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启蒙第五(2)
辛亥以后，王国维接受罗振玉的劝告，一变而为大清的纯臣，不但受溥仪之封为“南书房行走”“恩赏五品衔”“赏食五品俸”，而且在学术上也“尽弃前学，专治经史”，甚至写诗歌颂慈禧“五十年间天下母，后来无继前无偶”。他此后还曾参与张勋复辟的密谋，书札暗通，间关奔走，不遗余力……
溥仪出走后，王国维便丢了饭碗，处于失业状态。出于对王的尊敬，顾颉刚给胡适写信，希望胡适能把王介绍到清华国学研究院。经过胡的运动，王国维果然被请到了清华研究院，和梁启超、陈寅恪、赵元任并称清华“国学四大导师”。
王国维曾说“生百政治家，不如生一大文学家”，因为政治家只能谋求物质利益，而文学家则可创造精神之利益，“夫精神之与物质二者孰重？物质上利益一时的也，精神上利益永久的也”。
王国维说，古今之成大事业大学问者，必经过三种境界：“昨夜西风凋碧树，独上高楼，望尽天涯路。”此第一境也。“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此第二境也。“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此第三境也。
冯友兰在其《自述》中说：“北京大学校史应该从汉朝的太学算起，因为我看见，西方的有名的大学都有几百年的历史，而北京大学只有几十年的历史，这和中国的文明古国似乎很不相称。”
1916年，张大千在重庆求精中学念书，放暑假时回内江途中，被土匪绑票。土匪要他写信回家索钱赎身，一匪看到他的字，惊叫：“这娃儿字写得漂亮，我看留他做黑笔师爷好了！”于是，张就做了一阵土匪师爷。
蔡元培掌北大不久，想请梁漱溟来北大讲印度哲学。梁当时24岁，中学毕业，于是自谦学浅，不敢应承。蔡元培反问：“你说你教不了印度哲学，那么，你知道谁能教吗？”梁说不知道。蔡说：“还是你来吧！你不是爱好哲学的吗？我此番到北大来，定要把许多爱好哲学的朋友都聚拢来，共同研究，互相切磋，你怎可不来呢？你不要当是来做老师、教别人，你当是来合作研究、来学习好了！”于是梁不再推辞。
有一次，北大评议会规定，学生必须缴讲义费。闹风潮成瘾的学生们马上集合示威。蔡元培站出来对着示威学生大喊：“你们这班懦夫！有胆的就请站出来与我决斗，如果你们哪一个敢碰一碰教员，我就揍他！”在这头愤怒的老狮子面前，学生们便如绵羊般四散了。
民国初年，北京八所国立大学的教员们经常领不到薪水，他们决定联合起来讨薪。一次，他们强迫教育次长马邻翼一起前往总统府，要求发薪水。走到教育部门口时，天下起雨来，马邻翼借口雨大，不肯继续前往。此时走在他旁边的一位学生马上把自己的雨伞打开递给他：“喏，这把雨伞你拿去！”
有一次杜威去拜见孙中山，席间谈到“知难行易”的问题，杜威对孙先生说：“过重实用，则反不切实用。在西方是没有人相信‘知’是一件容易的事。”
哥伦比亚大学设有丁良中国文学讲座基金。丁一生辛勤洗衣，稍有积蓄，临死时全部交给东家，托付他做一点有益于中国的事情。这位东家就拿这笔钱，再加上自己的一笔捐款，在哥大设立了中国文学讲座来纪念这位爱国的洗衣工。
溥仪将自己的宫殿布置得颇像美国乡下的次等客栈：中间是一张粗俗西式长桌，四周放着丑陋的椅子，桌上摆着一对粉色的玻璃花瓶，而那些美轮美奂的中式家具却被他弃置到后宫去了。
李石曾与胡适为死敌，他想搞臭胡，故意把胡向宣统请安的条子公布出来，条子上写：“臣胡适，今天有事，不能请安。”
某年夏日，胡适、蒋梦麟陪同杜威游玩西山，三人看见一只屎壳郎正在推一个小小的粪球上山坡，刚推上去一段，便随粪球一道滚下山坡，于是又从头推起，如此者不辍。三人看得入迷，各发议论。胡和蒋均说，此物恒心毅力实在可佩。杜威却说，它的毅力固然可嘉，它的愚蠢却实在可怜。
有一时期，戴季陶想到美国去读书，问孙中山意见，孙说：“老了，还读什么书。”再三请求，孙便从抽屉里拿出一枚银元说：“这你拿去做学费吧。”戴季陶说：“先生跟我开玩笑吧？”孙说：“不，你到虹口去看一次电影好了。”
