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启蒙第五(1)
陈独秀为《新青年》写的发刊词：“……青年如初春，如朝日，如百卉之萌动，如利刃之新发于硎，人生最可宝贵之时期也……自觉者何？自觉其新鲜活泼之价值与责任，而自视不可卑也。奋斗者何？奋其智能，力排陈腐朽败者以去，视之若仇敌，若洪水猛兽，而不可与为邻，而不为其菌毒所传染也……”
毛泽东为《湘江评论》写的创刊宣言：“……世界什么问题最大？吃饭问题最大。什么力量最强？民众联合的力量最强。什么不要怕？天不要怕、鬼不要怕、死人不要怕、官僚不要怕、军阀不要怕、资本家不要怕……”
1917年北大开始改革时，陈独秀刚满38岁，胡适26岁，钱玄同30岁，刘半农28岁，鲁迅36岁，李大钊29岁，蔡元培41岁。同年，林纾已经65岁，严复63岁，辜鸿铭60岁，段祺瑞53岁。北大的新旧之争也就不奇怪了。
罗素说，正是由于中国学生既非没有力量又不感到舒适满意，于是便成为改革者和革命家，而不是犬儒主义者。改革者和革命家的快乐依赖于公共事业，但是即使被处死刑，他们也很可能比舒适满意的愤世嫉俗者感到更真实的快乐。
1915年9月，北京大学的开学典礼，英文门教授辜鸿铭发言：“现在人做文章都不通，他们所用的名词就不通，譬如说‘改良’吧，以前的人都说‘从良’，没有说‘改良’，你既然已经是‘良’了，你还改什么？你要改‘良’为‘娼’吗？”
盛传当时北京前门外的酒楼妓院主要的顾客多来自“两院一堂”,“两院”是参议院、众议院,“一堂”是社会上还沿用“大学堂”名称的北京大学。
周策纵在《五四运动史》中说：“教员中间有喜作侧艳之诗词，以纳妾挟妓为韵事（以纳妾为韵事的有辜鸿铭、刘半农等，咏妓的有陈独秀、黄侃等，后来又有吴虞。陈尤喜涉花柳），以赌为消遣者，苟其功课不荒，并不诱学生而与之堕落，则姑听之。”此文引的是蔡元培的原话，可见当时妓事之盛。
辜鸿铭在北大开课时给学生约法三章：第一，我进来的时候，你们要站起来；上完课，我先出去，你们才能出去。第二，我问你们话和你们问我话时都得站起来。第三，我指定你们要背的书，你们都要背，背不出来不准坐下。并称这三章受得了的便来，受不了的干脆提早退出。
吴稚晖如此讽刺“五四”时期的“海龟”：“就像面饼，拿去国外炸一炸，回来就变成蓬松硕大的油条了。”
1917年，负笈七年的胡适从美国回到国内，让他吃惊的是，七年内竟没有出版一本哲学方面的中文书籍。最后在上海翻了一整天，才找到一本《中国哲学史》，作者也只不过提出如此见解：“孔子既受天之名”和“与天地合德”。胡氏说：“（过去七年来）不但高等学问的书一部都没有，就是要找一部轮船上火车上消遣的书，也找不出！我看了这个怪现状，真可以放声大哭！”
“血气方刚，切忌连连。二十四五，不宜天天。三十以上，要像数钱。四十出头，教堂会面。五十之后，如进佛殿。六十在望，像付房钿。六十以上，好比拜年。七十左右，解甲归田。”这是吴稚晖的诗，题名《论房事》。
黄侃自命为风流人物，玩世不恭，曾经借住在吴承仕（简斋）家里。他们都是章太炎的学生，本是很好的朋友。后来不知怎么闹翻了，吴叫他搬家。在搬家的时候，黄心有不甘，爬到房梁上，写下一行大字：“天下第一凶宅”。
黄侃在北大讲课，每逢要紧处，往往要卖个关子：“这里有个秘密，专靠北大这几百块钱的薪水，我还不能讲，你们要叫我讲，得另外请我吃饭。”
黄侃在武昌高师任教时，竟与自己女儿的同学发生爱恋，不数月，二人突然宣布结婚。婚后不多时，他转到南京中央大学任教，在九华村自己建了一所房子，题曰“量守庐”，藏书满屋，有美一人，怡然自乐。并和校方约定“下雨不来、降雪不来、刮风不来”，人称“三不来教授”。
黄侃认为学问之道有五：一曰不欺人，二曰不知者不道，三曰不背所本，四曰为后世负责，五曰不窃。治学之弊有四：一曰急于求解，二曰急于著书，三曰不能阙疑，四曰不能服善。
