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启蒙第五(3)
知堂老人曾述及“马家列传”，即马鉴先生一家兄弟之事。马家兄弟九人，后留存五人。马大先生不在了，只留有一子；马二先生即北大的马幼渔，名裕藻；马四名衡，字叔平；马五名鉴，字季明；马七名准，字绳甫；马九名廉，字隅卿。这“宁波群马”不仅是名教授，而且是立德立言的学人。
杨仁山（杨步伟的祖父）初到伦敦时，见每一卧房中均有一个很漂亮的大花盖瓷锅放在床前柜子里，觉得稀奇。那年除夕，大家做了五样大菜，每人从柜子里拿出一个来盛菜，摆在桌上，并邀来英国女同事一起吃。不料这些英国女子一到饭厅便大笑不止。大家莫名其妙，问其故，曰：“此物为英式尿盆也！”好在还不曾用过，于是照吃不误，且特意留了照片为念。
孙伏园主编《晨报》副刊时，曾将好友鲁迅的诗《我的失恋》编发进去，晚上回报社看大样时，却发现独独少了鲁迅这首诗，心中郁闷不已。代主编刘勉慌忙过来说：“鲁迅那首诗实在要不得，所以我抽去了。”孙一时大怒，一巴掌便打将过去，且紧追不舍，大骂一通。第二日，他便辞去《晨报》副刊编务，去《京报》编副刊了。《晨报》副刊由徐志摩接着编了下去，但亦不能与《京报》相比。
1918年6月，复旦大学创办人马相伯在一个毕业典礼上发表演说：“现在世道日衰，人心不古，教会和军政府都是强盗，一天到晚地抢。春光一刻值千金，你们多少春光被他们抢去了！……”台下学生们不禁会心大笑。
周恩来在南开大学的时候，由于参加学生运动，经常受到学校处罚。后来周恩来说：“我是爱南开的，可是南开并不爱我。”现在南开大学的南门立有周恩来像，高大，肃穆，端着手臂，并有他的题字：“我是爱南开的。”
1919年，陈独秀的儿子延年、乔年来北大看望他，但他们不被允许直接进家，而是像其他人一样，各自准备一张名片，上书“拜访陈独秀先生”，下署名号，方得见。
有岛武郎在《四件事》中说：第一，我因为寂寞，所以创作；第二，我因为欲爱，所以创作；第三，我因为欲得爱，所以创作；第四，我又因为欲鞭策自己的生活，所以创作。此人深得周氏兄弟推崇，大概是心有戚戚焉。
周氏兄弟在日本留学其间曾经翻译一些外国小说，大多数是北欧的，译笔古奥，而且结集出版时命名为《或外小说集》。“或”是“域”的古字，如此写法自是受老师章太炎的影响。这本《或外小说集》共两册，1909年分别于东京和上海出版。胡适说“域外小说集比林译的小说确是高得多”“是古文翻的小说中最了不得的好”。但是这本书上下两册分别只售出21本和20本。
“她”字是古代“姐”字的异体，其读音、意义原本和现代汉语都不相同。1917年，刘半农恢复了“她”字，并倡议用“她”来指称第三人称的女性。1920年，又写了《教我如何不想她》，经由赵元任谱曲成歌，广为传唱，而“她”字也借歌被人们广为接受。
有一位青年非常喜欢《教我如何不想她》，他便到赵元任家去，想请赵介绍他认识刘半农。碰巧刘半农来赵家，赵当即作介绍道：“这就是你要认识的刘半农先生。”青年起立相迎，颇感失望，情不自禁地说了一句：“原来是这个老头啊！”刘半农颇有所感，写了一首打油诗：“教我如何不想他，请进门来喝杯茶。原来如此一老叟，教我如何再想他！”
诗人康白情在北大念书时，选学了马叙伦先生的老庄哲学，每次上课，照例迟到。马叙伦授课颇为专注，对学生是否缺课，有无迟到，从来不大注意。一日，马叙伦开讲《庄子》，正讲得兴起，康又径自推门而入。这次马叙伦忍不住了，放下《庄子》责问康白情何故来迟。诗人答：“住得太远。”马先生火气大发，说：“你不是住在翠花胡同吗？只隔了一条马路，三五分钟就可走到，何得谓远！”诗人马上说：“先生不是在讲庄子吗？庄子说：‘彼亦一是非，此亦一是非。’先生不以为远，而我以为远。”
