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迟暮第二(2)
1895年，严复写了《论世变之亟》，表达了对中国处境的紧张和焦虑。同是在这一年，他又写下了《原强》，译出了赫胥黎的《天演论》，“天演之学，将为言治者不祧之宗”，这句话仿佛成了20世纪中国思想史的谶言。 ◎ 1855年，中国第一个留学生容闳回到本土，觉得“中国反倒像异乡”；1879年，严复求学归来，每有“局外人”之感，尤其对自己“仕途之不达”深感沮丧，甚至留下“当年误习旁行书，举世相视如髦蛮”的诗句。
梁启超在《戊戌政变记》里说：“唤起吾国四千年之大梦，实自甲午一役始也。”
李鸿章：“查治国之道，在乎自强。而审时度势，则自强以练兵为要，练兵以制器为先。”认准了一个道理不改。
搞“同治中兴”和自强运动，当年那批“文”字辈的清末名臣可谓槃槃大才：林文忠、曾文正、左文襄、张文襄、李文忠……
邹容在其著作《革命军》中说：“有野蛮之革命，有文明之革命。”“野蛮之革命，有破坏，无建设，横暴恣睢，适足以造成恐怖之时代，如庚子之义和团，意大利之加坡拿里，为国民添祸乱。”
1898年4月，康有为在“保国会”上发表了著名的演说：“吾中国四万万人，无贵无贱，当今在覆屋之下，漏舟之中，薪火之上，如笼中之鸟，釜底之鱼，牢中之囚，为奴隶、为牛马、为犬羊，听人驱使，听人宰割，此四千年中二十朝未有之奇变。加以圣教式微，种族沦亡，奇惨大痛，真有不能言者也。”
葛兆光说，在19世纪末，特别是1895年以后，中国人在极度震惊之后，突然对自己的传统失去了信心，虽然共同生活的地域还在，共同使用的语言还在，但是共同的信仰却开始被西洋的新知动摇，共同的历史记忆似乎也在渐渐消失。
梁启超为李鸿章作传，在关于甲午战争一节写道：在当时，全国的督抚没有一人为李鸿章出一兵一卒，即使湘军名将刘坤一也是如此，大家都捂着嘴，一边喊着爱国，一边看李一个人打仗。李作战不利时，大臣都去参奏……
光绪二十二年（1896年），第一届夏季奥运会在雅典召开之前，清政府接到了国际奥委会的邀请函。光绪、慈禧及满朝文武均不知“奥运”为何物，未予理会。
清末张亨嘉出任京师大学堂监督（即校长），举行就职仪式时，张致训词曰：“诸生听训！诸生为国求学，努力自爱！”训词一毕，仪式即告结束，可谓简短。
京师大学堂刚成立时，日人服部宇之吉授心理学。一次上课他解释记忆力，说中年人记不起幼年的事，是因为中年人事多，将幼年的事遮没了；及至老年，中年的事便淡忘，幼年的事重新浮现出来。恰逢管学大臣张之洞来查学务，听到服部此番话，以为是在讥笑他年老健忘，便借故取消了这门课程。
1902年，袁世凯向清廷报告：“大学堂聘用各教习，皆平素主张民权自由之人，若以此化导学生，则将来之祸，必更甚于戊戌！”
光绪年间，广东学堂开学，旗人官员德寿提出删算学、体操和地理三门，理由是：算学自有账房先生料理；我辈是文人，因此不必练体操；地理一科是风水先生之言，何必培养那么多风水先生呢？
庆亲王奕劻是卖官鬻爵的老手，经他手卖出的官职不计其数，且“各官皆有价目，非贿不得”，时人讥之为“老庆记公司”。邮传部尚书空缺，此是肥缺，奕劻示意售银30万两。盛宣怀欲买，奕劻知道其实力雄厚，称：“别人三十万可以，你就非六十万不可。”
李莲英把守后宫，不论皇亲国戚，入见太后均需交门费，皇帝亦不例外。重臣左宗棠入见皇帝，也要收“买路钱”，否则便百般刁难。袁世凯深谙此道，便一直在李身上下工夫，仅一次就送了白银20万两，所以很快爬上了高位。
据李莲英的接班人、满清最后一任总管太监小德张回忆，慈禧太后当年一天的生活费竟然高达纹银4万两！如此费用，一年便可装备一支高居全球六七位的海军舰队。
俄修北满铁路，火车开入中国，居然没告知当地官吏，当时经过黑龙江的程德全穿上官服，横卧轨道，俄火车才停止开入。此事传入宫廷，西太后特旨召见，遂官升数级，直至江苏都督。后有人问起卧轨之事，程某笑言：“不过兴之所至耳。”
1894年，直隶总督袁世凯为贺慈禧太后六十大寿，进口了中国第一辆小轿车——第二代奔驰轿车。
