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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和第四(1)
1910年10月3日，在资政院第一届常会上，议员罗杰和周震霖均提出“剪辫易服”议案。资政院议决时认为，“非剪除辫发……不足灿新天下之耳目”。很快，一场酝酿已久的剪辫运动席卷全国。
1911年春天，18岁的毛泽东将他所描绘的未来中国政治蓝图贴在湖南长沙一所学校的墙上：孙中山成为新中国的总统，康有为担任首相，梁启超则是外交部长。
1911年4月，黄兴领导的黄花岗起义受挫，120名战士中72人英勇就义。黄兴以一首荡气回肠的《蝶恋花》，哭祭众烈士：“转眼黄花看发处，为嘱西风，暂把香笼住。待酿满枝清艳露，和风吹上无情墓。回首羊城三月暮，血肉横飞，气直吞狂虏。事败垂成原鼠子，英雄地下长无语。”
黎元洪在政治上的开明与对下属的宽厚是有口皆碑的，因此，武昌起义爆发后，革命党人首先想到让他来主持大局。黎不是主动参加革命的，在被强行推举为都督以后，他还是惶恐不已：“休要害我！休要害我！”但是，这个一向谦和的人一旦下定决心，便义无返顾了，且看他的宣誓：“众意难辞，自应受命；成败利钝，死生以之；决心革命，毋庸有贰！”
武昌起义后，革命风声传到江苏。江苏巡抚程德全顺应时局，将巡抚衙门屋顶的瓦片挑落几片，同时把衙门的牌子一换，就以示“革命”了。他也摇身一变成为江苏都督。
1911年12月25日，孙中山结束其16年的流亡生涯回到上海。众人纷纷揣测他从西方带回了军舰与大批贷款，孙却说：“予不名一文也，所带者革命之精神耳！革命之目的不达，无和议之可言也。”
梁启超在《新民丛报》上撰文批评革命党领袖们：“徒骗人于死，己则安享高楼华屋，不过‘远距离革命家’而已。”
民国初年，袁世凯段祺瑞相继执政，梁启超曾做过几任大官，康有为则誓不入仕。有一次康打电报给袁，开头为“慰亭总统老弟”六个字，足见他的倚老卖老了。
康有为有一方印，刊句云：“维新百日，出亡十三年，游三十二国，行四十万里路。”
欧游回国后，康有为更加无以自处。他曾与张勋合作，号为文武两圣。勋败，又去依附吴佩孚，以吴知大义，不敢再言复辟。康曾至长安，见某寺中有宋本佛藏，借口翻印，载之而去；刚到潼关，即被人追还。有好事者夜题其门曰：“国家将亡必有老而不死是为。”
光复会首领陶成章的父亲开了一家瓦窑，颇善经营，陶成章却偏执于读书和革命。有一次父亲问他：“你搞那些子革命，为的是个啥呢？”陶答：“为了要使得人人有饭吃。”父亲听了这话，便由着他去流浪做革命运动去了。他父亲曾对人说：“我儿子要使得人人有饭吃，这个我怎好去阻挡呢？”
陆皓东曾亲手设计了青天白日旗作为起义旗帜，后成为中华民国国旗。临刑前他痛斥清廷腐败：“一我可杀，而继我而起者不可尽杀。”后被清政府五马分尸，年仅27岁。后来他的同志找到一部分尸体，将他埋葬于故乡。
冯友兰认为辛亥革命其实是“绅权和官权的斗争”，“在当时的封建社会中，官和绅本来是一样的人。知识分子经过科举做了官，在他做官的地方他是官，回到他原籍他就是绅。……我现在觉得辛亥革命的一部分动力，是绅权打倒官权，就是地主阶级不当权派打倒地主阶级当权派。”
在冯友兰眼里，所谓民主就是“少数服从多数”，实现民主的办法就是选举，“什么东西都不能压倒个人的人权，只有一个东西可以压倒，那就是‘多数’”。“如果没有真正的选举，那就并没有民主。”
哥伦比亚大学教授N.佩弗认为1911年在中国建立起的共和政体只是美国的仿制品，注定是一个大失败，因为“它在中国的历史、传统、政治经历、制度、天性、信仰观念或习惯中毫无根据地。它是外国的、空洞的，是附加在中国之上的。……它只是政治思想的一幅漫画，一幅粗糙的、幼稚的、小学生的漫画”。
辛亥革命后，河南唐河也办了一个女学，冯友兰的母亲在女学里负责管理学生，名义是学监。她给自己起了一个新名字，叫吴清芝，还特意印了张名片。
辛亥革命后，年轻人都喜欢穿洋装。樊樊山仍然穿袍子，就有人去问他为什么要穿满洲的衣裳。樊樊山反问道：“你穿的是哪里的服饰呢？”答曰：“我穿的是外国服。”樊樊山道：“我穿的也是外国服。”
民国初建，百姓起初欢呼雀跃，许多人家的门口都贴上“民国万岁，天下太平”的对联。旋即，军阀混战，官僚横行，政治黑暗，苛捐杂税多如牛毛，民不聊生，对联遂改为“民国万税，天下太贫”。
