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枭雄第六(3)
泰戈尔访华，梁启超作欢迎演讲，其热情之洋溢让人发毛：“我们用一千多年前洛阳人欢迎摄摩腾的情绪来欢迎泰谷尔哥，用长安人士欢迎鸠摩罗什的情绪来欢迎泰谷尔哥，用庐山人士欢迎真谛的情绪来欢迎泰谷尔哥”。徐志摩更是万分崇拜，不仅自愿担任翻泽，且以弟子自居；胡适也与泰戈尔交往甚多，且有诗歌相赠。而陈独秀、吴稚晖、林语堂等则攻击甚力，鲁迅在其杂文《骂杀与捧杀》中也是略带嘲讽：“他到中国来了，开坛讲演，人给他摆出一张琴，烧上一炉香，左有林长民，右有徐志摩，各各头戴印度帽。徐诗人开始绍介了：‘唵！叽哩咕噜，白云清风，银磐……当！’说得他好像活神仙一样，于是我们的地上的青年们失望，离开了。神仙和凡人，怎能不离开呢？但我今年看见他论苏联的文章，自己声明道：‘我是一个英国治下的印度人。’他自己知道得明明白白。大约他到中国来的时候，决不至于还胡涂，如果我们的诗人诸公不将他制成一个活神仙，青年们对于他是不至于如此隔膜的。”
孙中山在1924年的最后一天乘坐火车到达北京。他的病情已经恶化，尽管当时并未诊断为癌症。而《纽约时报》甚至在1924年5月15日就宣称：“中国的革命领袖——孙逸仙已去世。”未免太心急了一些。
颜惠庆曾历任国务总理、外交部长及驻外公使等职，手段圆滑老到，辩才也甚好，颇有外交家的风度。有一次，颜与记者会谈，一个小时里颜说话占了45分钟，口若悬河，滔滔不绝。记者非常高兴，以为必定有料。待伏案起稿时，却想不出颜究竟所说了些什么。颜虽无话不说，七拉八扯，其实言之无物。这也正是他的看家本领。
1925年3月12日，孙中山逝世。上海《申报》评论说：“中国数十年来为主义而奋斗者，中山先生一人而已。中国政界中之人格，不屈不变，始终如一者，中山先生一人而已。”接近75万人前往当时的公祭地点北京中央公园追悼。但梁启超却对北京《晨报》说，孙中山“为目的而不择手段”，因而“无从判断他的真正价值”。
邵力子悼念孙中山的挽联：“举世崇拜，举世仇恨，看清崇拜或仇恨是些什么人，愈见先生伟大；毕生革命，毕生治学，倘把革命与治学分成两件事，便非吾党精神。”
孙中山病逝北平后，吴稚晖受孙之托，在北平南小街创办海外补习学校，教育国民党高干子弟。学生20余人，其中就有蒋经国，还有孙中山的两个孙子。吴规定写作文必须用毛笔，孙中山的两个孙子不肯写，说用毛笔写文章是秘书干的事。日后，吴在会上大发感慨：“我吴稚晖活到七八十岁，还没有用过什么秘书。好大的口气呀！官宦缙绅之家的子弟，如不严加管教，是非常危险的！”
1925年，蒋经国在北平曾跟随吴稚晖读书，吴稚晖还曾顶着压力把蒋经国送去苏联。1944年日寇进攻贵州，重庆震动。蒋惦记吴，跑去劝吴搬到成都。吴本来就对国民党军队的溃败不满，现在他看到连蒋都对国民党军队失去了信心，火气更大：“笑话！你把我看成什么了？我是不走的，我是不逃的！”
梁启超子女九个，竟有三个成为院士。其中,梁思成（建筑专家）、梁思永（考古学家）兄弟俩同时于1948年3月当选为第一届院士(人文组)，梁思忠是火箭专家。梁启超的继室王桂荃与外孙闲话家常时，曾经妙语评价三个儿子：“你们二舅思成学建筑，要造房子；四舅思忠学军事，免不了要毁房子；房子毁了，埋进地下，三舅思永又要去挖地底的房子。他们一造，一毁，一挖，三个人都出在一家，你们看多有意思。”