1917年，刘半农应陈独秀的邀请，任北大预科教员。后被人讥嘲学识太浅，于是愤而出国，先在英国伦敦大学，后在巴黎大学，于1924年获语文学博士学位。但是这个博士却读得异常辛苦。刘留欧开始是一个人，后来夫人、孩子也跟着出了国。夫人一来就又怀了孕，还生了双胞胎。这样一来，一家三口突然增至五口。因为北洋政府财政竭蹶，公费又迟迟不来，一家人过着叫花子一样的生活。赵元任携妻子经欧回国时曾专门去看望刘，为其处境担忧。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欧洲男女比例严重失调，德、法尤甚。留欧学生中不少人都与洋女有过一夕之欢，其中不乏携洋妇归国者，如何思源、张道藩、谭伯羽、徐仲年等人。陈寅恪和傅斯年却洁身自好，从无绯闻。当时留欧的学子都称：“陈寅恪和傅斯年两人是宁国府大门口的一对石狮子，是最干净的。”
金克木在北大图书馆当过图书管理员。有一次，一位身穿长衫、神气落拓的先生，挟着布包来借书，请馆长准予借出。管古籍的人对金克木说：这位先生不在北大教书，要借的又都是珍本善本，借出去后如何收得回啊！便以馆长已换人为由婉拒了。金克木随后根据这张书单上的书名翻阅各书。多年后他回忆说：“这位我久仰大名的教授，他不远几十里从城外来，用一张书单给我上了一次无言的课。”这位先生即是陈寅恪。
林语堂憧憬说：“世界大同的理想生活，就是住在英国的乡村，屋子里安装着美国的水电煤气等管子，有个中国厨子，娶个日本太太……”其理想颇类似我们N年前的“楼上楼下，电灯电话”。
辜鸿铭说：“中国人缺少精确性的原因又何在呢？我说依然是因为他们过着一种心灵的生活。心灵是纤细而敏感的，它不像头脑或智慧那样僵硬、刻板。实际上，中国人的毛笔或许可以视为中国人精神的象征。用毛笔书写绘画非常困难，好像也难以准确，但是一旦掌握了它，你就能够得心应手，创造出美妙优雅的书画来，而用西方坚硬的钢笔是无法获得这种效果的。”
吴稚晖对“整理国故”颇不以为然，“这国故的臭东西，他本同小老婆吸鸦片相依为命。小老婆吸鸦片，又同升官发财相依为命。国学大盛，政治无不腐败。因为孔孟老墨便是春秋战国乱世的产物，非再把他丢在茅厕里三十年”。
鲁迅在《灯下漫笔》中说，中国历史上只有两个时代，一个是“想做奴隶而不得的时代”，一个是“暂时做稳了奴隶的时代”。
鲁迅说，与朱安结婚是母亲送给他的“一个意外的礼物”，是母亲在娶儿媳妇，“我只能好好地保养她供养她，爱情是我所不知道的”。
知堂老人曾述及“马家列传”，即马鉴先生一家兄弟之事。马家兄弟九人，后留存五人。马大先生不在了，只留有一子；马二先生即北大的马幼渔，名裕藻；马四名衡，字叔平；马五名鉴，字季明；马七名准，字绳甫；马九名廉，字隅卿。这“宁波群马”不仅是名教授，而且是立德立言的学人。
杨仁山（杨步伟的祖父）初到伦敦时，见每一卧房中均有一个很漂亮的大花盖瓷锅放在床前柜子里，觉得稀奇。那年除夕，大家做了五样大菜，每人从柜子里拿出一个来盛菜，摆在桌上，并邀来英国女同事一起吃。不料这些英国女子一到饭厅便大笑不止。大家莫名其妙，问其故，曰：“此物为英式尿盆也！”好在还不曾用过，于是照吃不误，且特意留了照片为念。
孙伏园主编《晨报》副刊时，曾将好友鲁迅的诗《我的失恋》编发进去，晚上回报社看大样时，却发现独独少了鲁迅这首诗，心中郁闷不已。代主编刘勉慌忙过来说：“鲁迅那首诗实在要不得，所以我抽去了。”孙一时大怒，一巴掌便打将过去，且紧追不舍，大骂一通。第二日，他便辞去《晨报》副刊编务，去《京报》编副刊了。《晨报》副刊由徐志摩接着编了下去，但亦不能与《京报》相比。
1918年6月，复旦大学创办人马相伯在一个毕业典礼上发表演说：“现在世道日衰，人心不古，教会和军政府都是强盗，一天到晚地抢。春光一刻值千金，你们多少春光被他们抢去了！……”台下学生们不禁会心大笑。
周恩来在南开大学的时候，由于参加学生运动，经常受到学校处罚。后来周恩来说：“我是爱南开的，可是南开并不爱我。”现在南开大学的南门立有周恩来像，高大，肃穆，端着手臂，并有他的题字：“我是爱南开的。”
1919年，陈独秀的儿子延年、乔年来北大看望他，但他们不被允许直接进家，而是像其他人一样，各自准备一张名片，上书“拜访陈独秀先生”，下署名号，方得见。
有岛武郎在《四件事》中说：第一，我因为寂寞，所以创作；第二，我因为欲爱，所以创作；第三，我因为欲得爱，所以创作；第四，我又因为欲鞭策自己的生活，所以创作。此人深得周氏兄弟推崇，大概是心有戚戚焉。
