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枭雄第六(4)
1925年，王实味和胡风一同考上北京大学，两人成为同班同学，后来却命运各殊。
郑超麟在其回忆录中写道，一个要砸碎旧世界的革命者，是不可能在恋爱婚姻上刻板守旧的；时刻面临的失踪和牺牲，也使婚姻家庭难以稳定。私生活不妨碍政治生涯，无法无天的革命者也应当在个人生活中有所体现，但当革命成为一种有组织的行为时，与性满足俱生的个人主义则成为革命的天敌。
托洛茨基曾做过一个判断：“陈独秀不是理论家。”
郑超麟评价中共“四大”时的几位核心领导人：陈独秀是辛亥革命战士，“五四”运动主帅，中国共产党创立者，历届总书记。他有革命历史，有群众，有工作经验，是不待说的。张国焘是“五四”运动北大学生领袖，从学生群众走向工人群众的先锋，多次罢工的领导者，是从群众运动中产生的领袖。蔡和森是旅法勤工俭学生最早的马克思主义者，领导了勤工俭学运动，也是从群众运动中产生的领袖。瞿秋白是“五四”文化运动参加者，北京名记者，聪明，博学，在学生群众中有地位。彭述之从未参加过群众运动，他在领导机关代表什么力量呢?原来他是国际派来的同志，代表当时的国际路线。
关于陈独秀：章士钊说他回头之草不啮；汪孟邹说他无法无天；胡适说他是终身的反对派；郑超麟说他不愿被人牵着鼻子走；鲁迅说他大门上写着“内皆武器，来者小心！”……他自己说：不怕打，不怕杀，只怕人对我哭，尤其妇人哭；我愿意说极正确的话，也愿意说极错误的话，绝不愿说不对又不错的话；我只注重我自己的独立思想，不迁就任何人的意见……不受任何人的命令指使，自作主张，自负责任。
陈独秀被捕后，各界纷纷营救。身在上海的孙中山在会见北京政府的许世英时说：你们也不敢杀死他。他们这些人死了一个，就会增加五十、一百。你们尽着做吧！许世英连忙说：不该，不该！我就打电报回去。
1920年秋，李大钊同张申府共谋发展新同志，两人首先想到的是“五四”闯将刘清扬。没想到自幼习武并以秋瑾为偶像的刘清扬竟然不干，“于是第三个党员就发展了张国焘”。
张申府认为自己1925年退党并非意气用事，“我想我是一个宁折不弯的人”。张说，“周恩来就不同，他是弯而不折。”“我父亲是读书人，周恩来的父亲是个生意人。气质不同：一个是倔强的、道德的，另一个是温和的、仁恕的。”
有一次郑超麟同彭述之谈起蒋介石反动问题，彭忙于北伐，不以为意，说：“等到打下北京之后再同他算账!”
“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发生半个月后，中共“五大”在武汉举行。有一次闲聊中，罗亦农对周围人说：“你们知道么？莫斯科有个决议，要撤换陈独秀，找一个与国民党接近的人做领袖。”且言之凿凿，消息源自莫斯科。
毛泽东回顾他的北大经历时，曾说：“我的职位低微，大家都不理我。我的工作中有一项是登记来图书馆读报的人的姓名，可是对他们大多数人来说，我这个人是不存在的。”
1926年4月，上海市市长危道丰著文反对刘海粟雇用人体模特，说：“先生愿以金钱势力，役使迫于生计之妇女白昼献形，寸丝不挂，任君摹写，是欲令世界上女子入于无羞耻之地位之人也，而禽兽之不若矣！”4月17日，《申报》发表了刘海粟的《刘海粟函请孙传芳陈陶遗两长申斥危道丰》，予以反驳。
1926年7月，国民革命军政治部主任邓演达、瞿秋白向全军政工人员作报告。主持人介绍：“请著名理论家和宣传家、曾三次见到列宁的瞿秋白先生作《关于如何做好北伐战争宣传报道工作》的报告，请大家欢迎”。瞿秋白目光炯炯地注视着听众：“宣传关键是一个‘要’字，鲁智深三拳打死镇关西，拳拳打在要害上”。讲毕，走下讲台。全场千名听众愕然。瞿整个报告二十六字，比主持人介绍词还少。
中共“五大”召开时，汪精卫突然要来演讲，秘书长蔡和森忙碌起来，赶紧撤去墙上的旧标语，换上“国共合作，革命必胜”一类意思的话。主席台上马克思和列宁的像挂到旁边去，孙文的像挂在正中。汪精卫上台时，掌声雷动，比陈独秀享受的分贝还高。
“八七”会议后，瞿秋白在党内占据了以前陈独秀的地位。郑超麟回忆瞿在上海的住处：“这是旧英租界新造的西式公寓房子，一套四大间，两大间做客厅和饭厅，两大间是寝室，每间寝室都有浴室和衣箱室。厨房有瓦斯，冬天还可烧水。这是二层楼。三层楼也有这样一套房间，那是湖南一个大地主住的。三层楼上去是平顶天台，铺子小石子，中间又有二间房子，三面都有玻璃窗，瓷砖铺地，做夏夜住宿用的。一间属于二层楼所有，一间属于三层楼所有。”