南京临时政府基本上算是一个廉洁的政府，总统府设在南京旧两江总督衙门，孙中山就在一幢平房内办公，在一座简陋的旧式小楼房内居住。由于财政困难，百废待举，所以临时政府成立时，上至大总统下至一般职员，都没规定支付薪金。他们除食宿由政府供给外，只发给财政部发行的军用券30元，这实际上是一种供给制。
《大清皇帝辞位后优待条件》规定，大清皇帝辞位后，尊号仍存不废，中华民国以待外国君主之礼相待，皇宫、宗庙、私产、杂役均保留如初，且每年还有岁银4百万。可谓优厚。
1912年1２月12日，由张謇主稿的清廷退位诏书曰：“今全国人民心理多倾向共和，南中各省既倡议于前，北方诸将亦主张于后，人心所向，天命可知，予亦何以忍因一姓之尊荣，拂兆民之好恶。用是外观大势，内审舆情，特率皇帝将统治权公诸全国，定为共和立宪国体，近慰海内厌乱望治之心，远协古圣天下为公之义。袁世凯前经资政院选举为总理大臣，当兹新旧代谢之际，宣布南北统一之方，即由袁世凯以全权组织共和政府，与民军协商统一办法。”
1912年退位时，宣统皇帝只有6岁，当时情形已经模糊，但有一人他却记忆清晰：“有一天，在养心殿的东暖阁里，隆裕太后坐在靠南窗的炕上，用手绢擦眼泪，面前地上的红毡子垫上跪着一个粗胖的老头子，满脸泪痕。我坐在太后右边，非常纳闷，不明白两个大人为什么哭。这时，殿里除了我们三个，别无他人，安静得很。胖老头很响地一边抽缩着鼻子，一边说话，说的什么我全不懂。后来我才知道，这个胖老头就是袁世凯。”
1912年，孙中山在南京宣誓就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宣告中华民国成立，发布《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宣言书》，第一次提出了“国家之本，在于人民”的概念。
1912年8、9月间，孙文、黄兴北上，与大总统袁世凯共商国是。孙非常认真地表示，他愿在10年内修筑铁路20万里，请袁在同期训练精兵100万。袁听后瞋目结舌，对其亲信说：“孙氏志气高尚，见解亦超卓，但非实行家，徒居发起人之列而已。黄氏性质直，果于行事，然不免胆小识短，易受小人之欺。”
1910年10月3日，在资政院第一届常会上，议员罗杰和周震霖均提出“剪辫易服”议案。资政院议决时认为，“非剪除辫发……不足灿新天下之耳目”。很快，一场酝酿已久的剪辫运动席卷全国。
1911年春天，18岁的毛泽东将他所描绘的未来中国政治蓝图贴在湖南长沙一所学校的墙上：孙中山成为新中国的总统，康有为担任首相，梁启超则是外交部长。
1911年4月，黄兴领导的黄花岗起义受挫，120名战士中72人英勇就义。黄兴以一首荡气回肠的《蝶恋花》，哭祭众烈士：“转眼黄花看发处，为嘱西风，暂把香笼住。待酿满枝清艳露，和风吹上无情墓。回首羊城三月暮，血肉横飞，气直吞狂虏。事败垂成原鼠子，英雄地下长无语。”
黎元洪在政治上的开明与对下属的宽厚是有口皆碑的，因此，武昌起义爆发后，革命党人首先想到让他来主持大局。黎不是主动参加革命的，在被强行推举为都督以后，他还是惶恐不已：“休要害我！休要害我！”但是，这个一向谦和的人一旦下定决心，便义无返顾了，且看他的宣誓：“众意难辞，自应受命；成败利钝，死生以之；决心革命，毋庸有贰！”
武昌起义后，革命风声传到江苏。江苏巡抚程德全顺应时局，将巡抚衙门屋顶的瓦片挑落几片，同时把衙门的牌子一换，就以示“革命”了。他也摇身一变成为江苏都督。
1911年12月25日，孙中山结束其16年的流亡生涯回到上海。众人纷纷揣测他从西方带回了军舰与大批贷款，孙却说：“予不名一文也，所带者革命之精神耳！革命之目的不达，无和议之可言也。”
梁启超在《新民丛报》上撰文批评革命党领袖们：“徒骗人于死，己则安享高楼华屋，不过‘远距离革命家’而已。”
民国初年，袁世凯段祺瑞相继执政，梁启超曾做过几任大官，康有为则誓不入仕。有一次康打电报给袁，开头为“慰亭总统老弟”六个字，足见他的倚老卖老了。
康有为有一方印，刊句云：“维新百日，出亡十三年，游三十二国，行四十万里路。”
欧游回国后，康有为更加无以自处。他曾与张勋合作，号为文武两圣。勋败，又去依附吴佩孚，以吴知大义，不敢再言复辟。康曾至长安，见某寺中有宋本佛藏，借口翻印，载之而去；刚到潼关，即被人追还。有好事者夜题其门曰：“国家将亡必有老而不死是为。”
