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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高歌猛进(3)
三月十三日，农民军焚烧了昌平的明十三陵。明政府兵部派出的侦察骑兵，一个个地全都投降了，所以李自成的农民军已经逼近北京，崇祯和大臣们仍被蒙在鼓里。
三月十七日，崇祯召群臣议事，群臣束手无策，“有泣者”。局势败坏到这个地步，除了投降和战死外，再没有第三条道路可走。
其实，一月十九日，当李自成开始向北京进发的时候，崇祯皇帝就在德政殿召集大臣，正式商讨调吴三桂入关事宜。诏令吴三桂入京就意味着放弃辽东甚至山海关，这个拆了东墙补西墙的办法无异于饮鸩止渴。将关外的兵力调回未必能挡得住李自成，满洲人也自然不会浪费这大好的机会。山海关一破，满洲人便可长驱直入，直下北京。这件事干系重大，是以崇祯和大臣们都小心翼翼，崇祯怕担责任，大臣们也怕成为日后崇祯追究责任的替罪羊，于是他们就扯皮，一直扯到三月初，崇祯终于诏封吴三桂为平西伯，命其入关勤王。这时离李自成到达北京已经没有几天了。
另有一个办法是南迁。大臣们提出由太子到南京监国，崇祯留守北京。崇祯却想自己去南京，留太子在北京等死。崇祯和他的大臣都明白，留在北京必死无疑。当兵科给事中光时亨提出，让太子南下的大臣们仿效唐肃宗灵武故事时，大臣们没有人敢再提南迁之事。崇祯和他的大臣们就像放在一起的螃蟹一样，相互勾扯，最后谁都没跑掉。崇祯自缢，太子和大臣们成了李自成的俘虏。
以当时的情况来讲，迁都南京可谓上策。南方当时未受战乱破坏，在南京又有一套完整的中央官僚体系，兵源和钱粮供应都不成问题，撤到南方要比困守孤城要好得多。明政府实际上已经无法保有山海关，无论李自成是否随即追击明政府南下，无论山海关被李自成和满洲人中哪一方夺取，李自成同满州人的冲突都是不可避免的。明政府南迁，则由腹背受敌转为坐山观虎斗，可坐收渔人之利。并且，当时的观念认为满洲人乃是异族，满洲人入关南下，不排除李自成与崇祯联手的可能性。即使最后不免亡国，也可残喘几年，不至于那么早就灭亡。
此时已至三月十七日，李自成兵临城下，城破只在旦夕之间，百官无计可施，便只剩下一个“哭”字。这时，城外所设三大营悉数投降，掉转炮口向城内开火。更为可笑的是，守城的竟然大多是太监，这种情形恐怕是空前绝后了。
十八日，农民军加紧进攻。李自成派先前投降的太监杜勋入见崇祯，关于入见的目的，《明史》的说法“求禅位”是不确切的，这次会见实际上是一次“谈判”而不是“逼宫”。
当日天黑时，太监曹化淳打开彰义门放农民军入城。崇祯皇帝出宫登上煤山，望见烽火连天，叹息道：“我的人民受苦了。”相信崇祯的话是发自内心的，只是到死他也没明白，城外的农民军之所以敢于造反，之所以日益壮大直至围攻北京城，与他有莫大的干系。
崇祯在煤山徘徊很久，回到乾清宫后，派人把太子和永王、定王送往外戚大臣周奎、田弘遇家中。这个做法蠢得很。这些外戚如今只想着投降李自成，又哪里会冒身家性命危险来保护太子等人？若是改换服装，趁乱混出京城，反倒比投靠外戚要安全可靠得多。果然，“太子投周奎家，不得入，二王亦不能匿，先后拥至”。太子和永王、定王最后成了别人投降李自成的见面礼。
送走太子和永王、定王后发生的事情令人惊心动魄。崇祯迫使周皇后自尽，剑伤长平公主，接着又砍死了几个妃嫔。待这些事情都处理好后，崇祯竟然又鸣钟集合百官，结果“无至者”。崇祯在杀死公主和妻子后，就表示他已经绝望，又怎么会想召集百官来商量对策呢？这件事情大有深意。
崇祯的用意很恶毒，他也明白北京城马上就要破了，这时鸣钟召集，自然来的人很少或者根本没有人来，这样崇祯就可以理直气壮地说乃是群臣抛弃了他，有负于他。到临死前，崇祯还在为自己找借口。他在遗诏中也是这么讲的：“朕凉德藐躬，上干天咎，然皆诸臣误朕。”
崇祯重登煤山，写下遗诏，自缢于山亭。总算有个太监陪他上吊，崇祯才在死时不至于孤家寡人一个。
崇祯在某种程度上与李自成有些相像，他们都忽略了民生问题。李自成尽管有过赈济灾民的行为，但是总观起来，他的军队，对百姓的危害要占上风。他们都以为历史是由人民群众创造的，却是由英雄人物来推动的，因此历史就是英雄人物的历史。但是他们忘了，普通民众可能无力推动历史的进程，却是历史的亲历者，历史同时也是普通民众的历史。忽视民众的存在和感受，只去关注所谓英雄人物，结出的必将是暴力和权力的恶果。