梁漱溟对梁启超非常尊重，认为任公是对自己一生影响较大的几个人之一，对其评价极高：“当任公先生全盛时代，广大社会俱感受他的启发，接受他的领导。其势力之普遍，为其前后同时任何人物——如康有为、严几道、章太炎、章行严、陈独秀、胡适之等等——所不及。我们简直没有看见过一个人可以发生像他那样广泛而有力的影响。”
桂植是个老名士，风流倜傥，曾做过中国驻菲律宾领事。他卸任后回到广东，曾应岭南大学之邀前去演讲。刚上讲台，学生看他长袍马褂，以为古董，不合新学口味，都不加注意。桂植聪明人也，一开口便是惊人之语：“我是一只老夜壶了，可是这只老夜壶也曾经用花露水洒过的。”意思是，我虽旧学出身，却也受过新文化洗礼。学生大笑，遂用心听讲。新学之盛，如是。
胡适曾对他的朋友路易丝•甘尼特说：“今天对于有才能的人来说，生在中国是不幸的，他们得到的太多太容易；他们让人推着很快地承担超过他们能力的责任——他们注定是要完蛋的。”说这话当在20世纪20年代中期。
高君宇赠给石评梅的一张照片上题有：“我是宝剑，我是火花，我愿生如闪电之耀亮，我愿死如慧星之迅忽。”1925年3月5日，高在协和医院病逝，安葬在陶然亭，墓碑上便刻有这句诗。1928年石病逝后，与高合葬。1952年陶然亭修建公园，周恩来指示留住高、石的墓地，并说：“革命与恋爱没有矛盾，留着它对青年也有教育意义。”
1925年，冯友兰因为向往广州，加之朋友邀请，想去广东大学任教。在离开开封以前，冯碰见于右任。冯问于：“广州的情况怎么样？是不是可以去？”于回答说：“革命的人可以去，不革命的人不可以去。”冯当时是想当一个革命的人，于是决定前往。
鲍罗廷是孙中山实行“联俄容共”政策时由苏联派到广东的顾问。一时间广东人崇俄风气过甚，将俄国顾问奉若神明。1925年李宗仁前往广州，敦促国民党北伐，对广东崇俄的风气大为不满。李在鲍宴请他的欢迎会上讽劝说：“我们革命同志不可忘记我们的革命天职。我们尤其不要把俄顾问当成主人，我们自己当成客人。我们要以主人的态度来敬客，不要学洋行大班的习气来奉承上司。”
陶成章、章太炎等组织的光复会素与孙文不合，陶更是在财务问题上抓到了孙的把柄，两人结下梁子。1912年，上海都督陈其美派年仅24岁的浙江青年蒋志清（介石）安排谋杀。1912年1月14日深夜，蒋携同光复会黑道人物王竹卿潜入上海广慈医院，射杀陶于病房。吴稚晖后来写“蒋总统年表”时，说陶要谋刺陈，破坏革命，“公（蒋）怒杀之”，嗣后，蒋辞掉沪军第五团团长，东渡日本学德文。陶一死，孙文便电函陈其美，表示“不胜骇异”，责令陈“严速究缉，务令凶徒就获，明正其罪，以慰陶君之灵，泄天下之愤。切切”。
1925年9月，蒋介石奉广州国民政府之命讨伐陈炯明，结果被围。蒋惊恐万状，危急时刻，准备吞枪自尽，陈赓见状夺下蒋的短枪，大声道：“校长气短！”蒋哭诉：“我何以回广州，只能杀身成仁以报中央！”陈斥道：“为丢一个师而自杀，这划算吗？我们有黄埔军，训练好了军队再来打！”说完，背起蒋，穿过人丛，找到一只船后将蒋救回广州。
