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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难第八(3)
冯玉祥反蒋失败后居住泰山读书反思数年，1935年下山到南京后，白天走进主席府，却手持点燃的灯笼，见旁边的人惊奇，便连连说：“太黑暗了！太黑暗了！”
1936年10月，鲁迅致台静农信中说：“我鉴于世故，本拟少管闲事，专事翻译，借以糊口，故本年作文殊不多，继婴大病，槁卧数月，而以前以畏祸隐去之小丑，竟乘风潮，相率出现，乘我危难，大肆攻击，于是倚枕，稍稍报以数鞭，此辈虽猥劣，然实于人心有害，兄殆未见上海文风，近数年来，竟不复尚有人气也。”又在致曹自信中说：“哗啦哗啦大写口号理论的作家，我却觉得他大抵是呆鸟。”此时距鲁去世不足半月，依然一个也不原谅。
1936年10月19日，鲁迅在上海逝世。当时远在日本的郭沫若曾写过三副挽联，其中一联是：“孔子之前，无数孔子，孔子之后，一无孔子 ；鲁迅之前，一无鲁迅，鲁迅之后，无数鲁迅。”
孙伏园挽鲁迅联：“踏《莽原》，刈《野草》，《热风》《奔流》，一生《呐喊》；痛《毁灭》，叹《而已》，《十月》《噩耗》，万众《彷徨》。”孙时任《晨报》副刊编辑，鲁的不少作品都是经孙所编辑发表的。此联甚恰。
胡兰成论鲁迅：“鲁迅的滑稽正是中国平人的壮阔活泼喜悦，比起幽默讽刺，他的是厚意，能调笑。他常把自己装成呆头呆脑，这可爱即在于他的跌宕自喜，很刁。而他却又是非常认真的人，极正大的。鲁迅的毛病是他教育青年之心太切，而他的思想其实很多不对。”
清末才子陈宝琛是末代皇帝溥仪的老师。1931年，溥仪瞒着陈宝琛潜往东北。出于对故主的眷恋，陈跟踪而至，但在郑孝胥的排挤下，陈已失势。被逐出东北时，陈泣不成言，只说“愿皇上保重”。1932年伪满成立，陈又前往东北探望溥仪，与友人对酌时作一对联曰：“日暮那堪途更远，中干岂察外犹强。”讽刺日本入侵者。
1935年，中国最后一个帝师陈宝琛走完了自己的一生，临终他给溥仪的遗折上写道：“衔悲以入地。”
1936年，罗家伦选定希特勒的《我之奋斗》为商务印书馆“星期标准书”之一，并作序云：“希特拉之崛起于德国，在近代史上为一大奇迹。”
1935年冬，施剑翘在天津居士林开枪打死了阴谋策划政变的孙传芳。施剑翘的父亲，山东省第一军军长施从滨于20世纪20年代被孙传芳杀害，枭首示众。剑翘怀着为父报仇的决心，经过多年准备，终于得手。打完三枪后，剑翘自己打电话报警，投案自首。入狱后，经冯玉祥、李烈钧等人多方努力，南京政府迫于社会和舆论对剑翘的同情与支持，对她做出了特赦决定。
孙传芳是北洋军阀时期的东南五省联军总司令。当时孙中山首倡，袁世凯发扬光大，都说要当人民公仆。孙传芳看了报纸几乎笑破肚皮。孙传芳说那些争当人民公仆的其实都是骗子，他要当就当人民的父母，不当人民的公仆。因为当仆人的没一个好东西，不是拐骗主人的小老婆就是偷主人的钱财，而天下当父母的没有一个不爱自己孩子的。
有人拿华北的“汉奸三大王”，比做科名里的状元、榜眼、探花：状元是王克敏，榜眼是王揖唐，探花是王荫泰。