章太炎生平清高孤傲，对黄侃却颇多嘉许。他曾劝黄著书，黄却说须待50岁后再从事纸笔。1935年，黄50岁生日，章送他一副对联云：“韦编三绝今知命，黄绢初裁好著书。”没想到联内暗藏了“绝命书”三字，黄看后愕然。一联成谶，当年10月8日，黄即因饮酒过量，吐血而死。
章太炎学问极好，但似乎生活能力比较糟糕。据说他平时不记路，自己出门常迷路。且对钱没有概念，有时让仆人出去买东西，买包子给10个大洋，买车也是10个大洋。
章太炎一生颇多自诩，至死依然。他的临终遗言是：“朴学从此中绝矣！”
汤用彤自信近于傲慢，当得知其所撰《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获奖时，汤满脸不高兴：“多少年来都是我给学生打分数，我的书要谁来评奖！”钱穆谈起汤来也是感叹不已，赞其为“纯儒之典型”。
陈寅恪留学海外18年，足迹遍欧美，哪里有好大学，哪里藏书丰富，他就去哪里拜师，对学位一概不感兴趣。他一生在20多所大学读过书，却从来没有得过“博士”“硕士”学位，“连大学的文凭也没听说他拿过”。梁启超向清华校长曹云祥推荐陈的时候，校长认为陈既没学位又没著作，觉得“这就难了”。梁很生气：“我梁某也没有博士学位，著作算是等身了，但总共还不如陈先生寥寥数百字有价值！”
陈寅恪讲授佛经文学、禅宗文学时，课堂上用的参考书一定是用一块黄布包裹，而其他课程则用黑布包裹。且一个人抱进抱出，绝不假手他人帮忙。
钱钟书上大学时曾口出狂言，说清华大学没人能教得了他：叶公超太懒，吴宓太笨，陈福田太俗！
张恨水年轻时雨后读《随园诗话》，见咏苔诗“连朝细雨刚三月，小院无人又一年”，吟哦再三。父亲骂他没出息，“读袁枚诗，闭院赏苔，尚有何胸襟乎？”
陈独秀对新社会的描述：“城市的，进步的，积极的，自由的，平等的，创造的，美的，善的，和平的，相爱互助的，劳动而愉快的，全社会幸福的。”
鲁迅说：“我的确时时解剖别人，然而更多的是无情面地解剖我自己。”“我从别国窃得火来，本意却在煮自己的肉的。”
陈独秀为《新青年》写的发刊词：“……青年如初春，如朝日，如百卉之萌动，如利刃之新发于硎，人生最可宝贵之时期也……自觉者何？自觉其新鲜活泼之价值与责任，而自视不可卑也。奋斗者何？奋其智能，力排陈腐朽败者以去，视之若仇敌，若洪水猛兽，而不可与为邻，而不为其菌毒所传染也……”
毛泽东为《湘江评论》写的创刊宣言：“……世界什么问题最大？吃饭问题最大。什么力量最强？民众联合的力量最强。什么不要怕？天不要怕、鬼不要怕、死人不要怕、官僚不要怕、军阀不要怕、资本家不要怕……”
1917年北大开始改革时，陈独秀刚满38岁，胡适26岁，钱玄同30岁，刘半农28岁，鲁迅36岁，李大钊29岁，蔡元培41岁。同年，林纾已经65岁，严复63岁，辜鸿铭60岁，段祺瑞53岁。北大的新旧之争也就不奇怪了。
罗素说，正是由于中国学生既非没有力量又不感到舒适满意，于是便成为改革者和革命家，而不是犬儒主义者。改革者和革命家的快乐依赖于公共事业，但是即使被处死刑，他们也很可能比舒适满意的愤世嫉俗者感到更真实的快乐。
1915年9月，北京大学的开学典礼，英文门教授辜鸿铭发言：“现在人做文章都不通，他们所用的名词就不通，譬如说‘改良’吧，以前的人都说‘从良’，没有说‘改良’，你既然已经是‘良’了，你还改什么？你要改‘良’为‘娼’吗？”
盛传当时北京前门外的酒楼妓院主要的顾客多来自“两院一堂”,“两院”是参议院、众议院,“一堂”是社会上还沿用“大学堂”名称的北京大学。
周策纵在《五四运动史》中说：“教员中间有喜作侧艳之诗词，以纳妾挟妓为韵事（以纳妾为韵事的有辜鸿铭、刘半农等，咏妓的有陈独秀、黄侃等，后来又有吴虞。陈尤喜涉花柳），以赌为消遣者，苟其功课不荒，并不诱学生而与之堕落，则姑听之。”此文引的是蔡元培的原话，可见当时妓事之盛。
辜鸿铭在北大开课时给学生约法三章：第一，我进来的时候，你们要站起来；上完课，我先出去，你们才能出去。第二，我问你们话和你们问我话时都得站起来。第三，我指定你们要背的书，你们都要背，背不出来不准坐下。并称这三章受得了的便来，受不了的干脆提早退出。