1926年，徐志摩在《晨副》上撰文道：“我很少夸奖人的。但西滢就他学法郎士的文章说，我敢说，已经当得起一句天津话：‘有根’了”，“像西滢这样，在我看来，才当得起‘学者’的名词”。
差不多同时，陈西滢也在《现代》第63期中写道：“中国的新文学运动，方在萌芽，可是稍有贡献的人，如胡适之、徐志摩、郭沫若、郁达夫、丁西林、周氏兄弟等等都是曾经研究过他国文学的人。尤其是志摩，他非但在思想方面，就是在体制方面，他的诗及散文，都已经有一种中国文学里从来不曾有过的风格。”对此，鲁迅在《无花的蔷薇》里评论道：“虽然抄得麻烦，但中国现今‘有根’的‘学者’和‘尤其’的思想家及文人，总算已经互相选出了。”
1927年，陈西滢发表《新文学运动以来的十部著作》一文，他推荐的十部著作包括：胡适《胡适文存》、吴稚晖《一个新信仰的宇宙观与人生观》、顾颉刚《古史辨》、郁达夫《沉沦》、鲁迅《呐喊》、郭沫若《女神》、徐志摩《志摩的诗》、西林《一只马蜂》、杨振声《玉君》、冰心的《超人》。在文后说明中，陈西滢说：“我不能因为我不尊敬鲁迅先生的人格，就不说他的小说好，我也不能因为佩服他的小说，就称赞他其余的文章。我觉得他的杂感，除了《热风》中二三篇外，实在没有一读的价值。”同时认为《孔乙己》《风波》《故乡》等虽好，但“还是一种外表的观察，皮毛的描写”。
1926年，“三一八”惨案发生。清华教授朱自清也在游行队伍之列，当他看见众人纷纷逃避时，一个卫队已装完子弹！躲避之间，朱被人挤倒，此时已听到噼噼啪啪的枪声。朱在《执政府大屠杀记》一文中写道：“我生平是第一次听枪声，起初还以为是空枪呢。但一两分钟后，有鲜红的热血从上面滴到我的手背上，马褂上了，我立刻明白屠杀已在进行！”
1925年，王实味和胡风一同考上北京大学，两人成为同班同学，后来却命运各殊。
郑超麟在其回忆录中写道，一个要砸碎旧世界的革命者，是不可能在恋爱婚姻上刻板守旧的；时刻面临的失踪和牺牲，也使婚姻家庭难以稳定。私生活不妨碍政治生涯，无法无天的革命者也应当在个人生活中有所体现，但当革命成为一种有组织的行为时，与性满足俱生的个人主义则成为革命的天敌。
托洛茨基曾做过一个判断：“陈独秀不是理论家。”
郑超麟评价中共“四大”时的几位核心领导人：陈独秀是辛亥革命战士，“五四”运动主帅，中国共产党创立者，历届总书记。他有革命历史，有群众，有工作经验，是不待说的。张国焘是“五四”运动北大学生领袖，从学生群众走向工人群众的先锋，多次罢工的领导者，是从群众运动中产生的领袖。蔡和森是旅法勤工俭学生最早的马克思主义者，领导了勤工俭学运动，也是从群众运动中产生的领袖。瞿秋白是“五四”文化运动参加者，北京名记者，聪明，博学，在学生群众中有地位。彭述之从未参加过群众运动，他在领导机关代表什么力量呢?原来他是国际派来的同志，代表当时的国际路线。
关于陈独秀：章士钊说他回头之草不啮；汪孟邹说他无法无天；胡适说他是终身的反对派；郑超麟说他不愿被人牵着鼻子走；鲁迅说他大门上写着“内皆武器，来者小心！”……他自己说：不怕打，不怕杀，只怕人对我哭，尤其妇人哭；我愿意说极正确的话，也愿意说极错误的话，绝不愿说不对又不错的话；我只注重我自己的独立思想，不迁就任何人的意见……不受任何人的命令指使，自作主张，自负责任。
陈独秀被捕后，各界纷纷营救。身在上海的孙中山在会见北京政府的许世英时说：你们也不敢杀死他。他们这些人死了一个，就会增加五十、一百。你们尽着做吧！许世英连忙说：不该，不该！我就打电报回去。
1920年秋，李大钊同张申府共谋发展新同志，两人首先想到的是“五四”闯将刘清扬。没想到自幼习武并以秋瑾为偶像的刘清扬竟然不干，“于是第三个党员就发展了张国焘”。
张申府认为自己1925年退党并非意气用事，“我想我是一个宁折不弯的人”。张说，“周恩来就不同，他是弯而不折。”“我父亲是读书人，周恩来的父亲是个生意人。气质不同：一个是倔强的、道德的，另一个是温和的、仁恕的。”
有一次郑超麟同彭述之谈起蒋介石反动问题，彭忙于北伐，不以为意，说：“等到打下北京之后再同他算账!”
