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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命第七(1)
南京沦陷前，陈独秀来到武汉，董必武前来拜访，并对他说：“鄙人受中共中央之托，专程而来，欢迎你回党工作。”要求他写个书面检讨。陈说：“回党工作是我所愿，惟书面检讨，碍难从命。”又说：“时至今日，谁有过，谁无过，在未定之数，有什么好写呢！”
陈独秀投身革命后，放弃了还算殷实的家产。在北大，他月薪300块大洋。专职任党的领导后，就靠组织上每月三四十元的津贴和出版《独秀文存》的稿费维持生活，有时只有一件汗衫，一天喝两顿稀粥。签发中共中央文件，陈独秀常用“TSChen”。党内同志谈话常自称为“老先生”“老头子”，或在党内文件中干脆简称一个“老”字。
1936年7月，毛泽东在陕北保安对斯诺说：“他（陈独秀）对我的影响也许比其他任何人的影响都大。”谈到大革命失败时，毛认为陈独秀应该负最大的责任，说他是一名不自觉的叛徒。“陈独秀的确害怕工人，特别害怕武装起来的农民。……当时陈独秀是中国共产党的大独裁者，他甚至不同中央委员会商量就作出重大的决定。”
1929年夏，“左联”成立之后不久，鲁迅在致一位友人的信中说：“梯子之论，是极确的……假使后起诸公，真能由此爬得较高，则我之被踏，又何足惜……所以我几年来，帮未名社，帮狂飙社，帮朝花社，而无不或失败，但愿有英俊，出于中国之心，终于未死。所以此次又应青年之请，除自由同盟外，又加入左翼作家联盟。”
郁达夫虽然加入了“左联”，但不满“左联”的冒险做法，他说“我不是战士,只是作家”。此话传入“左联”内部，群情激愤，纷纷请郁达夫自动退出。1930年，郁达夫退出“左联”，他对杭州报章说：“他们对我很不满意，说我的作品是个人主义的。这话我是承认的，因为我是个小资产阶级出身的人……后来，他们要我去做实际工作，我对他们说，分传单之类的事，我是不能做的，于是他们就对我更不满意起来。于是，我就把郁达夫这个名字从“左联”名单上除下来了。”
“北大老，师大穷，燕京清华好通融，辅仁是座和尚庙，六根不净莫报名。”这是“七七”事变前流传于北京各高校的女生择婿标准。北大的学生年纪一般都比较大，而且书生气十足，老气横秋；师大由于是免费入学，所以生源家庭一般都比较贫困；辅仁大学学生比较严肃，没有恋爱气氛，像座和尚庙；只有清华和燕京比较让人满意，学生青春活泼，家里又有钱，毕业又大多留洋，是择婿的最佳选择。
北大洋教授和土产教授的收入区别很大。金克木回忆说，有一位40多岁教师讲的“公共英语”，此公讲得飞快，下课铃一响，一句话还没说完，抓起书就冲出门去，转眼不见。原来这位教师没有留过洋，只能做讲师，拿不到教授一堂课两块钱的兼课费，只好多兼课，忙得像京剧角儿赶场一样。
陈立夫对林育楠说：“陈胜、吴广胜利了吗？李自成、张献忠胜利了吗？洪秀全从苦难走向欢乐了吗？你们这帮人想得很美，喊得很动听，那不过是痴人呓语罢了！”
陈独秀对朱德外形看不上眼，朱德黑黑的，颧骨太高，其貌不扬；陈认为朱德曾是国民党员，还是西南秘密社团哥老会的成员，且结了四次婚，太复杂了，旧习气太浓了……
罗家伦去职后，阎锡山派乔万选去清华做校长，却被师生坚拒。1931年蒋介石将吴南轩提拔为清华校长。吴声称“奉党国命”，要“恪遵蒋主席整顿学校意旨”以治理清华。他一上任就独断专权，受到师生一致反对后，竟然携学校印信和重要文件，跑去东交民巷使馆区挂起“国立清华大学临时办公处”的牌子，妄想依托外国人维持校长地位，后被革职。
潘光旦在清华时说：“第一流的老师是教人的，第二流是教书的。单是有点学问就来做老师这一行，实在是没什么……”
鲁迅1932年2月16日的日记：“十六日晴。下午同三弟往汉文渊买翻汪本《阮嗣宗集》一部一本，一元六角；《绵州造象记》拓片六种六枚，《天监井阑题字》一枚，《湘中诗》一枚，共去二元八角。夜全寓十人皆至同宝泰饮酒，颇醉。复往青莲阁饮茗，邀一妓略来坐，与以一元。”
