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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高歌猛进(1)
李自成率军一路闯来，血雨腥风，摧枯拉朽，终致明政权无翻身之机。期间农民军有何曲折？天下风云，发生了怎样戏剧性的变化？李自成的“流寇”作风，会不会携带至朝廷之上？
崇祯十三年秋天（1640年），李自成从巴西鱼复诸山中突围而出，进入陕南。当年冬季，又率部挺进中原，在河南迅速发展壮大。此时的河南连年灾荒，官府除加征剿饷外，又加征练饷，民不聊生。农民纷纷加入农民军，李自成得以迅速发展到十余万人。
李自成以少数人马进入河南，旋即聚众十余万，这里面的原因值得我们深思。中国地域广大，东西南北自然环境不同，每年都有几处地方发生水灾、旱灾、蝗灾原是正常状况，不足为奇。即使大灾之年，朝廷予以赈济，民间互助自救，也不会损伤民本。但是最可怕的是苛捐杂税。老百姓辛劳一整年，也不得温饱。崇祯年间，仅边饷的数额都翻了几番。统计起来，自万历末年至崇祯十三年，共计加饷一千六百七十万两。百姓的负担比先前重了好几倍，即使将收成全部上缴仍不够政府的征税。民无活路，只得造反。这是李自成进入河南不久，便迅速聚众十万的根本原因。
明末接连兵祸，军备败坏，穷苦百姓因走投无路奋起造反，士兵则经常一连几个月都领不到军饷，便劫掠百姓，尤胜“贼匪”。还有官府酷吏，不顾民众死活，只知一味搜刮，故有“匪来如梳,兵来如篦,官来如剃”的说法。从这种说法来看，“匪”的危害最小，最让人惧怕的反倒是那些父母官。左良玉的部队便是有名的匪军，从明末到南明一直都是如此。如崇祯十五年十二月，左良玉驻扎襄阳造船，“襄人怨其淫掠，纵火焚之。良玉怒，掠荆、襄巨估舟，载军资妇女其中。”
百姓身处“匪、兵、官”三方之间，不知该依靠谁，这时如果三方（实为两方）中哪一方能以安民为口号，不杀民扰民的话，就会占据先机，打破两者的平衡状态。
李自成怎样将自己的基业一步步做大？
李自成在武力上已经具备了一定的规模，接着就应该思考如何图霸天下了。说起来，李自成没有刘邦刘备幸运，他缺少一些英才的辅助。即便身边有些远见之士，李自成也未必采纳他们的意见。
但此时的李自成碰到了李岩，有李岩相助，实在是他的福气。因为李岩的谋划，李自成得以进北京。按今天的话来说，李岩起初并不是一个革命者，而是一个改良主义者。《明史》记载，李岩曾用自家粮食赈济饥民，在百姓中口碑很好。造反的卖艺女红娘子听说后，就去“抢亲”，欲和他结秦晋之好。李岩找个机会逃了回去，官府却非说他是反贼，将他关进大牢。至于县官是因为昏庸，还是因为与李岩有过节，又或是嫉妒李岩的名望，借机诬陷李岩谋反，如此既可除掉李岩又可获朝廷嘉奖，来个一箭双雕，《明史》中并没有讲。红娘子联合饥民带人救出了李岩，李岩这才下定决心造反。
同李岩一起投奔李自成的还有卢氏县举人牛金星，牛金星又推荐了宋献策。宋献策一来就向李自成献上谶语“十八子，主神器”，李自成听了非常高兴，以为宋献策说的“十八子”指的是他。其实这是一千年前沙陀人李存勖用过的招数。李存勖是李克用之子，因父子镇压黄巢起义有功，被赐姓李。后唐建立前，李存勖派人编写了这个拥戴自己登上皇位的图谶。如此显而易见的盗用，却正好糊弄李自成这样不喜欢读书的人。