邓之诚的祖父是曾任云贵和两广总督的邓廷桢。邓极不喜欢白话文，学生试卷中凡用“的”之处，他一律改成“之”。一天，他用沉重的西南官话说：“同学们，千万要听明白，城里面有个姓胡的，他叫胡适，他是专门地胡说。”
陈独秀是警察局的常客。有一次，蒋梦麟接到警察局一个朋友的电话：“我们要捉你的朋友了，你通知他一声，早点跑掉吧，要不然大家都不方便。”蒋赶紧通知陈出逃。李大钊是河北人，会说河北乡下话，路径又熟，于是陪同陈独秀坐骡车往天津方向出逃。当他们逃到某山村，李写一封信给蒋，中有“夜寂人静，青灯如豆”之语。
北大图书馆长李大钊找到代理校长蒋梦麟，希望能给毛泽东安排一个职位。蒋于是写了张条子：“派毛泽东为图书馆书记，月薪十七元。”后来，某英国议员开玩笑对蒋梦麟说：“如果你那时候多给他一点钱，也许毛泽东就不会变成共产党了。”
辜鸿铭在北大讲课时对学生们公开说：“我们为什么要学英文诗呢？那是因为要你们学好英文后，把我们中国人做人的道理，温柔敦厚的诗教，去晓喻那些四夷之邦。”
在北大任教时，辜鸿铭脑后尚留着已经落伍的小辫子，一走进课堂，学生们便哄堂大笑，辜不以为然，他平静地说：“我头上的辫子是有形的，你们心中的辫子却是无形的。”
赵元任1910年入美国康奈尔大学，主修数学，最终却一生精研语言学，被尊为“汉语言学之父”，还曾当选美国语言学学会主席。有一次女儿问他为什么要研究语言学，赵答：“好玩儿。”
罗素应邀来华演讲，由赵元任做翻译。有一天，罗素在师大演讲，由于赵元任正和杨步伟处在热恋中，两人双双迟到，害得罗素只能呆坐台上。罗素看到赵偕一女孩进来，禁不住小声地对赵说：“坏人！坏人！”
“五四”前后，黄侃和胡适同在北京大学任教。黄竭力反对胡适所提倡的白话文运动。有一次，黄侃对胡适说：“你口口声声要推广白话文，却未必出于真心。”胡适不解其意，问其故。黄侃答道：“如果你身体力行的话，名字就不应叫胡适，应该叫‘往哪里去’才对。”胡适听后一时语塞。
老舍年轻时文稿常被编辑改动，后来他在书稿旁怒题：“改我一字，男盗女娼。”如此自视一贯正确，当不是老舍作风。
辛亥以后，王国维接受罗振玉的劝告，一变而为大清的纯臣，不但受溥仪之封为“南书房行走”“恩赏五品衔”“赏食五品俸”，而且在学术上也“尽弃前学，专治经史”，甚至写诗歌颂慈禧“五十年间天下母，后来无继前无偶”。他此后还曾参与张勋复辟的密谋，书札暗通，间关奔走，不遗余力……
溥仪出走后，王国维便丢了饭碗，处于失业状态。出于对王的尊敬，顾颉刚给胡适写信，希望胡适能把王介绍到清华国学研究院。经过胡的运动，王国维果然被请到了清华研究院，和梁启超、陈寅恪、赵元任并称清华“国学四大导师”。
王国维曾说“生百政治家，不如生一大文学家”，因为政治家只能谋求物质利益，而文学家则可创造精神之利益，“夫精神之与物质二者孰重？物质上利益一时的也，精神上利益永久的也”。
王国维说，古今之成大事业大学问者，必经过三种境界：“昨夜西风凋碧树，独上高楼，望尽天涯路。”此第一境也。“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此第二境也。“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此第三境也。
冯友兰在其《自述》中说：“北京大学校史应该从汉朝的太学算起，因为我看见，西方的有名的大学都有几百年的历史，而北京大学只有几十年的历史，这和中国的文明古国似乎很不相称。”
1916年，张大千在重庆求精中学念书，放暑假时回内江途中，被土匪绑票。土匪要他写信回家索钱赎身，一匪看到他的字，惊叫：“这娃儿字写得漂亮，我看留他做黑笔师爷好了！”于是，张就做了一阵土匪师爷。
蔡元培掌北大不久，想请梁漱溟来北大讲印度哲学。梁当时24岁，中学毕业，于是自谦学浅，不敢应承。蔡元培反问：“你说你教不了印度哲学，那么，你知道谁能教吗？”梁说不知道。蔡说：“还是你来吧！你不是爱好哲学的吗？我此番到北大来，定要把许多爱好哲学的朋友都聚拢来，共同研究，互相切磋，你怎可不来呢？你不要当是来做老师、教别人，你当是来合作研究、来学习好了！”于是梁不再推辞。
