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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难第八(2)
1933年，王宠惠出席国际联盟大会。会上，日本代表问：“你是代表南京中央政府呢，还是东北满洲国政府？”王答：“我代表贵国所承认的那个中国政府。”
冯玉祥因看不惯国民党内部争斗而隐居泰山。日本情报部门头子土肥原贤二数次拜访，冯玉祥根本不予理睬。土肥原也是个固执之人，往往一坐就是数小时。一次，土肥原知道冯生活俭朴，常年以大饼为食，便故意带大饼前往充饥以示同道。冯先让他枯坐了两小时，自己却独自看起书来。又过了两小时，冯对土肥原说：“今日精神不佳，请改日再谈。”即令卫士送客。
史量才曾言，“国有国格，报有报格，人有人格”，他认为“报纸是民众喉舌，除了特别势力的压迫以外，总要为人民说些话，才站得住脚”。有一次蒋介石找史量才谈话，蒋说：“把我搞火了，我手下有一百万兵！”史冷冷地回答：“我手下也有一百万读者！”这是枪杆子和笔杆子的一次对话。1934年11月13日下午，沪杭道上，史量才遭暗杀，终年54岁。
蒋廷黻认为，中国近20年的内乱之罪，与其归之于武人，不如归之于文人。文人在一处不得志，往往群集他处，造出种种是非，尽他们挑拨离间之能事，久而久之，他们的主人翁就打起仗来。
1934年11月9日，吉鸿昌不幸被国民党反动派逮捕。11月24日，被杀害。殉难前，吉鸿昌从容走上刑场，以树枝作笔，以大地为纸，写下了浩然正气的就义诗：“恨不抗日死，留作今日羞。国破尚如此，我何惜此头？”然后在刑场上慷慨陈词：“我为抗日而死，不能跪下挨枪，我死了也不能倒下！给我拿个椅子来，我得坐着死。”
1935年,韩复榘视察临沂县，审问一个仇杀案子，唐姓一家民国14年（1925年）被王家杀死6口，民国19年（1930年）唐家复仇，又把王家杀死7口。韩稍知大略，便问唐家：“你家有多少人？”唐家说，有11口。韩略假思索说：“把姓唐全家全部拿下，一律枪毙!”县长一旁说：“主席，王家也杀人了。”韩说：“民国14年我还没来做主席，王家杀人我管不着。民国19年我才做山东主席，唐家敢于乱杀人，那是不成的。”吓得县长没敢做声。此事近于传奇，不知是真是假。
1935年，东北军一个团长高福源被红军所俘，受到优待，主动要求回去宣传红军抗日主张。高回去后向当时任西北“剿总”副司令的张学良说明了红军的诚意。经高穿针引线，1936年4月9日，周恩来与张学良在延安城内一座教堂内秘密会面。一夜长谈之后，双方同意停止内战，联合抗日。张学良当即以私有的2万银元支援红军，随后张又送法币20万。
张申府早年毕业于北大，初读哲学，后改数学，据说是周恩来、朱德的入党介绍人。20世纪30年代，张在清华教逻辑学，课堂上常宣扬反蒋言论，听课的学生很多，座无虚席，场场爆满。有学生赠他一幅漫画，画上是两个人同时举手枪朝张射击，题曰：第三党。张曾在1925年退出中国共产党，后参与邓演达等创建第三党的活动。张说：“说我是第三党，大概是因为我认识邓演达先生吧？可是我要说明，在认识邓先生以前，我早在莫斯科认识了蒋介石，又在柏林认识了朱德，那么，怎么来定我的党派呢？”最后他申明：“我是学哲学的，像苏格拉底一样，从来不怕死。”
张申府曾指出：“只靠斗，解决不了问题，除非是奋斗。”他奋斗了一生，但晚年遇到“文革”，依然没能够逃脱“被斗”的命运。
张国焘回忆：“贺龙那时也钦佩中共，认为中共的作法，比他过去做土匪的作风要高明些。他认为做土匪的时候，只有一些铲富济贫，和为穷人打抱不平的简单想法。中共有主义、有政纲，又会组织工农民众，显然有一套完整的办法。”
鲁迅《算账》：“我每遇到学者谈起清代的学术时，总不免同时想：‘扬州十日’，‘嘉定三屠’这些小事情，不提也好罢，但失去全国的土地，大家十足做了二百五十年奴隶，却换得这几页光荣的学术史，这买卖，究竟是赚了利，还是折了本呢？……”
