的中都。中都皇陵是朱元璋父母的陵墓，陵园规模宏伟，园内有大量精湛的碑石雕作。可惜，陵园内建筑被农民起义军摧毁殆尽，李自成还将朱元璋做过和尚的皇觉寺也一把火烧了。崇祯听到这消息，又急又气，怒火无处发泄，于是下令将凤阳巡抚处死。
七年后，崇祯皇帝派人将李自成的祖茔掘毁，为的是传说李家的祖坟埋在“龙脉”上，将来要取代大明江山。崇祯此举实属不智。其一，掘人祖坟有伤阴德，崇祯八年高迎祥、李自成和张献忠等人所做之事可算作理亏，但随后崇祯派人掘了李自成的祖坟，也就失去了人们的同情。其二，派人掘毁李自成祖坟，不管是否因为李家的祖坟埋在“龙脉”上的传说，都会让人们从半信半疑转为信以为真，崇祯此举等于为李自成进一步打开知名度，其实是帮了李自成。
攻陷凤阳，焚烧皇陵，在军事上并没有什么用处，但对崇祯和明政府却是一个巨大的打击。据明清之际士人孙承泽的记载，农民军攻打凤阳前，就有一些穷苦百姓及士兵向农民军通风报信，“凤（阳）之穷民，远几百里相邀，具以册授贼：某家富厚，某处无兵。”他们大概以为这些农民军是他们的救星，所以对农民军热情欢迎，大力协助。但是农民军进城之后，大肆烧杀，“焚皇陵，烧享殿，燔松三十万株”，不知那些当初引导农民军进城的人面对如今城中冲天的火光和遍地的废墟会作何感想？
为什么人们说李自成更多时候像是“寇”？
李自成虽然在作战方面有些天赋，但是终究摆脱不了寇的本质。他无视民心向背，只相信匹夫之勇，崇尚个人安乐，这样的胸怀必然坐不了天下，所以才会出现那么短的王朝梦。由很多事情中，都可以看出李自成的山大王品性风格，他缺乏君王应有的远见。
历经起落，辗转四方。李自成率领的农民军，无畏艰辛，一路杀过，常于绝处逢生机。但是，“破军星”的负面破坏力也不容忽视，“流寇”出身的军队，又会给贫苦百姓带来怎样的生死折磨呢？
崇祯二年正月（1629年），明廷即命杨鹤为三边总督，总掌镇压农民造之事。杨鹤主张剿抚并用，以抚为主的方针，得到崇祯的认可，崇祯也拨出帑银十万两，作为“招抚流贼”的花销。杨鹤遣人持免罪牌对各支农民军广加招抚，一时颇有成效。各股农民军纷纷表示受抚，接受安置。
1629年年底，崇祯帝又命洪承畴为延绥巡抚，配合杨鹤剿贼。洪承畴一向主张以剿为主，对杨鹤的招抚政策颇不以为然。农民军有的被镇压，有的受招抚，大部分则流动到邻近的山西一带继续作战。
果然，杨鹤的安抚政策并没有维持多久。当年五月，被招抚的神一魁再次反叛，安抚政策宣告破产。为什么先前有很大成效的安抚政策在这时出现了问题呢?其实，安抚政策用意虽好，但关键在于没有从根本上解决造反者的生计问题，崇祯皇帝投入的十万两白银，像撒胡椒面一样很快无影无踪，受抚者不久就陷入困境，于是再次反叛。即使接受了招抚的军队，也是“淫掠如故，有司不敢问”。
招抚政策缺乏经济上的基础，治标不治本，失败是必然的。崇祯皇帝闻之大怒，施展了他最拿手的招术，将杨鹤从兵部右侍郎、总督陕西三边军务一撸到底，逮捕下狱，流放袁州。崇祯随即启用洪承畴为三边总督。
洪承畴升任三边总督后，加紧剿灭农民军。此人很有军事才干，曾先后两次设计，杀死农民军首领约五百人。在他的围剿下，陕西农民军被迫转往山西活动，高迎祥和李自成这时也都在山西活动。随后，洪承畴又调动各方兵力，迫使农民军向河南转移。应该说明政府对农民军的打击是很有力度的，农民军这时还不能与官军抗衡，农民军的流动作战，一方面是他们习惯使然，另一方面也是在官军的围剿下，不得不四处流窜。
这段时间，官府对农民军的政策陷入了抚之不成，剿之不绝的尴尬局面。根本原因在于明政府的整体腐败，朝廷不思赈济，赋税日重，官贪吏污，上下糜烂。农民除造反外，别无活路，怎能不反？
王嘉胤于崇祯四年被孤山副将曹文诏击败，不久，被手下杀死。各路农民军为了对付明军，共推人马较多的“紫金梁”王自用为首，协同作战，结成所谓“三十六营”，像高迎祥、张献忠、曹操等都是三十六营的各营首领。这时的李自成虽人马不及这几营的多，但也是三十六营的首领之一。
李自成凭借什么从众多农民军中脱颖而出？
崇祯六年初，曹文诏、左良玉、邓等对晋北一带的农民军进行大规模围剿。五月，紫金梁王自用在济源的善阳山被邓击败，受重伤死去。三十六营松散的联盟宣告瓦解。紫金梁遗部两万余人，大都归附了李自成。面对官军的重兵围剿，李自成和高迎祥紧密配合，发挥流动作战的特长，避实击虚，主动从山西撤出，率部辗转进入河南，活动在黄河以北地区。