吴稚晖如此讽刺“五四”时期的“海龟”：“就像面饼，拿去国外炸一炸，回来就变成蓬松硕大的油条了。”
1917年，负笈七年的胡适从美国回到国内，让他吃惊的是，七年内竟没有出版一本哲学方面的中文书籍。最后在上海翻了一整天，才找到一本《中国哲学史》，作者也只不过提出如此见解：“孔子既受天之名”和“与天地合德”。胡氏说：“（过去七年来）不但高等学问的书一部都没有，就是要找一部轮船上火车上消遣的书，也找不出！我看了这个怪现状，真可以放声大哭！”
“血气方刚，切忌连连。二十四五，不宜天天。三十以上，要像数钱。四十出头，教堂会面。五十之后，如进佛殿。六十在望，像付房钿。六十以上，好比拜年。七十左右，解甲归田。”这是吴稚晖的诗，题名《论房事》。
黄侃自命为风流人物，玩世不恭，曾经借住在吴承仕（简斋）家里。他们都是章太炎的学生，本是很好的朋友。后来不知怎么闹翻了，吴叫他搬家。在搬家的时候，黄心有不甘，爬到房梁上，写下一行大字：“天下第一凶宅”。
黄侃在北大讲课，每逢要紧处，往往要卖个关子：“这里有个秘密，专靠北大这几百块钱的薪水，我还不能讲，你们要叫我讲，得另外请我吃饭。”
黄侃在武昌高师任教时，竟与自己女儿的同学发生爱恋，不数月，二人突然宣布结婚。婚后不多时，他转到南京中央大学任教，在九华村自己建了一所房子，题曰“量守庐”，藏书满屋，有美一人，怡然自乐。并和校方约定“下雨不来、降雪不来、刮风不来”，人称“三不来教授”。
黄侃认为学问之道有五：一曰不欺人，二曰不知者不道，三曰不背所本，四曰为后世负责，五曰不窃。治学之弊有四：一曰急于求解，二曰急于著书，三曰不能阙疑，四曰不能服善。
章太炎生平清高孤傲，对黄侃却颇多嘉许。他曾劝黄著书，黄却说须待50岁后再从事纸笔。1935年，黄50岁生日，章送他一副对联云：“韦编三绝今知命，黄绢初裁好著书。”没想到联内暗藏了“绝命书”三字，黄看后愕然。一联成谶，当年10月8日，黄即因饮酒过量，吐血而死。
章太炎学问极好，但似乎生活能力比较糟糕。据说他平时不记路，自己出门常迷路。且对钱没有概念，有时让仆人出去买东西，买包子给10个大洋，买车也是10个大洋。
章太炎一生颇多自诩，至死依然。他的临终遗言是：“朴学从此中绝矣！”
汤用彤自信近于傲慢，当得知其所撰《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获奖时，汤满脸不高兴：“多少年来都是我给学生打分数，我的书要谁来评奖！”钱穆谈起汤来也是感叹不已，赞其为“纯儒之典型”。
陈寅恪留学海外18年，足迹遍欧美，哪里有好大学，哪里藏书丰富，他就去哪里拜师，对学位一概不感兴趣。他一生在20多所大学读过书，却从来没有得过“博士”“硕士”学位，“连大学的文凭也没听说他拿过”。梁启超向清华校长曹云祥推荐陈的时候，校长认为陈既没学位又没著作，觉得“这就难了”。梁很生气：“我梁某也没有博士学位，著作算是等身了，但总共还不如陈先生寥寥数百字有价值！”
陈寅恪讲授佛经文学、禅宗文学时，课堂上用的参考书一定是用一块黄布包裹，而其他课程则用黑布包裹。且一个人抱进抱出，绝不假手他人帮忙。
钱钟书上大学时曾口出狂言，说清华大学没人能教得了他：叶公超太懒，吴宓太笨，陈福田太俗！
张恨水年轻时雨后读《随园诗话》，见咏苔诗“连朝细雨刚三月，小院无人又一年”，吟哦再三。父亲骂他没出息，“读袁枚诗，闭院赏苔，尚有何胸襟乎？”
陈独秀对新社会的描述：“城市的，进步的，积极的，自由的，平等的，创造的，美的，善的，和平的，相爱互助的，劳动而愉快的，全社会幸福的。”
鲁迅说：“我的确时时解剖别人，然而更多的是无情面地解剖我自己。”“我从别国窃得火来，本意却在煮自己的肉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