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 / 80页
启蒙第五(6)
谭鑫培的戏风靡北京，各大学多有谭迷。一天课间休息，教师们闲话谭的《秦琼卖马》时，胡适插话：“京剧太落伍，用一根鞭子就算是马，用两把旗子就算是车，应该用真车真马才对……”在场者都静听高论，无人说话。只有黄侃立身而起，道：“适之，适之，那要唱武松打虎怎么办？”
辜鸿铭翻译水平一流，和林纾、严复齐名。但辜不服林、严两位，认为他们都属“大可鄙薄”之人。一日三人同赴酒席，辜鸿铭大骂他们是大清和中国之罪人，当杀之而后快。事后有人问辜何以如此激烈，辜道：“严又陵所译《天演论》主张物竞天择，于是国人只知有物竞，不知有公理，于是兵祸连接、民不聊生。至于林琴南所译《茶花女》，使人只知谈恋爱，不知礼教是何物。不杀这两个，天下哪能太平！”
“五四”运动时期的两大口号是“科学”和“民主”。辜鸿铭相信科学，因此从来不骂科学，对民主却是深恶痛绝。在文章中，他就把民主的英文“Democracy”改成了“Demon-crazy”， “Demon”是“魔鬼”的意思，而“crazy”是疯狂的意思，因此辜鸿铭认为，民主就是“魔鬼”+“疯狂”。
陈独秀认为“五四”运动特有的精神有二：一、直接行动；二、牺牲精神。
胡适曾下决心“二十年不干政治，二十年不谈政治”。丁文江说：“你的主张是一种妄想：你们的文学革命，思想改革，文化建设，都禁不起腐败政治的摧残。”丁还说，如今“最可怕的是有知识有道德的人不肯向政治上去努力”。胡适后来遂改变初衷，积极议政。
1921年春天，少年无政府主义者巴金写道：“妨碍人民自由就是‘政府’。自从有了政府后，我们的自由全然失去，一举一动都要受政府的干涉。”
商务印书馆的创始人之一高凤池说：“我觉得社会中有三种事业非常重要。一种是银行，一种是报馆，一种是书业。这三种事业与国家社会民族极有关系，力足以移转国家社会的成败、兴衰或进退。”
有段时间胡适对墨子很感兴趣，于是见到黄侃就大谈墨学。黄等他说完，骂道：“讲墨子的人都是混账王八蛋。”胡知道黄素有“黄疯子”之称，便没有理会。谁知黄接着大骂：“胡适的父亲，也应是混账王八蛋。”胡大怒，黄则缓缓道：“你不要生气，我只是考考你。你知道墨子讲兼爱，所以墨子心中无父，而你心中有父，故不是墨子标准信徒。”
1922年5月13日，由胡适起草，经蔡元培、李大钊等16人联合签署的题为《我们的政治主张》提议：“第一、我们要求一个‘宪政的政府’”“第二、我们要求一个‘公开的政府’”“第三、我们要求一种‘有计划的政治’”。当年9月，王宠惠即署理国务总理，罗文干和汤尔和任财政总长和教育总长，组成了“好人政府”，并存在了72天。
1922年，王宠惠做了国务总理后常常大发牢骚，“我是一个穷人，国务总理没有比我更穷的了……我牺牲了身体、金钱、时间，每天只能应付‘索薪团’，哪能有功夫做计划？”并冲胡适大嚷：“胡适！你要我宣布计划，我没有计划，就是我的计划！”“好人”哪能做官啊。
1928年8月，时年30岁的罗家伦被国民党政府任命为国立清华大学的首任校长。罗家伦对清华学子的要求颇为严格：“要做到没有一个不经过严格考试而进清华的学生；也没有一个不经过充分训练，不经过严格考试，而在清华毕业的学生。”当时，陈寅恪曾说：“志希在清华，把清华正式的成为一座国立大学，功德是很高的。”