张学良以敢作敢为著称，其做派连戴笠也为之胆怯。西安事变之后，张学良送蒋介石回南京。蒋介石一见戴，就问：“雨农，你们的特务工作是怎么做的？西安这样大的行动，事前竟丝毫没有察觉。”戴回答说：“对副司令我们不敢做特务工作。”
张学良胸怀坦荡，用人不疑。骑兵团刘桂五是东北军中的神枪手。张学良临潼拘蒋，就是用他打头阵。为了使刘熟悉地形并认识蒋介石，张头一天便带了刘去华清池见蒋。张托词说刘一心想抗日，自己说服不了，请委员长亲加教训。刘后来回忆说，副司令胆子可真大，把我介绍给蒋后，径自去邻室和蒋的左右闲聊，竟不怕我告密！
西安事变后，南京政府命李烈钧、朱培德、卢仲麟组成军事法庭审判张学良。李问张为什么要劫持长官，进行叛变。张愤然回答道：“我过去毅然决定东北易帜服从中央。九一八事变奉命不抵抗，至遭国人唾骂。我国难家仇集一身，所以要求蒋委员长领导抗日，难道抗日也有罪？这次事变的经过，蒋委员长知道得最清楚，请审判长自己去问好了。”
1937年，竺可桢去香港出席远东气象会议。港督安排晚宴时竟然把中国代表排在末尾。竺可桢认为这是故意损害中国国格，不能容忍，便与另外两名中国代表一起愤然离席以示抗议。
竺可桢研究物候学，曾引用李白诗《塞下曲》中的“五月天山雪，无花只有寒。笛中闻折柳，春色未曾看”。说明长江黄河流域海拔四千米处不但无夏也无春秋。
戴望舒代表作《雨巷》为叶圣陶赏识，始发表于《小说月报》。叶称赞其诗“替新诗底音节开了一个新纪元”，戴由此得“雨巷诗人”雅号。
辜鸿铭对外国银行无好感，他说：“银行家是晴天把伞借给你，雨天又凶巴巴地把伞收回去的那种人。”此语甚恰，曾被收进《英国谚语》。
唐人卢纶《塞下曲》云：“月黑雁飞高，单于夜遁逃。欲将轻骑逐，大雪满弓刀。”华罗庚写诗质疑道：“北方大雪时，群雁早南归。月黑天高处，怎得见雁飞？”但也有学者说：“北塞早雪尚有雁，雪光映天雁可见。”
苏步青任复旦大学校长时说：“如果允许复旦大学单独招生，我的意见是第一堂先考语文，考后就判卷子。不合格的，以下的功课就不要考了。语文你都不行，别的是学不通的。”
林语堂在杭州玉泉买了一个铜雀瓦，付款后对摊主说这是假的。摊主严词诘问：“你为什么要买假古董？”林回答：“我就是专门收藏假古董的。”
1937年5月5日，黄炎培不顾风险，到苏州江苏高等法院看守所，看望国民党逮捕的“七君子”（沈钧儒、章乃器、邹韬奋、沙千里、史良、李公朴、王造时），不仅与他们合影，还赋诗一首：“锁铜烟尘白日昏，端阳风雨叩圜门。长城万里梅千树，随意挥毫见国魂。”
对于议政，周作人说：“有话未必可说，说了未必有效，何况未必有话。”
鲁迅熟知其弟周作人的“日本情结”，在逝世前叫三弟周建人转告他：“遇到此等重大问题时，亦不可过于后退。”1932年回北京省亲时，鲁迅在给许广平的信中道：“周启明颇昏，不知外事。”但大哥担心的事情最后还是发生了。
周作人在《谈虎集•北沟沿通信》中写道：“我是不相信群众的，群众就只是暴君和顺民的平均罢了。”