李大钊被捕后，受尽了酷刑。但他每次醒过来，总是这样一句话：“我李大钊是共产党，别的一概不知。”临刑前，李从容不迫地发表了最后一次演说：“不能因为你们今天绞死了我，就绞死了伟大的共产主义！我们已经培养了很多同志，如同红花的种子，撒遍各地！我们深信共产主义在世界、在中国，必然要得到光荣的胜利。”
绞死李大钊的那个巨大阴森的绞刑架，还是段祺瑞政府刚刚从德国引进的死刑工具。李受刑22年之后，解放军进北京，一支小分队迅速开始执行一项特殊的任务——寻找绞死李的那个绞刑架。现在，在中国革命博物馆，它被列为001号文物。
李大钊一生节俭，疏财助人，妻子又卧病在床，致死家人竟无钱为他买棺殓尸。北大同事梁漱溟、蒋梦麟等和友人章士钊、吴弱男夫妇等出手相援，集资置办了棺木，才将烈士遗体装殓入棺，因无钱下葬，遂由下斜街长椿寺移厝至妙光阁浙寺内停放。
1933年，李大钊逝世六年之后，北大同事感李大钊之事迹，相与发起厚葬，13位发起人有：蒋梦麟、胡适、沈尹默、周作人、傅斯年、刘半农、钱玄同、马裕藻、马衡、沈兼士、何基鸿、王烈、樊际昌等，每人捐20元。后梁漱溟等各捐50元，马叙伦等各捐20元，李四光等各10元。在上海的鲁迅捐了50元，汪精卫一人就捐了1000元，陈公博300元，戴季陶100元。这张捐款清单现保存在首都博物馆。
陈独秀所结交的朋友随他的政治主张而变换：“五四”时期，他的朋友是胡适、钱玄同、刘复、周氏兄弟等。后来分了手，陈走到社会主义这边来，他的朋友变成了周佛海、李达、施存统、戴天仇、沈玄庐、邵力子等。后来又与张国焘以及第三国际派来的外国人和中国人合作。郑超麟说：“在这一切发展阶段中，有一个人始终没有同陈独秀分离的——就是李大钊。中国共产党内只有他有资格同陈独秀争领袖地位。但他是如此谦虚，如此心悦诚服陈独秀，以致一切有争论的问题都是站在陈独秀方面。”
庐隐丧夫后一度过得极为苦闷、颓废，常常喝得大醉，追求她的男友颇众，她一个也不放在眼里。高兴的时候，还稍稍假以辞色，与其宴游，若开口求婚，庐必将他们大大排揎一顿，轰出门去。后她在师大附中教书，认识一个清华学生比她要年轻十几岁，颇负异才，庐主动架起丘比特箭，与其结婚。
南京沦陷前，陈独秀来到武汉，董必武前来拜访，并对他说：“鄙人受中共中央之托，专程而来，欢迎你回党工作。”要求他写个书面检讨。陈说：“回党工作是我所愿，惟书面检讨，碍难从命。”又说：“时至今日，谁有过，谁无过，在未定之数，有什么好写呢！”
陈独秀投身革命后，放弃了还算殷实的家产。在北大，他月薪300块大洋。专职任党的领导后，就靠组织上每月三四十元的津贴和出版《独秀文存》的稿费维持生活，有时只有一件汗衫，一天喝两顿稀粥。签发中共中央文件，陈独秀常用“TSChen”。党内同志谈话常自称为“老先生”“老头子”，或在党内文件中干脆简称一个“老”字。
1936年7月，毛泽东在陕北保安对斯诺说：“他（陈独秀）对我的影响也许比其他任何人的影响都大。”谈到大革命失败时，毛认为陈独秀应该负最大的责任，说他是一名不自觉的叛徒。“陈独秀的确害怕工人，特别害怕武装起来的农民。……当时陈独秀是中国共产党的大独裁者，他甚至不同中央委员会商量就作出重大的决定。”
1929年夏，“左联”成立之后不久，鲁迅在致一位友人的信中说：“梯子之论，是极确的……假使后起诸公，真能由此爬得较高，则我之被踏，又何足惜……所以我几年来，帮未名社，帮狂飙社，帮朝花社，而无不或失败，但愿有英俊，出于中国之心，终于未死。所以此次又应青年之请，除自由同盟外，又加入左翼作家联盟。”
郁达夫虽然加入了“左联”，但不满“左联”的冒险做法，他说“我不是战士,只是作家”。此话传入“左联”内部，群情激愤，纷纷请郁达夫自动退出。1930年，郁达夫退出“左联”，他对杭州报章说：“他们对我很不满意，说我的作品是个人主义的。这话我是承认的，因为我是个小资产阶级出身的人……后来，他们要我去做实际工作，我对他们说，分传单之类的事，我是不能做的，于是他们就对我更不满意起来。于是，我就把郁达夫这个名字从“左联”名单上除下来了。”