泰戈尔访华，梁启超作欢迎演讲，其热情之洋溢让人发毛：“我们用一千多年前洛阳人欢迎摄摩腾的情绪来欢迎泰谷尔哥，用长安人士欢迎鸠摩罗什的情绪来欢迎泰谷尔哥，用庐山人士欢迎真谛的情绪来欢迎泰谷尔哥”。徐志摩更是万分崇拜，不仅自愿担任翻泽，且以弟子自居；胡适也与泰戈尔交往甚多，且有诗歌相赠。而陈独秀、吴稚晖、林语堂等则攻击甚力，鲁迅在其杂文《骂杀与捧杀》中也是略带嘲讽：“他到中国来了，开坛讲演，人给他摆出一张琴，烧上一炉香，左有林长民，右有徐志摩，各各头戴印度帽。徐诗人开始绍介了：‘唵！叽哩咕噜，白云清风，银磐……当！’说得他好像活神仙一样，于是我们的地上的青年们失望，离开了。神仙和凡人，怎能不离开呢？但我今年看见他论苏联的文章，自己声明道：‘我是一个英国治下的印度人。’他自己知道得明明白白。大约他到中国来的时候，决不至于还胡涂，如果我们的诗人诸公不将他制成一个活神仙，青年们对于他是不至于如此隔膜的。”
孙中山在1924年的最后一天乘坐火车到达北京。他的病情已经恶化，尽管当时并未诊断为癌症。而《纽约时报》甚至在1924年5月15日就宣称：“中国的革命领袖——孙逸仙已去世。”未免太心急了一些。
颜惠庆曾历任国务总理、外交部长及驻外公使等职，手段圆滑老到，辩才也甚好，颇有外交家的风度。有一次，颜与记者会谈，一个小时里颜说话占了45分钟，口若悬河，滔滔不绝。记者非常高兴，以为必定有料。待伏案起稿时，却想不出颜究竟所说了些什么。颜虽无话不说，七拉八扯，其实言之无物。这也正是他的看家本领。
1925年3月12日，孙中山逝世。上海《申报》评论说：“中国数十年来为主义而奋斗者，中山先生一人而已。中国政界中之人格，不屈不变，始终如一者，中山先生一人而已。”接近75万人前往当时的公祭地点北京中央公园追悼。但梁启超却对北京《晨报》说，孙中山“为目的而不择手段”，因而“无从判断他的真正价值”。
邵力子悼念孙中山的挽联：“举世崇拜，举世仇恨，看清崇拜或仇恨是些什么人，愈见先生伟大；毕生革命，毕生治学，倘把革命与治学分成两件事，便非吾党精神。”
孙中山病逝北平后，吴稚晖受孙之托，在北平南小街创办海外补习学校，教育国民党高干子弟。学生20余人，其中就有蒋经国，还有孙中山的两个孙子。吴规定写作文必须用毛笔，孙中山的两个孙子不肯写，说用毛笔写文章是秘书干的事。日后，吴在会上大发感慨：“我吴稚晖活到七八十岁，还没有用过什么秘书。好大的口气呀！官宦缙绅之家的子弟，如不严加管教，是非常危险的！”
1925年，蒋经国在北平曾跟随吴稚晖读书，吴稚晖还曾顶着压力把蒋经国送去苏联。1944年日寇进攻贵州，重庆震动。蒋惦记吴，跑去劝吴搬到成都。吴本来就对国民党军队的溃败不满，现在他看到连蒋都对国民党军队失去了信心，火气更大：“笑话！你把我看成什么了？我是不走的，我是不逃的！”
梁启超子女九个，竟有三个成为院士。其中,梁思成（建筑专家）、梁思永（考古学家）兄弟俩同时于1948年3月当选为第一届院士(人文组)，梁思忠是火箭专家。梁启超的继室王桂荃与外孙闲话家常时，曾经妙语评价三个儿子：“你们二舅思成学建筑，要造房子；四舅思忠学军事，免不了要毁房子；房子毁了，埋进地下，三舅思永又要去挖地底的房子。他们一造，一毁，一挖，三个人都出在一家，你们看多有意思。”
