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启蒙第五(4)
1920年，劳工和大批留法学生回国，很多人担心这些回国的工人将成为“潜在的布尔什维克”。事实也证明了这种担心不无道理，这些人里面就包括：周恩来、蔡和森、向警予、吴玉章、李立三、张昆弟、罗学赞、李富春、蔡畅、王若飞、李维汉、陈毅、邓小平……
邓小平留学巴黎时在雷诺汽车公司打工。像许多留法学生一样，他也热衷于土豆、法国葡萄酒、奶酪、咖啡，并且迷上了足球，这成了他终生的喜好，他曾花5法郎去买一张便宜的足球票，而这是他一天的饭钱。
冯友兰北大毕业时，师生在一起照相留念，老师们坐在前一排，学生们站在后边。陈独秀恰好和梁漱溟坐在一起。梁很谨慎，把脚收在椅子下面；陈很豪放，把脚一直伸到梁的前面。相片出来以后，班长孙本文给陈送去了一张，他一看，说：“照得很好，就是梁先生的脚伸得太远了一点。”孙说：“这是先生您的脚。”陈仔细看过，哈哈大笑。
林徽因原名林徽音，后来她发现有个男作家叫林微音，她对其作品很不感冒，于是改“音”为“因”，并说：“我不怕人家把我的作品误为林微音的，只怕日后把他的作品错当成我的。”
1919年2月，胡适的《中国哲学史大纲》出版，初版封面上赫然印着“胡适博士著”。据说在学位问题上，胡与《围城》里的方鸿渐共同之处颇多。胡一生虽得了35个博士学位，可惜都是后来授予的荣誉博士。据唐德刚考证，胡的博士学位其实没大问题，只是拿到得晚了点。
金岳霖认为胡适有人生观，可是没有什么世界观。“对于宇宙、时空、无极、太极……这样一些问题，他根本不去想；看来他头脑里也没有本体论和认识或知识论方面的问题。他的哲学仅仅是人生哲学。”
1917年春，青年毛泽东用一个很奇怪的名字“二十八划生”给《新青年》寄去了一篇稿子《体育之研究》，不久即刊登。毛在写这篇文章时，尚是一个斯巴达式体育训练的热心提倡者。
杜威在游历中国后发表感言说：这是一个奇怪的国家。所谓“民国”，只是一个笑话。可是在某些地方，又比我们要更民主些。这里有完全的社会平等，但妇女除外。议会，十足是个虚幌的滑稽剧，但自动自发的舆论，像现在这样，却有异常的影响力。
罗家伦曾致信蔡元培，请求和蔡先生的女儿订婚。蔡回信云：婚姻自主，父母无权干涉；况小女未达婚龄，你之所求，未免过分。
鲁迅对京剧一直心存不满。他自1902至1922年的20年间，总共看过两次京剧，而给他留下的印象无非是“咚咚咣咣的敲打，红红绿绿的晃荡”“一大班人乱打”“两三个人互打”。他甚至不承认京剧是戏，认为它只是“玩把戏”，“毫无美学价值”。
1919年5月4日，北大、高师等学校3000余人冲往赵家楼曹汝霖家，兴师问罪。高师学生匡互生和余慎初当时走在队伍的最前面。匡见到院内有军警守卫，便凭着满腔热忱，居然说服军警打开大门。学生们一拥而入，拖出来一个像是宅主的人，大打出手，事后方知此人是章宗祥。
余慎初先生回忆说：“如果当时没有匡互生，游行队伍闹一阵后很可能就各自返校，‘五四’运动也许就会改期了。”
“五四”运动感染了全社会，1919年6月10日，上海一位名叫红莲的妓女联络上海名妓，组织起了“青楼爱国团”。她们携手上街，声援学生，并在印发的传单中称：“我们花界，斯也虽剪，爱国则一。愿我同胞，抱定宗旨，坚持到底。国贼弗除，学生不放，誓死不休。”
杜威来中国访问时，适逢“五四”运动爆发。1919年6月20日，他在写给他女儿的信中说：“要使我们国家14岁多的孩子领导人们展开一场大清扫的政治改革运动，并使商人和各行各业的人感到羞愧而加入他们的队伍，那是难以想像的。这真是一个了不起的国家……”
“五四”运动爆发时，郑振铎写了一首诗《我是少年》：“我是少年！/我是少年！/我有牺牲的精神，我有自由不可挡。/我过不惯偶像似的流年，我看不惯奴隶的苟安。/我起！我起！/我欲打破一切权威！”有“五四”亲历者回忆说：“那一天我们还是少年。”