光复会首领陶成章的父亲开了一家瓦窑，颇善经营，陶成章却偏执于读书和革命。有一次父亲问他：“你搞那些子革命，为的是个啥呢？”陶答：“为了要使得人人有饭吃。”父亲听了这话，便由着他去流浪做革命运动去了。他父亲曾对人说：“我儿子要使得人人有饭吃，这个我怎好去阻挡呢？”
陆皓东曾亲手设计了青天白日旗作为起义旗帜，后成为中华民国国旗。临刑前他痛斥清廷腐败：“一我可杀，而继我而起者不可尽杀。”后被清政府五马分尸，年仅27岁。后来他的同志找到一部分尸体，将他埋葬于故乡。
冯友兰认为辛亥革命其实是“绅权和官权的斗争”，“在当时的封建社会中，官和绅本来是一样的人。知识分子经过科举做了官，在他做官的地方他是官，回到他原籍他就是绅。……我现在觉得辛亥革命的一部分动力，是绅权打倒官权，就是地主阶级不当权派打倒地主阶级当权派。”
在冯友兰眼里，所谓民主就是“少数服从多数”，实现民主的办法就是选举，“什么东西都不能压倒个人的人权，只有一个东西可以压倒，那就是‘多数’”。“如果没有真正的选举，那就并没有民主。”
哥伦比亚大学教授N.佩弗认为1911年在中国建立起的共和政体只是美国的仿制品，注定是一个大失败，因为“它在中国的历史、传统、政治经历、制度、天性、信仰观念或习惯中毫无根据地。它是外国的、空洞的，是附加在中国之上的。……它只是政治思想的一幅漫画，一幅粗糙的、幼稚的、小学生的漫画”。
辛亥革命后，河南唐河也办了一个女学，冯友兰的母亲在女学里负责管理学生，名义是学监。她给自己起了一个新名字，叫吴清芝，还特意印了张名片。
辛亥革命后，年轻人都喜欢穿洋装。樊樊山仍然穿袍子，就有人去问他为什么要穿满洲的衣裳。樊樊山反问道：“你穿的是哪里的服饰呢？”答曰：“我穿的是外国服。”樊樊山道：“我穿的也是外国服。”
民国初建，百姓起初欢呼雀跃，许多人家的门口都贴上“民国万岁，天下太平”的对联。旋即，军阀混战，官僚横行，政治黑暗，苛捐杂税多如牛毛，民不聊生，对联遂改为“民国万税，天下太贫”。
南京临时政府基本上算是一个廉洁的政府，总统府设在南京旧两江总督衙门，孙中山就在一幢平房内办公，在一座简陋的旧式小楼房内居住。由于财政困难，百废待举，所以临时政府成立时，上至大总统下至一般职员，都没规定支付薪金。他们除食宿由政府供给外，只发给财政部发行的军用券30元，这实际上是一种供给制。
《大清皇帝辞位后优待条件》规定，大清皇帝辞位后，尊号仍存不废，中华民国以待外国君主之礼相待，皇宫、宗庙、私产、杂役均保留如初，且每年还有岁银4百万。可谓优厚。
1912年1２月12日，由张謇主稿的清廷退位诏书曰：“今全国人民心理多倾向共和，南中各省既倡议于前，北方诸将亦主张于后，人心所向，天命可知，予亦何以忍因一姓之尊荣，拂兆民之好恶。用是外观大势，内审舆情，特率皇帝将统治权公诸全国，定为共和立宪国体，近慰海内厌乱望治之心，远协古圣天下为公之义。袁世凯前经资政院选举为总理大臣，当兹新旧代谢之际，宣布南北统一之方，即由袁世凯以全权组织共和政府，与民军协商统一办法。”
1912年退位时，宣统皇帝只有6岁，当时情形已经模糊，但有一人他却记忆清晰：“有一天，在养心殿的东暖阁里，隆裕太后坐在靠南窗的炕上，用手绢擦眼泪，面前地上的红毡子垫上跪着一个粗胖的老头子，满脸泪痕。我坐在太后右边，非常纳闷，不明白两个大人为什么哭。这时，殿里除了我们三个，别无他人，安静得很。胖老头很响地一边抽缩着鼻子，一边说话，说的什么我全不懂。后来我才知道，这个胖老头就是袁世凯。”
1912年，孙中山在南京宣誓就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宣告中华民国成立，发布《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宣言书》，第一次提出了“国家之本，在于人民”的概念。
1912年8、9月间，孙文、黄兴北上，与大总统袁世凯共商国是。孙非常认真地表示，他愿在10年内修筑铁路20万里，请袁在同期训练精兵100万。袁听后瞋目结舌，对其亲信说：“孙氏志气高尚，见解亦超卓，但非实行家，徒居发起人之列而已。黄氏性质直，果于行事，然不免胆小识短，易受小人之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