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枭雄第六(9)


  王国维号“观堂”,罗振玉号“雪堂”,董作宾号“彦堂”,三人均为精研甲骨文的名家。后来郭沫若在日本潜心钻研甲骨文,自号“鼎堂”,其意就是表明自己要赶追王、罗、董“三堂”。

  曾约农在长沙树德中学兼课时,养有一只狼狗,高大威猛,他天天带着狼狗安步当车前去教课。讲课时,此犬就蹲伏在讲台旁边,对着学生,一动不动,宛若文殊、普贤菩萨法座前蹲伏的狮虎,据说课堂纪律颇好。

  陆征祥四度出任外交总长,正是他代表中国出席巴黎和会,也使其外交理想彻底破灭。退出外交圈后,陆皈依基督教,入布鲁塞尔圣安德鲁斯修道院当修士。一次,国民政府驻日内瓦国联代表颜惠庆专程去拜访这位老上司。一见之下,大吃一惊,此时的陆一脸营养不良的样子,简直和街上穷困潦倒的老人没有区别。颜马上拿出钱送给陆,陆婉言相拒,称自己立誓安贫从教,如收钱也将交院长。1949年1月,陆已病重。修道院的院长南文主教对他说:“中国占去了你一半的心。”他无力说话,却伸出三根手指。南文明白了,说:“中国占去了你四分之三的心。”他疲倦地笑了。

  1929年春天,唐生智任军事参议院院长时,谭延闿偶然向唐生智流露了自己的为官心态:古人所称“允执厥中”的“中”字是第一要诀,此外还有个“混”字是第二要诀。谭死后,胡汉民送去的挽联是:“景星明月归天上,和气春风在眼中。”

  1929年,清华学校改为国立清华大学,由罗家伦出任校长。罗颇有一些抱负,开始招收女生,淘汰了一批教授,大量聘请有真才实学的教员。当时蒋廷黻正任教于南开大学,颇有名望,罗有意请他,遂亲赴天津。而蒋在天津住惯了,不愿走。罗左右搬不动他,只好耍无赖:“先生若不去清华,我就不走了,一直坐在你家。”说完就坐在蒋家熬了一夜。蒋被搞得无可奈何,只好答应去清华。 

  1931年,梅贻琦就任清华大学校长时,仿孟子所说的“所谓故国者,非谓有乔木之谓也,有世臣之谓也”,留下一句名言:“所谓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

  20世纪20年代上海泥城桥开了一间叫“四而楼”的酒馆,很多人都不明白“四而”的意思,就去请教当时任上海公学校长的胡适。胡也是百思不得其解,挨不住脸面,只好亲自前往四而楼小酌,寻机向主人探问究竟。主人说,楼名取自《三字经》的“一而十,十而百,百而千,千而万”,只不过图个一本万利的彩头。胡几欲晕倒。

  1933年4月15日,被胡适奉为“西洋治中国学泰斗,成绩最大,影响最广”的法国汉学家伯希和离开北京时,对前来送行的陈垣、胡适等人说:“中国近代之世界学者,惟王国维及陈先生两人。不幸国维死矣,鲁殿灵光,长受士人之爱护者,独吾陈君也。在平四月,遍见故国遗老及当代胜流,而少所许可,乃心悦诚服,矢志不移,必以执事(指陈垣)为首屈一指。”这话让胡适极为不受用。

  沈尹默大师多寿,84岁才谢世。他做北大教授多年,晚年在上海鬻书自给,近视近2000度,对面不能见人,却能写蛛丝精楷。

  金岳霖十几岁的时候,就觉得中国俗语“金钱如粪土,朋友值千金”逻辑上有问题。他说,如果把这两句话作为前提,得出的逻辑结论就应该是“朋友如粪土”。

  20世纪30年代初,南开大学教授张弓在报刊发文,指北大教授郭绍虞所著《修辞学》一书,系抄袭他的旧作。郭闻之,乃在津报登大幅广告,列举两书之不同,说明绝非抄袭,最后称:“君名为张弓,亦不应无的放矢。”

  一次,梁思成作学术报告,拿自己的假牙现身说法:“我是个‘无齿之徒’。牙齿都没有了,后来在美国装上这副假牙,因为上了年纪,所不是纯白色的,略带点黄,因此看不出是假牙,这就叫做‘整旧如旧’。我们修理古建筑也要这样,不能焕然一新。”

  从1917年在哈佛大学读书时开始,竺可桢便养成了记日记的习惯,其中又主要记录气象研究的各种资料。由于战乱,只保存了1936年到1974年2月6日的日记,共计38年37天,其间竟无一天中断!这些日记页页蝇头小楷,一笔不苟,共计800多万字,令人叹为观止。直到他去世前一天,他还用颤抖的笔在日记本上记下了当天的气温、风力等数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