1919年5月8日，蔡元培被徐世昌解了职。蔡留下一封启事后便悄然离去：“吾倦矣！‘杀君马者，道旁儿。’‘民亦劳止，汔可少休。’我欲少休矣！北京大学校长之职，已正式辞去；其他向有关系之各学校、各集会，自五月九日起，一切脱离关系。特此声明，惟知我者谅之。蔡元培启。”
陈独秀在《研究室与监狱》一文中说：“世界文明发源地有二：一是科学研究室，一是监狱。我们青年要立志出了研究室就入监狱，出了监狱就入研究室，这才是人生最高尚优美的生活。从这两处发生的文明，才是真文明，才是有生命有价值的文明。”纵观其一生，也正是实践了这一豪言。
梁漱溟在《中国文化要义》中写道：“中国文化之最大偏失，就在个人永不被发现这一点上。一个人简直没有站在自己立场说话的机会，多少感情要求被压抑，被抹杀。”
蒋梦麟在1919年底写道：“自从五月以来，大约有350种周报出版，这些周报通常印在一张大纸上，有半张日报那样大，中间折起来，变成4页。”据周策纵估计，“五四”时期，即1917到1921年间，全国新出的报刊有1000种以上。杜威说，这些报纸最大的特点就是“有大量的问号”，“在一个信仰既有权威的教条，又是使人感觉满足的国家里，这种提出疑问的热潮，预示着一个新时代的到来”。
“五四”冲击波让青年们的反叛热情达到高潮。一位当年的见证者说：“我在南京暑期学校读书，曾看见一个青年，把自己的名字取消了，唤作‘他你我’。后来在北京，在北大第一院门口碰见一个朋友偕了一个剪发女青年，我问她：‘你贵姓？’她瞪着眼看了我一会，嚷着说：‘我是没有姓的！’还有写信否认自己的父亲的，说：‘从某月某日起，我不认你是父亲了，大家都是朋友，是平等的。’”丁玲女士本不是姓丁的，她觉得“丁”字好写，遂自作主张改姓了丁。
蒋梦麟说，“五四”事件使中国人第一次真正懂得了“他们的力量在于组织起来”。
“五四”期间，陈独秀起草的《北京市民宣言》，提出“市民须有绝对集会言论自由权”。稍后，谈到“政治的民治主义”的时候，他又重申：“我们既然是个‘自由民’，不是奴隶，言论、出版、信仰、居住、集会这几种自由权，不用说都是生活必需品。”
1920年，劳工和大批留法学生回国，很多人担心这些回国的工人将成为“潜在的布尔什维克”。事实也证明了这种担心不无道理，这些人里面就包括：周恩来、蔡和森、向警予、吴玉章、李立三、张昆弟、罗学赞、李富春、蔡畅、王若飞、李维汉、陈毅、邓小平……
邓小平留学巴黎时在雷诺汽车公司打工。像许多留法学生一样，他也热衷于土豆、法国葡萄酒、奶酪、咖啡，并且迷上了足球，这成了他终生的喜好，他曾花5法郎去买一张便宜的足球票，而这是他一天的饭钱。
冯友兰北大毕业时，师生在一起照相留念，老师们坐在前一排，学生们站在后边。陈独秀恰好和梁漱溟坐在一起。梁很谨慎，把脚收在椅子下面；陈很豪放，把脚一直伸到梁的前面。相片出来以后，班长孙本文给陈送去了一张，他一看，说：“照得很好，就是梁先生的脚伸得太远了一点。”孙说：“这是先生您的脚。”陈仔细看过，哈哈大笑。
林徽因原名林徽音，后来她发现有个男作家叫林微音，她对其作品很不感冒，于是改“音”为“因”，并说：“我不怕人家把我的作品误为林微音的，只怕日后把他的作品错当成我的。”
1919年2月，胡适的《中国哲学史大纲》出版，初版封面上赫然印着“胡适博士著”。据说在学位问题上，胡与《围城》里的方鸿渐共同之处颇多。胡一生虽得了35个博士学位，可惜都是后来授予的荣誉博士。据唐德刚考证，胡的博士学位其实没大问题，只是拿到得晚了点。
金岳霖认为胡适有人生观，可是没有什么世界观。“对于宇宙、时空、无极、太极……这样一些问题，他根本不去想；看来他头脑里也没有本体论和认识或知识论方面的问题。他的哲学仅仅是人生哲学。”
1917年春，青年毛泽东用一个很奇怪的名字“二十八划生”给《新青年》寄去了一篇稿子《体育之研究》，不久即刊登。毛在写这篇文章时，尚是一个斯巴达式体育训练的热心提倡者。
杜威在游历中国后发表感言说：这是一个奇怪的国家。所谓“民国”，只是一个笑话。可是在某些地方，又比我们要更民主些。这里有完全的社会平等，但妇女除外。议会，十足是个虚幌的滑稽剧，但自动自发的舆论，像现在这样，却有异常的影响力。
