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启蒙第五(5)
一位“五四”参与者回忆：“被捕的学生初由各地的警察送到各警察分局分所，而那些学生就在各分局分所对着看守的警察演讲起来，演讲的学生大都‘垂泪而道’，而听讲的警察亦大都‘掩面而泣’，甚至于有深表同情于学生而大骂那些卖国贼段徐曹章辈者。”
直系将领吴佩孚致电徐世昌声援学生运动：“大好河山，任人宰割，稍有人心，谁无义愤。彼莘莘学子，激于爱国热忱而奔走呼号，前仆后继……其心可悯，其情可嘉，其情更可有原。”
“五四”运动爆发后，孙中山写信给北大校长蒋梦麟，要他“率领二千子弟，助我革命”。
1920年，张竞生留学归来，见广州内外饥民如蚁，人满为患，痛感中国之贫弱与滥生滥育有关，遂上书陈炯明说：“一国的强盛，不在人口繁多，而在于人人都是有人的资格。”他认为应严格实行一夫一妻制，每对夫妇只准生两个孩子，超过受罚。不料，此提议却戳中了陈炯明的痛处：陈不仅妻妾成群，孩子也有20多个。陈因此对左右笑道：“此公大概有神经病吧。”
鲁迅29岁自日本“束装返国”后，先在杭州师范学堂做化学和生理学教员，后去绍兴中学堂当教务长。之后又出走，想到一家书店当编译员，结果被拒。苏雪林由此而判断，“鲁迅读书老是读一个时期便换学校，当教员也爱跳槽，想必是欢喜同学校当局磨擦，或与同事闹脾气，亦可见他与人相处之难”。
据鲁迅的学生孙福颐说，鲁常怀疑有人会暗害他。由日返国后，曾订制一把小刀，藏在枕头下，每夜枕着睡觉。又据鲁的太太许广平说，鲁常做噩梦，经常梦见自己出门时，黑暗中两边埋伏着两个人，他一喝，那人影便隐去不见了……苏雪林觉得鲁“这么疑神疑鬼，在自造的荆天棘地里度日，做人岂不太苦？”
1920年，胡适将所著《中国哲学史大纲》送了一本给章太炎，扉页上题写了“太炎先生指谬”，下署“胡适敬赠”，并在两个人的名字旁各画了一条黑杠。太炎先生尚不知新式标点为何物，看见自己名字旁加了黑杠，不禁大骂：“何物胡适，竟敢在我名下胡抹乱画！”后来看见胡适的名字旁也有黑杠，方才作罢。
“五四”运动爆发时，胡适正陪杜威在上海访问。唐德刚认为杜东来，胡“竟然率众弟子，夹道匍匐，顶礼膜拜，使杜和尚飘飘然，认为孺子可教，吾道东矣”是“何其懦哉”！“按说，杜威东来之时，我们的胡先生应该把傅斯年、罗家伦、段锡朋等众儿郎唤齐，两班侍立，自己升帐设座，‘口吟六艺之文，手披百家之编’，人分宾主，学辨东西，和杜威来个分庭抗礼，才是正轨。”
《胡适文存》初版于1921年，八年之内印行了12版，47000部，1930年又重排第13版。1920年，《尝试集》出版，两年之内增订4版。章士钊把“的底他它吗呢吧咧之文变”归罪胡适，其实不知道这实在是时势造英雄，“形势比人强”。
唐德刚形容胡适初到北大之得意状：“老博士一肚皮学问，满头脑真知灼见，再加上个能说会讲的嘴巴……可以想见，在北京大学红楼之内，聚天下英才而讲演之，三山五岳，古今中外……闭起眼睛吹起来，吹得讲台之上，天花乱坠，讲台之下，欢笑四起，掌声如雷；胡博士好不乐煞人也么哥！”
从20世纪30年代始，胡适迅速倒向蒋政权，并失去了在青年中的地位和影响，成为半官方的学者。瞿秋白嘲讽曰：“文化班头博士衔，人权抛却说王权，朝廷自古多屠戮，此理今从实验传。”
1919年7月，毛泽东在陈独秀被捕以后著文高呼“我祝君至坚至高的精神万岁”“陈君万岁”；在与斯诺谈话中，毛说“他影响上比任何人更大”；在《七大工作方针》中，毛再次讲到，“斯大林在一篇演说里把列宁、普列汉诺夫放在一起，联共党史也说到他（指普）。关于陈独秀，将来修党史的时候，还是要讲到他”。
胡适的《尝试集》虽说是中国第一部新诗集，但正如胡适自己所承认的，他的一首首诗就像是一只只被裹了很长时间以后重新放开的脚，那样的脚不大不小，那样的诗则半新不旧，都散发着陈腐气息。