叶永蓁曾问鲁迅：为何阿Q是地地道道的中国人，却要取个外国名字呢？鲁迅说：“阿Q光头，脑后留一条小辫子，这个Q字不正是他的滑稽形象吗？”
鲁迅称郭沫若式的革命文学家脚踏两只船，一只是“革命”，一只是“文学”。当环境较好的时候，就在革命的船上踏得重一点，待到革命被压迫，则在文学的船上踏得重一点，变成纯文学家了。
1936年春寒料峭，鲁迅为被杀害的青年诗人殷夫的诗集《孩儿塔》作序时，写下了这样一段刻骨铭心的文字：“一个人如果还有友情，那么，收存亡友的遗文真如捏着一团火，常要觉得寝食不安，给它企图流布的。”
川中军阀召开所谓“善后会议”，商讨内战后安靖之策。然拥兵者各为私谋，纷纷不决。书家赵尧生甚为不爽，戏书一联贴在门外，拂袖而去：“‘善’无如之何，‘会’放狗屁； ‘后’来更不了，‘议’个鸡巴。”
吴佩孚喜欢养鸟，尤其是下野之后，日日以逗鸟自娱。1935年，日本特务头目土肥贤二原登门拜见吴，请其出山。吴托辞不出。土肥原碰了个软钉子，仍不死心，一语双关地说：“笼中之鸟，困于斗室，若不投林，终此一生，岂不悔恨。”吴顺手抓起一只画眉，置于掌上，只见鸟儿呼唤跳跃，终不愿飞开。土肥原见状，深知吴决不肯出山，只得怏怏而退。
董必武说：“吴佩孚虽然也是个军阀，但他有两点却和其他军阀截然不同。第一，他生平崇拜我国历史上的伟大人物关（羽）、岳（飞），他失败时不出洋，不居租界……第二，吴氏做官数十年，他统治过几省地盘，带领过几十万军队，他没有私人积蓄，也没有田产，有清廉名。”
吴佩孚做五十大寿时，将领和政客们纷纷送厚礼，当时还算其下级的冯玉祥却只送去一坛清水，以示“君子之交淡如水”。
阎锡山面目复杂，他深谙权术，朝秦暮楚，一生中苦心经营自己的“地盘”，素有“土皇帝”之称。抗日初期，他一方面建立“抗日决死纵队”；一方面又秘密勾结侵华日军，谋求一己私利。他说：“中央军、共产党、日军，我们是在三个鸡蛋上跳舞，一个也不能踩破。”
冯玉祥最恨部下吸烟。一次到一幕僚房内，闻烟味甚浓，便以八股声调朗声诵曰：“您的屋子，又薰又臭，又臭又薰，既薰且臭，既臭且薰，薰而又臭，臭而又薰，薰薰臭臭，臭臭薰薰，亦薰亦臭，亦臭亦薰。”念毕一言不发而去。
1933年，王宠惠出席国际联盟大会。会上，日本代表问：“你是代表南京中央政府呢，还是东北满洲国政府？”王答：“我代表贵国所承认的那个中国政府。”
冯玉祥因看不惯国民党内部争斗而隐居泰山。日本情报部门头子土肥原贤二数次拜访，冯玉祥根本不予理睬。土肥原也是个固执之人，往往一坐就是数小时。一次，土肥原知道冯生活俭朴，常年以大饼为食，便故意带大饼前往充饥以示同道。冯先让他枯坐了两小时，自己却独自看起书来。又过了两小时，冯对土肥原说：“今日精神不佳，请改日再谈。”即令卫士送客。
史量才曾言，“国有国格，报有报格，人有人格”，他认为“报纸是民众喉舌，除了特别势力的压迫以外，总要为人民说些话，才站得住脚”。有一次蒋介石找史量才谈话，蒋说：“把我搞火了，我手下有一百万兵！”史冷冷地回答：“我手下也有一百万读者！”这是枪杆子和笔杆子的一次对话。1934年11月13日下午，沪杭道上，史量才遭暗杀，终年54岁。
蒋廷黻认为，中国近20年的内乱之罪，与其归之于武人，不如归之于文人。文人在一处不得志，往往群集他处，造出种种是非，尽他们挑拨离间之能事，久而久之，他们的主人翁就打起仗来。
1934年11月9日，吉鸿昌不幸被国民党反动派逮捕。11月24日，被杀害。殉难前，吉鸿昌从容走上刑场，以树枝作笔，以大地为纸，写下了浩然正气的就义诗：“恨不抗日死，留作今日羞。国破尚如此，我何惜此头？”然后在刑场上慷慨陈词：“我为抗日而死，不能跪下挨枪，我死了也不能倒下！给我拿个椅子来，我得坐着死。”
1935年,韩复榘视察临沂县，审问一个仇杀案子，唐姓一家民国14年（1925年）被王家杀死6口，民国19年（1930年）唐家复仇，又把王家杀死7口。韩稍知大略，便问唐家：“你家有多少人？”唐家说，有11口。韩略假思索说：“把姓唐全家全部拿下，一律枪毙!”县长一旁说：“主席，王家也杀人了。”韩说：“民国14年我还没来做主席，王家杀人我管不着。民国19年我才做山东主席，唐家敢于乱杀人，那是不成的。”吓得县长没敢做声。此事近于传奇，不知是真是假。