京师白云观，由于观中道士高云溪神通广大，旧时为前清卖官鬻爵之地。高云溪本山东人，喜交游，当时如荣禄、奕■、载恬者，皆与之有深交。高也常出入官邸中，载不为怪。高道士正月二十日寿辰，凡王公百官以及优伶隶卒，皆前往庆祝。
王韬喜冶游，但又极惧内。每次外出，老婆就派一个老仆跟从，晚10时一过，此仆必附耳告以时刻，王不以为忤，辄翩然而归。王氏曾致信伍廷芳，侃侃而谈，令人喷饭：“弟固亦尝有妾矣，已纳十年，未占一索……位虽虚而犹设，琴在御而不弹；偶有余闲，偕二三同志，载酒看画，不过聊作消遣，而约束已随其后。跬步暂蹈，荆棘便生。一刻之欢，不敌千言之詈。寸天尺地，俱有拘掣，此真尘海中苦恼群生也！”
1901年，《辛丑条约》签订。中国对各国赔款白银4.5亿两，派遣使节到德国及日本谢罪。这次赔款以关税、盐税和常关税作抵押，使中国的海关税、盐税和常关税全部被列强控制。慈禧在条约签订以后，竟然向各国公使们表示，她要“量中华之物力，结与国之欢心”。
庚子事发，两宫西逃。离京前，慈禧将珍妃投入宫中井内。据说珍妃素不孝老佛，离京前还劝皇上不必西逃，以议和为贵，才惹得老佛大发雷霆。出走至西安后，慈禧一日假寐，梦见珍妃，历数慈禧之恶。慈禧“醒而不语者半日，咽喉尽肿”。有记载还说：“回銮后，出妃尸于井，颜如生，胭脂尚好，只失去扎腿一飘带而已。”已近于里巷传说。
按《辛丑条约》第一款之规定，钦派醇亲王载沣赴德国致“惋惜之意”。载沣到柏林后，德皇威廉大帝命中国亲王谢罪时须行跪拜之礼，载沣不堪其辱，据理力争，“若德皇强欲清使行中国礼，传之他国，反为德国之耻”云云。威廉始放弃原意，决定行三鞠躬礼。
慈禧自西安回銮，沿途均需供应周全，地方官惟有含怒忍痛，转而嫁祸于小民而已。某县令因地小民穷，实在无法张罗，愤而摘下官帽，声称“干不了”而径去行辕坐地待罪。
回銮未数日，大臣即议筹款建正阳门楼。光绪曰：“何如留此残败之迹，为我上下儆惕之资。”而慈禧却以诸臣之议为是，还召外优演剧。光绪小声道：“这是何等时光，还唱得什么戏。”被一小太监听到，怒曰：“你说什么！”光绪赶紧说：“我胡说，你千万莫声张。”
1895年，严复写了《论世变之亟》，表达了对中国处境的紧张和焦虑。同是在这一年，他又写下了《原强》，译出了赫胥黎的《天演论》，“天演之学，将为言治者不祧之宗”，这句话仿佛成了20世纪中国思想史的谶言。 ◎ 1855年，中国第一个留学生容闳回到本土，觉得“中国反倒像异乡”；1879年，严复求学归来，每有“局外人”之感，尤其对自己“仕途之不达”深感沮丧，甚至留下“当年误习旁行书，举世相视如髦蛮”的诗句。
梁启超在《戊戌政变记》里说：“唤起吾国四千年之大梦，实自甲午一役始也。”
李鸿章：“查治国之道，在乎自强。而审时度势，则自强以练兵为要，练兵以制器为先。”认准了一个道理不改。
搞“同治中兴”和自强运动，当年那批“文”字辈的清末名臣可谓槃槃大才：林文忠、曾文正、左文襄、张文襄、李文忠……
邹容在其著作《革命军》中说：“有野蛮之革命，有文明之革命。”“野蛮之革命，有破坏，无建设，横暴恣睢，适足以造成恐怖之时代，如庚子之义和团，意大利之加坡拿里，为国民添祸乱。”
1898年4月，康有为在“保国会”上发表了著名的演说：“吾中国四万万人，无贵无贱，当今在覆屋之下，漏舟之中，薪火之上，如笼中之鸟，釜底之鱼，牢中之囚，为奴隶、为牛马、为犬羊，听人驱使，听人宰割，此四千年中二十朝未有之奇变。加以圣教式微，种族沦亡，奇惨大痛，真有不能言者也。”
葛兆光说，在19世纪末，特别是1895年以后，中国人在极度震惊之后，突然对自己的传统失去了信心，虽然共同生活的地域还在，共同使用的语言还在，但是共同的信仰却开始被西洋的新知动摇，共同的历史记忆似乎也在渐渐消失。
梁启超为李鸿章作传，在关于甲午战争一节写道：在当时，全国的督抚没有一人为李鸿章出一兵一卒，即使湘军名将刘坤一也是如此，大家都捂着嘴，一边喊着爱国，一边看李一个人打仗。李作战不利时，大臣都去参奏……
光绪二十二年（1896年），第一届夏季奥运会在雅典召开之前，清政府接到了国际奥委会的邀请函。光绪、慈禧及满朝文武均不知“奥运”为何物，未予理会。