1921年春，章士钊得到黎元洪资助，到西方考察，访问了威尔斯、萧伯纳、潘悌等人。在德国，章提出了农业立国的主张。章于次年回国后，便受北京政府教育部之聘，当上了北京农业大学校长。
严复很赏识吕碧城的卓荦不群，遂收为女弟子。两人常有唱和，严有“五陵尘土倾城春，知非空谷无佳人”之句，隐喻吕的高雅情操。吕多年守身如玉，无意谈婚论嫁，严无奈，叹曰：“此儿不嫁，恐不寿也。”吕后来落发为尼，1943年圆寂于香港九龙，终年60岁。
梁启超称严复“于中学西学，皆为我国第一流人物”。严复虽具才干，但“气性太涉狂易”“负气太盛”(郭嵩焘评语)，李鸿章也是“患其激烈，不之近也”。因此严身在官场多年，终难得重用。
严复早年仕途不顺，可能也与其吸食鸦片有关。早在光绪十六年（1890年），李鸿章就劝说严：“汝如此人才，吃烟岂不可惜，此后当仰体吾意，想出法子革去。”后来严决心戒烟，但屡戒屡吸，无一次彻底革除。直至逝世前一年，严在致熊纯如信中对吸烟悔恨不已：“恨早不知此物为害真相，致有此患，若早知之，虽曰仙丹，吾不近也。寄语一切世间男女少壮人，鸦片切不可近。世间如有魔鬼，则此物是耳。”
1905年，严复赴伦敦，恰逢孙中山在英，两人晤谈中国前途。严以中国民智未开，“为今之计，惟急从教育上着手，庶几逐渐更新乎!”孙则曰：“俟河之清，人寿几何?君为思想家，鄙人乃执行家也。”
1921年10月27日，严复在侯官（今福州）郎官巷去世，只次女严谬送终。严复在遗嘱中写道：“中国必不亡，旧法可损益，必不可叛；新知无尽，真理无穷，人生一世，宜励业益知；两害相权，己轻，群重。”虽是遗嘱，却也是对其一生之总结。
严复、康有为、章太炎晚年分别为自己取号“癒野老人”“天游化人”“中华民国遗民”，中晚年后无一例外地“渐入颓唐”。
谭鑫培的戏风靡北京，各大学多有谭迷。一天课间休息，教师们闲话谭的《秦琼卖马》时，胡适插话：“京剧太落伍，用一根鞭子就算是马，用两把旗子就算是车，应该用真车真马才对……”在场者都静听高论，无人说话。只有黄侃立身而起，道：“适之，适之，那要唱武松打虎怎么办？”
辜鸿铭翻译水平一流，和林纾、严复齐名。但辜不服林、严两位，认为他们都属“大可鄙薄”之人。一日三人同赴酒席，辜鸿铭大骂他们是大清和中国之罪人，当杀之而后快。事后有人问辜何以如此激烈，辜道：“严又陵所译《天演论》主张物竞天择，于是国人只知有物竞，不知有公理，于是兵祸连接、民不聊生。至于林琴南所译《茶花女》，使人只知谈恋爱，不知礼教是何物。不杀这两个，天下哪能太平！”
“五四”运动时期的两大口号是“科学”和“民主”。辜鸿铭相信科学，因此从来不骂科学，对民主却是深恶痛绝。在文章中，他就把民主的英文“Democracy”改成了“Demon-crazy”， “Demon”是“魔鬼”的意思，而“crazy”是疯狂的意思，因此辜鸿铭认为，民主就是“魔鬼”+“疯狂”。
陈独秀认为“五四”运动特有的精神有二：一、直接行动；二、牺牲精神。
胡适曾下决心“二十年不干政治，二十年不谈政治”。丁文江说：“你的主张是一种妄想：你们的文学革命，思想改革，文化建设，都禁不起腐败政治的摧残。”丁还说，如今“最可怕的是有知识有道德的人不肯向政治上去努力”。胡适后来遂改变初衷，积极议政。
1921年春天，少年无政府主义者巴金写道：“妨碍人民自由就是‘政府’。自从有了政府后，我们的自由全然失去，一举一动都要受政府的干涉。”