1935年，东北军一个团长高福源被红军所俘，受到优待，主动要求回去宣传红军抗日主张。高回去后向当时任西北“剿总”副司令的张学良说明了红军的诚意。经高穿针引线，1936年4月9日，周恩来与张学良在延安城内一座教堂内秘密会面。一夜长谈之后，双方同意停止内战，联合抗日。张学良当即以私有的2万银元支援红军，随后张又送法币20万。
张申府早年毕业于北大，初读哲学，后改数学，据说是周恩来、朱德的入党介绍人。20世纪30年代，张在清华教逻辑学，课堂上常宣扬反蒋言论，听课的学生很多，座无虚席，场场爆满。有学生赠他一幅漫画，画上是两个人同时举手枪朝张射击，题曰：第三党。张曾在1925年退出中国共产党，后参与邓演达等创建第三党的活动。张说：“说我是第三党，大概是因为我认识邓演达先生吧？可是我要说明，在认识邓先生以前，我早在莫斯科认识了蒋介石，又在柏林认识了朱德，那么，怎么来定我的党派呢？”最后他申明：“我是学哲学的，像苏格拉底一样，从来不怕死。”
张申府曾指出：“只靠斗，解决不了问题，除非是奋斗。”他奋斗了一生，但晚年遇到“文革”，依然没能够逃脱“被斗”的命运。
张国焘回忆：“贺龙那时也钦佩中共，认为中共的作法，比他过去做土匪的作风要高明些。他认为做土匪的时候，只有一些铲富济贫，和为穷人打抱不平的简单想法。中共有主义、有政纲，又会组织工农民众，显然有一套完整的办法。”
鲁迅《算账》：“我每遇到学者谈起清代的学术时，总不免同时想：‘扬州十日’，‘嘉定三屠’这些小事情，不提也好罢，但失去全国的土地，大家十足做了二百五十年奴隶，却换得这几页光荣的学术史，这买卖，究竟是赚了利，还是折了本呢？……”
叶永蓁曾问鲁迅：为何阿Q是地地道道的中国人，却要取个外国名字呢？鲁迅说：“阿Q光头，脑后留一条小辫子，这个Q字不正是他的滑稽形象吗？”
鲁迅称郭沫若式的革命文学家脚踏两只船，一只是“革命”，一只是“文学”。当环境较好的时候，就在革命的船上踏得重一点，待到革命被压迫，则在文学的船上踏得重一点，变成纯文学家了。
1936年春寒料峭，鲁迅为被杀害的青年诗人殷夫的诗集《孩儿塔》作序时，写下了这样一段刻骨铭心的文字：“一个人如果还有友情，那么，收存亡友的遗文真如捏着一团火，常要觉得寝食不安，给它企图流布的。”
川中军阀召开所谓“善后会议”，商讨内战后安靖之策。然拥兵者各为私谋，纷纷不决。书家赵尧生甚为不爽，戏书一联贴在门外，拂袖而去：“‘善’无如之何，‘会’放狗屁； ‘后’来更不了，‘议’个鸡巴。”
吴佩孚喜欢养鸟，尤其是下野之后，日日以逗鸟自娱。1935年，日本特务头目土肥贤二原登门拜见吴，请其出山。吴托辞不出。土肥原碰了个软钉子，仍不死心，一语双关地说：“笼中之鸟，困于斗室，若不投林，终此一生，岂不悔恨。”吴顺手抓起一只画眉，置于掌上，只见鸟儿呼唤跳跃，终不愿飞开。土肥原见状，深知吴决不肯出山，只得怏怏而退。
董必武说：“吴佩孚虽然也是个军阀，但他有两点却和其他军阀截然不同。第一，他生平崇拜我国历史上的伟大人物关（羽）、岳（飞），他失败时不出洋，不居租界……第二，吴氏做官数十年，他统治过几省地盘，带领过几十万军队，他没有私人积蓄，也没有田产，有清廉名。”
吴佩孚做五十大寿时，将领和政客们纷纷送厚礼，当时还算其下级的冯玉祥却只送去一坛清水，以示“君子之交淡如水”。
阎锡山面目复杂，他深谙权术，朝秦暮楚，一生中苦心经营自己的“地盘”，素有“土皇帝”之称。抗日初期，他一方面建立“抗日决死纵队”；一方面又秘密勾结侵华日军，谋求一己私利。他说：“中央军、共产党、日军，我们是在三个鸡蛋上跳舞，一个也不能踩破。”
冯玉祥最恨部下吸烟。一次到一幕僚房内，闻烟味甚浓，便以八股声调朗声诵曰：“您的屋子，又薰又臭，又臭又薰，既薰且臭，既臭且薰，薰而又臭，臭而又薰，薰薰臭臭，臭臭薰薰，亦薰亦臭，亦臭亦薰。”念毕一言不发而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