抗战胜利后，周作人曾多次引用《东山谈苑》一典：倪元镇为张士信所窘辱，绝口不言。或问之，元镇曰：“一说便俗。”在晚年他更是对杜牧的“忍过事堪喜”激赏不已，并多次表示“寿则多辱”，“即使长命，在四十八岁内死，最为得体”。
冯玉祥反蒋失败后居住泰山读书反思数年，1935年下山到南京后，白天走进主席府，却手持点燃的灯笼，见旁边的人惊奇，便连连说：“太黑暗了！太黑暗了！”
1936年10月，鲁迅致台静农信中说：“我鉴于世故，本拟少管闲事，专事翻译，借以糊口，故本年作文殊不多，继婴大病，槁卧数月，而以前以畏祸隐去之小丑，竟乘风潮，相率出现，乘我危难，大肆攻击，于是倚枕，稍稍报以数鞭，此辈虽猥劣，然实于人心有害，兄殆未见上海文风，近数年来，竟不复尚有人气也。”又在致曹自信中说：“哗啦哗啦大写口号理论的作家，我却觉得他大抵是呆鸟。”此时距鲁去世不足半月，依然一个也不原谅。
1936年10月19日，鲁迅在上海逝世。当时远在日本的郭沫若曾写过三副挽联，其中一联是：“孔子之前，无数孔子，孔子之后，一无孔子 ；鲁迅之前，一无鲁迅，鲁迅之后，无数鲁迅。”
孙伏园挽鲁迅联：“踏《莽原》，刈《野草》，《热风》《奔流》，一生《呐喊》；痛《毁灭》，叹《而已》，《十月》《噩耗》，万众《彷徨》。”孙时任《晨报》副刊编辑，鲁的不少作品都是经孙所编辑发表的。此联甚恰。
胡兰成论鲁迅：“鲁迅的滑稽正是中国平人的壮阔活泼喜悦，比起幽默讽刺，他的是厚意，能调笑。他常把自己装成呆头呆脑，这可爱即在于他的跌宕自喜，很刁。而他却又是非常认真的人，极正大的。鲁迅的毛病是他教育青年之心太切，而他的思想其实很多不对。”
清末才子陈宝琛是末代皇帝溥仪的老师。1931年，溥仪瞒着陈宝琛潜往东北。出于对故主的眷恋，陈跟踪而至，但在郑孝胥的排挤下，陈已失势。被逐出东北时，陈泣不成言，只说“愿皇上保重”。1932年伪满成立，陈又前往东北探望溥仪，与友人对酌时作一对联曰：“日暮那堪途更远，中干岂察外犹强。”讽刺日本入侵者。
1935年，中国最后一个帝师陈宝琛走完了自己的一生，临终他给溥仪的遗折上写道：“衔悲以入地。”
1936年，罗家伦选定希特勒的《我之奋斗》为商务印书馆“星期标准书”之一，并作序云：“希特拉之崛起于德国，在近代史上为一大奇迹。”
1935年冬，施剑翘在天津居士林开枪打死了阴谋策划政变的孙传芳。施剑翘的父亲，山东省第一军军长施从滨于20世纪20年代被孙传芳杀害，枭首示众。剑翘怀着为父报仇的决心，经过多年准备，终于得手。打完三枪后，剑翘自己打电话报警，投案自首。入狱后，经冯玉祥、李烈钧等人多方努力，南京政府迫于社会和舆论对剑翘的同情与支持，对她做出了特赦决定。
孙传芳是北洋军阀时期的东南五省联军总司令。当时孙中山首倡，袁世凯发扬光大，都说要当人民公仆。孙传芳看了报纸几乎笑破肚皮。孙传芳说那些争当人民公仆的其实都是骗子，他要当就当人民的父母，不当人民的公仆。因为当仆人的没一个好东西，不是拐骗主人的小老婆就是偷主人的钱财，而天下当父母的没有一个不爱自己孩子的。
有人拿华北的“汉奸三大王”，比做科名里的状元、榜眼、探花：状元是王克敏，榜眼是王揖唐，探花是王荫泰。