鲁迅：“在无边的旷野上，在凛冽的天宇下，闪闪地旋转升腾着的是雨的精魂……是的，那是孤独的雪，是死掉的雨，是雨的精魂。”
1920年，毛泽东在《与黎邵西书》中说道：“可惜我太富于感情，中了慷慨的弊病”“我因易被感情驱使，总难厉行规则的生活”。
章太炎在日本填写的一张户口调查表：“职业：圣人；出身：私生子；年龄：万寿无疆。”不是自视过高，就是欺人不懂汉字。
章太炎最喜欢吃的东西，是带有臭气的卤制品，特别爱好臭乳腐，直臭到满屋掩鼻。有一位画家钱化佛，是章府的常客。一次，钱带来一包紫黑色的臭鸡蛋，章见到此物欣然大乐，他深知钱的来意，就问：“你要写什么，只管讲。”当时钱就拿出好几张斗方白纸，每张要写“五族共和”四个字。后来，钱又不断带些奇怪的臭物来：苋菜梗、臭花生、臭冬瓜等等，前后共计得到章的题字一百多张。钱将其裱好，挂在自家店中，以每条十元售出，小赚了一把。
辜鸿铭好嫖，他搬出《大学》、孔夫子为自己辩解道：“《牡丹亭》曲本有艳句云：‘一生儿爱好是天然。’此原本于《大学》‘如好好色’之意。余谓今人之心失真，即于冶游、赌博、嗜欲等事也可见一般。孔子说：‘古之学者为己，今之学者为人。’余曰：‘古之嫖者为己，今之嫖者为人。’”
辜鸿铭在帮袁世凯做《二十一条》的翻译之时，领到300大洋，径直去了八大胡同，散于胭脂堆中，不领回家去，以表示“不使人间造孽钱”之意。
闻一多曾盛赞郭沫若的《女神》：“若论新诗，郭沫若君的诗才配称新呢，不独艺术上他的作品与旧诗词相去甚远。最要紧的是，他的精神完全是时代的精神——二十世纪的时代的精神。有人讲文艺作品是时代的产儿，《女神》真不愧为时代的一个肖子。”
胡适颇以故乡徽州自豪，故常夸口说，姓胡的、姓程的、姓叶的都是起源于徽州。他还说问过汪精卫、叶恭绰，他们都承认祖上是徽州的。于是有人调侃胡适说：“胡先生，如果再扩大研究下去，我们可以说中华民族起源于徽州了。”
一位“五四”参与者回忆：“被捕的学生初由各地的警察送到各警察分局分所，而那些学生就在各分局分所对着看守的警察演讲起来，演讲的学生大都‘垂泪而道’，而听讲的警察亦大都‘掩面而泣’，甚至于有深表同情于学生而大骂那些卖国贼段徐曹章辈者。”
直系将领吴佩孚致电徐世昌声援学生运动：“大好河山，任人宰割，稍有人心，谁无义愤。彼莘莘学子，激于爱国热忱而奔走呼号，前仆后继……其心可悯，其情可嘉，其情更可有原。”
“五四”运动爆发后，孙中山写信给北大校长蒋梦麟，要他“率领二千子弟，助我革命”。
1920年，张竞生留学归来，见广州内外饥民如蚁，人满为患，痛感中国之贫弱与滥生滥育有关，遂上书陈炯明说：“一国的强盛，不在人口繁多，而在于人人都是有人的资格。”他认为应严格实行一夫一妻制，每对夫妇只准生两个孩子，超过受罚。不料，此提议却戳中了陈炯明的痛处：陈不仅妻妾成群，孩子也有20多个。陈因此对左右笑道：“此公大概有神经病吧。”
鲁迅29岁自日本“束装返国”后，先在杭州师范学堂做化学和生理学教员，后去绍兴中学堂当教务长。之后又出走，想到一家书店当编译员，结果被拒。苏雪林由此而判断，“鲁迅读书老是读一个时期便换学校，当教员也爱跳槽，想必是欢喜同学校当局磨擦，或与同事闹脾气，亦可见他与人相处之难”。
据鲁迅的学生孙福颐说，鲁常怀疑有人会暗害他。由日返国后，曾订制一把小刀，藏在枕头下，每夜枕着睡觉。又据鲁的太太许广平说，鲁常做噩梦，经常梦见自己出门时，黑暗中两边埋伏着两个人，他一喝，那人影便隐去不见了……苏雪林觉得鲁“这么疑神疑鬼，在自造的荆天棘地里度日，做人岂不太苦？”
1920年，胡适将所著《中国哲学史大纲》送了一本给章太炎，扉页上题写了“太炎先生指谬”，下署“胡适敬赠”，并在两个人的名字旁各画了一条黑杠。太炎先生尚不知新式标点为何物，看见自己名字旁加了黑杠，不禁大骂：“何物胡适，竟敢在我名下胡抹乱画！”后来看见胡适的名字旁也有黑杠，方才作罢。