此时的各路农民军在官军的围剿下，或战败或受抚，或被迫转移或机动流窜，与官军的战斗也是互有胜负，基本上呈平衡态势。李自成与官军的战斗也是如此，忽而取胜，忽而落败，形势飘忽不定。都说李自成具备“山大王的气质”，即使做了皇帝，也脱不了寇的气息。但是，不能否认，在造反的路途之中，李自成还是有一定雄才大略的。诈降朝廷剿匪官陈奇瑜，成功脱离险境，就是一个证明。
崇祯七年（1634年），明政府设下天罗地网，缉拿农民军。高迎祥、李自成、张献忠等人被迫转移，却因为地形不熟，误入兴安州（今陕西安康）的险地车厢峡中。车厢峡长约四十里，山势陡峭，道路崎岖难行，易入难出。陈奇瑜率军用岩石堵塞了谷口，将李自成等人困在峡内。农民军既无路可走，又无处寻找粮食，形势万分危急，偏偏这时又连下了两个月大雨，连将士们的弓弦都脱落了。“当是时，官军蹙之，可尽歼。”
李自成如何扭转被动局面？他采用手下顾君恩的策略，重金贿赂陈奇瑜的左右，诈言投降。陈奇瑜见农民军这么不经打，开始骄傲轻敌，竟然放弃了剿灭农民军的大好机会，并安排投降农民军返乡，“每百人以安抚官一护之，檄所过州县具糗粮传送。”结果，农民军刚出栈道，马上重新反叛，“尽屠所过七州县”，关中大震。陈奇瑜后悔莫及，便将错误推到其他人身上，想来个浑水摸鱼，结果遭到给事中顾国宝、御史傅永淳弹劾，崇祯下诏将陈奇瑜发配戍边。
崇祯七年（1634年）冬天，各路农民军纷纷由陕西转往河南。次年正月，十三家七十二营齐汇荥阳。明政府随即调动大军向荥阳集结，企图聚歼农民军。官军逼近，但是如何与官兵作战，大家意见不同，争执不下。
李自成这时候显露了大将风范，他提出：“一夫犹奋，况十万众乎，官兵无能为也。宜分兵定所向，利钝听之天。”众人接受了这个建议。经过商量，革里眼贺一龙、左金王贺锦抵御四川、湖广官兵，横天王王子顺、混十万马进忠抵挡陕西官兵，曹操、过天星惠登相扼守河上，高迎祥、张献忠和李自成向东进发，老回回马守应、九条龙居中往来回应。
李自成的计策未必有多高明，当时农民军各自为战，互不统属，这十三家农民军四面出击虽然能打乱官军的部署，但兵分则弱，农民军这样做的胜算并不大，所以李自成才说“利钝听之天”，其实就是各安天命。
三月，高迎祥、张献忠与李自成攻下凤阳。凤阳是明太祖朱元璋的老家，明太祖死后，那里成为明朝的中都。中都皇陵是朱元璋父母的陵墓，陵园规模宏伟，园内有大量精湛的碑石雕作。可惜，陵园内建筑被农民起义军摧毁殆尽，李自成还将朱元璋做过和尚的皇觉寺也一把火烧了。崇祯听到这消息，又急又气，怒火无处发泄，于是下令将凤阳巡抚处死。
七年后，崇祯皇帝派人将李自成的祖茔掘毁，为的是传说李家的祖坟埋在“龙脉”上，将来要取代大明江山。崇祯此举实属不智。其一，掘人祖坟有伤阴德，崇祯八年高迎祥、李自成和张献忠等人所做之事可算作理亏，但随后崇祯派人掘了李自成的祖坟，也就失去了人们的同情。其二，派人掘毁李自成祖坟，不管是否因为李家的祖坟埋在“龙脉”上的传说，都会让人们从半信半疑转为信以为真，崇祯此举等于为李自成进一步打开知名度，其实是帮了李自成。
攻陷凤阳，焚烧皇陵，在军事上并没有什么用处，但对崇祯和明政府却是一个巨大的打击。据明清之际士人孙承泽的记载，农民军攻打凤阳前，就有一些穷苦百姓及士兵向农民军通风报信，“凤（阳）之穷民，远几百里相邀，具以册授贼：某家富厚，某处无兵。”他们大概以为这些农民军是他们的救星，所以对农民军热情欢迎，大力协助。但是农民军进城之后，大肆烧杀，“焚皇陵，烧享殿，燔松三十万株”，不知那些当初引导农民军进城的人面对如今城中冲天的火光和遍地的废墟会作何感想？
为什么人们说李自成更多时候像是“寇”？
李自成虽然在作战方面有些天赋，但是终究摆脱不了寇的本质。他无视民心向背，只相信匹夫之勇，崇尚个人安乐，这样的胸怀必然坐不了天下，所以才会出现那么短的王朝梦。由很多事情中，都可以看出李自成的山大王品性风格，他缺乏君王应有的远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