接下来，李岩对李自成的劝告，对李自成的一生意义非常重大。李岩首先劝李自成少杀人，以收取人心。李自成接受了他的意见，“屠戮为减”。接着劝告李自成将掠夺来的财物赈济饥民，“民受饷者，不辨岩、自成也，杂呼曰：‘李公子活我。’”
此外，李岩很重视宣传，他编了一首词“迎闯王，不纳粮”，让儿童四处传唱。经过这三件事后，“从自成者日众”。这三件事都切中要害，之后李自成才真正地迈出了从“流寇”向“皇帝”的第一步。
《明季北略》中对李岩的建议记载得更为详细：“欲图大事，必先尊贤礼士，除暴恤民。今虽朝廷失政，然先世恩泽在民久已，近缘岁饥赋重，官贪吏猾，是以百姓如陷汤火，所在思乱。我等欲收民心，须托仁义，扬言‘大兵到处，开门纳降者，秋毫无犯，在任好官仍任前事。若酷虐人民者，即行斩首。一应钱粮，比原额只征一半。’则百姓自乐归矣。”李岩又派人“作商贾，四处传言‘闯王仁义之师，不杀不掠’。又编口号，使小儿歌曰‘吃他娘，穿他娘，开了大门迎闯王，闯王来时不纳粮。’又云‘朝求升，暮求合，近来贫汉难存活，早早开门拜闯王，管教大小都欢悦。’”
牛金星则建议李自成“禁淫杀，据中原，收人心”。为了做到这一点，“倡言大军所至，百姓给复一年。”也就是在新占领区内免除老百姓一年的徭役。为了收揽民心，牛金星还建议李自成在告示中宣布：“杀一人如杀我父，淫一人如淫我母。”当时官军缺饷，所到之处公开抢掠，漫无纪律。李自成的这些措施口号极得民心。
试想，如果李自成身边再多一些像萧何、诸葛亮那样的谋士，他也许不会落到最后那么凄惨的结局。但是，反过来说，李自成也不具备刘邦和刘备那种凝聚力。他一心想做的并不是皇帝，而是“山大王”式的自由生活，操心一国的政事，应该不是他的理想。这一次有李岩和牛金星为他出谋划策，主要针对的就是他的弱项：民心。但是，后来的事实证明，李自成的军队始终未能真正做到这一点，江山易改，本性难易，此话不假。
崇祯十四年一月（1641年），李自成农民军开始进攻河南重镇洛阳，洛阳是福王朱常洵的藩封之地。河南巡抚李仙风担心洛阳会被李自成攻陷，急忙派总兵官王绍禹、副将刘见义、罗泰率兵助守洛阳。二十日，王绍禹的亲军发生哗变，烧掉城楼，打开北门，引农民军蜂拥而入。福王慌忙逃往城外，藏进了迎恩寺。第二天，福王被农民军抓获，随后处死。
攻下洛阳后，李自成用缴获的米数万石，金银数十万两赈济饥民，郑廉在《豫变纪略》记录了饥民前来就赈的情景，“应之者如流水,日夜不绝,一呼百万,而其势燎原不可扑。”
李自成大军随后于二月十二日赶到开封城下，预备大举攻城。开封是周王朱恭枵的封地，周王不像福王那样贪吝，他拿出库银五十万两犒军，悬赏“能击死一贼者，予五十金”。守军士气高涨，踊跃作战。农民军死伤甚多，不得以解围而去。
此时，又有曹操罗汝才、小袁营袁时中前来归附李自成，仅小袁营就有兵马二十万。李自成声势更为浩大，官军与之接战，不是屡战屡败，就是望风而逃。李自成攻城略地，往来驰骋，所向披靡，无人能敌。
十二月李自成二围开封。不料，此次围城又遭到守军的强烈反抗，巡抚高名衡、总兵陈永福拼死守城，周王将库银直接搬到城头犒军，宣称活捉一个农民军的士兵赏银百两，杀死一个农民军者赏银五十两，战死者得抚恤金五十两。农民军再次死伤惨重，李自成又被刘永福射瞎一只左眼，二围开封以失败告终。