三月十三日，农民军焚烧了昌平的明十三陵。明政府兵部派出的侦察骑兵，一个个地全都投降了，所以李自成的农民军已经逼近北京，崇祯和大臣们仍被蒙在鼓里。
三月十七日，崇祯召群臣议事，群臣束手无策，“有泣者”。局势败坏到这个地步，除了投降和战死外，再没有第三条道路可走。
其实，一月十九日，当李自成开始向北京进发的时候，崇祯皇帝就在德政殿召集大臣，正式商讨调吴三桂入关事宜。诏令吴三桂入京就意味着放弃辽东甚至山海关，这个拆了东墙补西墙的办法无异于饮鸩止渴。将关外的兵力调回未必能挡得住李自成，满洲人也自然不会浪费这大好的机会。山海关一破，满洲人便可长驱直入，直下北京。这件事干系重大，是以崇祯和大臣们都小心翼翼，崇祯怕担责任，大臣们也怕成为日后崇祯追究责任的替罪羊，于是他们就扯皮，一直扯到三月初，崇祯终于诏封吴三桂为平西伯，命其入关勤王。这时离李自成到达北京已经没有几天了。
另有一个办法是南迁。大臣们提出由太子到南京监国，崇祯留守北京。崇祯却想自己去南京，留太子在北京等死。崇祯和他的大臣都明白，留在北京必死无疑。当兵科给事中光时亨提出，让太子南下的大臣们仿效唐肃宗灵武故事时，大臣们没有人敢再提南迁之事。崇祯和他的大臣们就像放在一起的螃蟹一样，相互勾扯，最后谁都没跑掉。崇祯自缢，太子和大臣们成了李自成的俘虏。
以当时的情况来讲，迁都南京可谓上策。南方当时未受战乱破坏，在南京又有一套完整的中央官僚体系，兵源和钱粮供应都不成问题，撤到南方要比困守孤城要好得多。明政府实际上已经无法保有山海关，无论李自成是否随即追击明政府南下，无论山海关被李自成和满洲人中哪一方夺取，李自成同满州人的冲突都是不可避免的。明政府南迁，则由腹背受敌转为坐山观虎斗，可坐收渔人之利。并且，当时的观念认为满洲人乃是异族，满洲人入关南下，不排除李自成与崇祯联手的可能性。即使最后不免亡国，也可残喘几年，不至于那么早就灭亡。
此时已至三月十七日，李自成兵临城下，城破只在旦夕之间，百官无计可施，便只剩下一个“哭”字。这时，城外所设三大营悉数投降，掉转炮口向城内开火。更为可笑的是，守城的竟然大多是太监，这种情形恐怕是空前绝后了。
十八日，农民军加紧进攻。李自成派先前投降的太监杜勋入见崇祯，关于入见的目的，《明史》的说法“求禅位”是不确切的，这次会见实际上是一次“谈判”而不是“逼宫”。
当日天黑时，太监曹化淳打开彰义门放农民军入城。崇祯皇帝出宫登上煤山，望见烽火连天，叹息道：“我的人民受苦了。”相信崇祯的话是发自内心的，只是到死他也没明白，城外的农民军之所以敢于造反，之所以日益壮大直至围攻北京城，与他有莫大的干系。
崇祯在煤山徘徊很久，回到乾清宫后，派人把太子和永王、定王送往外戚大臣周奎、田弘遇家中。这个做法蠢得很。这些外戚如今只想着投降李自成，又哪里会冒身家性命危险来保护太子等人？若是改换服装，趁乱混出京城，反倒比投靠外戚要安全可靠得多。果然，“太子投周奎家，不得入，二王亦不能匿，先后拥至”。太子和永王、定王最后成了别人投降李自成的见面礼。
送走太子和永王、定王后发生的事情令人惊心动魄。崇祯迫使周皇后自尽，剑伤长平公主，接着又砍死了几个妃嫔。待这些事情都处理好后，崇祯竟然又鸣钟集合百官，结果“无至者”。崇祯在杀死公主和妻子后，就表示他已经绝望，又怎么会想召集百官来商量对策呢？这件事情大有深意。
崇祯的用意很恶毒，他也明白北京城马上就要破了，这时鸣钟召集，自然来的人很少或者根本没有人来，这样崇祯就可以理直气壮地说乃是群臣抛弃了他，有负于他。到临死前，崇祯还在为自己找借口。他在遗诏中也是这么讲的：“朕凉德藐躬，上干天咎，然皆诸臣误朕。”
崇祯重登煤山，写下遗诏，自缢于山亭。总算有个太监陪他上吊，崇祯才在死时不至于孤家寡人一个。
崇祯在某种程度上与李自成有些相像，他们都忽略了民生问题。李自成尽管有过赈济灾民的行为，但是总观起来，他的军队，对百姓的危害要占上风。他们都以为历史是由人民群众创造的，却是由英雄人物来推动的，因此历史就是英雄人物的历史。但是他们忘了，普通民众可能无力推动历史的进程，却是历史的亲历者，历史同时也是普通民众的历史。忽视民众的存在和感受，只去关注所谓英雄人物，结出的必将是暴力和权力的恶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