梁漱溟对梁启超非常尊重，认为任公是对自己一生影响较大的几个人之一，对其评价极高：“当任公先生全盛时代，广大社会俱感受他的启发，接受他的领导。其势力之普遍，为其前后同时任何人物——如康有为、严几道、章太炎、章行严、陈独秀、胡适之等等——所不及。我们简直没有看见过一个人可以发生像他那样广泛而有力的影响。”
桂植是个老名士，风流倜傥，曾做过中国驻菲律宾领事。他卸任后回到广东，曾应岭南大学之邀前去演讲。刚上讲台，学生看他长袍马褂，以为古董，不合新学口味，都不加注意。桂植聪明人也，一开口便是惊人之语：“我是一只老夜壶了，可是这只老夜壶也曾经用花露水洒过的。”意思是，我虽旧学出身，却也受过新文化洗礼。学生大笑，遂用心听讲。新学之盛，如是。
胡适曾对他的朋友路易丝•甘尼特说：“今天对于有才能的人来说，生在中国是不幸的，他们得到的太多太容易；他们让人推着很快地承担超过他们能力的责任——他们注定是要完蛋的。”说这话当在20世纪20年代中期。
高君宇赠给石评梅的一张照片上题有：“我是宝剑，我是火花，我愿生如闪电之耀亮，我愿死如慧星之迅忽。”1925年3月5日，高在协和医院病逝，安葬在陶然亭，墓碑上便刻有这句诗。1928年石病逝后，与高合葬。1952年陶然亭修建公园，周恩来指示留住高、石的墓地，并说：“革命与恋爱没有矛盾，留着它对青年也有教育意义。”
1925年，冯友兰因为向往广州，加之朋友邀请，想去广东大学任教。在离开开封以前，冯碰见于右任。冯问于：“广州的情况怎么样？是不是可以去？”于回答说：“革命的人可以去，不革命的人不可以去。”冯当时是想当一个革命的人，于是决定前往。
鲍罗廷是孙中山实行“联俄容共”政策时由苏联派到广东的顾问。一时间广东人崇俄风气过甚，将俄国顾问奉若神明。1925年李宗仁前往广州，敦促国民党北伐，对广东崇俄的风气大为不满。李在鲍宴请他的欢迎会上讽劝说：“我们革命同志不可忘记我们的革命天职。我们尤其不要把俄顾问当成主人，我们自己当成客人。我们要以主人的态度来敬客，不要学洋行大班的习气来奉承上司。”
陶成章、章太炎等组织的光复会素与孙文不合，陶更是在财务问题上抓到了孙的把柄，两人结下梁子。1912年，上海都督陈其美派年仅24岁的浙江青年蒋志清（介石）安排谋杀。1912年1月14日深夜，蒋携同光复会黑道人物王竹卿潜入上海广慈医院，射杀陶于病房。吴稚晖后来写“蒋总统年表”时，说陶要谋刺陈，破坏革命，“公（蒋）怒杀之”，嗣后，蒋辞掉沪军第五团团长，东渡日本学德文。陶一死，孙文便电函陈其美，表示“不胜骇异”，责令陈“严速究缉，务令凶徒就获，明正其罪，以慰陶君之灵，泄天下之愤。切切”。
1925年9月，蒋介石奉广州国民政府之命讨伐陈炯明，结果被围。蒋惊恐万状，危急时刻，准备吞枪自尽，陈赓见状夺下蒋的短枪，大声道：“校长气短！”蒋哭诉：“我何以回广州，只能杀身成仁以报中央！”陈斥道：“为丢一个师而自杀，这划算吗？我们有黄埔军，训练好了军队再来打！”说完，背起蒋，穿过人丛，找到一只船后将蒋救回广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