清末张亨嘉出任京师大学堂监督（即校长），举行就职仪式时，张致训词曰：“诸生听训！诸生为国求学，努力自爱！”训词一毕，仪式即告结束，可谓简短。
京师大学堂刚成立时，日人服部宇之吉授心理学。一次上课他解释记忆力，说中年人记不起幼年的事，是因为中年人事多，将幼年的事遮没了；及至老年，中年的事便淡忘，幼年的事重新浮现出来。恰逢管学大臣张之洞来查学务，听到服部此番话，以为是在讥笑他年老健忘，便借故取消了这门课程。
1902年，袁世凯向清廷报告：“大学堂聘用各教习，皆平素主张民权自由之人，若以此化导学生，则将来之祸，必更甚于戊戌！”
光绪年间，广东学堂开学，旗人官员德寿提出删算学、体操和地理三门，理由是：算学自有账房先生料理；我辈是文人，因此不必练体操；地理一科是风水先生之言，何必培养那么多风水先生呢？
庆亲王奕劻是卖官鬻爵的老手，经他手卖出的官职不计其数，且“各官皆有价目，非贿不得”，时人讥之为“老庆记公司”。邮传部尚书空缺，此是肥缺，奕劻示意售银30万两。盛宣怀欲买，奕劻知道其实力雄厚，称：“别人三十万可以，你就非六十万不可。”
李莲英把守后宫，不论皇亲国戚，入见太后均需交门费，皇帝亦不例外。重臣左宗棠入见皇帝，也要收“买路钱”，否则便百般刁难。袁世凯深谙此道，便一直在李身上下工夫，仅一次就送了白银20万两，所以很快爬上了高位。
据李莲英的接班人、满清最后一任总管太监小德张回忆，慈禧太后当年一天的生活费竟然高达纹银4万两！如此费用，一年便可装备一支高居全球六七位的海军舰队。
俄修北满铁路，火车开入中国，居然没告知当地官吏，当时经过黑龙江的程德全穿上官服，横卧轨道，俄火车才停止开入。此事传入宫廷，西太后特旨召见，遂官升数级，直至江苏都督。后有人问起卧轨之事，程某笑言：“不过兴之所至耳。”
1894年，直隶总督袁世凯为贺慈禧太后六十大寿，进口了中国第一辆小轿车——第二代奔驰轿车。
京师白云观，由于观中道士高云溪神通广大，旧时为前清卖官鬻爵之地。高云溪本山东人，喜交游，当时如荣禄、奕■、载恬者，皆与之有深交。高也常出入官邸中，载不为怪。高道士正月二十日寿辰，凡王公百官以及优伶隶卒，皆前往庆祝。
王韬喜冶游，但又极惧内。每次外出，老婆就派一个老仆跟从，晚10时一过，此仆必附耳告以时刻，王不以为忤，辄翩然而归。王氏曾致信伍廷芳，侃侃而谈，令人喷饭：“弟固亦尝有妾矣，已纳十年，未占一索……位虽虚而犹设，琴在御而不弹；偶有余闲，偕二三同志，载酒看画，不过聊作消遣，而约束已随其后。跬步暂蹈，荆棘便生。一刻之欢，不敌千言之詈。寸天尺地，俱有拘掣，此真尘海中苦恼群生也！”
1901年，《辛丑条约》签订。中国对各国赔款白银4.5亿两，派遣使节到德国及日本谢罪。这次赔款以关税、盐税和常关税作抵押，使中国的海关税、盐税和常关税全部被列强控制。慈禧在条约签订以后，竟然向各国公使们表示，她要“量中华之物力，结与国之欢心”。
庚子事发，两宫西逃。离京前，慈禧将珍妃投入宫中井内。据说珍妃素不孝老佛，离京前还劝皇上不必西逃，以议和为贵，才惹得老佛大发雷霆。出走至西安后，慈禧一日假寐，梦见珍妃，历数慈禧之恶。慈禧“醒而不语者半日，咽喉尽肿”。有记载还说：“回銮后，出妃尸于井，颜如生，胭脂尚好，只失去扎腿一飘带而已。”已近于里巷传说。
按《辛丑条约》第一款之规定，钦派醇亲王载沣赴德国致“惋惜之意”。载沣到柏林后，德皇威廉大帝命中国亲王谢罪时须行跪拜之礼，载沣不堪其辱，据理力争，“若德皇强欲清使行中国礼，传之他国，反为德国之耻”云云。威廉始放弃原意，决定行三鞠躬礼。
慈禧自西安回銮，沿途均需供应周全，地方官惟有含怒忍痛，转而嫁祸于小民而已。某县令因地小民穷，实在无法张罗，愤而摘下官帽，声称“干不了”而径去行辕坐地待罪。
回銮未数日，大臣即议筹款建正阳门楼。光绪曰：“何如留此残败之迹，为我上下儆惕之资。”而慈禧却以诸臣之议为是，还召外优演剧。光绪小声道：“这是何等时光，还唱得什么戏。”被一小太监听到，怒曰：“你说什么！”光绪赶紧说：“我胡说，你千万莫声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