张学良以敢作敢为著称，其做派连戴笠也为之胆怯。西安事变之后，张学良送蒋介石回南京。蒋介石一见戴，就问：“雨农，你们的特务工作是怎么做的？西安这样大的行动，事前竟丝毫没有察觉。”戴回答说：“对副司令我们不敢做特务工作。”
张学良胸怀坦荡，用人不疑。骑兵团刘桂五是东北军中的神枪手。张学良临潼拘蒋，就是用他打头阵。为了使刘熟悉地形并认识蒋介石，张头一天便带了刘去华清池见蒋。张托词说刘一心想抗日，自己说服不了，请委员长亲加教训。刘后来回忆说，副司令胆子可真大，把我介绍给蒋后，径自去邻室和蒋的左右闲聊，竟不怕我告密！
西安事变后，南京政府命李烈钧、朱培德、卢仲麟组成军事法庭审判张学良。李问张为什么要劫持长官，进行叛变。张愤然回答道：“我过去毅然决定东北易帜服从中央。九一八事变奉命不抵抗，至遭国人唾骂。我国难家仇集一身，所以要求蒋委员长领导抗日，难道抗日也有罪？这次事变的经过，蒋委员长知道得最清楚，请审判长自己去问好了。”
1937年，竺可桢去香港出席远东气象会议。港督安排晚宴时竟然把中国代表排在末尾。竺可桢认为这是故意损害中国国格，不能容忍，便与另外两名中国代表一起愤然离席以示抗议。
竺可桢研究物候学，曾引用李白诗《塞下曲》中的“五月天山雪，无花只有寒。笛中闻折柳，春色未曾看”。说明长江黄河流域海拔四千米处不但无夏也无春秋。
戴望舒代表作《雨巷》为叶圣陶赏识，始发表于《小说月报》。叶称赞其诗“替新诗底音节开了一个新纪元”，戴由此得“雨巷诗人”雅号。
辜鸿铭对外国银行无好感，他说：“银行家是晴天把伞借给你，雨天又凶巴巴地把伞收回去的那种人。”此语甚恰，曾被收进《英国谚语》。
唐人卢纶《塞下曲》云：“月黑雁飞高，单于夜遁逃。欲将轻骑逐，大雪满弓刀。”华罗庚写诗质疑道：“北方大雪时，群雁早南归。月黑天高处，怎得见雁飞？”但也有学者说：“北塞早雪尚有雁，雪光映天雁可见。”
苏步青任复旦大学校长时说：“如果允许复旦大学单独招生，我的意见是第一堂先考语文，考后就判卷子。不合格的，以下的功课就不要考了。语文你都不行，别的是学不通的。”
林语堂在杭州玉泉买了一个铜雀瓦，付款后对摊主说这是假的。摊主严词诘问：“你为什么要买假古董？”林回答：“我就是专门收藏假古董的。”
1937年5月5日，黄炎培不顾风险，到苏州江苏高等法院看守所，看望国民党逮捕的“七君子”（沈钧儒、章乃器、邹韬奋、沙千里、史良、李公朴、王造时），不仅与他们合影，还赋诗一首：“锁铜烟尘白日昏，端阳风雨叩圜门。长城万里梅千树，随意挥毫见国魂。”
对于议政，周作人说：“有话未必可说，说了未必有效，何况未必有话。”
鲁迅熟知其弟周作人的“日本情结”，在逝世前叫三弟周建人转告他：“遇到此等重大问题时，亦不可过于后退。”1932年回北京省亲时，鲁迅在给许广平的信中道：“周启明颇昏，不知外事。”但大哥担心的事情最后还是发生了。
周作人在《谈虎集•北沟沿通信》中写道：“我是不相信群众的，群众就只是暴君和顺民的平均罢了。”
抗战胜利后，周作人曾多次引用《东山谈苑》一典：倪元镇为张士信所窘辱，绝口不言。或问之，元镇曰：“一说便俗。”在晚年他更是对杜牧的“忍过事堪喜”激赏不已，并多次表示“寿则多辱”，“即使长命，在四十八岁内死，最为得体”。