罗家伦曾致信蔡元培，请求和蔡先生的女儿订婚。蔡回信云：婚姻自主，父母无权干涉；况小女未达婚龄，你之所求，未免过分。
鲁迅对京剧一直心存不满。他自1902至1922年的20年间，总共看过两次京剧，而给他留下的印象无非是“咚咚咣咣的敲打，红红绿绿的晃荡”“一大班人乱打”“两三个人互打”。他甚至不承认京剧是戏，认为它只是“玩把戏”，“毫无美学价值”。
1919年5月4日，北大、高师等学校3000余人冲往赵家楼曹汝霖家，兴师问罪。高师学生匡互生和余慎初当时走在队伍的最前面。匡见到院内有军警守卫，便凭着满腔热忱，居然说服军警打开大门。学生们一拥而入，拖出来一个像是宅主的人，大打出手，事后方知此人是章宗祥。
余慎初先生回忆说：“如果当时没有匡互生，游行队伍闹一阵后很可能就各自返校，‘五四’运动也许就会改期了。”
“五四”运动感染了全社会，1919年6月10日，上海一位名叫红莲的妓女联络上海名妓，组织起了“青楼爱国团”。她们携手上街，声援学生，并在印发的传单中称：“我们花界，斯也虽剪，爱国则一。愿我同胞，抱定宗旨，坚持到底。国贼弗除，学生不放，誓死不休。”
杜威来中国访问时，适逢“五四”运动爆发。1919年6月20日，他在写给他女儿的信中说：“要使我们国家14岁多的孩子领导人们展开一场大清扫的政治改革运动，并使商人和各行各业的人感到羞愧而加入他们的队伍，那是难以想像的。这真是一个了不起的国家……”
“五四”运动爆发时，郑振铎写了一首诗《我是少年》：“我是少年！/我是少年！/我有牺牲的精神，我有自由不可挡。/我过不惯偶像似的流年，我看不惯奴隶的苟安。/我起！我起！/我欲打破一切权威！”有“五四”亲历者回忆说：“那一天我们还是少年。”
1919年5月8日，蔡元培被徐世昌解了职。蔡留下一封启事后便悄然离去：“吾倦矣！‘杀君马者，道旁儿。’‘民亦劳止，汔可少休。’我欲少休矣！北京大学校长之职，已正式辞去；其他向有关系之各学校、各集会，自五月九日起，一切脱离关系。特此声明，惟知我者谅之。蔡元培启。”
陈独秀在《研究室与监狱》一文中说：“世界文明发源地有二：一是科学研究室，一是监狱。我们青年要立志出了研究室就入监狱，出了监狱就入研究室，这才是人生最高尚优美的生活。从这两处发生的文明，才是真文明，才是有生命有价值的文明。”纵观其一生，也正是实践了这一豪言。
梁漱溟在《中国文化要义》中写道：“中国文化之最大偏失，就在个人永不被发现这一点上。一个人简直没有站在自己立场说话的机会，多少感情要求被压抑，被抹杀。”
蒋梦麟在1919年底写道：“自从五月以来，大约有350种周报出版，这些周报通常印在一张大纸上，有半张日报那样大，中间折起来，变成4页。”据周策纵估计，“五四”时期，即1917到1921年间，全国新出的报刊有1000种以上。杜威说，这些报纸最大的特点就是“有大量的问号”，“在一个信仰既有权威的教条，又是使人感觉满足的国家里，这种提出疑问的热潮，预示着一个新时代的到来”。
“五四”冲击波让青年们的反叛热情达到高潮。一位当年的见证者说：“我在南京暑期学校读书，曾看见一个青年，把自己的名字取消了，唤作‘他你我’。后来在北京，在北大第一院门口碰见一个朋友偕了一个剪发女青年，我问她：‘你贵姓？’她瞪着眼看了我一会，嚷着说：‘我是没有姓的！’还有写信否认自己的父亲的，说：‘从某月某日起，我不认你是父亲了，大家都是朋友，是平等的。’”丁玲女士本不是姓丁的，她觉得“丁”字好写，遂自作主张改姓了丁。
蒋梦麟说，“五四”事件使中国人第一次真正懂得了“他们的力量在于组织起来”。
“五四”期间，陈独秀起草的《北京市民宣言》，提出“市民须有绝对集会言论自由权”。稍后，谈到“政治的民治主义”的时候，他又重申：“我们既然是个‘自由民’，不是奴隶，言论、出版、信仰、居住、集会这几种自由权，不用说都是生活必需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