“五四”运动爆发时，胡适正陪杜威在上海访问。唐德刚认为杜东来，胡“竟然率众弟子，夹道匍匐，顶礼膜拜，使杜和尚飘飘然，认为孺子可教，吾道东矣”是“何其懦哉”！“按说，杜威东来之时，我们的胡先生应该把傅斯年、罗家伦、段锡朋等众儿郎唤齐，两班侍立，自己升帐设座，‘口吟六艺之文，手披百家之编’，人分宾主，学辨东西，和杜威来个分庭抗礼，才是正轨。”
《胡适文存》初版于1921年，八年之内印行了12版，47000部，1930年又重排第13版。1920年，《尝试集》出版，两年之内增订4版。章士钊把“的底他它吗呢吧咧之文变”归罪胡适，其实不知道这实在是时势造英雄，“形势比人强”。
唐德刚形容胡适初到北大之得意状：“老博士一肚皮学问，满头脑真知灼见，再加上个能说会讲的嘴巴……可以想见，在北京大学红楼之内，聚天下英才而讲演之，三山五岳，古今中外……闭起眼睛吹起来，吹得讲台之上，天花乱坠，讲台之下，欢笑四起，掌声如雷；胡博士好不乐煞人也么哥！”
从20世纪30年代始，胡适迅速倒向蒋政权，并失去了在青年中的地位和影响，成为半官方的学者。瞿秋白嘲讽曰：“文化班头博士衔，人权抛却说王权，朝廷自古多屠戮，此理今从实验传。”
1919年7月，毛泽东在陈独秀被捕以后著文高呼“我祝君至坚至高的精神万岁”“陈君万岁”；在与斯诺谈话中，毛说“他影响上比任何人更大”；在《七大工作方针》中，毛再次讲到，“斯大林在一篇演说里把列宁、普列汉诺夫放在一起，联共党史也说到他（指普）。关于陈独秀，将来修党史的时候，还是要讲到他”。
胡适的《尝试集》虽说是中国第一部新诗集，但正如胡适自己所承认的，他的一首首诗就像是一只只被裹了很长时间以后重新放开的脚，那样的脚不大不小，那样的诗则半新不旧，都散发着陈腐气息。
鲁迅：“在无边的旷野上，在凛冽的天宇下，闪闪地旋转升腾着的是雨的精魂……是的，那是孤独的雪，是死掉的雨，是雨的精魂。”
1920年，毛泽东在《与黎邵西书》中说道：“可惜我太富于感情，中了慷慨的弊病”“我因易被感情驱使，总难厉行规则的生活”。
章太炎在日本填写的一张户口调查表：“职业：圣人；出身：私生子；年龄：万寿无疆。”不是自视过高，就是欺人不懂汉字。
章太炎最喜欢吃的东西，是带有臭气的卤制品，特别爱好臭乳腐，直臭到满屋掩鼻。有一位画家钱化佛，是章府的常客。一次，钱带来一包紫黑色的臭鸡蛋，章见到此物欣然大乐，他深知钱的来意，就问：“你要写什么，只管讲。”当时钱就拿出好几张斗方白纸，每张要写“五族共和”四个字。后来，钱又不断带些奇怪的臭物来：苋菜梗、臭花生、臭冬瓜等等，前后共计得到章的题字一百多张。钱将其裱好，挂在自家店中，以每条十元售出，小赚了一把。
辜鸿铭好嫖，他搬出《大学》、孔夫子为自己辩解道：“《牡丹亭》曲本有艳句云：‘一生儿爱好是天然。’此原本于《大学》‘如好好色’之意。余谓今人之心失真，即于冶游、赌博、嗜欲等事也可见一般。孔子说：‘古之学者为己，今之学者为人。’余曰：‘古之嫖者为己，今之嫖者为人。’”
辜鸿铭在帮袁世凯做《二十一条》的翻译之时，领到300大洋，径直去了八大胡同，散于胭脂堆中，不领回家去，以表示“不使人间造孽钱”之意。
闻一多曾盛赞郭沫若的《女神》：“若论新诗，郭沫若君的诗才配称新呢，不独艺术上他的作品与旧诗词相去甚远。最要紧的是，他的精神完全是时代的精神——二十世纪的时代的精神。有人讲文艺作品是时代的产儿，《女神》真不愧为时代的一个肖子。”
胡适颇以故乡徽州自豪，故常夸口说，姓胡的、姓程的、姓叶的都是起源于徽州。他还说问过汪精卫、叶恭绰，他们都承认祖上是徽州的。于是有人调侃胡适说：“胡先生，如果再扩大研究下去，我们可以说中华民族起源于徽州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