有一次，北大评议会规定，学生必须缴讲义费。闹风潮成瘾的学生们马上集合示威。蔡元培站出来对着示威学生大喊：“你们这班懦夫！有胆的就请站出来与我决斗，如果你们哪一个敢碰一碰教员，我就揍他！”在这头愤怒的老狮子面前，学生们便如绵羊般四散了。
民国初年，北京八所国立大学的教员们经常领不到薪水，他们决定联合起来讨薪。一次，他们强迫教育次长马邻翼一起前往总统府，要求发薪水。走到教育部门口时，天下起雨来，马邻翼借口雨大，不肯继续前往。此时走在他旁边的一位学生马上把自己的雨伞打开递给他：“喏，这把雨伞你拿去！”
有一次杜威去拜见孙中山，席间谈到“知难行易”的问题，杜威对孙先生说：“过重实用，则反不切实用。在西方是没有人相信‘知’是一件容易的事。”
哥伦比亚大学设有丁良中国文学讲座基金。丁一生辛勤洗衣，稍有积蓄，临死时全部交给东家，托付他做一点有益于中国的事情。这位东家就拿这笔钱，再加上自己的一笔捐款，在哥大设立了中国文学讲座来纪念这位爱国的洗衣工。
溥仪将自己的宫殿布置得颇像美国乡下的次等客栈：中间是一张粗俗西式长桌，四周放着丑陋的椅子，桌上摆着一对粉色的玻璃花瓶，而那些美轮美奂的中式家具却被他弃置到后宫去了。
李石曾与胡适为死敌，他想搞臭胡，故意把胡向宣统请安的条子公布出来，条子上写：“臣胡适，今天有事，不能请安。”
某年夏日，胡适、蒋梦麟陪同杜威游玩西山，三人看见一只屎壳郎正在推一个小小的粪球上山坡，刚推上去一段，便随粪球一道滚下山坡，于是又从头推起，如此者不辍。三人看得入迷，各发议论。胡和蒋均说，此物恒心毅力实在可佩。杜威却说，它的毅力固然可嘉，它的愚蠢却实在可怜。
有一时期，戴季陶想到美国去读书，问孙中山意见，孙说：“老了，还读什么书。”再三请求，孙便从抽屉里拿出一枚银元说：“这你拿去做学费吧。”戴季陶说：“先生跟我开玩笑吧？”孙说：“不，你到虹口去看一次电影好了。”
邓之诚的祖父是曾任云贵和两广总督的邓廷桢。邓极不喜欢白话文，学生试卷中凡用“的”之处，他一律改成“之”。一天，他用沉重的西南官话说：“同学们，千万要听明白，城里面有个姓胡的，他叫胡适，他是专门地胡说。”
陈独秀是警察局的常客。有一次，蒋梦麟接到警察局一个朋友的电话：“我们要捉你的朋友了，你通知他一声，早点跑掉吧，要不然大家都不方便。”蒋赶紧通知陈出逃。李大钊是河北人，会说河北乡下话，路径又熟，于是陪同陈独秀坐骡车往天津方向出逃。当他们逃到某山村，李写一封信给蒋，中有“夜寂人静，青灯如豆”之语。
北大图书馆长李大钊找到代理校长蒋梦麟，希望能给毛泽东安排一个职位。蒋于是写了张条子：“派毛泽东为图书馆书记，月薪十七元。”后来，某英国议员开玩笑对蒋梦麟说：“如果你那时候多给他一点钱，也许毛泽东就不会变成共产党了。”
辜鸿铭在北大讲课时对学生们公开说：“我们为什么要学英文诗呢？那是因为要你们学好英文后，把我们中国人做人的道理，温柔敦厚的诗教，去晓喻那些四夷之邦。”
在北大任教时，辜鸿铭脑后尚留着已经落伍的小辫子，一走进课堂，学生们便哄堂大笑，辜不以为然，他平静地说：“我头上的辫子是有形的，你们心中的辫子却是无形的。”
赵元任1910年入美国康奈尔大学，主修数学，最终却一生精研语言学，被尊为“汉语言学之父”，还曾当选美国语言学学会主席。有一次女儿问他为什么要研究语言学，赵答：“好玩儿。”
罗素应邀来华演讲，由赵元任做翻译。有一天，罗素在师大演讲，由于赵元任正和杨步伟处在热恋中，两人双双迟到，害得罗素只能呆坐台上。罗素看到赵偕一女孩进来，禁不住小声地对赵说：“坏人！坏人！”
“五四”前后，黄侃和胡适同在北京大学任教。黄竭力反对胡适所提倡的白话文运动。有一次，黄侃对胡适说：“你口口声声要推广白话文，却未必出于真心。”胡适不解其意，问其故。黄侃答道：“如果你身体力行的话，名字就不应叫胡适，应该叫‘往哪里去’才对。”胡适听后一时语塞。
老舍年轻时文稿常被编辑改动，后来他在书稿旁怒题：“改我一字，男盗女娼。”如此自视一贯正确，当不是老舍作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