李自成率军一路闯来，血雨腥风，摧枯拉朽，终致明政权无翻身之机。期间农民军有何曲折？天下风云，发生了怎样戏剧性的变化？李自成的“流寇”作风，会不会携带至朝廷之上？
崇祯十三年秋天（1640年），李自成从巴西鱼复诸山中突围而出，进入陕南。当年冬季，又率部挺进中原，在河南迅速发展壮大。此时的河南连年灾荒，官府除加征剿饷外，又加征练饷，民不聊生。农民纷纷加入农民军，李自成得以迅速发展到十余万人。
李自成以少数人马进入河南，旋即聚众十余万，这里面的原因值得我们深思。中国地域广大，东西南北自然环境不同，每年都有几处地方发生水灾、旱灾、蝗灾原是正常状况，不足为奇。即使大灾之年，朝廷予以赈济，民间互助自救，也不会损伤民本。但是最可怕的是苛捐杂税。老百姓辛劳一整年，也不得温饱。崇祯年间，仅边饷的数额都翻了几番。统计起来，自万历末年至崇祯十三年，共计加饷一千六百七十万两。百姓的负担比先前重了好几倍，即使将收成全部上缴仍不够政府的征税。民无活路，只得造反。这是李自成进入河南不久，便迅速聚众十万的根本原因。
明末接连兵祸，军备败坏，穷苦百姓因走投无路奋起造反，士兵则经常一连几个月都领不到军饷，便劫掠百姓，尤胜“贼匪”。还有官府酷吏，不顾民众死活，只知一味搜刮，故有“匪来如梳,兵来如篦,官来如剃”的说法。从这种说法来看，“匪”的危害最小，最让人惧怕的反倒是那些父母官。左良玉的部队便是有名的匪军，从明末到南明一直都是如此。如崇祯十五年十二月，左良玉驻扎襄阳造船，“襄人怨其淫掠，纵火焚之。良玉怒，掠荆、襄巨估舟，载军资妇女其中。”
百姓身处“匪、兵、官”三方之间，不知该依靠谁，这时如果三方（实为两方）中哪一方能以安民为口号，不杀民扰民的话，就会占据先机，打破两者的平衡状态。
李自成怎样将自己的基业一步步做大？
李自成在武力上已经具备了一定的规模，接着就应该思考如何图霸天下了。说起来，李自成没有刘邦刘备幸运，他缺少一些英才的辅助。即便身边有些远见之士，李自成也未必采纳他们的意见。
但此时的李自成碰到了李岩，有李岩相助，实在是他的福气。因为李岩的谋划，李自成得以进北京。按今天的话来说，李岩起初并不是一个革命者，而是一个改良主义者。《明史》记载，李岩曾用自家粮食赈济饥民，在百姓中口碑很好。造反的卖艺女红娘子听说后，就去“抢亲”，欲和他结秦晋之好。李岩找个机会逃了回去，官府却非说他是反贼，将他关进大牢。至于县官是因为昏庸，还是因为与李岩有过节，又或是嫉妒李岩的名望，借机诬陷李岩谋反，如此既可除掉李岩又可获朝廷嘉奖，来个一箭双雕，《明史》中并没有讲。红娘子联合饥民带人救出了李岩，李岩这才下定决心造反。
同李岩一起投奔李自成的还有卢氏县举人牛金星，牛金星又推荐了宋献策。宋献策一来就向李自成献上谶语“十八子，主神器”，李自成听了非常高兴，以为宋献策说的“十八子”指的是他。其实这是一千年前沙陀人李存勖用过的招数。李存勖是李克用之子，因父子镇压黄巢起义有功，被赐姓李。后唐建立前，李存勖派人编写了这个拥戴自己登上皇位的图谶。如此显而易见的盗用，却正好糊弄李自成这样不喜欢读书的人。