“北大老，师大穷，燕京清华好通融，辅仁是座和尚庙，六根不净莫报名。”这是“七七”事变前流传于北京各高校的女生择婿标准。北大的学生年纪一般都比较大，而且书生气十足，老气横秋；师大由于是免费入学，所以生源家庭一般都比较贫困；辅仁大学学生比较严肃，没有恋爱气氛，像座和尚庙；只有清华和燕京比较让人满意，学生青春活泼，家里又有钱，毕业又大多留洋，是择婿的最佳选择。
北大洋教授和土产教授的收入区别很大。金克木回忆说，有一位40多岁教师讲的“公共英语”，此公讲得飞快，下课铃一响，一句话还没说完，抓起书就冲出门去，转眼不见。原来这位教师没有留过洋，只能做讲师，拿不到教授一堂课两块钱的兼课费，只好多兼课，忙得像京剧角儿赶场一样。
陈立夫对林育楠说：“陈胜、吴广胜利了吗？李自成、张献忠胜利了吗？洪秀全从苦难走向欢乐了吗？你们这帮人想得很美，喊得很动听，那不过是痴人呓语罢了！”
陈独秀对朱德外形看不上眼，朱德黑黑的，颧骨太高，其貌不扬；陈认为朱德曾是国民党员，还是西南秘密社团哥老会的成员，且结了四次婚，太复杂了，旧习气太浓了……
罗家伦去职后，阎锡山派乔万选去清华做校长，却被师生坚拒。1931年蒋介石将吴南轩提拔为清华校长。吴声称“奉党国命”，要“恪遵蒋主席整顿学校意旨”以治理清华。他一上任就独断专权，受到师生一致反对后，竟然携学校印信和重要文件，跑去东交民巷使馆区挂起“国立清华大学临时办公处”的牌子，妄想依托外国人维持校长地位，后被革职。
潘光旦在清华时说：“第一流的老师是教人的，第二流是教书的。单是有点学问就来做老师这一行，实在是没什么……”
鲁迅1932年2月16日的日记：“十六日晴。下午同三弟往汉文渊买翻汪本《阮嗣宗集》一部一本，一元六角；《绵州造象记》拓片六种六枚，《天监井阑题字》一枚，《湘中诗》一枚，共去二元八角。夜全寓十人皆至同宝泰饮酒，颇醉。复往青莲阁饮茗，邀一妓略来坐，与以一元。”
李大钊被捕后，受尽了酷刑。但他每次醒过来，总是这样一句话：“我李大钊是共产党，别的一概不知。”临刑前，李从容不迫地发表了最后一次演说：“不能因为你们今天绞死了我，就绞死了伟大的共产主义！我们已经培养了很多同志，如同红花的种子，撒遍各地！我们深信共产主义在世界、在中国，必然要得到光荣的胜利。”
绞死李大钊的那个巨大阴森的绞刑架，还是段祺瑞政府刚刚从德国引进的死刑工具。李受刑22年之后，解放军进北京，一支小分队迅速开始执行一项特殊的任务——寻找绞死李的那个绞刑架。现在，在中国革命博物馆，它被列为001号文物。
李大钊一生节俭，疏财助人，妻子又卧病在床，致死家人竟无钱为他买棺殓尸。北大同事梁漱溟、蒋梦麟等和友人章士钊、吴弱男夫妇等出手相援，集资置办了棺木，才将烈士遗体装殓入棺，因无钱下葬，遂由下斜街长椿寺移厝至妙光阁浙寺内停放。
1933年，李大钊逝世六年之后，北大同事感李大钊之事迹，相与发起厚葬，13位发起人有：蒋梦麟、胡适、沈尹默、周作人、傅斯年、刘半农、钱玄同、马裕藻、马衡、沈兼士、何基鸿、王烈、樊际昌等，每人捐20元。后梁漱溟等各捐50元，马叙伦等各捐20元，李四光等各10元。在上海的鲁迅捐了50元，汪精卫一人就捐了1000元，陈公博300元，戴季陶100元。这张捐款清单现保存在首都博物馆。
陈独秀所结交的朋友随他的政治主张而变换：“五四”时期，他的朋友是胡适、钱玄同、刘复、周氏兄弟等。后来分了手，陈走到社会主义这边来，他的朋友变成了周佛海、李达、施存统、戴天仇、沈玄庐、邵力子等。后来又与张国焘以及第三国际派来的外国人和中国人合作。郑超麟说：“在这一切发展阶段中，有一个人始终没有同陈独秀分离的——就是李大钊。中国共产党内只有他有资格同陈独秀争领袖地位。但他是如此谦虚，如此心悦诚服陈独秀，以致一切有争论的问题都是站在陈独秀方面。”
庐隐丧夫后一度过得极为苦闷、颓废，常常喝得大醉，追求她的男友颇众，她一个也不放在眼里。高兴的时候，还稍稍假以辞色，与其宴游，若开口求婚，庐必将他们大大排揎一顿，轰出门去。后她在师大附中教书，认识一个清华学生比她要年轻十几岁，颇负异才，庐主动架起丘比特箭，与其结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