周氏兄弟在日本留学其间曾经翻译一些外国小说，大多数是北欧的，译笔古奥，而且结集出版时命名为《或外小说集》。“或”是“域”的古字，如此写法自是受老师章太炎的影响。这本《或外小说集》共两册，1909年分别于东京和上海出版。胡适说“域外小说集比林译的小说确是高得多”“是古文翻的小说中最了不得的好”。但是这本书上下两册分别只售出21本和20本。
“她”字是古代“姐”字的异体，其读音、意义原本和现代汉语都不相同。1917年，刘半农恢复了“她”字，并倡议用“她”来指称第三人称的女性。1920年，又写了《教我如何不想她》，经由赵元任谱曲成歌，广为传唱，而“她”字也借歌被人们广为接受。
有一位青年非常喜欢《教我如何不想她》，他便到赵元任家去，想请赵介绍他认识刘半农。碰巧刘半农来赵家，赵当即作介绍道：“这就是你要认识的刘半农先生。”青年起立相迎，颇感失望，情不自禁地说了一句：“原来是这个老头啊！”刘半农颇有所感，写了一首打油诗：“教我如何不想他，请进门来喝杯茶。原来如此一老叟，教我如何再想他！”
诗人康白情在北大念书时，选学了马叙伦先生的老庄哲学，每次上课，照例迟到。马叙伦授课颇为专注，对学生是否缺课，有无迟到，从来不大注意。一日，马叙伦开讲《庄子》，正讲得兴起，康又径自推门而入。这次马叙伦忍不住了，放下《庄子》责问康白情何故来迟。诗人答：“住得太远。”马先生火气大发，说：“你不是住在翠花胡同吗？只隔了一条马路，三五分钟就可走到，何得谓远！”诗人马上说：“先生不是在讲庄子吗？庄子说：‘彼亦一是非，此亦一是非。’先生不以为远，而我以为远。”
1917年，刘半农应陈独秀的邀请，任北大预科教员。后被人讥嘲学识太浅，于是愤而出国，先在英国伦敦大学，后在巴黎大学，于1924年获语文学博士学位。但是这个博士却读得异常辛苦。刘留欧开始是一个人，后来夫人、孩子也跟着出了国。夫人一来就又怀了孕，还生了双胞胎。这样一来，一家三口突然增至五口。因为北洋政府财政竭蹶，公费又迟迟不来，一家人过着叫花子一样的生活。赵元任携妻子经欧回国时曾专门去看望刘，为其处境担忧。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欧洲男女比例严重失调，德、法尤甚。留欧学生中不少人都与洋女有过一夕之欢，其中不乏携洋妇归国者，如何思源、张道藩、谭伯羽、徐仲年等人。陈寅恪和傅斯年却洁身自好，从无绯闻。当时留欧的学子都称：“陈寅恪和傅斯年两人是宁国府大门口的一对石狮子，是最干净的。”
金克木在北大图书馆当过图书管理员。有一次，一位身穿长衫、神气落拓的先生，挟着布包来借书，请馆长准予借出。管古籍的人对金克木说：这位先生不在北大教书，要借的又都是珍本善本，借出去后如何收得回啊！便以馆长已换人为由婉拒了。金克木随后根据这张书单上的书名翻阅各书。多年后他回忆说：“这位我久仰大名的教授，他不远几十里从城外来，用一张书单给我上了一次无言的课。”这位先生即是陈寅恪。
林语堂憧憬说：“世界大同的理想生活，就是住在英国的乡村，屋子里安装着美国的水电煤气等管子，有个中国厨子，娶个日本太太……”其理想颇类似我们N年前的“楼上楼下，电灯电话”。
辜鸿铭说：“中国人缺少精确性的原因又何在呢？我说依然是因为他们过着一种心灵的生活。心灵是纤细而敏感的，它不像头脑或智慧那样僵硬、刻板。实际上，中国人的毛笔或许可以视为中国人精神的象征。用毛笔书写绘画非常困难，好像也难以准确，但是一旦掌握了它，你就能够得心应手，创造出美妙优雅的书画来，而用西方坚硬的钢笔是无法获得这种效果的。”
吴稚晖对“整理国故”颇不以为然，“这国故的臭东西，他本同小老婆吸鸦片相依为命。小老婆吸鸦片，又同升官发财相依为命。国学大盛，政治无不腐败。因为孔孟老墨便是春秋战国乱世的产物，非再把他丢在茅厕里三十年”。
鲁迅在《灯下漫笔》中说，中国历史上只有两个时代，一个是“想做奴隶而不得的时代”，一个是“暂时做稳了奴隶的时代”。
鲁迅说，与朱安结婚是母亲送给他的“一个意外的礼物”，是母亲在娶儿媳妇，“我只能好好地保养她供养她，爱情是我所不知道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