接下来，李岩对李自成的劝告，对李自成的一生意义非常重大。李岩首先劝李自成少杀人，以收取人心。李自成接受了他的意见，“屠戮为减”。接着劝告李自成将掠夺来的财物赈济饥民，“民受饷者，不辨岩、自成也，杂呼曰：‘李公子活我。’”
此外，李岩很重视宣传，他编了一首词“迎闯王，不纳粮”，让儿童四处传唱。经过这三件事后，“从自成者日众”。这三件事都切中要害，之后李自成才真正地迈出了从“流寇”向“皇帝”的第一步。
《明季北略》中对李岩的建议记载得更为详细：“欲图大事，必先尊贤礼士，除暴恤民。今虽朝廷失政，然先世恩泽在民久已，近缘岁饥赋重，官贪吏猾，是以百姓如陷汤火，所在思乱。我等欲收民心，须托仁义，扬言‘大兵到处，开门纳降者，秋毫无犯，在任好官仍任前事。若酷虐人民者，即行斩首。一应钱粮，比原额只征一半。’则百姓自乐归矣。”李岩又派人“作商贾，四处传言‘闯王仁义之师，不杀不掠’。又编口号，使小儿歌曰‘吃他娘，穿他娘，开了大门迎闯王，闯王来时不纳粮。’又云‘朝求升，暮求合，近来贫汉难存活，早早开门拜闯王，管教大小都欢悦。’”
牛金星则建议李自成“禁淫杀，据中原，收人心”。为了做到这一点，“倡言大军所至，百姓给复一年。”也就是在新占领区内免除老百姓一年的徭役。为了收揽民心，牛金星还建议李自成在告示中宣布：“杀一人如杀我父，淫一人如淫我母。”当时官军缺饷，所到之处公开抢掠，漫无纪律。李自成的这些措施口号极得民心。
试想，如果李自成身边再多一些像萧何、诸葛亮那样的谋士，他也许不会落到最后那么凄惨的结局。但是，反过来说，李自成也不具备刘邦和刘备那种凝聚力。他一心想做的并不是皇帝，而是“山大王”式的自由生活，操心一国的政事，应该不是他的理想。这一次有李岩和牛金星为他出谋划策，主要针对的就是他的弱项：民心。但是，后来的事实证明，李自成的军队始终未能真正做到这一点，江山易改，本性难易，此话不假。
崇祯十四年一月（1641年），李自成农民军开始进攻河南重镇洛阳，洛阳是福王朱常洵的藩封之地。河南巡抚李仙风担心洛阳会被李自成攻陷，急忙派总兵官王绍禹、副将刘见义、罗泰率兵助守洛阳。二十日，王绍禹的亲军发生哗变，烧掉城楼，打开北门，引农民军蜂拥而入。福王慌忙逃往城外，藏进了迎恩寺。第二天，福王被农民军抓获，随后处死。
攻下洛阳后，李自成用缴获的米数万石，金银数十万两赈济饥民，郑廉在《豫变纪略》记录了饥民前来就赈的情景，“应之者如流水,日夜不绝,一呼百万,而其势燎原不可扑。”
李自成大军随后于二月十二日赶到开封城下，预备大举攻城。开封是周王朱恭枵的封地，周王不像福王那样贪吝，他拿出库银五十万两犒军，悬赏“能击死一贼者，予五十金”。守军士气高涨，踊跃作战。农民军死伤甚多，不得以解围而去。
此时，又有曹操罗汝才、小袁营袁时中前来归附李自成，仅小袁营就有兵马二十万。李自成声势更为浩大，官军与之接战，不是屡战屡败，就是望风而逃。李自成攻城略地，往来驰骋，所向披靡，无人能敌。
十二月李自成二围开封。不料，此次围城又遭到守军的强烈反抗，巡抚高名衡、总兵陈永福拼死守城，周王将库银直接搬到城头犒军，宣称活捉一个农民军的士兵赏银百两，杀死一个农民军者赏银五十两，战死者得抚恤金五十两。农民军再次死伤惨重，李自成又被刘永福射瞎一只左眼，二围开封以失败告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