“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发生半个月后，中共“五大”在武汉举行。有一次闲聊中，罗亦农对周围人说：“你们知道么？莫斯科有个决议，要撤换陈独秀，找一个与国民党接近的人做领袖。”且言之凿凿，消息源自莫斯科。
毛泽东回顾他的北大经历时，曾说：“我的职位低微，大家都不理我。我的工作中有一项是登记来图书馆读报的人的姓名，可是对他们大多数人来说，我这个人是不存在的。”
1926年4月，上海市市长危道丰著文反对刘海粟雇用人体模特，说：“先生愿以金钱势力，役使迫于生计之妇女白昼献形，寸丝不挂，任君摹写，是欲令世界上女子入于无羞耻之地位之人也，而禽兽之不若矣！”4月17日，《申报》发表了刘海粟的《刘海粟函请孙传芳陈陶遗两长申斥危道丰》，予以反驳。
1926年7月，国民革命军政治部主任邓演达、瞿秋白向全军政工人员作报告。主持人介绍：“请著名理论家和宣传家、曾三次见到列宁的瞿秋白先生作《关于如何做好北伐战争宣传报道工作》的报告，请大家欢迎”。瞿秋白目光炯炯地注视着听众：“宣传关键是一个‘要’字，鲁智深三拳打死镇关西，拳拳打在要害上”。讲毕，走下讲台。全场千名听众愕然。瞿整个报告二十六字，比主持人介绍词还少。
中共“五大”召开时，汪精卫突然要来演讲，秘书长蔡和森忙碌起来，赶紧撤去墙上的旧标语，换上“国共合作，革命必胜”一类意思的话。主席台上马克思和列宁的像挂到旁边去，孙文的像挂在正中。汪精卫上台时，掌声雷动，比陈独秀享受的分贝还高。
“八七”会议后，瞿秋白在党内占据了以前陈独秀的地位。郑超麟回忆瞿在上海的住处：“这是旧英租界新造的西式公寓房子，一套四大间，两大间做客厅和饭厅，两大间是寝室，每间寝室都有浴室和衣箱室。厨房有瓦斯，冬天还可烧水。这是二层楼。三层楼也有这样一套房间，那是湖南一个大地主住的。三层楼上去是平顶天台，铺子小石子，中间又有二间房子，三面都有玻璃窗，瓷砖铺地，做夏夜住宿用的。一间属于二层楼所有，一间属于三层楼所有。”
1926年，徐志摩在《晨副》上撰文道：“我很少夸奖人的。但西滢就他学法郎士的文章说，我敢说，已经当得起一句天津话：‘有根’了”，“像西滢这样，在我看来，才当得起‘学者’的名词”。
差不多同时，陈西滢也在《现代》第63期中写道：“中国的新文学运动，方在萌芽，可是稍有贡献的人，如胡适之、徐志摩、郭沫若、郁达夫、丁西林、周氏兄弟等等都是曾经研究过他国文学的人。尤其是志摩，他非但在思想方面，就是在体制方面，他的诗及散文，都已经有一种中国文学里从来不曾有过的风格。”对此，鲁迅在《无花的蔷薇》里评论道：“虽然抄得麻烦，但中国现今‘有根’的‘学者’和‘尤其’的思想家及文人，总算已经互相选出了。”
1927年，陈西滢发表《新文学运动以来的十部著作》一文，他推荐的十部著作包括：胡适《胡适文存》、吴稚晖《一个新信仰的宇宙观与人生观》、顾颉刚《古史辨》、郁达夫《沉沦》、鲁迅《呐喊》、郭沫若《女神》、徐志摩《志摩的诗》、西林《一只马蜂》、杨振声《玉君》、冰心的《超人》。在文后说明中，陈西滢说：“我不能因为我不尊敬鲁迅先生的人格，就不说他的小说好，我也不能因为佩服他的小说，就称赞他其余的文章。我觉得他的杂感，除了《热风》中二三篇外，实在没有一读的价值。”同时认为《孔乙己》《风波》《故乡》等虽好，但“还是一种外表的观察，皮毛的描写”。
1926年，“三一八”惨案发生。清华教授朱自清也在游行队伍之列，当他看见众人纷纷逃避时，一个卫队已装完子弹！躲避之间，朱被人挤倒，此时已听到噼噼啪啪的枪声。朱在《执政府大屠杀记》一文中写道：“我生平是第一次听枪声，起初还以为是空枪呢。但一两分钟后，有鲜红的热血从上面滴到我的手背上，马褂上了，我立刻明白屠杀已在进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