商务印书馆的创始人之一高凤池说：“我觉得社会中有三种事业非常重要。一种是银行，一种是报馆，一种是书业。这三种事业与国家社会民族极有关系，力足以移转国家社会的成败、兴衰或进退。”
有段时间胡适对墨子很感兴趣，于是见到黄侃就大谈墨学。黄等他说完，骂道：“讲墨子的人都是混账王八蛋。”胡知道黄素有“黄疯子”之称，便没有理会。谁知黄接着大骂：“胡适的父亲，也应是混账王八蛋。”胡大怒，黄则缓缓道：“你不要生气，我只是考考你。你知道墨子讲兼爱，所以墨子心中无父，而你心中有父，故不是墨子标准信徒。”
1922年5月13日，由胡适起草，经蔡元培、李大钊等16人联合签署的题为《我们的政治主张》提议：“第一、我们要求一个‘宪政的政府’”“第二、我们要求一个‘公开的政府’”“第三、我们要求一种‘有计划的政治’”。当年9月，王宠惠即署理国务总理，罗文干和汤尔和任财政总长和教育总长，组成了“好人政府”，并存在了72天。
1922年，王宠惠做了国务总理后常常大发牢骚，“我是一个穷人，国务总理没有比我更穷的了……我牺牲了身体、金钱、时间，每天只能应付‘索薪团’，哪能有功夫做计划？”并冲胡适大嚷：“胡适！你要我宣布计划，我没有计划，就是我的计划！”“好人”哪能做官啊。
1928年8月，时年30岁的罗家伦被国民党政府任命为国立清华大学的首任校长。罗家伦对清华学子的要求颇为严格：“要做到没有一个不经过严格考试而进清华的学生；也没有一个不经过充分训练，不经过严格考试，而在清华毕业的学生。”当时，陈寅恪曾说：“志希在清华，把清华正式的成为一座国立大学，功德是很高的。”
1921年春，章士钊得到黎元洪资助，到西方考察，访问了威尔斯、萧伯纳、潘悌等人。在德国，章提出了农业立国的主张。章于次年回国后，便受北京政府教育部之聘，当上了北京农业大学校长。
严复很赏识吕碧城的卓荦不群，遂收为女弟子。两人常有唱和，严有“五陵尘土倾城春，知非空谷无佳人”之句，隐喻吕的高雅情操。吕多年守身如玉，无意谈婚论嫁，严无奈，叹曰：“此儿不嫁，恐不寿也。”吕后来落发为尼，1943年圆寂于香港九龙，终年60岁。
梁启超称严复“于中学西学，皆为我国第一流人物”。严复虽具才干，但“气性太涉狂易”“负气太盛”(郭嵩焘评语)，李鸿章也是“患其激烈，不之近也”。因此严身在官场多年，终难得重用。
严复早年仕途不顺，可能也与其吸食鸦片有关。早在光绪十六年（1890年），李鸿章就劝说严：“汝如此人才，吃烟岂不可惜，此后当仰体吾意，想出法子革去。”后来严决心戒烟，但屡戒屡吸，无一次彻底革除。直至逝世前一年，严在致熊纯如信中对吸烟悔恨不已：“恨早不知此物为害真相，致有此患，若早知之，虽曰仙丹，吾不近也。寄语一切世间男女少壮人，鸦片切不可近。世间如有魔鬼，则此物是耳。”
1905年，严复赴伦敦，恰逢孙中山在英，两人晤谈中国前途。严以中国民智未开，“为今之计，惟急从教育上着手，庶几逐渐更新乎!”孙则曰：“俟河之清，人寿几何?君为思想家，鄙人乃执行家也。”
1921年10月27日，严复在侯官（今福州）郎官巷去世，只次女严谬送终。严复在遗嘱中写道：“中国必不亡，旧法可损益，必不可叛；新知无尽，真理无穷，人生一世，宜励业益知；两害相权，己轻，群重。”虽是遗嘱，却也是对其一生之总结。
严复、康有为、章太炎晚年分别为自己取号“癒野老人”“天游化人”“中华民国遗民”，中晚年后无一例外地“渐入颓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